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索罗斯老了，卖不了钱

谢选骏：索罗斯老了，卖不了钱

有一句中国俚语是诅咒老人政治的，说出来有点恶毒：“牛老可以卖钱，人老卖不了钱。”牛老怎么卖钱？任人宰割。人老怎么卖不了钱？因为食人族的时代过去了，只有弃老洞、养老院可用。但无论弃老洞还是养老院，都不能把老人卖钱，所以“老废物”变成了一句骂人的话。
都说“老人有智慧”、“生姜还是老的辣”，但这个“老”是有其限度的。
拿投机商人索罗斯为例，这个“老”的限度，大约在于七十六岁上下。
乔治·索罗斯（英语：George Soros，1930年8月12日－），本名是施瓦茨·捷尔吉，新华社根据匈牙利语译为“绍罗什”，是匈牙利出生的美国籍犹太裔商人，著名的货币投机家，股票投资者，政治行动主义者和慈善家，声称是“用金融市场来实验自身的哲学理念”，其实就是“投机哲学家”。现在他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和开放社会研究所主席，也是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董事会前成员。
最近，“史上最大败笔”即出自索罗斯“做多了英镑”：2016年6月23日英国“历史性的脱欧公投”结果公布之前，索罗斯选择做多英镑。结果铩羽而归。但是同样一位索罗斯，同样投机英镑汇率，他却曾因1992狙击英镑而声名鹊起！
这里面的区别在哪里？
在于索罗斯老了！年届七十六，却不肯退休。结果自己消灭了自己的神话。这和老废物毛泽东、邓小平一样是“晚节不保”。
据彭博新闻社报道，在英国历史性的脱欧公投结果公布前，索罗斯选择做多英镑。这位亿万富豪曾因1992狙击英镑而声名鹊起。在脱欧公投举行前的几天，索罗斯曾警告称，由于投票人大体低估了脱欧的真实成本，英镑兑美元可能下跌超过20%。英镑创历史性跌幅，本周一再度下挫。
索罗斯事后在6月25日为Project Syndicate撰写的脱欧公投随笔中哀叹说：“现在，许多人担心的灾难性假设成真了，欧盟的瓦解几乎不可逆转。”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思想急转弯！不知是不是由于气糊涂了。
索罗斯在1992年的英镑狙击战中击败英国央行，从英镑空头交易中获利10亿美元，一时间声名大噪。当时，索罗斯笃定英国将被迫让英镑贬值并退出欧洲汇率体系。索罗斯曾经自我吹嘘说，以牺牲英国央行和英国政府为代价，为对冲基金投资者赚取了大量利润，在这方面，他是“幸运的”。
索罗斯真的只是“幸运”，而不是“智慧”。
按照同样的道理，李嘉诚资产缩水11亿美元，巴菲特损失23亿美元。
他们都太老了，卖不了钱了，他们可以不去弃老洞和养老院，但是，千万不要再做决策了。不要再学毛泽东和邓小平了，否则只能贻笑大方了。

谢选骏：百度比谷歌Google更像杀手

谢选骏：百度比谷歌Google更像杀手
我早就指出：“Google 不是一个完整的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
因为我早就发现Google的搜索内容经常会发生不可理喻的变化，对某一词条的搜索内容，会突然从十几万，减低到几万，相差好几倍！
而且，很多在搜狐和百度上可以查到的内容，竟然被Google给屏蔽了。在这种意义上，Google不是一个公平的搜索平台，而是一个带有搜索引擎功能以外的“特殊任务的平台”。
但即使如此，下面的消息还是让人心惊肉跳的：
李彦宏宣战：百度最终要进欧美 挑战谷歌
　　据美国财经媒体CNBC报道称，中国搜索引擎公司CEO李彦宏周五表示，该公司在无人驾驶和金融等新领域寻找发展机遇的同时，最终会把业务扩张到美国和欧洲。
　　李彦宏是在法国巴黎举行的Viva Technology大会上发表上述言论的。李彦宏表示，这种扩张肯定是可能发生的。
　　李彦宏登台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认为我们最终将进入欧洲、美国以及大量其他市场。”

