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0日星期五
谢选骏：拉丁人为何特别“流氓”（修订版）
《杭州9岁女童性早熟 医生说…因为跳这种（拉丁）舞？》（中国新闻组／杭州2日电 2018年04月01日）报道：
有医生指出，儿童过早学拉丁舞，可能会造成性早熟。
浙江杭州九岁女童豆豆，不但个子长得比同龄孩子高，乳房更在两年前就开始发育，胸围接近少女的样子。求医后，骨龄报告显示为性早熟。该症状生理上的直接影响是个子会长不高，心理上则会造成更多问题。主治医生认为，这或许与豆豆学了四年拉丁舞有关。
浙江在线报导，豆豆已经发育很久了，家长为此一直带她求医，吃中药，希望能延迟发育，但都没有用。
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罗晓明的门诊里，在询问豆豆吃过什么药物、特殊食物等问题后，罗晓明突然问她：「你跳不跳拉丁舞的？」豆豆看着医生点点头：「嗯，我学了四年了。」
「虽然学术界还没有科学研究论证，但是我们从门诊多个案例的情况已经发现，跳拉丁舞与小朋友性早熟之间有一定的连系。」罗晓明说，孩子会逐渐注意到男女性别差异，对性认知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和性发育提前性早熟、青春发育加速有一定的关系。
「拉丁舞是一个社交舞种。」他说，青春期前后，身体对「男女」的信息是非常敏感的，可能一个成年人看来健康、平常的动作或眼神，在青春期都会启动大脑中的开关。
「开关」打开后，会直接刺激下丘脑，诱发脑垂体促性腺激素的分泌，启动青春发育。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吴美珍说，开关一旦开启，很难通过改变习惯暂停孩子提前成熟的节奏，只能用药物治疗。
目前，医学界定义的青春期起步年纪是：女孩8周岁，男孩9周岁。早于这个年纪，女孩子出现乳房发育，男孩子开始睪丸发育，都属于性早熟。「性早熟的发生率逐渐提高，中国孩子尤其明显。」罗晓明说，营养过剩、环境激素（包括保健品）和互联网的发展（孩子过早接触性相关知识引起的心理刺激）是主要的三大原因。
美国心理学家劳伦斯?斯坦伯格（Laurence Steinberg）去年出了一本著作《Age of Opportunity》（中译《青春期大脑决定孩子的一生》）中提到，性早熟会改变青少年与他人间的互动，进而影响早熟孩子的精神和行为健康。特别是女孩子，易出现抑郁、焦虑、恐慌和饮食障碍等。
谢选骏指出：大家都知道，拉丁人特别“流氓”，也就是特别热衷于色情活动。现在的问题是——是拉丁舞使得拉丁人特别“流氓”？还是特别“流氓”的拉丁人发明了拉丁舞？
拉丁民族原指古代定居意大利半岛中西部拉丁姆平原的部落民族。其先民为西元前一千年左右由欧洲大陆迁来的印欧人。使用印欧语系的拉丁语。现在泛指受拉丁语和罗马文化影响较深的操印欧语系拉丁语族语言的民族，如意大利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罗马尼亚人等。当然，还包括全部拉丁美洲的人。
在公元前8世纪，拉丁姆地区及其周围居住着其他同种族的人，如Umbri, Osci,Sabini,Sanniti人，他们离台伯河越远，他们的语言与拉丁语差别越大，由于文化的相对落后，在罗慕鲁斯建城的时代，拉丁语还是个词汇贫乏，仅能表达个人感情、劳动生活、物品交换、宗教信仰等基本观念的语言。有文化的拉丁人仰慕希腊文化，选择希腊语为自己的第一语言，用希腊语写作，例如早期的罗马史学家，乃至于帝国时期的皇帝马可·奥勒留都是如此，他们看不起拉丁语。后来随着战争与和平形式的交流的扩大，大量的希腊语、阿拉伯语词汇进入拉丁语，极大地改变了拉丁语的面貌。尤其是公元前1世纪的西塞罗以自己的作品提升了拉丁语的层次（一种语言的成熟总是在一个作家的手里完成的）。到了公元1世纪，庞大的帝国建立起来，拉丁语成为这一帝国的官方语言。欧洲的征服者军队把语言带到被征服地与当地语言混合。前2－1世纪对西班牙的征服导致古典语言取代了迦太基语，从公元前225年开始到前57年完成的对高卢的征服导致古典语言取代了早期的语言，106年对达契亚人的征服也导致古典语言融入当地语言或与之混合。尽管如此，西欧土著语形成的方言仍然是官方的拉丁语以外的存在。当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后，这种西欧语言就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条件。
受古典语言影响的罗曼语系：随着18世纪民族国家的建立，西欧民族语言也就作为新生国家的国语成了独立的官方语言。
由此，首先在意大利的故地产生了意大利语，它是亚平宁半岛上的诸多方言中的佛罗伦萨方言，佛罗伦萨在文艺复兴中表现出的文化上的先进性，但丁的伟大作品《神曲》帮助佛罗伦萨方言取得了意大利的普通话的地位。其次，在西班牙，卡斯提利亚方言取得了西班牙普通话的地位，它是一种与意大利语最接近的语言，实际上，在西班牙，还有其他的罗曼语族的方言，例如Catalan语仍在巴塞罗那地区使用；第三，葡萄牙语也获得了独立，它与古典的距离大一些，在语音和语法系统上更接近法语；第四，法语独立得更早，但它与古典差距比较大，因为一些基本词汇都不一样，很可能因为它是西欧与古典语言混合而成（但是今天似乎只有很少的凯尔特人的影响保留在法国人中。很多的词汇是来源于古典语言或日耳曼语言。），把原来西欧语言的许多因素带进来。最后，罗马尼亚语也成了一种独立的民族语言，实际上，从语法的角度看，它最接近古典，因为一种语言越是古老，越是具有综合性，换言之，越加注重用屈折的方法表达语法意图，反之，一种语言越年轻，就越具有分析性，换言之，越加注重用词序手段做同样的事，在这个意义上，英语是一种年轻的分析性的语言，而当代罗马尼亚语非常注重屈折。
上述拉丁语的分裂导致形成了现代的罗曼语族。不过这里要提到两个统一的插曲：第一，天主教会的存在；第二，欧洲学界的学术普通话的存在。前者导致罗马帝国崩溃后拉丁语在教堂内使用一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后者为了克服民族语言出现带来的学术交流的困难，把拉丁语作为各国学者的学术语言，因此，德国的莱布尼茨、英国的弥尔顿都用拉丁语写作。
在拉丁姆，Albe湖畔，生活着一个民族，建在湖畔高地上的大古墓证明了他们的存在。他们靠放牧为生，死去的族人尸体被火化，是从亚平宁山脉迁徙到台伯河以南沿海地带的众多民族中的一个。这些民族内部 已经形成了村落，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国王，所有村落都供奉同一个神朱庇特，神庙建在最高的地方，即俯瞰Nemi和Albe湖的阿尔巴尼山。就是在这个“古老的拉丁人”（后来的罗马人这样称呼他们）的民族里，宗教传统、社会传统和印欧移民的语言保留并一代代流传了下来。
事实上，我们对这个罗马之前的拉丁民族知之甚少。很多关于他们的信息都来源于假设。有理由相信，这个民族的社会制度建立在氏族基础上，即家庭团体，父亲的权威至高无上。至少现知的罗马社会最古老的城邦就是如此构成的。因此公社由几个家族组成，家族之间分享土地，但并不是所有土地。大部分的土地是公有的，属于公社所有成员所有。氏族内部，每个家庭都占有房屋周围的一小块土地，世代相传，用于种植蔬菜，那时人们的主要食物有蔬菜，猎物，和猪肉（猪圈养在树林里）。还有几片种植小麦的田地，但它们是公有财产。很明显，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社会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游牧社会，但已经慢慢开始了定居生活。
氏族里的年轻人成年后要到远方开垦新的土地，这也是游牧民族的传统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促使这些民族一直迁徙到拉丁姆地区的原则。有时，这种年轻人的迁移是自觉地，一个野心勃勃的少年带领同伴到远方寻找财富；有时，它又带有宗教意识的色彩，“祝祷的春天”的仪式。为了躲过某种灾祸，比如结束瘟疫，或者是一场持续太久的战争，氏族里的“父亲”们决定把当年出生的所有生命都献给青年和春天之神玛斯。新生的动物成为了祭品，而年轻人到了独立的年龄时就会被派往别的地方建立新的村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祝祷的春天”的仪式。这个习俗对鼎盛时期的罗马人也并不陌生。我们可以认为，年轻人（仅限于男性，女性被排除在外）的远征通常情况下是严格的父权体制的产物，在父权体制下，儿子必须完全听从父亲。
父权的传统在罗马城邦中依然十分明显，延续了很长时间，引发了数次危机，但也是罗马法律的源头，并因此在欧洲的司法历史中留下了一笔。长久以来父权带来的结果就是限制了集体对所有隶属于家族的事务的干预，极大的限制了国家的权威。罗马人对于中央权力始终持怀疑态度，不管它以何种形式出现，他们一律指责它会导致专政的结果。事实上，他们认为一个人凌驾于其他家庭首领之上会损害“自由”，实际上也就是家庭集团的自主权。
基于以上所有原因，我们可以认为，在古老的拉丁人的村庄里，国王扮演的其实是祭司的角色，是神权的行使者（罗马历史上，建国者罗慕路斯Romulus之后的第二个国王努马Numa仍然如此）。集体生活以宗教仪式为特征，这些仪式旨在保证一年四季的风调雨顺。后来的罗马历法保留了很多此类节日，比如四月二十一日的Parilia节，是牲口的净洗日（后来成为了罗马的建国日），还有依次的播种节，小麦生长节，成熟节和最后的收割节。还有同样的葡萄酒的一系列节日，葡萄酒被看作圣酒，有神奇的力量，受到众神之首，一切事物的仲裁者天神朱庇特的保护。其他节日的目的是获取某种来自自然的力量，并使它为公社所用。还有各种比赛，其中最主要的是赛马，获胜的马匹将被供奉给诸神，它充满能量的血液则归国王的家庭所有。
从这个最早的拉丁社会（罗马建国之前）向我们展示的所有内容来看（诚然，通过某些假设和重构），它的统一更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宗教，而不是社会结构。相反，后者则促成了以“家长委员会”为标志的联邦主义的出现。
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意大利半岛处于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交织的时期。 “古意大利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族。大概在公元前1000年的铜器时代,他们穿越北部和东部的阿尔卑斯山和亚得里亚海到达意大利，并残暴地迫使许多当地土著部落迁徙他乡。他们起初过着游牧生活，但已经具有制作铜器、使用马匹和带轮子的大车的技能。抵达意大利之后，他们形成了以农耕为基础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成为随后几个世纪其子孙后代的主要生活方式，直至罗马文明的衰落。“古意大利人”是由几个民族构成的，包括萨宾人、翁布里亚人和拉丁人。
由于大航海时代是由拉丁人开始的（哥伦布就是受到西班牙人资助的意大利人）所以大部分美洲殖民地也就落入了拉丁文化之下，盛行拉丁舞。
不过，拉丁舞其实和罗马人无关，否则罗马人也征服不了世界。
拉丁舞是运动舞蹈比赛中的其中一个类别，比赛时男选手著长袖上衣及长裤，颜色款式均无特殊规定，女选手多数为裙装，布料上可增加水钻或流苏，服装以展现肌肉线条为主要目的。本项目群包括五种舞蹈，几乎都是起源于拉丁美洲，拉丁舞包括恰恰恰、伦巴、桑巴（森巴）、斗牛舞和捷舞（在大陆称牛仔舞）。恰恰（Cha Cha Cha）和伦巴（Rumba）起源于古巴黑人舞蹈，桑巴（Samba）起源于巴西，斗牛舞（Paso Doble）起源于法国，捷舞（Jive）起源于美国。
拉丁舞是国际标准舞的一种，国际拉丁舞又分五种，包括伦巴舞、恰恰舞、桑巴舞、捷舞、斗牛舞。应当注意的是，拉丁舞通常称作国际拉丁舞，是因为还有美式的节奏舞，包括美式恰恰舞、美式伦巴舞、美式泊莱罗、美式摇摆舞和美式曼波舞（Mambo）。尽管名称相似，但是美式节奏舞于国际拉丁舞仍然在很多技术动作上有很大不同。国际拉丁舞采用统一的ISTD的动作列表（Syllabus），而美式节奏舞至今仍然没有统一的动作列表。
体育舞蹈对穿着有不同的规定。比如在美国的Syllabus级别的比赛中，男选手多为黑色或白色衬衣，以及黑色长裤，上身最多只能暴露至中胸部分。女选手着装则不能有非水钻的闪光。
拉丁舞的着装只要能表达你的性感即可。但要切记多数拉丁舞的重点在腰胯部，最忌讳用宽松的衣服把腰部曲线和动作完全遮盖。
各国在体育舞蹈的比赛方式都有所不同。大体分为儿童（Teen）、青少年（Junior）、成年组（Adult）、大学生（Collegiate），以及中老年组（Senior）。其中以成年组的赛事水平最高，比如美国的俄亥俄明星舞会（Ohio Star Ball）和英国的黑池舞蹈节（Blackpool Dance Festival）。
谢选骏指出：看来拉丁舞和拉丁人是互相促进的——因为，原始的拉丁人是没有这么流氓的，否则他们怎么可能先后征服了意大利和地中海沿岸的呢。
谢选骏：英汉劣译都要微信数据了
网文《英汉劣译解析：译言网译文一篇》（活龙2013-04-22）这样写道：
译言网是一个怪胎。首先，版权不明。我看不到网站发布的译文是否得到了原文版权方的许可。其次，效果不佳。即使得到了许可，我也不明白版权方为什么要把自己高质量的文章交给那么多低水平、业余译者来翻译。第三，客户群不明。我搞不懂谁会购买他们未经审核和编辑的拙劣译文。如果这也算作是一种商业“运作”模式的话，那它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其中，最大的问题是那些蹩脚的译文到底能给读者带来多少价值。那些英语能力欠佳、没有译文辨别能力的译言网读者根本无从知道自己读到的关键信息很可能是错的。当然，英语能力欠佳的读者既读不懂英文原文又不可能出钱请人来翻译，只好退而求其次，能读到什么就算什么。这大概也是译言网这个中国语文污染源能够存在的原因。
我几年前就对比着原文检查过译言网的译文，发现译者大都是热情有余而专业素养不足的业余人士。如果把这些东西当作严肃内容来读，那可真是误人不浅。今天我又一次查阅了译言网，仔细查看了首页以图文形式推荐的六篇译文。除了其中的《观察的艺术》和《孟加拉之虎》没有提供原文无法对比以外，我发现另外所有四篇都存在严重错译。
截图说明：译言网在首页推荐的六篇译文
下面以译文《自杀式袭击者是如何炼成的》头四段为例对这篇劣质译文进行解析。原文的标题是 What Drives Suicidal Mass Killers （原意：亡命杀手滥杀无辜的动机何在？）
1. 原文：WHAT do Mir Aimal Kansi , Ali Abu Kamal , Hesham Mohamed Hadayet and Nidal Malik Hasan have in common with Eric Harris, Dylan Klebold, Seung-Hui Cho and Adam Lanza ? The first four claimed to be fighting the American government’s unholy oppression of Muslims; they struck the C.I.A. headquarters ,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the Army base at Fort Hood, Tex. , respectively. The last four seemed to be driven by personal motives; they shot up a high school , a university and an elementary school .
原译：梅·爱摩·康斯、阿里·阿布·卡马尔、希沙姆·穆罕默德·哈达耶、尼达·马里克·哈桑与埃里克·哈里斯、迪伦·克莱伯德、赵承熙、亚当·兰扎有什么共同之处？前面的四位被人们看作美国政府亵渎和压迫穆斯林的反抗者，他们袭击了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帝国大厦、洛杉矶国际机场和位于德克萨斯的美国陆军基地胡德堡。后面的四位似乎是受一些个人动机所驱使，他们在小学、高中和大学制造校园枪击案。
改译：梅·爱摩·康斯、阿里·阿布·卡马尔、希沙姆·穆罕默德·哈达耶、尼达·马里克·哈桑这些人与埃里克·哈里斯、迪伦·克莱伯德、赵承熙、亚当·兰扎有什么共同之处？头四个号称抵抗美国政府对穆斯林的邪恶压迫，分别袭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帝国大厦、洛杉矶国际机场和美国陆军位于德克萨斯州胡德堡的基地。后四个似乎受了个人动机驱使，分别在高中、大学和小学肆意射击，大开杀戒。
2. 原文：For years,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has been that suicide terrorists are rational political actors, while suicidal rampage shooters are mentally disturbed loners. But the two groups have far more in common than has been recognized.
原译：大家一直认为制造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并未失去理智，他们是在进行政治作秀；与之相应，以自杀为目的的杀人狂是孤僻的精神病患者。其实，这两类人有很多共通之处，多得超乎我们的想象。
改译：多年以来，一般认为以必死之心搞恐怖活动的亡命徒是理智的政治演员，而滥杀无辜的亡命枪手则精神失常，独来独往。但人们一直没有认识到，其实这两类人是一丘之貉。
3. 原文：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I have examined interviews, case studies, suicide notes, martyrdom videos and witness statements and found that suicide terrorists are indeed suicidal in the clinical sense — which contradicts what many psychologist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have long asserted. Although suicide terrorists may share the same beliefs as the organizations whose propaganda they spout, they are primarily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to kill and be killed — just like most rampage shooters.
原译：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展开了对包括采访、个案研究、袭击者的自杀记录、殉道录像带和证人证词等材料的研究，发现制造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从临床的意义上来看，表现为自杀行为。这一发现与许多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假设大相径庭。尽管制造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可能接受了某些组织灌输给他们的一些理念，他们最初的动机还是希望去杀人和被人杀，这恰恰与大多数杀人狂的动机完全一致。
改译：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仔细研究了采访、案例研究、亡命笔记、殉道视频和证人证词，发现搞恐怖活动的亡命徒确属“奋不顾身”，这与许多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长期以来的看法大相径庭。尽管这些亡命徒的信仰可能与那些组织大肆宣传的信仰相同，但他们作案的主要动机是“杀戮别人”和“牺牲自我”，这正好跟大多数滥杀无辜的亡命枪手一样。
4. 原文：In fact, we should think of many rampage shooters as nonideological suicide terrorists. In some cases, they claim to be fighting for a cause – neo-Nazism, eugenics, masculine supremacy or an antigovernment revolution — but, as with suicide terrorists, their actions usually stem from something much deeper and more personal.
原译：实际上，我们应该把许多杀人狂理解为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去制造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在一些案例中，他们声称是为了一些理念而战，如新纳粹、优生学、男权至上或反政府革命等等，但是，和自杀式恐怖袭击者一样，他们采取行动往往出于某些更深层、更私人的原因。
改译：实际上，我们应该把许多滥杀无辜的亡命枪手看作搞恐怖活动的亡命徒，他们的行为与意识形态无关。有时，他们声称为新纳粹、人种改良、男权至上或者反政府革命这些事业而战。但是，他们的行为跟不要命的恐怖分子一样，往往出于更深层的个人原因。
如果译言网上传播的都是这种水平的译文，那么这个模式很难持续下去，也无法实现它为自己设定的目标：
译言早期定位于用翻译的方式消除互联网资料中的语言障碍，将优质的外文网络资料介绍给中文读者。随着社区的壮大和运营理念的成熟，译言网对运营目标扩展为：通过提供互联网社区平台无缝链接版权方和读者，在跨越多语言信息传输的时间/空间障碍的同时，帮助更多的有意愿的专业化人才实现个人价值、获得合理收入和成长机会。
译言网想消除障碍，但却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了新的障碍；译言网想把优质外文资料翻译给中文读者，结果读到的是山寨版。它的新目标是要做翻译公司了，而且还要做出版中介公司。如果是这样，没有过硬的译文质量，一切都是空中楼阁，而且会成为图书市场上的“语文垃圾制造者”。
附：改译的修订痕迹（点击放大，另有 PDF 文字版供下载、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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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thoughts on “英汉劣译解析：译言网译文一篇”
Robert says:
2013-04-23 at 17:13
我猜测，这种信马由缰、胡乱翻译的译文估计跟译言网支付的稿费过低有关，稿费过低当然就没有高水平译员接稿，文章又要尽可能地糊弄住外行，而译员又没办法彻底读懂原文，那就只有脱离“原稿”这一个办法了。如果该网站花钱请我们来做，效果一定会好很多，当然前提是他们愿意支付我们开出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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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龙 says:
2013-04-23 at 17:43
据我了解译者根本没有稿费，完全是译者自发的行为，这也是译言网想借以免责的伎俩，可恶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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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says:
2013-04-24 at 17:26
啊？没稿费啊，看样我还高估他们了。归根到底还是不尊重、不重视翻译，没拿这项工作当回事。这个网一定认为翻译没什么技术含量可言，是一种随便抓个大学在校生就能干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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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龙 says:
2013-04-24 at 19:11
大多数译文供稿人都是大学生，练习生，能翻能发布他们就很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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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巴子 says:
2013-04-28 at 11:14
两年前我在译言翻译过一篇文章。后来就再没啥动力给译言翻译，呵呵。又捞不到什么好处，还不如发在自己网站上。那些在译言翻译的人除了兴趣爱好的因素，是不是想参与一些什么合译计划？不过合译这件事靠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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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龙 says:
2013-04-28 at 17:02
他们正在做一个古登堡计划，翻译没有版权的国外书籍和资料。这个网上接触过。但译言网组织了那些人来做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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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dger says:
2013-08-06 at 22:28
不知道别人的初衷，反正我自己英文不好，读英文的时候顺便翻译成中文，也算是精读原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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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活龙活现 says:
2013-08-07 at 09:18
没读懂不算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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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翻书 says:
2013-11-29 at 16:47
译言网只是一个翻译的交流平台（有专业、爱好者、或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很正常，但敢把自己的“拙作”发表在网上，不管对谁都是勇敢的尝试），不利用网站本身赚钱，所以网站上没广告。建立的初衷是以互联网的共享精神，分享知识，相互学习。但由于这样的平台有一定的专业性，受众较小，再者如果对译者没有直接的激励（比如稿费），而且维护网站本身也需要一定资金，各方面都很难支撑下去。后来为了鼓励大家参与才开始搞合译计划，你说这些计划这么多人参加，这些新翻译的旧书能卖多少钱？每个译者能赚多少钱？大家加入只是出于一片热情。在信息时代，这样的协作方式其实也是从别的行业引进的（比如IT软件，全球分工合作），放在翻译行业，是一种勇敢的尝试罢了，你们就不要在这边说这些酸不垃圾的话了。我大学学的是工科电子通信专业，现在混际IT行业（和译言创始人一样的行业），喜欢英语，慢慢爱上翻译，虽然水平不怎么样，但译言保持了我对翻译的热情和关注。几年的坚持，也让我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别的不想说了，建议你们看一些信息时代经济全球化，全球大分工方面的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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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活龙活现 says:
2013-11-29 at 22:02
你们能翻译书，翻译出来还能出版，真是毁人不倦，害人不浅呢。
Reply
乱翻书 says:
2013-11-29 at 16:55
依拖互联网，很多不靠谱的事情都做成了（主要针对大众市场）。只是翻译行业的特殊性，使效率无法成倍提升，很难培养巨大的受众市场，但是类似译言网站创办者们的还是勇敢地走出了第一步，而且他们的眼光不止是放在翻译一个行业，而想进入更多的专业领域（成功者如阿里巴巴）。他们企图用这种协作方式应用在各个行业，以取得产业突破。当然个人也发家致富。
Reply
翻译活龙活现 says:
2013-11-29 at 22:03
您的语文老师是开网站的是吗。。。
Reply
le_frank says:
2013-11-29 at 22:08
我曾经觉得译言网是一个很好的翻译交流平台，后来发现我真是大错特错。奇怪的网站设计，严重阻碍了译者之间的交流不说，其维护能力也基本为零。我曾看到有人用机器翻译 Economist 文章，发出来后亦鲜有人质疑。更荒谬的是发布者竟然还有不少发文记录，还有个类似徽章之类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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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活龙活现 says:
2013-11-29 at 22:22
他们一定是把译言当论坛了。
Reply
sophie says:
2013-12-04 at 17:25
您好，作为一个译言的参与者，我的看法和您有所不同。译言的定位是一个翻译交流的平台，而不是内容提供方。翻译爱好者将译文展示出来，就是希望您这样的老前辈指出错误，帮助年轻的译者更好的成长。网页上都有批注和修订功能，就是希望您这样提出的修订建议能直接给译者知晓，帮助译者进步。据我所知，译言的社区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就是希望通过这样开放的形式，给译者以交流和提升。关于图书项目，我们选的都是专业译者，也本着专业的态度去做，据我所知已经跟出版社签订了多份纸质书协议，这就足以说明译本质量的。我也参与了其中的一些项目，自身也得到了提高，这里是一个很好的译者成长平台。还有一些公共知识版权的书籍，比如《癌症如此可笑》，关于教育的《造梦工厂》，关于媒体的《新媒体》，这些都是译者自发组织的，可能专业翻译公司是不会去做这些免费的公益项目，但是通过志愿译者的协作，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最新的东西免费带给中国的读者。所以我支持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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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 says:
2015-03-11 at 12:25
赞
Reply
sophie says:
2013-12-04 at 17:21
您好，作为一个译言的参与者，我的看法和您有所不同。译言的定位是一个翻译交流的平台，而不是内容提供方。翻译爱好者将译文展示出来，就是希望您这样的老前辈指出错误，帮助年轻的译者更好的成长。网页上都有批注和修订功能，就是希望您这样提出的修订建议能直接给译者知晓，帮助译者进步。据我所知，译言的社区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就是希望通过这样开放的形式，给译者以交流和提升。关于图书项目，我们选的都是专业译者，也本着专业的态度去做，据我所知已经跟出版社签订了多份纸质书协议，这就足以说明译本质量的。我也参与了其中的一些项目，自身也得到了提高，这里是一个很好的译者成长平台。还有一些公共知识版权的书籍，比如《癌症如此可笑》，关于教育的《造梦工厂》，关于媒体的《新媒体》，这些都是译者自发组织的，可能专业翻译公司是不会去做这些免费的公益项目，但是通过志愿译者的协作，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最新的东西免费带给中国的读者。所以我支持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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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e says:
2013-12-04 at 17:22
您好，作为一个译言的参与者，我的看法和您有所不同。译言的定位是一个翻译交流的平台，而不是内容提供方。翻译爱好者将译文展示出来，就是希望您这样的老前辈指出错误，帮助年轻的译者更好的成长。网页上都有批注和修订功能，就是希望您这样提出的修订建议能直接给译者知晓，帮助译者进步。据我所知，译言的社区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就是希望通过这样开放的形式，给译者以交流和提升。关于图书项目，我们选的都是专业译者，也本着专业的态度去做，据我所知已经跟出版社签订了多份纸质书协议，这就足以说明译本质量的。我也参与了其中的一些项目，自身也得到了提高，这里是一个很好的译者成长平台。还有一些公共知识版权的书籍，比如《癌症如此可笑》，关于教育的《造梦工厂》，关于媒体的《新媒体》，这些都是译者自发组织的，可能专业翻译公司是不会去做这些免费的公益项目，但是通过志愿译者的协作，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最新的东西免费带给中国的读者。所以我支持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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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活龙活现 says:
2013-12-04 at 18:13
1. 我可不能算老；2. 我这篇博文也算是指导，而且我在网页也留下本博的链接了；3. 非营利乃至亏损，也得做了就别哭，错了就承认，不能拿这个当挡箭牌；4. 市面上的垃圾译文图书多了去了。签约出版社能说明啥？5. 一群臭棋篓子下棋，只会越下越臭。只会有个别的人顿悟棋艺；6. 如果免费、公益等于质量低下，那么你们功过相抵，这里就饶你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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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洲 says:
2014-01-08 at 13:43
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文章都能上搜索第一页，中文博客圈太烂了
Reply
翻译活龙活现 says:
2014-01-08 at 14:46
哇，您怎么知道我不腰疼？
Reply
翻译活龙活现 says:
2014-01-08 at 14:48
另外，排第一页是搜索引擎排的，我也没做什么关键字排名啥的。
Reply
Hello says:
2015-03-11 at 13:41
咬文嚼字罢了 非文学性的文章不用这么推敲把？ 按你这样说我之前翻译的新闻都是垃圾。可我觉得大量更新让读者知道含义这样更有用处一些。比如一个故事，从每个人嘴里讲出来都是不一样的，有文采的人看了烂故事也能精彩地讲出来。
Reply
翻译活龙活现 says:
2015-03-12 at 12:49
第一个问题是，“你能不能推敲”。第二问题是，“如果能，你愿不愿意这样推敲”。第三问题是，“你根本看不懂原文的时候，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看不懂？”翻译就是咬文嚼字的活，你不会，可以不做。如果非要做，那你就只能做出垃圾。你做出的翻译，往最好了算，也只是垃圾食品，少吃几次没关系，吃多了，人会吃死的。最后，这篇译言的文章是阁下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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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says:
2015-03-15 at 00:28
1. 不是只有你敬业有责任心2. 别人并不都是垃圾3.我连译言网上都没有上过补充：1.我评论的中心意思您还是没有理解，希望您看中文时也仔细推敲推敲2.路过评论而已，我不知道您为什么您回复别人总带着火药味？年轻气盛的周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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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活龙活现 says:
2015-03-16 at 08:26
要说火药味也是你先的吧——“咬文嚼字罢了”？您倒真会倒打一耙。“非文学性的文章不用这么推敲把”，您到底在做什么翻译呀。各种翻译工作都需要推敲吧。我什么时候说过只有我有责任心？别人都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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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says:
2015-03-15 at 00:56
