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文翻译中的帝王意识

（一）
网文《是白房子！不是白宫！普通美国人对皇权的敏感》说，我有一位美国朋友叫布雷德，多年以前曾携家在中国的一所专科学校教英语口语课。按布雷德自己的说法，他们属于很普通的美国家庭。据我的观察他们的确也没有什么财产，因为孩子多，生活甚至还常常有些拮据。
布雷德懂点汉语，我懂点英语，他希望通过跟中国人交谈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我也希望能与他交谈提高英语水平，同时我还想通过与他的近距离接触，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彼此常常用汉英混杂的方式交流。
有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不知怎么的谈到了白宫这个词。他就问白宫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白宫就是white house，美国的总统府。因为布雷德懂得house的中文意思是房子，于是他说那应当是白房子啊，怎么是白宫呢？我说宫是宫殿的意思，英文是palace，中文习惯把国家首脑办公的地方翻译得好听些，所以就把white house翻译成了白宫。他马上敏感起来，立即说：“no,no,那不是palace，white house就是白房子”。他认为白宫这个词是翻译错了，宫殿是皇帝住的，美国没有皇帝。总统只是人们选出来为社会服务的，完全不同于皇帝。white house不是white palace。随后还给在座的解释了一大通有关总统和皇帝有很大区别的道理。今天似乎还记得，他当时特别强调说，总统是可以罢免的，皇帝就不能。
而对我来说，当时感触极大的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居然会对有关皇权的内容如此在乎，甚至不能容忍一个英文词汇在翻译方面的变通。而我们自己却因生活在有着悠久皇权统治历史的国度中，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不少人还十分追求与皇权有关的名号，在命名什么的时候，总想要加上龙、帝、庭、皇、殿、宫等等的字眼。
这就是在两种社会文化中人们的崇拜对象不同所造成的。在我们，大抵总是希望谋取个人或家族的最大权势，光宗耀祖，也更荣耀自己。这其中，当然最大的荣耀就是能够跟皇权皇族什么的扯上关系了，而且最好有一日能够成就帝业，荣登龙庭坐了天下。而在美国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在上帝面前人都是平等的，他们不能容忍有人独掌大权成了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地利用公共权力侵犯他人。因而处处设防，处处突击，限制和制约公共权力，防止公权被任何私人所掌控，使得公共权力就只能为公众服务才行，所以皇帝梦在美国就不容易做得成。连布雷德这样的美国“草民”都对皇权如此敏感，不容糊弄，谁还能登上龙庭呢？而且，不仅如此了，在美国大大小小的各级政府官员也都被限制得死死的，绝不可能为所欲为，山吃海喝，独霸一方，颐指气使地当老百姓的什么父母官。

（二）
网文《对美国“总统”及各“州”的曲解》说，误译，不只是认识错误，也是客观理想。那些名词所代表的东西，是中国上下几千年没有的东西，本需求造字，却用既有名词，必然导致误译。如此以来，关于古代社会的许多名词都需求重译，如citizen不是与私民绝对立的“公民”，如果不造字，似乎就只能译成“参与之民”，freedom和liberty不是由着本人的“自在”，而是“不压榨也不受压榨”和“群己权界”，right不是以权谋利之“权利”，而是“道德”（这就有必要重新检省中国本有之道德），justice不是不容私或分私之“公正”，而是“遵照规则之游戏/生活”。
美国有没有“总统”，这难道也是一个成绩吗？是的，这的确是个成绩。在美国的政治法律词汇中，其实并没有“总统”这一概念。中国人之所以说美国有“总统”，其实是误译形成的。类似的误译还有“白宫”、“国务卿”、“州”，等等。
一、美国没有“总而统治之”的“校长”
美国法律中有两个重要职务都叫做President，一个是掌管合众国行政事务，另一个是掌管一个大学的行政事务，习气上，担任这两种事务的人也被称为 President。鸦片和平以来，大清帝国的翻译家们将这个President翻译成“总统”和“校长”——“总而统治之的校长”，这种翻译给人的感觉是：美利坚合众国的President是可以对整个国家的立法事务、行政事务、司法事务以及50个成员国的一切事务虚行“总而统治之”的“校长”，和中国的皇帝差不多。这种翻译对中国是有不良影响的。
既然美国有“总统”，可以“总而统治之”，那么我袁世凯、我蒋介石为什么就不能“总而统治之”呢？既然美国的“总而统治之”的人同时又是美国人民的“校长”，那么我袁世凯、我蒋介石为什么就不能当全国人民的“校长”呢？于是，有人称蒋介石为“校长”，有人称蒋介石为“总统”，他都乐意接受。
然而，President真的具有“总而统治之的校长”的含义吗？不然，其实践含义就是“掌管”或“掌管人”，根本就不是什么“总统”、“校长”。
上个世纪末，当时的美利坚合众国的President克林顿先生由于性丑闻遭到国会弹劾，有些中国人议论说：“这个克林顿当的是什么鸟'总统’，搞个把美女还受审讯，这样的'总统’算什么'总统’？当这样的'总统’有啥意思？”其实，人家本来就不是“总统”嘛，人家不过是个掌管人（President），就像我们的电视节目掌管人一样。如果克林顿果真如中国人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可以对全国人民和各种事务进行“总而统治之”的“校长”，搞个把美女当然不会遭到弹劾。
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中国历届“总统”总是不情愿接受议会监督，总是不允许司法独立和旧事自在，缘由当然是多方面的，然而，他们将President理解为 “总统”不能不是缘由之一。既然我是“总统”，我就理所当然的该当对议会、对法院、对旧事言论“总而统治之”，不然，我还是“总统”吗？
五四运动期间，人们还将President翻译成“大总统”，将当时的美国掌管人威尔逊先生称为“威大总统”。这表明，当时的中国人以己度人，将美国的国家掌管人President当作袁世凯一类的“大”独裁者看待了。
中国古代官办大学的担任人称为“祭酒”，他们很清楚本人的地位，不过是和老师、先生一同窗习的人，只不过在祭祀的时分本人要带个头，要掌管一下祭祀仪式，要洒酒祭圣贤罢了。所以，祭酒们不会成为贪官污吏，更不会成为学匪学霸，由于他们的权力有限。古代民办大学的领导人仅仅称为夫子，如孔丘就称为孔夫子，夫子就是“文明打工者”的意思。所以，民办大学的担任人更不会把本人看成官僚。
自从将President翻译成可以对教师、先生“总而统治之”的“大学校长”当前，无论是官办大学还是民办大学，其担任人的心态和古代的祭酒、夫子就大不一样了，俨然以“长”自居，以“官”自居，谁还会将本人看成“文明打工者”呢？谁还会将本人看成“师生洒酒祭圣贤的掌管人”呢？
中国大学教师们梦寐以求的教授治校（或者教代会治校）的制度，在把President当作“一校之长”能够“总而统之”的文明环境里是根本不能完成的。

