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国角斗士运动早于罗马

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谁的规模更大？
如果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在历史上相遇，究竟谁能战胜谁？
历史没法假设。但是仅从致命格斗一项来看，罗马人看来要甘拜下风了。而且，罗马也没有坑杀40万降卒（秦对赵）、20万降卒（楚对秦）的“金氏纪录”。

（一）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名周，生卒年失考，约与孟子同时。战国时代宋国蒙（河南商丘或安徽蒙城）人，曾任漆园吏。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也被称为蒙吏、蒙庄和蒙叟。唐玄宗天宝初（公元742年），诏封庄周为南华真人，称其著书《庄子》为《南华经》。
一般认为《庄子》是集合了庄子及庄学后人的篇章，整理而成，分为内篇、外篇与杂篇。民国以来，内篇为庄子言行、外篇为弟子杂说、杂篇为后世敷衍逐渐成为定说。据司马迁《史记》所载，《庄子》有十余万言，由汉至晋之间，都为五十二篇。今本所见《庄子》则为三十三篇，七万余言，应是郭象作注时所编定。历代《庄子》注本，以郭象注、成玄英疏解最为重要。严灵峰所编《无求备斋庄子集成》正、续二编已经多达数百部注本。
庄子杂篇有篇《说剑》，讲述了赵国“剑客”的事迹，我发现，这些赵国剑客非常类似罗马角斗士，而且更加勇猛无畏。但就时间说，还要早于罗马。
角斗士（gladiator），又译“剑斗士”，古罗马时代从事专门训练的奴隶、被解放的奴隶、自由人或是战俘，他们手持短剑、盾牌或其他武器，彼此角斗，博得观众的喝彩。
罗马的角斗比赛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4年。那个第一次正式的角斗比赛（mu-nera gladiatoria）是这样登场的：罗马当时的执政官布鲁特斯（Deimus Junius Brutus）为其父亲的葬礼举行的仪式上，迫使3对角斗士互相厮杀。而此前，角斗士游戏（munera [穆内拉]，拉丁文munus的复数形式，意为“礼物”）。而半个世纪以后，公元前216年举行的雷必达的葬礼上，在罗马广场上搏斗的角斗士已经达到22对。
而庄子呢？却是死于前286年前后，也就是说，他死后几十年，罗马的角斗才开始流行。
《说剑篇》的内容描写庄子伪装成为剑客，去游说赵王放弃这一爱好。因为赵文王喜欢剑，整天与剑士为伍而不料理朝政，结果太子忧心，请求庄子前往游说。庄子说剑有三种，即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和庶民之剑，委婉地指出赵文王的所为实际上是庶民之剑，而希望他能成为天子之剑。
《说剑》白话
当年赵文王喜好剑术，击剑的人蜂拥而至门下食客三千余人，在赵文王面前日夜相互比试剑术，死伤的剑客每年都有百余人，而赵文王喜好击剑从来就不曾得到满足。像这样过了三年，国力日益衰退，各国诸侯都在谋算怎样攻打赵国。太子悝十分担忧，征求左右近侍说：“谁能够说服赵王停止比试剑术，赠予他千金。”左右近侍说：“只有庄子能够担当此任。”
太子于是派人携带千金厚礼赠送给庄子。庄子不接受，跟随使者一道，前往会见太子说：“太子有什么见教，赐给我千金的厚礼？”太子说：“听说先生通达贤明，谨此奉上千金用以犒赏从者。先生不愿接受，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庄子说：“听说太子想要用我，意欲断绝赵王对剑术的爱好。假如我对上游说赵王却违拗了赵王的心意，对下也未能符合太子的意愿。那也就一定会遭受刑戮而死去，我还哪里用得着这些赠礼呢？假如我对上能说服赵王，对下能合于太子的心愿，在赵国这片天地上我希望得到什么难道还得不到！”太子说：“是这样。父王的心目中，只有击剑的人。”庄子说：“好的，我也善于运用剑术。”太子说：“不过父王所见到的击剑人，全都头发蓬乱、髻毛突出、帽子低垂，帽缨粗实，衣服紧身，瞪大眼睛而且气喘语塞，大王竟喜欢见到这样打扮的人。如今先生一定是穿儒服去会见赵王，事情一定会弄糟。”庄子说：“请让我准备剑士的服装。”三天以后剑士的服装裁制完毕，于是面见太子。太子就跟庄子一道拜见赵王，赵王解下利剑等待着庄子。
庄子不急不忙地进入殿内，见到赵王也不行跪拜之礼。赵王说：“你想用什么话来开导我，而且让太子先作引荐。”庄子说：“我听说大王喜好剑术，特地用剑术来大王。”赵王说：“你的剑术怎样能遏阻剑手、战胜对方呢？”庄子说：“我的剑术，十步之内可杀一人，行走千里也不会受人阻留。”赵王听了大喜，说：“天下没有谁是你的对手了！”