那我也斗胆改译一下您的改译，您改译的：梅·爱摩·康斯、阿里·阿布·卡马尔、希沙姆·穆罕默德·哈达耶、尼达·马里克·哈桑这些人与埃里克·哈里斯、迪伦·克莱伯德、赵承熙、亚当·兰扎有什么共同之处？头四个号称抵抗美国政府对穆斯林的邪恶压迫，分别袭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帝国大厦、洛杉矶国际机场和美国陆军位于德克萨斯州胡德堡的基地。后四个似乎受了个人动机驱使，分别在高中、大学和小学肆意射击，大开杀戒。改译您改译的：梅·爱摩·康斯、阿里·阿布·卡马尔、希沙姆·穆罕默德·哈达耶、尼达·马里克·哈桑这些人与埃里克·哈里斯、迪伦·克莱伯德、赵承熙、亚当·兰扎【到底】（此处根据句首的大写加强语气）有什么共同之处？头四个号称抵抗美国政府对穆斯林的邪恶压迫，分别袭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帝国大厦、洛杉矶国际机场和美国陆军位于德克萨斯州胡德堡的基地。【后四个人的动机似乎都源于他们自身】，分别在高中、大学和小学【校园】大开杀戒。相信我们三个译者都看懂了原文，只不过说话方式不同而已。而不是您所谓的“垃圾”。希望您今后能谦虚一些，做好翻译工作，而不是在唾骂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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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活龙活现 says:
2015-03-16 at 08:42
1. 您确定大写的WHAT 不是因为有的文章排版的要求是第一个单词大写吗？2. 后四个似乎受了个人动机驱使—>后四个人的动机似乎都源于他们自身从字数的角度讲，改后的表达方式是不是不够环保啊？3. 【校园】？在“高中、大学和小学”不是校园还能是什么？你看都没仔细看我这篇博文，就说“都看懂了”。都看懂了还能翻译错？是不是垃圾一目了然。翻译这种东西虽然没有绝对的对错，但还是有高下之分的。我做翻译工作，向来谦逊，但对垃圾译文没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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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风一豪 says:
2015-06-22 at 22:32
太多的直译了，很生硬就像机器翻译的一样。说实话，有些文章还真不如用Google看还准确些。我翻译就尽量用中文的顺序把他们改过来，毕竟有些东西要是直译的话真是不堪入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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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活龙活现 says:
2015-06-23 at 22:30
是的。翻译的是意思，不是原文的语法和字词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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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智蜀黍 says:
2015-08-27 at 07:35
这是毫无意义的评论，以及对“优越感泡沫”即将破裂的恐惧。大多数人根本不需要高质顶级的鞋履，他们需要的是平民化的走路工具。翻译的本质是传播一些思想，而不是深陷咬文嚼字的象牙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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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活龙活现 says:
2015-08-27 at 09:42
你愿意吃地沟油麻辣烫不代表别人不愿意吃真羊肉烤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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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甜桶屋 says:
2016-02-04 at 19:57
有道词典的双语翻译例句相当一部分出自译言网，谬误不少。翻译者明显带有中国人学习英语时以英汉词典为依据的痕迹。建议学习英语和翻译时使用http://www.learnersdictionary.com/ 及 http://translate.google.cn/#en/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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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活龙活现 says:
2016-02-05 at 12:05
你说的非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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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龙 says:
2016-02-10 at 12:15
我从你的改进中一点都没有看到错误的纠正。换句话说，改前和改后的语义是一样的。只不过改前是白话，改后是书面语。但恐怖主义这篇文章是新闻，目的是使每个人包括农村没什么文化的人都能读懂，使用大量书面语言非常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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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活龙活现 says:
2016-02-10 at 13:48
请看这个PDF，右侧的批注。
关于目标读者，能看懂的白话和偏书面的都能看懂，看不懂的怎么都看不懂。
谢选骏指出：以上所言，都是老皇历了——现在，连如此“英汉劣译”的译言网，都要使用微信扫描才能进入了，直接把读者送入大数据库里面去了。一旦进去了，以后的事情，就由不得你了！
2018年4月18日星期三
谢选骏：印度人为何欺软怕硬
印度人见人，先判断他是属于哪一个级别的，这一点其实很像中国人的，当然比中国人更甚得多。但是对外国人，印度人不明就里其地位如何，所以就根据你对他的态度来测量——如果你对印度人客气，他就会觉得你是属于低种姓的、下等人的；如果你对印度人傲慢，他就会觉得你是属于高种姓的、上等人的；如果你对印度人强硬，他就会等你肃然起敬。……这就是印度的政治文化，体现为欺软怕硬。中国人也是如此，所以交警拦下一个人来，首先问你是干什么的？然后区别对待。如果你说你是他领导的领导，警察同志马上就会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给你的。
《三点告诉你 为何华人觉得印度人难相处？》（2018-04-18 观察者）报道：
对于印度的感受，待两周与待两个月，感受会不同；待两个月与待两年，感受会进一步不同。同样待两个月，以一种被呵护得很好的方式进入印度，和自己独闯印度，对印度的感受也会不同。同样是独闯印度，深入社会的内部运作，和在外围观察，体会到的印度也会大相径庭。比如在印待三年以上的中资，通常会感觉那些短期旅游的游记，或者学生学者短期访问的观察，或者那些远程从事印度研究的学者作品，离现实太远。而印度的处处矛盾，也会让人对印度的感受有很多分歧。每一种视角都不多余，也没有什么正确或不正确，所有的观察都在丰富着中国对印度的了解。
以前很多人有种假设，甚至包括我自己，中印两个古老文明，在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交流，同属于东方文明，中印的民间交流，应该比中美等更容易。我在美国前后生活了近三年，在印度生活了近四年，从我个人的体会看，中印文化的差异，一点不比中美少。对于商界而言，在印度文化中从商，可能要比在美国文化中复杂好多倍。这也是为什么在中资群里，你会经常听到中国商人各种伤痕累累的经历。
我本人来印度是基于好奇，也没有很明确的利益目标，如果说有目标，也是想更好地了解印度。所以，我乐观地认为，负面的或正面的经历，都在帮我了解印度，也就没有明显的受伤害之感受。我对印度社会了解的深度肯定是不够的，但是通过学校这个系统的运转，以及深度接触上到学校管理层这样的印度精英，下到没接受过任何教育的来自本地村庄的家政人员，再加上我对印度宪法治理及运转的研究观察，个人认为，以下三点文化对比，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中国人与印度人打交道的常规性难题。群体文化的概括，本来就是基于类型或规律，落实到每个具体个体会有差异，所以，以下内容不会精准解释每个人的每一次具体经历，但希望可大致可解释大部分人与印度人打交道经历背后的逻辑。
1 一诺千金 v. 随意积极表态
先说一个相对浅显的文化差异。中华文化是一种自省和自制文化，如何对待自己的承诺，往往被被看作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我们将诺言的兑现当作是考察对方人品的组成部分。“言而无信”是要被鄙视的，“一诺千金”是美德。所以，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老子说：“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文化约束，不论在商务谈判还是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轻易表态或承诺，往往通过潜台词表达一个大概。当我们说出什么时，那意味着，我们是一定要去实现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有一项责任，那就是不要轻易误导别人，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言行会影响其他人对自己生活的规划或行为的设定。所以，做不到的，我们要让对方明白，我们做不到。当然，我们的拒绝也会是含蓄的，比如说，“我再考虑考虑”，或者“我们再研究研究”。（就这含蓄程度，美国人也很煎熬了。有一次跟美国律协一个中国项目主任聊天，她说经过了很长时间才摸索出“我们再研究研究”，是拒绝的意思。）
在印度的日常生活中，很少听到拒绝，哪怕是含蓄的拒绝。你听到的更多的是，“没问题（No problem）”，“好的（Teek）”，还有无数多的“一分钟就好”或“五分钟就到”，或者明天、下周等时间承诺。观察久了，你就发现，印度人喜欢给满满的正能量的回答，其实，在表达时，他们不是当承诺，当然也不是基于未来能否落实来做出的。很多时候，只是表达热情，或者一种托辞或口头语。比如，印度朋友给即将来访的中国朋友的答复往往是，“来吧，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这只是用来表达满满的热情态度。如果一个印度人到中国拜访老朋友，中国人会说：“来吧，我们会努力接待好”。在印度人看来，这很不热情啊。他不明白，中国这口头上的70%的承诺，实际上意味着，此人已经打算承担90%的接待任务了。
至于印度文化里，为什么不拒绝，文化根源在哪儿，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据说，一种解释是，印度人把精神平静（peace of mind）看得很重，见不得别人着急。在生活中，如果你着急地找一个印度人问路，即使他不知道路，也一定很肯定地给你指一条错路。对中国人而言，你暂时不着急了，但马上就发现自己更苦恼了。
日常生活中，真正需要拒绝时怎么办。据我观察，主要靠拖。在印度同事看来，中国人太直接了。同办公室的印度同事要离开时，我让他给我点反馈。他说，你对学生的反馈非常一针见血（bloody），意思是太直接了。他说，印度老师很难做到。我回想给学生的反馈，也都是客观公允的，而且还算很注意方法了。但该说的问题，我还是要说出来。不能答应的，当然，我也就拒绝了，怕误导别人。
但在大多数印度老师跟学生的沟通中，真是很少听到拒绝类的言辞。我也曾经尝试过，但是发现结果很混乱。以学生迟到为例，一开始，也试着去理解学生们的那些理由，并给予通融，结果发现，每个学生都会有一大堆理由，课堂很难维持。再后来，我试着按照程序公正逻辑，跟他们解释清楚，然后透明公允地执行这个政策。有些印度学生就不适应了，好像丢了面子。从观察印度老师我发现，他们的基本策略很可能是，晃一下脑袋，说，好的，那你给我写信吧。实际上，80%的情形下，没有学生再写信追这事，也就是说，80%就算分流掉了。即使那20%的较真儿学生再写信，印度老师会选择不回。此后，能有1%再写信就不错了。印度的拒绝，就是在这种看上去很友善、但完全摸不着头脑的情形下发生了。
当“一诺千金”的中国人，遇上了不把“承诺”当回事或者用很肯定的态度表达“拒绝”的印度人时，痛苦是真实存在的。我在日常生活中，会时时感觉手足无措，无法计划下一步。我心里经常呐喊的一句是，“痛快点儿，就告诉我，行还是不行，或者到底几点能到？”我现在听到同事或学生的承诺，如果对我下一步的计划有直接影响，都要半开玩笑加一句，“请问你这五分钟是印度五分钟还是国际五分钟？”或者“请问你这是一个被理解为你要兑现的承诺吗？”好歹让对方过一下脑袋。
缺乏承诺敏感性和时间观念问题，在有国际化经历的印度人或印度机构中会有所淡化。随着印度国际化程度的加深，这个问题会进一步改善。就像俄罗斯同事跟我说，改革开放初时，俄罗斯人感到跟中国人打交道很头疼，约见面一小时，55分钟都寒暄其他的，在最后五分钟才说要讨论的重点，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而大部分的中国人，今天已不再是这种风格。如果说这是印度文化中相对好改变的部分，接下来说的第二个文化差异却要复杂一些。
2 只问结果 v. 无结果责任意识
中国整体上是一种大一统文化，看重内省和自制，关注程序公正的压力小，形成了重实体的传统。改革开放后的实用政治，进一步强化“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结果导向。我们日常生活中对人的衡量，也是结果导向，基本上以成败轮英雄。对官员，我们也是有一套结果导向的政绩考核。单纯以程序瑕疵为由，为一个嫌疑人做无罪辩护，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压力重重。
不同于中国的融合文化，印度是一种多元化共存模式，一直是各种宗教和文化并存。印度和国际学者普遍认为，印度不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通过政治建国去缓慢实现文化构建（state nation）。但即便历史上相对统一的盛世阶段，如阿育王朝和阿巴克大帝时期，也主要是实现了文化“共存”，即搭建了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机制，并不是文化的融合。虽然说印度80%的人算是印度教的人，但是，印度教本身就是个共存模式，即使根据最保守的统计，印度教的神也有3000多万个。相信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社会基础，也是独立后印度选择自由民主政治立国的现实要求。
这种多元化和多样性共存模式，让印度人不得不重视程序，重视参与过程；但想构建普遍有约束力的道德标准是很难的，因为这需要基于有共识的文化身份认同。缺乏一种普遍有约束力的文化认同，也让界定和衡量什么是满意的结果变得困难。独立后印度，在政治上选择了确立了议会制政府加司法审查模式，靠强外部制衡机制运转，政治思维上沿程序正义的思路越走越远。
在日常生活中，你会发现印度大部分的精力耗在程序正义上，最近大学申请类似于中国985的评审，一次性提交的材料就达4000页，方方面面都要完备。在很多讨论中，也会有很多精彩的讨论和闪光思想出来，但是，热热闹闹散场后，很少有人关心执行。这种不关注结果的文化，除了受政治文化影响外，是否也有传统文化根源，还不得知。看到薄伽梵歌中有句话，“关注行动本身，不要关注结果（On action alone be thy interest, Never on its fruits.）”，跟中文中“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类似，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印度不关注结果的文化根源。
结果责任意识的缺乏已经投射到公民的日常思维中。说个很具体的笑话，实际上就是发生在大学的事儿，不妨给这个故事命名为“真的有空调”。在北印度40多度高温的6月，校长请了一个知名美国学者来访。校长叮嘱他的助理，一定要一台带空调的车去接这位教授。助理给大学的合作租车公司负责人打电话，要一台带空调的车去接客人。租车公司的负责人也的确排了带空调的车去接客人。当校长见到这个人的时候，这位西装革履的美国教授全身湿透了。校长从他那儿了解到，他根本没有享受到空调服务。校长非常生气，质问助理，助理很明确告诉他，要的是空调车。校长又给租车公司负责人打电话，对方也明确说，排的是有空调的车。校长非要弄明白，又给车的司机打电话。司机说，我的车上真的有空调，只是那天坏了。校长无语了。
这么多人介入，似乎没有人思考，他们到底围绕着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服务。但凡有人有结果责任意识，这教授也不至于汗流浃背。但在一个关注程序要求的语境下，遇到类似情形，实际追责似乎也很难。校长的应对办法只能是下次派车时，把指示进一步严谨化，如“请派一辆当天空调能运转的空调车去接某某教授”。如果文化中普遍缺乏对结果负责任的意识，一个想做成事儿的人，日常生活中就得有强迫症，必须关注程序中的每个细节，而且得反复问。一个印度教授到中国出差，经常反复问接机的事，就是这种环境影响下的思维结果。从中国人的角度，会感觉完全没必要。
在这种缺乏结果责任意识的文化中工作，当你需要团队配合时，会特别操心受累，很容易陷入被动。说说我最近一次很类似的经历。组织召开个研讨会，会议室临时紧急调换，9:00钟开会，我8:30告诉负责会务的国际办公室的人赶紧在原会议室门口贴个条儿。她很肯定地答应了，然后我就忙活其他的了。8:55经过原会议室，发现上面什么都没贴。我质问她，她很平静得告诉我，她已经跟学校负责会务的行政人员说了，但是，对方说，时间太紧了，贴不了。我哭笑不得。当着她的面，快速从本上撕了一张纸，写下了会议室变更的内容，然后自己赶紧跑去贴上了，两分钟不到就完成。真是程序限制了想象力！这么紧急简单的事情，她还非要走一个程序，就不能自己撕下张纸贴在门上。我期待的结果是，实际提醒了潜在参会者会议室变化的事实，没必要非要带着大学logo的很正式的精美的提示。更严重的是，此人没有基本的结果责任意识，即使对方说做不了，她也应该及时反馈给我。她履行了简单吩咐任务就认为履行了自己的程序义务，根本没考虑我工作面临的被动性。
当“只问结果”、缺乏程序意识和经验的中国人，遇到了只在乎程序参与、无结果责任意识的印度人，前者会感觉自己的工作完全陷入了不确定性，焦虑感十足，后者会感觉前者的态度太累人，明明自己已完成了责任链上属于自己的程序部分，至于结果走向何处，与自己根本无关。无结果责任意识，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有学者在比较中印的腐败问题时就发现，中国腐败也是很结果导向的，搞定特定有决策权的人，就基本可以解决问题。而在印度，腐败也是民主化的，把整个链条上的人都行贿了，也不见得解决问题，除非你要解决的是一对一的小问题。
3 礼尚往来 v. 得寸进尺
印度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比较明晰的分为家族内和家族外的二元文化。家族内，是一种基于传统文化的人际关系，家族财产通常不分割，家族成员间的身份和财富高度依赖，家族成员间存在非常强的互助关系。比如大哥去世了，叔叔抚养侄子侄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往往是按照抚养自己子女的标准来抚养。家族内，人际关系和财富配置，是基于威权决策，由家里非常资深的长者做决定，非常可预期。这种威权决策甚至有时与社会中民主人权的理念相违背，如离婚的家庭成员可能被排除在家族保护网之外，他或她在家族中的财产份额也自动丧失，但印度人很尊重家族内的这种决策模式。
印度人在家族外的人际关系却受其民主政治文化影响，存在明显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抗争性特点。民主政治是一种政治市场化思维，即基本假设也是基于理性人，即理性的人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最佳利益，每个人都在理性追逐自身利益同时，选票政治会让每个人的利益在政治上实现比较好的反映，从而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转。
如何界定理性人也是比较难的，但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水平不能说没有影响。印度之所以被称为最大胆的民主实验，就是因为其在80%人口还是文盲且极为贫困时实行了选票政治。多党制和政治承诺空洞化，让其选民特别看重短期利益。利益碎片化和高度竞争化，制造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分蛋糕思维。没有受过教育的不是更淳朴，往往更赤裸裸。来自周边村里的打扫卫生的家政人员，日常工作时经常稀里糊涂，但是，在要工资的时间和数额计算上，以及要求加工资的积极性上，从来都是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算错的时候，都是让对方吃亏的错。一些研究印度治理的知名学者就曾经提出，印度民主之谜是，为什么在大选中如此有主见的贫困选民，却不会惩罚那些始终解决不了贫困、疾病和文盲问题的政客？这与短期利益关注不无关系。
印度精英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权利本位，没有义务概念，也没有权利义务对等的意识。在印度，解决所有问题的出发点，都是权利。以扫盲为例，印度人非常自豪的讨论都会落脚于，受教育权是如何从宪法第四章的国家政策指导原则策转化为第三章的“基本权利”问题。他们会很自豪的讨论教育权利法案的通过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我问他们，如果一个孩子不去上学，或者父母不让其上学，法律管不管？他们都说，上学的权利是针对政府，即政府要提供免费受教育的机会，至于他们是否去上学，政府不能强制。公民接受义务教育，怎么可能只是个体权利问题，他还是公民对国家的一项义务，在中国如此，在美国也如此。缺乏义务观，也就缺乏责任意识。这也可以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印度人喜欢关注程序而不愿意关注结果。关注程序，容易取悦权利。一旦关注结果，是需要做价值判断和利益取舍的，往往会涉及到追责和强调义务，这是生活在多元文化中的印度人不愿触碰的。
印度这种关注短期利益和过分强调权利，跟中华文化形成了强烈的两种文化反差：没有礼尚往来的思维，在家族之外缺乏忠诚文化。中华文化倡导家国一体，实际上不存在家族内和家族外的二元文化，而是早已将家庭礼仪社会化。礼尚往来，是我们人际交往的基本要求。中国文化里也有爱赚小便宜的，但终究会有文化上的愧疚感。以印度人的视角，在家族外相处就像交易，是一次博弈，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努力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成功或失败她也就认了。中国人可能想，初次相处不必斤斤计较或这次做点让步，为下次交易打个好的基础，那就错了。印度人得到好处，不会感到亏欠，也不会想着回报，她或他只当作是个交易结果。如果你给连续给他两三次好处，他或她便认为，那已经成了她或他的权利。接下来不给，他或她还会问你要。中国语境下的礼尚往来，或者放长线钓大鱼，在印度语境里不好用。
印度个人短期利益最大化思维，也导致社会上的忠诚文化很弱。印度议员Shashi Tharoor在他最近的一本书也很遗憾的指出，印度的忠诚文化就是“谁出价高跟谁”。印度不是民族国家，在家族外的文化身份认同，始终是困扰印度人的一个问题。现有的人民党在努力寻求以印度教为基础的文化整合，但也困难重重。所以，印度的忠诚度，还主要是以家族为基础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印度的政党、大的企业、律所等始终走不出家族。在家族之外，印度的忠诚度主要靠短期利益维护。A企业给2000元，B企业给2200元，印度人会很快跳到2200的那家企业。若A企业再给2300元，他还会跳回来。政客们在各政党间来回转换，也是其中的体现。在印度人的视野里，这是一种理性选择，与道德无关。而具体到企业，也是尽可能在雇佣期间最大限度使用一个员工，却很少考虑为一个员工的长期培养进行投资。因为企业知道，投资培养后，这个员工要么大涨价码，要么很快跳到给他工资更高的企业。
当然，但这绝不意味着，印度人没有爱心。在世界慈善捐助排名中（包括帮助陌生人、慈善捐助和志愿服务），印度的表现一直要比中国好很多。目前中国的慈善捐助仅占不到GDP的0.2%，而印度相对稳定的占GDP约1%。当然，很多数据也显示，印度的慈善捐赠，70%还是因为宗教信仰。
4 总结
总结一下，中国人把承诺看得很重，把结果看得很重，把互惠和忠诚看得很重，这已经是一种文化共识，并进而转化成了社会道德约束，我们非常习惯在这样一种有预期的规则下生活、工作和交易。不可否认，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快速发展，也在打破一些传统的东西，如出现的大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就说明“一诺千金”的根基在受到侵蚀；过度追逐利益和所谓的结果，让我们可以把家庭高度边缘化，甚至于自己的健康不顾；无原则的忠诚，造就了不少冤假错案和寄生关系。但整体上而言，中国人对待承诺、对待时间的严肃性，浓烈的结果责任意识和礼尚往来的人际交往准则，还是有相对好的代际传承。
印度人长期的被殖民历史，让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对接面临着断层，传统的“德”消失，或只限于家庭，社会上也没有构建起普遍有约束力的职业伦理，乐观的信仰并没有帮助建立起一套法律之外的行为规则。政治程序化、政治市场化，是其为应对多元化和多样性社会而不得以的现代政治模式选择；利益短期化和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作为个体的公民应对这种市场化政治模式的最理性个人选择。这造就印度人很在乎家庭，也很在乎自己，出发点往往人情味儿很浓。当然，在家庭（家族）之外，印度人缺乏文化认同或道德约束，人际交往中，情怀、忠诚都不好使，只在乎能抓到手的利益。关注程序正义，让这个社会的很多决定得到了更充分的讨论，不至于冒进。但只谈权利，只谈程序，也让这个社会缺乏大局观、责任意识和结果意识。
当中国人遇上印度人，一般会出现四种神态：喜欢、焦虑、失望、愤怒。印度人爱微笑，不拒绝，中国人第一感觉是，喜欢印度人的热情。但不久后，就发现，印度人时间不确定、承诺不确定，很认真走程序却对结果不负责任……都是不确定啊，开始焦虑。热情的承诺都不兑现，自己作为礼仪的一片礼让，却被对方用来“得寸进尺”，失望情绪油然而生。还有极少数的印度人，外表傲慢无礼，做人做事斤斤计较，让有些中国人愤怒。（最后一种类型，目前我还没遇到过。）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和国际化发展，印度的文化也在适当改变，国际化程度越高的人，三种文化出现的概率就越小些。
对于文化的差异，很难用优劣去评价。实际上，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我们需要尊重文化的差异性。但在不同文化中生活，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文化差异及其背后的逻辑，这有助于我们在交流中减少预期误差。
谢选骏指出：上文洋洋洒洒地谈印度及印度人，却不懂得印度的一切都是基于种姓制度。印度人见人，先判断他是属于哪一个级别的，这一点其实很像中国人的，当然比中国人更甚得多。但是对外国人，印度人不明就里其地位如何，所以就根据你对他的态度来测量——如果你对印度人客气，他就会觉得你是属于低种姓的、下等人的；如果你对印度人傲慢，他就会觉得你是属于高种姓的、上等人的；如果你对印度人强硬，他就会等你肃然起敬。……这就是印度的政治文化，体现为欺软怕硬。中国人也是如此，所以交警拦下一个人来，首先问你是干什么的？然后区别对待。如果你说你是他领导的领导，警察同志马上就会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给你的。
《三点告诉你 为何华人觉得印度人难相处？》（2018-04-18 观察者）报道：
对于印度的感受，待两周与待两个月，感受会不同；待两个月与待两年，感受会进一步不同。同样待两个月，以一种被呵护得很好的方式进入印度，和自己独闯印度，对印度的感受也会不同。同样是独闯印度，深入社会的内部运作，和在外围观察，体会到的印度也会大相径庭。比如在印待三年以上的中资，通常会感觉那些短期旅游的游记，或者学生学者短期访问的观察，或者那些远程从事印度研究的学者作品，离现实太远。而印度的处处矛盾，也会让人对印度的感受有很多分歧。每一种视角都不多余，也没有什么正确或不正确，所有的观察都在丰富着中国对印度的了解。
以前很多人有种假设，甚至包括我自己，中印两个古老文明，在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交流，同属于东方文明，中印的民间交流，应该比中美等更容易。我在美国前后生活了近三年，在印度生活了近四年，从我个人的体会看，中印文化的差异，一点不比中美少。对于商界而言，在印度文化中从商，可能要比在美国文化中复杂好多倍。这也是为什么在中资群里，你会经常听到中国商人各种伤痕累累的经历。
我本人来印度是基于好奇，也没有很明确的利益目标，如果说有目标，也是想更好地了解印度。所以，我乐观地认为，负面的或正面的经历，都在帮我了解印度，也就没有明显的受伤害之感受。我对印度社会了解的深度肯定是不够的，但是通过学校这个系统的运转，以及深度接触上到学校管理层这样的印度精英，下到没接受过任何教育的来自本地村庄的家政人员，再加上我对印度宪法治理及运转的研究观察，个人认为，以下三点文化对比，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中国人与印度人打交道的常规性难题。群体文化的概括，本来就是基于类型或规律，落实到每个具体个体会有差异，所以，以下内容不会精准解释每个人的每一次具体经历，但希望可大致可解释大部分人与印度人打交道经历背后的逻辑。
1 一诺千金 v. 随意积极表态
先说一个相对浅显的文化差异。中华文化是一种自省和自制文化，如何对待自己的承诺，往往被被看作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我们将诺言的兑现当作是考察对方人品的组成部分。“言而无信”是要被鄙视的，“一诺千金”是美德。所以，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老子说：“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文化约束，不论在商务谈判还是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轻易表态或承诺，往往通过潜台词表达一个大概。当我们说出什么时，那意味着，我们是一定要去实现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有一项责任，那就是不要轻易误导别人，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言行会影响其他人对自己生活的规划或行为的设定。所以，做不到的，我们要让对方明白，我们做不到。当然，我们的拒绝也会是含蓄的，比如说，“我再考虑考虑”，或者“我们再研究研究”。（就这含蓄程度，美国人也很煎熬了。有一次跟美国律协一个中国项目主任聊天，她说经过了很长时间才摸索出“我们再研究研究”，是拒绝的意思。）
在印度的日常生活中，很少听到拒绝，哪怕是含蓄的拒绝。你听到的更多的是，“没问题（No problem）”，“好的（Teek）”，还有无数多的“一分钟就好”或“五分钟就到”，或者明天、下周等时间承诺。观察久了，你就发现，印度人喜欢给满满的正能量的回答，其实，在表达时，他们不是当承诺，当然也不是基于未来能否落实来做出的。很多时候，只是表达热情，或者一种托辞或口头语。比如，印度朋友给即将来访的中国朋友的答复往往是，“来吧，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这只是用来表达满满的热情态度。如果一个印度人到中国拜访老朋友，中国人会说：“来吧，我们会努力接待好”。在印度人看来，这很不热情啊。他不明白，中国这口头上的70%的承诺，实际上意味着，此人已经打算承担90%的接待任务了。
至于印度文化里，为什么不拒绝，文化根源在哪儿，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据说，一种解释是，印度人把精神平静（peace of mind）看得很重，见不得别人着急。在生活中，如果你着急地找一个印度人问路，即使他不知道路，也一定很肯定地给你指一条错路。对中国人而言，你暂时不着急了，但马上就发现自己更苦恼了。
日常生活中，真正需要拒绝时怎么办。据我观察，主要靠拖。在印度同事看来，中国人太直接了。同办公室的印度同事要离开时，我让他给我点反馈。他说，你对学生的反馈非常一针见血（bloody），意思是太直接了。他说，印度老师很难做到。我回想给学生的反馈，也都是客观公允的，而且还算很注意方法了。但该说的问题，我还是要说出来。不能答应的，当然，我也就拒绝了，怕误导别人。
但在大多数印度老师跟学生的沟通中，真是很少听到拒绝类的言辞。我也曾经尝试过，但是发现结果很混乱。以学生迟到为例，一开始，也试着去理解学生们的那些理由，并给予通融，结果发现，每个学生都会有一大堆理由，课堂很难维持。再后来，我试着按照程序公正逻辑，跟他们解释清楚，然后透明公允地执行这个政策。有些印度学生就不适应了，好像丢了面子。从观察印度老师我发现，他们的基本策略很可能是，晃一下脑袋，说，好的，那你给我写信吧。实际上，80%的情形下，没有学生再写信追这事，也就是说，80%就算分流掉了。即使那20%的较真儿学生再写信，印度老师会选择不回。此后，能有1%再写信就不错了。印度的拒绝，就是在这种看上去很友善、但完全摸不着头脑的情形下发生了。
当“一诺千金”的中国人，遇上了不把“承诺”当回事或者用很肯定的态度表达“拒绝”的印度人时，痛苦是真实存在的。我在日常生活中，会时时感觉手足无措，无法计划下一步。我心里经常呐喊的一句是，“痛快点儿，就告诉我，行还是不行，或者到底几点能到？”我现在听到同事或学生的承诺，如果对我下一步的计划有直接影响，都要半开玩笑加一句，“请问你这五分钟是印度五分钟还是国际五分钟？”或者“请问你这是一个被理解为你要兑现的承诺吗？”好歹让对方过一下脑袋。
缺乏承诺敏感性和时间观念问题，在有国际化经历的印度人或印度机构中会有所淡化。随着印度国际化程度的加深，这个问题会进一步改善。就像俄罗斯同事跟我说，改革开放初时，俄罗斯人感到跟中国人打交道很头疼，约见面一小时，55分钟都寒暄其他的，在最后五分钟才说要讨论的重点，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而大部分的中国人，今天已不再是这种风格。如果说这是印度文化中相对好改变的部分，接下来说的第二个文化差异却要复杂一些。
2 只问结果 v. 无结果责任意识
中国整体上是一种大一统文化，看重内省和自制，关注程序公正的压力小，形成了重实体的传统。改革开放后的实用政治，进一步强化“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结果导向。我们日常生活中对人的衡量，也是结果导向，基本上以成败轮英雄。对官员，我们也是有一套结果导向的政绩考核。单纯以程序瑕疵为由，为一个嫌疑人做无罪辩护，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压力重重。
不同于中国的融合文化，印度是一种多元化共存模式，一直是各种宗教和文化并存。印度和国际学者普遍认为，印度不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通过政治建国去缓慢实现文化构建（state nation）。但即便历史上相对统一的盛世阶段，如阿育王朝和阿巴克大帝时期，也主要是实现了文化“共存”，即搭建了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机制，并不是文化的融合。虽然说印度80%的人算是印度教的人，但是，印度教本身就是个共存模式，即使根据最保守的统计，印度教的神也有3000多万个。相信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社会基础，也是独立后印度选择自由民主政治立国的现实要求。
这种多元化和多样性共存模式，让印度人不得不重视程序，重视参与过程；但想构建普遍有约束力的道德标准是很难的，因为这需要基于有共识的文化身份认同。缺乏一种普遍有约束力的文化认同，也让界定和衡量什么是满意的结果变得困难。独立后印度，在政治上选择了确立了议会制政府加司法审查模式，靠强外部制衡机制运转，政治思维上沿程序正义的思路越走越远。
在日常生活中，你会发现印度大部分的精力耗在程序正义上，最近大学申请类似于中国985的评审，一次性提交的材料就达4000页，方方面面都要完备。在很多讨论中，也会有很多精彩的讨论和闪光思想出来，但是，热热闹闹散场后，很少有人关心执行。这种不关注结果的文化，除了受政治文化影响外，是否也有传统文化根源，还不得知。看到薄伽梵歌中有句话，“关注行动本身，不要关注结果（On action alone be thy interest, Never on its fruits.）”，跟中文中“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类似，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印度不关注结果的文化根源。
结果责任意识的缺乏已经投射到公民的日常思维中。说个很具体的笑话，实际上就是发生在大学的事儿，不妨给这个故事命名为“真的有空调”。在北印度40多度高温的6月，校长请了一个知名美国学者来访。校长叮嘱他的助理，一定要一台带空调的车去接这位教授。助理给大学的合作租车公司负责人打电话，要一台带空调的车去接客人。租车公司的负责人也的确排了带空调的车去接客人。当校长见到这个人的时候，这位西装革履的美国教授全身湿透了。校长从他那儿了解到，他根本没有享受到空调服务。校长非常生气，质问助理，助理很明确告诉他，要的是空调车。校长又给租车公司负责人打电话，对方也明确说，排的是有空调的车。校长非要弄明白，又给车的司机打电话。司机说，我的车上真的有空调，只是那天坏了。校长无语了。
