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英国期待着我的征服

《英国人郁闷惨了！新航母刚服役便漏水》（2017年12月20日 转载BBC中文网）报道：
英国新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在海试时发现螺旋桨轴有密封不良问题，发生泄漏事故。
据英国《太阳报》报导，发生的泄漏事故导致航母每小时有200公升的海水倒灌。
这艘被指要维护英国“海军强国”尊严的“海上巨无霸”，斥资31亿英镑建造，本月初才在朴次茅斯（Portsmouth）在女王的主持下，完成服役仪式。
BBC防务记者乔纳森·比勒（Jonathan Beale）说，这个问题令皇家海军“十分令人尴尬”，而这只是众多问题的其中一环。
皇家海军发言人说：“伊丽莎白女王号海试时，察觉了航母轴封问题，现正停泊在朴次茅斯的航母，已经排期进行复修。”
“这次问题不会影响航母再度航行，也不影响其海试计划。”
记者乔纳森·比勒分析：
皇家海军试图低调处理这个问题，起初甚至想隐瞒问题。
这明显是尴尬的情况。
他们已得悉问题一段时间，但并不希望有关问题影响到女王也出席的服役仪式。
其他战舰遇上同类型事故并不罕见，也很容易便能够处理。
但今次的问题是，“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规模庞大，以及她刚刚才交付海军的时机。
另一重大问题是，航母能否在下水后修理好。
海军声称航母不用上水也能够修复，如果要上水修理成本将更昂贵，也会导致延误。
海军称修复工程会连同其他“问题”一同修正，费用由承包商承担。
这艘长280米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在8月抵达朴次茅斯，并在航母组装之地法夫郡（Fife）的罗塞斯船厂展开了两个月海试。
这是英国首艘新一代航母，另一般航母“威尔士亲王号”外壳基本完工，约需18个月在罗塞斯拼合内部组件，预料2019年开始海试。
国会质疑舰载机高昂成本
这次事故曝光，正值英国国会议员关注航母配备F-35战机成本问题的时候。
英国政府计划在2025年前，花91亿英镑，向美国航空航天巨头洛克希德·马丁购买48架F-35战机。
但下议院国防特别委员会称交易“欠缺透明度不可接受”，有估算每架飞机成本超过1.5亿英镑。
“伊丽莎白女王号”目前未有配备战机，不过多艘闪电战斗机将在下年于航母上进行首度试飞，约120名空军正在美国受训。
航母在罗塞斯组装前，分别于六个城市建造组件。
英国国防大臣法伦（Michael Fallon）9月公布了新的国家建船策略。
政府计划在2023年前，购买至少5艘31e型巡防舰，并与全国各船厂共享工作成果。
首批新船除了提升海军舰队的实力，更希望外国海军未来会向英国购买船只。


谢选骏指出：上述情况说，英国期待着我的征服。征服英国，并非奇迹，而是千年之前就发生的故事——
1066年，北欧海盗杂种、法国诺曼公爵征服者威廉（英语：William the Conqueror），把不列颠踩在脚下了。
威廉一世（古诺曼语: Williame I；英语：William I；法语：Guillaume Ier；1028年11月8日－1087年9月9日），通常被称为征服者威廉（英语：William the Conqueror），有时被称为杂种威廉（英语：William the Bastard），是第一位诺曼英格兰国王，他从1066年开始统治英格兰，直到1087死亡为止。他是维京掠夺者的后裔。威廉经过长期的努力而确立自己的权力，到了11世纪60年代，他稳固在诺曼底的统治，1066年，诺曼征服英格兰。他的余生则是巩固在英格兰的统治，以及解决其长子罗贝尔二世给他带来的麻烦。
威廉是终身未婚的诺曼底公爵罗贝尔一世和情妇埃尔蕾瓦之子。1066年，威廉要求成为英格兰国王。他率领一支由诺曼人、布列塔尼人、佛兰芒人和法国人（来自巴黎和法兰西岛）组成的军队入侵英格兰，在黑斯廷斯战役中战胜哈罗德二世的英国军队，随后镇压英国人的反抗，这就是著名的诺曼征服，他也得名“征服者威廉”。
他将诺曼－法兰西文化带到英格兰，对后来的英格兰中世纪时期产生影响。影响包括统治者的改变，对英语的改变，社会和教会的上层等级的变化，并且采用一些大陆上教会改革的观点。影响的详细情况和程度多年来被学者争论。
在他之前，早在八世纪末，斯堪的纳维亚人就开始攻击后来被称为诺曼底的地方。911年，一个海盗首领罗洛同法王夏尔三世达成协议，法王将诺曼底伯国规划给罗洛，斯堪的纳维亚人从此在诺曼底永久定居。鲁昂周围的土地成为后来的诺曼底公国的核心。十世纪末，斯堪的纳维亚人可能将诺曼底用做袭击英格兰的基地，致使英格兰和诺曼底的关系恶化。为了改善关系，英格兰国王决策无方者埃塞尔雷德在1002年娶了诺曼底公爵里夏尔二世的妹妹爱玛为第二任妻子。
丹麦人持续突袭英格兰，1013年，丹麦国王斯文一世迫使埃塞尔雷德和他的家人离开英格兰，埃塞尔雷德便向里夏尔寻求帮助，到诺曼底避难。斯文在翌年去世，埃塞尔雷德被允许回国，但斯文的儿子克努特对埃塞尔雷德的回国提出异议。埃塞尔雷德于1016年骤逝后，克努特成为英格兰国王。爱玛成为克努特第二任妻子，她和埃塞尔雷德的两个儿子爱德华和阿尔弗雷德流亡诺曼底。
克努特在1035年去世，他和第一任妻子所生儿子野兔腿哈罗德继承英格兰王位，他和爱玛所生儿子哈德克努特则继承丹麦王位，成为丹麦国王克努特三世。英格兰仍不稳定。1036年，阿尔弗雷德返回英格兰探望母亲，可能向哈罗德的王权提出挑战。一则故事表明阿尔弗雷德日后之死系威塞克斯伯爵戈德温所为，但其他故事将此事归咎于哈罗德。此后爱玛流亡法兰德斯，直到哈德克努特在哈罗德1040年死后继任英格兰国王，哈德克努特同母异父的哥哥爱德华也跟随异母弟弟去了英格兰。爱德华在弟弟哈德克努特于1042年6月死后宣布成为国王。
野种威廉在1027年或1028年出生于诺曼底法莱斯，他的出生日期最可能接近1028年年末。他是诺曼底公爵罗贝尔一世的独子，也是诺曼底公爵里夏尔二世的孙子。他的母亲埃尔蕾瓦是法莱斯的富尔贝的女儿；富尔贝可能是名制革工人或尸体防腐者。这遗传给征服者威廉一股地狱的气质。这条母狗并未嫁给罗贝尔，与此相反，她后来嫁与孔特维尔的赫文，并和丈夫生有巴约的厄德和莫尔坦伯爵罗贝尔两子及一个名字未知的女儿。所以她的私生子被人叫作野种或杂种威廉。埃尔蕾瓦的一个兄弟瓦尔特为威廉未成年时期的一名支持者和保护者。罗贝尔还和另一个情妇有一个女儿阿德莱德。
尽管是非婚生杂种，他的父亲仍指定他为诺曼底的继承人。这一身份影响了他的早期生涯。孩童时期，他的生命常受到来自亲属的威胁，他们认为自己拥有更合法的继承权。当威廉在沃德勒夷（Vaudreuil）的城堡要塞睡觉时，发生了一起针对他的刺杀，当时刺客错误的刺中了睡在威廉旁边的孩子。但其父亲罗贝尔一世去世后，他的继承人身份得到承认。威廉的敌人称他为“杂种威廉”，并嘲笑他为制革匠或守尸人的后代，阿朗松周围居民把兽皮挂在城墙上以嘲笑他。
按照他的父亲的遗嘱，野种威廉在1035年7岁时即位成为诺曼底公爵。敌对的诺曼贵族阴谋篡夺威廉的地位，杀死了威廉的三位监护人，尽管不包括布列塔尼的艾伦三世，他是一位后来的监护人。然而威廉得到法王亨利一世的支持。他在15岁时被亨利封为骑士。到威廉19岁时他成功的处理了叛乱和入侵的威胁。1047年，由于亨利的援助，威廉在卡昂于瓦尔斯沙丘战役（Val-ès-Dunes）中击败了叛乱的诺曼贵族，得到了受罗马天主教会支持的“神圣休战”，最终巩固了诺曼底的统治。和教宗利奥九世的愿望相反，威廉于1053年在诺曼底厄镇（滨海塞纳省）的圣母小教堂娶他表妹佛兰德斯的玛蒂尔达为妻。当时威廉约24岁，玛蒂尔达22岁。威廉被认为是一个忠实而钟情的丈夫，根本不像他的“爸爸”，所以有人怀疑他是他母亲嫁祸于他爸爸的结果。他自己的婚姻生育了四个儿子和六个女儿。为了忏悔这桩乱伦婚姻（他们是表亲），威廉捐建了圣－斯蒂芬教堂（男子修道院），玛蒂尔达捐建了圣三一教堂（女子修道院）。
由于威廉的贵族联姻，诺曼底力量的加强使法王亨利一世感到威胁，他两次（1054年和1057年）试图入侵诺曼底，都没有成功。威廉已经是一个有魅力的领袖，在诺曼底内部吸引了强大的支持，包括他同母异父兄弟巴约的厄德和莫尔坦伯爵罗贝尔的忠诚，两人在他的一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后，亨利一世和安茹的杰弗里二世于1060年去世，削弱了这两股竞争势力的权力中心，使得威廉受益。1062年威廉入侵并获得了曾是安茹封地的曼恩伯爵领地的控制权。
忏悔者爱德华死后无嗣，威廉、强大的威塞克斯伯爵哈罗德·葛温森以及被称为哈罗德·哈德拉德的维京国王挪威的哈罗德三世三者之间激烈的争夺英国王位。透过自己的姑祖母爱玛（埃塞烈德的妻子和爱德华的母亲），威廉拥有微弱的血统（威廉的爷爷理查一世与爱玛为兄妹，威廉的父亲罗贝尔一世与忏悔者爱德华为姑表兄弟，威廉即为忏悔者爱德华的姑表侄子。）来主张他的权利。威廉同时声称当他1052年在伦敦访问爱德华时，后者许诺给他王位。在丹麦人占领英格兰期间，爱德华流亡诺曼底，一生中许多时间在此度过。威廉援救了在蓬蒂厄伯爵领地遭遇海难的哈罗德，并且他们一起击败了布列塔尼公爵科南二世。在那种情况下，威廉册封哈罗德为骑士；无论如何，他也同时诱导哈罗德，透过一个隐藏的圣徒骸骨对自己宣誓效忠。
然而1066年1月，依照爱德华最终的遗嘱及通过贤人会议的投票，哈罗德·葛温森（Harold）由大主教奥尔德雷德（Aldred）加冕为国王。
同时，威廉向教宗亚历山大二世提出了他对英国王位的要求，教宗给予他圣十字旗作为支持。然后，威廉在利勒博纳（Lillebonne）召开了战争会议并于1月份在诺曼底开始公开的集结一支军队。威廉提供对英国土地和头衔的承诺，他在迪弗（Dives-sur-Mer）聚集起一支庞大的舰队，推测达696艘舰只。舰队运载的入侵力量除了包括来自威廉自己的领地诺曼底和曼恩的军队之外，还有大量的雇佣军，以及来自布列塔尼、法国东北和佛兰德斯的盟军和志愿者，加上少部分来自法国其他地区和诺曼人在南意大利的殖民地军队。在英格兰，哈罗德在南部海岸集结了一支大军和一支舰队来防卫英吉利海峡。
对于威廉幸运的是，他的横渡被达八个月的恶劣大风所推迟。在等待期间，威廉设法把他军队保持在一起。但是哈罗德的军队由于供应的不足和收获季节到来导致的士气下降而减少，他于9月8日解散了他的军队。哈罗德同时在伦敦加固他的船只，留下了没有防守的英吉利海峡。然后传来了消息，另一位王位争夺者，挪威的哈罗德三世联合托斯提格·葛温森从约克登陆并深入10英里。哈罗德再次召集他的军队，经过了四天的急行军之后于9月25日击败了哈罗德三世和托斯提格。
9月12日风向改变，威廉的舰队启航。一场暴风雨突然袭来，舰队被迫在圣瓦莱里索姆河畔（Saint-Valery-sur-Somme）躲避暴风，再次等待风向的改变。9月27日诺曼舰队终于启航，9月28日在英格兰的佩文西海湾（萨塞克斯）登陆。威廉从那里前往向东几英里的黑斯廷斯，在那里筑起了预制的木制城堡作为军事行动的基地。他从那里劫掠内陆地区并等待哈罗德从北方返回。
威廉选择黑斯廷斯是因为它位于一个长半岛侧面的末端，靠近无法通行的沼泽。战役在地峡进行。威廉立即在黑斯廷斯修建了一个堡垒警戒他的背后，对抗可能自伦敦到达的哈罗德舰队。威廉的军队登陆，他就能比较少的关注逃亡的问题，并能等待冬季暴风雪的结束，用骑兵袭击周围地区，然后再春天发动一场战役。哈罗德对英格兰南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侦查，并充分意识到需要立刻占领这个地峡。
“哈罗德王被杀”（拉丁文：Harold rex interfectus est）。哈罗德·葛温森死于黑斯廷斯战役，展示于贝叶挂毯。
哈罗德在北方击败了他的兄弟托斯提格和哈罗德·哈德拉德以后，他的军队在5天之内跋涉241英里（388公里）和入侵的威廉在南方相遇。10月13日，威廉收到哈罗德从伦敦进军的消息。第二天拂晓，威廉和他军队离开城堡向敌军前进。哈罗德在森拉克山（Senlac Hill/Senlac ridge，今天的贝特，东萨塞克斯）顶端占领了一个防御阵地，距离黑斯廷斯大约7英里。
黑斯廷斯战役持续了一整天。尽管双方人数几乎一样，威廉同时拥有骑兵和步兵，还包括许多弓箭手，而哈罗德只有步兵和即便有也很少的弓箭手。英军沿着山边组成了一道盾牌墙，英国士兵起初防御很有效，威廉的军队被遏制并伤亡惨重。贝叶挂毯上展示威廉重新集结他的军队，据称他举起自己的头盔来平息他战死的传言。同时，许多英军追击步行逃跑的诺曼军队，当诺曼步兵假装退的更远时，使得诺曼骑兵可以一再的从背后攻击英军。诺曼弓箭手也带来伤亡，逐渐的削弱英国人的盾墙。黄昏，英军进行他们最后的防御。一波最终的骑兵进攻无可挽回的影响了战役的结果，当它导致了哈罗德战死，传说他被一支箭射中眼睛而死，被斩首或肢解。哈罗德的两个兄弟格思（Gyrth）和内夫温·葛温森（Leofwine Godwinson）同时被杀。黄昏，诺曼人完全胜利，剩余的英军士兵仓皇逃窜。
许多战役仅仅持续不到两小时，弱势的一方就放弃抵抗了。黑斯廷斯战役持续了九个小时，显示了威廉和哈罗德双方军队的坚定决心。且许多战役在日落时结束而不管哪一方取得了胜利。哈罗德在日落前不久被杀，当时他准备在早晨战斗重新开始前接受新的援军，如果幸免于威廉的最后一次骑兵攻击，相信他将会取得胜利。
12月25日，威廉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为英格兰国王，诺曼王朝开始。
威廉一世即位后，为了镇压国内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叛乱，威廉一世将英国的五分之一土地作为自己的领地，将手下的骑士封为男爵，分别派驻各地镇守，并在全国修建了很多城堡。伦敦塔和温莎城堡都是在那个时期修建的。
威廉一世改变了英国历史的走向，不论是商业、宗教或文化上，都由以往趋向斯堪的那维亚的风俗，变成了和欧洲相承继的局面。他引入了法语和法国的生活习惯，其中一些词汇和习俗对英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威廉一世亦改变了以往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模式，引入欧洲的封建制度，如骑士取代了家奴的地位，农夫地位也降为农奴阶级。为了掌握全国的人口和土地分配情况，威廉一世在1085年和1086年派人调查整个英格兰地区贵族和自耕农土地的实际情况及经济力量，颁布了被称为《末日审判书》的土地帐簿。根据《末日审判书》的调查结果，英格兰约有150万人口，其中90%以上是农民。
为了镇压长子罗贝尔二世在诺曼底地区发动的反叛，威廉一世亲自返回法国，于该年七月在芒特（Mantes）落马受伤，两个月后在鲁昂的St. Gervais女修道院去世，他的第三个儿子威廉陪在他身旁，去世后被埋葬在诺曼底卡昂的圣埃蒂安修道院（Abbaye de St. Etienne）。他晚年身材发胖，下葬时人们试图将他塞进棺内的时候，他的尸体竟然胀裂了，使得整个教堂充满了臭气。而当威廉运到墓地即将入土为安时，有一个人突然声称这块地皮是他的，并在众人面前要求主持公道。在付出了六十个先令后，威廉的遗体才得以入土下葬。


