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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30日星期六

谢选骏:后国家、伪国家、前国家



《作为伪国家的中国和作为超限战的瘟疫》(2020年5月13日  General Jim)报道:

对于“国家”这个实体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实在是太薄弱了。联合国将所有的国家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收入囊中。这就像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政经转换定律一样犯了等量齐观一概而论的存在论预设。

生物学研究揭示不同种族处于进化的不同阶段。道格拉斯 韦德的三本书给予充分的证明。它们是《黎明之前》,《天生的烦恼》和《信仰的本能》。同样的道理,国家也处于不同的进化阶段。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共同体和社会》一书中区分了原始的共同体和高于共同体的社会。另一个德国政治学家乔纳森 哈斯的《史前国家的演进》一书中给出了史前国家的定性描述。在共同体这个水准上如果建立了某种政治秩序,就变成了国家,同时就形成了社会。只要这种国家没有经过制宪过程从而产生一个超越性的能够解决自我相关问题的法律体系,这类国家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所谓自我相关性就是指制定法律的人士同样处在法律的约束之下,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同义语。这就是宪政的高度概括。这个人类史上最关键最重大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就始于美国的制宪会议。像美国一样制定一部能够解决自我相关问题的宪法,就是现代意义的国家。否则就是传统意义的国家。

但是,这绝非一个零与一的两值逻辑的问题。在美国建国之后,尤其是在二战之后,许多国家也东施效颦搞出自己的宪法,其中一些国家由既成事实的胜利者把自己喜好的成文宪法强加给国民,里面包含着自相矛盾的条文,统治者借这种语义悖论实施对于民众的残酷统治。另一些国家的确是由代议制形式制定了宪法,而统治者并不严格执行宪法的规定。这样就产生了关于国家分类的多值标准。于是,就产生了伪国家。它们既不是传统意义的国家,更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中国就是这种伪国家的典型。

现代宪法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它必须严格确定国家主权在民的精神主旨,同时宪法又必须有确实可行的保证主权在民的政治结构和保证主权在民的具体措施,以及实施这些措施的充分条件。二是宪法一经制定就决不轻易进行实质性修改。以美国宪法为例,1797年制定的宪法完全突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确立了保证主权在民的政治结构,实施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严格保证国家领导人全民直选的制度,加上后来的少数宪法修正案,对于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迁居定居、就业经商、选举与被选举的权益,等等,都有充分的保证。特别是美国宪法既严格保证实质正义又严格保证程序正义。而这部最理性最人道最宽容最能体现普世价值的宪法却只有五千余字(用汉字表达),而且二百多年其主体从来没有修改过。

反过来我们看看中共的宪法。中共拿宪法如同儿戏。先后在1954年9月20日、1975年1月17日、1978年3月5日和1982年12月4日通过四个宪法。其中的1975年宪法几乎没有一条是体现程序正义的条文。这和完全没有宪法的史前国家没有什么两样。现行宪法为1982年宪法,并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五次修订。几乎是每一个新的统治者上台所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宪法添加上突出自己的内容。邓小平上台然后人们就要在宪法中加上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性,江泽民上台就要加上什么“三个代表”,胡锦涛时代又是科学发展观,习近平上台就更是干得离谱,他竟然在2018年修改宪法终止了国家主席任期制的规定。中共的宪法就是伪宪法。

中共宪法中最能体现伪宪法的内容则是关于国家主权的规定。共产党的宪法也玩弄主权在民的辞藻。它一方面强调主权在民以及为人民服务等花花绿绿的言辞,另一方面则是强加上举国必须接受共产党为唯一执政党的条文。这就产生了无法解脱的逻辑悖论。这个悖论就是最有名的罗素悖论的极端形式。共产党是唯一执政党就类似于一个全集,它是一个不属于自己这个集合的集合。而一个不属于自己的集合是不是属于自己的集合呢?它既属于又不属于自己的子集。这种悖论就能推导出共产党什么都能干。共产党是一个暴力集团。当然对于它来说就是什么都行,为所欲为,一手遮天。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国家。

一个伪国家就是一个被黑社会集团统治的地狱。它对内必然实施最无情的剥削和最严酷的压榨。因为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黑社会组织是一伙吃人不吐骨头的寄生虫。而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性质即后奥威尔式极权主义的社会,共产党又必须通过把国内各种资源出口到发达国家换回外国货币的方式来实现其价值周转,在这一过程中,它只有掠夺和盗窃才能获得超额的价值。当发达国家发现了这其中的奥秘之后,必然是对其进行遏制和清算。中共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没有反击的能力。最后就只能是使用中国老祖宗的厚黑学方式。李宗吾老先生的《厚黑学》对此早有论述。这次武汉大瘟疫就是中共的有意投毒。2019年10月在武汉召开世界军事运动会。共产党集团借此机会投毒妄图影响全世界的军事实力。最近某几个欧洲国家的运动员回忆起他们在会后出现的那些中共肺炎的症状,就是充分的证明。美国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就肯定这次病毒肆虐世界世中共投毒。全世界很快就能拿出充分的证据来揭露中共投毒。现在187个国家近400万人感染,近30万人死亡。这是一国对于全世界的超限战。以中共为代表的中国是世界的敌人,人类的敌人,历史的敌人。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最大问题就是用“中国”取代了“共产党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丝毫没有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北朝”——因此也就无法认识“现代南北朝”的真理。由此附带出来第二个问题,就是上文没有认识到共产党本来是自称“后国家”的,也就是要消灭家庭、私有制和国家压迫的。第三个问题是由于共产党夺权以后做不到“后国家”,而使得自己沦为“伪国家”了,第四个问题才是把中国大陆带入到“前国家”的野蛮状态。为什么上文作者有这些认识不清的思想混乱?因为他用进化论的套路来思考现实,因此无法认清“后国家、伪国家、前国家”其实都是一路货,根本没有“进化”可言。

谢选骏:鲁迅为何先后谄媚袁世凯和共产党



鲁迅为何先后谄媚袁世凯和共产党?因为化名鲁迅的周树人是一条习惯向着恶势力摇尾乞怜的恶狗。

《鲁迅骂人无数,为何对恢复帝制的袁世凯,却有很高的评价》(知乎 赖廷 2020/1/19)报道:

鲁迅的一生,骂人无数,在很多时候,鲁迅骂人都是不带脏字的。同时在鲁迅中的作品中,批判过民国时期的很多现实问题。虽然鲁迅骂过很多人,但是却从没有骂过袁世凯,甚至还给予了袁世凯很高的评价,这点让很多人为之疑惑。

我们都知道近代史,袁世凯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民国初期,袁世凯在当时的政坛,非常的活跃。据记载,袁世凯出身河南项城的一个大家族,他的叔祖袁甲三官至漕运总督,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是这个家族的顶梁。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虽然没有袁甲三那么厉害,但是也差不了哪里,袁保中是项城县的地主豪绅。袁保中家产殷实,就花钱买了个同知官位。袁保中的官位虽然是买来的,但是也为袁世凯日后的仕途奠定了基础。据说在袁世凯出生当天,他的叔祖袁甲三刚好寄了信回家,信中谈到了打败捻军的消息。因此袁保中就为儿子取名“凯”,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给婴儿命名“世凯”。袁保中这时候并不知道这个儿子,在后来的中国近代史上,会留下重要一笔。

袁世凯通过一步步的发展,到了慈禧死后,几乎是掌控了晚清的军事力量。据说当时袁世凯已经控制住了晚清的军队,这点在日后也得到了证实。晚清的腐朽不堪,最终爆发了武昌起义,引发了南方诸省的独立。晚清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协调之后,溥仪宣告退位,由此中华民国成立。但是革命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了,在袁世凯时期,中国这段时期基本上控制在北洋军阀手上。

对于袁世凯的历史评价,却是非常的不好,在袁世凯去世后不久,就有黄毅《袁氏盗国记》、胡思敬《大盗窃国记》等丑化袁世凯的书籍刊行于世,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亦给予袁世凯“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国中极恶之极恶”、“最糟糕之统治者”等恶评。虽然袁世凯的很多做法,在当时深受世人痛骂,尤其是袁世凯称帝一事,更是成为袁世凯人生的一大污点。但即便如此,骂人无数的鲁迅,对于袁世凯却表现得非常宽容,甚至还给予了袁世凯很高的评价。
民国时期也有过很多位总统,鲁迅在考察民国历任统治者的文化策略时,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中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

当时人人都在骂袁世凯,鲁迅却比较异常,反而对袁世凯有着很高的评价,难免有人认为鲁迅是在拍袁世凯的马屁。然而,鲁迅对袁世凯的评价,是在袁世凯死之后留下的。近些年来,对于袁世凯的评价趋于多元化,袁世凯在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近代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及他维护国家主权所作的贡献,最后发展为对袁世凯的肯定评价。

袁世凯时期,北洋政府宽松的政治氛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从这些方面来看,袁世凯在施政方面,还是很有能力的。然而,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却成为他一生难以洗刷的污点,不然他在历史上的评价,积极正面的将会更多一些。

《鲁迅唯一一次和袁世凯见面,两句话评价,可谓实属名归》(2019-03-08 中国南方艺术)报道:

众所周知,鲁迅一生以笔为枪,言辞犀利刻薄,剖析旧中国的弊端可谓入木三分,洞察力极强。当时能被鲁迅看得上眼的人物其实寥寥无几,尤其那些高高在上的当权者。然而,鲁迅却对最有权势的袁世凯刮目相看。

1912年12月26日,袁世凯在铁狮子胡同总统府接见了由总长范源濂带领教育部官员,这里面就包括了刚升任教育部社会司一科科长的鲁迅。资料显示,这是鲁迅唯一一次和袁世凯见面。之所以接见教育部官员,袁世凯主要了解教育部官员对未来工作开展计划,同时听听大家对兴办教育的看法。虽然鲁迅和袁世凯交谈的时间很短,却给鲁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关于这次见面,鲁迅后来有两句非常有名的话,“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可以说成重视教育。

袁世凯曾说过这样的话,“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古今立国,得人者昌。作养人才,实为图治根本。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者,学校必广,人才必多。中国情见势绌,亟思变计,兴学储才,洵刻不容缓矣。”袁世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早在1900年担任山东巡抚期间,袁世凯就创办了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出任直隶总督后,袁世凯把直隶地区的新式教育办得红红火火,所创办的学校更是成为全国其他地区的样板。

1905年8月,袁世凯认为科举制完全不适合当时选拔人才,就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起草《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向清廷提出废除科举制,改以新学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袁世凯在奏折中写道,“如果十年后再废,人才无法急切造就,则又要二十年才能见效。强邻环伺,如何能等?”慈禧太后准了袁世凯的奏折。

随后,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正是对教育的重视,使得袁世凯一度有着“近代教育之父”。总之,无论袁世凯的负面评价有多大,他在对近代教育的贡献是有目共睹,是值得称赞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两文说的全错,鲁迅谄媚袁世凯,并非袁世凯多好,而因鲁迅自己是条满狗,民国以后顿成丧家之犬,自然郁郁寡欢,遇到梦想龙袍的袁世凯,自然惺惺相惜了。

《鲁迅只见了袁世凯一面 回家却用30个字高度评价》(2020-4-28 岁香)报道:

纵观袁世凯的一生,凭着告密、牺牲光绪帝,成为了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从此平步青云,后劝说隆裕太后签订退位诏书,摘取孙中山的革命果实,然后意图恢复帝制,但却遭到了各方谴责,因此退位,后于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

袁世凯最让后世诟病的也便是他想要建立中华帝国称帝的问题,然而让人讶异的是鲁迅生平鲁迅只见了袁世凯一面,回家后却用30个字高度评价,那他说了什么?

