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哈佛大学里印度人的伪证

网文《哈佛教授：长期太穷或太忙会让你变傻》说美国一个跨学科团队完成了一项对资源稀缺状况下人的思维方式的研究，结论是：穷人和过于忙碌的人有一个共同思维特质，即注意力被稀缺资源过分占据，引起认知和判断力的全面下降。这项研究是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政策研究学者协作的典范。
研究的主导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他29岁时就因出色的行为经济学理论，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50万美元奖金；主要合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沙菲（Eldar Shafir）。研究成果最早在美国阿斯彭论坛上演示，论文发表于美国《科学》杂志，新书《稀缺：为什么拥有太少后果会很严重？》中发布，尚未出版时就进了《金融时报》年度必读十本商业书籍榜单。
这个研究源于穆来纳森对自己拖延症的憎恨。他7岁从印度移民美国，很快就如鱼得水，哈佛毕业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经济学，获“麦克阿瑟天才奖”后被返聘为哈佛终身教授。而立之年就几乎拥有一切，他觉得惟一缺少的就是时间，脑袋里总有不同的计划，想把自己分成几份去“多任务”执行，结果却常常陷入过分承诺、无法兑现的泥潭。
一般人遇到这个问题，会去找各种时间管理“圣经”反复研读，但“天才”穆来纳森把正在做的国际扶贫研究和自己的问题联系起来，竟发现他和穷人的焦虑惊人地类似。穷人们缺少金钱，他缺少时间，两者内在的一致性在于，即便给穷人一笔钱，给拖延症者一些时间，他们也无法很好地利用。在长期资源（钱、时间、有效信息）匮乏的状态下，人们对这些稀缺资源的追逐，已经垄断了这些人的注意力，以至于忽视了更重要更有价值的因素，造成心理的焦虑和资源管理困难。也就是说，当你特别穷或特别没时间的时候，你的智力和判断力都会全面下降，导致进一步失败。
研究进一步解释，长期的资源稀缺培养出了“稀缺头脑模式”，导致失去决策所需的心力——穆来纳森称之为“带宽”（bandwidth）。一个穷人，为了满足生活所需，不得不精打细算，没有任何“带宽”来考虑投资和发展事宜；一个过度忙碌的人，为了赶截止日期，不得不被看上去最紧急的任务拖累，而没有“带宽”去安排更长远的发展。即便他们摆脱了这种稀缺状态，也会被这种“稀缺头脑模式”纠缠很久。
穆来纳森的研究，对社会阶层理论和国家政策、技术发展模式乃至个人时间管理等问题，都有重要的启示。以下试举几例——
例一：美国共和党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不努力； 民主党认为，贫穷根源来自社会不平等，国家应主持再分配来支持穷人。穆来纳森却证明两党都错了：穷人不是不努力，而是因为长期贫穷，失去了摆脱贫穷的智力和判断力，这种状况不变，再努力也是白费；而如果仅是简单地分钱给穷人，穷人的“稀缺头脑模式”也会导致无法利用好这些福利以脱贫。所以一个合理的社会流动方式应当是，建立最基本的社会安全体系，同时保有社会竞争上升通道，资源入口向全社会开放，使得个人能保持正常思维，有尊严地奋斗。
例二：时间不够怎么办？传统时间管理原则是利用片段时间和多任务，而穆来纳森研究发现，不是时间不够，而是判断问题的心力不够；利用片段时间和多任务解决方式，反而因分心加强了焦虑，导致无法专心处理主要任务，加剧拖延。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办法是，减少多任务干扰，求助外界辅导，分割问题，从而淡化处理问题的焦虑。奥巴马除了休假，每天还要抽一定的时间来锻炼，你比奥巴马还忙？
例三：我们每天都处于信息过载中，很多人被微博信息轰炸得无法判断问题，所以一些人开始用“戒网”的方式来摆脱信息过载。事实上这不是信息过载，而恰恰是“有效信息”匮乏的恶果。在一个严重缺乏公开信息的社会，一旦技术带来部分的信息开放，会造成“饿汉吃自助餐不知如何选择”的问题。同样，我们的头脑还处于有效信息稀缺的时代，有“看到字就觉得很重要”的毛病，尚无法处理高浓度信息。最好的解决方式不是回到信息匮乏状态，而是建立辅助性信息筛选机制，帮助自己挑选重要信息。有趣的是，微信因为是同仁、同事间的互动，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信息筛选作用，所以微信在中国的发展会慢慢超过今天的微博。
穆来纳森的研究刚刚开始，他关于“稀缺头脑模式”的警示，是我们这个信息和人口爆炸、平均时间和资源都加速减少的时代的一盏指路明灯。
……
上述论证似乎头头是道，但却忽略了一个最为基本的事情：那就是在任何一个社会，穷人和忙人总是占有多数。也就是说“穷”、“忙”是一些相对的概念，“穷”是对社会底层的描述，“忙”是就生存状态的总结。
没有多数穷人，就没有少数富人，没有多数忙人，就没有少数闲人；而文明就是创造于富人和闲人并进一步被富人和闲人所创造的。基于这个事实，而得出一个“消除太穷或太忙”从而让人“不傻”的结论，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的乌托邦思想。
这个哈佛大学的教授，由于带着印度文化在从事科学研究；也就因为印度文化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烙印，而失去了平衡和常识。也许为了矫枉过正其种姓思想的余孽，他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否认社会具有结构的存在。
这就使其论证流于某种意义的伪证。

谢选骏：沙特阿拉伯与回教共产主义

网文《沙特必须停止输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作者是一个穆斯林：埃德·侯赛因。
他说他每天，会和全球10亿穆斯林一起，朝着沙特阿拉伯的麦加方向祷告。但在他去圣城麦加和先知穆罕默德的安息地麦地那时，他却满怀痛苦地被迫离开。让他痛苦的，是在伊斯兰教发源地肆虐的极端主义势力。非穆斯林被禁止进入沙特王国的这片地区，因此，影响着每年前往朝拜的1300万穆斯林的观点和作法，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审视。
沙特阿拉伯曾向联合国捐款1亿美元（约合6亿元人民币），资助一个反恐机构。这是一笔受欢迎的捐赠，但同时，沙特阿拉伯拒绝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轮值理事国席位。沙特王国这种半参与、半拒绝的姿态，反映了该国在应对逊尼派伊斯兰激进主义问题上处于一种内在的瘫痪状态：希望结束暴力，却又不去面对激进者引以为据的萨拉菲主义。
得明确一点，基地组织（Al Qaeda）、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简称ISIS）、博科圣地（Boko Haram）、青年党（Shabab）等都是暴力的逊尼派萨拉菲组织。50年来，沙特阿拉伯一直是全球逊尼派萨拉菲主义的官方赞助者。
全世界穆斯林人口约有90%属于逊尼派，他们大部分不是萨拉菲派。萨拉菲主义被认为过于严格、拘泥于字面意思、偏离主流伊斯兰教。什叶派和其他宗派只占全球穆斯林总人数的10%，而萨拉菲信徒和其他原教旨主义者则占了全世界穆斯林的3%。
不同于大部分逊尼派，萨拉菲派是伊斯兰教的“福音派”，希望穆斯林和其他人改信他们那种“更纯正”的宗教。他们认为，自己信奉的伊斯兰教没有受到现代性的污染。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沙特政府的大力支持。沙特政府任命使者前往其驻穆斯林国家的大使馆任职，这些使者会劝说他人改信萨拉菲主义。沙特王国还允许顺从的伊玛目以要人的身份参与一年一度的麦加朝圣，并为穆斯林世界联盟（Muslim World League）和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World Assembly of Muslim Youth）等极端保守的组织提供资金。
9·11后，在美国的压力下，这种全球性的资金扶持来源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枯竭，但在沙特王国，萨拉菲主义的堡垒依然很牢固，强硬地实行着过时的伊斯兰教法惩罚措施，而这些惩罚措施早已被大部分穆斯林摒弃。仅自8月4日以来，沙特阿拉伯就有19人被斩首，近一半人是因为非暴力的罪行。
人们理应对伊斯兰激进分子斩首詹姆斯·福利（James Foley），以及ISIS的其他罪行感到义愤填膺，但人们忽略了沙特阿拉伯允许的公开斩首处决。一旦这样的暴行得到沙特王国的授权，其他地方也将它当成了常态，并形成了间接的激励。当这么做的国家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时，它释放的信号是很强烈的。
2005年他住在沙特阿拉伯最开明的城市吉达。那一年，为了让封闭的沙特萨拉菲派思想开放起来，阿卜杜拉国王支持同信奉其他宗教的人进行对话。在他去的那间清真寺，神职人员利用周五的祷告布道活动，以这种对话将伊斯兰教与“假宗教”相提并论为由，禁止进行这种对话。他说，这是滑向自由、民主和性别平等的斜坡，是西方异教徒的堕落作法。
国王与萨拉菲派神职人员的矛盾是沙特阿拉伯无法进行改革的关键因素。国王推崇现代化，但他与他的顾问又不希望打破沙特王室与瓦哈比派（一种朴素的伊斯兰教形式，与萨拉菲派类似）创始人之间延续了270年的部落协议。这个1744年的沙漠条约现在必须被废止。
神职人员的影响力是无与伦比的。甚至连沙特人气最旺的Twitter账号都属于宗教人物：比如穆罕默德·阿里菲（Muhammad al-Arifi）这样的极端主义神职人员。去年，他因为宣扬殴打妻子和对犹太人的憎恨而被封号。他的关注者有940万。沙特王国还有一支宗教警察部队，他们的作用就是确保女性戴面纱、禁止年轻情侣见面，并保证商店不展示“下流的”杂志封面。在麦加和麦地那这两座圣城，如果女性不小心进入只允许男性进入的区域，或者她们的裙子不符合萨拉菲派的庄重标准，宗教警察就会用鞭子抽打她们。先知穆罕默德绝不会认可这种伊斯兰教。
萨拉菲派的不包容政策导致麦加和麦地那的伊斯兰传统遭到破坏。ISIS现在正在轰炸神殿，但那也是从1925年的先例中学来的——当时，在瓦哈比派的授意下，沙特王室摧毁了麦地那加纳特·巴奇（Jannat Al-Baqi）公墓一座拥有1400年历史的坟墓。过去两年，残暴的萨拉菲派也在实施同样的宗派破坏，他们炸毁了从利比亚到巴基斯坦、从马里到伊拉克的神殿。真主党（Hezbollah）武装人员甚至还会进入叙利亚保护圣地。
沙特的学校和大学里的教科书也会教授这个派别的伊斯兰教义。麦地那大学（University of Medina）从世界各地招生，然后用偏执的萨拉菲主义教导这些学生，随后再把他们送往巴尔干半岛、非洲、印尼、孟加拉国和埃及等地的穆斯林社区，于是这些曾在沙特受训的强硬派就会前去根除当地温和的伊斯兰教派。
除了把伊斯兰教法当做国家法律来奉行，宗教极端主义还有什么？这正是伊斯兰国试图利用它的权力所做的事。人们必须挑战这种试图用一种对伊斯兰教法的生硬理解来进行管理的非伊斯兰的、不切实际的错误观念，否则无论联合国机构做什么努力，都无法对抗伊斯兰恐怖主义。
沙特阿拉伯创造了一个萨拉菲派恐怖主义的怪物。现在，它不能把杀死这头野兽的任务交给联合国。沙特必须面对国内极端主义的神学和意识形态根源，从麦加和麦地那开始。对伊斯兰教的发源地进行改革，那将是在这场全球性的观念战争中打败极端主义的关键一步。
……
事实上，沙特阿拉伯作为回教的发源地，怀有一种类似于国际共产主义的野心，想用暴力推进世界革命、实现回教的全球一体化。
网文《沙特为何成为恐怖分子的温床？》指出：
就在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问沙特前的几小时，恐怖分子在沙特首都进行恐怖袭击，矛头直指那里的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美国方面认为，这又是他们的死对头本拉登手下的基地组织所为。而基地组织已经渗透在沙特社会的各个角落。