谢选骏指出：英国是被这样一位不伦不类的杂种威廉征服的。现在公元2016年过去了，看来，英国需要一次纯正的征服了。再过半个世纪，公元2066年就是英国的千禧年了！

谢选骏：中国的百年革命就是中国的野蛮化运动

《陈丹青：人文素养低劣是百年革命的深刻报应》（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12月19日 转载）说：
 
    当今大学，多有德才兼备的教师，多有禀赋优异的学生，多有先进知识的传授，然而普遍素养仍然有问题。这是我们国家文明与文化的整体问题，是几代人总体品质被“历史遗留问题”长期败坏、持续恶化的后果。
 
    考察一个人的素质，除了种种课程及教育措施，还要看他的家庭出身、师承关系、交游范围、社会阅历；这些条件，与学校有关，也与学校无关；与教育有关，也与教育无关。
 
    今日中国大学生，尤其是大学教师“人文水准”、“人文素质”的触目惊心，不完全是大学门墙内的教育问题，而是“历史遗留问题”。假如我们有勇气承认，则人文素质的低下、人文教育的切迫，是百年革命的深刻报应。
 
    所谓人文教育、人文素质，可能并不仅仅涉及知识、才能、品德、身份等等因素，而且深度涉及历史的问题。
 
    当今大学，多有德才兼备的教师，多有禀赋优异的学生，多有先进知识的传授，然而普遍素质仍然有问题。素质有问题，不是靠重视、研究、讨论、政策及学校教育所能够解决。今日全社会所谓的素质问题，是我们国家文明与文化的整体问题，是几代人总体品质被“历史遗留问题”长期败坏、持续恶化的后果。
 
    一个人的素质好，或者不好，通常的说法，看他是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可是为什么即便是今日的大学生，甚至大学的教育者也普遍存在“素质问题”？今日上过大学，获得高等学历的青年，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但在高的意义上，当代大学生配不配称得上是所谓“受过教育的人”？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讨论素质教育？有没有素质教育这回事？素质能不能教育？怎样教育？谁来教育？
 
    以我的偏见，考察一个人的素质，除了种种课程及教育措施，还要看他的家庭出身、师承关系、交游范围、社会阅历；这些条件，与学校有关，也与学校无关；与教育有关，也与教育无关。我们应该详详细细算一笔账：在我们记忆中被高度推崇的学者、教授、文人、艺术家、政治家，是什么出身，什么师承，什么交游，什么阅历。
     
    举几个例子。譬如，陈寅恪与陈散原的父子关系，周树人与章太炎的师生关系，徐悲鸿与康有为的交往关系，钱钟书与杨绛的夫妻关系……这类关系，并不涉及大学教育问题。
 
    最近我正在读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传。他出身商家，二十几岁毕业牛津，先后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先驱魏茨曼、作家伍尔夫夫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英国首相丘吉尔等等人物有过交往；加拿大传播学大师麦克鲁汉的多达数十位以上的交往名单中，囊括了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包括爱因斯坦、卓别林、毕加索。而与毕加索的交往也囊括了他的时代最优秀的人物：美国作家斯坦因与海明威、法哲学家萨特与超现实主义大师阿波里奈尔，等等。

    这是可以不断开列下去的长串名单。这些人物可能有种种其他问题，但没有我们今天忧虑的所谓素质问题。所谓素质问题不是大学教育问题，而是一民族文化生态文化水准的整体问题。
 
    在一民族文化生态的整体状况中，如果说以上例子都是名流，那么就我记忆所及，五六十年代在我童年少年时代，贩夫走卒、农夫农妇和今天的市井和农民比，所谓素质，要好得多。正如刘小枫先生准确指出的那样，传统时代的教育主要是宗法教育，宗法教育就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无关。我们在文学史中多次发现，好几位大师幼年的教养来自目不识丁的祖母、奶妈、家丁和仆人……
 
    我们观察教育在一代人身上的后果，要推前二十年或三十年，才能找到根源，找到时代的流变如何有形无形地塑造“人”、从深处养育人的“素质”——今天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的老师，大致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或“文革”中的知青，我们进入大学是在七十年代未，那时我们的大学老师若在五六十岁，那么，他是在民国年间接受的大学教育，而我们在五六十年代上中小学期间的老师，则是在民国年间接受中小学教育……
 
    再前推到民国，四十年代精英如储安平之流的中学老师，大致是“五四”一代人，“五四”一代人如蔡元培陈独秀之流，则他们的私塾老师就是清末一代人……
 
    我们再来向后推算：今天二十岁到三十岁一代年轻人的家长与老师，大致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今天在两课（英语、政治）考试中挣扎长大的少年人，则十年二十年后将要为人父母，为人师表，执掌教育大权，带着今天我们看到的集体人格与集体素质，去教育我们的孙辈……
 
    如此推算，以百年中国历史变化之剧，文化断层之深，一代与一代之间教育品质的差异，乃直接造成今日全民素质不堪补救的后果，这后果，又是未来教育后果的层层前因。
 
    要之，教育的功德，教育的遗患，在于隔代见效的因果报应。
 
    我并不是说，凡是早远的年代或人物，其人文素质便是必然的好，新时代的新知识、新科技、新观念，前人就没有。但所谓人文素质，不完全是学问高低，所谓宗法教育，深深影响某一人或某一群人的行为、举止、谈吐、魅力，甚至相貌。然而“素质”无可量化，难以指陈，它是时代、阶级、文化、家教等等在一个人、一代人身上的总和。我甚至感叹于老照片中的临刑罪犯，也比今日的罪犯更见气质。
 
    以上极其粗略的推算，也许仍然不能描述什么是素质，然而我以为从中可以窥见百年中国史的几次断裂与断层，如何深刻地影响到断层此端的一整代人。
 
    人文教育，必要讲到文化传统。十多年前，海外汉学者曾将我们面对的文化，分成四种传统：（一）由清代上溯周秦的中国古典文化大统；（二）“五四”新文化传统；（三）延安传统；（四）“文化大革命”传统。这四项传统并非平行奏效，任由我们选择，而是一项传统吃掉另一项传统——“文革”传统极端扩大了延安传统，延安传统扭曲变形了“五四”传统，“五四”传统，则深刻颠覆了整个古典传统。换句话说，我们的集体记忆与集体遗传，全都是“文革”传统，连延安传统延安精神，也找不回来了。
 
    我认识好几位老革命，也就是当年的延安青年，他们与我们这一代有许多分歧，但其人品与素质，没有、或甚少我们今天忧虑的种种问题。他们都是参与推翻民国的“逆种”，我试图提醒他们：他们的幼年少年接受民国教育，而民国推行的所谓“礼、义、仁、智、信”教育，大致传递着古典教育传统。即便是民国年间最激进的新青年、颠覆者与叛逆者，也在人格中深深浸染着传统教育及其价值观——试想，辛亥烈士“五四”健将、共产主义运动的英雄，还有昔日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才子们，凭我们今日的教育制度与价值观，出得来么？
 
    现在我们谈论读经，恢复国学，好像要裹携着今天的所谓“人文教育”，跨越延安传统、“五四”传统，去和清代上溯两千多年古典传统相衔接。这样一种反方向的跨越与追溯，有没有可能？我愿意说，在学术上或有微茫的可能，但在现实层面、人心层面，在亿万人群中，我看不见可能。
 
    为什么？社会分层消灭了，文化差异抹平了，不同的人群与生活方式遗失了，千百年文明维持不坠的一系列内在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毁损了，“文革”最后一击，中国地面成千上万有品质的家庭单位，亦即所谓“宗法教育”最后那点脉迹，也被连根拔除。总之，在人文传统种种资源荡然无存的今天，我们对传统价值体系试图追寻、把握、攀缘、附会的愿望，在家庭教育这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即已不可能。
 
    有一本著名的家庭之书《傅雷家书》，在我出国前就出版了，十八年后回国，这本书居然还在畅销。另有新书即《曾国藩家书》，也持续热销。说明什么？说明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家长，已经没有了。而这样的家庭，是要千千万万好家庭好在那里，才会出那么几家——民族的种性，不会断绝，种性之禀赋优异者，也不会断绝。现在、将来，我们还会不断冒出新的钢琴神童乃至种种天才，但是还会有那样的家长，给孩子写那样的家信吗？在如今的千万封家信中，还能浸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吗？
 
    如果非要说素质教育，家庭教育才是无微不至的素质教育。那样的素质教育，再好的大学也教不了、比不了、代替不了。
 
    苏联、东欧也消灭了社会分层，但是知识阶层还在，尤其是，家庭单位——作为社会的细胞、成长的摇篮，作为教育最初的课堂，作为最后一道抵御社会灾变的屏障——尚未遭遇彻底毁灭。而什么是完整的、有品质的、自我支配的阶级、阶层所构成的社会、人群与教育，我在欧美看到了。其中也有种种问题，甚至是骇人听闻的问题，但没有我们所谓的素质问题。


谢选骏指出：这篇文章已经摸到问题的边缘了，尽管还没有真正入门，更没有深入堂奥。事实上，中国的百年革命，就是中国的野蛮化运动——是第二期中国文明崩溃、第三期中国文明酝酿的荒原时代。中国革命，就是一场民族自新——
 正如我在1982年9月17日所写的那样：
中国近代史的基本事实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中国是在自新运动中，不断成长壮大的。中国近现代史的一切潮流、波折、动荡、革命──都是围绕着“自新”这个轴心来转动的；中国革命的种种努力──归根结蒂都在推动中国民族的自新进程。换一个角度，中国革命所遭遇的种种停顿、挫折、失败、反动……到头来不过“加强了革命的势力并激化了革命的努力”。结果，“弯路”的概念反倒成了一种实际上的幻觉。这幻觉后面显然隐藏着一种无知，这无知将“曲折的必由之路”看作“可以避免的弯路”。但是没有走过“弯路”的人却不能理解：命运决不会把“走过弯路”的人与“一帆风顺”的人等同视之，因为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大的能量，在困难面前游刃有余，在挑战面前坚不可摧。

如果我们面前只有一条道路，但这条路又是弯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勇敢地走过来了。事后聪明者悲凉地叹息说：看，我们走了这么多弯路！要是不这么走，而是……走的话，我们早就找到幸福的目的了。然而他们所说的“……走”的道路，其实并不存在。

   “历史总是不堪回顾的”，因为它排除了许多“不重要”的东西。可是在发展中，正是这类好像“不重要”的东西决定着事态的进程！它们是命运可靠的见证和神秘的引导。

   至于“错路”──既然中国只有“自新”这一条路可走：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呢？我们仅仅知道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只要是新的，那么我们走过的一切道路，就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探险,又有什么“错处”可言呢？“错”与“对”是就“可选择性的范围之内”而言的。一旦过到“可选择性的范围”这一界限，而落入宿命的汪洋中──“错”与“对”的界限就统统泯灭了。唯一的正确的就是尽力挣扎到彼岸，而不再顾及“错”或“对”，因为这时候“寻找新航线”的努力，已经是至高无上的命令了。

……

在上述意义而言，《人文素养低劣是百年革命的深刻报应》一文，其实还有些南辕北辙了——没有认识到中国野蛮化过程在“文明再生”方面的“深层翻土”（颠倒历史的翻身运动）意义。
关于这些，可以参见我的这本书：
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
──从“军阀造国的两个中国”转向“文明生长的统一中国”
A Perspective 100 Years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or, The Morning Twilight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 Transition from the two Chinas Created by Warlords to a Unifie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

1975年构思
1979年起草
2006年第一稿
2011年电子版
2015年印刷版
内容简介
谢选骏此书透露的曙光，发现并阐释了“现代南北朝原理”，那就是建立在“军阀造国”、“党阀篡国”之上的两个中国，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必将被文明生长的第三中国所统一。这就像古代南北朝必将被大唐统一，从而开出第二期的中国文明。现代南北朝原理，将产生一个真人，他能统一中国，而不是像孙中山毛泽东那样，一再地分裂了中国。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morning twilight as is reflected in Xie, Xuan Jun’s  book i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idea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e., the two Chinas created first  by the warlords and then usurped by the Party-lords──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ing unified by a thir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exactly like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eing unified by the Tang Dynasty about a thousand and four hundred years ago, ushering in the secon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orn out of this unification is going to be a Real Man who is to unify China, not splitting China unlike his predecessors Sun Yat-sen and Mao Zedong.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两个文明生长期：一是西周、春秋、战国；二是唐、五代、北宋南宋。它们分别演化出两个统一帝国期：一是秦、西汉、东汉；元、明、清──然后是两个过渡时代：古代南北朝与现代南北朝……古代南北朝曾经酝酿和产生了第二期中国文明，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现代南北朝正在酝酿并产生第三期中国文明……
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思想曙光！我殚精竭虑地“发现了它”，但愿我还有能力“说明了它”。
──谢选骏

