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台海两岸都不是国家

《台湾新陆委会主委：化不可能为可能》（2016年5月28日  美国之音）报道：

台湾新一届政府上任第六天，陆委会官员首次会见了媒体记者，并强调两岸应该加强沟通，说新政府有决心将不可能的任务变为可能。

对于北京多次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基础，而蔡英文总统的就职演说并没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因此多家媒体关注岸的互动，问新政府和大陆的联系机制是否已经中断。邱垂正先强调总统蔡英文已经释出善意，再始终以“沟通”作为回应。有媒体统计这场记者会发言人使用“沟通”的频率高达20多次。

23项协议攸关两岸福祉——外界关注两岸的不同认知是否会影响两岸已经签署的23项协议，发言人说，维系台海情事稳定是两岸的共同责任，协议有关人民的权益和福祉，如果对岸片面终止这些协议，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的权益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有关大陆人士到金门管辖的距离大陆只有30公里的外岛乌坵钓鱼被扣事件，会不会给两岸关系带俩新的问题，邱垂正说，案例十分单纯。他说：“乌坵属于军事要塞，不仅台湾人，就连金门当地人未经允许，也不能进入。这七名大陆籍男子自行上岛垂钓违反有关法律和规定，已被扣押，并送金门地检署侦办。中华民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被扣嫌疑人的人权和权益都会受到保障。”

两岸关系究竟属何种关系——蔡英文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宣布，将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记者会上，媒体数次询问陆委会发言人：依照宪法，两岸关系究竟属于什么关系？ 邱垂正重复蔡英文演讲有关内容予以模糊回应，再次遇到这一问题时干脆回答说：“两岸关系就是两岸关系”。他重申新政府的立场，表示会在过去20多年来两岸互动既有的政治基础和制度化协议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这也是台湾最大善意。

有媒体追问，两岸既有的政治基础是否就是九二共识？发言人再拿蔡英文就职演说中有关语句回应。这场记者会对首次担任发言人的副主委邱垂正来说的确难度很高。问答持续50分钟，据称超过以往数年历次长度。

新主委强调两岸和平互惠——新上任的陆委会主委张小月在记者会后来到现场和媒体见面，她表示，两岸发展就是要沟通和对话，找到和平相处的方式。她说：“我们强调就是要进行沟通和对话，基于一种和平的原则，一种互利互惠的原则来处理两岸关系。”在回答会优先推动那些两岸事务时，张小月说，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以及司法互助这类与人民利益攸关的问题会优先推动，她强调大方向是两岸和平稳定的发展。

有深厚外交资历的张小月表示，外交与两岸有相似之处，那就是要化不可能的任务为可能，要在双方的不同中寻求最大的空间和可能性。她说外交和两岸都是一样，不可能求得完胜，不是零和游戏，而是要追求互利互惠的双赢局面。

谢选骏指出：“两岸关系就是两岸关系”，这句话倒是实事求是，没有任何引申。同时，这句话也清楚表明，海峡两岸都不是国家，而只是两个口岸。按照这个逻辑，台湾口岸应该立即释放到外岛乌坵“自行上岛垂钓”的七名男子，不管他们“是什么人”。因为这“七名大陆籍男子就是七名大陆籍男子”，他们不该受到“国家司法审判”！而“台湾口岸”也就没有任何合法权利可以逮捕七名大陆口岸的男子了。因为，海峡两岸都不是国家，而只是两个口岸，都没有任何合法权力可以逮捕任何人！只有基督教中国才是唯一合法的国家。

有关理论请看——

《基督教中国——“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的统一者》（The Christian China——A Unifier of the Nationalist China and the Communist China）

2014年在线版2016年印刷版

基督教文存之十

内容简介
本书搜集了谢选骏先生有关“基督教中国”的100篇文章。作者认为，经过五百年的准备，基督教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生活语言观念法律习俗的各个层面，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第三期中国文明”。与此相应，政治领域的“基督教中国”（基督-教）作为“国民党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统一者和“第三中国”，正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Synopsis
The book anthologizes 100 articles on the Christian China by Mr Xie Xuanjun. It is the opinion of the author that Christianity, after 500 years of preparation, has infiltrated into various aspects of the life of Chinese society such as culture, politics, economy, military, language, ideology, law, and customs, constituting an entirely new phas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Correspondingly, in terms of politics, emerges on the horizon of Chinese history another China-- the Christian China, which is a unifier of the Nationalist China and the Communist China.