这么多人介入，似乎没有人思考，他们到底围绕着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服务。但凡有人有结果责任意识，这教授也不至于汗流浃背。但在一个关注程序要求的语境下，遇到类似情形，实际追责似乎也很难。校长的应对办法只能是下次派车时，把指示进一步严谨化，如“请派一辆当天空调能运转的空调车去接某某教授”。如果文化中普遍缺乏对结果负责任的意识，一个想做成事儿的人，日常生活中就得有强迫症，必须关注程序中的每个细节，而且得反复问。一个印度教授到中国出差，经常反复问接机的事，就是这种环境影响下的思维结果。从中国人的角度，会感觉完全没必要。
在这种缺乏结果责任意识的文化中工作，当你需要团队配合时，会特别操心受累，很容易陷入被动。说说我最近一次很类似的经历。组织召开个研讨会，会议室临时紧急调换，9:00钟开会，我8:30告诉负责会务的国际办公室的人赶紧在原会议室门口贴个条儿。她很肯定地答应了，然后我就忙活其他的了。8:55经过原会议室，发现上面什么都没贴。我质问她，她很平静得告诉我，她已经跟学校负责会务的行政人员说了，但是，对方说，时间太紧了，贴不了。我哭笑不得。当着她的面，快速从本上撕了一张纸，写下了会议室变更的内容，然后自己赶紧跑去贴上了，两分钟不到就完成。真是程序限制了想象力！这么紧急简单的事情，她还非要走一个程序，就不能自己撕下张纸贴在门上。我期待的结果是，实际提醒了潜在参会者会议室变化的事实，没必要非要带着大学logo的很正式的精美的提示。更严重的是，此人没有基本的结果责任意识，即使对方说做不了，她也应该及时反馈给我。她履行了简单吩咐任务就认为履行了自己的程序义务，根本没考虑我工作面临的被动性。
当“只问结果”、缺乏程序意识和经验的中国人，遇到了只在乎程序参与、无结果责任意识的印度人，前者会感觉自己的工作完全陷入了不确定性，焦虑感十足，后者会感觉前者的态度太累人，明明自己已完成了责任链上属于自己的程序部分，至于结果走向何处，与自己根本无关。无结果责任意识，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有学者在比较中印的腐败问题时就发现，中国腐败也是很结果导向的，搞定特定有决策权的人，就基本可以解决问题。而在印度，腐败也是民主化的，把整个链条上的人都行贿了，也不见得解决问题，除非你要解决的是一对一的小问题。
3 礼尚往来 v. 得寸进尺
印度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比较明晰的分为家族内和家族外的二元文化。家族内，是一种基于传统文化的人际关系，家族财产通常不分割，家族成员间的身份和财富高度依赖，家族成员间存在非常强的互助关系。比如大哥去世了，叔叔抚养侄子侄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往往是按照抚养自己子女的标准来抚养。家族内，人际关系和财富配置，是基于威权决策，由家里非常资深的长者做决定，非常可预期。这种威权决策甚至有时与社会中民主人权的理念相违背，如离婚的家庭成员可能被排除在家族保护网之外，他或她在家族中的财产份额也自动丧失，但印度人很尊重家族内的这种决策模式。
印度人在家族外的人际关系却受其民主政治文化影响，存在明显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抗争性特点。民主政治是一种政治市场化思维，即基本假设也是基于理性人，即理性的人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最佳利益，每个人都在理性追逐自身利益同时，选票政治会让每个人的利益在政治上实现比较好的反映，从而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转。
如何界定理性人也是比较难的，但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水平不能说没有影响。印度之所以被称为最大胆的民主实验，就是因为其在80%人口还是文盲且极为贫困时实行了选票政治。多党制和政治承诺空洞化，让其选民特别看重短期利益。利益碎片化和高度竞争化，制造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分蛋糕思维。没有受过教育的不是更淳朴，往往更赤裸裸。来自周边村里的打扫卫生的家政人员，日常工作时经常稀里糊涂，但是，在要工资的时间和数额计算上，以及要求加工资的积极性上，从来都是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算错的时候，都是让对方吃亏的错。一些研究印度治理的知名学者就曾经提出，印度民主之谜是，为什么在大选中如此有主见的贫困选民，却不会惩罚那些始终解决不了贫困、疾病和文盲问题的政客？这与短期利益关注不无关系。
印度精英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权利本位，没有义务概念，也没有权利义务对等的意识。在印度，解决所有问题的出发点，都是权利。以扫盲为例，印度人非常自豪的讨论都会落脚于，受教育权是如何从宪法第四章的国家政策指导原则策转化为第三章的“基本权利”问题。他们会很自豪的讨论教育权利法案的通过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我问他们，如果一个孩子不去上学，或者父母不让其上学，法律管不管？他们都说，上学的权利是针对政府，即政府要提供免费受教育的机会，至于他们是否去上学，政府不能强制。公民接受义务教育，怎么可能只是个体权利问题，他还是公民对国家的一项义务，在中国如此，在美国也如此。缺乏义务观，也就缺乏责任意识。这也可以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印度人喜欢关注程序而不愿意关注结果。关注程序，容易取悦权利。一旦关注结果，是需要做价值判断和利益取舍的，往往会涉及到追责和强调义务，这是生活在多元文化中的印度人不愿触碰的。
印度这种关注短期利益和过分强调权利，跟中华文化形成了强烈的两种文化反差：没有礼尚往来的思维，在家族之外缺乏忠诚文化。中华文化倡导家国一体，实际上不存在家族内和家族外的二元文化，而是早已将家庭礼仪社会化。礼尚往来，是我们人际交往的基本要求。中国文化里也有爱赚小便宜的，但终究会有文化上的愧疚感。以印度人的视角，在家族外相处就像交易，是一次博弈，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努力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成功或失败她也就认了。中国人可能想，初次相处不必斤斤计较或这次做点让步，为下次交易打个好的基础，那就错了。印度人得到好处，不会感到亏欠，也不会想着回报，她或他只当作是个交易结果。如果你给连续给他两三次好处，他或她便认为，那已经成了她或他的权利。接下来不给，他或她还会问你要。中国语境下的礼尚往来，或者放长线钓大鱼，在印度语境里不好用。
印度个人短期利益最大化思维，也导致社会上的忠诚文化很弱。印度议员Shashi Tharoor在他最近的一本书也很遗憾的指出，印度的忠诚文化就是“谁出价高跟谁”。印度不是民族国家，在家族外的文化身份认同，始终是困扰印度人的一个问题。现有的人民党在努力寻求以印度教为基础的文化整合，但也困难重重。所以，印度的忠诚度，还主要是以家族为基础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印度的政党、大的企业、律所等始终走不出家族。在家族之外，印度的忠诚度主要靠短期利益维护。A企业给2000元，B企业给2200元，印度人会很快跳到2200的那家企业。若A企业再给2300元，他还会跳回来。政客们在各政党间来回转换，也是其中的体现。在印度人的视野里，这是一种理性选择，与道德无关。而具体到企业，也是尽可能在雇佣期间最大限度使用一个员工，却很少考虑为一个员工的长期培养进行投资。因为企业知道，投资培养后，这个员工要么大涨价码，要么很快跳到给他工资更高的企业。
当然，但这绝不意味着，印度人没有爱心。在世界慈善捐助排名中（包括帮助陌生人、慈善捐助和志愿服务），印度的表现一直要比中国好很多。目前中国的慈善捐助仅占不到GDP的0.2%，而印度相对稳定的占GDP约1%。当然，很多数据也显示，印度的慈善捐赠，70%还是因为宗教信仰。
4 总结
总结一下，中国人把承诺看得很重，把结果看得很重，把互惠和忠诚看得很重，这已经是一种文化共识，并进而转化成了社会道德约束，我们非常习惯在这样一种有预期的规则下生活、工作和交易。不可否认，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快速发展，也在打破一些传统的东西，如出现的大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就说明“一诺千金”的根基在受到侵蚀；过度追逐利益和所谓的结果，让我们可以把家庭高度边缘化，甚至于自己的健康不顾；无原则的忠诚，造就了不少冤假错案和寄生关系。但整体上而言，中国人对待承诺、对待时间的严肃性，浓烈的结果责任意识和礼尚往来的人际交往准则，还是有相对好的代际传承。
印度人长期的被殖民历史，让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对接面临着断层，传统的“德”消失，或只限于家庭，社会上也没有构建起普遍有约束力的职业伦理，乐观的信仰并没有帮助建立起一套法律之外的行为规则。政治程序化、政治市场化，是其为应对多元化和多样性社会而不得以的现代政治模式选择；利益短期化和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作为个体的公民应对这种市场化政治模式的最理性个人选择。这造就印度人很在乎家庭，也很在乎自己，出发点往往人情味儿很浓。当然，在家庭（家族）之外，印度人缺乏文化认同或道德约束，人际交往中，情怀、忠诚都不好使，只在乎能抓到手的利益。关注程序正义，让这个社会的很多决定得到了更充分的讨论，不至于冒进。但只谈权利，只谈程序，也让这个社会缺乏大局观、责任意识和结果意识。
当中国人遇上印度人，一般会出现四种神态：喜欢、焦虑、失望、愤怒。印度人爱微笑，不拒绝，中国人第一感觉是，喜欢印度人的热情。但不久后，就发现，印度人时间不确定、承诺不确定，很认真走程序却对结果不负责任……都是不确定啊，开始焦虑。热情的承诺都不兑现，自己作为礼仪的一片礼让，却被对方用来“得寸进尺”，失望情绪油然而生。还有极少数的印度人，外表傲慢无礼，做人做事斤斤计较，让有些中国人愤怒。（最后一种类型，目前我还没遇到过。）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和国际化发展，印度的文化也在适当改变，国际化程度越高的人，三种文化出现的概率就越小些。
对于文化的差异，很难用优劣去评价。实际上，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我们需要尊重文化的差异性。但在不同文化中生活，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文化差异及其背后的逻辑，这有助于我们在交流中减少预期误差。
谢选骏指出：上文洋洋洒洒地谈印度及印度人，却不懂得印度的一切都是基于种姓制度。印度人见人，先判断他是属于哪一个级别的，这一点其实很像中国人的，当然比中国人更甚得多。但是对外国人，印度人不明就里其地位如何，所以就根据你对他的态度来测量——如果你对印度人客气，他就会觉得你是属于低种姓的、下等人的；如果你对印度人傲慢，他就会觉得你是属于高种姓的、上等人的；如果你对印度人强硬，他就会等你肃然起敬。……这就是印度的政治文化，体现为欺软怕硬。中国人也是如此，所以交警拦下一个人来，首先问你是干什么的？然后区别对待。如果你说你是他领导的领导，警察同志马上就会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给你的。
2018年4月17日星期二
谢选骏：中国文明在海外
网文《美国哪些博物馆的中国文物藏品最吸引人？》（编辑于 2014-05-19）报道：
美国大型的博物馆几乎都有东方馆或者专门的中国文物馆，主要集中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等等。美国各大博物馆对于中国文物的热情相当之高，来源大部分都是不合法的走私物品，当然目前看来也没法追回了。正所谓术业有专攻，各大博物馆偏好的类型也不一样，比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的中国绘画、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古籍善本、芝加哥美术馆的青铜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陶瓷和玉器、 哈佛大学的莫高窟文物等等。
下面选几件知名度最高的或者最为珍贵的流失文物来look look~
1. 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及塞克勒博物馆馆藏莫高窟壁画残片及彩塑
莫高窟第323窟佛教史迹画：八人乘船运送一尊佛像
公元7世纪唐代壁画 尺寸：H. 50.8 x W. 94 cm
哈佛艺术博物馆/赛克勒博物馆，第一福格中国远征（1923-1924年）
敦煌莫高窟335窟南壁菩萨头像壁画
H. 37 x W. 43.5 cm (14 9/16 x 17 1/8 in.)
哈佛艺术博物馆/赛克勒博物馆，第一福格中国远征（1923-1924年）
7世纪唐代彩塑供养菩萨造像
规格：H. 122 x Diam. approx. 71.1 cm (48 1/16 x 28 in.)
半跪的供养菩萨，神情虔恭文静，造型严谨细致，气质端庄典雅，
充分表现了菩萨聆听佛法时，对佛发自内心的崇拜和敬仰。
这尊造型优美的7世纪唐代彩塑-供养菩萨像是华尔纳于1924年1月，以70两银子的价格从敦煌藏经洞王道士处购得，现收藏在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
哈佛的莫高窟文物主要来自于华尔纳当年组织的远征活动。
1923年，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组成了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华尔纳任领队的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1924年1月华尔纳来到敦煌莫高窟，当时藏经洞中的遗物早已被瓜分得一干二净了，所谓的经卷和绢画已成为了传说。但华尔纳不甘心因迟到而一无所获的结果，在他组织考察队的时候就决心一定要在敦煌带回点什么。在经过一番参观考察之后，他决定采用剥离的方法对壁画下手。
为了能够如愿盗取壁画，华尔纳给了当时看管莫高窟的王道士一些礼物之后，王道士同意他揭取壁画。他们用特制的胶布——涂有粘着剂的胶布片敷于壁画表层，剥离了莫高窟第320、321、323、328、329、331、335、372等窟的唐代壁画精品十块。这些壁画如今保存在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赛克勒博物馆。
link:【哈佛大学敦煌壁画欣赏】华尔纳盗取的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下）
【美国华尔纳莫高窟第328窟】唐代彩塑
按题主要求与国内藏品对比：
莫高窟112窟《伎乐图》局部 即最有名的反弹琵琶
2.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馆藏中国绘画
《历代帝王图》唐 阎立本
绢本，设色，纵51.3厘米，横 531厘米。
《历代帝王图》阎立本人物画代表作。又称《古帝王图》。全卷共画有自汉至隋十三位帝王的画像，其中前六人距阎立本时代较远，后七人则较近。陈叔宝及杨坚父子等人，阎立本都有可能亲自会见过，字文邕虽是他的外祖父，因去世较早，恐未及见，但对他的了解可能是较真实具体的。从画像来看，虽仍有程式化的倾向，但在人物个性刻画上表现出很大的进步，不落俗套，而显得个性分明；画中按等级森严的封建伦理观念，处理人物的大小。《历代帝王图》用重色设色和晕染衣纹的方法，有佛教艺术的影响。
国内兄弟篇：
《步辇图》唐 阎立本 现藏故宫博物院
《捣练图》 唐 张萱
画作原属圆明园收藏。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捣练图》卷是一幅工笔重设色画，表现贵族妇女捣练缝衣的工作场面。这幅长卷式的画画上共刻画了十二个人物形象，按劳动工序分成捣练、织线、熨烫三组场面。第一组描绘四个人以木杵捣练的情景；第二组画两人，一人坐在地毡上理线，一人坐于凳上缝纫，组成了织线的情景；第三组是几人熨烫的场景，还有一个年少的女孩，淘气地从布底下窜来窜去。 此图为宋徽宗摹本
国内姐妹篇：
《虢国夫人春游图》 唐 张萱 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黄居寀 五代/宋 杏花鹦鹉图
他爹就是画大名鼎鼎《写生珍禽图》的黄筌，果然虎父无犬子。。
国内兄弟篇：
黄居寀 五代/宋 山鹧棘雀图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五色鹦鹉图》 宋徽宗赵佶
图绘折枝杏花两枝，枝头栖五色鹦鹉一只，用笔细劲工致，设色浓丽，与《蜡梅身禽图》想类，是一种精巧典雅的风格。因有徽宗赵佶的亲笔题词，历来系于徽宗名下，但当代学者普遍认为实出当时画院职业画家之手，体现了徽宗时画院花鸟画创作的水平。画幅的右侧有赵佶瘦金书诗序并诗，其形式与《祥龙石图》相近似，有的学者进而推测此作当为《宣和睿览册》中之一种。画上钤有元文宗「天历之宝」印，清戴明说、宋荦藏印及清乾隆、嘉庆内府鉴藏印，《石渠宝笈初编》著录。 赵佶这幅《五色鹦鹉图》在宋徽宗的作品中是数一数二的代表作。
国内姐妹篇：
《瑞鹤图》宋徽宗赵佶 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link:盘点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的十三位帝王（高清）
流失到波士顿美术馆的中国古画
3. 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馆藏昭陵六骏
飒露紫
高169、长207、厚40厘米
拳毛騧
高165、长207、厚44厘米，重量均为4700公斤。
唐太宗李世民生前即选定距京城长安以北百余里的九叟山北麓为墓地，是为中国陵墓“因山建陵”之始。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下葬，昭陵营造共历时13年。为了向后人夸耀他统一天下的赫赫战功，特在陵的最前面东西石室的祭坛两庑置放征战立国的六匹战马浮雕，相传为当时充当营山陵使的工部尚书、著名画家阎立本起稿，由筑陵石工中的高手雕刻，李世民亲手题赞，令书法家欧阳询书写铭刻于石座。昭陵六骏由六块高约170厘米、宽200厘米的长方形石灰岩雕刻而成。六骏是：拳毛娲(图31)、飒露紫与丘行恭(图32)、什伐赤、特勒骠、青骓、白蹄乌(后四骏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一匹站立，为飒露紫；两匹作行走状，为特勒骤、拳毛骗；其他三匹作奔走姿势，为青骓、什伐赤、白蹄乌。
民国初年，局势未稳，“昭陵六骏”国宝为中外奸商、“学者”所垂涎觊觎。民国3年(1914年)至4年，古董巨商卢芹斋经与袁世凯二公子过从甚密的古玩商赵鹤舫勾结(一说是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派毕士博来华与古董商勾结)，第一次到昭陵，把“六骏”浮雕的拳毛，蜗、飒露紫盗走。卢芹斋又与袁二公子勾结，将盗来的“昭陵六骏”二骏，在袁世凯的庇护下，以合法名义出口美国，售予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以下简称宾州大学博物馆)。当时开价15万美元，这在近百年前的美国已是个天文价码。
以上系据《文物天地》的报道。又据中央电视台四频道2005年11月“国宝档案”说，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东方部主任毕士博于1915～1916年间来中国，深入华北各地15个月，调查了许多石窟并盗走一批雕刻作品。其时他向北京的古董商赵鹤舫提出要求，经赵鹤舫策划并串通袁二公子，由袁世凯的亲信陕西督军亲自前往昭陵盗取“二骏”。他们得手后再与卢芹斋联系，由卢转售美国，经还价以13.5万美元售予宾州大学博物馆。
国内兄弟篇：
昭陵六骏其他四骏（左二左三为复制品） 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link: 中国历代外流的雕塑及其艺术（中）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2）
4.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藏中国文物
广胜寺壁画 元代
关于广胜寺壁画的故事，华夏地理11年十一月的那本《中国文物的故乡和他乡》里面有详细记载，还专题录入了不少散落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文物，杂志在家里没带来，附不了图了，有兴趣的可以去找来看看。
国内相关文物：
《赵城金藏》 金代 现藏国家图书馆
广胜寺早在八百多年前即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就供养有一部《金代大藏经》简称《金藏》，因广胜寺原属赵城县，故定名《赵城金藏》。1933年被僧人在寺中发现，经历日寇扫荡重重转运保护。 抗日战争结束后，《赵城金藏》才被运出送到涉县长乐村，交由专人看管。一直到1949年4月，新中国成立前夕，硕果仅存的4300卷《赵城金藏》被送到北平图书善本部保存。《赵城金藏》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由国家拨款的大型古籍整修项目。1949年4月30日，当4300多卷、9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人们难过地发现，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赵城金藏》共有6980卷，六千多万字。今存4000余卷，全世界只此一部，因而被视为稀世瑰宝，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
link: 广胜寺爱国僧人与八路军共护《赵城金藏》事迹
北魏皇帝礼佛图 北魏
规格：208.3cm × 393.7cm
约北魏公元 522-523年间 石灰石浮雕
浮雕以孝文帝为中心，形成前簇后拥的礼佛行进队列。画面构图严谨，错落有致且和谐统一，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1500年前，北魏皇室贵族崇尚佛教，列队礼佛的恢宏场面，是北魏社会宗教生活的生动再现，更是佛教造像汉化的代表之作，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大都会获得这件国宝的方式相当的不光彩，指定向北京古董商岳琳购买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北魏皇帝礼佛图，岳就派人去凿下来，卖给了大都会。
国内姐妹篇：
卢舍那大佛 洛阳龙门石窟
据说是根据武则天的容貌雕刻的。威严霸气。
link:北魏孝文帝礼佛图
西周夔纹铜禁
花了快半个小时终于在某美国华人网站上的游记里找到这件西周铜禁的实物图了，为自己感动到流泪。。。
禁是西周前期的承尊器，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飨时摆放卣、尊等盛酒器皿的几案。《仪礼·士冠礼》记载：“两庑有禁”。郑玄注：“禁，承尊之器也。”放置酒器的几案为什么会被称作禁呢?对此人们一直众说纷纭，据古代文献记载，西周初期曾厉行禁酒，“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禁这个名称源于戒酒，出于更有效的督促民众实行禁酒的考虑，当时的统治者就把安放酒具的器座命名为禁。
传世的西周铜禁仅见两件，此其一。夔纹铜禁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出土于1901年，禁上及周围摆放了各式青铜器酒具。禁这种形制的铜器在国内外均十分罕见，极其珍贵。(注：一说为三件，近代又重新出土一件)
国内兄弟篇：
夔纹铜禁 西周 现藏于天津博物馆
可以发现这件只剩下架子，其完整程度远比不过大都会那一件，但是尺寸要大些。另外我总觉得在哪个博物馆见过这个像灶台一样的东西。。。但是忘了。。。
此件西周夔纹铜禁高23厘米，长126厘米，宽46.6厘米。整体呈扁平立体长方形，中空无底，禁面上有三个微凸起的椭圆形子口，中间的子口略小于两边子口，禁前后两面各有两排镂空的长方形孔十六个，左右两面各有两排镂空的长方形孔四个，禁的四周都饰有精美的夔纹，纹饰生动，造型端庄，铸造精良。
link: 纽约之大都会博物馆，帝国大厦
西周夔纹铜禁鉴赏
《照白夜》 唐 韩干
韩干(706—783前后)，唐画家，陕西西安人。年少时为酒店雇工，王维赏其有天赋，资助二万。使其十年而有成就。擅肖像、人物、鬼神、花竹等，尤善画马。师曹霸而重写生，天宝年被召入供奉，官至太府寺丞。
《照夜白》，马名，为玄宗爱马之一。干之师曹霸曾写生，杜甫有诗曰：“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此图画照夜白系于木桩，有马不受羁，矫姿似去之感，其有动感向上，势若凌云，意境高远。使之成为中国古代画马的精品。
《照夜白》流传有序，历朝历代都有著录。图左上“韩干照夜白”几字系南唐后主李煜所题。左上方“彦远”二字似为唐代著名美术史家张彦远的题名；左下有米芾题名，并盖有“天生真赏”朱文印；卷前有何子洇、吴说题首；卷后有危素及沈德潜等十一人题跋。
国内兄弟篇：
《牧马图》 唐 韩干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牧马图》和《照白夜》是韩干唯一传世的两幅真迹，其国宝级程度可见一斑。
link: 唐 韩：《照夜白图》 纸本设色
鎏金青铜弥勒佛 北魏
北魏正光五年（524）的鎏金青铜弥勒佛造像是不可多得的珍品。造像保存得相当完整，包括弥勒佛、佛像前和两侧的菩萨、随侍、力士、狮子和佛像身后镂空的背光。佛像通体鎏金，虽历经千年，仍然光彩照人。是北朝青铜佛像的杰出代表。
《双松平远》元 赵孟頫
纸本墨笔，26.7×107.3cm。 图中近景画苍松立于怪石枯木之中，远景写平坡矮山。写山石空勾轮廓，不加皴染，间有飞白。画双松则用细笔双钩，简约古雅。以书法线条入画，笔简墨淡、清雅秀丽，开创了中国文人画的先河。
国内兄弟篇：
《秋郊饮马图》元 赵孟頫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秋郊饮马图》是赵孟頫的鞍马人物画的代表作。画面是江南初秋时节，放牧人赶着一群马到岸边饮水的情景。放牧人身穿红色长袍，手持马鞭，转身看着正在嬉戏的两匹马。在牧人的前方有五匹马步入到河中饮水，在河岸上还有两匹马在互相追逐。整个画面树木清秀，河水平缓无波，马的造型生动，表现了自然景致的优美。
link： 孙志新(美国)提案摘要
《秋郊饮马图》
5.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藏中国文物
炽盛光佛壁画、南海观音与智华寺藻井
背面就是炽盛光佛壁画，同样出自广胜寺。中间为一尊来处不明但极为精美的南海观音雕像。顶端为智华寺藻井。图片为11年11月华夏地理封面，这期真的超赞。
上个藻井大图。
万佛阁斗八藻井造型独特，并且八层斗拱都有独特的装饰，也是寺内结构最精美的部分，力度感较强，有一定的负重能力，称得上是巧夺天工，为我国藻井装饰的极致精品。
link:智化寺藻井 源流一脉漂泊海外的中华瑰宝(图文)_禅林
再补一个辽代南海观音大图
link：美国纳尔逊- 阿特金斯博物馆：中国辽代《南海观音木雕像》
国内兄弟篇：
木有。
广胜寺壁画一分为三，全在美国。落户大都会博物馆的壁画来自广胜下寺主殿的东壁，修复后的壁画有70多平方米。广胜寺壁画的其它残片，在刚漂流到美国时为中国古董商卢芹斋购得。后来卢氏将原属主殿西壁的壁画卖给了位于美国堪萨斯城的纳尔逊博物馆，而将原属前殿东、西两壁的壁画卖给了位于费城的宾州大学博物馆。现存纳尔逊博物馆《炽盛光经变》长约15.2米，也占据了纳尔逊博物馆庙厅一面墙。现展于宾州大学博物馆的《炽盛光经变》与《药师经变》图题材与前述二博物馆所藏壁相同，每一幅壁画原长约9.14、高约5.48米，但时代较晚，绘于明代。
智化寺的两个藻井被分别陈列在美国的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和费城艺术博物馆。
link: 纳尔逊博物馆的中国宝藏
《后赤壁赋图卷》 北宋 乔仲常
《后赤壁赋图卷》不仅是乔仲常传世的唯一作品，也是现存最早的以苏轼《赤壁赋》为题材的画作。因为在画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所以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以白描的手法描绘山水、抒情叙事，元代以后屡见不鲜；但是在北宋时代，还是一种比较独特的绘风。这里看以看到李公麟的影子。乔仲常是以李公麟为师的。据文献记载，李公麟和苏轼交往很密，曾以苏子的《赤壁赋》为题材进行过创作。据此推测，乔仲常这幅《后赤壁赋图卷》所本的也许就是李公麟的原作。有研究者认为，此画是今天十分鲜见的北宋“士人画”的重要作品。北宋士人的绘作，简约粗犷，清雅脱俗，返朴归真，是后世中国文人画创作的先声。
国内兄弟篇：
木有。《后赤壁赋图卷》是乔仲常传世的唯一作品。
link: 纳尔逊宝藏（北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卷》）
6. 克利夫兰艺术馆馆藏中国文物
《乾隆帝后和十一位妃子肖像》 清 郎世宁
绢本着色，高52.9厘米、长688.3厘米 为圆明园旧藏
展开画卷，为首者是乾隆皇帝弘历。其画像旁正楷书写“乾隆元年八月吉日”8个小字，标明了作画的时间，当为乾隆登基时的“御容”。画面上，乾隆头戴冬季服冠，身着明黄五彩云金龙冬装龙袍，面目清秀，神采奕奕，风华正茂。 这幅画乾隆一生祗看过三次，即绘制完成之时、七十岁时和他退位之际。可见乾隆对这幅画的珍视。 画卷上所绘的13位人像，均为头戴冬季服冠、身着冬季龙袍的半身肖像，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乾隆皇帝等大幅全身朝像，如出一人手笔。
国内兄弟篇：
《清高宗乾隆皇帝朝服像》 清 郎世宁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两幅画像人物几乎一模一样，特别像陈道明有没有
link: 再赴美国（八） 参观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
汝窑洗 宋
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汝窑的价值。千金不换汝瓷一片。全世界加起来也就六七十件完整的吧。
国内姐妹篇：
汝窑无纹水仙盆 宋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物也是现存的唯一一件釉色匀润、通体无纹的汝窑极品。有幸在台北故宫见过两次，震撼之情难以言表。全世界汝窑六七十件，其中21件在台北故宫，老蒋跑的时候还真会挑细软。。。
7.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藏中国文物
小臣艅犀尊
小臣艅犀尊，是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中知名度最高的中国藏品，因为国际上许多有关青铜器的学术书刊都把它作为中国青铜器的象征，刊登在书的封面上。这件出土于山东寿张的文物是商代唯一一件以犀牛为造型的青铜器。
国内兄弟篇：
铜犀尊 西汉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是自己拍的）
长58.1厘米，高34.1厘米，重13.5公斤，犀牛的形象栩栩如生。这是一头体态雄健、肌肉发达的犀牛，它正昂首伫立，尖尖的双角竖直向上，双眼专注地望着前方。犀牛的眼睛由珠饰镶嵌而成，虽然不大，但却神采奕奕。四只粗壮结实的腿有力地支撑着健壮的身体。虽然是以青铜制成，但犀牛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具有强烈的质感：颧骨和肘部突起，仿佛可以透过皮肤感受到骨骼的形状和起伏；口部和腹部的皮肉虽然肥厚，但结实有力，富有弹性。铜犀尊是1963年在陕西出土的，据专家考证，铜犀尊应当是西汉时期尊贵的礼器，为庙堂、朝廷宫室之重宝，非民间所能享有，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镀金青铜造像 魏晋
青铜镀金规格：H. 40 cm x W. 24.1 cm x D. 13.3 cm
魏晉十六国后赵石虎建武四年（公元338年）时期
此件中国青铜制佛像，据考证为公元338年的作品，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中国青铜佛像，被博物馆视为镇馆之宝。
谢选骏指出：在生活方面，成王败寇；同样，在文物方面——成则销赃处变成博物馆，败则博物馆变成销赃处。
谢选骏：美国的强大就在于民营、法律、基督教
“美国的强大就在于民营”，而美国的民营又在于法律保障，美国的法律保障又在于基督教传统。这是无神论中国永远也追赶不上的。看看苏联的例子就明白为何败于美国手下了。美国政府无论犯下多少错误，都不可能毁灭美国，因为它的手脚被民营、法律、基督教捆住了；但中国政府只需要要动动指头，中国马上就会陷入灾难。——这才是致命的差距！
《一台美国发动机就足以掣肘中国科技》（2018-04-17 工业智能化）报道：
哭了！一台美国发动机就足以掣肘中国科技 让中国万亿级产业瘫痪
01
现在贸易战是子弹上膛，只待扳机扣响，人人都在犯嘀咕，特朗普这家伙究竟图啥啊？
解决贸易逆差、提振就业、为中期选举造势？坚持主张中国为非市场经济、维护国际贸易体系的运作？
是特朗普目光长远、脑袋灵光？这一点很难下结论。但他的直觉很可怕。
他将301调查这个重磅武器利用到了极致。这场贸易摩擦起先是以知识产权争端为由头，最终白宫却理直气壮亮出全面压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意图——今年3月美国提出的增税领域，恰恰是《中国制造2025》规划重点发展的十大高新科技产业和高端制造业领域。
这已不是简单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这是两个大国之间的产业较量，是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科技崛起的全面遏制。
02
美国媒体对中国的科技崛起高度警惕，甚至不缺微信自媒体上“美国被吓尿”的调调。
早在今年2月份，美国知名地缘政治智库斯特拉福战略预测公司（Stratfor）发布《即将到来的对华科技战》。报告大赞中国近年来在高超音速导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和量子卫星领域取得举世瞩目之成就，读来隐隐有自豪感在胸中激荡，字里行间里也时时质疑美国科技公司能否赶上中国同行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
人工智能对于军事、民生都将带来一场彻底的变革，而中国在这方面对美国步步紧逼。2017年底工信部发布的人工智能三年计划显露了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想要实现自给自足的雄心，中国官方甚至还和民间科技巨头强强联手组起了“梦之队”。
（中美两国的研发经费对比，请注意，单位是10亿美元）
在中美双方针锋相对的前一周，英国《经济学人》用封面报道《中美技术争霸》也凑了热闹，表示“机智的我早已看透一切”：
“加州设计，中国制造”，苹果手机背后的字样曾经代表了全球最大的两大经济体的分工。如今斗转星移，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技术威胁令美国慌乱。中美技术争霸会引发贸易战吗？
《纽约时报》用词更狠，中美贸易战会让全球最先进的行业加速进入新冷战时代，比美苏冷战更冷，比美日贸易战更难解：
以前，日本在科技上是竞争对手，但在军事上是盟友。苏联在国防科技上是对手，但商业上远远不如……但中国在争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下一代无线互联网等前沿领域时，拥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资金。
明摆着，西方媒体都不认为这是一场大豆高粱、一钢一铝的贸易战。美国很忌惮中国近年来在顶尖科技领域的成就，并且足以为此发动一场科技争霸战。
难道真是如此厉害了我的国？这几年中国在高精尖领域已强劲到有压倒美国之势？
为了再度增强心中的民族自信心，我认真、主动、元气满满地搜了中美在顶尖科技领域的差距，结果？呵，真是对这些美国同行的专业能力感到非常不满！
高能预警，以下你将看到美国人对自己国情严重的认知不足！
03
美国在顶尖科技领域，究竟如何登峰造极，如何令人发指。
（1）美国用一台发动机就能掣肘中国制造
为什么中国首架国产大飞机C919只相当于50年前美国的波音737？
为什么中国目前拥有的高原性能最优秀直升机是80年代向美国购买的美国“黑鹰”？
为什么中国战机的争气机歼-20和美国的F-22相比还有10左右的差距？
最关键的都是“心脏”的问题。标志一个国家最高精尖、最强大、科技力最密集的领域，当属被称为“现代工业皇冠”的航空工业，而皇冠上的那颗明珠，就是航空发动机。而中国竭尽半个多世纪之力，至今还没造出一个成熟可靠的核心机。
目前美国掌握的顶尖科技是：成熟的民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第四代军用低涵道比大推力涡扇发动机、第五代军用非几何结构变换变循环涡扇发动机、军/民用大功率涡轴/涡桨发动机……
（普惠公司研发的F119发动机）
因为两台后燃推力达156千牛的F119发动机，美国战机F-22可以做出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机动动作，它也是世界上唯一不开加力就可以超音速巡航的战机，对于美军霸权至关重要。
因为四台推力分别为191千牛的TF39涡扇引擎，美国C-5银河号敢大声说自己是世界上现役最强运输机，没有之一。上层舱可载运75名乘客。在满载的情况下可以2300米的距离内起飞，并在1493米的距离内降落。机身可装载量可约估算为：100辆大众甲壳虫/6辆灰狗巴士/6架阿帕契直升机/2辆M1A2主战坦克/1架C-130。1961年开始研制，1970年服役。
（通用电气公司研发的TF39发动机）
航空发动机需要在高温、高压、高转速和高载荷的严酷条件下工作，并满足推力／功率大、重量轻、可靠性高、安全性好、寿命长、油耗低、噪声小、排污少等众多十分苛刻而又互相矛盾的要求。
因此也牵涉了材料学、气动热力学、结构力学等数不胜数的学科，是当今世界上最复杂、多学科集成的工程机械系统之一，任何一个学科存在短板，都会导致航空发动机水平受限。毫不夸张地说，航空发动机的水准就是一个国家基础科学的水平和制造业的高度，当然，还要加上烧钱的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作为“山寨大国”，研究了这么多年，却至今拿不出一款代表中国高端制造的量产型发动机。在这一高精尖的领域无法突破，自然也能明白为什么当起赛车手的韩寒会抱怨中国给不出一台像样的汽车发动机。
