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

谢选骏在《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里指出：
一百多年来，中国虽然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漫长的革命之一，却依然没有成功——相反还陷入了分裂状态。
这是为什么？
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
我经过仔细研究后恍然大悟：中国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因为没有一个需要负责的最高领导人遭到改朝换代后必须面对的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满清皇帝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袁世凯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北洋政府首领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毛泽东和他的文革班底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由于没有人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所以后来者总是摆出一幅后来居上的姿态为所欲为，因为他的前辈都逃避了应有的惩罚。
不仅如此，最高领导人有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而且还得到了某种赦免和放纵。不仅满清皇帝后来得以组建满洲国，甚至中华民国也能死而复活。
有报道指出，叶剑英不同意击落蒋介石的飞机，所以国民党得以在台湾生存了下来。
叶剑英为何不同意击落蒋介石的飞机？因为他曾是蒋介石的同伙，一直藕断丝连。
叶剑英不同意击落蒋介石的飞机，这突出象征着中国革命的戏剧性、虚假性和不彻底性。
如果有一天，中国能够像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那样把国王送上了绞刑架和断头台，中国才能成为英法那样的成功国家。
否则，中国注定了赶不上苏联，因为苏联毕竟还处决了沙皇一家！由此奠定了其超级大国的基础。
……
对于上述看法，一位友人表示质疑：英国革命也没有流血，但是却是最彻底的革命。法国革命很暴力留了很多血，反而是比较不成功的。这是为何？
谢选骏回答说：英国革命把国王查理一世执行了死刑。
友人表示质疑：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相比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血腥暴力得多，而相对的革命成果也差。 这是为什么？
谢选骏回答说：我觉得，这和民族性格有关。英国人主体是日耳曼人（包括凯尔特人），但是被法国人征服过。法国人主体是拉丁人（包括凯尔特人），但是日耳曼人创建的。可以说，英国人是拉丁化的日耳曼人，法国人是日耳曼化的拉丁人。而拉丁人比日耳曼人，比较奔放而不守纪律。
确实的，普遍看法多从社会硬件的角度分析社会变动，少从心里软件的角度分析社会变动。而心里软件至少是和社会硬件同等重要的“社会变动要素”，此不可不察也。

谢选骏：把世上的所有句号变成问号

网文《中共不倒台的秘诀》说，在制约机制无法切实发挥作用的绝对权力体制中，腐败是挥之不去的一个恶魔。英国政治家与思想家阿克顿勋爵曾说，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而绝对腐败必然会导致灭亡，这是世间不变的真理。然而，由中国共产党一党掌握绝对权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没有走向崩溃，其势力反而逐渐呈现出扩张趋势，这其中有什么秘诀呢？
根据现代宇宙理论，人类所认识的宇宙仅相当于整个宇宙的4%（物质占0.4%，能量占3.6%），宇宙的其他部分都被神秘的暗物质（23%）和暗能量（73%）所占据，这种暗能量并不遵循人们所知的能量守则，它利用与重力相反的斥力（两个物体相互排斥的力量）不断推动宇宙的时空膨胀。我们似乎可以借用这种宇宙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情况。
中国的“一切权力来自中国共产党”，即是一个由共产党当家做主的“党主”国家。这与随时可能沦落为在野党的民主国家执政党完全不属于同一概念。中国共产党是宪法规定的永久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党章凌驾于宪法之上，党规高于法律。在中国想要通过国民审判实现政权更替，几乎没有可能。那么，由谁来制约拥有如此强大权力的中国共产党呢？只能依靠共产党内部的监督机制，这种机制便是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纪检委）。
但关于纪检委，中国宪法和法律中没有任何相关条款，甚至没有一个有关字眼，其存在仿佛宇宙中的暗物质，它散发出的暗能量便是阻止中国在共产党一党专制体制下不因为绝对权力滋生绝对腐败的一个秘诀。
拥有2300年历史的总理级监察机关
“英雄打天下，制度定江山”。自古以来，中国当权者都将法制视为富国强兵和维持体制稳定的最有效工具，他们就像理工科人士发明东西，艺术界人士进行创造一样热衷于创建法制。早于西方1200年的公务员考试——科举制度以及比西方早400～500年出现的纸币与票据等都源自这种创造。由丞相级别官员担任监察机关首长的监察制度也是中国第一位皇帝在世界上首次创造出来的。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之后，创造了一套行政事务由丞相掌管、监察事务由御使大夫负责、军队由太尉（非常设机构）管理的三公制度。
中国的这种统治方式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只有组织的名称和形式发生了轻微变化。身穿人民装的共产王朝第一任“皇帝”毛泽东同样效仿了自己的历史导师秦始皇，他像秦始皇一样将党权和军权掌握到自己手中，而后任命自己的左右手周恩来和朱德分别担任相当于丞相的总理和相当于御使大夫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此后中国历届中纪委书记均由中国最高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一名常委（总理级别）担任。
首长的地位如此之高，决定这一组织必然拥有莫大的权力。从中国被称为“腐败分子的阎王爷”、拥有足以“打落飞鸟”的强大权力的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身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中纪委负责指挥与监督号称中国五大司法机构的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和国家安全部的领导机构中央政法委员会，这便是中国的现状。中纪委利用安排在中央和地方所有党政军组织以及媒体机关、大型国有企业中的数十万名工作人员对所有共产党员行使监察责任。

情报机关公职人员被排除在监察机构之外
作为中国情报机关的国家安全部不知是否真的怀揣“在暗处工作，心向阳光”的信仰，它的地位和权力出乎意料地非常低。国家安全部并非从属于相当于国家主人的共产党，而是国务院下属机构。历届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党内级别都居于中国25个部委与委员会首长之末。比起苏联的克格勃（KGB）、东德的斯塔西、朝鲜的国家安全保卫部等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同等机关，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存在感非常低。
事实上，据了解中国国家安全部仅负责与台湾相关业务以及有关反体制人士、分裂主义者的情报搜集与查处工作。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一早就认识到，由情报机关高层公职人员负责稽查工作不仅无助于根除腐败，反而会催生更多腐败，带来国家纪律混乱等严重弊端。推测认为，这是中国从明朝东厂和西厂等特务机构横行霸道加速朝代灭亡的历史中汲取的教训。
中国的双轨道反腐机制
如同高铁列车走高速铁路、普通火车走普通铁路一般，中国对于不同身份的腐败嫌疑人也制定了由不同机构负责处理的双轨反腐机制。如果涉腐人员的身份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将由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处置；如果其身份为普通人，则由公安和检察部门负责处理。腐败案件从受理到初步调查、立案、案件调查、移交检方、检方公诉到最终的法院判决，整个“死亡旅程”都由纪检委担任总指挥。

