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马斯克的创造性可能正是来自他爹

网文《马斯克难怪要去火星 亲爹和妹妹生了娃？》（2018-03-31 转载环球网）报道：
亲爹和妹妹给自己生了个妹妹…马斯克家的故事曝光，难怪他要去火星！
于正都不敢这么写啊！
马斯克大家都认识的伐，SpaceX和特斯拉的CEO，就是前不久自己造火箭窜天的那位。
像这种level的大神的归宿一般是去各个大学做个世界巡回演讲会，把高材生忽悠地一愣一愣满堂彩，然后再每年开次发布会秀下存在感，比如乔帮主，不过瘾就直接捅个大漏子上科技头条就可以装X结束来年再战了，比如小扎。
马斯克就比较厉害了。科技，财经、娱乐、两性、母婴……想上什么热搜就能上，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是跟他本人和家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先说马斯克，一直被称为真人版钢铁侠，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创立的SpaceX是中美俄三国外第一个能发射火箭的公司；
他造电动车特斯拉正在颠覆全世界汽车产业的路上；
建太阳城公司（SolarCity）玩太阳能；
你说都快50岁的人了，200亿美刀家产见好就收吧，哦不！16年又搞了个The Boring Company，真的叫“无聊公司”，在地下挖隧道解决他堵车的困扰，听说洛杉矶已经开挖了。
有钱任性，这我还能说什么？！
一般不搞事，搞事不一般的科技大神，你以为这就完了？
不。
最重要的事还没港啊乡亲们，马斯克，是个钻石王老五！
他和2个女人有过3段婚姻、5个孩子。
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列个表还是很简单明了的
第一任老婆贾斯汀，是他的大学同学，两人在一起8年，一共生了6个孩子，第一胎是自然生产，可惜孩子出生几个月后就夭折了。然后，马斯克没了耐心，直接选择了试管婴儿，分两批生：第一批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第二批又生了三胞胎男孩。他说他没有闲工夫等别人，连等上帝都不行。
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后，马斯克很快又娶了第二任老婆，小他14岁的英国女演员妲露拉·莱莉，两人结婚又离婚，复婚又离婚。
去年他还被拍到跟约翰尼·德普的前妻Amber Heard约会，精力旺盛的人在事业之外也是不一般的生龙活虎呢。
与此同时，他的家人也个个是精英。
他的母亲Maye Haldeman，15岁就拿南非小姐的冠军，给高露洁拍了广告，如今是社交名媛、名模，60岁还全裸上杂志封面，至今风风火火。
他的同胞妹妹Tosca，是娱乐公司的创始人，还是制片和导演……
弟弟Kimbal更是早在25岁就创业成功，由他所设计的建筑软件，在90年代就卖出了3.07亿美元的高价……
马斯克经常在公共场合春风得意地夸耀这三位牛哄哄的家人。
但是对于他爸却话风一转，要么懒得提，要提就没句好话：这人很邪恶，很可怕，他做尽了你能想到的所有坏事。
马斯克爸爸全名Errol Graham Musk，事实上，老爷子今年72岁，在南非是位小有名气的工程师，家境优渥，在富人区……
看起来没有什么可撕的槽点啊，马斯克为什么如此不待见？媒体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媒体挖出了一条重磅新闻，一个深藏在这个家庭背后的丑闻浮出水面后，吃瓜群众们终于真相大白：
原来他72岁的老父亲，居然和自己30岁的继女生猴子了。
马斯克的继妹这是摇身一变成了继母的节奏？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媒体为了搞明白父子俩不和的真相便直接飞去了南非采访老爷子，结果就一不小心发现了这辣眼的真相。
事实上老爷子的感情史相当丰富，有过4段婚姻，马斯克是他和第一任妻子Maye所生的三个孩子之一。
老爷子的第二任妻子就是继女的妈妈Heide，她带着和前夫的孩子Jana搬进马斯克家的时候，Jana才4岁。
马斯克在爸妈离婚后跟了老爷子留在南非，直到17岁才前往加拿大上大学。他几乎是看着这个继妹长大的啊。
马斯克和老爷子曾经走得很近。
2002年，当时的马斯克创立了PayPal才30岁就成为亿万富翁，他在加利福利亚买下了一套豪宅，特意把老爸、Heide和Jana接到了美国享受人生。
然而一年后老头子以不可名状的缘由带全家逃回了南非。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和Heide是偷偷计划逃跑的，我不想活在马斯克的阴影下。”
阴影？what？是因为太有钱了吗？
老头子早年做工程师也是个百万富翁，大概受不了儿子比他牛逼这个现实吧。不管怎么说，父子之间从此结下了梁子。
老爷子站在特斯拉车前很开心嘛
马斯克说这老头无恶不作不是空穴来风。
老头子曾经亲口承认在自己家里击毙了三个小偷，法官觉得他是过失杀人，他坚持是正当防卫，就这么被无罪释放了。
回到南非后没多久，老头子就和Heide结束了18年的婚姻，Heide带着女儿Jana搬了出去，本来就毫无血缘关系的两个人就此分道扬镳，发展到这画风还是很正的。
然而去年这个时候，Jana跟前任分手了不知怎么就想到继父这里找安慰。
于是乎20年没联系的两个人，一来二去就好上了，2个月后，Jana怀孕了。
老头子怀疑孩子可能是Jana前男友的，怕自己喜当爹，还去做了DNA测试，确实是他的。
面对记者的追问，老爷子心很大的表示：
“我都单身20年了，我没什么继女继子，我只记得我有过4任老婆，我和Jana的相遇一定是上帝的安排或者就是命中注定吧，哦，Jana真是个出色的母亲……”
而对于现在的岳母，也就是他维持了18年婚姻的前妻Heide，老爷子则一度想要撇清关系：
“我不太记得Heide了，走在街上我可能都认不出来她了吧。”
据消息人士透露，Heide目前不仅仍住老头子附近，而且还在悉心照料外孙——也就是女儿Jana和前夫所生的那个孩子……
碰上这么个爹，马斯克不崩溃才怪呢！
自己的老爹和继妹搞在一起，说乱伦按法律还算不上，说不是吧伦理又过不去，总之很丢人就是了。他已经公开表示不再和老头联系。
这对父子也是神奇，马斯克不待见老爹，老头子也似乎从没有肯定过儿子的成就。
他对媒体吐槽马斯克从小做事就3分钟热度，只要不感兴趣了就撂挑子，没什么长性。还有马斯克今天的成就多亏了自己从小给他优越的生活，开着敞篷劳斯莱斯接他放学，马斯克是被他宠坏了……（嗯？有这么跟外人说儿子的？）
所以马斯克造火箭是为了跑到外太空躲他爹吧？！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马斯克的创造性可能正是来自他百般讨厌的老爹。这就叫做“负负得正”。

谢选骏：人有远虑，必有近忧

《京沪家长为何恐慌？初中毕业 一半上职校》（2018-03-31  任大刚）报道：

　　久居上海，同学聚会越来越少。原因很简单，大家都在陪孩子补课，很难同时有空；即便聚在一起，也迟到早退，原因还是要陪孩子补课。问问京城的朋友，也多如此。
　　京沪两城，拥有全国最丰富的教育资源，家长和孩子应该是轻松的。但实际上，家长们即便不是第一个跳起来反对“快乐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但起码也可以挤进前五。很多时候我在想，这是不是太矫情了一点？
　　当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上海的学生，初中毕业后有一半要分流去上职校（去年和今年的中招文件不再提及），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恐慌的情绪能够从初中蔓延到小学，从小学蔓延到幼儿园。
　　沿着这条恐慌线索，还可以清理出另一条耳熟能详被奉为金科玉律的逻辑链：上不了好幼儿园，就上不了好小学；上不了好小学……上不了好高中，就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就没有好工作。
　　两条绳索，将京沪两地（其实远不止这两个地方）家长死死捆绑在教育培训的战车上。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目前全国幼儿教育的市场规模约为3800亿，中小学教育（课外辅导+民办学校）市场规模约为6800亿。
　　下车不玩了，行吗？既不行，也行。
　　职校恐慌
　　面对有一半左右的孩子（北京市2017年为约三分之一）将去上职校的升学前景，绝大多数小学和初中的家长是极不情愿的。孩子为了不进职校，压力之大，我甚至听说，有初三学生晚上八点睡觉，凌晨两点起床读书做作业，忙到天亮，吃好早饭赶往学校。
　　平心静气地讲，一个孩子如果不是读书的料，完全可以去职校学一门手艺。但家长却有三重焦虑：
　　第一，一个普通高校的学生可以轻松去读职校的课程，但职校学生要去读普通高校的课程，难上加难。同级的各类学校和专业，在学习上是有难易梯度的。家长多不会同意让孩子一开始就选择容易的学校和专业，否则在未来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初中毕业生社会经验匮乏，实际上根本没有能力做人生规划。选择职校学一门技术，同时也就意味着，将来从事其他工作的门槛是很高的。如果没有继续学习的能力，改行的成本之高，难以想象。
　　以鄙人的个体经验来讲，初中阶段，一度想去学习屠宰的手艺，毕业时也有上建筑类职高的机会，但都没去，在普通高中混到高三才决定考大学，如果去上职高，很可能就是个小包工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真实意愿，但我觉得当下的工作更符合秉性。
　　第三，中国的一些职校，风评并不十分好，家长并不十分放心把十五六岁的孩子送入这些学校，他们不担心孩子学艺不成，而是担心孩子“学坏了”。
　　并且，随着科技加速进步，很多好端端的传统职业，忽然消失了。以汽修为例，现在的汽修专业毕业生，谁能保证他的精湛技术在10年之后不会归零？一些新职业出现没几年又消失了，谁能保证中高职教育能够跟上科技潮流？
　　一些号称有经验的小学教师会告诉家长，三年级是个“分水岭”，好的就好上去了，不好的就困难了，因此职校焦虑，基本上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弥漫在家长心中。但实际上，我小学四年级的数学还得过38分，还是百分制。但谁也不好意思把这种个案拿去安慰一个焦虑的家长。
　　换汤不换药的重点高中
　　人人都知道，焦虑的最终来源是高考。
　　在省区市高考招生总额（比如5万人）基本恒定的前提下，所有考生放平心态，正常学习，录取5万人，学生拼得头破血流，也只能录取5万人；学生整体分数500分，可以录取5万人，而整体分数提高到550分，也只能录取5万人。
　　既然如此，为何不选择放平心态，不必去争取那额外而无用的50分呢？答案是多方面的，比如这5万人也需决出高下，因此抬高分数不可避免，等等。但最重要的，是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引起的踩踏效应。
　　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前身，始于1978年的重点学校制度。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项全球唯一的教育制度因有悖教育公平，引起公愤，被迫取消。但重点高中改了个“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名称，作为地方教育的政绩标志，变相得以保留。
　　仔细观察“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招生就会发现，它换汤不换药，还是先前的重点高中。以上海为例，2017年的中招政策，核心的是这4条：
　　1、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提前招生录取计划为学校招生计划的40%，其中30%由学校推荐，10%为自荐，4所顶级名校的提前录取则提高到50%。初中学校按7%的比例“推优”，参加提前录取，未获推荐可以自荐。
　　2、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将15%招生计划面向全市学生招生，称为“零志愿”，它由各招生学校根据学校办学条件和近几年实际招生情况自主确定，经市教委协调平衡后下达到各区，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投档、录取。
　　3、此外是“名额分配”招生，指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将15%招生计划按比例均衡分配到本区初中学校招生的方法。
　　4、余下30%的名额，则按照中考成绩，根据填报的志愿投档，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这个复杂的招生方案，表面上看，力图兼顾办学的效率与公正，既考虑到办学业绩好（主要是考分高）的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能够招到高水平的学生，也保证这类学校所在的区，不管好初中差初中的学生，都有上好高中的机会。
　　但如果仔细分析各类招生，就会发现效率与公平之比为85：15，效率优先，略有公正而已。换言之，所谓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如梳如篦，将所有“好学生”搜刮一空，然后宣布自己的教学成果有多好。
　　毫无意义的竞争
　　如上所述，在省区市高考招生人数基本恒定的前提下，该区域内任何挖空心思提高分数的举措，均是一种相互践踏的内耗。
　　我绝不反对学生之间在学习上有竞争关系，正常的竞争是培养学生上进心的重要来源。但是目前换汤不换药，名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实为重点高中的制度设计，不仅人为催生和加剧变态的学习竞争，而且深具欺骗性，表现如次：
　　第一，任何一届的学生，就全体来看，都有一小部分天赋异禀，他们仿佛生而知之，知识对他们而言几乎一点就通。他们在学习上，并不需要你教师花费多少精力和机巧。
　　就在写这篇文章之时，我打电话和一个同学交流，他说孩子所在的初中，两三年才会有一个学生考上某顶级名校。这个信息说明，你把最顶尖的学生招收进去，然后宣布他们的学习能力和成就体现了本校的教学处于全市最前列，好意思吗？脸皮是不是太厚了一点？
　　那些顶级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教学团队，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比如三年），能够把本学区排名最后的学校带到中等水平，那就真配得上所声称的实验性、示范性，否则难免有欺世盗名之嫌。可惜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过一次这样的试验和示范。
　　这些学校实验、示范了一些其他什么？只有天知道了。有一条是是实在的，就是重点高中时代的招生特权，实实在在地完整保留了下来。
　　第二，凡是上过大学的都知道，同一张试卷，同一个班级不同省份的考生，考分悬殊几十上百分都是很正常的，但他们之间并不会因高考分数悬殊而在学习、科研、创新上出现明显差异。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高考分数到一定程度之后，挖空心思再多考多少分，对高等教育而言，毫无意义。
　　但可惜，目前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大概就是为这种“毫无意义”而设置的。它的意义，不在提高教育水准，而在搞社会分层；它的存在，是让小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知道人分为三六九等。这难道不是家长和孩子共同焦虑的问题？哪怕你是中产阶级！
　　迎战天下英才
　　京沪两城聚集的各种资源，一向冠绝全国。伴随着入世，海量外资进入，两城迅速成为财富高地，就业首选之区，户口已经无法限制外来人才的进入。在今天，京沪两城非户籍外来人口绝大多数是青壮年，他们占到全部劳动力的一半左右。
　　京沪（包括深圳、广州）青年子弟的竞争对手，一半是外来人才。与此相反，在别的二线及以下城市，一个当地的青年子弟的职场竞争对手，绝大多数是本地人。
　　人才竞争是全方位的。一个上海本地的复旦学生，他的外地同学毕业后，可能百分之八十以上留在上海工作；一个上海本地的高职生，他在酒吧做调酒师，但外地来的高职毕业生，同样会对他的职业产生强大的竞争力。京广深同样如此。
　　京沪广深就业市场足够庞大，但工作岗位的竞争烈度，新兴产业的淘汰频率，恐怕远高于其他城市。相应地，工作对人的要求，也要比其他城市高。
　　先前京沪青年热衷于通过留学移居海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不仅涌进京沪的全国人才持续暴增，而且海外留学（包括京沪两地青年子弟）逐渐出现就业定居两难，回来的人越来越多。回来的人首选也是京沪广深。
　　我曾经看过一个海龟的文章，她之前只是在上海做过短暂停留，对外国同学谈起去向，她的回答是“回上海”。现在的竞争格局是，一个京沪本地的青年子弟，不仅要迎战全国的优秀人才，还要迎战为数众多的“海龟”。
　　此外，由于收入上涨，港台青年才俊进入大陆工作越来越多，首选地也是北上广深。
　　这就是一个出生和定居在北上广深，并在那里上学读书的孩子的幸与不幸——你从小的生活环境，可能比别的地方的孩子更优越，但是一旦长大成人，那些优越的环境未必属于你。
　　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轻易走下教育培训这辆战车？城市的禀赋就在那里，未来的竞争格局就摆在那里，多少家长可以舒一口气？
　　一点曙光
　　有没有缓解焦虑的可能？肯定是有的。
　　职校招生需要改革。
　　比如孩子初三毕业愿意上职校，你尽可以去；但不愿意去的，何必硬要画一道杠强迫他去？他完全可以去上普通高中，上到高一、高二跟不上，知道考普通高校有多难，他随时可以去上职校。
　　何必一定要强迫一个屁事不懂的未成年人选择将来的职业取向？为什么就不能等一等，让他们心智更为成熟一些，再让他们做出选择？
　　当然你可以说，我们有民办高中，职校生也可以参加高考。第一，尽管高中阶段不是义务教育，但作为一个纳税人且是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是天经地义的；再说，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的二把手，理应给予公民更大的教育选择权，为什么一定要让人家去接受哪一种类型的教育？第二，在一个普遍没有什么文化学习氛围的班级环境里，高考又有多大胜算？
　　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必须改革。
　　最近，上海出台改革方案，决心在2022年，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50%至65%的招生计划采用名额分配方式下达，由市和区教育行政部门分别分配到有关区和初中学校，并明确这种招生计划其中的70%将分配给不选择生源的每所初中学校，这一比例将逐步扩大，以促进初中学校均衡发展。
　　北京的类似改革在2014年就开始进行了，其他省份也在最近一两年着手类似改革。总的趋势是，大幅提升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按人头比例面向全体学生投放招生指标。
　　这样做的好处是，逐渐解除压在小孩子身上“一分压死千万人”的魔咒。此外，也可以逐渐改变薄弱学校人人厌弃，教育资源逐渐均衡，减少变态竞争，维持正常竞争。
　　但成人社会的竞争是永恒的。
　　最近两年，很多二线城市纷纷出台吸引人才的政策并生发效果。京沪两地因种种原因，人口导入趋缓，甚至开始减少。
　　这是有原因的。高端人才对住房更有迫切要求，两地高房价，已经成了比户口还管用的驱使人才外流的利器。事实上，我已不大敢像10年前那样，建议那些刚走出校门的外地青年学子到北京上海闯一闯，因为住房难题太大，再说他们自己的老家与北京上海的收入差距也在缩小。
　　但毋庸多言，人人都知道人才对一座城市意味着什么。最新出台的上海吸引人才的办法，除了优待户口准入等这些特别金贵的东西，还专门提到要帮助解决住房。如果这条措施奏效，那么人才竞争的烈度不会减缓。这对维持整座城市的竞争力当然是好事，但对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个体来说，即将到来的竞争，不会让他们感到轻松。
　　世上没有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很多政策措施，也不过是缓解人的痛苦而已。但能够把人从地狱拉到人间而没有能够推进天堂，也是极好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罗里吧嗦讲了半天，却只现出了“人有远虑，必有近忧”的狼狈，我想告诉那些千方百计规划孩子未来的家长，你们的努力也许适得其反——因为争取自由的精神，会把孩子推向你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