　　李彦宏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些国家，但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战场。搜索正趋于成熟，移动与桌面有很大区别。我们需要找到进入这种新市场的新方法。”
　　百度在中国运营移动和桌面搜索业务，并在中国处于主导地位，其营收的九成以上来自广告。
　　截至目前，百度的国际性扩张还集中在新兴市场。这些市场目前移动增长处于爆发式阶段，而互联网连接正在缓慢地提升。百度已经进入巴西、印度尼西亚以及泰国。百度同时还在移动市场较为先进的日本开展业务。
　　在每个市场，百度专注于推出其搜索引擎的当地语言版本。与此同时，百度还希望将业务扩展其他领域。在印尼，百度有自己的Android应用商城MoboMarket。
　　不过，欧洲和美国是完全不同的市场，其由占据主导地位。鉴于谷歌目前的影响力以及其Android操作系统在欧美移动市场的主导地位，百度想要在欧美占据一席之地并非易事。
　　此外，百度还要同各国监管机构打交道，而中国公司经常遭到刁难，这种情况在美国尤其突出。
　　目前尚不清楚百度可能应用到欧美市场的战略。截至目前，百度已经对美国的打车应用Uber等公司进行投资，这可能帮助其在部分市场获得抓手。
　　其他中国互联网巨头已经开始向欧美进军。中国电商巨头已经在去年在意大利和英国招募了经理人。该公司还与欧洲公司就其支付服务支付宝进行合作，方便中国游客在当地通过其应用进行购买活动。阿里巴巴还专注于让中国消费者在境外使用其服务，或帮助外国人将产品销往中国。这些方面可能是百度可以借鉴的。
　　百度旗下的地图服务目前主要用于帮助中国游客寻找当地的酒店和餐厅。李彦宏表示，地图服务是该公司可以借力的。
　　李彦宏说：“我们将从地图开始，并逐渐扩张至其他领域。”
　　“搜索是否还具有意义？”
　　李彦宏还谈到了更为广义的搜索市场，质疑在面临等公司的挑战时，搜索是否还具有意义。
　　李彦宏说：“我们面临新问题。搜索是否还具有意义？未来人们可以直接进入微信或Facebook等大量其他应用。他们是否还需要搜索？我们需要担忧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应对新的用户习惯，我们需要保持创新，我们需要为我们的用户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Facebook近期向研发者开放了Messenger平台以创建聊天机器人，这一服务内的应用可以帮助人们完成任何事，从订单到回答消费者的服务问题。用户甚至可以获得新闻或天气资讯，以及他们通常去搜索引擎获得的信息。
　　中国用户最多的即时通讯服务微信在其平台上也有很多机器人程序。
　　随着非传统的威胁悄悄地逼近，李彦宏表示，百度一直在专注其他领域。就如同谷歌，百度也在测试无人驾驶技术。此外，百度还在试图进入金融领域，李彦宏称，百度可能未来向人们提供贷款。
　　李彦宏说：“还有大量的新机遇。我认为人们还是会依靠搜索做很多事情，例如寻找信息。不过，我们能做的事情真的还很多。”
……
为什么“李彦宏宣战：百度最终要进欧美 挑战谷歌”的消息，会让人心惊肉跳的？
因为谷歌Google再坏，毕竟不是美国政府能够直接控制的。而百度之类的中国公司却是中国政府可以直接控制的。
政府向来都是自由的天敌。
在西方，三权分立和信息自由，限制了政府的作恶能力。
现在，百度声称要进入欧美，而且还用了一种“宣战”的方式，这还不让大家心惊肉跳？因为百度比谷歌Google更像是杀害信息自由的杀手。
西方的自由，会不会因为“百度”之类的蚕食而日益萎缩？

