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六朝乱世绝响并非欧洲文艺复兴

“乱世绝响：六朝艺术，三至六世纪”的主题艺术，于2016年9月30日起在纽约展览，展出100多件中国六朝时期的陶瓷、雕塑、书法和绘画作品，其中许多是近年来出土的考古发现。绝大多数艺术品都是首次在美国展出，其中有不少甚至从未在中国展出过。
27日的媒体预展中介绍，“乱世绝响”以檀香山美术馆为首站，于今年4月至8月在夏威夷展出。“公元三到六世纪的六朝是中国艺术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相媲美。六朝乱世中，艺术家们的非凡成就与智慧奠定了其后历代的中国艺术瑰宝，也影响了日本和韩国的文化艺术。”过去20年间，考古发掘出的各类六朝艺术品，也在不断提醒人们去了解这乱世400年间的历史与文明，并讨论六朝时期的艺术精髓。
……
“乱世绝响：六朝艺术，三至六世纪”，这个题目取的好。
可惜的是，其中说“公元三到六世纪的六朝……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相媲美”，确实搞错了对象，把“六朝”这个类似于东欧半壁江山拜占庭帝国的秦汉南边半壁江山的六朝（东吴、东晋与宋齐梁陈），错当成新文明开端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了。
在中国历史上，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相提并论的，乃是新文明全面展开的唐宋时期，那时第二期中国文明达到了鼎盛阶段。
众所周知，六朝正如拜占庭帝国，正如北朝类似于欧中世纪……那时，西欧与北朝的确种下了新的要素，但其收获，却要再过一些日子。

谢选骏：进化论无法解释人类为何毛发稀少

谢选骏：进化论无法解释人类为何毛发稀少

网文《为什么人类的身体几乎没有毛发？》说，毛发减少是人类进化的一部分。
（谢选骏指出：但是，真的如此吗？）
（一）
仔细观察你的亲友，甚至陌生人。有没有发现奇怪的地方？
不要观察他们的大鼻子或奇怪形状的眉毛。看看他们身上的毛发——或者哪里不长毛。
这可能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身上毛发较少。但是当我们把自己与其他哺乳类动物和与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猿类相比时，我们会惊奇的发现人类是唯一毛发如此稀疏的哺乳类动物。
和毛发浓密的黑猩猩、倭黑猩猩以及所有其他的灵长类不同，人类的皮肤大部分都是裸露的。这是我们进化的结果，尽管毛发有它的好处：它可以隔热、保暖、保护皮肤，某些情况下还是一种有用的迷彩。既然它有这些优势，那么为什么人类在进化中失去了大部分的毛发呢？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是第一个告诉公众人类起源于像猿类一样的祖先的人。他也奇怪为什么人类的毛发如此稀疏。
（谢选骏指出：这说明，“进化论对此无解。”）
“没有人认为皮肤裸露对人来说有任何直接的好处；所以，人体不可能是通过自然选择失去了毛发，”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中写道。
他提出我们失去大部分毛发是性选择的结果：我们偏好毛发较少的异性，所以毛发较少的人变得更为常见。
但是，这不可能解释一切。在出现对少毛发人的偏好之前，首先人类要开始失去毛发。人类最早的祖先人族（hominis）长得像猿类。毛发对他们来说很有用，可以帮助他们在寒冷的夜晚保持温暖。
一定是出现了某种力量，推动人族在进化的过程中失去毛发。

（二）
数百万年前，几个人族族群在地球上迁徙漫游。它们包括320万年前的阿法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也就被称为著名的化石“露西”的族群。
这些人族长得像猿类。露西非常像黑猩猩，除了她可以直立行走，脑子也稍微大一点。她的皮肤没有能够保存下来，但是她很可能毛发浓密。
不过，在两三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开始在空旷的平原上居住。这就意味着每天他们要经受数小时炽烈的阳光。
大约同时，他们开始捕猎，吃更多的肉类——而空旷地的猎物更多。人类迁移至空旷地区可以解释人类的毛发为什么会减少。
1990年代，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的彼得·惠勒（Peter Wheeler）提出了一个数学模型，它可以计算出人族在空旷地带生存需要减少多少毛发。如果大脑的温度过高，人族的思维过程会受损。
（谢选骏指出：这难道意味着草原和沙漠地带的人思维最发达？难怪他们老是能够发动袭击，毁灭森林边缘的农业民族。）
如果人族身上长满毛，他们就无法快速散热。惠勒的推理是发生了两个相关的变化，让我们的祖先保持较低的体温。
其中之一是直立行走。这意味着只有上半身被阳光直接照射到。但是，人族也开始长距离奔跑。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追逐大型猎物直至它们筋疲力尽。但是这也可能导致他们体温过高。为此，他们需要减少毛发——以帮助排汗。
人族与黑猩猩一样体毛繁盛，无法承受中午强烈的日照。因为无法打猎或觅食，他们就只能躲在树荫下，浪费数小时宝贵的时间。同样道理，现代的黑猩猩也躲在森林的树荫里。
而与之相反，英国牛津大学的塔玛斯·大卫·贝雷特（TamásDávid-Barrett）说，原始人可以通过排汗来“散热”，这一能力帮助他们在中午也可以活动。
“能够花整个中午寻找伴侣或与敌人战斗成为他们的巨大优势。”他说，“排汗是前提，而高效率的排汗就需要身体大部分地方没有毛发。因此，排汗成为一种有用的功能，而减少毛发也变得有用。”
按照理论，人类依靠体毛少和排汗旺盛的优势可以延长捕猎和追逐富含营养的大型猎物的时间，这最终帮助我们获得所需能量，促进大脑的发展。
（三）
如今，人类是现存排汗最旺盛的灵长类动物。我们有500万条汗腺，又名外分泌腺。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帕克校区（University Park）的人类学家妮娜·加布隆斯基（Nina Jablonski）的估计，人类一天最多出汗12升。
加布隆斯基说，虽然其他灵长类动物也会出汗，但是它们的汗腺密度比人类低很多。接近人类汗腺水平的少数几种动物也是因为同样原因进化的结果。
比如，热带地区身手敏捷的赤猴就拥有大量汗腺。“它们之所以拥有相对高密度的汗腺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为了保持凉爽。”加布隆斯基说，“不过，它们并没有达到人类的程度，并没有失去大部分体毛。”
然而，在惠勒提出了他的观点后，我们发现人族早在进入空旷环境生存之前就已经学会了直立行走。露西可以直立行走，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出现气候变化，迫使人族进入森林较少的地区生存。
这就意味着直立行走可能并不是毛发减少的主要原因。人族尚未开始大量奔跑。
然而，直立行走在人类向炎热、空旷地区迁徙的过程中成为一个便利条件。
直立行走以及最终的跑步能力后来成为人捕猎和躲避肉食动物的重要优势。此时，直立行走有可能促进了毛发减少，反之亦然。
“你的毛发越少，双足站立的优势就越大。而你直立的时间越长，你减少毛发所得的优势就越大。”大卫·贝雷特说，“这两个因素可能是互相促进的。”
（谢选骏指出：这是否意味着，多毛的白种人双足站立的优势比不上毛少的黄种人和黑人？多毛的北欧人双足站立的优势又比不上毛少的地中海型人？）
那么，关键问题就是人族何时开始认真跑步的。一支已经灭绝的人族的身体结构表明他们非常适合奔跑。
180万年前，地球上首次出现直立人（Homo erectus）。他们双足站立，脑容量超过了他们的祖先。直立人也是首批冒险离开非洲的人类，他直接是我们的祖先。
这符合加布隆斯基的观点。“毛发减少和汗腺增多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开始进行，都发生在人属（Homo）早期的进化过程中。”
关键在于直立人的身体为奔跑进行了大量的调适。他们的跟腱很长，这是黑猩猩和大猩猩所没有的，细腰和窄肩让他们的身体和头部可以独立摆动。
到此为止，情况开始变得明朗。不过，排汗降温的假设还存在一个不符合大卫·贝雷特的观点的瑕疵。
惠勒早期的模型并不能解释夜间温度骤降时人族如何保暖。假如没有毛发，他们将无法抵御寒冷。
2016年5月，大卫·贝雷特和他的同事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在《人类进化期刊》（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上发表论文，试图解释这一问题。
他们认为，没有毛发的人族需要通过燃烧更多的卡路里来熬过晚上。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祖先需要在白天吃卡路里丰富的食物来支持身体。
大卫·贝雷特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人类必须开始规律食用煮熟的食物。
（四）
根据哈佛大学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首先提出的讨论较多的假设，人族在200万年前就开始烹煮食物。兰厄姆试图通过这一假设解释人族获得这么大的脑容量的方法，但是他的观点同样也可以解释我们的祖先在没有毛发的情况下如何熬过寒冷的夜晚。
大卫·贝雷特说，假如人族已经开始烹饪，他们就肯定已经会使用火。火不仅可以改善他们的饮食，还可以提供热量，让他们在夜间取暖。
不过，这一观点成立的前提是烹饪的出现确实如兰厄姆所认为的那么早。没有考古学证据证明人族在200万年前就开始使用火。2016年3月发表的一个研究认为50万年前烹饪才普及。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排汗假设仍然是解释人类失去毛发的首选。不过，也存在其他一些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早期很多时候在水中活动，他们像海象和鲸鱼一样需要无毛的皮肤以便提高游泳的效率。不过，这一“水中猿类”的观点基本不可信。一个漏洞就是水中有毛皮的生物也可以正常游泳：比如带有毛皮的海豹和水獭。
（谢选骏指出：那么热带丛林里的大型动物为何没有褪毛？）
另一种观点认为，毛发减少是为了消除寄生虫。这个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并未解释为什么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毛发得以留存。
然而，在过去的20年间，科学家开始把目光转向一个新的证据来源：遗传学。
200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MC1R基因的一种变异早在120万年前就已经存在。已知该变异与深色皮肤有重要关系。
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因为裸露的肌肤只有在频繁暴露在光热下才会变黑。第一批无毛皮肤很可能是粉色的，后来热带的阳光迅速将其变成深色皮肤。MC1R变异的存在说明我们的祖先在120万年前就能够开始皮肤变深和毛发减少的过程。
进一步的证据来自虱子。200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对寄生在人毛发中的虱子的进化过程进行探究。他们发现在头发和阴毛里生存的虱子分属两类，它们的分化时间是118万年前。
“我们的假定是这两种虱子之间隔着大片的裸露皮肤。” 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的戴夫·威尔金森（Dave Wilkinson）说。所以，虱子的分化反映了人类胸毛减少的现象。“这一推测并不比其他推测更有可能。”他说。虱子分为两种也可以是因为“远古人类与较新近人类发生了直接的身体接触。”
（五）
所有关于毛发减少的研究都存在的一大难题是其基因根源仍未解开。遗传学无法彻底理解外分泌腺是如何形成的。
他们现在正在一步步靠近真相。2015年，科学家通过对老鼠基因的细微调整表明汗腺的产生与毛发的产生有密切关系。
“从发育过程来看，在胚胎期，这些组织都来自皮肤”，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作者亚那·坎贝罗夫（Yana Kamberov）说，“它们接受的指令来自同一个源头。皮肤可以决定生长汗腺或是毛发，它们的生长空间也是一样的。”
亚那的团队作出了关键的发现，汗腺和毛囊的生长呈负相关。当某一种基因高度活跃时，老鼠的汗腺就多于毛发，而当这一基因不活跃时，老鼠的毛发较多，汗腺较少。
其中的细节仍未确定。“我们不知道这些变化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坎贝罗夫说，“我们不知道如果是毛发先减少，随后汗腺才开始扩展；还是两者同时进行。”
不论如何，坎贝罗夫的研究说明惠勒一直都是正确的，至少在总体上是这样。毛发减少与我们的排汗功能有密切关系，甚至在基因层面也是这样。这又关系到我们的奔跑能力和捕猎大型动物的能力，并最终与大脑的进化有关。
现在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待你身边毛发较少的朋友了。毫无疑问，人类的毛发出奇的少。但是似乎这不只是进化中的意外：它关系到我们成为人的进化过程。
（谢选骏指出：与其说“毛发减少不是人类进化的结果”，不如说“人类进化是毛发减少的结果”。如果说是“遗传学决定了这些”，那等于说“上帝决定了这些”。）

