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罗马的角斗起源于异教贵族的葬礼

角斗最早起源于欧洲异教时代的一种殡葬仪式，在那个时期，人们相信用人血可以慰藉亡灵。
来自帕埃斯图姆（Paestum）的墓室壁画，记录了亡者葬礼上的角斗士战斗起源，在这里，角斗士战斗是宗教事件。每天，这个游戏都会以带神坛祭祀的“庄重游行”为开始。帕埃斯图姆是一个希腊殖民地，是意大利坎帕尼亚地区的城镇，它位于奇伦托地区北部，在那不勒斯东南方85公里萨莱诺省靠近海岸的地方，以古希腊建筑多立斯柱式神庙而闻名。该城由来自希腊锡巴里斯的殖民者创建于公元前7世纪末。帕埃斯图姆现存三座多立克风格的希腊神庙：2座赫拉神庙和雅典娜神庙，建于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帕埃斯图姆城占地120公顷，但已挖掘的三座神庙只占地25公顷，其余95公顷土地仍属于私人所有，没有进行挖掘。环绕城市的城墙仍在存在，大约长4750米，厚5—7米，高15米。
谢选骏指出：我把这些希腊罗马的异教庙宇叫做“鬼庙”，拒绝入内参观，因为它们都有邪灵。
可能受此影响，在古罗马人的殡葬仪式上经常要杀死一些战俘、奴隶和牲畜。罗马的角斗比赛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4年。那个第一次正式的角斗比赛（mu-nera gladiatoria）是这样登场的：罗马当时的执政官布鲁特斯（Deimus Junius Brutus）为其父亲的葬礼举行的仪式上，迫使3对角斗士互相厮杀。而此前，角斗士游戏（munera [穆内拉]，拉丁文munus的复数形式，意为“礼物”）。而半个世纪以后，公元前216年举行的雷必达的葬礼上，在广场上搏斗的角斗士已经达到22对。直到到了罗马共和国晚期，国家才承认了角斗士的搏斗，并为其颁布了规则。
罗马角斗场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市内台伯河东岸，为古罗马的象征。角斗场建于公元72-79年，强迫8万名犹太俘虏作劳役，用工8年完成。整个建筑占地2万平方米，周长527米，可容纳9万观众。它是罗马帝国征服耶路撒冷后，为纪念皇帝威斯巴西安的丰功伟绩而建的，甚至一直影响着现代大型体育场的建筑。
角斗士（gladiator），又译“剑斗士”，古罗马时代从事专门训练的奴隶、被解放的奴隶、自由人或是战俘，他们手持短剑、盾牌或其他武器，彼此角斗，博得观众的喝彩。
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基督教的化育，欧洲人是多么残暴不仁。
《关于罗马神秘角斗士的10个真相》（2015-04-26 前十网）说：

罗马角斗士深受大众喜爱，是古代劳动阶级心中的偶像，上层社会往往对其嗤之以鼻。650多年里，人们横跨罗马帝国，蜂拥来到竞技场，观赏那些手执利刃、训练有素的角斗士上演血腥而精彩的表演，这些表演带来的感官刺激绝不亚于体育竞技和戏剧以及屠杀。角斗是古罗马最著名的娱乐项目，以下与神秘角斗士有关的十大真相。
10.角斗士既是名人也是性偶像
虽然罗马历史学家认为角斗士是野蛮的象征，角斗士在平民心中依然是神一般的存在。角斗士的画像是许多公共场合的装饰；孩子也很扮演角斗士，用陶制武器决斗；甚至像当今顶尖运动员一样，那些最成功的角斗士明星会为产品做代言。另外，他们拥有令女性心醉神迷的能力，也因此而广为人知。在庞贝古城的壁画上画着一个角斗士“在晚上把姑娘们擒入网中”，另一个被“一堆姑娘围着”。许多女性喜欢佩戴浸过角斗士鲜血的发夹或其他首饰，甚至有的女性会把角斗士的汗当作春药，混到面霜等化妆品里面使用。
9.许多罗马皇帝也曾参与角斗比赛
古罗马时期，举办角斗比赛是皇帝用来赢得民众喜爱的一个简单方法，更有的直接参与比赛。统治者卡里古拉（Caligula）、提图斯（Titus）和哈德良（Hadrian）等都在竞技场上表演过——尽管大部分情况下都拿着很粗钝的刀片，在非常安全的范围内格斗。疯狂的康茂德大帝（Emperor?Commodus）是一个手执长矛的神枪手，常常从一个安全的凸起的平台上屠杀熊和黑豹以博得观众的欢呼。他也数次参与角斗，但通常对手都是一些经验不足的角斗士，甚至还会从装备不足的胆小观众里挑选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康茂德也很好意思地给自己数目庞大的奖励。
8.角斗士们组成不同的集团
尽管角斗士通常被迫参与这些生死较量的格斗，但他们视彼此为兄弟手足。一些角斗士甚至组建团体或成立“委员会”，每个团体都有属于他们的领袖和保护神。集团内有战士倒下，其余成员会为他们这位亲爱的朋友举办一场得体的葬礼，并在角斗场内篆刻墓志铭，以纪念他在这里的荣耀功绩。如果这位朋友身后还留有妻儿，集团成员也定会给予他的家庭财物补偿。
7.女角斗士也曾叱咤竞技赛场
与男性奴隶一样，女性奴隶也会被送入角斗场，但也有一些女居民自愿举剑参与格斗。历史学家们还没有确定女性究竟从何时起就身穿盔甲、参加角斗，但到公元1世纪，她们已经成为竞技场上的常驻角色。在古罗马的父权制文化中，人们对女战士抱以轻视的态度——图密善皇帝（Emperor Domitian）就喜欢让女人与侏儒进行角斗。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女战士在战斗中显现出英勇风姿。在一块可追溯至大约公元2世纪的大理石浮雕上，描绘着一场两位女性之间的角斗画面。铭文上记载，这两位分别被称为亚马逊（Amazon）和阿契利亚（Achillia）的女角斗士光荣地打成平手。彼时的女性也曾参与动物狩猎，但大约在公元200年，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皇帝（Emperor Septimius Severus）颁布禁令，不许女性参与此类活动。从此，女角斗士们叱咤竞技场有限却光荣的岁月也落下了帷幕。
6.角斗士鲜少反对动物
罗马圆形大剧场和其他罗马竞技场经常伴随着可怕的动物狩猎，但是角斗士牵涉其中，则是不常见的。捕杀野兽是“venatores”和“bestiarii”这两个类别的骑士的专属，猎物包括鹿、鸵鸟、狮子、鳄鱼、熊甚至大象。动物猎杀是游戏开幕的特别节目，仅仅一场动物猎杀就能造成许多动物的死亡，观众也早已习以为常。在庆祝罗马圆形大剧场开幕式中,100天里就有?9000头动物被杀死。随后，公元2世纪末，在图拉真皇帝（Emperor Trajan）举办的为期123天的节日里，另外11000头动物也被杀害。在大多数的动物死于运动竞技的同时，其他动物会与另一动物争斗。野兽也因此成为执行死刑的“工具”之一。把已定罪的罪犯和基督教徒扔到角斗场是人们当时的娱乐方式之一，这些动物通常是狗、狮子或熊。
5.角斗士多样的组别和类型
罗马圆形大剧场在公元80年开放的时候，角斗士游戏已经从随心所欲的死亡斗争变成了一种组织有序的血腥竞技运动。角斗士将按照他们的战斗记录、技能等级和经验等进行分类，格斗风格和武器装备是最普遍的两种分类方式。剑斗士（thraeces）和盾斗士（murmillones）是最出色的两个类型。此外，还有骑着马进入竞技场的马背骑士（equites）、在战车上作战的战车斗士（essedarii）、同时使用两把双刀的斗士（dimachaerus）。在所有出名的类型中，最不同寻常的就属仅持网和三叉戟上场决斗的网斗士（retiarius）。这些勇士们尝试着在敌人进攻之前将其引诱进那张网，不过一旦失败，他们便完全失去了防备。
4.著名的“大拇指朝下”手势可能并不意味着死亡
在角斗士重伤或投降的情况下，他的命运是掌握在观众手中的。在罗马竞技场的比赛中，皇帝是决定角斗士生死的最后发言人，但统治者和比赛组织者通常会把决定权交由观众。绘画和电影中通常展示人群以“拇指向下”的手势来示意结束战败者的生命，但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示意将对手打死的手势可能是拳头伸展两指、其中拇指向上，拇指向下、挥舞手帕都可能是表示“怜悯”。无论使用哪种手势，通常都会伴随着刺耳的叫声，不是“别杀！”就是“杀！”。如果观众决定败方的死亡，获胜的角斗士就会从两肩胛部或者颈部刺向对手的心脏。
3.他们并不总是战斗至死
好莱坞影视中常把角斗以血腥的混战场面表现出来，但事实上大多比赛都在严格的规则下进行。决斗通常是两个体型和实力相当的男人之间的单独战斗。裁判监督比赛，并在某一方严重受伤的时候喊停。如果双方僵持不下，比赛无聊漫长，并因此引起人群骚动，比赛也可因此结束。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决斗双方向观众展示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那么参赛双方都可以自豪地离场。
培养角斗士需要投入大量金钱进行收容、喂养和训练，所以投资者并不希望出现毫无意义的死亡。教练教授的是“打伤”对手的技巧，而不是“打死”技巧。而决斗士也会遵循这个规定，尽量避免重伤对手。然而，角斗士的一生充满暴力，并且也十分短暂。他们中的大部分只能活到25岁左右，据历史学家估计，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的赛事会导致死亡。
2.角斗较量最初是丧葬仪式的一部分
据一些古老的史料记载，这种搏斗较量来自于伊特鲁利亚（Etruria），但如今大部分的史学家则认为角斗士搏斗最初起源于贵族葬礼的血液祭祀。在贵族死后，为了祭奠他们在世时展示的美好品德，他们的家人会在其坟墓边为他们举办一场奴隶与战俘之间的竞技搏斗。据罗马作者特土良（Tertullian）和菲斯提斯（Festus）讲述，这是因为罗马人相信人类的血液能清洗逝者的灵魂，而角斗自然就成为了人祭的替代品。这种为葬礼而进行的活动在尤里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统治时期得到迅猛发展，为了祭奠其父亲和女儿，他举办了规模达上百人的搏斗活动。这项竞技很快风靡罗马，在公元前一世纪末，国家开始投放资金来表示对这一活动的支持。
1.角斗士并不全是奴隶
并不是所有戴着枷锁走上竞技场的角斗士都是奴隶。早期这些角斗士来自战俘和罪犯。公元一世纪起，这一参赛成员结构开始改变。受竞技刺激与观众欢呼的吸引，同时为了获得名声与财富，自由公民开始自愿加入角斗竞技的队伍。这些自由派勇士通常是一些极端分子或是一些战斗力超强的退伍军人。但同时，一些上层贵族、骑士、甚至是参议员也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英雄气概。
你知道吗？
一些古罗马的角斗士并不是很强壮。勇士们经常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极限训练，但是他们大麦粥里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却可以增加他们上腹部的脂肪，这种脂肪其实是有实际用途的，它能承受一些不深的伤口，从而在格斗者受伤时的起到保护其主要器官的作用。
谢选骏指出：很清楚，角斗士运动主要是在罗马帝国时代蓬勃发展的，因此可以说是大规模战争的后果，也就是说，它的宗教起源并不能掩盖其军事背景。我觉得，这是“杀红了眼”的结果，是侵略战争的副产品。直到基督教在罗马获得了优势地位之后，325年，尼西亚大公会召开，基督的仁慈战胜了帝国的残暴，罗马才明令禁止角斗士表演。又过了一个半世纪，嗜血成性的罗马帝国就灭亡了。
但是，随着基督教在欧洲的衰落，角斗行业死灰复燃了。
《捷克冒出现代角斗士表演》报道：
据斯洛伐克《民族复兴报》报道，奴隶社会流行的角斗士表演正在捷克新贵中间流行。《民族复兴报》的一位记者走进了捷克秘密的角斗场，报道了这一残酷的“斗人”游戏。
森林中的秘密游戏
经过与角斗组织者多日的沟通，2003年6月的一个傍晚，这位记者获准前往角斗场。一路上，他的眼睛被蒙着。但据他判断，这个角斗场地处捷克北部一片茂密的针叶林中，从林中木屋上写着的旧标语看，那是一个废弃的旧军营。到达目的地后，两个彪形大汉将他身上的采访设备全部收走，此后的28小时，两人一直监视着他。
一位自称巴维尔的秘密角斗组织者接待了这位记者。巴维尔40来岁，精力充沛。他告诉记者，在周围的路口都布有巡逻的岗哨。岗哨之间有约定的暗号。一旦有异常，角斗可以马上变成一场野餐会。在房子前面的空地上，甚至准备了几只正在烘烤的乳猪。据说，一些废弃的厂房或地下车库也常被用作角斗场所。
看客经过严格挑选
记者到军营后，见木屋前停着20多辆豪华越野轿车，它们是中东欧国家新贵的典型标志。从车牌上看，大多数看客来自捷克首都布拉格，还有几个来自德国。 据巴维尔介绍，他有一个有200多人的看客俱乐部，那些车都属于他的会员。他自诩挑选客人的标准“比国家安全部门挑选特工还严格”。看客大多是有钱的暴发户，其身份严格保密。新贵们既花钱买了刺激，又维护了体面。
角斗一般每月举行一次，每张2000克朗(27克朗约合1美元)的门票对新贵们来说不算什么，为角斗士下注才是大手笔，每人的赌注至少5万克朗。巴维尔组织的角斗每场看客有20至30人，其收入可想而知。
角斗场中鲜血淋漓
夜幕降临时，角斗开始了。两个膀大腰圆的角斗士站在一块约10平方米的场子内，场子四周是一人高的栅栏。耀眼的灯光照在他们身上，按照规定，他们不得在身上涂抹任何油脂，不得戴头盔、没有护牙套，也没有手套。这种“斗人”游戏惟一的规则是，用一切手段把对手打倒在地。
据场内一位角斗士医生兼赌注登记人透露，当天的最高赌注达30万克朗。角斗开始没几分钟，场内就人声鼎沸，台上是痴迷的看客，台下是带着头皮的乱发四处飘散，飞落到脚边的牙齿鲜血淋漓。几小时后，这场野蛮的肉搏才结束。这位医生说，在角斗中骨折、牙齿被打掉、脑袋被缝上30几针，都不算重伤。
出售自己的人
什么人愿做这种把生命当儿戏的营生呢？记者发现，角斗士多为来自乌克兰等东欧国家的失业者。
角斗组织者开出的诱人条件让这些难以生存的失业者铤而走险。一般来说，每赢一场，角斗士可以拿到3万至5万克朗；输者最多可得5000克朗，医药费自理。角斗士的身价随着赢的场次增多而提高。巴维尔手下有4位“精英斗士”，他们每人至少已赢过15个回合，每赢一场可得10万克朗。
巴维尔说，最理想的角斗士是30岁以下、身高185公分以上、体重不超过90公斤的强壮男子。最好是单身汉，没有财产，文化程度低。找到合适的人后，要对他们进行1个月的搏斗“训练”、强化饮食和体检等准备工作。这一切都是在与外界隔绝的状况下进行的，被选中的人直到最后才得到通知。此时，他们想不干也不行了，因为付不起巨额罚款。
警察苦无对策
巴维尔并不认为这种“斗人”游戏有何不妥，他说自己经营的是体育活动。警方对此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款约束它，惟一近似的条款是：禁止未经许可的博彩活动。但捷克警方从未放弃调查，甚至派人扮演角斗士“卧底”，这也正是巴维尔等人不敢过于嚣张的原因。

