第五篇 《复杂混乱病态的希特勒家族》

希特勒的父亲最为令人震惊的，还不是他的“犹太杂种”（这一名词后来纳粹党人的典型用词，绝对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出自“希特勒下意识的自我否定”）出身，而是老希特勒自己的血亲乱伦行为生出了阿道夫·希特勒。这一复杂、混乱、病态的家族情况，极为不名誉，结果从反面刺激了希特勒，使得希特勒成为一个变态的“种族纯净”的追求者。但是不论他怎样追求，他都无法磨掉自己身上的乱伦结果，于是他只好让自己绝育，而且还极为不人道的禁止他的同父同母妹妹保拉结婚，很可能就是怕她传下了“孽种”。

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伊斯于1895年在林茨海关总局任职时，购买了霍菲尔德村的一幢房子连同三万八千平方米的地产，全家迁入此间。当年6月他提前退休。这个来历不明的杂种，在社会上唯唯诺诺，在家中却是一个暴君，经常打骂孩子。有一次他把大儿子打得不省人事，另一次又几乎把阿道夫打死。他还经常在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由孩子们将他搀扶回家。到了家中，他就开始大发酒疯。退休后他靠领取退休金过活，更是经常酗酒，变得焦躁不安，易于激动，他要求家庭必须保持一种绝对的服从，这就导致了同日益长大成人的小阿洛伊斯的冲突。这种状况后来糟得令人难以忍受，以致小阿洛伊斯在十四岁那年离家出走。阿道夫则从此成了父亲的出气筒，阿道夫虽是母亲的娇子，可柔顺的母亲也保护不了他。



小阿洛伊斯的出走，据他儿子亦即阿道夫的侄子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说，主要是因为继母一直虐待他，并在他们父子间挑拨是非。父亲原准备送他到一所技术学校深造，希望他成为一名工程师。在第三次婚姻前，阿洛伊斯是十分疼爱大儿子的，并对他寄予厚望。克拉拉的挑拨使阿诺伊斯不再关心大儿子，并开始为阿道夫的教育积钱凑款。继母的计划终于如愿以偿了，而小阿洛伊斯只得离家当了名小侍者，在一家饭店跑堂。这份职业当然不会让这个“希特勒”满意。



小阿洛伊斯一生中有好多时间在吃官司。1900年，他因偷窃被判了五个月的徒刑，1902年又因重犯前科而坐了八个月的牢。出狱后，他到伦敦当了名侍者。1909年他同爱尔兰姑娘布丽奇特·道林结婚。1911年生下威廉。1913年他抛家别子，独自回到德国。他的婚姻很不美满，仅在四年间，家庭就破裂了好几回。他的血液中有私生子老爸的恶棍成分，他们一家人都注定要惹事生非。据说他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后大发酒疯，不仅打妻子，甚至还想打襁褓中的婴儿。夫妻曾分居了一阵，后来他就去了维也纳。



1924年，小阿洛伊斯因犯重婚罪被传上汉堡法庭，本来要判六个月的刑，但由于原妻未起诉，才免于“三进官”。他同那名不合法的德国妻子生了一个私生子。在这期间，他从没有给原来的妻子和孩子寄过钱。他后来从事过很多行当。1934年。他在柏林开了家饭馆，以后，这家饭馆成了冲锋队员们的聚合场所。



据其儿子威廉说，小阿洛伊斯在孩提时代就十分憎恨阿道夫，他抱怨后娘惯坏了弟弟，以致自己经常被迫做阿道夫份内的家务。阿道夫也经常搞些恶作剧，使哥哥备受克拉拉的责骂，乃至父亲的处罚。小阿洛伊斯常对人讲，他小时候经常拧阿道夫的脖子。阿道夫对同父异母的哥哥非常讨厌，在《我的奋斗》中他提都不提哥哥，也不许别人在他面前提到这个人。阿道夫态度倨傲，对所有亲属都要加以干涉、制约。希特勒掌权后，兄弟俩无甚来往。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小阿洛伊斯在柏林郊区先开发一家啤酒店，战争爆发后就搬到首都繁华的西区维登堡广场，从此顾客盈门，买卖兴隆。