谢选骏：英国统治留下的都是定时炸弹

美国的黑奴问题、南非的种族裂痕、印度次大陆的印巴冲突、中东的阿以冲突、中国的香港问题……
仔细看一眼吧，大英帝国的版图就像是地球的疮疤。英国统治虽然留下的都是定时炸弹，但是英语作为其主要遗产，却提供了一幅粘合剂，用以弥补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
大英帝国，或称不列颠帝国（英文：British Empire），是一个由英国统治的全球帝国，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历史上面积最大的殖民帝国，最大领土面积曾达3,400万平方公里。
一般认为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格瑞福兰海战，标志着英国的崛起。光荣革命后英国发动第二次百年战争（1689年－1815年），与法国争夺世界霸权。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后从法国夺取整个加拿大，标志着英国成为无可争议的海洋霸主，1815年击败拿破仑法兰西第一帝国后，大英帝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权，主导国际事务达一个世纪之久。这段时期，被称为“不列颠治世”：这个地位一直维持到1914年，新兴的德意志帝国由于不满自身地位而挑战大英帝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战结束后的1921年，根据巴黎和会托管德国殖民地而达到领土面积最大时期，覆盖地球上25%的土地和25%的人口，成为世界历史上面积最大、跨度最广的国家。由于帝国的领土、属土遍及包括南极洲在内的七大洲、五大洋，有“英国的太阳永远不会落下”的说法，所以被形容为继西班牙帝国之后的第2个“日不落帝国”。
到20世纪中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全球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与英国日渐式微的国力，大英帝国逐渐瓦解。今天英国和它的大部分前殖民地国家组成一个国际性的组织英联邦，但是与大英帝国不同的是，英国再也没法在政治、外交及经济等各方面完全影响英联邦的其他成员。
大英帝国的形成是300多年来贸易、移民与武力征服的结果，期间也有和平的商业和外交活动。帝国在世上传播英国的宗教、信仰、法律，制度、人文、科学、技术、商业、语言、管理模式。帝国霸权帮助英国本土实现惊人的经济成长，并使其在国际政治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随着英国本土的民主发达，海外的殖民地（除了一些自治领外）的人民大多已经可以决定其政府的政策与未来，包括立法局全面选举和直选布政司。当然其总督仍旧由英国本土委派全权代表英国，直接控制其外交和国防的权利。
殖民地从英国那里获得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投资开发，促进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获得英国的法律和政治框架与国际性的语言英语。在殖民地脱离帝国独立之前英国都会试图将它的议会民主制留给殖民地人民，结果并没有全部成功。独立后的英国殖民地大部分都选择留在英联邦之中。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被认为是大英帝国的结束。英国还有14块海外领土，16个国家承认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其国家元首而仍然是英联邦成员。
英国的殖民化是以其自身利益为优先考量。英国虽然为殖民地留下更好的基础建设，但那主要是为了方便这些殖民地的货物能够更方便地出口到英国以满足其本土的需要，或是让英国的工业产品更方便地运送到殖民地市场。白人的自治领大多能够进一步发展基础设施，以取得经济生产上的平衡，但是在拉美、非洲和亚洲的帝国殖民地却往往只是工业所需原材料（或农业产品）的供应者，这对这些国家独立后的经济发展藉著英联邦架构接受帮助。另外，为了确保其统治的稳定，同时因为各殖民地内部民族的复杂性，在殖民地时，英国会用“分而治之”、“精英制度”、“以夷制夷”的政策或者直接放弃对当地民族问题的解决而离开，使得像爱尔兰共和国、印度、巴勒斯坦、津巴布韦、肯亚、苏丹、乌干达、伊拉克、圭亚那和斐济等国家在独立后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民族冲突。
英格兰殖民主义对不列颠岛屿与法国的扩张
1066年来自法国诺曼第的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之后，加上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关系，英格兰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卷入欧洲大陆的事务。由于诺曼王朝和安茹王朝的君主都来自法国，因此国王们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其法国领土上。到14世纪末，从对欧洲的羊毛贸易发展出来的对外贸易已经成为英格兰最重要的国家政策。
这段时间是英格兰对外征服的开始，包括1169年对爱尔兰的征服，以及1282年对威尔斯的扩张。1296年英格兰对苏格兰的短暂控制在1314年中断，两个地区的真正统一要等到1603年通过英国王位继承法来和平实现。虽然1204年英格兰君主丧失诺曼第的领土，但通过联婚与继承英格兰的统治者还是拥有法国大片的土地，直到1453年最终丧失。从此之后一直到1558年英格兰君主只拥有法国北部的战略要港加来，但是自那之后就连加来港也丧失了。
海外帝国的成长
海外的大英帝国，这里指的是英国人的海上探险以及在不列颠岛以及欧洲大陆以外地区的移民或殖民。其根源可追溯到1485至1509年在位的亨利七世所采取的积极的海洋政策。在理查三世所建立起来的羊毛贸易的基础上，亨利七世创建近代英国海洋商贸体系，并发展英国的造船工业与导航技术。这套体系也为日后的贸易机构的建立创造条件，而像马萨诸塞湾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之类的贸易企业为大英帝国海外的扩张做出重要的贡献。亨利七世也下令在朴茨茅斯建造英国的第一个干船坞，加强建设当时还规模很小的英国皇家海军。1587年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在罗阿诺克岛（Roanoke Island，今北卡罗来纳州境内）宣布维珍尼亚为英格兰殖民地。但这块殖民地十分短命，由于食物缺乏、恶劣的天气、海难以及当地原住民的反抗，英格兰很快就不得不放弃这片殖民地。
斯图亚特王朝时期
1588年，正值都铎王朝的伊利沙白一世期间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大获全胜，正式确立英格兰王国作为海上霸权的地位，虽然之后1590年代几次与西班牙战事的失败暂时挫败英格兰野心勃勃的海外殖民计划。1604年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一世终于与西班牙签订《伦敦条约》，正式结束两国的敌对状态；1607年英格兰在维吉尼亚的詹姆斯镇建立第一块永久的海外殖民地。在之后的三个世纪中英格兰不断地在海外扩张势力范围并巩固国内的政治发展。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议会在伦敦合并，组成大不列颠议会。
对美洲与大洋洲的殖民
大英帝国的雏形成于17世纪中期，此时英格兰已经在美洲建立多片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包括今后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十三州、加拿大大西洋和太平洋省份以及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小岛屿，例如牙买加、巴巴多斯及巴哈马等。
盛产甘蔗的加勒比地区高度依赖奴隶的工作，它是英格兰早期最重要、最有利可图的殖民地。美洲大陆南部的殖民地则为英格兰提供烟草、棉花和大米，北部则出产毛皮；它们从经济角度上讲没有像加勒比岛屿一样对英格兰有益，但是大片的可耕种土地吸引众多英格兰移民者。
英格兰的美洲帝国正通过战争与殖民逐步扩大，例如通过英荷战争的胜利英格兰获得新阿姆斯特丹（即今天的纽约）。不断发展的美洲殖民地不断向西探索，寻求更多的可耕种土地。七年战争中英格兰击溃法国，并在1760年占领新法兰西的全部地区，使得英国获得北美更大地区的控制权。
随后，澳大利亚（1788年成为英国殖民地，最早是英国犯人的流放地）和新西兰（1840年成为英国殖民地）成为英国移民们的另一目的地，而同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土著人口也因战争与疾病使人口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锐减60%至70%。这些殖民地之后都实现自治，并是羊毛和黄金的出口地。
自由贸易与“非正式帝国”

英国将军查理斯·康沃利斯（Charles Cornwallis）于约克镇投降，庄柏（John Trumbull）绘于1797年。失去美国殖民地象征第一大英帝国的结束。
原本的英国殖民体系在18世纪开始衰落。在辉格党人长期控制国内政治权力的时期（1714年至1762年），帝国对英国而言变得不那么重要，直到一连串试图扭转这种对殖民地忽视的措施（主要包括从殖民地征收更多的税收）引发美国独立战争（1775年至1783年），使得英国丧失其人口最多的殖民地英属北美十三州。
这段时期有时候被称为“第一英帝国”，即17至18世纪英国在美洲的扩张。18世纪开始英国在亚洲和非洲的扩张则被称为“第二英帝国”。英国对美国控制权的丧失表明，对殖民地的政治统治并不一定对英国的经济获利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英国在放弃对美洲殖民地的防务与行政管理之后，很快恢复对美国贸易的支配作用。
重商主义是经济学的理论，指的是国与国之间对财富的争夺，它是英国第一次海外殖民扩张的特色。但是在“第二英帝国”时期，重商主义很快就让位于亚当·斯密等人的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
英国从北美殖民地独立这一事件中学到的经验是，即使是在不拥有殖民统治权的情况下贸易依然能够带来经济繁荣。这就是为什么在1840至1850年代英国愿意授予像诸如英属加拿大和英属澳大利亚等白人殖民地自治领地位的原因，因为这些国家的白人们被视为是居住在殖民地的“祖国”人民而已。而英属爱尔兰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它于1801年被并入全称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英国。
在这一时期，英国也宣布废除奴隶贸易（1807年），并很快将这一禁令强加到别国身上。到19世纪中英国已经基本在全球范围内消灭奴隶贸易。奴隶制本身于1834年在英国的殖民地被废止，情况直到1920年左右才有形成稳定状态。
旧有的殖民与奴隶制度的终结是与自由贸易一同实施的，自由贸易原则在1840年左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标志是英国撤销《玉米法》和《航海条例》。自由贸易完全地开放英国市场，也促使其他国家在19世纪中叶开放他们的市场。
一些人会认为，自由贸易的兴起仅反应英国的经济地位，而与任何的哲学观点无关。确实，英国对迫使他国执行某一政策一直比对自己施行同样政策更为热衷。虽然英国丧失13个美洲殖民地，1815年欧洲大陆上拿破仑的最终战败确立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在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无可争辩的经济强权之时，皇家海军则主宰着海洋。始终与欧洲大陆事务保持距离的英国也得以施行旨在扩大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张计划，这种海外扩张即通过自由贸易和战略优势建立一个“非正式帝国”。例如中国和波斯正是被包括在“非正式帝国”中，在英国的武力威胁下，这些国家的政府被迫开放市场，并不得不无条件给予英国特权。帝国与“非正式帝国”的扩张为英国获取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料提供便利，并以此制造更多商品运至世界各地。
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到1870年的普法战争，英国是全球唯一的工业化强权，是全球30%工业产品的生产地（1870年）。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能够如此有效、大量地生产工业品，以至其在国内生产的产品在运输到外国后其价格依然比外国当地所生产的产品更具竞争力。只要其海外市场的政局稳定，即使没有实施正式的殖民统治，英国依然能够从自由贸易中获益。
在亚洲的扩张
1757年普拉西战役的胜利让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印度孟加拉邦的统治权，虽然1770年因对该邦过度征税而恶化的饥荒引起英国国内的争议。19世纪中期，东印度公司已经几乎控制印度全境。1857年印度起义之后该公司管辖的领土被移交给英国政府直接管理。维多利亚女王于1876年被宣布为印度女皇。
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缅甸和马来亚也被纳入英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从中国人手里夺得香港岛。
英国对中国的兴趣源自18世纪末，当时英国成为中国茶叶的进口国。茶叶进口导致英国方面巨大的贸易逆差，因此英国希望通过从印度向中国出口鸦片来平衡开支，虽然这么做违背中国的禁令。由此引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英国的胜利告终。之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与法国联手再度胜利，英国进一步获取在华特权。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与中国保持一种复杂的关系。虽然英国获得香港，英中贸易主要还是通过几个开放的中国港口进行。中国人口过多，领土也不小，英国无法占领中国，因此英国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独立的中国，因为中国的崩溃意味着其他西方强权就可能与英国一起瓜分中国，而使得英国所拥有的特权地位受到挑战。
同时，英国也不希望看到一个过于强大的中国，因为这就意味着中国将取消或要求重新协商一些原本签订的条约。这种态度解释了看似矛盾的英国对华政策：一方面协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另一方面却和法国联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自由贸易的终结
作为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英国曾经能够将整个世界作为其原材料的来源国和工业品的出口市场。但是随着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在19世纪这种情况开始逐渐改变，越来越多国家寻求保护其原材料的供应和出口市场。到1870年代，英国的工业产品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强有力竞争。
工业化在德国和美国迅速进行，使它们迅速赶超英国和法国这两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如，到1870年德国的纺织和金属工业在组织结构和技术效率上已经超越英国，并且在德国国内市场上已经击败英国同类产品。到19世纪末，德国甚至开始为当时的“世界工厂”生产这些产品。
虽然无形出口品（如银行服务、保险和船运）让英国不至于出现贸易逆差，其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比例从1880年的四分之一下降到1913年的六分之一。英国不仅只在工业化国家市场的竞争中落败，其产品在欠发达国家的市场上也没有占优势。英国甚至正在丧失它曾经所拥有的，对印度、中国、拉丁美洲和非洲海岸等地区贸易上的主导地位。
英国的商业困境因1873至1896年的经济萧条而雪上加霜。因商业衰退所导致的通货紧缩更进一步给各国政府增加压力，迫使它们鼓励扶植国内工业，从而最终导致欧洲强权逐渐抛弃自由贸易的原则（德国于1879年、法国于1881年先后放弃自由贸易）。
这么一来的结果是国内和出口市场的双重萎缩。欧洲和之后美国的政府与企业领袖们因此开始将海外的殖民地作为他们新的市场：这些海外殖民地将成为宗主国的出口市场，而他们则被安置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之下，使得其他国家商品无从与宗主国产品竞争。同时它们还依然是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地。英国虽然直到1932年以前都秉持着“自由贸易”原则，却一边和其它工业化国家争夺海外殖民地，以防原本在其势力范围的地区落入他国之手。
英国与新帝国主义
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及后来的爱德华时代的大英帝国正处于鼎盛，但其影响力实际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大致反映这个年代的黑暗面。
1870年代到1914年一战爆发这段时期内，欧洲殖民扩张的政策与意识形态被称作“新帝国主义”。这段时期内最明显的趋势就是各欧洲强权“为帝国而帝国”，在海外竞相争夺并巩固其殖民地。
在这一时期，欧洲强权在海外的殖民地总面积达到2300万平方公里。非洲直到1880年代还很少有欧洲人踏足，但在这一时期内非洲成为帝国主义者们主要的目标。但是扩张在其他地区也十分频繁，特别是在东南亚和东亚沿海地区：在这些地区美国和日本也加入到争夺殖民地的行列之中。
1875年被认为是英国进入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分水岭，这一年本杰明·迪斯累利领导的英国政府从负债累累的埃及统治者伊斯梅尔（Ismail）手中买入苏伊士运河的股份。英国从此巩固这条对英国和印度贸易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运河的控制权。1882年，英法两国对埃及领土的争夺最终以英国人的胜利告终。
对俄罗斯帝国1828年起逐渐向南扩张以至威胁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担心也影响了英国的政策：1878年英国控制塞浦路斯，将其作为保护奥斯曼帝国的据点；在此之前英国还参与1854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并入侵阿富汗。所有这一切举动都是为了阻止俄国进一步向南扩张。英国发动三场阿富汗战争，1842年的第一次英阿战争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所遭受的最惨痛的军事失败，整个英国军队被由俄国所支持的阿富汗普什图族（Pashtun）人击溃。1880年第二次英阿战争，英军在坎大哈被击溃、在喀布尔被包围，最后撤退到印度。1919年第三次英阿战争引起阿富汗部族的起义。
与此同时，在英国的许多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商人都将正式的帝国视为极其重要，特别是对在世界市场上份额正在下降的英国商品而言。1890年代英国全心全意地采取新的政策，很快成为热带非洲殖民地的重要抢夺者。
在1899-1902年发生的南非战争是英国新帝国主义时期的典型例子，虽然英军很快占领德兰士瓦，但为了镇压布尔人的抵抗，40万名帝国士兵被卷入战争，同时耗费2.5亿英镑。国内舆论开始倾向于怀疑海外扩张的必要性，从此英国开始战略收缩。有人认为政府受到以塞西尔·罗兹为首的在德兰士瓦有黄金矿产的大矿主的影响，所以才会进行这一场战争。这也为之后盛行的“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观点提供证明。
英国采取新帝国主义政策的诱因可能是为了为英国产品和投资寻求更大的海外市场，或者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战略性的先发制人举措，为的是防止现有的贸易通道被别的强权破坏，或防止别国在日趋封闭的国际贸易形势发展下获取更多的出口市场。无论如何，一切都是为了在其他列强兴起的国际环境下保持自己的霸权地位。1900年初约瑟夫·张伯伦试图对英国的贸易壁垒法案进行修改却遭到很大的反对并最终被迫放弃，显示即使在英国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英国人还是多么地支持自由贸易的原则。也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英国采取新帝国主义政策其实是其影响力下降的表现，而非其影响力上升的结果。
在印度的殖民主义的演变过程足以警示我们，不应将新帝国主义时代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强权间经济上的竞争视为英国加强殖民地管制的唯一原因。印度正式成为英帝国的组成部分是在1858年，目的是巩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也是对1857年印度起义的直接反应，而起义的缘由之一也是印度国内的传统势力反对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许多现代政策所导致。
对非洲的争夺
1875年欧洲国家在非洲两块最主要的殖民地只有阿尔及利亚和开普殖民地；但到了1914年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外其他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成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从原先只在经济控制殖民地的“非正式帝国”转变到直接管制。
当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在刚果河下游地区进行殖民活动时，他们其实已经威胁到英国向热带非洲的深入。1884至1885年的柏林会议就曾试图调解强权之间的矛盾，该会议提出以“实际占领”为确定各国殖民地归属的评判标准，而该标准的采纳意味着欧洲国家更加袭击当地的部落和人民以获得更大面积的“实际占领”地。
英国1882年对埃及的军事占领（最直接的起因是为了保护苏伊士运河）同时也起到确立英国对尼罗河地区的控制。这又进一步导致1896至1898年英国对苏丹的征服，以及1898年9月涉及英法两国的法绍达事件。
1899年英国全面占领南非，这项军事行动最早始于1795年对开普的并吞。在侵犯原本是南非荷兰人所统治的金矿产区德兰士瓦以及邻近的奥兰治自由邦后，负责南非事务的不列颠南非公司进一步向北深入，并以开普富商赛西尔·罗得斯爵士的名字将其所占领的地区称作罗德西亚（Rhodesia）。
英国在南非和东非的胜利促使罗得斯爵士和英国驻南非大使阿尔佛莱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提出在非洲建立一个“从开普到开罗”的英国殖民帝国。他们希望通过建造连接苏伊士运河和南非矿区的铁路来实现。但是由于德国对坦噶尼喀的殖民将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切成两半，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非洲殖民地之间只有电报线路畅通，而铁路则无法建造。
虽然是自由贸易最积极的鼓吹者，英国人在1914年不仅成为最大的海外帝国，更是掠夺非洲的最大受益人。1885年至1914年之间英国将大约30%的非洲人口置于其统治之下，而同一时期法国只统治15%的非洲人、德国9%、比利时7%以及意大利1%。英国的尼日利亚一个殖民地就拥有1500万人，是整个法属西非和所有德国殖民地人口的总和。
白人殖民地的自治
随着加拿大（1867）、澳大利亚（1901）、新西兰（1907）、纽芬兰（1907）和南非联盟（1910）相继取得自治领地位，大英帝国已经开始从帝国到英联邦的转变。这些新国家的领袖们与英国政治家们一起出席1887年起定期举行的殖民地会议（1907年后被称作帝国会议）。
自治领之间的外交关系主要由英国的外交部负责，而加拿大虽然在1909年设立外交部，其与帝国内其他国家的关系依然通过英国派在加拿大的总督、自治领驻伦敦的高级专员（加拿大于1880年首次任命自己的高级专员，澳大利亚则在1910年效仿）和英国在海外的外交使节们维系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是代表帝国内所有的自治领政府宣布参战的。
各自治领在外交政策确实上享有很大的自由度，只要其政策不明显违反英国本身的利益：加拿大的自由党政府在1911年与美国签署一项双边自由贸易的互惠协议，最后却因英国保守党的反对而没有获得批准。
国防方面，原本将自治领的防务纳入一个单一的帝国军事框架在1900年以后被证明已经很难维系，因为英国此时开始在欧洲大陆的防务问题上开始承担更大的责任，同时还必须面对德国海军崛起的威胁。1909年大英帝国决定各自治领应拥有其自己的海军，这是对1887年英国承诺澳大利亚以向英国海军输出人力以换取英国在太平洋地区舰队驻扎这一协议的违背。
一战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英帝国完成最后一次的大规模海外扩张。英国经国际联盟的批准对原本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巴勒斯坦和伊拉克进行委任统治，而前德国殖民地坦噶尼喀、喀麦隆部分地区、西南非洲（即今天的纳米比亚）和新几内亚也被划入英帝国的版图（其实西南非洲被归由南非管理，而新几内亚则由澳大利亚统治）。不过一战之后英国在莱因兰和二战之后在西德的占领区就不被认为是帝国的一部分。
虽然英国赢得战争，并从战争中获得新的殖民地，战争的巨大开销使得英国无法继续承担维系一个帝国所需要的庞大财政支出。英国有数百万人死亡，无数资产被毁，其结果是债台高筑、资本市场的混乱以及在海外殖民地英国籍官员人数的缺乏。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情绪在新老殖民地都在高涨，而帝国的参战以及非白人士兵在战争中所感受到的强烈的种族歧视都更加助长这种民族主义情绪。
1920年代是自治领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虽然自治领在一战爆发时还无权选择是否参战，1919年结束一战的《凡尔赛条约》，却是由英国和其自治领分别签署的。1922年自治领不再愿意支持英国对土耳其的军事行动，迫使英国寻求一个和平的妥协方案。
自治领的完全独立经由1926年的《贝尔福宣言》和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案》得到最终确立：所有自治领取得与英国的同等地位，英国的立法机构不再有权干涉自治领内部事务，自治领也将享有自主外交政策的自由。1907年在殖民部内设立的一个主管自治领事务的部门也在1925年从殖民部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自治领部，并在1930年拥有首位部门大臣。
加拿大在1923年成为第一个独自签署外交条约的自治领，1927年加拿大向华盛顿派遣第一位永久性的外交官；1940年澳大利亚也派出首位驻外大使。
爱尔兰自由邦在一场反抗英国统治的血腥战争后于1921年取得自治领地位；1937年爱尔兰与英国断绝正式的宪法关系，并在1949年正式成为完全独立于英联邦之外的爱尔兰共和国。原本就独立、直到1922年才被英国掌控的埃及也在1936年断绝与英国在宪法上的特殊关系（虽然直到1956年英国才从埃及撤军）。在1922年成为英国保护国的伊拉克也在10年之后的1932年完全独立。
二战后的去殖民化及帝国解体
20世纪初，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挑战殖民宗主国的统治地位。同时，宗主国越来越关心本土和周边国家的事务，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印度是第一个抓住这个历史机会的国家，之后亚洲和非洲的许多殖民地也纷纷效法。英国最终接受这一新的形势，将旧日的大英帝国转变为今日的英联邦。
1947年的经济危机迫使克莱门特·艾德礼的工党政府放弃继续维护英国作为世界一流强国，接受美国的崛起。英国也必须处理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但英欧之间扭曲的关系至今没有完全解决。
1939年9月英国对德国的宣战只代表它自己和澳大利亚（当时澳大利亚还未正式接受《威斯敏斯特法案》），而除了爱尔兰（该国在1年前要求英国军队离开其国土，并选择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以外其他的自治领则都分别对德宣战。
二战最终摧毁英国原已开始减弱的经济与财政领导能力，并突显自治领与美国在军事上对英国进行协助的必要性。1942年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John Curtin）史无前例地下令将驻扎在英属缅甸的澳大利亚士兵调回参加保卫澳大利亚的战斗。
战争结束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于1951年加入美国主导的澳新美地区安全条约，使得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在太平洋地区新的军事主导力量。而英国本身也从1961年起就试图加入欧共体，并在1973年如愿以偿，削弱英国与其自治领之间原本存在的特殊经济关系，自治领的产品在进入英国市场时从此不再享受特殊优惠待遇。
在加勒比、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而英国几乎从未试图抵制这股浪潮。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法两国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和苏联对埃及的支援下被迫结束对埃及的干预。
1947年印度独立，这是印度国大党长达40年反抗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但是印度的独立是以分割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代价的，为的是避免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互相的内斗。英国和其他自治领对于印度独立地位的接受是今日英联邦组织的开始。
1948年缅甸也获得独立，并选择不加入英联邦；之后又有斯里兰卡（1948年）和马来亚（1957年）的独立。1948年英国结束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统治，以色列建国，此后的几十年间这里一直持续着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血腥暴力争端。在地中海地区，说希腊语的塞浦路斯人一直通过游击战的形式希望将塞浦路斯保留在希腊的版图内，与居于岛内、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土耳其人发生冲突，1960年塞浦路斯还是最终获得独立。
大英帝国在非洲统治的结束往往过分迅速，以至新独立的国家无法独立面对独立后的挑战：1957年加纳在10年的民族主义运动后终于独立，之后尼日利亚（1960年）、塞拉利昂和坦噶尼喀（1961年）、乌干达（1961年）、肯尼亚和桑给巴尔（1963年）、冈比亚（1965年）、博茨瓦纳和莱索托（1966年）以及斯威士兰（1968年）也相继独立。
英国从南部和东部非洲的撤军对当地的白人居民有着很大影响：肯尼亚独立后发生的茅茅起义表明，白人土地主对权力的占有已经引起非洲土著居民的不满。南非白人政权的持续存在一直是英联邦的一块心病，直到其于1994年结束种族隔离的政策。
虽然由白人占多数的罗德西亚与尼亚萨兰联邦随着1964年马拉维和赞比亚的分别独立已经分裂，南罗得西亚的白人（他们自1923年起就一直是一个自治的殖民地）宣布独立，拒绝接受一个非洲人政府的管辖。在南非白人政府的支持下这个罗得西亚政权一直持续到1979年，直到双方达成协议成立一个多数共治的津巴布韦共和国。
在短命的西印度联邦（1958年至1962年）的失败后，大多数英国的加勒比殖民地选择分而治之：1962年的牙买加和千里达及托巴哥、1966年的巴巴多斯以及其他的东加勒比海岛国都相继独立。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在之后的岁月里也相继经历类似的非殖民化过程。在新界99年的租约到期(虽然当年99年等于永久)和中英谈判后，英国也于1997年将整个香港的主权移交中国。
英国当时直到目前仍保有一定海外领土。这些海外领土大部分为位于加勒比海和大西洋上的岛国，还有位于西班牙南部的直布罗陀，位于塞浦路斯岛上的英属基地区，位于印度洋上的英属印度洋领土和位于南极洲的英属南极领地。目前部分国家与英国有领土争端，如福克兰群岛（英国和阿根廷），直布罗陀（英国和西班牙），南乔治亚岛（英国和阿根廷），英属印度洋领地（英国和毛里求斯）。还有部分英国海外领土希望脱离英国并入他国，如百慕大以及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想要脱离英国并入加拿大。时至今日，大英帝国已经被英联邦所取代。