全书目录
2011年电子版前言
（第一卷）南北朝曙光
导论
异质统治下的中国思想
一、中国的“朝代兴替律”
二、回到“中国的盛世之初”
三、圣人出而黄河清
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五、人说古代南北朝
六、我看现代南北朝
七、北魏与当代中国
八、佛教与社会主义
九、共产党何以征服大半个中国
十、中国现代化两阶段
十一、索居的灵魂
（第二卷）南北朝现象
第一章
内陆中国与海洋中国
一、走出“延安精神”
二、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三、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四、内陆中国特性＋共产党文化
五、革命的北朝摧毁保守的南朝
六、扼杀思想的错施──“院系调整”
七、两个中国的地缘政治背景
八、两个中国的外来干预力量
第二章
中国的二元性
一、内陆与海洋：中国的二元性之一
二、北方与南方：中国的二元性之二
三、农耕与游牧：中国的二元性之三
四、城市与乡野：中国的二元性之四
五、华与夷：中国的二元性之五
六、阴与阳：中国的二元性之六
七、汉化人群的种族二元性
八、二元中国与两个中国
九、满洲二元帝国的遗产
第三章
印度的挑战与欧洲的挑战
一、历史比较学的方法及例证
二、不同历史条件造成朝代周期的差异
三、历史比较法的若干限制
四、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理论
五、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实践
六、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分析
七、古今两个南北朝特点比较
八、宫廷政变推动历史前进
九、野蛮化：从士族到军阀
（第三卷）南北朝分析
第四章
军阀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一、世界历史的独特现象
二、中国历史的兀鹰现象
三、远的背景和近的舞台
四、野蛮化运动的先行者
五、埃及消亡原因论
六、军阀救国论
七、割据播种论
八、军阀造国论
九、藩镇文明论
第五章
文明毁灭的过程
一、枪杆子里面出圣人
二、对《三国志》的两层分析
三、文化人和他们的主人
四、翻身运动的试验狂
五、文明死，哲学生
六、野蛮如何激活了文明
七、文化交汇的血肉横飞
八、野蛮如何创造了文明
九、新士阶层进驻文明
十、新士阶层与精英主义
（第四卷）南北朝比较
第六章
两次南北朝的比较
一、五胡时代的马列主义
二、五胡乱华与猪羊之争
三、野蛮的国有化事业
四、北魏的社会主义经济
五、魏孝文帝的改革开放
六、门阀体制与党的先锋队
七、世家大族的无产阶级专政
八、两个南北朝的关键转折
九、南北朝结束于复古运动
十、伟大的脸谱如是说
第七章
南北朝的精神现象学
一、职业教徒与党工干部
二、宗庙与意识形态
三、游击战的历史含义
四、野蛮化与蒙古化
五、蒙古化与苏联化
六、现代蒙古化运动
七、毛泽东与忽必烈
八、蛰居三月的断想
九、复古主义与革新运动
十、野蛮战胜文明的范例：秦与元
第八章
日本、越南、朝鲜的南北朝及其他
一、关于民族的思考
二、民族意识与文化阶层
三、日本的南北朝
四、越南的南北朝
五、古代南北朝的良贱制度
六、现代南北朝的阶级专政
七、思考天下与方国的区别
八、“人民运动”的功能
九、罗马史的例证
（第五卷）南北朝现实
第九章
现代极权主义的鼻祖
一、孙中山是一个恐怖分子？
二、先于列宁的列宁主义原则
三、孙中山军政训政是军阀专政
四、军政府思想来源于八国联军
五、陈独秀《造国论》是军阀理论
六、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来自孙文
七、孙中山比袁世凯更早称帝
八、孙中山比袁世凯更先卖国
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行者
十、人们如何评价孙文的功过
十一、全球格局下的中国问题
第十章
近代中国的野蛮化
一、辛亥革命的纪念
二、打开脱胎换骨之门
三、孙中山时代与毛泽东时代
四、新一轮的三国演义
五、毛泽东的咄咄怪事
六、野蛮的胜利者
七、野蛮化与贵族化
八、预言书
第十一章
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
一、从五四到六四
二、“文革”的由来
三、山沟里的“思想”
四、反传统造成的沙漠
五、革命阶段与反动阶段
六、文革的动力与象征
七、“政治三P党”
（僭主、党组织与人民）
八、吝啬鬼、贪污犯、虐待狂
九、1980年代文化反思
（第六卷）南北朝哲学
第十二章
全书的总结思考
一、野蛮是文明的入场券
二、自新运动与新的民族
三、军阀造国时代的终结
四、新士阶层与社会中坚
五、需要加法而不是减法
六、中国革命的两重性
七、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结论
八、中国之本与有限委托权
全书后记
本书援引著作列表
附录：美国“合众国际社”1981年10月18日发自北京的英文专电报道 

谢选骏：罗马的角斗起源于异教贵族的葬礼

角斗最早起源于欧洲异教时代的一种殡葬仪式，在那个时期，人们相信用人血可以慰藉亡灵。
来自帕埃斯图姆（Paestum）的墓室壁画，记录了亡者葬礼上的角斗士战斗起源，在这里，角斗士战斗是宗教事件。每天，这个游戏都会以带神坛祭祀的“庄重游行”为开始。帕埃斯图姆是一个希腊殖民地，是意大利坎帕尼亚地区的城镇，它位于奇伦托地区北部，在那不勒斯东南方85公里萨莱诺省靠近海岸的地方，以古希腊建筑多立斯柱式神庙而闻名。该城由来自希腊锡巴里斯的殖民者创建于公元前7世纪末。帕埃斯图姆现存三座多立克风格的希腊神庙：2座赫拉神庙和雅典娜神庙，建于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帕埃斯图姆城占地120公顷，但已挖掘的三座神庙只占地25公顷，其余95公顷土地仍属于私人所有，没有进行挖掘。环绕城市的城墙仍在存在，大约长4750米，厚5—7米，高15米。
谢选骏指出：我把这些希腊罗马的异教庙宇叫做“鬼庙”，拒绝入内参观，因为它们都有邪灵。
可能受此影响，在古罗马人的殡葬仪式上经常要杀死一些战俘、奴隶和牲畜。罗马的角斗比赛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4年。那个第一次正式的角斗比赛（mu-nera gladiatoria）是这样登场的：罗马当时的执政官布鲁特斯（Deimus Junius Brutus）为其父亲的葬礼举行的仪式上，迫使3对角斗士互相厮杀。而此前，角斗士游戏（munera [穆内拉]，拉丁文munus的复数形式，意为“礼物”）。而半个世纪以后，公元前216年举行的雷必达的葬礼上，在广场上搏斗的角斗士已经达到22对。直到到了罗马共和国晚期，国家才承认了角斗士的搏斗，并为其颁布了规则。
罗马角斗场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市内台伯河东岸，为古罗马的象征。角斗场建于公元72-79年，强迫8万名犹太俘虏作劳役，用工8年完成。整个建筑占地2万平方米，周长527米，可容纳9万观众。它是罗马帝国征服耶路撒冷后，为纪念皇帝威斯巴西安的丰功伟绩而建的，甚至一直影响着现代大型体育场的建筑。
角斗士（gladiator），又译“剑斗士”，古罗马时代从事专门训练的奴隶、被解放的奴隶、自由人或是战俘，他们手持短剑、盾牌或其他武器，彼此角斗，博得观众的喝彩。
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基督教的化育，欧洲人是多么残暴不仁。
《关于罗马神秘角斗士的10个真相》（2015-04-26 前十网）说：

罗马角斗士深受大众喜爱，是古代劳动阶级心中的偶像，上层社会往往对其嗤之以鼻。650多年里，人们横跨罗马帝国，蜂拥来到竞技场，观赏那些手执利刃、训练有素的角斗士上演血腥而精彩的表演，这些表演带来的感官刺激绝不亚于体育竞技和戏剧以及屠杀。角斗是古罗马最著名的娱乐项目，以下与神秘角斗士有关的十大真相。
10.角斗士既是名人也是性偶像
虽然罗马历史学家认为角斗士是野蛮的象征，角斗士在平民心中依然是神一般的存在。角斗士的画像是许多公共场合的装饰；孩子也很扮演角斗士，用陶制武器决斗；甚至像当今顶尖运动员一样，那些最成功的角斗士明星会为产品做代言。另外，他们拥有令女性心醉神迷的能力，也因此而广为人知。在庞贝古城的壁画上画着一个角斗士“在晚上把姑娘们擒入网中”，另一个被“一堆姑娘围着”。许多女性喜欢佩戴浸过角斗士鲜血的发夹或其他首饰，甚至有的女性会把角斗士的汗当作春药，混到面霜等化妆品里面使用。
9.许多罗马皇帝也曾参与角斗比赛
古罗马时期，举办角斗比赛是皇帝用来赢得民众喜爱的一个简单方法，更有的直接参与比赛。统治者卡里古拉（Caligula）、提图斯（Titus）和哈德良（Hadrian）等都在竞技场上表演过——尽管大部分情况下都拿着很粗钝的刀片，在非常安全的范围内格斗。疯狂的康茂德大帝（Emperor?Commodus）是一个手执长矛的神枪手，常常从一个安全的凸起的平台上屠杀熊和黑豹以博得观众的欢呼。他也数次参与角斗，但通常对手都是一些经验不足的角斗士，甚至还会从装备不足的胆小观众里挑选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康茂德也很好意思地给自己数目庞大的奖励。
8.角斗士们组成不同的集团
尽管角斗士通常被迫参与这些生死较量的格斗，但他们视彼此为兄弟手足。一些角斗士甚至组建团体或成立“委员会”，每个团体都有属于他们的领袖和保护神。集团内有战士倒下，其余成员会为他们这位亲爱的朋友举办一场得体的葬礼，并在角斗场内篆刻墓志铭，以纪念他在这里的荣耀功绩。如果这位朋友身后还留有妻儿，集团成员也定会给予他的家庭财物补偿。
7.女角斗士也曾叱咤竞技赛场
与男性奴隶一样，女性奴隶也会被送入角斗场，但也有一些女居民自愿举剑参与格斗。历史学家们还没有确定女性究竟从何时起就身穿盔甲、参加角斗，但到公元1世纪，她们已经成为竞技场上的常驻角色。在古罗马的父权制文化中，人们对女战士抱以轻视的态度——图密善皇帝（Emperor Domitian）就喜欢让女人与侏儒进行角斗。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女战士在战斗中显现出英勇风姿。在一块可追溯至大约公元2世纪的大理石浮雕上，描绘着一场两位女性之间的角斗画面。铭文上记载，这两位分别被称为亚马逊（Amazon）和阿契利亚（Achillia）的女角斗士光荣地打成平手。彼时的女性也曾参与动物狩猎，但大约在公元200年，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皇帝（Emperor Septimius Severus）颁布禁令，不许女性参与此类活动。从此，女角斗士们叱咤竞技场有限却光荣的岁月也落下了帷幕。
6.角斗士鲜少反对动物
罗马圆形大剧场和其他罗马竞技场经常伴随着可怕的动物狩猎，但是角斗士牵涉其中，则是不常见的。捕杀野兽是“venatores”和“bestiarii”这两个类别的骑士的专属，猎物包括鹿、鸵鸟、狮子、鳄鱼、熊甚至大象。动物猎杀是游戏开幕的特别节目，仅仅一场动物猎杀就能造成许多动物的死亡，观众也早已习以为常。在庆祝罗马圆形大剧场开幕式中,100天里就有?9000头动物被杀死。随后，公元2世纪末，在图拉真皇帝（Emperor Trajan）举办的为期123天的节日里，另外11000头动物也被杀害。在大多数的动物死于运动竞技的同时，其他动物会与另一动物争斗。野兽也因此成为执行死刑的“工具”之一。把已定罪的罪犯和基督教徒扔到角斗场是人们当时的娱乐方式之一，这些动物通常是狗、狮子或熊。
5.角斗士多样的组别和类型
罗马圆形大剧场在公元80年开放的时候，角斗士游戏已经从随心所欲的死亡斗争变成了一种组织有序的血腥竞技运动。角斗士将按照他们的战斗记录、技能等级和经验等进行分类，格斗风格和武器装备是最普遍的两种分类方式。剑斗士（thraeces）和盾斗士（murmillones）是最出色的两个类型。此外，还有骑着马进入竞技场的马背骑士（equites）、在战车上作战的战车斗士（essedarii）、同时使用两把双刀的斗士（dimachaerus）。在所有出名的类型中，最不同寻常的就属仅持网和三叉戟上场决斗的网斗士（retiarius）。这些勇士们尝试着在敌人进攻之前将其引诱进那张网，不过一旦失败，他们便完全失去了防备。
4.著名的“大拇指朝下”手势可能并不意味着死亡
在角斗士重伤或投降的情况下，他的命运是掌握在观众手中的。在罗马竞技场的比赛中，皇帝是决定角斗士生死的最后发言人，但统治者和比赛组织者通常会把决定权交由观众。绘画和电影中通常展示人群以“拇指向下”的手势来示意结束战败者的生命，但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示意将对手打死的手势可能是拳头伸展两指、其中拇指向上，拇指向下、挥舞手帕都可能是表示“怜悯”。无论使用哪种手势，通常都会伴随着刺耳的叫声，不是“别杀！”就是“杀！”。如果观众决定败方的死亡，获胜的角斗士就会从两肩胛部或者颈部刺向对手的心脏。
3.他们并不总是战斗至死
好莱坞影视中常把角斗以血腥的混战场面表现出来，但事实上大多比赛都在严格的规则下进行。决斗通常是两个体型和实力相当的男人之间的单独战斗。裁判监督比赛，并在某一方严重受伤的时候喊停。如果双方僵持不下，比赛无聊漫长，并因此引起人群骚动，比赛也可因此结束。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决斗双方向观众展示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那么参赛双方都可以自豪地离场。
培养角斗士需要投入大量金钱进行收容、喂养和训练，所以投资者并不希望出现毫无意义的死亡。教练教授的是“打伤”对手的技巧，而不是“打死”技巧。而决斗士也会遵循这个规定，尽量避免重伤对手。然而，角斗士的一生充满暴力，并且也十分短暂。他们中的大部分只能活到25岁左右，据历史学家估计，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的赛事会导致死亡。
2.角斗较量最初是丧葬仪式的一部分
据一些古老的史料记载，这种搏斗较量来自于伊特鲁利亚（Etruria），但如今大部分的史学家则认为角斗士搏斗最初起源于贵族葬礼的血液祭祀。在贵族死后，为了祭奠他们在世时展示的美好品德，他们的家人会在其坟墓边为他们举办一场奴隶与战俘之间的竞技搏斗。据罗马作者特土良（Tertullian）和菲斯提斯（Festus）讲述，这是因为罗马人相信人类的血液能清洗逝者的灵魂，而角斗自然就成为了人祭的替代品。这种为葬礼而进行的活动在尤里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统治时期得到迅猛发展，为了祭奠其父亲和女儿，他举办了规模达上百人的搏斗活动。这项竞技很快风靡罗马，在公元前一世纪末，国家开始投放资金来表示对这一活动的支持。
1.角斗士并不全是奴隶
并不是所有戴着枷锁走上竞技场的角斗士都是奴隶。早期这些角斗士来自战俘和罪犯。公元一世纪起，这一参赛成员结构开始改变。受竞技刺激与观众欢呼的吸引，同时为了获得名声与财富，自由公民开始自愿加入角斗竞技的队伍。这些自由派勇士通常是一些极端分子或是一些战斗力超强的退伍军人。但同时，一些上层贵族、骑士、甚至是参议员也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英雄气概。
你知道吗？
一些古罗马的角斗士并不是很强壮。勇士们经常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极限训练，但是他们大麦粥里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却可以增加他们上腹部的脂肪，这种脂肪其实是有实际用途的，它能承受一些不深的伤口，从而在格斗者受伤时的起到保护其主要器官的作用。
谢选骏指出：很清楚，角斗士运动主要是在罗马帝国时代蓬勃发展的，因此可以说是大规模战争的后果，也就是说，它的宗教起源并不能掩盖其军事背景。我觉得，这是“杀红了眼”的结果，是侵略战争的副产品。直到基督教在罗马获得了优势地位之后，325年，尼西亚大公会召开，基督的仁慈战胜了帝国的残暴，罗马才明令禁止角斗士表演。又过了一个半世纪，嗜血成性的罗马帝国就灭亡了。
但是，随着基督教在欧洲的衰落，角斗行业死灰复燃了。
《捷克冒出现代角斗士表演》报道：
据斯洛伐克《民族复兴报》报道，奴隶社会流行的角斗士表演正在捷克新贵中间流行。《民族复兴报》的一位记者走进了捷克秘密的角斗场，报道了这一残酷的“斗人”游戏。
森林中的秘密游戏
经过与角斗组织者多日的沟通，2003年6月的一个傍晚，这位记者获准前往角斗场。一路上，他的眼睛被蒙着。但据他判断，这个角斗场地处捷克北部一片茂密的针叶林中，从林中木屋上写着的旧标语看，那是一个废弃的旧军营。到达目的地后，两个彪形大汉将他身上的采访设备全部收走，此后的28小时，两人一直监视着他。
一位自称巴维尔的秘密角斗组织者接待了这位记者。巴维尔40来岁，精力充沛。他告诉记者，在周围的路口都布有巡逻的岗哨。岗哨之间有约定的暗号。一旦有异常，角斗可以马上变成一场野餐会。在房子前面的空地上，甚至准备了几只正在烘烤的乳猪。据说，一些废弃的厂房或地下车库也常被用作角斗场所。
看客经过严格挑选
记者到军营后，见木屋前停着20多辆豪华越野轿车，它们是中东欧国家新贵的典型标志。从车牌上看，大多数看客来自捷克首都布拉格，还有几个来自德国。 据巴维尔介绍，他有一个有200多人的看客俱乐部，那些车都属于他的会员。他自诩挑选客人的标准“比国家安全部门挑选特工还严格”。看客大多是有钱的暴发户，其身份严格保密。新贵们既花钱买了刺激，又维护了体面。
角斗一般每月举行一次，每张2000克朗(27克朗约合1美元)的门票对新贵们来说不算什么，为角斗士下注才是大手笔，每人的赌注至少5万克朗。巴维尔组织的角斗每场看客有20至30人，其收入可想而知。
角斗场中鲜血淋漓
夜幕降临时，角斗开始了。两个膀大腰圆的角斗士站在一块约10平方米的场子内，场子四周是一人高的栅栏。耀眼的灯光照在他们身上，按照规定，他们不得在身上涂抹任何油脂，不得戴头盔、没有护牙套，也没有手套。这种“斗人”游戏惟一的规则是，用一切手段把对手打倒在地。
据场内一位角斗士医生兼赌注登记人透露，当天的最高赌注达30万克朗。角斗开始没几分钟，场内就人声鼎沸，台上是痴迷的看客，台下是带着头皮的乱发四处飘散，飞落到脚边的牙齿鲜血淋漓。几小时后，这场野蛮的肉搏才结束。这位医生说，在角斗中骨折、牙齿被打掉、脑袋被缝上30几针，都不算重伤。
出售自己的人
什么人愿做这种把生命当儿戏的营生呢？记者发现，角斗士多为来自乌克兰等东欧国家的失业者。
角斗组织者开出的诱人条件让这些难以生存的失业者铤而走险。一般来说，每赢一场，角斗士可以拿到3万至5万克朗；输者最多可得5000克朗，医药费自理。角斗士的身价随着赢的场次增多而提高。巴维尔手下有4位“精英斗士”，他们每人至少已赢过15个回合，每赢一场可得10万克朗。
巴维尔说，最理想的角斗士是30岁以下、身高185公分以上、体重不超过90公斤的强壮男子。最好是单身汉，没有财产，文化程度低。找到合适的人后，要对他们进行1个月的搏斗“训练”、强化饮食和体检等准备工作。这一切都是在与外界隔绝的状况下进行的，被选中的人直到最后才得到通知。此时，他们想不干也不行了，因为付不起巨额罚款。
警察苦无对策
巴维尔并不认为这种“斗人”游戏有何不妥，他说自己经营的是体育活动。警方对此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款约束它，惟一近似的条款是：禁止未经许可的博彩活动。但捷克警方从未放弃调查，甚至派人扮演角斗士“卧底”，这也正是巴维尔等人不敢过于嚣张的原因。