谢选骏：神秘的祝福调动最大的潜能

谢选骏：神秘的祝福调动最大的潜能

网文《思维与能量的关系》说，人类的大脑是祖先高级生命最完美、最复杂、最伟大、最高级的作品，整个宇宙的运动形式在人脑中得以最完全的体现，所以他就是映现着整个大宇宙、浓缩着大宇宙全部信息的小宇宙，人脑从而具有广泛、巨大、深刻的机械潜能、物理潜能、化学潜能和生命潜能。意识产生于大脑，而思维是意识的最高结构形式，是意识的果实。恩格斯认为“思维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同时它也是最神秘的花朵，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人类才能看见绚丽的朝霞，听到美妙的音乐，闻到醉人的花香，体验丰富多采的生活；才有悲伤与喜悦、痛苦与欢乐和浪漫人生；才有对过去的回忆与留恋、对未来的期待与憧憬；更是借助于它，人类才能认识和改造地球——我们栖息生存的美丽家园。
……
但是，恩格斯只懂“思维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却不懂“思想的主权创造了地球”。
“人生因为有诗而美好。爱人因为情诗而经典。民族因为史诗而伟大。圣经如果只有律法先知，福音使徒书信，没有诗歌智慧，就不完整。”
“盼望人生，因为信神，有了爱与恩典，有了新的诗篇，能够‘从新得力’，‘展翅上腾’。有段圣经这样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四十章28—31节）”
……
这神秘的祝福，可以调动最大的潜能。
因为这是来自思想的主权，而不仅仅是人脑的产物！