谢选骏指出：仔细看一眼吧，大英帝国的版图就像是地球的疮疤。英国统治虽然留下的都是定时炸弹，但是英语作为其主要遗产，却提供了一幅粘合剂，用以弥补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

谢选骏：主权与王权

网文《主权不全等于王权》2010-1-25 说：
学者吕新华比较了高衙内和小旋风柴进，得出结论，“柴进和高衙内，其实可以说是。。。一色货”。理由是“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可能容忍什么人来持续地、公开或者是隐蔽地亵渎其尊严”！
这话貌似有理，但屁股是坐在“王权”上的。通常我们讲“国家主权”，不讲国家王权，为什么呢？主字，在王字上面加了一点，就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这一点，小不点，但很重要。
周总理在汉字简化方案里提意见不多，但对国字在初步方案里简化为囯，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囗（国界）里边就剩一个王，老百姓连一点都没有？专家们最后才把那个王，改成玉，多少算有一点，象征象征吧。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所以“国家主权”其实包含国家王权和国家民权两个部分。小旋风柴进亵渎了王权，扩大了民权，高衙内同样亵渎了王权，但同时是在压迫民权。所以老百姓喜欢小旋风，不喜欢高衙内，并不像学者吕新华想象的那么傻，不知道二者都是在亵渎王权。
《王权、人权、豁免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丁林）说：　　
　　马悲鸣兄远行归来，就皮诺切特遭遇的一帖，提到了豁免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牵扯到广泛的政治学理论和各国法律，非我能说清。我来涂一帖凑热闹，只能说我略知一二的美国的豁免权，最多带到一点美国体制的娘家，英国。
　　这儿的豁免权（Immunity）指政府官员的一种特权。美国联邦政府采用分权结构，即立法分支、行政分支和司法分支，所以豁免权也有立法豁免权、行政豁免权和司法豁免权的讲究。但是，究其来源，它们都来自于主权豁免权（Sovereign Immunity），或者说统治权豁免权。
　　所谓主权豁免权就是说，统治者，即国家主权的所有者，具有免于民众司法控告的特权。比如说，国家对外战争，“可汗大点兵”，战死沙场的士兵的家属是不能控告发动战争的政府的。美国的各州有一定主权，1795年通过的联邦宪法第11修正案禁止公民到联邦法庭去控告州政府。同样，在历史上，没有国会的同意，美国联邦法庭不接受公民控告联邦政府。
　　这个主权豁免权是打哪儿来的呢？它来源于早期英国共同法体系，这种豁免权原来是王权的一种特权。Sovereign Immunity这玩意儿，在英国应该叫王权豁免权，它的意思是，国王（或女王）是不受被统治者控告的，道理很简单，统治权，包括法庭本身，都是国王或女王设立的，他或她当然不受自己设立的法庭的审判。
　　这儿顺便就要提一提“主权”（Sovereignty）这个概念。在英语里，在这个西方政治学概念发源地之一的英国，主权和王权（或君权）根本就是一个词。在英国，主权和王权至今还是一回事。道理也很简单，英国是君主立宪制，一切在名义上都是王室的。布莱尔是女王的首相，议会是女王的议会，诸如此类，连下议院里反对党的“影子内阁”也是女王陛下的影子内阁。
　　英国至迟从13世纪就开始了贵族向王室争权的过程。1215年的大宪章是一个里程碑。这个持续了800年的过程，总的趋势就是权力的分割和下降，王室权力渐渐削弱，国会权力渐渐强大。权力转移的时候，豁免权也随之转移。这就是国会议员豁免权的来历。
　　国会议员豁免权有着现实的功能。国会是立法的地方，是社会利益平衡和妥协的地方，所以辩论是必不可免的。国会议员豁免权的核心是，议员在议会里面说什么都不受法律的制裁。诸位要是有机会在电视里看到英国下院的辩论，那是很有意思的。
　　这种议员豁免权从道理上说，还是国王或女王出让的一种特权。理论上讲，议会是女王的，虽然她一般是不会来的，但是在议长旁边有着代表女王的权杖。只有议长将这权杖收起来的时候，议员们看不到权杖，表示“女王陛下不在场”，才可以放肆辩论，胡说八道也不要紧了。
　　美国立国的时候，实现的是“主权在民”的原则，费城制宪会议确定不搞君主制，也没有贵族，但是主权豁免权和官员的豁免权却基本上从英国体制上继承了过来，对于官员来说，主要是国会议员的豁免权。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六款规定，国会议员除了犯下“叛国、刑事重罪、破坏和平”以外，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在国会开会期间以及在来去国会的路途上，都不受逮捕，而且，他们在国会的言论和辩论，在其他地方都不受质问。
　　可是，事实上，这一豁免权已经过时，名存实亡。根据宪法条文，犯下刑事重罪，国会议员一样要遭逮捕，受审判，被定罪。当年立宪的时候，这一条最常用的是针对民事诉讼，那时候欠债是要坐牢的，而国会议员在有债务诉讼的时候，可以得到不受逮捕之特权的保护。现在这种特权已经没有用了。而在国会议论和辩论不受问罪的特权，现在你我如果想要，在大街上也一样可以享受到。
　　根据宪法，国会议员的豁免权仍然是一种合法的特权，但是它不是绝对的。国会议员接受贿赂是要受到制裁的。国会议员将国会辩论时的机密资料泄漏到国会外面，是违法的。即使是在国会内部，过于放肆的胡作非为的言论，尽管不受法律制裁，也会受国会同道的谴责。著名的参议员麦卡锡就是受到参议院谴责而身败名裂的。
　　不过，像我国人大和政协在三峡工程审议过程中，主张谨慎的政协委员下届就当不上委员的事情，在美国是不会发生的。
　　另外，就是美国总统的“行政豁免权”。美国宪法仅仅给了立法分支的议员以豁免权，总统并没有宪法明文规定的豁免权。但是，众所周知总统具有赦免任何人的特权，那么，要是在他遭到刑事或民事控告的时候，能不能给自己一个赦免呢？理论上，没有任何地方说过不可以。宪法只规定了，国会发动的弹劾总统的程序，总统是逃不了的。所以，司法界有一种说法是，美国总统只有在被弹劾剥夺了总统职位以后，才能被刑事审判，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被联邦大陪审团认定是“不受起诉的同谋者”，就是这个道理。
　　克林顿总统这八年，又是刑事，又是民事，又是弹劾，一会儿被大陪审团询问，一会儿在苏珊·马克杜哥一案中作为证人接受诘问，几乎每一次都要打出行政特权的保护，有关特权的争议好几次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两百年前定下的特殊的权力分配制度，解释宪法权归最高法院，现在起了令人拍案叫绝的作用。这场连续剧实在是精彩。
　　现在，让我们假设，美国总统派出坦克，在大街上杀了一百个美国公民，其中没有一个外国人。结果会怎样呢？他有杀人的豁免权吗？我们陪着克林顿总统过了这几年，大概不难回答这个问题了。
　　最后，司法豁免权是指什么呢？司法豁免权是指法官不因他们的职务行为而受民事赔偿的诉讼。这种特权至迟在16世纪初就已经在共同法体系里确立了。司法豁免权是司法秩序和司法权威的前提，没有这一豁免权的保护，法官自己就会陷在民事官司里，司法就要解体了。不过，这种豁免权也不是绝对的。根据宪法，法官行为不轨，将遭到国会的弹劾。1984年，在Pulliam 诉Allen一案中，有人因遭到法官规定不合理的取保候审金额而对法官提出民事诉讼，并且成功地在联邦法庭胜诉，得到了几千美元的赔偿。
　　综上所说，所谓豁免权，来源于主权豁免权，植根于历史上的王权。官员的豁免权，有现实操作上的意义，但是，必须看到，无论是王权也罢，主权也罢，豁免权也罢，都在随着历史的变动而消长。当今世界，王权式微，统治官员的豁免权也在悄悄地消退。即使是政府的主权豁免权，现在也在逐渐地退让之中。民众受到政府的不公对待和伤害，一样可以在法庭控告政府。二战中被政府隔离的日本裔美国人控告联邦政府并得到赔偿，就是其中一例。在式微的王权（主权）和官员特权的对面，是人权，是每个人，不论贵贱，天生就有的自然权利。人，生来就有思想言论、新闻出版、宗教信仰、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等权利，有得到法庭公正审判和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有上诉的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当今世界的潮流。
　　五百年前，你要是问，是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答案是，那时候只有王权，没有人权。
　　如今，你再问，是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历史对皮诺切特的审判已经回答，还将继续回答这个问题：王权压倒一切的时代，将要过去了。
　　这，是我从皮诺切特事件中得到的启示。
　　附录：
　　皮诺切特的启示
　　马悲鸣
　　皮诺切特是智利前左派总统阿连德亲自委任的国家军队首脑。而这位皮诺切特将军却率军发动军事政变，武力攻占了总统府，击毙阿连德，制止住了造成全国大恐慌、资本家企业主们罢工上街示威的“国有化”进程，稳定住了智利局势，并使智利经济获得巨大发展，摆脱了穷国地位。
　　皮诺切特连任智利总统十七年后，由于年老力衰，将政权交给文官，退而任智利终身议员，并享有议会正式通过的终身豁免权。
　　一般正常法治民主国家的议员也都享有很大豁免权。因为国家法典是议员们表决通过生效的。而西方国家的表决肯定不会有中国式的“三千比零”那样的表决结果。一般只要满足简单多数（五十一比四十九），或压倒多数（二比一），至多绝对多数（三比一），就可生效。一旦生效，那么占少数的百分之四十九、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投反对票的议员岂不都成了非法？更何况在一项法案的讨论生成的过程中，议员必须设想出该法律一旦通过生效所可能产生的所有副作用，因此他们的发言不可能有任何忌讳，也因此难免违反某些法律规定的言论限制。
　　举例来说，凡进入美国者都会被要求填写一张表格，问进入者是否共产党员或纳粹分子。如果填写“是”的话，应在被拒绝入境之列。共产党在美国是合法的，但纳粹非法。在讨论是否准许确认的纳粹分子入境的法案时，最后也要经过投票表决。那些投反对票的议员岂非违背了美国的反纳粹法？因此议员都是有刑事豁免权的。
　　皮诺切特是终身议员，所以享有终身豁免权。最近被判死刑的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若在西方法治国家就不会被判死刑。他是议会的副议长，当然享有刑事豁免权。对他最大的处罚不过是吐出全部受贿金额，削职为民。以后如有再犯，因已不再是具有豁免权的议员，才可进行刑事追究。
　　1998年，皮诺切特赴他素所喜爱的英国治病，不料英国司法当局应西班牙法官的要求，扣押了皮诺切特。这里的法理依据是英国和西班牙之间有引渡协议。西班牙的引渡要求英国必须遵守执行，以交换英国提出的引渡要求，西班牙也必须遵守执行。
　　皮诺切特当政时期遭到镇压处决的数以千计的左派激进分子里有一百名左右的西班牙籍公民。西班牙政府提出引渡要求的法理依据是皮诺切特杀了西班牙公民。
　　智利人口主要来自西班牙移民。两国都以西班牙语为官方正式语言。智利人与西班牙人的区别是且仅是两者的国籍不同，也即双方所持护照不同。智利这些被皮诺切特秘密处决的左派激进分子里的西班牙公民，若非认真查看护照，实难分辨。
　　遥想佛郎哥当年，西班牙右派法西斯以其四个纵队和马德里城内的“第五纵队”的进攻，击败了西班牙左派政府和铁托、霍查、谢胡、奥威尔（《一九八四年》作者）等人参加的国际纵队守御的马德里。其故事与皮诺切特1973年的流血政变正可类比。而现在西班牙恢复君宪制的卡洛斯政权正是佛郎哥政权的继承者。
　　从立场上讲，皮诺切特处决的这一百名左右的西班牙籍激进分子，正是为当年的佛郎哥代劳。孰料二十五年之后，竟然是佛郎哥的继任人要求引渡皮诺切特。这不但大出皮诺切特之所料，而且大出我的意料！
　　皮诺切特被软禁在英国达五百零三天，将近十七个月之后，才以年龄过高，不适于接受审判为名将其释放回国。
　　纵观皮诺切特之所为，错就错在杀了这一百名上下的西班牙籍公民。若无此事，则西班牙无由向英国提出引渡邀请。那另外被处决的千名左右的激进分子，都属智利公民。皮诺切特有终身豁免权保护，自然无由追诉。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杀了外国公民。
　　吕留良曾著书，明言“夷夏之辩”才是孔子学说的儒家精义。中国人原来看洋人都是“番鬼”，杀之无罪的。“番鬼”是鬼不是人，自然没有人权。《老残游记》里的酷吏玉贤“玉大人”的原型，后任山西巡抚的著名清官毓贤，就曾将全山西省的外国人，不分男女老幼，统通集合起来杀得一个不剩。后来“八国联军”打进来，点名要求清政府将其处决。中国人眼里的“鬼子”大概连美国白人眼里的黑奴都不如。
　　中国一再割地赔款，大都错在这个“杀外国人”上。自家政府滥杀自家百姓，外人至多抗议制裁，无由出兵干预。但若杀了外国人，那可不是闹□玩的。八国联军给了中国人一大教训：轻易不要招惹外国人。
　　胡耀邦曾回忆绑架过外国神父当人质，要挟地方政府。但红军对待被绑架的外国人还是非常客气的，最后达到目的，将其安全释放。
　　在国共最后的大决战中，“革命的两手”也罢，“反革命的两手”也罢，中共严守一条戒律，就是绝对不能碰外国人。中共尽管大骂外国（主要是美国）政府以武器装备和金钱资助国民党，但绝不敢象土改杀地主那样效法毓贤“毓大人”，真动外国人，绝不与外国军队交手。中共的“理由”很充份：我们是打内战，你们外国人别插手。
　　这一招终于逼住美国人无法动手，中共才成功地打败了国民革命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共军仅在渡江战役时曾与英国的“紫石英”号军舰对峙过。双方互有杀伤。中共最高军事当局知道以后，立刻公开下令撤了各级所有与事者的军职。虽然这些被撤职者几乎立刻又调至其他部队原职，甚至提级任用，但这公开的惩罚却明确表示了绝对不与外国人开战的初衷。
　　英舰“紫石英”号后来藏身在一艘长江货轮的侧舷外，驶出长江入海。
　　中共打败了国民党政府，一旁金日成看眼热，也想效法，便在宣传攻势上将一切责任推给南韩以后，突然全线突破三八线，一路势如破竹，直抵南端的釜山。而金日成虽然学会了宣传攻势和军事突击，却没学会中共“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坚决不动外国人，绝对避免与外军开战的大忌，而在釜山全力围打联合国部队所属的英美第八军。
　　外国人岂是好打的？！
　　其结果就是让联军得到了个大口实，立刻来了个“仁川登陆”，几乎把朝鲜人民军悉数歼灭在南韩境内。设使金日成能意会到中共绝对不惹外国人的军事大忌，详细侦察好联合国军驻防地点，突破“三八线”以后专打南韩军，而绕过外军不打。等到围住釜山以后，以外交照会的形式强烈要求英美第八军撤走，而绝不放一枪的话，没准金日成的“祖国解放战争”真就得手了。
　　中共从庚子之乱中学会了绝对不惹外国人，结果拿下了天下，便有点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想要参加朝鲜战争。善打运动战的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真懂这条禁忌的，所以他拒绝挂帅出征。善打阵地战的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没记住这条禁忌，挂帅出征，才实地尝了一回外军的厉害。
　　志愿军以数师兵力围打法军一个团，一夜而不能下。天亮敌方飞机临头，只好撤走。志愿军集中优势兵力最多只能打掉敌方一个营的建制。而敌方却曾围歼过志愿军郑廷贵任师长的一八零师一个整师。
　　整个朝鲜战争，美军阵亡三到五万人，中国军队阵亡三十九万余人。其中十四万余人埋葬在朝鲜境内。十五万人运回国内安葬。
　　林彪的平型关之战确实比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打得漂亮。但彭德怀经朝鲜战争一役，率先提出了军队正规化的建议。
　　中共“不惹外国人”的禁忌至今如是。「六四」武装驱逐时曾当场抓住个别在现场不走的外国记者。该记者被抓获时的叫喊当即通过卫星发往国外，并被国外传媒广播。国外正等着这位记者受刑的消息呢。谁料不旋踵该记者就被释放了事。
　　台湾的柏杨先生在评价“六四”时曾指责“精英”们“恨不得外国为他们开枪开炮”，并进一步指出：“一位流亡的作家说，‘六四’运动使世界对中国人尊敬，塑造出中国人的新的形像。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六四’恰巧暴露中国人的丑陋面——封建、落后、说谎、野蛮，以及不可理喻，所谓的‘六四’英雄是出产在这种国土上的。如果形势倒转过来，我们有能力可以帮助其他国家，为其他国家排解纠纷，这英雄才是真英雄，否则，一群引起别人同情的流亡客而已。‘六四’只会使中国人面上无光。”
　　中共严守着“不惹外国人”的大忌，没有犯皮诺切特的错误，所以外国人无由为“六四精英”们“开枪开炮”。“精英”们真是不懂。他们以为迫使中共开了枪就可以激起“全民武装起义”了呢。却没想到应该迫使中国政府开枪杀了外国人，激起外国人为他们开枪开炮。他们才能有所胜算。
　　中国政府至今仍牢记“不惹外国人”的忌讳。最近回国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留洋的老兄入了美国籍后回到北京闲住，仍旧是穿□件白色圆领短袖丁字衫，脚蹬懒汉鞋，骑了辆旧车出门。不料在自行车道上被一辆开进来的汽车撞了一下。他当即指责汽车司机违犯交通规则。而我们知道，中国人是从来不认错的，所以那司机也不认错。
　　警察过来一看，不说司机，却破口大骂这位骑车的。瞧那骑车的样子，大概不过一平头百姓或下岗职工。而那开车者即使不是权贵，至少也是权贵的司机，谁人惹得起！？
　　这位骑车的饶□挨了撞，还挨了顿臭骂，实在气不过，便要找那警察的上司。警察反问，你有什么资格找我的上司？那骑车的说：我是美国人！不信我给你看看我的美国护照。
　　警察一看护照，二话不说，回过头就去大骂那违规的司机。
　　外国护照还真管用！
　　我劝所有拿到绿卡的国人，还是入了外国籍为妙。至少回国能少受警察的气。
　　回到此文开头。佛郎哥的西班牙和皮诺切特的智利都已经进入了民主化。看来右派流血的军事政变和进攻得手，再和平地进入自由民主是可行的。反倒是左派武装夺取的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至今没有一个能如西班牙和智利那样和平地进入自由民主。团结工会的波兰也遭到过雅鲁泽尔斯基的镇压。苏联也有“八一九”武装政变。
　　但通过右派流血政变再达到和平进入自由民主的西班牙和智利的问题又出来了。如果西班牙不要求引渡皮诺切特，则政府无法向西班牙选民交代。不管这些被处决者是否左派激进分子，甚至明确的刑事罪犯，只要西班牙司法当局不出面要求引渡皮诺切特，就属于保护本国公民不力，必然要受到选民的质疑，而使现任司法当局面临被赶下台的危险。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西班牙要求引渡皮诺切特接受审判，并非一定能给皮诺切特定罪。因为在民主国家，任何罪犯都有充份的自我辩护余地。只要皮诺切特能证明这些被处决的西班牙籍激进分子犯了智利的死罪，而且西班牙在智利不享有“治外法权”的话，皮诺切特就能获得无罪释放或免于起诉。但已经八十多岁的皮诺切特，体力难以支持长时间的审问，所以最后被英国的大法官们投票表决释放宁家。
　　由此引发智利法庭最近要开庭审判是否褫夺皮诺切特的终身豁免权。一旦皮诺切特没了终身豁免，则难免不遭到被处决的本国激进分子遗属的追诉。
　　当年秦始皇不但侵略成性，打平六国，而且杀人无算，还有“焚书坑儒”，并大量役使人民，老百姓惨死沟壑，最终逼出了大泽乡的揭竿而起。但就因其首创“统一大业”，书同文，车同轨，就被中国的政府传媒赞扬并传诵至今。细说起来，皮诺切特终止阿连德没收私人财产的“国有化”进程，平定国内暴乱，恢复秩序和安定团结局面，促成智利经济发展，摆脱穷国地位，其功劳甚大，远胜秦始皇。
　　中共指责英国政府软禁皮诺切特是干涉智利主权，却绝口不言皮诺切特擅杀西班牙籍的激进分子更是对西班牙主权的严重侵犯。与西班牙有引渡协议的英国当然有权扣押皮诺切特。
　　民运分子则幸灾乐祸，要求国际间效法英国扣押皮诺切特那样扣押到访的“六四”戒严令发布者李鹏，却不知“六四”期间一名外国人也没被打死；连打伤的都没有。故外国人不但无由为“六四精英”们“开枪开炮”，甚至将来共产党真的倒台后，连扣押李鹏，以便将其引渡回国受审的权利都没有。
　　中国“民”“共”双方在缺乏常识这一点上来说，实属一丘之貉。
　　俄罗斯前总统叶尔钦下台后也在国家杜马通过，获得了终生豁免权。而其实叶尔钦炮轰议会大厦与纵容亲属贪污之罪远比皮诺切特处决激进分子更见不得人。更何况俄罗斯经济并没有在他的任内得到显著改善。但在俄国却无法褫夺叶尔钦的豁免权以审判其任内罪行。
　　若能以终身豁免权来交换前共产党官僚叶尔钦交出总统职位给全民再度公决，对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来说还是划算的。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下台后也丧失了总统豁免权。李敖便去起诉李登辉，以考验台湾是否真民主，真象西方国家一样的尊重法制。结果被拒绝受理。
　　从前苏联专制政权蜕变出来的俄罗斯和从前国民党“白色恐怖”专制政权蜕变出来的台湾民选政权还是无法与原民主国家智利比肩。