（2）美国独有的巨型天文望远镜称霸光学领域
日常生活中的高品质数码相机尼康、佳能都是来自日本，但事实上，当美国在发射哈勃望远镜（携带2.4米直径的巨型透镜）时，日本还加工不了0.5米级的同类型设备。
美国才是世界上最高端的光学强国，能加工出超大直径光学透镜的，也只有美国。
让你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近日，NASA称原定于今年服役的被称为“史上最强大望远镜”的韦伯望远镜将推迟到2020年，以便让工程师有更多时间确保任务成功。
这个巨型望远镜的口径是哈勃太空望远镜的3倍，比哈勃灵敏约100倍，质量却只有哈勃的一半，承担主要任务是调查作为大爆炸理论的残余红外线证据。部署之后，能让天文学家史无前例地窥探宇宙初期形成的第一批银河。
而美国在研制直径100米的超级薄膜透镜设备时，中国还在攻关4米直径的大型巨型透镜设备，科技鸿沟赤裸裸啊。
更要命的是，巨型透镜设备体系是军用光学侦察卫星和侦察系统的核心关键设备。
当今最先进的光学成像侦察卫星是美国的锁眼-12（KH-12），地面分辨率达到0.1-0.3米，足可以清点沙漠中的坦克，帐篷和人员。
美国民用遥感卫星也不赖，拍摄出0.35米级上海市浦东新区卫星照片
发动机和光学这两大高端技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航天航空技术能走多远。近十年来中国的确取得不少突破，但和美国的差距依然巨大。
另外，美国在重型/超重型火箭的设计及制造、空间站技术、月球探测技术、深空探测技术等领域的成就仍无人突破。
（3）颠覆产业的新材料
在关键部件用对了新材料，很可能实现对全产业的颠覆。除了发动机风扇上的耐热新材料，美国的新材料运用还有多牛？
先来说说“机密”级别的。
美国这架科幻感十足、曾让全世界颤栗的B-2幽灵，世界上唯一的隐形战略轰炸机，每台造价24亿美元。B-2大部分表面被一层特殊的弹性材料覆盖，使表面保持均匀的电导率以减少来自接头或接缝处的雷达波反射。而在设计中不能依靠外形进行隐身的部位（如进气口）就要涂上雷达吸波材料（RAM）了，其组成成分至今仍是高度机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研制，1997年服役。
另一个外星长相的杰作，实战记录中没被任何敌机或防控导弹击落过的侦察机SR-71，黑鸟，至今仍是世界上有人驾驶最快的飞机。黑鸟的技术突破在于热障上，三倍音速以上就是热障区，黑鸟最大速度是3.35马赫，在这个速度上航空铝会变脆变软，所以黑鸟所采用的低重量、高强度钛合金和复合材料是真正的技术关键。
再来看看比较“接地气”的：
A． 锂空气电池有望颠覆电动汽车行业
美国特斯拉Model S的最远续航里程540公里，用的是“三元锂”电池，已经是目前所有电动车续航里程里面最长。
但是近日，美国又传来了一个消息，他们造出锂空气电池，极大振奋电化学储能领域。
这款拥有极高理论能量密度的电池已成功充放电700次，打破了之前锂空气电池只能使用纯氧、且循环寿命短的限制，有望取代目前为止最成功的充电电池锂离子电池、突破电动汽车里程瓶颈。
B、不能轻易挑战的半导体霸主
“半导体王者”英特尔宣布今年陆续推出几款3D XPoint内存，单条最大容量512G起。业界惊呼这是PC领域的革命。
而清华紫光预计今年推出DDR4内存条，单条容量最大128GB。目前还停留在第三代技术DDR3，单条最大容量64GB。
半导体材料从手机芯片到巡航导弹的控制器、从民用到军用，分布广泛，是电子信息产业的最核心技术。美国半导体生产已多年占全球市场48%的份额，仅英特尔一家的研发开支就已经达到整个中国芯片业的4倍之多。
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的统计，整个中国市场每年半导体销售额约1000亿美元（中国自给率不到10%），其中美国公司市占率接近60%，美国公司出口到中国的金额至少在500亿美元以上。
但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对中国的“封锁战”从没放松过。
冷战时欧美日等国在组织了一个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限制对外技术出口，冷战结束后巴统解散。不过美国随即联合多国设立了瓦森那协定，继续限制对外技术出口，特别是高新科技，半导体技术就是其中的重点。所以，根据美国的出口条例，14nm芯片工艺制造可以搬到中国来，但是Intel的X86 CPU设计和其他关键技术的设计绝不能离开美国本土。
随之近年来中国在半导体行业上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中国制造2025中对芯片制造提出自给自足的要求、以及清华紫光、海思跻身全球半导体公司前十强，美国对中国半导体更加严防死守。
在本次中美贸易战谈判中，特朗普要求很明确，希望中国要继续加大对美国半导体芯片的进口。
与此同时，美国当局近年以“国家安全”为由，多次中国企业收购美国半导体企业发起的收购案：
2015年12月，清华紫光以230亿美元收购美国芯片存储巨头美光；
2016年2月，华创投资和华润牵头，以26亿美元收购美国的仙童半导体；
2017年9月，有中资背景的私募机构Canyon bridge以13亿美元收购美国芯片公司莱迪思；
……
2018年2月，中国半导体投资基金湖北鑫炎亿5.8亿美元购买美国半导体测试设备商Xcerra;
2018年3月，一宗新加坡博通收购高通案，被否决的原因是高通公司是为数不多做长期投资的无线芯片公司之一，另一个则是华为。特朗普担忧高通被收购后，华为会取而代之成为5G无线标准的领导者。
（4）暴利却又利民的生物制药
美国式生物制药领域的绝对领先者，生物制药公司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华尔街的资本对生物制药也是疯狂追随，2017年生物制药公司IPO全球TOP25中，有11家美国公司。
比如肿瘤药物。据中国科学院俞德超教授介绍，过去几年美国批准了48个新药，基本上每个肿瘤都有1-5个新药上市。比如说肺癌五年前医生只有3种药可以选，今天医生可以选十几种治疗肺癌的药物。美国的肿瘤的发病率、死亡率直线下降。今天，美国患肿瘤五年的存活率是70%，而中国连30%都不到。
比如疫苗。美国目前基本是多糖疫苗，没有活菌，而且要求严格，不能使用苯酚类的杀菌剂，甚至已经开始上市靶向性更强、免疫性更强的蛋白结合苗。
而中国国内疫苗的主力还是活菌的、20世纪初的卡介苗之类的减毒疫苗，毒性减到多少才是真正的安全，根本没有绝对的指标。
中国的高端药物基本要从欧美国家进口。说到这儿也不得不提医疗设备和医疗耗材，市场上几乎以国外品牌为主导，其中，通用电气在核医学类、超声影影像类、磁共振MRI、CT类妥妥割据市场。
（5）人工智能
这项被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认为会改变未来战争的性质和冲突形式的顶尖科技，美国一样保持领先优势。
苹果手机上熟悉的人机交互功能Siri，是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在2003年投资的CALO计划，而此计划同样可以追溯到斯坦福大学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人工智能课题研究上。
谷歌开发的Alpha Go是第一个击败人类职业围棋选手、第一个战胜围棋世界冠军的人工智能程序。
在过去的一年里，谷歌的Waymo在加州的自动驾驶路程达到了35万英里，而脱离自动驾驶模式、由驾驶员接管的次数仅仅63次而已。
除了美国自己拥有的，通过资本与法律，美国可以掌控的顶尖科技多得超乎想象。
比如中国武直10的发动机，试飞时采用的是加拿大的民用型号产品，这个型号比中国当时最好的军品都好用，但美国说不行，加拿大就不敢再出售。导致中国武直10不得不最后关头重新设计。
比如民用计算机系统，数据库。中国现在大型央企国企内部仍要向微软购买系统，向甲骨文购买数据管理服务。
这张2013年麦肯锡发布的中美科技差距雷达图到现在仍不过时。中国要赶上美国现在的科技成就，至少要花上20年。
当经济鸿沟越来越小的时候，中国更应该关注科技的鸿沟是不是也能保持相应的速度在缩窄。
虽然西方近些年一直在聚焦中国取得的科所进步：
世界上第一个研制出高性能量子雷达的是中国，第一个设计出量子计算机的是中国，第一个研制出量子通信卫星的是中国，第一个完成反通信量子试验的是中国，第一个突破全电推进技术的是中国，第一个突破四翼倾转旋翼机技术的是中国，第一个独立建设空间站的是中国，第一个实现连续开采可燃冰的是中国……
中国的确有中国制造2025的信心，但也要看到真实的差距。中美科技鸿沟的背后不仅是大国对科技研发投入的比拼，还有几代人的刻苦专研、坚持创新和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保护。
04
中国制造业的残酷现实：国外一个小小的企业，就能让中国万亿级产业瘫痪
作者 江必旺（作者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这是一篇深度分析国内制造业的好文章，说透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和一些关键性问题，涉及技术、人才、制度、政策等诸多领域，也点中了中国工业化的软肋和痛处，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要解决这些问题实属不易，作者也提出了解决路径和方法。
产业“隐形冠军”是指在某个细分市场绝对领先，在自身领域成为世界前三甲，但鲜为人知的中小企业。大部分“隐形冠军”位于产业链上游，因为不与终端消费者产生直接联系，公众知名度比较低，故名“隐形”。
但却因掌握行业核心技术，关键部件或关键材料，享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产业的真正幕后控制者。据称，全世界3000多家隐形冠军公司，德国拥有1307家，数量最多，而中国虽然是世界制造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产业规模也做到世界前茅，但这些产业往往大而不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材料大都垄断在国外“隐形冠军”企业手中。请加微信公众号：工业智能化(robotinfo) 马云都在关注
因此，中国的产业要由大变强，拥有话语权，就需要更多的“隐形冠军”企业，专注解决产业关键技术、核心部件和特殊材料，提供专业化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众所周知，尽管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近几年呈跨越式发展态势，但对外依存度极高的“缺芯”问题却始终是最大的痛点：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关键部件和材料长期被国外企业所垄断，国内芯片90%依赖进口，2016年超过2200亿美元。中国众多的产业都像电子产业一样，因为缺“芯”，体量大却没有话语权，如：
中国的钢铁产量是世界第一，但特种钢铁却大量需要依赖进口；
中国的高铁是中国的名片，但核心的动力系统、控制系统必须来自于西门子、ABB等国外公司，甚至连螺丝钉都依赖进口；
中国的圆珠笔产量世界第一，却做不出圆珠笔芯的滚珠；
中国的PC产量第一，但计算机的芯片基本被美国Intel 和AMD垄断；
中国汽车市场名列世界前茅，但发动机却一直受制于人。
纵观中国产业发展，虽然规模大，但由于缺“芯”这样致命的短板，导致在产业发展上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弱势，而发达国家则通过控制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或关键部件牢牢掌控着产业主动权。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说京东方烧钱上千亿人民币，成为全球平板显示最大的生产企业，智能手机液晶显示屏、平板电脑显示屏等出货量已位居世界第一、液晶电视显示屏世界第三，改变了中国每年进口总值高达数千亿人民币液晶显示屏的局面。
说实话，看到这个新闻后非常感概。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众多产业就像平板产业一样从空白变成世界规模最大，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提升了中国GDP。国家也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外一方面，则更引发了长期以来对中国产业发展大而不强、重产值轻研发、注重规模体量忽略核心技术的担心和忧虑！中国目前很多产业的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和部件都被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企业垄断，而这些垄断企业大多是产业的隐形冠军，是世界上唯一或极少数几家可以把现代高端产业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关键部件和材料做到极致的公司，大到精密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飞机的发动机，小到园珠笔芯、高铁的螺丝钉、电子产业的芯片、液晶显示用间隔物微球、微电子链接用的导电金球、分析检测用的色谱柱填料、生物制药用分离纯化层析介质等。可以说，国外一个很小的隐形冠军企业如果不供应相关材料，就可以让中国万亿级的产业瘫痪，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面临的残酷现实。
因此，只要不可替代的关键部件和材料掌控在国外的隐形冠军企业手里，中国的产业再大也无法摆脱“装配工厂、低端运行”的被动局面。当前，中国要主导任何战略性产业，促进国家经济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不是靠依赖投资更多的下游巨无霸组装和加工工厂，而是需要培育更多拥有自主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和部件的上游隐形冠军企业，从而在重大产业上拥有核心竞争力，才能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瓶颈。隐形冠军，将成为中国从一个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决胜着力点和关键所在。
中国产业迅速扩张的资源优势分析
近年来中国已逐步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很多制造领域的规模都跃居世界首位。这得益于中国独有的四大资源优势：
一是市场优势。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人口的大国，购买力巨大，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市场潜力越来越大。庞大的消费需求，使得中国企业得以快速发展，极易形成规模化产业。目前中国很多市场需求都已跃居世界第一，如钢铁、塑料、食品、电子器件等等；
二是劳动力优势。中国人口众多，可以为产业发展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如服装、纺织、玩具、皮革等及下游的组装产业如平板显示在中国都有绝对的发展优势；
三是资本优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资本，能够为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
四是体制优势。中国是中央集权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可以集中各类资源和力量办大事。为了提升战略性产业的竞争优势，国家层面可以出台相关优惠政策，甚至不计成本投入巨资予以扶持。无论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京东方液晶面板产业，还是我们引以为豪的高铁就是很好的案例，通过国家的支持，可以迅速改变中国落后的液晶平板显示生产技术，结束每年进口数千亿液晶显示屏的局面，国家大力支持京东方投入上千亿人民币建设液晶面板线，即使公司连续多年巨亏也可以持续下来，最后变成全球液晶面板出货量最大的公司。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政策和金融支持，完全依赖市场化运行，京东方恐怕是无法挺过来更无法持续发展的。同样的，中国的高铁之所以能快速扩张成为世界第一，也是因为有国家财政和政府资源的强大支持。
规模化背后的打工模式探究
中国相当多的产业在短时间内快速扩张，而且在不缺市场、不缺人、不缺钱、不缺政府支持的强大背景下，为什么始终是规模化有余、竞争力不足？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短，技术积累少，研发能力弱，很多核心技术及关键材料都被发达国家所垄断。
中兴芯片事件、华为内存事件就清楚暴露出中国产业脆弱、不堪一击、话语权缺失的尴尬与无奈。以液晶显示产业为例，中国液晶面板产业虽然规模很大，但基本是属于加工组装型，不但生产线要从日本进口，而且制造面板的很多关键材料也都必须依赖进口。
因此，看似红红火火的生产，其实挣大钱的都是日本的设备和材料生产厂商。日本人把液晶面板转移到中国来只是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及大量的资本，他们靠关键材料和设备的垄断，就可以轻松的从中国获取巨额利润，然后再把这些利润用于开发新的显示技术，升级换代后再卖到中国去赚取更多的利润。结果，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中国企业一直在买买买，从5代线买到6代线，再到7代线8代线，到现今的10代线，每条线投资都高达上百亿。更令人咂舌的是这些投资惊人的生产线需要用日本的关键技术和材料才能进行生产，也就是说生产线的开动，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同时购买大量的日本材料，一天断供，这些上百亿投资的生产线就立刻瘫痪。
日本一个掌握关键材料的隐形冠军企业，就可以卡住中国上万亿产业的脖子。也就是说，中国人如果不拥有核心技术，产业体量做得再大也只能是处于任人宰割的被动地位。
那么，中国为什么不依靠已有巨大的显示屏产业规模，众多的应用人才，以及国家的资本支持，开发创新自有的显示屏生产技术，摆脱给别人打工的被动局面呢？不是我们不想做，而是因为开发新的显示屏技术往往需要上游材料厂商的配合，目前上游关键材料却大多被日本隐形冠军企业所垄断。中国显示技术的科学家即使有很好的技术和主意，但如果没有上游材料厂家的供应和配合就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难以把技术落地，无法把技术转化成产品。这就是中国面临的严峻现实！
要想真正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让中国制造成为全产业链条的良性互动，不是依靠购买更多的，规模更大的，更先进的下游组装线，虽然依靠购买组装线可以增加就业，快速扩大GDP，而必须下决心从源头抓起，引导和支持企业专注于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的研发制造，专注于把核心部件和上游产品做到极致，专注于成为细分市场的隐形冠军企业，在突破关键材料与核心部件制造的瓶颈方面杀出外国公司的重围，为中国产业重构发展路径提供坚实的基础。
解开制约关键技术的“密码”
一个国家的产业规模往往取决于市场、劳动力、土地资源及国家资本实力。中国凭借市场大、劳动力资源丰富及强大国家资本实力的优势，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众多产业成功地做大。但是，现代产业关键材料和核心部件的发展，则与市场、劳动力、土地资源及国家资本实力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依赖一个国家的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工业化水平和综合国力。这些恰恰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角度来看，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能力决定着企业竞争乃至国际竞争的成败，甚至会对国家安全和民族生死存亡有巨大影响。中国不少领域关键技术长期受制于人，只有突破关键材料和核心部件的技术瓶颈，打破国外公司的长期垄断，中国重大产业在世界才有话语权，中国产业才能由大变强。从现实情况来看，要想实现上述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要清醒认识当前制约关键材料与核心部件研发突破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多的是外部环境和国家政策，以及企业认知和企业家胸怀等深层次问题。
基础原料和装备差导致研发速度受阻
高端新兴产业如液晶显示对关键材料和部件性能和质量要求极高，因此研发和生产技术难度大。中国虽然是基础原料生产大国，如不锈钢及众多化工基础原料生产的产能都位居世界首位，但由于缺乏高性能不锈钢和高质量的化工基础原料，导致以其为原料生产出来的相关材料和设备不能满足高端产业的生产需求。可以说基础原料的质量好坏，直接影响产业关键材料和部件的研发进展和产业化成功。我回国创业做液晶显示用“间隔物微球”材料遇到的基础材料质量导致产业化过程拖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液晶显示屏由“间隔物微球”“混迹”于液晶之中、“立身”于玻璃面板间，主要发挥“骨架”作用，可以精准控制玻璃面板的厚度。它好比是人体骨骼中的钙，没有它，液晶面板就“站”不起来。
虽然液晶“间隔物微球”只是由普通的聚苯乙烯和二乙烯基苯材料组成，但用于液晶显示的聚合物对微球质量和性能要求极高，必须具有高度的粒径精确性、极窄的粒径分布、优异的机械强度、光滑的表面性能、极高的洁净度和极低的金属杂质等性能，因此制备技术壁垒极高，长期以来全世界只有日本两家公司可以生产。我们在开发液晶间隔物微球材料时，首先就遇到国内基础原料质量差的问题。苯乙烯是通用化工单体之一，国内生产产能位居世界首位。但国产苯乙烯和二乙烯基苯杂质含量高（尤其是奈杂质含量高），用其生产出来的间隔物产品机械强度低、变形大，不能满足控制液晶显示的要求，不得已公司只好花大量的时间去解决单体纯度的问题。
另外我们在产业化过程中还遇到由于不锈钢性能差引起装备不合格的问题。生产高性能微球需要用不锈钢反应釜，经多次试验，发现用国产反应釜生产的液晶屏用间隔物微球产品铁含量超标，无法满足液晶显示的高端要求，后来花了一年的时间，尝试了很多家国产反应釜都是一样的问题，而用进口的铁含量就达标。付出如此大的时间成本、花费了巨大的人财物，竟然得到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国内不锈钢质量就是这样，很少有真正的不锈钢，高性能的不锈钢都需要进口！
因此，虽然我们开发了比日本先进的微球制造技术，但由于国产的原料质量及不锈钢性能问题，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解决这些基础原料差的问题，才最终实现间隔物微球产业化。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中国做高科技产品研发尤其是做现代产业关键材料和关键部件的难度有多大：不仅要解决关键技术壁垒而且要解决配套的基础原料和设备质量差的问题！我想这也许是为什么中国培养了众多的科研人员，发表的文章全世界最多，而成果转化率却极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要解决现代产业关键材料和核心部件，首先必须提升整个中国基础原材料以及仪器设备的质量，否则即使我们拥有众多解决关键材料和核心部件制造技术的人才，也难以做出高性能的材料和部件以满足现代产业的需求。
社会浮躁，基础创新不足，导致研发驱动力受阻
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全社会的浮躁和急功近利，并引发一些极不合理的现象。如飞速上涨的房价让炒房的人得到巨大财富，而相比之下辛苦干活的人却越来越穷。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合理导致投机心态越来越严重，破坏了中国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整个社会也就越来越急功近利，缺乏沉下心来专注做好一件事情的耐性和坚守。
但几乎所有产业需要的关键材料和技术研发和产业化都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和经验积累才有可能成功。
然而，中国很少有企业愿意花十年的时间去开发一项技术和产品，大家都喜欢短平快的项目，不愿意把资金和时间投入到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的先进技术研发和材料制造领域。欧美日的隐形冠军企业无不是在一个领域深耕细作几十年把一个材料或部件做到极致才形成的。因此中国要培养隐形冠军企业首先要有更合理的财富分配体制，社会财富应该倾斜于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才而不是投机的人，才能让技术人才可以长时间沉下心来把关键技术做到极致，让更多企业成为隐形冠军。
另外一方面，国家虽然投入大量科研经费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的发展，但由于目前对高校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主要是依赖发表文章数量，科研人员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如何发表更多文章而非深入研究原创技术或实用技术以解决产业核心技术。在以论文数量为王的评价体系以及不合理经费的控制和分配体制，让科研人员无法沉下心来做原创性科研，或专注于产业化核心技术，而是去做容易出文章的研究。让科研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如中国虽然在纳米技术领域发表文章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但文章数量与国内产业化技术发展极不匹配，纳米应用技术和纳米材料的产业化基本空白。因此，只有对科研评价体系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完善激励机制，才会实现让国家科研投入能有更多成果转化，更好地为产业服务，更好地回报社会。
社会浮躁与政府的政策也有很大关系。由于以往的政策是以GDP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各级政府都愿意投资发展能快速做大并容易增加GDP和就业人数的下游组装产业。同时由于地方政府过度投资，很多产业到中国后形成恶性竞争，如太阳能面板产业就是一个政府过度投资带来产业过热问题的典型。上游关键材料和部件需要长期的研发投入，规模也不会快速放大，因此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意愿和力度就明显不足。
国内市场推广难度大 研发成果推广受阻
由于当前中国大多新兴产业都是依靠引进的国外技术，且关键材料都使用国外进口产品。因此中国企业开发出来的关键材料要导入市场就面临先天不足的问题。
首先，关键材料和部件对终端产品性能影响极大，如果质量有问题，会给终端客户造成巨大损失，因此一般情况下，客户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导致国产材料替换进口材料的难度很大。即使客户有意愿导入国产品牌材料，验证周期也非常长。有的材料虽然单价非常高，但在整个设备的成本比例比较低，客户更没有意愿去做新产品尝试和替换。比如说间隔物微球，虽然单价很高，但由于用量少，占整个显示屏材料成本不到1%。而这个材料对整个显示屏的质量又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客户往往不愿冒险采用国产产品。
其次，国人对国产和进口产品的偏见也会导致国产产品导入困难。长期以来，中国生产厂家习惯于生产中低端产品，对技术和产品质量重视不够，因此普遍的印象是国内产品质量不行，用起来不放心，客户对国产产品导入会非常慎重甚至会提高导入门槛。更有甚者，如果客户使用了国产产品出问题，第一时间会怪罪到国内原材料的质量问题；而如果客户用的进口材料生产出问题，反而会反省自己工艺有什么问题。因此国产产品要导入客户，不仅要有超高的产品质量，还要贴近客户需求，熟悉客户工艺，遇到问题时可以及时帮助客户解决实际问题。
要解决国产产品市场推广问题，需要多方结合、达成共识：一方面生产材料厂家确实要做好质量控制体系，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高效用，要有耐心去培育市场、贴近需求，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验的累积，国产的产品质量会越来越好甚至有可能超越进口产品。另外一方面，下游厂家也需要有更加开放的心态，积极与上游国产材料厂家配合。上游关键材料和部件成功产业化会极大促进下游厂家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互利共赢。同时国家也应出台一些政策鼓励下游厂家使用国产材料。
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研发能动性受阻
由于目前国内法律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因此经常出现投入很长时间大量资源开发出的产品和技术被仿造，被偷走，甚至整个技术团队给挖走，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的情况。由于中国知识产权得不到尊重，造成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严重限制了企业对关键材料和部件开发的动力。因此很多企业都愿意聚焦在短平快的低端制造业上或风险相对小的下游组装上，不愿意投入技术研发长，风险大的高技术产业。有的企业即使想做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开发也会因为担心技术泄密而不得不采取一些保密手段。
本来高技术开发需要共享信息，激发大家的灵感才容易促进新的想法，解决遇到的问题，但由于保密的原因很多信息无法在技术团队上分享和交流，严重影响了项目的进展，并限制了技术研发的快速进展和试验成功。因此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用法律为自主研发企业保驾护航，才能让中国真正投入研发创新的企业得到回报，让靠投机或剽窃技术的企业得到惩罚，营造企业成长为隐形冠军的良性发展环境。
税收政策局限性导致关键材料研发企业发展受阻
关键材料和核心部件的制备具有技术壁垒高，附加值高等特点，但同时也具有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的风险。这种企业的活化劳动成本主要在研发投入、人员工资、产地租金等方面，大大高于传统企业，如果按中国现行的增值税抵扣方式，该部分成本不能抵扣，从而使企业的税负较高，大大降低了企业盈利能力，使得企业在前期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在更多的研发新产品新技术上。其实中国政府也意识到增值税会影响高科技企业发展，因此在一些特殊领域如软件、芯片及生物制药产业都有特殊的增值税政策。而与这些产业异曲同工的关键材料制造企业目前却不能享受这些特殊政策。
因此，国家要解决关键材料和核心部件问题，就必须完善支持企业创新的普惠性税收政策，拓展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行业范围，切实解决先进材料制造企业面临的税收窘境，为企业减负，为创新添翼，才能有利于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才能让有志于与国外垄断企业抗衡的科技研型企业真正走上隐形冠军的强企之路。
培养隐形冠军企业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破局之举”
中国要真正完成经济转型，从一个经济大国变成强国，必须把解决好产业的关键材料和部件放在首位，必须培养更多的隐形冠军，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发展的大而强，才能拥有独立自主的话语权。“隐形冠军”是指那些非常专注、具有全球性或区域性市场领袖地位的中小企业，他们的产品可能很小，不跟消费者直接见面，不易被人觉察，加上自身低调，公众知名度比较低，但在各自行业内往往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是产业发展无可撼动的霸主。基于此，中国的企业要想成为隐形冠军，需要有极强的创新能力，坚持长期不懈的研发，用匠心、耐心、恒心和信心，把技术和材料做到极致。
坚持创新占据技术制高点
一个公司能否在全球的竞争中成为隐形冠军，取决于这个公司是否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是否占据世界关键材料制备技术的制高点。无论是电子产业的芯片，还是飞机发动机，还是看去简单的圆珠笔芯和高铁的螺丝，都是凭借先进的技术和精湛的工艺制作而成。要做到一个领域制高点的技术，往往不是靠人多或短期砸钱就可以快速获得的。中国过去那种凭借众多劳动力资源和大量投资来迅速把产业做大的模式是行不通的。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要形成一种创新的科研环境，吸引一批世界顶尖科学家可以安下心来，通过长期的创新和技术积累占据技术的制高点，从而解决关键材料和部件的国产化。
坚持专注和坚守做到持之以恒不动摇
中国发展到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资本、人才、市场、产业链，最大的短板是缺乏耐心和坚守。现代产业的发展越来越精密化、自动化、高性能化，这些发展趋势对关键材料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由于关键材料和部件对下游产品性能影响极大，因此在材料领域往往赢者通吃的局面，即做得最好的企业逐渐成为产业的隐形冠军，形成独霸一方的垄断局面，做得质量差的企业基本无法生存。中国已经拥有强大的组装能力，只要拥有了关键材料和部件就会迅速做出相关产品，同样，谁垄断了这些关键材料，谁就在产业链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隐形冠军企业就是要坚守一种使命感和民族情怀，不忘初心，一但认准一个目标就持之以恒做下去直到成功。这种专注和长期坚持的精神在当今浮躁社会里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坚持工匠精神把产品和工艺做到极致
“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工匠精神的核心内涵是精益求精，要把产品和工作做到极致，必须靠一丝不苟和严谨务实的态度，对产品不断改进、创新和优化，必须把掌握行业内最顶尖的技术，打造质量最高的产品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我曾参观过德国一家生产工业风扇的中小企业，为了检测风扇运行时的噪音，特意建造了先进的静音实验室，置身其中，可以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为提升品质舍得投入，敢于投入，这样的产品无疑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工匠精神不仅是精益求精，更是一种追求、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是耐得住寂寞的承诺。我想，这也应该成为中国隐形冠军企业的追求，用最好的技术制造最好用的产品。
目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瞄准国际标准，弘扬工匠精神，中国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道路上已经进入新时代。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加强研究，突出关键共性技术重点拓展科技项目，强化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倡导创新文化，等等，国家正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和举措，目的就是为了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从根本上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而其中的核心就是要培养更多的隐形冠军企业，掌握相关产业的关键材料和部件，突破发展瓶颈、打破国外垄断，实现全产业链材料、加工自主可控，为高质量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制造大国真正变成一个制造强国。
网民狂吠：
新天狱博 30秒前
说明赵紫阳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是短视的，行不通的。还是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己的力量】，靠别人施舍、靠【邓文革式傍大款】发展中国经济是小市民思想，这样的人不适合当领导。反思改开的经验教训势在必行。
破棉袄 18分钟前
根本不需要发动机和芯片，那些平时看起来不显眼的免费软件，才是天朝大国跨不过去的门槛，我刚才粗略查了一下，如下软件都被美国商务部出口法律管辖：WINDOWS，LINUX的主要版本，IOS，JAVA，PYTHON，C/C++/GCC/GNU，Apache等等。没有这些工具，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数万亿的中国“高科技”都是笑话。中国的所谓高科技公司，都是站在美国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做了最后5%的工作，就声称自己设计了。想自己搞一套这个FOUNDATION吗？可以啊，不是很难，但是以后自己必须搞维护和升级，这就难了。