鲁迅被誉为是“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其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而且鲁迅的文学批评也是十分出名的,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曾讲过“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1912年发生了几件大事,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2月,袁世凯正式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不过袁世凯坚持于3月在北京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鲁迅则受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任职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同年7月,蔡元培因不满袁世凯辞了职,袁世凯因此让范源濂接替了蔡元培的位置,冬天时范源濂带着鲁迅等人前往北京会见了袁世凯,鲁迅便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了袁世凯本人。

鲁迅后在日记中写下了对袁世凯的评价:“整个民国期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力。”  从此句话可以看出,鲁迅肯定袁世凯的一点就是“教育”,另外则是袁世凯尊敬知识分子,这无疑让人联想到鲁迅于1934年4月30日写给民国着名记者、作家曹聚仁的一封信,其中写到“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袁世凯在教育方面确实特别上心,早在1901年,袁世凯便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一所省立学堂——山东大学堂,后来袁世凯遇上财政不能同时满足军队和学校的开支时,袁世凯也是宁愿压缩军队,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四年制初级小学的新式学校,生前反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国家之繁荣昌盛,实系于国民之品德、知识和体力之高超,若欲提高此三者之水平,必得强化公民教育。”

科举制度也是在袁世凯等人的努力下被废除,并且袁世凯在创建新式小学、中学、大学和各种军事学堂等教育设施时,也重视对教师的培养,提出过“育才莫先于兴学,兴学莫重于得师。”这也与袁世凯年轻时候的经历有一部分的关系,袁世凯当年考科举两度落榜,因此愤而进入疆场,但袁世凯冷静下来后,依然选择继续读书,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袁世凯的读书道路最终还是终止了。

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后迫于形势施行新政,袁世凯表示极力拥护,然后兴办了新式学校,重视留学归来的学子。鲁迅当年接受新式教育,留学日本,与袁世凯的举措脱不了干系,并且袁世凯也重用归国之士,见到鲁迅时态度想必也是客客气气,鲁迅对袁世凯给出这样的评价也就不意外了。
 
谢选骏指出:鲁迅这样卑贱地谄媚袁世凯,与他后来肉麻帝吹捧追随苏联新沙皇的共产党,其实一脉相承——这并非一个孤证——正如捧着袁世凯狂吻的六贼子之一的杨度,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样,都是一种趋炎附势的媚骨表现。

《鲁迅曾被逼签字支持二十一条 借礼服祭奠袁世凯》(2012年08月13日 凤凰网历史)报道:

核心提示:鲁迅作为政府部门的下属,很多事情只能忍受。比如,参加祭孔活动,这就为袁世凯所迫。还有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还要逼着全体公务员表态同意:“把廿一条条文写在摺本上,放在秘书处,叫部员一个一个的进去看,看完条文就要签上自己的名字。”

1912年12月19日,“大雪终日”。这应当是鲁迅在北京遭遇的第一场雪,而且是大雪。不同于江南雪之滋润美艳,“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雪》〕。一星期后,京城再度银装素裹,雪是25日夜晚下起来的,第二天一开门,嚯,“积雪厚尺余,仍下不止”。

那天有重要的公务活动,不敢延误。鲁迅早起,匆匆赶赴铁狮子胡同。那儿是政府北迁后国务院的办公地,8月下旬为欢迎孙中山北上,袁世凯有意让出原设在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的总统府,搬入铁狮子胡同理事。

袁世凯自3月10日正式接任临时大总统以来,颇有意笼络人心,培植势力,眼看临近岁末年尾,他决定接见各部荐任官。荐任官者,系由诸部总长推荐,大总统任命,彼此见见面,既能加深印象,也是巧妙地提示荐任官员不要忘记总统的恩典。佥事职亦属荐任,故此也在招见之列。招见自12月24日始,每日分三、四批,由各部总长率领往见。教育部官员为第11批,排在第三天。

不知在那儿候了多久,终于轮到了,就由范源濂总长率领入诣,精力过人的袁大总统就在那里,目光炯炯有神,当吋即兴谈了些教育话题。如鲁迅所记是“述关于教育之意见可百余语,少顷出”。召见只是一忽儿的事,但是出来时已临近中午,可见等候时间不在短暂,当时“雪霁,有日光”。

若嫌鲁迅记述过简,想更进一步了解袁世凯接见教育部官员时的表现,可参看林冰骨《我所记忆的四十五年前的鲁迅先生》中的那一段,林氏时为审查处审查员,亦教育部佥事:

袁贼以北方官僚枭雄,因缘时会窃柄国政之后,其志只在镇压革命党人,便于他的盗国称帝。他对于教育事业自然是漠不关心的,但为了装腔作态,他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却在总统府召集教育部同人讲话。袁贼那天的说辞虽然空洞冗长,但除去反复说他以前在北洋大臣任内,曾编辑教科书数种来自我夸耀外,对于民国的新教育的方针和宗旨,便毫无认识。在座的我同鲁迅先生他们,也只好相视一笑。

林冰骨的回忆字里行间透露着对袁世凯的鄙薄,这应当是袁氏后来称帝的恶行所致负面效应的放大。平心而论,袁世凯是关注教育亦懂教育的,在中国有千百年历史的科举取士制度就是在他与张之洞的力谏下废除的,并度致力于实务教育、职业教育。就鲁迅的个人际遇来说,他对袁世凯的情感是复杂的。民国共和因辛亥革命而成,而所以能在数月间实现南北议和、清帝逊位,不能忽略拥有强大军权的袁世凯所卜的关键一手,袁世凯接任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正是时势激荡的结果。随政府北迁的鲁迅,身为名公务员,不可能无视袁大总统这权力核心人物。

在起初那两年,鲁迅对袁总统决无恶感,有的只是关心,那阶段发生的国家大事、时政要闻车载斗量,鲁迅《日记》一般不记,而有关袁总统的消息却有数条。比如,1913年10月10日:“国庆日休假。上午雨止。寄许季上信,又自寄一信,以欲得今日特别纪念邮局印耳。午闻鸣炮,袁总统就任也。”鲁迅对“双十节”纪念邮戳的珍视,正折射了他对这新生共和的无限热爱。连类而及袁世凯正式就任总统的礼炮,鲁迅的移情顺理成章。

1914年9月16日《日记》记曰:“以总统生日休假一日。”袁世凯的市恩,明显僭越了共和国元首的权限,让人不由得联想起皇帝的圣诞,需要普天同庆。《日记》只言片语却充满语言张力。此时袁世凯的独裁野心充分外显,征剿、暗杀、抓捕、禁锢,无所不用其极,警察、特务、耳目四布,茶楼酒肆到处张挂出“莫谈国事”的标牌,鲁迅缄默了……

作为政府部门的下属,很多事情只能忍受。比如,参加祭孔活动,这就为袁世凯所迫。还有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还要逼着全体公务员表态同意:“把廿一条条文写在摺本上,放在秘书处,叫部员一个一个的进去看,看完条文就要签上自己的名字。”忆及此事,钱稻孙不禁叹息:“我们不同意,看这条文很伤心,但也得签名,当时哪敢不从呢。”〈《访问钱稻荪记录》)真是字字泣血,鲁迅落笔时能不心、手颤抖吗?

更让鲁迅忍无可忍的是袁世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称帝,共和可是他的政治理想。但是看到袁氏步步得逞,社会各界拥戴者亦不乏其人,这逼迫着他思考变革国民的劣根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这种思想支撑着他待在教育部里。

令人欣慰的是,共和潮流浩浩汤汤,在短时间内就涤荡了帝制逆流。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北洋政府依旧给予高规格的礼遇,规定自殓奠后一日至释服日止,北京各机关除公祭外,还要按日轮班前往行礼。鲁迅等五人被派15日前往行祭,前一天下午他不得不“向虞叔照借衣”,借入祭者所穿的大礼服也。

袁公,别来无恙乎?三年半前诣见的镜头在脑海中交错闪冋……面对死者的遗像、灵柩,鲁迅作何感想?中国向来“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个与那个,最先与最后》〕如果袁世凯未曾称帝,他将得到怎样的盖棺定论?