谢选骏：中国角斗士运动早于罗马

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谁的规模更大？
如果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在历史上相遇，究竟谁能战胜谁？
历史没法假设。但是仅从致命格斗一项来看，罗马人看来要甘拜下风了。而且，罗马也没有坑杀40万降卒（秦对赵）、20万降卒（楚对秦）的“金氏纪录”。

（一）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名周，生卒年失考，约与孟子同时。战国时代宋国蒙（河南商丘或安徽蒙城）人，曾任漆园吏。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也被称为蒙吏、蒙庄和蒙叟。唐玄宗天宝初（公元742年），诏封庄周为南华真人，称其著书《庄子》为《南华经》。
一般认为《庄子》是集合了庄子及庄学后人的篇章，整理而成，分为内篇、外篇与杂篇。民国以来，内篇为庄子言行、外篇为弟子杂说、杂篇为后世敷衍逐渐成为定说。据司马迁《史记》所载，《庄子》有十余万言，由汉至晋之间，都为五十二篇。今本所见《庄子》则为三十三篇，七万余言，应是郭象作注时所编定。历代《庄子》注本，以郭象注、成玄英疏解最为重要。严灵峰所编《无求备斋庄子集成》正、续二编已经多达数百部注本。
庄子杂篇有篇《说剑》，讲述了赵国“剑客”的事迹，我发现，这些赵国剑客非常类似罗马角斗士，而且更加勇猛无畏。但就时间说，还要早于罗马。
角斗士（gladiator），又译“剑斗士”，古罗马时代从事专门训练的奴隶、被解放的奴隶、自由人或是战俘，他们手持短剑、盾牌或其他武器，彼此角斗，博得观众的喝彩。
罗马的角斗比赛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4年。那个第一次正式的角斗比赛（mu-nera gladiatoria）是这样登场的：罗马当时的执政官布鲁特斯（Deimus Junius Brutus）为其父亲的葬礼举行的仪式上，迫使3对角斗士互相厮杀。而此前，角斗士游戏（munera [穆内拉]，拉丁文munus的复数形式，意为“礼物”）。而半个世纪以后，公元前216年举行的雷必达的葬礼上，在罗马广场上搏斗的角斗士已经达到22对。
而庄子呢？却是死于前286年前后，也就是说，他死后几十年，罗马的角斗才开始流行。
《说剑篇》的内容描写庄子伪装成为剑客，去游说赵王放弃这一爱好。因为赵文王喜欢剑，整天与剑士为伍而不料理朝政，结果太子忧心，请求庄子前往游说。庄子说剑有三种，即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和庶民之剑，委婉地指出赵文王的所为实际上是庶民之剑，而希望他能成为天子之剑。
《说剑》白话
当年赵文王喜好剑术，击剑的人蜂拥而至门下食客三千余人，在赵文王面前日夜相互比试剑术，死伤的剑客每年都有百余人，而赵文王喜好击剑从来就不曾得到满足。像这样过了三年，国力日益衰退，各国诸侯都在谋算怎样攻打赵国。太子悝十分担忧，征求左右近侍说：“谁能够说服赵王停止比试剑术，赠予他千金。”左右近侍说：“只有庄子能够担当此任。”
太子于是派人携带千金厚礼赠送给庄子。庄子不接受，跟随使者一道，前往会见太子说：“太子有什么见教，赐给我千金的厚礼？”太子说：“听说先生通达贤明，谨此奉上千金用以犒赏从者。先生不愿接受，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庄子说：“听说太子想要用我，意欲断绝赵王对剑术的爱好。假如我对上游说赵王却违拗了赵王的心意，对下也未能符合太子的意愿。那也就一定会遭受刑戮而死去，我还哪里用得着这些赠礼呢？假如我对上能说服赵王，对下能合于太子的心愿，在赵国这片天地上我希望得到什么难道还得不到！”太子说：“是这样。父王的心目中，只有击剑的人。”庄子说：“好的，我也善于运用剑术。”太子说：“不过父王所见到的击剑人，全都头发蓬乱、髻毛突出、帽子低垂，帽缨粗实，衣服紧身，瞪大眼睛而且气喘语塞，大王竟喜欢见到这样打扮的人。如今先生一定是穿儒服去会见赵王，事情一定会弄糟。”庄子说：“请让我准备剑士的服装。”三天以后剑士的服装裁制完毕，于是面见太子。太子就跟庄子一道拜见赵王，赵王解下利剑等待着庄子。
庄子不急不忙地进入殿内，见到赵王也不行跪拜之礼。赵王说：“你想用什么话来开导我，而且让太子先作引荐。”庄子说：“我听说大王喜好剑术，特地用剑术来大王。”赵王说：“你的剑术怎样能遏阻剑手、战胜对方呢？”庄子说：“我的剑术，十步之内可杀一人，行走千里也不会受人阻留。”赵王听了大喜，说：“天下没有谁是你的对手了！”
庄子说：“击剑的要领是，有意把弱点显露给对方，再用有机可乘之处引诱对方，后于对手发起攻击，同时要抢先击中对手。希望有机会能试试我的剑法。”赵王说：“先生暂回馆舍休息等待通知，我将安排好击剑比武的盛会再请先生出面比武。”赵王于是用七天时间让剑士们比武较量，死伤六十多人，从中挑选出五六人，让他们拿着剑在殿堂下等候，这才召见庄子。赵王说：“今天可让剑士们跟先生比试剑术了。”庄子说：“我已经盼望很久了。”赵王说：“先生所习惯使用的宝剑，长短怎么样？”庄子说：“我的剑术长短都适应。不过我有三种剑，任凭大王选用，请让我先作些说明然后再行比试。”
赵王说：“愿意听听你介绍三种剑。”庄子说：“有天子之剑，有诸侯之剑，有百姓之剑。”赵王说：“天子之剑怎么样？”庄子说：“天子之剑，拿燕谿的石城山做剑尖，拿齐国的泰山做剑刃，拿晋国和卫国做剑脊，拿周王畿和宋国做剑环，拿韩国和魏国做剑柄；用中原以外的四境来包扎，用四季来围裹，用渤海来缠绕，用恒山来做系带；靠五行来统驭，靠刑律和德教来论断；遵循阴阳的变化而进退，遵循春秋的时令而持延，遵循秋冬的到来而运行。这种剑，向前直刺一无阻挡，高高举起无物在上，按剑向下所向披靡，挥动起来旁若无物，向上割裂浮云，向下斩断地纪。这种剑一旦使用，可以匡正诸侯，使天下人全都归服。这就是天子之剑。”赵文王听了茫然若有所失，说：“诸侯之剑怎么样？”庄子说：“诸侯之剑，拿智勇之士做剑尖，拿清廉之士做剑刃，拿贤良之士做剑脊，拿忠诚圣明之士做剑环，拿豪杰之士做剑柄。这种剑，向前直刺也一无阻挡，高高举起也无物在上，按剑向下也所向披靡，挥动起来也旁若无物；对上效法于天而顺应日月星辰，对下取法于地而顺应四时序列，居中则顺和民意而安定四方。这种剑一旦使用，就好像雷霆震撼四境之内，没有不归服而听从国君号令的。这就是诸侯之剑。”赵王说：“百姓之剑又怎么样呢？”庄子说：“百姓之剑，全都头发蓬乱、髻毛突出、帽子低垂，帽缨粗实，衣服紧身，瞪大眼睛而且气喘语塞。相互在人前争斗刺杀，上能斩断脖颈，下能剖裂肝肺，这就是百姓之剑，跟斗鸡没有什么不同，一旦命尽气绝，对于国事就什么用处也没有。如今大王拥有夺取天下的地位却喜好百姓之剑，我私下认为大王应当鄙薄这种做法。”
赵文王于是牵着庄子来到殿上。厨师献上食物，赵王绕着坐席惭愧地绕了三圈。庄子说：“大王安坐下来定定心气，有关剑术之事我已启奏完毕。”于是赵文王三月不出宫门，剑士们都在自己的住处自刎而死。
谢选骏指出：看来，罗马的角斗士不是意大利的特产，赵国的剑客也有这样嗜血成性的记录，难怪赵国抗秦最烈，需要被消灭四十万俘虏。也难怪，征服了如此赵国的秦国，就能征服已知的文明世界和所有能够开垦的生番地区。那么，赵国为何不能像罗那样征服各国，而浪费了自己的尚武精神呢？因为它失去了限度。尤其在征服世界之前，不能如此滥用人力资源。秦国兼并六国之后，虽然没有像赵国那样滥用人力相互击剑角斗，而是北击匈奴、南并百越，但却大肆搜刮劳役、挖掘陵墓，所以不得不让位给了汉朝。这就是国家主权没有受到思想主权必要约束的一大恶果。庄子给赵王出谋划策，要他去征服天下、实现和平，可惜赵王不能用命，结果徒然浪费剑客的生命，而无损秦国的分毫。这样下去，赵国能不灭亡吗？
（二）
《关于《庄子·说剑篇》透露出的武术文化信息》（申国卿　丁建岭）说：
在中国文化的浩瀚星空中，《庄子》无疑是奇特而光辉的巨星之一，它对秦汉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其成就，在先秦著作中，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名。《庄子》一书中，亦包含有丰富的与传统武术文化有关的内容。《庄子·说剑篇》中提出的“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的用剑之道，对后世武术理论的发展更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庄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哲理和文学方面的阐述，对于该书中蕴含的丰富的武术文化内容的阐发却极为有限，即使是著名的《庄子·说剑篇》，当前的有关理论也还主要局限在“用剑之道”等局部的认识层面上，把《庄子·说剑篇》作为独立的篇章进行全面武术文化探讨的专门研究，目前仍似没有。这对于博大精深的《庄子》理论的阐扬和历史悠久的武术文化的发展而言，都不能不说是一个“暂时的遗憾”。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拟以《庄子·说剑篇》为研究对象，力图阐述其中富含的武术文化内容，揭示《庄子·说剑篇》的武术文化研究价值，并对当前武术文化的发展进行探讨。 
1、关于庄子的生卒年和《庄子·说剑篇》的真伪
今本的《庄子》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大部分，《庄子·说剑篇》列于杂篇。目前，关于庄子的姓名、籍贯、生平、著作等都仍存在一定争论，《庄子》外篇和杂篇皆有庄子后学所为之疑。庄子的生卒年代，史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能够据以判断的主要文献资料，一是《史记》的大概说明，二是《庄子》的有关内证等。对《史记》的研究表明，“庄子大概主要活动于公元前370一前324或者前301年。但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时间坐标，并不能以此确定庄子的生卒年，其生卒年显然需要向前向后推”；根据《庄子》的内证研究，“庄子之卒最早不得早于赵惠文王元年(公元前298年)，至迟不得晚于宋之亡(公元前286年)”；近代学者关于庄子生卒年的各种主要观点中，马叙伦的公元前369一前286年之说则较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统观以上各种论断，我们可以产生这样一种认识：庄子在有生之年与赵惠文王的相见应该存在着历史年代上的可能性；因此，《庄子·说剑篇》系庄子所作，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历史可能；而无论如何，《庄子·说剑篇》中所反映的赵惠文王时期的历史风貌都应该是具有相当信度的。这也就为我们透过《庄子·说剑篇》，探讨当时的武术文化状况提供了可能。
2、《庄子·说剑篇》对剑术以及武术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庄子·说剑篇》中保存了一些春秋战国时期有关剑的形制方面的重要资料。赵惠文王见到庄子时问道：“夫子所御剑长短何如？”庄子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剑，唯王所用。请先言而后试。”然后，分别以“锋”、“锷”、“脊”、“镡”、“铗”等剑的不同部位为喻，向赵王描述了治国理天下的道理。这些内容，至少可以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长剑已开始出现并得到了普及，而且至迟在赵惠文王时期剑的形制已经定型。而这种状况又是战国时步战逐渐代替以戈、矛等长兵为主的车战，从而需要相应短兵的出现，同时冶炼技术的发展又使铁兵取代铜兵的实现成为可能。“春秋时代的剑一般在50cm左右，个别也有60cm稍长者；而战国剑则常常在70—100厘米左右，个别还有长达100cm以上者。长短变化如此显著，非常引人注目。”剑身的加长必然带动技术的变化，长短剑并存的格局积极地促进了剑术的丰富和提高，“锋”、“锷”、“脊”、“镡”、“铗”等剑的不同部位名称的出现，则标志着剑的形制已趋于定型。“从春秋末期到两汉间的数百年间，长短剑并世而存，出现了风行海内的‘击剑热’．形成了为士大夫所尊从的‘剑崇拜’，这个时期可称为我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庄子·说剑篇》里，庄子借用斗剑的道理来劝说赵惠文王放弃“日夜相击于前”的斗剑，励精图治，治国兴邦。其关于剑术的阐述异常精辟一一“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短短数言，不仅反映出当时的斗剑技术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而且体现出对斗剑经验的深刻领会和技战术理论方面的深入总结。“这段击剑要领，被视为武术技击理论的纲领，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击剑，可以看成是整个武术的一种战略战术理论。它的基本思想是：故卖破绽，诱敌来攻，因敌应变，后发制人，夺取胜利。这是中国武术的基本理论之一，至今仍是指导武术发展的重要原则。”
3、《庄子·说剑篇》所反映出的燕赵武术文化发展
《庄子·说剑篇》描述的大背景是战国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从其中所反映出的文化内容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战国时期有关燕赵武术文化的一些基本情况。
3．1尚武好勇、性情耿烈的燕赵剑士
燕赵武术文化是在燕赵区域内产生的一种地方武术文化。燕赵区域的主体是南至黄河，东临大海，西抵太行山，北以燕山山脉为界这样的一个四至范围。燕赵区域在文化上的特征就是慷慨悲歌，好气任侠。历史上，燕赵区域的人们擅长骑射，惯见刀兵，性情耿烈，尚武好勇，具有不同于中原、关陇，又不同于齐鲁、江南等地的特点。而这一点，在《庄子·说剑篇》中也得到了鲜明体现。文中描写赵惠文王有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这些剑士身着独特的衣服，头发蓬乱，鬓毛突出，圆瞪双目，声大气粗，见面时互相用语言攻诘责难；他们在斗剑时“上斩颈领，下决肝肺”，虽“死伤者岁百余人”仍“日夜相击于前”，且“好之不厌”，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气概；剑士们性情刚烈，受到怠慢，便纷纷自杀而死，“皆服毙其处也”。这些剑士的性情豪行，基本反映了当时燕赵武术人士的真实特点。
3．2“侠”的出现与娱乐性武术竞技活动
“士”是先秦社会极为重要的社会群体，是从平民中分化出来的一个长于勇力与武艺的特殊阶层。他们平时为卿大夫家臣，战时则执干戈卫社稷，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春秋末期，士阶层开始分化。惮用力者归“儒”，好用力者归“侠”，即儒者专于文，侠者专于武。《庄子·说剑篇》中，赵惠文王门下三千剑客以及“剑士”名称的出现，表明当时养士之风的盛行，并积极促进了“侠”的产生和发展。被称为“私剑”、“剑士”的侠士们，见义勇为，敢为知已者死，他们以剑技受人恩荫并为之效命，因为其肩负的任务而不能不专心于剑术武技的演练，并在不断的“斗剑”交流中总结完善，从而积极推动了剑术在技术层面上的提高，并形成了理论方面的积累。这也是《庄子·说剑篇》中能够提出“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的精妙剑术理论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在这种历史大环境下，任侠尚武之风在战国时期遂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燕赵大地上因而上演了一曲曲“豫让吞金”、“荆轲刺秦”等雄壮的“慷慨悲歌”。
从《庄子·说剑篇》中赵惠文王喜欢“斗剑”娱乐的内容可以看出，战国时期武术文化的发展中已出现了以娱乐为主的竞技性武术表演活动，至少在赵惠文王时期，以“斗剑”为主的娱乐性武术竞技活动在燕赵地区已相当流行。庄子“治剑服三日，乃见太子”。赵惠文王听庄子“后发先至”的剑论后，“令设戏请夫子”，“校剑士七日，得五六人，使奉剑于殿下，乃召见庄子”。从此处描写中可知当时的斗剑已有较为完备的体制，有了专门的剑服、正规的选拔制度和明确的比赛方法，而且斗剑活动规格相当高，大型的斗剑活动还常要以“戏”等娱乐活动作铺垫，深受官方重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这种武术与以集体阵战为主要特征的军事武技已有了很大区别，以“斗剑”为代表的各种娱乐性武术竞技活动，逐渐促进了各种以个体活动为主要表现特征的武术技术形态的发展，并有力地推动了军事武艺与民间武术的分途。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不妨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武术的整体发展特征通过《庄子·说剑篇》这个窗口，在燕赵武术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
3．3燕赵剑士衣冠特征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在《庄子·说剑篇》中，太子介绍当时剑士时说道：“然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嗔目而语难，王乃悦之。”根据这些描述，可以大略看出当时燕赵剑士的服饰特征，即剑士们都蓬着头发低垂帽子，系粗实的冠缨，穿短后的上衣，赵惠文王对于这种服饰特征似乎还比较欣赏。“从总的情况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间体育风尚深受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具有深厚的军事色彩。一些民间体育活动如剑道、射艺、角力等都是直接从军事体育活动转变演化而来，并间接为战争服务。”《庄子·说剑篇》中描写的燕赵剑士的这种衣冠特征，显然有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印记。“降至距今二千七百年左右的春秋时期，中原各国炎黄子孙们的服装制度已经基本形成。宽松舒适的袍服和裙裳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服装。”但是在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铁骑的压力下，一个不善于骑马的民族被迫跨上了马背，北方民族服装的短小紧窄、结实便利，也深深吸引着有志改革的中原人士。公元前302年发生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并不仅仅是对华夏传统服装和骑射的冲击，它“更重要的是一种观念的变革，汲取北方民族尚武强悍、勇于战斗的精神，同时，也是民族武术交流的典型例证。”赵惠文王作为赵武灵王的儿子和王位继承者，公元前298年即位，赵惠文王时期的燕赵武术文化不可能不保留有“胡服骑射”的改革痕迹。这就难怪赵惠文王会十分喜欢“斗剑”，并且对身着“仿胡”服饰的剑士们欣赏有加了。透过《庄子·说剑篇》中关于燕赵剑士的服饰特征的内容，我们依稀可以感受到二千三百年前发生的那场意义深远的冲破重阻、尚武自新运动，身着“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的尚武好勇、性情耿烈的燕赵剑士们，站在历史发展的潮头，在慷慨激越的燕赵大地上，亲身见证和实践了一场中国服装史上的盛大交流，中国军事史上的重要进步，武术发展史上的民族融汇，中华民族史上的革新图强。《庄子·说剑篇》就像一面蒙上了一层历史风尘的明镜，轻轻一擦，便显现出一段燕赵武术文化萌生、成长的历程，一幅中国武术文化发展、演变的缩影。
4《庄子·说剑篇》对现代武术发展的启发意义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辩章学术，考镜源流’……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对经典进行过多的阐述和发挥，往往有可能肢解经典的本义，甚至于误读经典的精髓，但是面对着《庄子·说剑篇》这一横跨千年历史岁月的文化经典，一种感怀仍禁不住在经典与现代的握手间油然而生。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对经典内在含义的回味不能不引发对当今武术发展的思索。
4．1庄子“三剑”引发的武术发展思索
在《庄子·说剑篇》中，庄子向赵惠文王描述了“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三种不同类型的剑。在这里，匡诸侯、服天下的“天子之剑”，法天、顺地、安民的“诸侯之剑”和无异于斗鸡的“庶人之剑”，不妨可以说分别象征了武术修养由高到低的三种不同境界。“同样的社会，同样的际遇，不同生活理想的人会赋予它不同的眼光，从而在各自心目中呈现不同的景致来，这就是境界。”同样的剑，在庄子的眼中分为层次不同的三种类型，同样的武术，不同的人生追求也导致了境界不一的武术修养：在有些人眼里，武术就是拳来腿往的搏斗争胜或挥剑舞扇的娱乐健身；在有些人心中，武术成了安身立命的谋生手段和实现荣华的欲望之舟；在有些人身上，我们却看到了淡泊宁静中的拳拳服膺和鞠躬尽瘁中的胸怀天下。
如果把武术看成一种防身健体的手段，那么你就有希望拥有一把“庶人之剑”，而且在当今高度发达的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更为精彩、轻松的时尚之剑可供你的选择；如果把武术当作一种可以谋生的职业，你也有可能得到一把“诸侯之剑”，武术可以给人带来现实生活所需要的可观的物质水准，而且还有可能成为实现各种个人欲望的稳定平台；如果选择了武术作为人生的一种生活方式，用毕生的心力去追求生命中的那把“天子之剑”，那么，我们每一个热爱武术的生命和我们深深地热爱着的武术，又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蓝图呢？在申奥时局山重水复，武术发展步履维艰的今天，我们每一个武术工作者是否都应该认真思索一下，自己已经拥有或正在追求的，究竟是何种“武术之剑”？武术文化形态的结构可分为“物器技术层”、“制度习俗层”、“心理价值层”三个层次，其中，“道与理是核心层，礼与艺是中间层，技与术是外显层”。庄子用“天子之剑”震撼了赵惠文王的内心，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武术之剑”来面向人类发展的崭新纪元呢？
4．2“文”以剑显、“剑”以文名的语言特色对武术文化研究的启示
“庄子‘尤以文辞陵轹诸子’，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语言大师。其语言不仅讲求实用，同时也注重艺术效果，表现出鲜明的艺术特色。”在《庄子·说剑篇》中，其语言风格以阳刚之美为主要特征，时而汪洋恣肆，如浩海之无涯；时而豪迈雄放，如江河之直下；时而又似行云流水，如清风拂面，空灵缥缈。关于剑士衣饰和“上斩颈领，下决肝肺”斗剑场面的描写，“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雄豪之气，特别是关于“天子之剑”和“诸侯之剑”等的论述，都给文章平添了独特的气质，使该文充满了雄健奇绝的魅力。“文”以剑显，“剑”以文名一一《庄子·说剑篇》的语言特色对于我们的武术文化研究同样也极具启示作用。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表现，也流露出思想者的感情。对武术历史文献的认知困难，在某种程度上是导致当今武术研究整体进展相对较慢的原因之一。在武术文化研究工作中，尤其是在武术历史文化研究方面，面对着研究资料静止的原始形态，如果我们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能以生动精炼的语言表述抽象的道理，寓理于形，尽可能地使武术历史文化研究生动形象而非干巴巴地予以表现；以准确贴切的理解把握相应武术文化的特点，寓情于景，尽可能地使个人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融入所研究的武术历史文化；以客观、理性的原则为前提条件和出发点，在实事求是、中规中矩的学术研究中尽可能平静地实现个人文化修养、武术历史文化特点和武术历史文化研究三者之间的和谐平衡，使“武术文化研究”成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武术文化进行相应艺术展现的现代化平台，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当前武术文化研究所力图实现并努力追求的一个方向。倘能如此，我们的武术文化研究论文才有可能打造出一系列精品，并最终把“武术文化研究”建构成当代文化发展中的前沿方向和精品工程。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的武术论文能够像《庄子·说剑篇》一样，让人读来受益匪浅、回味无穷，顿觉相见恨晚，那么鲜活、光亮、华丽而又动感十足、博大精深的传统武术文化，又何虑知音难觅？
谢选骏指出：和罗马角斗士的主要来源为奴隶不同，中国剑客的主要来源是自由民，他们是自愿奉献生命从事这项运动的，所以更有运动员风度。《说剑》虽然不一定就是庄子时代的文字，但想必去古未远，因为那毕竟体现了战国时代的风貌——“如果说《让王》、《盗跖》已不类庄子之文，那么《说剑》就更非庄子之文了。篇文中确有‘庄子’其名，但《说剑》里的庄子已不是倡导无为无已、逍遥顺应、齐物齐论中的庄子，完全是一个说客，即战国时代的策士形象，而内容也完全离开了《庄子》的主旨。因此，本篇历来认为是一伪作，也不是庄子学派的作品，应该看作是假托庄子之名的策士之文。”但无论如何晚于庄子，但不会晚于秦国统一六国，因为这些策士和剑客，都随着秦始皇的征伐而消失了。
那是在公元之前221年——秦灭六国之战，指中国战国末期七大诸侯国之一的秦国进行消灭函谷关东六国、完成中国统一的战争：从公元前235年攻打赵国到前221年灭齐国结束，共计15年的时间，先后按顺序消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结束中国自春秋以来长达500多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即秦朝。
在此之后五年，公元前216年举行的雷必达的葬礼上，在广场上搏斗的罗马角斗士仅仅才有22对，角斗运动尚未全面发展，更未进入全盛时期。而赵王呢？仅仅用七天时间让剑士们比武较量，就死伤六十多人。所以我说：中国角斗士——剑客运动早于罗马。
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谁的规模更大？
如果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在历史上相遇，究竟谁能战胜谁？
历史没法假设。但是仅从致命格斗一项来看，罗马人看来要甘拜下风了。而且，罗马也没有坑杀40万降卒（秦对赵）、20万降卒（楚对秦）的“金氏纪录”。