谢选骏：我看“不同文明各行其道”

遐龄兄：你好！
环顾中外，你的“三文明模型说”一枝独秀，一扫李鸿章等人以来“三千年来未遇之变局说”之迷雾，可以与我“第三期中国文明说”互相印证。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蒋廷黻之辈只能读懂“三千年来未遇之变局说”之浮词推诿，不能理解“一千五百年的第二期中国文明”自南北朝以来之事实展现……

第一，从“三期中国文明说”去反思理解“三文明模型说”：
“中国传统文明”即为“第二期中国文明”，是魏晋开始酝酿的，在秦汉中国本土文明的基础上大力吸取佛教和西域文明的结果。最后到明清，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所以说，李鸿章之流不该说“三千年未有”，只该说“一千五百年未有”（五胡乱华以来未有）。而如果比照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威胁而言，则该说“旷古未有”，因为现代的科技文明确实是旷古未有的。
第二，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形成去分析理解“三文明模型”：
“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是全新的，它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也不过短短几百年。
“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则是半新的，这不仅因为东正教古老，比天主教包含了更多的东方元素，例如政教合一、尊崇帝王等等，而且因为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有比较东正教还要古老的传统，那就是自从西周的猃狁、战国的胡人、秦汉的匈奴、南北朝的鲜卑、隋唐的突厥、与宋明对峙的辽金元清的北方军事集团，所以号称“白色蒙古”。所谓俄罗斯人，就是鞑靼化（突厥、蒙古）的俄罗斯人，相比而言，没有遭到鞑靼混血的相对纯种的俄罗斯人，就是“白俄罗斯”人。但是最后兼并东欧北亚的，却是这个鞑靼集团。此外，这个鞑靼化的俄罗斯—苏联集团，还自彼得大帝以来就开始不断推行强制西方化，并一切二流的科技和武器蚕食中国甚至入主中国。在1950年代，还一度把中国大陆变成了它的卫星国。
第三，综合上述多种因素，显然，“三文明模型说”对于理解正在形成过程之中的“第三期中国文明”，是很有帮助的。“三文明模型说”也是理解分析“第三期中国文明”当前阶段的重要指南。


附释之一：


所谓“第三期中国文明”，就是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基础上，吸取了基督教和欧洲文明之后产生的新文明，在近代中国所进行的吸收过程里，由于满清的阻碍，日本填补了真空，所以我把近代日本叫做“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驱”，例如现代汉语里的书面语言，基本上都是从日本“出口转内销的”。为什么说“满清的阻碍”，因为清末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这一反作用力，是明末时期所没有的。明末中国比清末中国，远为自由，可以自主吸取西方文明。）



附释之二：


“不同文明各行其道”，然后形成彼此的文明幹支，或曰然后彼此形成文明的幹支。视自己为幹流，视他者为支流。其实在“文明各行其道”中，形成了文明的交汇。
“不同文明各行其道”，才是实况，而独尊真理，只是理想。例如上述“三文明”本身，各自也是二元的乃至多元：
1、“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包含了天主教的底子，日耳曼人深受拉丁人的同化。
2、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来自鞑靼、西方的杂交。
3、中国传统（文明）是中华与佛教、中原与西域互动的产物。
不赞同这一点，就是“中国自由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区别所在了。“中国自由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独尊自由主义”的独断论。



附释之三：


“中华文明从来没有真理概念”，在我理解，就是尊重事实也就是尊重感官经验。
以真理替换了天理，也就是用理想去改造事实，这是“外生型文明”的特点之一。“真理”不仅为中国人拒绝，也被罗马人不解：判决耶稣死刑的彼比拉总督就质问耶稣真理为何？耶稣实际上告诉他“上帝之子就是真理”。这是神的启示，彼拉多这个高干理解不了。至于近代华人所说的“真理”，则能形同“教条”矣。