在这趟“旅程”中，位于第三步“立案”到第五步“移交检方”之间的“双规”处分是中国贪官污吏最惧怕的地狱“区间”。所谓双轨，是指纪检委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对嫌疑人进行调查的一种措施。从纪检委作出双轨处分决定的瞬间开始，嫌疑人将被停止所有职务，人身自由也会受到限制。在采取没收、扣押、追踪账户等措施的同时，嫌疑人的所有财产都会被冻结。双规期间，嫌疑人不仅与普通人接触会受限，与家人及律师的会面也会受到限制。双规期间可以从3～4个月延长到2年，几乎没有嫌疑人可以挺过双轨的调查，最终都会把一生所犯的所有罪行交代清楚。其中在被判处死刑之前自杀身亡或丧失心智的嫌疑人也是不计其数。

纪检委的三大弱点
如果将中国比作一辆汽车，纪检委就是刹车装置。它虽然可以提前阻止颠覆国家的事件发生，相当于一种高性能防抱死制动系统（ABS），但并非完全没有缺点。大体上来看，纪检委共有三项弱点。
首先，习近平政权一直特别强调“依法治国”，而在这个“法”中包括共产党党章和党规，这就是问题之一 。中国内部可能把这种逻辑视为一种伟大的学说，但对于普遍意义上的文明国家来说，这种逻辑不过是一种诡辩。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依据的纪检委严格来说只能算作一个法外团体或秘密组织，其存在完全不符合中国与美国并称世界G2国家的国际地位。
其次，党章和党规由于其在资格、稳定性、透明性、公开性等方面较为不足，并不足以取代国家法律。党章和党规随时可能被最高权力者修改。第三，权力必须受到牵制，竞争必须按照严格的规则进行，而纪检委的问题在于其权力过度集中。如果纪检委本身涉足腐败，举国都将束手无策，届时纪检委可能成为导致中国这一巨人猝死的元凶，将被一击致命。
韩国必须恢复监查院的职能、铲除腐败
现在中国的迅速崛起离不开对政策进行具体法制化规定以及领导层大力推动政策实施的坚定意志。中国由检察机关、司法机关和情报机关等三大权力机关分别负责公职人员腐败、民事刑事案件及情报工作的治理系统值得我们参考。
中国的纪检委堪称一个无名有实的机构，韩国的监查院却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存在。如果把纪检委比做一个不明身份的黑骑士，监查院则相当于睡在树林间的公主。中国纪检委虽然没有宪法依据，手中却掌握着强大权力。相反，被宪法赋予强大权力的韩国监查院却几乎没有任何存在感。
现在是韩国恢复监查院职能的时候了。韩国有必要根据宪法精神向监查院赋予铲除权力型腐败的准司法权，赋予监查院长相当于国务总理的地位和权限，积极发挥好监查院作为国家监察机关的职能。
……
读者评论之一指出：棒子不懂世界历史。德意志第二帝国也经历过绝对权利，把德意志从农业国一举推升至仅次于美国超过英国的工业大国。还信心满满地要走不同于欧洲的路线。结果很快在一战中毁灭。中国的绝对权利得以为继2000年，秘诀就是不断地政权更替，权利不断腐败，不断被动更新。
读者评论之二指出：只要简单想想中国在土共领导下短短30年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变得财大气粗，满世界任性买买买，连美国也给中国10年签证（比比你们10年前申请美国签证的经历吧），就知道土共为什么不会倒台？！也要感谢美帝在全世界树立普世民主的好榜样：前有伊拉克，中有颜色革命，台湾陈水扁全岛骗子，现在的乌克兰，叙利亚！
读者评论之三指出：中纪委还是有法律依据的，这就是著名的“每两人杀一个，必有漏网的，每个人都杀掉必有冤枉的”中纪委现在采用的每万人 或者10万贪官杀一个，有一点作用。但是中纪委解决不了饱肚子的下台，饿肚子的上台的问题。更解决不了贪官越查越多的问题！
读者评论之四指出：作者快离开韩国，申请加入中国籍吧。
读者评论之五指出：秘诀是：暴力和谎言！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文章的作者姜孝百，曾获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韩国驻华大使馆担任过12年外交官，座右铭为“学问源自把世上的所有句号变成问号”，著有《中国的巨富》等18本关于中国的书籍。
现在，也让我们把他的座右铭“学问源自把世上的所有句号变成问号”，运用到自己身上：给他的“中共不倒台的秘诀”打上一个问号。
其实，“中共不倒台”无需秘诀，而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有一定的惯性、寿命、周期”。
就中国历史而言，和共产党中国比较接近的是秦朝、隋朝、元朝，它们都是在长期分裂动乱后，通过强力残暴的方式所建立的“空前统一”。
秦朝十四年（前221年—前207年）
隋朝三十七年（581年—618年）
元朝八十九年（1279年—1368年）
在技术条件的支持下，专制政权的寿命似乎越来越长，但是总是有一个限度的。
这就是“中共不倒台的秘诀”？

谢选骏：中国为何失去了“工匠精神”

