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大型强子对撞机并非救世主
在《缺乏大脑的大型对撞机》一文里谢选骏曾经指出：缺乏大脑的，不仅是大型对撞机，而且是就大型对撞机问题进行争论的杨振宁和丘成桐。这两个科技白痴一点不明事理，不懂科学技术只能在思想自由的社会里得到发展，而不可能依靠一个侧所大学或一个大型对撞机。
所谓科技白痴，就是除了一点狭窄的专业之外什么都不明白的砖家。他们和韬奋（掏粪）模范时传祥没有什么区别。
在这里我想进一步说明：大型强子对撞机并非救世主。
事实上，大型强子对撞机只是一个工具，它本身并不能创造任何奇迹。
大型强子对撞机坐落于瑞士和法国边境地下100米深的环形隧道内。大型强子对撞机坐落于瑞士和法国边境地下100米深的环形隧道内。
不错，大型强子对撞机Atlas探测器曾经发现一种新型粒子存在的迹象。大型强子对撞机Atlas探测器曾经发现一种新型粒子存在的迹象。根据标准模型，这些基本粒子组成了我们周围的世界。根据标准模型，这些基本粒子组成了我们周围的世界。
但是，在大型强子对撞机的最新数据中，也未发现任何“碰撞”迹象。
8月3至10日，第三十八届国际高能物理大会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与会科学家对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所取得的最新发现成果进行了热烈讨论。此前大型强子对撞机研究人员曾经在最新数据中发现过“碰撞”迹象，因此一度有传言称，大型强子对撞机可能发现了一种新型粒子。然而，令科学家们失望的是，他们在大型强子对撞机的最新数据中未发现任何“碰撞”迹象。与会科学家认为，发现新型粒子的希望已成为泡影，距离真正的发现可能仍需许多年时间。
根据大型强子对撞机的最新研究成果，此前一度有人认为大型强子对撞机可能发现了一种新型粒子。如果这一传言为真，那么神秘的新型粒子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对宇宙构成的基本认识。但是，所有参加国际高能物理大会的科学家发现，大型强子对撞机的最新数据中根本不存在“碰撞”迹象。英国伯明翰大学科学家、大型强子对撞机Atlas实验项目负责人大卫-查尔顿表示，“为了采集数据，我们实施了许多次实验。但是，在最新的实验结果中，没有发现‘碰撞’迹象。什么都没有。”项目组成员都对这一结果表示失望。
在国际高能物理大会的一次记者会上，查尔顿教授表示，“如果真的发现一种新型粒子，那将是一件极其美好的事情。但是，很遗憾。”不过，查尔顿认为，研究数据确实（与“碰撞”现象）很相似，而且大型强子对撞机的两台探测器 Atlas和CMS采集到的数据都与“碰撞”很相符。查尔顿解释说，“这可能只是统计上一次偶然事件，两台探测器‘看到’了相似的东西。当它们出现时，奇怪的特点也很一致。但是，我们没有对数据进行非常仔细地研究以确定是否真的认识它们。我们也没有再次看到新的样本。”
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负责人法比奥拉-吉安奥蒂教授表示，她的团队只是迈出了艰难历程的第一步，他们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对撞机的技术成功率上。“大型强子对撞机的优越表现都预示我们对新能量级有更细致、更深入的理解，也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基础物理学有更重要的意义。”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科学家、大型强子对撞机Atlas实验团队成员乔恩-巴特沃斯教授也表示，他们的团队正在更加努力，致力于发现一类新型粒子，他们也坚信这些粒子肯定存在。
四年前，大型强子对撞机科学家声称发现了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根据现有的亚原子物理学理论-标准模型，科学家们坚持预言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自此以后，科学家们又在致力于寻找标准模型之外的相关证据。标准模型简要地解释了粒子是如何结合与交互从而形成了我们周围的世界，还介绍了各种自然力是如何工作的。尽管标准模型已非常成功，但物理学家很清楚，该模型仅仅只能解释我们整个宇宙一个小小的角落（仅占宇宙的大约4%）。它仍然无法说明暗物质、暗能量等理论。
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建设就是为了探索这些未知的新物理学领域，发展新的物理学理论用来解释宇宙构成的奥秘。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发现成果将有可能预示物理学领域的“最伟大革命”。这意味着，以往的物理学结论都是错误的。去年12月，大型强子对撞机两台探测器 Atlas和CMS都发现了一种新型粒子存在的迹象，这一发现曾经让整个粒子物理学界为之振奋。
虽然数据中的“碰撞”迹象可能只是统计上的偶然事件，但是它也可能是新物理学研究者一直翘首以盼的首个证据。今年初，大型强子对撞机再次实现全负荷运行，以前所未见的高速实施对撞，用于采集科学家们所需要的数据。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数千位科学家希望能够取得科学上最伟大的发现成果，甚至比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更为重要。然而，撞开新物理学领域的大门要比此前更为艰难，他们发现这扇大门仍然纹丝不动。实验暂告段落，“碰撞”迹象消失。在粒子物理学领域，像这样的无规律现象常有。这一次它未能给科学家带来巨大惊喜，带来的只是失望。但不论惊喜还是失望，都说明了物理学家们并非真理的化身，而不过是在海边拾贝的顽童，他们想要了解造物主的终极奥秘，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大型强子对撞机到底还要多久才能取得新的“物理学发现”？查尔顿教授不得不承认，如果科学家们现在无法马上有所新发现，那么他们将准备长期战斗。“如果我们今年无法发现新粒子，我们可能还需要坚持许多年时间。”
但是他哪里知道，多少年也没有用。因为“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朝菌是朝生夕死，所以它不知道阴历的月初（朔）月底（晦）；蟪蛄过不了冬，所以不知春秋。不仅虫子如此，人类也是这样。
大型强子也发现不了上帝的奥秘，大型强子对撞机更非现代科学的救世主。
2016年9月14日星期三
2016年9月13日星期二
谢选骏：缺乏大脑的大型对撞机
谢选骏：缺乏大脑的大型对撞机
缺乏大脑的，不仅是大型对撞机，而且是就大型对撞机问题进行争论的杨振宁和丘成桐。
这两个科技白痴一点不明事理，不懂科学技术只能在思想自由的社会里得到发展，而不可能依靠一个侧所大学或一个大型对撞机。
网文《杨振宁和丘成桐打嘴仗》说金庸笔下的第一次“华山论剑”，见于《射雕英雄传》。华山顶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斗了七天七夜，争夺《九阴真经》。近日，关于“中国现在是否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的论战，因杨振宁的公开发文反对，成为舆论热点，引发了一场科学界的“华山论剑”，并席卷普通大众，成为公共话题。
网友们跟随科学界的大佬站成了两队。
赞成派认为建成大型对撞机是基础科学及高技术研究中具有标志性的重大领域，可以在技术发展和人才引进方面产生巨大效益。这一方的领队是菲尔兹奖获得者、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以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则是反对派领袖，该派认为大型对撞机项目耗时长、费用奇大、是个“无底洞”，且有美国终止建造超大对撞机的“前车之鉴”。
相较于网民踊跃站队，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态度谨慎。实际上，在其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的科幻小说《三体》里，就有大型对撞机的戏份：三体人的智能机器“智子”，通过大型粒子对撞机实现数据随机化，锁死了人类获取物理进步的可能性。
“科幻小说不是严格的科学，”刘慈欣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我不懂大型对撞机。它该不该建？这与很多专业问题有关，比如，它能在高能物理学里起到什么作用？它取得高能物理最前沿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不懂的话，很难说出什么有价值的观点。网民当然可以站队，但是提出的意见则没有多少价值。该不该建大型对撞机，这个问题应该由专家、学者和科技方面的决策者来讨论，我没有资格。”
刘慈欣的坦承，也许正是这次“华山论剑”背后的真正意义所在。
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一个月前，中国99.99%的人可能对大型对撞机还一无所知。但一个月后，它却逐渐演变为一个公共话题。这种‘对撞’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没有全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
“有一件事值得庆祝：今天，中国科学界终于可以公开争论了。” 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淼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种论战不常见，说明现在学术氛围相对自由了。要在几年前，你让我说这番话，我不敢，因为说了有可能得罪双方，但现在我敢说了。”李淼笑言，“这场论战的意义或许已经大于论战本身，毕竟政府肯定不会依靠大家在公开场合的论战来做最终决策。科学家公开论战，让公众了解最前沿的物理学家在想什么、说什么，很有意义”。
争论由来已久
作为此次论战的主战场，9月4日、5日两天，公号“知识分子”先后刊登了杨振宁与王贻芳的文章。面对时代周报记者提出的采访请求，“知识分子”回绝了：“经过内部沟通后决定，这个事情我们暂时不说了。”而作为中国大型对撞机最主要的承担方，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亦以“所里现在不太想炒作这件事”为由，明确拒绝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物理学界内部围绕是否应该建立大型对撞机的争论由来已久。
早在2012年，在“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被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发现数月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王贻芳团队就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至本世纪30年代，在中国建成高能对撞机。
根据王贻芳团队的规划，这一项目名为“CEPC-SPPC”，预计在50-100公里长的地下环形通道内，利用相同的隧道，建造两座大型对撞机。项目分为两期，项目一期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作为希格斯粒子工厂，精确测量希格斯性质，深入研究标准模型、电弱对称性自发破缺机制和质量起源等基本问题，寻找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的线索；如果第一步成功，CEPC有新物理的迹象，且高场磁铁所需新型超导材料技术成熟，二期可在同一隧道中建造50-70 TeV质子对撞机（SPPC），通过高能量粒子对撞研究新物理。
规划起步并不顺利。
据《自然》杂志报道，2015年，王贻芳团队得到了科技部350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用于大型对撞机项目的开展，但在7月，发改委拒绝了该项目下一轮8亿元人民币的资助请求。
事实上，不独中国如此，美国大型对撞机的建造之路也颇为曲折，充满争议。1989年，美国开始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对撞机（SSC），预算为30亿美元，后总预算增加至82.5亿美元—随着预算一再增加，美国国内反对SSC的呼声日益高涨。1993年，美国国会终止了SSC项目。自1987年1月里根总统批准正式立项到1993年10月被两院投票否决，美国SSC项目耗时7年，投入近20亿美元。
2008年9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宣布启动被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科学工程” 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2012年，LHC发现了被誉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之后沉寂，目前尚未在发现“标准模型”外的新粒子上获取新进展。
自1998-2008年建成迄今，LHC共花费65亿瑞士法郎（约合412亿元人民币），却并未撼动美国在世界高能物理界的地位。
民生与科研之争
此次论战中，巨额的建造成本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杨振宁认为，根据以往各国经验，对撞机的建造成本是“无底洞”，预算不可能少于200亿美元，而“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环保、教育、医药健康问题亟待解决，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奇大，不利解决燃眉问题，目前不宜考虑。而建造超大对撞机，必将大大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的经费”。
在针对杨振宁的反驳文章中，王贻芳详细地算了一笔账，表示预计2022-2030年竣工的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的工程造价约为400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质子对撞机（SPPC）是否建设，则建立在正负电子对撞机是否有新物理迹象的前提上，时间在2040-2050年，工程造价在1000亿元人民币以内。
王贻芳认为，作为大国，中国必须考虑当下和长远，不可偏废。民生问题固然要解决，也要考虑长远，要有合适的比例进行基础科学研究，中国要能够不断发展，要有领先世界的能力。建造大型对撞机，就是中国在高能物理领域领先国际的一个难得机遇。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今年6月在《自然》上发表的文章，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其全部研发投入中占比只有4.7%，而与之相比法国是24.1%，美国是17.6%，日本是12.6%。王贻芳认为，这意味着基础研究经费仍有大约每年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增长空间，而且对撞机的项目会拉动国内科学仪器的发展，且和其他基础科学并不矛盾。
有媒体据此将这场论战归结为民生与科研谁先行的论战，李淼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杨振宁先生所说的应以民生先行，“是一种不成立的理由”。
在李淼看来，2015年，中国的税收收入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而对撞机的花费不会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哪怕花到1000亿元，中国也不缺这个钱。用去年的税收收入作比对，假设超级粒子对撞机花费了1000亿元，不到一年税收的1/100，对中国的经济和环境治理根本没有影响。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杨先生反对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理由也是如此，说会影响中国经济，但正负电子对撞机上马了，中国经济照样腾飞。所以，这并不是民生与科技谁先行的问题”。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物理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研究员郭晓明则认为，这场论战的实质，其实是一个“如何有效配置科研经费”的问题—即有限的科研经费投入，能否给中国的科技崛起带来最大效果。“放在大国竞争的全球背景下考虑，有一个优先排序的问题，量子通讯和量子计算是大国必争之地，但高能物理不是。用围棋术语来形容，投碰撞机可能是个缓手，可能会失去先机。目前双方争论的是哪个方案对中国科技进步的帮助最大，无关民生与科研谁先行的问题。科技投入，不是大炮和黄油的问题。对基础科学和技术的投入不会挤压民生，恰恰相反，会促进科技进步、改善民生。”
中国高能物理应反思？
中国目前建造超大对撞机到底值不值得？