阿道夫的异母姐姐安吉拉也许是这一家族中最正常的。人们一致认为她既勤劳又善良，但是为人很凶。小时候，尽管她十分埋怨母亲对阿道夫的宠溺，但还是非常喜欢他。1907年克拉拉去世时，留给了孩子们一小笔遗产。由于两个女孩最需要照顾。兄弟俩便把自己的一份送给了她们，阿道夫给了安吉拉，阿洛伊斯给了妹妹保拉。后来，安吉拉嫁给了税务官拉包尔。但很不幸，婚后不久丈夫就死了，她又返回维也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在一所犹太学校当食堂经理，在一次学生骚乱中，她曾想方设法保护犹太学生，使他们免遭袭击。她像希特勒一样，始终都和犹太人密切相关。



安吉拉对弟弟怀有深厚的感情。当阿道夫被囚于兰兹贝格时，安吉拉千里迢迢从维也纳赶来探望。1924年，她带着女儿吉莉迁居慕尼黑，并为希特勒管家。后来她又在伯希特斯加登为其管家。此后一时期，在纳粹党人圈子里就常听到他们谈起她为希特勒做的他非常爱吃的维也纳点心和甜食。她于1936年离开希特勒，嫁给德累斯顿的一位建筑学教授。希特勒当时已是总理兼独裁者，对他的姐姐也有一种病态的占有心理，所以她的离去和结婚使他很不高兴，连结婚礼物也不肯送。也有人说，安吉拉的离去是因为和戈林密商在伯希特斯加登毗邻他的宅第处购置田产，这使希特勒老羞成怒，责令她离开。



安吉拉是阿道夫一家人唯一一个在他后半生仍然密切来往的人，如果说有例外的话，那就是她的女儿吉莉·拉包尔，一个美丽的金发女人，希特勒一生中只有同她发生过真正的爱情。这种爱情是希特勒对他姐姐的依恋的畸形转嫁，而从舅舅和外甥女近亲乱伦方面看，则完全是阿道夫父母的翻版。



比阿道夫小七岁的妹妹保拉在孩提时代就同阿道夫难以相处，他们互相嫉妒和争吵，特别当小阿洛伊斯帮助保拉时，他俩的关系就会僵。母亲克拉拉死后，保拉的行踪一行是个谜。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她穷困潦倒地栖身于维也纳的一个阁楼里。当时，她的职业是为一家保险公司抄写信封地址，人们都称她为沃尔夫太太。有一次，布卢克医生前去拜访她，希望她能代他向希特勒求情，允许他流放出国时携带一些钱财。医生敲了好几下门，不见回音。后来，沃尔太太的邻居出来告诉医生，沃尔夫太太脾气很古怪，从不见任何人，并答应替医生转交信。于是医生在信上详细谈了自己的困难。第二天，他抱着能同她面谈的希望，又来到那里，然而邻居只对他说保拉愿意尽力帮助他，事情就此结束。



据说，从母亲克拉拉去世到1933年希特勒当上总理这段时间里，保拉和希特勒形同路人，希特勒从未在任何场合提到过保拉，只是每月给她一小笔生活津贴，使其免遭贫困，避开舆论的关注。1939年，威廉在拜罗伊特的庆典大会上遇到保拉，那时她以沃尔夫太太的称呼出席庆典。希特勒也从未向任何人说她是自己的妹妹，只说她有些弱智，不爱讲话。希特勒就是诞生和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并在这个家庭中受到薰陶和影响。



2005年8月4日英国《卫报》报道：两位历史学家昨天称，他们对德国发现希特勒妹妹保拉所写的一本日记感到振奋。他们称，这将为人们了解希特勒不正常的家庭生活提供重大线索。在德国某地出土的保拉日记披露称，希特勒在十几岁时是一个小霸王，他经常打他的妹妹。当回忆她的童年时光时，保拉写道：“我再次被我哥打了一个耳光。”



历史学家里拜克和贝埃尔公布了这一用打字机写成的日纪。里拜克是德国阿卑尔沙兹伯格当代历史研究所所长，贝埃尔则已出版了数本有关希特勒的著作。他们说，科学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文件的真实性。