谢选骏指出：这篇文章啰里啰嗦半天也讲不清楚的一个道理——“美国的强大就在于民营”，而美国的民营又在于法律保障，美国的法律保障又在于基督教传统。这是无神论中国永远也追赶不上的。看看苏联的例子就明白为何败于美国手下了。美国政府无论犯下多少错误，都不可能毁灭美国，因为它的手脚被民营、法律、基督教捆住了；但中国政府只需要要动动指头，中国马上就会陷入灾难。——这才是致命的差距！
2018年4月13日星期五
谢选骏：英国为何拒绝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谢选骏：英国为何拒绝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新闻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一事，十分“诡异”。其实，这是过分解读了。因为，“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不止美国一家，还有以下：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马拉维总统穆塔里卡等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
“阿富汗总统加尼、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伊朗总统鲁哈尼、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
只是，可能出于避讳，这些被川普称为Shithole的国家领导没有和美国总统列在一起，结果让世人误会了只有美国“以其他方式”了。
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个事情：英国对习近平当选始终保持沉默， 查遍以下记录，丝毫不见英国踪影：
《一些国家领导人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新华社2018/03/17
2018年3月17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习近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消息宣布后，一些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纷纷致电或致函习近平主席，表示热烈祝贺。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表示，我对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表示衷心祝贺，祝愿中国人民在以您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大成就。我确信朝中两国关系将沿着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
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表示，欣闻您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我谨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相信，作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您将带领中国人民胜利实现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越南党、国家和人民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睦邻友好与全面合作关系，视之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相信您将继续关心指导各级、各部门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共识，不断扩大和提升两国各领域合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健康深入发展。
老挝国家主席本扬表示，我坚信，在以您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取得全面巨大和历史性的成就，中国一定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祝老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传统友好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四好”精神指引下不断深入发展、开花结果。
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表示，您的当选表明中国人民对您的英明领导充满信心。中国在过去5年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不仅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也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变化。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受到广泛赞誉。我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伟大的中华民族将继续向前迈进，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巴中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全面加强两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祝愿中国在您的领导下早日实现中国梦，为东北亚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您派特别代表出席平昌冬奥会开、闭幕式，使本届冬奥会成为朝鲜半岛、东北亚乃至全世界人民和平与和谐的盛会，我深表感谢。今年是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我愿同您一道努力，开启两国关系走向成熟、步入新时代的元年。
日本天皇明仁表示，值此您当选国家主席之际，谨表示诚挚祝贺。祝您身体健康、贵国繁荣昌盛。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今年正值《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也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4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日中两国广泛开展合作。我希望以今年为契机，推动日中关系进一步走向改善，迈上新的发展台阶。
马尔代夫总统亚明表示，您的当选是对过去五年您领导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广大人民对您领导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坚定信心。我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孟加拉国总统哈米德表示，在您的领导下，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我深信孟中关系将得到巩固与深化。
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表示，在您睿智而富有远见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孟方期待加强孟中两国各领域合作。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表示，您的当选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您为维护国家利益所作巨大贡献的高度肯定。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必将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哈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继续保持高水平发展。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在您的英明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正坚定不移地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奋勇前进。祝中国人民永享和平繁荣，愿白中友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格鲁吉亚总统马尔格韦拉什维利表示，您的英明领导必将为中华民族带来更大发展，创造更多福祉。相信格中传统友谊和合作必将进一步深化。
喀麦隆总统比亚表示，祝您在履行这一崇高使命的过程中取得圆满成功。我愿同您一道，加强喀中两国间业已存在的特殊友好合作关系。
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表示，在您的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家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迈上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
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表示，您的当选充分表明中国人民对您在国家和国际事务中展现出来的远见和智慧充满信任和信心。我相信，今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取得巨大成功，推动非洲和中国之间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表示，您作为忠诚正直、敢于担当的领袖，得到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充分表达了对您的信任。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必将更加繁荣富强。
马里总统凯塔表示，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您为国家主席，是对您杰出的治国理政才能和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的充分肯定。我愿同您一道，为继续加强马中友好合作关系而不懈努力。
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表示，您的成功当选表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您的英明领导和未来宏伟规划满怀信心。相信您将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促进国际和平正义。
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表示，您的岗位责任重大而崇高。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就。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如此卓越的发展。祝愿中国在您的领导下在成功大道上继续前行。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是有勇气有担当的政党。我高度评价您的果敢和担当，坚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复兴必将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造福全球各国人民。
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督威廉斯表示，您是一位具有巨大感召力和杰出才能的领袖，祝愿中国在您领导下取得更大发展成就。
此外，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致函表示，当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您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积极响应。我深信，今年6月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必将取得丰硕成果。
《外国领导人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2018-03-19 01:00 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一些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陆续致电致函习近平，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表示，我谨代表柬埔寨全体人民和参议院、国会、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坚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将会取得更大发展成就，越来越繁荣富强，并继续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您的丰功伟业赢得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充分信任。我坚信，有您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奋斗中不断进步，将中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文莱苏丹哈桑纳尔表示，在您的卓越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不断取得巨大成就，为全球和平、发展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希望中国作为具有战略性引领作用的负责任大国，不断取得新的成功。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过去5年，在不确定和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中，您领导中国取得新的成就，中国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展现了巨大的决心。相信在您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将继续朝着实现新时代的目标前进。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表示，在您高瞻远瞩的领导下，中国正在持续实施深思熟虑的改革战略，以实现国家稳定发展和繁荣。您的当选将提高中国作为有威望的世界大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作用和地位，保障全球、包括本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表示，您的当选充分证明中国社会对您确定的政治路线的坚定支持。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巩固国际威望道路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表示，您的全票当选表明您实施的内政外交方针政策获得中国人民高度信任，相信您的治国经验和远见卓识将确保中国取得新的发展成就。
非盟轮值主席、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表示，在您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表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必将成为21世纪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坚信，中国将继续发挥保障和平、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力量平衡的作用。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表示，祝您在履行这一崇高使命中取得更大成就，我愿与您共同推动深化意中关系及两国在多边和欧中框架下各领域务实合作。
葡萄牙总统德索萨表示，我深信在您新的任期内，葡中之间稳固的友好关系将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将得到更大发展。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您为加强中国政府同联合国的伙伴关系展现了坚定承诺和领导力。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维护和平，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全球人民福祉。
向习近平主席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尼泊尔总统班达里、新加坡总统哈莉玛、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相、摩尔多瓦总统多东、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刚果(布)总统萨苏、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乍得总统代比、莫桑比克总统纽西、莱索托国王莱齐耶三世、塞舌尔总统富尔、尼泊尔总理奥利、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特罗瓦达、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
阿富汗总统加尼、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伊朗总统鲁哈尼、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
《外国领导人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2018-03-21 20:15:17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一些国家领导人、政党领导人以及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陆续致电致函习近平，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巴西总统特梅尔表示，欣悉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我谨表示衷心祝贺。我愿继续与您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巴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两国共同发展。
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表示，在您的领导下，中国正在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进。衷心祝愿中国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开启辉煌的新时代。
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表示，祝贺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近年来，厄瓜多尔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祝中国繁荣昌盛。
加蓬总统邦戈表示，值此令人欣喜的时刻，我谨对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出系列重大决定表示敬意。这些重大决定将有利于推进您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举措，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造福友好的中国人民。
几内亚总统孔戴表示，您的当选是您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辉历史进程中发挥卓越作用的必然结果。伴随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国将日益强大稳定，进一步促进世界的团结、和平和繁荣。
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表示，我谨代表塞拉利昂政府和人民，衷心祝愿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我坚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衷心祝贺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实现巨大发展，土中关系也取得重要进展。我相信中国将在新时代继续书写成功，我对土中关系未来充满信心。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表示，向您并通过您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约方愿同中方一道，继续致力于为两国及世界人民开辟更加美好、繁荣、公正、和平的未来。
波兰总统杜达表示，相信在您领导下，中国未来将更加蓬勃发展。在波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指引下，我们两国定能携手共进，合作共赢，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表示，祝愿您在崇高的工作岗位上不断取得成功。我坚信，希中两国将继续进行建设性对话，为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创造更多机遇。
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表示，您卓越领导中国快速发展并不断走向繁荣昌盛。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表示，您与缅甸建立了亲密友好、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关系。您的当选为进一步促进缅中两国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提供了良好机遇，对此我深感高兴。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施瓦布表示，中国发展成就以及中国在应对全球性严峻挑战中发挥的领导作用令世人瞩目。您全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您英明领导的拥护。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的未来将更加光明。
向习近平主席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利比里亚总统维阿、科摩罗总统阿扎利、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安哥拉总统洛伦索、南苏丹总统基尔、黎巴嫩总统奥恩、爱尔兰总统希金斯、荷兰首相吕特、毛里求斯总理普拉温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西迪贝、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
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
《一些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新闻频道 来源：央视网 2018年03月21日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又有一些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陆续致电致函习近平，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表示，欣闻您当选国家主席，我谨向您致以热烈祝贺。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斯中双方将坚定合作信心，推动两国关系全方位发展。
印度总理莫迪表示，作为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大国，保持印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全人类和平、发展与繁荣至关重要。我期待与您一道，以去年9月厦门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基础，共同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更高水平。
泰国总理巴育表示，您全票当选国家主席，充分说明您的卓越领导力获得绝对信任。我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将继续繁荣发展，成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土库曼斯坦高度重视继续发展建立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利原则基础上的双边合作。我深信，在您英明和富有远见的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成就，两国关系将达到更高水平。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您的当选有力地说明您享有最高水平的信任，您非凡的领导力、专业能力和个人魅力得到高度认可。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您的当选是中国人民对您卓越领导力投下的信任票，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将成为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引领型国家。南方相信，南中合作将进一步拓展深化，两国关系未来将更加美好。
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表示，过去五年，您带领中国人民在各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您的当选是对您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的充分肯定。我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更大成就。
塞内加尔总统萨勒表示，塞内加尔对您当选国家主席倍感高兴。我将继续与您一道，推动塞中两国亲善友好的优先关系和充满活力的多元合作不断向前发展。
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表示，衷心祝贺您当选国家主席，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将继续在实现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方面取得更大成就，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表示，值此您当选国家主席之际，我谨向您致以热烈的祝贺。在您的亲自关心下，比中友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我坚信，得益于比中两国的互信和深厚友谊，比中政治、经贸关系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将进一步深化。
乌拉圭总统巴斯克斯表示，欣悉您全票当选国家主席，我谨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坚信，乌中两国友好关系将进一步深化，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福祉。
格林纳达总督拉格雷纳德表示，相信您的当选将增加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福祉，有助于进一步增进中格双方相互尊重和理解，深化两国人民友谊。
瓦努阿图总统摩西表示，瓦中两国建交以来，中国一直是瓦努阿图最亲密的伙伴和朋友。您的当选为瓦努阿图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带来了希望。
向习近平主席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冈比亚总统巴罗、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吉布提总统盖莱、多哥总统福雷、阿曼苏丹卡布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也门总统哈迪、爱沙尼亚总统卡留莱德、阿尔巴尼亚总统梅塔、克罗地亚总统基塔罗维奇、卢森堡大公亨利、格鲁吉亚总理克维里卡什维利、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马拉维总统穆塔里卡等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
《外国领导人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2018-03-22 19:36 来源：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一些国家领导人和政党领导人陆续致电致函习近平，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表示，我谨对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您为中国国家主席表示热烈祝贺，并向您致以最美好的祝愿。我愿与您共同推进德中之间密切友好的关系。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过去几年，德中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各领域合作搭建了稳定框架。我愿同您一道继续深化合作，推动德中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祝您在中国国家主席的岗位上继续取得成功。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表示，2017年4月您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我们全面规划了双方广泛领域的合作。目前，双方正在商谈关于推进芬中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工作计划。相信这一计划将为芬中务实合作指引方向，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丰硕成果。
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表示，祝贺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我谨向您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美好的祝愿。
墨西哥总统培尼亚表示，我深信，在新时代，您将继续为造福国家而不懈奋斗。我愿同您持续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祝伟大的中国人民幸福安康。
智利总统皮涅拉表示，您的当选彰显您带领国家实现宏伟发展目标的杰出领导力和中国人民对您的信任。我相信，智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友好合作将进一步扩大，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罗利表示，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必将更加繁荣富强，取得非凡发展成就。特多与中国相互信任，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特多政府将坚定致力于增进两国友好关系。
几内亚比绍总统瓦斯表示，自几比民族解放斗争初期，中国人民就与几比人民同甘苦、共命运。我将不遗余力地与您共同发展和巩固几中两国和两国人民间传统友好、互帮互助的合作关系，造福友好的两国人民。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表示，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为双方带来福祉。
向习近平主席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黑山总统武亚诺维奇、马耳他总统普雷卡、马其顿总统伊万诺夫、俄罗斯公正俄罗斯党主席米罗诺夫。
谢选骏指出：英国为何拒绝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呢？
这不禁让人想起，英国是《大宪章》的发源地，而且已有八百多年历史。
这不禁让人想起，英国是第一个轰开清朝大门的国家，而且是在一百七十多年前。
这不禁让人想起，英国是唯一一个独立抗击纳粹德国的国家，而且是在1940年。
英国为何拒绝祝贺习近平当选？看来，这个沉默有点深不可测。
新闻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一事，十分“诡异”。其实，这是过分解读了。因为，“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不止美国一家，还有以下：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马拉维总统穆塔里卡等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
“阿富汗总统加尼、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伊朗总统鲁哈尼、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
只是，可能出于避讳，这些被川普称为Shithole的国家领导没有和美国总统列在一起，结果让世人误会了只有美国“以其他方式”了。
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个事情：英国对习近平当选始终保持沉默， 查遍以下记录，丝毫不见英国踪影：
《一些国家领导人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新华社2018/03/17
2018年3月17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习近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消息宣布后，一些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纷纷致电或致函习近平主席，表示热烈祝贺。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表示，我对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表示衷心祝贺，祝愿中国人民在以您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大成就。我确信朝中两国关系将沿着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
