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我看“不同文明各行其道”

遐龄兄：你好！
环顾中外，你的“三文明模型说”一枝独秀，一扫李鸿章等人以来“三千年来未遇之变局说”之迷雾，可以与我“第三期中国文明说”互相印证。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蒋廷黻之辈只能读懂“三千年来未遇之变局说”之浮词推诿，不能理解“一千五百年的第二期中国文明”自南北朝以来之事实展现……

第一，从“三期中国文明说”去反思理解“三文明模型说”：
“中国传统文明”即为“第二期中国文明”，是魏晋开始酝酿的，在秦汉中国本土文明的基础上大力吸取佛教和西域文明的结果。最后到明清，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所以说，李鸿章之流不该说“三千年未有”，只该说“一千五百年未有”（五胡乱华以来未有）。而如果比照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威胁而言，则该说“旷古未有”，因为现代的科技文明确实是旷古未有的。
第二，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形成去分析理解“三文明模型”：
“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是全新的，它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也不过短短几百年。
“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则是半新的，这不仅因为东正教古老，比天主教包含了更多的东方元素，例如政教合一、尊崇帝王等等，而且因为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有比较东正教还要古老的传统，那就是自从西周的猃狁、战国的胡人、秦汉的匈奴、南北朝的鲜卑、隋唐的突厥、与宋明对峙的辽金元清的北方军事集团，所以号称“白色蒙古”。所谓俄罗斯人，就是鞑靼化（突厥、蒙古）的俄罗斯人，相比而言，没有遭到鞑靼混血的相对纯种的俄罗斯人，就是“白俄罗斯”人。但是最后兼并东欧北亚的，却是这个鞑靼集团。此外，这个鞑靼化的俄罗斯—苏联集团，还自彼得大帝以来就开始不断推行强制西方化，并一切二流的科技和武器蚕食中国甚至入主中国。在1950年代，还一度把中国大陆变成了它的卫星国。
第三，综合上述多种因素，显然，“三文明模型说”对于理解正在形成过程之中的“第三期中国文明”，是很有帮助的。“三文明模型说”也是理解分析“第三期中国文明”当前阶段的重要指南。


附释之一：


所谓“第三期中国文明”，就是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基础上，吸取了基督教和欧洲文明之后产生的新文明，在近代中国所进行的吸收过程里，由于满清的阻碍，日本填补了真空，所以我把近代日本叫做“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驱”，例如现代汉语里的书面语言，基本上都是从日本“出口转内销的”。为什么说“满清的阻碍”，因为清末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这一反作用力，是明末时期所没有的。明末中国比清末中国，远为自由，可以自主吸取西方文明。）



附释之二：


“不同文明各行其道”，然后形成彼此的文明幹支，或曰然后彼此形成文明的幹支。视自己为幹流，视他者为支流。其实在“文明各行其道”中，形成了文明的交汇。
“不同文明各行其道”，才是实况，而独尊真理，只是理想。例如上述“三文明”本身，各自也是二元的乃至多元：
1、“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包含了天主教的底子，日耳曼人深受拉丁人的同化。
2、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来自鞑靼、西方的杂交。
3、中国传统（文明）是中华与佛教、中原与西域互动的产物。
不赞同这一点，就是“中国自由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区别所在了。“中国自由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独尊自由主义”的独断论。



附释之三：


“中华文明从来没有真理概念”，在我理解，就是尊重事实也就是尊重感官经验。
以真理替换了天理，也就是用理想去改造事实，这是“外生型文明”的特点之一。“真理”不仅为中国人拒绝，也被罗马人不解：判决耶稣死刑的彼比拉总督就质问耶稣真理为何？耶稣实际上告诉他“上帝之子就是真理”。这是神的启示，彼拉多这个高干理解不了。至于近代华人所说的“真理”，则能形同“教条”矣。