谢选骏：商羯罗为什么自杀？

谢选骏：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
所谓“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就是把佛教的社会功能放在佛教的个人修行之前来加以推崇，企图达到某种既能对抗基督教、又能发挥基督教功能的社会效果。
（一）
佛光山寺是一座大乘佛教的寺庙，总部位于中华民国高雄市大树区，为南台湾著名观光胜地。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创办于1967年，目前已经成为全台第一大佛寺，在全世界也设有许许多多的别院或分院，如佛光山西来寺。
另外，佛光山寺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创办一个由出家僧众及在家居士所组成的国际组织，称为“中华佛光协会”，1992年定名为“国际佛光会”，总部设于佛光山西来寺。该会在2003年获联合国正式邀请成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非政府组织（NGO）会员。
1967年，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将高雄佛教文化服务处房屋变卖，购得今高雄市大树区麻竹园二十余甲的山坡地作为建寺用地。于五月十六日动土起建，并定名为“佛光山”。
封山
1997年，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在媒体面前宣布，佛光山即将封山，当时这项消息震撼全台湾。大师封山的原因是为了要提供佛光山常住僧众一个宁静的修行环境。
2000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及其它政府官员从高雄拜访佛光山，并且期许佛光山能够重启山门。经过层层考虑，佛光山终于决定重启山门，并且提供大众一个清静的环境来修行。
佛陀纪念馆
位于台湾高雄。2003年举行安基典礼，2011年12月25日落成。兴建缘起于一九九八年星云大师至印度菩提伽耶传授国际三坛大戒，当时西藏喇嘛贡噶多杰仁波切（Kunga Dorje Rinpoche），感念佛光山寺长期为促进世界佛教汉藏文化交流，创设中华汉藏文化协会，并举办世界佛教显密会议，乃至创立国际佛光会等，是弘扬人间佛教的正派道场，遂表达赠送护藏近三十年的佛牙舍利心愿，盼能在台湾建馆供奉，让正法永存，舍利重光。佛陀纪念馆坐西朝东，占地总面积一百余公顷，自安基至竣工，历经九年，光外观设计图便绘制了百余张，后经一再修改，最后星云大师以一迭面纸和几个瓶子作为范例，也就奠定了佛馆的设计图，成为现在除了主体建筑本馆外，更有所谓“前有八塔，后有大佛，南有灵山，北有祇园”的宏伟格局。主要建筑位于中轴在线，从东至西依序有礼敬大厅、八塔、万人照相台、菩提广场、本馆及佛光大佛等，另外南有灵山，北有祇园；八座佛塔分别是一教、二众、三好、四给、五和、六度、七诫、八道。
宗旨、信念
佛光山一直到现今可以说是发展格外的成功的一个佛教道场，佛光山在星云大师的领导下，提倡着“人间佛教”。从佛光山开山以来，数十个别分院以及组织在全世界各大洲建立起来；同时，孕育了超过1300名的出家众。佛光山特别强调以教育及服务来弘法。佛光山在这数十年来创立了大学、佛教学院、图书馆、出版社、翻译中心、艺文中心、茶馆，并且也积极推动行动式的义诊。这其实是一种“基督教化”。
佛光山同时也创办了育幼院、老人之家、高级中学、报纸及电视台。这其实也是一些“基督教化”的产物。
四大宗旨：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
佛光山四大工作信条：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佛光山的理念：1.光荣归于佛陀。2.成就归于大众。3.利益归于常住。4.功德归于檀那。
佛光山的目标：1.提倡人间佛教，建设佛光净土。2. 建设四众教团，促进普世和慈。
佛光山的宗风：1.八宗兼弘，僧信共有。2.集体创作，尊重包容。3. 学行弘修，民主行事。4.六和教团，四众平等。5.政教世法，和而不流。6.传统现代，相互融和。7.国际交流，同体共生。8.人间佛教，佛光净土。