谢选骏：中国角斗士运动早于罗马

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谁的规模更大？
如果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在历史上相遇，究竟谁能战胜谁？
历史没法假设。但是仅从致命格斗一项来看，罗马人看来要甘拜下风了。而且，罗马也没有坑杀40万降卒（秦对赵）、20万降卒（楚对秦）的“金氏纪录”。

（一）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名周，生卒年失考，约与孟子同时。战国时代宋国蒙（河南商丘或安徽蒙城）人，曾任漆园吏。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也被称为蒙吏、蒙庄和蒙叟。唐玄宗天宝初（公元742年），诏封庄周为南华真人，称其著书《庄子》为《南华经》。
一般认为《庄子》是集合了庄子及庄学后人的篇章，整理而成，分为内篇、外篇与杂篇。民国以来，内篇为庄子言行、外篇为弟子杂说、杂篇为后世敷衍逐渐成为定说。据司马迁《史记》所载，《庄子》有十余万言，由汉至晋之间，都为五十二篇。今本所见《庄子》则为三十三篇，七万余言，应是郭象作注时所编定。历代《庄子》注本，以郭象注、成玄英疏解最为重要。严灵峰所编《无求备斋庄子集成》正、续二编已经多达数百部注本。
庄子杂篇有篇《说剑》，讲述了赵国“剑客”的事迹，我发现，这些赵国剑客非常类似罗马角斗士，而且更加勇猛无畏。但就时间说，还要早于罗马。
角斗士（gladiator），又译“剑斗士”，古罗马时代从事专门训练的奴隶、被解放的奴隶、自由人或是战俘，他们手持短剑、盾牌或其他武器，彼此角斗，博得观众的喝彩。
罗马的角斗比赛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4年。那个第一次正式的角斗比赛（mu-nera gladiatoria）是这样登场的：罗马当时的执政官布鲁特斯（Deimus Junius Brutus）为其父亲的葬礼举行的仪式上，迫使3对角斗士互相厮杀。而此前，角斗士游戏（munera [穆内拉]，拉丁文munus的复数形式，意为“礼物”）。而半个世纪以后，公元前216年举行的雷必达的葬礼上，在罗马广场上搏斗的角斗士已经达到22对。
而庄子呢？却是死于前286年前后，也就是说，他死后几十年，罗马的角斗才开始流行。
《说剑篇》的内容描写庄子伪装成为剑客，去游说赵王放弃这一爱好。因为赵文王喜欢剑，整天与剑士为伍而不料理朝政，结果太子忧心，请求庄子前往游说。庄子说剑有三种，即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和庶民之剑，委婉地指出赵文王的所为实际上是庶民之剑，而希望他能成为天子之剑。
《说剑》白话
当年赵文王喜好剑术，击剑的人蜂拥而至门下食客三千余人，在赵文王面前日夜相互比试剑术，死伤的剑客每年都有百余人，而赵文王喜好击剑从来就不曾得到满足。像这样过了三年，国力日益衰退，各国诸侯都在谋算怎样攻打赵国。太子悝十分担忧，征求左右近侍说：“谁能够说服赵王停止比试剑术，赠予他千金。”左右近侍说：“只有庄子能够担当此任。”
太子于是派人携带千金厚礼赠送给庄子。庄子不接受，跟随使者一道，前往会见太子说：“太子有什么见教，赐给我千金的厚礼？”太子说：“听说先生通达贤明，谨此奉上千金用以犒赏从者。先生不愿接受，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庄子说：“听说太子想要用我，意欲断绝赵王对剑术的爱好。假如我对上游说赵王却违拗了赵王的心意，对下也未能符合太子的意愿。那也就一定会遭受刑戮而死去，我还哪里用得着这些赠礼呢？假如我对上能说服赵王，对下能合于太子的心愿，在赵国这片天地上我希望得到什么难道还得不到！”太子说：“是这样。父王的心目中，只有击剑的人。”庄子说：“好的，我也善于运用剑术。”太子说：“不过父王所见到的击剑人，全都头发蓬乱、髻毛突出、帽子低垂，帽缨粗实，衣服紧身，瞪大眼睛而且气喘语塞，大王竟喜欢见到这样打扮的人。如今先生一定是穿儒服去会见赵王，事情一定会弄糟。”庄子说：“请让我准备剑士的服装。”三天以后剑士的服装裁制完毕，于是面见太子。太子就跟庄子一道拜见赵王，赵王解下利剑等待着庄子。
庄子不急不忙地进入殿内，见到赵王也不行跪拜之礼。赵王说：“你想用什么话来开导我，而且让太子先作引荐。”庄子说：“我听说大王喜好剑术，特地用剑术来大王。”赵王说：“你的剑术怎样能遏阻剑手、战胜对方呢？”庄子说：“我的剑术，十步之内可杀一人，行走千里也不会受人阻留。”赵王听了大喜，说：“天下没有谁是你的对手了！”
庄子说：“击剑的要领是，有意把弱点显露给对方，再用有机可乘之处引诱对方，后于对手发起攻击，同时要抢先击中对手。希望有机会能试试我的剑法。”赵王说：“先生暂回馆舍休息等待通知，我将安排好击剑比武的盛会再请先生出面比武。”赵王于是用七天时间让剑士们比武较量，死伤六十多人，从中挑选出五六人，让他们拿着剑在殿堂下等候，这才召见庄子。赵王说：“今天可让剑士们跟先生比试剑术了。”庄子说：“我已经盼望很久了。”赵王说：“先生所习惯使用的宝剑，长短怎么样？”庄子说：“我的剑术长短都适应。不过我有三种剑，任凭大王选用，请让我先作些说明然后再行比试。”
赵王说：“愿意听听你介绍三种剑。”庄子说：“有天子之剑，有诸侯之剑，有百姓之剑。”赵王说：“天子之剑怎么样？”庄子说：“天子之剑，拿燕谿的石城山做剑尖，拿齐国的泰山做剑刃，拿晋国和卫国做剑脊，拿周王畿和宋国做剑环，拿韩国和魏国做剑柄；用中原以外的四境来包扎，用四季来围裹，用渤海来缠绕，用恒山来做系带；靠五行来统驭，靠刑律和德教来论断；遵循阴阳的变化而进退，遵循春秋的时令而持延，遵循秋冬的到来而运行。这种剑，向前直刺一无阻挡，高高举起无物在上，按剑向下所向披靡，挥动起来旁若无物，向上割裂浮云，向下斩断地纪。这种剑一旦使用，可以匡正诸侯，使天下人全都归服。这就是天子之剑。”赵文王听了茫然若有所失，说：“诸侯之剑怎么样？”庄子说：“诸侯之剑，拿智勇之士做剑尖，拿清廉之士做剑刃，拿贤良之士做剑脊，拿忠诚圣明之士做剑环，拿豪杰之士做剑柄。这种剑，向前直刺也一无阻挡，高高举起也无物在上，按剑向下也所向披靡，挥动起来也旁若无物；对上效法于天而顺应日月星辰，对下取法于地而顺应四时序列，居中则顺和民意而安定四方。这种剑一旦使用，就好像雷霆震撼四境之内，没有不归服而听从国君号令的。这就是诸侯之剑。”赵王说：“百姓之剑又怎么样呢？”庄子说：“百姓之剑，全都头发蓬乱、髻毛突出、帽子低垂，帽缨粗实，衣服紧身，瞪大眼睛而且气喘语塞。相互在人前争斗刺杀，上能斩断脖颈，下能剖裂肝肺，这就是百姓之剑，跟斗鸡没有什么不同，一旦命尽气绝，对于国事就什么用处也没有。如今大王拥有夺取天下的地位却喜好百姓之剑，我私下认为大王应当鄙薄这种做法。”
赵文王于是牵着庄子来到殿上。厨师献上食物，赵王绕着坐席惭愧地绕了三圈。庄子说：“大王安坐下来定定心气，有关剑术之事我已启奏完毕。”于是赵文王三月不出宫门，剑士们都在自己的住处自刎而死。
谢选骏指出：看来，罗马的角斗士不是意大利的特产，赵国的剑客也有这样嗜血成性的记录，难怪赵国抗秦最烈，需要被消灭四十万俘虏。也难怪，征服了如此赵国的秦国，就能征服已知的文明世界和所有能够开垦的生番地区。那么，赵国为何不能像罗那样征服各国，而浪费了自己的尚武精神呢？因为它失去了限度。尤其在征服世界之前，不能如此滥用人力资源。秦国兼并六国之后，虽然没有像赵国那样滥用人力相互击剑角斗，而是北击匈奴、南并百越，但却大肆搜刮劳役、挖掘陵墓，所以不得不让位给了汉朝。这就是国家主权没有受到思想主权必要约束的一大恶果。庄子给赵王出谋划策，要他去征服天下、实现和平，可惜赵王不能用命，结果徒然浪费剑客的生命，而无损秦国的分毫。这样下去，赵国能不灭亡吗？
（二）
《关于《庄子·说剑篇》透露出的武术文化信息》（申国卿　丁建岭）说：
在中国文化的浩瀚星空中，《庄子》无疑是奇特而光辉的巨星之一，它对秦汉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其成就，在先秦著作中，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名。《庄子》一书中，亦包含有丰富的与传统武术文化有关的内容。《庄子·说剑篇》中提出的“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的用剑之道，对后世武术理论的发展更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庄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哲理和文学方面的阐述，对于该书中蕴含的丰富的武术文化内容的阐发却极为有限，即使是著名的《庄子·说剑篇》，当前的有关理论也还主要局限在“用剑之道”等局部的认识层面上，把《庄子·说剑篇》作为独立的篇章进行全面武术文化探讨的专门研究，目前仍似没有。这对于博大精深的《庄子》理论的阐扬和历史悠久的武术文化的发展而言，都不能不说是一个“暂时的遗憾”。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拟以《庄子·说剑篇》为研究对象，力图阐述其中富含的武术文化内容，揭示《庄子·说剑篇》的武术文化研究价值，并对当前武术文化的发展进行探讨。 
1、关于庄子的生卒年和《庄子·说剑篇》的真伪
今本的《庄子》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大部分，《庄子·说剑篇》列于杂篇。目前，关于庄子的姓名、籍贯、生平、著作等都仍存在一定争论，《庄子》外篇和杂篇皆有庄子后学所为之疑。庄子的生卒年代，史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能够据以判断的主要文献资料，一是《史记》的大概说明，二是《庄子》的有关内证等。对《史记》的研究表明，“庄子大概主要活动于公元前370一前324或者前301年。但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时间坐标，并不能以此确定庄子的生卒年，其生卒年显然需要向前向后推”；根据《庄子》的内证研究，“庄子之卒最早不得早于赵惠文王元年(公元前298年)，至迟不得晚于宋之亡(公元前286年)”；近代学者关于庄子生卒年的各种主要观点中，马叙伦的公元前369一前286年之说则较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统观以上各种论断，我们可以产生这样一种认识：庄子在有生之年与赵惠文王的相见应该存在着历史年代上的可能性；因此，《庄子·说剑篇》系庄子所作，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历史可能；而无论如何，《庄子·说剑篇》中所反映的赵惠文王时期的历史风貌都应该是具有相当信度的。这也就为我们透过《庄子·说剑篇》，探讨当时的武术文化状况提供了可能。
2、《庄子·说剑篇》对剑术以及武术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庄子·说剑篇》中保存了一些春秋战国时期有关剑的形制方面的重要资料。赵惠文王见到庄子时问道：“夫子所御剑长短何如？”庄子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剑，唯王所用。请先言而后试。”然后，分别以“锋”、“锷”、“脊”、“镡”、“铗”等剑的不同部位为喻，向赵王描述了治国理天下的道理。这些内容，至少可以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长剑已开始出现并得到了普及，而且至迟在赵惠文王时期剑的形制已经定型。而这种状况又是战国时步战逐渐代替以戈、矛等长兵为主的车战，从而需要相应短兵的出现，同时冶炼技术的发展又使铁兵取代铜兵的实现成为可能。“春秋时代的剑一般在50cm左右，个别也有60cm稍长者；而战国剑则常常在70—100厘米左右，个别还有长达100cm以上者。长短变化如此显著，非常引人注目。”剑身的加长必然带动技术的变化，长短剑并存的格局积极地促进了剑术的丰富和提高，“锋”、“锷”、“脊”、“镡”、“铗”等剑的不同部位名称的出现，则标志着剑的形制已趋于定型。“从春秋末期到两汉间的数百年间，长短剑并世而存，出现了风行海内的‘击剑热’．形成了为士大夫所尊从的‘剑崇拜’，这个时期可称为我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庄子·说剑篇》里，庄子借用斗剑的道理来劝说赵惠文王放弃“日夜相击于前”的斗剑，励精图治，治国兴邦。其关于剑术的阐述异常精辟一一“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短短数言，不仅反映出当时的斗剑技术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而且体现出对斗剑经验的深刻领会和技战术理论方面的深入总结。“这段击剑要领，被视为武术技击理论的纲领，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击剑，可以看成是整个武术的一种战略战术理论。它的基本思想是：故卖破绽，诱敌来攻，因敌应变，后发制人，夺取胜利。这是中国武术的基本理论之一，至今仍是指导武术发展的重要原则。”
3、《庄子·说剑篇》所反映出的燕赵武术文化发展
《庄子·说剑篇》描述的大背景是战国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从其中所反映出的文化内容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战国时期有关燕赵武术文化的一些基本情况。
3．1尚武好勇、性情耿烈的燕赵剑士
燕赵武术文化是在燕赵区域内产生的一种地方武术文化。燕赵区域的主体是南至黄河，东临大海，西抵太行山，北以燕山山脉为界这样的一个四至范围。燕赵区域在文化上的特征就是慷慨悲歌，好气任侠。历史上，燕赵区域的人们擅长骑射，惯见刀兵，性情耿烈，尚武好勇，具有不同于中原、关陇，又不同于齐鲁、江南等地的特点。而这一点，在《庄子·说剑篇》中也得到了鲜明体现。文中描写赵惠文王有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这些剑士身着独特的衣服，头发蓬乱，鬓毛突出，圆瞪双目，声大气粗，见面时互相用语言攻诘责难；他们在斗剑时“上斩颈领，下决肝肺”，虽“死伤者岁百余人”仍“日夜相击于前”，且“好之不厌”，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气概；剑士们性情刚烈，受到怠慢，便纷纷自杀而死，“皆服毙其处也”。这些剑士的性情豪行，基本反映了当时燕赵武术人士的真实特点。
3．2“侠”的出现与娱乐性武术竞技活动
“士”是先秦社会极为重要的社会群体，是从平民中分化出来的一个长于勇力与武艺的特殊阶层。他们平时为卿大夫家臣，战时则执干戈卫社稷，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春秋末期，士阶层开始分化。惮用力者归“儒”，好用力者归“侠”，即儒者专于文，侠者专于武。《庄子·说剑篇》中，赵惠文王门下三千剑客以及“剑士”名称的出现，表明当时养士之风的盛行，并积极促进了“侠”的产生和发展。被称为“私剑”、“剑士”的侠士们，见义勇为，敢为知已者死，他们以剑技受人恩荫并为之效命，因为其肩负的任务而不能不专心于剑术武技的演练，并在不断的“斗剑”交流中总结完善，从而积极推动了剑术在技术层面上的提高，并形成了理论方面的积累。这也是《庄子·说剑篇》中能够提出“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的精妙剑术理论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在这种历史大环境下，任侠尚武之风在战国时期遂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燕赵大地上因而上演了一曲曲“豫让吞金”、“荆轲刺秦”等雄壮的“慷慨悲歌”。
从《庄子·说剑篇》中赵惠文王喜欢“斗剑”娱乐的内容可以看出，战国时期武术文化的发展中已出现了以娱乐为主的竞技性武术表演活动，至少在赵惠文王时期，以“斗剑”为主的娱乐性武术竞技活动在燕赵地区已相当流行。庄子“治剑服三日，乃见太子”。赵惠文王听庄子“后发先至”的剑论后，“令设戏请夫子”，“校剑士七日，得五六人，使奉剑于殿下，乃召见庄子”。从此处描写中可知当时的斗剑已有较为完备的体制，有了专门的剑服、正规的选拔制度和明确的比赛方法，而且斗剑活动规格相当高，大型的斗剑活动还常要以“戏”等娱乐活动作铺垫，深受官方重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这种武术与以集体阵战为主要特征的军事武技已有了很大区别，以“斗剑”为代表的各种娱乐性武术竞技活动，逐渐促进了各种以个体活动为主要表现特征的武术技术形态的发展，并有力地推动了军事武艺与民间武术的分途。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不妨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武术的整体发展特征通过《庄子·说剑篇》这个窗口，在燕赵武术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
3．3燕赵剑士衣冠特征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在《庄子·说剑篇》中，太子介绍当时剑士时说道：“然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嗔目而语难，王乃悦之。”根据这些描述，可以大略看出当时燕赵剑士的服饰特征，即剑士们都蓬着头发低垂帽子，系粗实的冠缨，穿短后的上衣，赵惠文王对于这种服饰特征似乎还比较欣赏。“从总的情况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间体育风尚深受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具有深厚的军事色彩。一些民间体育活动如剑道、射艺、角力等都是直接从军事体育活动转变演化而来，并间接为战争服务。”《庄子·说剑篇》中描写的燕赵剑士的这种衣冠特征，显然有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印记。“降至距今二千七百年左右的春秋时期，中原各国炎黄子孙们的服装制度已经基本形成。宽松舒适的袍服和裙裳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服装。”但是在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铁骑的压力下，一个不善于骑马的民族被迫跨上了马背，北方民族服装的短小紧窄、结实便利，也深深吸引着有志改革的中原人士。公元前302年发生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并不仅仅是对华夏传统服装和骑射的冲击，它“更重要的是一种观念的变革，汲取北方民族尚武强悍、勇于战斗的精神，同时，也是民族武术交流的典型例证。”赵惠文王作为赵武灵王的儿子和王位继承者，公元前298年即位，赵惠文王时期的燕赵武术文化不可能不保留有“胡服骑射”的改革痕迹。这就难怪赵惠文王会十分喜欢“斗剑”，并且对身着“仿胡”服饰的剑士们欣赏有加了。透过《庄子·说剑篇》中关于燕赵剑士的服饰特征的内容，我们依稀可以感受到二千三百年前发生的那场意义深远的冲破重阻、尚武自新运动，身着“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的尚武好勇、性情耿烈的燕赵剑士们，站在历史发展的潮头，在慷慨激越的燕赵大地上，亲身见证和实践了一场中国服装史上的盛大交流，中国军事史上的重要进步，武术发展史上的民族融汇，中华民族史上的革新图强。《庄子·说剑篇》就像一面蒙上了一层历史风尘的明镜，轻轻一擦，便显现出一段燕赵武术文化萌生、成长的历程，一幅中国武术文化发展、演变的缩影。
4《庄子·说剑篇》对现代武术发展的启发意义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辩章学术，考镜源流’……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对经典进行过多的阐述和发挥，往往有可能肢解经典的本义，甚至于误读经典的精髓，但是面对着《庄子·说剑篇》这一横跨千年历史岁月的文化经典，一种感怀仍禁不住在经典与现代的握手间油然而生。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对经典内在含义的回味不能不引发对当今武术发展的思索。
4．1庄子“三剑”引发的武术发展思索
在《庄子·说剑篇》中，庄子向赵惠文王描述了“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三种不同类型的剑。在这里，匡诸侯、服天下的“天子之剑”，法天、顺地、安民的“诸侯之剑”和无异于斗鸡的“庶人之剑”，不妨可以说分别象征了武术修养由高到低的三种不同境界。“同样的社会，同样的际遇，不同生活理想的人会赋予它不同的眼光，从而在各自心目中呈现不同的景致来，这就是境界。”同样的剑，在庄子的眼中分为层次不同的三种类型，同样的武术，不同的人生追求也导致了境界不一的武术修养：在有些人眼里，武术就是拳来腿往的搏斗争胜或挥剑舞扇的娱乐健身；在有些人心中，武术成了安身立命的谋生手段和实现荣华的欲望之舟；在有些人身上，我们却看到了淡泊宁静中的拳拳服膺和鞠躬尽瘁中的胸怀天下。
如果把武术看成一种防身健体的手段，那么你就有希望拥有一把“庶人之剑”，而且在当今高度发达的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更为精彩、轻松的时尚之剑可供你的选择；如果把武术当作一种可以谋生的职业，你也有可能得到一把“诸侯之剑”，武术可以给人带来现实生活所需要的可观的物质水准，而且还有可能成为实现各种个人欲望的稳定平台；如果选择了武术作为人生的一种生活方式，用毕生的心力去追求生命中的那把“天子之剑”，那么，我们每一个热爱武术的生命和我们深深地热爱着的武术，又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蓝图呢？在申奥时局山重水复，武术发展步履维艰的今天，我们每一个武术工作者是否都应该认真思索一下，自己已经拥有或正在追求的，究竟是何种“武术之剑”？武术文化形态的结构可分为“物器技术层”、“制度习俗层”、“心理价值层”三个层次，其中，“道与理是核心层，礼与艺是中间层，技与术是外显层”。庄子用“天子之剑”震撼了赵惠文王的内心，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武术之剑”来面向人类发展的崭新纪元呢？
4．2“文”以剑显、“剑”以文名的语言特色对武术文化研究的启示
“庄子‘尤以文辞陵轹诸子’，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语言大师。其语言不仅讲求实用，同时也注重艺术效果，表现出鲜明的艺术特色。”在《庄子·说剑篇》中，其语言风格以阳刚之美为主要特征，时而汪洋恣肆，如浩海之无涯；时而豪迈雄放，如江河之直下；时而又似行云流水，如清风拂面，空灵缥缈。关于剑士衣饰和“上斩颈领，下决肝肺”斗剑场面的描写，“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雄豪之气，特别是关于“天子之剑”和“诸侯之剑”等的论述，都给文章平添了独特的气质，使该文充满了雄健奇绝的魅力。“文”以剑显，“剑”以文名一一《庄子·说剑篇》的语言特色对于我们的武术文化研究同样也极具启示作用。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表现，也流露出思想者的感情。对武术历史文献的认知困难，在某种程度上是导致当今武术研究整体进展相对较慢的原因之一。在武术文化研究工作中，尤其是在武术历史文化研究方面，面对着研究资料静止的原始形态，如果我们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能以生动精炼的语言表述抽象的道理，寓理于形，尽可能地使武术历史文化研究生动形象而非干巴巴地予以表现；以准确贴切的理解把握相应武术文化的特点，寓情于景，尽可能地使个人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融入所研究的武术历史文化；以客观、理性的原则为前提条件和出发点，在实事求是、中规中矩的学术研究中尽可能平静地实现个人文化修养、武术历史文化特点和武术历史文化研究三者之间的和谐平衡，使“武术文化研究”成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武术文化进行相应艺术展现的现代化平台，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当前武术文化研究所力图实现并努力追求的一个方向。倘能如此，我们的武术文化研究论文才有可能打造出一系列精品，并最终把“武术文化研究”建构成当代文化发展中的前沿方向和精品工程。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的武术论文能够像《庄子·说剑篇》一样，让人读来受益匪浅、回味无穷，顿觉相见恨晚，那么鲜活、光亮、华丽而又动感十足、博大精深的传统武术文化，又何虑知音难觅？
谢选骏指出：和罗马角斗士的主要来源为奴隶不同，中国剑客的主要来源是自由民，他们是自愿奉献生命从事这项运动的，所以更有运动员风度。《说剑》虽然不一定就是庄子时代的文字，但想必去古未远，因为那毕竟体现了战国时代的风貌——“如果说《让王》、《盗跖》已不类庄子之文，那么《说剑》就更非庄子之文了。篇文中确有‘庄子’其名，但《说剑》里的庄子已不是倡导无为无已、逍遥顺应、齐物齐论中的庄子，完全是一个说客，即战国时代的策士形象，而内容也完全离开了《庄子》的主旨。因此，本篇历来认为是一伪作，也不是庄子学派的作品，应该看作是假托庄子之名的策士之文。”但无论如何晚于庄子，但不会晚于秦国统一六国，因为这些策士和剑客，都随着秦始皇的征伐而消失了。
那是在公元之前221年——秦灭六国之战，指中国战国末期七大诸侯国之一的秦国进行消灭函谷关东六国、完成中国统一的战争：从公元前235年攻打赵国到前221年灭齐国结束，共计15年的时间，先后按顺序消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结束中国自春秋以来长达500多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即秦朝。
在此之后五年，公元前216年举行的雷必达的葬礼上，在广场上搏斗的罗马角斗士仅仅才有22对，角斗运动尚未全面发展，更未进入全盛时期。而赵王呢？仅仅用七天时间让剑士们比武较量，就死伤六十多人。所以我说：中国角斗士——剑客运动早于罗马。
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谁的规模更大？
如果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在历史上相遇，究竟谁能战胜谁？
历史没法假设。但是仅从致命格斗一项来看，罗马人看来要甘拜下风了。而且，罗马也没有坑杀40万降卒（秦对赵）、20万降卒（楚对秦）的“金氏纪录”。