这次恐怖行动显然是为了给鲍威尔来个下马威。
20世纪80年代中期，沙特国王改变了他的官方名称。由“神圣国王”改为“伊斯兰两个圣地的仆人”。这样，沙特阿拉伯国王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地位就提高了，成为一个重要人物。（谢选骏指出：这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哈里发的真空”，为伊斯兰国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当时，利雅得和华盛顿都对这一变化表示了欢迎，因为这于双方都有切实的利益。王室成员也很乐意看到沙特国王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面对伊斯兰内部的反对派，他们有了更多的安全保障。至少在形式上可以这样看：任何对王室的攻击都可以被认为是对伊斯兰世界的攻击。
而对美国人来说还有更为重要的一面：他们可以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共产主义及其代表苏联。尽可能地限制苏联对石油丰富而冲突不断的中东地区的影响。（谢选骏指出：美国的政客们不懂，这实际上是为一个“回教的苏联”、“回教的共产国际”铺平了道路。）
为了反对共产主义，沙特阿拉伯给予从印度尼西亚，阿富汗一直到摩洛哥所有伊斯兰政党以财政支持。而阿富汗正是沙特籍国际恐怖分子本拉登的大本营。只是本拉登当时“圣战”的矛头指向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因此他受到了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两方面的赞扬。就是说，只要本拉登是在与苏联对抗，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都能得到利雅得和华盛顿的支持。
可是事情会转化的。在共产主义崩溃后，美国在由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眼中丧失了价值。而美国和以色列是当今国际穆斯林极端分子的两个头号敌人。美国从9.11事件中汲取了教训。它要求沙特王室放弃对伊斯兰组织的支持。因为在参与9.11恐怖袭击的19个伊斯兰极端分子中，就有15个是沙特阿拉伯人。这给美国人敲了警钟。
但请神容易送神难。而沙特阿拉伯本身也实行了几十年极端保守的，近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统治政策。相比之下，伊朗的统治都要开明得多。
沙特王室时不时也表示要改变现状，实行改革。但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种表示只是做表面文章给美国看而已。事实上，沙特政府根本就没有具体的政治计划来实现美国在中东地区所要求的“民主化”。虽然沙特政府常常谈论要引进议会制度等等，但距离真正的民主，保守的沙特阿拉伯要比那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还要远得多。
另外一个问题是，基地恐怖组织成员已经渗透在沙特阿拉伯的社会之中。本拉登的组织不仅在不同的地区受到支持，也受到不同社会阶层的支持，包括富裕阶层。如果沙特政府不想给它的统治造成伤害的话，就不能不正视这一点。如果沙特政府引进民主意识，那么基地组织和其它一些类似组织就会指责它放弃基本宗教原则，是伊斯兰的叛徒。而这样的指责在沙特很容易产生共鸣。因为沙特已经进行了几十年近乎原教旨主义的宣传。
利雅得政府曾希望，不参与伊拉克战争，美国军队撤出沙特阿拉伯等事件能够使那些激进分子找不到攻击的理由，至少他们的指责不会那么尖锐。而现在来看，他们的希望完全落空了。
事实的一面是，大多数沙特阿拉伯人支持本国政府和沙特王室。但同时他们也要求变革及社会现代化。而另一方面，也有极少数人是基地组织的追随者。这些极端分子不惜使用暴力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包括自杀性袭击。而正是这些人给沙特社会造成持久的威胁。令人惊讶而对沙特阿拉伯又非常典型之处在于，这些极端分子使用几乎与沙特王室和政府一样的宣传用语。
因为，这些极端分子与沙特王室和政府，本来就是一体两面。他们都是在国际共产主义甚嚣尘上、垂死挣扎的1980年代开始成长并同流合污的。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一种“回教共产国际”——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哈里发运动。