原文附录


谢选骏：三文明模型（谢遐龄）之得失
——兼论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
“三文明模型”是谢遐龄提出的一个理论模型，用以观察解释现代中国，并据此可以制定相应的社会对策。
所谓“三文明模型”，是指“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汇入中国传统（文明）。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
下面一一述及。
（一）
在《“三文明模型”视角下看现代中国》一文中，谢遐龄指出：
“古今中西”这一惯用的“两文明模型”有缺陷，因而提出中华文明是三种文明汇合而成的“三文明模型”，即西方新教自由主义和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汇入中国传统。运用该模型，他从社会结构、人格性、中国传统三个角度，对比联系三大文明在这三个方面的作用，不仅让听众看到了当下中国如政党、法律等实际问题的文化渊源，同时也追溯到其思想源头即无执和坚执，谢遐龄认为这是“伦理社会、理性社会，还有人格性问题的根据”。在解读的过程中，他始终强调法哲学与结合中国实际的重要性。
面对三个文明冲突激烈的现状，谢遐龄依然坚持“中华文明未来发展道路就是三个文明相互磨合的过程中来寻找”，而融合更是一种挑战，需要哲学反思，同时也需要心存敬畏。
互为异质文明的苏俄文明、西方文明、中国传统文明构成“三文明模型”：
谢遐龄认为，人们普遍采用的“古今中西”模型是不全面的，忽视了近代汇入的一个大支流即苏俄文明。人们或者将其归入西方文明；或者视而不见；也有将其划归中国传统的。
他以汤因比的方案为启发依据，认为苏俄东正教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是两种文明类型。虽然他认为新教和天主教也应加以区别，施于中国的西方文明影响多半属于日尔曼民族，是新教国家；而拉丁民族大体是天主教国家。“一个是从现实的感悟，还有一个就是根据汤因比的文明划分”，由此，谢遐龄向听众们提出了自己的新文明观“三文明模型”即包括西方新教自由主义、中国传统、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
对比之下，苏俄文明与中国传统似乎较易融合。
（二）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而本人谢选骏就属于隔膜者和质疑者。
谢选骏认为：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的质疑与隔膜，主要来自对于一个事实的思考：
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在其本土和绝大多数卫星国里，已经流产，在中国及其附庸国（朝鲜、越南）里也运转不灵，近乎名存实亡，何以与其它两文明（“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中国传统文明）相提并论？这是其一。
其二，当今西方文明除了“西方新教自由主义”，还有天主教集权主义传统（如墨索里尼、希特勒，都是天主教徒，拉丁国家的集权主义力量也较英美、北欧为强），在这种意义上，东正教国家也日益进入西方文明势力范围，最近有的乌克兰，较远的则有希腊。此外即使“各民族的大监狱”俄罗斯帝国，自从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也日渐西化，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源头也在德国甚至英国（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原产地）……
这样的观察之下，不免对“三文明模型”产生了质疑。至少是产生了隔膜。
在隔膜者和质疑者看来，“三文明模型”大可不必为了迁就中国目前的军事管制状态，而为“尊者”讳，而迫使笔杆子的思考，服从枪杆子的指挥。
更有甚者，还会认为所谓“三文明模型”，抬高了已死的或垂死的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来与“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相抗衡，其实是在为残存的共产党专政寻求合法性辩护，企图给他益寿延年……甚至，是在使用学术研究追认暴力征服，为军事管制中国进行涂脂抹粉。殊不可取也。
（三）
不过，对“三文明模型”的赞赏者，则反对隔膜者和质疑者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一理论有效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在“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后“一枝独秀”的奇怪现象。因为无论如何，作为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在中国的党代表，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明显的存在；对它无法视而不见，也不能存而不论。
这是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所提出的“事后聪明”。在我看来，这多少类似于“成王败寇”，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可以说是难以为继。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问题的另一方面，则可能看到一种不同于“事后聪明”的景观，那就会看到“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的选择题。
1、中国国民党何以一再败北
中国国民党一个“堂堂中国大党”，何以屡战屡败于一个“蕞尔台湾民进党”？
无他，主要因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汉人党”，在台湾错综复杂的族群状态下，中国国民党始终无法代表多数人利益。
2、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
中华民国一个“堂堂大国”，何以屡战屡败于一个“蕞尔日本”和“红色割据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无他，主要因为中华民国是一个“汉人国家”，成立伊始就遭到蒙古、西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叛离，在分裂状态下，抵御不了统一外扩的日本和共产国际的渗透。与中华民国相比，其前任满清的统治集团不是汉人，故能组成满汉二元帝国；其后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来源也不是汉人，而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故能蓄积庞大的能量。
3、满洲以及辽金元诸朝的二元帝国
满汉二元帝国不是满洲人的发明，而是袭自北魏、辽、金、元等“畜牧——农耕”二元帝国。他们统治汉人用的是儒家法家甚至道家，但其权力结构却得利于萨满教的原始和军事统治的残暴。这一组合虽然不同于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却可以进行历史研究比较。
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元性质
如果从上述角度观察，“三文明模型”用来分析共产党中国（谢选骏在《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一书中称之为“现代北朝”）的社会，不无道理。
“三文明模型”，在我理解就是传统中国的“二元帝国”再加上一个西方文明。当然，现在的“传统中国”，不再是“满汉二元”，而是“苏俄华人二元”；他们不是八旗，而是“红二代”，也称为“黄俄”。如果黄俄们愿意西化，则“三文明模型”可以融合，如果黄俄们不愿西化，则“三文明模型”无从融合。
（四）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而本人谢选骏原属隔膜者和质疑者，现在如果通过上述的理解，则可以变为一个有条件的赞赏者了。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三文明模型”不仅解释了中国的现实（包括现代南朝台湾），也合乎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按照这一线索，也就指引了中国的未来。

謝遐齡答謝選駿——不同文明各行其道

謝遐齡答謝選駿——不同文明各行其道

 

選駿：很高興你注意我提出的三文明模型、並給予評論。你對三文明模型的瞭解相當準確。不過我還須補充一點：這個模型的理論基礎是文明幹支論。當前的中國，看作中華文明，是一個綜合體。好比長江自源頭奔流入海，不斷有支流匯入，有榦流，有支流，到入海口完成了長江之整合。當前的中華文明好比入海口處的長江綜合體。三文明模型用於晚清以來的情況，當時的“江流”，匯入兩大支流——西方文明、蘇俄文明。此說並未否認此前有各種文明匯入，僅僅是不把它們放在硏究範圍之內。這個說法有個重要的地方——主張本土傳統是榦流。我說的磨合，是以本土傳統為主幹的磨合。

　　你講到的質疑者，我認為是未正面理解三文明說。質疑者顯然是受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影響，也即受了蘇俄文明的影響，在史學硏究中首先從政治意義着眼。對於這樣一個試圖正確理解現實狀況的純學術性的理論方案，疑神疑鬼，上綱上線，往政治上扯。由此可見，論者認為三文明模型高估了蘇俄文明影響是不正確的，因為他們自己體現的正是蘇俄文明影響。

　　文明，是個整體性概念，其內涵包括精神實質、社會結構、政治經濟體制等方面。確實，要等某個文明之精神實質充分展現為結構與體制，我們這些硏究者才可能透徹瞭解。硏究總是事後發生。重要的是必須取實事求是態度，也即價值中立態度——不以一己好惡摻入分析過程。不同的人有各自立場是很正常的。每個人都有權利。我主張的是在硏究時要儘可能做到實事求是，搞清楚情況，找到脈絡、規律；至於硏究清楚之後採取什麼立場，各從其志，與硏究無關。過去的論戰，對方論點尚未弄懂就開始扣帽子、打棍子的作風，是源於東正教－列斯主義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遺存。

　　基督教文明與東正教文明有個共同點，那就是自命代表真理、正義，其餘人類是異教徒。中共歷史上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作風，正是從蘇俄傳入的。目前我國的論戰中，此種作風仍然盛行。儘管西方文明、蘇俄文明同樣傳入中國社會，但目前中國社會上述作風，並不來源於西方文明，而是直接來源於蘇俄文明。

中華文明從來沒有真理概念。中華文明核心思想是天道、仁義。天道常常改寫為天理。近代以來的思想演變之一是偷偷地以真理替換了天理。真理以邪惡為對立面；衍為排斥其他文明、力圖強迫其他文明改宗。天理則主張道並行不悖，不同文明各行其道。

 

 

 

谢选骏：我看“不同文明各行其道”

 

遐龄兄：

    环顾中外，你的“三文明模型说”一枝独秀，一扫李鸿章等人以来“三千年来未遇之变局说”之迷雾，可以与我“第三期中国文明说”互相印证。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蒋廷黻之辈只能读懂给“三千年来未遇之变局说”之夸大之词，不能理解“一千五百年的第二期中国文明”自南北朝以来之事实展现……

 