谢选骏：事实与思想——德国哲学家大多喜欢巴结权势

《1933—1934年校长任职：事实与思想》（1945年海德格尔）这样写道：
在1933年4月 我被大学全体大会一致推选为校长。我这一职位的前任冯?默伦多夫（V. M?llendorff） ，在一个短暂的任期后基于部长的指令不得不辞职。我同冯?默伦多夫多次深入谈论过继任问题，他本人希望我来接受校长职位。同样，前任校长绍尔（Sauer） ，也尝试劝说我为了大学的利益而接受这个职位。在选举日的上午我还在犹豫，并想退出竞选。我同权威性的政府机关和党的机关没有任何往来；我本人既不是党员，也没有以任何方式从事政治活动。因此，在政治力量集中的地方，就那作为必不可少的东西和任务而浮现在我眼前的，我是否会被听从，这是不确定的。然而，同样不确定的是，大学在多大程度上会自愿一道去源始地发现和塑造它自己的本质；这一任务我已经在1929年夏天于我的教授就职演讲中进行了公开阐述 。
在教授就职演讲“什么是形而上学？”（Was ist Metaphysik?）那进行引导的句子中，说到：“此时此地，我们为我们自己而追问。我们的此是——在由研究者、教师和进行大学学习的人所形成的共同体中——已经被科学所规定。只要科学已然成为了我们的激情，那么，在此是之基础上于我们发生了什么本质性的事情？——科学的各个领域彼此离得很远。它们处理其对象的方法也有着根本的不同。今天，学科之间的这种碎片化的多样性只还通过大学和院系这种技术组织而结合在一起，并通过各个专业所确立的实用目的而保有某种意义。然而，诸科学的根在其本质基础上已经枯萎了。”该演讲在1933年已经被译成了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日文。
人们到处都能知道我如何思考德国的大学，以及我把什么视为它那最紧迫的关切。它不应将自己保持在技术组织的－机构的虚假统一中，而应从其本质基础——这种本质基础正是科学的本质基础——出发，即从真之本质本身出发来革新它自己，重新赢得追问者和知道者之间的那种源始的、有生命的统一。