谢选骏：沙特阿拉伯是恐怖主义大本营

2016年9月21日新闻报道《伊斯兰组织性奴拍卖大会照片被曝光》指出：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成员，早前在伊拉克北部阿尔萨奎特被击毙。当地的民兵组织修复他的手机后，赫然在手机内发现性奴拍卖会的相片，举行地点则是沙特阿拉伯。
民兵组织“人民动员部队”（Popular Mobilisation Units）的成员，修复手机后发现这些惊人的相片。其中一张相可见一名被当成性奴拍卖的伊拉克雅兹迪族女子，跪在地上被众多穆斯林包围，拍卖会现场相信是一间酒店内。
组织发言人称不能容忍这种无视人权的买卖，指在手机内发现更多类似的图片，会尽最大努力解放受制的女性。虽然沙特多年来与英美共同对抗伊斯兰，但亦有指富裕的沙特一直在背后资助恐怖主义。
……
事实上，沙特阿拉伯不仅是现代伊斯兰国哈里发的后台，也是基地组织九一一恐怖袭击的总后台，还是麦加和麦地那这两个恐怖主义的古代巢穴。
网文《穆斯林是如何拖垮全世界的？——记恐怖主义的大本营沙特阿拉伯》指出，谁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是麦当劳，不是微软，而是穆斯林。在全球一百六十多个国家中，有四十六个被穆斯林完全控制，另有三十几个穆斯林人口过了半数。在短短的几十年中，穆斯林的人口比例由百分之十五增加到百分之二十，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攻城掠地，不断蔓延。每个穆斯林妇女平均生育六个孩子，而西方国家妇女平均生育1.85 个孩子。以这个速度，不用几代人，就会如卡扎菲所说：”这个世界是我们的。”
穆斯林的可恶之处，不是因为繁殖力强，而是它的寄生虫特性。伊斯兰教仇视科学，以好逸恶劳为美。一个穆斯林男人一生的最大任务，除了传种，就是念经。而且一天要折腾五次。一个有工作的穆斯林男人会被人蔑视，是底层人做的事。穆斯林女人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没有受教育和选举权。穆斯林遍布世界各个角落，是世界人口中素质最差的人群。 这些人充分利用西方国家高福利的特点，不劳而获，靠政府养着。在西方国家中被抓捕的”基地”分子，百分百在拿政府救济过活。可这些人不是只会念经的和尚。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跳出来捣乱。在”斯巴达三百勇士”中，这些人被描绘成非人非妖的怪物。现实中他们就是这样。伊斯兰教的混蛋之处，就是鼓励用一切手段报复敌人。斩首，强奸，暗杀，虐尸，无所不用其极。约旦领导人被他们暗杀后，一个穆斯林变态分子竟然伏身吸食起从他伤口里流出的血。
伊斯兰教应该属于邪教一类。伊斯兰教有三个基本点与其它宗教不同：
1、政治性极强。所有其它宗教都尽量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唯有伊斯兰教是政教合一的。所以穆斯林所到之处，就会引来战火。
2、排它性最强。一位伊斯兰教首脑曾大言不惭地说:”All non-believers have no human values.” （所有非伊斯兰教徒都不是人）。这种论点，就为大规模屠杀非教徒打下了理论基础。3。教徒只容许有集体意识，不许有个体意识。听起来很耳熟吧？对了，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就是这种邪教性质。
为什么世界人民麻木至今呢？是因为人们对这个世界公敌不了解。两方作战，如果一方在明处，另一方在暗处，这个仗就没法打。他们有比毛同学更厉害的游击战术，名曰：敌进我降。一战与二战，你不会见到一支象样的穆斯林军队。连希特勒都对他们束手无策。不管谁来了，都开门纳降。这次伊拉克战争，美军进入巴格达兵不血刃。可是仅过了五个月，当穆斯林意识到美军不会展开大屠杀时，就来了精神，开始了恐怖袭击。所以，美军违反了孙子兵法中”攻心为上，攻城次之”的原则。对文明人，你可以理渝; 对野蛮人，只有用武力震慑。美国如果用炮火把巴格达夷为平地，那整个阿拉伯世界至少可以消停几十年。美国的另一个失误，就是没有动员欧洲国家参战，使自己陷入孤立。别看欧盟自顾不暇，但具有充分的殖民经验，对穆斯林会有一定效果。前美国防长说”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 we don’t know the unknown.”（对敌人不了解）没有做到“知己知彼”。所谓“超限战”“不对称战争”，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你看不见敌人，又不知道敌人的行动计划，如何能赢？小布什有句名言：“You are either with us，or against us.”（你要么是我们的朋友，要么是我们的敌人）这种论点，充分表现出小布什的无能。谁在资助恐怖主义？正是他自己。为什么呢？
当你给汽车加油时，你也许没有意识到：你正在给恐怖分子送钱。美国的最大石油供应国就是沙特阿拉伯。许多世纪以来，这个国家都是沙漠中的游牧部落。发现石油以后，罗斯福总统与沙特王室签署了”特殊战略关系”的协议。七十年代的中东石油危机中，沙特切断了美国的石油供应，使美国吃尽苦头。但由于冷战需要，美国一直对中东国家采取妥协政策。“9.11″发生时，石油价格是12美元一桶，五年以后的二零零六年是70美元一桶。每天，沙特可以收入5亿美元。这么多钱，沙特没有用来办教育发展文化，而是用来资助了全球的恐怖组织。不要忘记，本·拉登就是沙特大商人的儿子，并与王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非洲，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二分天下，穆斯林们一有机会就屠杀基督教徒。世纪之交，刚果有四百万人死于相互仇杀，却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这之后，穆斯林发现苏丹是培植恐怖主义的沃土，就设立了多个恐怖分子训练营。在科索沃地区，穆斯林伪装成受害者，欺骗国际社会对塞族进行轰炸。在车臣，穆斯林让俄罗斯军队伏尸上万。在阿富汗，美军只能占领主要城市。在中国的新疆，对政权机关的暴力事件越演越烈。在泰国，穆斯林大规模驱赶佛教徒。在未来的一百年，哪里有动乱，我可以保证，一定会有一个叫“穆罕默德”的人参与其中。如同癌细胞一样，繁殖力极强的穆斯林无孔不入。在欧洲主要城市如伦敦，阿姆斯特丹，新生儿中最普遍的名字就是“穆罕默德”。2012年的伦敦的奥运会，又是穆斯林们出风头的时候。伦敦城中有一百万穆斯林，其中的狂热分子就会成为“特洛伊木马”，与国际恐怖分子联合上演一部好戏。那个时候，就是各国一致整治穆斯林的开始。
为什么穆斯林们选择“9.11”作为攻击美国的时机呢？源于二零零零年的美国大选。小布什家族在佛罗里达洲用极卑鄙的手段强奸了选举结果，使美国陷入分裂。他们收买了司法部门和媒体，让美国人的信心受到重创。拉登家族与布什家族早就有生意往来，对小布什的斤两了如指掌。穆斯林怎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呢？所以，穆斯林像毒蛇一样蛰伏不动，一有机会就会狠咬一口。布什家族，将成为千古罪人。
唯一能遏止穆斯林吞噬世界的，只有美国。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帝国。在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穆斯林已经站稳了脚跟，很难根除了。只有美国保持了相对的免疫力。无奈美国经济不振，无法在全球抑制穆斯林的扩张。世界人民应该充分认识到美国并不是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胁。多年以来，穆斯林像被宠坏的孩子，越来越嚣张。倚仗着石油，如同史前生物得了镇海法宝，蠢蠢欲动。总有一天，他们不会满足于几百上千人伤亡的恐怖袭击，核武器就是他们的下一个玩具了。中国政府，不要以为站在恐怖分子一边会把祸水引向别家。“玩火者必自焚”，对伊朗核援助的结果，只会成为核打击的目标。与魔鬼打交道，只会自讨苦吃。
如何对付穆斯林的全球扩张呢？有三个方案。
1、妥协投降。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被穆斯林绑架的人质，有多少人能生还？Fat chance!（机会甚微）。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不具有兼容性。这两大教系在全球角逐，基督教屡战屡败，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阴险又残忍的敌人。妥协只有死路一条；
2、剿灭伊斯兰教。这也许是最后不得不做的事情。希特勒式的人物，最终会又在西方国家出现，只不过这次，对象不是犹太人，而是穆斯林了。在肉体上消灭是下策。摧毁对方的文化及战斗意志，才是上策。我可以想象，为达到这个目的，一定会有一批穆斯林控制的城市毁于战火。
3、改造伊斯兰教。这种努力可以尝试，但我怀疑它的可行性。原因在于，基督教文明带来了思想的解放与科学的发展。而伊斯兰教在过去一千年间无变化，只带来了人口数量的增长。
全球的华人们，不要听从一些人的蛊惑。  “妇人之仁”，只会加害自己。对穆斯林，要不接触不合作。决战时刻，要清醒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像加拿大这种还在梦乡中痴迷多元文化的国家，会在多伦多或温哥华的“烟花爆竹”声中醒来。到了美国联合世界人民攻入沙特，铲除这个大本营那一天，就是和平普降天下的时刻。
……
亲爱的读者们，你们赞同上述“沙特阿拉伯是恐怖主义大本营”的看法吗？

谢选骏：鸦片战争还是宗教战争——马列主义的贩毒集团

网文《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种“鸦片”？》反问说，友人问：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观点是否可以运用于马克思主义自身？（作者答曰：你的问题很敏锐，赞。我尝试回答一下。）

其一，马克思说宗教是鸦片，并不是说宗教彻底就是谬误，而是说宗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具有麻醉、迷幻和安慰的功能。马克思那个时代，“鸦片”还是一种麻醉剂，还不被当作毒害生命的“毒品”来看待，并不具有我们现在这么强烈的否定意义。
如果我们从柏拉图的观点来理解的话，不妨把这种“鸦片”即主导的意识形态，理解为“高贵的谎言”（神话），它的政治目的正是为了塑造国家认同的根基。
马克思观点的适用性或者说局限性在于：马克思是在一种超克民族国家的共产主义立场上来看问题的，所以他对于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观点，只有在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阶段（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上才能完全显示其意义。
但我们当下的生存境域还是“民族国家时代”：我们基本的生存空间仍然是国家政治空间。所以，就需要比马克思更多地强调作为“鸦片”的意识形态的一定程度的历史合理性。
其二，说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鸦片，对也不对。
对在，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有麻醉和安慰的功能，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的主导意识形态，照样具有“鸦片”的功能。
不对在：如果将“意识形态”看作“毒品”，是需要禁绝的东西，这是有问题的：历史上持久的社会都需要一种主导意识形态（具有麻醉和安慰功能的“鸦片”）来作为国家认同、社会团结和合法性的支撑，否则社会就难以维系了。
如果没有自由主义“鸦片”，欧美社会如何维系？
如果完全禁绝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那就会走向政治虚无主义。
其三，当谈论“马克思主义”这个词的时候，应该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批判思想的马克思主义。
一般情况下，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不担负“鸦片”的功能，而是担负让人们从鸦片的麻醉中“清醒一些”的功能。
在欧美社会，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左翼还有一部分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就是担当的“清醒剂”的功能。
正是在一种“鸦片”和“清醒剂”的相互对话、相互制衡甚至相互对抗中，一个社会才可能良性发展。
一种良性的批判，恰恰保持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自我反思和自我限制，恰恰构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内在的自我批判、自我矫正、自我超越的活力。
其四，当然，安慰剂和清醒剂的作用都不是凝固不变的。
如果是在塑造国家认同的意义上来谈“安慰剂”的。
针对于塑造国家认同的“安慰剂”，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世界主义等可能都是“清醒剂”。
反过来，塑造国家认同的各种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终日沉迷“超克国家”想象的人，则又可能是一种“清醒剂”。
……
按照上述观点，马克思及其时代愚昧无知，所以认为鸦片是好东西，不是坏东西。既然如此，那么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是否正义战争？甚至是一种宗教战争了？
但是按照现代观点看，鸦片不是好东西，属于毒品，鸦片战争因此不是正义战争，不是宗教战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歪理，说明他们自己是贩毒集团：
1、如果宗教是鸦片，那么马列主义作为一种世俗宗教，同样是鸦片，马列主义集团作为贩卖马列主义的武装集团，显然是毒贩团伙。
2、如果宗教不是鸦片，而是高级精神追求，那么马列主义诋毁宗教、推销“反宗教的宗教”。其行迹类似于放弃合理的处方药不用，而兜售非法毒品的贩毒集团。马列主义集团作为贩卖非法思想毒品（马列主义）的武装集团，依然还是毒贩团伙。
所谓清醒的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是通往奴役的道路。
所谓清醒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貌似合理的批判，来摧毁传统的公众的处方药之威信，然后开始兜售自制的非法的毒品之走私货。其尽头，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流放地和斯大林主义的动物庄园。