第一，从“三期中国文明说”去反思理解“三文明模型说”：

    “中国传统文明”即为“第二期中国文明”，是魏晋开始酝酿的，在秦汉中国本土文明的基础上大力吸取佛教和西域文明的结果。最后到明清，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所以说，李鸿章之流不该说“三千年未有”，只该说“一千五百年未有”（五胡乱华以来未有）。而如果比照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威胁而言，则该说“旷古未有”，因为现代的科技文明确实是旷古未有的。

    第二，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形成去分析理解“三文明模型”：

    “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是全新的，它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也不过短短几百年。

    “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则是半新的，这不仅因为东正教古老，比天主教包含了更多的东方元素，例如政教合一、尊崇帝王等等，而且因为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有比较东正教还要古老的传统，那就是自从西周的猃狁、战国的胡人、秦汉的匈奴、南北朝的鲜卑、隋唐的突厥、与宋明对峙的辽金元清的北方军事集团，所以号称“白色蒙古”。所谓俄罗斯人，就是鞑靼化（突厥、蒙古）的俄罗斯人，相比而言，没有遭到鞑靼混血的相对纯种的俄罗斯人，就是“白俄罗斯”人。但是最后兼并东欧北亚的，却是这个鞑靼集团。此外，这个鞑靼化的俄罗斯—苏联集团，还自彼得大帝以来就开始不断推行强制西方化，并一切二流的科技和武器蚕食中国甚至入主中国。在1950年代，还一度把中国大陆变成了它的卫星国。

    第三，综合上述多种因素，显然，“三文明模型说”对于理解正在形成过程之中的“第三期中国文明”，是很有帮助的。“三文明模型说”也是理解分析“第三期中国文明”当前阶段的重要指南。

 

附释之一：

 

    所谓“第三期中国文明”，就是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基础上，吸取了基督教和欧洲文明之后产生的新文明，在近代中国所进行的吸收过程里，由于满清的阻碍，日本填补了真空，所以我把近代日本叫做“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驱”，例如现代汉语里的书面语言，基本上都是从日本“出口转内销的”。为什么说“满清的阻碍”，因为清末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这一反作用力，是明末时期所没有的。明末中国比清末中国，远为自由，可以自主吸取西方文明。）

 

 

附释之二：

 

“不同文明各行其道”，然后形成彼此的文明幹支，或曰然后彼此形成文明的幹支。视自己为幹流，视他者为支流。其实在“文明各行其道”中，形成了文明的交汇。

    “不同文明各行其道”，才是实况，而独尊真理，只是理想。例如上述“三文明”本身，各自也是二元的乃至多元：

    1、“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包含了天主教的底子，日耳曼人深受拉丁人的同化。

    2、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来自鞑靼、西方的杂交。

    3、中国传统（文明）是中华与佛教、中原与西域互动的产物。

    不赞同这一点，就是“中国自由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区别所在了。“中国自由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独尊自由主义”的独断论。

 

 

附释之三：

 

    “中华文明从来没有真理概念”，在我理解，就是尊重事实也就是尊重感官经验。

以真理替换了天理，也就是用理想去改造事实，这是“外生型文明”的特点之一。“真理”不仅为中国人拒绝，也被罗马人不解：判决耶稣死刑的彼比拉总督就质问耶稣真理为何？耶稣实际上告诉他“上帝之子就是真理”。这是神的启示，彼拉多这个高干理解不了。至于近代华人所说的“真理”，则能形同“教条”矣。

 

原文附录

谢选骏：三文明模型（谢遐龄）之得失
——兼论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

“三文明模型”是谢遐龄提出的一个理论模型，用以观察解释现代中国，并据此可以制定相应的社会对策。
所谓“三文明模型”，是指“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汇入中国传统（文明）。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
下面一一述及。

（一）
在《“三文明模型”视角下看现代中国》一文中，谢遐龄指出：
“古今中西”这一惯用的“两文明模型”有缺陷，因而提出中华文明是三种文明汇合而成的“三文明模型”，即西方新教自由主义和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汇入中国传统。运用该模型，他从社会结构、人格性、中国传统三个角度，对比联系三大文明在这三个方面的作用，不仅让听众看到了当下中国如政党、法律等实际问题的文化渊源，同时也追溯到其思想源头即无执和坚执，谢遐龄认为这是“伦理社会、理性社会，还有人格性问题的根据”。在解读的过程中，他始终强调法哲学与结合中国实际的重要性。
面对三个文明冲突激烈的现状，谢遐龄依然坚持“中华文明未来发展道路就是三个文明相互磨合的过程中来寻找”，而融合更是一种挑战，需要哲学反思，同时也需要心存敬畏。
互为异质文明的苏俄文明、西方文明、中国传统文明构成“三文明模型”：
谢遐龄认为，人们普遍采用的“古今中西”模型是不全面的，忽视了近代汇入的一个大支流即苏俄文明。人们或者将其归入西方文明；或者视而不见；也有将其划归中国传统的。
他以汤因比的方案为启发依据，认为苏俄东正教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是两种文明类型。虽然他认为新教和天主教也应加以区别，施于中国的西方文明影响多半属于日尔曼民族，是新教国家；而拉丁民族大体是天主教国家。“一个是从现实的感悟，还有一个就是根据汤因比的文明划分”，由此，谢遐龄向听众们提出了自己的新文明观“三文明模型”即包括西方新教自由主义、中国传统、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
对比之下，苏俄文明与中国传统似乎较易融合。

（二）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而本人谢选骏就属于隔膜者和质疑者。
谢选骏认为：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的质疑与隔膜，主要来自对于一个事实的思考：
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在其本土和绝大多数卫星国里，已经流产，在中国及其附庸国（朝鲜、越南）里也运转不灵，近乎名存实亡，何以与其它两文明（“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中国传统文明）相提并论？这是其一。
其二，当今西方文明除了“西方新教自由主义”，还有天主教集权主义传统（如墨索里尼、希特勒，都是天主教徒，拉丁国家的集权主义力量也较英美、北欧为强），在这种意义上，东正教国家也日益进入西方文明势力范围，最近有的乌克兰，较远的则有希腊。此外即使“各民族的大监狱”俄罗斯帝国，自从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也日渐西化，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源头也在德国甚至英国（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原产地）……
这样的观察之下，不免对“三文明模型”产生了质疑。至少是产生了隔膜。
在隔膜者和质疑者看来，“三文明模型”大可不必为了迁就中国目前的军事管制状态，而为“尊者”讳，而迫使笔杆子的思考，服从枪杆子的指挥。
更有甚者，还会认为所谓“三文明模型”，抬高了已死的或垂死的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来与“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相抗衡，其实是在为残存的共产党专政寻求合法性辩护，企图给他益寿延年……甚至，是在使用学术研究追认暴力征服，为军事管制中国进行涂脂抹粉。殊不可取也。

（三）
不过，对“三文明模型”的赞赏者，则反对隔膜者和质疑者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一理论有效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在“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后“一枝独秀”的奇怪现象。因为无论如何，作为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在中国的党代表，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明显的存在；对它无法视而不见，也不能存而不论。
这是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所提出的“事后聪明”。在我看来，这多少类似于“成王败寇”，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可以说是难以为继。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问题的另一方面，则可能看到一种不同于“事后聪明”的景观，那就会看到“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的选择题。
1、中国国民党何以一再败北
中国国民党一个“堂堂中国大党”，何以屡战屡败于一个“蕞尔台湾民进党”？
无他，主要因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汉人党”，在台湾错综复杂的族群状态下，中国国民党始终无法代表多数人利益。
2、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
中华民国一个“堂堂大国”，何以屡战屡败于一个“蕞尔日本”和“红色割据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无他，主要因为中华民国是一个“汉人国家”，成立伊始就遭到蒙古、西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叛离，在分裂状态下，抵御不了统一外扩的日本和共产国际的渗透。与中华民国相比，其前任满清的统治集团不是汉人，故能组成满汉二元帝国；其后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来源也不是汉人，而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故能蓄积庞大的能量。
3、满洲以及辽金元诸朝的二元帝国
满汉二元帝国不是满洲人的发明，而是袭自北魏、辽、金、元等“畜牧——农耕”二元帝国。他们统治汉人用的是儒家法家甚至道家，但其权力结构却得利于萨满教的原始和军事统治的残暴。这一组合虽然不同于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却可以进行历史研究比较。
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元性质
如果从上述角度观察，“三文明模型”用来分析共产党中国（谢选骏在《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一书中称之为“现代北朝”）的社会，不无道理。
“三文明模型”，在我理解就是传统中国的“二元帝国”再加上一个西方文明。当然，现在的“传统中国”，不再是“满汉二元”，而是“苏俄华人二元”；他们不是八旗，而是“红二代”，也称为“黄俄”。如果黄俄们愿意西化，则“三文明模型”可以融合，如果黄俄们不愿西化，则“三文明模型”无从融合。
（四）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而本人谢选骏原属隔膜者和质疑者，现在如果通过上述的理解，则可以变为一个有条件的赞赏者了。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三文明模型”不仅解释了中国的现实（包括现代南朝台湾），也合乎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按照这一线索，也就指引了中国的未来。