6月28口,“袁项城出殡,停止办事。”鲁迅对袁世凯称谓的数变,从“袁总统”、“总统”,到这里的“袁项城”,真是耐人寻味。斯人已逝,然不宜再以“总统”相称,袁氏一度以出生地行世,故称其为“袁项城”,于此少了官场的敬畏,而多了一份人世间的哀矜之情。鲁迅在文字上径呼“袁世凯”之名,那是很晚的事了。

在袁世凯时代,鲁迅不仅被委以相应的职务,而且在后几年得到进级、颁奖的奖励,顺利通过文官考核更是不在话下。任何工作岗位都不能没有激励,奖励是政府运作机制中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1914年8月18日,鲁迅“午前见策令进叙四等”。原来按照《中央行政官官等法》规定,除特任官外,行政官员共分九等,佥事属于荐任官,有四、五两等。在这之前,鲁迅所任佥事属于五等,这回给调整到了四等,显然是进级奖励。

公务员进级亦与其待遇直接挂钩。刚见到进级的文件,过两天,8月20日鲁迅就看到了“部令给四等奉。”26日发薪收领280元,较上月整整多出40块银元,想当初刚进京时可是只拿60元过活啊,感觉确实不一样。

五等金事进级四等,已很能说明上司对鲁迅工作能力与工作成绩的肯定与赏识。然而,政府机关的内部管理有时就是这么多头而又机械,那年9月23日,鲁迅“下午收到文官甄别合格证书一枚”。进级在前,考核合格在后,很像是黑色幽默。然而,此合格证系文官高等委员会所甄别核准发放,好比是上岗合格证,无论如何被证实合格总是好事。

1915年袁世凯加紧称帝前的造势铺垫活动,手段之一便是制发勋章,再次广布恩泽,妄图借此将文武官员团聚在自己的周围,结成共同利益集团。军队乃国之利器,自然另眼相看,特颁陆军白鹰勋章和海军文虎勋章。

此外颁发勋章10种,均刻有嘉禾图案,其中大勋章归大总统佩戴,这就有点自吹自擂了,袁世凯不够超脱。以下分九等,正与官级制度相匹配。按照官级,鲁迅应受四等勋章。

可能是颁章规则另有规定,2月23日,鲁迅“受五等嘉禾章”。3月3口,勋章科发来领取凭单,“照章应缴纳贰拾元”,“由受勋人持赴政事堂印铸局领取”。那勋章上分明印刻了国徽的图案,3年前的工作恍如又在眼前。

1915年7月23日,政府又颁大总统策令,对各部门公职人员论资排辈又行封赏,什么中大夫、少大夫,直至上士,官人皆得头衔。针对鲁迅的评语写道:“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守学弥敦,当官无阙,才既胜于吏事,职当列于清班,兹策命为上士。”国务卿徐世昌签发,盖大总统印。

袁公称帝后的洪宪元年2月,鲁迅又得“进第三级俸”的物质奖励,真是“皇恩浩荡”啊。5年后,鲁迅获得了同官级相应的四等嘉禾勋章。1921年4月11口,勋章科发出领单“凭单”,“十年二月八日奉大总统令”一当时徐世昌为大总统照例“应缴费三十元”。也正是在同一年,鲁迅获得了金事的最高薪俸360元之年功加俸,可谓双喜临门。所有这些荣耀构成了鲁迅状告章士钊时的底气,“树人充教育部金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任职以来屡获奖叙”,洵非虚言。  

谢选骏指出:鲁迅为何先后谄媚袁世凯和共产党?因为化名鲁迅的周树人是一条习惯向着恶势力摇尾乞怜的恶狗。

谢选骏:美国加速了香港的灭亡



《邓小平与李嘉诚的对话被翻出 网上疯传》(2020-05-24 网络)报道:

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与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面,1984年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标志着香港的未来。2020年,中共拟推行“港版国安法”引发国际强烈谴责,批评中共此举公开撕毁“一国两制”的承诺。与此同时,早年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与香港富豪李嘉诚关于香港的对话,被网民翻出,再度引发网民热议。

5月22日,中共全国人大推动“港版国安法”,消息一出,香港民间团体及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纷纷表示抗议,有388名民主派议员也加入反对行列,他们发起连署,要求全国人大立即撤回法案。声明指,港府去年强推修订《逃犯条例》,造成当下社会撕裂、官民对立的困局。但当权者不但不反省自身责任,反而指责为追求自由奋身抗命的香港人破坏社会安宁,制造舆论配合中共绕过本地立法程序,直接将“港版国安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使“一国两制”沦为空谈,香港的自由亦将化为乌有。声明严厉批评,中共当局推行“港版国安法”可以说是“赤裸裸地撕毁契约,相信国际社会断不会坐视不顾”。十八区民主派联络会议将继续发挥地区力量,联结广大香港人一同反抗。水炮车、锐武装甲车也出动。

香港民众已在5月24日下午举行游行表示抗议。有逾万群众游走在港岛的铜锣湾Sogo百货至湾仔修顿球场之间。民众手持“天灭中共”标语,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等口号。大批防暴警察驱逐民众离开,现场警方发多枚催泪弹镇压。有网友在推特上发出当年邓小平与李嘉诚对话的影片,并附上贴文称:“当初承诺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更不会变,到今年为止二十三年还不到就变了?”

邓小平与李嘉诚对话的影片引发不少网友热议,纷纷留言称:“共产党人的话,连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信!!!”“李嘉诚知道承诺能兑现一半就不错了,所以20年就开始走了。”“终于把自己多年假意积攒的那点国际诚信信誉一笔勾销了。”“邓小平说,五十年不变。习近平说,反正我没说。”“相信共产党,跑步进入火葬场。”“以时间换空间是窑匪的强项,再多协议和承诺都是白扯。”“中国全国人大推出‘港版国安法草案’,这又一违背承诺事件引发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台立法院朝野立委认为,中共人大此举刻意绕过香港立法会,无疑是打击‘一国两制’,另也有损两岸关系。”台总统府并表态,“这也证明‘一国两制’与民主自由的必然扞格,更让我们坚定守护台湾自由民主与主权的决心。”“国将不国,心好痛,出尔反尔,政策一天一个样,让我觉得没有奋斗的欲望,只是充满了绝望。”“它们说的时候都信誓旦旦,但它们本能从头到脚都是谎言。不是它们不想兑现,而是它们本能使然。”

自去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以来,香港的局势已清楚地向世界表明,中共的承诺是不可信的。中共人大会议若通过“港版国安法”,等于是对香港实行“一国一制”,香港将从此失去民主自由和法制。国际社会也对“港版国安法”表示强烈谴责,美国、英国和欧盟官方也先后发布了有关香港局势的声明。美国总统川普警告中共,若此事当真,美国将做出“强烈回应”。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敦促中共收回这个“灾难性”提议,并谴责国安法是香港“高度自治”的“丧钟”。蓬佩奥说,任何侵犯香港的自治和自由的决定,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美国对“一国两制”的评估。白宫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5月22日表示,北京对香港强制引入“港版国安法”,将会损害中国经济,而这一切都是中共自己的可怕行为所造成。他表示,美国在密切研究对中共的经济惩罚,不会让中共过关。美国国安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在接受福克斯新闻(Fox News)采访时表示,如果中共通过“港版国安法”,美国或将取消香港自贸区地位。他也认同香港当下正被迫向“一国一制”的方向发展。奥布莱恩说:“中共在1997年向英国承诺,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50年不变,香港人将继续享有资本主义体系和生活方式,享有法治及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游行示威自由,以及民主带来的一切好处。不幸的是,距承诺的50年还有27年,中共就认为香港拥有太多自由,他们决定剥夺港人的生活方式及资本主义制度。”他重申,“如果中共利用新的《国安法》对港人实施强硬行动,美国将会给予回应。”

另外,有来自23个国家的198名政要联署警告说,中共对香港推行的新安全法是对香港的权利和自由的“全面攻击”,“是不能容忍的” 。

谢选骏指出:上面提到的这些呆鸟,都知道“共产党食言”,却不懂“美国加速了香港的灭亡”——当初共产党承诺“香港五十年不变”,是估摸着榨干香港的油水需要五十年时间!结果没想到,六四屠杀后不过十二年,美国就让共产党中国钻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此中国大陆的经济就“崛起”了。血汗工厂的遍地开花,让香港日益边缘化,结果短短二十年,香港就干瘪了,成为人老珠黄的鸡。这种下不了蛋的母鸡,还一天到晚地咯咯乱叫,解放军能不挥舞屠刀吗?大家想想,谢选骏的思想多么深刻啊,一下就看穿了事物的本质!

《邓小平访美参加国宴时为何事突严肃说道:他撒谎》(2020-05-14 丑人多读书)报道:

在从北京飞行17个小时后,包括在阿拉斯加加油,我们就到了华盛顿。然后就直抵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的家里。在他家里的自助晚餐上,有二十多人出席。房间较小,椅子也很少,我就一直站在邓小平身后。我比较高,而邓比较矮,所以平日游览时,我就尽量使身体放低些,好使邓听到我的话。可当邓坐着,我站着时,我就得把整个腰都弯下去,这样邓才能听清我的话,我也才能听清邓和美国客人的对话,这确实让我感到很吃力。我又有一天半没睡觉了,更感疲劳。晚宴以后,我的两腿就像木头一样不听使唤了。

在国宾馆(BlairHouse)住是很舒服的,这个宾馆比我以前随周总理出访时住的宾馆更为华丽,像宫殿一样。食物也很精美,特别是对我这个吃惯了美国饭的人来说。我因为爱吃冰激凌,所以觉得没有冰激凌的西餐都美中不足。在BlairHouse吃的第一顿饭很美味,但上的甜食是没有奶油的、加水的冰激凌,所谓“减肥冰激凌”,我就大为失望。吃完饭后,我就用中文跟我的同事说,我真失望,没吃到真正的冰激凌。

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第二天午饭、晚饭时,每个人桌上都有一大盘各式各样的美味冰激凌,而且以后在整个美国之旅中吃饭都有冰激凌。我们不禁赞叹美国特工人员窃听技术的高超。到华盛顿两三天后,我因为缺少睡觉和极度疲劳又病倒了,每分钟心跳150下。幸亏白宫的医生给我吃了很好的药,休息一天后,我又能继续工作了。

在整个访美期间,美方对邓小平的接待都是极为热情的。《时代》周刊把邓小平作为封面人物,隔一段时间后又再次把邓小平的照片放在封面。这是《时代》杂志绝无仅有地在一年之内两次把同一个人选为封面人物。很多报纸也都发表社论称赞邓小平。《纽约时报》甚至还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说我是“离不开的冀先生”,他们主要不是夸奖我的翻译技巧,而是说美国缺少像我这样效率高的译员,只好依靠我沟通双方。