谢选骏指出：论者有说——“主权这词，要查对英文、德文原文。黑格尔的，现译王权。原义似为最高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指国家权力。”

不过在我看来，主权的原义虽为君权神授，但是后来分化为人民主权、议会主权、国家权力等等。所以我在《思想主权》里指出，国家权力来自思想的主权，意思就是“思想决定权力”，此外，欧洲王权与中国王权似乎不同，王本身不具宗教职能，所以祭司的权力不低于国王，而中国的王，本身就是最高祭司，所以中国无法民主化。所以把Sovereignty译为王权，就像把White House译为白宫一样——这是“中文翻译中的帝王意识”使然也，因为西方的王权之上还有神权呢。马悲鸣哪里懂得，正因为外国人的主权和王权之上还有神权，所以他们的世俗力量反而到达到了最高，是中国的主权和王权无法比拟的了。所以说，谦卑才能给人真正的力量，那是来自神的力量。

谢选骏：汉人是怎样沦为满人的龟奴的

《涌动的东亚——明清易代时期东亚政治行为体的身份认同》（李扬帆）写道：

【内容摘要】19世纪后半期，看似由西方冲击导致的中国朝贡体制的瓦解其实有其內在动因。从身份认同【1】的角度而言，因为明清易代的冲击，东亚主要政治行为体无论是对自身还是相互的认识，均经历了一个迷失和重新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传统朝贡体制的稳固产生了消解作用，而且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与欧洲（西方）无关。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波动其压力来自中国本土的政治权力变迁。尽管最终清朝取得正统地位，恢复了传统东亚朝贡体系，但它只是掩盖了以后继续会导致东亚巨变的內在动因：日本和朝鲜自此已经不再真正尊崇这个体系，而被迫皈依清朝的晚明遗民也将反清复明作为一个隐性的政治目标。

【关键词】地区与国别政治；东亚国际关系；身份认同；明清易代；“冲击一反应”模式

【作者简介】李扬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1）。

【原文出处】《国际政治研究》（京），2010.3.126—150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的项目“从天下意识到世界意识：中国世界观的历史演变（1500—1911）”（项目批准号o9YjCGJW001）的一部分。

一、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中国的外交史和东亚国际关系史的书写受“冲击一反应”（Impact—Response Model）模式和“欧洲中心论”（Europe—centered Theory）的深刻影响，其背后的逻辑是线性历史观（Linear History）和进化论思想，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固守其传统的朝贡体制，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和东亚是走不出传统国际关系的局限的，中国和东亚也是走不进“现代”的。因此，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对外关系史的开端一直被定位在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其代表者费正清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为线索，观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冲击”几乎一夜之间改变了中国的走向。【2】

费正清曾写道：“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这一古老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沉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一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一一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将它征服。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3】

费正清的中国史观其实并无新意，但却一直被中国教科书奉为圭臬。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中，“作为一种已知并且一成不变或没有创造性的存在，东方逐渐被赋予一种消极的永恒性：于是，即使当人们在肯定的意义上说到东方时，也使用的是诸如‘东方的智慧’这类静态描述性的用语。”【4】“停滞的帝国”观念的始作俑者可推到黑格尔。黑格尔认为：“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他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中国是永无变动的单一。这里的历史，“在大部分上还是非历史的，因为它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中国……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5】

在批评者的论述中，美国学者保罗·A.柯文（Paul A.Kohen）走得较远。柯文写道：“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史家解释鸦片战争（1839—1842）到义和团起义（1899—1900）这段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这两个概念。这一理论框架所依据的前提假设是：就19世纪的大部分情况而言，左右中国历史的最重要影响是与西方的对抗。这种提法又意味着另一假设，即在这段中国历史中，西方扮演着主动的（active）角色，中国则扮演着远为消极的或者说回应的（reactive）角色。”【6】柯文以构建中国中心论（China—centered Theory）来批评上述理论。

尽管西方学者在破除费正清“冲击一反应”模式和“欧洲中心论”的学术历程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这些努力仍然没有能够走出用西方话语标准衡量中国历史的基本逻辑。

何伟亚以对清朝宾礼（Guest Ritual）和马嘎尔尼访华（1793）事件的详细解读，断定宾礼的效用类似欧洲的国际法；【7】弗兰克不无辛辣的讽刺“欧洲中心论”是“赤身裸体的皇帝”，他要用全球性的视野论证中国曾经是世界的中心。根据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他认为19世纪之前的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历史的中心，至少是占据中心地位。【8】彭慕兰认为大多数的“欧洲中心论”认为在“工业突破”（industrial breakthrough）之前，欧洲一直独特地保持了足够长的富裕。实际上，导致欧洲增长的那些内在的动力在1800前的东亚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9】他以消费、生态、劳动力、资金等各项经济要素的惊人的相似性（surprising similarities），论证19世纪之前的中国长江三角洲与欧洲大陆处在共同的历史过程中。这些比较方法看似用中国明清易代时期的特殊性论证中国历史在那个阶段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而力图避开西方冲击导致中国进步这样的传统逻辑，却仍然是按照西方的概念和标准来割断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统一性，并没有能够达到从根本上颠覆西方（欧洲）中心论的目的。【10】

劳拉·霍斯泰特勒（laura Hostefler）另辟蹊径，她认为清初愿意并热望利用先进的欧洲绘图学的方法，以准确地确定其范围与南方土著民族的知识，并对其实施统治。清朝对地理和人口（分布）的绘制具有和欧洲殖民强国一样的性质。处于这场竞赛中的清朝统治者也坚持宣称对有限的全球性大陆之某一部分的主权要求。因此，中国也是早期“世界秩序”的积极参与者，中国成为早期现代世界的一员即“早朗现代中国”。【11】用西方殖民历史类比清初的版图绘制，用欧洲“现代性”来挖掘中国的早期现代性，这其实也是一种基于典型的欧洲经验的视角。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则批评西方话语当中认为“民族国家”呈线性历史发展的逻辑，认为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东亚国家是一个“复线的历史”（Bifurcated History），并非传统认为的“线性历史”。在复线的历史中，过去并非仅仅沿着一条直线向前延伸，而是扩散于时间与空间之中。【12】此种观念有助于解释中国在19世纪构建民族国家并非意味着走向西方的历史逻辑。

东亚学者自身的努力其实更具有启示性。其中，滨下武志是比较成功的一位。他认为由于东亚多重的历史模式的存在，构成了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内在的纽带和原动力一一亚洲朝贡体系或亚洲朝贡贸易圈，它伴随着亚洲区域内相对独立的白银流通圈为基础发展壮大、有着自身发展规律和特征。【13】滨下武志教授观察到了东亚在明末清初时期的活力和内在动力。

明清易代时期的东亚主要政治行为体包括晚明、清朝、南明、郑氏集团、日本和朝鲜。现代国际关系学用民族国家的理论解读国际关系，但是，对于东亚而言，17世纪在国际层面发生相互关系的政治行为体并不具备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上述主要政治行为体由于对当时的东亚国际关系均产生重大影响，他们的行为也具有国家行为的典型特征，例如，清朝和晚明自始至终认为自己属于不同的国家，南明则以继承晚明正统自居，并向欧洲国家求救，郑氏集团在台湾也以自立朝廷的身份与荷兰、英国和日本接触，至于日本和朝鲜则因其典型的国家身份而不必辨认其行为是否具有国际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上述主要政治行为体具有行为上的可比性。

有学者提出“地缘体”（geo—body）概念，以消解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统括东亚历史的一般理论，认为以泰国为例的东亚国家的地位（nationhood）是“绘制”（mapping）出来的，“制图造就了一个新的泰国——一个从来没有地缘体的新的实体”，国家地位的定义和领域不是天赋的，“是建构出来、雕刻出来、镌刻出来、编造出来的”。【14】正是在这个意义匕而言，东亚之自发的历史进程不受后来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但是基于“地缘体”这一概念的不成熟性，用“地缘体”概括明清易代时期东亚各主要政治行为体的理论条件并不成熟，因此，从其本身的特性和行为上得出上述政治力量是东亚的“政治性行为体”（Political Behaviour Bodies）的结论，而不用现代的“国际政治行为体”（International Actors）概念来总括其身份特征是符合明清易代时期东亚历史的真实性的。

明清之交是东亚政治行为体之间互辨身份的过程。自晚明开始，东亚政治行为体即面临身份认同的两大压力：明朝和清朝争夺中国正统和西风东渐（天主教和欧洲殖民及贸易势力）。前一个冲击以清朝政权得到正统而暂告终结。清朝征服中原这一重大族群整合事件加强了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基于朝代观念的身份认同，但并没有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反而埋下随后数百年民族国家身份不明的心理线索，同时导致日本和朝鲜与中国在朝贡体系当中的至尊地位渐行渐远。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明清易代时期朝贡体系变动的根本原因是满洲以夷变夏的身份问题。它导致无论是中国内部的被迫臣服的士大夫还是中国外部的日本和朝鲜均丧失了对朝贡体系赖以建立的“夷夏大防”观念的瓦解。后一个冲击（西风东渐），则以清初的闭关、禁教而终结，西方没有扮演冲击的角色。

最终，清朝得到天下，名义上恢复了朝贡制度，却掩盖了19世纪末东亚国际关系巨变的真正原因：日本和朝鲜自此已经不再真正尊崇这个体系；而被迫皈依于清朝的晚明遗民也将反清复明作为一个隐性的政治目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近代发生的看似由西方冲击导致的东亚的巨变其实早有其内在的原因。

二、以夷变夏：清朝入主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

传统朝贡体制建立在“用夏变夷”的观念之上，【15】清朝通过“以夷变夏”，颠覆了传统朝贡体制赖以建立的价值观，导致中国范围内各主要政治行为体的身份迷失。

（一）清朝的身份认同之变迁

1.入关前的满洲身份认同

当标志着欧洲走向近代国际关系的30年战争（1618—1648）正在进行的时候，中国出现了明清易代的重大历史变迁，东亚的各种政治力量也发生了主要行为体多元化的现象。这些行为体包括：晚明（1644年为止）、清朝（1636年建国，曾与荷兰联合攻打郑氏集团）、南明（1644—1662，与清朝不共戴天，并向欧洲和日本求救）、具有相当独立性的郑氏集团（1628—1683，与满洲为敌，并向日本求救），日本（1598—1644年之间及之后，不再与中国维持朝贡关系）和朝鲜（1644年之后虽被满洲征服，但不服满洲，独尊已经消失的明朝）。

明清易代导致这些行为体在身份认同上发生了巨变，先是迷失，继而因相互关系的发展和满洲最终定鼎中原而重新确立不同于传统身份定位的认同。

这一巨变的始作俑者是满洲。满洲以其夷狄之地位冲击中华统治权，首先面临的即是加强本族群的政治和文化认同的问题。从满洲身份认同和起源的角度认识清朝，属于“阿尔泰学派”（Ahaic Sch001）的观念。这些学者的观念主要有：

欧立德（Mark C.Elliott）教授主张满洲人之所以成功主政，是因为他们没有变成中国人。这是指，满洲人正确地认识到，他们可以维持少数统治的原因，主要因为他们能够在运用中国政治传统的同时，维持其独特之认同。【16】

罗友枝（Evelyn Rawski）教授通过研究，指出皇太极统治下的后金政权是个混合体，其中既有女真各部和东北其他部落群体，也包括蒙古人、汉人、朝鲜人等等。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废除旧有族名“诸申”（女真），定族名为“满洲”。次年，皇太极把国号“大金”改为“大清”，这是其统治者通过整合不同氏族政治群体而塑造新的统一形象以挑战明朝的政治手段。【17】

根据柯娇燕（Pamela KyW Crossley）教授的研究，满族的民族发展是一个人为的政治过程，它是近代民族国家概念引入和汉族民族主义刺激双重作用的产物，直到清末才出现所谓“满族”。【18】

路康乐（Edward Rhoads）教授认为19世纪之前的满族“与日本武士一样，是一个世袭军功阶层。真正的分水岭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这个时期越来越多的汉族知识分子和官僚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下，开始逐渐摆脱从文化角度审视中国，转而从政治和地缘角度定义中国。”【19】

为解释上述现象，需要对满洲从建国到得天下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身份构建和认同的演变过程进行考察。

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到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定鼎中原，大约60年间，见于文献记载的满洲使用的国号有“女直国”、“建州国”、“后金国”、“大金国”和“大清国”。【20】万历二十四年（1596）正月初五日努尔哈赤致朝鲜方面的回帖中自称“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禀。为夷情事。蒙你朝鲜国我女直国二国往来行走学好，我们二国无有动兵之礼”，此书之印迹为“建州左卫之印”。【21】这是努尔哈赤使用“女直国”国名的最早记载。“女直”即女真，因辽兴宗讳宗真，故改称女真为女直。“女直国”表示努尔哈赤对女真及建州女真的民族认同，“后金国”、“大金国”则表明即将完成及已经完成统一的女真各部对共同国家的认同，而皇太极改“金”为“清”，通过建立政权和改号，实际上由此确立的是争夺天下统治权的政治目标，并非因此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族群。

满洲建国初期自认为“夷”。如要实现“以夷变夏”的政治目标，必然要展开一系列长期的、有意识的、不间断的身份重组和确认工作。为明确自己以绝对少数的民族身份治理帝国的合理性，清初朝廷必须树立多民族国家的意识，这也最终导致传统天下观念的内涵发生嬗变。清朝皇帝自立国到最终确立天下一家的世界观，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激烈的身份挣扎过程，最终在武力和观念说教的双重攻击下，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继承中国大统的身份得到了合法性证明，从而最终完成了清朝对中国传统世界观的继承和适应性改变——“以夷变夏”。

要完成以夷变夏的政治目标，必须混同族群名称、朝代名称和国家名称这三对概念。入关前，满洲即从上述三个层次的概念中寻求认同。在确立了“满洲”（族群）和“清”（朝代）认同之后，必须进一步确立“中国”的认同，才能将得天下的政治梦想付诸实施。

以“北朝”自居的努尔哈赤虽然先是奉明朝为“中国”【22】，但认定“中国”并不是明朝皇帝，也不是汉族人可以永久垄断的。当努尔哈赤称“英明汗”，建元“天命”并改国号“后金”时，就表明他要缔造一个不奉明朝正朔、与大明平起平坐的国家。他还向往着有朝一日到北京、汴京、南京当皇帝的美好愿景。【23】

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中国”概念中，他们尊崇“中国”，但认为“中国”之君不是万世一姓的。他们奉明朝为“中国”，但环“中国”之外，还有蒙古、女真等许许多多“国”或“部”的存在。他们和“中国”一起构成了“天下”。如果明朝不能秉持公道，那么就可以被取代。用现代政治语汇而言，即明朝是政府，而中国或天下是国家。努尔哈赤讨明檄文《七大恨》中第七恨指责明朝偏袒哈达、叶赫，与建州为敌：“天降大国之君，以为天下共主，岂独吾一身之主？”【24】皇太极后来也说“明既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乃他国侵我，则置若罔闻”。【25】最终得到“天下”并巩固了治理之后。至乾隆中期，“中国”才正式成为清朝对自己身份的确定称谓。【26】

清朝在入主中原之前，为加强族群的政治认同，除了从上述政治上确立国号和对中国的认同之外，因清朝之于中原文化，实在是不能相提并论，清朝初兴之时，尚无文字，遂借蒙古文以创老满文，从而从文化认同上加强身份认同。

著名史家柳诒徵认为，己亥年（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满洲创制国书，时国中文移往来，皆习蒙古字，译蒙古语。太祖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以蒙古字改制国书，颁行国中。后来虽经达海改进，仍然不能以此文字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学术。仅可以借以翻译汉籍。柳诒徵就此论曰：“其人之鄙塞可知。凭借运会，及得汉人之指导，始知所谓官职朝仪。”【27】

由此可知，入关前，满洲皇帝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和文化操作，既加强了本族群的统一，同时也确立了自己可以得天下的统治者身份。

2.入关后满洲身份认同的变化及其再认识

入主中原以后，清初康雍乾三朝均积极采取了若干措施加强多民族统一国家和统治合法性的身份构建。

康熙朝主要解决了多民族统一的问题。除了统一台湾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之文治武功之外，康熙在这个过程中，因其自身为夷狄的身份得天下，所以还在理论上加强构建“以夷变夏”的合理性。康熙十六年（1677），在闻讯厄鲁特、喀尔喀蒙古发生冲突后，康熙说道：“闻厄鲁特、喀尔喀，交恶兴戎，虽虚实未确，朕统御寰宇，一切生民，皆朕赤子，中外并无异视。”【28】1706年，康熙在给《平定朔漠方略》作序时说：“朕祗承天眷，懋绍祖宗丕基，为亿兆生民主。海内外皆吾赤子，虽越在边徼荒服之地，倘有一隅之弗宁，一夫之弗获，不忍恝然视也。”【29】通过整合各少数民族、推行比较平等的民族政策，康熙为自己的夷狄身份获得了正统的地位。

雍正朝则通过曾静案而实现了对国内的大一统体制，确立了天下共主的合法身份。雍正六年（1728），曾静并不成功的谋反导致雍正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敏锐地认识到清朝尚未取得统治的合法性是导致汉人不认同的根本原因，这是夷夏大防的传统价值观产生的心理隔阂。于是，雍正著《大义觉迷录》颁布全国，为其以夷变夏的合法性辩护。

雍正帝承认满洲为“夷”，“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30】但是，他指出华、夷的本义不是文化的差别，只是地域上的区别，“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而统一天下最重要的是德，不管是华还是夷，有德者可得天下，“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也就是说，满洲人因德有天下，“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德乎？”【31】

雍正解决了以夷变夏的统治合法性之后，乾隆时期通过两个手段加强了满洲人的身份认同。其一是通过“文字狱”的政治高压祛除盘桓在汉人心中的华夷之辨。其二是加强满语应用和满洲族谱的修订，以此构建和强化满汉之别和满洲人的族群意识。【32】“在任何意义上，种族不过是社会史、文化史中的一种现象。种族特征是一种由亲缘关系赋予的稳定的道德、文化特征，它使得任何个人或群体无法被同化或被改变。”【33】乾隆朝的努力开始使满洲人认识到自己与原来不同，也与汉人或其他人不同。是一个独特的种族。

在国际上，乾隆继承了传统朝贡体制，乾隆朝《会典》载：“凡四夷朝贡之国。东曰朝鲜，东南曰琉球、苏禄，南曰安南、暹罗。西南曰西洋、缅甸、南掌，西北番夷见理藩院，皆遣陪臣为使，奉表纳贡来朝。凡敕封国王，朝贡诸国遇有嗣位者，先遣使请命于朝廷。朝鲜、安南、琉球，钦命正、副使奉敕往封；其他渚国，以敕授来使赍回，乃遣使纳贡谢恩。”【34】在清朝五部《大清会典》中，乾隆朝的《大清会典》是记载朝贡国数目最多的。