 

谢选骏：从首富到一无所有全靠政府

网文《从186亿中国首富到一无所有 眼看他楼塌了》说，人傻、钱多、政策偏，这是一个迷惑而又矛盾的时代。比如，市场上73%的新三板挂牌企业，一年利润却买不起深圳一套房，是因为经济大环境的不景气，还是房价确实太高？而比房子还贵的是互联网创业公司估值，一家400万年收入的公司，竟能估值到1亿美金，互联网创业泡沫又有多大？
现在的互联网和房地产，和当年的光伏产业何其相似。那个10年时间成就三任中国首富，最后又因为产能过剩、技术薄弱而迅速衰落的造富行业。
近日，尚德集团创始人，当年光伏泡沫的当事者，淡出公众视野三年的施正荣亮相央视某栏目，他在节目中首度表示自己从没想过当老大和首富。从白手起家，到问鼎首富，再到分文不值，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财富的定义不是以金钱来衡量，而是以时间来衡量。
从“施博士”到施总
科学家施正荣，喜欢别人称呼他为“施博士”。
198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施正荣，被公派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留学，师从“世界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教授。名师出高徒，施正荣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获得了10多项太阳能电池技术的发明专利。
施正荣不想一辈子都在实验室和写字间里度过，于是他决定回国创业。1999年，他带着光伏项目计划书和笔记本电脑，来到上海技术交易所，台上的他悉悉索索地讲，台下的专家和投资人却一个人都没听懂。
当时施正荣性格内敛，一次他在朋友家吃饭，席间为了活跃气氛，有人提议这位“洋博士”唱首歌，他却唱得磕磕巴巴，十分腼腆，像极了一本正经的学术派。
第二年，施正荣认识了无锡市原经委主任李延人，一个让自己成为企业家的贵人。两人一见如故，决定合作创业，借助李延人在无锡市政府与企业方面的人脉关系，施正荣的光伏梦想开始落地生根。
身份的前后转变，让木讷的他变得口若悬河。几年之后，面对各种高级论坛与学术会议，施正荣皆能应付自如，甚至还有板有眼地在几千人的大会上唱锡剧。
他一度被视为科学家向企业家转型的成功范例，他的战略和管理风格：偏执、随意性强以及带有个人学术研究情结。
“从今以后我只花钱”
财富给了施正荣自信，更放大了他的个性。
在尚德成立的头几年，施正荣经常去生产车间，喜欢在食堂和工人吃饭，工资也只领该得的四分之一。2005年，尚德在纽交所上市之后，身价暴涨的施正荣开始变得好高骛远。
他做了两件事情：在上海成立“施氏家族慈善基金”，高调做公益；在无锡新区修建尚德电力总部，其中的一整面全球面积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幕墙，成为无锡市的标志性建筑物。
同行都感慨：“去了尚德才觉得自己是乡镇企业。”施正荣希望尚德是一个35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不仅会赚钱，还要高大英俊，为行业做出表率。
施正荣也成了一个好面子的人。只要有一个老外在场，便要求高管们必须说英文，他偏爱那些“简历光鲜、有跨国公司背景和海外生活经验的高管”。
那时候，钱对于施正荣而言，只是简单的数字。他曾经花20万美元包一架公务机去参加达沃斯论坛，同美国副总统戈尔共进午餐，与英国查尔斯王子谈合作，给自己买了近十辆顶级豪车，见不同人时会开不同的车。
了解他的人说，他留给自己的那一面没有变，变的是给别人看的那一面。2005年底，尚德上市当天，施正荣对友人说过一句话：“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去挣一分钱，我就花钱。”
成就行业，还是被行业成就
只用了五年时间，施正荣击败一众互联网、房地产和快消品老板，成为中国大陆新首富。
首富光环，众星拱月，“就像成功人士说什么都是对的一样”，施正荣被捧为财富神话。2007年，他被英国《卫报》评为“能够拯救地球的50人”之一。
尚德的成功，也引发了中国光伏行业的第一波热潮，更被视为海归科学家、开明地方政府和海外资本合作的典范。各地纷纷借鉴尚德模式，引入技术和资本筹建光伏企业和光伏产业园区。
而这一切，让施正荣慢慢变得居功自傲。2008年底，因为海外市场需求量出现下滑苗头，在一次新能源行业峰会上，主席台上的施正荣指着诸多同行大佬和政府官员说：“你们回去要好好反省一下。”
这是施正荣以行业带头人的口气和心态在维护行业秩序，他甚至一有问题就给“大领导”发短信，领导们都被他的“恣意妄为”搞得很烦，但碍于情面又不好直接否定。
时至今日，施正荣仍然觉得是自己成就了这个行业。“以前每年国外的杂志排名，前十名的制造商都是外国的，2007年我们当了世界老大，从此以后的老大全部都是中国人。一个企业的成败不说明什么，你成就了一个行业比什么都最要。”
眼见他楼塌了
2010年，尚德主业开始亏损，到了2012年上半年，尚德的下滑一发不可收拾，平均每天都要亏损1000万元。股价也从顶峰的90美元一路跌破1美元，而施正荣也从186亿身家迅速归零。
1、成也政府，败也政府
尚德的成功，离不开政府。当年尚德创立，是无锡市政府牵线当地8家国企，凑了650万美元入股合伙。后来同样是因为政府的支持，国有股在尚德上市之前选择退出。
当时的政绩观是：高投入就能创造高GDP。打着新能源旗号的光伏行业自然成为地方政府的香饽饽。
地方政府不光为光伏企业提供场地厂房，还做了大量信贷担保。由于光伏发电的成本高于传统能源发电，2011年仅金太阳项目国家就补贴了94亿元人民币。
而尚德的失败，更是离不开政府。因为政府的鼓励机制，导致光伏产业天生畸形，靠补贴发展起来的光伏产业，根本就不是市场化产物。过度投资和非理性生产，更是付出了高污染和高耗能的环境代价。
眼见失控的光伏产业，同银行绑架在一辆高速列车上的地方政府，不得不进行行政干预。救了一个企业，却毁掉了整个行业。
2、90%原料依靠进口，90%产品依靠出口
只靠一条腿，再宽敞的路也容易绊倒。
在尚德带领的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光伏产能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球前十大光伏组件生产商中国包揽了前五名。
虽然成绩斐然，却不得不面对“90%原料依靠进口，90%产品依靠出口”的现实，这样的市场倒挂导致光伏产业严重受制于人。
而光伏最重要的原材料多晶硅，也基本上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价格最高时甚至达到每千克400美元以上，占整个光伏产业链70%的利润。
施正荣不想被人扼住咽喉，也想攀上利益链的上游，再加上当时同行“排着队购买”的恶性竞争环境。他软磨硬泡，天天和MEMC公司（美国知名半导体芯片公司）CEO通电话，才签下为期十年，价值60亿美元的采购大单。但后来由于过剩，多晶硅价格暴跌，导致签长单的企业不是破产就是债台高筑，尚德在2011年赔付了2.12亿美元取消协议。
3、越是产能过剩，越要扩大规模
中国光伏企业“一窝蜂”式的发展方式，是导致寒冬来临最重要的原因。
据悉，当时中国有600多个城市把光伏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多晶硅炉像大炼钢铁一样遍地开花。以浙江为例，浙江省共有光伏企业205家，其中有110家成立于2010年9月以后，越来越多的涌入者必然导致竞争加剧，中国光伏行业的利润率也迅速从139%下滑到20%。
2011年，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美国和欧洲开始对中国光伏产业开展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作为世界第一大太阳能应用市场，欧洲市场占尚德销售的45%，而美国的惩罚性进口关税，更是让尚德等企业利润急剧缩水。
在遭遇国际贸易壁垒之后，过剩的产能又无法通过国内市场进行消化。
当时正在高速路上飞驰的施正荣并未刹车，他清楚光伏产业其实是披着高科技外衣的制造业，近几年没有重大技术突破，而竞争拼的主要是成本，只有扩大规模才能降低成本。
尚德一度进行自杀性销售，赔本的同时又扩大产能。可扩大规模又无异饮鸩止渴，这恰恰是产业还不成熟的标志。
是牺牲者还是骗子
有人说，施正荣和尚德是中国光伏产业的牺牲者。
作为行业前辈，尚德具有教科书般的教育意义。而施正荣也是虽败犹荣，尽管尚德破产重组，但他在业内的口碑甚好，更被尊称为光伏教父，他的开创精神鼓舞着行业的后来者们。
也有人说，施正荣是大骗子。
他早已加入澳大利亚国籍，拥有中国绿卡，这个不务正业的“洋博士”，用光伏这个假概念骗中国政府的钱。
2012年9月，尚德破产前夕，无锡市政府向施正荣表示愿意注资拯救尚德，但条件是要用施正荣的个人资产做担保。
“政府撑你，你自己要拿出一个目标和态度来。”施正荣不是没钱，有媒体爆料，他通过眼花缭乱的关联交易，将尚德的大量财富转移到自己名下。比如他幕后控制的亚洲硅业，获得了尚德长达16年期限、15亿美元的无条件支付合约。
但施正荣的态度却是袖手旁观，他知道企业快速做大拥有了一种绑架政府的能力，“我有这么多的职工，你不救我，我就要关门”，于是这位“拯救地球50人”的男人拒绝了该方案。
再加上5.6亿欧元的GSF反担保造假事件，有人认为，施正荣的企业家信用已经彻底破产，在他有生之年，很难在中国市场上做成一单生意。
结语
给人温暖的光伏行业死在了寒冬，它的阶段性倒塌，源于财富效应迅速吹胀的泡沫破灭。
如今，昔日的中国首富施正荣复出，说不上野心不野心，也谈不上悲剧不悲剧，只是如今他的名片上印着：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和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排在最后的才是尚德电力创始人。
十几年间风云转变，他仍然愿意和人谈论天气，仍然是在社交场合中略有拘谨的科学家，只是所有人都知道，他还有一个永远忘不掉的亿万黄粱梦。
……
看完上述自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首富到一无所有，全靠政府。
这是官商勾结的必然过程和必然结局。
实际上，盘点三十年来的“中国首富”，不在监狱里，就是破产了。因为他们都是政海傀儡、红顶商人。