二、强加给美国的民主符号——“白宫”
美国有一所著名的建筑，叫做White House，是美利坚合众国地方政府办公的地方，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掌管人（President）的住所。
为什么这座白色建筑要叫White House而不叫White Palace呢？这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是有考究的。根据美国宪法，合众国的President是国家事务的掌管人，是行政事务的担任人，虽然享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但他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要对人民担任，并受议会、法院和旧事言论严厉监督的公务人员，与历史上掌握一切国家权力、鱼肉人民而不受人民监督的民主帝王是有根本性区别的。因此，他的住所理所当然地也要和帝王们的住一切严厉的区别。美国人当年为国家掌管人的白色府第命名的时分，不运用White Palace而运用White House就是出于这种考虑。美国人知道，Palace是帝王居住的地方，House是民众居住的地方。掌管人不是帝王，所以白颜色的President 的府第只能叫White House，而不能叫 White Palace。
其实，中国人比美国人更讲究“宫”和“屋”的区别和界限，甚至是世界上最讲究“宫”和“屋”区别和界限的人。在中国，只要帝王之家，只要帝王及其直系亲属的住宅才能称为××宫。如北京的故宫、乾清宫、坤宁宫、储秀宫、翊坤宫、雍和宫、以及十三陵的地下皇宫，西安的阿房宫、大明宫、长乐宫、未央宫、兴庆宫、建章宫、南京的明故宫、大行宫、朝天宫、天妃宫，沈阳故宫，等等。官员和老百姓住的地方是不能称为××宫的，否则就是犯上作乱了。
除了帝王之家可以叫××宫之外，还有神仙住的地方也可以称为××宫，由于皇帝是天子，神仙是皇上在天上的亲属。如天宫（玉皇大帝的住所，孙悟空搞打砸抢的地方）、地宫、龙宫、月宫，等等。
供奉神仙的地方有时也可以称为××宫，如青岛崂山的太清宫、上清宫、太平宫以及台北的指南宫，等等，但是，这必须获得御封才行。青岛崂山的太清宫、上清宫、太平宫是北宋开国皇帝命名的，台北的指南宫是由满清皇帝赐封的。
因此，将美利坚合众国掌管人的府第——白屋（白房子）翻译成“白色宫廷”、“白宫”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中国人（尤其是满清王朝的领导人）不喜欢美利坚合众国掌管人的平民地位，他们觉得堂堂的国家掌管人居住的地方也和老百姓居住的地方一样叫House，怎样能表现出上下尊卑？让中国普通老百姓知道了，岂不要学坏、变坏？不是都要犯上作乱吗？
满清皇帝及其臣子们没有英国君臣的本事。英国国王及其臣子不喜欢美国的民主，可以派军队烧毁那个White House，满清君臣没有本事派遣远征军征伐那个厌恶的美利坚合众国，就只能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实行意淫了：于是，他们根本不理会美国人本人的意图，完全是以帝王之心度掌管人之腹，以臣民之心度公民之腹，以民主之心度共和之腹，以独裁之心度民主之腹，将一个民主、独裁、罪恶的符号——“白宫”——强加给 White House，强加给美国人民，让你跟我在政治上保持高度分歧。于是，大清帝国不费一枪一弹就降服了美国。这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成功法——翻译降服法。
可见，将美利坚合众国的President的住所——White House翻译为“白宫”，对于中国人民是欺骗，对于美国人民是凌辱。
辛亥革命废除了帝制，建立了民国，帝王不再是领导，领导不再是帝王，孙中山在南京的府第（办公室兼住宅）就只能称为“总统府”，而不叫“××宫”。
袁世凯当了总统后，将中南海改为“总统府”。1916年，袁世凯在恢复帝制、宣布本人为中华帝国的皇帝的同时，又改“总统府”为“新华宫”。看来，这位独裁者非常清楚“宫”字的含义和用途。
蒋介石的民主、独裁、残暴不亚于普通的皇帝，但是他也不敢公开运用“宫”字为本人效力。在南京建委员长府、总统府而不敢建什么“委员长宫”、“总统宫”，在外地建委员长“行辕”、总统“行辕”而不敢建“行宫”。抗战结束后，宋美龄将南京东郊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的官邸（即小红山官邸）据为己有，化为公家别墅，并进行豪华装修。从此，国民政府的小红山官邸获得了一个“雅号”——“美龄宫”，无知的宋美龄不懂得“宫”是民主国家的死敌，喜滋滋地接受了“美龄宫”这一“雅号”，俨然以皇后自居。此“雅号”一出，不只断送了蒋先生的一世英名，而且也断送了中华民国的美好前程。
可是，大清帝国垮台曾经90多年了，“美龄宫”的主人也终于客死家乡，大清帝国留上去的错误翻译——“白宫”却没有改正，这是令人遗憾的。
三、胡编乱造的高级政治奴隶——“国务卿”
众所周知，美国联邦政府里有一个重要成员叫国务书记，即The Secretary of State。然而，这个作为国务书记的The Secretary of State到了中国法学家们的笔下，却变成了“国务卿”。“国务卿”是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古代，在中文里面，“卿”虽然也可以表示一种职务，但次要的是表示一种身份，是直接为帝王效命的“臣”，是能够接近皇上的“臣”。包括大臣、王侯、后妃以及其他一切皇帝喜欢的人，如称心的太监、妓女等。那些具有“卿” 的身份的臣子，在皇帝面前总是自称“臣”、“微臣”、“奴才”、“臣妾”、“贱妾”，等等，皇帝则称他们为“爱卿”。大臣是“爱卿”，太监也是“爱卿”，大老婆（皇后）是“爱卿”，小老婆（嫔妃）也是“爱卿”，大宋徽宗皇帝赵佶先生逛妓院逛到了李师师那里，对这位东京名妓也是一口一个“爱卿”。
因此，根据中文解释，“国务卿”就是“国务奴才”，就是“国务大臣”，就是“国务奴隶”，就是“国务太监”，就是“国务小老婆”，就是 “国务妓女”。美国是民主国家，哪里来的“国务大臣”、“国务太监”和“国务小老婆”呢？大清帝国的法学家们将The Secretary of State翻译为“国务卿” 与上述将“白屋”翻译成“白宫”的性质一样，是以民主之心度民主之腹，以皇帝之心度President之腹，以臣民之心度公民之腹，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对美国人民的凌辱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
可惜的是，美国有好多自称是中国通的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他们对中国人将他们的国务书记称作“国务卿”好像一点儿也不反感。
三、想当然的政治部属——“州”
美利坚合众国开国时共有13个State，如今则有50个State。这些State有本人的宪法、礼法、罚错法和刑罪法，有本人的国会、法院和地方政府。这些State该当如何翻译呢？大清帝国的翻译家们又开始想当然了：既然这State是美国的一部分，当然也就是美国政府的政治下属了，那么，它不就相当于中国的“省”或者“州”吗？那美国是西夷野蛮小国，总的地位也就相当于我大清帝国的一个省吧？至少也就和高丽、安南差不多，略高于我们的省吧？它的下面怎样可能还有省呢？赐给美利坚下属单位以“州”的名号，曾经是格外开恩了。考虑到那美利坚的官员对我大清皇帝还算谦恭有礼，格外开恩就格外开恩吧！于是乎，State就被我们高明的翻译家们翻译为“州”了，可怜那50个State就变成好像我们的苏州、扬州一样的“州”了。
将State当作苏州、扬州一样的“州”有什么不对吗？
早在周代，州就是被严厉管理的一个行政单位，两千五百户为一州。“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 賈公彥先陌生曰：州长由一个中等大夫担任。
东汉全国分十三个州，每个州管辖七八个郡。那是为了加强地方对地方的控制，加强地方集权而设立的。三国时代，东吴拥有6个州，辖81郡；西晋初年（公元 265年）全国有19个州，西晋末年（公元307年），全国有32个州；隋朝初年全国大约有190个州。这些州开始是直属地方政府的第一级地方行政单位，后来（唐宋元明清各朝代）成了第二级地方行政单位，居于省（道、路、布政司）之下，但仍然是地方政府的下属单位。州官都是地方政府委派的，都对地方担任，对委任他们的帝王担任。从来没有一个州有过绝对独立的地方自主权。怎样能和美国的50个State同日而语呢？
如今遍及全国的州（作为地名的州）正是由作为行政区划和地方政权的州演化而来的。
当然，如今的民族自治州仍然是行政区划和地方政权，也曾经有了一些地方自治权，但是没有本人的宪法、刑法和国会，因此，即便是这些民族自治州，政治地位也不能和美国的50个State同日而语。
因此，将State翻译为“州”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我们坚持将State 翻译为“州”，那么，顺理成章，我们就不能将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翻译成“美利坚合众国”，而该当将其翻译成“美利坚合众州”。如果我们觉得不能将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翻译为“美利坚合众州”，那又有什么理由将State 翻译为“州”呢？既然我们认为将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翻译为“美利坚合众国”是正确的，那么就该当将各个State翻译成“成员国”或“邦国”。
将“成员国”、“邦国”当作“州”，从根本上混淆了联邦制和单一制的区别，混淆了地方集权制与地方分权制的区别。在文明上、观念上会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心思暗示，以为美国与中国差不多。这不利于我国法制的发展和完善。
五、结论——不可否认的心思暗示