庄子说：“击剑的要领是，有意把弱点显露给对方，再用有机可乘之处引诱对方，后于对手发起攻击，同时要抢先击中对手。希望有机会能试试我的剑法。”赵王说：“先生暂回馆舍休息等待通知，我将安排好击剑比武的盛会再请先生出面比武。”赵王于是用七天时间让剑士们比武较量，死伤六十多人，从中挑选出五六人，让他们拿着剑在殿堂下等候，这才召见庄子。赵王说：“今天可让剑士们跟先生比试剑术了。”庄子说：“我已经盼望很久了。”赵王说：“先生所习惯使用的宝剑，长短怎么样？”庄子说：“我的剑术长短都适应。不过我有三种剑，任凭大王选用，请让我先作些说明然后再行比试。”
赵王说：“愿意听听你介绍三种剑。”庄子说：“有天子之剑，有诸侯之剑，有百姓之剑。”赵王说：“天子之剑怎么样？”庄子说：“天子之剑，拿燕谿的石城山做剑尖，拿齐国的泰山做剑刃，拿晋国和卫国做剑脊，拿周王畿和宋国做剑环，拿韩国和魏国做剑柄；用中原以外的四境来包扎，用四季来围裹，用渤海来缠绕，用恒山来做系带；靠五行来统驭，靠刑律和德教来论断；遵循阴阳的变化而进退，遵循春秋的时令而持延，遵循秋冬的到来而运行。这种剑，向前直刺一无阻挡，高高举起无物在上，按剑向下所向披靡，挥动起来旁若无物，向上割裂浮云，向下斩断地纪。这种剑一旦使用，可以匡正诸侯，使天下人全都归服。这就是天子之剑。”赵文王听了茫然若有所失，说：“诸侯之剑怎么样？”庄子说：“诸侯之剑，拿智勇之士做剑尖，拿清廉之士做剑刃，拿贤良之士做剑脊，拿忠诚圣明之士做剑环，拿豪杰之士做剑柄。这种剑，向前直刺也一无阻挡，高高举起也无物在上，按剑向下也所向披靡，挥动起来也旁若无物；对上效法于天而顺应日月星辰，对下取法于地而顺应四时序列，居中则顺和民意而安定四方。这种剑一旦使用，就好像雷霆震撼四境之内，没有不归服而听从国君号令的。这就是诸侯之剑。”赵王说：“百姓之剑又怎么样呢？”庄子说：“百姓之剑，全都头发蓬乱、髻毛突出、帽子低垂，帽缨粗实，衣服紧身，瞪大眼睛而且气喘语塞。相互在人前争斗刺杀，上能斩断脖颈，下能剖裂肝肺，这就是百姓之剑，跟斗鸡没有什么不同，一旦命尽气绝，对于国事就什么用处也没有。如今大王拥有夺取天下的地位却喜好百姓之剑，我私下认为大王应当鄙薄这种做法。”
赵文王于是牵着庄子来到殿上。厨师献上食物，赵王绕着坐席惭愧地绕了三圈。庄子说：“大王安坐下来定定心气，有关剑术之事我已启奏完毕。”于是赵文王三月不出宫门，剑士们都在自己的住处自刎而死。
谢选骏指出：看来，罗马的角斗士不是意大利的特产，赵国的剑客也有这样嗜血成性的记录，难怪赵国抗秦最烈，需要被消灭四十万俘虏。也难怪，征服了如此赵国的秦国，就能征服已知的文明世界和所有能够开垦的生番地区。那么，赵国为何不能像罗那样征服各国，而浪费了自己的尚武精神呢？因为它失去了限度。尤其在征服世界之前，不能如此滥用人力资源。秦国兼并六国之后，虽然没有像赵国那样滥用人力相互击剑角斗，而是北击匈奴、南并百越，但却大肆搜刮劳役、挖掘陵墓，所以不得不让位给了汉朝。这就是国家主权没有受到思想主权必要约束的一大恶果。庄子给赵王出谋划策，要他去征服天下、实现和平，可惜赵王不能用命，结果徒然浪费剑客的生命，而无损秦国的分毫。这样下去，赵国能不灭亡吗？
（二）
《关于《庄子·说剑篇》透露出的武术文化信息》（申国卿　丁建岭）说：
在中国文化的浩瀚星空中，《庄子》无疑是奇特而光辉的巨星之一，它对秦汉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其成就，在先秦著作中，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名。《庄子》一书中，亦包含有丰富的与传统武术文化有关的内容。《庄子·说剑篇》中提出的“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的用剑之道，对后世武术理论的发展更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庄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哲理和文学方面的阐述，对于该书中蕴含的丰富的武术文化内容的阐发却极为有限，即使是著名的《庄子·说剑篇》，当前的有关理论也还主要局限在“用剑之道”等局部的认识层面上，把《庄子·说剑篇》作为独立的篇章进行全面武术文化探讨的专门研究，目前仍似没有。这对于博大精深的《庄子》理论的阐扬和历史悠久的武术文化的发展而言，都不能不说是一个“暂时的遗憾”。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拟以《庄子·说剑篇》为研究对象，力图阐述其中富含的武术文化内容，揭示《庄子·说剑篇》的武术文化研究价值，并对当前武术文化的发展进行探讨。 