谢选骏：满清让中国倒退三百余年

谢选骏：满清让中国倒退三百余年
（一）
满洲人相当野蛮原始，甚至到了霸占中国两百年后的十九世纪都是如此。在清人昭梿撰写的笔记《啸亭杂录》中，竟有这样一段关于清初满洲武将阿里玛的记述：据载，阿里玛力大过人，能够举起盛京实胜寺前重达千斤的石狮子，还能够揪着自己的头发使身体离开地面！这显然只是萨满教神话的余孽。
欧立德（Mark C. Elliott， 1959年）却偏偏认为“满洲人创造了奇迹”：
满洲人是突然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的。虽然规模不大却表现出不同于其他集团的强劲的军事力量。固然，他们能出现在北京街头是出人意料的，而他们居然在巩固政权上取得成功，那就更加令人惊异。满洲皇帝能够把他们的统治从1644年6月维持到1912年，恐怕任何人都始料不及。其实，满洲人给历史学家提供了许多饶有兴味的问题。其中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基本问题就是所谓“以少数人进行统治的问题”，即满洲作为不及汉族人口350分之1的少数民族，为什么能够征服并维持对中国的统治长达近300年。郭沫若曾说，清人入主中国200多年实在是一个奇迹。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并非汉民族自身，而是不同于汉人的通古斯族系满洲人在中国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里治理中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谢选骏指出：难怪人们说郭沫若是个汉奸卖国贼。）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通常是，由于满洲人遵循朱子学说的统治规范，从而获得了在政治上生存发展所必须的、富裕而有教养的汉人士大夫们的支持，由此维持了自身的地位。对第二个问题，即所谓“满洲问题”，也就是1683年最终确立的满洲征服者和汉人臣民之间的关系的协调，一般的结论是，由于满洲人完全与汉人社会同化，故清朝乃满洲人的王朝这一性质特征变得不甚重要了。（谢选骏指出：欧立德一窍不通。满洲人不是靠朱熹学说而是靠萨满教维持恐怖统治的。）
在思考满洲人成功的原因时，我一直企图把立场上相去甚远的“清史”和“内陆亚洲史”联系起来加以研讨，而我的结论也不同于历来对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的意义所作的解说。换言之，清朝的洪业来自于满洲人对中国政治传统的适应能力，以及其保持自身特殊素质的能力这两个方面。清朝既没有完全摆脱儒教的束缚而只具有狭义的统治上的利害，也不单纯建立在满洲人对汉人的军事支配之上，而是在把统治的基础置放在一个不同民族上来进行治理。满洲人的差异性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构成满汉关系特征之一的紧张感原本就是存在的，并与清朝的统治秩序相始终。常言道“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如果说这是历史的真实写照的话，满洲人在下马之后并未离之远去，那也是事实。然而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却谈何容易。
欧立德在研究满洲人的帝国洪业时感到，对于17—18世纪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很有详加了解的必要。因为这一点不仅有助于回答“由少数人进行统治的问题”（清朝是怎样成功地将其统治权维持了近300年的），还可以回答所谓的“满洲问题”（清朝的统治者不是汉族而是满洲人，这对于晚期中华帝国的历史有怎样的意义）。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采用所谓的同化之说。我从老一辈学者孟森、郑天挺、王钟翰、Karl Wittfogel、Joseph Fletcher和David Farquhar等，以及近年的Beatrice Bartlett、Philip Kuhn、Pamela Cross-ley、定宜庄、刘小萌等人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了许多教益，更受到日本学者稻叶岩吉、浦廉一、百獭弘、三田村泰助、宫崎市定、神田信夫、松村润、冈田英弘、细谷良夫等人学问上的诸多影响。他们把清朝的统治作为“异民族统治”的一个事例来理解和阐释的作法给我以重要的启迪。
（二）
（谢选骏指出：欧立德关心的命题是：由少数人进行统治的问题。我想他关心这一命题，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出现，继承了满洲人“少数人进行统治”的事业。）
在理解上述命题的时候，欧立德首先说明对于清朝历代来说为什么保持“满洲”这个概念是重要的。欧立德的推论是，如上所述，王朝统治的正统性是以两种理论为基础的，而且需要由清朝统治者自身来奠定这个基础。理论之一基于中国传统的王权思想，另一理论则是基于满洲人作为外来征服集团所具有的利害关系，这个相对狭隘的认识。在上述两端之间，可以看到代表大多数人的具有广泛性的主张与代表少数人狭隘利益的主张，普遍主义与排他主义，学识为本的实力主义与贵族主义，以及文武两派理想上的差异所造成的种种紧张与对立达到了极限的程度。对于清朝来说统治中国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在上述矛盾之间保持某种平衡。无论天平向何方倾斜，都有招致失败的危险。清王朝如果摈弃第一种理论（通常称之为朱子学的正统论），比如废除科举制度，势必失去汉人知识分子的支持，而统治本身也变得不可能。另一方面，如果容许破坏满洲集团与多数派的汉人集团之间在定位上原本不可逾越的界限，允许满洲人分散到一般的人群当中去，就可能损害满洲作为征服民族，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和团结的努力而形成的权力以及民族主体性的一体化（在这里我使用“族群主权”这个字眼），并危及该王朝的今后。在第一条路上有不到百年就归于灭亡的元朝作为前车之鉴，在第二条路上，有皇太极再三告诫文化演变的危险时提到的金朝。
欧立德赞许的是，满洲人统治者似乎意识到，强调以民族主体性为基础有可能导致政治的不安定，所以一再宣称“满汉一视同仁”，对待汉人时作出一种儒家的姿态。然而他们的内心的思考与其外在的行动其实有很大的出入。1730年刊行的《大义觉迷录》记载了雍正帝针对汉人的反清言论所作的答辩，或多或少地表露出满洲人对自己的少数派地位的不安，不过类似的情形并不多见。就这件事而言，后来乾隆帝即位不到两周，就下令收回其父亲的布告，显然事出有因，并非偶然。因为该书不仅暴露了清王朝对汉人的不信任，也轻易地暴露了对王朝自身形象所持的某种偏见。
再者，如果把维持满洲人统治以及满洲人集团的凝聚性看作清朝统治成功的基本条件，并同时承认清朝的统治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的话，那么必然与持满洲汉化论的人意见相反，会得出满洲人保持了自身的民族主体性的结论。不过，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的记述，讲的都是在18世纪初叶以后满洲的民族特性濒临失传，清廷为了保持其特点而采取了种种挽救对策，却仍然未能阻止满洲人摈弃自身的传统习俗而接受汉人的文化。清廷把注重“国语骑射”、“崇尚简朴”作为“满洲之旧道”加以鼓励（或者说是敦促），却未能收到相应的效果。既然如此，保持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性又从何说起呢？
（谢选骏指出：满洲人的这些做法，被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下来。）
欧立德要回答这个问题，再一次研讨最具有满洲特色的八旗制度。历史上内陆亚洲地区的其他集团也曾采用类似的高度军事化的社会组织形式，而满洲人的八旗制度则最明白不过地表明了满洲集团的非中国（中原）的性格特征。除了皇帝外，无论满洲的男女老少，都属于八旗，八旗的历史和满洲的历史互为表里不可分割。欧立德指出，对于民族主体性这个问题，无论就精英阶层还是就普通阶层来看，都应当作为八旗组织内部发生的一种现象来把握和分析。欧立德发现，随着清朝的姿态从征服中国变为统治中国，清廷理想中的标准的“满洲之道”，在一定程度上被注重实用性的“满洲之道”取代了。八旗的牛录就是征服者们的老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居住在牛录里的成员被再度定义，满洲人成了旗人，反之旗人也等同于满洲人。这个演进过程的最后，就出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把清代的旗人统统认定为满族这个最有代表性的结果。
（谢选骏指出：“旗人”并非民族，而是党团，相当于现在的“党员”。）
（三）
欧立德胡说：“满洲人创建的前所未有的伟业，与他们作为武士接受管理严格的军队生活方式以及因处于内陆亚洲边缘而赋予他们的好战性格有关，两者造就了清朝强劲惊人的军事力量。他们是当时中央欧亚大陆地域最强劲的部队。”欧立德完全不能解释，既然满洲人这么能干，为什么早在其实其实际的全盛时期还就通过《尼布楚条约》把大片领土拱手让给俄国？
欧立德接着胡说：关于大清国的正式边界，有必要关注满洲人持有的不同认识。明清时代汉人的看法大体是借长城划分“内”和“外”。长城以南为“中原”，是中国的本土，长城以外是塞北，即广漠荒无人烟的旷野，寒冷异常。而对于满洲人来说，长城并不那么重要、。由于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至高无上的满洲皇帝（汗）的概念中，那是人工建立的边界，可以完全无视。所谓“内”与“外”的区分，指的是北京和北京以外的所有空间。换言之，被当作中国的“中原”和当作边境的“塞外”的划分是满洲人所不取的。就这点而言，他们所说的“大一统”的宣言是正当的，也是极其重要的。也就是说，由于满洲人将“内”和“外”统为一体，“中国”的概念得以重新定义，它奠定了当代中国的雏形。
当然，正如细读20世纪的民族主义观点时可以感受到的那样，重新统一后的疆土成为中国的过程并不那么简单。中央政府一直在倡导所有少数民族一律平等和“民族大家庭”中的“民族大团结”，这个口号与标榜多民族性的清朝的“满汉一家”说不无相似。由此也可以看出满洲人的统治给近代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多么大的影响。
……
欧立德哪里懂得：中国领袖自从夏商周以来，就一直自视为“天下”的主宰。而长城不过是一道军事防线，不是作为天下之外。
（四）
网文《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化浩劫》指出：最惊心动魄，极为阴险，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焚书事件——清鞑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余种、８万余块。除了焚毁书籍，满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满清修改过）。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满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根据韩音湖等编纂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满清在文字狱时代曾经对有关蒙古、满清的各种记录做过系统的销毁和篡改。“皇明”字头：此类字头书籍，全部销毁。《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四朝注略》，这本书乾隆年间被军机处奏准列入全毁书目，《嘉靖以来首辅传》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奏准禁毁，"甲申"字头此类字头，全部禁毁，《朝鲜征倭纪略》禁毁满清查禁。焚毁的“军”字头、“经”字头、“明”字头的部分书籍名录，见下文。“漏网之鱼”的几种史料有《江变记略》，叙述满清八旗在江西杀戮奸淫的暴行，尤其是其中叙述八旗匪徒，对妇女通宵达旦的实施轮奸；《扬州十日记》：亲历者叙述满清在扬州十天的大屠杀。
《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禽兽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
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
另外，根据一些近代学者，发现的宋代刻本看，很多描绘金元屠杀的史料，在满清《四库全书》中，全部遭到了删除和篡改。最令人发指的是，满清还通过篡改文献，达到对汉民族进行诬蔑的目的。如满清宣称，张献忠立有碑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但根据近年四川考古工作者，找到的张献忠碑文看，实际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根本没有七个杀字。这些杀字，显然是满清走狗胡编出来的。鲁迅在他的文章里举了一个例子。现摘录如下：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五）
清廷的自大与保守，让世人诟病不已。这是由满洲人群整体上的野蛮状态决定了的。虽然在满洲鞑靼二百多年的基业中，有2.5位皇帝曾大胆地张开双臂拥抱欧罗巴文化，但最后都狗尾续貂、无疾而终。前者是一手缔造“康乾盛世”的康熙鞑靼，其次是在积贫积弱的国运中试图通过“戊戌变法”来扭转时局的光绪鞑靼，剩下的半个皇帝就是“亡国之君”宣统鞑靼了。（现在的新满洲人、共产党中国人称之为“鞑靼”为“大大”。）
由于满清鞑靼极度愚昧，文明被彻底的扼杀掉。入关之后，满洲鞑靼鼠目寸光，闭关锁国、重农轻商、轻视科学等一系列错误国策的危害显而易见，如果是在思想活跃的情况下，这些问题都不难发现和解决，只不过是残酷的思想迫害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龚自珍只得无奈的仰天长啸“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哪里是没有人才？！是没有言路！由于满洲鞑靼兽性的杀戮，中国人的精神死了。从此时起，中国的各级官吏不再自称“下官”、“卑职”，自王公大臣起在皇帝面前口口声声自称“奴才”，朝野上下弥漫着噤若寒蝉的恐惧，这种味道好像行将就木的气息。一个民族的精神死亡，也也意味这个民族的灭亡！从此，中国不是发展， 而是全面倒退，一派江河日下之势。
现在某些人极力鼓吹“康乾盛世”不过是覆灭前的回光返照，好象临绝前的垂死挣扎，只要稍有文化常识与历史知识的人，都能看出“康乾盛世”不过是野蛮的杀戮、阴毒的精神摧残、残酷的独裁暴政的代名词。就经济方面而言，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大多是对明末的恢复性增长。明末崇祯时就有田783万顷，而顺治16年（1659）中国耕地总数是549万顷，直到到乾隆31年（1766）到741万，数字刚接近明末土地数字（《清朝文献通考》田赋所载）。可见 “康乾盛世”生产恢复是缓慢的，过了一百年才到了明末的生产规模。
或曰 “康乾盛世”时清朝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一。此说不假，只是清朝以前中国的经济总量一直就是世界第一，不是清朝才是世界第一的，这首先要归功于中国雄厚的基础。满清之前宋朝的经济总量占世界75％，明朝占45％，清朝占25％。明朝雇佣经济的工商业及海外贸易十分繁荣，就经济比例而言十分合理，距离资本主义已不遥远。同居世界第一的清朝在质上已差之千里，搞的近代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担当不起革命的重任。
康熙在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逐渐意识到精通俄语与拉丁语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后，于1708年设立“内阁俄罗斯文馆”，让八旗子弟“专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到雍正年间，又从四译馆中分出“西洋馆”，“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以《华夷译语·拉氐诺话》作为教材。《华夷译语》本是洪武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蒙汉对译辞书，后来逐步扩充收录语种，成为中国近代早期的外文译汉文的官方辞书。可笑的是，《华夷译语》沿袭了历史上汉译佛经的体例——外文词条都是以汉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注音为“洞脱，唵五史为，阿脱，而蓝道姆”，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了。这都是由于满洲人的愚蠢。他们像毛泽东一样，只愿意任命自己的子弟进入大学，结果是大学的瓦解和堕落。
……
满清让中国倒退两百余年，现在，又经过两百年了，中国终于步履蹒跚地追赶了上来，下一步，中国该怎么办呢？中国如何摆脱“第二满洲”的中国共产党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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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欧立德的满文水平有多高？
李勤璞