终于，满洲统治者通过身份的转变，实现了以夷变夏，反转了传统逻辑。

（二）明末遗民身份的迷失与重新认同

满洲统治者，反转了“以夷变夏”的传统逻辑，却并未真正得到晚明士大夫的认同。

明清易代对晚明士大夫产生的身份认同危机，是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在经历了‘易代’这一重大事件的士人，‘明亡’划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时间界限，因了这一界限，诸多事物、行为的意义都被改变了。”【35】

明末遗民面临身份迷失的重大挫折感。他们多持“夷夏大防”之观念。出于对明朝的忠诚，著名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和顾炎武都曾进行了殊死的抵抗。

黄宗羲曾经东渡日本，向日本“乞师”，这说明了当时明朝遗民在面临身份定位迷失的时候，其视野是超越中国大陆一隅的，具有国际关系的性质。南明鲁监国政权临近覆亡时，黄宗羲曾数次东渡日本，乞师求援，雍、乾间学者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明确记载：“是年（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1649年），监国（鲁王）由健跳至翁洲，复召公（黄宗羲）副冯公京第乞师日本，抵长埼，不得请，公为赋《式微》之章以感将士。”“公有《日本乞师纪》，但载冯侍郎奉使始末，而于己则无豫。……公尝偕冯以行，而后讳之。”【36】而黄宗羲本人所记录的，是在舟山的南明军两次出使日本情况。他说，日本不出兵帮忙，是因为“（日）本国且忘武备，岂能渡海为人复仇乎？”【37】

除了国际关系的视野之外，如何从理论上和心理上解决“夷夏大防”的身份定位成为当时士大夫亟待解决的问题。顾炎武的理论提供了他们身份认同之转变的契机。

顾炎武面对清朝入关，与大多数晚明遗民一样，面临名节（即身份认同）的危机考验。所不同的是，顾炎武发明了一套理论为清初所有的晚明遗民遗种们找到了解决危机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把文化和政治分开，把肉食者和匹夫分开，从责任和义务的角度细分了解决问题的层次。

与王夫之、黄宗羲一样，顾炎武本是极端重视“夷夏大防”的人，并在晚明抗清士大夫中均为著名人士。然则，随着夷狄占领了中原，并开始稳固统治天下的时候，需要一套理论去解释和接受这一不可更改的现实。顾炎武在夷夏大防的思想背后，逐渐开始为晚明遗民们解决身份迷失的问题。这便有了他“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38】的著作了。

对于身份危机之解决之道，顾炎武是这样说的：“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钞本‘华裔’作‘夷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华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39】

臣民的身份问题本质上也是个忠诚问题。在顾炎武看来，忠于君王（王朝）和忠于天下是不同的。忠于天下要高于忠于君王。

在随后的论述中，顾炎武明确提出了在亡国和亡天下时匹夫的正确选择应该是以天下为己任，而不是以“国”（即王朝）为己任。“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40】

顾炎武的逻辑是动态的，并且是隐含了深刻的政治含义的。因为“国”（实际是王朝）的灭亡就在眼前，明朝亡了，那么天下还在吗？这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所以对顾炎武而言，他必须要进一步观察，因此他的逻辑是动态的。此外，顾炎武提出的这一忠诚度标准，还隐含一个重大的命题，即如果得到天下的这个王朝能够顺天下之意而治理，那么，匹夫忠于这个王朝本身也就是忠于天下了。这与后来晚清革命党人曲解后高度浓缩的政治口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甚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含之意是有重大区别的。

就这样，顾炎武（卒于1682）和王夫之（卒于1692）、黄宗羲（卒于1695）他们看到了康熙大帝（1661—1722在位）的文治武功，在亡国之后看到了一个新的得到治理和巩固的天下，而更重要的是，康熙朝在大兴文字狱之同时却继承了中原文化的道统，这无疑是对“华夷之辨”的重新诠释，因之不能不逼迫晚明士大夫们重新思考家国天下危机下的身份问题。最终，他们集体的融入天下一统的洪流中去。

然而，这种集体的皈依并非是全部真实的历史。“尽管清朝皇帝在使自己被接受为合法的天子方面毫无疑问获得了成功，但是，他们却无法彻底压制民间或知识精英阶层对其统治所做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抵抗。清朝统治初期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所写的反满的论著，再加上描写清朝实行屠杀的故事集《明季野史》，在19世纪中期以后重新出现。”【41】换言之，清朝只是名义上获得了统治身份的证明，这个过程部分掩盖了中国因明清易代导致的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困惑，并在19世纪中期后再次凸显出来。

（三）郑氏集团的身份迷失与重新认同

1.郑芝龙的身份之变迁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一官，1604—1662）是郑氏集团创始人，是明清易代时期东亚最大的海商兼军事集团首领，在中国朝代更替和东亚国际关系巨变的时候，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晚明清初之时，先认大明，抗击荷兰，后降大清，实现身份转变。

他的实力变化和身份变化，以及他具有的国际性视野，说明当时郑氏集团本身构成了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力量。

从崇祯元年至八年（1628—1635），郑芝龙先后消灭了李魁奇、杨六、杨七、钟斌、刘香（即刘香老）等海上武装集团，成为东方海洋世界的唯一强权。其实力已经完全足以与欧洲人相抗衡。

接受招安后的郑芝龙于崇祯六年（1633年）10月22日，率明军150艘左右的帆船（其中50艘为特大战船）在金门料罗湾打败荷兰武装商船，迫使荷兰签订赔偿条约，其行为已经具有国际关系性质。

面对满洲南侵，郑芝龙先是进行坚决的抵抗。“这个使鞑靼人害怕的人，出身在中国，名叫一官（Ieoan，即郑芝龙），此名当时甚至传遍远方各个国家。”【42】“其结果是，一官受到荷兰人的重视……于是一官被荷兰人视为中国之王，胜过皇帝本人。”“现在荷兰人看重这个海盗的威势，超过看待皇帝，所以此后他们向一官派遣正式使臣，而非遣使北京朝廷；只向他表示礼敬，进献贡品；甚至有次送他一柄权杖和一顶金冠，由此激励他谋求皇位；为今后可以利用他，他们竭力帮助他。”【43】在郑芝龙的部队中，甚至还有黑人。【44】可见当时的东亚国际关系之复杂性。郑成功后来降服荷兰人收复台湾，这些均说明明清易代时期的郑氏集团并未受到所谓的西方冲击，反而是他们给予西方以沉重的打击。

与晚明遗民黄宗羲等一样，郑芝龙集团的视野也已经是国际性的，他曾向日本借兵求援抗击清军。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日本正保三年，1646年），郑芝龙派遣黄征明为正使，出使日本借兵。日本天皇给一官的使臣答复如下：“天皇陛下一向只与相等的帝王交往，若中国合法君王崇祯在需要时要求援助，可派遣大量精兵前往救援，若有其正统继承者提出要求，亦乐于如此做。但私人之请，他不能允许。他朝内有负责政事的大臣，有事可通过大臣上奏。”【45】此后，郑成功和郑经均多次向日本乞师，均未得日本实质支持。【46】

实际上，在清朝立国之初的两年里，郑芝龙集团居于海上和福建东南地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海上王国。

郑芝龙最终投降了清朝，并向儿子郑成功多次发出劝降书。【47】郑成功则数次拒绝。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廷作最后一次努力。郑成功写一回信给郑芝龙，表明了自己在身份认同上与父亲的不同，其中对“剃发”和“明、清”的字眼甚为敏感，说明了该时期郑氏集团对身份归属和认同的高度重视：

和议实非初心。……天下间岂有未受地  而遽称臣者手？天下间岂有未称臣而轻剃发者手？……天下间岂有不期信以心而期信以  发者乎？……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儿此时惟有秣  厉以待，他何言哉？他何言哉？【48】

和谈既已失败，清廷改而用兵。郑芝龙失去了利用价值，1662年，其全家十一口被斩于北京。

2.郑成功的身份认同与迷失

郑成功时期，更将郑氏集团的势力进行了扩张，可以与清朝、日本和荷兰抗衡。其一，他垄断了东亚海上贸易。“从1647年至1662年，人（长崎）港的中国船主要来自郑氏势力范围内的地区。比如1650年来港的70艘中，来自郑氏势力范围内的漳州、安海、福州有59艘，约占80％以上，而且几乎是年年如此”。【49】当时与郑氏保持贸易往来的有巴达维亚、东京、交趾、暹罗、占城、广南、马尼拉、柬埔寨、柔佛、北大年、六昆等地。

其二，其力量强大到足以击败荷兰殖民者。1662年春，在迫使荷兰殖民总督揆一签字投降、撤离台湾的《谕降书》中，郑成功义正词严地表达了自己和台湾均属于中国的身份：“贵国人民远渡重洋，经营台岛，至势不得已而谋自卫之道，固余之所壮也。然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50】

取得台湾后，“现在他则有了驻军的土地，而且它十分富庶，可以构想一个新国家，建立一个王国。”【51】郑成功在收复台湾两个月后，还向西班牙人发出征讨檄文，准备赶走吕宋的西班牙殖民者。“取得对荷兰人的著名胜利后，国姓顺利地自称为王，在台湾岛建立王朝，但他不满足于这个有限的岛屿，想使菲律宾纳贡称臣。”【52】

郑成功致信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说明郑成功此时的力量已经足以和东亚任何一个海上力量相抗衡，并且在面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时具有强烈的自信。檄文写道：

中国总督国姓爷友好告诫马尼拉长官
 Sabiniano Manrquez de Lara
 谕令

从古至今，尊贵的天子都接受外邦的朝贡  借以表彰其正统性。……但念在这些年来，见  你们稍有悔意，遣来使者向我乞求商讨贸易条  款，比起那些荷兰番来说的确是略有长进，所以我决定暂缓从艾尔摩莎岛出兵的征讨行动。仅派出教会神父们为我的使节，前去宣示我友好的口谕，给你们这个小国。……只要你们纳贡，我将让你们继续保有王室之地与尊贵，否则将与予焚毁殆尽。届时后悔莫及。……请慎思，并速速决定，以免因迟延而造成不堪设想  的后果。谨此友好的忠告与谕示。

永历十六年农历三月七日

即1662年4月21日于艾尔摩莎岛，艾尔  摩莎岛的王国姓（Cogsen）及中国大老爷（gran  senor）。【53】

此檄文还说明，郑成功在身份上认同自己是“南明一中国”人。因他用的还是南明唐王隆武帝赐其国姓时得的称号“国姓爷”落款，并附上的是南明的年号。

西班牙人见到国书后大惊，立即集体屠杀在吕宋的华人，数以万计。事后西班牙人怕郑成功攻击，乃命使者来台湾乞和。郑成功知华人遭到集体屠杀后大怒，即决定遣兵南征吕宋，但竟一病而殁，加上郑氏王朝内的王位争夺，最终郑氏集团没有能力再攻打菲律宾的西班牙人。

郑成功的身份认同存在双重性：在国家意识上，他自认为是中国人；在朝代归属上，他自认为是明朝（南明）人。然而，他的母亲是日本人【54】，这又导致了清初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身份争夺战：郑成功身份的“他者”认同问题。

日本人在清初就曾将其视之为“大和英雄”。日本著名作家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在1715年曾写了一部名为《国姓爷合战》的净琉璃剧，风靡一时，连续上演17个月。《国姓爷合战》以郑成功抗清复明、攻打南京城为背景写成。然而，该剧本却严重歪曲历史事实，其中最严重的是对郑成功身份的扭曲和对日本占领南京的描写。郑成功被写成了日本武士“和藤内”，在日本长大，娶日本人为妻，20几岁以后才回到中国。“和藤内”和父母一同去大明国，在大明国靠着日本武士的神威，打败鞑靼（清）兵，攻陷南京城，城内明将与“和藤内”合作，并拥戴“和藤内”为“延平王”。【55】通过偷梁换柱，郑成功成为日本的“和藤内”，大明国也被日本的江山取代了。日本对郑成功身份和历史的篡改，成为其近代军国主义侵华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

3.郑经的身份及其国际行为

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继承了其父亲的遗志，【56】与清朝抗衡，在身份认同上，他走得更远。一方面，他企图建立和朝鲜一样的对清地位；【57】另一方面，他曾经自立为国（有说称其为东宁国王）。【58】郑经的力量也十分强大，取代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垄断了东亚海上贸易，在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来往中，英国东印度公司还曾称郑经为“台湾王”【59】。

郑经为抗击清朝，还向日本、荷兰（尽管处于敌对状态）、英国乞师求救，并作出了出让部分国权的让步。

在1664年1月的向《嗣封世子札致荷兰出海王》信中，郑经表示：“惟王念和好之德，通商之利，合力御虏，务使彼此有信可凭。盟约已定，即授王以南澳之地，悉还荷兰之人。信使来往，货物流通，岂不美哉。和好之后，两无爽约。”【60】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的高级商务员波尔特（Baltasar Bon）就是那个“荷兰出海王”。郑经以南澳岛为条件争取荷兰人的援助并没有成功。同时，清廷任命施琅为靖海将军，曾与荷兰人联合攻台。因耗费巨大，荷兰东印度公司先是支持，后来停止了在中国沿海的大规模军事活动。【61】郑经随后退守台湾，死后两年，其子郑克塽于1683年降清。郑克塽投降清朝时上缴的是“延平王”和“招讨大将军”金印，可见郑氏集团还是以晚明身份终世。

从郑氏集团的兴亡历史来看，他们一直在进行了身份认同的挣扎，并且一度改变了东亚的海上权力结构，由于其力量的强大，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历程中与东亚主要政治行为体（明朝、晚明、日本、荷兰、西班牙等）进行了复杂的外交斗争，不能不说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因为郑氏集团的存在而变得极具现代外交的意味，郑氏集团也因此具有国际行为体的性质。

（四）南明身份的迷失：信仰和王朝利益瓦解了传统统治者的身份

南明王朝（1644—1662，此后1683年的郑氏集团继续名义上一直奉朱术桂为监国，使用永历年号）继承明朝大统，虽然在形式上保持了安南、占城、吕宋和琉球等几个有限的朝贡国，【62】事实上却无法真正维持这个体制的完整性，并且在第一个皇帝（弘光）有限的一年的统治期间，还向清朝求和准备向其朝贡。【63】

在存续时间最长的永历帝（1646—1662）期间，南明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大陆政权，因其大部分朝廷成员都信了天主教，加上抗清的战略需要，该政权还向罗马天主教廷和法国求救，由此可知，此时作为东亚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南明政权已经改变了信仰，并具备了超越东亚国际关系的视野。

南明朝廷信奉天主教，正如著名学者方豪所总结的：“桂于（即永历帝朱由榔）政权差不多半是个天主教徒的政权，永历帝的拥立者大学士瞿式耜、司礼监庞天寿、焦琏、丁魁楚等大员皆教中人，帝之嫡母王太后、生母马太后、正妻王皇后、太子慈火亘也都从德籍神父瞿安德领洗人教。”【64】

南明朝廷还利用这一信仰，将其转化为外交手段。1650年，在清军向西南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南明永历皇帝的王太后决定派使节向罗马教皇求援，西洋在华传教士卜弥格被委派为全权特使。为了使欧洲更为直观地了解南明朝廷，司礼太监庞天寿特命年轻官员陈安德携带永历皇帝的亲笔信函与卜弥格同行，陈安德遂成为第一个赴欧洲的中国外交官。此举具有开创性意义，说明东亚此时的国际关系已经和欧洲联系在一起了。

王太后致教皇信中说：

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致谕于因诺曾爵一代天主耶稣在世总师、公教皇主圣父一座  前：窃念烈纳本中国女子，忝处皇宫，惟知阃中之礼，未谙域外之教，赖有耶稣会士瞿纱微在  我皇朝敷扬圣教，传闻自外，予始知之。遂尔信心，敬领圣洗，使皇太后玛利亚、中宫皇后亚纳及皇太子当定……更望圣父与圣而公一教之会，代求大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拾捌代帝、太祖第拾贰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冀圣父多送耶稣会士来，广传圣教。……俟太平之时，即遣使官来到圣伯多禄、圣保禄台前，致仪行礼，伏望圣慈鉴兹愚悃，特谕！

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

王太后又敕谕耶稣会总会长书：

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敕谕耶稣会大导总师神父：予处宫中，远闻大主之教，倾心既  久。……今祈尊师神父并尊会之友，在天主前，祈保我国中兴、天下太平，俾我大明第拾捌帝、太祖拾贰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求尊会相通功劳之分，再多送老师来我国中行教。待太平之后，即着钦差官来到圣祖总师意纳爵座前致仪行礼。今有尊会士卜弥格，尽知我国事情，即使回国，代传其意，谅能备悉，可谕予怀。钦哉！特敕。

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65】

王太后的外交信写得比较充满宗教意味，初看起来是教徒致教宗和教会的信，并且只表达帮助南明祈福和多派教士来华的意思。同时送去的还有司礼太监庞天寿上罗马教皇因诺曾爵书和奉耶稣会总会长函，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是，罗马教廷当时已经通过传教士得知中国发生的政治巨变。不可能不懂得南明求救的实质含义。只是他们会慎重考虑这件事，经过了几年的考虑，才有最后的回信。而早在永历五年（1651），信教最坚的王太后及瞿安德先后去世，而卜弥格亦因葡属印度官员反对其任务，而不被允许搭船返欧。在清朝政权已然巩固，耶稣会因此在瞿安德过世之后，就不再派人至南明。

1655年12月，新上任的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终于接见卜弥格，并交给他两封分别致王太后和庞天寿的回信，但其中只是应酬式的内容。

教宗亚历山大七世致函南明永历王皇太后复信中说：

我恳求天主应许受到祝福的皇太后、皇太子和皇后的诉情，并真诚祈祷皇太后的国土得  到重新统一，享有和平，皈依信仰。

1655年1月18日【66】

1655年12月25日，耶稣会总长也答复了皇太后，内容大体一致，均为客套话语。希望“大明皇图璀璨、德合天地，”并“为此祝祷，为此不断虔求天主”。【67】

自称代表明廷出使的卜弥格，于1656年3月搭船离开里斯本，随身携带着两封教皇的复书、六封耶稣会总会长致明廷中人的信、两封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致永历帝和庞天寿的信，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据说当时亦曾致函皇太后，其中葡王或是唯一有具体回应的，他应允将提供明廷军援。【68】由于耶稣会的日本省或中国副省都不承认卜弥格为其成员，无助的卜弥格辗转进入中国，1659年8月22日（永历十三年七月五日）终因劳顿而死于边境。

此外，南明还多次向日本乞师，包含前文所述的黄宗羲、郑芝龙等的乞师在内，共有十数次。【69】

南明向日本和欧洲的求救说明他们的身份具有国际行为体的性质，其视野也拓展到东亚之外。在信仰和王朝利益双重影响下，南明已经在心理上放弃了传统的朝贡体制，其“中国一天下”共主的身份也自行瓦解。

三、朝贡身份认同的瓦解：朝鲜和日本对明清易代的反应

（一）朝鲜身份认同的向背

中国和朝鲜半岛国家间的关系受朝贡体制影响深远。朝鲜李氏王朝（1392—1910）几乎经历了中国明清两朝的全部历史。因此，他们对明清易代的反应最能说明此时东亚传统国际关系的内在渐变问题。

随着满洲的兴起，在后金（清朝）起兵抗灭明朝之过程中，伴随的是朝鲜国家身份的转变过程。因此，“去大明化”是后金（清）对朝鲜的主要政治目的。

起初，努尔哈赤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不敢冒险，故对朝鲜采取拉拢的政策，曾多次派遣使臣赴朝投书，希望朝鲜与明朝脱离关系，同后金结盟。但是朝鲜不为所动，仍坚决支持明朝，反对后金。在这个过程中，朝鲜坚定的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与明朝的关系如同父子关系。

1619年，朝鲜遣使送书与后金，日“明与二国，历二百余载，毫无怨恶。今贵国与明为仇，因而征战，生民涂炭，不特邻邦，即四方皆动干戈矣。亦非贵国之善事也。明与我国，犹如父子，父之言，子敢违乎！盖大义所在，不可拒也。”希望“吾二国各守疆圉，复修前好，岂不美哉！”【70】

后金决定征服朝鲜。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一月八日，皇太极命东征。是为朝鲜“丁卯之役”。

朝鲜与后金议和，在李朝内部引起强烈反响。议和的核心问题就是与明朝的关系问题。后金给朝鲜国王书日：“两国和好，共言美事，贵国实心要好，不必仍事南朝，绝其交往，而我国为兄，贵国为弟。”这是后金第一次提出要求朝鲜永绝明朝，朝鲜国王李傢认为“大义所系，断不可许”。“事大交邻，自有其道。今我和贵国者所以交邻也，事皇朝者所以事大也，斯二者并行而不相悖矣。”朝鲜以与大明朝的关系为“事大”，坚决不绝与明朝关系。后金见朝鲜对明朝的态度坚持不改，故对永绝明朝一款不再强求，最后向朝鲜来使表示：“不绝天朝一款，自是好意，不必强要。”【71】

后金又提出去明年号。朝鲜在致后金书中皆书明天启年号，后金对此非常不满。最后双方都作了让步，接受“不书年号，从揭帖式”的折中意见。【72】皇太极通过“丁卯之役”，虽然向朝鲜索取许多权益，但是仍然承认朝鲜对明朝的臣属关系，而后金与朝鲜仅约为兄弟之邦。