原文附录


谢选骏：三文明模型（谢遐龄）之得失
——兼论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
“三文明模型”是谢遐龄提出的一个理论模型，用以观察解释现代中国，并据此可以制定相应的社会对策。
所谓“三文明模型”，是指“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汇入中国传统（文明）。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
下面一一述及。
（一）
在《“三文明模型”视角下看现代中国》一文中，谢遐龄指出：
“古今中西”这一惯用的“两文明模型”有缺陷，因而提出中华文明是三种文明汇合而成的“三文明模型”，即西方新教自由主义和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汇入中国传统。运用该模型，他从社会结构、人格性、中国传统三个角度，对比联系三大文明在这三个方面的作用，不仅让听众看到了当下中国如政党、法律等实际问题的文化渊源，同时也追溯到其思想源头即无执和坚执，谢遐龄认为这是“伦理社会、理性社会，还有人格性问题的根据”。在解读的过程中，他始终强调法哲学与结合中国实际的重要性。
面对三个文明冲突激烈的现状，谢遐龄依然坚持“中华文明未来发展道路就是三个文明相互磨合的过程中来寻找”，而融合更是一种挑战，需要哲学反思，同时也需要心存敬畏。
互为异质文明的苏俄文明、西方文明、中国传统文明构成“三文明模型”：
谢遐龄认为，人们普遍采用的“古今中西”模型是不全面的，忽视了近代汇入的一个大支流即苏俄文明。人们或者将其归入西方文明；或者视而不见；也有将其划归中国传统的。
他以汤因比的方案为启发依据，认为苏俄东正教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是两种文明类型。虽然他认为新教和天主教也应加以区别，施于中国的西方文明影响多半属于日尔曼民族，是新教国家；而拉丁民族大体是天主教国家。“一个是从现实的感悟，还有一个就是根据汤因比的文明划分”，由此，谢遐龄向听众们提出了自己的新文明观“三文明模型”即包括西方新教自由主义、中国传统、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
对比之下，苏俄文明与中国传统似乎较易融合。
（二）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而本人谢选骏就属于隔膜者和质疑者。
谢选骏认为：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的质疑与隔膜，主要来自对于一个事实的思考：
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在其本土和绝大多数卫星国里，已经流产，在中国及其附庸国（朝鲜、越南）里也运转不灵，近乎名存实亡，何以与其它两文明（“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中国传统文明）相提并论？这是其一。
其二，当今西方文明除了“西方新教自由主义”，还有天主教集权主义传统（如墨索里尼、希特勒，都是天主教徒，拉丁国家的集权主义力量也较英美、北欧为强），在这种意义上，东正教国家也日益进入西方文明势力范围，最近有的乌克兰，较远的则有希腊。此外即使“各民族的大监狱”俄罗斯帝国，自从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也日渐西化，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源头也在德国甚至英国（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原产地）……
这样的观察之下，不免对“三文明模型”产生了质疑。至少是产生了隔膜。
在隔膜者和质疑者看来，“三文明模型”大可不必为了迁就中国目前的军事管制状态，而为“尊者”讳，而迫使笔杆子的思考，服从枪杆子的指挥。
更有甚者，还会认为所谓“三文明模型”，抬高了已死的或垂死的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来与“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相抗衡，其实是在为残存的共产党专政寻求合法性辩护，企图给他益寿延年……甚至，是在使用学术研究追认暴力征服，为军事管制中国进行涂脂抹粉。殊不可取也。
（三）
不过，对“三文明模型”的赞赏者，则反对隔膜者和质疑者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一理论有效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在“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后“一枝独秀”的奇怪现象。因为无论如何，作为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在中国的党代表，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明显的存在；对它无法视而不见，也不能存而不论。
这是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所提出的“事后聪明”。在我看来，这多少类似于“成王败寇”，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可以说是难以为继。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问题的另一方面，则可能看到一种不同于“事后聪明”的景观，那就会看到“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的选择题。
1、中国国民党何以一再败北
中国国民党一个“堂堂中国大党”，何以屡战屡败于一个“蕞尔台湾民进党”？
无他，主要因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汉人党”，在台湾错综复杂的族群状态下，中国国民党始终无法代表多数人利益。
2、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
中华民国一个“堂堂大国”，何以屡战屡败于一个“蕞尔日本”和“红色割据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无他，主要因为中华民国是一个“汉人国家”，成立伊始就遭到蒙古、西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叛离，在分裂状态下，抵御不了统一外扩的日本和共产国际的渗透。与中华民国相比，其前任满清的统治集团不是汉人，故能组成满汉二元帝国；其后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来源也不是汉人，而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故能蓄积庞大的能量。
3、满洲以及辽金元诸朝的二元帝国
满汉二元帝国不是满洲人的发明，而是袭自北魏、辽、金、元等“畜牧——农耕”二元帝国。他们统治汉人用的是儒家法家甚至道家，但其权力结构却得利于萨满教的原始和军事统治的残暴。这一组合虽然不同于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却可以进行历史研究比较。
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元性质
如果从上述角度观察，“三文明模型”用来分析共产党中国（谢选骏在《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一书中称之为“现代北朝”）的社会，不无道理。
“三文明模型”，在我理解就是传统中国的“二元帝国”再加上一个西方文明。当然，现在的“传统中国”，不再是“满汉二元”，而是“苏俄华人二元”；他们不是八旗，而是“红二代”，也称为“黄俄”。如果黄俄们愿意西化，则“三文明模型”可以融合，如果黄俄们不愿西化，则“三文明模型”无从融合。
（四）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而本人谢选骏原属隔膜者和质疑者，现在如果通过上述的理解，则可以变为一个有条件的赞赏者了。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三文明模型”不仅解释了中国的现实（包括现代南朝台湾），也合乎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按照这一线索，也就指引了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