谢选骏：事实与思想——德国哲学家大多喜欢巴结权势

《1933—1934年校长任职：事实与思想》（1945年海德格尔）这样写道：
在1933年4月 我被大学全体大会一致推选为校长。我这一职位的前任冯?默伦多夫（V. M?llendorff） ，在一个短暂的任期后基于部长的指令不得不辞职。我同冯?默伦多夫多次深入谈论过继任问题，他本人希望我来接受校长职位。同样，前任校长绍尔（Sauer） ，也尝试劝说我为了大学的利益而接受这个职位。在选举日的上午我还在犹豫，并想退出竞选。我同权威性的政府机关和党的机关没有任何往来；我本人既不是党员，也没有以任何方式从事政治活动。因此，在政治力量集中的地方，就那作为必不可少的东西和任务而浮现在我眼前的，我是否会被听从，这是不确定的。然而，同样不确定的是，大学在多大程度上会自愿一道去源始地发现和塑造它自己的本质；这一任务我已经在1929年夏天于我的教授就职演讲中进行了公开阐述 。
在教授就职演讲“什么是形而上学？”（Was ist Metaphysik?）那进行引导的句子中，说到：“此时此地，我们为我们自己而追问。我们的此是——在由研究者、教师和进行大学学习的人所形成的共同体中——已经被科学所规定。只要科学已然成为了我们的激情，那么，在此是之基础上于我们发生了什么本质性的事情？——科学的各个领域彼此离得很远。它们处理其对象的方法也有着根本的不同。今天，学科之间的这种碎片化的多样性只还通过大学和院系这种技术组织而结合在一起，并通过各个专业所确立的实用目的而保有某种意义。然而，诸科学的根在其本质基础上已经枯萎了。”该演讲在1933年已经被译成了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日文。
人们到处都能知道我如何思考德国的大学，以及我把什么视为它那最紧迫的关切。它不应将自己保持在技术组织的－机构的虚假统一中，而应从其本质基础——这种本质基础正是科学的本质基础——出发，即从真之本质本身出发来革新它自己，重新赢得追问者和知道者之间的那种源始的、有生命的统一。