佛光四句偈：慈悲喜舍遍法界， 惜福结缘利人天， 禅净戒行平等忍， 惭愧感恩大愿心 。
人间佛教的定义：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
佛光山在开山宗长星云大师的领导之下，提倡把佛教带入生活，让众生能够在日常与佛接心，这就是人间佛教。
（二）
慈济基金会，“财团法人中华民国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Buddhist Compassion Relief TCBC Foundation, Republic of China），创立时间1966年4月14日（农历3月24日）。 总部静思精舍位于中华民国台湾省花莲县。属于“中华民国台湾全球性宗教团体”，总部设于花莲。慈济成立初期，即开始从事社会救助事业。
成立早期 (1966—2006年)，释证严受其师释印顺“人间佛教”观念影响，导师叮嘱她要时时刻刻为“为佛教、为众生”，将佛教精神人间化、生活化。1966年释证严经历“一滩血”事件及“三修女”的来访，成为了推动医疗志业的助力，在花莲普明寺成立慈济功德会。慈济初成立时为花莲当地三十名成员所组成，推动社会救助慈善工作。早期工作主要是募款及济贫，以“教富济贫”为目标，推广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精神，要求其成员“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遂衍生“四大志业，八大法印”理念，希望建立慈济社会、慈济家庭，推动慈济人文。慈济推展其“四大志业、八大法印”理念时，普遍以其负责人释证严认为的“普天三无”为原则，推动所谓“佛法人间化”理想。而在此原则下，慈济之慈善事业运作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及不分国度。团体中也不乏其它宗教、种族的志工。
慈济的主要事业即“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保”、“小区志工”，群为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
慈济十戒，类似圣经十诫，去掉了有神论的内容：
一、不杀生
二、不偷盗
三、不邪淫
四、不妄语
五、不饮酒
六、不抽烟、不吸毒、不嚼槟榔
七、不赌博、不投机取巧
八、孝顺父母、调和声色
九、遵守交通规则
十、不参与政治活动、示威游行
“慈济十戒”是慈济人的根本戒，缺一不可。但是由于去掉了有神论的内容，结果流于无神论的个人崇拜：
1、问：慈济人对证严法师有一种近乎个人崇拜的狂热。
1、答：不是每个人都有吧，比如我就没有。我一开始甚至觉得师兄们那样尊敬上人有点傻。但是，随着接触增多，了解加深，我慢慢发现，虽然我个人没有机会接触过上人，但是还算幸运接触过其它一些法师或宗教领袖，其人格魅力，真心希望大家都有机会遇到。
2、问：他们内部等级比较森严。
2、答：嗯，一开始参加慈济活动是穿一个临时的黄色马甲。在对于慈济有大致了解和学习之后，就可以穿灰衣了。再承担更多的工作之后，可以穿其它更好看的衣服，比如女性在正式场合的“八正道”，就是“蓝裙子”。这裙子自然漂亮，只是没这些年的磨练，恐怕也穿不出味道来。
3、问：把静思语之类的教条当成圣典。
3、答：既然是好话，有道理，为什么不多说，让更多人了解呢？
4、问：各种规矩准则繁多而且刻板。
4、答：没有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志工和需要帮助的人，哪里来慈济，所以说慈济世界是感恩世界。而真到了现场，几千人有条不紊，自然活泼，不是平时按规律，临时抱佛脚恐怕不成吧？
这就是所谓的“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就是把佛教的社会功能放在佛教的个人修行之前来加以推崇，企图达到某种既能对抗基督教、又能发挥基督教功能的社会效果。
这一运动，并非近期开始的，而是远自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以来就开始的一种“历史的纠结”。
由于太平天国的弯路以至邪路，使得国人对基督教产生了某种歧视。