虽然中文版本的政治学、宪法学教科书上对于美国“总统”、“校长”、“州”、“国务卿”、“白宫”的政治地位和宪法地位有比较明确和比较精确的阐明，但是又有多少人认真阅读过引见美国宪政制度的教科书呢？对于普通民众，对于非专业人士，对于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这些文明程度不高的政治人物，他们没有工夫更没有兴味去专门研讨美国的宪政制度。他们了解美国只能从日常用语中去体悟，他们会不断接受“总统”、“校长”、“州”、“国务卿”、“白宫”这些中文词汇的字面含义的心思暗示，将President理解为An All-round Ruler of a Nation和An All-round Ruler of a University；将State理解为Guangzhou、Suzhou一类的Zhou；将The Secretary of State理解为A High-ranking Politics-Slave；将White House理解为A White Palace for the All-round Ruler。从而对“民主”、“法治”、“宪政”得出错误的、扭曲的、变态的认知。所以，纠正这些错误的翻译非常有必要。
学习和自创美国法律和法律文明，对中国古代化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扭曲的翻译，可能会带来事半功倍的结果。前述“国务卿”、“白宫”、“总统”一类的翻译词汇，给人的感觉是：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同帝王一样，有宫殿，有“爱卿”，可以“总而统之”。这不利于中国人对民主法治的理解，会在有形中妨碍民主法制建设。为了防止翻译中的文明扭曲，必须用民主、法治的心态翻译来自美国的法律词汇，不能以民主独裁的心态对待这些法律词汇。
为了精确地把握美国法律的精神内核，有必要将“国务卿”改译为“国务部长”或者“国务书记”、“国务秘书”，将“白宫”改译为“白屋”或者“白房”、“白宅”、“白厦”，将“州”改译为“成员国”或者“邦国”，将“总统”、“校长”改译为“掌管人”。
我们经常可以在各种场合听到Chairman, President, CEO这三个词，这个三个词在一个公司里面代表着不同的意思，Chairman的意思是董事长，president是总裁，CEO我们都知道是首席执行官。这三个职位各自有什么区别吗？
Chairman, President and CEO，这三个词的关系虽然错综复杂，但我们仍然可以把握它的精神本质。简单的说，Chairman是股东利益在公司的最高代表，它不属于公司雇员的范畴，President和CEO的权力都来源于他，只要他拥有召开董事会、罢免President和CEO等最高权力，但他从来不掌握行政权力。一位Chairman如果不兼任President或CEO，就仅仅是一个礼仪职务，一个德高望重的仲裁者，普通来说是某位大股东的代表。President掌握着公司的日常行政权，既可以译成总裁，又可以译成总经理；President这个称谓包含的荣耀和地位比 CEO要高，因此经常用于礼仪场合。
许多时分，President和CEO是同一个人，随意你怎样称呼他；但在许多大公司里，President和CEO是两个人，这时“总裁”和“ 首席执行官”才有严厉的差异，有时分两者地位平等，有时分CEO是总裁的下级（实践情况很复杂，必须逐一分析）。有时分President和Chairman一样，也沦落为一种举足轻重的礼仪职位，但至今从没有听说过CEO变成一种礼仪职位，除了在中国。在中国，有数的经理人疯狂地给本人加上CEO的冠冕，以为这就是跟世界接轨，就是拥有了最高的荣誉与地位；他们不知道，CEO这个词在东方没有任何荣誉与地位的暗示
董事长的英文是Chairman（精确的说是Chairman of the Board），总裁是President，首席执行官是Chief Executive Officer， 这是众人皆知的。但媒体并没无认识到这三个称谓的奇妙差异，经常把 President译成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CEO有时分又被译成总裁，情况非常混乱。Chairman这个职务可能是古代公司管理层最早确定的职务之一，由于它是股东利益的最高代表，理论上讲是公司管理层一切权力的来源。
President和CEO都由Chairman任命，董事会只能由Chairman召集，非例行的股东大会普通也只能由Chairman召集（或者由股东联名呼吁召集，这要看公司章程）。既然President和CEO都是由Chairman任命的，理论上讲Chairman也可以随时解除他们的职务；不只如此，Chairman可以随时解除任何人的职务，除了董事（Member of the Board）和监事（Member of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由于董事和监事不是公司雇员，而是公司的主人和仲裁人。因此我们常常看到一位弄砸了许多事情的CEO被罢免，却仍然保留董事职务；即便他没有多少股份，仁慈的股东往往也会允许他在董事会继续呆下去。
董事会不是一个行政机构，而是一个立法性质的委员会，这就决定了董事长和董事们之间没有真正的上下级关系。一位强大的Chairman可能拥有真正的生杀大权，这种大权有时分来自他掌握的多数股份，有时分来自他的人脉资源，有时分来自他早年积累的威信，这时董事会不过是Chairman的傀儡而已，President和CEO也必须真正对他担任（不只仅是名义上的担任），比如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长江实业-和记黄埔的李嘉诚，他们目前在公司都只保留了Chairman的职务，但对于行政事物他们一样拥有最高的发言权。
但大部分公司的Chairman只是一种荣誉性职务，就像英国女王一样，拥有无比尊荣的地位，却从来不说有分量的话。尤其是资产特别巨大、股权特别分散的公司，如通用汽车公司、美孚石油公司等等，各大股东及行政人员的关系非常复杂，Chairman只是一个德高望重、用来维持局面的“活人神”而已，除了召开董事会没有任何权力（就连召开董事会都是应President或CEO的要求）。
喔，我也许说错了，精确的说还是有一点权力的，那就是President或CEO太嚣张，以致于大部分股东分歧决定发动政变把他搞掉的时分，Chairman经常是政变的主脑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儿子，小约翰·D·洛克菲勒就发动过一次非常著名的宫廷政变，那是在20世纪初期，他是一家铁矿公司的董事长，总裁是洛克菲勒家族之外的人，他与小洛克菲勒产生了严重的冲突，最后小洛克菲勒不得不召开一次特别股东大会来审议罢免总裁议案。当时小洛克菲勒掌握的股份只要四分之一，远没有到达左右大局的程度，但他出色地搜罗了工人、行政管理者和小股东的心，最终以压倒优势罢免了桀骜不驯的总裁。不久前迪斯尼公司的CEO也是这样下台的，对于一位资深经理人来说，被本人的董事长发动股东赶下台无疑是最凄惨的事情。
President这个词诞生要比CEO早，范围也比CEO狭窄。被称做President的人，无论是总统、总裁还是大学校长、委员会主席，都是有一定权力和社会地位的人，但CEO却可以随意用在哪个行政担任人身上。看过《兄弟连》的人都记得，E连的战士甚至把连长称为“CO”，连长的下级也称呼他为“E连的CO”,CO ＝ Commanding Officer。就是officer in charge，也就是（战地）指挥员的统称。而具体军衔没有关系。对于一个清洁工小组来说，组长就是CEO；对于一个极地探险队来说，队长就是CEO，这个词没有任何特权荣耀的成分，只代表着某个范围内的最高执行权和与之相伴的义务。想想中国国内的总裁、总经理们力争下游抛弃President的称谓，视 CEO为身份和地位的意味，真实让人感到好笑，难道他们不知道美英的一个下级军官、一个职工领班都可以叫做CEO吗？
普通来说，在公司内部，President是掌握实权的人；在CEO这个称谓没有诞生之前，President几乎是独一掌握实权的人。一个公司的创始人经常同时给本人加上Chairman和President两种头衔，但古代企业的一切者和管理者不是同一群人，再优秀的President往往也只占有很少的股份，一个小股东是不应该成为Chairman的，就好象一个没有王室血缘的人即便再优秀也当不了国王。有时分大股东的力量太强大（比如摩根、杜邦这些大财团是许多公司的大股东），以致于President都成为了股东利益的代表，公司的行政实权就落到了其他行政人员手里，比如执行委员会主席，副总裁，财务委员会主席等等，当然也包括CEO。
President沦为大股东代表的例子，最典型的是1920年代早期的通用汽车公司，当时通用汽车创始人杜兰特由于疯狂买空股票而被一脚踢出公司，作为第一大股东的杜邦财团立即派遣了一位杜邦家族成员担任通用汽车的President（留意不是Chairman，在通用汽车的历史上Chairman不断是举足轻重的角色），直到赫赫有名的阿尔弗雷德·斯隆接任总裁为止。
理想上，东方的President在大部分时分与中国的总经理是一回事情。总经理可以翻译成“President”，也可以翻译成General Manager，但后者在东方企业中不是一个常见的职位。但中国企业经常同时设立总裁和总经理，如果把总裁翻译成President，总经理就应该翻译成 CEO。President和CEO在东方企业里经常合二为一（尤其是在中小企业当中），即我们所说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你称呼他President 或CEO都无所谓；你也可以在礼仪场合称呼他为President（强调身份和地位），在工作场合称呼他为CEO（强调执行权和责任）。
在多数情况下，董事长、总裁和CEO都是同一个人，我们称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或“董事长兼总裁”（称呼“董事长兼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真实是太恐怖了，没有必要），这种兼职大部分由公司创始人拥有（如比尔·盖茨），有时分也是由于公司的传统习气（如韦尔奇，按照通用电气的传统，他同时担任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而且不存在独立的总裁职务）。
（三）
上面两文，表面上否定了中国的流行思想，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的流行思想——它们否定的是表层，代表了深层。
它们都没有看到，中国为何发生这样的“误译”。
这种“误译”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合流现象。
这种文化合流现象，迟早会把中国引向一个名正言顺的君主国。