杨振宁在文章中表示，超大对撞机是否能帮助物理学家找到猜想中的超对称粒子，目前仍属未知；且70年来，高能物理取得的大成就对人类生活没有实在好处—即使高能所建议的超大对撞机能实现，而且真能成功地将高能物理学更推进一大步，对人类生活的短中期也不会带来实在好处。
但支持中国建成大型对撞机的科学家坚信，该项目能够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丘成桐认为，如果能量更大的巨型对撞机能够在中国落成，寻找超对称粒子将是科学家们的下一个目标。而一旦超对称粒子被发现，整个物理学前沿与数学前沿都会改变。
此外，丘成桐还看好大型对撞机在技术发展和人才引进方面的巨大效益，“这会引起西方科学阵营的迁徙，远远超过单独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效果”。丘成桐预计，项目建成后，为做实验，至少会有五六千名各国一流科学家举家迁往中国且长期居住，“这对中国基础科研将产生深远影响”。王贻芳也强调，建设下一代大型对撞机不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科学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建造这个对撞机使我们在物质最深层次结构的研究当中能够得到国际领先的地位、能够取得重大的科学成果，这就是它的意义。”
除了立场明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还有一分为二看待者。
“如果要投票，我可能会投赞成CEPC，而暂时不支持主要用于发现新物理的SPPC。”李淼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如果按照王贻芳的说法，我觉得拿400亿元做Higgs工厂是值得的，但是会不会超值？很难讲，要看LHC今后几年能不能有新物理和新粒子的发现。如果LHC没有新发现，那么这个纯粹工程造价（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约400亿元人民币的CEPC，最小的意义就在于真正地验证了‘标准模型’的正确性，那我觉得只能说是值，但没有超值。如果要超出已有理论，发现新的物理，那就是超值—但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不是太大。”
郭晓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对此次论战不持立场，“我只是对高能物理现状不满。”9月6日，他在观察者网上发表了《郭晓明：杨振宁给高能物理的困境留了个面子》一文，直指中国高能物理学科发展身处困境。
“我认为高能物理已经重蹈了地心说的覆辙，用越来越复杂的模型解释层出不穷的观测现象。”郭晓明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言，高能物理需要平心静气地整理已经积累的高能物理实验数据和天文学观察数据，并重新整理认识原子核的思路，“高能物理也应该有一个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革命，否则就是一个光花钱不出活的象牙塔”。
“论战的主要意义在于如何确定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决策，科学基础研究到底要走哪条路？是跟着西方亦步亦趋，还在跑到前沿引领科学发展？中国崛起，必须是科学领先国家，而不能只是被西方领着走。”郭晓明强调。
……
缺乏大脑的，不仅是大型对撞机，而且是就大型对撞机问题进行争论的杨振宁和丘成桐。
这两个科技白痴一点不明事理，不懂科学技术只能在思想自由的社会里得到发展，而不可能依靠一个侧所大学或一个大型对撞机。
缺乏大脑的，不仅是大型对撞机，而且是就大型对撞机问题进行争论的杨振宁和丘成桐。
这两个科技白痴一点不明事理，不懂科学技术只能在思想自由的社会里得到发展，而不可能依靠一个侧所大学或一个大型对撞机。
网文《杨振宁和丘成桐打嘴仗》说金庸笔下的第一次“华山论剑”，见于《射雕英雄传》。华山顶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斗了七天七夜，争夺《九阴真经》。近日，关于“中国现在是否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的论战，因杨振宁的公开发文反对，成为舆论热点，引发了一场科学界的“华山论剑”，并席卷普通大众，成为公共话题。
网友们跟随科学界的大佬站成了两队。
赞成派认为建成大型对撞机是基础科学及高技术研究中具有标志性的重大领域，可以在技术发展和人才引进方面产生巨大效益。这一方的领队是菲尔兹奖获得者、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以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则是反对派领袖，该派认为大型对撞机项目耗时长、费用奇大、是个“无底洞”，且有美国终止建造超大对撞机的“前车之鉴”。
相较于网民踊跃站队，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态度谨慎。实际上，在其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的科幻小说《三体》里，就有大型对撞机的戏份：三体人的智能机器“智子”，通过大型粒子对撞机实现数据随机化，锁死了人类获取物理进步的可能性。
“科幻小说不是严格的科学，”刘慈欣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我不懂大型对撞机。它该不该建？这与很多专业问题有关，比如，它能在高能物理学里起到什么作用？它取得高能物理最前沿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不懂的话，很难说出什么有价值的观点。网民当然可以站队，但是提出的意见则没有多少价值。该不该建大型对撞机，这个问题应该由专家、学者和科技方面的决策者来讨论，我没有资格。”
刘慈欣的坦承，也许正是这次“华山论剑”背后的真正意义所在。
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一个月前，中国99.99%的人可能对大型对撞机还一无所知。但一个月后，它却逐渐演变为一个公共话题。这种‘对撞’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没有全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
“有一件事值得庆祝：今天，中国科学界终于可以公开争论了。” 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淼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种论战不常见，说明现在学术氛围相对自由了。要在几年前，你让我说这番话，我不敢，因为说了有可能得罪双方，但现在我敢说了。”李淼笑言，“这场论战的意义或许已经大于论战本身，毕竟政府肯定不会依靠大家在公开场合的论战来做最终决策。科学家公开论战，让公众了解最前沿的物理学家在想什么、说什么，很有意义”。
争论由来已久
作为此次论战的主战场，9月4日、5日两天，公号“知识分子”先后刊登了杨振宁与王贻芳的文章。面对时代周报记者提出的采访请求，“知识分子”回绝了：“经过内部沟通后决定，这个事情我们暂时不说了。”而作为中国大型对撞机最主要的承担方，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亦以“所里现在不太想炒作这件事”为由，明确拒绝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物理学界内部围绕是否应该建立大型对撞机的争论由来已久。
早在2012年，在“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被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发现数月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王贻芳团队就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至本世纪30年代，在中国建成高能对撞机。
根据王贻芳团队的规划，这一项目名为“CEPC-SPPC”，预计在50-100公里长的地下环形通道内，利用相同的隧道，建造两座大型对撞机。项目分为两期，项目一期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作为希格斯粒子工厂，精确测量希格斯性质，深入研究标准模型、电弱对称性自发破缺机制和质量起源等基本问题，寻找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的线索；如果第一步成功，CEPC有新物理的迹象，且高场磁铁所需新型超导材料技术成熟，二期可在同一隧道中建造50-70 TeV质子对撞机（SPPC），通过高能量粒子对撞研究新物理。
规划起步并不顺利。
据《自然》杂志报道，2015年，王贻芳团队得到了科技部350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用于大型对撞机项目的开展，但在7月，发改委拒绝了该项目下一轮8亿元人民币的资助请求。
事实上，不独中国如此，美国大型对撞机的建造之路也颇为曲折，充满争议。1989年，美国开始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对撞机（SSC），预算为30亿美元，后总预算增加至82.5亿美元—随着预算一再增加，美国国内反对SSC的呼声日益高涨。1993年，美国国会终止了SSC项目。自1987年1月里根总统批准正式立项到1993年10月被两院投票否决，美国SSC项目耗时7年，投入近20亿美元。
2008年9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宣布启动被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科学工程” 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2012年，LHC发现了被誉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之后沉寂，目前尚未在发现“标准模型”外的新粒子上获取新进展。
自1998-2008年建成迄今，LHC共花费65亿瑞士法郎（约合412亿元人民币），却并未撼动美国在世界高能物理界的地位。
民生与科研之争
此次论战中，巨额的建造成本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杨振宁认为，根据以往各国经验，对撞机的建造成本是“无底洞”，预算不可能少于200亿美元，而“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环保、教育、医药健康问题亟待解决，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奇大，不利解决燃眉问题，目前不宜考虑。而建造超大对撞机，必将大大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的经费”。
在针对杨振宁的反驳文章中，王贻芳详细地算了一笔账，表示预计2022-2030年竣工的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的工程造价约为400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质子对撞机（SPPC）是否建设，则建立在正负电子对撞机是否有新物理迹象的前提上，时间在2040-2050年，工程造价在1000亿元人民币以内。
王贻芳认为，作为大国，中国必须考虑当下和长远，不可偏废。民生问题固然要解决，也要考虑长远，要有合适的比例进行基础科学研究，中国要能够不断发展，要有领先世界的能力。建造大型对撞机，就是中国在高能物理领域领先国际的一个难得机遇。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今年6月在《自然》上发表的文章，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其全部研发投入中占比只有4.7%，而与之相比法国是24.1%，美国是17.6%，日本是12.6%。王贻芳认为，这意味着基础研究经费仍有大约每年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增长空间，而且对撞机的项目会拉动国内科学仪器的发展，且和其他基础科学并不矛盾。
有媒体据此将这场论战归结为民生与科研谁先行的论战，李淼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杨振宁先生所说的应以民生先行，“是一种不成立的理由”。
在李淼看来，2015年，中国的税收收入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而对撞机的花费不会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哪怕花到1000亿元，中国也不缺这个钱。用去年的税收收入作比对，假设超级粒子对撞机花费了1000亿元，不到一年税收的1/100，对中国的经济和环境治理根本没有影响。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杨先生反对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理由也是如此，说会影响中国经济，但正负电子对撞机上马了，中国经济照样腾飞。所以，这并不是民生与科技谁先行的问题”。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物理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研究员郭晓明则认为，这场论战的实质，其实是一个“如何有效配置科研经费”的问题—即有限的科研经费投入，能否给中国的科技崛起带来最大效果。“放在大国竞争的全球背景下考虑，有一个优先排序的问题，量子通讯和量子计算是大国必争之地，但高能物理不是。用围棋术语来形容，投碰撞机可能是个缓手，可能会失去先机。目前双方争论的是哪个方案对中国科技进步的帮助最大，无关民生与科研谁先行的问题。科技投入，不是大炮和黄油的问题。对基础科学和技术的投入不会挤压民生，恰恰相反，会促进科技进步、改善民生。”
中国高能物理应反思？
中国目前建造超大对撞机到底值不值得？
杨振宁在文章中表示，超大对撞机是否能帮助物理学家找到猜想中的超对称粒子，目前仍属未知；且70年来，高能物理取得的大成就对人类生活没有实在好处—即使高能所建议的超大对撞机能实现，而且真能成功地将高能物理学更推进一大步，对人类生活的短中期也不会带来实在好处。
但支持中国建成大型对撞机的科学家坚信，该项目能够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丘成桐认为，如果能量更大的巨型对撞机能够在中国落成，寻找超对称粒子将是科学家们的下一个目标。而一旦超对称粒子被发现，整个物理学前沿与数学前沿都会改变。
此外，丘成桐还看好大型对撞机在技术发展和人才引进方面的巨大效益，“这会引起西方科学阵营的迁徙，远远超过单独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效果”。丘成桐预计，项目建成后，为做实验，至少会有五六千名各国一流科学家举家迁往中国且长期居住，“这对中国基础科研将产生深远影响”。王贻芳也强调，建设下一代大型对撞机不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科学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建造这个对撞机使我们在物质最深层次结构的研究当中能够得到国际领先的地位、能够取得重大的科学成果，这就是它的意义。”
除了立场明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还有一分为二看待者。
“如果要投票，我可能会投赞成CEPC，而暂时不支持主要用于发现新物理的SPPC。”李淼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如果按照王贻芳的说法，我觉得拿400亿元做Higgs工厂是值得的，但是会不会超值？很难讲，要看LHC今后几年能不能有新物理和新粒子的发现。如果LHC没有新发现，那么这个纯粹工程造价（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约400亿元人民币的CEPC，最小的意义就在于真正地验证了‘标准模型’的正确性，那我觉得只能说是值，但没有超值。如果要超出已有理论，发现新的物理，那就是超值—但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不是太大。”
郭晓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对此次论战不持立场，“我只是对高能物理现状不满。”9月6日，他在观察者网上发表了《郭晓明：杨振宁给高能物理的困境留了个面子》一文，直指中国高能物理学科发展身处困境。
“我认为高能物理已经重蹈了地心说的覆辙，用越来越复杂的模型解释层出不穷的观测现象。”郭晓明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言，高能物理需要平心静气地整理已经积累的高能物理实验数据和天文学观察数据，并重新整理认识原子核的思路，“高能物理也应该有一个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革命，否则就是一个光花钱不出活的象牙塔”。