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表示，欣闻您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我谨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相信，作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您将带领中国人民胜利实现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越南党、国家和人民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睦邻友好与全面合作关系，视之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相信您将继续关心指导各级、各部门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共识，不断扩大和提升两国各领域合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健康深入发展。
老挝国家主席本扬表示，我坚信，在以您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取得全面巨大和历史性的成就，中国一定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祝老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传统友好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四好”精神指引下不断深入发展、开花结果。
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表示，您的当选表明中国人民对您的英明领导充满信心。中国在过去5年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不仅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也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变化。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受到广泛赞誉。我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伟大的中华民族将继续向前迈进，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巴中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全面加强两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祝愿中国在您的领导下早日实现中国梦，为东北亚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您派特别代表出席平昌冬奥会开、闭幕式，使本届冬奥会成为朝鲜半岛、东北亚乃至全世界人民和平与和谐的盛会，我深表感谢。今年是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我愿同您一道努力，开启两国关系走向成熟、步入新时代的元年。
日本天皇明仁表示，值此您当选国家主席之际，谨表示诚挚祝贺。祝您身体健康、贵国繁荣昌盛。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今年正值《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也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4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日中两国广泛开展合作。我希望以今年为契机，推动日中关系进一步走向改善，迈上新的发展台阶。
马尔代夫总统亚明表示，您的当选是对过去五年您领导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广大人民对您领导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坚定信心。我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孟加拉国总统哈米德表示，在您的领导下，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我深信孟中关系将得到巩固与深化。
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表示，在您睿智而富有远见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孟方期待加强孟中两国各领域合作。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表示，您的当选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您为维护国家利益所作巨大贡献的高度肯定。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必将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哈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继续保持高水平发展。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在您的英明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正坚定不移地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奋勇前进。祝中国人民永享和平繁荣，愿白中友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格鲁吉亚总统马尔格韦拉什维利表示，您的英明领导必将为中华民族带来更大发展，创造更多福祉。相信格中传统友谊和合作必将进一步深化。
喀麦隆总统比亚表示，祝您在履行这一崇高使命的过程中取得圆满成功。我愿同您一道，加强喀中两国间业已存在的特殊友好合作关系。
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表示，在您的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家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迈上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
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表示，您的当选充分表明中国人民对您在国家和国际事务中展现出来的远见和智慧充满信任和信心。我相信，今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取得巨大成功，推动非洲和中国之间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表示，您作为忠诚正直、敢于担当的领袖，得到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充分表达了对您的信任。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必将更加繁荣富强。
马里总统凯塔表示，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您为国家主席，是对您杰出的治国理政才能和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的充分肯定。我愿同您一道，为继续加强马中友好合作关系而不懈努力。
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表示，您的成功当选表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您的英明领导和未来宏伟规划满怀信心。相信您将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促进国际和平正义。
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表示，您的岗位责任重大而崇高。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就。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如此卓越的发展。祝愿中国在您的领导下在成功大道上继续前行。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是有勇气有担当的政党。我高度评价您的果敢和担当，坚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复兴必将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造福全球各国人民。
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督威廉斯表示，您是一位具有巨大感召力和杰出才能的领袖，祝愿中国在您领导下取得更大发展成就。
此外，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致函表示，当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您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积极响应。我深信，今年6月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必将取得丰硕成果。
《外国领导人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2018-03-19 01:00 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一些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陆续致电致函习近平，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表示，我谨代表柬埔寨全体人民和参议院、国会、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坚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将会取得更大发展成就，越来越繁荣富强，并继续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您的丰功伟业赢得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充分信任。我坚信，有您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奋斗中不断进步，将中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文莱苏丹哈桑纳尔表示，在您的卓越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不断取得巨大成就，为全球和平、发展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希望中国作为具有战略性引领作用的负责任大国，不断取得新的成功。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过去5年，在不确定和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中，您领导中国取得新的成就，中国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展现了巨大的决心。相信在您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将继续朝着实现新时代的目标前进。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表示，在您高瞻远瞩的领导下，中国正在持续实施深思熟虑的改革战略，以实现国家稳定发展和繁荣。您的当选将提高中国作为有威望的世界大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作用和地位，保障全球、包括本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表示，您的当选充分证明中国社会对您确定的政治路线的坚定支持。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巩固国际威望道路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表示，您的全票当选表明您实施的内政外交方针政策获得中国人民高度信任，相信您的治国经验和远见卓识将确保中国取得新的发展成就。
非盟轮值主席、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表示，在您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表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必将成为21世纪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坚信，中国将继续发挥保障和平、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力量平衡的作用。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表示，祝您在履行这一崇高使命中取得更大成就，我愿与您共同推动深化意中关系及两国在多边和欧中框架下各领域务实合作。
葡萄牙总统德索萨表示，我深信在您新的任期内，葡中之间稳固的友好关系将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将得到更大发展。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您为加强中国政府同联合国的伙伴关系展现了坚定承诺和领导力。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维护和平，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全球人民福祉。
向习近平主席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尼泊尔总统班达里、新加坡总统哈莉玛、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相、摩尔多瓦总统多东、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刚果(布)总统萨苏、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乍得总统代比、莫桑比克总统纽西、莱索托国王莱齐耶三世、塞舌尔总统富尔、尼泊尔总理奥利、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特罗瓦达、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
阿富汗总统加尼、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伊朗总统鲁哈尼、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
《外国领导人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2018-03-21 20:15:17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一些国家领导人、政党领导人以及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陆续致电致函习近平，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巴西总统特梅尔表示，欣悉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我谨表示衷心祝贺。我愿继续与您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巴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两国共同发展。
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表示，在您的领导下，中国正在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进。衷心祝愿中国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开启辉煌的新时代。
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表示，祝贺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近年来，厄瓜多尔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祝中国繁荣昌盛。
加蓬总统邦戈表示，值此令人欣喜的时刻，我谨对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出系列重大决定表示敬意。这些重大决定将有利于推进您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举措，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造福友好的中国人民。
几内亚总统孔戴表示，您的当选是您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辉历史进程中发挥卓越作用的必然结果。伴随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国将日益强大稳定，进一步促进世界的团结、和平和繁荣。
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表示，我谨代表塞拉利昂政府和人民，衷心祝愿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我坚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衷心祝贺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实现巨大发展，土中关系也取得重要进展。我相信中国将在新时代继续书写成功，我对土中关系未来充满信心。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表示，向您并通过您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约方愿同中方一道，继续致力于为两国及世界人民开辟更加美好、繁荣、公正、和平的未来。
波兰总统杜达表示，相信在您领导下，中国未来将更加蓬勃发展。在波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指引下，我们两国定能携手共进，合作共赢，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表示，祝愿您在崇高的工作岗位上不断取得成功。我坚信，希中两国将继续进行建设性对话，为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创造更多机遇。
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表示，您卓越领导中国快速发展并不断走向繁荣昌盛。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表示，您与缅甸建立了亲密友好、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关系。您的当选为进一步促进缅中两国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提供了良好机遇，对此我深感高兴。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施瓦布表示，中国发展成就以及中国在应对全球性严峻挑战中发挥的领导作用令世人瞩目。您全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您英明领导的拥护。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的未来将更加光明。
向习近平主席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利比里亚总统维阿、科摩罗总统阿扎利、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安哥拉总统洛伦索、南苏丹总统基尔、黎巴嫩总统奥恩、爱尔兰总统希金斯、荷兰首相吕特、毛里求斯总理普拉温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西迪贝、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
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
《一些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新闻频道 来源：央视网 2018年03月21日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又有一些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陆续致电致函习近平，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表示，欣闻您当选国家主席，我谨向您致以热烈祝贺。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斯中双方将坚定合作信心，推动两国关系全方位发展。
印度总理莫迪表示，作为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大国，保持印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全人类和平、发展与繁荣至关重要。我期待与您一道，以去年9月厦门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基础，共同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更高水平。
泰国总理巴育表示，您全票当选国家主席，充分说明您的卓越领导力获得绝对信任。我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将继续繁荣发展，成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土库曼斯坦高度重视继续发展建立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利原则基础上的双边合作。我深信，在您英明和富有远见的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成就，两国关系将达到更高水平。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您的当选有力地说明您享有最高水平的信任，您非凡的领导力、专业能力和个人魅力得到高度认可。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您的当选是中国人民对您卓越领导力投下的信任票，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将成为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引领型国家。南方相信，南中合作将进一步拓展深化，两国关系未来将更加美好。
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表示，过去五年，您带领中国人民在各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您的当选是对您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的充分肯定。我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更大成就。
塞内加尔总统萨勒表示，塞内加尔对您当选国家主席倍感高兴。我将继续与您一道，推动塞中两国亲善友好的优先关系和充满活力的多元合作不断向前发展。
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表示，衷心祝贺您当选国家主席，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将继续在实现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方面取得更大成就，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表示，值此您当选国家主席之际，我谨向您致以热烈的祝贺。在您的亲自关心下，比中友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我坚信，得益于比中两国的互信和深厚友谊，比中政治、经贸关系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将进一步深化。
乌拉圭总统巴斯克斯表示，欣悉您全票当选国家主席，我谨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坚信，乌中两国友好关系将进一步深化，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福祉。
格林纳达总督拉格雷纳德表示，相信您的当选将增加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福祉，有助于进一步增进中格双方相互尊重和理解，深化两国人民友谊。
瓦努阿图总统摩西表示，瓦中两国建交以来，中国一直是瓦努阿图最亲密的伙伴和朋友。您的当选为瓦努阿图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带来了希望。
向习近平主席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冈比亚总统巴罗、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吉布提总统盖莱、多哥总统福雷、阿曼苏丹卡布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也门总统哈迪、爱沙尼亚总统卡留莱德、阿尔巴尼亚总统梅塔、克罗地亚总统基塔罗维奇、卢森堡大公亨利、格鲁吉亚总理克维里卡什维利、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马拉维总统穆塔里卡等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
《外国领导人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2018-03-22 19:36 来源：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一些国家领导人和政党领导人陆续致电致函习近平，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表示，我谨对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您为中国国家主席表示热烈祝贺，并向您致以最美好的祝愿。我愿与您共同推进德中之间密切友好的关系。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过去几年，德中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各领域合作搭建了稳定框架。我愿同您一道继续深化合作，推动德中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祝您在中国国家主席的岗位上继续取得成功。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表示，2017年4月您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我们全面规划了双方广泛领域的合作。目前，双方正在商谈关于推进芬中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工作计划。相信这一计划将为芬中务实合作指引方向，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丰硕成果。
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表示，祝贺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我谨向您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美好的祝愿。
墨西哥总统培尼亚表示，我深信，在新时代，您将继续为造福国家而不懈奋斗。我愿同您持续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祝伟大的中国人民幸福安康。
智利总统皮涅拉表示，您的当选彰显您带领国家实现宏伟发展目标的杰出领导力和中国人民对您的信任。我相信，智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友好合作将进一步扩大，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罗利表示，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必将更加繁荣富强，取得非凡发展成就。特多与中国相互信任，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特多政府将坚定致力于增进两国友好关系。
几内亚比绍总统瓦斯表示，自几比民族解放斗争初期，中国人民就与几比人民同甘苦、共命运。我将不遗余力地与您共同发展和巩固几中两国和两国人民间传统友好、互帮互助的合作关系，造福友好的两国人民。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表示，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为双方带来福祉。
向习近平主席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黑山总统武亚诺维奇、马耳他总统普雷卡、马其顿总统伊万诺夫、俄罗斯公正俄罗斯党主席米罗诺夫。
谢选骏指出：英国为何拒绝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呢？
这不禁让人想起，英国是《大宪章》的发源地，而且已有八百多年历史。
这不禁让人想起，英国是第一个轰开清朝大门的国家，而且是在一百七十多年前。
这不禁让人想起，英国是唯一一个独立抗击纳粹德国的国家，而且是在1940年。
英国为何拒绝祝贺习近平当选？看来，这个沉默有点深不可测。
谢选骏：王震仇恨《河殇》因为他在南泥湾种鸦片
王震之所以仇恨《河殇》并四处诋毁之，就是因为《河殇》批判了“黄河心理”、影射了延安精神、触及了王震的“鸦片生意”，因为正是王震这个常败将军在南泥湾大肆种植罂粟、熬制鸦片、贩卖烟毒。王震批河殇，正是出自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绝望。
《“南泥湾大生产种鸦片”的传言与真相》（2018年4月14日 转载老高博客）报道：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揭幕，“虎门焚烟”列为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十幅浮雕之始，鸦片被中国人视作列强欺侮引发反抗的导火索。制毒贩毒，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动用严刑峻法来遏止的重大罪行。但在中共陕甘宁边区，情况却很复杂
老高按：“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郭兰英的《南泥湾》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一来到海外之后，马上就听说：什么花儿香？罂粟花儿香！开荒种的啥？种的是鸦片！随后又听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此文在文革中被抬为“老三篇”之一）褒扬纪念的张思德，并不是烧炭而死，是在熬炼鸦片时窑洞塌方不幸身亡。
海外媒体刊登此类说法，难免遭到“反共宣传”之讥，而其消息来源要么语焉不详甚至尽付阙如，要么虽然提供出处，普通读者却无从查找；至于后来网络上的传言，公信力相当有限，一般人也就是听听而已。
但是后来不断得知更权威的消息来源披露，陕甘宁边区制毒贩毒确有其事，涉及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南泥湾开荒种鸦片的信息虽然零碎，但揆情度理，都不是恶意诽谤，更不是假语村言。这些消息来源，包括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中国大陆的东方出版社2004年列入“稀有书系”出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长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等等。
据说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也曾提到。但这本书国内有多种中文版本，我在出国前读过最早的1986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但没有印象其中提到在边区种鸦片之事。是否当时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已经是经过删节的“洁本”？那个年代嘛！
此外，到南泥湾实地考察过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也撰文证实这件事。
我早就听说《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系统翔实地阐述陕甘宁边区鸦片生产和贸易的文章，但一直没有读到。直到最近，才找到了洪振快发表于《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的文章《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转载于下。这篇长文配有原始档案影印件，文中提供了众多资料出处，文章发表时正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言论管制逐步转严、杂志风声鹤唳之际，若不是再三核对和权衡风险，确保资料来源万无一失，断不敢发表揭中共老祖宗疮疤的文章。
对中共是否在延安时期制毒、贩毒一事还感觉有疑问的人，读了此文，我推测，他们会感到无可怀疑了。下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此事？
中国的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揭幕的。“虎门焚烟”，成为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十幅浮雕之始，鸦片也被中国人从小视作列强欺侮我们、引发反抗的导火索。制毒贩毒，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饶恕、动用严刑峻法来惩罚遏止的重大罪行，极端者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甚至对之当场格杀勿论……
但如果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放在当时中共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应该如何衡量？就像卖淫为一般人所不齿，但是我们不是也对雨果《悲惨世界》里的芳汀、对大仲马笔下的“茶花女”、对日本影片《望乡》里的阿崎婆都一掬哀悯同情之泪吗？
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
“特货”即鸦片
谢觉哉在日记中多处提到中共在延安时期经营“特货”、“种某物”等。“特货”就是鸦片，证据如下：
其一，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用“特货”指代鸦片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普遍用法。在贵州从事鸦片生意18年的商人伍效高，回忆自己经营鸦片业的经历，就说到“续办特货。……代理……鸦片购销业务”。（《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页）当时鸦片商人以“特货”指代鸦片，经营鸦片的商行被称为“特商”，鸦片税也叫“特税”。
其二，特货以“两”为单位，且价值奇高。按1942年延安市主要物品价格比较，该年12月，小米一斗为125元（边币），而特货一两是1400元。（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以下简称《财经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四册，第438－439页）这意味着，特货一两，值小米11.2斗，特货一斤，值小米5376斤。延安时期，粮食供给“标准每人每天吃粮一斤四两，只军队多些，每人每天一斤八两。”（《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53－454页）以此标准计算，只需约1000斤特货即可解决一支一万人的军队的一年的口粮问题。