谢选骏：中山装是典型的汉奸服装

（一）
2016年3月2日，共产党中国的“两会”报道说：“民革中央”提案将中山装作为“国家正式礼服”：
作为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民革”）在“两会”前的通气会上表示，在提案中建议中山装作为国家正式礼服。
该内容是关于“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活动有关事宜”提案的一部分。这是民革中央向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提交的8篇大会发言和36篇集体提案之一。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共提交集体提案300余件。
此提案一出，各类观点立刻充斥网络。支持者有的认为“应该还中山装一个历史名分”；有的认为老一辈革命家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常穿着中山装，由于毛泽东经常穿着，西方人甚至称中山装为“毛装”。甚至邓小平等共产党“改革派”都常穿中山装。
而反对者也不少：有人认为究其根源，中山装的灵感来源于日本，以此作为国家礼服似乎不妥；有人认为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而中山装仅代表近代百余年文化；还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应该有更具文化浸润与共识的代表性民族服装……
《左传》有云: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儿女对于服饰之美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而在代表国家形象的正式礼服上，诉求更是五花八门：有人喜欢复古的汉服，有人喜欢改良的华服，还有人给近年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出访时身着的特色中式礼服“点赞”。“国服”既要体现历史积淀又要兼顾少数民族特色，实在是让网友们操碎了心。
习近平穿着改良中山装“亮相”外事场合
当然，还有一种意见也不在少数，那就是未必需要以政府或法规的名义，固定一种正式礼服。毕竟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精神内涵并不一定要固化在服装上，另一方面，如果未经广泛讨论就仓促决定“国服”，若有不妥再“朝令夕改”，何谈“正式”？
在这方面，中国许多“国字头”的称谓表示毫无压力，因为中国的“国花”“国树”“国鸟”都处于“待定”状态，不差“国服”一个。
中国一直没有明确确定国花，要求确定的声音也一直存在。2009年、2010年和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都曾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建议。普通民众也各有所爱，牡丹、梅花、兰花、菊花、荷花等中国传统名花呼声都不弱，“一国两花”“一国多花”的构想屡屡出现，甚至还有人提出中国的“国花”应该包括全部十大名花。
再比如中国一直也没能确定“国鸟”，从丹顶鹤、红腹锦鸡到传说中的凤凰，众说纷纭，却一直没能成功“孵化”。甚至在某论坛进行的“国鸟”评选中，网友以“无厘头”的形式选出了心目中的“国鸟”——长相平凡、默默为生活打拼、生活在每个人身边、一如普通大众的麻雀。
中国“国鸟”的两大有力竞争者——丹顶鹤和红腹锦鸡
而中国“国树”的竞争虽没有这么激烈，却也总是“差一点儿”。在2005年由国家林业总局举办的“国树”评选中，银杏获得了超过90%网友的投票，但后来也没有结果，只差一步就能正式成为“国树”。2014年，“银杏国树论”再次出炉，不过仍然没有获得官方认可。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源远流长，民族异彩纷呈，无论是服装还是花鸟，想要用某一种来“代表”整个中国都挺有难度的，君不见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就一口气出了五个。以此而论，实在不必太急着确定把某一种服装定为“国服”。
（二）
中山装是仿照日本学生装而来的一种服装，连名字都和孙文的化名一样，从日本贩售而来。
网文《日本与中山装的源流》说，所谓中山装，并非就是孙中山一人所创造出来的，当时社会穿类似的服装就已经很多的了。孙中山本人大约是于1895年年底前后在日本的横浜剪辫、易服，穿上了西装和日本当时的新式服装如学生装、士官服等，以表示与清朝决裂和崇尚新文化的革命决心，由于孙中山最常穿的还是日式立领的学生装，有好事者在刊登孙中山着此装的照片时写上：“先生喜着学生服，今人咸称中山装”。孙中山不过是把日本学生制服的“詰襟”改成“立折襟”，口袋的样式作了改变而已。而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穿的也是这种学生制服。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是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费孝通说：“我们穿的这种衣服，叫干部服、中山装。哪里来的？你知不知道，大约80年前，当时我父亲不到30岁，去日本留学的时候穿这样的衣服，上边没有这一条领，是日本的学生装。日本的中学生到现在还穿这种衣服。这个衣服式样是孙中山先生传到中国来的，所以叫中山装。把日本的学生服变一变，加上这一条领子，后来花样多了，袋子多了。”当时的革命党人把这种服装称为革命装。来源于日本这一说法基本是通说了，大部分著作都会采用这个说法，因为综合所有的说道，提到源于日本的是最多的。不过网络上主要流传有其他几种不同的说法，认为并非来自日本。
参照文化汉奸鲁迅1905年摄于仙台市内一家照相馆。注意其中的制服并对比孙中山的改装服：孙中山的纽扣变了，但衣领和口袋没有变。孙中山虽然加上口袋了，但衣领还是日本学生制服式的。
1922年，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七周年时在上海合影。这次除了纽扣，可是什么都没改。
第一种说法是：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孙中山在1902年起越南筹建兴中会分会，委托河内一来自广东的裁缝黄隆生生产第一套中山装，孙中山采当时南洋华侨流行的企领代替西装的硬领；第二种：也有人指出中山装的主要参考来自中国，源出中国说再分广东便服说及宁波服便服说；第三种：1916年孙中山托宁波（荣昌祥）裁缝王才运裁出第一套中山装。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在学术著作的记载中都能够找出起背后有日本学生制服或者士馆制服的源流，而日本的学生制服本来就是来源于西方的军服，这些西方的因素自然也应该归入其中，因为众所周知，我们现在所穿的服装，都是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的结果。孙中山本人在西方，尤其是在日本都近十几年的居住经历，看看和孙中山合影的那些日本学生穿的制服就明白其中的影响，这些都是不能无视的。
第一种说法网络上有的人援引《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东百科全书》、《广东华侨名人词典》的说法，想证明是黄隆生根据南洋的企领文装设计的。其实这些都不过是一些转了几手资料的大众读物，根本不靠普。翻开《广东省志》1995年版第 501 页看到的却是不一样的说法：“他［即孙中山］委托其私人裁缝师黄隆生设计。黄是台山县人，曾在越南河内开设洋服店，后来加入兴中会。他根据孙中山提出的以日本学生穿的制服作基础……”就算没有省志的说法，承认是企领文装改造而来的，但多问一句，企领文装是哪里来的，还得会到日本或者是西式服装这个问题上，怎么说这样西化的服装，不可能和西方没有联系。
第二种说法是最不靠普的。在著作中基本不采用这个说法，采用次说的也会提到是结合西式风格改造而成的。所谓的便服，连照片没有，也从来没有人拿出图例来正是，到现在为止也没人知道所谓的广东便服或宁波服便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退一步说，即便是源自广东便服或宁波服便服，那再问一句，这些所谓的便服又是怎么来的，能保证不是从日本或者是西方各国的服装改装来的吗？中国的传统服装是不会有这样西式的风格的，连西装与中山装都有很大区别，更不用说这些便服。
第三种说法，就更不用说了，只要是这个说法的，都会提到日本士官服或学生装的直接渊源，所以网络上有人否认这种说法：“上海人王才运以当时日本流行的学生制服为基样，这个其实是猜测，目前还没有看到记载。……而且王才运也是当时的名人，算是上海滩的名流，如果是他参考日本礼服设计的，怎么之前所有的历史资料和人物词典都只记载他当时做制衣和巨富，不见记载他设计中山装…”。只能说这个作者的无知，怎么就没记载？《 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是典型的史料性出版物，其第 208 页就说道：“有一次他带来一套日本陆军士官服，要求以士官服为基样，依照他亲自指示的意图……后来即以这套服装定型，取名为『中山装』，荣昌祥便成为第一套中山装的诞生地。”之外也有不少著作持此观点。
此外还有其它说法，如：1、英国式猎装说。中华民国史社会志（初稿）认为中山装是改造英国猎装而来的，其他著作也提到这种说法。2、孙中山委托日本华侨张方诚设计了中山装的草图，然后返上海后，于1916年命王才运依图生产。3、1919年孙中山将自己穿过的日本陆军服拿去上海的亨利服装店改为便服，成为中山装的起源。4、中山装是日本铁道工人服改造而成。其实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不重要，我也不想确定是哪一个，问题是其中都可以直接找到日本的影响，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姑且不说网络上流传的这三种说法，看看主流的说法。作为服装的源流问题，最权威的无疑是关于服装史的著作，而华梅着的《中国服装史》第 89 页对中山装是如此描述的：“这种服装明显接近清末引进的日本制服，而日本制服又是在欧洲西服基础上派生出来。中山装基于学生装而加以改革的国产形制……。”孙中上本来是有着帮会的渊源的。《红帮服装史》第57页陈述中山装提到：“这批在日本服装界颇负盛名的裁缝根据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意见，采用西装造型和制作技术，参照日本学生装、士官服的改革思路，融人中国的服饰文化传统，根据中国人的体形、气质和社会生活新动向，试制了初期的中山装”。持有这种观点的著作多多如是，他们基本都认为是以日本陆军士官服或日本学生装等西式服装为基础进行改造的。
一些思绪
周星的《中山装·旗袍·新唐装——近一个世纪来中国人有关“民族服装”的社会文化实践》一文认为中山装的款式原型基本上是外来的，它以西式服装（无论其原型模仿自英国还是日本）为样本，汲取了西式服装剪裁的不少技术，“中山装原本并非中国人的民族服装，其历史也并不很长。但是，为数众多的中国人却把原本具有西式来源的中山装解读为自己的“民族服装”，这其间的缘由究竟是什么呢？关于中山装的原型与由来，诸说不一，尚无定论。不过，对于中山装之和孙文其人的特殊关系、中山装与海外华侨的密切关系、中山装与西式服装文化的密切关联、中山装所有的革命意识形态属性等等，则是为大多数研究者们所共同承认的。但在分析有关中山装的问题时，我们既应承认孙文个人的巨大贡献，也必须看到20世纪前半叶中国人民服装生活变迁的时代大趋势及其深厚广大的社会基础。”这个说法已经是最中肯的话了，并没有确定具体的起源，但是能够更加全面地看真个问题。
从苏联杂种列宁和斯大林1923年的穿着看，也是中山装，所以也有人称中山装为列宁装，文革以后有人叫中山装做毛装。……这都是西瓜靠大边的结果。
但是网络上的愤青却不会接受事实的。知日部屋的屋主《中山装起源小考》是“因为无意进入内地一个讨论区，有人留言谓听说‘中山装来自日本’，结果留言者被众人围攻，被痛斥为‘小日本’及‘汉奸’。我看后纳闷不已。”“若果承认日本对中国影响这么困难，也许最好不要读中国近代史罢了。清末民初以来，日本一直在各方面都在影响中国。不过因为中日交恶，所以对日本的影响多不愿提及而已。中山装是一个好例子。明明与日本的渊源密切，欲避重就轻，偏要强说成来自南洋或中国。这种‘承认学日本就是不爽’心态百年不变。”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无论中国人是否承认，这都是事实，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如此。
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根本就是无法估量的，我们现在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都是这时候建立的在近代以前，中国人的衣服根本就没有口袋的，什么东西都是往怀里一揣或者放袖子里，很不安全，而西方传教士看到这样的情况都不可思议，怎么连口袋都没有呢，结果还是西方传教士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近代以前中国人穿鞋也是部分左右的。在语言上，像“共产党、干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福祉、营业中、人权、特权、背景、化石、环境、艺术、医学、独占、交流、否定、肯定、假设、解放、供给、说明、方法、共同、阶级、公开、希望、法律、活动、命令、失踪、投资、抗议…… ”这些现在我们经常使用的词汇，都是从日本转过来的，这些都不多说。旗袍也是如此，在很多不知情的人眼里，旗袍俨然成了中国的民族服装。但旗袍也是经过满族女性的衣着演化而来的，旗袍仅仅是上世纪20年代兴起的中国女装，并非是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汉族传统服装，也不是什么很古老传统的服装。
很多看起来理所当然是我们本来就有的东西，并非就是本来就是有的。你非要提升到爱国，民族尊严问题，你就不说话，不出行，不穿衣好了，现在的衣服基本都是来源于西式的，各国领导人穿的都是西装，坐的基本都是波音或空客，难道非要叫胡温穿着汉装或唐装整天跑来跑去？愤青们之所被叫做愤青，不仅是因为他们“愤”，更因为他们“青”，也就是无知。
（三）
谢选骏指出：“有人留言谓听说‘中山装来自日本’，结果留言者被众人围攻，被痛斥为‘小日本’及‘汉奸’。”——这是本末倒置。其实，“小日本”正是孙中山，中山装是汉奸服装。这是因为，服装乃是一个文化符号，所以改朝换代都是“易服色”，就是这个道理。犹如易服色的同时还要“改正朔”，所以“中华民国纪元”代替了“满清年号”，而苏联传来的“东正教纪元”又代替了“中华民国纪元”。毛泽东、邓小平等不肯穿西装，说明他们还不是完全彻底的共产党。