“论战的主要意义在于如何确定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决策，科学基础研究到底要走哪条路？是跟着西方亦步亦趋，还在跑到前沿引领科学发展？中国崛起，必须是科学领先国家，而不能只是被西方领着走。”郭晓明强调。
……
缺乏大脑的，不仅是大型对撞机，而且是就大型对撞机问题进行争论的杨振宁和丘成桐。
这两个科技白痴一点不明事理，不懂科学技术只能在思想自由的社会里得到发展，而不可能依靠一个侧所大学或一个大型对撞机。
谢选骏：缺乏大脑的大型对撞机
谢选骏：缺乏大脑的大型对撞机
缺乏大脑的，不仅是大型对撞机，而且是就大型对撞机问题进行争论的杨振宁和丘成桐。
这两个科技白痴一点不明事理，不懂科学技术只能在思想自由的社会里得到发展，而不可能依靠一个侧所大学或一个大型对撞机。
网文《杨振宁和丘成桐打嘴仗》说金庸笔下的第一次“华山论剑”，见于《射雕英雄传》。华山顶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斗了七天七夜，争夺《九阴真经》。近日，关于“中国现在是否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的论战，因杨振宁的公开发文反对，成为舆论热点，引发了一场科学界的“华山论剑”，并席卷普通大众，成为公共话题。
网友们跟随科学界的大佬站成了两队。
赞成派认为建成大型对撞机是基础科学及高技术研究中具有标志性的重大领域，可以在技术发展和人才引进方面产生巨大效益。这一方的领队是菲尔兹奖获得者、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以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则是反对派领袖，该派认为大型对撞机项目耗时长、费用奇大、是个“无底洞”，且有美国终止建造超大对撞机的“前车之鉴”。
相较于网民踊跃站队，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态度谨慎。实际上，在其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的科幻小说《三体》里，就有大型对撞机的戏份：三体人的智能机器“智子”，通过大型粒子对撞机实现数据随机化，锁死了人类获取物理进步的可能性。
“科幻小说不是严格的科学，”刘慈欣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我不懂大型对撞机。它该不该建？这与很多专业问题有关，比如，它能在高能物理学里起到什么作用？它取得高能物理最前沿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不懂的话，很难说出什么有价值的观点。网民当然可以站队，但是提出的意见则没有多少价值。该不该建大型对撞机，这个问题应该由专家、学者和科技方面的决策者来讨论，我没有资格。”
刘慈欣的坦承，也许正是这次“华山论剑”背后的真正意义所在。
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一个月前，中国99.99%的人可能对大型对撞机还一无所知。但一个月后，它却逐渐演变为一个公共话题。这种‘对撞’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没有全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
“有一件事值得庆祝：今天，中国科学界终于可以公开争论了。” 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淼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种论战不常见，说明现在学术氛围相对自由了。要在几年前，你让我说这番话，我不敢，因为说了有可能得罪双方，但现在我敢说了。”李淼笑言，“这场论战的意义或许已经大于论战本身，毕竟政府肯定不会依靠大家在公开场合的论战来做最终决策。科学家公开论战，让公众了解最前沿的物理学家在想什么、说什么，很有意义”。
争论由来已久
作为此次论战的主战场，9月4日、5日两天，公号“知识分子”先后刊登了杨振宁与王贻芳的文章。面对时代周报记者提出的采访请求，“知识分子”回绝了：“经过内部沟通后决定，这个事情我们暂时不说了。”而作为中国大型对撞机最主要的承担方，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亦以“所里现在不太想炒作这件事”为由，明确拒绝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物理学界内部围绕是否应该建立大型对撞机的争论由来已久。
早在2012年，在“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被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发现数月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王贻芳团队就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至本世纪30年代，在中国建成高能对撞机。
根据王贻芳团队的规划，这一项目名为“CEPC-SPPC”，预计在50-100公里长的地下环形通道内，利用相同的隧道，建造两座大型对撞机。项目分为两期，项目一期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作为希格斯粒子工厂，精确测量希格斯性质，深入研究标准模型、电弱对称性自发破缺机制和质量起源等基本问题，寻找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的线索；如果第一步成功，CEPC有新物理的迹象，且高场磁铁所需新型超导材料技术成熟，二期可在同一隧道中建造50-70 TeV质子对撞机（SPPC），通过高能量粒子对撞研究新物理。
规划起步并不顺利。
据《自然》杂志报道，2015年，王贻芳团队得到了科技部350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用于大型对撞机项目的开展，但在7月，发改委拒绝了该项目下一轮8亿元人民币的资助请求。
事实上，不独中国如此，美国大型对撞机的建造之路也颇为曲折，充满争议。1989年，美国开始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对撞机（SSC），预算为30亿美元，后总预算增加至82.5亿美元—随着预算一再增加，美国国内反对SSC的呼声日益高涨。1993年，美国国会终止了SSC项目。自1987年1月里根总统批准正式立项到1993年10月被两院投票否决，美国SSC项目耗时7年，投入近20亿美元。
2008年9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宣布启动被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科学工程” 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2012年，LHC发现了被誉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之后沉寂，目前尚未在发现“标准模型”外的新粒子上获取新进展。
自1998-2008年建成迄今，LHC共花费65亿瑞士法郎（约合412亿元人民币），却并未撼动美国在世界高能物理界的地位。
民生与科研之争
此次论战中，巨额的建造成本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杨振宁认为，根据以往各国经验，对撞机的建造成本是“无底洞”，预算不可能少于200亿美元，而“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环保、教育、医药健康问题亟待解决，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奇大，不利解决燃眉问题，目前不宜考虑。而建造超大对撞机，必将大大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的经费”。
在针对杨振宁的反驳文章中，王贻芳详细地算了一笔账，表示预计2022-2030年竣工的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的工程造价约为400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质子对撞机（SPPC）是否建设，则建立在正负电子对撞机是否有新物理迹象的前提上，时间在2040-2050年，工程造价在1000亿元人民币以内。
王贻芳认为，作为大国，中国必须考虑当下和长远，不可偏废。民生问题固然要解决，也要考虑长远，要有合适的比例进行基础科学研究，中国要能够不断发展，要有领先世界的能力。建造大型对撞机，就是中国在高能物理领域领先国际的一个难得机遇。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今年6月在《自然》上发表的文章，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其全部研发投入中占比只有4.7%，而与之相比法国是24.1%，美国是17.6%，日本是12.6%。王贻芳认为，这意味着基础研究经费仍有大约每年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增长空间，而且对撞机的项目会拉动国内科学仪器的发展，且和其他基础科学并不矛盾。
有媒体据此将这场论战归结为民生与科研谁先行的论战，李淼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杨振宁先生所说的应以民生先行，“是一种不成立的理由”。
在李淼看来，2015年，中国的税收收入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而对撞机的花费不会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哪怕花到1000亿元，中国也不缺这个钱。用去年的税收收入作比对，假设超级粒子对撞机花费了1000亿元，不到一年税收的1/100，对中国的经济和环境治理根本没有影响。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杨先生反对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理由也是如此，说会影响中国经济，但正负电子对撞机上马了，中国经济照样腾飞。所以，这并不是民生与科技谁先行的问题”。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物理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研究员郭晓明则认为，这场论战的实质，其实是一个“如何有效配置科研经费”的问题—即有限的科研经费投入，能否给中国的科技崛起带来最大效果。“放在大国竞争的全球背景下考虑，有一个优先排序的问题，量子通讯和量子计算是大国必争之地，但高能物理不是。用围棋术语来形容，投碰撞机可能是个缓手，可能会失去先机。目前双方争论的是哪个方案对中国科技进步的帮助最大，无关民生与科研谁先行的问题。科技投入，不是大炮和黄油的问题。对基础科学和技术的投入不会挤压民生，恰恰相反，会促进科技进步、改善民生。”
中国高能物理应反思？
中国目前建造超大对撞机到底值不值得？
杨振宁在文章中表示，超大对撞机是否能帮助物理学家找到猜想中的超对称粒子，目前仍属未知；且70年来，高能物理取得的大成就对人类生活没有实在好处—即使高能所建议的超大对撞机能实现，而且真能成功地将高能物理学更推进一大步，对人类生活的短中期也不会带来实在好处。
但支持中国建成大型对撞机的科学家坚信，该项目能够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丘成桐认为，如果能量更大的巨型对撞机能够在中国落成，寻找超对称粒子将是科学家们的下一个目标。而一旦超对称粒子被发现，整个物理学前沿与数学前沿都会改变。
此外，丘成桐还看好大型对撞机在技术发展和人才引进方面的巨大效益，“这会引起西方科学阵营的迁徙，远远超过单独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效果”。丘成桐预计，项目建成后，为做实验，至少会有五六千名各国一流科学家举家迁往中国且长期居住，“这对中国基础科研将产生深远影响”。王贻芳也强调，建设下一代大型对撞机不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科学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建造这个对撞机使我们在物质最深层次结构的研究当中能够得到国际领先的地位、能够取得重大的科学成果，这就是它的意义。”
除了立场明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还有一分为二看待者。
“如果要投票，我可能会投赞成CEPC，而暂时不支持主要用于发现新物理的SPPC。”李淼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如果按照王贻芳的说法，我觉得拿400亿元做Higgs工厂是值得的，但是会不会超值？很难讲，要看LHC今后几年能不能有新物理和新粒子的发现。如果LHC没有新发现，那么这个纯粹工程造价（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约400亿元人民币的CEPC，最小的意义就在于真正地验证了‘标准模型’的正确性，那我觉得只能说是值，但没有超值。如果要超出已有理论，发现新的物理，那就是超值—但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不是太大。”
郭晓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对此次论战不持立场，“我只是对高能物理现状不满。”9月6日，他在观察者网上发表了《郭晓明：杨振宁给高能物理的困境留了个面子》一文，直指中国高能物理学科发展身处困境。
“我认为高能物理已经重蹈了地心说的覆辙，用越来越复杂的模型解释层出不穷的观测现象。”郭晓明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言，高能物理需要平心静气地整理已经积累的高能物理实验数据和天文学观察数据，并重新整理认识原子核的思路，“高能物理也应该有一个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革命，否则就是一个光花钱不出活的象牙塔”。
“论战的主要意义在于如何确定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决策，科学基础研究到底要走哪条路？是跟着西方亦步亦趋，还在跑到前沿引领科学发展？中国崛起，必须是科学领先国家，而不能只是被西方领着走。”郭晓明强调。
……
缺乏大脑的，不仅是大型对撞机，而且是就大型对撞机问题进行争论的杨振宁和丘成桐。
这两个科技白痴一点不明事理，不懂科学技术只能在思想自由的社会里得到发展，而不可能依靠一个侧所大学或一个大型对撞机。
缺乏大脑的，不仅是大型对撞机，而且是就大型对撞机问题进行争论的杨振宁和丘成桐。
这两个科技白痴一点不明事理，不懂科学技术只能在思想自由的社会里得到发展，而不可能依靠一个侧所大学或一个大型对撞机。
网文《杨振宁和丘成桐打嘴仗》说金庸笔下的第一次“华山论剑”，见于《射雕英雄传》。华山顶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斗了七天七夜，争夺《九阴真经》。近日，关于“中国现在是否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的论战，因杨振宁的公开发文反对，成为舆论热点，引发了一场科学界的“华山论剑”，并席卷普通大众，成为公共话题。
网友们跟随科学界的大佬站成了两队。
赞成派认为建成大型对撞机是基础科学及高技术研究中具有标志性的重大领域，可以在技术发展和人才引进方面产生巨大效益。这一方的领队是菲尔兹奖获得者、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以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则是反对派领袖，该派认为大型对撞机项目耗时长、费用奇大、是个“无底洞”，且有美国终止建造超大对撞机的“前车之鉴”。
相较于网民踊跃站队，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态度谨慎。实际上，在其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的科幻小说《三体》里，就有大型对撞机的戏份：三体人的智能机器“智子”，通过大型粒子对撞机实现数据随机化，锁死了人类获取物理进步的可能性。
“科幻小说不是严格的科学，”刘慈欣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我不懂大型对撞机。它该不该建？这与很多专业问题有关，比如，它能在高能物理学里起到什么作用？它取得高能物理最前沿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不懂的话，很难说出什么有价值的观点。网民当然可以站队，但是提出的意见则没有多少价值。该不该建大型对撞机，这个问题应该由专家、学者和科技方面的决策者来讨论，我没有资格。”