谢选骏：中国是韩国的宗主国

谢选骏：中国是韩国的宗主国
韩国外长提议中国公安入驻济州岛！只是缺乏教养的韩国网民称此“想法荒唐”。
2016年9月29日，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外长尹炳世长提议：中国公安入驻济州岛。
尹炳世在26日举行的韩国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国政监查会议上说：“我们会跟中国方面商议，让中国派遣公安人员入驻韩国济州岛。”尹炳世的这一提议遭到了韩国网民的一致反对。
   
尹炳世的这一提议是出于管理济州岛上中国游客的考虑。近来，中国游客在济州岛上接连被曝不文明行为，特别是9月17日一名中国游客在济州岛一教堂杀害了一名韩国女性。此事发生后，引发韩国民众的不满，韩国各部门也积极行动，提出应对外国人在济州岛犯罪现象的各种措施。
   
在当天的会议上，尹炳世针对韩国共同民主党国会议员姜昌日（音）的发言表示，可以讨论一下让济州岛的警察和中国公安人员一起在济州岛人员密集的地方巡查这一方案。对尹炳世的这一提议，韩国网友纷纷表示“太荒唐了，这是把我们国家的治安交给中国当局的想法”。还有网友表示：“这是国会议员和外交部长说的话吗？真是太无语了。”
   
韩国专家表示，不管以什么方式让中国公安在韩国济州岛活动都有侵犯韩国主权的嫌疑。专家说，一个国家要在其他国家进行司法活动需获得那个国家的许可，或者两国之间签署条约。但这是非常敏感的事情，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是提都不能提的。
但实际上呢？韩国现在虽然是美国的附庸，但其内心一直没有摆脱中国宗主。尽管现在的中国还不是正宗，而是共产党国际的分部残余。

谢选骏：航母比陆基更具威胁，但是……

谢选骏：航母比陆基更具威胁，但是……
（一）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2016年9月7日发表文章称，最近出现了大量有关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正在推行旨在阻止美国海军靠近近海的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的评论。某些较为绘声绘色的说法描述了在诸如西太平洋等地区存在的一条“死亡线”：美国航母要想穿越这条线，就势必会处于严峻的危险之中。
这些担忧纯属危言耸听。美国的航母极具灵活性，属于世界上防卫最严密的军事装备。此外，它们总是处在移动之中，这意味着当它们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是很难被发现的，而要想把它们作为打击目标则更难了。在数分钟时间内，核动力航母可以移动很远的距离——美国航母的运动速度超过了大多数潜艇，而在战争中，美国军队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屏蔽掉有能力追踪己方军舰的敌方传感器。
鉴于笔者8月份已经在《国家利益》杂志上撰文论述了为什么前沿部署的航母不大可能被敌方火力所消灭，我打算把此文的重点放在最近的所谓“死亡线”评论所涉及的另一个方面。如果一个戒备森严和不断移动中的航母战斗群容易受到攻击，那么我们在西太平洋等地的陆上基地又会怎样呢？它们肯定是不能移动的，而且如果没有它们，空军和陆军的任何战争行动都将受到限制。
以关岛为例。一段时间里，美国一直在那里集结军事能力。能在太平洋地区拥有一块美国领土用来部署军队是件好事，尽管此地距离中国将近3000英里（1英里约为1.6公里）。但是北京对于关岛的军事活动了如指掌，并且无疑拥有摧毁关岛基地的应急计划。这不会需要付出太多的代价。美国在该地区的其他几个主要的陆上基地也是如此——如果北京决定清除掉它们，它们就不会继续存在多长时间。
现在把它们与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作以下对比。中国监视近海的侦察设施脆弱而不完备，它也许偶尔能够探测到运动中的美国军舰，但却几乎没有能力保持跟踪，因为西太平洋十分浩瀚，有能力提供寻靶级信息的卫星通常是以每小时数千英里的速度划过地球表面，这意味着它们会很快消失在地平线上。
敌方的海上侦察机（不管是有人还是无人驾驶的）都将被舰载战斗机的空中巡逻以及总是与航母形影不离的“宙斯盾”军舰上的防卫系统阻挡在很远的地方。长航时无人机的出现使这一任务变得复杂一些，但美国的敌人几十年来一直在推出改进的区域拒止能力，而美国海军总是能制订出适当的对策。除了常规的应对手段之外，海军正在不断改进电子干扰和网络能力，用于破坏敌人的传感器和通信设备。
正如军事专家再三指出的，从最早发现某个区域内的美军到把他们予以摧毁的“击杀链”中包含了很多的步骤。如果海军能够通过破坏传感器、扰乱传令线路或拦截武器来干扰其中的某一个步骤，则反介入战略将土崩瓦解。这不仅对俄罗斯和伊朗有效，对中国同样有效（尽管中国似乎永远是当前评论人士最喜欢引述的威胁）。
因此，当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8月告诉《国家利益》杂志防务编辑戴夫·马宗达，他预计美国航母将能在未来的战争中成功地击败敌人的反介入战略的时候，他的话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美国海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始终成功地对抗了此类战略，而且在保持拥有最新技术和战术方面进行的投入超过了可能对手的投入总和。
不幸的是，保护美国前沿基地免遭此类攻击的任务要艰巨得多，因为不管我们多少次破坏敌人的“击杀链”，敌人仍然知道目标在哪里。它们的位置并没有移动。如果敌人下定了决定，其武器最终总会打到那里。因此在敌人积极地推行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的地区，海军本质上看起来会更具生存能力。
如果你关注“死亡线”评论并找到它们逻辑上的结论，那么它们真正要表达的是：随着本世纪的技术进步，除了潜艇和极具隐形能力的轰炸机之外，美军将无法在欧亚的大部分区域内生存。我们最好希望这不是事实，因为只依靠潜艇和轰炸机并不能赢得战争。不过最起码批评家们应该承认，位于装备精良的敌人的攻击范围之内的陆上基地，要比在远离海岸数百英里的地方持续运动的航母战斗群更容易被消灭。