笔者论文《明末辽东边务喇嘛》2000年9月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刊登，结论言及喇嘛的政治角色：“金人（清人）于此获得足够机会，乃有北京时期（1644-1912）对藏传佛教的信仰跟深切的成功的全面运用，塑造出大清朝特殊的政治构造-意识形态-族群关系”，语后加了一条脚注：
Evelyn S. Rawski就清朝的形成、统治方式、政权性质等，表达了有启发性的意见，见其著，‘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November 1996）, pp. 829-850。不过，渠对中国大陆清代史、满族史研究成果的评介，未免漫然称赏之嫌。
我当时的印象是，Rawski（汉名“罗友枝”）依据的那些二手论著，并不足以支持她的结论，所言不过是一种意见。逐一核对该文所引书目，不少甚至连出版机构都写错，更令人不得不对文章质量产生怀疑。张勉励译述罗友枝此文，刊登于北京《清史研究》季刊1999年第二期。这是今日所谓美国“新清史”跻身中国学界乃至在社会上引起波动之局的开始。
在这股浪潮当中，美国学者Mark C. Elliott（汉名“欧立德”）是最为积极的参与者，堪称领袖。他极力在中国推广“新清史”，呼吁中国学界改写清史，宣称新清史有几项特点，其中之一是运用满文史料，他自己也以能运用满文资料自诩，所著《乾隆帝》中译本的作者介绍说他“除中国历史外，并教授汉、满、蒙文历史文献”，此书乃是“基于扎实的满文史料研究”。他在中译本序里这样写道：“我本人也逐字逐句认真审阅了全稿，并做了进一步的校正和修改，因此，书中如果存在任何错误，责任自当由我承担。”而译校者贾建飞则在后记中说：“审校完成后，欧立德教授又逐字逐句进行了二次审读，他不仅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还补充了译稿中缺失的很多原始引文。”据此看来，作者是能够对中文版内容负责的，排除了“手民之误”或译者犯错的可能。那么，不妨就以《乾隆帝》（以下引文仅标页码）为例，来看看欧立德的满文水平究竟如何。

钮祜禄氏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jakūn gūsai manjusai mukūn hala be uheri ejehe bithe, 1744）卷五有满文Niohuru hala，汉字作“钮祜禄氏”，是乾隆皇帝生母孝圣宪皇后的姓氏。钮祜禄氏在八旗满洲姓氏中十分著名，但欧立德每次都写作“钮钴禄氏”（50页、270页）。钴（gǔ）、祜（hù）两字，音形义均不难区分。作为以满文从事清史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欧立德似乎并不清楚Niohuru hala的读法与汉字写法。
丰绅殷德
和珅儿子的名字“丰绅殷德”系乾隆皇帝所赐，欧立德说这个名字的满语意思为“祝他好运”（67页）。英文原文（48页）为：Fengšeninde（his name, which in Manchu literally means, “good luck to him,” was chosen by Qianlong）。
按，第一部满汉辞典《大清全书daicing gurun i yooni bithe》刊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江苏太仓民人（irgen）沈启亮在北京编写，其中fengšen这个字意为“福分，造化”；《五体清文鉴》则解作“福祉”，名词；《佳梦轩丛著》“清语人名译汉”条也指出，“丰伸”的意思是福分。那么，丰绅应该是fengšen。另有形容词fengšengge，意为“有福分的，有造化的”。
翻检乾隆朝实录，当时有这样的人名：福康安的两个儿子分别叫“丰绅济伦”（fengšen jilan：福慈）与“丰绅果勒敏”（fengšen golmin：福分长久）。和琳（1753-1796）的儿子、丰绅殷德的叔伯哥哥则叫“丰绅宜绵”（fengšen imiyan：福聚）。若是满语，丰绅殷德应该是fengšen yende，意为福旺。Yendembi为动词，意思是“兴“旺”，Yende是其命令式。
满文fengšeninde，如果有这个词的话，应分开写成fengšen inde。Inde有两义，一是第三人称代词“i”（他，她，它）的与位格和方向格形式，意为“在他”“于他”“向他”“对他”，二则是动词indembi（意为“歇宿”）的命令式。
欧立德假设“丰绅殷德”为满语fengšeninde，意为“祝他好运”。按此解释，则inde是作代词“i”的与位格和方向格形式。从多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不成立的。
第一，满语里，动词在宾语之后。表达“祝他好运”之意，一定有动词“祝”字在inde后面，句式是这样的：
inde basubumbi，（被他笑话。）
inde acaha manggi bi sain fonjimbi se，（见了他时，说我问（他）好。）
si inde adafi yabumbio，（你贴近着他走吗？）
inde benefi ša，（给他送去瞧。）
第二，无论满人还是汉人均认为福分与运气非常不同，因此，说这个名字fengšeninde意为“祝他好运”肯定是不对的。
第三，名字中有“inde”，意思是指向他人的，如果某人名叫“祝他好运”，那一定是祝福别人，而不是祝福拥有这个名字的人。
第四，在旗人满语命名习惯中，没有应用格助词形式的，至少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例证。常有以动词命令式（即动词词干）命名的情况，但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或积极向上，或寄予期望，而 inde作为动词命令式意为“歇宿”，显然不适合用于人名。
男性美德
《乾隆帝》94页“寻找真正的男人”这个小标题下有一句：“乾隆有时喜欢将这些品质称为‘男性美德’（即满文hahai erdemu）。”
按，满文hahai erdemu指的乃是武艺、技艺、本事，并非“男性美德”之意。Haha意为：男子，丁；男的，雄的。I意为：的。Erdemu则指“德，能”。
说“美德，令德，懿德”，则必须加形容词sain：Sain erdemu。Sain的意思是“美，好，优，善”。
钦定
《乾隆帝》143页写道，乾隆皇帝“命人修订了官修辞书《钦定清文鉴》，将察哈台语编入其中”。欧立德想说的，其实是《五体清文鉴》，此书满语书名han i araha sunja hacin i hergen kamci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藏文书名rgyal-pos mdzad-pavi skad lnga shan-sbyar gyi mañjuvi skad gsal-bavi me-long，蒙古文书名qaγan u biigsen tabun jüil ün üsüg iyer qabsuruγsan manju ügen ü toli bičig，汉文书名《御制五体清文鉴》，是一部满语及多语种同文辞典，但并非“钦定”（满语han i toktobuha），而是“御制”，即皇帝自己写的，书名开头已经写明：满文han i araha，藏文rgyal-pos mdzad-pavi，蒙古文qaγan u bičigsen。
御制燧囊诗
《乾隆帝》58页提到一首与皇后手制燧囊有关的诗：皇后“富察氏突然离世，乾隆遂命人制作了一个特殊的盒子专门盛放皇后最后进献的这件礼物。他解释了这件礼物的来龙去脉，并以满语赋诗一首，其中有这样的语句：‘睹旧物兮心悲恸，忆音容兮泪朦胧’”。
此诗的满汉文原迹图片，《乾隆皇帝的文化大业》《故宫文物月刊》都曾刊登过，汉文诗题为《朕读皇祖〈御制清文鉴〉，知我国初旧俗，有取鹿尾氄毛缘袖以代金缫者，盖彼时居关外，金线殊艰致也。去秋塞外较猎，偶忆此事，告之先皇后，皇后即制此燧囊以献。今览其物，曷胜悼怆，因成长句，以志遗徽》，诗云：“练裙缯服曾闻古，土壁葛灯莫忘前。共我同心思示俭，即兹知要允称贤。钩绦尚忆椒闱献，缜致空余彩线连。何事顿悲成旧物，音尘满眼泪潸然。乾隆戊辰清和既望。”落款日期为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十六日。看此诗满文本，并不押头韵或尾韵，音节不等，完全是散体文，再据乾隆朝《实录》所记朝廷满文翻译情况，此诗跟御制诗文和祭文之类相同，是撰写汉文定稿后，再经儒臣译成满文，并非用满语赋诗一首。其实未见乾隆皇帝写过满文诗文的记载。
欧立德称有一句意为“睹旧物兮心悲恸，忆音容兮泪朦胧”，比较起来，只能是满译最后第四联：
julgei giowanse i hūsihan cuse i etuku weilehe be donjiha,
seibeni boihon i fajiran hiyabun i dengjan be ume onggoro sehe,
mini emgi uhei mujilen i malhūn be tuwabuki sehengge,
ereni oyonggo be sahangge yargiyan i erdemungge,
hayame tabuhangge kemuni dulimbai gung ni yafahange seme gūnimbime,
sijime ufihangge untuhuri boconggo tonggo i miyamigan be tuwabuha,
aide uthai fe jaka oho ni seme nasame,
arbun mudan be sabure gese yasai muke sar seme tuhebuhe,,
意思是：“悲伤着因何原因（燧囊）顷刻变成故物？宛如看到（皇后）音容，眼泪簌簌掉下来。”这句满文里没有“睹旧物”、“忆音容”、“泪（眼）朦胧”的意思，仍是汉文原诗的意义：“何事顿悲成旧物，音尘满眼泪潸然。”