虽然美国很快就致力于培养它自己的中文翻译,但直至20年后的今天,当克林顿总统访华时,美方的译员还是一再受到批评,说翻译得不好,技巧不高等等。说句公道话,我的情况跟所有译员都不同,我虽然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但我是在美国长大,在美国接受的教育,但而后又常年在中国工作,我不仅能用两种语言听、说,还能用两种语言思考。换过来,就很难找到一个在中国长大、在中国受教育的美国人。

在访美期间,邓小平的风格是友好而坚持原则,从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但永远准备寻求双方的共同点。他和周恩来总理一样,工作都非常严谨。在和美国国会议员见面时,有些议员如杰西·汉姆斯参议员,就提出一些挑衅性的问题,如台湾问题。邓小平对这些问题都态度庄重而坚定地予以答复,强调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的政策是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我们永远不放弃使用武力。因为没有一个中国的政府能放弃台湾,宣布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总的来说,包括电视采访和其他美国记者对邓小平的采访,气氛都是友好而不失礼貌的。

邓小平到达的第二天,由卡特总统主持为他举行了国宴。国宴实际上是对待国家首脑的规格,被邀请的人都是卡特的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其他知名人士。国宴上还有一个乐队演奏传统音乐。宴会进行到一半时,乐队就走到第一桌的邓小平和夫人面前,演奏小夜曲。卡特就站起来,致欢迎辞并祝酒,邓小平也回礼。我为他们两人翻译,我被安排在第一桌,坐在邓小平旁边。当我不停地翻译时,也想办法吃了些东西。这比我第一天在美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家中翻译时舒服多了。

在第一桌就坐的还有美国著名的思想进步的女演员雪莉·麦克兰,对中国很友好。她和邓小平谈得很热烈,谈了好多问题。她提到几年前曾访问过中国的一个农村,有件事使她很感动。她遇到一位正在田里种西红柿的教授,她问教授,是否觉得在偏远的乡下干这种体力活儿是种损失,因为这样完全脱离了他在大学里的科研工作。那位教授说,正相反,他非常高兴和贫下中农在一起,从贫下中农那里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本来邓小平和麦克兰边说边笑,谈得很高兴,但邓小平听完麦克兰的话后,马上脸上变得很严肃地说:“那位教授在撒谎。”这使麦克兰大吃一惊。卡特当时也正在听着邓和麦克兰的谈话,他马上理解了邓小平话的意思,就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在“文革”中甚至在“文革”前,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有时一去几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实际上是对人才资源的极大的浪费,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摧残了人们的健康,甚至生命。而我由于周总理的关怀,成为少数幸运人之一,没有受到太大的迫害,但即使这样我也下放农村劳动达三年。邓小平是党内少数试图制止这种极左做法的领导人之一,为此他十年之内两次被打倒。他十分清楚那位教授的话只能是撒谎,是掩盖他的真实感情和想法。而麦克兰像那个时代的不少善意的外国人一样,被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所迷惑。“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在1976年秋季,但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推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文革”的极左路线和恶劣做法才受到了彻底批判。

在美国时,邓小平无论走到哪儿都引起巨大轰动。在林肯中心,美方为邓举行了一场欢迎演出。当邓小平走上台去祝贺演出成功时,受到观众长时间热烈的鼓掌。在德克萨斯,他出席了一次专门为他举行的斗牛表演,他头戴一顶牛仔帽,引来当地民众长时间的欢呼。在波音公司,他坐进一个地面的模拟驾驶舱里,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看着驾驶员模拟飞机着陆的动作。

在邓小平结束了他的非常成功的美国访问回国后,我就从国际司调到美大司任副司长,主管中美关系。我还经常派去给邓小平和华国锋当翻译。可是我那时已50岁了,我在美大司的工作也越来越繁重,所以大家都认为我应彻底地从口译和笔译的工作中撤下来。而曾在美国我的老朋友家做过我的“监护人”的年轻的女翻译施燕华就从此担任了国家领导人的翻译。施燕华成了一位极好的译员,后来就成为驻卢森堡的大使。她的先生则成为我国驻日内瓦代表团的大使。

谢选骏指出:邓小平不是“丑人多读书”,而是“矮人多作怪”——他指责教授撒谎,却没有指责是自己操作的反右、毛狗指挥的文革,逼着教授“不撒谎便成仁”!到了这会儿,邓小平又在美国人面前故意卖乖,无非就是为了骗取几个美国的投资。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美国的钱也没了,还欠了共产党一屁股债,所以共产党也不想继续卖乖了!大家想想,谢选骏的思想多么深刻啊,一下就看穿了事物的本质!

《蓬佩奥:西方对北京的威权主义容忍太久了》(RFI 2020-05-24)报道:

澳大利亚天空新闻(Sky News )《局外人》(Outsiders)节目在5月24日播出的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专访中,后者重申了其在20日讲话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蓬佩奥称,“我前几天的发言反映了西方过去数十年来对(这种)行为的容忍,但我们却不接受任何其他的地方有着同样的行为;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发生)及结果,世界也对中共的本性有所明确。”当随后谈到具体问题时,蓬佩奥指出,由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协议,这则可能导致美方就关键情报分享问题与澳大利亚“断联”。

蓬佩奥在5月20日美国国务院记者会上,于白宫发表《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报告前进行谈话。他在谈话中说,“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被一个残暴的威权政权、一个共产党政权所统治。几十年来,我们曾经认为,通过贸易、科学交流和外交接触、让他们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贸组织,会让这个政权变得更像我们。这并没有发生。……我们大大低估了北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对自由国家的敌对程度。全世界正在看清这一事实。”

在这一专访节目中,《局外人》主持人迪恩(Rowan Dean)向蓬佩奥发问称,“蓬佩奥国务卿,欢迎来到《局外人》节目。您日前曾说到,全世界正在对北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对自由国家的敌对程度有所觉醒,正如我们一样,您认为冠状病毒病是否无意地暴露了中国共产主义的真面目?”对此,蓬佩奥回答称,“谢谢您的访问。我认为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他续称,“我前几天的发言反映了西方过去数十年来对(这种)行为的容忍,但我们却不接受任何其他的地方有着同样的行为;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发生)及结果,世界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本性有所明确。”蓬佩奥称,“对于我们这些对其有所观察,并将它告诉世界的人来说,我们知道威权主义政权(authoritarian regime)的本性。我们知道当没有自由,当记者不能发声,当你不能进行公开辩论时会发生什么”。他称,“我们看到中共对其在全球拥有霸权影响欲望的扩大;这或是通过‘一带一路’,或其他的一些采用政府资助的国有企业以达成政治、国防和安全目的的努力”。他续称,“我认为这些是一些全球能看到,并正在看的事例;(包括对疫情)掩盖和隐瞒的本能反应,而不是采取保护、确保及保证安全的(措施)。这些都是威权主义政权的本性作为”。蓬佩奥称,“关于作为冠状病毒的结果,世界将承受何种后果,我认为横贯全球的国家们都能对此有所见识”。迪恩随后提到了1月新冠疫情暴发后,世卫组织在对外沟通中并未突出病毒的严重性和“人传人”性质,并指与此同时中资公司却在包括澳大利亚等全球各地收购防护物资,随后蓬佩奥对世卫组织和中方在疫情初期的反应进行了批评。

节目中,迪恩提到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工党政府正在准备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而澳大利自由党执政的联邦政府则表示对此存在安全顾虑,迪恩称,“我估计这大概就像纽约要加入‘一带一路’一样,首先作为我们最重要的盟友,这会使美国和‘五眼联盟’对澳大利亚会产生何种顾虑;第二,维州工党如此这么做将使维州人暴露于何种具体的危险和威胁?”蓬佩奥则回答说,“我首先将回答第二个问题,每个国家都具有自我作出主权决定的权利;我想维多利亚(政府)也有着作出一些决定的权利”。蓬佩奥表示,“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应该知道,任何一项‘一带一路’的项目都因接受极为仔细的审查”。他说,“就这一问题,一些这种项目或直接是关于商业性的交易;如果是这样则没问题。但近乎所有的这些项目都要有所付出”。他说,“为了使那些‘一带一路’建设得以实施,通常会有优惠利率的贷款,债务文件上的条件或必须向中国共产党作出妥协”。他称,“这些则存在着真正的风险,会给那里地区的人民带来真正的风险,给国家带来真正的风险,且坦率地说,它们还会增强中共在其他地方造成伤害的能力。”蓬佩奥接着说,“第二,针对有关美国和我们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我们正在做着保卫和确保美国安全的正确的事,并为达到这一目的与如澳大利亚这样伟大的伙伴合作。”他称,“但我们就我们的电信基建,就国家安全所涉及与我们‘五眼联盟’的伙伴们所应采取的措施不会冒任何的风险。”他说,“我们将保护和维护这些制度的安全,所以我对这些项目的性质并不了解,但知道他们将对我们保护我们公民私人电信安全的能力,或(确保)情报机构网络安全带来负面作用”。蓬佩奥说,“我们不过将(与澳方)断联、分开;我们将维护受信的网络,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全球的朋友、伙伴和盟友们,特别是如澳大利亚一样的‘五眼联盟’伙伴们也能这样做“。蓬佩奥的这一发言随后在澳大利亚引发争议。工党联邦参议员黄英贤(Penny Wong)等则要求莫里森总理与特朗普直接为此通话。数小时后,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卡尔瓦豪斯(Arthur Culvahouse)发表声明称,美国对澳大利亚保护其电信网络和情报伙伴安全的能力拥有“绝对信心”。声明称,就维州“一带一路”项目问题,蓬佩奥当时是在回答一个“假设”场景。声明指,蓬佩奥对当地的“一带一路”项目讨论并不了解。同样就这一话题,莫里森周日再次重申,澳洲联邦政府并不支持维州政府的这一决定。