（二）
网文《核动力航母在现代高端战争中的价值》则指出：
2015年1月，美国海军学院举办了一场关于核动力航母未来的大辩论，引发各界广泛而深入的思考。针对社会的关切，美国保守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于2015年10月推出题为《利器：航母、联合部队和高端冲突》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从历史上关于航母价值的争论着手，分析了当前及未来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对美国海上作战的影响，从而回答了航母未来价值的疑问，得出了核动力航母在现代高端战争中仍大有可为的基本结论。该报告还就如何有针对性地改进航母编队作战能力提出了建议。
一、关于航母的争议一直存在
航母发展已有百年史，成为海军主力战舰也已有70年多年的历史。然而，人们对航母的争论，自其问世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航母的争论可以分为“前航母作战”和“航母作战”两个时期。
（1）“前航母作战”时期（1918-1941）
所谓“前航母作战”时期，指航母未经实战考验的历史时期，即从1918年世界首艘全通甲板航母“百眼巨人”号出现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航母成为海战主力舰为止。这个时期人们对航母价值的批评仍然处于理论层面。
1918年，英国皇家海军在一艘远洋客轮船体基础建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艘全通甲板航母。其他海军强国紧随其后。1922年，美海军将一艘运煤船“木星”号改装成其第一艘航母“兰利”号。
1920至1941年，人们围练着“空中力量如何应用于海上作战”展开了第一次航母价值大辩论。当时，陆基飞机已经在实战中得到印证，而航母舰载机尚未“抛头露面”。事实上，大多数海军理论家和指挥官都支持发展海军航空兵，争议的焦点在于新工具将发挥什么作用。据此可分为战列舰派、陆基飞机派和航母派。战列舰派认为，飞机航程短、速度慢、载弹量小，很难打击海上目标，航母航速慢，且缺乏武器和装甲，生存力差。因此，飞机只能用作侦察和校射。战列舰可以击毁毫无装甲防护的飞行甲板，其防御体系足以应对大部分空中打击。陆基飞机派认为，航空兵的未来属于陆基飞机，因为陆基飞机拥有更大的机身、更远的打击距离。航母派则分为进攻打击和空中控制两类。前者认为飞机是海军投送力量最有效的手段。后者认为，海战获胜的关键在于通过飞机夺取制空权。
（2）航母作战时期（1941至今）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用舰载航空兵摧毁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战列舰；1942年4月，美海军用航母搭载陆基轰炸机发动“杜利特尔突袭”；5月，用航母在珊瑚海阻滞日本南进的步伐；6月，用航母在中途岛附近海域决定性地击败了日本海军。至此，航母成为太平洋战场的核心手段。“航母作战时期”从此开始，分为三个阶段。
“战略和氢弹”挑战阶段（1942至1965年）
这个阶段开始于1942年，即核武器时代到来之前。1942至1965年间各种争论主要围绕“海基和陆基航空兵哪种更有价值”的问题展开。这两种航空兵本身就是二战期间空中力量发展演变的产物。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远程轰炸机向日本投下了两枚原子弹，在终止战争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许多观察家认为，如果战略核轰炸机能迅速而有效地终止冲突与战争，那么航母的作用就很小了。亚历山大·舍维尔斯基著有《空中制胜论》一书，强调陆基轰炸机可以携载原子弹这样的战略武器，向远程敌方目标投送强大的破坏力。航母舰载机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海军航空兵支持者批评他无视舰载机战技术发展及传统轰炸战术缺陷的事实。
为了提高作战性能，美海军在二战后对航母进行了改装，发展出能够起降重型飞机（特别是核轰炸机和喷气式截击机）的新一代航母。“美国”号的下马及“海军上将起义”事件的出现，表明各界对航母价值的巨大争议。然而，朝鲜战争对这种争议做出了答复。开战之初，美军在朝鲜半岛尚无可用空军基地，航母舰载机在空袭作战中发挥关键作用。与此同时，航母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对中国大陆进行了有效“威慑”。于是，美海军开始建造“福莱斯特”级大型航母，采用了三项新技术：斜角飞行甲板、蒸汽弹射器和光学着陆系统。这些创新增加了飞机出动率，显著提高了作战安全性。
尽管如此，氢弹的出现仍然给航母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反对航母的论调再次“复兴”。很多人指出，氢弹爆炸足以摧毁整个航母舰队。但航母支持者很快指出：首先，在这样的战略轰炸面前，没有哪种武器不脆弱，这并不足以说明航母没有价值；其次，陆基轰炸机及其配套体系的成本丝毫不低于航母编队，且不如后者灵活。
“早期反介入”阶段（1965-1980年）
20世纪60年代中期，反航母主义者利用航母平台的局限性和反介入武器来批评航母的价值。他们首先根据喷气机战机取代螺旋桨战机的时代潮流，提出航母不足以支撑战场性能要求越来越高的舰载机，存在着空间困难。虽然“福莱斯特”级航母堪称“超级”，舰上空间有了很大的提升，但舰载机机体的增大，需要更多的燃油、更长的弹射起飞系统，也需要更多的人员，物资存储和人员生活对空间的需求会更大。
他们还指出，在有限战争中，廉价的反介入作战系统（例如常规潜艇）完全可以阻止航母进入敌方的水域。导弹武器则完全可以替代航母发挥作战效用。这些观点在随着的越南战争事实面前不攻自破。和朝鲜战争一样，陆基空军基地尚未建立和完善的战争之初，航母舰载机仍然是主力，执行打击、空战和侦察等多种类型作战任务。这时，航母舰载机的航程已经与陆基飞机相当，且作战灵活性更胜一筹。航母电战机探测和干扰敌军雷达，极好地扮演了“力量倍增器”的角色。A-6“入侵者”攻击机甚至可以投送核重力炸弹，担负战略打击任务。越战结束时，美海军已经完全有能力执行空军的任何打击任务。为此，美国决定建造“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尽管纠结于航母的高昂成本，研究过多种替代性战舰的概念，但最终坚定不移走核动力航母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美海军航母数量一度扩大至15艘，冷战结束后保持了10至12艘的水平。
“现代”阶段（1995年至今）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美海军航母在西南亚、台湾海峡和巴尔干地区的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01年9月11日本土遭到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美国发动了代号为 “持久自由”的报复性作战行动。战役伊始，“卡尔?文森”号、“企业”号和“小鹰”号航母出动的作战飞行架次占到了总架次的72%。
冷战后人们对航母价值的怀疑有三点：成本考虑、大而无用以及生存危机。首先，随着航载机战术性能的发展，航母编队的成本不断上升，而“宙斯盾”作战系统和巡航导弹似乎可以分别担负舰队防空和远程打击的任务；其次，打低端冲突，航母编队大而无用，因为美海军没有强大对手，舰载机大都担负向岸兵火力投送的任务；最后，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系统的发展可能会威胁到航母生存。特别是中国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美海军对此并无有效防御手段。
二、当下人们对核动力航母的疑虑
由于美海军在过去二三十年并无实质海战，人们对核动力核母的疑虑并未消失。和过去一样，对核动力航母的疑虑主要集中于两点：航母成本高昂，且存在明显的作战劣势。
（1）高昂的成本
成本是各类武器装备发展的基本问题之一。航母也不例外。为了打赢战争，人们可以不惜代价，但如何增强物质上的“可承担性”，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因此，“性价比”往往是焦点。航母这样庞大的武器系统更是如此。
美海军在发展“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非常重视成本节约，在设计阶段就采取了大约节约成本的措施，大幅降低了作战、维修及人员费用，使该级航母全寿命周期成本预计比“尼米兹”级航母少40亿美元。然而，作为一种采用了大量新技术的超级航母，首舰“吉拉德·福特”号（CVN78），和最后一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乔治·H·W·布什”号（CVN 77）相比，总体采购成本（其中包括设计费用）将超出18%以上，达到近129亿美元（假设美元币值不变）。2002年，时任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要求美海军把最初为3艘核动力航母制定的“逐步推进”的技术改进措施，全部应用到“吉拉德·福特”号核动力航母。这是该级航母初期采购成本过高的重要推手。