刘慈欣的坦承，也许正是这次“华山论剑”背后的真正意义所在。
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一个月前，中国99.99%的人可能对大型对撞机还一无所知。但一个月后，它却逐渐演变为一个公共话题。这种‘对撞’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没有全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
“有一件事值得庆祝：今天，中国科学界终于可以公开争论了。” 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淼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种论战不常见，说明现在学术氛围相对自由了。要在几年前，你让我说这番话，我不敢，因为说了有可能得罪双方，但现在我敢说了。”李淼笑言，“这场论战的意义或许已经大于论战本身，毕竟政府肯定不会依靠大家在公开场合的论战来做最终决策。科学家公开论战，让公众了解最前沿的物理学家在想什么、说什么，很有意义”。
争论由来已久
作为此次论战的主战场，9月4日、5日两天，公号“知识分子”先后刊登了杨振宁与王贻芳的文章。面对时代周报记者提出的采访请求，“知识分子”回绝了：“经过内部沟通后决定，这个事情我们暂时不说了。”而作为中国大型对撞机最主要的承担方，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亦以“所里现在不太想炒作这件事”为由，明确拒绝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物理学界内部围绕是否应该建立大型对撞机的争论由来已久。
早在2012年，在“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被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发现数月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王贻芳团队就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至本世纪30年代，在中国建成高能对撞机。
根据王贻芳团队的规划，这一项目名为“CEPC-SPPC”，预计在50-100公里长的地下环形通道内，利用相同的隧道，建造两座大型对撞机。项目分为两期，项目一期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作为希格斯粒子工厂，精确测量希格斯性质，深入研究标准模型、电弱对称性自发破缺机制和质量起源等基本问题，寻找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的线索；如果第一步成功，CEPC有新物理的迹象，且高场磁铁所需新型超导材料技术成熟，二期可在同一隧道中建造50-70 TeV质子对撞机（SPPC），通过高能量粒子对撞研究新物理。
规划起步并不顺利。
据《自然》杂志报道，2015年，王贻芳团队得到了科技部350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用于大型对撞机项目的开展，但在7月，发改委拒绝了该项目下一轮8亿元人民币的资助请求。
事实上，不独中国如此，美国大型对撞机的建造之路也颇为曲折，充满争议。1989年，美国开始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对撞机（SSC），预算为30亿美元，后总预算增加至82.5亿美元—随着预算一再增加，美国国内反对SSC的呼声日益高涨。1993年，美国国会终止了SSC项目。自1987年1月里根总统批准正式立项到1993年10月被两院投票否决，美国SSC项目耗时7年，投入近20亿美元。
2008年9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宣布启动被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科学工程” 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2012年，LHC发现了被誉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之后沉寂，目前尚未在发现“标准模型”外的新粒子上获取新进展。
自1998-2008年建成迄今，LHC共花费65亿瑞士法郎（约合412亿元人民币），却并未撼动美国在世界高能物理界的地位。
民生与科研之争
此次论战中，巨额的建造成本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杨振宁认为，根据以往各国经验，对撞机的建造成本是“无底洞”，预算不可能少于200亿美元，而“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环保、教育、医药健康问题亟待解决，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奇大，不利解决燃眉问题，目前不宜考虑。而建造超大对撞机，必将大大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的经费”。
在针对杨振宁的反驳文章中，王贻芳详细地算了一笔账，表示预计2022-2030年竣工的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的工程造价约为400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质子对撞机（SPPC）是否建设，则建立在正负电子对撞机是否有新物理迹象的前提上，时间在2040-2050年，工程造价在1000亿元人民币以内。
王贻芳认为，作为大国，中国必须考虑当下和长远，不可偏废。民生问题固然要解决，也要考虑长远，要有合适的比例进行基础科学研究，中国要能够不断发展，要有领先世界的能力。建造大型对撞机，就是中国在高能物理领域领先国际的一个难得机遇。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今年6月在《自然》上发表的文章，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其全部研发投入中占比只有4.7%，而与之相比法国是24.1%，美国是17.6%，日本是12.6%。王贻芳认为，这意味着基础研究经费仍有大约每年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增长空间，而且对撞机的项目会拉动国内科学仪器的发展，且和其他基础科学并不矛盾。
有媒体据此将这场论战归结为民生与科研谁先行的论战，李淼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杨振宁先生所说的应以民生先行，“是一种不成立的理由”。
在李淼看来，2015年，中国的税收收入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而对撞机的花费不会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哪怕花到1000亿元，中国也不缺这个钱。用去年的税收收入作比对，假设超级粒子对撞机花费了1000亿元，不到一年税收的1/100，对中国的经济和环境治理根本没有影响。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杨先生反对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理由也是如此，说会影响中国经济，但正负电子对撞机上马了，中国经济照样腾飞。所以，这并不是民生与科技谁先行的问题”。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物理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研究员郭晓明则认为，这场论战的实质，其实是一个“如何有效配置科研经费”的问题—即有限的科研经费投入，能否给中国的科技崛起带来最大效果。“放在大国竞争的全球背景下考虑，有一个优先排序的问题，量子通讯和量子计算是大国必争之地，但高能物理不是。用围棋术语来形容，投碰撞机可能是个缓手，可能会失去先机。目前双方争论的是哪个方案对中国科技进步的帮助最大，无关民生与科研谁先行的问题。科技投入，不是大炮和黄油的问题。对基础科学和技术的投入不会挤压民生，恰恰相反，会促进科技进步、改善民生。”
中国高能物理应反思？
中国目前建造超大对撞机到底值不值得？
杨振宁在文章中表示，超大对撞机是否能帮助物理学家找到猜想中的超对称粒子，目前仍属未知；且70年来，高能物理取得的大成就对人类生活没有实在好处—即使高能所建议的超大对撞机能实现，而且真能成功地将高能物理学更推进一大步，对人类生活的短中期也不会带来实在好处。
但支持中国建成大型对撞机的科学家坚信，该项目能够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丘成桐认为，如果能量更大的巨型对撞机能够在中国落成，寻找超对称粒子将是科学家们的下一个目标。而一旦超对称粒子被发现，整个物理学前沿与数学前沿都会改变。
此外，丘成桐还看好大型对撞机在技术发展和人才引进方面的巨大效益，“这会引起西方科学阵营的迁徙，远远超过单独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效果”。丘成桐预计，项目建成后，为做实验，至少会有五六千名各国一流科学家举家迁往中国且长期居住，“这对中国基础科研将产生深远影响”。王贻芳也强调，建设下一代大型对撞机不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科学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建造这个对撞机使我们在物质最深层次结构的研究当中能够得到国际领先的地位、能够取得重大的科学成果，这就是它的意义。”
除了立场明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还有一分为二看待者。
“如果要投票，我可能会投赞成CEPC，而暂时不支持主要用于发现新物理的SPPC。”李淼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如果按照王贻芳的说法，我觉得拿400亿元做Higgs工厂是值得的，但是会不会超值？很难讲，要看LHC今后几年能不能有新物理和新粒子的发现。如果LHC没有新发现，那么这个纯粹工程造价（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约400亿元人民币的CEPC，最小的意义就在于真正地验证了‘标准模型’的正确性，那我觉得只能说是值，但没有超值。如果要超出已有理论，发现新的物理，那就是超值—但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不是太大。”
郭晓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对此次论战不持立场，“我只是对高能物理现状不满。”9月6日，他在观察者网上发表了《郭晓明：杨振宁给高能物理的困境留了个面子》一文，直指中国高能物理学科发展身处困境。
“我认为高能物理已经重蹈了地心说的覆辙，用越来越复杂的模型解释层出不穷的观测现象。”郭晓明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言，高能物理需要平心静气地整理已经积累的高能物理实验数据和天文学观察数据，并重新整理认识原子核的思路，“高能物理也应该有一个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革命，否则就是一个光花钱不出活的象牙塔”。
“论战的主要意义在于如何确定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决策，科学基础研究到底要走哪条路？是跟着西方亦步亦趋，还在跑到前沿引领科学发展？中国崛起，必须是科学领先国家，而不能只是被西方领着走。”郭晓明强调。
……
缺乏大脑的，不仅是大型对撞机，而且是就大型对撞机问题进行争论的杨振宁和丘成桐。
这两个科技白痴一点不明事理，不懂科学技术只能在思想自由的社会里得到发展，而不可能依靠一个侧所大学或一个大型对撞机。
谢选骏：缺乏大脑的大型对撞机
谢选骏：缺乏大脑的大型对撞机
缺乏大脑的，不仅是大型对撞机，而且是就大型对撞机问题进行争论的杨振宁和丘成桐。
这两个科技白痴一点不明事理，不懂科学技术只能在思想自由的社会里得到发展，而不可能依靠一个侧所大学或一个大型对撞机。
网文《杨振宁和丘成桐打嘴仗》说金庸笔下的第一次“华山论剑”，见于《射雕英雄传》。华山顶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斗了七天七夜，争夺《九阴真经》。近日，关于“中国现在是否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的论战，因杨振宁的公开发文反对，成为舆论热点，引发了一场科学界的“华山论剑”，并席卷普通大众，成为公共话题。
网友们跟随科学界的大佬站成了两队。
赞成派认为建成大型对撞机是基础科学及高技术研究中具有标志性的重大领域，可以在技术发展和人才引进方面产生巨大效益。这一方的领队是菲尔兹奖获得者、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以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则是反对派领袖，该派认为大型对撞机项目耗时长、费用奇大、是个“无底洞”，且有美国终止建造超大对撞机的“前车之鉴”。
相较于网民踊跃站队，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态度谨慎。实际上，在其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的科幻小说《三体》里，就有大型对撞机的戏份：三体人的智能机器“智子”，通过大型粒子对撞机实现数据随机化，锁死了人类获取物理进步的可能性。
“科幻小说不是严格的科学，”刘慈欣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我不懂大型对撞机。它该不该建？这与很多专业问题有关，比如，它能在高能物理学里起到什么作用？它取得高能物理最前沿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不懂的话，很难说出什么有价值的观点。网民当然可以站队，但是提出的意见则没有多少价值。该不该建大型对撞机，这个问题应该由专家、学者和科技方面的决策者来讨论，我没有资格。”
刘慈欣的坦承，也许正是这次“华山论剑”背后的真正意义所在。
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一个月前，中国99.99%的人可能对大型对撞机还一无所知。但一个月后，它却逐渐演变为一个公共话题。这种‘对撞’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没有全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
“有一件事值得庆祝：今天，中国科学界终于可以公开争论了。” 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淼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种论战不常见，说明现在学术氛围相对自由了。要在几年前，你让我说这番话，我不敢，因为说了有可能得罪双方，但现在我敢说了。”李淼笑言，“这场论战的意义或许已经大于论战本身，毕竟政府肯定不会依靠大家在公开场合的论战来做最终决策。科学家公开论战，让公众了解最前沿的物理学家在想什么、说什么，很有意义”。
争论由来已久
作为此次论战的主战场，9月4日、5日两天，公号“知识分子”先后刊登了杨振宁与王贻芳的文章。面对时代周报记者提出的采访请求，“知识分子”回绝了：“经过内部沟通后决定，这个事情我们暂时不说了。”而作为中国大型对撞机最主要的承担方，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亦以“所里现在不太想炒作这件事”为由，明确拒绝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物理学界内部围绕是否应该建立大型对撞机的争论由来已久。
早在2012年，在“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被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发现数月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王贻芳团队就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至本世纪30年代，在中国建成高能对撞机。
根据王贻芳团队的规划，这一项目名为“CEPC-SPPC”，预计在50-100公里长的地下环形通道内，利用相同的隧道，建造两座大型对撞机。项目分为两期，项目一期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作为希格斯粒子工厂，精确测量希格斯性质，深入研究标准模型、电弱对称性自发破缺机制和质量起源等基本问题，寻找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的线索；如果第一步成功，CEPC有新物理的迹象，且高场磁铁所需新型超导材料技术成熟，二期可在同一隧道中建造50-70 TeV质子对撞机（SPPC），通过高能量粒子对撞研究新物理。