随着后金国力不断壮大，兵势日益强胜，皇太极不再承诺朝鲜与明朝维持君臣关系，而要改变与朝鲜兄弟相称，把朝鲜置于后金直接控制下的藩属。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四月，皇太极统一漠南蒙古。次年四月，皇太极称帝大典时，朝鲜使臣拒不跪拜，双方撕扯，仍不届服。皇太极想利用上尊号之机。采取强硬手段，迫使朝鲜称臣，永绝明朝。

崇德元年（1636）（明崇祯九年，1636年）十二月，称帝后的皇太极率领十二万大军，往征朝鲜，是为朝鲜历史上的“丙子之役”。朝鲜国王李傢没有屈服于皇太极的军事威胁，主张坚决打击入侵者。

皇太极遣使敕谕朝鲜国王李棕，提出投降条款十七项，其中主要是“去大明化”和建立“臣属关系”：“当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躬来朝谒，尔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尔有不讳，则朕立尔质子嗣位；从此一应文移，奉大清国之正朔；其所进往来之表，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之礼，及尔陪臣谒见，并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国旧例；朕若征明国，降诏遣使，调尔步骑舟师，……不得有误；每年进贡一次，其方物数目，黄金百两，白银千两，……米万包”。【73】

朝鲜败。由此之后，清帝表面上致使朝鲜臣服，建立了双方的朝贡关系。朝鲜的身份也从表面上发生了彻底变化。李傢死后，顺治六年八月丁未，清帝封朝鲜世子李淏为朝鲜国王。【74】

然而，朝鲜君臣百姓持有强烈的夷夏大防意识，对明朝死忠，从内心里根本就不服从这个被他们视为蛮夷的清朝统治。因此，即便大清继承了明朝的对朝鲜封贡政策和体制，但是从这个时候起，东亚以中国本土为中心的认同体系已经从属国的心理上开始解体。

清军入关推翻明王朝，中华上下剃发易服，朝鲜举国震惊，感情上无法接受。今后如何处理与清政府的关系，成为朝野议论的重大问题。

明亡以后，清朝被视为夷虏，不能代表中国，朝鲜只承认明朝是中华正统，明亡之后因为朝鲜是小中华，与中国相比，朝鲜自称东国。到这时，朝鲜士人已经以中华正统自居了。李朝的士大夫们不堪忍受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称“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彼人之尊敬我，以有华制也”。【75】

在与中国的长期交往中朝鲜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都深受中国的影响，形成了以慕华思想为主要特色的“小中华”思想。历史上朝鲜自认是中国文化的分支。【76】慕华是朝鲜的传统，慕华思想深入人心。但是，朝鲜所谓的“华”并不包括清朝，朝鲜认为清朝是夷狄，不是中国。明朝灭亡对于当时的汉人来说是天崩地裂，对朝鲜人来说则是文化崩溃，心灵上受到的打击是不可估量的。

金履安（1722—1791）轻蔑地认为“今也戎狄人中国、中国之民、君其君、俗其俗、婚嫁相媾、种类相化”，而不屑与之交流。而朝鲜自古即与中国同属于人类，其余地方的人则为夷狄，过去只是由于朝鲜自己过于慎重，故而以夷狄自居。金履安对于当时朝鲜人仍自贬为东夷表示不满。他说：“然吾方仆仆然自以为夷，而名彼中国。呜呼，吾言非邪！”【77】

洪大容（1731—1783）曾三次随“赴京使臣”到过北京。洪大容与中国皈依了清朝的晚明士大夫接触，冲击了朝鲜知识分子对中国改朝换代的看法。

其中有一人是洪大容以兄事之的先辈金钟厚。金钟厚视中国为朝鲜，是应该雪耻复仇的由野蛮民族统治的地方。因此他不分彼此地称中国为“腥秽雠域”，对于洪大容接触的严诚、潘庭筠等应满族统治者的科举而赴京赶考的汉族知识分子则称为“剃头举子”。他言道：“及闻其与剃头举子结交如兄弟，至无所不与语，则不觉惊叹失图。”【78】

导致这种意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本身没有多少文化的清朝推行骇人听闻的文字狱。文字狱迫使中原士大夫再也不敢以大明遗民自居，从而在政治高压下，他们集体完成了身份的转变。出使、游历大清的朝鲜人曾经有敏锐的观察和记载：

康熙五十一年（1712）出使清廷的朝鲜使者  闵镇远（1664—1736）曾与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笔谈。读书人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入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日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79】

乾隆三十年（1765）出使北京的洪大容。与文人潘庭筠进行了笔谈。在洪大容的一再追问  下，潘庭筠承认他们读书已经不再务实了，“此时读书，不过记诵而已。”当他听到洪大容说到  “宫中大事”，就大惊失色，“随书随裂，举措慌忙”，他承认自己是“平生怕死之人”。洪大容由  此感到“盖汉人于当今，反同羁旅之臣，谨慎嫌畏，其势然矣”。【80】

1780年6月，朝鲜著名学者朴趾源（1737—1805）随堂兄朴明源率领的使团到中国祝贺乾隆70岁大寿，游历了北京和承德，与当时的中国学者多次进行笔谈。同年8月回国后将所见所闻记成辑为《热河日记》。朴趾源向一个中国读书人王鹄亭一再询问禁书的事，王鹄亭只好小心翼翼地告诉他，“比岁禁书该有三百余种”。朴趾源注意到他急忙把笔谈的纸撕掉，免得留下证据。【81】

朝鲜人不惧怕清朝的文字狱，尊明攘夷、反清复明的主张大行其道。曾经担任过凤林大君的师傅的著名学者宋时烈（1607—1689年）是当时最为激烈的反清人物，他在给孝宗的奏议中提出了著名的“北伐议”，主张北伐中原，恢复大明乾坤。宋时烈为仁祖陵墓（长陵）撰写的碑文，拒不奉清朝正朔，依然使用明朝纪年。宋时烈此举影响很大，为朝鲜学者所仿效。朴趾源《热河日记·渡江录》开首记渡鸭绿江的年份朝鲜正祖四年（乾隆四十五年）为“后三庚子”，即崇祯后的第三个庚子年。朴氏解释说：

曷为后三庚子？记行程阴睛，将年以系月日也。曷称后？崇祯纪元后也。曷三庚子？崇祯纪元后三周庚子也。……清人入主中国。而先王之制度变而为胡。环东土数千里划江而为  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明室犹存于鸭水以东也。虽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日，然皆能尊崇祯以存中国也。崇祯百五十六年癸卯，洌上外史题。【82】

朝鲜文人在乾隆年间到中国访问，对中国以夷变夏的后果极为不屑，对传统中国充满惋惜。在他们看来，凡是剃发者，即使学识如顾炎武、朱彝尊，也都是犬羊、畜牲。朴趾源说“皇帝也薙（剃）发，将相、大臣、百执事也剃发，士、庶人也剃发。虽功德侔殷、周，富强迈秦、汉，自生民以来未有剃发之天子也。虽有陆陇其、李光地之学问，魏禧、汪琬、王士澂（祯）之文章，顾炎武、朱彝尊之博识，一剃发则胡虏也，胡虏则犬羊也。吾于犬羊也何观也？此乃第一等义理也”。他愤懑的表示：“诚得十万之众，长驱入关，扫清函夏，然后壮观可论。”“我朝服事皇明二百余年，忠诚剀挚，虽称属国，无异内服。万历壬辰倭敌之乱，神宗皇帝提天下之兵以救之。东民之踵顶毛发，莫非再造之恩也。……及四海值天崩地坼之运，薙（剃）天下之发而尽胡之，一隅海东虽免斯耻，其为中国复仇刷耻之心，岂可一日而忘之哉！”【83】

明清易代导致中国传统服饰发生了令人痛彻万分的变化，传统服饰只有在戏剧中出现了。朴趾源痛苦的记述道：“演剧者蟒袍、象笏、皮笠、棕笠、藤笠、鬃笠、丝笠、纱帽、蝶头之属，宛然我国风俗。道袍或有紫色而方领黑缘，此似古唐制也。呜呼！神州之陆沉百有余年，而衣冠之制犹存，仿佛於俳优戏剧之间，天若有意於斯焉。”【84】

在此后的李朝历代，朝鲜士大夫的思想中始终遵奉“反清尊明”的思想，与中国的联系也仅保持在名义上的朝贡和经济方面，而在思想文化上则全面停止了交流。可以说，自满洲得天下，这个天下已经不是明朝时期的天下了，东亚国际关系就此已经改变。

（二）日本之身份变迁

日本自丰臣秀吉侵朝失败后本来就已经不再奉明朝正朔，不再向中国朝贡，而清朝的得天下，则更加加深了日本对中国的隔阂。清初恢复对东亚其他国家的朝贡体制的时候，令日本大为震惊，他们视清朝为当年侵略日本的忽必烈元朝，保持高度的戒备，长期不和清朝发生正式的政治关系。与朝鲜相比，日本不仅心理上不参与中国规划的东亚秩序，连形式上都不尊崇了。因此，从明清易代之后起，日本已经是完全独立的东亚国家。

此外，日本还另有打算。1603年，江户幕府缔造者德川家康继承了丰臣秀吉的扩张战略，企图建立起自己想象中的、模仿中国的日本式朝贡体制。经过1609—1611年的对琉球征服，日本迫使琉球向其朝贡，琉球也进入同时向明朝和日本朝贡的“双属”时期。

清初日本人以“华夷变态”的观念视中国发生的明清易代，成为当时日本官方的主流意识。德川幕府的儒官、著名的幕府智囊林罗山的儿子林春斋（林恕）于1674年将来长崎贸易的中国商人提供的“明清鼎革”，以及所有关于中国的情报“唐风说书”编撰成册，题名《华夷变态》。序言中解释道：“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85】

日本人对中国发生的文化巨变甚为感触。他们与朝鲜一样，对于清朝持有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尽管经过了150年的统治，18世纪末中国的以夏变夷的情况还是令他们震惊。1799年（日本宽政十一年，嘉庆四年），长崎地方宫中川忠英派遣部下官吏向中国商人系统询问了当时中国社会情况、风俗习惯，编为《清俗纪闻》一书，其序言当中即表达了日本人对中国易服剃发的蔑视。【86】

日本人的观感加强了他们对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人的鄙夷和轻视。由此也加强了他们远离中国的决心。实际上，自从清朝占据中国后，日本对古典华夏的心理认同就逐渐消退，乃至变成对现实清国的鄙夷与仇视。并河天民（1679—1718年）在1716年向幕府呈献《开疆录》称：“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大日本国更增加扩大，则可变成了大大日本国也。”【87】1683年（康熙二十三年），德川幕府就颁布了旨在限制华商长崎贸易的贞享令。1715年（康熙五十三年）德川幕府又向长崎华商颁布“正德新令”，规定以后赴长崎贸易华商必须要持有幕府官方发放的“信牌”才能进行人港交易，并且规定人港华商船数和购铜额。自此，日本与清朝的政治经济关系处于完全对等的地位。

在清代几朝的《大清会典》中，清廷如实的反应了上述事实，并没有把日本列为朝贡国。【88】而中国士大夫与日本的关系也非常的隔膜。直至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才又关注到日本的存在。诚如王韬所说：“余尝读日本国史，见其所纪我国之事而慨然焉。我史自汉以来，皆以日本为朝贡之国，列于屏藩，即《大清一统志》亦然。其使奉国书至者，悉以朝贡例之，而日本之史以为未尝内属。……按此，则日本自辩为非我朝藩属，不过聘问往来而已，其说或可信也。因考诸其国史而著厥大凡，俾后之谈东瀛掌故者有可稽焉。”【89】

因此，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国家关系上而言，明清易代之时的日本已经是一完全独立的国家。所谓东亚朝贡体制早已土崩瓦解。

四、总结

东亚主要行为体因身份认同问题而对传统朝贡体制产生了消解作用。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其主要动因是满洲的“以夷变夏”，与欧洲（西方）的冲击无关。事实上，在17世纪至18世纪早期，明清易代及之后的时间内，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处于不能有效维持朝贡体制的过程中。耶稣会即因礼仪之争最终终止了对华关系（1704—1742年间）。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对中国的“朝贡”完全是一种贸易关系，因为清朝并没有对其国王册封（这是朝贡体制的最核心内容），他们的对华关系是一种“功能性朝贡”，何伟亚说：清初的朝贡体制是“二元的”，通过“朝贡和贸易、礼仪和外交、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等双重的立场得以维持。【90】这与此前中国统治者在东亚曾经构建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朝贡体制已经大异其趣。

此外，康熙和雍正年间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也说明朝贡体制在这个时期不能正常维持。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尼布楚条约》、雍正五年（1727）的《布连斯奇条约》，以及雍正六年（1728）签订的规定《恰克图条约》，彼此以平等方式行文，以拉丁文为范本。并且俄罗斯使者在前后多次来华谈判的过程中，坚决拒绝向中国皇帝行象征朝贡的三叩九拜大礼，这些均说明朝贡体制不能真正及于欧洲国家。康雍时期对俄罗斯采取的完全欧洲式的外交方式，是基于俄罗斯和中国发生了大规模战争之后清朝认识到俄罗斯强大的事实。这和日本的情况一样，凡是以强大力量挑战了中国权力的，均没有维持朝贡体制。即便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曾拒绝向清朝朝贡，比如浩罕国。【91】

由于行为体的多元化和对身份认同的抗争，导致中国独尊的天下一统的传统朝贡体制在明清易代时期不能维持其核心和基础的地位。这个时期的东亚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是典型的外交交涉关系，并未尊崇朝贡体制。最重要的三个行为体（中国、日本和朝鲜）事实上已经不存在朝贡关系，而日本和朝鲜对清朝在心理上的不认同，更是消解了朝贡体制的礼仪基础和文化基础。

虽然随着大清一统的加强，从力量结构上而言，中国还是部分维持了朝贡的传统体制，但是仅仅是整合了中国因素（晚明、清朝、南明、郑氏集团），并没有真正整合朝鲜和日本。况且中国因素的内部一直充满着“反清复明”的政治诉求。这些都在19世纪末成为推动传统东亚国际体系发生巨变的内在因素。对俄罗斯的条约关系和对西欧的“功能性朝贡”之维持也削弱了天下一统的说服力。大清王朝实际卜只是自我满足于想象中的朝贡体制和天下观念当中，因各主要行为体在身份认同上的变迁，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体制。清王朝的不断加强的统一只是暂时掩盖了涌动的东亚各种政治力量将分离行为付诸实施的欲望。直至19世纪，随着中国国家权力的崩溃，东亚国际关系才再次涌动起来。“冲击一反应”模式和欧洲中心论只观察到了传统东亚国际关系后半部分的变化，没有看到前半部分被掩盖的事实。用滨下武志的话来说，即是“亚洲的近代化是以其对朝贡关系如何处理的内容来决定，而不是由西洋化取代的程度来决定”，“和西方发生的新的关系，顶多只能算是亚洲历史发展的契机或手段而已”。【92】

注释：

【1】本文采用一般意义上而言的身份认同概念，即个人或群体试图追寻、证明自己在文化上、政治上和对他人（其他群体）的关系中的“身份”时表达出的一种观念确认。

【2】关于费正清的“冲击一反应”模式，其本人和后来者均多有著述，“冲击一反应”模式本身是他人总结出来的，较为明确地论述这个模式的资料可参考：[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Ssu—yv Teng and John K.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Har- yard University Press,1954。

【3】Ssuyu Teng and John K.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1.

【4】[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56页。

【5】[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120、113、123页。这种线性的、进化论的、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在最近的表现可参见：[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毛凤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与黑格尔的中国观相对照，这些作者的观点其实厂尤新意。

【6】[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齐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前言，第1页。

【7】James 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P.24.

【8】[美]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11、302、2页。

【9】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 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m World Economy.NJ：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ress，2000，PP.9，3-4.

【10】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P.13.

【11】Laura Hostetler，Qing Colonial Enterprise：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PP.1-2.and”Qing Connections to the Early Modem World：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Modern Asian Studies，No.3，2000，PP.623—662.

【12】[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9-72页。

【13】[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14】Thongchai Winichakul：Siam Mapped：A History of the Geoboay of a Natio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PP.130，173.

【15】孟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限于篇幅，朝贡体制中的基本观念及其形态不作进一步探讨。

【16】Mark C.Elliot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lmperid China.Stanford，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3.

【17】Evelyn Rawski，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298.

【18】See,Pamela Kyle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and The Tong in Two Worlds：Cultural Identities in Liaodong and Nurgan during the 13th—17th Centuries，in Ching Shih Wenti（《清史问題》），4：9，1983.

【19】Edward Rhoads，Manchus and Han：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Sea- 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0，P.291.

【20】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满洲源流”载，清皇室始祖布库里雍顺“其国定号满洲”，“南朝误名建州”。但是，这是清初《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撰稿者的杜撰。清开同时期从未使用“满洲国”一称。参见：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8页。由此可见清初统治者急于表明自己独立建国的心态。

【21】[朝]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清初史料丛刊》第十种，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页。

【22】《后金檄万历皇帝文》述及萨尔浒之战时说：“南朝又说我何敢举兵抗拒，中国发兵四十万，四路齐进,意欲剪灭除根”,《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295页。

【23】天命七年四月十七日，金致书明军守将：“我汗公正，蒙天眷佑，其南京、北京、汴京，原非一人独据之地，乃诸申、汉人轮换居住之地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译注：《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8页。

【24】《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天命三年四月十三壬寅。

【25】《清太宗实录》卷十八，天聪八年三月：“明国复无一言。明既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乃他国侵我，则置若罔闻。”

【26】乾隆三十二年（1767）谕旨称“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清高宗实录》卷七八四，乾隆三十二年五月上。

【27】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647—648页。

【28】《清圣祖实录》卷六十九，康熙十六年十月甲寅。

【29】《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第425页。

【30】清世宗：《大义觉迷录》，第1卷，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页。

【31】清世宗：《大义觉迷录》，第1卷，第5页。

【32】修于康熙年间、最终成于乾隆年间的《五体清文鉴》，本为官修的一部满文分类辞典。至乾隆末年，随着国家政治上的统一，又增加了汉、蒙、藏、维吾尔文的释文，合称“五体”。乾隆九年（1744）编修的长达80卷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加强了满洲民族的自我认同。但是大量证据表明，这次修订活动有目的地销毁了大量史料。

【33】Pamela K.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al Ideo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14.

【34】乾隆朝《大清会典》，卷56，《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大清五朝会典》，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版。

【35】赵园：《制度·言论·心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36】（清）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鲒琦亭集》，第2册，卷十一，《国学基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36、141页。

【37】（清）黄宗義：《日本乞师》，《行朝录》，卷八，《黄宗羲全集》，第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183页。

【38】（清）顾炎武：《日知录》，（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39】（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七，《管子不死子纠》，同上，上册，第412页。

【40】（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同上，中册，第756-757页。

【41】[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第48页。

【42】[西]帕莱福、[比]鲁日满等：《鞑靼征服中国史·鞑靼中国史·鞑靼战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3页。

【43】[西]帕莱福、[比]鲁日满等：《鞑靼征服中国史·鞑靼中国史·鞑靼战纪》，第62页、第64页。

【44】广州城内有三百多黑人，是郑芝龙原来从荷兰人那里得来的奴隶。郑芝龙降清后，一部分归顺大清，另一部分归在金门的郑成功。[西]帕莱福、[比]鲁日满等：（鞑靼征服中国史·鞑靼中国史·鞑靼战纪》，第118页。

【45】[西]帕莱福、[比]鲁日满等：《鞑靼征服中国史·鞑靼中国史·鞑靼战纪》，第69—70页。

【46】顺治十七年（永历十四年），郑成功曾遣兵官张光启往日本借兵，出使无果的张回来后称：“上将军以其前出兵损失，坚意不允；仅助铜煩、鹿铳、盔甲、倭刀而已”。（清）江日升：《台湾外记》，《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6辑，台湾：大通书局1959年版，第190页。可见日本曾经有过一定的支持。

【47】《清史稿·列传十一·郑成功》载：“芝龙率所部降，成功谏不听。”

【48】（南明）杨英：《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影印版，第52—54页。

【49】杨彦杰：《一六五0至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额估算》，《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4页。

【50】连雅堂：《台湾通史》，上册，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64页。

【51】[西]帕莱福、[比]鲁日满等：《鞑靼征服中国史·鞑靼中国史·鞑靼战纪》，第252页。

【52】同上书，第255—256页。

【53】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版，第561页。“中国大老爷（gran senor）”应该翻译成“国姓爷”。

【54】《清史稿·列传十一·郑成功》载：“芝龙尝娶日本妇，是生森（郑森，即郑成功）。”连横：“（郑芝龙）居无何，落魄之日本，娶平户士人女田川氏，生成功。”（连雅堂：《台湾通史》，下册，第864页）。鲁口满：“尼古拉（即郑芝龙）的这个年轻儿子（即郑成功）是日本女人所生，从未信教，也没有接受圣洗礼。”（《鞑靼征服中国史·鞑靼中国史·鞑靼战纪》，第228页）。又，笔者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一本与1世纪的日本人林春斋所编同名的书《华夷变态》，其中，郑成功说：“成功生于日”。见《郑成功启日本文》，载小林叟发编：《华夷变态》。东京：秀光社印刷，第60页。此书出版时间标为“黄帝纪元4604年”，黄帝纪元是中国清朝末期革命派使用的纪元。黄帝纪元4604年应为公元1906年。所以，这本《华夷变态》应为支持中国革命派的日人所编。里面还编有吴三桂的讨清檄文。此足以证明明清易代的长波段的历史性影响一直持续到晚清革命时期。

【55】[日]近松门左卫门：《国姓爷合战》，《近松净琉璃集》，下册，《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92卷，东京：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244–245页。