1、关于庄子的生卒年和《庄子·说剑篇》的真伪
今本的《庄子》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大部分，《庄子·说剑篇》列于杂篇。目前，关于庄子的姓名、籍贯、生平、著作等都仍存在一定争论，《庄子》外篇和杂篇皆有庄子后学所为之疑。庄子的生卒年代，史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能够据以判断的主要文献资料，一是《史记》的大概说明，二是《庄子》的有关内证等。对《史记》的研究表明，“庄子大概主要活动于公元前370一前324或者前301年。但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时间坐标，并不能以此确定庄子的生卒年，其生卒年显然需要向前向后推”；根据《庄子》的内证研究，“庄子之卒最早不得早于赵惠文王元年(公元前298年)，至迟不得晚于宋之亡(公元前286年)”；近代学者关于庄子生卒年的各种主要观点中，马叙伦的公元前369一前286年之说则较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统观以上各种论断，我们可以产生这样一种认识：庄子在有生之年与赵惠文王的相见应该存在着历史年代上的可能性；因此，《庄子·说剑篇》系庄子所作，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历史可能；而无论如何，《庄子·说剑篇》中所反映的赵惠文王时期的历史风貌都应该是具有相当信度的。这也就为我们透过《庄子·说剑篇》，探讨当时的武术文化状况提供了可能。
2、《庄子·说剑篇》对剑术以及武术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庄子·说剑篇》中保存了一些春秋战国时期有关剑的形制方面的重要资料。赵惠文王见到庄子时问道：“夫子所御剑长短何如？”庄子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剑，唯王所用。请先言而后试。”然后，分别以“锋”、“锷”、“脊”、“镡”、“铗”等剑的不同部位为喻，向赵王描述了治国理天下的道理。这些内容，至少可以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长剑已开始出现并得到了普及，而且至迟在赵惠文王时期剑的形制已经定型。而这种状况又是战国时步战逐渐代替以戈、矛等长兵为主的车战，从而需要相应短兵的出现，同时冶炼技术的发展又使铁兵取代铜兵的实现成为可能。“春秋时代的剑一般在50cm左右，个别也有60cm稍长者；而战国剑则常常在70—100厘米左右，个别还有长达100cm以上者。长短变化如此显著，非常引人注目。”剑身的加长必然带动技术的变化，长短剑并存的格局积极地促进了剑术的丰富和提高，“锋”、“锷”、“脊”、“镡”、“铗”等剑的不同部位名称的出现，则标志着剑的形制已趋于定型。“从春秋末期到两汉间的数百年间，长短剑并世而存，出现了风行海内的‘击剑热’．形成了为士大夫所尊从的‘剑崇拜’，这个时期可称为我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庄子·说剑篇》里，庄子借用斗剑的道理来劝说赵惠文王放弃“日夜相击于前”的斗剑，励精图治，治国兴邦。其关于剑术的阐述异常精辟一一“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短短数言，不仅反映出当时的斗剑技术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而且体现出对斗剑经验的深刻领会和技战术理论方面的深入总结。“这段击剑要领，被视为武术技击理论的纲领，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击剑，可以看成是整个武术的一种战略战术理论。它的基本思想是：故卖破绽，诱敌来攻，因敌应变，后发制人，夺取胜利。这是中国武术的基本理论之一，至今仍是指导武术发展的重要原则。”
3、《庄子·说剑篇》所反映出的燕赵武术文化发展
《庄子·说剑篇》描述的大背景是战国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从其中所反映出的文化内容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战国时期有关燕赵武术文化的一些基本情况。
3．1尚武好勇、性情耿烈的燕赵剑士