《御制盛京赋》
《乾隆帝》84页提到《盛京赋》，说赋中“乾隆以大段的文字描写了满洲故地的奇迹，即‘天佑之国，大汗兴焉’”。
按，汉文《御制盛京赋》乾隆八年（1743）写成于盛京，该年由儒臣翻成满文一并刊行，满文书名han i araha mukden i fujurun bithe。此赋汉文序有“因周览山川之浑厚，民物之朴淳，谷土之沃肥，百昌之繁庑，洵乎天府之国、兴王之会也”之语，不难发现，欧立德所引“天佑之国，大汗兴焉”即从“天府之国，兴王之会”这两句的满译本来，检《盛京赋》满译本此语：abkai iktambuha gurun, han i yendehe šošohon i ba，满译本与汉文的意思完全一致：（盛京，mukden）乃天生物产富庶之区（gurun）、既往帝王兴起之要地（ba），并无“天佑”、“大汗”之意。
《御制十全记》一
乾隆皇帝御制《十全记》载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月戊辰初三日《实录》，同一日，乾隆令人写为四体字（满汉蒙藏文）碑，立于拉萨。另有汉文御笔写本、《御制文三集》卷八本，则均有作者双行小注。
欧立德引了一段原文：“我武既扬，必期扫穴犁庭，不遗一介，亦非体上天好生之德。即使尽得其地，而西藏边外，又数千里之遥，所谓不可耕而守者，亦将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师，以蒇斯事。”又为之加脚注：“此段引自《十全记》。满文本：ede emgeri cooha horon be algimbuha be dahame. urunakū hūlhai yeru be geterembume efulefi emke seme funceburakū gisabuki seci. inu dergi abkai banjibure de amuran gūnin de acabume yaburengge waka. uthai tere ba be wacihiyame baha seme. wargi dzang ni jecen ci tulesi geli uttu minggan ba maktabuhabi ere uthai tarici ojorakū tuwakiyaci ojorakū sehengge kai. jiduji inu bai gūwa niyalma de bahabure dabala. tuttu hese wasimbufi baime dahara be alime gaifi cooha be gocifi baita wacihiyabuha. 中文译为：我军业已展示出压倒性的力量。因此，若谓必须逐个清除、捣毁叛军巢穴，将其一个不留地彻底粉碎，那么这一行动计划将不会符合上天好生之德。因此，即使尽得此地，自西藏之外其他千里（帝国内）不可耕、守之地亦将放弃，终究只能为人所取。故降旨晓谕（叛军）投降，体恤将士，终结这场战役。”（152页）
庄吉发先生《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546-547页）附录了影印汉文《十全记》及其满文译本，译文与原文严格对照，可参考。笔者将这段满文翻译如下，以资比较：“因已宣扬了军威，如果一定要剿除、攻破贼穴，一个不留地剿杀，也不与上天喜好其生存的心思（gūnin）相合；就是把那地全都得到了，悬隔在西藏界外又这样（几）千里，这就是所说的“不可耕种、不可镇守”呀，最终也会白白被别人获得罢了。于是降旨，接受归降、撤回军队，使事情结束。”
欧立德在这段脚注中对实录满文译本的汉文翻译，无疑是其满文能力的展示，然而，检查一下满文，可知他的译文是几乎完全脱离原文的“再创作”。例如，“西藏边外，又数千里之遥，所谓不可耕而守者”，满译wargi dzang ni jecen ci tulesi geli uttu minggan ba maktabuhabi ere uthai tarici ojorakū tuwakiyaci ojorakū sehengge kai，意思是说该地在西藏边界之外又几千里之遥，不宜纳入中国版图。欧立德所译“西藏之外”“其他千里之地”，并已经在“帝国内”，可谓荒腔走板。
再如满译本baime dahara be alime gaifi，欧立德译作“晓谕（叛军）投降”，实际意思是“接受归顺”，即允许其投降，没有“晓谕（叛军）”之意。《十全记》“上天好生之意”的“意”字，被欧立德误作“德”，于是满译本（dergi abkai banjibure de amuran gūnin）的gūnin（汉文：意）也被他错译成“德”（满文：erdemu）。
《御制十全记》二
除了以上内容，《乾隆帝》中还提到了一次《十全记》：“乾隆皇帝他在1795年一篇有关其退位的文章中是这样结尾的，其中反映出他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知进知退，易有明言。予实服膺弗敢忘。而每于用武之际，更切深思，定于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岂非天贶。然天贶逾深，予惧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难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为归政全人，夫复何言。’”（153页）
欧立德大概没有完全读懂这段文言，标点有误，现重新标点如下：“知进知退，《易》有明言，予实服膺弗敢忘，而每于用武之际，更切深思，定于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岂非天贶？然天贶逾深，予惧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难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为归政全人，夫复何言。”
欧立德为《十全记》这段话加了如下脚注：“满文本：šumilame gūnimbi jabšan de susai nadan aniyai sidende. coohai gungge be juwan mudan yongkiyahangge aika abkai kesi de waka semeo. tuttu seme abkai kesi de ele šumin ofi. mini olhorongge ele hing sembi. gelhun akū hukšembi sarkū bime. damu alime muterakū ayoo seme gingguleme gingguleme olhoxome olhoxome abkai gosire be baime. dasan be targalafi yongkiyaha niyalma ojoro erin be kiceme erere dabala. geli ai gisurere babi sehe. 中文译为：在我（登基）57年间，幸有好运相伴，成就十全武功。能说这不是上天赐恩吗？天赐愈多，我对上天之敬愈诚。我不敢冒昧地去获知如何表达我的谢意，惟愿以我的赤诚与惶恐之心去祈求上天之福佑。若弃帝位，唯盼成为一介全人。此外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153页）
这条脚注，分《十全记》满文转写及其欧立德的译文，理应是上引独立引文对应的段落。可是出乎寻常，并非如此。我们先看庄先生书中《十全记》那段独立引文的满文对应段落（阿拉伯数字表示行次）：（页548）⑽ibere be sambi bederere be sambi seme jijungge⑾nomun de getukeleme gisurehe be dahame bi yargiyan i gūnin de⑿tebufi gelhun akū onggorakū, cooha baitalara dari, ele⒀mujin toktobufi doro de acanaki seme alimbaharakū⒁šumilame gūnimbi jabšan de susai nadan aniyai⒂sidende, coohai gungge be juwan mudan yongkiyahangge,⒃aika（页549）⑴abkai kesi de waka semeo, tuttu seme⑵abkai kesi de ele šumin ofi, mini olhorongge ele hing⑶sembi gelhun akū hukšembi sarkū bime damu alime⑷muterakū ayoo seme gingguleme gingguleme olhošome olhošome⑸abkai gosire be baime dasan be targalafi yongkiyaha⑹niyalma ojoro erin be kiceme erere dabala, geli ai⑺gisurere babi sehe
这段满文，笔者翻译如下，以资比较：“所谓知道向前、知道后退，《易经》中既经明白地说了，我实在是存于心而不敢忘。每当用兵，无不深思，越加坚定心志，以合于道（doro）。有幸在五十七年间，成全十番武功，难道不是由于天的恩典吗？然而，天恩越深，我的畏惧越发诚笃，怎敢不知感戴，且只怕不能领受，谨慎再谨慎，央求天的怜爱，而希望退出（dargalafi）政治（dasan）、变成完人之时而已，又有什么说的呢。”
满文从行10至行14“šumilame gūnimbi”止，是汉文独立引文“知进知退，《易》有明言，予实服膺弗敢忘，而每于用武之际，更切深思，定于志以合乎道”的译文。alimbaharakū šumilame gūnimbi即《十全记》中的“更且深思”，深思对象是用兵“定于志以合乎道”，因之属于上面的一句。在欧立德的“满文本”中仅仅剩下不成句子的“šumilame gūnimbi”两个词，剩下的全丢掉了。
行14剩下的语句加上行15，意思是：“有幸在五十七年之中，把武功十项全备”，也就是汉文中的“幸而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不是欧立德所译“在我（登基）57年间，幸有好运相伴，成就十全武功”的意思，尤其没有“好运相伴”之意。
满文里没有targalafi（targalambi）这个词，欧立德并未指出这个事实。该词应是dargalafi误写（两个字只差一个点）；“dasan（政治）be（把）dargalafi（退职）”意即辞去政治，“归政”（举例来说，dargalaha amban意为“原品致仕大臣”，字面意思则是“退休大臣”）。欧立德将dasan be targalafi译为“若弃帝位”，全无根据。末句“夫复何言”满译本意译为geli ai gisurere babi sehe，并不是“此外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没有“此外”这个意思。
如果欧立德能读懂满文的话，他应该会注意到这个词：jijungge nomun，也就是经书名《易经》，那么，他对文言文的标点可能会更准确些。
《乾隆帝》约有十二处运用或提到了满文词汇或语意，九处有误，这里讨论了八条，此外有一条关于大清国号（daicing gurun）的议论（78页），涉及满文、蒙古文知识和明清史，此处不作讨论。在本文列举的错误当中，前几条显示欧立德在基本的满文阅读能力方面存在欠缺，而有关满汉合璧《十全记》的最后两条，欧立德的译文则是脱离满文原文的“再创作”。由是观之，我们该如何看待欧立德关于清代中国的论断？更进一步的，美国新清史所宣称的“重视满文”以及基于满文史料的“满洲帝国”、“内亚史”研究，又意味着什么呢？