规划起步并不顺利。
据《自然》杂志报道，2015年，王贻芳团队得到了科技部350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用于大型对撞机项目的开展，但在7月，发改委拒绝了该项目下一轮8亿元人民币的资助请求。
事实上，不独中国如此，美国大型对撞机的建造之路也颇为曲折，充满争议。1989年，美国开始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对撞机（SSC），预算为30亿美元，后总预算增加至82.5亿美元—随着预算一再增加，美国国内反对SSC的呼声日益高涨。1993年，美国国会终止了SSC项目。自1987年1月里根总统批准正式立项到1993年10月被两院投票否决，美国SSC项目耗时7年，投入近20亿美元。
2008年9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宣布启动被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科学工程” 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2012年，LHC发现了被誉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之后沉寂，目前尚未在发现“标准模型”外的新粒子上获取新进展。
自1998-2008年建成迄今，LHC共花费65亿瑞士法郎（约合412亿元人民币），却并未撼动美国在世界高能物理界的地位。
民生与科研之争
此次论战中，巨额的建造成本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杨振宁认为，根据以往各国经验，对撞机的建造成本是“无底洞”，预算不可能少于200亿美元，而“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环保、教育、医药健康问题亟待解决，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奇大，不利解决燃眉问题，目前不宜考虑。而建造超大对撞机，必将大大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的经费”。
在针对杨振宁的反驳文章中，王贻芳详细地算了一笔账，表示预计2022-2030年竣工的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的工程造价约为400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质子对撞机（SPPC）是否建设，则建立在正负电子对撞机是否有新物理迹象的前提上，时间在2040-2050年，工程造价在1000亿元人民币以内。
王贻芳认为，作为大国，中国必须考虑当下和长远，不可偏废。民生问题固然要解决，也要考虑长远，要有合适的比例进行基础科学研究，中国要能够不断发展，要有领先世界的能力。建造大型对撞机，就是中国在高能物理领域领先国际的一个难得机遇。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今年6月在《自然》上发表的文章，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其全部研发投入中占比只有4.7%，而与之相比法国是24.1%，美国是17.6%，日本是12.6%。王贻芳认为，这意味着基础研究经费仍有大约每年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增长空间，而且对撞机的项目会拉动国内科学仪器的发展，且和其他基础科学并不矛盾。
有媒体据此将这场论战归结为民生与科研谁先行的论战，李淼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杨振宁先生所说的应以民生先行，“是一种不成立的理由”。
在李淼看来，2015年，中国的税收收入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而对撞机的花费不会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哪怕花到1000亿元，中国也不缺这个钱。用去年的税收收入作比对，假设超级粒子对撞机花费了1000亿元，不到一年税收的1/100，对中国的经济和环境治理根本没有影响。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杨先生反对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理由也是如此，说会影响中国经济，但正负电子对撞机上马了，中国经济照样腾飞。所以，这并不是民生与科技谁先行的问题”。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物理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研究员郭晓明则认为，这场论战的实质，其实是一个“如何有效配置科研经费”的问题—即有限的科研经费投入，能否给中国的科技崛起带来最大效果。“放在大国竞争的全球背景下考虑，有一个优先排序的问题，量子通讯和量子计算是大国必争之地，但高能物理不是。用围棋术语来形容，投碰撞机可能是个缓手，可能会失去先机。目前双方争论的是哪个方案对中国科技进步的帮助最大，无关民生与科研谁先行的问题。科技投入，不是大炮和黄油的问题。对基础科学和技术的投入不会挤压民生，恰恰相反，会促进科技进步、改善民生。”
中国高能物理应反思？
中国目前建造超大对撞机到底值不值得？
杨振宁在文章中表示，超大对撞机是否能帮助物理学家找到猜想中的超对称粒子，目前仍属未知；且70年来，高能物理取得的大成就对人类生活没有实在好处—即使高能所建议的超大对撞机能实现，而且真能成功地将高能物理学更推进一大步，对人类生活的短中期也不会带来实在好处。
但支持中国建成大型对撞机的科学家坚信，该项目能够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丘成桐认为，如果能量更大的巨型对撞机能够在中国落成，寻找超对称粒子将是科学家们的下一个目标。而一旦超对称粒子被发现，整个物理学前沿与数学前沿都会改变。
此外，丘成桐还看好大型对撞机在技术发展和人才引进方面的巨大效益，“这会引起西方科学阵营的迁徙，远远超过单独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效果”。丘成桐预计，项目建成后，为做实验，至少会有五六千名各国一流科学家举家迁往中国且长期居住，“这对中国基础科研将产生深远影响”。王贻芳也强调，建设下一代大型对撞机不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科学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建造这个对撞机使我们在物质最深层次结构的研究当中能够得到国际领先的地位、能够取得重大的科学成果，这就是它的意义。”
除了立场明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还有一分为二看待者。
“如果要投票，我可能会投赞成CEPC，而暂时不支持主要用于发现新物理的SPPC。”李淼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如果按照王贻芳的说法，我觉得拿400亿元做Higgs工厂是值得的，但是会不会超值？很难讲，要看LHC今后几年能不能有新物理和新粒子的发现。如果LHC没有新发现，那么这个纯粹工程造价（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约400亿元人民币的CEPC，最小的意义就在于真正地验证了‘标准模型’的正确性，那我觉得只能说是值，但没有超值。如果要超出已有理论，发现新的物理，那就是超值—但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不是太大。”
郭晓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对此次论战不持立场，“我只是对高能物理现状不满。”9月6日，他在观察者网上发表了《郭晓明：杨振宁给高能物理的困境留了个面子》一文，直指中国高能物理学科发展身处困境。
“我认为高能物理已经重蹈了地心说的覆辙，用越来越复杂的模型解释层出不穷的观测现象。”郭晓明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言，高能物理需要平心静气地整理已经积累的高能物理实验数据和天文学观察数据，并重新整理认识原子核的思路，“高能物理也应该有一个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革命，否则就是一个光花钱不出活的象牙塔”。
“论战的主要意义在于如何确定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决策，科学基础研究到底要走哪条路？是跟着西方亦步亦趋，还在跑到前沿引领科学发展？中国崛起，必须是科学领先国家，而不能只是被西方领着走。”郭晓明强调。
……
缺乏大脑的，不仅是大型对撞机，而且是就大型对撞机问题进行争论的杨振宁和丘成桐。
这两个科技白痴一点不明事理，不懂科学技术只能在思想自由的社会里得到发展，而不可能依靠一个侧所大学或一个大型对撞机。
缺乏大脑的，不仅是大型对撞机，而且是就大型对撞机问题进行争论的杨振宁和丘成桐。
这两个科技白痴一点不明事理，不懂科学技术只能在思想自由的社会里得到发展，而不可能依靠一个侧所大学或一个大型对撞机。
网文《杨振宁和丘成桐打嘴仗》说金庸笔下的第一次“华山论剑”，见于《射雕英雄传》。华山顶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斗了七天七夜，争夺《九阴真经》。近日，关于“中国现在是否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的论战，因杨振宁的公开发文反对，成为舆论热点，引发了一场科学界的“华山论剑”，并席卷普通大众，成为公共话题。
网友们跟随科学界的大佬站成了两队。
赞成派认为建成大型对撞机是基础科学及高技术研究中具有标志性的重大领域，可以在技术发展和人才引进方面产生巨大效益。这一方的领队是菲尔兹奖获得者、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以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则是反对派领袖，该派认为大型对撞机项目耗时长、费用奇大、是个“无底洞”，且有美国终止建造超大对撞机的“前车之鉴”。
相较于网民踊跃站队，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态度谨慎。实际上，在其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的科幻小说《三体》里，就有大型对撞机的戏份：三体人的智能机器“智子”，通过大型粒子对撞机实现数据随机化，锁死了人类获取物理进步的可能性。
“科幻小说不是严格的科学，”刘慈欣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我不懂大型对撞机。它该不该建？这与很多专业问题有关，比如，它能在高能物理学里起到什么作用？它取得高能物理最前沿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不懂的话，很难说出什么有价值的观点。网民当然可以站队，但是提出的意见则没有多少价值。该不该建大型对撞机，这个问题应该由专家、学者和科技方面的决策者来讨论，我没有资格。”
刘慈欣的坦承，也许正是这次“华山论剑”背后的真正意义所在。
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一个月前，中国99.99%的人可能对大型对撞机还一无所知。但一个月后，它却逐渐演变为一个公共话题。这种‘对撞’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没有全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
“有一件事值得庆祝：今天，中国科学界终于可以公开争论了。” 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淼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种论战不常见，说明现在学术氛围相对自由了。要在几年前，你让我说这番话，我不敢，因为说了有可能得罪双方，但现在我敢说了。”李淼笑言，“这场论战的意义或许已经大于论战本身，毕竟政府肯定不会依靠大家在公开场合的论战来做最终决策。科学家公开论战，让公众了解最前沿的物理学家在想什么、说什么，很有意义”。
争论由来已久
作为此次论战的主战场，9月4日、5日两天，公号“知识分子”先后刊登了杨振宁与王贻芳的文章。面对时代周报记者提出的采访请求，“知识分子”回绝了：“经过内部沟通后决定，这个事情我们暂时不说了。”而作为中国大型对撞机最主要的承担方，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亦以“所里现在不太想炒作这件事”为由，明确拒绝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物理学界内部围绕是否应该建立大型对撞机的争论由来已久。
早在2012年，在“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被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发现数月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王贻芳团队就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至本世纪30年代，在中国建成高能对撞机。
根据王贻芳团队的规划，这一项目名为“CEPC-SPPC”，预计在50-100公里长的地下环形通道内，利用相同的隧道，建造两座大型对撞机。项目分为两期，项目一期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作为希格斯粒子工厂，精确测量希格斯性质，深入研究标准模型、电弱对称性自发破缺机制和质量起源等基本问题，寻找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的线索；如果第一步成功，CEPC有新物理的迹象，且高场磁铁所需新型超导材料技术成熟，二期可在同一隧道中建造50-70 TeV质子对撞机（SPPC），通过高能量粒子对撞研究新物理。
规划起步并不顺利。
据《自然》杂志报道，2015年，王贻芳团队得到了科技部350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用于大型对撞机项目的开展，但在7月，发改委拒绝了该项目下一轮8亿元人民币的资助请求。
事实上，不独中国如此，美国大型对撞机的建造之路也颇为曲折，充满争议。1989年，美国开始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对撞机（SSC），预算为30亿美元，后总预算增加至82.5亿美元—随着预算一再增加，美国国内反对SSC的呼声日益高涨。1993年，美国国会终止了SSC项目。自1987年1月里根总统批准正式立项到1993年10月被两院投票否决，美国SSC项目耗时7年，投入近20亿美元。
2008年9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宣布启动被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科学工程” 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2012年，LHC发现了被誉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之后沉寂，目前尚未在发现“标准模型”外的新粒子上获取新进展。
自1998-2008年建成迄今，LHC共花费65亿瑞士法郎（约合412亿元人民币），却并未撼动美国在世界高能物理界的地位。
民生与科研之争
此次论战中，巨额的建造成本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杨振宁认为，根据以往各国经验，对撞机的建造成本是“无底洞”，预算不可能少于200亿美元，而“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环保、教育、医药健康问题亟待解决，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奇大，不利解决燃眉问题，目前不宜考虑。而建造超大对撞机，必将大大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的经费”。
在针对杨振宁的反驳文章中，王贻芳详细地算了一笔账，表示预计2022-2030年竣工的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的工程造价约为400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质子对撞机（SPPC）是否建设，则建立在正负电子对撞机是否有新物理迹象的前提上，时间在2040-2050年，工程造价在1000亿元人民币以内。