1930年我谈论了真之本质，这是一个直至1932年我还在德国好些地方一再做过、并因复制的笔记而变得众所周知的演讲。该演讲1943年才出版 。在该演讲的同时期，通过对柏拉图洞穴喻的一种解释，我举行了一次<每次>两小时关于希腊的真之概念的讲座课。在1933 / 1934年冬季学期于我的校长任职期间再次做了该讲座课，并通过一场满座的讨论班“民族与科学”（Volk und Wissenschaft）对之进行了补充。对洞穴喻的解释，于1942年以“柏拉图的真之学说”（Platons Lehre von der Wahrheit）为标题发表在《精神传承年鉴第2辑》（Jahrbuch für die geistige überlieferung II）上 。党明令禁止提及和讨论这篇论文，同样禁止单行本的印刷发行以及销售。
直到最后一天还让我犹豫接受校长职位的事情是，我知道我必然会因自己的计划而陷入到同“新”和“旧”之间的一种双重冲突中。“新”此时在“政治性的科学”之形态中出场，其理念奠基在对真之本质的一种歪曲上。“旧”则力求坚持“专业”、促进它的进步并在教学中使之变得有用，每一对本质基础的反思被当作抽象—哲学性的而加以拒绝，或者最多只允许它作为外在的摆设；而不是将之作为反思去实行反思，并根据这种实行来思考大学和属于大学。
因此危险在于，彼此对立的“新”和“旧”以相同的方式反对我的尝试，并使之变得不可能。在接受校长职位时我尚未看清以及没有料到的，是在第一个学期所发生的事情：新和旧最后一致联合起来瘫痪掉我的努力，并最终排挤掉我。
尽管我那源始地对大学本质进行奠基的计划面临着双重威胁，但在许多大学同事的规劝下，尤其是在被撤职的校长冯?默伦多夫和他的前任、那时是副校长的绍尔的规劝下，我最终决定接受校长职位。特别是鉴于绍尔教士有效地指出了下面这一可能性，那就是：假如我拒绝了大学，那么，会从外面任命某人为校长。
总的来说，决定我接受校长职位的有三个因素：
1. 我在那时于已经取得了权力的运动中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参加到民族的一种内在凝聚和革新中并找到一条道路，参加到它的历史的－西方的规定中去。我相信，革新着自己本身的大学能够同时是负有使命的，能够给出-尺度地（ma?-gebend） 参与到民族的内在凝聚中去。
2. 由此我在校长职位中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把所有丰富的力量——不管党籍和党的主义——带到反思和革新的进程面前，并加强和确保这些力量的影响。
3. 我希望以这种方式能够对付那些不恰当的人的紧逼、以及党的机构和党的主义那有所恐吓的威权。
 事实是：那时已经有许多劣质的和没有能力的东西、许多自私的和忌妒的东西在胡作非为。而对于我来说，鉴于我们民族总的形势，这恰恰更是尝试让各种丰富的力量和本质性的目标发挥作用的一种理由。袖手旁观、对那些“无能的人”嗤之以鼻、不顾西方的历史处境而对从前的东西高唱赞歌，这肯定是更为惬意的。或许下面这一提示就会表明我那时已经是如何在看待历史处境。在1930年，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 的文章“总动员”（Die totale Mobilmachung）已经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已经预示了他1932年出版的《劳动者》（Der Arbeiter）一书的基本特征。那时，我在小范围内同我的助手布罗克（Brock） 详细讨论了这些作品，并力图揭示其中是如何表达对尼采的形而上学的一种本质理解的，只要在这种形而上学的视域中已经看到和预见了西方的历史和现状。通过从这些作品、以及更加本质地从它们的基础出发进行思考，我们思考那正在来临的事情，也即是说，我们尝试在与之的争辩中同时面对它。许多其他人在那时也读了这些作品；然而人们把它们连同许多其他读过的有趣东西一起束之高阁，并且不懂得它们的影响。在1939/1940年冬季，我再次在同事圈部分地详细讨论了云格尔的书《劳动者》，并获悉甚至在那时这些思想是何等地陌生和让人奇怪，直到它们被“事实”所证实。恩斯特?云格尔在关于劳动者的统治和形态的思想中所思考的，以及鉴于这种思想所看到的，是在行星上被看到的历史之范围内的权力意志的普遍统治。今天，所有的东西都立于这种现实性上，无论它被称作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世界民主。
从权力意志的这种现实性那儿我当时已经看到了什么是。权力意志的这种现实性也能够在尼采的意义上用这一句话来加以表达：“上帝死了”。出于本质性的理由，我在我的校长致辞中引用了这句话。这句话同一种庸俗无神论的断言毫无关系。它意味着：超感性的世界、尤其是基督教的神的世界，在历史中已经失去了其起作用的力量。（参见我1943年的演讲，“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如果事情是不同的，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会是可能的吗？进而，如果事情是不同的，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会变得可能吗？
因此，为了在源始地反思对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进行一种克服中进一步思考、即通过回返到其开端处而开始同西方思想进行一种争辩，理由和本质性的急迫难道还不足够吗？为了对西方精神的这种反思而尝试在我们德国人那儿唤醒被视为培植知识和认识的场地的那种处所——德国大学，并使之成为前线，其理由和本质性的急迫难道还不充分吗？
诚然，同历史进程进行论争，而这种论争始于这样的话：“如果……，以及如果不……，那么，就会出现……”，这总是冒险的。但问题也可以这样被提出：如果在1933年所有丰富的力量为了在隐秘的团结中渐渐地纯化和控制那已经取得权力的“运动”而觉醒了，那么，什么就会出现以及什么就会被预防？
 诚然，当人们把罪责算计和推到他人身上时，总是傲慢放肆的。然而，当一个人确实找到了罪犯并根据罪责来进行评判时：那么，岂不也有着一种本质性的疏忽之罪？那些在那时甚至有着先知般的禀赋以至于看清了所有事情会如其要来的那样来的人——我没有那样的智慧——，那为何他们几乎等待了10年才开始同灾难作斗争？那些认为知道了这些的人为何不在1933年，为何他们不恰恰在那时就动身去扭转一切，并将之从根本上引向善呢？
 诚然，凝聚所有丰富的力量可能是困难的，对运动整体及其权力地位逐渐施加影响也是困难的，但这都不比我们后来不得不承负的东西更为困难。
通过接受校长职位，我冒险尝试挽救、纯化和增强那积极的东西。
我的意图从不是仅仅要实现党的主义以及依照某一“政治性的科学”之“理念”来行动。但我同样不愿意仅仅捍卫以前的东西，以及通过单纯的斡旋和调停去敉平一切，并将之保持在平庸中。我深信不疑，一些本质性的事情——它们远远高出大学所关乎的一切——危如累卵。
但下面这点对我来说也是清楚的，那就是：必须首先强调和肯定我那时在运动中所看到的那些积极的可能性，以便为所有丰富力量的一种不仅仅有着事实性而是有着实事性基础的凝聚作准备。立即和单纯的反对，应既不符合我那时的信念（它决非对党的信仰），也是不明智的。
以下这些可视为在校长任职期间我的基本态度的标志：
1. 我从未被任何党的机构请去发表任何政治建议；我也从未寻求一种这样的合作。
2. 我也绝没有同党的干部维持个人或政治上的联系。
在1933年5月的校长致辞中已经表达了我校长任职的意图和态度
当然，正如在每一被说出的话那儿一样，在这儿一切都有赖于解释、有赖于准备参与到本质性的东西中去并打量这种东西本身。甚至根据篇幅就能识别出来的校长致辞的核心部分，是对知识和科学之本质的阐明，而大学就奠基在这种本质之上，并基于该本质它才可以在其本质中主张它自己为德国的大学本身。同劳动服务和国防服务相比，知识服务之所以在第三个位置被提及，不是因为它次于那两个，而是因为知识是真正和最高的东西，大学的本质会聚到它身上、反思凝聚在它周围。与最先提到的劳动服务相关的，对此可以提请注意：早在1933年前，这种“服务”就已经从时代的困境中以及从青年的意愿中形成和塑形。而“国防服务”，我既不是在一种军国主义的意义上也不是在一种侵略的意义上提及，而是将之思考为自卫中的防御。
致辞的核心部分服务于对知识之本质、科学之本质以及在科学上培育起来的职业之本质的阐述。在内容上可提取出四个要点。
1. 诸科学都奠基在对其专业领域的本质域的经验上。
2. 真之本质作为让是（Seinlassen），即让是者如其是的那样是。
3. 对在希腊人那儿的西方知识的开端之传承的保持。（参见1932年夏季学期我的<每次>两个小时的讲座课：西方哲学的开端 [Der Anfang der abendl?ndlischen Philosophie] 。）
4. 与之相应，西方世界的责任。
在所有这些那儿，都有着对“政治性的科学”——它作为关于尼采对真和认识之本质的见解的一种粗糙学说而被国家社会主义到处散布——之理念的明确拒斥。在致辞中清楚表达了对“政治性的科学”之理念的摒弃。
反思和追问的态度被置于了“战斗”中。但在致辞中“战斗”意味着什么？如果反思中的本质性的东西会回溯到希腊的?πιστ?μη [知识]，也即是会回溯到?λ?θεια [真]，那么，就的确可以设想“战斗”之本质不是随意摆出来的。“战斗”在赫拉克利特的意义（残篇53）上被思考。但为了理解这经常被误解的箴言，必须首先注意两点，我在我的讲座课和讨论班中经常充分地提到了它们：
1. 残篇由之开始的π?λεμο? [战斗]一词，不意指“战争”，而是意指赫拉克利特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的?ρι? [争执]一词所意指的东西。但这意味着“争执”。然而，争执不可被视为口角、吵嘴和单纯的不和，更加不是使用暴力和击倒对手，而是从-对方-确立（Aus-einander-setzung） ，从而在这种从-对方-确立中，那些从-对方-确立的东西之本质在这种确立中把自己暴露给对方，并由此显示自己和露面，用希腊人的话即是：进入到无蔽的东西和真的东西中。因为战斗是相互承认着地把自己暴露给本质性东西的那种暴露，从而在把这种追问和反思置于“战斗”上的致辞中，始终说的是“暴露”。被说的东西位于赫拉克利特箴言方向上，箴言自身能完全清楚地对之进行作证。还必须注意第二点。
2. 我们不仅不可以把π?λεμο? [战斗]思考为战争，更不可以利用所谓赫拉克利特的“战争是万物之父”这句话，认为它把战争和斗殴宣布为所有是（alles Sein）的最高原则，从而在哲学上为战事辩护。
我们必须首先且同时注意：以通常方式加以引用的赫拉克利特的那句箴言歪曲了一切，因为由此就会避而不谈箴言整体以及与之相随的那种本质性的东西。它完整说的是：
“在万物中争执乃是播种，但在万物中它也（并且首先）是最高的东西——进行保持的东西——，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它让一些显现为神，让另一些显现为人；因为它让一些作为奴仆、让另一些作为自由者，进入敞开域。”
π?λεμο? [战斗]的本质在于δεικν?ναι [显示]、显示和ποιε?ν [创制]、摆-到这儿（her-stellen） ，用希腊人的话即是：摆-出（hervor-stellen）到敞开的样貌中。这就是在哲学上对“战斗”之本质的思考，并且在致辞中所说的，仅仅是在哲学上进行的思考。
对本质域的这种有所争辩的反思必须在每一科学中实行，否则它就依然是不知（ohne Wissen）的“科学”（Wissenschaft） 。从对科学之整体的这种反思中，大学自身通过它自己本身而把自己带到自己的本质基础之上，而只有被它所看护的知识才能通达该本质基础；因而它的本质不可能从别的地方、从“政治”或从任何其他确立的目的那儿得到规定。
根据这种基本看法和基本态度，致辞以“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t）为题目。只有极少数人清楚单是这个题目在1933年已经意味着什么，因为在它所关乎的那些人中，只有少数会不带偏见地、不受闲谈的蒙蔽而花力气去清醒地仔细思考它究竟在说什么。
诚然，人们也能够有其他的态度。人们能够让自己不做思考并坚持下面这一轻易就能得到的想法：那时国家社会主义夺取政权不久，一位新当选的校长作了一个关于大学的致辞，该致辞“代表”了“国家社会主义”，也即是说喊出了“政治性的科学”之理念，大致一想，它意思是：“对于民族有用的，就是真的。”由此有人就会得出，甚至有权得出：这样一来，实质上否认了大学的本质，并为它的毁灭火上浇油；因而必须把题目说成是：“德国大学的自我斩首”（Die Selbstent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t） 。一个人能够这样来看待这件事，如果他足够无知且无力进行反思、如果他满足于舒适安逸和逃遁到闲谈中、如果他仅仅满足于传播大量敌意的话。
一个人能够在解释致辞时这样不负责任地行事；但那时他就不可以把自己冒充为那种自诩对德国大学的精神和福祉是负有责任的人。因为如此肤浅地思考和如此肤浅地无忧无虑地闲聊，或许与各种政治方法相适应，但却同思想的实事性那最内在的精神相冲突，而该精神恰恰是他假装必须进行拯救的。
致辞不为它所关乎的那些人所理解；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如下这方面：它说的是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在任职期间引导我在本质性的、较少本质性的和仅仅外在的东西之间作出区分。
致辞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立场，甚至更不为党和权威机关所理解；但只要有人立即觉察到其反面，就会对之有所“理解”。在同一天于“科普夫”（Kopf）酒店 的校长就职宴会上，瓦克尔（Wacker） 部长对我说了他对他所听到的致辞的“看法”。
1. 它是一种绕开了党纲所展望的各种远景的“私人国家社会主义”（Privatnationalsozialismus）。
2. 整个内容尤其没有奠基在种族思想之上。
3. 他不能认可对“政治性的科学”之理念的拒斥，他甚至不愿承认该理念尚未被充分地奠基。
部长的这一表态并非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立即被告知给了一些党内同志，如那时的州学生领袖谢尔（Scheel） 、医学讲师施泰因博士（Dr. Stein）和法兰克福的克里克（Krieck） 。顺便一提，这三人从一开始就控制着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文化部；分管高校的负责人费尔勒（Fehrle） 处长本人尽管心地善良且富同情心，但完全受他们掌控。
在校长就职庆典后不久，我被召到部里当面示意如下：1. 今后别指望大主教出席这类庆典活动；2. 我在校长就职庆典后宴会上的讲话有失体统，因为我多余地特意突出了来自神学院的同事绍尔，并强调我就自己的科学学术教育感谢他。
在部里谈论这些事情，这不仅一般地表明了它的立场，而且表明他们绝不愿意接受我为了大学的内在革新不顾所有的不和与争吵而力求取得的东西。
到那时我已经在职位上几周了。在校长就职第二天，我的第一个职务行为是禁止在属于大学的任何地方张贴“告犹太人书”（Judenplakat）。该公告已经张贴在德国所有大学中。我向学生领袖宣布，只要我还是校长，该公告在大学范围内就找不到任何位置。该学生领袖带着他的两位陪同者离开时对此表示，他将向帝国学生领导层报告这一禁令。大约8天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它是由一位冲锋队分队长鲍曼博士（Dr. Baumann）代表最高冲锋队领导层的冲锋队－高校处打来的。他要求张贴告犹太人书，如果我拒绝，那么，我就要考虑离职，甚至考虑大学的关闭。我还是拒绝了。瓦克尔部长表示，他不可能做反对冲锋队的任何事情，冲锋队那时扮演了一个后来党卫队所接管的角色。
 上述事情只是在我校长任职生涯期间显得越来越清楚的形势中的第一个迹象。最为不同的政治力量团体和利益共同体带着各种主张和要求到大学里说话。部则常常扮演着次要角色；此外，它还忙于替自己取得在柏林那儿的某种独立性。到处上演的仅仅是权力斗争；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仅仅对大学感兴趣到下面这个份上：它作为一种机构、作为学生共同体或教师共同体，要扮演一种权力因素。此外，医生、法官和教师的职业团体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诉求，并要求清除那些让他们不舒服和感到可疑的教授。
这种控制着一切的混乱氛围，没有提供任何可能性去看护甚或仅仅认识下面这些我唯一在乎并为之而接受校长职位的努力：反思知识态度，以及反思教育之本质。夏季学期匆匆过去，并耗费在对人事和机构问题的讨论上。
唯一富有成效的事情——哪怕仅仅在消极的意义上——是：在那经常威胁要超出目标和限度的“清洗行动”（S?uberungsaktion）中，我能够阻止对大学和同事的各种不公正行为和伤害。
这种单纯预防性的工作不会表现出什么业绩，并且也不必让同事们对之有所了解。法学院、医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中的那些声名卓著、值得尊重的同事，一旦他们听到那时要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他们可能会大吃一惊。
在我任职的第一周我就认识到部长对下面这点很重视，那就是：校长属于党。一天，那时的地区领导克贝尔博士（Dr. Kerber） 、地区副领导以及地区领导层的第三把手出现在我的校长办公室，并邀请我入党 。为了在政治角力中没有任何分量的大学的利益，以前从未属于过任何政党、也未接受过任何邀请的我同意了，但要他们明确接受下述条件，那就是：我个人，更别提作为校长，绝不接受任何党的职务，或者从事任何党的活动。我遵守了这项条件，这也并不困难，因为在1934年春我就中断了校长职位（见下），我被视为在政治上不可靠，并且一年比一年受到更为严格的监视。