谢选骏：蚁族的遗嘱

谢选骏：蚁族的遗嘱

网文《41岁北大才子临终留给儿子的话 》说，他1994年考上北京大学计算机专业，1999.8-2001.8 新加坡国立大学电子工程硕士，2004.10取得英国南安普敦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2006.7-2013.6任华为无线营销部总裁助理，这就是魏延政开挂的人生经历。然而，他于2011年2月被确诊罹患“透明细胞肉瘤”，该病三年死亡率80%，为对抗癌细胞他失去了整条右腿，半年内三次绝食近3个月，经历了大剂量的化疗和放疗，经过5年的苦苦坚持，8月8日不幸离世。在生前的日子里，魏延政给四岁幼子留下三句话，这两天在朋友圈疯传，不妨看看都写了些什么。
他问他儿子，“你知道爸爸得了癌症可能会死的，你知道死亡是什么？”他儿子说，“就像超市里的死鱼，它们的爸爸妈妈再也见不到宝宝了，宝宝也再不能见到它们的爸爸妈妈了。”
他儿子说，“要是你没了，要是我很想你，你还能回来吗？”“不能了。”“要是我很想很想很想你呢？”“那我也回不来了。”
小人儿坐在他的腿上，茫然了好一会儿，眼里的泪水越来越多，他也无法忍受，他知道这个对话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又搂起他不住亲吻，但不知道说些什么。
也许他的时间不多了，这么多的道理不是一时半会能给他说清楚的，他究竟该给4岁的孩子留下些什么？
他拉着儿子走到小黑板前，写下四个字“智力、毅力”，智力就是你聪不聪明，毅力就是一件事没做好要有长年累月的决心一定要把它做好为止，这就叫毅力。
毅力和智力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人天生就一辈子都聪明，小时候聪明但是没有毅力不努力也就小时了了，只有有毅力的人可以把自己变得越来越聪明”。
第二天儿子放学，他又教了四个字，人生做事第二要靠“朋友和助力”。
小孩长大后就要自己讨生活混社会，做人在先做事在后，所谓做人简单讲就是多交朋友，一群人的力量总比一个人大得多，对朋友要真诚相待，你帮朋友，朋友帮你，这样才能做大事。
第三天的四个字是“眼界、定力”。
眼界就是一个人能力变大了、能做的事变多了；当一个人能力大能做的事多了，就会有很多人和事都想找他来做，好事坏事都有，甚至好事里面都可能蕴藏着坏事，只是短时间很难看到，这时候这个能力大眼界大的人就需要禁得住诱惑、少犯错误、多做好事，这就叫定力。这世上大多数人也就只能做到昨天说的“朋友和助力”，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大能力、大眼界、大定力。
……
看完上文，我不禁叹息曰：这真是“蚁族的遗嘱”啊！他死到临头，都没有反思何以走到这一步，还要他儿子继续他的旅途，却不知这是蚂蚁的命运。蚂蚁就有这种一往无前的、不知死活的习性。“蚂蚁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谢选骏：陕西人为什么怀念李自成张献忠

谢选骏：陕西人为什么怀念李自成张献忠
（一）
网文《他让中国倒退300年，400年来却一直被家乡人宽恕》指出：
17世纪中叶的东西方，天崩地裂，风云激荡。这是一个需要英雄并产生了英雄的时代。明末农民起义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几乎同时爆发，中国的李自成和英国的克伦威尔振臂高呼，拔剑而起，几乎同时与腐朽贪酷的专制王朝展开了殊死搏杀，各自成就了一番惊天伟业。然而，他们又带给中英两国截然不同的“革命”结果：李自成“革”了明王朝的命，自己却迅速夭亡，使入主中原的清朝仍然延续了明王朝的政治体制；而英国则以一种全新的制度“革”了君主专制的命，逐渐过渡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当李自成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最终演变为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以暴易暴的怪圈式循环时，克伦威尔则带领英国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发展轨道，成为人类社会近代化历程中的领跑者。历经明末剧变的中国，在封建社会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并最终被后来居上的英国用炮舰轰开了屈辱的、脆弱的国门。是苍天无眼，还是国运不济?通过对中英这两场群众运动的领袖李自成和克伦威尔的对比，我们可以窥见东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流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然而，不同的革命斗争产生不同的领袖人物，不同的领袖人物又对革命产生不同的影响。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出身贵族，受到过良好的近代教育，尤其是在著名的剑桥大学接受过近代科学与人文思想的启蒙。像他这样一个不为衣食所忧的人参加革命，必定会对政治抱有某种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他机智勇敢，不但具有军事组织才能，还深谙政治斗争之道，在国王与议会的对峙状态中，他经常熟练地利用议会这个合法的公开舞台，同国王和封建势力作长期斗争。尽管克伦威尔只是一名乡绅，但却屡屡表现出蔑视王权、嘲讽当局的种种思想。他曾因故意不参加王室授予骑士仪式而受到政府的罚款处罚，又因拒绝上缴船税，被课以货物抵押的惩罚。在查理一世强烈尊崇专制主义、王权至上的时代，克伦威尔成为平民保护者和大众声音的代言人。直到矛盾无可调和，克伦威尔组建“新模范军”，坚定地反对国王的专制统治，最终将国王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使英国变身走向了共和国。
相比之下，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主要领袖李自成则是另外一种个人形象。他出身贫寒，没有受过教育，为地主放过羊，在驿站当过马夫。他是个典型的农民，具有贫苦农民的优秀品质。当上起义军领袖后，不嗜酒，不好女色，能吃苦耐劳，与部下官兵同甘共苦，因此深得部众爱戴。但是由于其阶级局限，他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要反对专制皇帝和官僚们组成的封建政治结构，则必须反对专制王朝政府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他并没有走出封建王朝更替的思维模式。因此，他不具备使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战略眼光。
归根结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明末农民起义在指导思想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欧洲分别于14世纪和15世纪兴起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人们解脱了中世纪的思想束缚，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克伦威尔等革命者不是为了修补破损的封建统治机器，而是把以国王为代表的封建制度作为革命对象，以限制王权、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保护资本主义发展为目标，要求建立一个与封建统治秩序全然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新秩序。
李自成和他的农民军则具有深深的小农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他们的斗争方式不外乎官逼民反、天逼人反的老套路，目的也只是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有田可耕，少交赋税。他们反对腐朽的封建统治，但只要求换一明君，并没有能力变革封建制度结构。李自成深信“十八子（注：李），主神器”的卦辞，以建立李氏王朝为奋斗目标。他提出“三年免征”、“五年不征”、“均田免粮”的口号，看似触及到封建经济制度的根基，实则没有脱离封建王朝初建时的休养生息策略。明末农民起义虽然规模巨大，场面激烈，血流成河，其剧烈程度远非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所能相比，但对社会改造的深刻程度却正好相反。李自成头脑中并没有代表新的生产力的先进思想，这就注定了他所进行的事业不可能使中国社会获得新生，而只能是步入一个新的封建王朝的轮回。
在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中，李自成画虎不成反类犬。他不如历史上成功的流民皇帝刘邦、朱元璋那样从容和无情，对政敌发动无情的整肃和打击，而是在艰难、痛苦及无可奈何的状态下彷徨挣扎，这就注定了他的失败。
大顺政权在没有推倒朱明政权之前，其内部力量在共同的斗争目标下，保持着高度的团结性。但取得胜利后，它就陷入了一种迷乱的困境中：一方面专制政权要求权威和意志必须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原来起义中形成的平等相待的兄弟之义，不仅不能造就权威，反而产生了掣肘涣散力量。
史籍反映，直到攻占北京之后，大顺政权内部的权力结构仍然是集体议政方式。甚至在吴三桂降清、山海关军情紧急的情况下，李自成还是召集刘宗敏等大将共商讨敌之计。在戎马倥偬的岁月，这是一种平等联合的权力结构，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彼此了解基础上的，甚至包含了相当浓郁的江湖兄弟义气的政权结构。只要不涉及利益冲突，不涉及最高权力（皇位）的变更，这种基于共同奋斗目标的政治联合就可实现。
但事情并非如此。农民政权是完全按照封建王朝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它没有，也不可能去改变这个基础。李自成在西安建立的大顺政权，基本上因袭了明王朝的一整套机构。除名称稍有差异外，它与明王朝的统治机构没有多少不同。李自成为了证明自己建国称王是顺天应人的事业，还借助神学、天命来神化自己。这是帝王惯用的手法。革命往往是自由的儿女，却是专制的父母。农民政权成立之初由于带有浓郁的封建色彩，就必须要改变起义军将士之间、兵民之间那种纯朴的较为平等的关系，实行严酷的等级制度和极权统治，以确保胜利的巩固和实现。
可惜李自成对这一点不但没有完全悟透，而恰恰是前后徘徊、进退维谷。《甲申传信录》、《再生纪略》等史籍记载，许多大顺将士对李自成登上皇位感到心中不平，都想取而代之。其实，出身赤贫阶级意识极强的李自成，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和僧恶也在抵制其向帝王转化。它使得李自成在政权问题上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从而引起了起义军内部的新矛盾。由于新的权威无法建立，旧的感情无法维系，李自成集团最终离心离德，进入北京城后迅速腐化堕落，人心惶动，军心不稳。山海关之战后，起义军千里撤退，终致失败。