网文《日本戏耍了全世界 被人们严重低估》说，2016年度的诺贝尔奖正在陆续揭晓，其中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获得。大隅良典是2000年至今的17个年度里，第17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而且这17个奖项全部是自然科学奖。至此，日本已经有25个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其中22个为自然科学奖。日本获得自然科学奖的人数，超过了德国、英国、法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诺奖大户”。
综合媒体10月7日报道称，上世纪90年代资产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谷底，被外界称之为“失去的二十年”。然而，恰恰在这20年里，日本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全球最低水平。今年7月，日本的失业率是3%，创下了21年的最低点。美国经济目前脆弱复苏，但失业率仍然维持在5%左右，欧元区的失业率则高达10%。
在日本经济衰退的表面现象之下，隐藏着一个被人们低估的日本。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日本的经济成就？
日本：科技创新+工匠精神
早在1995年，日本就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其后制定了多个5年计划，试图通过这些战略举措，将日本建设成为：能够创造知识和运用知识为世界作出贡献的国家；有国际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家。2001年3月，在第二基本计划（2001－2005年）里日本明确提出“50年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
今年1月22日，日本内阁审议通过了《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该计划提出，未来10年把日本建成“世界上最适宜创新的国家”。为此，日本政府未来5年将确保研发投资规模，力求官民研发支出总额占GDP比例的4%以上，其中政府研发投资占GDP的比例达到1%。
其次，是日本人令人敬佩的“工匠精神”。所谓“工匠精神”，就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而且将这件事做到极致。有一项统计显示，截至2013年，全球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日本有3146家，为全球最多，德国有837家，荷兰有222家，法国有196家。
经济实力的比拼，从来不靠GDP。而是技术话语权和产业链掌控力。这些年全球都在货币放水，也就是用债务刺激经济。日本放出的水流进了产业整合、重组、创新、研发环节，中国的放水流进的是地产、基建和“城市化”。也就是说，日本的债务附着的资产是“技术产能”，中国的债务附着的是“土地产能”。
日本经济在沉寂中凝聚力量
目前，日本企业正从B2C领域，逐渐向B2B领域扩展、转型。松下从家电DNA，扩展至汽车电子、住宅能源、商务解决方案等领域；今后，夏普将转向健康医疗、机器人、智能住宅、汽车、食品、水、空气安全领域和教育产业；索尼复兴电子业务的计划遭遇挫折，电子领域今后将强化手机摄像头等核心部件。
风靡一时的特斯拉电动汽车，电池是由松下提供的，松下还与特斯拉合资在北美建设一座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的超级工厂；松下、三菱等还在研发氢燃料电池，今后一旦石油供应不足，日本的创能、蓄能技术将在全世界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三菱电机发明了可涂沫式电池，将一种新材料涂到墙上，墙就可发电，涂到汽车上，汽车就可以发电，那么今后人身上穿的衣服也可以发电，多余的电可以并入电网。
如今，日本企业依然在核心零部件、上游化学材料方面保持优势。夏普、JDI的液晶面板，松下的锂离子电池，索尼的摄像头，旭硝子的面板玻璃……许多明星零配件，隐藏在智能手机、超大屏幕电视、平板电脑、电动汽车等产品里。
中国制造商多数采购日本高端零部件，产品线涵盖范围广泛，从显示屏到WiFi模块，再到微小的储能电容陶瓷等不一而足。拿中兴来说，该品牌部分手机的显示屏购自日本夏普，镜头组件则交由索尼生产。
……
谢选骏指出：日本并为戏耍世界，而是具有世界最多的“二百年企业”。而中国呢？所有的老字号企业都被“社会会主义改造”给毁灭了。不仅如此，从蒙古入侵以后，中国就失去了“工匠精神”，亡国奴隶做起事来不可能认真，所以庞大的蒙古舰队才会在日本沿海遭到毁灭。明朝汉人好像复国了，却像俄罗斯人一样无法泯灭蒙古影响。接下来的清朝，中国再度遭到奴役，“工匠精神”更无从复活。民国刚刚刚喘息一下，苏联的入主再度“消灭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工匠精神”其实就是企业家精神的温床。
说“日本戏耍了全世界 被人们严重低估”的那些个“人们”，正是缺乏“工匠精神”的人们。
中国何时能够重获“工匠精神”，中国何时就能走上全面的复兴。

谢选骏：一带一路仿佛现代大运河

（一）
网文《一带一路高铁驶不出中国》说英国《金融时报》近期报道称，针对泰国政府的一份今年11月的高铁线路招标广告，泰国民众调侃其是“哪儿都不了的铁路。”有消息称新投入施工的铁路全场仅为3.5公里。
该线路原为始发于中国南部的云南省昆明市，路径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到达新加坡的全长3000㎞的高铁路线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见平将其视为一带一路项目的核心工作，2014年经军事政变掌握政权的泰国军方也对此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同一年度12月两国还签署了《中泰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MOU）》。
然而如今该项目能否成事变得前景不明。面对中国提出的年利率2.5%的贷款，泰国政府声称“日本提供年利率1%左右的开发贷款”，要求中国降低利率。虽然名义上是利率问题，但实际上泰国国内“一条比起国内需求，更多的是为中国提供便利的高铁线路，政府对中国做出了太大让步”的舆论批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终两国协商破裂，泰国政府仅对最初规划的250km第一区间线路中的3.5㎞挂出了招标广告。而且就是这么长的铁路，泰国还对中国施压，说是要用本国的资金与他国的高铁技术建造。中国被泰国军方搬起石头砸了脚背。对于迎来“一带一路”三周年的中国，这样的情况是痛心疾首的。
习近平主席的招牌项目“一带一路”在作为始发站的东南亚等邻国出现了不少差池。一带一路是穿越东南亚、西南亚与中亚，通过一带与一路连接欧洲与非洲的项目，是在周边的65个国家铺设道路、铁路、输油管以及建设港口与机场的超大型的土木项目。自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该设想后开始着手实施。
昆明始发至新加坡的高铁项目在这当中又是中国政府尤为重视的项目。因为这条线路可以实现一石三鸟，即出口，进军东南亚市场，以及建设不经马六甲海峡通往印度洋的渠道等。然而中国在东南亚区间连1m的铁路都未能铺设成功。
2015年12月曾在首都万象举行了盛大开工仪式的老挝也停止了施工。开工不过几天的时间，老挝政府就中断了施工。老挝政府在中断施工的同时，要求中国政府提交关于该项目可能对老挝造成的社会与经济影响的报告。美国之声（VOA）报道称：“停工的真正原因是老挝国内的舆论批判。”多数舆论称，中国竟然要求GDP仅为120亿美元的老挝，在高达70亿美元的施工费用中自行解决30%的费用，这样的条件实在太过卑劣。甚至连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全给中国了”的批判声。
有消息称，泰国始发至马来西亚区间的线路也极有可能选择第三国的高铁，而非中国的高铁。
一带一路项目在非洲与欧洲等距离中国较远的地区进展顺利，却在亚洲地区与邻国陷入如此苦战，有分析称是因为周边国家的警戒心，担心对中国的依赖度会因此而加大。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称：“对于那些向中国借钱用于建设的国家而言，如果项目进展不顺利，就有可能因为负债而被中国牵着鼻子走。”
“一带一路”并非单纯像中国所主张的那样是为了实现互惠互利，稍有差池便有可能会导致国家经济主权落入中国的手中。而且实际上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大部分施工都由本国的建筑公司与人力来完成。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乔纳森·胡斯拉格（音）教授称：“一带一路的本质是为消化中国生产过剩的强制出口项目。制造业根基不如中国扎实的国家蒙受损失是不可避免的。”