入党一直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事情，因为党的领导层并不想同我商量大学、文化和教育问题。在我的整个校长任职期间，我从未参加过任何的协商和谈话，更未参加党的领导层和党的各种机关的决策。大学依然还是受到怀疑的，而人们同时又想为了文化宣传的目的而利用它。
我自己每天更多地是忙于就我自己的计划而言我必定认为是不重要的那些事情。我不仅对在形式上完成这些空洞的公务不感兴趣，而且同时我也没有经验，因为我以前一直拒绝任何学术职务，由此一来就是一个新手。此外，困难的形势出现了，秘书处的主管也任职不久，对大学事务同样没有经验。于是一些不能让人满意的事情、不正确的事情、粗心的事情出现了，它们如它们所看起来的那样，只是让同事们忙活了一番。校长致辞白费唇舌，在就职庆典那天后就被抛之脑后；在整个校长任职期间，没有一位同事前来就致辞交换过任何意见。人们行进在院系政治那用了十年时间踩踏出来的道路上。
如果不是在1933年夏季学期两个对大学的危险越来越清楚地预示了出来，所有这些让人困惑的东西、以及非本质性的东西于其中显露出来的霸权，也许可以忍受。
在海德堡大学作一场关于科学之本质的演讲期间，我在那儿偶然通过施泰因博士和谢尔得知一些计划，那就是要对弗莱堡的不同教席进行一次重新安排。大学应安插一些可靠的党员，并由此为下面这点创造可能性，那就是尤其相应地把院长一职保留给一些党员。提出来作为理由的看法是：在对这些职位的占据中，作为大学教师此刻首先更重要的不是其科学价值和能力，而是政治上的可靠和积极的突破力。在这些表明出来的态度和意图那儿，复又显示出：从法兰克福来的克里克的影响在海德堡和卡尔斯鲁厄得到了增强。在卡尔斯鲁厄我被示意，留下以前的那些院长是不可忍受的。院系需要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因此，为了预防对大学之真正本质的这种危害，是时候以相应的方式采取行动了。
第二个危险是来自外面的威胁，这在夏季学期于埃尔富特（Erfurt） 举行的校长会议上就被察觉到。该危险在于企图让院系的整个教学活动被医生、法官和教师的行业以及它们的诉求和需要所规定，从而最终把大学碎裂为专科学校（Fachschulen） 。由此不仅大学的内在统一性受到威胁，而且学术训练的基本方法由此也受到威胁，也即是说，我试图通过一种革新来加以拯救、以及单单为了它我才接受校长职位的那种东西受到了威胁。
我尝试通过建议修改大学章程来应对由海德堡和由专科学校之倾向而来的这两个正在逼近的危险。修改大学章程使得能够在下面这种意义上任命院长一职，那就是让院系的本质和大学的统一性能够得到挽救。修改大学章程的动机完全不是渴望搞颠覆性的和改革狂似的活动，而是看清了上述危险，这些威胁从政治力量的分配和种类来看绝非是臆想出来的东西。
在大学里面，人们只是越来越片面地呆望那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们仅仅在机构和法律层面上考虑大学章程的修改；同时仅仅着眼于个人的偏好和冷淡来评价对院长一职的新任命。
我把一些同事任命为1933/1934年冬季学期的院长；不仅根据我个人的判断，而且根据普遍判断，他们在学术界和自己的专业里都享有一定名声，同时他们保证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推动在其院系工作中的科学精神。这些院长中没有一个是党员。党员干部的影响被排除了出去。存在着这样一种希望，那就是要在各个院系保持和振奋科学精神的一种传承。
但事与愿违。所有的希望都变得让人失望。为了真正的东西而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
“托特瑙山营（Todnauberger Lager）”成为了1933 / 1934年冬季学期的一个奇特先兆；它原本要让教师和学生对真正的学期论文有所准备，并澄清我对科学和科学工作之本质的看法，以及同时对之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
营地参加者的遴选，不根据所属政党的观点以及在国家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活动来进行。当营地计划在卡尔斯鲁厄变得众所周知之后，从海德堡那儿立即传来声音，那就是坚决希望也可以派遣一些参加者；与此同时海德堡和基尔（Kiel） 达成了一致。
我通过关于大学和科学的一个报告尝试澄清校长致辞中的核心内容，并鉴于前述的那些危险更加紧迫地摆出大学的任务。在各个小组中立刻出现了关于知识和科学、知识和信仰、信仰和世界观的一些富有成果的交谈。在第二天早上，州学生领袖谢尔和施泰因博士突然不打招呼地乘车前来，并热烈地同营地中的海德堡参加者进行了交谈；他们的“作用”渐渐地变得明显起来。施泰因博士提出允许他本人作一场报告。他谈论了种族和种族原则。营地的参与者获悉了该报告，但没有进一步进行讨论。海德堡分组带有破坏营地的任务。但实际上要针对的不是营地，而是其院系不愿被党员所领导的弗莱堡大学。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出现了，其中一些更是让人痛苦；但如果我不想一开始就让即将来临的整个冬季学期一事无成的话，我就得必须忍受它们。或许此刻就离职是更为正确的。然而，我那时尚未估计到随即就暴露出来的事情。敌意的加强，不仅来自部长以及影响着他的海德堡集团一方，而且来自同事一方。
尽管部长表面上同意对院长职位的新任命，但他还是认为下面这点是奇怪的：不仅没有党员占据这些职位，而且我甚至胆敢恰恰任命在半年前部长在校长职位上拒绝支持的那个人为医学院院长。此外，从部里传来越来越明确的要求，那就是：同迄今所发生的相比，在弗莱堡大学要更加认真地贯彻政治性的科学之理念。
这时下面这些就变得引人注目了：在整个冬季学期，医学院的一些人以及法学院的一些人一再向我提议重新安排院长一职，并用其他人取代冯?默伦多夫和沃尔夫（Wolf） 。我把这些愿望归因于两个学院内部的不和与竞争，并且对它们没有加以进一步的重视。直到临近1933 / 1934年期末的晚冬，我被请到卡尔斯鲁厄；在那儿，部里的费尔勒处长在州学生领袖谢尔在场的情形下告诉我，部长希望我免掉冯?默伦多夫和沃尔夫这两位院长的职位。
我立即声明在任何情形下我都不会那么做，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客观上我都不可能为这样一种重新安排负责。如果部长坚持他的要求，那么，出于对这一无理要求的抗议我除了辞去我的职位外别无选择。接着费尔勒先生对我说，尤其是关于同事沃尔夫，法学院希望另外任命院长一职。我于是宣布我辞去我的职位并请求同部长面谈。当我宣布这点时，在州学生领袖谢尔的脸上出现了幸灾乐祸的笑容。一个人以这种方式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但已经变得非常清楚的是：为了把我逐出校长位置，对所有看上去像国家社会主义的东西都感到愤慨的大学圈，并不害怕同部里以及影响着它的那些团体合谋。
部长立马接受了我的辞职 ，在同他的面谈中，下面这些变得清楚起来：在国家社会主义关于大学和科学的观点和我自己的观点之间，有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部长表示，可是他不希望基于我的哲学同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不相容而来的这种对立，作为弗莱堡大学同部里的冲突而公之于众。我回应到，我不可能有任何兴趣这样做，因为大学已经同部里沆瀣一气，并且由于某种冲突而把我本人置于公众的闲谈中也非我所愿。部长回答说，在我不进一步引人注目地辞去校长职位后，随我做我认为必要的事情。
我也这么做了，因为我作为离职校长，拒绝以传统的方式参加随后的校长职位交接以及提交报告。人们在大学里也理解这种拒绝；并且正如以前和后来通常的那样，人们自然也不会请我这位离开的校长发表进一步的意见。我也绝不期待这类事情。
从1934年4月开始，我住在大学外面，因为我不再关心“进程”，而只是尝试尽力完成教学义务中那必不可少的事情。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教学也日益成为了本质性的思想同它自己本身的一种自言自语。或许它在好些地方都切中和唤醒了人，但它没有把自己塑造成某一确定行为中的一种成长着的、源始性的东西复又能够从它本身那儿生起的接点。
自身根本无关紧要的1933 / 1934年的校长任职事件，也许是科学——它不再被革新之尝试所规定，它的本质向着纯粹技术的传递也不可能被阻止——之形而上学的本质情状的一个表征。我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才认识到这点。（参见“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 [Die Begründung des neuzeitlichen Weltbildes durch die Metaphysik] ”）校长任职是这样一种尝试：在已经取得权力的“运动”中——摆脱它的所有不足和粗制滥造——看到那远远扩展出去的东西，这种东西或许某天能够把一种凝聚带到德国人那西方历史的本质那儿。绝不应否认，我那时曾相信这些可能性，并由此为了能在职位上实现它们而放弃了思想者那最本己的职责。自己在职位上的不足所造成的东西，绝不应被弱化。然而，这些展望并未切中支配我接受校长职位的那种本质性的东西。在一种惯常学术活动之视域中的对这次校长任职的各种评论，或许在它们自己的方式上是正确的，并且是有权得到辩护的，但它们都决未切中本质性的东西。同那时相比，为那蒙蔽了的眼睛打开看这种本质性的东西的视界，甚至在今天有着更少的可能性。
本质性的东西是：我们立于虚无主义的完成中间，上帝“死”了，没有为神性留下任何的时间－空间。然而，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在德国人那诗性的思想和吟唱中宣示了出来，德国人无疑还很少听闻这种创作，因为他们力求根据环绕着他们的虚无主义之尺度来调节自己，并错判了一种历史性的自我主张之本质。
校长职位后的时日
一些人乐于根据他们的评价方式来看我校长任职中的错误，以下这些事情一一列举给他们，并且仅仅给他们。就其本身来说，它同在过去的各种尝试和措施——在行星的权力意志之整个运动内，它们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以至于甚至几乎不值一提——中的那种毫无成效的折腾一样是不重要的。
对于1934年春离职所带来的各种可能后果，我是清楚的；在同年的6月30日后我对之更加清楚 。这一时间之后任何在大学领导层接受某一职位的人，都能够清楚地知道他在与谁为伍。
我的校长任职随后被党以及被部长、教师团体和学生团体如何评价，记录在我的继任者上任时于报刊上传播出来的那些论断中。此后这位继任者才是弗莱堡大学的第一位国家社会主义的校长；他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人，确保了一种战斗的－军人似的精神以及它在大学的传播。
现在对我的怀疑开始了，直至变成了辱骂。指出恩斯特?克里克在那时创编的杂志《成长中的民族》（Volk im Werden）的当年那几期 ，就足以是证据。该杂志的一期勉勉强强地出版了，其中公开或装着不明就里的论战并未击垮我的哲学。由于直到今天我也毫不在意这种喧嚣，尤其绝不进行反驳，于是那些即使平庸我也不曾特意攻击过的人的愤怒就越来越大。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A. Baeumler） 在其代表罗森贝格（Rosenberg） 办公室所编的教育杂志上以某种不一样的形式进行了相同的怀疑。希特勒青年团（HJ） 的杂志《意志与权力》（Wille und Macht）则充当了先锋。我在此期间已经出版的那篇校长致辞，成为了在教师阵营中争论的一种流行靶子。（伽达默尔 [H. G. Gadamer]、格哈德?克吕格尔 [Gerh. Krüger] 、瓦尔特?布勒克 [W. Br?cker] 可以作证。）
 甚至1934年后我很少完全在纯粹科学的领域内所举行的那些演讲，本地的党报每次也会以一种令人厌恶的方式进行辱骂，并且当时的大学领导们每次也只能艰难地站出来反对这些做法。举行的演讲有这样一些：1935年“论艺术作品的本源”（Vom Ursprung des Kunstwerks）、1938年“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Die Begründung des neuzeitlichen Weltbildes durch die Metaphysik）、1941年“荷尔德林的赞美诗‘如当节日的时候……’”（H?lderlins Hymne‘Wie wenn am Feiertage...’），以及1943年“荷尔德林纪念会”（H?lderinggedenkfeier）。
 甚至扩展到我讲座中的这种围剿，也渐渐地取得了想要的成功。在1937年夏季学期，从柏林来的一位汉克博士（Dr. Hancke）出现在一个讨论班上，他很有天分，并且很有趣，在我那儿同我一起工作。不久他向我承认，他不能再对我隐瞒他替那时领导着保安部（SD） 西南分部的谢尔博士工作。谢尔博士已经提请他注意，我的校长任职其实在为非－国家社会主义的面孔和弗莱堡大学的冷漠态度撑腰。我不想在这儿把任何功绩算到我的头上。我提到它仅仅是为了表明：1933年开始的敌意一直在持续和增强。
 同一位汉克博士还对我讲，在保安部盛行着我同一些耶稣会修士合作的看法。事实上，在我的讲座和讨论班上，直至最后都的确有一些天主教修会的成员（尤其是从弗莱堡分会来的一些耶稣会修士和方济各会修士）。这些先生同其他进行大学学习的人完全一样，能够同我一道工作，并通过我的讨论班而得到帮助。多个学期以来，耶稣会神父洛茨教授（Prof. Lotz） 、拉纳（Rahner） 、维多夫罗（Huidobro）都是我高级讨论班的成员；他们经常在我们家。人们只需读读他们的著作就能马上认识到我思想的影响，也无需否认这种影响。
晚些盖世太保在我那儿的调查也只是扩展到我讨论班中的天主教参加者身上：舒马赫神父（P. Schumacher）、古根贝格尔博士（Dr. Guggenberger）、博林格博士（Dr. Bollinger）（与慕尼黑的索尔 [Scholl]学生行动有关，人们正在弗莱堡和我讲座课中寻找该行动的一个策源地）。
先前已经——在辞职后——有人指责我允许早前的一些学生（非雅利安人）出席我的讲座课。
此外众所周知，我的三位最有才能、在哲学上显著地超出新生代平均水平的学生（伽达默尔、格哈德?克吕格尔、布勒克）被冷落多年，因为他们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只是当人们最终不再能回避他们的资格并且丑闻变得总所周知时，他们才得到任命。
从1938年起，禁止在报刊和杂志上提到我的名字，同样禁止评论我的作品——只要它们还能够出新版。最后，《是与时》（Sein und Zeit）以及康德书的新版也遭到禁止，即使出版商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文件。
尽管在自己的国家是一片死寂，但人们却试图用我的名字在国外从事文化宣传，并说服我做演讲。我拒绝了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所有这样的巡回演讲；我也从不参加学院为在法国的驻军举办的演讲。
或许以下实事能够说明人们评判并尝试排挤我的哲学工作的方法：
1. 1935年于布拉格的国际哲学大会，我既不属于德国代表团，也根本不被邀请参加。
2. 以同样的方式我应继续被排除在1937年于巴黎的笛卡尔大会之外。这种针对我的做法在巴黎一方看来是如此奇怪，以至巴黎的大会领导小组自己透过索邦大学的布雷耶教授（Prof. Bréhier）问我，为何我不属于德国代表团。大会打算自行邀请我做一个演讲。我回答说，关于这一情况或许应在柏林向帝国教育部打听。不久，我收到从柏林来的一个邀请，让我事后参加代表团。整个事情以不能让我随德国代表团前往巴黎的一种方式来进行。
在战争期间，筹划出版一系列关于德国人文科学的介绍性著作。“系统哲学”（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部分由尼古拉?哈特曼（Nic. Hartmann）负责。为了规划这一计划，在柏林举行了三天的讨论；除了雅斯贝尔斯（Jaspers）和我，所有的哲学教授都被邀请。他们之所以不需要我们，那是因为与这一出版相联系，计划对“生存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展开一场攻击，这后来也得到了实施。
正如已经在校长任职期间那样，在这儿也显示出反对者的一种奇特爱好，那就是：尽管彼此对立，但却结盟反对所有他们由之在精神上受到威胁并感到会被追问的东西。
然而，这些事件也仅仅是投射在我们历史的一种运动——德国人现在也还没窥测到它的范围，甚至当灾难已经降临到了他们身上之后——之巨浪上的一种转瞬即逝的浮光掠影罢了。
读者评论之一：
这是一篇海德格尔写的为自己辩护的文章。还是黑格尔说的对啊，任何一个东西，一旦进入外界，成为一个外面的实在，就变成了一个个体性的事物，就没有真理了，要随时被改变。包括你说过的话，写过的文章等等。改变这些东西的力量就是事情本身。
读者评论之二：
又看了一遍他的我的大学，海德格尔确实是认同当时党的基本主张。之所以和他们和不来，是因为海德格尔调子太高了，他要成为领导者的领导者，而且还和那些神学院的一些人以及教父们来往密切，知道这些在当时都意味着什么吗，所以他这些行为和思想都是不允许，必然要被批判。看看戈培尔的讲话，有时真让人感觉他的语式竟然和海氏如此一致。