1930年我谈论了真之本质，这是一个直至1932年我还在德国好些地方一再做过、并因复制的笔记而变得众所周知的演讲。该演讲1943年才出版 。在该演讲的同时期，通过对柏拉图洞穴喻的一种解释，我举行了一次<每次>两小时关于希腊的真之概念的讲座课。在1933 / 1934年冬季学期于我的校长任职期间再次做了该讲座课，并通过一场满座的讨论班“民族与科学”（Volk und Wissenschaft）对之进行了补充。对洞穴喻的解释，于1942年以“柏拉图的真之学说”（Platons Lehre von der Wahrheit）为标题发表在《精神传承年鉴第2辑》（Jahrbuch für die geistige überlieferung II）上 。党明令禁止提及和讨论这篇论文，同样禁止单行本的印刷发行以及销售。
直到最后一天还让我犹豫接受校长职位的事情是，我知道我必然会因自己的计划而陷入到同“新”和“旧”之间的一种双重冲突中。“新”此时在“政治性的科学”之形态中出场，其理念奠基在对真之本质的一种歪曲上。“旧”则力求坚持“专业”、促进它的进步并在教学中使之变得有用，每一对本质基础的反思被当作抽象—哲学性的而加以拒绝，或者最多只允许它作为外在的摆设；而不是将之作为反思去实行反思，并根据这种实行来思考大学和属于大学。
因此危险在于，彼此对立的“新”和“旧”以相同的方式反对我的尝试，并使之变得不可能。在接受校长职位时我尚未看清以及没有料到的，是在第一个学期所发生的事情：新和旧最后一致联合起来瘫痪掉我的努力，并最终排挤掉我。
尽管我那源始地对大学本质进行奠基的计划面临着双重威胁，但在许多大学同事的规劝下，尤其是在被撤职的校长冯?默伦多夫和他的前任、那时是副校长的绍尔的规劝下，我最终决定接受校长职位。特别是鉴于绍尔教士有效地指出了下面这一可能性，那就是：假如我拒绝了大学，那么，会从外面任命某人为校长。
总的来说，决定我接受校长职位的有三个因素：
1. 我在那时于已经取得了权力的运动中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参加到民族的一种内在凝聚和革新中并找到一条道路，参加到它的历史的－西方的规定中去。我相信，革新着自己本身的大学能够同时是负有使命的，能够给出-尺度地（ma?-gebend） 参与到民族的内在凝聚中去。
2. 由此我在校长职位中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把所有丰富的力量——不管党籍和党的主义——带到反思和革新的进程面前，并加强和确保这些力量的影响。
3. 我希望以这种方式能够对付那些不恰当的人的紧逼、以及党的机构和党的主义那有所恐吓的威权。
 事实是：那时已经有许多劣质的和没有能力的东西、许多自私的和忌妒的东西在胡作非为。而对于我来说，鉴于我们民族总的形势，这恰恰更是尝试让各种丰富的力量和本质性的目标发挥作用的一种理由。袖手旁观、对那些“无能的人”嗤之以鼻、不顾西方的历史处境而对从前的东西高唱赞歌，这肯定是更为惬意的。或许下面这一提示就会表明我那时已经是如何在看待历史处境。在1930年，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 的文章“总动员”（Die totale Mobilmachung）已经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已经预示了他1932年出版的《劳动者》（Der Arbeiter）一书的基本特征。那时，我在小范围内同我的助手布罗克（Brock） 详细讨论了这些作品，并力图揭示其中是如何表达对尼采的形而上学的一种本质理解的，只要在这种形而上学的视域中已经看到和预见了西方的历史和现状。通过从这些作品、以及更加本质地从它们的基础出发进行思考，我们思考那正在来临的事情，也即是说，我们尝试在与之的争辩中同时面对它。许多其他人在那时也读了这些作品；然而人们把它们连同许多其他读过的有趣东西一起束之高阁，并且不懂得它们的影响。在1939/1940年冬季，我再次在同事圈部分地详细讨论了云格尔的书《劳动者》，并获悉甚至在那时这些思想是何等地陌生和让人奇怪，直到它们被“事实”所证实。恩斯特?云格尔在关于劳动者的统治和形态的思想中所思考的，以及鉴于这种思想所看到的，是在行星上被看到的历史之范围内的权力意志的普遍统治。今天，所有的东西都立于这种现实性上，无论它被称作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世界民主。
从权力意志的这种现实性那儿我当时已经看到了什么是。权力意志的这种现实性也能够在尼采的意义上用这一句话来加以表达：“上帝死了”。出于本质性的理由，我在我的校长致辞中引用了这句话。这句话同一种庸俗无神论的断言毫无关系。它意味着：超感性的世界、尤其是基督教的神的世界，在历史中已经失去了其起作用的力量。（参见我1943年的演讲，“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如果事情是不同的，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会是可能的吗？进而，如果事情是不同的，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会变得可能吗？
因此，为了在源始地反思对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进行一种克服中进一步思考、即通过回返到其开端处而开始同西方思想进行一种争辩，理由和本质性的急迫难道还不足够吗？为了对西方精神的这种反思而尝试在我们德国人那儿唤醒被视为培植知识和认识的场地的那种处所——德国大学，并使之成为前线，其理由和本质性的急迫难道还不充分吗？
诚然，同历史进程进行论争，而这种论争始于这样的话：“如果……，以及如果不……，那么，就会出现……”，这总是冒险的。但问题也可以这样被提出：如果在1933年所有丰富的力量为了在隐秘的团结中渐渐地纯化和控制那已经取得权力的“运动”而觉醒了，那么，什么就会出现以及什么就会被预防？
 诚然，当人们把罪责算计和推到他人身上时，总是傲慢放肆的。然而，当一个人确实找到了罪犯并根据罪责来进行评判时：那么，岂不也有着一种本质性的疏忽之罪？那些在那时甚至有着先知般的禀赋以至于看清了所有事情会如其要来的那样来的人——我没有那样的智慧——，那为何他们几乎等待了10年才开始同灾难作斗争？那些认为知道了这些的人为何不在1933年，为何他们不恰恰在那时就动身去扭转一切，并将之从根本上引向善呢？
 诚然，凝聚所有丰富的力量可能是困难的，对运动整体及其权力地位逐渐施加影响也是困难的，但这都不比我们后来不得不承负的东西更为困难。
通过接受校长职位，我冒险尝试挽救、纯化和增强那积极的东西。
我的意图从不是仅仅要实现党的主义以及依照某一“政治性的科学”之“理念”来行动。但我同样不愿意仅仅捍卫以前的东西，以及通过单纯的斡旋和调停去敉平一切，并将之保持在平庸中。我深信不疑，一些本质性的事情——它们远远高出大学所关乎的一切——危如累卵。
但下面这点对我来说也是清楚的，那就是：必须首先强调和肯定我那时在运动中所看到的那些积极的可能性，以便为所有丰富力量的一种不仅仅有着事实性而是有着实事性基础的凝聚作准备。立即和单纯的反对，应既不符合我那时的信念（它决非对党的信仰），也是不明智的。
以下这些可视为在校长任职期间我的基本态度的标志：
1. 我从未被任何党的机构请去发表任何政治建议；我也从未寻求一种这样的合作。
2. 我也绝没有同党的干部维持个人或政治上的联系。
在1933年5月的校长致辞中已经表达了我校长任职的意图和态度
当然，正如在每一被说出的话那儿一样，在这儿一切都有赖于解释、有赖于准备参与到本质性的东西中去并打量这种东西本身。甚至根据篇幅就能识别出来的校长致辞的核心部分，是对知识和科学之本质的阐明，而大学就奠基在这种本质之上，并基于该本质它才可以在其本质中主张它自己为德国的大学本身。同劳动服务和国防服务相比，知识服务之所以在第三个位置被提及，不是因为它次于那两个，而是因为知识是真正和最高的东西，大学的本质会聚到它身上、反思凝聚在它周围。与最先提到的劳动服务相关的，对此可以提请注意：早在1933年前，这种“服务”就已经从时代的困境中以及从青年的意愿中形成和塑形。而“国防服务”，我既不是在一种军国主义的意义上也不是在一种侵略的意义上提及，而是将之思考为自卫中的防御。
致辞的核心部分服务于对知识之本质、科学之本质以及在科学上培育起来的职业之本质的阐述。在内容上可提取出四个要点。
1. 诸科学都奠基在对其专业领域的本质域的经验上。
2. 真之本质作为让是（Seinlassen），即让是者如其是的那样是。
3. 对在希腊人那儿的西方知识的开端之传承的保持。（参见1932年夏季学期我的<每次>两个小时的讲座课：西方哲学的开端 [Der Anfang der abendl?ndlischen Philosophie] 。）
4. 与之相应，西方世界的责任。
在所有这些那儿，都有着对“政治性的科学”——它作为关于尼采对真和认识之本质的见解的一种粗糙学说而被国家社会主义到处散布——之理念的明确拒斥。在致辞中清楚表达了对“政治性的科学”之理念的摒弃。
反思和追问的态度被置于了“战斗”中。但在致辞中“战斗”意味着什么？如果反思中的本质性的东西会回溯到希腊的?πιστ?μη [知识]，也即是会回溯到?λ?θεια [真]，那么，就的确可以设想“战斗”之本质不是随意摆出来的。“战斗”在赫拉克利特的意义（残篇53）上被思考。但为了理解这经常被误解的箴言，必须首先注意两点，我在我的讲座课和讨论班中经常充分地提到了它们：
1. 残篇由之开始的π?λεμο? [战斗]一词，不意指“战争”，而是意指赫拉克利特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的?ρι? [争执]一词所意指的东西。但这意味着“争执”。然而，争执不可被视为口角、吵嘴和单纯的不和，更加不是使用暴力和击倒对手，而是从-对方-确立（Aus-einander-setzung） ，从而在这种从-对方-确立中，那些从-对方-确立的东西之本质在这种确立中把自己暴露给对方，并由此显示自己和露面，用希腊人的话即是：进入到无蔽的东西和真的东西中。因为战斗是相互承认着地把自己暴露给本质性东西的那种暴露，从而在把这种追问和反思置于“战斗”上的致辞中，始终说的是“暴露”。被说的东西位于赫拉克利特箴言方向上，箴言自身能完全清楚地对之进行作证。还必须注意第二点。
2. 我们不仅不可以把π?λεμο? [战斗]思考为战争，更不可以利用所谓赫拉克利特的“战争是万物之父”这句话，认为它把战争和斗殴宣布为所有是（alles Sein）的最高原则，从而在哲学上为战事辩护。
我们必须首先且同时注意：以通常方式加以引用的赫拉克利特的那句箴言歪曲了一切，因为由此就会避而不谈箴言整体以及与之相随的那种本质性的东西。它完整说的是：
“在万物中争执乃是播种，但在万物中它也（并且首先）是最高的东西——进行保持的东西——，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它让一些显现为神，让另一些显现为人；因为它让一些作为奴仆、让另一些作为自由者，进入敞开域。”
π?λεμο? [战斗]的本质在于δεικν?ναι [显示]、显示和ποιε?ν [创制]、摆-到这儿（her-stellen） ，用希腊人的话即是：摆-出（hervor-stellen）到敞开的样貌中。这就是在哲学上对“战斗”之本质的思考，并且在致辞中所说的，仅仅是在哲学上进行的思考。
对本质域的这种有所争辩的反思必须在每一科学中实行，否则它就依然是不知（ohne Wissen）的“科学”（Wissenschaft） 。从对科学之整体的这种反思中，大学自身通过它自己本身而把自己带到自己的本质基础之上，而只有被它所看护的知识才能通达该本质基础；因而它的本质不可能从别的地方、从“政治”或从任何其他确立的目的那儿得到规定。
根据这种基本看法和基本态度，致辞以“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t）为题目。只有极少数人清楚单是这个题目在1933年已经意味着什么，因为在它所关乎的那些人中，只有少数会不带偏见地、不受闲谈的蒙蔽而花力气去清醒地仔细思考它究竟在说什么。
诚然，人们也能够有其他的态度。人们能够让自己不做思考并坚持下面这一轻易就能得到的想法：那时国家社会主义夺取政权不久，一位新当选的校长作了一个关于大学的致辞，该致辞“代表”了“国家社会主义”，也即是说喊出了“政治性的科学”之理念，大致一想，它意思是：“对于民族有用的，就是真的。”由此有人就会得出，甚至有权得出：这样一来，实质上否认了大学的本质，并为它的毁灭火上浇油；因而必须把题目说成是：“德国大学的自我斩首”（Die Selbstent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t） 。一个人能够这样来看待这件事，如果他足够无知且无力进行反思、如果他满足于舒适安逸和逃遁到闲谈中、如果他仅仅满足于传播大量敌意的话。
一个人能够在解释致辞时这样不负责任地行事；但那时他就不可以把自己冒充为那种自诩对德国大学的精神和福祉是负有责任的人。因为如此肤浅地思考和如此肤浅地无忧无虑地闲聊，或许与各种政治方法相适应，但却同思想的实事性那最内在的精神相冲突，而该精神恰恰是他假装必须进行拯救的。
致辞不为它所关乎的那些人所理解；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如下这方面：它说的是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在任职期间引导我在本质性的、较少本质性的和仅仅外在的东西之间作出区分。
致辞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立场，甚至更不为党和权威机关所理解；但只要有人立即觉察到其反面，就会对之有所“理解”。在同一天于“科普夫”（Kopf）酒店 的校长就职宴会上，瓦克尔（Wacker） 部长对我说了他对他所听到的致辞的“看法”。
1. 它是一种绕开了党纲所展望的各种远景的“私人国家社会主义”（Privatnationalsozialismus）。
2. 整个内容尤其没有奠基在种族思想之上。
3. 他不能认可对“政治性的科学”之理念的拒斥，他甚至不愿承认该理念尚未被充分地奠基。
部长的这一表态并非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立即被告知给了一些党内同志，如那时的州学生领袖谢尔（Scheel） 、医学讲师施泰因博士（Dr. Stein）和法兰克福的克里克（Krieck） 。顺便一提，这三人从一开始就控制着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文化部；分管高校的负责人费尔勒（Fehrle） 处长本人尽管心地善良且富同情心，但完全受他们掌控。
在校长就职庆典后不久，我被召到部里当面示意如下：1. 今后别指望大主教出席这类庆典活动；2. 我在校长就职庆典后宴会上的讲话有失体统，因为我多余地特意突出了来自神学院的同事绍尔，并强调我就自己的科学学术教育感谢他。
在部里谈论这些事情，这不仅一般地表明了它的立场，而且表明他们绝不愿意接受我为了大学的内在革新不顾所有的不和与争吵而力求取得的东西。
到那时我已经在职位上几周了。在校长就职第二天，我的第一个职务行为是禁止在属于大学的任何地方张贴“告犹太人书”（Judenplakat）。该公告已经张贴在德国所有大学中。我向学生领袖宣布，只要我还是校长，该公告在大学范围内就找不到任何位置。该学生领袖带着他的两位陪同者离开时对此表示，他将向帝国学生领导层报告这一禁令。大约8天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它是由一位冲锋队分队长鲍曼博士（Dr. Baumann）代表最高冲锋队领导层的冲锋队－高校处打来的。他要求张贴告犹太人书，如果我拒绝，那么，我就要考虑离职，甚至考虑大学的关闭。我还是拒绝了。瓦克尔部长表示，他不可能做反对冲锋队的任何事情，冲锋队那时扮演了一个后来党卫队所接管的角色。
 上述事情只是在我校长任职生涯期间显得越来越清楚的形势中的第一个迹象。最为不同的政治力量团体和利益共同体带着各种主张和要求到大学里说话。部则常常扮演着次要角色；此外，它还忙于替自己取得在柏林那儿的某种独立性。到处上演的仅仅是权力斗争；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仅仅对大学感兴趣到下面这个份上：它作为一种机构、作为学生共同体或教师共同体，要扮演一种权力因素。此外，医生、法官和教师的职业团体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诉求，并要求清除那些让他们不舒服和感到可疑的教授。
这种控制着一切的混乱氛围，没有提供任何可能性去看护甚或仅仅认识下面这些我唯一在乎并为之而接受校长职位的努力：反思知识态度，以及反思教育之本质。夏季学期匆匆过去，并耗费在对人事和机构问题的讨论上。
唯一富有成效的事情——哪怕仅仅在消极的意义上——是：在那经常威胁要超出目标和限度的“清洗行动”（S?uberungsaktion）中，我能够阻止对大学和同事的各种不公正行为和伤害。
这种单纯预防性的工作不会表现出什么业绩，并且也不必让同事们对之有所了解。法学院、医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中的那些声名卓著、值得尊重的同事，一旦他们听到那时要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他们可能会大吃一惊。
在我任职的第一周我就认识到部长对下面这点很重视，那就是：校长属于党。一天，那时的地区领导克贝尔博士（Dr. Kerber） 、地区副领导以及地区领导层的第三把手出现在我的校长办公室，并邀请我入党 。为了在政治角力中没有任何分量的大学的利益，以前从未属于过任何政党、也未接受过任何邀请的我同意了，但要他们明确接受下述条件，那就是：我个人，更别提作为校长，绝不接受任何党的职务，或者从事任何党的活动。我遵守了这项条件，这也并不困难，因为在1934年春我就中断了校长职位（见下），我被视为在政治上不可靠，并且一年比一年受到更为严格的监视。