成本过高引发了人们的两种担心。一是影响其它装备发展。有人提出，美海军在核动力航母投入巨额经费，会失去发展其它更重要力量的机会。这是航母发展的机会成本。他们认为，这样花钱，缺乏经济性，效率低下，且可能对整个舰队架构和作战效能造成不利影响。二是巨大的作战风险。在冲突中损失核动力航母，对整个国家来说都将是沉重的打击——意味着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损失。不过本报告认为，美国与对等或近对等的敌手（例如中国）开战，肯定会出现大量装备损失和人员伤亡（数以千计），但这和航母的脆弱性无关。纵观历史，美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即使面对重大风险和军事损失，也会果断使用军事力量。
（2）作战脆弱性
如果对成本的忧虑源于自身，那么对生存力的担心则来自于外。近些年，潜在敌手持续提升远距离目标定位和打击能力，对航母和其他水面舰船形成巨大威胁。从目前舰载航空兵的作战距离看，航母打击大队完全处于敌军现代化反介入/区域拒止武器和传感器的覆盖范围之内。潜在敌军各类平台投射的远程反舰武器系统，均可对航母构成重大威胁。而现有的航母舰载机并不足以应对这种威胁。因此，如果运用舰载机联队的风险远远超出其作战效力的好处，那么持续采购装备这样的作战系统可能就值得怀疑了。
毫无疑问，从这种角度来看，航母确实存在一系列的弱点，但联合部队的其它部分也存在这些弱点——特别是陆基系统。如果我们进行逆向思维，正是因为这种作战态势，航母航载航空兵的价值才进一步突显。问题在于为了确保联合部队做好准备，实施威慑和击败侵略，我们需要对航母打击大队进行重大改进。美海军必须要为系统性地使用航母打击大队发展新的概念和能力。
三、关于航母价值的基本结论
从历史看，航母百年史，就是不断克服作战挑战的历史。海基空中力量兼具力量性、灵活性和机动性，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建立空中优势，夺取制海权来保障其它作战任务；可以提供关键的打击、空战和监视能力——联合部队其他单元面临对等或近对等威胁时很难提供这样的能力；整合了航母、舰载机、水面作战舰、潜艇以及后勤舰船形成强大的作战体系，为指挥官提供了灵活多样的选项。
从现实看，现代化的多种威胁正在不断发展之中。在最苛刻的战争想定下，充分发挥作战系统的效能乃至联合部队的整体效力都可能面临巨大的困难。而航母打击大队在国家利益需要之处，提供存在、威慑和战斗能力，从而起到关键的作用。自20世纪30年代起，航母打击大队一直是实施力量投送和海洋控制的有效手段。航母打击大队几乎参加了所有类型的海军行动。进入21世纪，航母打击大队的力量性、灵活性和实用性，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作战行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新兴的威胁环境实际上使美国对航母的需求更迫切。核动力航母并无可行的替代品。没有哪种武器平台，可以像现在的核动力航母一样，能提供同等或更好的作战能力，满足从和平时期兵力存在到主要大国战争的各种类型军事行动需求。
联合部队需要海基空中力量实施打击、空战和监视行动。海基空中力量不仅是担负海军传统的海洋控制和力量投送任务的重要手段，也是联合部队其他组成部队夺取高端冲突胜利的关键促成因素。以大型核动力航母为核心的航母打击大队，仍然是提供海基空中力量、满足多种军事行动需求最有效的手段。然而，美海军必须要对核动力航母、舰载机联队和航母打击大队的一系列概念、能力和规模进行改进。
四、实践航母价值的新概念和新能力
综合所述，航母在现代高端战争中仍有巨大价值。但前提是美海军要从“将航母作为作战体系一部分”的角度出发，审视新的作战概念，并根据新的作战概念，开发运用新的能力。
（1）新概念
第一，航母任务重点回归制海权。冷战结束以后，美海军航母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舰载机实施对岸火力打击，而非在海上与强敌争夺制海权。面对可能发生的现代高端战争，美海军应认真研究未来对海洋控制的旺盛需求，充分调整其力量组合应对这些威胁。
第二，调整航母的作战使用方式。美海军要以追求“提供力量冲击波”的方式使用航母打击大队，而不只是停留在提供稳定支援的层面；要尽可能实施多艘航母一体化的作战行动，从条令、训练、演习和作战着手，让舰载航空兵的作战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而非只是实施单一或聚合式的航母打击大队作战样式。
第三，运用海上力量一体化作战。美海军要发展“单一海军作战（Single Naval Battle）”，即加大海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一体化行动的。特别是，要根据单一海军作战目标，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充分整合以实现作战目标，特别是要注重使用陆战队航空兵和两栖部队来满足海洋控制需求。
第四，海基能力和空海一体战。美海军应与其他军兵种一道，发展从固定式、前沿机动式、中继级驻泊基地实施作战的能力。美海军应与空军持续发展使用互补兵力的概念和能力（例如组合使用空军轰炸机和海军舰载战斗机），实施一体化作战行动，对抗“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
（2）新能力
为了打赢现代高端战争，航母也要发展新能力，主要分为航母、舰载机联队、航母打击大队其他舰船、航母基础设施以及补给等多个方面。
首先是航母平台本身。随着技术、概念和需求的变化，美海军应定期评估航母的作用及相应的设计方案。近期而言，应提升航母打击大队在强电磁环境下作战的能力；应继续强化航母的被动和主动防御系统，改进航母阻止探测及提供保护的措施（主要涉及诱饵、干扰器、“水面舰船鱼雷防御”项目以及未来的激光武器和高功率微波武器）；应提升航母遭到破坏后的快速修复能力，确保即使飞行甲板损坏或者发生电子战损伤，航母仍然能够发挥有效战力。
其次是舰载机联队。美海军应着力解决航母舰载机联队当前及预期的能力缺口问题。一般情况下，这就要求海军提升舰载机的打击距离，发展海上控制飞机，并研制新型弹药。美国防部及国会应该严格评估海军陆基及海基航空兵资产组合的效能。这一组合既包括适应环境较为宽松的陆基飞机，也包括适应环境对抗性强的海基飞机。
再次是编队内其他舰船。美海军应解决导弹巡洋舰、导弹驱逐舰及作战后勤部队在作战与后勤能力上的重大弱点；应提升水面作战舰建制内的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此外，还应快速发展、试验及部署垂直发射系统的再装填能力。当前作战后勤部队相对于浩瀚太平洋中的对抗性作战行动来说，规模太小，且非常脆弱。美海军需要其他更具弹性及采用不同设计方案的作战后勤部队、后勤支援舰船及基础设施。
最后是造船工业和供应商。美海军应仔细审查参与航母及其编队舰船、飞机建造的工业基础设施和供应商。此外，美海军还应提升在紧张局势或冲突状态下保护关键部件制造商和舰船中心的能力。
五、结语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大甲板核动力航母仍然是提供航空兵最具作战效益和成本效益的手段。因此，美海军必须要提升航母打击大队和整个联合部队的作战潜力，就可能削弱航母打击大队作战效能的问题“对症下药”。毫无疑问，其中一些措施将会破坏现有的计划、程序和模式。然而，如果不这样做，不仅是航母，还包括联合部队其它单元，都将面临更大的作战风险。只有改变路线图，美海军才可以确保航母打击大队为联合部队做出应有的贡献，才能满足国家需要和未来作战需求。
（三）
1994年夏天，我在美国诺福克海军基地看到了几个航母，我很惊讶这些并不起眼的东西，竟能决定世界的走向。
如果这几件宝贝掌握在苏联手里，世界就是共产主义的天下了。
如果这几件宝贝掌握在德国日本手里，世界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天下了。
（如果这几件宝贝掌握在伊斯兰国手里，世界就是穆斯林的天下了。）
那么，如果这几件宝贝掌握在中国手里，世界会是怎样的呢？
其实，历史是没有假设的。
这个意思不仅仅是说“历史是偶然的”，而且是说“历史是有条件的”。
为什么是美国研究出了原子弹而不是德国？
为什么是英美破解了德日的密电码而不是相反？
为什么是美国在军备竞赛中拖垮了苏联而不是相反？
为什么是共产党中国改头换面而不是美国洗心革面？
这些，都是有其条件的。
而不改变这些条件，就是弄出了几个航母舰队，也是无关大局的。日本和苏联，都曾经拥有航母，又能如何呢？
太监郑和也曾下过西洋，结果又能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