谢选骏指出：德国人是很好的工匠，但是作为哲学家，大多喜欢巴结权势。从康德到黑格尔、海德格尔都是如此。人们把事情想成怎样，事情就是怎样的了；但是人的思想需要一个媒介，人们把这个媒介叫做“事实”。然而一个媒介，其实是可以构成许多事实的，这就是所谓“另类事实”的根源，因为一个媒介可以触发许多不同的思想，也就是揭示了许多不同的真相。而前人所谓“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此区区一语中，而历史之真理已描写尽净”一语（张君劢《〈人生观之论战〉序》），则忽略了“事实”的“媒介”性质。如果说“思想者，事实之母也”，那么，事实之父，是什么呢？
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尼采也喜欢巴结权势，跟在瓦格纳这个马屁精后面做一个二流的马屁精……似乎只有叔本华是个例外，因为他是靠印度奶水喂肥的佛教徒，什么“意志的表象世界”，不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吗？

谢选骏：单向灌输的极权已死——为什么说《娱乐至死》也已经死掉了

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2004年5月由广西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尼尔·波兹曼。作者在书中指出，现实社会（书中主要以美国社会为例）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有2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
这本书已经被翻译为8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大约卖出了20万册。2005年，时隔20年后，波兹曼的儿子安德森再版了这本书，它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媒介生态学专著之一。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是当代最重要的传媒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之一。他于2003年10月去世，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任何报道。2008年5月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两部著作的中文译本：《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就西方传媒理论的引介而言，这是在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中译本出版之后的又一个重要进展。
在很大程度上，波兹曼继承了麦克卢汉的理论传统。1954年，波兹曼还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就遇到了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英文教授麦克卢汉。他从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著名观点中获得极大的启迪，发展出自己的“媒介即隐喻”的论题，并且建树卓著。生前发表了20多部研究著作，使他享有世界性的学术声誉。
波兹曼认为，媒体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其中媒体的形式极为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 这就是所谓“媒体即隐喻”的主要涵义。而20世纪的传媒技术发展，使人类从以印刷文字为中心的“读文时代”转向以影像为中心的“读图时代”，其中电视图像已经成为当代支配性的传媒形式，它改变了社会认知与人际交往的模式，引发出深刻的文化变迁。在这两部著作中，波兹曼分别揭示了这种文化变迁的不同侧面。 所谓“童年的消逝”并不是说特定生理年龄的生命群体不复存在，而是指“童年”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特征已经模糊不清。波兹曼的论述具有历史建构主义的倾向，在他的分析中，“童年”的概念来自与“成年”的文化分界，而这种区别并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在历史中“发明”出来的。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传播模式以口语为主导，儿童与成人之间没有交往的技术性困难，彼此分享着基本相同的文化世界，因此“童年”并不存在。而在印刷技术普及之后，文字阅读开始成为主导性的传媒，儿童不得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训练，在“长大成人”之后才能够获得属于成人的知识与“秘密”。这就在童年与成年之间建立了一道文化鸿沟。而电视时代的来临则重新填平了这条鸿沟，儿童不再需要长期的识字训练就能够与成人一起分享来自电视的信息，两者之间的文化分界被拆解了，于是，童年便消逝了。 但是，“童年”本来只是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我们又何必为它的消逝而担忧呢？或者说，童年的消逝在什么意义上是文化危机的征兆？
波兹曼的真实论题可能被这个多少有些误导性的书名所掩盖了。他的确关怀属于童年的自然与纯真的人性价值，但就整个文化的走向而言，他深切的忧虑主要不在于“童年的消逝”，而是“成年的消逝”。印刷术在创生“童年”的同时也创生了所谓“新成人”（文字人）。
这种以阅读为特征的新成人文化推广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性格品质。线形排列的文字促进了逻辑组织、有序结构和抽象思维的发展，要求人具有更高的“自制能力，对延迟的满足感和容忍度”，“关注历史的延续性和未来的能力”。这对人类的宗教、科学和政治等多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写了中世纪的文明面貌。
而电视时代使人类的符号世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不再要求儿童与成人在文化特征上有明确的分野。因此童年的消逝——波兹曼明确指出——也可以表述为“电子信息环境正在使成年消逝”。在儿童与成人合一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降级，成为娱乐，成为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使印刷时代的高品级思维以及个性特征面临致命的危胁。而这正是《娱乐至死》的主题。
在《童年的消逝》出版（1982年）四年之后，波兹曼发表《娱乐至死》，其副标题是“演艺时代的公共话语”，更为直接而全面地剖析和批判了电视传媒所主导的文化。《娱乐至死》的前言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是奥威尔的《1984》，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波兹曼指出，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观点见于《1984》），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波兹曼相信，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谢选骏指出：《娱乐至死》这本书翻译的太晚了，晚了整整一个时代——从“网络前时代”到“网络后时代”，就像从公元前到公元后一样的距离，虽然其间“不过”二十年。因为网络改变了他们那个前网络时代的“单向灌输”模式，而变成了“交互撞击”，这是前所未有的条件，必将凸显“思想的主权”。现在，一个普通的网民，都可能掀起滔天大浪，改变整个社会的潮流和形态，这是单向灌输的时代完全不可思议的，所以，单向灌输的技术工具所造就的极权时代已死。而《娱乐至死》所描述的，显然是单向灌输的时代，所以说它已经死掉了。网络时代给人的不仅是娱乐，而且是——颠覆！

谢选骏：网络主权必将彻底改造国家主权——“1984年噩梦”里的反极权主义

《手机APP滥用隐私权限普遍：上网几乎等同于“裸奔”》（2017年12月19日 转载北京晨报）：
网上约车、购物、叫外卖、导航……从早上睁眼到晚上睡觉，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着手机App带来的便利。但与此同时，你的微信昵称、头像、位置、通讯录、电子邮箱信息、QQ账号密码，甚至身份证号码、银行账户都“祼奔”在互联网海量“大数据”当中。而这些隐私信息，基本上都是自己在下载安装App时“同意授权”的。北京晨报记者下载了30多个App，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App要求获取定位权限。专家称，App滥用隐私权限的现象非常普遍，建议用户在安装前仔细看授权协议，安装后也可选择关闭部分授权。
案例：朋友欠钱？自己收到催款短信
日前，市民李女士莫名收到以借贷宝App为名发来的催收短信，称其朋友贷款，而短信中不但公布了其朋友的手机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还带有大量恐吓咒骂字眼。记者从短信中看到，内有李女士朋友，也就是借款人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发短信的人自称是“借款公司的”，称借款人在借贷宝借钱时由李女士担保，并咒骂称如果借款人不还款，李女士及家人将遭遇厄运。
随后北京晨报记者联系到借款人，对方承认确实从借贷宝平台上的机构借了钱。但他并没有将李女士填为担保人，而是“手机软件会调取通讯录，向有过通话记录的联系人催收短信。”
北京晨报记者随后也在借贷宝使用过程中发现，软件会向用户申请读取手机通讯录的权限，在其《隐私条款》和《用户注册协议》中，也有内容称如逾期未偿还本息，借贷宝可能与第三方共享用户信息等。
无独有偶，市民郭先生近日也收到不少催收公司发来的信息，因自己的一个初中同学在借款平台上借了钱未按时偿还，催收方就通过同学手机通讯录找到了他这里。不仅收到催款短信，郭先生还接到了许多讨债电话，甚至传说中的“呼死你”也用上了，“响了十几个小时，未接电话得有好几千，但由于号码不同，地域不同，想拦截都拦不住。”
现象：很多人下载应用并不看条款
北京晨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几乎所有的手机App应用在下载安装时，都需要同意应用的《隐私条款》。比如，记者下载高德地图App后，要点击“进入”地图，就跳出来了高德地图的隐私条款。仔细阅读发现，这款App上可能会收集的个人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包括位置信息、上传的图片以及IP地址、设备信息、浏览器类型等，在注册高德账号时，会收集账号名称、昵称、密码、密码保护问题、手机号码等，还有电子邮件地址、淘宝账号、支付宝账号、微信、QQ、车辆品牌、车牌号码、车辆识别代码、发动机号、机动车驾驶证、住宿信息、行程信息、支付信息等。更关键的是，高德地图还会将这些信息提供给第三方，并授权高德地图间接向第三方获取相关信息。
但很多“手机控”在下载安装App时不会注意看授权权限条款，便直接同意安装。北京晨报记者随机采访了20余位市民，竟然没有一个人表示在下载App时会详细看“授权条款”。“字太小了，而且都是一长篇，所以基本不看。”市民李女士说。？
但就是点击“同意”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用户的隐私就这么交出去了。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说，“只要你的手机里安装了导航软件，无论你在哪里，我们都能很快通过手机里App提供的数据找到你。”在他看来，“有的App应用本来跟位置并没有太多关系，可是App会强行搜索你的位置信息，而你的位置信息根本屏蔽不了。”
数据：四成应用会申请获取位置信息
今年9月份，江苏省消协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检测发现，在手机下载的100多个App中，79个App可获取定位权限，23个App可直接向联系人发送短信。点开“电话与联系人”一项，有14个App甚至可以监听电话和挂断电话，结果非常惊人。在所获取的个人信息中，“位置信息”和“读取通讯录和短信”是最容易被读取。
据相关人员介绍，大多数App都有获取精确位置的权限，由GPS定位可精确到10米。各个开发企业给出的理由是需要进行一系列社交模块建设。但在实际操作中，实现社交功能，只需获取大致位置权限即可，根本无需GPS精确定位。
对于“读取通讯录和软件”信息，大部分开发企业表示，App需要通过验证码避免用户重复注册，同时起到推荐作用。这使得用户的通讯信息完全暴露在软件公司面前。另据央视财经频道此前报道，除了偷录声音、获取定位外，误下载到一些“山寨”App时，机主的银行账号和密码则可能受到威胁。
专家支招：下载后应用前关闭部分权限
对此，猎豹移动安全专家李铁军告诉北京晨报记者，手机App滥用权限的现象已经存在多年了，而且这种现象在安卓系统更严重一些。
李铁军介绍，造成手机App滥用权限的情况分几种，一种是大量正常App在开发过程中，给未来留有发展空间，“这个行业的一个特点就是用户群越来越大的时候，功能也会无限拓展，就需要更多的权限。比如说，原来没有要求定位的，当它现在有一个社交功能后需要用到定位，或者发展O2O之类的都需要定位。”所以很多开发者就未来规划的目标会需要事先“占个坑”，先把权限申请下来。而还有一种情况是，消费者可以看到的手机权限设置，并不是全部授权。相当一部分程序在消费者没有操作任何权限设置，软件就已经自动安装完毕了。
不过，李铁军也表示，避免用户隐私泄露还是有一些办法来解决，比如安卓系统在6.0的时候，系统的安全管理功能会提供机主对一个具体App来管理它的使用权限，用户如果发现有些程序申请的某些权限觉得“越权”，就可以在权限管理当中，把相应的权限关掉。
律师说法：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并盈利将获刑
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林悟江认为，一些手机APP要求取得与自身业务没有任何关联性的用户信息的授权，属于恶意取得授权，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比如立法禁止经营主体取得与自身业务没有关联性的信息授权、一事一授权、授权用途必须明确具体等。
就目前而言，如果手机APP的经营主体恶意取得授权、滥用授权，并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的即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记者手记：告别“透明人”需多方努力
不可否认，App广泛应用是数字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享受信息化生活带来的便利也是社会发展必然经历的一个重要过程。但App在为手机用户提供上网便利的同时，也的确让手机用户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透明人”——我们在享受数字化便利的同时，个人隐私已经越来越少。
上网几乎等同于“裸奔”，这对任何手机用户来说，无疑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每一个新的行业的兴起就必然会出现某些伤害用户利益的事情存在，监管部门的“没有及时发现和解决”，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漏洞呢？因此，保障个人信息安全，需要有关部门作出更加权威的分析、评估和研判，也需要在技术和法律层面予以完善。安全厂商与制造商、运营商、互联网服务商、应用开发企业等渠道加强合作，确保各平台及管道是安全的，从源头去保护用户的信息安全，可能会更加现实。
谢选骏指出：英国共产党的叛党作家乔治奥威尔写了本《1984》，还有《动物庄园》等。其实，他本来是政治活动人士，没有什么创见，他的反乌托邦思想，大多是从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The Island of Dr. Moreau，1896年）、小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等小说学来的。但是因为他的共产党背景，受到了追捧。相反，那些“资产阶级作家”反而由于连同资本主义一起批判，而受到了冷落。
有评论指出：
《奇妙的新世界》成书早于《一九八四》，赫胥黎还是奥威尔在伊顿公学的老师。在赫胥黎给奥威尔的信中，他阐述道，《一九八四》所写的乃是发生在《新世界》之前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九八四”只是人类历史的某一个阶段，“新世界”才具有终极的意义。而如今的现状也似乎正在印证着赫胥黎的预言。一个老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作出了比年轻人在十多年之后更久远的预言，不得不赞叹赫胥黎的真知灼见。而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奥威尔和赫胥黎描绘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却殊途同归，都走向了极权主义的末路。两个世界都是极权社会，统治者构建它们的原因却不同。“一九八四”中的极权是源于对权力的贪恋。核心党员为了永远保有权力，故意保持着低下的生产效率，并且通过战争消耗着多余的资源，以便让平民们永远处在极低的生活水平上，让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接受教育、去觉醒、去造反。奥威尔在书中借用奥勃良之口赤裸裸地揭露了这个社会的本质，“党要当权完全是为了自己。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并没有兴趣，我们只对权力感兴趣。……没有人会为了废除权力而夺取权力。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建立专政不是为了保护革命；反过来进行革命是为了建立专政。”而“美丽新世界”产生的原因却是因为对效率的盲目崇拜。科技的进步催生了人工繁育和睡眠教育，以保证让不同等级的人都对自己的生活十分满足；“嗦吗”迷幻药的发明使人类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保证重新回到愉悦的状态，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激发人类最大的生产力。“人们只顾追求着高效，个人的自由和创造性却荡然无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九八四”中，我们还能看到善恶斗争，而在“美丽新世界”中这种斗争却已无从谈起，因为“一九八四”中人尚且为人，人的本性尚且存在，只不过是被统治者所蒙蔽和压制；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类只不过是科技的产物，效率的奴仆。我一直都觉得“美丽新世界”是“一九八四”矫枉过正的产物，人们惧怕“一九八四”中自己因为生活资料匮乏而造成的无知与被压迫，于是开始拼命地发展经济，却陷入了另一个怪圈——效率高于一切。人类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一九八四”的恐惧造就了“美丽新世界”。极权原因的不同，也导致了两者极权手段的不同。“一九八四”的统治者的统治方式简单粗暴却见效快，他们依赖着棍棒、酷刑和集中营给庶民带来的痛苦与恐惧保护着自己的权力。“美丽新世界”中的统治者却不屑于这种效率低下且充满危险的方式，他们依赖科技带来的快感以让人们自愿服从，而这恰恰是另一种集中营，一种没有痛苦的集中营。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精辟地指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精神文化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让文化成为一座监狱，另一座是赫胥黎式的——让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正如文章开篇所举的事例，我们可以找到一千种理由不去上政治课，却找不出一种理由拒绝电脑游戏的诱惑。我们的生活经历已经能让我们认识到，在监狱大门关闭的时候我们要奋起反抗，但是对于一个因为纵欲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明，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有人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这话我信；但如果有人说，多一个人读赫胥黎，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这话我却深表怀疑。对抗奥威尔的世界，我们只需要激发自己作为人的本性即可，对饱暖、性爱和自由的欲望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激发；而对抗赫胥黎的世界，却需要我们用深刻的理性去对抗浅薄的本性，这比前者要痛苦和困难得多。我们有什么理由阻止人们及时行乐呢？赫胥黎在写完《新世界》后反思道，“一个社会，如果多数成员不能保持清醒，不在乎当下，不关心近在咫尺的未来，而把多数时间花在其他的地方——只关心无关紧要的运动和肥皂剧——那么这个社会很难抵御操控着的入侵。”“一九八四”的时代在人们的抗争中即将过去，“新世界”的时代却伴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正在悄然而至，也许手里拿着的智能手机就是野心家的帮凶。我们不能做什么，除了保持警惕，警惕好奇心和求知欲的衰减；警惕权力对自由的剥夺，哪怕是追求痛苦和不幸的自由。
谢选骏指出：我要说的是，根据中国目前的状况看，极权主义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成功的。因为极权主义太太太单调了！而人类，哪怕是独裁者自己，也是渴望自由与新奇的。所以，堡垒都是从他们内部给攻破了的。这就是基督教所说的“原罪”。原罪之强大，不是极权主义可以轻易扼杀得了的！看看中国手机市场的混乱就可以知道，“封网行动”，必然失败。网络主权必将彻底改造国家主权。如此看来，奥威尔等“前网络时代”的恐龙们，可以安息了。因为网络改变了他们那个前网络时代的“单向灌输”模式，而变成了“交互撞击”，这是前所未有的条件，必将凸显“思想的主权”。其中的乐趣，我想，连独裁者也不愿意割爱的。因为即使连他，也只是一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