（二）

网文《隋炀帝为何要开通大运河？》则说，隋炀帝登基后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营建洛阳；第二件事就是开通隋朝大运河。隋朝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世界最长的运河。
隋朝大运河始建于公元605年，隋炀帝利用已有的经济实力，征发几百万人，开通了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运河。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动用百余万民工挖通济渠，连接黄河淮河，同年又用十万民工疏通古邗沟，连接淮河长江，构成下半段。三年后，用河北民工百万余，挖永济渠，通涿郡(今北京)南，构成上半段。又过两年，疏通江南河，直抵余杭(杭州)。至此，共用五百余万民工，费时六年，大运河全线贯通，全长两千七百余公里，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隋朝大运河是在已有天然河道和古运河基础上开通的。它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河流，成为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大运河的开通，对我国以后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
隋炀帝实施大运河开凿计划，最初到底是出于何种动机？这是史学界至今争论不休的话题。目前，主要有“交通说”、“经济说”、“政治说”、“军事说”四种说法，从这些说法来看，隋炀帝开凿隋朝大运河完全是出于国家长远战略利益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富国强民的考虑。但千百年来，民间一直持有异议，其中以唐王泠然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其《汴堤柳》中称：“隋家天子忆扬州，厌坐深宫傍海游。穿地凿山开御路，鸣笳叠鼓泛清流。”晚唐秦韬玉也认为，隋炀帝“种柳开河为胜游”。明末袁于令在《隋史遗文》中的评价更为直白：“秦政之筑长城，为防胡计，非为游娱也。开河之役，诚有功于后人，若论杨广，则只为流连之乐耳，未可与秦皇并也。”
从古人这些观点来看，隋炀帝开凿隋朝大运河的原始动机不过是为了个人“游幸”的需要，即所谓“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在隋朝大运河尚未全线贯通前，即在南运河通济渠与邗沟刚开通时，隋炀帝便乘龙舟，率领着皇后妃嫔、文武百官、僧尼道士和大批兵士，大张旗鼓，大讲排场，前往其最早封地江都(今江苏扬州)巡游去了。隋炀帝先后巡游了三次，最后就死在扬州。
所以，历代都在传颂“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杜牧《汴河怀古》：“锦缆龙舟隋炀帝，平台复道汉梁王”；王许浑的《汴河亭》：“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汪遵的《汴河》：“隋皇意欲泛龙舟，千里昆仑水别流。”
显然，认为隋炀帝开凿隋朝大运河是出于“私意”既不公正也不客观。可是，为何民间会对隋炀帝的评价这么差？这主要是缘于开凿隋朝大运河和后期“龙舟巡幸”劳民伤财过甚，民众苦不堪言所导致的“民怨”。
据韩偓《开河记》记载，当时隋炀帝“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者至，如有隐匿者斩三族。”最后征到民工360万人，但开凿到今天徐州境内时，民工已死了150万人，“下寨之处，死尸满野”。加上后来的“巡幸江南”大操大办，隋炀帝自然为天下人所痛恨，巴不得杨广早死，隋早亡。
对于隋朝开凿大运河，民间还有一种更为玄乎的说法，称隋炀帝出于“凿穿王气”的考虑。古代帝王都迷信，隋朝是刚结束南北分裂不久的统一王朝，隋朝皇帝更忌讳他地有“王气”。当时一位叫耿纯臣的人发现了他地“王气”。《开河记》开篇即称，“睢阳有王气出，占天耿纯臣奏后五百年当有天子兴。”于是，杨广的小舅子、谏议大夫萧怀静听风就是雨，提出了一个“破王气”方案：“于大梁起首开掘，西自河阴，引孟津水入，东至淮口，放孟津水出。此间地不过千里，况于睢阳境内过，一则路达广陵，二则凿穿王气。”
隋炀帝信以为真，遂开凿了隋朝大运河。明代齐东野人撰写的演义小说《隋炀帝艳史》中描写的“耿纯臣奏天子气，萧怀静献开河谋”，说的就是这事;民间大骂萧怀静也是缘于此事。
所谓“王气”，又称“地气”、“天子气”，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极为荒诞，但古人深信不疑。隋文帝杨坚为灭南朝王气，将陈都城建康(今南京)毁为菜地。所以，继承了隋文帝治国理念的隋炀帝，不可能不迷信“天子气”这套宣传理论。而且，从历史上看，隋炀帝并不是通过开凿河渠“泄地气”的第一人，秦始皇嬴政当年就曾在金陵“凿方山、断长陇、引淮水”，开凿河道，以泄东南“天子气”，形成了今南京市区著名的景观河“秦淮河”。
隋炀帝开凿了隋朝大运河后，民间很快就传出了“河不利隋”的传言，认为在全国境内开河反而动了隋朝杨姓的“地气”，让隋之国运“江河日下”，不要说500年了，连50年都没有，仅历37年隋朝就被唐朝取代了。显然，这是一种“附会”之说，开凿大运河耗尽了隋的国力、财力、民力，才是不争的事实。据《隋书》等史料记载，国家承平日久，“户口益多，府库盈溢”。隋文帝末年，国库能够隋王朝吃60年，即《贞观政要》中所说有“计天下储积，得供王六十”一说。大运河从公元605年开凿，到610元完工，仅6年时间就将隋文帝时可吃60年的家底全耗光了。此外，再加上在上隋朝大运河贯通后，隋炀帝加速对外扩张，东征高丽，让本已元气大伤的隋王朝雪上加霜，这些才是隋王朝快速灭亡的真正原因。
晚唐学者皮日休认为，隋朝大运河“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但同时他也肯定了隋炀帝的历史功绩，其在《汴河怀古》称：“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三）
从谢选骏“现代南北朝”历史分析看当今中国，类似南北朝晚期。中国真的会出现一个统一中国的隋炀帝吗？