据中方媒体报道,去年10月23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会见了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斯(Daniel Andrews),双方会后共同签署了一项“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协议,确定双方在未来的合作领域并提供为此长效机制。这一框架协议签署基于维州政府与中国在18年10月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根据维州政府公布的信息显示,协议将推动维州与中国在基础设施、创新、应对老龄化和贸易及市场方面展开合作。对此,安德鲁斯曾表示,维州政府将通过这一框架协议实现18年的兑现,即为维州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他在相关声明中说,“维多利亚州为其与中国的长期而有价值的伙伴关系感到自豪,这一新的框架协议有助于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谢选骏指出:西方对北京的威权主义为何容忍太久了?因为六四屠杀的人血馒头太太太好吃了,不吃白不吃,全世界资产者联合了起来大吃中国的人血馒头三十年了。但是,人血馒头是有毒的,不仅大肆输入了毒品,还有大肆传播的病毒——前者掏空了美国,后者坑害了全球。现在西方已经走投无路了,才壮起胆子对北京的威权主义说了半个不字,至于下头呢?下头没有了。

谢选骏:美国的府院游戏加速个人专权的过程



《美国府院“权力游戏”》(新华网 2019-04-26《环球》杂志)报道:
 
在美国政治发展进程中,随着其国内局势的变化和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变化,总统权力因国家多次处于危机状态和行使霸权的需要而不断增强和膨胀,国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遭到了削弱,美国的权力中心实际上发生了从国会到总统的逐渐倾斜。樱花掩映下的美国白宫和国会山里,权力缠斗的“游戏”不断更新,间歇升级。

4月初,就美军停止参与也门战事的相关决议,美国国会和特朗普政府再度离心。目前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均已通过该决议,下一步国会将把决议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然而白宫此前就表示,该决议“有缺陷”,将予以否决。推翻总统的否决需要参众两院各三分之二多数表决通过,目前看来,两院的表决结果难以达到这一多数。

类似情形不久前刚刚发生过——特朗普首次动用总统否决权,扼杀了一份国会参议院决议,而这份决议原本是要叫停特朗普所宣布的南部边境“紧急状态令”,众议院“翻盘”未果。众议院议长佩洛西3月26日暗示,根据美国法律,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可能在6个月后再度投票叫停特朗普的“紧急状态令”。同时,面对特朗普步步升级的“亲以”举措,部分议员表示了明确反对……

总统权力扩张路——美国宪法和政治制度的设计者担心,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总统的权力太大,会导致其成为“君主”式领导人,权力过弱又无益于国家内政外交的稳定,所以,最后设计出总统和国会两院共享权力但又互不隶属的体制。但是,这个制度框架没有明确划分总统和国会的一些具体权限。于是,总统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国会为了限制总统的权力,常常陷入冲突。

在联邦宪法对美国权力结构的规范中,国会处于权力体系的中心,其权力的体现就是制定法律和规则。总统虽然被赋予了广泛的行政权,但更多地是国会确定的法律的执行者。在国内,总统的动议需要得到国会两院的讨论和批准。在对外政策方面,总统拥有签署条约的权力和战争权。但是,战争权不是总统独享的,是与国会共享的。美国宪法规定,总统是武装部队总司令,而宣战权由国会掌控。

随着美国历史的演进,这种权力分享的结构逐渐被打破。在美国政治发展进程中,随着其国内局势的变化和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变化,总统权力因国家多次处于危机状态和行使霸权的需要而不断增强和膨胀,国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遭到了削弱,美国的权力中心实际上发生了从国会到总统的逐渐倾斜。这种倾斜在美国应对外部世界挑战和确立美国霸权时表现最为明显。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成功迫使国会放弃孤立主义传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争夺主导权。20世纪30年代,美国陷入经济危机,可以说举国都寄希望于一个拥有广泛权力、能够解决问题的强有力的总统,这个时候,富兰克林D.罗斯福上台了。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40年代,美国在国内摆脱危机和在国际上参与世界大战的现实需要,让罗斯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总统之一,他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建议都得到国会来者不拒的批准,总统对国会权力的超越在罗斯福时期达到顶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历任总统在权力扩张方面继续前行。约翰逊总统利用权力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社会工程,包括应对贫困和失业、提升公共服务、扩大公共设施、改善教育质量、改革移民法、完善保险制度、赞助人文研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等。这些耗资巨大的社会工程通过323项国会批准的法案而得到实施,而这些法案均是约翰逊政府提议的。另外,约翰逊采取逐步升级的方式,将美国拖入越战,开启了美国历史上未经国会授权而将美国卷入战争的先例。

越战结束后,为了避免美国再次陷入类似战争,美国国会通过了《战争权力法》(1973年),显示出国会希望回收流向总统的权力。但是,之后几十年美国进行的多次战争表明,这部法律并未使美国总统权力受到“理想”制约。在对外干涉时,历届政府往往借口事态紧急,来不及召集国会讨论和根据国会意见做出决定,从而越过国会采取行动。此次特朗普签署“紧急令”亦如此。

府院缠斗日趋复杂——从历史上看,总统与国会的关系是随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互动的,并且相互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周期性特点。一般而言,在国家处于危急时刻,或者面临外部威胁,特别是战争时期,为提高行动效率,国会往往授予或默认总统的“便宜行事权”,总统的权力会得以扩大。当危机减退,国家处于平稳时期,总统权力扩大的条件不复存在,国会希望重新确立其在内政外交方面的宪法权威,让国家生活回归常规的政治环境,于是将努力收回一些权力,总统行使权力的能力将受到较大限制。

从涉及的议题来看,在事关传统国家安全的问题方面,美国总统容易扩展权力,而在贸易、财政、移民、公民权利等相关的问题方面,国会的参与度和影响力较大。当国内危机和国际危机同时发生的时候,议员们既想制约总统,又不愿意破坏举国外御;总统既不想放弃权力,又面临困境,这样就常常出现戏剧般的局面。例如,克林顿执政时期,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利用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对其穷追猛打,意欲弹劾。而克林顿却转移视线,在伊拉克核查问题上找出理由,命令美国空军轰炸伊拉克。一些共和党议员对克林顿挑选的袭击时间节点非常气愤,但他们也只能满怀无奈支持克林顿的军事行动,从而让一场白热化的闹剧及其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降下帷幕。特朗普上台以来,由于其执政风格强硬,与国会的缠斗从未停止。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以后,民主党重新掌控众议院,府院缠斗和相互制衡变得更加激烈复杂。

恶化美国政治生态——府院缠斗已导致数次联邦政府关门,而且呈现出越来越频繁的特点。其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是预算问题。

在奥巴马执政时期,预算问题曾导致2011年和2013年两次政府关门危机。其中2013年的美国政府关门危机影响颇大,几十万联邦雇员下岗回家,许多政府服务项目受限或关闭,引发一系列民众抗议,一些公共场所如公园、图书馆等关门停业,与公共部门有业务联系的服务机构和公司的运营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2018年,特朗普上台一年之际,由于短期政府预算案没有在截止期限前获得参议院通过,美国政府宣告停摆。这次政府关门不仅是府院之争,还涉及两党之争。美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府院斗争所引起的政府关门对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等领域都造成很大影响,包括国家和社会经济损失、公共服务能力下降以及美国政治的极化,等等。

但更值得关注的问题,还不在于上述短期和局部的冲击,而在于长期的政治影响和其对美国国际形象的影响。比如,府院之争动辄导致总统关掉政府部门,易引发全球对美国政府治理能力和美国政治信用的质疑,对美国的国际形象而言,无疑是负面的。

《配文:府院缠斗背后》

美国政府与参众两院通过相互斗争而保持政治权力在总体上平衡,理论上而言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在实践中,一旦哪一方出现“政治任性”状态,府院之争便可能呈现出无休止的缠斗,政治极化现象也将显露无遗。一轮又一轮的“府院缠斗”,凸显出当代美国政治制度的特征。

首先,“否决政治”的底色凸显。“否决政治”是美国学者福山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描述,该词最早出现在弗朗西斯·福山2014年发表在《美国利益》杂志上的文章《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中。福山指出,美国建国初期设计的权力制衡制度,本意是防止权力的膨胀与滥用,但在实践中却造成了不同部门之间、不同层级之间的相互掣肘、彼此限制。

在横向的联邦政府层面,总统、国会与最高法院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否决的关系;在纵向的国家结构层面,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划分也非常明确。

其次,在美国总统与国会的较量中,长期以来,总统处于攻势,国会处于守势。比如,围绕“修墙”的较量,主动权实际掌握在总统手上。这一趋势也是20世纪以来美国行政权扩张的结果。

从美国建国开始直至19世纪,国会在制定政策方面往往都具有主导作用,美国的国家权力结构实际是一种“国会至上”的体制。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罗斯福新政”以来,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权不断扩张,国会的权力相对被削弱,权力的重心逐渐向总统倾斜,最终进入了以总统权力为主导的体制。

美国这套宪制设计尽管内含冲突的基因,却经受了两个世纪之久的时间检验。不过,从横向来看,大部分模仿美国这一体制的国家基本都失败了。类似所谓“美国例外论”的逻辑何在?

大致而言,美国这套制度的长期存在,离不开国内和国际两方面条件。从国际层面来看,美国的政治制度以其国际地位为支撑。自建国以来,美国的国际地位较长时间处于上升期,这是保障美国制度较为稳定的重要基础。就国内条件而言,最主要的就是“权力的有限性”。美国长期奉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因此,即使产生诸如政府停摆之类的政治僵局,也未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

不容忽视的是,支撑着所谓“美式民主”的很多条件,如今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进而将给其带来不少挑战。首先,就国际条件来看,美国相对实力已下降。一般而言,在经济上升期,政治游戏的规则相对容易维持,而当经济实力下降时,挑战来袭,难题往往接踵而至。其次,美国人的社会观、处世观出现变化。在当今的美国,对他人观点的容忍度在下降,而加入社团的热情也在减退,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处于罗伯特·帕特南(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所说的“独自打保龄球”的状态。第三,美国阶层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英国著名记者爱德华·卢斯在其最新出版的著作《西方自由主义的衰落》中指出,“(美国)历来是西方国家中阶层流动性最高的国家,如今却是最低的。今天一个美国人要变得富有,比一个英国穷人变得富有更加困难,这意味着在美国越发不能实现美国梦了。”阶层流动性的衰退带来阶层分化的加剧,并对政治制度带来不可避免的侵蚀。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挖苦美国的府院游戏,其实也在挖掘共产党自己的祖坟——因为中共得到美国外交承认的“尼克松访华”,也是美国府院游戏的组成部分。尼克松和毛泽东勾搭成奸,显然违反了美国的民意,后来还为种种劣迹被轰下台,成为被告的罪人。可惜后来的美国总统依然鬼迷心窍,沿着个人专权的过程加速下滑,不仅和中共建交,把通奸变成了婚配;而且还继续包养台湾作为小三,破坏了美国的一夫一妻制度。美国国会对白宫的个人专权的过程并不买账,所以屡屡发起抵制运动,迫使政府一再关门。这些抵制有些是民主党发起的,但有些也是共和党发起的——由此可见政府关门不是由于“党争”,而是由于“府院斗争”;而“府院斗争”的背景则是个人专权的过程不断加剧。对此“本质”,全面专政的共产党自然讳莫如深,避而不谈了也。