王贻芳认为，作为大国，中国必须考虑当下和长远，不可偏废。民生问题固然要解决，也要考虑长远，要有合适的比例进行基础科学研究，中国要能够不断发展，要有领先世界的能力。建造大型对撞机，就是中国在高能物理领域领先国际的一个难得机遇。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今年6月在《自然》上发表的文章，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其全部研发投入中占比只有4.7%，而与之相比法国是24.1%，美国是17.6%，日本是12.6%。王贻芳认为，这意味着基础研究经费仍有大约每年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增长空间，而且对撞机的项目会拉动国内科学仪器的发展，且和其他基础科学并不矛盾。
有媒体据此将这场论战归结为民生与科研谁先行的论战，李淼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杨振宁先生所说的应以民生先行，“是一种不成立的理由”。
在李淼看来，2015年，中国的税收收入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而对撞机的花费不会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哪怕花到1000亿元，中国也不缺这个钱。用去年的税收收入作比对，假设超级粒子对撞机花费了1000亿元，不到一年税收的1/100，对中国的经济和环境治理根本没有影响。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杨先生反对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理由也是如此，说会影响中国经济，但正负电子对撞机上马了，中国经济照样腾飞。所以，这并不是民生与科技谁先行的问题”。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物理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研究员郭晓明则认为，这场论战的实质，其实是一个“如何有效配置科研经费”的问题—即有限的科研经费投入，能否给中国的科技崛起带来最大效果。“放在大国竞争的全球背景下考虑，有一个优先排序的问题，量子通讯和量子计算是大国必争之地，但高能物理不是。用围棋术语来形容，投碰撞机可能是个缓手，可能会失去先机。目前双方争论的是哪个方案对中国科技进步的帮助最大，无关民生与科研谁先行的问题。科技投入，不是大炮和黄油的问题。对基础科学和技术的投入不会挤压民生，恰恰相反，会促进科技进步、改善民生。”
中国高能物理应反思？
中国目前建造超大对撞机到底值不值得？
杨振宁在文章中表示，超大对撞机是否能帮助物理学家找到猜想中的超对称粒子，目前仍属未知；且70年来，高能物理取得的大成就对人类生活没有实在好处—即使高能所建议的超大对撞机能实现，而且真能成功地将高能物理学更推进一大步，对人类生活的短中期也不会带来实在好处。
但支持中国建成大型对撞机的科学家坚信，该项目能够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丘成桐认为，如果能量更大的巨型对撞机能够在中国落成，寻找超对称粒子将是科学家们的下一个目标。而一旦超对称粒子被发现，整个物理学前沿与数学前沿都会改变。
此外，丘成桐还看好大型对撞机在技术发展和人才引进方面的巨大效益，“这会引起西方科学阵营的迁徙，远远超过单独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效果”。丘成桐预计，项目建成后，为做实验，至少会有五六千名各国一流科学家举家迁往中国且长期居住，“这对中国基础科研将产生深远影响”。王贻芳也强调，建设下一代大型对撞机不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科学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建造这个对撞机使我们在物质最深层次结构的研究当中能够得到国际领先的地位、能够取得重大的科学成果，这就是它的意义。”
除了立场明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还有一分为二看待者。
“如果要投票，我可能会投赞成CEPC，而暂时不支持主要用于发现新物理的SPPC。”李淼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如果按照王贻芳的说法，我觉得拿400亿元做Higgs工厂是值得的，但是会不会超值？很难讲，要看LHC今后几年能不能有新物理和新粒子的发现。如果LHC没有新发现，那么这个纯粹工程造价（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约400亿元人民币的CEPC，最小的意义就在于真正地验证了‘标准模型’的正确性，那我觉得只能说是值，但没有超值。如果要超出已有理论，发现新的物理，那就是超值—但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不是太大。”
郭晓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对此次论战不持立场，“我只是对高能物理现状不满。”9月6日，他在观察者网上发表了《郭晓明：杨振宁给高能物理的困境留了个面子》一文，直指中国高能物理学科发展身处困境。
“我认为高能物理已经重蹈了地心说的覆辙，用越来越复杂的模型解释层出不穷的观测现象。”郭晓明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言，高能物理需要平心静气地整理已经积累的高能物理实验数据和天文学观察数据，并重新整理认识原子核的思路，“高能物理也应该有一个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革命，否则就是一个光花钱不出活的象牙塔”。
“论战的主要意义在于如何确定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决策，科学基础研究到底要走哪条路？是跟着西方亦步亦趋，还在跑到前沿引领科学发展？中国崛起，必须是科学领先国家，而不能只是被西方领着走。”郭晓明强调。
……
缺乏大脑的，不仅是大型对撞机，而且是就大型对撞机问题进行争论的杨振宁和丘成桐。
这两个科技白痴一点不明事理，不懂科学技术只能在思想自由的社会里得到发展，而不可能依靠一个侧所大学或一个大型对撞机。
谢选骏：劳力者断腿，劳心者断头
谢选骏：劳力者断腿，劳心者断头
网文《被冤枉的孟子》说《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意思是脑力劳动者统治、管理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和管理。这无疑是针对社会分工的现状来说的，由于管理者需要更多的知识和素质，更需要脑力劳动者来承担，因此这一说法是符合客观社会发展现状和规律的。
孟子的这一说法历来遭到不少人批判，理由是孟子这是在搞等级、贵贱论，瞧不起体力劳动者。由于体力劳动者代表着为数众多的普通劳动人民，因此孟子也常常被指责为瞧不起普通劳动者，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
其实这实在是大大的冤枉孟子了，孟子在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时，不但没有丝毫瞧不起劳动人民的意思，其实倒还有高度看重、赞扬体力劳动者的成分。之所认出现上述误解，完全是由于后来的所谓批评者断章取义，歪曲了孟子的完整原意。
在《滕文公章句上》中，孟子的原话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被统治者养活统治者，统治者靠被统治者养活；这是通行天下的原则。”。
不难看出，孟子虽然存认了社会分工，存认（承认）需要劳心者来管理、统治劳力者的社会现实，但也明确指出：统治者是靠被统治者来养活的，劳力者才是劳心者的衣食父母，不可本末倒置。这正如马克思的理论，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而并不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当然，也可以深化为是纳税人养活了人民公仆，而不是公仆养活了纳税人。
生活真是无耻的荒诞，敢于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观点，多次为民请命，提高、肯定劳动人民身份和地位的孟子先生居然被黑成了对劳动人民的鄙视者。回顾历史，因断章取义而造成的冤案实在太多太多了，虽然断章取义一直是部分不学无术的学者们的嗜好，但笔者却还是忍不住想棒喝一句：断章取义害人害己，可以从此休矣！
……
上面这篇网文辩护词还忘记了一个更好的辩护理由：
那就是在“社会分工”之外，还有“社会后果”的存在。
也就是说，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现状，也会带来“劳力者断腿，劳心者断头”的“社会后果”。
一般说来，劳力者虽然辛苦到断腿的地步，但还不至于断头，不至于成为断头台、绞刑架的里的点心。但劳心者则不然了，他们虽然养尊处优，但是偶尔却会成为断头台、绞刑架的里的点心。
这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后果”。
【《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出处】
《孟子》是“四书 ”之一。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为孟子、孟子弟子、再传弟子的记录。《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现存七篇十四卷。总字数三万五千余字，286章。相传另有《孟子外书》四篇，书中记载有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
原 文 有为神农之言①者许行②，自楚之膝，踵③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④。”
文公与之处。
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⑤。
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6），负耒耜而自宋之膝，日：“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
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膝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7）而治。今也膝有仓禀府库，则是厉（9）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
曰：“然。”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
曰：“否，许子衣褐。”
“许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
曰：“自织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曰：“许子奚为不自织？”
曰：“害于耕。”
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9）？”
曰：“然。”“自为之与？”
曰：“否，以票易之。”
“以票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诚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10）皆取诸其宫中（11）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12）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13）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水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15）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16）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人，虽欲耕，得乎？
“后稷（17）教民稼穑，树艺（18）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内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19）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放勋（20）曰：‘劳之来之（21），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22）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23）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24）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925）将归，人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26）之，皜皜（27）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鴃（28）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人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29）。’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30），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31）运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贸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32），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33）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注 释
①神农之言：神农氏的学说。神农是上古传说中的人物，常与伏羹氏、燧人氏一道被称为“三皇”。神农氏主要的功绩是教人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叫“神农”。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多托古圣贤之名而标榜自己的学说。“农家”就假托为“神农之言”。
②许行：农家代表人物之一，生平不详。
③踵（zhong）：至，到。
④廛：住房。氓：移民。
⑤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穿粗麻衣，靠编草鞋，织草席谋生。衣（yi），动词，穿；褐（he），粗麻短衣；屦（ju），草鞋。
（6）陈良：楚国的儒士。陈相、陈辛：都是陈良的学生。
（7）饔飧：饔（yong）：早餐；飧（Sun）：晚餐。
（8）厉：病．
（9）釜：金属制的锅；甑：用瓦做的茶饭器；爨（cuan）：烧火做饭；铁：指用铁做的农具。
（10）舍：相当于方一言“啥”，即什么东西、一切东西的意思。
（11）宫中：家中。古代住宅无论贵贱都可以叫“宫”，秦汉以后才专指帝王所居为宫。
（12）大人：这里指有地位的人，与下文“小人”相对。
（13）路：指奔波、劳累。
（15）敷：遍。
（16）瀹济漯：瀹济漯（yue）：疏导。济漯（ta）：济水和漯水。
（17）后稷：相传为周的始祖，名弃，尧帝时为农师。
（18）树艺：种植。
（19）契（xie）：人名，相传是殷的祖先，姓子，尧帝时任司徒。
（20）放勋：尧的称号，放是大，勋是功劳，原本是史官的赞誉之辞，后来成为尧的称号。
（21）劳之来之：劳、来都读为去声，劝勉，慰劳。
（22）皋（gao）陶（yao）：人名，相传为虞舜时的司法官。
（23）易：治。
（24）倍：同“背”，背叛。
（25）治任：准备行李。治，整治；任，负担。
（26）秋阳以暴：秋阳，周历七八月相当于夏历五六月，所以这里所说的秋阳实际相当于今天的夏阳。暴，同“曝”，晒。皜皜（hao）：光明洁白的样子。
（28）鴃（jue）：伯劳鸟。
（29）戎狄膺，荆舒是惩：引自《诗经·鲁颂·闷官》。膺，击退；惩，抵御；戎秋是北方的异族；荆、舒是南方的异族。
（30）市贾不贰：贾通“价”；不贰，没有两样。
（31）五尺之重：古代尺寸短，五尺约相当于现在三尺多一点。
（32）倍蓰（xi）：倍，一倍；蓰，五倍。后文的什、百、千、万都是指倍数。
（33）巨屦小屦：粗糙的草鞋与精致的草鞋。
网文《被冤枉的孟子》说《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意思是脑力劳动者统治、管理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和管理。这无疑是针对社会分工的现状来说的，由于管理者需要更多的知识和素质，更需要脑力劳动者来承担，因此这一说法是符合客观社会发展现状和规律的。