其三，当年军队走私鸦片产生的纠纷案中也提供“特货”即是鸦片的信息。（年份不详，疑为1942年）8月24日下午，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率领禁烟督察队到绥德义和镇“督征特产兼查缉私货”，“区政府即向督察队报告，当时并说龙国华在义和镇私贩烟土”。龙国华为留守兵团供给部管理科长，当时在其住处（出差住店）搜出鸦片30两。龙国华态度强横，拒绝接受检察，与督察队先谩骂进而相互殴打。事后，11月12日，留守兵团组织部写信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被搜出的鸦片不是龙国华的。龙国华在给贺龙等兵团领导递交的报告中说，督察队“将店内收（搜）出之特货，诬认为我所购”，同时还告了霍维德一状，说他“以残酷手段对待革命同志，实有违党中央之政策”，要求为自己清洗耻辱。林伯渠收到材料，转给了财政厅。（见史志诚主编：《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以下简称《禁毒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261页）在这个事件中，“特货”、“鸦片”、“烟土”是同义词，清楚显示“特货”就是鸦片。
其四、中共内部秘密文件透露的情况。1943年8月1日，延属地委发布了一个关于禁种特产规定的秘密通知，由时任延属地委书记张邦英、代专员王震、延属分区专员兼延安市市长曹力如联合签署。“秘密通知”多次提到“烟苗”、“烟户”，要求：“（一）立即深入的调查留有烟苗之人家、亩数、收获量，以便有计划的进行没收，最低限度公家要没收到全收入的80%。（二）在没收时，烟户最多只能留到20%。”此秘密通知中提到了“特货”，显示“特货”即是“烟苗”的出产品。其要求第四点说：“各县现存之特货，无论旧存或新收均立即送交专署，统一出售，不得拖延，不得隐瞒，也不得在下边出卖，续收到的，应随时送来论价出卖。”“通知”最后强调“以上办法，只作执行之准则，不许宣布，并须严格切实执行，对群众仍称没收处罚”。（《禁毒史料》第137页）
其五，销售鸦片人员的直接回忆。据当年受边区政府财政厅委派，专门在陇东专区负责鸦片贸易的梁爱民回忆：“1941年11月，我调到了财政厅禁烟督察处，被派往陇东专区，从此开始了商业贸易。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战，我们秘密经营大烟土。我党是严禁吸毒的，经营烟土必须秘密进行。为了方便，我们不叫大烟土，而称其为‘土货’或者‘特货’，后来称做‘肥皂’，论条论块，最后正式定名为‘土产’。”（《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1988年出版，第99页）
其一，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用“特货”指代鸦片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普遍用法。在贵州从事鸦片生意18年的商人伍效高，回忆自己经营鸦片业的经历，就说到“续办特货。……代理……鸦片购销业务”。（《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页）当时鸦片商人以“特货”指代鸦片，经营鸦片的商行被称为“特商”，鸦片税也叫“特税”。
其二，特货以“两”为单位，且价值奇高。按1942年延安市主要物品价格比较，该年12月，小米一斗为125元（边币），而特货一两是1400元。（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以下简称《财经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四册，第438－439页）这意味着，特货一两，值小米11.2斗，特货一斤，值小米5376斤。延安时期，粮食供给“标准每人每天吃粮一斤四两，只军队多些，每人每天一斤八两。”（《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53－454页）以此标准计算，只需约1000斤特货即可解决一支一万人的军队的一年的口粮问题。
其三，当年军队走私鸦片产生的纠纷案中也提供“特货”即是鸦片的信息。（年份不详，疑为1942年）8月24日下午，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率领禁烟督察队到绥德义和镇“督征特产兼查缉私货”，“区政府即向督察队报告，当时并说龙国华在义和镇私贩烟土”。龙国华为留守兵团供给部管理科长，当时在其住处（出差住店）搜出鸦片30两。龙国华态度强横，拒绝接受检察，与督察队先谩骂进而相互殴打。事后，11月12日，留守兵团组织部写信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被搜出的鸦片不是龙国华的。龙国华在给贺龙等兵团领导递交的报告中说，督察队“将店内收（搜）出之特货，诬认为我所购”，同时还告了霍维德一状，说他“以残酷手段对待革命同志，实有违党中央之政策”，要求为自己清洗耻辱。林伯渠收到材料，转给了财政厅。（见史志诚主编：《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以下简称《禁毒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261页）在这个事件中，“特货”、“鸦片”、“烟土”是同义词，清楚显示“特货”就是鸦片。
其四、中共内部秘密文件透露的情况。1943年8月1日，延属地委发布了一个关于禁种特产规定的秘密通知，由时任延属地委书记张邦英、代专员王震、延属分区专员兼延安市市长曹力如联合签署。“秘密通知”多次提到“烟苗”、“烟户”，要求：“（一）立即深入的调查留有烟苗之人家、亩数、收获量，以便有计划的进行没收，最低限度公家要没收到全收入的80%。（二）在没收时，烟户最多只能留到20%。”此秘密通知中提到了“特货”，显示“特货”即是“烟苗”的出产品。其要求第四点说：“各县现存之特货，无论旧存或新收均立即送交专署，统一出售，不得拖延，不得隐瞒，也不得在下边出卖，续收到的，应随时送来论价出卖。”“通知”最后强调“以上办法，只作执行之准则，不许宣布，并须严格切实执行，对群众仍称没收处罚”。（《禁毒史料》第137页）
其五，销售鸦片人员的直接回忆。据当年受边区政府财政厅委派，专门在陇东专区负责鸦片贸易的梁爱民回忆：“1941年11月，我调到了财政厅禁烟督察处，被派往陇东专区，从此开始了商业贸易。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战，我们秘密经营大烟土。我党是严禁吸毒的，经营烟土必须秘密进行。为了方便，我们不叫大烟土，而称其为‘土货’或者‘特货’，后来称做‘肥皂’，论条论块，最后正式定名为‘土产’。”（《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1988年出版，第99页）
“特产”贸易及其在边区财政中的地位
要了解中共在延安时期为何经营“特货”、“特产”，需要了解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被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每月国民政府拨款60万元（法币）。从1937年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外援，比例占到51.69%－85.79%，合计为82.42%。外援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国民政府拨发的经费，二是海外华侨及后方捐款，而前者为较多。（《财经史料》第六册，第13、427页）由于国共军队冲突，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在此之前的1940年11月起国民政府即停止拨款，继而对边区进行封锁，从而使边区的财政经济陷入了极大困难。按毛泽东的话说，“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又“渡过了困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东北书店1948年出版，第748页）那么这个困难是怎么渡过的呢？一个办法是征公粮。1937年征1万石（担），1938年征1万石，1939年征5万石，实际收到分别是13850石、15971石、52251石。（《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53页）而1941年猛增到20万担。当年征粮虽然达到了任务，但引起老百姓很大不满，故而第二年减少了4万担。
1948年2月18日，西北财经办事处（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经工作的领导机构）公布了一份报告——《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其中对陕甘宁边区1941年起的财政困难，以及开展“特产”——鸦片贸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做了简洁、清晰的概述。
为了渡过难关，1941年，通过开发食盐、加强税收工作、清理公产、发行建设救国公债（618万元）、征收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禁止法币发行边币（1054万元）等动作，想尽了一切办法，“经过整年的干部动员，县长、县委书记亲自带上运输队露宿风餐，往返运盐，征粮工作团有的除夕还在催收粮款，大家都拖疲了，群众也烦了，年终结帐还差568万元（占岁入22%），不得不祈灵于印钞机”。该年“虽然勉强叫各级党政军人员没受冻馁，但是人民的负担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机关部队斫公树，拆庙宇，毁钟，挖墓，在各县成为一时的浪潮，至于烧酒贩毒等违法行为，更是司空见惯”。
“一九四一年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尚因为库空如洗不敢确定统筹统支的方针，愁煞了当时的财政当局。元旦那天，财厅长亲自带上武装缉私，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缴获肥皂十三箱，这十三箱肥皂就成了一九四二年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显然，这里的“肥皂”不是普通肥皂，否则如何能成了“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
“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又为下半年的财政打下雄厚的基础，八月后新货收起，再加下半年税收增加，各机关部队继续从事生产自给，这样就勉强的渡过了一九四二年。这一年特产收入139623000元，占全部岁入40%……由于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所谓“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就是种植罂粟、贩卖鸦片。随后即谈这个“特殊财政内容的根据”：“边区财政若想打破难关……除大量生产外，则必须借助于特产。”
报告称：“靠陕北三宝（食盐、甘草、皮毛）输出，也很困难，甘草因运费大，不能大量出境，绒毛多自用，出口很少，只有食盐尚可能维持，经党政军大动员，一九四三年才运出价值72709万元的食盐，占全部输入13.50%，绝不能解决问题。”
“靠印钞机更是危险，1943年八、九、十三个月发行边币十亿元，就使边币与法币比价从六元跌到十三元。”
“一九四二年边区自产特产并专利代销晋绥的特产，不但解决了当年的财政困难，还盈余了27%（108773000元），支持了一九四三年春季的财政，一九四二年也靠它解决40.82%的财政收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被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每月国民政府拨款60万元（法币）。从1937年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外援，比例占到51.69%－85.79%，合计为82.42%。外援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国民政府拨发的经费，二是海外华侨及后方捐款，而前者为较多。（《财经史料》第六册，第13、427页）由于国共军队冲突，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在此之前的1940年11月起国民政府即停止拨款，继而对边区进行封锁，从而使边区的财政经济陷入了极大困难。按毛泽东的话说，“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又“渡过了困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东北书店1948年出版，第748页）那么这个困难是怎么渡过的呢？一个办法是征公粮。1937年征1万石（担），1938年征1万石，1939年征5万石，实际收到分别是13850石、15971石、52251石。（《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53页）而1941年猛增到20万担。当年征粮虽然达到了任务，但引起老百姓很大不满，故而第二年减少了4万担。
1948年2月18日，西北财经办事处（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经工作的领导机构）公布了一份报告——《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其中对陕甘宁边区1941年起的财政困难，以及开展“特产”——鸦片贸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做了简洁、清晰的概述。
为了渡过难关，1941年，通过开发食盐、加强税收工作、清理公产、发行建设救国公债（618万元）、征收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禁止法币发行边币（1054万元）等动作，想尽了一切办法，“经过整年的干部动员，县长、县委书记亲自带上运输队露宿风餐，往返运盐，征粮工作团有的除夕还在催收粮款，大家都拖疲了，群众也烦了，年终结帐还差568万元（占岁入22%），不得不祈灵于印钞机”。该年“虽然勉强叫各级党政军人员没受冻馁，但是人民的负担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机关部队斫公树，拆庙宇，毁钟，挖墓，在各县成为一时的浪潮，至于烧酒贩毒等违法行为，更是司空见惯”。
“一九四一年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尚因为库空如洗不敢确定统筹统支的方针，愁煞了当时的财政当局。元旦那天，财厅长亲自带上武装缉私，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缴获肥皂十三箱，这十三箱肥皂就成了一九四二年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显然，这里的“肥皂”不是普通肥皂，否则如何能成了“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
“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又为下半年的财政打下雄厚的基础，八月后新货收起，再加下半年税收增加，各机关部队继续从事生产自给，这样就勉强的渡过了一九四二年。这一年特产收入139623000元，占全部岁入40%……由于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所谓“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就是种植罂粟、贩卖鸦片。随后即谈这个“特殊财政内容的根据”：“边区财政若想打破难关……除大量生产外，则必须借助于特产。”
报告称：“靠陕北三宝（食盐、甘草、皮毛）输出，也很困难，甘草因运费大，不能大量出境，绒毛多自用，出口很少，只有食盐尚可能维持，经党政军大动员，一九四三年才运出价值72709万元的食盐，占全部输入13.50%，绝不能解决问题。”
“靠印钞机更是危险，1943年八、九、十三个月发行边币十亿元，就使边币与法币比价从六元跌到十三元。”
“一九四二年边区自产特产并专利代销晋绥的特产，不但解决了当年的财政困难，还盈余了27%（108773000元），支持了一九四三年春季的财政，一九四二年也靠它解决40.82%的财政收入。”
之后，算是开始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一九四二年边区高干会上，毛主席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一九四三年初为统一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财经领导，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由贺龙亲自领导。”该年，“特别主要的是这一年晋绥给以很大的帮助，送来大量特产，并由陕甘宁代销晋绥特产抽20%的贸易税，作为财政收入，其余作为财政家务之积累，这样建立了雄厚的家务，使党政军人员生活，进入相对的丰衣足食程度。但是，另一方面也发生了严重的贪污和铺张浪费现象。”（《财经史料》第六册，第15－21页）
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较为简略，有些具体的情况还可以从陕甘宁边区负责财经事务的财政厅和负责物资进出口事务的贸易局、物资局的报告中获得，并可相互印证。
陕甘宁边区被封锁之后，最大的问题是棉花、洋纱、土布、军工器材、电讯器材、医药器材等物品需要大量购入，尤其是棉花和布匹。边区棉花缺口甚大，负责物资进口的贸易局估计，1943年全边区政府与人民需布20万匹，为此需棉花300万斤，而边区所产不过100万斤，200万斤“需依靠贸易机关帮助解决”。（《财经史料》第四册，第175页）棉花等物资需要大量外购。外购拿什么去交换？主要就是靠“特产”。1942年边区贸易局所做的总结说：“在出口货物中，特产占出口总值的68.66%，食盐占13.59%，二者共占出口总值82.25%，如不算特产，食盐则占了出口总值半数左右，占边产品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二。由此可见，运盐出口还是边区对外贸易中的命脉。”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不算特产，食盐则显得非常重要，但如将其与特产相比，真正的命脉无疑是特产。
1943年，边区银行研究室主任苏子仁在讨论《边区金融总结》时说，解决边区财政问题的方法有三个：“1、收税；2、借债；3、膨胀通货。在边区税收（包括公粮、贸易税等）不够开支，公债行不通，不采取通货膨胀，困难就难以渡过。事实上几年来我们解决问题所依靠的物质力量，按其重要程度排列次序是黑（特产）、黄（公粮）、绿（纸币）、白（食盐）”。（《财经史料》第五册，351页）他说得很明白，在边区财政中，“黑”——特产的重要性排在第一位。
所以，特产在边区财政中尤其重要。财政厅对1942年的工作总结透露：“戊、特产营业为了弥补本年财政预算3000万元的巨大赤字，并为明年财政奠定基础，不得不利用特产营业以渡过难关。全年共收99022181元，若连存货则达11000余万元，占本年全部财政收入的42%强，这说明了本年如无特产营业，虽有各机关生产，仍难渡过难关。”（《财经史料》第一册，第171页）
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有一附表，专门谈及特产贸易在财政收支中的比例：
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较为简略，有些具体的情况还可以从陕甘宁边区负责财经事务的财政厅和负责物资进出口事务的贸易局、物资局的报告中获得，并可相互印证。
陕甘宁边区被封锁之后，最大的问题是棉花、洋纱、土布、军工器材、电讯器材、医药器材等物品需要大量购入，尤其是棉花和布匹。边区棉花缺口甚大，负责物资进口的贸易局估计，1943年全边区政府与人民需布20万匹，为此需棉花300万斤，而边区所产不过100万斤，200万斤“需依靠贸易机关帮助解决”。（《财经史料》第四册，第175页）棉花等物资需要大量外购。外购拿什么去交换？主要就是靠“特产”。1942年边区贸易局所做的总结说：“在出口货物中，特产占出口总值的68.66%，食盐占13.59%，二者共占出口总值82.25%，如不算特产，食盐则占了出口总值半数左右，占边产品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二。由此可见，运盐出口还是边区对外贸易中的命脉。”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不算特产，食盐则显得非常重要，但如将其与特产相比，真正的命脉无疑是特产。
1943年，边区银行研究室主任苏子仁在讨论《边区金融总结》时说，解决边区财政问题的方法有三个：“1、收税；2、借债；3、膨胀通货。在边区税收（包括公粮、贸易税等）不够开支，公债行不通，不采取通货膨胀，困难就难以渡过。事实上几年来我们解决问题所依靠的物质力量，按其重要程度排列次序是黑（特产）、黄（公粮）、绿（纸币）、白（食盐）”。（《财经史料》第五册，351页）他说得很明白，在边区财政中，“黑”——特产的重要性排在第一位。
所以，特产在边区财政中尤其重要。财政厅对1942年的工作总结透露：“戊、特产营业为了弥补本年财政预算3000万元的巨大赤字，并为明年财政奠定基础，不得不利用特产营业以渡过难关。全年共收99022181元，若连存货则达11000余万元，占本年全部财政收入的42%强，这说明了本年如无特产营业，虽有各机关生产，仍难渡过难关。”（《财经史料》第一册，第171页）
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有一附表，专门谈及特产贸易在财政收支中的比例：
边区特产贸易收入统计
年份——收入金额
1942——139623000（边币）占岁入40.00%
1943——65347927（券币）占岁入40.82%
1944——135388778（券币），解决财政开支26.63%
1945——757995348（券币），解决财政开支40.07%
（《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26－427页）
年份——收入金额
1942——139623000（边币）占岁入40.00%
1943——65347927（券币）占岁入40.82%
1944——135388778（券币），解决财政开支26.63%
1945——757995348（券币），解决财政开支40.07%
（《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26－427页）
特产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而上述材料也表明，所谓特产，就是鸦片。
另一个问题是：1941年以后的数年间，大致每年销售了多少“特产”？约略如下：1941年8月15日－11月30日，三个半月，销9260.5斤（《财经史料》第四册，第94－95页），平均每月约3000斤。1942年，销出3.12万斤。1943年，“原定计划为37500斤，实际只推销36250斤”，约略说是3.6万斤（自营、代销合计）。（《财经史料》第四册，第73页）1944年的销量可能更多。1944年6月1日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谈上一年贸易问题：“特产出口最多的地区是关中，占31.86%；陇东次之，占26.9%；……最近据关中的同志谈，今年销量可比去年增加60%；又据新从陇东归来的同志谈，陇东今年的销量，也可较去年增加一倍多。由此可见，去年特产滞销，主要也是由于我们贸易局工作的缺点（如下半年定价过高，没有积极去想各种推销办法等等），而不是其他。”（《财经史料》第四册，第58页）如以较上一年增加60～100%计算，则销量当有6万斤上下。
“特产”销售在各地具体是怎样操作的？据梁爱民的陈述，可简要归纳如下：
“我接受任务后，第一件事就是改扮为商人。组织交待任务时说，如果被敌人发现，只能说自己是私商，说出真实身份，就被视为叛变。”问题是，鸦片值钱，在运输过程中如果没有保护，则可能被劫被抢。所以作者到达陇东后，即去找驻军385旅旅长王维舟、政委甘渭汉，提出困难：“现在我以私商的身份经营‘土货’，路上的安全问题不好解决。”甘政委答道：“这好办，我们派人护送，随叫随到。”“三八五旅对我们的工作全力支持。从驿马关到西峰镇有二三十里路，匪情严重，路途极不安全，货物往返非有部队护送不可。只要我事先给王旅长打个招呼，他马上就派一个班护送。”
作者说，他通过向国统区销售“土货”，换回了“法币、金银和我们所需的商品”。刚开始，是秘密进行；1942年，业务即扩大，人员逐渐增加，“于是我们租了间房子，开起门市来。但这不是我们的真正业务，而是起掩护作用罢了。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我向地委和部队提出要人，很快得到支持。人员多了，就向下面延伸网点。首先在西华池和驿马关设了店。接着，在五个口岸（与国统区接壤的地方）设了店。这些分店都设有门市部。……各分公司的业务重点是发售‘土货’，再根据交通情况进购商品。”业务越做越大，到1944年，“我们公司开始办工厂。在庆阳开办了榨油厂、毯房和过栈行。在西华池办起了卷烟厂……”在经营过程中，“延安粮食奇缺，要我们支援。我们立即在陇东大量购粮，然后运往延安。”（《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9－112页）
另一个问题是：1941年以后的数年间，大致每年销售了多少“特产”？约略如下：1941年8月15日－11月30日，三个半月，销9260.5斤（《财经史料》第四册，第94－95页），平均每月约3000斤。1942年，销出3.12万斤。1943年，“原定计划为37500斤，实际只推销36250斤”，约略说是3.6万斤（自营、代销合计）。（《财经史料》第四册，第73页）1944年的销量可能更多。1944年6月1日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谈上一年贸易问题：“特产出口最多的地区是关中，占31.86%；陇东次之，占26.9%；……最近据关中的同志谈，今年销量可比去年增加60%；又据新从陇东归来的同志谈，陇东今年的销量，也可较去年增加一倍多。由此可见，去年特产滞销，主要也是由于我们贸易局工作的缺点（如下半年定价过高，没有积极去想各种推销办法等等），而不是其他。”（《财经史料》第四册，第58页）如以较上一年增加60～100%计算，则销量当有6万斤上下。
“特产”销售在各地具体是怎样操作的？据梁爱民的陈述，可简要归纳如下：
“我接受任务后，第一件事就是改扮为商人。组织交待任务时说，如果被敌人发现，只能说自己是私商，说出真实身份，就被视为叛变。”问题是，鸦片值钱，在运输过程中如果没有保护，则可能被劫被抢。所以作者到达陇东后，即去找驻军385旅旅长王维舟、政委甘渭汉，提出困难：“现在我以私商的身份经营‘土货’，路上的安全问题不好解决。”甘政委答道：“这好办，我们派人护送，随叫随到。”“三八五旅对我们的工作全力支持。从驿马关到西峰镇有二三十里路，匪情严重，路途极不安全，货物往返非有部队护送不可。只要我事先给王旅长打个招呼，他马上就派一个班护送。”
作者说，他通过向国统区销售“土货”，换回了“法币、金银和我们所需的商品”。刚开始，是秘密进行；1942年，业务即扩大，人员逐渐增加，“于是我们租了间房子，开起门市来。但这不是我们的真正业务，而是起掩护作用罢了。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我向地委和部队提出要人，很快得到支持。人员多了，就向下面延伸网点。首先在西华池和驿马关设了店。接着，在五个口岸（与国统区接壤的地方）设了店。这些分店都设有门市部。……各分公司的业务重点是发售‘土货’，再根据交通情况进购商品。”业务越做越大，到1944年，“我们公司开始办工厂。在庆阳开办了榨油厂、毯房和过栈行。在西华池办起了卷烟厂……”在经营过程中，“延安粮食奇缺，要我们支援。我们立即在陇东大量购粮，然后运往延安。”（《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9－112页）
南泥湾有没有种罂粟卖鸦片？
根据现有资料，359旅在南泥湾既卖过鸦片，也种过罂粟。直接证据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南泥湾调查》。
1943年，西北局对南泥湾进行了调查，其中有一段涉及了“特产”和“收烟”的问题。
据此调查，南泥湾是1940年被发现的。同年末，中央财经处开始计划开发。1941年初，仅有中秘、中财、中组、中青四个农场，7月增至14个。5月，八团到金盆湾；7月，炮兵团到南盘龙川，11月警卫营开到。1942年，成立农场管理处，以军委农场李世俊为主任。3月，特务团开来驻马坊；6月，九团开来驻九龙川；8月，四支队来驻南泥湾，“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本年农场增至30余个。该年全区种地面积共约计15000亩；其中川地9000亩，内民种6000亩，机关部队3000亩；山地6000亩，内军民各半。
调查中说，部队开到南泥湾后，“种特产向老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
1942年各单位的种地情况，有一个调查表，如下：
1943年，西北局对南泥湾进行了调查，其中有一段涉及了“特产”和“收烟”的问题。
据此调查，南泥湾是1940年被发现的。同年末，中央财经处开始计划开发。1941年初，仅有中秘、中财、中组、中青四个农场，7月增至14个。5月，八团到金盆湾；7月，炮兵团到南盘龙川，11月警卫营开到。1942年，成立农场管理处，以军委农场李世俊为主任。3月，特务团开来驻马坊；6月，九团开来驻九龙川；8月，四支队来驻南泥湾，“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本年农场增至30余个。该年全区种地面积共约计15000亩；其中川地9000亩，内民种6000亩，机关部队3000亩；山地6000亩，内军民各半。
调查中说，部队开到南泥湾后，“种特产向老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
1942年各单位的种地情况，有一个调查表，如下：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三年（一），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出版，第272页。
表后还有说明：“估计八团有一部分不在南泥湾境内，但各团种地至少五○○○亩以上，据许多同志谈，去年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而种特产的缺点，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六○○亩只出八○亩。其他施肥割烟皆不熟悉；第三，种子不好也有关系，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种子。”
这个调查表和后面的说明透露了很多信息。从表中看，土地分成了三种用途：粮地、特产地、菜地。粮地是种粮食，菜地是种菜，特产地是种什么特产呢？其中八团一栏，特产地下有用地1000亩，收烟数300两，每亩产量“3.3两，即烟地”的说明。特产是“烟”，而每亩产量仅仅3.3两。从中看出，调查表中所谓的“烟”，不是普通的烟草，而是特殊的罂粟。其中缺点的第三条，即种子多是1935年前的种子，也是一个旁证，因为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严禁鸦片，种植罂粟变为地下活动，老百姓留下的多是该年以前的旧种子。
调查材料还说明几点：一，种特产（罂粟）的地是向老百姓调剂过来的几千亩川地，不是军队自己开垦的。二，“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贪多”，可见“特产”成了生产中心（调查报告前面已明确说“中心在种特产”），种粮倒在其次了。三，没有经验，又不听有经验的农民劝告，种罂粟不得法，以致炮兵团下种600亩，只有80亩发芽，收成总共只有几十两，亩产可能连一两都不到。四，3000亩川地，只收获不到1300两的特产，成效很差，但若以1942年12月的延安市价来看，这些特产大致值1400石小米，比起种粮所得为多。五，参与种罂粟的有八团、特务团、警卫营、炮兵团，其中除炮兵团外，其余都属359旅。六，信息来源可靠。八团即718团，其团长为陈宗尧，与材料来源中所说“陈团长谈”相符。特务团、警卫营的材料来源则是李世俊，李世俊是农业专家，也是农场管理处主任。显然，陈宗尧和李世俊都是开发南泥湾的权威人士，其信息是可靠和可信的。七，炮兵团是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这意味着其他部队也在南泥湾种了罂粟。
359旅曾经种罂粟，还有一个佐证，即前文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提到：“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八月后新货收起”，“一九四二年边区自产特产”，说明1942年边区各县曾“自产特产”，春季下种，8月收成，359旅种植罂粟“自产特产”与之相符。
现有资料也显示，延安时期种罂粟的不止359旅，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前述刘向三1944年的调查报告，提到其他部队机关种罂粟的有：保安纵队、二团，地点都在关中分区。
而种鸦片的地区，在中共历史上也不止于陕甘宁边区，时间也不限于延安时期，比如解放战争时期曾在东北大量种植罂粟。王锡富，1947年在东北行政委员会辽东办事处工作，该年5月，他被分配到政委会开办的元兴商店工作。“到总店报到后，才知道这个商店不是做买卖，而是经营大烟的，凡调去的同志都不愿干，争着调出，经店领导开会动员，再三说明生产大烟对支持解放战争的重大作用，大家的认识才慢慢提高。”后来，他被分配作复查员工作，任务是“确定每亩烟的生产产量，收割后再复查是否达到予定的数量”。“确定亩产烟量时，要根据烟的品种、土质的肥沃程度，烟苗的疏密，长势情况及烟桃能割浆的刀数等条件来核定，同时，要考虑到割烟的技术水平，如将烟桃割漏了就会不出会少出浆液。一经核定测量后，烟户如交不上来，则由驻在所（分店在中心村镇设的机构）人员向烟户催要。更有的个别户隐瞒留用，欲私卖钱，只交部分烟土。这样就达不到定量要求，驻在人员只得动员说服，必要时有的个别驻在人员（都是出院的伤病员）就用皮带逼迫这些烟户上交烟土。……我记得有一位妇女被逼上吊致死。”
王锡富在文中说，“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胜利后，在解放前实行土地改革，组织大生产。为支援前线，一九四七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临江、长白、扶松、蒙江（今为靖宇）等四县大量播种罂粟。直接由元兴商店经营管理，由总店负责组织领导，总店下设四个分店，每县设一分店。当时总店经理由辽宁省公安局秘书长孙敬之兼任”。文中还说，1947年播种后的大烟长势良好。文中也点明，“种大烟的多为个体烟户，也有机关和部队参加生产”。他点出了一个他熟悉的人，“我认识一个名叫宋嘉仁（后任伊春市财政局局长）的就是在大烟地里复查烟产量时熟悉的，当时他是通化林木公司（即辽东林营局）西大川事务所所长，他身背一支七九式步枪，也跟在烟地里劳动。”宋嘉仁算是机关的，部队也有，紧跟着的后文说：“在复查部队生产的烟量时，有位营长（关里来的老干部）单独告诉炊事员给我做了两碗面条，可以说是很好的保健饭了”。部队殷勤招待了这位复查员，显然他对评估“部队生产的烟量”有一定的权力。（《伊春文史资料》第八辑，1993年8月出版内部发行，第216－219页）
359旅不仅在1942年“自产特产”，其后数年中也应该一直在贩卖鸦片。前述刘向三的调查报告，对1944年359旅在县的走私情形，一共举了六个例子，但“仅举典型报告，如有需要容后补充”。除此之外，359旅所属大光商店因贩卖鸦片还与子长县政府发生纠纷，把边区军队、政府最高领导都牵扯进去了。
1942年6月12日，山西人高光富等人携带鸦片，由358旅715团运输队保送（每两鸦片保送费法币8元），到达子长县，由359旅718团开的大光商店出售，被该县瓦市公安局查获，高光富等被抓。公安局要求大光商店交出鸦片，但大光商店开始不承认，后承认买了200多两，但拒绝交出鸦片。由于没有赃物不能判刑，而高光富等又是外省人士，不能长期羁押，子长县陷入了为难处境。事情拖了将近半年不能解决，12月5日子长县县长黄聚俊、裁判员李桂荣向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呈文汇报，要求“速示办法，以便遵照宣判”。19日，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向联防司令部贺龙发去公函，认为犯人已经在押，则作为赃物的鸦片，“亦当随案移转，不应仍存大光商店为合法”，为了“不致使以后工作发生困难”，询问“究应如何处理？尚希查明并裁酌示复”。公函由边区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转呈，29日贺龙、徐向前、肖劲光复信，答复：“第七号公函接悉！内转呈子长县为烟土案与七一八团大光商店纠纷事，业经去函查讯，并着转饬该店将存货如数交出，给予惩处，特复。”1943年1月8日，林伯渠和李鼎铭签署给子长县县长的批答，告知贺龙等复函内容，并表态：“现在你们就照联防司令部贺司令的这封来信办理好了。”按理，有了贺龙批示，事情就好办了。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1月31日，子长县县长、裁判员再次向林伯渠、李鼎铭呈文，告知情况：“奉令之后，即将该商店尹主任转案讯究，追要所买烟土，尹主任声称：‘我买烟土，是拿棉花和布匹换的，货物已由高光富的团伙董姓驮去，况烟土已交给团部了，不能交出等语’”。后面，他们分析说，高光富和大光商店鸦片交易还没完成即被逮捕，“连打条登账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给棉花布匹？他们说好是两个月后给布，又哪里是马上给？“该店买烟，不肯交烟，而该犯高光富等又不能长期管押不判，所以我们的意见，将该烟犯高光富等解送钧府处判较为便利，是否可以？请批示示遵！”看起来，尽管有贺龙、徐向前、肖劲光等边区军队最高领导层的批示和边区政府最高层的批示，大光商店仍然不愿遵守边区法令，而子长县也奈何不了，所以只好将难题往上推给林伯渠、李鼎铭。此案最后如何了结无从知晓。（《禁烟史料》第243－247页）然而，此事比之一年多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仍属较小。