（二）

李自成向来对自己的家乡有一种特殊的依恋，哪怕走上了起义道路，他还要常回家看看，所以陕北米脂至今保留着李自成行宫，可见李自成在陕北人心中有一定的地位。
李自成行宫位于米脂县城北的盘龙山上，现在包含于米脂一中校园院内。明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顺国后，遂命人在这里修建了行宫和祖墓，山名也是因此而来。行宫构思精巧，造型别致，依山据险，前后2层90级台阶。主要建筑有乐楼、梅花亭、捧圣楼、玉皇阁、庆祥殿和北庆宫等，是陕北别具一格的宫殿园林旅游区。行宫内还设有米脂妇女革命史迹展。盘龙山原名马鞍山，明嘉靖年间，曾在山间修建真武祖师庙。崇祯十六年（1643年），闯王李自成于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派其侄李过回米脂扫墓。李过率兵3万驻扎山下，并将山上的真武祖师庙扩建为行宫。同年11月，李自成亲率大军回米脂参加祭奠。他见行宫建筑雄伟，十分高兴，便赐山名为盘龙山，行宫正殿为启祥殿，后殿为兆庆宫。李自成起义失败后，当地群众为保护这群建筑，塑起真武祖师像，行宫又变成一座庙宇。近年来，当地政府对行宫进行了修葺，恢复了原来规模和景观，并建立李自成纪念馆介绍其生平事迹，正殿中安放着李自成的玻璃钢铸像。目前米脂县博物馆也设在行宫内，馆内陈列米脂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和其它历史文物。登上行宫凌空而起的前楼凭栏远眺，山川胜景尽收眼底。
门票三十，讲解五十，40分钟左右可逛完景区，需爬楼梯，没有无障碍通道，不要推婴儿车。保存相对比较好，内有米脂婆姨史和一些画像砖，可看到旁边的窑洞景区。
李自成行宫位于米脂县城北的盘龙山上。明崇祯十六年，李自成称“新顺王”在西安建大顺国后，遂命人在这里修建了行宫和祖墓，山名也是因此而来。
2012年10月1日一早我们驾车从包头出发，中午到达米脂县游览李自成行宫。这是国家首次实行高速路免费通行的黄金周，我们一路走过的包茂高速、青银高速、大运高速、京昆高速车流量并不大。李自成行宫位于米脂县城北边，与县城的街道是相连的。行宫是在原真武庙基础上改建的，行宫所在的马鞍山也被李自成赐名为盘龙山。李自成是米脂人，1643年他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朝，次年派侄儿李过回家乡修建了祖墓和行宫。李自成起义后曾2次来过行宫，头一次是在这里继承了“闯王”称号，第二次是回来祭祖。
景点碑坊上的对联上写到，盘龙图腾孕育永昌天子，米汁若脂濡养闭月红颜。盘龙指行宫背靠盘龙山，永昌是李自成大顺朝的年号，闭月指米脂美女貂蝉。行宫内有关李自成的展览简单了点。此外还有米脂婆姨命运展，第一位是貂蝉，第二位是李自成夫人高桂英，第三位是米脂的第一名女中央党员，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林彪的第一任夫人张梅是米脂一支花，林彪到苏联治病，张梅陪同，育有一女（林晓霖）。后林彪回国，张梅留在苏联，经历了二战。后林彪去信告之张梅他已再婚（叶群）并有一女（林豆豆），她可再嫁。“建国”后张梅再婚。
李自成行宫附近不远处就是米脂古城。进入行宫大门，即可看李闯王的骑马雕塑，高大伟岸。挥刀前进，极有气势。
但是游人曰：
在一个中学的后面，规模不太大，用料也不能和皇家宫殿相比，但还是值得一看的。主要建筑有乐楼、梅花亭、捧圣楼、玉皇阁、庆祥殿和北庆宫等，是陕北别具一格的宫殿园林旅游区。真的超级没意思，反正我觉得一般年轻人不会喜欢去的，周围也没什么东西，反正米脂也就那么大点地方，一直往前走晚上会有很多小摊夜市还是不错的，推荐也是那边的东东烧烤什么的。
这里现在同时也是米脂县博物馆的所在地，因为就位于县城的一中内，所以交通还是挺方便的。我们从榆林乘坐火车到达县城后，步行半小时左右就到达了。
李自成行宫并不大，走一圈下来也就半小时左右，主体建筑是李自成纪念馆，但里面除了李自成的玻璃钢铸像，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内容了。而且不知是不是我们的错觉，感觉建筑很新，而且选料什么的，根本无法和皇家相比，虽然也有乐楼、梅花亭、捧圣楼、玉皇阁、庆祥殿和北庆宫等宫殿建筑，但感觉差异比较大，20元的门票有些不值得。让人觉得这又是一次名人效应的产物。
（三）
至于张献忠，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可以和李自成相提并论，他们二人都是陕西省延安人，甚至年岁也一样大。除此之外，二人还有不少共同点，比如都当过“公务员”，比如刚开始起义的时候声称“不纳粮”“不当差”，等到实力壮大就纵容部下烧杀抢掠，等等。
张献忠曾经起义反明，期间几度降而复叛，又曾经无故屠杀平民百姓，因此在历史上留下恶名。张献忠屠川，被当时之人和外国传教士详细记载，其滔天罪行不可饶恕。他是否像某些猜测那样，被四川人坑害过，所以一到四川就大开杀戒呢？
实际上，天启末年，陕西闹灾荒，连年的干旱、虫灾不利于农业收成，以至于饿殍遍地。张献忠带领军队一路南下，进入四川并占领成都，确实杀了不少人。但是，并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他与某个四川人结仇，所以才采取疯狂的报复政策。张献忠的失变态，或许是因为“失败者的愤怒”所致，当他知道自己面临末日的时候，就疯狂地对身边事物进行破坏，这其中当然包括杀人。
另外，张献忠杀人很多是事实，但是细细追究，屠杀的罪魁祸首不止张献忠一人，满清也难逃其咎。比如满清入川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杀死的四川百姓也是无法估量的。一人做事一人当，不管张献忠是哪里人，也不管他曾经做了什么事，都不能因为恨张献忠的恶劣行径，就要追究张献忠是哪里人，以便攻击其家乡陕西人变态猖狂。
这个疯疯癫癫的别号“八大王”，是明朝后期农民起义的著名人物，与李自成齐名。张献忠一生与蜀地结缘，不但曾经在成都称帝，最后也死在了四川。
张献忠早年当过捕快，后来犯事被除名，于是投军。没想到的是，本想在军中有所作为的张献忠，这次又因故被开除了。就这样，被斩断了“吃皇粮”路子的张献忠走上了“造反”的道路。由于受过军事训练，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势如破竹，很快便成为明廷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
公元1634年，张献忠进攻夔州，被女将军秦良玉击败。1640年，张献忠军被明将左良玉逼入四川，与官军鏖战大半年，各有胜负。后来，迫于形势的张献忠率军进入湖北，并在武昌称王，号称“大西王”。不过，四川古称“天府之国”，张献忠并未放弃，于1644年再次挺进，在此正式建立“大西”政权，自称皇帝，并改元“大顺”。同时颁布了新朝历法，还分封四个养子李定国等人为王。大西政权的建立，意味着此时的张献忠和他的部队达到鼎盛时期。不过，好景不长，大西政权受到了四川当地豪强武装、明廷军队，以及后来的清朝军队的围剿。
关于张献忠入川，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张献忠是否对四川进行过大屠杀”这一问题了。根据清朝官方记载，张献忠在占领四川期间曾多次“屠蜀”，以至当地人口仅剩十分之一二。但到了现代，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减少过半是事实，但这并非全是张献忠造成的，因为在张献忠死后，清军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占领四川地区。如果说张献忠几乎杀光四川人的话，那当时风头正盛的清军，进军四川应该不会遇到很大阻力。可见，所谓“正史”，也有值得推敲之处，看待历史人物和事件不能只凭一家之言。
实际上，当张献忠夺得了权利之后，对农民的剥削并不亚于明朝统治者，甚至在某些方面更甚，比如杀人。像那种以科举为名，将读书人骗来杀光的事情，明朝统治者也是不敢做的。可是，张献忠做了。要知道，正义有时候是掌握在读书人手里的。所以，张献忠像发动文革的毛泽东一样注定失败。
（四）
陕西人为什么怀念李自成张献忠？
因为他们杀人越货的作案，大多不在陕西境内发生，而且他们还通过某种方式给当地人带来了实惠。再有一个，就是汉朝以后，陕西大部分时间都不是汉人的居住地，而是游牧民族的游击区，所以在人种方面，也和其他地区有所不同了。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何亲苏的共产党革命，可以在陕西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