谢选骏：匈牙利人是伪欧洲人

说“匈牙利人不是欧洲人”似乎有些奇怪，匈牙利明明在欧洲，匈牙利人怎么不是欧洲人呢？
首先，匈牙利语不属于印欧语言；其次，匈牙利人不是欧洲种族。最后，匈牙利人和欧洲人的关系并非源远流长的。
（一）
匈牙利有一些自称是“匈奴后裔”的人，他们日前要求官方承认其少数民族地位，但被驳回。此事再次将人们的视线引到“匈牙利人与匈奴人有没有关系”这个话题上来。为此，记者采访了有关人士。
匈牙利人是欧洲不属印欧民族的群体。目前，在匈牙利史学界有关匈牙利人（也称马扎尔人）来欧洲定居后的历史基本没有什么争议：一支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长年向西跋涉，一位杰出的部落领袖阿尔帕德大公把7个主要部落联合起来，公元896年大举进入欧洲中部的喀尔巴阡盆地（现匈牙利）；公元1000年，阿尔帕德家族的后代圣·伊斯特万建立了匈牙利王国。为了纪念这一历史，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上有一座气势宏伟的纪念碑，7位古代骑士组成了精美的青铜群像。7位骑士的装束与古代欧洲骑士的不同，有东方游牧民族“胡服骑射”的特点。
那支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吗？对于匈牙利人到欧洲定居前的历史，现在仍存有很大争议。

公元4至5世纪时，匈奴铁骑一度占据过喀尔巴阡盆地。现在，许多匈牙利男子还使用“上帝之鞭”匈奴王阿提拉的名字。
19世纪前，匈牙利史学界普遍认为自己的民族与匈奴人是亲戚。19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匈牙利学者克勒什·乔莫·山多尔前往中亚和中国寻根。但到了奥匈帝国成立（1867年）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支持的“芬兰—乌格尔”历史学派的观点被官方采纳。这一历史学派依据语言学研究成果认定匈牙利语属芬兰—乌格尔语系，由此确定匈牙利人的祖先同芬兰—乌格尔民族较亲近，与匈奴人没有关系。现在，由匈牙利科学院支持的官方历史结论也认为，匈牙利人的祖先最早来自欧亚大陆交界地带乌拉尔山麓附近的一支游牧民族，他们不是匈奴人，也不是匈奴人的亲戚。
现在，匈牙利以马扎尔人为主，依据1993年实施的有关少数民族的法律，官方正式承认国内的13个少数民族，如斯洛伐克人、德意志人、吉普赛人等，没有“匈奴人”。
但在匈牙利有不少人认为自己就是“匈奴后裔”，要求官方承认“匈奴族”的合法地位。诺瓦克·伊姆雷·约叔华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代表。以“匈奴后裔”身份为骄傲的诺瓦克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诺瓦克金发碧眼，肤色白里透红，和记者想像中的来自亚洲的游牧民族相貌大相径庭。
诺瓦克介绍说，当年匈奴王阿提拉去世后，曾强悍一时的匈奴人迅速溃败，但他们并非彻底从喀尔巴阡盆地消失，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后来，阿尔帕德率领部落进入这个盆地定居时，所带队伍中有一部分人就是“匈奴后裔”。
“匈奴后裔”为了获得承认，去年征集了2500个签名，并得到匈牙利全国选举委员会的确认。他们的倡议合法地进入国会议程。虽然几天前国会负责人权、少数民族事务的委员会拒绝了这项倡议，但诺瓦克认为事情并未结束，稍后将向宪法法院提起上诉。据他估计，匈牙利目前约有10万名“匈奴后裔”。
据了解，官方认为“匈奴族”并不存在，理由是那些倡议者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三方面缺乏特性，他们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是谁。
（二）
马札儿人（匈牙利语：magyarok，英语：Magyars）为匈牙利主要民族（于2001年人口约为1千万），因此又称匈牙利人（英语：Hungarians），为乌拉语系，曾经在中亚停留了一段时间，因此现代马札儿人带有突厥血统。他们为匈牙利主体民族，也分布于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及乌克兰，少数生活在美国、加拿大、巴西与澳大利亚。有人认为，他们最初生活在西伯利亚西南方巴什基尔一带；与他们最似的民族为曼西人。
波斯一位无名氏地理学家和葛尔廸齐提出有两个马札儿部落，一个是仍然停留在乌拉山脉的曼西人，另外一个就是离开了乌拉山脉，前往南俄的马札儿人。
在政治上，马札儿王室向来被认为源自突厥人的贵族，最早提及马札儿人源自突厥，为公元9世纪东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君士坦丁·波菲罗吉里特斯，他说有个突厥部落卡巴尔进入中欧。马札儿人的王室，即阿尔帕德大公被认为出自可萨人。有位可萨可汗以马札儿人宗主身份，任命名为阿尔帕德的年青贵族作为马札儿人的大公，在潘诺尼亚生活后，马札儿人仍然为可萨人的臣下。后来在南俄因为受到佩切涅格人攻击，马札儿人前往喀尔巴阡山，有10个部落前往，突厥文为“on ogur”，即十箭与十回纥（7个马札尔与3个可萨部落）。他们进入中欧后到处侵扰，最远一次到达普罗旺斯。直到公元955年，萨克森人奥托大帝在巴伐利亚奥格斯堡彻底击败并重创他们。他们（其中包括大摩拉维亚留下来的西斯拉夫人，也是马札儿人血统的真正来源）转为定居务农生活，在伊什特万一世圣斯提芬统治下，改宗基督教，不再对外族构成威胁。
在文化上，马札儿人与东亚文化圈在某些方面相近。例如，匈牙利人名命名方式是先姓，后名，最后身份，和周围的印欧语系完全相反，和东亚民族（中国人、日本人、越南人及韩国人等）同样，顺序为前姓后名。
所以在本质上，匈牙利人是比突厥化、鞑靼化的俄罗斯人，更加不是欧洲人的“伪欧洲人”。