谢选骏：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

谢选骏在《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里指出：
一百多年来，中国虽然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漫长的革命之一，却依然没有成功——相反还陷入了分裂状态。
这是为什么？
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
我经过仔细研究后恍然大悟：中国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因为没有一个需要负责的最高领导人遭到改朝换代后必须面对的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满清皇帝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袁世凯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北洋政府首领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毛泽东和他的文革班底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由于没有人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所以后来者总是摆出一幅后来居上的姿态为所欲为，因为他的前辈都逃避了应有的惩罚。
不仅如此，最高领导人有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而且还得到了某种赦免和放纵。不仅满清皇帝后来得以组建满洲国，甚至中华民国也能死而复活。
有报道指出，叶剑英不同意击落蒋介石的飞机，所以国民党得以在台湾生存了下来。
叶剑英为何不同意击落蒋介石的飞机？因为他曾是蒋介石的同伙，一直藕断丝连。
叶剑英不同意击落蒋介石的飞机，这突出象征着中国革命的戏剧性、虚假性和不彻底性。
如果有一天，中国能够像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那样把国王送上了绞刑架和断头台，中国才能成为英法那样的成功国家。
否则，中国注定了赶不上苏联，因为苏联毕竟还处决了沙皇一家！由此奠定了其超级大国的基础。
……
对于上述看法，一位友人表示质疑：英国革命也没有流血，但是却是最彻底的革命。法国革命很暴力留了很多血，反而是比较不成功的。这是为何？
谢选骏回答说：英国革命把国王查理一世执行了死刑。
友人表示质疑：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相比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血腥暴力得多，而相对的革命成果也差。 这是为什么？
谢选骏回答说：我觉得，这和民族性格有关。英国人主体是日耳曼人（包括凯尔特人），但是被法国人征服过。法国人主体是拉丁人（包括凯尔特人），但是日耳曼人创建的。可以说，英国人是拉丁化的日耳曼人，法国人是日耳曼化的拉丁人。而拉丁人比日耳曼人，比较奔放而不守纪律。
确实的，普遍看法多从社会硬件的角度分析社会变动，少从心里软件的角度分析社会变动。而心里软件至少是和社会硬件同等重要的“社会变动要素”，此不可不察也。

谢选骏：把世上的所有句号变成问号

网文《中共不倒台的秘诀》说，在制约机制无法切实发挥作用的绝对权力体制中，腐败是挥之不去的一个恶魔。英国政治家与思想家阿克顿勋爵曾说，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而绝对腐败必然会导致灭亡，这是世间不变的真理。然而，由中国共产党一党掌握绝对权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没有走向崩溃，其势力反而逐渐呈现出扩张趋势，这其中有什么秘诀呢？
根据现代宇宙理论，人类所认识的宇宙仅相当于整个宇宙的4%（物质占0.4%，能量占3.6%），宇宙的其他部分都被神秘的暗物质（23%）和暗能量（73%）所占据，这种暗能量并不遵循人们所知的能量守则，它利用与重力相反的斥力（两个物体相互排斥的力量）不断推动宇宙的时空膨胀。我们似乎可以借用这种宇宙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情况。
中国的“一切权力来自中国共产党”，即是一个由共产党当家做主的“党主”国家。这与随时可能沦落为在野党的民主国家执政党完全不属于同一概念。中国共产党是宪法规定的永久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党章凌驾于宪法之上，党规高于法律。在中国想要通过国民审判实现政权更替，几乎没有可能。那么，由谁来制约拥有如此强大权力的中国共产党呢？只能依靠共产党内部的监督机制，这种机制便是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纪检委）。
但关于纪检委，中国宪法和法律中没有任何相关条款，甚至没有一个有关字眼，其存在仿佛宇宙中的暗物质，它散发出的暗能量便是阻止中国在共产党一党专制体制下不因为绝对权力滋生绝对腐败的一个秘诀。
拥有2300年历史的总理级监察机关
“英雄打天下，制度定江山”。自古以来，中国当权者都将法制视为富国强兵和维持体制稳定的最有效工具，他们就像理工科人士发明东西，艺术界人士进行创造一样热衷于创建法制。早于西方1200年的公务员考试——科举制度以及比西方早400～500年出现的纸币与票据等都源自这种创造。由丞相级别官员担任监察机关首长的监察制度也是中国第一位皇帝在世界上首次创造出来的。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之后，创造了一套行政事务由丞相掌管、监察事务由御使大夫负责、军队由太尉（非常设机构）管理的三公制度。
中国的这种统治方式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只有组织的名称和形式发生了轻微变化。身穿人民装的共产王朝第一任“皇帝”毛泽东同样效仿了自己的历史导师秦始皇，他像秦始皇一样将党权和军权掌握到自己手中，而后任命自己的左右手周恩来和朱德分别担任相当于丞相的总理和相当于御使大夫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此后中国历届中纪委书记均由中国最高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一名常委（总理级别）担任。
首长的地位如此之高，决定这一组织必然拥有莫大的权力。从中国被称为“腐败分子的阎王爷”、拥有足以“打落飞鸟”的强大权力的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身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中纪委负责指挥与监督号称中国五大司法机构的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和国家安全部的领导机构中央政法委员会，这便是中国的现状。中纪委利用安排在中央和地方所有党政军组织以及媒体机关、大型国有企业中的数十万名工作人员对所有共产党员行使监察责任。