1943年3月20日，边区政府禁烟督察处在绥德的督察队接到密报，说359旅合作社张主任经常在东关零销鸦片，当晚又将卖鸦片50两，“该处即派督察队长及缉私员等四名前往缉私”，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当晚东关发现枪声，该四同志失踪”。第二天晚上，又查获张主任出售了鸦片毛重10两7钱（上晚因买主未到交易未成，次日继续交易），于是张被扣，但“因张主任赖死不肯走，该处为着避免武装冲突，故未勉强将该犯拘捕到案”。第三天，四名失踪人员仍未发现，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贺龙，接到禁烟督察处报告后，给359旅旅长兼延属警备司令部司令王震去函，转去禁烟督察处的要求——“请转告延属警备司令部，将该张主任解案讯办等情”，希望王震“查照办理为荷”。同时，贺龙也给兼任禁烟督察处主任的叶季壮去函，告知已将来函转给延属警备司令部，让王震“查明办理”。显然，359旅的人，没有王震点头处理不了。至于此事最终如何，王震如何“查明”，如何“办理”，因未查到相关史料而无从知晓。但3月24日贺龙再次给王震去函，是绥德市民张作有告状，说21日晚张主任交货他是协助交易者而被抓，但因未从中获利而被放了，“不料九旅反将民之老母拘捕至今不知生命如何，并闻将封闭民家捕捉民等”；贺龙的意见是，“查私犯鸦片即属破坏统销，拘捕人民立系违犯法令，如所述属实，请查明办理为盼”。（《禁烟史料》第264－267页）贺龙说“私犯（贩）鸦片即属破坏统销”，而没有说私贩鸦片是违反禁烟法令，显然是对内说的，因为鸦片统一由叶季壮任局长的物资局统一销售是内部政策，而对老百姓来说私贩鸦片是犯法的。
这个调查表和后面的说明透露了很多信息。从表中看，土地分成了三种用途：粮地、特产地、菜地。粮地是种粮食，菜地是种菜，特产地是种什么特产呢？其中八团一栏，特产地下有用地1000亩，收烟数300两，每亩产量“3.3两，即烟地”的说明。特产是“烟”，而每亩产量仅仅3.3两。从中看出，调查表中所谓的“烟”，不是普通的烟草，而是特殊的罂粟。其中缺点的第三条，即种子多是1935年前的种子，也是一个旁证，因为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严禁鸦片，种植罂粟变为地下活动，老百姓留下的多是该年以前的旧种子。
调查材料还说明几点：一，种特产（罂粟）的地是向老百姓调剂过来的几千亩川地，不是军队自己开垦的。二，“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贪多”，可见“特产”成了生产中心（调查报告前面已明确说“中心在种特产”），种粮倒在其次了。三，没有经验，又不听有经验的农民劝告，种罂粟不得法，以致炮兵团下种600亩，只有80亩发芽，收成总共只有几十两，亩产可能连一两都不到。四，3000亩川地，只收获不到1300两的特产，成效很差，但若以1942年12月的延安市价来看，这些特产大致值1400石小米，比起种粮所得为多。五，参与种罂粟的有八团、特务团、警卫营、炮兵团，其中除炮兵团外，其余都属359旅。六，信息来源可靠。八团即718团，其团长为陈宗尧，与材料来源中所说“陈团长谈”相符。特务团、警卫营的材料来源则是李世俊，李世俊是农业专家，也是农场管理处主任。显然，陈宗尧和李世俊都是开发南泥湾的权威人士，其信息是可靠和可信的。七，炮兵团是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这意味着其他部队也在南泥湾种了罂粟。
359旅曾经种罂粟，还有一个佐证，即前文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提到：“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八月后新货收起”，“一九四二年边区自产特产”，说明1942年边区各县曾“自产特产”，春季下种，8月收成，359旅种植罂粟“自产特产”与之相符。
现有资料也显示，延安时期种罂粟的不止359旅，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前述刘向三1944年的调查报告，提到其他部队机关种罂粟的有：保安纵队、二团，地点都在关中分区。
而种鸦片的地区，在中共历史上也不止于陕甘宁边区，时间也不限于延安时期，比如解放战争时期曾在东北大量种植罂粟。王锡富，1947年在东北行政委员会辽东办事处工作，该年5月，他被分配到政委会开办的元兴商店工作。“到总店报到后，才知道这个商店不是做买卖，而是经营大烟的，凡调去的同志都不愿干，争着调出，经店领导开会动员，再三说明生产大烟对支持解放战争的重大作用，大家的认识才慢慢提高。”后来，他被分配作复查员工作，任务是“确定每亩烟的生产产量，收割后再复查是否达到予定的数量”。“确定亩产烟量时，要根据烟的品种、土质的肥沃程度，烟苗的疏密，长势情况及烟桃能割浆的刀数等条件来核定，同时，要考虑到割烟的技术水平，如将烟桃割漏了就会不出会少出浆液。一经核定测量后，烟户如交不上来，则由驻在所（分店在中心村镇设的机构）人员向烟户催要。更有的个别户隐瞒留用，欲私卖钱，只交部分烟土。这样就达不到定量要求，驻在人员只得动员说服，必要时有的个别驻在人员（都是出院的伤病员）就用皮带逼迫这些烟户上交烟土。……我记得有一位妇女被逼上吊致死。”
王锡富在文中说，“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胜利后，在解放前实行土地改革，组织大生产。为支援前线，一九四七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临江、长白、扶松、蒙江（今为靖宇）等四县大量播种罂粟。直接由元兴商店经营管理，由总店负责组织领导，总店下设四个分店，每县设一分店。当时总店经理由辽宁省公安局秘书长孙敬之兼任”。文中还说，1947年播种后的大烟长势良好。文中也点明，“种大烟的多为个体烟户，也有机关和部队参加生产”。他点出了一个他熟悉的人，“我认识一个名叫宋嘉仁（后任伊春市财政局局长）的就是在大烟地里复查烟产量时熟悉的，当时他是通化林木公司（即辽东林营局）西大川事务所所长，他身背一支七九式步枪，也跟在烟地里劳动。”宋嘉仁算是机关的，部队也有，紧跟着的后文说：“在复查部队生产的烟量时，有位营长（关里来的老干部）单独告诉炊事员给我做了两碗面条，可以说是很好的保健饭了”。部队殷勤招待了这位复查员，显然他对评估“部队生产的烟量”有一定的权力。（《伊春文史资料》第八辑，1993年8月出版内部发行，第216－219页）
359旅不仅在1942年“自产特产”，其后数年中也应该一直在贩卖鸦片。前述刘向三的调查报告，对1944年359旅在县的走私情形，一共举了六个例子，但“仅举典型报告，如有需要容后补充”。除此之外，359旅所属大光商店因贩卖鸦片还与子长县政府发生纠纷，把边区军队、政府最高领导都牵扯进去了。
1942年6月12日，山西人高光富等人携带鸦片，由358旅715团运输队保送（每两鸦片保送费法币8元），到达子长县，由359旅718团开的大光商店出售，被该县瓦市公安局查获，高光富等被抓。公安局要求大光商店交出鸦片，但大光商店开始不承认，后承认买了200多两，但拒绝交出鸦片。由于没有赃物不能判刑，而高光富等又是外省人士，不能长期羁押，子长县陷入了为难处境。事情拖了将近半年不能解决，12月5日子长县县长黄聚俊、裁判员李桂荣向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呈文汇报，要求“速示办法，以便遵照宣判”。19日，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向联防司令部贺龙发去公函，认为犯人已经在押，则作为赃物的鸦片，“亦当随案移转，不应仍存大光商店为合法”，为了“不致使以后工作发生困难”，询问“究应如何处理？尚希查明并裁酌示复”。公函由边区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转呈，29日贺龙、徐向前、肖劲光复信，答复：“第七号公函接悉！内转呈子长县为烟土案与七一八团大光商店纠纷事，业经去函查讯，并着转饬该店将存货如数交出，给予惩处，特复。”1943年1月8日，林伯渠和李鼎铭签署给子长县县长的批答，告知贺龙等复函内容，并表态：“现在你们就照联防司令部贺司令的这封来信办理好了。”按理，有了贺龙批示，事情就好办了。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1月31日，子长县县长、裁判员再次向林伯渠、李鼎铭呈文，告知情况：“奉令之后，即将该商店尹主任转案讯究，追要所买烟土，尹主任声称：‘我买烟土，是拿棉花和布匹换的，货物已由高光富的团伙董姓驮去，况烟土已交给团部了，不能交出等语’”。后面，他们分析说，高光富和大光商店鸦片交易还没完成即被逮捕，“连打条登账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给棉花布匹？他们说好是两个月后给布，又哪里是马上给？“该店买烟，不肯交烟，而该犯高光富等又不能长期管押不判，所以我们的意见，将该烟犯高光富等解送钧府处判较为便利，是否可以？请批示示遵！”看起来，尽管有贺龙、徐向前、肖劲光等边区军队最高领导层的批示和边区政府最高层的批示，大光商店仍然不愿遵守边区法令，而子长县也奈何不了，所以只好将难题往上推给林伯渠、李鼎铭。此案最后如何了结无从知晓。（《禁烟史料》第243－247页）然而，此事比之一年多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仍属较小。
1943年3月20日，边区政府禁烟督察处在绥德的督察队接到密报，说359旅合作社张主任经常在东关零销鸦片，当晚又将卖鸦片50两，“该处即派督察队长及缉私员等四名前往缉私”，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当晚东关发现枪声，该四同志失踪”。第二天晚上，又查获张主任出售了鸦片毛重10两7钱（上晚因买主未到交易未成，次日继续交易），于是张被扣，但“因张主任赖死不肯走，该处为着避免武装冲突，故未勉强将该犯拘捕到案”。第三天，四名失踪人员仍未发现，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贺龙，接到禁烟督察处报告后，给359旅旅长兼延属警备司令部司令王震去函，转去禁烟督察处的要求——“请转告延属警备司令部，将该张主任解案讯办等情”，希望王震“查照办理为荷”。同时，贺龙也给兼任禁烟督察处主任的叶季壮去函，告知已将来函转给延属警备司令部，让王震“查明办理”。显然，359旅的人，没有王震点头处理不了。至于此事最终如何，王震如何“查明”，如何“办理”，因未查到相关史料而无从知晓。但3月24日贺龙再次给王震去函，是绥德市民张作有告状，说21日晚张主任交货他是协助交易者而被抓，但因未从中获利而被放了，“不料九旅反将民之老母拘捕至今不知生命如何，并闻将封闭民家捕捉民等”；贺龙的意见是，“查私犯鸦片即属破坏统销，拘捕人民立系违犯法令，如所述属实，请查明办理为盼”。（《禁烟史料》第264－267页）贺龙说“私犯（贩）鸦片即属破坏统销”，而没有说私贩鸦片是违反禁烟法令，显然是对内说的，因为鸦片统一由叶季壮任局长的物资局统一销售是内部政策，而对老百姓来说私贩鸦片是犯法的。
边区党政军在“特产”贸易中的冲突
上文359旅合作社和禁烟督察处的冲突，暴露了一个问题，其原因，就是贺龙所说的“私犯（贩）鸦片即属破坏统销”。此事的背景，是边区贩卖鸦片政策的演变。从现有资料看，为了渡过难关，从1941年开始，边区政府财政厅主张向国统区贩卖鸦片以维持贸易平衡，解决财政难题。刚开始时，贸易由边区政府贸易局下属的光华商店具体负责。但这只是在边区政府系统，部队和机关所属的公营商店各自经营“特产”贸易，边区政府也管不了军队，所以未能归于统一。1941年8月，贸易局会同各方组织西北土产公司，实行“特产”专卖。1942年初，贸易局转归财政厅领导，同时成立了禁烟督察处，由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兼任督察处处长。到1943年初，禁烟督察处与贸易局合并，成立物资局，下设土产公司，禁烟督察处处长由物资局局长叶季壮兼任。同年11月，为加强缉私工作，各级禁烟督察机关一律并入保安机关。1944年物资局改为贸易公司，土产公司不变。（《财经史料》第四册，第94、167、187页）
由于边区负责鸦片贸易的职能部门是财政厅、贸易局、物资局及禁烟、缉私部门，它们“既要禁烟，又要经营，但不允许别的部门和单位经营”（《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9页）。但是，鸦片贸易利益极大，而边区党、政、军是不同的部门，各有自己的利益，各有自己的生产任务，这就难免要发生冲突。此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由于边区负责鸦片贸易的职能部门是财政厅、贸易局、物资局及禁烟、缉私部门，它们“既要禁烟，又要经营，但不允许别的部门和单位经营”（《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9页）。但是，鸦片贸易利益极大，而边区党、政、军是不同的部门，各有自己的利益，各有自己的生产任务，这就难免要发生冲突。此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靠“特产”贸易最赚钱，部队机关生产人员普遍产生依赖“特产”赚钱、完成生产自给任务的心理。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说：“在缉私工作上，我们的困难是相当的大，首先是军队机关为了完成生产自给的任务，他们不顾整体，漠视政府的法令，武装包庇走私，包庇偷税”。（《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6页）陇东负责鸦片贸易的人说：“因为大家都想抓钱，以解决自己的困难，有些机关、部队也在私下里经营大烟土买卖。这给财政带来了严重混乱。”（《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9页）而刘向三1944年的报告中则指出：“许多经济干部思想上没有彻底改变，以为只有大烟才能解决大的问题。因此，轻视其他生产。”“从四一年到现在我的经验特货发财思想是继续着的”。另一份反映358旅种罂粟、卖鸦片的报告中，716团干部说当年他们的生产计划是每人种地15亩，调查者问：“去年二十五亩多都不够吃半年，今年为什么又少了呢？”回答是“有别的补助办法”，亦即种罂粟，“说每人在开荒地这隐蔽地方种五亩大烟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在八旅团以上干部会讨论生产问题时六团政委颜金生（说）如果各团能种点大烟比开荒强多少倍”。（《禁毒史料》第221－223页）颜金生是358旅716团政委，可见从团领导到普通干部看法是一致的，思想是统一的。
第二，从事“特产”贸易的部门相当广泛。从事“特产”贸易是边区财经部门的本职工作，这已如上文所述。但边区其他部队、机关从事“特产”也相当广泛，而军队尤其严重。359旅种罂粟自产的鸦片看起来是通过自营的大光商店售出。其他部队、机关卖鸦片的例子也很多。据一份报告，358旅的贩卖鸦片的情况，严重程度与359旅有一比。（《禁毒史料》第221－224页）贸易局则提到385旅在陇东“用食盐掩护特产出口”。（《财经史料》第四册，第44页）
贸易局曾经抱怨：“关于特产走私多的时候或代销货多的时候（虽然经过土产公司的，但是自找买主，自定价钱自收物资和外汇），就会影响特产的推销，并影响到一切的贸易管理，换不进物资与外汇。”（《财经史料》第四册，第484页）“公营商店违犯法令，搞特产生意，延市（晋绥、大光、运合、民兴、汇兴隆、金隆、大成永、公裕栈、西北商店）就有1781斤。”此处的几个商店，晋绥（过载栈）属于120师后勤部，大光属于359旅旅部，运合属于南区延市合作社和西北商店，民兴属于中央警备团，汇兴隆属于教育厅，大成永属于独一旅，公裕栈属于延属地委。（《财经史料》第四册，第82页，第251－255页，第276－277之间附表）由此可见，参与“特产”生意的部门很广泛，党、政、军、学都参与了。前述刘向三报告也印证实了此点，报告中提到走私鸦片的有：
在县，358旅的警备营、八团，炮兵团走私鸦片；
在关中分区，军队方面如警一旅，358旅的五团，轰一旅等；
属于地方党政机关的，如地委总务科，分区保安处缉私队一面缉私一面走私，新正运输合作社，财经分会领导的衣食村煤炭公司。
报告中有一句总结的话：关中分区鸦片走私“除专署尚未发现外，其他机关或多或少，或先或后都曾做过”。（《禁毒史料》第268－272页）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也说到：“按走私的部份来说，军政走私多于群众走私，军政走私有两种类型：第一，自己贩运（或武装贩运），第二，包庇私商（大部分是武装包庇）。如绥德分区缉私委员会主任系绥德分区警备司令部人员兼任的，而他们司令部直属的商业生产部门即无私不走。”绥德的驻军是359旅，绥德分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即是王震，而司令部直属的商业生产部门，主要是大光商店，可见此处说的是359旅。此文后面还说：“驻在边区的野战军各旅部队的商店，更是仗势进行着违法走私，破坏金融，××旅在绥榆两区进行走私时，常跟从武装护随，无人敢于问津。新×旅、独×旅、教×旅、×旅去绥德经营商业，绝大部分是进行投机，敌币、白洋、特产、查禁品，真是无私不有，缉私机关不敢过问。”（《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1页）这里提到了很多旅走私“特产”，说明军队经营“特产”的普遍性。其总结是，“军政生产人员走私多”（《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4页）。
4月15日（年份不详，可能是1942年），霍维德就禁毒问题给“高书记”（可能是西北局书记高岗，或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高自力）写信并请阅转陈云：“严禁机关、部队、公营商（店），不能做此生意，违者应严办”。话中隐含的意思是机关部队经营的商店有很多在做毒品生意，需要严禁，违者应严办，建议“破获后警备区延长延安等地应杀人严办才行”。（《禁毒史料》第225页）
1941年12月11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副主席李鼎铭发给绥德县县长曹力如指令：“十一月二十六日呈悉。查该吉镇人民合作社在固临县境出售烟土，既系触犯政府法令，即不应姑息宽假，自坏法纪，所请发还该项烟土一节，殊属不当。且根本禁绝贩卖烟土，本府已于上月与八路军总部会衔布告在案。”（《禁毒史料》第227页）这说明绥德县长曹力如支持下属经营鸦片生意，对抗边区政府法令，在鸦片被查出没收之后，还想“发还”，被认为“殊属不当”而驳回。
负责缉私工作的部门自己也走私“特产”。1946年有关部门所做的税收工作总结中就说：“税局本身缉私工作差，走私多”，“缉私人员取消改为验货员以后走私更多了”。（《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5页）
第三，职能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冲突经常发生。
前文提及，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说到了军队武装走私让缉私机关“不敢过问”。报告中随后举了个例子，1945年，“因税局检查×旅九成商店，结果几个缉私员被该店在屋内打得头肿眼青，专署地委不能解决，后绥德税局长亲到延安西北局也未解决”。举的例子还有：“三边司令部的营业部门将私货放在窑内，门上贴着，‘军事重地，闲人免进’字样。关中驻军商店贩运私货，当税局缉私人员去执行检查时，威胁说：里面有炸药，炸死你们不负责任。”（《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1页）
但是，边区政府毕竟负有筹措经费、维持边区财经稳定的责任，也不可能完全任由走私蔓延，所以摩擦时有发生，359旅因私贩鸦片就与边区政府有关部门多次发生矛盾，案例已如前述，独一旅也有贩卖鸦片与禁烟督察处发生冲突的事例。
此外，还有一种矛盾，是边区政府法令不准部队机关私卖，但可交货给职能部门去代销，有些委托售货的部门对低价售货而使他们吃亏不满。1943年5月，物资局局长叶季壮在一次座谈会的发言提纲中专门分析特产贬价导致的事件。据他的分析，贬价是为了和“顽方”（国民党军政力量）竞争，因为他们“多方设法贩卖特产以与我们竞争”，双方在打价格战，“特产又是我们最主要的出口品，万一顽方的计划实现，则我们的出口货即减少三分之二，财政与供给固然无法保证，金融与物价，更无法稳定。在这个时候，是空想高价卖不出去好呢？还是贬价以争取胜利好呢？”“我们的存货又多又坏，坚持高价听其卖不掉而腐坏好呢？还是贬价速售，加速资金的流通（这是最平常的商业常识），并以此做抢购新货的资金好呢？”（《财经史料》四，第431－432页）答案当然是后者。尽管他的分析应该是符合情理的，但其他让其代售的部门未必这么看，对把鸦片交给物资局统一出售有意见。比如358旅，“在后方卖大烟和打埋伏走私”，“因在团以上会讨论交各单位大烟去物资局是有些干部不满……㈣六团供给处人说旅部要我们交大烟，为什么他们还有一个房子装大烟呢？（他在B供住着算账时看见的）”（《禁毒史料》第222页）
第二，从事“特产”贸易的部门相当广泛。从事“特产”贸易是边区财经部门的本职工作，这已如上文所述。但边区其他部队、机关从事“特产”也相当广泛，而军队尤其严重。359旅种罂粟自产的鸦片看起来是通过自营的大光商店售出。其他部队、机关卖鸦片的例子也很多。据一份报告，358旅的贩卖鸦片的情况，严重程度与359旅有一比。（《禁毒史料》第221－224页）贸易局则提到385旅在陇东“用食盐掩护特产出口”。（《财经史料》第四册，第44页）
贸易局曾经抱怨：“关于特产走私多的时候或代销货多的时候（虽然经过土产公司的，但是自找买主，自定价钱自收物资和外汇），就会影响特产的推销，并影响到一切的贸易管理，换不进物资与外汇。”（《财经史料》第四册，第484页）“公营商店违犯法令，搞特产生意，延市（晋绥、大光、运合、民兴、汇兴隆、金隆、大成永、公裕栈、西北商店）就有1781斤。”此处的几个商店，晋绥（过载栈）属于120师后勤部，大光属于359旅旅部，运合属于南区延市合作社和西北商店，民兴属于中央警备团，汇兴隆属于教育厅，大成永属于独一旅，公裕栈属于延属地委。（《财经史料》第四册，第82页，第251－255页，第276－277之间附表）由此可见，参与“特产”生意的部门很广泛，党、政、军、学都参与了。前述刘向三报告也印证实了此点，报告中提到走私鸦片的有：
在县，358旅的警备营、八团，炮兵团走私鸦片；
在关中分区，军队方面如警一旅，358旅的五团，轰一旅等；
属于地方党政机关的，如地委总务科，分区保安处缉私队一面缉私一面走私，新正运输合作社，财经分会领导的衣食村煤炭公司。
报告中有一句总结的话：关中分区鸦片走私“除专署尚未发现外，其他机关或多或少，或先或后都曾做过”。（《禁毒史料》第268－272页）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也说到：“按走私的部份来说，军政走私多于群众走私，军政走私有两种类型：第一，自己贩运（或武装贩运），第二，包庇私商（大部分是武装包庇）。如绥德分区缉私委员会主任系绥德分区警备司令部人员兼任的，而他们司令部直属的商业生产部门即无私不走。”绥德的驻军是359旅，绥德分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即是王震，而司令部直属的商业生产部门，主要是大光商店，可见此处说的是359旅。此文后面还说：“驻在边区的野战军各旅部队的商店，更是仗势进行着违法走私，破坏金融，××旅在绥榆两区进行走私时，常跟从武装护随，无人敢于问津。新×旅、独×旅、教×旅、×旅去绥德经营商业，绝大部分是进行投机，敌币、白洋、特产、查禁品，真是无私不有，缉私机关不敢过问。”（《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1页）这里提到了很多旅走私“特产”，说明军队经营“特产”的普遍性。其总结是，“军政生产人员走私多”（《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4页）。
4月15日（年份不详，可能是1942年），霍维德就禁毒问题给“高书记”（可能是西北局书记高岗，或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高自力）写信并请阅转陈云：“严禁机关、部队、公营商（店），不能做此生意，违者应严办”。话中隐含的意思是机关部队经营的商店有很多在做毒品生意，需要严禁，违者应严办，建议“破获后警备区延长延安等地应杀人严办才行”。（《禁毒史料》第225页）
1941年12月11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副主席李鼎铭发给绥德县县长曹力如指令：“十一月二十六日呈悉。查该吉镇人民合作社在固临县境出售烟土，既系触犯政府法令，即不应姑息宽假，自坏法纪，所请发还该项烟土一节，殊属不当。且根本禁绝贩卖烟土，本府已于上月与八路军总部会衔布告在案。”（《禁毒史料》第227页）这说明绥德县长曹力如支持下属经营鸦片生意，对抗边区政府法令，在鸦片被查出没收之后，还想“发还”，被认为“殊属不当”而驳回。
负责缉私工作的部门自己也走私“特产”。1946年有关部门所做的税收工作总结中就说：“税局本身缉私工作差，走私多”，“缉私人员取消改为验货员以后走私更多了”。（《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5页）
第三，职能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冲突经常发生。
前文提及，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说到了军队武装走私让缉私机关“不敢过问”。报告中随后举了个例子，1945年，“因税局检查×旅九成商店，结果几个缉私员被该店在屋内打得头肿眼青，专署地委不能解决，后绥德税局长亲到延安西北局也未解决”。举的例子还有：“三边司令部的营业部门将私货放在窑内，门上贴着，‘军事重地，闲人免进’字样。关中驻军商店贩运私货，当税局缉私人员去执行检查时，威胁说：里面有炸药，炸死你们不负责任。”（《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1页）
但是，边区政府毕竟负有筹措经费、维持边区财经稳定的责任，也不可能完全任由走私蔓延，所以摩擦时有发生，359旅因私贩鸦片就与边区政府有关部门多次发生矛盾，案例已如前述，独一旅也有贩卖鸦片与禁烟督察处发生冲突的事例。
此外，还有一种矛盾，是边区政府法令不准部队机关私卖，但可交货给职能部门去代销，有些委托售货的部门对低价售货而使他们吃亏不满。1943年5月，物资局局长叶季壮在一次座谈会的发言提纲中专门分析特产贬价导致的事件。据他的分析，贬价是为了和“顽方”（国民党军政力量）竞争，因为他们“多方设法贩卖特产以与我们竞争”，双方在打价格战，“特产又是我们最主要的出口品，万一顽方的计划实现，则我们的出口货即减少三分之二，财政与供给固然无法保证，金融与物价，更无法稳定。在这个时候，是空想高价卖不出去好呢？还是贬价以争取胜利好呢？”“我们的存货又多又坏，坚持高价听其卖不掉而腐坏好呢？还是贬价速售，加速资金的流通（这是最平常的商业常识），并以此做抢购新货的资金好呢？”（《财经史料》四，第431－432页）答案当然是后者。尽管他的分析应该是符合情理的，但其他让其代售的部门未必这么看，对把鸦片交给物资局统一出售有意见。比如358旅，“在后方卖大烟和打埋伏走私”，“因在团以上会讨论交各单位大烟去物资局是有些干部不满……㈣六团供给处人说旅部要我们交大烟，为什么他们还有一个房子装大烟呢？（他在B供住着算账时看见的）”（《禁毒史料》第222页）
中共高层对产销鸦片的争议
中国近现代受鸦片伤害很深。对于鸦片的危害，社会早有共识。如1940年3月25日由王震签署发布的《陕甘宁边区绥德专署关于查禁烟毒的布告》里面说：“查鸦片烟是害人的毒物。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首先拿它来毒害麻醉我们”，“过去腐败贪官仅藉禁烟来发财，因而准许鸦片烟的公开买卖”，“希望从事于鸦片营业的人和吸食鸦片的人，要了解，你们作的是亡国灭种的坏事情，是绝对不应该的”。1940年5月15日陇东分区庆阳县政府发布彻底禁绝烟毒的布告，内说：“查烟毒为害，倾家荡产，贫国弱民……际此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之危急关键，凡种烟造毒及贩卖吸食之人，如不悔改振奋，岂非羞愧难当？”1941年10月23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的禁烟布告（总司令朱德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签署）：“查烟毒之危害，人所共知，小则毁身败家，大则亡国灭种，事实昭昭，毋待详述。”（《禁毒史料》第143、178、55页）
但是种植罂粟、贩卖鸦片，延安时期党政军学、部队机关多有参与，这种情况在边区内部高层中引起什么反应？
前文述及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说，为了解决财政难题，1942年元旦那天，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亲自带上武装缉私，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缴获肥皂十三箱”，暂时解决了困难。从现有材料看，边区政府自己进行鸦片贸易的政策是南汉宸提出来或其与副厅长霍维德两人商议后提出来的。南汉宸1939年9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41年2月，毛泽东亲自召见，畅谈四个小时，委任其为边区政府财政厅长。
由中共山西省委支持编写、1993年出版的《南汉宸传》说：“南汉宸从军需处回来，还没等坐下喝一口水，副厅长霍维德神情肃穆地走了进来”，沉默了一刻来钟后，霍维德告诉南汉宸，“边区政府那边打来电话通知你4点钟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经营土特产的问题”。南汉宸知道出事了。霍维德告知：“我们有几位老同志，对于经营土特产都提出了意见。有人还专为此事给毛主席写了两封长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西北局的几位领导，包括高司令在内都是一个意见，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宁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他们说，陕北根据地坚持这么多年，条件比这还困难也没有做过这个买卖！”南汉宸去见毛泽东，“毛主席缓缓地说：‘关于经营土特产的事儿，许多同志都来反映意见，而且是相当的尖锐，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看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为好！办呢，还是不办？’”南汉宸“便将当时我们所面临的窘境和所能采取的唯一对策，一五一十地对毛主席汇报说：‘我们眼下是栈道已毁，只剩下暗渡陈仓一条小路了。不走陈仓小路，我们就都得憋死、困死、饿死，除此之外，不会有第二种结论。’”所谓明修栈道，是指运盐。南汉宸向毛泽东汇报，尽管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1941年财政收支还是亏空40%，“现在，会计科长那里是一个钱也拿不出来。我们边区5万多的部队、机关、学校要想正常地工作下去，学习下去，没有别的生财之道，只剩下一条我们不愿意走的陈仓小道了。”（邓加荣、韩小蕙：《南汉宸传》，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257页）
此段描述，也说明了对于经营“特产”，中共内部曾有不少反对意见，但最终经毛泽东拍板。不过，中共高层是否就此开过会议，形成统一的意见呢？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涉及了这一问题，并且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了共识，达成了一致意见。
《延安日记》1943年9月22日写道：“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时想为这项‘买卖’制造理论依据。从一次长而乏味的谈话中听出来，与中共领导的说法相反，特区的经济和财政形势，极为严重。通货急剧膨胀。财政工作日趋困难。已经发行了六百万元的货币！可是，这并没有改善经济状况。任弼时详细谈了经济困难的情况。所有在特区的人，包括我们在内，都感觉到了这些困难。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令。鸦片体积不大。把鸦片运到延安或特区其他指定地点，再从那里送往中央政府所辖各省，以高价出售，并不困难。在谈话结束时，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任弼时想指点我，使我能‘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鸦片政策’。任弼时要苏联记者理解这个决定。我说，我会把这情况告诉我们小组同志的。说完后，我们就分手了。”（《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167页）
但是种植罂粟、贩卖鸦片，延安时期党政军学、部队机关多有参与，这种情况在边区内部高层中引起什么反应？
前文述及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说，为了解决财政难题，1942年元旦那天，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亲自带上武装缉私，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缴获肥皂十三箱”，暂时解决了困难。从现有材料看，边区政府自己进行鸦片贸易的政策是南汉宸提出来或其与副厅长霍维德两人商议后提出来的。南汉宸1939年9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41年2月，毛泽东亲自召见，畅谈四个小时，委任其为边区政府财政厅长。
由中共山西省委支持编写、1993年出版的《南汉宸传》说：“南汉宸从军需处回来，还没等坐下喝一口水，副厅长霍维德神情肃穆地走了进来”，沉默了一刻来钟后，霍维德告诉南汉宸，“边区政府那边打来电话通知你4点钟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经营土特产的问题”。南汉宸知道出事了。霍维德告知：“我们有几位老同志，对于经营土特产都提出了意见。有人还专为此事给毛主席写了两封长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西北局的几位领导，包括高司令在内都是一个意见，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宁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他们说，陕北根据地坚持这么多年，条件比这还困难也没有做过这个买卖！”南汉宸去见毛泽东，“毛主席缓缓地说：‘关于经营土特产的事儿，许多同志都来反映意见，而且是相当的尖锐，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看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为好！办呢，还是不办？’”南汉宸“便将当时我们所面临的窘境和所能采取的唯一对策，一五一十地对毛主席汇报说：‘我们眼下是栈道已毁，只剩下暗渡陈仓一条小路了。不走陈仓小路，我们就都得憋死、困死、饿死，除此之外，不会有第二种结论。’”所谓明修栈道，是指运盐。南汉宸向毛泽东汇报，尽管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1941年财政收支还是亏空40%，“现在，会计科长那里是一个钱也拿不出来。我们边区5万多的部队、机关、学校要想正常地工作下去，学习下去，没有别的生财之道，只剩下一条我们不愿意走的陈仓小道了。”（邓加荣、韩小蕙：《南汉宸传》，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257页）
此段描述，也说明了对于经营“特产”，中共内部曾有不少反对意见，但最终经毛泽东拍板。不过，中共高层是否就此开过会议，形成统一的意见呢？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涉及了这一问题，并且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了共识，达成了一致意见。
《延安日记》1943年9月22日写道：“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时想为这项‘买卖’制造理论依据。从一次长而乏味的谈话中听出来，与中共领导的说法相反，特区的经济和财政形势，极为严重。通货急剧膨胀。财政工作日趋困难。已经发行了六百万元的货币！可是，这并没有改善经济状况。任弼时详细谈了经济困难的情况。所有在特区的人，包括我们在内，都感觉到了这些困难。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令。鸦片体积不大。把鸦片运到延安或特区其他指定地点，再从那里送往中央政府所辖各省，以高价出售，并不困难。在谈话结束时，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任弼时想指点我，使我能‘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鸦片政策’。任弼时要苏联记者理解这个决定。我说，我会把这情况告诉我们小组同志的。说完后，我们就分手了。”（《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167页）
谢选骏指出：王震之所以仇恨《河殇》并四处诋毁之，就是因为《河殇》批判了“黄河心理”、影射了延安精神、触及了王震的“鸦片生意”，因为正是王震这个常败将军在南泥湾大肆种植罂粟、熬制鸦片、贩卖烟毒。王震批河殇，正是出自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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