谢选骏：保险业亵渎神灵

（一）
巴特·K·霍兰《机会的概率有多大》一书在谈到“保险与亵渎神灵”时写道：
缺乏可靠的死亡数据意味着保险业在一段时期内不涉足寿险，只专注于其他的保险。例如，大约公元200年罗马法学家Ulpian就已计算了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人生存的比例。尽管Ulpian这方面的著作已失传，但他的数据在Justinian的《法规汇编》中所引用的一段有关养老保险金计算方法的文字中得以保存（《法规汇编》是一部源自公元533年的罗马法律汇编）。虽然这些统计数字的利用率有限，但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保险是针对海运货物的。巴比伦和腓尼基时代也一样。西塞罗（公元前160年一公元前43年，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哲学家）在公元前49年曾把他的日用品的海上运输交由私人保险公司担保。保险费用依据承保人的险损经验和货物的价值而定。某些举世无双的艺术品总被认为是不可予以保险的，人们认为同时产生的多重损失对私人承保商来说巨大。因此，保险商不愿意因多起船损而破产。例如，公元58年克劳蒂斯皇帝给商人安排了抵御暴风雨的损失，很有点像今天的联邦机构负责赔偿保险公司赔付能力外的灾难损失。
尤其是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对寿险的反对达到了巅峰，其他保险仍然盛行，包括为去圣地朝圣者保险：投保人付了保险费，如在途中被俘，则由保险公司支付赎金。但是基于投保人死亡的保险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那时的欧洲已是基督教世界了。雅克.迪帕克尔在他1996年版的《死亡率表》中写道：
推断生命长短与传统的基督教死亡观念不符。在封闭的中世纪思想体系中，死亡有着神圣的特点，不仅不能成为推测的目标，而且企图借助法律来控制生命也是不合时宜的，是对神灵的亵渎。每个人的命运隶属于神圣上帝的意志，神可以在任何时候终止其生命，要么出于对善的回报将其招入天堂，要么为了惩恶将其打入炼狱，使其遭受永久的毁灭。这排除了所有的预测，甚至所有的计算。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态度变得不是那样强硬了，而且社会组织、银行、财会和其他金融机构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复杂，提供人寿保险也逐渐变得越来越可行。与此同时，反对人寿保险的意见也失去了根基。因此，尽管保守的统治集团基于道德的原因反对人寿保险，但必须通过法律来禁止这种保险，因为光是道德说教是不够的。例如，1570年在西班牙人寿保险成为非法，在1598年的荷兰人寿保险也成为非法。但是，思想的变化很快。不到100年，对死亡率的计算以及对寿命的预测已经建立起来，而且是以数据、概率和统计学为坚实基础的，似乎也没有人认为应予以反对。神学家或宗教上层人物均未对此提出异议或出面阻止。“更妙的是”，迪帕克尔写道，“在人类各种现象中的统计规律的发现很快被解释为神谕存在的一种新的证据”。
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让世人认识到宇宙的各种数理规律。另一个英国人约翰.格兰特使人们对生死概率的数理规律的看法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格兰特1620年出生在伦敦，他一开始的工作是做买卖，尤其是做零星服饰用品交易。他担任过多个公职，并获得过少校军衔。1662年格兰特出版了《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考察》，此书一出版即大受欢迎。1663年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至1665年该书第四版印刷发行，这一年伦敦发生大火，而一年前大瘟疫最后一次肆虐英国。
死亡表是根据伦敦堂区工作人员呈交的有关死亡人数的报告而编制的报表，这些报告含死亡年龄和死亡原因的分布。这些报表的编制在伦敦至少始于1532年，从1625年开始便以印刷形式发放，这有助于政府追踪瘟疫及其他流行病的传播情况。格兰特仔细研究了这些数据的质量及其可能的缺陷，借助于均数与分布情况来分析这些数据。而他所做的最有价值的贡献则是构建了当今统计学家们所称的寿命表。他认为这种寿命表可以说明并能控制死亡的隐含规律的存在。
表3-1 格兰特关于存活率的数据
每100个新生婴儿中
在满6周岁时 64人存活下来
在满16周岁时   40人存活下来
在满26周岁时 25人存活下来
在满36周岁时 16人存活下来
在满46周岁时  10人存活下来
在满56周岁时  6人存活下来
在满66周岁时  3人存活下来
在满76周岁时  1人存活下来
在满86周岁时  0人存活下来
资料来源：格兰特，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考察，伦敦，1662
格兰特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一连串实际观察到的人群中的特殊数字，而且向人们说明死亡是怎样减少一组有共同特点的人群数量的。挑选一个假设的“整数”人群来制作与生命表进行对比的死亡表，将观察所得的死亡率用于这个整数，他发表了表3-1中的数据，一半以上的人于16岁之前死亡。
现在我们起用该表是从0岁开始，而不是从妊娠开始，不同年龄范畴都会用到。但是在追踪适当的共同群体经历时，运用不同年龄段死亡率的概念是相同的。
戈特费里德.威廉.莱布尼茨曾在微积分发明者的归属上与牛顿有过激烈的竞争，他对生命表的分析有重要贡献。他设想出如何在获得像格兰特这样的数据时计算出不同年龄段的预期寿命。这一发展使当今更为精确的生命表成为可能，这些生命表是有关人类生存各方面信息的来源，内容非常丰富。
从死亡率到预期寿命
什么是预期寿命？如果你仔细观察一张当代生命表，那么这一统计量的含义及其与死亡率的关系就会更加清楚。表3-2是一张最近的生命表。这些数据是关于1996年美国女性的死亡率，来自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个分支机构——国家健康统计中心网站（www.cdc.gov/nchs/data）。大多数国家生命表都是几年之后出版的。这些数据的依据是死亡证，因此要确保几百万死亡人数的精确性和完整性，然后将其以计算机格式保存，以便分析，这确实是项艰巨的任务。
（二）
网文《从中美癌症存活率对比看中美医疗差距》指出：
以三种中国和美国致死率最高、最高发癌症为例：