其它内幕还包括曾被认为是希特勒家庭无辜旁观者的保拉曾与大屠杀事件中一名最臭名昭著的死亡医生定婚。里拜克告诉《卫报》：“这是我们首次能够通过一个小孩的视线了解希特勒的家庭。对于保拉来说，希特勒是哥哥，是一位跟父亲一样的人物。他对保拉很严格，经常打她的耳光。她天真地认为这一切都是对的，因为她认为这对于她的教育有好处。”



两位历史学家还发现了希特勒同母异父弟弟阿洛斯和妹妹安吉拉合著的一本回忆录。回忆录的一个节选部分形容了希特勒的父亲是如何暴打希特勒的及希特勒的母亲又是如何保护她的儿子逃过殴打的。回忆录称：“由于担心父亲在暴怒中无法控制自己，她决定结束殴打行为。她上了阁楼，用身体护住了躺在地板上的希特勒，但却没有逃过父亲的殴打。她一言不发地忍受着这一切。”



贝埃尔说：“公众以前从不知道这一情况。第三帝国的恐怖是在希特勒自己的家中培养的。”



贝埃尔的研究也使他获得了俄罗斯的审讯文件，审讯文件披露，保拉事实上曾与在战争期间用毒气毒死4000人的死亡医生吉科利乌斯定婚。贝埃尔说：“在这之前，人们一直认为保拉很清白，但是她可怜无助的形象被突然改变了。在我看来，她将与奥地利犯下最严重罪行的一名罪犯结婚的事实意味着她也与死亡、恐怖和毒气室有关。”里拜克称：“对于我来说，发现保拉将与吉科利乌斯结婚是我整个研究生涯中最令人震惊的。”



由于希特勒的反对，保拉最终没能嫁给吉科利乌斯。里拜克说：“吉科利乌斯前往柏林请求希特勒同意他娶保拉，但他在路上遇到了盖世太保。他被送往东部前线并被俄国人抓获。”



其它令人大开眼界的文件包括一家庭帐本，帐本上纪录在1908年春天希特勒曾借到900奥地利克朗，这笔钱足够一个年轻人一年的生活费，这就澄清了有关希特勒在维也纳过着“饥饿艺术家”生活的神话。



德国电视台ZDF六年前请这两位历史学家开展相关的研究。他们的成果将在一周一部45分钟的纪录片中播出，纪录片还采访了希持勒的两个亲属。里拜克说：“这是这些人首次公开谈论在希特勒阴影下的生活。他们并没有给自己的过去披上浪漫的色彩。他们非常谦逊，他们的一生都在希特勒的阴影中度过。”



《希特勒家族》（新星出版社2007年1月版，德国人沃尔夫冈·茨德拉著，黄雪媛译）写道：



在独裁者哥哥的眼里，姐妹们无足轻重。他寄给她的礼物，都是些挑剩下的东西，几乎就是垃圾。



门铃响了。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女子应声去开门，她一头浓密的黑发高高盘在头顶。今天并没有什么访客啊，她暗自奇怪。门打开了，站在她面前的年轻男人留着一小撮短短的胡须，理着分头，头发剪得很短，发胶水把两边头发压得整整齐齐。这是谁呢？“他站在门口，我却一点没有认出他来。”她日后回忆当时的情景。这个年轻女子的名字叫保拉·希特勒，日历上的年份是1920年，门外的男人便是她的哥哥阿道夫·希特勒，他刚刚从慕尼黑来。



保拉·希特勒



保拉·希特勒还是11岁的小女孩时，哥哥就从她身边消失了。13年来音讯全无。在1910至1911年间，保拉曾好几次写信给维也纳的哥哥，但她从未收到过回信，也没有任何人捎来哥哥的消息。所以，当这位比她大7岁的哥哥突然闯入她的生活，保拉无法控制自己的怨言：“我对他说，假如这些年来，身边有哥哥在的话，我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可是他却回答：我自己也一无所有，拿什么来帮你呢？我之所以从未写信给你，就是因为我帮不了你什么忙。”



阿道夫·希特勒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妹妹平静下来。他对妹妹大献殷勤，揣上钱包，带着妹妹进城去购物。保拉满心欢喜地穿上了哥哥掏钱买的漂亮新衣：“哥哥的这一举动让我难以忘怀。”