谢选骏：登山与朝圣

谢选骏：登山与朝圣
以下数字显示了截至2015年10月，丧命于珠峰的人数：有6人死于前往大本营途中；36人死于大本营；120人死于准备途中；11人死于撤退途中；90人死于下山途中；20人死于登顶途中。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6月8日发表的题为《触目惊心！珠峰之上死尸遍野的严酷现实》的报道称，想要征服珠峰的登山者们必须面对一个可怕的事实：一旦身有不测，自己的尸首通常会长久地留存在山上。报道称，目前，已有200多具死者的遗体留存在珠峰之上：这是因为，一旦登山者不幸遇难，他们的尸首往往很难回收。此番情景正如蕾切尔·努维尔去年所写的那样：“登山者和夏尔巴人的尸体被太阳晒得发白，面目狰狞，四肢扭曲，有的隐藏在冰川的裂缝中，有的掩埋在崩落的积雪下，还有的直挺挺地横陈在积水盆地的斜坡上。”而珠峰顶峰更是出现尸体堆积，以至于在某些情形下，为了登顶，登山者不得不跨过其中部分尸首。
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报道称，在四天之内，又有三名登山者遇难，他们分别是：来自印度的苏巴什·保罗、来自荷兰的埃里克·奥里以及来自澳大利亚的玛丽亚·斯特赖敦。此外，报道还称，保罗的同伴们自5月21日起失踪，至今踪迹未明。
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已经被征服过太多次了，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就将其致命的危险性抛诸脑后。虽然许多登山者葬身于暴风雪或摔落山谷，但对于其他登山者而言，光是这样的海拔高度，就已经让人吃不消了。在珠峰顶峰附近的“死亡地带”里，登山者的身体机能已经瘫痪，同时，大脑思维也停滞，由此而产生的就是极度的嗜睡和决策上的失误。
为了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珠峰的危险，以下数字显示了截至2015年10月，丧命于珠峰的人数：有6人死于前往大本营途中；36人死于大本营；120人死于准备途中；11人死于撤退途中；90人死于下山途中；20人死于登顶途中。
有时候，死亡事故太过频发引发不安，以至于登山活动被迫暂时停止。但是，总有一些甘冒风险的登山公司想大赚一笔。而且，那些用生命去“世界屋脊”朝圣的登山者们似乎永远不乏跃跃欲试的后继者。
……
人们似乎觉得：
1、惟有经历过世俗的富足感并因此而幻灭之后，因此而登山看见变容，人才更能涤除玄览、拜见主宰。
2、教义与仪式像是山，遵循教义、履行仪式，仿佛登山：在山上，观看日出日照，气象万千，清晰无碍。
但是《约翰福音》说了：“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看来，这么多人冤枉死了。因为山上空空如也，除了稀薄的空气，什么也没有。