情报机关公职人员被排除在监察机构之外
作为中国情报机关的国家安全部不知是否真的怀揣“在暗处工作，心向阳光”的信仰，它的地位和权力出乎意料地非常低。国家安全部并非从属于相当于国家主人的共产党，而是国务院下属机构。历届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党内级别都居于中国25个部委与委员会首长之末。比起苏联的克格勃（KGB）、东德的斯塔西、朝鲜的国家安全保卫部等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同等机关，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存在感非常低。
事实上，据了解中国国家安全部仅负责与台湾相关业务以及有关反体制人士、分裂主义者的情报搜集与查处工作。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一早就认识到，由情报机关高层公职人员负责稽查工作不仅无助于根除腐败，反而会催生更多腐败，带来国家纪律混乱等严重弊端。推测认为，这是中国从明朝东厂和西厂等特务机构横行霸道加速朝代灭亡的历史中汲取的教训。
中国的双轨道反腐机制
如同高铁列车走高速铁路、普通火车走普通铁路一般，中国对于不同身份的腐败嫌疑人也制定了由不同机构负责处理的双轨反腐机制。如果涉腐人员的身份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将由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处置；如果其身份为普通人，则由公安和检察部门负责处理。腐败案件从受理到初步调查、立案、案件调查、移交检方、检方公诉到最终的法院判决，整个“死亡旅程”都由纪检委担任总指挥。

在这趟“旅程”中，位于第三步“立案”到第五步“移交检方”之间的“双规”处分是中国贪官污吏最惧怕的地狱“区间”。所谓双轨，是指纪检委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对嫌疑人进行调查的一种措施。从纪检委作出双轨处分决定的瞬间开始，嫌疑人将被停止所有职务，人身自由也会受到限制。在采取没收、扣押、追踪账户等措施的同时，嫌疑人的所有财产都会被冻结。双规期间，嫌疑人不仅与普通人接触会受限，与家人及律师的会面也会受到限制。双规期间可以从3～4个月延长到2年，几乎没有嫌疑人可以挺过双轨的调查，最终都会把一生所犯的所有罪行交代清楚。其中在被判处死刑之前自杀身亡或丧失心智的嫌疑人也是不计其数。

纪检委的三大弱点
如果将中国比作一辆汽车，纪检委就是刹车装置。它虽然可以提前阻止颠覆国家的事件发生，相当于一种高性能防抱死制动系统（ABS），但并非完全没有缺点。大体上来看，纪检委共有三项弱点。
首先，习近平政权一直特别强调“依法治国”，而在这个“法”中包括共产党党章和党规，这就是问题之一 。中国内部可能把这种逻辑视为一种伟大的学说，但对于普遍意义上的文明国家来说，这种逻辑不过是一种诡辩。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依据的纪检委严格来说只能算作一个法外团体或秘密组织，其存在完全不符合中国与美国并称世界G2国家的国际地位。
其次，党章和党规由于其在资格、稳定性、透明性、公开性等方面较为不足，并不足以取代国家法律。党章和党规随时可能被最高权力者修改。第三，权力必须受到牵制，竞争必须按照严格的规则进行，而纪检委的问题在于其权力过度集中。如果纪检委本身涉足腐败，举国都将束手无策，届时纪检委可能成为导致中国这一巨人猝死的元凶，将被一击致命。
韩国必须恢复监查院的职能、铲除腐败
现在中国的迅速崛起离不开对政策进行具体法制化规定以及领导层大力推动政策实施的坚定意志。中国由检察机关、司法机关和情报机关等三大权力机关分别负责公职人员腐败、民事刑事案件及情报工作的治理系统值得我们参考。
中国的纪检委堪称一个无名有实的机构，韩国的监查院却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存在。如果把纪检委比做一个不明身份的黑骑士，监查院则相当于睡在树林间的公主。中国纪检委虽然没有宪法依据，手中却掌握着强大权力。相反，被宪法赋予强大权力的韩国监查院却几乎没有任何存在感。
现在是韩国恢复监查院职能的时候了。韩国有必要根据宪法精神向监查院赋予铲除权力型腐败的准司法权，赋予监查院长相当于国务总理的地位和权限，积极发挥好监查院作为国家监察机关的职能。
……
读者评论之一指出：棒子不懂世界历史。德意志第二帝国也经历过绝对权利，把德意志从农业国一举推升至仅次于美国超过英国的工业大国。还信心满满地要走不同于欧洲的路线。结果很快在一战中毁灭。中国的绝对权利得以为继2000年，秘诀就是不断地政权更替，权利不断腐败，不断被动更新。
读者评论之二指出：只要简单想想中国在土共领导下短短30年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变得财大气粗，满世界任性买买买，连美国也给中国10年签证（比比你们10年前申请美国签证的经历吧），就知道土共为什么不会倒台？！也要感谢美帝在全世界树立普世民主的好榜样：前有伊拉克，中有颜色革命，台湾陈水扁全岛骗子，现在的乌克兰，叙利亚！
读者评论之三指出：中纪委还是有法律依据的，这就是著名的“每两人杀一个，必有漏网的，每个人都杀掉必有冤枉的”中纪委现在采用的每万人 或者10万贪官杀一个，有一点作用。但是中纪委解决不了饱肚子的下台，饿肚子的上台的问题。更解决不了贪官越查越多的问题！
读者评论之四指出：作者快离开韩国，申请加入中国籍吧。
读者评论之五指出：秘诀是：暴力和谎言！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文章的作者姜孝百，曾获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韩国驻华大使馆担任过12年外交官，座右铭为“学问源自把世上的所有句号变成问号”，著有《中国的巨富》等18本关于中国的书籍。
现在，也让我们把他的座右铭“学问源自把世上的所有句号变成问号”，运用到自己身上：给他的“中共不倒台的秘诀”打上一个问号。
其实，“中共不倒台”无需秘诀，而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有一定的惯性、寿命、周期”。
就中国历史而言，和共产党中国比较接近的是秦朝、隋朝、元朝，它们都是在长期分裂动乱后，通过强力残暴的方式所建立的“空前统一”。
秦朝十四年（前221年—前207年）
隋朝三十七年（581年—618年）
元朝八十九年（1279年—1368年）
在技术条件的支持下，专制政权的寿命似乎越来越长，但是总是有一个限度的。
这就是“中共不倒台的秘诀”？

谢选骏：中国为何失去了“工匠精神”