入党一直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事情，因为党的领导层并不想同我商量大学、文化和教育问题。在我的整个校长任职期间，我从未参加过任何的协商和谈话，更未参加党的领导层和党的各种机关的决策。大学依然还是受到怀疑的，而人们同时又想为了文化宣传的目的而利用它。
我自己每天更多地是忙于就我自己的计划而言我必定认为是不重要的那些事情。我不仅对在形式上完成这些空洞的公务不感兴趣，而且同时我也没有经验，因为我以前一直拒绝任何学术职务，由此一来就是一个新手。此外，困难的形势出现了，秘书处的主管也任职不久，对大学事务同样没有经验。于是一些不能让人满意的事情、不正确的事情、粗心的事情出现了，它们如它们所看起来的那样，只是让同事们忙活了一番。校长致辞白费唇舌，在就职庆典那天后就被抛之脑后；在整个校长任职期间，没有一位同事前来就致辞交换过任何意见。人们行进在院系政治那用了十年时间踩踏出来的道路上。
如果不是在1933年夏季学期两个对大学的危险越来越清楚地预示了出来，所有这些让人困惑的东西、以及非本质性的东西于其中显露出来的霸权，也许可以忍受。
在海德堡大学作一场关于科学之本质的演讲期间，我在那儿偶然通过施泰因博士和谢尔得知一些计划，那就是要对弗莱堡的不同教席进行一次重新安排。大学应安插一些可靠的党员，并由此为下面这点创造可能性，那就是尤其相应地把院长一职保留给一些党员。提出来作为理由的看法是：在对这些职位的占据中，作为大学教师此刻首先更重要的不是其科学价值和能力，而是政治上的可靠和积极的突破力。在这些表明出来的态度和意图那儿，复又显示出：从法兰克福来的克里克的影响在海德堡和卡尔斯鲁厄得到了增强。在卡尔斯鲁厄我被示意，留下以前的那些院长是不可忍受的。院系需要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因此，为了预防对大学之真正本质的这种危害，是时候以相应的方式采取行动了。
第二个危险是来自外面的威胁，这在夏季学期于埃尔富特（Erfurt） 举行的校长会议上就被察觉到。该危险在于企图让院系的整个教学活动被医生、法官和教师的行业以及它们的诉求和需要所规定，从而最终把大学碎裂为专科学校（Fachschulen） 。由此不仅大学的内在统一性受到威胁，而且学术训练的基本方法由此也受到威胁，也即是说，我试图通过一种革新来加以拯救、以及单单为了它我才接受校长职位的那种东西受到了威胁。
我尝试通过建议修改大学章程来应对由海德堡和由专科学校之倾向而来的这两个正在逼近的危险。修改大学章程使得能够在下面这种意义上任命院长一职，那就是让院系的本质和大学的统一性能够得到挽救。修改大学章程的动机完全不是渴望搞颠覆性的和改革狂似的活动，而是看清了上述危险，这些威胁从政治力量的分配和种类来看绝非是臆想出来的东西。
在大学里面，人们只是越来越片面地呆望那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们仅仅在机构和法律层面上考虑大学章程的修改；同时仅仅着眼于个人的偏好和冷淡来评价对院长一职的新任命。
我把一些同事任命为1933/1934年冬季学期的院长；不仅根据我个人的判断，而且根据普遍判断，他们在学术界和自己的专业里都享有一定名声，同时他们保证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推动在其院系工作中的科学精神。这些院长中没有一个是党员。党员干部的影响被排除了出去。存在着这样一种希望，那就是要在各个院系保持和振奋科学精神的一种传承。
但事与愿违。所有的希望都变得让人失望。为了真正的东西而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
“托特瑙山营（Todnauberger Lager）”成为了1933 / 1934年冬季学期的一个奇特先兆；它原本要让教师和学生对真正的学期论文有所准备，并澄清我对科学和科学工作之本质的看法，以及同时对之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
营地参加者的遴选，不根据所属政党的观点以及在国家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活动来进行。当营地计划在卡尔斯鲁厄变得众所周知之后，从海德堡那儿立即传来声音，那就是坚决希望也可以派遣一些参加者；与此同时海德堡和基尔（Kiel） 达成了一致。
我通过关于大学和科学的一个报告尝试澄清校长致辞中的核心内容，并鉴于前述的那些危险更加紧迫地摆出大学的任务。在各个小组中立刻出现了关于知识和科学、知识和信仰、信仰和世界观的一些富有成果的交谈。在第二天早上，州学生领袖谢尔和施泰因博士突然不打招呼地乘车前来，并热烈地同营地中的海德堡参加者进行了交谈；他们的“作用”渐渐地变得明显起来。施泰因博士提出允许他本人作一场报告。他谈论了种族和种族原则。营地的参与者获悉了该报告，但没有进一步进行讨论。海德堡分组带有破坏营地的任务。但实际上要针对的不是营地，而是其院系不愿被党员所领导的弗莱堡大学。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出现了，其中一些更是让人痛苦；但如果我不想一开始就让即将来临的整个冬季学期一事无成的话，我就得必须忍受它们。或许此刻就离职是更为正确的。然而，我那时尚未估计到随即就暴露出来的事情。敌意的加强，不仅来自部长以及影响着他的海德堡集团一方，而且来自同事一方。
尽管部长表面上同意对院长职位的新任命，但他还是认为下面这点是奇怪的：不仅没有党员占据这些职位，而且我甚至胆敢恰恰任命在半年前部长在校长职位上拒绝支持的那个人为医学院院长。此外，从部里传来越来越明确的要求，那就是：同迄今所发生的相比，在弗莱堡大学要更加认真地贯彻政治性的科学之理念。
这时下面这些就变得引人注目了：在整个冬季学期，医学院的一些人以及法学院的一些人一再向我提议重新安排院长一职，并用其他人取代冯?默伦多夫和沃尔夫（Wolf） 。我把这些愿望归因于两个学院内部的不和与竞争，并且对它们没有加以进一步的重视。直到临近1933 / 1934年期末的晚冬，我被请到卡尔斯鲁厄；在那儿，部里的费尔勒处长在州学生领袖谢尔在场的情形下告诉我，部长希望我免掉冯?默伦多夫和沃尔夫这两位院长的职位。
我立即声明在任何情形下我都不会那么做，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客观上我都不可能为这样一种重新安排负责。如果部长坚持他的要求，那么，出于对这一无理要求的抗议我除了辞去我的职位外别无选择。接着费尔勒先生对我说，尤其是关于同事沃尔夫，法学院希望另外任命院长一职。我于是宣布我辞去我的职位并请求同部长面谈。当我宣布这点时，在州学生领袖谢尔的脸上出现了幸灾乐祸的笑容。一个人以这种方式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但已经变得非常清楚的是：为了把我逐出校长位置，对所有看上去像国家社会主义的东西都感到愤慨的大学圈，并不害怕同部里以及影响着它的那些团体合谋。
部长立马接受了我的辞职 ，在同他的面谈中，下面这些变得清楚起来：在国家社会主义关于大学和科学的观点和我自己的观点之间，有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部长表示，可是他不希望基于我的哲学同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不相容而来的这种对立，作为弗莱堡大学同部里的冲突而公之于众。我回应到，我不可能有任何兴趣这样做，因为大学已经同部里沆瀣一气，并且由于某种冲突而把我本人置于公众的闲谈中也非我所愿。部长回答说，在我不进一步引人注目地辞去校长职位后，随我做我认为必要的事情。
我也这么做了，因为我作为离职校长，拒绝以传统的方式参加随后的校长职位交接以及提交报告。人们在大学里也理解这种拒绝；并且正如以前和后来通常的那样，人们自然也不会请我这位离开的校长发表进一步的意见。我也绝不期待这类事情。
从1934年4月开始，我住在大学外面，因为我不再关心“进程”，而只是尝试尽力完成教学义务中那必不可少的事情。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教学也日益成为了本质性的思想同它自己本身的一种自言自语。或许它在好些地方都切中和唤醒了人，但它没有把自己塑造成某一确定行为中的一种成长着的、源始性的东西复又能够从它本身那儿生起的接点。
自身根本无关紧要的1933 / 1934年的校长任职事件，也许是科学——它不再被革新之尝试所规定，它的本质向着纯粹技术的传递也不可能被阻止——之形而上学的本质情状的一个表征。我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才认识到这点。（参见“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 [Die Begründung des neuzeitlichen Weltbildes durch die Metaphysik] ”）校长任职是这样一种尝试：在已经取得权力的“运动”中——摆脱它的所有不足和粗制滥造——看到那远远扩展出去的东西，这种东西或许某天能够把一种凝聚带到德国人那西方历史的本质那儿。绝不应否认，我那时曾相信这些可能性，并由此为了能在职位上实现它们而放弃了思想者那最本己的职责。自己在职位上的不足所造成的东西，绝不应被弱化。然而，这些展望并未切中支配我接受校长职位的那种本质性的东西。在一种惯常学术活动之视域中的对这次校长任职的各种评论，或许在它们自己的方式上是正确的，并且是有权得到辩护的，但它们都决未切中本质性的东西。同那时相比，为那蒙蔽了的眼睛打开看这种本质性的东西的视界，甚至在今天有着更少的可能性。
本质性的东西是：我们立于虚无主义的完成中间，上帝“死”了，没有为神性留下任何的时间－空间。然而，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在德国人那诗性的思想和吟唱中宣示了出来，德国人无疑还很少听闻这种创作，因为他们力求根据环绕着他们的虚无主义之尺度来调节自己，并错判了一种历史性的自我主张之本质。
校长职位后的时日
一些人乐于根据他们的评价方式来看我校长任职中的错误，以下这些事情一一列举给他们，并且仅仅给他们。就其本身来说，它同在过去的各种尝试和措施——在行星的权力意志之整个运动内，它们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以至于甚至几乎不值一提——中的那种毫无成效的折腾一样是不重要的。
对于1934年春离职所带来的各种可能后果，我是清楚的；在同年的6月30日后我对之更加清楚 。这一时间之后任何在大学领导层接受某一职位的人，都能够清楚地知道他在与谁为伍。
我的校长任职随后被党以及被部长、教师团体和学生团体如何评价，记录在我的继任者上任时于报刊上传播出来的那些论断中。此后这位继任者才是弗莱堡大学的第一位国家社会主义的校长；他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人，确保了一种战斗的－军人似的精神以及它在大学的传播。
现在对我的怀疑开始了，直至变成了辱骂。指出恩斯特?克里克在那时创编的杂志《成长中的民族》（Volk im Werden）的当年那几期 ，就足以是证据。该杂志的一期勉勉强强地出版了，其中公开或装着不明就里的论战并未击垮我的哲学。由于直到今天我也毫不在意这种喧嚣，尤其绝不进行反驳，于是那些即使平庸我也不曾特意攻击过的人的愤怒就越来越大。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A. Baeumler） 在其代表罗森贝格（Rosenberg） 办公室所编的教育杂志上以某种不一样的形式进行了相同的怀疑。希特勒青年团（HJ） 的杂志《意志与权力》（Wille und Macht）则充当了先锋。我在此期间已经出版的那篇校长致辞，成为了在教师阵营中争论的一种流行靶子。（伽达默尔 [H. G. Gadamer]、格哈德?克吕格尔 [Gerh. Krüger] 、瓦尔特?布勒克 [W. Br?cker] 可以作证。）
 甚至1934年后我很少完全在纯粹科学的领域内所举行的那些演讲，本地的党报每次也会以一种令人厌恶的方式进行辱骂，并且当时的大学领导们每次也只能艰难地站出来反对这些做法。举行的演讲有这样一些：1935年“论艺术作品的本源”（Vom Ursprung des Kunstwerks）、1938年“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Die Begründung des neuzeitlichen Weltbildes durch die Metaphysik）、1941年“荷尔德林的赞美诗‘如当节日的时候……’”（H?lderlins Hymne‘Wie wenn am Feiertage...’），以及1943年“荷尔德林纪念会”（H?lderinggedenkfeier）。
 甚至扩展到我讲座中的这种围剿，也渐渐地取得了想要的成功。在1937年夏季学期，从柏林来的一位汉克博士（Dr. Hancke）出现在一个讨论班上，他很有天分，并且很有趣，在我那儿同我一起工作。不久他向我承认，他不能再对我隐瞒他替那时领导着保安部（SD） 西南分部的谢尔博士工作。谢尔博士已经提请他注意，我的校长任职其实在为非－国家社会主义的面孔和弗莱堡大学的冷漠态度撑腰。我不想在这儿把任何功绩算到我的头上。我提到它仅仅是为了表明：1933年开始的敌意一直在持续和增强。
 同一位汉克博士还对我讲，在保安部盛行着我同一些耶稣会修士合作的看法。事实上，在我的讲座和讨论班上，直至最后都的确有一些天主教修会的成员（尤其是从弗莱堡分会来的一些耶稣会修士和方济各会修士）。这些先生同其他进行大学学习的人完全一样，能够同我一道工作，并通过我的讨论班而得到帮助。多个学期以来，耶稣会神父洛茨教授（Prof. Lotz） 、拉纳（Rahner） 、维多夫罗（Huidobro）都是我高级讨论班的成员；他们经常在我们家。人们只需读读他们的著作就能马上认识到我思想的影响，也无需否认这种影响。
晚些盖世太保在我那儿的调查也只是扩展到我讨论班中的天主教参加者身上：舒马赫神父（P. Schumacher）、古根贝格尔博士（Dr. Guggenberger）、博林格博士（Dr. Bollinger）（与慕尼黑的索尔 [Scholl]学生行动有关，人们正在弗莱堡和我讲座课中寻找该行动的一个策源地）。
先前已经——在辞职后——有人指责我允许早前的一些学生（非雅利安人）出席我的讲座课。
此外众所周知，我的三位最有才能、在哲学上显著地超出新生代平均水平的学生（伽达默尔、格哈德?克吕格尔、布勒克）被冷落多年，因为他们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只是当人们最终不再能回避他们的资格并且丑闻变得总所周知时，他们才得到任命。
从1938年起，禁止在报刊和杂志上提到我的名字，同样禁止评论我的作品——只要它们还能够出新版。最后，《是与时》（Sein und Zeit）以及康德书的新版也遭到禁止，即使出版商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文件。
尽管在自己的国家是一片死寂，但人们却试图用我的名字在国外从事文化宣传，并说服我做演讲。我拒绝了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所有这样的巡回演讲；我也从不参加学院为在法国的驻军举办的演讲。
或许以下实事能够说明人们评判并尝试排挤我的哲学工作的方法：
1. 1935年于布拉格的国际哲学大会，我既不属于德国代表团，也根本不被邀请参加。
2. 以同样的方式我应继续被排除在1937年于巴黎的笛卡尔大会之外。这种针对我的做法在巴黎一方看来是如此奇怪，以至巴黎的大会领导小组自己透过索邦大学的布雷耶教授（Prof. Bréhier）问我，为何我不属于德国代表团。大会打算自行邀请我做一个演讲。我回答说，关于这一情况或许应在柏林向帝国教育部打听。不久，我收到从柏林来的一个邀请，让我事后参加代表团。整个事情以不能让我随德国代表团前往巴黎的一种方式来进行。
在战争期间，筹划出版一系列关于德国人文科学的介绍性著作。“系统哲学”（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部分由尼古拉?哈特曼（Nic. Hartmann）负责。为了规划这一计划，在柏林举行了三天的讨论；除了雅斯贝尔斯（Jaspers）和我，所有的哲学教授都被邀请。他们之所以不需要我们，那是因为与这一出版相联系，计划对“生存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展开一场攻击，这后来也得到了实施。
正如已经在校长任职期间那样，在这儿也显示出反对者的一种奇特爱好，那就是：尽管彼此对立，但却结盟反对所有他们由之在精神上受到威胁并感到会被追问的东西。
然而，这些事件也仅仅是投射在我们历史的一种运动——德国人现在也还没窥测到它的范围，甚至当灾难已经降临到了他们身上之后——之巨浪上的一种转瞬即逝的浮光掠影罢了。
读者评论之一：
这是一篇海德格尔写的为自己辩护的文章。还是黑格尔说的对啊，任何一个东西，一旦进入外界，成为一个外面的实在，就变成了一个个体性的事物，就没有真理了，要随时被改变。包括你说过的话，写过的文章等等。改变这些东西的力量就是事情本身。
读者评论之二：
又看了一遍他的我的大学，海德格尔确实是认同当时党的基本主张。之所以和他们和不来，是因为海德格尔调子太高了，他要成为领导者的领导者，而且还和那些神学院的一些人以及教父们来往密切，知道这些在当时都意味着什么吗，所以他这些行为和思想都是不允许，必然要被批判。看看戈培尔的讲话，有时真让人感觉他的语式竟然和海氏如此一致。