【56】郑经说：“本藩焉肯坠先王之志”。“和议之策不可久，先王之志不可坠”。（清）夏琳：《海纪辑要》，《台湾文献丛刊》，第22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年版，第37页。

【57】郑经与清使谈判时以朝鲜“免剃发”为借口，声称只要“免剃发。不登岸”即可称臣纳贡，所谓：“朝鲜岂非箕子后乎？士各有志，苟能如朝鲜例，则敢从议，若欲削发，至死不易”。清臣明珠复书说：“但以阁下为中国之人，不宜引朝鲜之例”，不允。（清）江日升：《台湾外记），《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6辑，第253页。

【58】这个说法出自李筱峰、刘峰松：《台湾历史阅览》，台北：自立晚报出版部1999年版，第67页。1664年3月郑经失去大陆后来台，又永历帝业已被弒，乃谨守藩封，废东都，以“东宁”称全台湾，在与清廷大臣明珠的书信中，也自称“建国东宁”，并非“东宁国王”，即“东宁”从未成为国号。《台湾外记》记载了几个郑经与明珠之间往返的文件，其中七月初七日条，《复明珠书）云：“顷自迁界以来，五省疏离，万里丘墟，是以不谷不惮远离，建国东宁。”又《复明珠书》云：“远绝大海，建国东宁，于版图疆域之外别立乾坤。”（清）江日升：《台湾外记》，《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6辑，第256页。

【59】1670年6月23日，英国东印度公司万丹分部航抵台湾，当英国代表Crispe离船上岸向郑经递交万丹分部经理的信函时，“沿途两傍皆有士兵排列，由两位大官陪同人宫晋谒，国王（指郑经）盛装高坐，Crispe依照英国人之仪式行礼后，即献呈公函。宣读公函时，放炮鸣锣，唱歌庆祝”。参见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十七世纪台湾英国贸易史料》，《台湾研究丛刊》，第57种，1959年版，第25页。实际上，当时东方皇权制度下次于皇帝的“王”，在英文中也可叫King，郑经是南明的延平王，并非与欧洲意义上的国王一样。

【60】袁冰凌：《新发现的郑经致“荷兰出海王”信考），《东南学术》2001年第6期。作者发现了这封保存于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的信，并首次进行了考证。

【61】《清史稿·列传四十七·施琅》：“琅募荷兰国水兵，以夹板船要击。斩级千余，乘胜取浯屿、金门二岛。叙功，加右都督。三年，加靖海将军。”

【62】比如，《鲁王谕琉球国王》说：“汝国为我朝屏藩，殚宜忠允，嘉尔懿德，将锡新封。呜呼，中国尊安四方，得所予。”见《华夷变态》，东京：秀光社，黄帝纪元4604年（1906）印刷。

【63】崇祯十七年（1644）七月，兵部右侍郎左懋第被派往北京议和，称顺治帝为清国可汗。在诏书中，弘光帝提出四件事：要安葬崇祯帝及崇祯皇后、以山海关为界，关外土地给予清朝、每年十万岁币，并“犒金千两、银十万两、丝缎万匹、犒银三万两”、建国任便。意图令南明和清朝共存，通好议和。不过左懋第到北京被囚，使事失败。

【64】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75页。

【65】以上二书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95—297页。亦见黄一农：《南明永历朝廷与天主教》，《中梵外交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辅仁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版，第79—118页。

【66】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148页。

【67】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第311页。

【68】黄一农：《南明永历朝廷与天主教》，《中梵外交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辅仁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版，第79—118页。

【69】郑氏家族和南明向日本乞师事见：[日]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张俊彦、卞立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70】《清太祖实录》，卷六，天命四年五月癸未朔。

【71】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册。第3301-3313页。

【72】同上书，第3318页。

【73】《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三，崇德二年正月戊辰。

【74】《清史稿》，本纪四，世祖本纪一。

【75】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八，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397页。

【76】朱云影：《中国文化对韩越的影响），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264页。

【77】[朝]金履安：《华夷辩》下，《三山斋集》卷十，《杂著》，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38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9年版，第503页。

【78】[朝]金钟厚：《本庵集》，卷3，《答洪德保》，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37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9年版，第380页。

【79】[韩]闵镇远：《燕行录），《燕行录选集》，下册，汉城：成均馆大学校1962年版，第342页。

【80】[朝]洪大容：《乾净笔谈》，《湛轩燕记》卷五，《燕行录选集》。汉城：成均馆大学校1962年版，上册，第398页。

【81】[朝]朴趾源：《鹄汀笔谈》，《热河日记》，朱瑞平校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82】[朝]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一，第1页。

【83】[朝]朴趾源：《驲汛随笔》，《热河日记》，朱瑞平校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60一61页。

【84】同上书，第81页。

【85】[日]林春斋、林凤冈编：《华夷变态》，《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五，东京：东方书店1981年再版，第1页。

【86】[日]中川忠英编著：《清俗纪闻》，方克，孙玄龄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5-6页。

【87】转引自[日]本庄荣治郎：《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东京：有斐阁1960年版，第34页。

【88】只有《大清一统志》（乾隆八年，1743年成书）错误的将日本列入朝贡国，反应前清士大夫的心理自负。

【89】（清）王韬：《日本通中国考》，《搜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119页。

【90】Jamcs 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 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uey Embassy of 1793，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P.14.

【91】[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第46页。

【92】[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第32页
谢选骏指出：“明清易代时期东亚政治行为体的身份认同”如此费解的表述，其实可以简化一下为“汉人是怎样沦为满人的龟奴的”。其实，文明周期的角度看，清朝不过类似后明，清朝与明朝的关系，就文明传承的角度看，就像后汉与前汉的关系；但是由于政治统治集团的不同，而出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与政治结构。这种满汉双重结构虽然可以抗震，但却也因为抗震力强而反应迟钝，在面对西方的挑战时，表现出了惊人的颟顸（真是满汉）！

谢选骏：金正恩为何派妹妹到天坛祭天

金正恩为何派妹妹到天坛祭天？显然，对中国领导人表示不臣之心，这是第一。第二呢，自己不去，是不想表示得过于正式，毕竟，上一次祭天的政治领导人袁世凯没有成功。但是，汉化的政治领导人去天坛这一事件本身，就不是游览性质的，而是关乎国运的。了解情况的人应该知道，她在天坛究竟祷告了多久。在这方面，朝鲜走在中国前头了。小国时代名不虚传。
《车队兵分两路 金正恩携两个重要女人访华》（2018-03-27 转载看中国）报道：
　　
　　26日秘密驶往北京的朝鲜专列所载何人，中朝双方至今未有公开回应。《ETtoday新闻云》引述朝鲜官媒《朝鲜中央通讯社》证实，到访中国的确系金正恩，且有韩媒报道称，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妹妹金与正也随行出访。
　　韩媒：金正恩携李雪主、金与正访华
　　《ETtoday新闻云》28日报道称，朝鲜官媒《朝鲜中央通讯社》27日晚间发布最新快讯证实，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搭乘专列出访北京，并于27日下午3点多乘坐1号专列离开。
　　按照惯例，朝鲜最高领导人访问大陆都不会先对外宣布或回应消息，直到朝鲜领导人平安回平壤后，《新华社》和《朝中社》才会共同对外发布消息。
　　报道还引述韩国媒体《韩民族新闻》称，有情报人员透露，金正恩除了亲自出访，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妻子李雪主、妹妹金与正也随行这次的出访。
　　消息显示，金正恩的专列抵达北京后，有超过10辆黑头车队迎接访问团，并由警方开道护送前往市中心，下榻于钓鱼台国宾馆第18号楼，与金正恩父亲金正日访问北京时居住的房间相同，参访的行程包括参观北京大学的IT设计中心以及参观天坛公园。
　　不过，据消息显示，27日上午，据信是金正恩访问团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里，有两组车队分别驶出，一组车队前往北京中关村参访，另一组则前往天坛一带参观，车队沿途均交通管制、一路绿灯。有猜测说，金正恩前往中关村，金与正到天坛，但相关消息未获证实。
　　中国拒回应 韩方密切关注
　　对于金正恩到访中国的真实性，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仅表示不了解相关情况，如果有具体的消息，中方会及时发布。
　　台媒报道说，在27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后，发言人华春莹被媒体团团包围，要求证实。但华春莹一直重复说，“我不了解你说的情况，如果有消息，我们会发布”。
　　据悉，当日的记者会，涌入大量中外媒体，不仅座无虚席，连后方的电视摄影机位也接近全满，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金正恩访问北京的问题上。不过，提出相关问题的都是外媒，陆媒绝口不碰这个被中国官方认定的敏感问题。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对此表示，将密切关注在北京发生的所有情况。《纽约时报》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Moon Jae-in)在一份关于相关新闻报道的简短声明中说，“我们正在密切观察任何相关动向，利用各种渠道努力证实”。
　　《韩联社》报道引述朝鲜高官表示，韩方几天前已掌握朝方相关动向，并正在严密关注。据悉，上周末朝鲜出现异常动向引起韩国政府警觉，周六起辽宁省丹东火车站增强保安执勤力量后，韩国政府一直在关注事态发展。
　　不过，该高官表示，因有外交惯例，即使韩方掌握了访华朝鲜人士的具体信息也无法公开。韩朝、朝美首脑对话在即，半岛周边局势巨变，此时此刻不宜多言。该官员称，中国政府将在送走朝鲜客人后正式发布消息。
　　美国白宫发言人Raj Shah则对此表示，“我们不知道这些报道是否属实。”Raj Shah表示，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联合世界多国向朝鲜采取“最大施压”的做法，让美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处于比过往更佳的状态，令朝鲜愿意重返谈判桌。Raj Shah说，美国期待未来几个月川普和金正恩可能举行的峰会。
《金正恩妹妹金与正竟也随行！还去了天坛》（2018-03-27 转载联合网）报道：
北京消息人士称，在高度警戒下，朝鲜最高领导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3月27日下午搭乘专列离开北京。金正恩此行除了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晤、共进晚餐外，还拜访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北京观察家认为，北京与平壤将进行高科技和经济合作。
据转引北京外交界人士指出，在美国朝鲜即将谈判之际，金正恩访问北京。金正恩与北京高层必然在经济援助与非核化等相关问题交换意见。在改进核弹、长程导弹技术以及高科技合作方面，应该是北京和平壤可能达成的交易。
据指出，26日上午10点左右，金正恩的车队离开下榻的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前往北四环的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参观数家高科技企业。2011年，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访问中国时，也曾拜访中关村。
消息人士称，北京让金正恩参观中关村，有可能是应朝鲜方面的要求。朝鲜希望在科技产业上加强和中国的合作。而在北京方面，一方面可以展示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强大和进步；一方面可以寻求和朝鲜新的经济合作模式。
同一时间，北京著名的旅游景点天坛26日上午也大规模交通管制。消息称，金正恩的妹妹金与正到天坛参访。兄妹两人兵分两路，在北京市参观访问。
3月25日晚上，多列由沈阳和丹东等地开进北京的列车晚点。大陆网路上流传，丹东火车站加强警戒，朝鲜有专列开往北京。
26日早上，大陆网上流传的图片和视频显示，有一列绿皮的火车开过北京的铁路道口，以及在北京长安街上有十来辆武警迎宾摩托车为车队开道。
26日约中午12点，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北京火车站全面交通管制，火车站内也出现大量警察。警察甚至清空了北京火车站的一部分区域。下午3点左右，金正恩的车队经过北京长安街和人民大会堂，前往北京火车站，警方扩大市区封锁范围，火车站附近连崇文门一带街道都进行交通管制，天桥、人行道也不许民众通过。
北京消息人士称，金正恩随行的还有一支负责保卫的配枪军队。金正恩是搭乘专列离去，这辆火车共有22节，包含高级卧室、客厅和起居室。这辆火车在金正日此前访问大陆时也使用过。金正恩预计在经过丹东中朝边境，返回平壤。

谢选骏指出：金正恩为何派妹妹到天坛祭天？显然，对中国领导人表示不臣之心，这是第一。第二呢，自己不去，是不想表示得过于正式，毕竟，上一次祭天的政治领导人袁世凯没有成功。但是，汉化的政治领导人去天坛这一事件本身，就不是游览性质的，而是关乎国运的。了解情况的人应该知道，她在天坛究竟祷告了多久。在这方面，朝鲜走在中国前头了。小国时代名不虚传。