燕赵武术文化是在燕赵区域内产生的一种地方武术文化。燕赵区域的主体是南至黄河，东临大海，西抵太行山，北以燕山山脉为界这样的一个四至范围。燕赵区域在文化上的特征就是慷慨悲歌，好气任侠。历史上，燕赵区域的人们擅长骑射，惯见刀兵，性情耿烈，尚武好勇，具有不同于中原、关陇，又不同于齐鲁、江南等地的特点。而这一点，在《庄子·说剑篇》中也得到了鲜明体现。文中描写赵惠文王有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这些剑士身着独特的衣服，头发蓬乱，鬓毛突出，圆瞪双目，声大气粗，见面时互相用语言攻诘责难；他们在斗剑时“上斩颈领，下决肝肺”，虽“死伤者岁百余人”仍“日夜相击于前”，且“好之不厌”，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气概；剑士们性情刚烈，受到怠慢，便纷纷自杀而死，“皆服毙其处也”。这些剑士的性情豪行，基本反映了当时燕赵武术人士的真实特点。
3．2“侠”的出现与娱乐性武术竞技活动
“士”是先秦社会极为重要的社会群体，是从平民中分化出来的一个长于勇力与武艺的特殊阶层。他们平时为卿大夫家臣，战时则执干戈卫社稷，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春秋末期，士阶层开始分化。惮用力者归“儒”，好用力者归“侠”，即儒者专于文，侠者专于武。《庄子·说剑篇》中，赵惠文王门下三千剑客以及“剑士”名称的出现，表明当时养士之风的盛行，并积极促进了“侠”的产生和发展。被称为“私剑”、“剑士”的侠士们，见义勇为，敢为知已者死，他们以剑技受人恩荫并为之效命，因为其肩负的任务而不能不专心于剑术武技的演练，并在不断的“斗剑”交流中总结完善，从而积极推动了剑术在技术层面上的提高，并形成了理论方面的积累。这也是《庄子·说剑篇》中能够提出“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的精妙剑术理论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在这种历史大环境下，任侠尚武之风在战国时期遂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燕赵大地上因而上演了一曲曲“豫让吞金”、“荆轲刺秦”等雄壮的“慷慨悲歌”。
从《庄子·说剑篇》中赵惠文王喜欢“斗剑”娱乐的内容可以看出，战国时期武术文化的发展中已出现了以娱乐为主的竞技性武术表演活动，至少在赵惠文王时期，以“斗剑”为主的娱乐性武术竞技活动在燕赵地区已相当流行。庄子“治剑服三日，乃见太子”。赵惠文王听庄子“后发先至”的剑论后，“令设戏请夫子”，“校剑士七日，得五六人，使奉剑于殿下，乃召见庄子”。从此处描写中可知当时的斗剑已有较为完备的体制，有了专门的剑服、正规的选拔制度和明确的比赛方法，而且斗剑活动规格相当高，大型的斗剑活动还常要以“戏”等娱乐活动作铺垫，深受官方重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这种武术与以集体阵战为主要特征的军事武技已有了很大区别，以“斗剑”为代表的各种娱乐性武术竞技活动，逐渐促进了各种以个体活动为主要表现特征的武术技术形态的发展，并有力地推动了军事武艺与民间武术的分途。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不妨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武术的整体发展特征通过《庄子·说剑篇》这个窗口，在燕赵武术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
3．3燕赵剑士衣冠特征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在《庄子·说剑篇》中，太子介绍当时剑士时说道：“然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嗔目而语难，王乃悦之。”根据这些描述，可以大略看出当时燕赵剑士的服饰特征，即剑士们都蓬着头发低垂帽子，系粗实的冠缨，穿短后的上衣，赵惠文王对于这种服饰特征似乎还比较欣赏。“从总的情况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间体育风尚深受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具有深厚的军事色彩。一些民间体育活动如剑道、射艺、角力等都是直接从军事体育活动转变演化而来，并间接为战争服务。”《庄子·说剑篇》中描写的燕赵剑士的这种衣冠特征，显然有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印记。