谢选骏：信息基础权力属于上帝不属于国家

   信息基础权力属于上帝而不属于国家，因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不是国家创造的；信息基础权力属于上帝而不属于国家，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而国家只不过是人的产品。
网文《信息基础权力——中国对互联网主权的追寻》（胡凌）说，2010年6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第一次就互联网与国家主权关系明确表态：“互联网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互联网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中国的互联网主权应受到尊重和维护。”随后国家加大了对此话题的讨论，外交部答记者问、几家官方主流报纸的社论都就此发表了意见。不难发现，上述文字在不同背景下似乎更多具有宣示和防御意味。事实上，时隔不久下发的中办24号文件本身就意味着自2004年以来的中国互联网管理体系与实践的定型。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谈论互联网主权，更贴近灵活的外交辞令，也是对实际有效控制权的确认。2014年以后，中国政府关于网络主权的研究和宣传增多，其意在探讨某种系统性的主权理论。这一建构的努力在《国家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中得到鲜明体现，“网络主权”被写入法律。

中国大陆自1994年引入互联网以来，就追寻“互联网主权”。这一动态过程首先意味着国家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塑造信息基础权力（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al power）的努力。这尽管可以被解释为带有某种民族主义倾向，但更多是中国追求现代化和经济社会信息化的重要一步。如果放在全球背景下考量，这一过程还意味着主权国家并未像诸多全球化倡议者或技术乌托邦主义者设想的那样会削弱或放弃权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信息技术增强了国家能力。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生产和分析信息能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价值从海量数据中产生。互联网主权的意义也将从政治逻辑更多地转向商业逻辑，即确保本国用户的数据不被国外互联网公司搜集和利用，这不仅体现在各个层面的资本控制，也体现为对跨境数据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限制。主权国家和跨国公司依旧是互联网时代的重要玩家，试图把获得更大权力的普通民众纳入自身的控制。两者之间的冲突可能随着互联网形态的不断演变而愈加复杂。
其中较为引人瞩目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技术手段过滤信息内容，将国外网站和服务屏蔽于防火墙之外。传统主权的属地原则强调国界边疆的重要意义，基于IP地址的屏蔽和过滤可以被解释为划定互联网边疆的措施，尽管是选择性的和专断的。但基于共同使用语言的互联网群聚自然分布同人为边疆范围的合一，有时则会超越人为边疆。
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互联网只是电信和信息技术的晚近形态，之前的电视和广播已经产生了对封闭国界和主权的冲击。如果在规范意义上抽象讨论互联网与主权问题，可以认为互联网产生了更大规模的跨界数据流通问题，其影响力超出了传统媒体。首先，数据跨界流通会带来诸如版权、隐私、税收、服务贸易、网络犯罪、恐怖行为等多种法律问题，以及相关的管辖权问题。其次，这增加了全球范围内的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风险，加大了国际合作的成本。当下各国对互联网管理的逐渐收紧并非偶然，这是以既有治理体制应对新兴事物的自然反应，各国付出的成本要比跨国协调少很多。另外，消费者对互联网安全的担忧也要求大型互联网公司确保在线服务和交易安全，从而在终端和操作系统层面改变互联网架构。主权国家与互联网巨头联手，共同向系统性风险宣战，压缩了世界范围内网络活动家的空间。
由此看来，所谓建立互联网主权，就是国家试图控制本国的信息流通，以及和信息有关的贸易，既包括抽象的文化霸权与软实力，也包括具体的管辖权和实质控制能力。这不仅关系本国政治社会稳定，也涉及实际经济利益。实际控制能力和手段是实现互联网主权的前提，尽管互联网信息可以跨国流通，但国家仍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阻止本国用户访问外国网站，并通过控制境内服务器和数据存储服务实行直接管理。无论如何强调原子与比特的不同，虚拟世界仍然需要现实载体才能生存，控制现实世界的信息基础设施才是互联网治理的真正基础。
迈克尔·曼曾作出民族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与专断性权力（despotic power）的著名区分。前者指国家渗透和影响社会基层组织的能力，对一个现代国家而言，这包括引导社会舆论、掌控信息渠道的能力。在互联网时代，这种“信息基础权力”尤为突出，既包括对信息基础设施的掌控和运作（硬实力），也包括意识形态上的文化领导权（软实力）。较少有文献探索这一基础性权力，主要原因可能是信息传播在16、17世纪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随着19、20世纪电话、电报的发明，电信传播成为帝国主义世界扩张的有力工具，信息权力因而被引入国家能力的讨论。在互联网时代，按照通行的网络分层，互联网的三层都可以被包含在信息基础权力中。
从互联网的诞生地美国的经验来看，对信息基础设施的建造和推进是其经营数字边疆、确立全球互联网霸权的重要步骤，包括1995年以来的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NII）、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计划、互联网域名和地址管理机构的重组,以及最近的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同时政府积极支持私人主导的互联网产业，不断向全球扩张。这也说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塑造信息基础性权力、厘定数字边疆不可或缺。
讨论互联网主权无法简单割断历史的有机联系，往往需要追溯工业时代信息技术的历史。限于篇幅，本文讨论的时间段从1994年中国正式引入互联网开始。在集中论述基础设施之前，有必要简述中国互联网内容管理的体制现状。
数据主权和基于民族国家的主权实际上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可以简化为信息的政治逻辑与商业逻辑的冲突。当我们讨论互联网主权新问题的时候，可能同时需要从互联网企业的角度关注这另一种“主权”，以及这究竟对用户而言意味着什么。斯诺登事件之后，中国开始关注“数据主权”，但仍然是在传统意义上将“数据主权”作为互联网主权的新问题。纠缠概念无助于解决问题，将两类不同的权力主体进行对比有助于深入理解权力的复杂性。
……
上述胡文不懂：信息基础权力属于上帝而不属于国家，因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不是国家创造的；信息基础权力属于上帝而不属于国家，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而国家只不过是人的产品。也就是说，信息基础权力是思想主权的延伸，而不是国家主权的延伸——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人及其文明才不会陷入僵化的陷阱，才能避免“偶像化”的绝路。