1896年1月21日，保拉·希特勒出生在希特勒家的哈费尔德农庄。是克拉拉·希特勒的第六个孩子。在保拉出生前，三个孩子，古斯塔夫、伊达和奥托已经夭亡。保拉4岁时，另一个哥哥埃德蒙也病死了。保拉出世时，58岁的父亲老阿罗伊斯已经退休一年，为了不至于虚度光阴，他开始钻研上了农活。



保拉上了勒沃丁的国民小学。她很用功，但功课一般。7岁时，父亲在酒馆里突然死亡，从此，她可依靠的只有母亲一个人了。其时，姐姐安吉拉已经离开家里，嫁给了林茨的公务员列奥·劳巴尔。所有人都看得出，在这个家里，母亲最宠爱的是保拉的哥哥阿道夫。克拉拉·希特勒偏袒儿子的一切，他的留级、他的懒惰，以及他异想天开要当画家的想法，她都给予原谅和袒护。阿道夫在辍学后也用不着替家里人分担家务，或者挣钱贴补家用。他不是东游西逛，就是在剧院里听歌剧消磨时间。而保拉这个小妹妹却要按母亲的要求，处处尊重这位阿道夫哥哥。 　



被苛求的女孩儿



保拉11岁的生日被坏消息笼罩。母亲克拉拉躺在医院里，刚刚经历了一次切除癌肿瘤的胸腔手术，但是体内的癌细胞已经转移。



1907年，希特勒一家离开了林茨那个四楼的寓所，搬到了多瑙河对岸乌尔法的一处住所。保拉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家中虽有“汉妮”姨妈帮忙照料，但母亲已经无法操持日常家务了。家务的重担也落到了小女孩的肩膀上。放学回家后，11岁的保拉得尽力帮着做饭打扫，而她18岁的哥哥阿道夫本应该体谅小妹妹在这个有重病号的家中所要应付的困难，但他满脑子只有自己那些计划。这年的9月初，哥哥阿道夫去了维也纳，那里的艺术学院在召唤他。



现在，兄弟姐妹中只剩下妹妹保拉独自在家，还有个驼背的姨妈相伴。姐姐安吉拉只是定期过来看望。保拉得给病重的母亲喂水，帮她擦干净额头，然后一筹莫展地看着因疼痛而缩成一团的母亲。当阿道夫从维也纳回到家中，克拉拉已经奄奄一息。做哥哥的突然戏剧性地过问起妹妹的教育来。“阿道夫翻了翻妹妹的作业簿，认为小保拉读书不够用功，辜负了母亲的期望。所以他拉过妹妹的手，带她到母亲的病榻前，让保拉把手递给母亲，向母亲郑重许诺，一定要勤奋学习，做一个好学生。”这算是阿道夫为他的小妹妹做的最后一件事。安葬母亲后，阿道夫和监护人约瑟夫·迈尔霍夫处理了遗产。保拉分到了一些家具。姐姐安吉拉把精神恍惚的保拉接到自己家中。然后阿道夫便直奔维也纳而去。



为钱争斗



保拉成了父母双亡的孤儿。她和哥哥阿道夫每月可领取政府50克朗的孤儿津贴，兄妹俩每年共600克朗，这笔钱一直可以领到24周岁。因为领取津贴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年轻的阿道夫便悄悄使诈，他牺牲了妹妹保拉的利益，为自己谋得了一半的津贴。首先，他在写给政府部门的信中做了手脚。他写道：



尊敬的保险储金会负责人！



两名申请人恳请发放属其名下的孤儿津贴金额。申请人的母亲，海关官员的遗孀已于1907年12月21日因病去世，因而申请人已成孤儿，而且双双都未成年，尚无能力养活自己。其中，申请人之一阿道夫·希特勒于1889年4月20日出生在布劳瑙，申请人保拉·希特勒于1898年1月21日出生在上奥地利兰姆巴赫地区的费舍汉姆。监护人是林茨地区勒沃丁的约瑟夫·迈尔霍夫先生。两名申请人均属林茨行政区管理。特此重复申请要求。