网文《日本戏耍了全世界 被人们严重低估》说，2016年度的诺贝尔奖正在陆续揭晓，其中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获得。大隅良典是2000年至今的17个年度里，第17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而且这17个奖项全部是自然科学奖。至此，日本已经有25个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其中22个为自然科学奖。日本获得自然科学奖的人数，超过了德国、英国、法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诺奖大户”。
综合媒体10月7日报道称，上世纪90年代资产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谷底，被外界称之为“失去的二十年”。然而，恰恰在这20年里，日本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全球最低水平。今年7月，日本的失业率是3%，创下了21年的最低点。美国经济目前脆弱复苏，但失业率仍然维持在5%左右，欧元区的失业率则高达10%。
在日本经济衰退的表面现象之下，隐藏着一个被人们低估的日本。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日本的经济成就？
日本：科技创新+工匠精神
早在1995年，日本就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其后制定了多个5年计划，试图通过这些战略举措，将日本建设成为：能够创造知识和运用知识为世界作出贡献的国家；有国际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家。2001年3月，在第二基本计划（2001－2005年）里日本明确提出“50年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
今年1月22日，日本内阁审议通过了《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该计划提出，未来10年把日本建成“世界上最适宜创新的国家”。为此，日本政府未来5年将确保研发投资规模，力求官民研发支出总额占GDP比例的4%以上，其中政府研发投资占GDP的比例达到1%。
其次，是日本人令人敬佩的“工匠精神”。所谓“工匠精神”，就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而且将这件事做到极致。有一项统计显示，截至2013年，全球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日本有3146家，为全球最多，德国有837家，荷兰有222家，法国有196家。
经济实力的比拼，从来不靠GDP。而是技术话语权和产业链掌控力。这些年全球都在货币放水，也就是用债务刺激经济。日本放出的水流进了产业整合、重组、创新、研发环节，中国的放水流进的是地产、基建和“城市化”。也就是说，日本的债务附着的资产是“技术产能”，中国的债务附着的是“土地产能”。
日本经济在沉寂中凝聚力量
目前，日本企业正从B2C领域，逐渐向B2B领域扩展、转型。松下从家电DNA，扩展至汽车电子、住宅能源、商务解决方案等领域；今后，夏普将转向健康医疗、机器人、智能住宅、汽车、食品、水、空气安全领域和教育产业；索尼复兴电子业务的计划遭遇挫折，电子领域今后将强化手机摄像头等核心部件。
风靡一时的特斯拉电动汽车，电池是由松下提供的，松下还与特斯拉合资在北美建设一座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的超级工厂；松下、三菱等还在研发氢燃料电池，今后一旦石油供应不足，日本的创能、蓄能技术将在全世界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三菱电机发明了可涂沫式电池，将一种新材料涂到墙上，墙就可发电，涂到汽车上，汽车就可以发电，那么今后人身上穿的衣服也可以发电，多余的电可以并入电网。
如今，日本企业依然在核心零部件、上游化学材料方面保持优势。夏普、JDI的液晶面板，松下的锂离子电池，索尼的摄像头，旭硝子的面板玻璃……许多明星零配件，隐藏在智能手机、超大屏幕电视、平板电脑、电动汽车等产品里。
中国制造商多数采购日本高端零部件，产品线涵盖范围广泛，从显示屏到WiFi模块，再到微小的储能电容陶瓷等不一而足。拿中兴来说，该品牌部分手机的显示屏购自日本夏普，镜头组件则交由索尼生产。
……
谢选骏指出：日本并为戏耍世界，而是具有世界最多的“二百年企业”。而中国呢？所有的老字号企业都被“社会会主义改造”给毁灭了。不仅如此，从蒙古入侵以后，中国就失去了“工匠精神”，亡国奴隶做起事来不可能认真，所以庞大的蒙古舰队才会在日本沿海遭到毁灭。明朝汉人好像复国了，却像俄罗斯人一样无法泯灭蒙古影响。接下来的清朝，中国再度遭到奴役，“工匠精神”更无从复活。民国刚刚刚喘息一下，苏联的入主再度“消灭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工匠精神”其实就是企业家精神的温床。
说“日本戏耍了全世界 被人们严重低估”的那些个“人们”，正是缺乏“工匠精神”的人们。
中国何时能够重获“工匠精神”，中国何时就能走上全面的复兴。

谢选骏：一带一路仿佛现代大运河

（一）
网文《一带一路高铁驶不出中国》说英国《金融时报》近期报道称，针对泰国政府的一份今年11月的高铁线路招标广告，泰国民众调侃其是“哪儿都不了的铁路。”有消息称新投入施工的铁路全场仅为3.5公里。
该线路原为始发于中国南部的云南省昆明市，路径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到达新加坡的全长3000㎞的高铁路线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见平将其视为一带一路项目的核心工作，2014年经军事政变掌握政权的泰国军方也对此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同一年度12月两国还签署了《中泰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MOU）》。
然而如今该项目能否成事变得前景不明。面对中国提出的年利率2.5%的贷款，泰国政府声称“日本提供年利率1%左右的开发贷款”，要求中国降低利率。虽然名义上是利率问题，但实际上泰国国内“一条比起国内需求，更多的是为中国提供便利的高铁线路，政府对中国做出了太大让步”的舆论批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终两国协商破裂，泰国政府仅对最初规划的250km第一区间线路中的3.5㎞挂出了招标广告。而且就是这么长的铁路，泰国还对中国施压，说是要用本国的资金与他国的高铁技术建造。中国被泰国军方搬起石头砸了脚背。对于迎来“一带一路”三周年的中国，这样的情况是痛心疾首的。
习近平主席的招牌项目“一带一路”在作为始发站的东南亚等邻国出现了不少差池。一带一路是穿越东南亚、西南亚与中亚，通过一带与一路连接欧洲与非洲的项目，是在周边的65个国家铺设道路、铁路、输油管以及建设港口与机场的超大型的土木项目。自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该设想后开始着手实施。
昆明始发至新加坡的高铁项目在这当中又是中国政府尤为重视的项目。因为这条线路可以实现一石三鸟，即出口，进军东南亚市场，以及建设不经马六甲海峡通往印度洋的渠道等。然而中国在东南亚区间连1m的铁路都未能铺设成功。
2015年12月曾在首都万象举行了盛大开工仪式的老挝也停止了施工。开工不过几天的时间，老挝政府就中断了施工。老挝政府在中断施工的同时，要求中国政府提交关于该项目可能对老挝造成的社会与经济影响的报告。美国之声（VOA）报道称：“停工的真正原因是老挝国内的舆论批判。”多数舆论称，中国竟然要求GDP仅为120亿美元的老挝，在高达70亿美元的施工费用中自行解决30%的费用，这样的条件实在太过卑劣。甚至连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全给中国了”的批判声。
有消息称，泰国始发至马来西亚区间的线路也极有可能选择第三国的高铁，而非中国的高铁。
一带一路项目在非洲与欧洲等距离中国较远的地区进展顺利，却在亚洲地区与邻国陷入如此苦战，有分析称是因为周边国家的警戒心，担心对中国的依赖度会因此而加大。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称：“对于那些向中国借钱用于建设的国家而言，如果项目进展不顺利，就有可能因为负债而被中国牵着鼻子走。”
“一带一路”并非单纯像中国所主张的那样是为了实现互惠互利，稍有差池便有可能会导致国家经济主权落入中国的手中。而且实际上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大部分施工都由本国的建筑公司与人力来完成。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乔纳森·胡斯拉格（音）教授称：“一带一路的本质是为消化中国生产过剩的强制出口项目。制造业根基不如中国扎实的国家蒙受损失是不可避免的。”

（二）

网文《隋炀帝为何要开通大运河？》则说，隋炀帝登基后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营建洛阳；第二件事就是开通隋朝大运河。隋朝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世界最长的运河。
隋朝大运河始建于公元605年，隋炀帝利用已有的经济实力，征发几百万人，开通了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运河。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动用百余万民工挖通济渠，连接黄河淮河，同年又用十万民工疏通古邗沟，连接淮河长江，构成下半段。三年后，用河北民工百万余，挖永济渠，通涿郡(今北京)南，构成上半段。又过两年，疏通江南河，直抵余杭(杭州)。至此，共用五百余万民工，费时六年，大运河全线贯通，全长两千七百余公里，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隋朝大运河是在已有天然河道和古运河基础上开通的。它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河流，成为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大运河的开通，对我国以后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
隋炀帝实施大运河开凿计划，最初到底是出于何种动机？这是史学界至今争论不休的话题。目前，主要有“交通说”、“经济说”、“政治说”、“军事说”四种说法，从这些说法来看，隋炀帝开凿隋朝大运河完全是出于国家长远战略利益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富国强民的考虑。但千百年来，民间一直持有异议，其中以唐王泠然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其《汴堤柳》中称：“隋家天子忆扬州，厌坐深宫傍海游。穿地凿山开御路，鸣笳叠鼓泛清流。”晚唐秦韬玉也认为，隋炀帝“种柳开河为胜游”。明末袁于令在《隋史遗文》中的评价更为直白：“秦政之筑长城，为防胡计，非为游娱也。开河之役，诚有功于后人，若论杨广，则只为流连之乐耳，未可与秦皇并也。”
从古人这些观点来看，隋炀帝开凿隋朝大运河的原始动机不过是为了个人“游幸”的需要，即所谓“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在隋朝大运河尚未全线贯通前，即在南运河通济渠与邗沟刚开通时，隋炀帝便乘龙舟，率领着皇后妃嫔、文武百官、僧尼道士和大批兵士，大张旗鼓，大讲排场，前往其最早封地江都(今江苏扬州)巡游去了。隋炀帝先后巡游了三次，最后就死在扬州。
所以，历代都在传颂“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杜牧《汴河怀古》：“锦缆龙舟隋炀帝，平台复道汉梁王”；王许浑的《汴河亭》：“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汪遵的《汴河》：“隋皇意欲泛龙舟，千里昆仑水别流。”
显然，认为隋炀帝开凿隋朝大运河是出于“私意”既不公正也不客观。可是，为何民间会对隋炀帝的评价这么差？这主要是缘于开凿隋朝大运河和后期“龙舟巡幸”劳民伤财过甚，民众苦不堪言所导致的“民怨”。
据韩偓《开河记》记载，当时隋炀帝“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者至，如有隐匿者斩三族。”最后征到民工360万人，但开凿到今天徐州境内时，民工已死了150万人，“下寨之处，死尸满野”。加上后来的“巡幸江南”大操大办，隋炀帝自然为天下人所痛恨，巴不得杨广早死，隋早亡。
对于隋朝开凿大运河，民间还有一种更为玄乎的说法，称隋炀帝出于“凿穿王气”的考虑。古代帝王都迷信，隋朝是刚结束南北分裂不久的统一王朝，隋朝皇帝更忌讳他地有“王气”。当时一位叫耿纯臣的人发现了他地“王气”。《开河记》开篇即称，“睢阳有王气出，占天耿纯臣奏后五百年当有天子兴。”于是，杨广的小舅子、谏议大夫萧怀静听风就是雨，提出了一个“破王气”方案：“于大梁起首开掘，西自河阴，引孟津水入，东至淮口，放孟津水出。此间地不过千里，况于睢阳境内过，一则路达广陵，二则凿穿王气。”
隋炀帝信以为真，遂开凿了隋朝大运河。明代齐东野人撰写的演义小说《隋炀帝艳史》中描写的“耿纯臣奏天子气，萧怀静献开河谋”，说的就是这事;民间大骂萧怀静也是缘于此事。
所谓“王气”，又称“地气”、“天子气”，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极为荒诞，但古人深信不疑。隋文帝杨坚为灭南朝王气，将陈都城建康(今南京)毁为菜地。所以，继承了隋文帝治国理念的隋炀帝，不可能不迷信“天子气”这套宣传理论。而且，从历史上看，隋炀帝并不是通过开凿河渠“泄地气”的第一人，秦始皇嬴政当年就曾在金陵“凿方山、断长陇、引淮水”，开凿河道，以泄东南“天子气”，形成了今南京市区著名的景观河“秦淮河”。
隋炀帝开凿了隋朝大运河后，民间很快就传出了“河不利隋”的传言，认为在全国境内开河反而动了隋朝杨姓的“地气”，让隋之国运“江河日下”，不要说500年了，连50年都没有，仅历37年隋朝就被唐朝取代了。显然，这是一种“附会”之说，开凿大运河耗尽了隋的国力、财力、民力，才是不争的事实。据《隋书》等史料记载，国家承平日久，“户口益多，府库盈溢”。隋文帝末年，国库能够隋王朝吃60年，即《贞观政要》中所说有“计天下储积，得供王六十”一说。大运河从公元605年开凿，到610元完工，仅6年时间就将隋文帝时可吃60年的家底全耗光了。此外，再加上在上隋朝大运河贯通后，隋炀帝加速对外扩张，东征高丽，让本已元气大伤的隋王朝雪上加霜，这些才是隋王朝快速灭亡的真正原因。
晚唐学者皮日休认为，隋朝大运河“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但同时他也肯定了隋炀帝的历史功绩，其在《汴河怀古》称：“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三）
从谢选骏“现代南北朝”历史分析看当今中国，类似南北朝晚期。中国真的会出现一个统一中国的隋炀帝吗？