谢选骏：我就是文王

谢选骏：我就是文王
周文王是我崇拜的两个中国人之一（还有一个是庄子）。
我从小崇拜周文王，因为他在遭到逮捕法办的逆境下，还能发明《周易》。
但是，随着考古发现，我的崇古幽情破灭了。从此，“西伯拘羑里演周易”的“演”字，只能解作“演习”，不能解作“演绎”，这个“推演”不是创造者的行为，只是运用者的行为。
而这样的“演周易”，我在二十岁还不到的时候，就用“无师自通”的方式，仅仅凭借一本世界书局1930年代出版的《四书五经》，就“演”过了。
关于“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可以参考一下此文：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该怎样翻译》
（马执斌）
近日，一位中学历史教师捧着一本韩兆琦译著的《新白话史记》下册，问我：“书里说‘当初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时，趁机发展了《周易》’，周文王都被囚禁了，他还怎么发展《周易》呢，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我告诉她，关于周文王（西伯）与《周易》的关系，司马迁讲过多次。你引的这句《白话史记》译自《史记·太史公自序》，原文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也讲过类似的话：“蓋西伯拘而演《周易》。”阙勋吾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里面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书中解释“盖西伯拘而演《周易》”说：“相传西伯（即后来的周文王）被拘于牖里时，曾将伏羲氏所书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成为《周易》的基础。演：推演，演绎。”另外，《史记·周本纪》说：“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意思是，“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他在《易经》八卦的基础上，通过自迭、互迭而演变成六十四卦。”相比较，《史记·周本纪》上将周文王发展《易经》讲得最详细。
不过，这只是一个相当古老的传说。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说：“太史公言‘蓋’者，乃为疑辞也。文王著演《易》之功，作‘周纪’方赞其美，不敢专定，重《易》故称‘盖’也。”这就是说，司马迁对这个古老的传说持怀疑态度，只可惜他没有留下怀疑的理由。眼下我们能见到的白话史记，都是按这个古老传说翻译的。如杨钟贤、郝志达主编的《文白对照全译史记》，将《太史公自序》中说周文王演《易》的话译为“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该书附录有《报任安书》，译者将书中周文王演《易》的话译为“周文王被拘禁后推演出《周易》的六十四卦。”这些译法都没有把司马迁的怀疑态度表达出来。
《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易”，在夏代名《连山》；在商代名《归藏》；在周代名《周易》。这是三部占筮之书，而《连山》、《归藏》已佚。按照《周礼》的说法，这三部书的本卦都是八，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单卦。“别”，指八卦相重，即重卦。三部书重卦所得都是六十四卦。《周礼》初名《周官》，见《史记·封禅书》。至王莽时，刘歆奏立博士，始名《周礼》。既然司马迁见过《周官》，那么“太卜”的这条材料很可能就是他怀疑周文王创造重卦传说的依据。
1950年春天，郭宝钧先生在安阳殷墟四盘磨sp11探方中，发掘出三块卜骨，他称“内有一块卜骨橫刻三行小字，文句不合卜辞通例。”古文字学家们经过三十年努力，终于破解了四盘磨卜骨上的文字。这三行橫刻小字分别为“七八七六七六曰魁、八六六五八七、七五七六六六曰囗（此字不清晰，但从‘鬼’旁是无疑的）”。
1980年张政烺先生发表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的论文。文中指出：四盘磨卜骨上刻的是三条数字卦。六个数字是重卦。按照《周易》，它们是“未济”、“明夷”、“否”三卦。“否”卦数字后有“曰魁”二字；“未济”卦数字后有“曰隗”二字。“魁”、“隗”二字，当是卦名。“按照古人的习惯，魁和隗列居篇首就有可能成为这部筮书的书名。《礼记·礼运》（郑玄注）：孔子曰……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得殷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向来的说法，《归藏》以坤乾二卦为首，故称坤乾。四盘磨卜骨所使用的筮法如果以魁隗为首就可称魁隗，道理是一样的。”《魁隗》为什么可以说是书名呢？汉王符《潜夫论·五德志》说：“有神龙首出，常感妊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皇甫谧《帝王世纪》说：“神农氏……本起烈山，或时称之，一号魁隗氏。……重八卦之数，究八八之体，为六十四卦。”根据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所说，《连山》、《归藏》本是书名，而都曾成为朝代的称号。参照这个经验，张政烺先生推测“由于有了《魁隗》，历史上的神农氏才被称为魁隗氏。”《魁隗》“当是《连山》的异名，犹《归藏》亦称《坤乾》。”
张政烺先生的推测很有道理。另外，还有学者考察了四盘磨卜骨本身的特点，判断出这件卜骨应是公元前12世纪殷帝康丁时代遗物。周文王被囚禁羑里，演《周易》是公元前11世纪殷纣王时代的事情。无论四盘磨卜骨刻写的是《连山》卦也好，还是殷帝康丁时代遗物也好，都证明它早于周文王在羑里演《周易》。既然四盘磨卜骨记录的数字卦已经不是单卦而是重卦，那么周文王通过自迭、互迭，将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的传说就不能成立，因为重卦不是周文王的创造发明。
但是，历史研究向来忌孤证。可喜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安阳苗圃北地发现一件刻数磨石，上面有六个易卦，都是重卦。发掘报告断定这件刻数磨石是公元前12世纪殷帝祖甲至廪辛、康丁时代的遗物。这是目前已知地层关系明确、时属殷纣王之前的卜筮记录。
这样，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将《史记》上周文王演《周易》的“演”译为“推演”或“演绎”，是不准确的，应该译为“演习”。道理很简单，“推演”或“演绎”，就错将重卦的发明权送给了周文王，这不符合史实。而译为“演习”，就可以避免错误，因为重卦虽然是前人的发明，但并不影响周文王使用。
（完）
哎呀，既然《周易》不是文王发明的，而只是文王推演过的，那么，谢选骏二十岁还不到的时候，就无师通地推演过《周易》，那岂不也是和文王一样具有盛德，岂不是也是和文王一样了？
我就是文王！这让我好生失望。所以我在绝望之下，需要上帝的存在、需要基督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