阿道夫·希特勒，保拉·希特勒



乌尔法



1908年2月10日



在这封信里，阿道夫隐瞒了妹妹的真实年龄，把保拉的出生年龄推后了两年，也就是说，保拉比实际年龄小了两岁。阿道夫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政府机关相信了这个虚报的出生年龄，那么他们就能多领两年的孤儿津贴。这封申请文件中还有一处弄虚作假的地方：阿道夫伪造了保拉的签名。两个名字明显都出自阿道夫一人之手。最终，政府机关识破了文件中的破绽，要求监护人重新写一份申请，才予以受理。



更为过分的是，阿道夫把孤儿津贴中的一半，也就是25克朗，收入自己囊中。根据奥地利工资法规定，孤儿津贴只发放给还在上学和职业培训期间的未成年人。阿道夫向政府部门和监护人信誓旦旦，表示将去维也纳攻读艺术学院。事实上，他从未被艺术学院录取过，也没有参加过其他职业培训。



这笔孤儿津贴对保拉却很重要，姐姐安吉拉可以用这笔钱来补贴家用。1910年，安吉拉丈夫亡故后，生活重担落在了安吉拉身上。她除了要抚养自己的三个孩子，即格丽、列奥和艾尔弗里德之外，还要照顾妹妹保拉。由于丈夫生前供职年数有限，所以安吉拉领到的寡妇抚恤金也少得可怜。安吉拉和监护人渐渐发现，阿道夫除了没去学手艺或者上艺术学院，其他什么五花八门的事都做了。50克朗的孤儿津贴理应归保拉所有。“25克朗是不够我生活的，”保拉说：“我的监护人发现，阿道夫在维也纳打工。”于是，保拉给维也纳的哥哥写了信。当然，她毫不奇怪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友好的方式不起效果，安吉拉和监护人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他们找到了林茨市一家地区法院。阿道夫抢在法庭判定前主动提出放弃他那份孤儿津贴。法院于1911年5月4日向两兄妹的监护人迈尔霍夫发函，登记号为PV49/3-24，信函中说：“阿道夫·希特勒，居住地址维也纳第20区，梅德曼大街27号，目前以绘画为生。他已经向列奥帕德城区法院提出书面声明，表示他可以供养自己，另外，阿道夫的姨妈约翰娜·波尔兹尔给了他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用来资助他进修美术专业的计划，总之他比妹妹保拉受到更多的优待。所以从申请人阿道夫·希特勒的情况来看，每年共600克朗的孤儿津贴从现在起可以没有疑义地全部归到保拉·希特勒名下，用作其教育费用。”



保拉上了林茨的一所女子中学，之后又读了个商务培训的文凭，还学会了打字。她的职业目标是当一名秘书。姐姐安吉拉从1915年起在维也纳有了一份女学徒宿舍主管的职位，1920年又换到一家犹太人大学食堂，做厨房主管的美差。保拉也随姐姐来到维也纳，安吉拉帮着妹妹一起寻找工作。1920年，保拉已满24周岁，孤儿津贴停止发放。保拉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成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维也纳布拉特大街的联邦保险机构任职。这份工作保拉一直做到1930年。



爱的替代



保拉的生活中没有爱情，她一辈子都没有结婚，也从未和某个男友一起露面。



1920年，保拉和哥哥阿道夫重逢。一年后，兄妹俩再次见面。“我们一起去了林茨附近父母的墓地，”保拉说：“这是他的建议。然后我们在林茨告别。他回到慕尼黑，我回到了维也纳。”1923年，保拉第一次出国旅行，她去了慕尼黑看望哥哥。阿道夫·希特勒此时已经是慕尼黑的一个知名人物。他成了德国纳粹党的领袖，大权独揽。他如果在慕尼黑哪家啤酒馆露面，哪里就是一派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的景象。纳粹党内活动的大笔开支，还有哥哥乘坐的豪华轿车等等，都让保拉感受到哥哥阿道夫所过的生活很富有。但阿道夫没有想过要把保拉留在慕尼黑，让她在纳粹党的某个办公机构帮忙，或者替他管理家务。保拉自己也没有这个想法。