谢选骏:人类只对自己的悲剧心有戚戚


《玛雅文明未解之谜:尤卡坦半岛神秘圆环的秘密》(BBC  2019年2月12日)报道: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考古学家们在仔细研究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卫星图像时,发现了一个令他们相当意外的图案——一个直径约200公里、形状近乎完美的大圆环。天然水井是墨西哥尤卡坦半岛旅游的主要胜地,这些蓝色的地表坑洞散布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当你徒步穿越尤卡坦半岛广袤的平原时,随处可见这些水坑。尤卡坦半岛好似一个弯曲的狗腿,位于墨西哥东部边缘,岛上是一些低矮干燥的森林。但是从空中俯瞰,这些天然水坑串聚一起竟形成了一个图案——一个半圆弧线。仿佛有人用圆规在墨西哥海湾画圆,但画了一半,弧线就越过陆地没入了海水中。

天然井是当地玛雅人的饮用水来源。考古学家在探索曾经统治半岛的玛雅文明最后的结局时,发现这些天然水坑环绕尤卡坦半岛的首府梅里达和港口城市西撒尔和普拉格罗索而分布形成一个园形。1988年,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举行的一次科学会议上,研究人员向其他卫星专家展示了他们的发现,大家都对天然水坑这神秘分布感到困惑不解。观众席上一位名叫奥坎波(Adriana Ocampo)的科学家是当时美国宇航局的一名年轻的行星地质学家。这种圆环图案顿时惊醒了她所受的科学训练的直觉。

现年63岁的奥坎波解释说,她看到的不仅是一枚圆环,还像一个靶心。奥坎波说,“我在看到幻灯片的一瞬间恍然大悟。觉得这太神奇了,自己的想法肯定错不了。我欣喜若狂,但必须保持冷静,因为当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的观点。”奥坎波现在是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露茜项目”的负责人,该项目计划于2021年向木星轨道发射一艘宇宙飞船。奥坎波走到这些科学家们面前,心怦怦直跳,问他们是否考虑过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可能性。这次撞击发生在6600万年前,留下了的疤痕至今仍清晰可见30年后,她笑着说:“他们当时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奥坎波的偶然发现是科学界相互就此展开讨论的开始,为最后达成一致结论奠定了基础。如今,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这个圆环就是一个直径12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时形成的陨石坑。这颗小行星坠落在尤卡坦半岛,难以想象的剧烈爆炸使岩石都变成了液体。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来自美洲、欧洲和亚洲的科学家团队一直在努力填补剩下的空白。他们现在相信撞击瞬间形成了一个30公里深的火山口。如果将地球比作一个池塘,撞击地球的小行星就是一颗被抛入池塘中的石子。中心区的反弹在瞬间形成了一座高山,是珠穆朗玛峰的两倍高,但随后就崩塌了。地球在灾难发生后的几年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遮天蔽日的灰烬导致长达一年多的黑夜,气温降至冰点,地球上约75%的生命都因此丧生,恐龙几乎全部灭绝。

如今,撞击的中心点,即想象中的圆规固定之处,也就是6600万年前一度隆起形成山峰的地方,被埋在希克苏鲁伯港地下一公里的地方。希克苏鲁伯港这个小镇只有几千人口,低矮的楼房被漆成黄色、白色、橙色和赭色,环绕着一个朴素的城镇广场。这种广场在该地区许多上镜但不起眼的尤卡坦村庄里都能看到。这座小镇没什么人知道,只有寥寥可數的一些恐龙爱好者来这里“朝圣”。他们会沿着崎岖多刺的灌木丛内蜿蜒的小路往前走,但常常会在临近的小镇奇克苏鲁伯普韦布洛的地方迷路。那里距离内陆有半小时车程。人们认为6600万年前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地球上75%的生物死亡,恐龙因此几乎绝种。 

即使他们最终走到了正确的小镇希克苏鲁伯港(这里从著名的普拉格罗索Progreso度假胜地出发沿着白沙滩海岸线以东要走7公里),也几乎找不到任何指示说,这是地球上过去1亿年间最重大、最具灾难性事件之一的现场。漫步在主广场,你会看到当地孩子画的恐龙。附近儿童游乐场的攀爬架和滑梯上放置着原色的硬塑料蜥脚类动物。唯一的纪念碑在主广场的教堂前,是用混凝土制成的卡通骨头造型的石碑,放置在一个像祭坛的基座上,基座上绘有多种恐龙。

在奥坎波的发现于1991年发表之前,国际社会对尤卡坦半岛的这一地区毫无兴趣。如今,在希克苏鲁伯港和南下45公里的尤卡坦半岛首府梅里达之间,于2018年9月建起了一座博物馆——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科学博物馆。这是墨西哥政府和该国最大的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合作的项目,旨在让人们回到6600万年前那一瞬间——一颗直径12公里的小行星改变了世界历史,结束了巨大野兽持续了千百万年的统治。博物馆希望,通过加深当地人民对发生在这里的远古地质年代大灾难的认识,能吸引游客来探索尤卡坦半岛的史前历史。尤卡坦半岛还有著名的玛雅历史景点如奇琴伊察(Chichen Itza)和狂欢派对城市坎昆(Cancun)。奥坎波表示,希克苏鲁伯陨石坑及其周边地区应受到全世界更多关注。奥坎波出生在哥伦比亚,小时候移居阿根廷,15岁时来到美国。这颗小行星虽然给这一地区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但却使另一个物种获益良多——千百万年后,当世界上最大的食肉动物灭绝后,人类开始进入生物的演化史。没有这次灾难,人类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她说, “人类因此具有优势,能够竞争、蓬勃发展,我们最后也确实做到了。”

导致恐龙绝种的小行星撞击究竟在地球何处,科学家为此曾探索长达10年,奥坎波的发现终於一锤定音。那个恍然大悟的瞬间是她与太空科学领域的传奇人物休梅克(Eugene Shoemaker)合作后获得的直觉。休梅克是美国地质学家先驱,被认为是行星科学领域的奠基者之一。在他逝世后的第21年,他的骨灰被埋在了月球上,全世界仅此一人。在休梅克的指导下,奥坎波知道这种近乎完美的圆圈不太可能是来自地球本身的任何力量造成的,这个圆圈可能为地球地质变化提供研究线索。这个名叫希克苏鲁伯港的海滨小镇被认为是陨石坑的中心。 

上世纪80年代初,加利福尼亚的一对父子路易斯(Louis)和阿尔瓦雷斯(Alvarez)提出了一种被称为阿尔瓦雷斯小行星撞击理论的观点,认为是巨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造成恐龙灭绝。奥坎波说:“但那个时候,这个观点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从这对父子首次提出这个观点,到最后成为科学界共识,整个过程犹如集体拼图,各自独立研究的科学家把自己零散的想法提出来,拼在一起,经常会有重叠,而奥堪波所做的,就是放上最后一张拼板,完成了拼图任务。例如,早在1978年,地球物理学家彭菲尔德(Glen Penfield)就与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的扎诺古拉(Antonio Camargo-Zanoguera)合作,飞越了包括希克苏鲁伯港(Chicxulub Puerto)在内的加勒比海水域。他用磁力仪扫描海面,寻找石油的迹象,结果却发现了这个巨大陨石坑另一半的水下部分。但科学界无法拿到这些证据,因为它们属于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

事实上,第一个将尤卡坦环与阿尔瓦雷斯小行星撞击理论联系起来的人是一位名叫拜尔斯(Carlos Byars)的德克萨斯记者。他在1981年为《休斯顿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写了一篇文章,讨论尤卡坦环和阿尔瓦雷斯理论之间是否有联系。拜尔斯后来和一个叫希尔德布兰德(Alan Hildebrand)的研究生分享了他的理论,这个研究生在检查了海地的一层岩石之后找到了彭菲尔德。他们两人共同确定了这个巨大圆坑不是火山口,而是小行星撞击产生的陨石坑。奥坎波说,“比尔斯是第一个把碎片拼在一起的人。竟然是一个新闻记者第一个发现! 当你把所有的碎片拼在一起时,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故事,它还能让我们了解地球以外的生命。从这个陨石坑所获得的知识也帮助了美国宇航局的“好奇号”探测器的研究。好奇号于2012年登陆火星,在过去6年里一直在研究火星的环境和地质。

将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喷射物,与小行星撞击火星时发现的碎片相比较,两者有相似之处,这表明火星的大气层曾经比现在要厚得多,更接近于维系地球生命的地球大气层。奥坎波说:“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就可以为未来做好准备,这很重要。这个陨石坑让我们能更好地了解火星的地质演化。”但是,关于希克苏鲁伯陨石坑,尽管有了博物馆,墨西哥还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为世界历史遗产,但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息仍然埋藏在地下,游客和当地人所见有限。由于这次撞击的时间太久远,游客们几乎看不到什么珍贵的东西,只能看到为数不多的残余,最令人惊叹的就是天然井。你可以和鱼儿在水井中游泳,可欣赏水中悬空的树根。但是游客们可能不知道,之所以有这种奇幻的地质景象,是因为在小行星撞击时,地底深处的岩石被撞出地表。在这个岩石断层线,千百万年来水滴石穿,最终凿出了这些天坑。

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奥坎波发现尤卡坦圆环是陨石坑起,她已来过尤卡坦半岛多次。当被问及人们是否意识到了尤卡坦半岛的重要性时,她显得闷闷不乐。她回答说,“简单来说,并没有。我们需要做得更好,需要利用教育让人们意识到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多么特别。”奥坎波还是拉丁美洲行星科学教育的支持者。她说:“他们(当地人民和政府)正在努力补充基础知识。如果真的有用,那就太好了。这儿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方。”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人们对有卡坦半岛毫无兴趣?因为人们只对自己的悲剧心有戚戚。有卡坦半岛是恐龙灭亡之地,不是人类兴起之地;所以相形之下,人们似乎对于东非大裂谷更感兴趣。虽然那还不是悲剧,而是喜剧。