谢选骏：匈牙利人是伪欧洲人

说“匈牙利人不是欧洲人”似乎有些奇怪，匈牙利明明在欧洲，匈牙利人怎么不是欧洲人呢？
首先，匈牙利语不属于印欧语言；其次，匈牙利人不是欧洲种族。最后，匈牙利人和欧洲人的关系并非源远流长的。
（一）
匈牙利有一些自称是“匈奴后裔”的人，他们日前要求官方承认其少数民族地位，但被驳回。此事再次将人们的视线引到“匈牙利人与匈奴人有没有关系”这个话题上来。为此，记者采访了有关人士。
匈牙利人是欧洲不属印欧民族的群体。目前，在匈牙利史学界有关匈牙利人（也称马扎尔人）来欧洲定居后的历史基本没有什么争议：一支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长年向西跋涉，一位杰出的部落领袖阿尔帕德大公把7个主要部落联合起来，公元896年大举进入欧洲中部的喀尔巴阡盆地（现匈牙利）；公元1000年，阿尔帕德家族的后代圣·伊斯特万建立了匈牙利王国。为了纪念这一历史，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上有一座气势宏伟的纪念碑，7位古代骑士组成了精美的青铜群像。7位骑士的装束与古代欧洲骑士的不同，有东方游牧民族“胡服骑射”的特点。
那支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吗？对于匈牙利人到欧洲定居前的历史，现在仍存有很大争议。

公元4至5世纪时，匈奴铁骑一度占据过喀尔巴阡盆地。现在，许多匈牙利男子还使用“上帝之鞭”匈奴王阿提拉的名字。
19世纪前，匈牙利史学界普遍认为自己的民族与匈奴人是亲戚。19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匈牙利学者克勒什·乔莫·山多尔前往中亚和中国寻根。但到了奥匈帝国成立（1867年）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支持的“芬兰—乌格尔”历史学派的观点被官方采纳。这一历史学派依据语言学研究成果认定匈牙利语属芬兰—乌格尔语系，由此确定匈牙利人的祖先同芬兰—乌格尔民族较亲近，与匈奴人没有关系。现在，由匈牙利科学院支持的官方历史结论也认为，匈牙利人的祖先最早来自欧亚大陆交界地带乌拉尔山麓附近的一支游牧民族，他们不是匈奴人，也不是匈奴人的亲戚。
现在，匈牙利以马扎尔人为主，依据1993年实施的有关少数民族的法律，官方正式承认国内的13个少数民族，如斯洛伐克人、德意志人、吉普赛人等，没有“匈奴人”。
但在匈牙利有不少人认为自己就是“匈奴后裔”，要求官方承认“匈奴族”的合法地位。诺瓦克·伊姆雷·约叔华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代表。以“匈奴后裔”身份为骄傲的诺瓦克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诺瓦克金发碧眼，肤色白里透红，和记者想像中的来自亚洲的游牧民族相貌大相径庭。
诺瓦克介绍说，当年匈奴王阿提拉去世后，曾强悍一时的匈奴人迅速溃败，但他们并非彻底从喀尔巴阡盆地消失，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后来，阿尔帕德率领部落进入这个盆地定居时，所带队伍中有一部分人就是“匈奴后裔”。
“匈奴后裔”为了获得承认，去年征集了2500个签名，并得到匈牙利全国选举委员会的确认。他们的倡议合法地进入国会议程。虽然几天前国会负责人权、少数民族事务的委员会拒绝了这项倡议，但诺瓦克认为事情并未结束，稍后将向宪法法院提起上诉。据他估计，匈牙利目前约有10万名“匈奴后裔”。
据了解，官方认为“匈奴族”并不存在，理由是那些倡议者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三方面缺乏特性，他们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是谁。
（二）
马札儿人（匈牙利语：magyarok，英语：Magyars）为匈牙利主要民族（于2001年人口约为1千万），因此又称匈牙利人（英语：Hungarians），为乌拉语系，曾经在中亚停留了一段时间，因此现代马札儿人带有突厥血统。他们为匈牙利主体民族，也分布于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及乌克兰，少数生活在美国、加拿大、巴西与澳大利亚。有人认为，他们最初生活在西伯利亚西南方巴什基尔一带；与他们最似的民族为曼西人。
波斯一位无名氏地理学家和葛尔廸齐提出有两个马札儿部落，一个是仍然停留在乌拉山脉的曼西人，另外一个就是离开了乌拉山脉，前往南俄的马札儿人。
在政治上，马札儿王室向来被认为源自突厥人的贵族，最早提及马札儿人源自突厥，为公元9世纪东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君士坦丁·波菲罗吉里特斯，他说有个突厥部落卡巴尔进入中欧。马札儿人的王室，即阿尔帕德大公被认为出自可萨人。有位可萨可汗以马札儿人宗主身份，任命名为阿尔帕德的年青贵族作为马札儿人的大公，在潘诺尼亚生活后，马札儿人仍然为可萨人的臣下。后来在南俄因为受到佩切涅格人攻击，马札儿人前往喀尔巴阡山，有10个部落前往，突厥文为“on ogur”，即十箭与十回纥（7个马札尔与3个可萨部落）。他们进入中欧后到处侵扰，最远一次到达普罗旺斯。直到公元955年，萨克森人奥托大帝在巴伐利亚奥格斯堡彻底击败并重创他们。他们（其中包括大摩拉维亚留下来的西斯拉夫人，也是马札儿人血统的真正来源）转为定居务农生活，在伊什特万一世圣斯提芬统治下，改宗基督教，不再对外族构成威胁。
在文化上，马札儿人与东亚文化圈在某些方面相近。例如，匈牙利人名命名方式是先姓，后名，最后身份，和周围的印欧语系完全相反，和东亚民族（中国人、日本人、越南人及韩国人等）同样，顺序为前姓后名。
所以在本质上，匈牙利人是比突厥化、鞑靼化的俄罗斯人，更加不是欧洲人的“伪欧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