后来，阿道夫·希特勒策划慕尼黑暴动事件失败，妹妹保拉只是通过奥地利的报纸关注此事。她也没有和姐姐安吉拉一样，去监狱看望阿道夫。兄妹俩只限于偶尔书信来往，或者寄张明信片。直到1929年，情况才有所改变。阿道夫让外甥女格丽代为通知，他要邀请全家人去纽伦堡参加纳粹党的党代会。格丽给家人寄了入场券。于是，所有人都来了：姐姐安吉拉带着她的另外两个孩子列奥和艾尔弗里德，哥哥阿罗伊斯和妻子海特以及儿子威廉·帕特里克，保拉以及老家林区的几位姨妈。这是20年来希特勒一家第一次家庭团聚。



希特勒这个姓氏在她的生命中砸的第一个窟窿是1930年8月2日，保拉被迫辞去了奥地利联邦保险机构的职务：“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了我哥哥是谁。”保拉失业了，没有任何收入。困境中，她不得不又去慕尼黑找阿道夫。“他表示十分理解我的处境，并向我保证，他将来会负责我的生活。”阿道夫用钱来解决问题：他自此每个月给保拉汇250马克生活费。1938年奥地利并入德国后，他每月给保拉的钱增加到了500马克。这笔钱虽然并不特别丰厚，但却超过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收入。



保拉·希特勒的生活这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34岁的她不再有固定的工作。她成了一个没有职业的提前退休者。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她去世。她从维也纳舍恩伯格大街52号搬到了盖斯特豪夫大街26幢3号的一处寓所。她的生活自此完全依靠她的哥哥阿道夫。和从前一样，她还是很少见到他，一般一年见一次面，或者是在她去上萨尔茨山别墅住上一两个星期的时候，或者去慕尼黑和柏林参加庆典活动，去拜罗伊特看瓦格纳歌剧，或者去参加纳粹党的党代会等场合碰到哥哥。



除此之外，保拉只是通过报纸和电台了解阿道夫·希特勒的各种消息。通常，他每年会给她寄一张或两张明信片，写上几句不冷不热的问候，圣诞节的时候，偶尔给她寄一笔钱。曾经有一年圣诞，阿道夫给她寄了3000马克。



1936年，阿道夫·希特勒邀请他妹妹去观看加密什的冬季奥运会。兄妹俩在观看比赛的现场见了面。这年冬奥会在2月6日至16日举行，运动员在滑雪、速滑、花样滑冰、冰球和山坡冰道划撬项目上争夺金银铜牌。德国队拿到了三枚金牌、三枚银牌取得第二名，排在挪威之后。



比赛间隙，兄妹俩进行了私人谈话。希特勒提出了一个神秘的要求。他要保拉放弃希特勒姓氏，说是为了保证她的安全。她将改姓为“沃尔夫”，并且“要过绝对隐居的生活，这对我来说是道强制性的命令。自那以后，我就一直隐姓埋名地生活”，保拉回忆道。“沃尔夫”是20年代初期阿道夫·希特勒在政界奋斗时代使用的假名。还有同党战友送给他的一份礼物──他的第一条牧羊犬，也叫“沃尔夫”。阿道夫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剥夺了保拉的姓氏和身份。此后的保拉得一直顶着一个陌生的名字生活，在公开场合她也不能表明自己是希特勒家人的身份。她作为元首妹妹的角色就这样突然中止了。她必须匿名生活，没有人会认识她。这对保拉是个打击。她申请了一本新的护照，上面写着她杜撰的出生日期：1896年11月21日，比她实际年龄要小10个月。



保拉和哥哥阿道夫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1938年，墨索里尼访问德国，兄妹俩在慕尼黑见面；1939年，在拜伊罗特；1940年，在柏林。之后她就只见过阿道夫一面了。“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哥哥阿道夫是1941年3月，在维也纳。”这次见面，保拉向哥哥表达了一个愿望：她只有维也纳的一个小公寓，她想在乡下买一栋房子。为此她需要一笔钱。希特勒给了她8000马克。保拉于是在林区老家附近梅克修道院北边一个叫魏滕的地方买下了一栋复式楼，由两小幢紧挨着的房子组成，还带一个相当大的花园。由她和表弟爱德华·施密特共同居住，产权证明上登记的是爱德华的名字。