孟子的这一说法历来遭到不少人批判，理由是孟子这是在搞等级、贵贱论，瞧不起体力劳动者。由于体力劳动者代表着为数众多的普通劳动人民，因此孟子也常常被指责为瞧不起普通劳动者，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
其实这实在是大大的冤枉孟子了，孟子在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时，不但没有丝毫瞧不起劳动人民的意思，其实倒还有高度看重、赞扬体力劳动者的成分。之所认出现上述误解，完全是由于后来的所谓批评者断章取义，歪曲了孟子的完整原意。
在《滕文公章句上》中，孟子的原话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被统治者养活统治者，统治者靠被统治者养活；这是通行天下的原则。”。
不难看出，孟子虽然存认了社会分工，存认（承认）需要劳心者来管理、统治劳力者的社会现实，但也明确指出：统治者是靠被统治者来养活的，劳力者才是劳心者的衣食父母，不可本末倒置。这正如马克思的理论，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而并不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当然，也可以深化为是纳税人养活了人民公仆，而不是公仆养活了纳税人。
生活真是无耻的荒诞，敢于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观点，多次为民请命，提高、肯定劳动人民身份和地位的孟子先生居然被黑成了对劳动人民的鄙视者。回顾历史，因断章取义而造成的冤案实在太多太多了，虽然断章取义一直是部分不学无术的学者们的嗜好，但笔者却还是忍不住想棒喝一句：断章取义害人害己，可以从此休矣！
……
上面这篇网文辩护词还忘记了一个更好的辩护理由：
那就是在“社会分工”之外，还有“社会后果”的存在。
也就是说，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现状，也会带来“劳力者断腿，劳心者断头”的“社会后果”。
一般说来，劳力者虽然辛苦到断腿的地步，但还不至于断头，不至于成为断头台、绞刑架的里的点心。但劳心者则不然了，他们虽然养尊处优，但是偶尔却会成为断头台、绞刑架的里的点心。
这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后果”。
【《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出处】
《孟子》是“四书 ”之一。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为孟子、孟子弟子、再传弟子的记录。《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现存七篇十四卷。总字数三万五千余字，286章。相传另有《孟子外书》四篇，书中记载有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
原 文 有为神农之言①者许行②，自楚之膝，踵③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④。”
文公与之处。
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⑤。
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6），负耒耜而自宋之膝，日：“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
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膝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7）而治。今也膝有仓禀府库，则是厉（9）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
曰：“然。”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
曰：“否，许子衣褐。”
“许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
曰：“自织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曰：“许子奚为不自织？”
曰：“害于耕。”
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9）？”
曰：“然。”“自为之与？”
曰：“否，以票易之。”
“以票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诚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10）皆取诸其宫中（11）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12）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13）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水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15）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16）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人，虽欲耕，得乎？
“后稷（17）教民稼穑，树艺（18）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内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19）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放勋（20）曰：‘劳之来之（21），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22）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23）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24）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925）将归，人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26）之，皜皜（27）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鴃（28）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人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29）。’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30），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31）运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贸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32），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33）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注 释
①神农之言：神农氏的学说。神农是上古传说中的人物，常与伏羹氏、燧人氏一道被称为“三皇”。神农氏主要的功绩是教人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叫“神农”。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多托古圣贤之名而标榜自己的学说。“农家”就假托为“神农之言”。
②许行：农家代表人物之一，生平不详。
③踵（zhong）：至，到。
④廛：住房。氓：移民。
⑤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穿粗麻衣，靠编草鞋，织草席谋生。衣（yi），动词，穿；褐（he），粗麻短衣；屦（ju），草鞋。
（6）陈良：楚国的儒士。陈相、陈辛：都是陈良的学生。
（7）饔飧：饔（yong）：早餐；飧（Sun）：晚餐。
（8）厉：病．
（9）釜：金属制的锅；甑：用瓦做的茶饭器；爨（cuan）：烧火做饭；铁：指用铁做的农具。
（10）舍：相当于方一言“啥”，即什么东西、一切东西的意思。
（11）宫中：家中。古代住宅无论贵贱都可以叫“宫”，秦汉以后才专指帝王所居为宫。
（12）大人：这里指有地位的人，与下文“小人”相对。
（13）路：指奔波、劳累。
（15）敷：遍。
（16）瀹济漯：瀹济漯（yue）：疏导。济漯（ta）：济水和漯水。
（17）后稷：相传为周的始祖，名弃，尧帝时为农师。
（18）树艺：种植。
（19）契（xie）：人名，相传是殷的祖先，姓子，尧帝时任司徒。
（20）放勋：尧的称号，放是大，勋是功劳，原本是史官的赞誉之辞，后来成为尧的称号。
（21）劳之来之：劳、来都读为去声，劝勉，慰劳。
（22）皋（gao）陶（yao）：人名，相传为虞舜时的司法官。
（23）易：治。
（24）倍：同“背”，背叛。
（25）治任：准备行李。治，整治；任，负担。
（26）秋阳以暴：秋阳，周历七八月相当于夏历五六月，所以这里所说的秋阳实际相当于今天的夏阳。暴，同“曝”，晒。皜皜（hao）：光明洁白的样子。
（28）鴃（jue）：伯劳鸟。
（29）戎狄膺，荆舒是惩：引自《诗经·鲁颂·闷官》。膺，击退；惩，抵御；戎秋是北方的异族；荆、舒是南方的异族。
（30）市贾不贰：贾通“价”；不贰，没有两样。
（31）五尺之重：古代尺寸短，五尺约相当于现在三尺多一点。
（32）倍蓰（xi）：倍，一倍；蓰，五倍。后文的什、百、千、万都是指倍数。
（33）巨屦小屦：粗糙的草鞋与精致的草鞋。
谢选骏：加拿大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谢选骏：加拿大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2016年6月11日，加拿大“约克论坛”说，人兽之间的性行为被加拿大最高法院判为合法！
加拿大的“包容度”让人惊呆了。今后人兽之前的性行为竟是合法的。这不是谣传，而是加拿大最高法院的裁决。
缘起于加拿大最高法院审理了一起诉讼案，被告男子在自己女儿们的性器官处涂抹花生酱，并唆使家犬将其舔干净，而被告则将整个过程录了下来；这位变态的加拿大人还被指控性骚扰并强奸亲生女儿。结果被告男子向国家最高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撤销自己的“兽奸”罪名，最终，法院判该男子的“兽奸”罪名不成立。
这起强奸案审理到最后，法院裁决，人如果与动物有性接触但无“进入(penetration)”性器官行为的话，就不算违法。
加拿大高级法院判决书里还提到，加拿大暂时并没有很明确的关于“人兽性交”行为的法律法规，法律仅仅规定了人兽之间到了“进入”性器官程度的性行为是违法的，无论是动物“进入”人，还是人“进入”动物。
在同为“英语国家”的亲英国殖民地澳大利亚，也有类似的变态行为：袋鼠与母猪相恋一年 啪啪被拍下！
2016年6月10日消息，澳洲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恐怕就是袋鼠了。不过，一位研究员莱恩弗雷泽（Ryan Frazer），却在一户人家的农场里，看到了令他难以相信的怪事。一只公袋鼠正从母猪背后抱住它，并且两只动物开始做出如“情侣爱抚”等亲密行为，一旁还有两只鹅在观看，看似习以为常。
这让莱恩弗雷泽非常惊讶，跑去问农场主人，结果对方的淡定回应更是震惊。
“它们俩个‘在一起’一年多了，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还试图想让它们分开，结果袋鼠气到把围栏拆了。对，它们就是在谈恋爱。”农场主人，格雷迪克（Greg Dick）说。
他还指出，母猪的名字叫做“苹果”，两只动物时常在农场里面做出亲密行为。莱恩也证实这一点，至今他还是难以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幕。
“动物看到我们站在围栏前，袋鼠看起来很生气，似乎怕我们拆散它们，但另外一只手却不断在母猪身上游走，看起来像是抚慰。”弗雷泽说。他解释，这场奇怪的关系持续了五至十分钟，袋鼠一下抚摸母猪，一下又和它拥抱起来，后来也无视于他们在旁边拍照，两只动物打得十分火热，后来大概因为受不了大家的“异样眼光”，就离开现场。
……
看来，英语能够成为“国际普通话”不是偶然的。它是如此擅长沟通，不仅在人际关系中，而且在人兽关系中，甚至在兽兽关系中。
但是，这也是的英语国家日益成为另一种思想的攻击目标。
大家现在担心：加拿大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2016年6月11日，加拿大“约克论坛”说，人兽之间的性行为被加拿大最高法院判为合法！
加拿大的“包容度”让人惊呆了。今后人兽之前的性行为竟是合法的。这不是谣传，而是加拿大最高法院的裁决。
缘起于加拿大最高法院审理了一起诉讼案，被告男子在自己女儿们的性器官处涂抹花生酱，并唆使家犬将其舔干净，而被告则将整个过程录了下来；这位变态的加拿大人还被指控性骚扰并强奸亲生女儿。结果被告男子向国家最高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撤销自己的“兽奸”罪名，最终，法院判该男子的“兽奸”罪名不成立。
这起强奸案审理到最后，法院裁决，人如果与动物有性接触但无“进入(penetration)”性器官行为的话，就不算违法。
加拿大高级法院判决书里还提到，加拿大暂时并没有很明确的关于“人兽性交”行为的法律法规，法律仅仅规定了人兽之间到了“进入”性器官程度的性行为是违法的，无论是动物“进入”人，还是人“进入”动物。
在同为“英语国家”的亲英国殖民地澳大利亚，也有类似的变态行为：袋鼠与母猪相恋一年 啪啪被拍下！
2016年6月10日消息，澳洲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恐怕就是袋鼠了。不过，一位研究员莱恩弗雷泽（Ryan Frazer），却在一户人家的农场里，看到了令他难以相信的怪事。一只公袋鼠正从母猪背后抱住它，并且两只动物开始做出如“情侣爱抚”等亲密行为，一旁还有两只鹅在观看，看似习以为常。
这让莱恩弗雷泽非常惊讶，跑去问农场主人，结果对方的淡定回应更是震惊。
“它们俩个‘在一起’一年多了，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还试图想让它们分开，结果袋鼠气到把围栏拆了。对，它们就是在谈恋爱。”农场主人，格雷迪克（Greg Dick）说。
他还指出，母猪的名字叫做“苹果”，两只动物时常在农场里面做出亲密行为。莱恩也证实这一点，至今他还是难以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幕。
“动物看到我们站在围栏前，袋鼠看起来很生气，似乎怕我们拆散它们，但另外一只手却不断在母猪身上游走，看起来像是抚慰。”弗雷泽说。他解释，这场奇怪的关系持续了五至十分钟，袋鼠一下抚摸母猪，一下又和它拥抱起来，后来也无视于他们在旁边拍照，两只动物打得十分火热，后来大概因为受不了大家的“异样眼光”，就离开现场。
……
看来，英语能够成为“国际普通话”不是偶然的。它是如此擅长沟通，不仅在人际关系中，而且在人兽关系中，甚至在兽兽关系中。
但是，这也是的英语国家日益成为另一种思想的攻击目标。
大家现在担心：加拿大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谢选骏：从三星堆遗址看“中国文明”的特质
谢选骏：从三星堆遗址看“中国文明”的特质
（一）
三星堆遗址位于距中国四川省广汉市城西7公里，距南兴镇4公里的鸭子河畔，南距离成都约40公里，北距德阳26公里，属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由于其古域内三个起伏相连的三个黄土堆而得名，有“三星伴月”之美名，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100年，分为四期，一期为宝墩文化（前蜀文化），二三期为三星堆文化（古蜀，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400年），四期为十二桥文化（古蜀，主要遗存在金沙遗址），约相当于中原的夏商周时期。
1929年春，广汉县南兴镇真武村村民燕道诚一家在宅旁挖蓄水沟时发现一个长方形的坑道，由石板围成，坑内放满了精美的玉石器。燕道诚后携家人把坑内400多件玉器搬回家中，藏于各个角落，并且不让家人告人。一年后，为将玉器出手，他将一块玉瑗送给当时驻广汉县的一位旅长陶宗伯，此人在得知这块玉瑗的价值后，派了一个连进驻燕道诚挖宝的地方，以军事训练为名，大肆开挖。