谢选骏指出：德国人是很好的工匠，但是作为哲学家，大多喜欢巴结权势。从康德到黑格尔、海德格尔都是如此。人们把事情想成怎样，事情就是怎样的了；但是人的思想需要一个媒介，人们把这个媒介叫做“事实”。然而一个媒介，其实是可以构成许多事实的，这就是所谓“另类事实”的根源，因为一个媒介可以触发许多不同的思想，也就是揭示了许多不同的真相。而前人所谓“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此区区一语中，而历史之真理已描写尽净”一语（张君劢《〈人生观之论战〉序》），则忽略了“事实”的“媒介”性质。如果说“思想者，事实之母也”，那么，事实之父，是什么呢？
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尼采也喜欢巴结权势，跟在瓦格纳这个马屁精后面做一个二流的马屁精……似乎只有叔本华是个例外，因为他是靠印度奶水喂肥的佛教徒，什么“意志的表象世界”，不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吗？

谢选骏：单向灌输的极权已死——为什么说《娱乐至死》也已经死掉了

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2004年5月由广西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尼尔·波兹曼。作者在书中指出，现实社会（书中主要以美国社会为例）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有2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
这本书已经被翻译为8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大约卖出了20万册。2005年，时隔20年后，波兹曼的儿子安德森再版了这本书，它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媒介生态学专著之一。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是当代最重要的传媒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之一。他于2003年10月去世，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任何报道。2008年5月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两部著作的中文译本：《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就西方传媒理论的引介而言，这是在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中译本出版之后的又一个重要进展。
在很大程度上，波兹曼继承了麦克卢汉的理论传统。1954年，波兹曼还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就遇到了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英文教授麦克卢汉。他从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著名观点中获得极大的启迪，发展出自己的“媒介即隐喻”的论题，并且建树卓著。生前发表了20多部研究著作，使他享有世界性的学术声誉。
波兹曼认为，媒体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其中媒体的形式极为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 这就是所谓“媒体即隐喻”的主要涵义。而20世纪的传媒技术发展，使人类从以印刷文字为中心的“读文时代”转向以影像为中心的“读图时代”，其中电视图像已经成为当代支配性的传媒形式，它改变了社会认知与人际交往的模式，引发出深刻的文化变迁。在这两部著作中，波兹曼分别揭示了这种文化变迁的不同侧面。 所谓“童年的消逝”并不是说特定生理年龄的生命群体不复存在，而是指“童年”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特征已经模糊不清。波兹曼的论述具有历史建构主义的倾向，在他的分析中，“童年”的概念来自与“成年”的文化分界，而这种区别并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在历史中“发明”出来的。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传播模式以口语为主导，儿童与成人之间没有交往的技术性困难，彼此分享着基本相同的文化世界，因此“童年”并不存在。而在印刷技术普及之后，文字阅读开始成为主导性的传媒，儿童不得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训练，在“长大成人”之后才能够获得属于成人的知识与“秘密”。这就在童年与成年之间建立了一道文化鸿沟。而电视时代的来临则重新填平了这条鸿沟，儿童不再需要长期的识字训练就能够与成人一起分享来自电视的信息，两者之间的文化分界被拆解了，于是，童年便消逝了。 但是，“童年”本来只是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我们又何必为它的消逝而担忧呢？或者说，童年的消逝在什么意义上是文化危机的征兆？
波兹曼的真实论题可能被这个多少有些误导性的书名所掩盖了。他的确关怀属于童年的自然与纯真的人性价值，但就整个文化的走向而言，他深切的忧虑主要不在于“童年的消逝”，而是“成年的消逝”。印刷术在创生“童年”的同时也创生了所谓“新成人”（文字人）。
这种以阅读为特征的新成人文化推广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性格品质。线形排列的文字促进了逻辑组织、有序结构和抽象思维的发展，要求人具有更高的“自制能力，对延迟的满足感和容忍度”，“关注历史的延续性和未来的能力”。这对人类的宗教、科学和政治等多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写了中世纪的文明面貌。
而电视时代使人类的符号世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不再要求儿童与成人在文化特征上有明确的分野。因此童年的消逝——波兹曼明确指出——也可以表述为“电子信息环境正在使成年消逝”。在儿童与成人合一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降级，成为娱乐，成为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使印刷时代的高品级思维以及个性特征面临致命的危胁。而这正是《娱乐至死》的主题。
在《童年的消逝》出版（1982年）四年之后，波兹曼发表《娱乐至死》，其副标题是“演艺时代的公共话语”，更为直接而全面地剖析和批判了电视传媒所主导的文化。《娱乐至死》的前言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是奥威尔的《1984》，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波兹曼指出，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观点见于《1984》），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波兹曼相信，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谢选骏指出：《娱乐至死》这本书翻译的太晚了，晚了整整一个时代——从“网络前时代”到“网络后时代”，就像从公元前到公元后一样的距离，虽然其间“不过”二十年。因为网络改变了他们那个前网络时代的“单向灌输”模式，而变成了“交互撞击”，这是前所未有的条件，必将凸显“思想的主权”。现在，一个普通的网民，都可能掀起滔天大浪，改变整个社会的潮流和形态，这是单向灌输的时代完全不可思议的，所以，单向灌输的技术工具所造就的极权时代已死。而《娱乐至死》所描述的，显然是单向灌输的时代，所以说它已经死掉了。网络时代给人的不仅是娱乐，而且是——颠覆！