谢选骏:新冠病毒完胜共产主义



《“两个世纪来,全球第一次开始可怜美国”》(2020-05-21 网易)报道:
  
中共民族主义媒体《观察者》发表署名为李焕宇的文章《两个世纪来,全球第一次开始可怜美国》,文中质疑疫情爆发以来美国的“糟糕表现”,以及美国政府对国内和国外的领导力、好感度及信誉度。并揭示正是川普在疫情爆发以来的一系列 " 谜之操作 " 让世界人民百多年以来对美国的“百感交集”的复杂情感,转变为一种“可怜”。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总统川普各种“甩锅”、“卖队友 ”甚至违背科学的言行正不断地消耗着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老本”,就连他的欧洲盟友们也有些看不下去了。

5月20日,美国《商业内幕》就发文称,川普治下美国的全球地位正在恶化,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正将中国视为全球领袖。报道援引英国、法国、德国这三个西欧主要国家的民调数据指出,欧洲对美国的信心正在下降。

在英国,市场调查机构舆观(YouGov)的民调显示,尽管英国在今年 1 月刚刚脱离了欧盟,但当人们被问及英国应该与欧洲还是与美国建立更牢固的关系时,35% 的英国民众认为应该优先考虑欧洲,只有 13% 的人认为应该以美国优先。

在法国,民调公司 Reputation Squad 的一份调查显示,仅有 3% 的人相信川普的美国还能继续领导世界。

最有力的数据则来自于德国,认为同美国保持关系是首要任务的德国人占比从去年的50%下降到37%,而认为同中国保持关系是首要任务的德国人占比则从去年的24%提升到了36%。

另外,还有76%的德国人表示,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因疫情而恶化。

《商业内幕》称,正是川普在新冠肺炎上的“谜之操作”震惊了欧洲人。像“注射消毒液”这样的“神论”在许多欧洲国家对美国产生怀疑甚至恐惧的情绪,而关于他试图买断德国正在研发中的某疫苗独家使用权的报道则让欧洲人感到愤怒。

《爱尔兰时报》专栏作家芬坦·奥图尔(Fintan O ’ toole)在评论川普言论时表示:“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让世界人民可谓是百感交集:爱与恨、恐惧与希望、嫉妒与蔑视、敬畏与愤怒。”“可现在,人们正对美国抱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情——可怜。”这种转变同样体现在欧洲各国政府的层面上。

拿今年刚刚脱欧的英国为例,尽管来自美国的压力越来越大,但约翰逊政府正在推进允许华为获得5G开发权的计划。报道称,川普还为此而“狂怒”,挂断了约翰逊的电话。

除了英国,其他的欧洲国家同样在顶着美国压力继续推进华为在本国的5G计划。

经济方面也是如此,英国一家投资银行的报告指出,自欧洲科技市场重新开放以来,中国在对欧洲科技公司的投资方面自 2018 年以来首次赶上了美国,而且还延伸到了关键领域。

据《每日邮报》报道,华为公司就投资了500万英镑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新建了一个技术中心。这引发不小的争议,因为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在英国的地位举足轻重,英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很多科学顾问都来自这里。

《商业内幕》认为,显而易见,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欧洲各国的政府、公共机构和企业会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寻求投资和支持。而在川普的领导下,欧洲民众对美国的看法不断恶化,美国可能会成为中国复兴路上的垫脚石。

谢选骏指出:迄今为止,新冠病毒在美国造成了最大的祸害;因此也就完胜了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和美国冷战特战打了一百多年,结果还是败在美国手下。而新冠病毒兵不血刃,两三个月及让全球社会“两个世纪来第一次开始可怜美国”。新冠病毒岂非完胜共产主义?

《世卫组织成员国一致同意开展独立调查》(2020年5月9日)报道:

世卫组织成员国通过视频网络举行年度大会批准了决议。
随着美国对世卫组织批评的升级,该组织成员国达成一致,同意就这一联合国机构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进行独立调查。

世卫组织194个成员国周二(5月19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年度大会上一致同意,就该组织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进行独立调查。最近一直批评该组织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对其进行了持续抨击和指控。

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以协商方式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各国共同应对危机。欧盟提出的这项决议案呼吁对这场疫情的国际性应对措施进行“公正、独立和全面的评估”。迄今为止,新冠病毒导致全球480万人被感染,31.8万人死亡。决议说,调查的内容应该包括“世卫组织的行动以及新冠病毒流行的时间表”。该组织由于过晚宣布全球卫生紧急状态而不断受到批评和指责。

这份决议也提到了引发争议的新冠病毒起源问题。该病毒于去年底在中国武汉首次出现。决议敦促世卫组织协助调查“该病毒的人畜共患源头和人际传播途径”。

美中博弈——特朗普要求世卫与中国脱钩。5月18日,特朗普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WHO)就是中国的傀儡,说得好听一点,他们就是以中国为中心。”他还在个人的推特账户上发文,以公开署名信的方式致信世卫领导人谭德塞,详细列数出世卫在新冠疫情中的14项“失败的应对举措”。“这次回顾(审视)确认了我上个月提出的很多严重关切,并且有了其它发现,这些(问题)本应该由世卫注意到的,特别是该组织没有独立于中国的问题。”特朗普在公开信中直指世卫总干事谭德塞领导下的世卫过分倚赖中国,并要求世卫在30天内做出具体改革,否则将永久冻结对世卫的资助,并“重新考虑”美国的会员身份。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Alex Azar)在会上发言,严厉抨击了世卫组织。他说,世卫组织未能获得世界所需的有关新冠病毒的信息,“这导致许多人丧生。”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指出,世卫组织必须做出改变,必须变得更加透明和更加负责任。特朗普总统今年将面临竞选连任,批评人士认为特朗普对世卫组织的抨击是为了转移公众对他应对美国疫情的指责。美国疫情严重,死亡人数最多,周一已超过9万人。

中国外交部指责特朗普政府攻击世卫,以此转移外界针对美国防疫成效不佳的关注。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日(5月1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正试图对中国进行抹黑,以避免自己该承担的责任。

支持独立调查——但是,欧盟以及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一些国家也都要求对世卫组织如何应对这场瘟疫开展独立调查。

欧盟发言人维妮妮·巴图·亨里克森(Virginie Battu-Henriksson)说,在任何调查中都需要回答几个关键问题。她说:“这次大流行病是如何传播的?其背后的流行病学是什么?这对于我们继续避免再次发生这种大流行病绝对至关重要。”但她补充说,现在不是相互指责的时候。

世卫领导人谭德塞欢迎对世卫组织开展独立调查。世卫领导人谭德塞同意对该组织应对疫情的措施开展调查,但是他反对要对该机构进行大规模改革的建议。他说,世卫组织将在适当时候对疫情作出公正、独立和全面评估,获得经验和教训,以此改进各国和全球疫情防范及应对工作。他呼吁世界需要加强、实施和资助已有的系统和组织,包括世卫组织。

中国方面此前一直不赞成调查疫情起因和传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通过远程电视电话形式致辞,称中国的行动“公开透明”,并坚持疫情得到控制后才进行调查。他还表示,中国将在未来两年中向世界各国提供20亿美元的援助,并提出一旦有疫苗可用,就与各国分享。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阿尔约特(John Ullyot)称此举“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中国政府就其行为负责。”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中国真的十分愚蠢,还对美国遭到武汉病毒横扫痛击的灾难表示兴高采烈,欢呼“两个世纪来全球第一次开始可怜美国”——土八路真的白痴,他们竟然不懂自己闯下了大祸,最后这一切是要他们来买单的!即使不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讲,仅仅从生物学的角度讲,美国死了这么多的人,美国朝野可能善罢甘休吗?这不再是一个理性可以控制的问题,而是一个激怒了原始本能的问题了。可以预测的只能是,共产党越是兴高采烈,承受的反弹就会越是强烈了。

谢选骏:与虎谋皮的香港仔



《港“国安法”:中国人大举动引发各方强烈反响》(BBC 2020年5月21日)报道:

5月22日开幕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将审议有关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议案。据香港媒体报道,这次加入的《国安法》将包括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以及外部势力干预。这意味着备受争议的《基本法》23条部分内容,不需要经过香港立法会审议,直接放在《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实施,预计议案将在下周四(28日)表决,最快在今年8月在香港实施。消息立即在香港和国际社会引发强烈反响。中国官方表示,立法“完全必要”。香港民主派认为北京破坏《基本法》,搞“一国一制”。美国总统和国务院均第一时间表态反对。英国末代港督、议会上院议员彭定康爵士(Lord Chris Patten)也强烈谴责北京的做法。

北京准备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的消息迅速在英国和美国政界引发强烈反弹。据悉,唐宁街十号和白宫均面对要求对中国实施某种形式政治和经济反制的呼声。英国末代港督,长期关注香港局势的彭定康爵士在第一时间向英国媒体表示,北京此举等同“对香港自治、法治和基本自由的全面攻击”。据报,彭定康爵士已经致函英国外相拉布 (Dominic Raab)要求英国政府不能坐视1985年生效的《中英联合声明》“被北京单方废弃”。与此同时,英国执政保守党内部有大量议员呼吁政府重新评估与北京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其中包括允许华为在英国参与5G网络建设的决定。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周四(21日)的白宫例行记者会上警告说,将对北京加强对香港管控的做法作出反应。特朗普说:“如果(北京)立法,我们将会有非常强烈的回应”。同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Morgan Ortagus)也警告说,“任何强行实施不能反映香港人民意愿的《国安法》的行动,都将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奥特加斯还补充说,美国国务院决定暂缓向国会呈交年度香港政策法案报告,以便“记录北京可能在两会期间策划的更多可能损害香港高度自治权的行为”。

中国人大发言人:议案“完全必要”——根据中国官方发布人大第三次会议议程,这项议案全名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中国人大发言人张业遂周四(5月21日)在记者会表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他指出,在第19届“四中全会”中,已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他强调,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根据新形势和需要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完全必要”。他表示,具体内容可关注22日上午的全会。