成都著名金石学家龚熙台从燕家购买了4块玉器，并写作一篇《古玉考》发表在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的创刊号上，随即消息传出，古董商蜂拥而至，广汉地区掀起挖掘高潮。当时的广汉县县长罗雨苍认为古物出土应归国家所有，随即下令禁止私人乱挖乱掘。1934年3月15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人葛维汉与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组建考古发掘队，在月亮湾进行发掘工作，揭开了中国川西平原考古的序幕。持续十多天的第一次正式发掘工作，一共出土文物600多件。
1953年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等人重新提出三星堆一带有古文化遗产的可能。1956年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在三星堆—月亮湾一带进行考古调查。
196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组全面调查了三星堆和月亮湾等地的文化遗存。1970年始，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古遗址搭建起砖瓦工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受破坏。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龙山时代和3000年－4000年前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陶片标本。198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进行专款专项考古发掘。
1986年7月广汉县南兴镇第二砖厂的工人在挖砖坯土时，挖断了一块玉环，工人遂报告给当地的考古队，这里就是三星堆一号祭祀坑。8月四川省考古所在领队陈德安、副领队陈显丹带领下对三星堆进行大规模发掘工作，发现两座与商代同时期的大型祭祀坑，坑内出土了1700多件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等，还有80根象牙，4600多枚当时的货币、海贝、铜贝等。
（二）
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可以根据其考古时的发现分为三星堆遗址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也可以按研究后文化类别分为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对于认识三星堆与当地先秦时期青铜文化和新石器文化的关系有着重要作用，也奠定了完善四川古文化发展谱系，确定巴蜀文明形成的基础。其主要出土的上百件青铜精品，一如青铜立人像年代则在第四期，概括约在公元前1200—公元前1000年之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安阳殷墟遗址。
1933年至1934年的第一次对月亮湾真武宫遗址和玉石器坑挖掘时，已经有人注意到两者年代有所不同。1963年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实习进一步的从地层上论证了不同时期的叠压关系。1980年、1981年第一次发掘时，考古队员将堆积物分为八层，除去表层土（第1层）、间隙层（第5、7层），剩下的五层被称为“第一至第五文化层”。其中第四、五文化层（第6、8地层）被划为第一期，第二、三文化层（第3、4地层）被划为第二期。第一文化层（第2地层）被划为第三期。1982年，通过第二次发掘，发掘者提出存在三星堆遗址第四期。至此，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
三星堆一期文化
标准地层是第一次发掘时的第6层、第8层（第四、五文化层）。1984年西泉坎下层（第4层）和1986年第六次发掘的最下层（第13-16层）等基本与之对应。
出土的陶器陶质主要以泥质灰陶为主，出土陶器中大约65%为此类陶质，又包括了泥质青灰陶和灰白陶。其次是夹砂褐陶，另外还有少量不均匀的泥质橙黄陶。器形比较单调，主要是平地器，但也要少量圈足器，大部分皆难以复原。纹饰主要是绳纹，其次是划纹，划纹又包括乐平行线划纹、水波状划纹、几何形划纹，也有在平行划纹上再弄出齿状。另外有少量的锥刺纹和镂孔装饰。这一时期陶器的显着特点之一是器口压成锯齿状花边。
这一地层已经出现房屋建筑，平面通常呈圆形或方形，采用挖柱洞立柱桩的方法，中间连结以泥墙。有些房屋的面积只有10-12平方米，据推测可能是干栏式的小房子。
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鉴定，在第一次发掘时的第六层所采集的标本距今为4075±100年，树轮校正后为4500±150年，高精度校正后为公元前2590—公元前2340年。其它的一些主要数据有距今4170±85年，4210±80年等。概括约在公元前2800—公元前2000年之间。
三星堆二期文化
三星堆二期文化的标准地层是第一次发掘时的第3层、第4层（第二、三文化层）。第六次发掘的第11、12层也是典型地层。各次发掘中，此地层均有出现，说明这一期文化在三星堆遗址群中有广泛的分布。与第一期文化相比，这一期的文化面貌大有改变。包括特色鲜明的陶器和石器。可以说代表三星堆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群已经出现。其与第三期的区别主要是数量比例和个别品种上的区别。
陶器陶质变化为主要以夹砂褐陶为主，其次是泥质褐陶。器形比第一期丰富很多，新出现了小平底罐、高柄豆、平底盘等，也出现了少量鸟头形状的勺柄。纹饰以粗绳纹和细绳纹为主，新出现了凸弦纹、附加堆纹、网纹等。石器包括斧、锛、凿、杵和砍砸器，开始出现石壁和石纺车。
建筑房屋单间的平面通常呈长方形或方形，有些数间连接成组，有些房屋墙基内还另有小沟，小沟内再立木桩。
年代距今约3990±80年，树轮校正后为4390±130年，高精度校正后为公元前2471—公元前2209年。其它的一些主要数据有距今3525±170年等。概括约在公元前2800—公元前2000年之间。
发现三星堆遗址对历史学的重要意义有以下各点：
1、令人重新认识巴蜀文化。因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有些地方甚至完全不同。例如历史学界一向认为，与中原地区相比，古代巴蜀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而三星堆遗址证明，它应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
2、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
3、学者鞠德源认为，古蜀王国三星堆文明是中夏礼仪制度（包括祭蚕神、躬桑、国傩大典、丧礼、礼器、权杖、玉琮等）传承再现的典型记录和实物遗存的最本源的发祥地。《古蜀王国--中华文明的摇篮》
（三）
从三星堆遗址看“中国文明”的特质，不难发现，所谓“中国文明”，就是不拘一格地吸收各种外来文化并将之融合进入“中央国度”的机制。
三星堆文化虽与中原文化一度并驾齐驱，但终因没有获得主导地位而沦为地区文化。因为就其对于中原文明的促进作用而言，西南于“中国”的三星堆不是孤立的，在东南，良渚文化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在东北，红山文化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中国文明，是“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而不是“Chinese Civilization”。
中国文明整合世界，是“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而不是“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Chinese Civilization”。
是所至嘱。
（一）
三星堆遗址位于距中国四川省广汉市城西7公里，距南兴镇4公里的鸭子河畔，南距离成都约40公里，北距德阳26公里，属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由于其古域内三个起伏相连的三个黄土堆而得名，有“三星伴月”之美名，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100年，分为四期，一期为宝墩文化（前蜀文化），二三期为三星堆文化（古蜀，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400年），四期为十二桥文化（古蜀，主要遗存在金沙遗址），约相当于中原的夏商周时期。
1929年春，广汉县南兴镇真武村村民燕道诚一家在宅旁挖蓄水沟时发现一个长方形的坑道，由石板围成，坑内放满了精美的玉石器。燕道诚后携家人把坑内400多件玉器搬回家中，藏于各个角落，并且不让家人告人。一年后，为将玉器出手，他将一块玉瑗送给当时驻广汉县的一位旅长陶宗伯，此人在得知这块玉瑗的价值后，派了一个连进驻燕道诚挖宝的地方，以军事训练为名，大肆开挖。
成都著名金石学家龚熙台从燕家购买了4块玉器，并写作一篇《古玉考》发表在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的创刊号上，随即消息传出，古董商蜂拥而至，广汉地区掀起挖掘高潮。当时的广汉县县长罗雨苍认为古物出土应归国家所有，随即下令禁止私人乱挖乱掘。1934年3月15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人葛维汉与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组建考古发掘队，在月亮湾进行发掘工作，揭开了中国川西平原考古的序幕。持续十多天的第一次正式发掘工作，一共出土文物600多件。
1953年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等人重新提出三星堆一带有古文化遗产的可能。1956年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在三星堆—月亮湾一带进行考古调查。
196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组全面调查了三星堆和月亮湾等地的文化遗存。1970年始，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古遗址搭建起砖瓦工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受破坏。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龙山时代和3000年－4000年前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陶片标本。198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进行专款专项考古发掘。
1986年7月广汉县南兴镇第二砖厂的工人在挖砖坯土时，挖断了一块玉环，工人遂报告给当地的考古队，这里就是三星堆一号祭祀坑。8月四川省考古所在领队陈德安、副领队陈显丹带领下对三星堆进行大规模发掘工作，发现两座与商代同时期的大型祭祀坑，坑内出土了1700多件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等，还有80根象牙，4600多枚当时的货币、海贝、铜贝等。
（二）
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可以根据其考古时的发现分为三星堆遗址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也可以按研究后文化类别分为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对于认识三星堆与当地先秦时期青铜文化和新石器文化的关系有着重要作用，也奠定了完善四川古文化发展谱系，确定巴蜀文明形成的基础。其主要出土的上百件青铜精品，一如青铜立人像年代则在第四期，概括约在公元前1200—公元前1000年之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安阳殷墟遗址。
1933年至1934年的第一次对月亮湾真武宫遗址和玉石器坑挖掘时，已经有人注意到两者年代有所不同。1963年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实习进一步的从地层上论证了不同时期的叠压关系。1980年、1981年第一次发掘时，考古队员将堆积物分为八层，除去表层土（第1层）、间隙层（第5、7层），剩下的五层被称为“第一至第五文化层”。其中第四、五文化层（第6、8地层）被划为第一期，第二、三文化层（第3、4地层）被划为第二期。第一文化层（第2地层）被划为第三期。1982年，通过第二次发掘，发掘者提出存在三星堆遗址第四期。至此，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
三星堆一期文化
标准地层是第一次发掘时的第6层、第8层（第四、五文化层）。1984年西泉坎下层（第4层）和1986年第六次发掘的最下层（第13-16层）等基本与之对应。
出土的陶器陶质主要以泥质灰陶为主，出土陶器中大约65%为此类陶质，又包括了泥质青灰陶和灰白陶。其次是夹砂褐陶，另外还有少量不均匀的泥质橙黄陶。器形比较单调，主要是平地器，但也要少量圈足器，大部分皆难以复原。纹饰主要是绳纹，其次是划纹，划纹又包括乐平行线划纹、水波状划纹、几何形划纹，也有在平行划纹上再弄出齿状。另外有少量的锥刺纹和镂孔装饰。这一时期陶器的显着特点之一是器口压成锯齿状花边。
这一地层已经出现房屋建筑，平面通常呈圆形或方形，采用挖柱洞立柱桩的方法，中间连结以泥墙。有些房屋的面积只有10-12平方米，据推测可能是干栏式的小房子。
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鉴定，在第一次发掘时的第六层所采集的标本距今为4075±100年，树轮校正后为4500±150年，高精度校正后为公元前2590—公元前2340年。其它的一些主要数据有距今4170±85年，4210±80年等。概括约在公元前2800—公元前2000年之间。
三星堆二期文化
三星堆二期文化的标准地层是第一次发掘时的第3层、第4层（第二、三文化层）。第六次发掘的第11、12层也是典型地层。各次发掘中，此地层均有出现，说明这一期文化在三星堆遗址群中有广泛的分布。与第一期文化相比，这一期的文化面貌大有改变。包括特色鲜明的陶器和石器。可以说代表三星堆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群已经出现。其与第三期的区别主要是数量比例和个别品种上的区别。
陶器陶质变化为主要以夹砂褐陶为主，其次是泥质褐陶。器形比第一期丰富很多，新出现了小平底罐、高柄豆、平底盘等，也出现了少量鸟头形状的勺柄。纹饰以粗绳纹和细绳纹为主，新出现了凸弦纹、附加堆纹、网纹等。石器包括斧、锛、凿、杵和砍砸器，开始出现石壁和石纺车。
建筑房屋单间的平面通常呈长方形或方形，有些数间连接成组，有些房屋墙基内还另有小沟，小沟内再立木桩。
年代距今约3990±80年，树轮校正后为4390±130年，高精度校正后为公元前2471—公元前2209年。其它的一些主要数据有距今3525±170年等。概括约在公元前2800—公元前2000年之间。
发现三星堆遗址对历史学的重要意义有以下各点：
1、令人重新认识巴蜀文化。因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有些地方甚至完全不同。例如历史学界一向认为，与中原地区相比，古代巴蜀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而三星堆遗址证明，它应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
2、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
3、学者鞠德源认为，古蜀王国三星堆文明是中夏礼仪制度（包括祭蚕神、躬桑、国傩大典、丧礼、礼器、权杖、玉琮等）传承再现的典型记录和实物遗存的最本源的发祥地。《古蜀王国--中华文明的摇篮》
（三）
从三星堆遗址看“中国文明”的特质，不难发现，所谓“中国文明”，就是不拘一格地吸收各种外来文化并将之融合进入“中央国度”的机制。
三星堆文化虽与中原文化一度并驾齐驱，但终因没有获得主导地位而沦为地区文化。因为就其对于中原文明的促进作用而言，西南于“中国”的三星堆不是孤立的，在东南，良渚文化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在东北，红山文化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中国文明，是“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而不是“Chinese Civilization”。
中国文明整合世界，是“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而不是“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Chinese Civilization”。
是所至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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