二战期间，保拉有时住在维也纳，有时回老家住。哥哥阿道夫给她的钱足够生活。保拉也曾经去维也纳一家野战军医院做过一段文秘工作，希望能在后方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但她不久就放弃了，“因为身体状况而无法坚持”。随着年龄增长，保拉的病越来越多，她患有高血压、风湿痛，视力也严重下降。此外还有严重的情绪波动，直到她患上抑郁症。



现在，保拉和哥哥的联系只限于偶尔打电话或写信。阿道夫·希特勒会在过节时给她寄一些小礼物。写信的语气也都是冷淡客气的。1942年希特勒给保拉写了下面一封短信：



亲爱的保拉！



我生日时收到很多礼物。你可以品尝一下，希望这些食物都合你的胃口。



也许你可以把其中一些食品分送给弗里德的孩子们。那块肉香肠，是西班牙的一个代表处送来的，当地检疫也许不是很严格，所以你吃前最好煮一下或者煎透。



致以衷心的问候。



这就是这位独裁者哥哥给妹妹写的信。他寄给她的礼物实际上是些挑剩下的东西，几乎就是垃圾。没有一样是阿道夫自己挑选或出钱购买的礼物。而且，就这些东西，保拉还得分给姐姐安吉拉的女儿艾尔弗里德的孩子们。保拉不知情的是：希特勒把肉香肠分作了三份，姐姐安吉拉和艾娃·勃劳恩的父母各得一份。附给保拉的信和写给他们的毫无二致。希特勒不愿花费时间分别写信问候。姐妹们对他而言无足轻重。



哥哥的阴影



战争快结束之前，阿道夫·希特勒意识到败局已定，末日即将降临。他打算把妹妹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此时，苏联军队步步逼近，已经距离保拉和她的女友──女教师格蕾特·鲍尔居住的魏滕不到100公里的地方。绝望的保拉正把一些私人文件、一台打字机、三袋子衣物藏到魏滕家中的阁楼和屋外的蜂窝里。但后来这些物品还是被苏联士兵发现。



希特勒委托马丁·波尔曼去救保拉。1945年4月中旬，马丁派的两个人坐着梅塞德斯车来到保拉在魏滕的家。“一个司机走进屋里，告诉我，他的任务是把我带到上萨尔茨山。两小时后就得离开这里。我很吃惊，因为我根本没想到会这样。我说，两小时内我无论如何都收拾不完……他们同意了第二天早晨再走。”保拉回忆道。她急急忙忙地整理行装。4月14日，她被带到了贝希特加腾，她的行李被放在了纳粹党内部旅馆“贝希特加腾饭店”里，然后她又被带到附近弗德布兰特的底特里希·艾克哈特府上。1923年，希特勒曾经在这座房子里拜访过他的那位诗人朋友。没有人认出保拉·沃尔夫来。



柏林的阿道夫·希特勒派了他的私人助理绍布前来探望，绍布于1946年4月26日到达贝希特加腾。于是，在“贝希特加腾饭店”有了一次三人会面：绍布，保拉，出人意料的还有从德累斯顿被带来此地的姐姐安吉拉。对保拉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意外：绍布从他行李中取出10万马克现金，交给姐妹俩，这是阿道夫的安排。这笔巨款加上姐妹俩另存在贝希特加腾抵押贴现银行的一笔1万马克的存款，可能在1945年5月初被进入贝希特加腾的美国军队没收了。保拉存放在旅馆的行李也落入了美国兵手中。保拉继续躲藏在海拔1070米的一处山区农家住宅里。“我的一日三餐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吃，和其他人没有什么接触，我不认识那座宅子里任何一个人。”保拉的身边只留下一个衣箱。美国人发现了保拉的藏身处，审讯了她好几次，但他们没有查出保拉·希特勒个人有什么罪行，她也没有加入过纳粹党，尽管保拉在审讯时坚持说：“关于集中营里发生的罪行，我不相信是我哥哥发布的命令，也许他根本不知道那里发生的罪恶。”美国军队命令保拉必须呆在山上，不能外出，这算是对她的一种较为温和的软禁处罚。1945年，保拉被允许搬到阿尔卑斯山区的弗德布兰特居住。 　