谢选骏：网络主权必将彻底改造国家主权——“1984年噩梦”里的反极权主义

《手机APP滥用隐私权限普遍：上网几乎等同于“裸奔”》（2017年12月19日 转载北京晨报）：
网上约车、购物、叫外卖、导航……从早上睁眼到晚上睡觉，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着手机App带来的便利。但与此同时，你的微信昵称、头像、位置、通讯录、电子邮箱信息、QQ账号密码，甚至身份证号码、银行账户都“祼奔”在互联网海量“大数据”当中。而这些隐私信息，基本上都是自己在下载安装App时“同意授权”的。北京晨报记者下载了30多个App，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App要求获取定位权限。专家称，App滥用隐私权限的现象非常普遍，建议用户在安装前仔细看授权协议，安装后也可选择关闭部分授权。
案例：朋友欠钱？自己收到催款短信
日前，市民李女士莫名收到以借贷宝App为名发来的催收短信，称其朋友贷款，而短信中不但公布了其朋友的手机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还带有大量恐吓咒骂字眼。记者从短信中看到，内有李女士朋友，也就是借款人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发短信的人自称是“借款公司的”，称借款人在借贷宝借钱时由李女士担保，并咒骂称如果借款人不还款，李女士及家人将遭遇厄运。
随后北京晨报记者联系到借款人，对方承认确实从借贷宝平台上的机构借了钱。但他并没有将李女士填为担保人，而是“手机软件会调取通讯录，向有过通话记录的联系人催收短信。”
北京晨报记者随后也在借贷宝使用过程中发现，软件会向用户申请读取手机通讯录的权限，在其《隐私条款》和《用户注册协议》中，也有内容称如逾期未偿还本息，借贷宝可能与第三方共享用户信息等。
无独有偶，市民郭先生近日也收到不少催收公司发来的信息，因自己的一个初中同学在借款平台上借了钱未按时偿还，催收方就通过同学手机通讯录找到了他这里。不仅收到催款短信，郭先生还接到了许多讨债电话，甚至传说中的“呼死你”也用上了，“响了十几个小时，未接电话得有好几千，但由于号码不同，地域不同，想拦截都拦不住。”
现象：很多人下载应用并不看条款
北京晨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几乎所有的手机App应用在下载安装时，都需要同意应用的《隐私条款》。比如，记者下载高德地图App后，要点击“进入”地图，就跳出来了高德地图的隐私条款。仔细阅读发现，这款App上可能会收集的个人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包括位置信息、上传的图片以及IP地址、设备信息、浏览器类型等，在注册高德账号时，会收集账号名称、昵称、密码、密码保护问题、手机号码等，还有电子邮件地址、淘宝账号、支付宝账号、微信、QQ、车辆品牌、车牌号码、车辆识别代码、发动机号、机动车驾驶证、住宿信息、行程信息、支付信息等。更关键的是，高德地图还会将这些信息提供给第三方，并授权高德地图间接向第三方获取相关信息。
但很多“手机控”在下载安装App时不会注意看授权权限条款，便直接同意安装。北京晨报记者随机采访了20余位市民，竟然没有一个人表示在下载App时会详细看“授权条款”。“字太小了，而且都是一长篇，所以基本不看。”市民李女士说。？
但就是点击“同意”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用户的隐私就这么交出去了。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说，“只要你的手机里安装了导航软件，无论你在哪里，我们都能很快通过手机里App提供的数据找到你。”在他看来，“有的App应用本来跟位置并没有太多关系，可是App会强行搜索你的位置信息，而你的位置信息根本屏蔽不了。”
数据：四成应用会申请获取位置信息
今年9月份，江苏省消协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检测发现，在手机下载的100多个App中，79个App可获取定位权限，23个App可直接向联系人发送短信。点开“电话与联系人”一项，有14个App甚至可以监听电话和挂断电话，结果非常惊人。在所获取的个人信息中，“位置信息”和“读取通讯录和短信”是最容易被读取。
据相关人员介绍，大多数App都有获取精确位置的权限，由GPS定位可精确到10米。各个开发企业给出的理由是需要进行一系列社交模块建设。但在实际操作中，实现社交功能，只需获取大致位置权限即可，根本无需GPS精确定位。
对于“读取通讯录和软件”信息，大部分开发企业表示，App需要通过验证码避免用户重复注册，同时起到推荐作用。这使得用户的通讯信息完全暴露在软件公司面前。另据央视财经频道此前报道，除了偷录声音、获取定位外，误下载到一些“山寨”App时，机主的银行账号和密码则可能受到威胁。
专家支招：下载后应用前关闭部分权限
对此，猎豹移动安全专家李铁军告诉北京晨报记者，手机App滥用权限的现象已经存在多年了，而且这种现象在安卓系统更严重一些。
李铁军介绍，造成手机App滥用权限的情况分几种，一种是大量正常App在开发过程中，给未来留有发展空间，“这个行业的一个特点就是用户群越来越大的时候，功能也会无限拓展，就需要更多的权限。比如说，原来没有要求定位的，当它现在有一个社交功能后需要用到定位，或者发展O2O之类的都需要定位。”所以很多开发者就未来规划的目标会需要事先“占个坑”，先把权限申请下来。而还有一种情况是，消费者可以看到的手机权限设置，并不是全部授权。相当一部分程序在消费者没有操作任何权限设置，软件就已经自动安装完毕了。
不过，李铁军也表示，避免用户隐私泄露还是有一些办法来解决，比如安卓系统在6.0的时候，系统的安全管理功能会提供机主对一个具体App来管理它的使用权限，用户如果发现有些程序申请的某些权限觉得“越权”，就可以在权限管理当中，把相应的权限关掉。
律师说法：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并盈利将获刑
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林悟江认为，一些手机APP要求取得与自身业务没有任何关联性的用户信息的授权，属于恶意取得授权，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比如立法禁止经营主体取得与自身业务没有关联性的信息授权、一事一授权、授权用途必须明确具体等。
就目前而言，如果手机APP的经营主体恶意取得授权、滥用授权，并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的即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记者手记：告别“透明人”需多方努力
不可否认，App广泛应用是数字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享受信息化生活带来的便利也是社会发展必然经历的一个重要过程。但App在为手机用户提供上网便利的同时，也的确让手机用户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透明人”——我们在享受数字化便利的同时，个人隐私已经越来越少。
上网几乎等同于“裸奔”，这对任何手机用户来说，无疑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每一个新的行业的兴起就必然会出现某些伤害用户利益的事情存在，监管部门的“没有及时发现和解决”，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漏洞呢？因此，保障个人信息安全，需要有关部门作出更加权威的分析、评估和研判，也需要在技术和法律层面予以完善。安全厂商与制造商、运营商、互联网服务商、应用开发企业等渠道加强合作，确保各平台及管道是安全的，从源头去保护用户的信息安全，可能会更加现实。
谢选骏指出：英国共产党的叛党作家乔治奥威尔写了本《1984》，还有《动物庄园》等。其实，他本来是政治活动人士，没有什么创见，他的反乌托邦思想，大多是从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The Island of Dr. Moreau，1896年）、小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等小说学来的。但是因为他的共产党背景，受到了追捧。相反，那些“资产阶级作家”反而由于连同资本主义一起批判，而受到了冷落。
有评论指出：
《奇妙的新世界》成书早于《一九八四》，赫胥黎还是奥威尔在伊顿公学的老师。在赫胥黎给奥威尔的信中，他阐述道，《一九八四》所写的乃是发生在《新世界》之前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九八四”只是人类历史的某一个阶段，“新世界”才具有终极的意义。而如今的现状也似乎正在印证着赫胥黎的预言。一个老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作出了比年轻人在十多年之后更久远的预言，不得不赞叹赫胥黎的真知灼见。而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奥威尔和赫胥黎描绘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却殊途同归，都走向了极权主义的末路。两个世界都是极权社会，统治者构建它们的原因却不同。“一九八四”中的极权是源于对权力的贪恋。核心党员为了永远保有权力，故意保持着低下的生产效率，并且通过战争消耗着多余的资源，以便让平民们永远处在极低的生活水平上，让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接受教育、去觉醒、去造反。奥威尔在书中借用奥勃良之口赤裸裸地揭露了这个社会的本质，“党要当权完全是为了自己。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并没有兴趣，我们只对权力感兴趣。……没有人会为了废除权力而夺取权力。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建立专政不是为了保护革命；反过来进行革命是为了建立专政。”而“美丽新世界”产生的原因却是因为对效率的盲目崇拜。科技的进步催生了人工繁育和睡眠教育，以保证让不同等级的人都对自己的生活十分满足；“嗦吗”迷幻药的发明使人类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保证重新回到愉悦的状态，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激发人类最大的生产力。“人们只顾追求着高效，个人的自由和创造性却荡然无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九八四”中，我们还能看到善恶斗争，而在“美丽新世界”中这种斗争却已无从谈起，因为“一九八四”中人尚且为人，人的本性尚且存在，只不过是被统治者所蒙蔽和压制；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类只不过是科技的产物，效率的奴仆。我一直都觉得“美丽新世界”是“一九八四”矫枉过正的产物，人们惧怕“一九八四”中自己因为生活资料匮乏而造成的无知与被压迫，于是开始拼命地发展经济，却陷入了另一个怪圈——效率高于一切。人类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一九八四”的恐惧造就了“美丽新世界”。极权原因的不同，也导致了两者极权手段的不同。“一九八四”的统治者的统治方式简单粗暴却见效快，他们依赖着棍棒、酷刑和集中营给庶民带来的痛苦与恐惧保护着自己的权力。“美丽新世界”中的统治者却不屑于这种效率低下且充满危险的方式，他们依赖科技带来的快感以让人们自愿服从，而这恰恰是另一种集中营，一种没有痛苦的集中营。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精辟地指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精神文化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让文化成为一座监狱，另一座是赫胥黎式的——让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正如文章开篇所举的事例，我们可以找到一千种理由不去上政治课，却找不出一种理由拒绝电脑游戏的诱惑。我们的生活经历已经能让我们认识到，在监狱大门关闭的时候我们要奋起反抗，但是对于一个因为纵欲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明，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有人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这话我信；但如果有人说，多一个人读赫胥黎，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这话我却深表怀疑。对抗奥威尔的世界，我们只需要激发自己作为人的本性即可，对饱暖、性爱和自由的欲望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激发；而对抗赫胥黎的世界，却需要我们用深刻的理性去对抗浅薄的本性，这比前者要痛苦和困难得多。我们有什么理由阻止人们及时行乐呢？赫胥黎在写完《新世界》后反思道，“一个社会，如果多数成员不能保持清醒，不在乎当下，不关心近在咫尺的未来，而把多数时间花在其他的地方——只关心无关紧要的运动和肥皂剧——那么这个社会很难抵御操控着的入侵。”“一九八四”的时代在人们的抗争中即将过去，“新世界”的时代却伴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正在悄然而至，也许手里拿着的智能手机就是野心家的帮凶。我们不能做什么，除了保持警惕，警惕好奇心和求知欲的衰减；警惕权力对自由的剥夺，哪怕是追求痛苦和不幸的自由。
谢选骏指出：我要说的是，根据中国目前的状况看，极权主义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成功的。因为极权主义太太太单调了！而人类，哪怕是独裁者自己，也是渴望自由与新奇的。所以，堡垒都是从他们内部给攻破了的。这就是基督教所说的“原罪”。原罪之强大，不是极权主义可以轻易扼杀得了的！看看中国手机市场的混乱就可以知道，“封网行动”，必然失败。网络主权必将彻底改造国家主权。如此看来，奥威尔等“前网络时代”的恐龙们，可以安息了。因为网络改变了他们那个前网络时代的“单向灌输”模式，而变成了“交互撞击”，这是前所未有的条件，必将凸显“思想的主权”。其中的乐趣，我想，连独裁者也不愿意割爱的。因为即使连他，也只是一个体。

谢选骏：犹太共产主义教程

网文《犹太人与共产主义》说：
在中国，很多人知道马克思，但很多人不知道马克思是犹太人，知道列宁，知道托洛斯基是托派，又有多少人知道列宁是犹太人，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十月革命的组织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首创者是托洛斯基，十月革命领导人斯维尔德洛夫(全俄中央执委主席)、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加米涅夫(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捷尔仁斯基(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维诺夫(外交人民委员)、乌里茨基(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都是犹太人。在前苏共第一届中央政治局24人中犹太人就有16人。由于卢森堡、海尔夫曼、库莉赫芙、库恩、艾斯纳等名震欧洲的犹太男女革命家惊人的承受力和殉道者般的牺牲精神，在整个20世纪成为中国和全球激进主义革命精神源泉的历史运动和世界思潮，曾一度被称为“犹太共产主义”、“犹太国际主义”和“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苏联操控的共产国际在上世纪20年至40年代派驻中国的代表和顾问，也流淌着浓度甚高的犹太血统。在前东欧国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队伍里活跃着一大批的犹太革命家。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中国宪法和一切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基础。
当我们知道这些以后，我们不禁会问，犹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热情去追求共产主义呢，为什么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帮助自己寄居的国家进行“伟大的革命”呢？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真的是一种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吗？雷锋般无私的行为吗？还是其中有巨大的利益的驱使呢？为什么各国的共产党领袖中有大量的犹太人呢？甚至苏联的上层犹太人占了大量的比重？为什么在二战前后斯大林清洗的党员中竟是以犹太人为主呢？大家还记得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是荷兰犹太人马林吗？
犹太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核心就是建立大同世界。实际上就是在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和国家虚无主义，主张工人无祖国。马克思主义强调用阶级性的观点来解释民族关系，实际上就是采取分化手段，把所有非犹太民族分化为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两种，通过团结非犹太民族的无产阶级来反对非犹太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方式来建立大同世界。要尽量避免出现一切非犹太民族中的各个阶级团结一致地来迫害犹太人。
还有，犹太人自己没有祖国，没有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在马克思的19世纪）。所以，一无所有的犹太民族当然希望全世界其他的非犹太民族都民族虚无主义，国家虚无主义了，这样，犹太人也就不会因没有自己的国家而在当时所寄居的那些欧洲国家遭受迫害了。
可是，犹太人自己却从来都不相信什么工人无祖国，国家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之类。他们一方面忽悠别人信仰马列主义，一方面自己却在搞所谓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建立“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行为本身就已说明了，他们自己是怎样信仰马克思的“国家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
最后，凡是实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民族理论的国家，最终下场只有一个：分裂。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是说，马克思的民族理论不好，恰恰是因为它太好了，所以上述国家才必然分裂。因为任何理论首先必然要为创造者本人服务。由于马克思是犹太人，所以，马克思主义在解决民族问题时必然要体现出对像犹太民族这样的弱势群体倾斜。
换句话说，马克思民族理论本质上是就是在挑战、弱化、甚至削弱一个国家主体民族的理论，不如此的话，那么在该国生存的犹太民族就难以生存。
共产主义的死结在于他的创始人马克思本人就是犹太人，而马克思时代的犹太人在全世界还没有自己的祖国。所以，对于当时尚处于寄生于欧洲各国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所在国的民族主义。
故此，马克思先生巧妙地提出了所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动听口号，试图以所谓阶级问题掩盖民族问题存在的实质，把一切民族矛盾解释为阶级矛盾，归罪于统治阶级对各族人民的挑拨和压迫。只有这样解释，就可以成功地分化欧洲各国的基层民众和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要尽量避免出现犹太人所寄居国家的统治者和人民上下一致地排斥、打击犹太人的局面。
另外，马克思主张的“工人无祖国”这种高尚的“世界主义”理论，其实在本质上就是在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和“国家虚无主义”，因为这对于犹太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没有祖国在世界各地到处流亡的民族一方面是嫉妒那些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出于生存的需要，一个民族主义太强的国家也往往不利于犹太民族在这样的寄居国生存（比如日尔曼民族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最关键一点。那就是真正的犹太民族精英往往是向其他国家人民兜售他们这一套“世界主义”、“工人无祖国”、“追求大同世界”主张的共产主义理论。譬如说，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和苏联红军的奠基人有“红军之父”之称的托洛茨基，克格勃组织的前身“契卡”的创造者来自波兰的捷尔任斯基，1919年柏林起义的两位核心领导者卡尔·李卜克内西，出生于波兰的罗莎·卢森堡，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季诺维也夫，以上的这些人都是犹太人。另外，还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在当时的沙皇俄国，犹太人人口比例很低，但是在当时红军中却有40%的军官来自犹太人，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犹太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一种其他民族所不具有的特殊的热情——这种热情是真的出自拯救世界责任的坚定信仰还是别有一番风景呢？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我们却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就是犹太精英们特别地希望世界各国人民都相信他们所缔造的共产主义理论所主张的“工人无祖国”，“民族虚无主义”和“国家虚无主义”。但是，犹太精英真正在做什么呢？——是的，他们正在谋划复国运动，在他们对英美等大国不断游说下，1948年成立了以色列。多么滑稽啊，犹太人自己不相信民族虚无主义和国家虚无主义，因为以色列建国本身就是对这种理论最大的嘲讽。可是，他们却还在世界上鼓吹其他民族相信他们的共产主义学说。用某位伟人的话说，就是：“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却是自由主义！”——这种评价用在犹太人身上真是太合适不过了。
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传统上士大夫们深受儒家文化中的夷夏之辨思想的影响，而士人政治又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以来的立国精神。当然，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强调的是以夏（改）变夷精神而不是共产主义所鼓吹的民族虚无论。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灿烂，其中儒家文化可以说在之中起到了对百家文化归纳总结而集大成，正是有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以“夷夏之辨”为总纲的精神。所以，中国才始终强调了是以华夏/汉族为本去同化四方异族。
可以说，儒家文化的立论其本身就是服务于华夏民族（汉民族）发展的需要。而显然，共产主义理论不是这样的。在具体的民族政策上，共产主义民族理论与儒家文化中所主张的辨夷夏及华夏本位宗旨相较，是每与其反。所以，你不能简单地说那是共产主义不适应中国——因为它的奠基者就没打算为中国服务，或说像它的理论所主张的那样去服务世界。譬如说，同样实行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和苏联就是因为实行了这样的民族理论而瓦解的。
可以说，某种角度上说，共产主义理论的本来服务宗旨实际上就是为当时（19世纪）在世界上处境艰难的犹太人寻求一条新的发展之路的一种尝试。
列宁也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某种意义上，苏联十月革命是犹太革命家和思想家在俄罗斯这个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的最薄弱的地区，利用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无知、野性和幼稚首先发动了一场由犹太人领导的大革命，并通过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把这个种子撒在中国的土地上，共产主义迷梦传播和存在的几十年里，在各民族中造成的屠杀和灾难一点也不逊于纳粹德国在世界范围造成的人类灾难，马克思宣扬的阶级对立观造成了非常极端的民族内部对立，一般来说，人类社会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会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而逐渐调整，共产主义如果不采取革命的形式，而是以社会改良的形式逐渐释放它的积极因素可能会更好一些。
总之，犹太人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民族，外族人很难正真进入他们的思想文化圈子并了解他们的意图，再加上他们也确实是太深沉阴唳了，所以其他性情耿直开朗的民族自然对他们容易产生憎恶和恐惧感……部分解释了排犹主义在欧洲的盛行，抑或者，是排犹主义的盛行导致了犹太人的深沉？
不要忘记犹太人这个民族产生了大量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这个民族很擅长理性的思考问题，而且血管里天生就流淌着商人精明的血液。善于算计别人是犹太人的本色。
犹太人制造出了共产主义学说，从此让这个世界一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搏杀，而犹太人自己却根本不相信，他们乐得从中渔利。
共产主义不过是个虚招而已，犹太人真正要实行的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而已。
现在，犹太人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世界因美国和苏联的冷战，因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阵营在朝鲜、越南的热战而矛盾激化……
二战后铁幕的开启，使得世界被两个超级大国所主宰。犹太人得益于此，力争做平衡大国在中东势力很重的砝码，美国与苏联都想拉拢他们，至少在以色列建国初期是如此。尽管后来苏联站在了阿拉伯世界一边，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以色列建国初期苏联还是想积极拉拢犹太人的。而犹太人也乐意在美国与苏联人之间左右逢源。
联合国在1947年4月28日开始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经过长达7个月的调查和辩论，于11月29日召开联合国大会，在大会上，美国和苏联等33个国家表示赞成，阿拉伯等13国表示反对，英国等10国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第181（二）号]决议”。
看见了吗？——至少在以色列建国时期，美国和苏联人都被犹太人高明地操纵着，为其所驱使。
二战后特别是经历德国人灭绝政策屠杀后，全世界不到600万的犹太人，却能高明机智地操纵两个意识形态根本对立的两个超级大国为自己所用，否则我们很难想象，在中东几乎毫无任何根基的犹太人竟然能复国成功。这在其他民族看来不可能完成的天方夜谭却在犹太人手里真的实现了……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看来上帝还是公正的，幸亏这个世界上犹太人还是很少的，否则犹太人真可能把我们吞并掉。
“阶级斗争”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起源于宗教信徒们的“圣战”观念,在教徒们的眼中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斗争史、传教史。教徒们和异教徒的“圣战”斗争从始至终都没有停止过，当然在世俗人、文明人眼中，这种宗教史观相当的野蛮。话说回来“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犹太教精神的旁支，所以其精神结构会和脱胎于犹太教精神的基督教、伊斯兰教高度一致。
马克思是个犹太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结构，与犹太文化的内在精神结构是统一的，犹太教有内在的精神结构，可将其归纳为“五大要素”，即“上帝—选民—救世主—善恶决战—天国降临”。
第一个要素——上帝——上帝是唯一的，绝对的，只能崇拜上帝，不能崇拜任何其它的神。上帝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不可抗拒的。以后的基督教、东正教、Ysl教的一神论思想，都是从犹太教中生长出来的。
第二个要素——选民——选民是犹太人。《圣经》上说，上帝与犹太民族签约，犹太民族承担着上帝的任务，肩负着神圣使命，是上帝的特殊选民。耶稣也说，人类的拯救，只能来自犹太人。
第三个要素——救世主——出自犹太人，弥赛亚将降临人世，拯救人类，将人类引向上帝。犹太教坚持认为，弥赛亚还没有降临。基督教认为，弥赛亚已降临，这就是救世主耶稣。
第四个要素——善恶决战——最后的审判之日，善恶决战到来，恶者被消灭，跌入地狱，善者蒙上帝荣光。
第五个要素——天国——最后的审判，善恶大决战后，天国降临，善者进入天国，享受永恒幸福。
马克思主义号称唯物主义，反对宗教，其实它的反宗教情节是在反对异教的需求上的，其本质也是一种宗教。在政治学层面，马克思主义也具有五大要素，即“历史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规律选择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最后的斗争—共产主义。
我们可以把犹太教的“五大要素”和马克思主义的“五大要素”对应排列起来，相信大家可以轻易地发现其中的对应关系。
上帝（上帝意志）——物质（客观规律）
选民（犹太人）——无产阶级（工人阶级）
救世主（弥赛亚）——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
善恶之战（最后审判）——最后的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最后决战）
天国降临大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结构，与犹太教的内在结构完全统一。它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犹太人们，它借鉴了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成果，19世纪英国最新的经济学成果，剩余价值；和德国的古典主义哲学成果，在犹太教精神结构架重新构建的新式宗教——马克思主义，这种（世俗）宗教不过是再次展现了犹太教的内涵，并无什么科学含义，其声称的人类最终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不过是法国空想社会家们空想出来的，让犹太人借鉴了来代替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教义中的天空罢了，实质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幻想罢了。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犹太共产主义教程》——它并不一定完全精确，但大致无误，就是说，欧洲犹太人用共产主义教程，取代了中东闪族人的宗教课程。但是现在，中东穆斯林苏醒了，开始还原宗教课程。为什么中东人首先苏醒？因为他们被犹太复国主义的世俗主义首当其冲地击溃了，无奈之下，只有躲避到古代宗教的庇护之下，这些宗教，其实早就被他们自己的祖先抛弃了。