谢选骏：中国、美国、印度政治文化的对比

《印度政治文化：类型、主题、构成》这样写道：
政治文化是现代经验主义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20世纪50年代末，加布里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悉尼·沃尔巴（Sidney Verba）和鲁西安 W·蒲艾（Lucian W Pye）对美国、英国、西德、意大利和墨西哥的政治文化进行了颇有影响的研究，开创了政治文化类型学，推动了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迈伦·维纳（Myron Weiner）、莫里斯·琼斯（Morris-Jones）、拉吉尼·科塔里（Rajni Kothari）、斯坦利·柯阐尼克（Stanley A Kochanek）、阿西斯·南迪（Ashis Nandy）、帕塔·切特基（Partha Chatterjee）、阿姆拉提亚·穆克帕狄叶（Amratya Mukhopadhyay）等学者对印度政治文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本文综合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就印度政治文化做一概论。
一、印度政治文化的类型
迈伦·维纳和莫里斯·琼斯从不同的视角对印度政治文化的主要类型进行了研究，首开印度政治文化类型派（classifiers）先河。
迈伦·维纳从印度城乡差别所体现出的印度政治文化“两重性”的视角，提出印度政治文化“两种类型”说，即“精英政治文化”（elite political culture）和“大众政治文化”（mass political culture）。“精英政治文化”主要盛行于首都新德里，存在于中产阶级政治领袖、计划者、官僚、军事领袖和讲英语的知识分子中间。这一政治文化从首都到邦首府逐渐减弱，到农村后几乎消失。这一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现代因素，同时也具有传统因素。“大众政治文化”盛行于农村地区、地方政治组织和地方行政部门。这是一种扩展性的政治文化，延伸到邦立法机构、邦政府、邦行政部门乃至首都新德里。这一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传统因素，同时也具有现代因素。
精英政治文化通过全国性政治机构和政治活动对地方产生影响，极大地改变了大众的认识，使印度人对国家和政治的态度与行为发生了变化，改变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政府管理与分配。由于政府开始使用其自身资源来发展基础设施，不仅个人而且社团和地区都竞相争取在政府这块蛋糕中得到更大的份额。由于政府分配决策中心远离乡村，村民经常到决策中心去影响政府政策的实施，并受到精英文化的影响。第二，权力分散。权力分散是通过新的地方政府或民主分权机构如村、区、县三级潘查亚特以及大规模发展农村合作社来实现的。执政党的地方政治家、地方有影响的农村精英和其他人赞成权力分散，因为权力分散提高了他们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的权力和地位。第三，权力民主化。权力民主化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诸如：1、几百个土邦并入印度联邦；2、通过土改立法废除大多数省邦中高度集中的农村经济和政治权力；3、实行成人普选，将这些新的政治机构置于民众控制之下，并将政治权力从任命的、挑选的行政机构中接收过来。
上述政府管理与分配、权力分散与民主化的过程提高了民众参与程度，将新的社会集团引入政治，形成了新的大众文化。这一大众文化的要素有五。第一，地位政治。地位政治的社会根源有：传统社会和等级社会对权威的尊重；赋予地位的权力传统标准如种姓制的淡化；低层政府政治权力的提高；做官带来的物质利益的考虑。第二，种姓主义、教派主义、地方主义。以成人普选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导致了以种姓、教派、地方忠诚为基础的不仅涉及传统需求而且涉及现代需求的宗派利益组织的出现。民主政治没有削弱这种宗派倾向，相反它往往为村庄范围的宗派政治提供了出路，使其合法化。第三，传统调解方法。通过调解来解决冲突的传统方法不仅盛行于集体协商过程，而且盛行于国大党一党统治时期国大党内的冲突解决之中，同时也进入了党与村的关系之中，使调解能力成为从上层到基层党领袖的一个必备条件。第四，统治者-臣民关系向公仆-公民关系转变。这一大众政治文化也为从独立前继承来的脱离人民的官僚形态的统治者-臣民关系向公仆-公民关系的艰难转变提供了场所。官僚的僵硬态度和倾向使得这一转变困难重重，但是国大党以及后来的其他执政党所发挥的调和作用有助于这一转变。第五，统治文化的转变。印度“统治文化”的承载者对印度政治民主化做出了反应。古吉拉特的拉其普特人建立了一个叫做“刹帝利会”（Kshatriya Sabha）的协会，试图在不放弃他们的核心价值的情况下使他们的政治文化民主化和现代化。许多王公放弃了最初退出政治的打算，加入了国大党，也有一些王公加入了较小的反对党。
这一大众文化既包含传统因素也包含现代因素，它是国家精英文化本身的产物，它将来的去向如何取决于国家领导层如何阐释和对待它。国家政治领导层对这一大众文化的反应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第一，国家政治领导层对种族忠诚的看法；第二，庇护（与牺牲相对）在推动公众行动中发挥的作用；第三，大众文化对政策实施的影响；第四，冲突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虽然大众政治文化具有种种缺点，为实现现代化和建立稳定的民主政府设置了种种障碍，但它在印度政治中发挥着作用。精英们需要理解它，而不是固执地为印度的实际问题提供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印度文化史上解决问题的旧方法，即保持政治领域两种文化之间的显著差别，在民主化和权力代表制的时代已经不可取了。二者之间的鸿沟必须弥补。
莫里斯·琼斯则从印度政治话语的视角，提出印度政治文化“三种类型”说，即“传统文化”（Traditional idiom）、“现代文化”（Modern idiom）和“圣人文化”（Saintly idiom）。这三个类型相互关联，不可分割，共同构成印度政治文化的要素。“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区别源于现代政治体制与古代社会之间的差别。圣雄甘地在促使印度民族主义领袖们认识到不可接触制问题的时候，就明智地使“传统”与“现代”相会合。成人选举权在独立后的印度政治中的引入，使“传统”与“现代”永久地联系在一起。印度民族主义领袖们包括圣雄甘地在内，都精通“现代”印度政治语言话语。印度宪法、印度司法程序、议会辩论、上层官僚的讲话方式、全国政党高层领袖的言辞等，再好不过地表达了“现代”印度政治语言话语。这一类型所使用的话语是政策、利益、方案和计划。有关印度公有经济的规模、政府控制的程度与形式、土地改革的方向与步伐、联邦制的性质与问题、国家机构如计划委员会和最高法院对联邦（和当今的议会）平衡的影响等，都是通过“现代”印度政治语言论述的。对政治组织的形式及其关系（政党制度和工会与政党的关系）的讨论，也是以“现代”印度政治话语表述的。
在“现代文化”触及不到的时候和地方，“传统文化”处于主导地位。这一类型主要流行于印度农村，这一“传统”话语没有“现代”话语那么彰显，因为它更多地是一种“行为方式”而不是语言，更多地是行动而不是“谈论”。这一传统话语是以种姓区分为基础的高度等级化的等级社会的语言。在一个由种姓决定人的社会地位、行为准则、职业、择偶范围、权利、义务、对自己种姓成员和其他种姓成员的态度的社会里，种姓进入政治的后果不可能通过现代语言来评价。然而，种姓不能够只按照“传统”话语来理解。种姓本身在现代力量影响之下发生了变化，现代力量以一种与等级社会不相容的方式给政治体系带来了有组织的压力。当独立后种姓进入政治时，大众政治几乎成为来自传统社会的新的政治入侵的同名词。结果，引起了涉及政治权威性质的政治方向的转变。对传统政治文化而言，政治权威变成了等级地位的延伸。这一新发展，要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来理解。
印度政治的第三种话语，即“圣人文化”，存在于印度政治文化的边缘。“圣人”文化更多的是一种评论的语言，而不是描述的语言或实际行为。虽然“圣人文化”对印度人的政治行为只是产生了边缘性的影响，但并不是说它不重要。它不仅树立了判断政治家行为的标准，而且也是许多政治价值和态度的丰富源泉。主要表现在：第一，不完全赞同最受欢迎的领袖们的行为；第二，不信任并怀疑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第三，偶尔怀有犬儒、受挫和绝望的情绪。虽然“圣人文化”的这些表现削弱了热情和努力，然而它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获取营养，并继续诉诸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维奴巴·巴维（Vinoba Bhave）对政党政治腐败的反对，既源于公共精神和公民意识的现代观念，也源于权威的非竞争性和同感性的传统思想。纳拉扬（Jayapradash Narayan）对公众参与公有民主的关注，既激励了先进的激进主义者也激励了保守的传统主义者。
“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圣人文化”这三种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既展示了印度政治生活的一般性，也展示了印度政治生活的特殊性。西方话语是用来描述政治过程的唯一语言，只有通过西方话语，印度政治生活才变得明确和自觉。但是，这并不妨碍在实际行为中走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开始认识到，声明与实践之间以及假定行为方式与实际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别并不意味着虚伪或腐败，而只不过是用一种政治文化行为来看待另一种政治文化行为罢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这两种话语在人们政治词汇中的比例变化不定。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话语存在着竞争，以支配一个人的行为和他人对其行为的判断。在这个时候使用第三种话语“圣人文化”，政治文化话语之间的观念分歧就增加了。人们期待，人类行为的最高境界（就像独立前民族主义运动中所展示出来的那样）会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当这一期待没有成为事实时，人们就抱怨行为标准衰落了。因此，正是这三种政治文化话语的“汇流、混合和对抗”，为印度政治提供了独特的色调。国大党是这三种政治文化话语会合的场所之一，国大党是现代政治文化话语从其精英基础开始迁移的载体。通过国大党，传统政治文化话语也开始从其“隐藏的栖息地”爬了出来。并不是党的高层领导讲的是现代话语，而党的低层领导讲的是传统话语。在党的低层，成人选举权基础上的选举政治的运作产生了新一代领导人，他们是非婆罗门、中等种姓、但精通“双语”。他们不是真正地讲传统话语，他们只是“利用”传统话语。甚至在印度代议民主机构，这两种政治文化话语开始了对话，而“圣人”政治文化话语经常介于其间，提供批评性的评论。
二、印度政治文化的主题
拉吉尼·科塔里和斯坦利·柯阐尼克对印度政治文化的主题进行了研究，成为印度政治文化主题派（thematizers）的鼻祖。拉吉尼·科塔里阐述了印度政治文化的前四个主题，斯坦利·柯阐尼克阐述了印度政治文化的第五个主题。这些主题实际上是一种“分析归纳”， “尚未证实”，尚显“粗糙”，并非适用于所有印度历史时期和所有印度社会阶层。
第一个主题是“包容分歧”（tolerance of ambiguity）。印度社会对分歧采取高度包容的态度，其原因在于，在历史和文化上，印度社会长期具有折衷主义的特征，容纳各种差异和矛盾。印度社会通过创造一种新的统一观念，寻求处理可能产生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这不仅使得印度社会具有多样性，而且自觉地允许体制中有矛盾，并通过高度形式化的地位和角色等级制来疏导矛盾。印度社会曾面临或经受了外部挑战和影响，作为一种防御性的反应，它采取了“意识形态灵活性”和“道德伦理相对性”的态度。于是，它包容了不同的价值观和学说。它使一种道德观念合法化，在这一道德观念之下，生活中有多少个约定的身份地位，就有多少个道德规范。这一通向现实的“多种道路”（myriad paths）观念非常适合印度人的习性，即中央权威具有多重性而不是单一性。这一观念使印度人很容易接受个人自由、意识形态灵活性和子系统自治的民主观念。
奇妙地是，这一意识形态包容态度在一个森严的制度（即种姓制）里运行。这一制度确立了严格而明确的等级制、形式化的规则和关系。这种分歧的双重性，即一方面是思想和价值观的多样化，另一方面是强迫服从形式上的礼仪和规则，服务于两个不同的目的。第一，它使得社会能够吸收亚群体和教派。第二，它有助于容忍“不公平和两极分化，以及上层人士和团体的羞辱和剥夺”。这反过来有助于接受权威及权威的象征，不过它也要付出代价。这些代价是：一、集体道德的低落；二、过分的服从；三、习惯于不经过认真努力就抵制或退出社会体系；四、即使面对滥用权力，也持犬儒态度。这种意识形态宽容和社会（以种姓为基础）刻板相并行的问题在于，当种姓制度在现代主义的冲击下瓦解时，意识形态宽容也经受严峻考验。但是，虽然如此，对分歧的包容和意识形态上的灵活继续充满和影响印度社会向民族国家的转变。它们影响了印度民族国家对少数派的态度、建立联盟的战略和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的宽容。
第二个主题是“视权力为仲裁”。印度是一个上下级关系根深蒂固的社会，认为权力是“分化的、分散的和不连续的”。在这里，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是正统社会等级制的特权。因此，需要一个特定的精英来专门仲裁纠纷。这样，在古代印度，国王的主要作用就是仲裁。即使在那个时候，仲裁的实施是不连续的，非制度化的。这种视权力为仲裁的观念一直延续到现代。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印度政治中非常强调通过更高一层的行政官或政治家的干预来确保意见一致。即使新的政治分权形式已经废除了地方机构在解决纠纷时的任意性之后，视权力为仲裁的观念仍然没有减弱。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国大党中存在着广泛的宗派分歧，但是高层领导对大部分地方纠纷的裁决仍然被相互争斗的宗派团体看作是有约束力的。这些仲裁者也谨慎行事，避免施加正确的但却是呆板而生硬的解决方案。相反，他们通过慢慢调解和仲裁达成一致意见。目标是中间路线，它不是某个人的首选，而是人人都能接受。这一权力观念的消极面是，协商过程的制度化程度较低。但是它的积极面是，允许政府领域不知不觉地发展，并成为重大变革的催化剂。权力的分散使得其越来越接触实际，也提高了政治进程的合法性。
第三个主题是意识形态与政治之间关系密切。据认为，意识形态与政治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源于精英的自我形象，即“道德引导者”、“尘世道德的提倡者”和“解释者”。这一自我形象源于婆罗门知识阶级作为社会道德标准的守卫者的历史和政治统治者（刹帝利）作为英雄业绩的履行者的历史。这两个角色期望（role-expectations）聚集在一起。结果，印度人将他们的政治家视为“有道德的人”，“诺言的倡导者、宣讲者和许诺者”。这些诺言能否兑现，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因此，声明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得到了容忍。作为结果而来的便是虚伪，这一点不难预料。这一政治中的言语化倾向一方面导致了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另一方面导致了对肉体继承来的所有缺点和瑕疵的宽恕。
第四个主题也是最有争议的主题，是“对集体事业的信任与不信任模式”。在印度，对自我中心行为的客观制约没有很好的制度化。对这种行为的主观宗教-文化约束也不是很有力。在这里，没有基督教的罪人和赎罪（通过忏悔赎罪）观念以及孔子的善人观念的支配，不能制约自我中心行为。羯磨（Karma，即行为）学说也没有提供防御这种行为的任何壁垒。因为，它所指向的是超度，而不是“对他人的正面道德帮助”。结果是对集体追求成果的普遍怀疑，是对同伴和权威人士活动的根本怀疑，是“担心他人秘密和迂回交易”的臆想。这种对同事信任的缺乏，在地位相同的人之间表现得特别明显。因此，信任只是在人们能够服从一个超凡权威的场合表现出来。这种不信任甚至延续到了现代政治领域，境界很高的领导人，从尼赫鲁到当代领导人，都从直系家族中选择继任者，对其他人持不信任的态度。
第五个主题是“导致一种以逻辑顺序为基础的乐观主义的超理性”（hyperrationality）。斯坦利·柯阐尼克指出，在印度，决策者们深信决策应该取决于对公众利益的理性考虑，而不受直接相关集团的利益的影响。因此，他们对这些集团的要求的漠视迫使这些集团诉诸直接行动和暴力追求它们的利益。此外，这一超理性使得决策者们倾向于思想理论，倾向于过分关心形式而不是实质。这一形式主义的典型是印度的五年计划。这些计划充满了不现实的设想和无法实现的目标，是脱离印度现实的西方理论的避难所。
三、印度政治文化的构成
阿西斯·南迪等学者则强调印度政治文化的选择和构成要素，开印度政治文化构成派（constructivists）之先。他们展示了印度精英们如何通过多样化的过去的选择过程，形成了独立前和独立后不同时期的不同政治文化。选择过程包括社会的独特政治化和政治参与方向。在印度，这个方向包括四个相互联系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将政治视为“非道德的、残酷的权术或对自我利益的无情追求”的传统观点，在这里，许多非政治领域的准则完全没有容身之地。政治非道德性源于这个事实，即在很长一段时期政治是外国统治者专有的权利。因此，政治被视为一种远离人民日常生活的活动。第二个特征是“达磨”（Dharma）观念，或虔敬行为，它为不同的人生领域规定了不同的道德伦理体系。在关键时刻，它防止政治变动所释放出的混乱力量渗入其他生活领域。第三个特征是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一样鄙视其他文化。但是，与中国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不同，印度文明并非不愿意向其他文明学习政治权术。第四个特征是虽然印度社会是围绕其文化建构的，但是很难找到它的核心。印度教既不是组织化的又不是制度化的，这一宗教没有确定的或权威的经文，这使得政治过程在不同时期支持不同的甚至是敌对的亚文化。
这些文化特征不仅改变了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使政治居于突出的地位，而且使人们对政治持有一种特殊的看法。这一看法规定了权力、权威和异议（dissent）的性质。传统印度有其自己的权力哲学，它具有强烈的“私人”涵义。它更关心的是权力以及对人的本能、情绪和物质自我的控制，而不是任何客观化的指标。结果，外部权力观念没有得到很好的规定。政治权力的限度、它在社会中的作用、从政者的职责与功能等问题，很少得到哲学上的辩论。这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缺乏对政治权力的道德认可，迫使统治者伪装苦行主义和自我牺牲。他们不将最微小的政治形式看作是宏大的道德工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将政治看作是非道德的权术，所以他们嘲弄和讥讽地认为政治家自以为是和假装神圣。第二，社会体系使异议中立化和惯例化的倾向根深蒂固，结果即使对权威进行挑战，也不寻求建立另一个权力中心。其目的是在现存体系内改变一致意见的核心，以便使异议本身成为权威的一部分。权威与异议之间的这一辩证统一，导致了奇特的结果。第一，人民期望超凡领袖不仅代表他们的大多数支持者而且代表全体人民。第二，真正的持异议者被当作真正的支持者。第三，由此而产生的一致意见体系使得来自外面的反对意见被看作是对领导者权威的不可容忍的和不公正的攻击。
印度社会与政治关系中政治居于首要地位，这成为独立后印度政治中先兴起了一股新的理智主义，后来又兴起了更新的反理智主义的原因。独立前理智主义的背后原因在于，婆罗门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和亲英国的知识分子不仅仅通过唤起与现代公民观念相一致的新的印度特性观念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在狭小的城市中心之外，这些婆罗门精英阶层运用他们的特权和优势对印度政治文化做了传统的解释，在印度政治文化改革进程中起了带头作用。他们选择的方法是从西方借用来的，试图“复兴印度的过去”。自然，在最初，在参与性的政治中，有一种强烈的反理智主义的反应。这在甘地那里得到了最好的反映，他努力避免“自由派普救论和重新解释梵语文本”，赞同新的政治参与者的边缘化的非婆罗门文化，重新铸造他自己的政治文化形式。尼赫鲁在独立后努力确保知识分子在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他的努力也没有完全缓和这一新的反理智主义趋势。随之而来的是，贬低了对政治、政策制定和信息加工进行智力评估的价值。这导致了长期不能正视政治决策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事实。
政治居于首要地位本身是文化特征的产物，它不仅确定了不同政治文化形成的四个不同阶段，而且也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风格。前三个阶段属于独立前时期。第一个阶段是“自我重新定义的政治”阶段。在这个阶段，世界大同主义者、亲英派、改革主义者、高等种姓或婆罗门，在英国统治者的帮助下，寻求将西方文化因素注入印度文化之中，借口是这些因素在本质上不是西方的，而是恒久不变的优良观念。他们强调国家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思想，寻求使印度教和印度特性作为印度精英自我认同的核心要素合法化，发起有关印度教和政治之间关系的辩论，试图将国家作为宗教和非宗教改革的手段，将原婆罗门教作为政治力量。罗易（R M Roy）是其最著名的代表。第二个阶段是“自我肯定的政治”阶段。这源于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中间因西方准则的借用和国际化而产生的自卑感。他们的政治文化战略从伟大的孟加拉小说家和随笔作家班基姆（Bankim Chandra Chattopadhyay）关于印度教是一个有组织的宗教的化身的作品中获取鼓舞，也从“雅利安社”（Arya Samaj）和“罗摩克里希纳会”（Ramakrishna Mission）的活动中获取鼓舞。这些新的复兴主义者重新解释印度的圣典和历史，以表明西方文化的许多特征是印度被遗忘了的过去的遗产。这是在自我尊重和与西方平等的基础上锻造印度人自我形象的自觉尝试。第三个阶段的战略是寻求自主，与早期阶段的精英主义决裂。前两个阶段基本上是对外国文化、政策和政治的反应，而不是自主。自主是由甘地引入的，无论来自西方文化还是婆罗门文化。他没有停止从伟大的梵语传统中进行借鉴，而是利用无数民间文化挖掘其中隐藏的平淡而实际的政治态度。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号召以和平主义或泛印度主义作为生活原则，或将鲁莽的、平常的和讲究实际的印度大众带入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许多印度政治主流与非主流方面都源于甘地的包容风格。主要包括：草根政治行动、权力分散和反国家主义。甘地的圣人品质赋予这些非主流风格以合法性。第四个阶段是“平凡”（Banality）政治文化阶段。上述三个独立前的政治文化的意义在于，它们为独立后创造“平凡”政治文化的反智力运动铺垫了道路。但是，民族运动本身不能使政治摆脱其殖民特征。独立后所残留的一个殖民政治文化特征是，有意识地将政治作为团体动员和经济获益的一个渠道。这一政治传统的特征是，设想一方面经济合理性和政治权宜性之间完全相容，另一方面一个团体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之间完全相容。这一殖民政治文化在独立后由于三个过程而保持下来。第一个过程是，通过大众政治的中介，地区政治文化向全国中心过渡。第二个过程是，政治和其他社会亚体系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发展，由于这一发展，政治将原本属于社会的一些功能纳入了它的范围。结果，政治在过度要求的压力下衰弱。第三个过程是，正如中央政治努力在国家舞台中重新确立其重要地位一样，低层政治家的责任也在发生变化。现在不再仅仅是来自下面的有组织的利益，而且也对中央领域负有责任。这一过程不仅导致了中央权力的增大，而且由于逐渐削弱所有地方创制权使得权力更加脆弱。这四个政治风格不是累积的，而是附加的，它们甚至并存于当代印度。
四、评论与评价
印度政治文化的类型派、主题派和构成派对印度政治文化的分析，无疑丰富了我们对印度政治文化的理解。但是，这些分析并非没有缺陷。阿姆拉提亚·穆克帕狄叶援引帕塔·切特等学者的观点，对这三个派别的得失做了评论和评价。
第一，类型派的得失
迈伦·维纳虽然对印度政治文化做了出色的研究，但是他没有试图揭示大众文化建筑师们是如何选择社会的传统文化和国家的精英文化以形成和创造这一大众文化的。莫里斯·琼斯没有充分论述是谁以及如何使现代文化适应印度条件，使传统文化符合民主政治要求，使圣人文化现代化。认为圣人文化是由一个甘地、纳拉扬和维奴巴·巴维创造的，这种假设是错误的。认为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内部没有具有完全自主存在的评论语言，就像认为圣人文化一直存在于其他两个文化之外一样，这种假设同样也是错误的。在印度，现代文化也包含着评论的成分。帕塔·切特基对西方现代性提出质疑，指出对西方现代性的评论不只是限于少数知识分子，而且也渗透到下层。帕塔·切特也指出，印度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之外发起了最有力的、创造性的和具有历史意义的计划，以形成非西方的现代民族文化。认为传统文化在殖民地时代是以原始的纯粹形式流传的，这种假设也是不恰当的。例如，为了反驳殖民主义者将印度批评为一个堕落的、种姓蹂躏的社会，许多民族主义精英寻求将种姓制度理想化为一种劳动分工。此外，许多民族主义者努力消除传统中的不良成分，使传统“纯化”。一些民族主义者也寻求使传统“古典化”。因此，即使在传统文化中，也有建构的成分。圣人文化也不是“现成的”，可以随时拣起和使用。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建构过程，可追溯到14-15世纪印度的“虔敬”（Bhakti）运动，以及普乐（Jyotitrao Phule）反对种姓压迫习俗的终生斗争和维迪阿萨格（Vidyasagar）、泰戈尔（Tagore）、辨喜（Vivekanakda）、甘地等人的著作。
第二，主题派的得失
印度政治文化主题派的观点最有争议，最值得商榷。他们指出了人性中的一些粗俗、阴暗、非理性、但却普遍、永久的方面，将它们作为印度所特有的。例如，拉吉尼·科塔里忽视了包容分歧不是印度所独有的特征，而是人类的普遍特征。不仅后结构派的“复性”思想使分歧的必要性合法化，而且著名文学评论家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发现“分歧”（ambiguity）一词不准确，甚至有误导。著名哲学家艾姆普森（William Empson）也认为，“分歧”（ambiguity）是最有趣和最有价值的情势有可能得以证明的一种境界。同样，权力是“分化的、分散的和不连续的”概念也不仅仅限于印度的权力观。用韦伯里安（Weberian）的话说，只有“合理-合法的权力”是持续的。世袭的权力不仅个人化，而且也是“分化的、分散的和不连续的”。视权力为仲裁的观念也不能被认为只是印度生活观的一部分。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在《政治思想词典》中对“仲裁”一词做了解释，指出仲裁自从古典时代起就很重要，如小城邦将纠纷提交给罗马参议院。认为人际间不信任是印度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观点也是非常错误的。不信任几乎是人性的定义。将意识形态倾向作为印度精英的特征，也是不合适的。民主、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全世界政治领袖们的观念色彩。任何“意识形态终结”的建议都将受到反驳。
第三，构成派的得失
阿西斯·南迪探讨了印度政治文化的自觉选择和构成问题，但是他没有详细说明它的所有方面，只是将其最新趋势冠之为“平凡”（banality）。他对平凡政治特征的认定（精英政治文化和大众政治文化的混合，政治的意识形态化，政治的超负荷，中央权力和脆弱性的增加），也没有抓住印度独立后政治文化的整体构成。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平凡政治文化呈现出一系列新形式。一，通过“纯粹政治”（pure politics）脱离制度化。平凡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不仅仅是脱离意识形态化，而且是脱离制度化，它的高潮是英迪拉·甘地1975年6月25日实施的全国紧急状态法。英迪拉·甘地不仅通过大肆传播印度特性和顽固追求国家利益，而且通过引入一种纯粹政治风格，将权力集中到总理个人手中。她的这一个人主义中央集权风格，对最高政治机构与普通公民之间的制度和组织“临界面”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斩断了印度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踌躇蹒跚的联系，使其完全成为独裁。二，民粹主义（populism）。英迪拉·甘地在其任总理期间给印度政治文化带来的第一个转折是“民粹主义”，在英迪拉·甘地统治的第二个阶段，对内的罪犯政治（politics of criminalization at home）与对外的狂妄政治（politics of extravaganzas abroad）的结合为印度政治文化提供了主要要素。三，国家恐怖。1984年英迪拉·甘地遇刺后，印度政治明显转向。此后的时期，国家恐怖兴起，民主政治被选举政治吞没，国家由利益的评判者蜕变为罪犯。国家奉行技术官僚主义和选票至上主义，将最终信念置于数字逻辑之中，不仅使政治非意识形态化，而且给大多数人注入了极端“不安全”和“持续焦虑”的心理情感。四，教派化（communalization）、罪犯化（criminalization）、技术化（technicization）、管理化（managerialization）。拉吉夫·甘地试图将政治文化与教派化、罪犯化、技术化、管理化的混合作为政治文化的构成部分。1984年英迪拉·甘地遇刺及随之而来的骚乱和1984年拉吉夫·甘地的选举运动，使得印度政治向“教派政治”（confessional politics）急剧转变。后来，印度人民党（BJP）在阿约迪亚神庙事件中的作为以及拉吉夫·甘地在1989年竞选运动中的作为，将教派主义引入了印度政治主流。这种有意识的政治教派化，因政治罪犯化而进一步加强。政治罪犯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强盗行径替代政党组织，二是国家政府完全被钱权交易所充斥。强盗行径（gangsterism）包括投票期间部署暴徒或恶棍，有犯罪纪录的人被提名为议员，部落和少数民族受到警察和准军事组织的野蛮对待，国家明确或默默支持拥有土地的种姓对农村穷人和无地者实施犯罪行为等。政治技术化不限于将“管理专家”置于高层政府位置，不限于建立5个技术机构为5个主要服务部门提供技术方案，甚至不限于视“电子计算机主义”为解决政治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政治技术化与它的姊妹过程政治管理化一起，将穷人只看作是“目标团体”，将国家看成是空无一人的抽象概念。
从拉奥（P. V. Narasimha Roa）政府时代到瓦杰帕伊（A. B. Vajpeyee）政府时代，由政治的教派化、罪犯化、技术化和管理化构成的“平凡政治”显露出新的范围。从而,平凡政治成为21世纪之始印度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印度人民党空洞的“斯瓦德希”及其骗人的“民族议程”，国大党的假民粹主义，两个共产党反对教派主义的单轨思想战斗及其准备支持王朝式的国大党，具有不同纲领的政党在第13届议会选举前组成万花筒式的联盟，所有这些都是平凡政治空前扩展的表现。政治论题日益与实际问题相分离,选举学辩论正在取代意识形态论题。政治权力席位中的腐败和专制以及无权群众中的冷漠和顺从，使政治成为一个恶劣的词语。在一个独立国家运行了半个世纪的民主政治面临着危险，很可能毁灭通过哲学反思建构政治文化的传统，再次使政治沦为由少数人专断的不道德的权术。我们今天在印度看到的政治文化类型是其政治精英蓄意创造的，这就是为什么未来的印度政治文化研究不能再忽视印度政治文化中的自觉建构成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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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国的时候，读过一本书，可惜现在忘记了书名和作者名字了，一直没有机会再找到它。里面讲的是三种政治文化的对比，分别是中国、美国、印度。大意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是见风转舵、投靠强者，所以很容易形成“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兵败如山倒”的局面。美国政治文化的特点是独立自主、互相结盟，所以容易形成地区自治。印度政治文化的特点自立为王，所以很容易形成土邦政治。在互联网上，无法找到这本读物，所以我很庆幸早年读了不少书，因为现在的互联网还远远没有吸收足够的纸质书籍。“互联网上的阅读”迄今不到20年历史，不知道还要几个20年，互联网才能真正容纳人类文明的全部精华呢？但互联网毕竟帮助我跨越了一道鸿沟，并托起了中国的游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