新的角色



贝希特加腾和周围的山将成为保拉度过人生最后阶段的地方，这片土地也是她哥哥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保拉给自己的角色赋予了一个新的定义：过去在纳粹年代，她不被允许以希特勒家族成员的身份生活，而现在的她却是阿道夫·希特勒唯一一个活着的至亲，是“元首的妹妹”。



她的经济状况十分窘迫。她靠朋友熟人的接济过活，常常抱怨过去的好时光一去不返。“锦衣美食的年代过去了，遥远得像一个梦。”各种费用让她叫苦不迭：“虽然房间的租金已经打折，但我一听这个价就不愿支付，我更不愿靠赊账过活，这种日子实在没什么意思。”她租了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和一个晾衣架。她在1949年3月写给一个熟人的信中说道：“由于情况变化，我从家里带来的衣物如今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件。它们现在看上去又过时、又破旧，让我根本提不起兴致去外面走走。我没钱来重新拾掇自己的外表……从我这最后几行字中您不难看出我抑郁的心情。”1948年，保拉申请国家生活补贴，但被受理法院拒绝。直到很久以后，保拉才得到了一笔生活补助金。



1960年6月1日早上8点半，保拉死于心脏病，也许对生活的长期不满也是导致了她过早去世的原因之一。她生命中最后几个星期是在贝希特加腾附近舍瑙尔她的朋友玛利亚·芮特家度过的，玛丽亚曾是阿道夫·希特勒20年代的女友和情人。给保拉做治疗的医生格尔特·布拉特克回忆说：“她明显早衰。她当时才不到60岁，看上去却像80岁了。”在圣灵降临节的星期六，保拉·希特勒下葬于舍瑙尔的一处新公墓。100个参加葬礼的人当中，没有人发表讲话，也没有神职人员发言。正如保拉·希特勒生前的默默无闻一样，她的离去也是悄无声息的。



《希特勒家族》的第五章名叫《希特勒对抗希特勒》，感觉好像是希特勒家族的另外某些成员正气凛然，毅然站到与希特勒对抗的一面。可惜，按照作者的叙述，我只是看到一个想从叔叔阿道夫·希特勒那儿谋得一些利益的英国小伙。在这位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心目中，“他的叔叔端坐在帝国总理府，统治着整个德国，手里攥着国家和纳粹党的大把钱财，只要希特勒一个点头，他威廉就能衣食无忧。”，在这位威廉甩出杀手锏之下，希特勒为他安排了工作，但也不是他预想中的“一个俸禄优厚的经理职位”，而只是“做做会计，抄抄写写，翻译文件，每月薪酬189马克”的工作。之后，因为一系列变故，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和他的叔叔一样，成为了失意青年，并于1939年辗转离开德国，和母亲来到了美国。从此，威廉开始了其“反纳粹斗士”的生涯，公开揭露希特勒的犹太人背景、揭露纳粹德国的虚伪混乱，后来又想法设法加入了美军。但假如设想一下，阿道夫·希特勒当初给予了威廉足够多的恩惠，让他心满意足，这位威廉是否会再站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对立面呢？恐怕是不会的。他的人性也许并没那么高尚。当那位威廉·希特勒能过上享受的日子时，犹太人的生死对他这个同样具有犹太人血统的小希特勒来说，就是无关紧要的了。小希特勒和他叔叔，毕竟有相当部分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希特勒家族》里收入了两张格丽的相片，有网文作者评论说：“第一张着实恐怖，第二张是远照，朦胧看去似乎还好；但是Google一下Geli Raubal的照片，估计你就会觉得希特勒的审美观之差了。另外，书中有一句话是形容格丽的妈妈、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希特勒的姐姐看上去像个男人。所有人都怕她。上萨尔茨山的工人们都怕她。’有这样一位母亲，女儿的容貌便可想知。相比之下，艾娃的容貌就好得多了，虽然依然有一抹男子的英气。莫非多少有些女人气的希特勒，就是喜欢这样的男性化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