谢选骏：革命的必然与结果的偶然

《1917-2017：俄罗斯面对十月革命遗产的纠结》（2017年12月12日 转载法广RFI 瑞迪）报道：

2017年是俄罗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这场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颠覆了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但百年后的今天，这次革命的起源地却没有任何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恰恰相反，俄罗斯人对于百年纪念应该纪念什么显然并无共识。有人强调“十月革命”百年，但也有人只笼统地提及“俄罗斯革命”百年。命名的区别掩饰着俄罗斯人面对1917年的动荡历史的不同解读。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邀请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俄罗斯及中欧国家研究负责人Daucé女士,向大家介绍俄罗斯围绕百年纪念的争议以及当今俄罗斯朝野面对十月革命历史记忆的种种纠结。

法广：关于这次百年纪念，有人只说“十月革命”百年纪念，也有人说“俄罗斯革命”百年纪念。这是否只是名称上的区别？所说的百年纪念是否是同一回事？

F. Daucé : 1917年的俄罗斯历史比较复杂。这一年有两场革命。先有“二月革命”，后有“十月革命”。“二月革命”导致了沙皇制度的垮台，皇权体制至此终结。“十月革命”则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百年后的今天，2017年的所有讨论都围绕着应当继承或应当排斥哪一部份革命遗产。事实上，我们在当今俄罗斯看到的，是那些承认二月革命的遗产、但拒绝十月革命遗产的人，与那些──正相反──强调十月革命遗产的人之间的争论。所以才会有这种命名上的区别。

法广：就是说1917年一年之间，俄罗斯发生了两次革命，那这两次革命之间是怎样一种因果关系？十月革命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系列事件发展的必然，还是说，在历史长河中，它更是一次断裂？

F. Daucé : 十月革命的意义对于历史学者来说非常重要，相关的讨论始终还在继续，因为有人认为十月革命是一个长时间的历史变迁的结果，这当然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对他们来说，十月革命终结了俄罗斯资产阶级主导的历史阶段，是一个历史循环的结束。但其他政治人物和历史学者则认为，所谓十月革命只是一次普通的政变，布尔什维克上台只是利用了当时临时政府的解体，利用了政权当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就是说在如何解读十月革命问题上，我们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派更是那些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另一派则更接近自由派人士。

法广：如何理解二月革命的重要性呢？

F. Daucé : 首先应当将二月革命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背景下，因为在革命发生的时候，沙皇俄国正卷入战争，处境非常不利，政权因此处于混乱解体状态。二月革命是俄罗斯自由派精英夺取了政权，不是底层的劳苦大众夺取政权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最初的政治纲领是在国内推动自由化，解除言论审查，也就是恢复部分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也正是在二月革命的背景下，临时政府计划组织立宪会议选举，以便在1918年为俄罗斯制定一部民主宪法。但这个民主进程随十月革命的发生而终止。

法广：如果二月革命不是一次劳苦大众夺取政权的行动，随后而来的十月革命是否获得了广泛的民间支持呢？

F. Daucé : 我觉得应当将夺取政权和夺取冬宫区分开来。夺取冬宫的行动的确是一伙 武装活动人士的行为，并不是像后来在电影和这之后的纪念活动中刻意表现的那样是一次大规模的民众行动，在这些电影和纪念活动中，十月革命被描绘成一次人民发起的大规模行动。事实不是这样，夺取冬宫就是一小拨武装活动人士的行动。

但是，很明显，这些布尔什维克成功利用了民众的不满，得以与一些阶层的民众联合起来，尤其是那些要求停止战争的士兵，还有那些生活条件极其困苦的妇女。就是说这些革命先锋队成功地联合起不同的民间力量。这也是他们后来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

法广：但是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解散立宪会议，引发大规模民间抗议，抗议活动遭到镇压。这是否也显示这个政权也并非享有民间的广泛支持呢？

F.Daucé : 其实，在解散立宪会议之前，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就已经显示布尔什维克只是少数派。在新当选的立宪会议中，他们只获得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席位，而这次选举活动当时总体被认为是公平、公正。十月革命后刚刚上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因此面对一个缺少多数支持的立宪会议。随之而来的就是解散立宪会议，政府开始动用暴力和镇压。从那时起，为了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暴力和镇压越来越频繁。

法广：武装夺取政权以及暴力稳固政权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催化了后来（持续三年）的内 战？

F. Daucé : 后来的内战既是十月革命的结果，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无关系。一战期间，很多人都被动员去了前线，手中都有武装，所以，内战可以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是以旧政权的支持者为首的力量与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支持者之间的对立。分析这场内战的一个难点，在于那些支持旧政权的力量也有很多为所欲为的暴行，这也是这些力量后来失败的一个原因。

法广：那么在今天的俄罗斯，十月革命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F. Daucé : 如今在俄罗斯，围绕这场革命的历史遗产，有很多难以理清的纠结。一方面，就政府而言，政府没有大张旗鼓地安排纪念活动；另一方面，在在野的政治力量中，那些民主派或自由派，他们也不认同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的后果：这场革命导致了1937年大清洗年代的白色恐怖。所以，面对1917年的历史记忆，很多人感觉非常不自在，政府担心革命的理念重新出现，反对派则在揭露1917年革命的极权倾向导致了后来的恐怖时代。两方面都不想谈论这段革命历史。虽然社会上间或有人提议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但这些建议更来自个人，更注重根据日记、书信、老照片等个人资料，讲述个人或家庭经历，避开对十月革命意义的讨论，从个体的视角，回顾十月革命历史。

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已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法广：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的主导思想。如今，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是否还有市场呢？

F. Daucé : 俄罗斯共产党仍然在活动，但支持者不多，他们在杜马（议会）有大约三十个席位，这个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仍然坚持苏维埃时代的路线，他们的网站上有时候甚至还会引述斯大林理论。今年11月7日，唯一举办十月革命纪念活动的政党，就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他们虽然是少数派，但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与执政当局合作。

就执政当局来说，他们并不想批判苏维埃时代遗产，而是希望重建一个宏大的历史叙述，既包含沙皇制度，也包含苏维埃历史，普京关于历史论述的讲话表达的都是不要把沙皇时代与苏维埃时代的辉煌对立起来。但是在这个大历史讲述中，十月革命其实很有争议。1917年的革命首先是沙皇制度的垮台。而在政府试图构建的大历史的延续中，十月革命则是一次历史断裂。这也是为什么“十月革命”对于俄罗斯当权者来说很有些不知道如何言说才好。

法广：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在俄罗斯诞生，如何理解这个政权在存在70年后，在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无从立足？

F. Daucé：的确，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至于其中原因，我们不能忽视１９９１年前后，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这也是一次历史的断裂。戈尔巴乔夫曾想找出一个既能继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又能纳入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的模式。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１年这段时间，俄罗斯社会关系极为紧张，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模式开始解体。此后的民主过渡进程也十分困难。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模式解体，而自由民主模式也失去了信誉。从这种形势中衍生出来的更是一种民族主义模式。要知道，１１月７日，也就是苏联时期的十月革命节，如今在俄罗斯联邦已经不再是公休节日。２００５年，普京将公休假日改为１１月４日，称为俄罗斯民族团结日，纪念１７世纪的俄罗斯在一系列动乱之后终于达成的统一。

作者注：

1/布尔什维克夺取冬宫的行动发生在1917年俄历10月25日至26日夜间，因此被称作十月革命。但这一天是公历11月7日。

2/自2005年起成为俄罗斯民族团结日的11月4日纪念的是，1612年击败攻打俄国的波兰军队的一次莫斯科起义。这次起义揭开了俄罗斯历史上的罗曼诺夫王朝的序幕。罗曼诺夫王朝被看作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其间，彼得大帝的西化革新政策推动了俄罗斯政治的现代化转型。叶卡捷琳娜二世时的俄罗斯已经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但罗曼诺夫王朝也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沙皇尼古拉二世1917年随二月革命的发生而被迫退位。普京选择这一天为民族团结日与他重振俄罗斯帝国辉煌的雄心不无关系。

3/由苏联共产党而来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目前是俄罗斯最大的在野党，但很少对普京政权的政策发表异议。其领导人久加诺夫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了17%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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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上面的叙事虽然不够完整，但还是可以看出“革命的必然与结果的偶然”什么是“革命的必然”？那就是旧政权无法再支撑下去了。什么是“结果的偶然”？那就是新政权落在谁的手里以及如何建立新政权——这个结果是偶然的。虽然，一般说来，都给落在最会忽悠与最能组织的人和集团手里。等到百年过去，比较长期的历史才会显露出来，这时候，“结果中的偶然因素”逐渐消失退去了。可以设想，即使没有十月革命，俄国也不会开化得比2017年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