肺癌：在美国和中国，肺癌都是致死率最高的癌症。2013年美国癌症协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肺癌五年整体存活率为16%。然而，由于早期筛查在美国的开展，早期肺癌5年生存率已达到70%到90%。其中，非创伤性的立体导向治疗 (SBRT/SABR) 结果与手术相似。中国肺癌整体存活率没有准确的报告数据，但一般认为五年存活率为8%-10%。
乳腺癌：美国乳腺癌五年整体存活率为89%，早期患者治愈率已达98%。中国乳腺癌发病率增长很快，为每年3-4%，但治疗水平很低, 五年生存率仍不到60%。美国乳腺癌在Ⅰ期阶段即诊断出的概率为80%多，中国在Ⅰ期阶段诊断出乳腺癌的概率不到20%，一旦查出，多数已经转移或扩散。
前列腺癌：在美国，前列腺癌幸存患者接近280万，即每5例癌症幸存患者中就有1例是前列腺癌患者。美国的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接近100%，15年生存率也高达91.4%。在中国，5年生存率仅为30%，差距显著。
不管是从整体还是某种疾病的相关数据来比较，中美之间医疗水平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严格的医生培养制度：美国比中国多6年甚至更长时间
教育水平是国家医疗体制的基础，医生教育是医疗保健体系的核心。中国的医生教育理念和美国的完全不同。在中国，中学毕业就能进医学院，医学院学习5年，毕业就可以做医生。中国的医生工资与其他行业相比并无明显优势，而劳动量却很大，因此不能吸引优秀人才。
在美国，只有最优秀的大学生才能报考医学院，而所有报考者中大约只有15%可以被录取。所有医生都必须取得博士学位。考入医学院以后，还需要经过刻苦的学习和长期的训练，才能成为一名医生。大学4年毕业后考入医学院，4年医学博士毕业后还当不了医生，必须在指定的一些基地医院继续进行resident training（住院医师培训）。只有具备训练经历，才有资格参加医生从业资格考试。如果要进一步成为专科医生，比如心、胸外科医生，5年的普通外科培训后之后还要到指定专科医院（如德州心脏中心, MD安德森癌症中心）做2至3年的fellow。这样通过考核后才能成为拥有专科行医执照的专科医生。加起来，一个专科医生的培养，从中学毕业开始，至少需要13至15年。毕业行医时，医生的年龄都在31岁以上。在经过这样的培训以后，才可以成为主治医生，可以开始独立诊治病人。住院医生不同于主治医生，住院医生可以从政府获得资助，在他们成为主治医生后，他们的薪资会提高3到10倍。
如此严格漫长的培训使得美国的医生不仅训练有素，更较之其他国家的医生更显学术和严谨。在一个富裕的国家，还有什么比人的健康和生命还宝贵呢？可以说在美国从事为人的健康服务的医生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和社会的精英。除了爱心，美国医生最直接的动力就是医生的高收入。一般来说，医生的收入在美国所有行业收入中排名前10%，有的科室收入可以排到前3%。医生的年薪从10几万美元到超过百万美元。如此，高专业性及高收入，使得医生这个职业在美国非常受到尊敬，也可以说是整个美国社会金字塔顶端的职业。
2、中国的医疗资源相对紧缺，资源分配不均
在美国，看病实行预约制度，“预约”本身就是为了保证医护人员有足够的时间为病人提供最佳的服务。一个医生一天只看几个病人，每个病人都可以享受到完善的诊断和治疗。美国医院非常重视培养医生要善于与人沟通，要有同情心和合作精神，特别是与患者的沟通。病人在门诊都是私密性较好的一对一服务，医生不厌其烦地解答、检查患者，一般初诊约45分钟，复诊约20分钟左右，遇到复杂病例可能时间还会延长。病人都知道：如果需要，他们有权利占用医生更多的时间。
在公立医院，美国医生的收入和诊治的病人量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医生自己开私人诊所，收入是与病人量有关的，但是与药品，诊断或实验检查无关，只与其行医的专业行为有关。
相较而言，在中国，医疗资源十分紧张。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但医疗资源却仅占世界医疗资源的2%，也就是差不多1/4的人口只占用1/50的医疗资源。导致医疗资源紧缺的原因也包括中国政府医疗投入不足：美国的医疗费用的支出是13.6%，英国6.8%，日本7.2%，德国10.7%，而中国仅为2%。
同时，中国的医疗资源还有分配不均的问题。因先进的医疗设备和资源多集中在一线城市，进而造成了全国的病人蜂拥至上海、北京、天津或广州的三甲医院。病人数量多，医生根本忙不过来。常常是病人通过彻夜排队好不容易挂上了号，真正见到医生以后的问诊时间却不过短短5分钟。患者根本无法和医生进行全面详细的交流问诊。这对患有肿瘤等重症的患者来说，当然难以接受。
3、中美的医疗技术尚未实现同步
美国高度发达的医疗产业带动医疗技术创新——美国医学界不断涌现治疗新技术和新手段，尤其是在药品研发和诊疗设备研发上全球顶尖。但是这些先进的治疗技术和手段，由于进入中国医院需要通过相当复杂的审批机制，因此时间上会比美国晚很多年，并主要集中在大医院。这方面中国的医院很难做到与国外同步。
4. 监督机制：三方监督美国医生
美国有较为完备的医疗差错或者纠纷善后体系，包括调解和医疗诉讼。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会有相对客观的司法评价体系。患者极少会走上血腥维权的无奈道路，而医生也极少会遭受血腥暴力。但是受到投诉或者遭受巨额罚款在美国医疗界倒是并非少见，一旦因医疗差错或者事故接受处罚，其后果对医生的经济和工作获得均是灾难性的。因而，所有的医生都必须有医疗事故的保险。
除了法律的监督，美国运行有效的医生自律组织，如行业协会等，以及医院董事会、保险公司，均会对医生进行管理和监督。如果出现违法或失职，医务人员面临的就是终生被吊销执照，失去工作。因为医疗市场供需的平衡，医务人员收受“红包”的行为是不被允许，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美国有一整套医疗保险制度和组织来保护病人的利益，监督和保证医疗质量，制约医生的行为。而在中国，情况却不是这样。由于相关法律和善后机制却相对滞后，各类医学会也没有发挥应有的责任。就目前现状而言，医患冲突或者纠纷的高发是一个客观现象，其减少也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三）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保险业亵渎神灵的话，那么现代医学就更是如此了：它不仅预测人的寿命，而且敢于人的寿命。
但是，为什么许多医生还会信神呢？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最终还是无能为力的，就像黑心律师尽管玩弄法律，最终还是逃不过法律的审判或神秘的厄运。