根据香港媒体引述的消息,这次加入的《国安法》将包括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以及外部势力干预,意味备受争议的《基本法》23条部分内容,不需要经过立法会审议下,直接放在《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实施。中国人大发言人张业遂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港区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立法并非“突如其来”,香港过去一年发生很多“挑战国家安全”的例子,可交由人大会议研究如何处理。他认为,这次是堵塞了香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漏洞”。他强调,即使最终通过全国人大的机制完成立法,香港仍要做《基本法》第23条的本地立法工作,至于两者有什么不同,以及具体执行方法,中方官员未来会有所交代。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8条,凡在附件三的法律,“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人大常委会在征询其所属的“香港基本法委员会”、香港特区政府的意见后,可对《基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减,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区自治范围的法律。香港《明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这条法例将“可以不用本地立法”方式直接在港生效,然而罚则、执法等细节有待进一步讨论,有关法案是希望令香港政府有权取缔在港被中央定义为涉及“颜色革命”、“渗透”的组织或机构,亦可以禁止为有关机构及组织工作的人入境香港,中央希望以此手段,断绝协助本地反对组织的境外资金。

《国安法》包括23条内容——2003年,香港时任特首董建华政府推动23条立法时遭到社会强烈反对,触发50万人参与的大游行,23条立法搁置至今,近日不断有消息传出,北京希望香港尽快就23条立法。香港《基本法》23条列明:香港“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这次人大将审议的《国安法》内容当中“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及“外部势力干预”均是23条的部分,但“恐怖活动”则本身不在23条的要求当中。香港亲北京势力和警方正不断强调香港正走向“恐怖主义”。香港警方和保安局表示,接连捣破了十多宗爆炸品和枪械案,他们非常关注“本土恐怖主义滋生”。不过香港警方在4月底拘捕一名警员,这名警员涉嫌“自编自导”其中一起汽油弹案。

香港最大建制派政党民建联表示,将全力支持有关议案,称近年“港独”有愈演愈烈趋势,“破坏社会安全及法治的暴力活动极为猖獗”,亦有政治人物“公然寻求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内政及香港事务,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及发展利益”,人大就国家安全在港实施立法,是因应香港履行宪制责任的实际情况、以及国际政治及香港社会目前的严峻形势,而采取的“负责做法”,民建联同时呼吁港府尽快就23条立法。香港民主派认为《国安法》削弱香港言论、集会自由,担心会出现“以言入罪”的情况。近日的香港示威中,反对23条仍然是示威者会表达的诉求。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认为,北京用尽一切方式去为国家安全相关的条例立法,香港已经变成“一国一制”,香港“高度自治”荡然无存。

另一名立法会议员朱凯廸在社交网站表示,如果两会期间将《国安法》部分内容直接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并指令港府立即宣布实行,将会是中共首次直接对香港人制定罪名、罚则和执法方式,“和所有中国人面对的极权一样,无边无际,怎么搞都行”,担心《国安法》会容许中国国安人员在香港公开执法,授权大陆将疑犯带回大陆拘留和侦讯,变相架空了香港的司法权。

香港大学法律学者张达明认为,如果议案获通过,反映中央已经没有耐性今次的做法,是以全国性法律为名,为香港度身订造法律,等于由中央代香港立法。如果这样做,就是完全破坏《基本法》,亦等同宣布“一国两制”已经失效。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经常接触外国政客,他接受港媒采访时表示,北京做法是冲着民主派的国际游说工作而来,他说没有后悔推动相关工作,亦不会放弃未来的工作,即使所属组织被取缔的机会增加,甚至会有“莫须有”的罪名,仍然会与香港人抵抗打压,将香港人声音带去国际社会。

英美忧虑香港情况——香港自去年6月因为《逃犯条例》争议引发大规模抗议,从上百万人的和平游行逐步演变成多场街头暴力警民冲突,港府撤回条例草案,但民间诉求演变成更广泛的民主诉求和追究警队责任,数以千计人士因袭警、非法集结、暴动等罪名被捕。部分政客积极到欧美等地进行游说工作,希望外国关注香港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11月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将每年审视香港自治情况,决定是否让香港继续享有独立关税区地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初表示,国务院会押后向国会提交香港报告,以观察北京在两会前会否进一步削弱香港自治。他在周三(5月20日)再次表示,近期香港民主派人士的遭遇,令他更难评估香港是否仍有高度自治,华府会完切关注事态发展。他所引述的事例,包括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民主派人士早前被控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以及立法会内民主派议员尝试阻止通过《国歌法》,但遭建制派取去内务委员会主席一职,双方一度爆发肢体冲突。

前港督彭定康在周二(19日)接受BBC《新闻之夜》访问时表示,香港主权移交最初十年期间一切顺利,但当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当局加强了控制,令人担心形势会失控。他认为,英方对香港有责任,应重新审视与中国在经贸、安全的关系,可能有些东西将要放弃。

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21日凌晨发出声明,指“千古罪人彭定康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批评他肆意歪曲“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丶诋毁中央对港政策丶恶毒抹黑中国国际形象。

谢选骏指出:我说了,香港只有百分之五的自由人,其余都是与虎谋皮的香港仔——他们当年不敢反抗伦敦,现在不敢反抗北京。彭定康这个兔崽子,出卖了香港,还要来猫哭耗子——他难道不知道香港会有今天的下场吗?

《香港“国安法”:美国国务院正式发表声明敦促北京重新考虑》(2020年5月23日 BBC)报道:

中国人大宣布审议涉及香港的《国安法》议案消息,在美国引起朝野巨大反响。白宫和众参两院人士都已表示,一旦北京强推此法,必然导致美国方面的强烈反应。稍早,美国国务院发布了有关香港《国安法》的正式声明。这份以国务卿蓬佩奥名义发布的声明明确指出,如果北京强行推出涉及香港的国安法立法,美国必将重新评估香港的特殊地位。

面对国际压力,北京方面则认为,香港应尽早完成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和执行机制,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根据需要在香港设立机构,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等职责。中方认为,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和境外势力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反制,防范、制止和惩治外国和境外势力利用香港进行的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作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时称,将采取”决定+立法“方式,分两步推进:第一步,全国人大根据宪法和基本法有关规定,作出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就有关问题作出若干基本规定,同时授权人大常委会制定相关法律;第二步,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授权,结合香港具体情况,制定相关法律并决定将相关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当地公布实施。王晨作说明时表示,香港国家安全风险日益凸显,特别是香港去年反修例风波以来,反中乱港势力公然鼓吹港独、自决、公投等主张,从事破坏国家统一、分裂国家的活动,公然侮辱污损国旗、国徽,煽动港人反中反共,暴力对抗警方执法,瘫痪政府管治和立法会运作。

谢选骏指出:香港仔与虎谋皮也许出于被迫无奈,但是英美确实“出于自由意志”地与虎谋皮,是何道理?香港归共将近二十三年了,殚精竭虑地纳贡北京,养虎遗患反而噬己,死到临头却来哭叫,太太太可笑了。有道是“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1997年以来真算白活了二十多年。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出自《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赏析/鉴赏——此词基调低沉悲怆,透露出李煜这个亡国之君绵绵不尽的故土之思,可以说这是一支宛转凄苦的哀歌。上片用倒叙,先写梦醒再写梦中。起首说五更梦回,薄薄的罗衾挡不住晨寒的侵袭。帘外,是潺潺不断的春雨,是寂寞零落的残春;这种境地使他倍增凄苦之感。“梦里”两句,回过来追忆梦中情事,睡梦里好象忘记自己身为俘虏,似乎还在故国华美的宫殿里,贪恋着片刻的欢娱,可是梦醒以后,“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却加倍地感到痛苦。过片三句自为呼应。说“独自莫凭栏”,是因为“凭栏”而不见“无限江山”,又将引起“无限伤感”。“别时容易见时难”,是当时常用的语言。《颜氏家训·风操》有“别易会难”之句,曹丕《燕歌行》中也说“别日何易会日难”。然而作者所说的“别”,并不仅仅指亲友之间,而主要是与故国“无限江山”分别;至于“见时难”,即指亡国以后,不可能见到故土的悲哀之感,这也就是他不敢凭栏的原因。在另一首《虞美人》词中,他说:“凭栏半日独无言,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眼前绿竹眉月,还一似当年,但故人、故土,不可复见,“凭栏”只能引起内心无限痛楚,这和“独自莫凭栏”意思相仿。

“流水”两句,叹息春归何处。张泌《浣溪沙》有“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之句,“天上人间”,是说相隔遥远,不知其处。这是指春,也兼指人。词人长叹水流花落,春去人逝,故国一去难返,无由相见。这首词,情真意切、哀婉动人,深刻地表现了词人的亡国之痛和囚徒之悲,生动地刻画了一个亡国之君的艺术形象。正如李煜后期词反映了他亡国以后囚居生涯中的危苦心情,确实是“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且能以白描手法诉说内心的极度痛苦,具有撼动读者心灵的惊人艺术魅力。此词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李煜简介——李煜,五代十国时南唐国君,961年——975年在位,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莲峰居士。汉族,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天祚三年七月初七,李煜出生在金陵。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于宋建隆二年(961年)继位,史称李后主。开宝八年,宋军破南唐都城,李煜降宋,被俘至汴京,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后因作感怀故国的名词《虞美人》而被宋太宗毒死。李煜虽不通政治,但其艺术才华却非凡。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千古杰作《虞美人》、《浪淘沙》、《乌夜啼》等词。在政治上失败的李煜,却在词坛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被称为“千古词帝”。

谢选骏指出:除非美国出手相救,那么,爱好英美的香港人就只能哀嚎了,嚎着李煜大帝的悲歌投奔怒海,就像国土沦陷的南越人一样四散奔逃——否则只能英勇就义或英勇入狱。好在李煜大帝的悲歌还是可以伴他入眠,笑看宋辽金元一个个灰飞烟灭,那就高出李煜多多矣!那样,与虎谋皮的香港仔就可以脱胎换骨,不再为虎作伥了。

谢选骏:美国已经陷入两條路线的斗争、临终病人的死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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