“降至距今二千七百年左右的春秋时期，中原各国炎黄子孙们的服装制度已经基本形成。宽松舒适的袍服和裙裳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服装。”但是在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铁骑的压力下，一个不善于骑马的民族被迫跨上了马背，北方民族服装的短小紧窄、结实便利，也深深吸引着有志改革的中原人士。公元前302年发生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并不仅仅是对华夏传统服装和骑射的冲击，它“更重要的是一种观念的变革，汲取北方民族尚武强悍、勇于战斗的精神，同时，也是民族武术交流的典型例证。”赵惠文王作为赵武灵王的儿子和王位继承者，公元前298年即位，赵惠文王时期的燕赵武术文化不可能不保留有“胡服骑射”的改革痕迹。这就难怪赵惠文王会十分喜欢“斗剑”，并且对身着“仿胡”服饰的剑士们欣赏有加了。透过《庄子·说剑篇》中关于燕赵剑士的服饰特征的内容，我们依稀可以感受到二千三百年前发生的那场意义深远的冲破重阻、尚武自新运动，身着“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的尚武好勇、性情耿烈的燕赵剑士们，站在历史发展的潮头，在慷慨激越的燕赵大地上，亲身见证和实践了一场中国服装史上的盛大交流，中国军事史上的重要进步，武术发展史上的民族融汇，中华民族史上的革新图强。《庄子·说剑篇》就像一面蒙上了一层历史风尘的明镜，轻轻一擦，便显现出一段燕赵武术文化萌生、成长的历程，一幅中国武术文化发展、演变的缩影。
4《庄子·说剑篇》对现代武术发展的启发意义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辩章学术，考镜源流’……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对经典进行过多的阐述和发挥，往往有可能肢解经典的本义，甚至于误读经典的精髓，但是面对着《庄子·说剑篇》这一横跨千年历史岁月的文化经典，一种感怀仍禁不住在经典与现代的握手间油然而生。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对经典内在含义的回味不能不引发对当今武术发展的思索。
4．1庄子“三剑”引发的武术发展思索
在《庄子·说剑篇》中，庄子向赵惠文王描述了“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三种不同类型的剑。在这里，匡诸侯、服天下的“天子之剑”，法天、顺地、安民的“诸侯之剑”和无异于斗鸡的“庶人之剑”，不妨可以说分别象征了武术修养由高到低的三种不同境界。“同样的社会，同样的际遇，不同生活理想的人会赋予它不同的眼光，从而在各自心目中呈现不同的景致来，这就是境界。”同样的剑，在庄子的眼中分为层次不同的三种类型，同样的武术，不同的人生追求也导致了境界不一的武术修养：在有些人眼里，武术就是拳来腿往的搏斗争胜或挥剑舞扇的娱乐健身；在有些人心中，武术成了安身立命的谋生手段和实现荣华的欲望之舟；在有些人身上，我们却看到了淡泊宁静中的拳拳服膺和鞠躬尽瘁中的胸怀天下。
如果把武术看成一种防身健体的手段，那么你就有希望拥有一把“庶人之剑”，而且在当今高度发达的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更为精彩、轻松的时尚之剑可供你的选择；如果把武术当作一种可以谋生的职业，你也有可能得到一把“诸侯之剑”，武术可以给人带来现实生活所需要的可观的物质水准，而且还有可能成为实现各种个人欲望的稳定平台；如果选择了武术作为人生的一种生活方式，用毕生的心力去追求生命中的那把“天子之剑”，那么，我们每一个热爱武术的生命和我们深深地热爱着的武术，又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蓝图呢？在申奥时局山重水复，武术发展步履维艰的今天，我们每一个武术工作者是否都应该认真思索一下，自己已经拥有或正在追求的，究竟是何种“武术之剑”？武术文化形态的结构可分为“物器技术层”、“制度习俗层”、“心理价值层”三个层次，其中，“道与理是核心层，礼与艺是中间层，技与术是外显层”。庄子用“天子之剑”震撼了赵惠文王的内心，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武术之剑”来面向人类发展的崭新纪元呢？
4．2“文”以剑显、“剑”以文名的语言特色对武术文化研究的启示