谢选骏：族群分裂是阶级划分的结果

网文《当今中国最大隐患：族群分裂无处不在》说，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极端的思想（无论左右）在社会中永远都只占少数，大多数人，都会有彼此认同的价值观念，对社会、历史、政治普遍都会有一种共识。这是一个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争议永远都有，分裂随时存在。但因为是极少数人，所以他们间的分裂无碍大局，加上有制度保障，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安定。

　　华人社会（无论海内外华人）正面临着严重的族群分裂。这种分裂，我们时时处处事事都能感觉到。打开网络，打开手机，铺天盖地的各种文章、微博、微信，都展现出这种分裂。左右两种思潮（姑且言之左右吧）截然相反，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就是朋友间、亲戚间，甚至兄弟姐妹夫妻父子间，只要谈及社会政治，谈及意识形态，就有可能出现分裂，互掐起来。有些朋友、同学因此断交，兄弟、父子因此反目，夫妻因此离异。
　　更有些人为此诉诸武力，大打出手。如广为人知的，北航教授韩德强殴打不同观点老翁事件；一些左派极端人士冲击围攻袁腾飞事件，等等。至于各种恫吓、谩骂、威胁，则无时无日无之，种种最肮脏最下流的语言都被用来攻击对方。如果以此比作"文革"，则文革早就开始了。
　　这种分裂的根子是因没有共同信仰（这种现状就不可能有共同信仰）。这种分裂就是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分裂。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分裂又源于对历史事实的不同认知，源于对一些基本事实缺乏起码的共识。争议或者分裂的焦点，是对文革的看法，对毛泽东的评价，进而是对社会制度（宪政）的看法，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看法，对美国和西方的看法，等等。持相反观点的两个群体比例如何，很难作出统计。从网络、微博、微信对掐的情况看，约为一半对一半。但不同社会阶层的比例也会有所不同。按概率论，则这种分裂在党内、军内，甚至在高层都可能存在。只是因为他们处境不同，这种分裂不会轻易暴露出来。
　　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分裂。世界上恐怕也没有任何种族出现这样的思想分裂。举例说，就是像俄罗斯这样民主政治还不那么成熟稳定、具有争议的国家，他们都存在共同的价值观。东正教仍然是俄罗斯民族共同信奉的宗教（他们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俄罗斯无论朝野，包括最高领导者和普通民众，对前苏联的专制历史都有深刻认识，并因此作出全面反思。更重要的是，他们将这些历史写进教科书，让世世代代记住这些历史教训。
　　当然，一个社会存在不同思想观点是正常现象。但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极端的思想（无论左右）在社会中永远都只占少数，大多数人（或者按我们的说法95%以上的人），都会有彼此认同的价值观念，对社会、历史、政治普遍都会有一种共识。这是一个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争议永远都有，分裂随时存在。但因为是极少数人，所以他们间的分裂无碍大局，加上有制度保障，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安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民间有三亿枪支，而不会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没有人能说服谁，没有人会理性地听对方的话。纵然不乏资讯，但人们都只是选择性的参阅资讯，形成越来越顽固的立场观念。这种族群分裂显然充满潜在危机。中国社会一旦出现风吹草动，这种分裂就会迅速发酵，就会失控，产生巨大灾难。其后果只能比国共内战、比文革更加恐怖更加惨烈。这也是中国政治改革、走向民主进步的最主要障碍。
　　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是长期对历史事实真相的掩盖、封锁，是对自由讨论的干预。在1980年代，社会比较开明，思想讨论相对活跃，已慢慢接近这些历史真相。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当局为了现实的利益（统治的需要），搞历史虚无主义，将讨论历史真相列为禁忌，又将一些虚假信息列入教材，利用国家宣传机器传播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举例来说，电视节目常常根据需要，随意删除镜头中的某些历史人物；出现在电影《开罗宣言》海报上的是毛泽东头像，而真实历史是毛泽东与"开罗宣言"没有关系。又如，一幅油画《开国大典》，因政治的需要反反复复涂了又改。
　　但在现代资讯时代，封锁这些信息显然不容易做到。许多人还是知道了部分真相并进行独立思考。这样，掌握了不同资讯、持不同观点的人们之间就形成对立，形成今天这样的分裂局面。
　　其实，历史事实就摆在那里。如果能有个公正的公共平台，如果不受任何限制，让人们畅所欲言，自由讨论，事情总是能说清楚的。许多证人还在，证据还在。事实就是事实，真相只有一个，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否定不了。真相出来了，是非也就明白了。真理也就明确了。
　　事情也许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归纳起来，只要能弄清楚如下几个事实，也就离真相不远了：
　　一、共产党在建政前是否极力主张、争取民主自由，主张建立宪政；是否主张军队国家化；是否强烈反对一党专政？如果是，为何现在就不准说了？
　　二、国民党军队是否抗日战争的主力？如果是，为何不承认？蒋介石是否躲在峨眉山上不抗日，抗战胜利后就下山摘桃子？
　　三、土改、三反五反将地主杀死，将地主资本家财产没收，是对还是错？如果是对的，为何现在资本家更多、更富，他们还可以入党；土地、房屋也都可以出租，而且公开承认私人财产是合法的？
　　四、反右是对还是错？如果是对的，为何几乎所有右派都平反？如果是错的，为何不准讨论？
　　五、三年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原因是什么？如果是真的饿死数千万人，为何不承认？连杨继绳研究大饥荒的书也禁？如果是假的，为何不让专家自由研讨？为何不将真相公布（如，这三年的气象资料、苏修逼债的资料等）？
　　六、彭德怀冤案真相是什么？彭德怀如果证实是蒙冤被害，那么责任人该当何罪？
　　七、朝鲜战争的真相是什么？这场战争是谁发动的？应如何评价？越南战争的真相是什么？是谁先发动的？
　　八、如何评价文革和毛泽东？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如果文革是错的，为何研究文革却成为禁区？作为文革执行者的从犯江青被判死缓，那么主谋该当何罪？该如何评判？（举个简单例子，抓住一个犯罪团伙，如果从犯判处死缓，主犯该判什么罪，是幼儿园小朋友都懂的逻辑）。
　　九、真的信仰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吗？如果是，它的本质、核心是什么？中国现在实行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吗？
　　好了，就举这么几条，如果能讨论清楚，事情就七七八八了。当然，造成这些思想混乱的原因还有多种。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如贫富悬殊、贪污腐败；如教育、医疗改革的失败，等等，都会让一些人转而怀念过去，错以为回到左的道路会更好。这些问题都互有关联，错综复杂，关系到政治改革。这是另外的大题目。本文暂不讨论。
　　话说回来，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这种族群思想分裂已积重难返。人类的观念形成于婴幼儿时期。从幼儿园、小学阶段就灌输的信息，已经在人脑子里深深刻下印迹。人的脑子一旦装进什么，就很难改变它，很难再磨去。这些人成长后思想已经固化，不愿或很难接受不同观点不同看法。他们会拒绝承认事实，所以还是比较悲观的。
　　真正能起作用的是国家政权。只有通过国家行政立法，从小学教科书开始，从幼儿园开始，让孩子们知道历史真相，避免接受虚假的东西，从小听真话，讲真话，真诚做人。梁启超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只有让少年都知道真相，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当然，知易行难。这与重建民族的思想文化道德体系是一体的系统大工程。任重道远。

……
上文大致不错，但没有说到族群分裂是阶级划分的结果……在中国，从来都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从来都是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经济社会基础的。
中国社会的这一现实，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好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