“庄子‘尤以文辞陵轹诸子’，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语言大师。其语言不仅讲求实用，同时也注重艺术效果，表现出鲜明的艺术特色。”在《庄子·说剑篇》中，其语言风格以阳刚之美为主要特征，时而汪洋恣肆，如浩海之无涯；时而豪迈雄放，如江河之直下；时而又似行云流水，如清风拂面，空灵缥缈。关于剑士衣饰和“上斩颈领，下决肝肺”斗剑场面的描写，“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雄豪之气，特别是关于“天子之剑”和“诸侯之剑”等的论述，都给文章平添了独特的气质，使该文充满了雄健奇绝的魅力。“文”以剑显，“剑”以文名一一《庄子·说剑篇》的语言特色对于我们的武术文化研究同样也极具启示作用。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表现，也流露出思想者的感情。对武术历史文献的认知困难，在某种程度上是导致当今武术研究整体进展相对较慢的原因之一。在武术文化研究工作中，尤其是在武术历史文化研究方面，面对着研究资料静止的原始形态，如果我们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能以生动精炼的语言表述抽象的道理，寓理于形，尽可能地使武术历史文化研究生动形象而非干巴巴地予以表现；以准确贴切的理解把握相应武术文化的特点，寓情于景，尽可能地使个人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融入所研究的武术历史文化；以客观、理性的原则为前提条件和出发点，在实事求是、中规中矩的学术研究中尽可能平静地实现个人文化修养、武术历史文化特点和武术历史文化研究三者之间的和谐平衡，使“武术文化研究”成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武术文化进行相应艺术展现的现代化平台，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当前武术文化研究所力图实现并努力追求的一个方向。倘能如此，我们的武术文化研究论文才有可能打造出一系列精品，并最终把“武术文化研究”建构成当代文化发展中的前沿方向和精品工程。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的武术论文能够像《庄子·说剑篇》一样，让人读来受益匪浅、回味无穷，顿觉相见恨晚，那么鲜活、光亮、华丽而又动感十足、博大精深的传统武术文化，又何虑知音难觅？
谢选骏指出：和罗马角斗士的主要来源为奴隶不同，中国剑客的主要来源是自由民，他们是自愿奉献生命从事这项运动的，所以更有运动员风度。《说剑》虽然不一定就是庄子时代的文字，但想必去古未远，因为那毕竟体现了战国时代的风貌——“如果说《让王》、《盗跖》已不类庄子之文，那么《说剑》就更非庄子之文了。篇文中确有‘庄子’其名，但《说剑》里的庄子已不是倡导无为无已、逍遥顺应、齐物齐论中的庄子，完全是一个说客，即战国时代的策士形象，而内容也完全离开了《庄子》的主旨。因此，本篇历来认为是一伪作，也不是庄子学派的作品，应该看作是假托庄子之名的策士之文。”但无论如何晚于庄子，但不会晚于秦国统一六国，因为这些策士和剑客，都随着秦始皇的征伐而消失了。
那是在公元之前221年——秦灭六国之战，指中国战国末期七大诸侯国之一的秦国进行消灭函谷关东六国、完成中国统一的战争：从公元前235年攻打赵国到前221年灭齐国结束，共计15年的时间，先后按顺序消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结束中国自春秋以来长达500多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即秦朝。
在此之后五年，公元前216年举行的雷必达的葬礼上，在广场上搏斗的罗马角斗士仅仅才有22对，角斗运动尚未全面发展，更未进入全盛时期。而赵王呢？仅仅用七天时间让剑士们比武较量，就死伤六十多人。所以我说：中国角斗士——剑客运动早于罗马。
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谁的规模更大？
如果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在历史上相遇，究竟谁能战胜谁？
历史没法假设。但是仅从致命格斗一项来看，罗马人看来要甘拜下风了。而且，罗马也没有坑杀40万降卒（秦对赵）、20万降卒（楚对秦）的“金氏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