目录

前言

第一卷 福音

第一章 中国人的信与不信
第二章 基督教过时了吗
第三章 基督教能让中国避免腐败亡国
第四章 拆教堂不如让基督教成为国教
第五章 基督教中国是历史的必然
第六章 接受基督教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境界
第七章 中国需要全国祈祷不要拆教堂
第八章 福音就快要降临中国了
第九章 基督教要准备好接管中国政权
第十章 “建立基督教国家”，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第二卷 精义

十一章 “天赋人权”说来自于《圣经创世记》
十二章 再说“天赋人权”说来自于《圣经创世记》
十三章 三说“天赋人权”说来自于《圣经创世记》
十四章 “我思故我在”翻拍了《约翰福音》前三句话
十五章 《圣经》与思想的主权
十六章 西斯庭教堂天顶画《创世记》充满浊气
十七章 《九十五条论纲》是罪人的作品
十八章 实验科学诞生于“基督的奥秘”
十九章 草菅人命的哲学意义
二十章 圣经内容列入中国教材

第三卷 神学

二十一章 彼拉多是一个佛教徒
二十二章 “新柏拉图主义”显然是一个伪命题
二十三章 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与天主教会的没落
二十四章 马丁路德是欧洲的穆罕默德
二十五章 加尔文神学与堕落的成功神学
二十六章 《韦斯敏斯德信条》的中庸
二十七章 马克思韦伯误判了天主教
二十八章 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偷窃了耶稣基督的生死观
二十九章 人道主义者能拯?仁澜缏?
三十章 耶稣基督的仇敌

第四卷 世界

三十一章 欧洲宗教战争的起源
三十二章 十字军东征是自卫行动
三十三章 债务经济与十字军东征
三十四章 美国是“十字军西征”的重要环节
三十五章 同性恋是文明晚期现象
三十六章 迦南的杀子献祭与中共的计划生育
三十七章 公历和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基督教意义
三十八章 中国可以拯救西方
三十九章 基督教化是中国重登世界历史高峰的契机
四十章 圣经真理与和平演变

第五卷 社会

四十一章 基督教与民主政治
四十二章 没有基督教就没有司法独立
四十三章 民族主义者与基督徒联合起来
四十四章 乡绅与教会
四十五章 巴别塔与摩天大楼诅咒
四十六章 向悔改者致敬
四十七章 中国基督教化的滚雪球趋势
四十八章 中国进入十字军时代
四十九章 中国共产党与圣殿骑士团
五十章 基督教可以统治中国

第六卷 宗教

五十一章 政教分离的适用范围
五十二章 中国人为什么尚未高贵
五十三章 中国人可以成为好基督徒
五十四章 传教为什么失败？
五十五章 二传性的能量巨大
五十六章 信息基础权力属于上帝不属于国家
五十七章 科学技术和自我崇拜的宗教
五十八章 创教者的榜样决定了此后的一切
五十九章 禁欲主义拯救世界
六十章 请注意救赎、拯救、救星的区别——兼谈刘小枫的胡乱翻译

第七卷 教皇

六十一章 教皇与意大利
六十二章 教宗退位 文明再生
六十三章 教宗可以上天堂吗？
六十四章 罗马教皇对中国释放善意
六十五章 耶稣基督给富人的三个警告
六十六章 豪宅与死亡——圣弗兰西斯的恐慌
六十七章 天主教国家为什么不行？
六十八章 天主教功罪，源于西罗马帝国毁灭
六十九章 天主教与偶像崇拜
七十章 牧师没有杀人，人因牧师而死

第八卷 犹太

七十一章 犹太人的复杂来源
七十二章 上帝之母还是门徒之母
七十三章 朱庇特交响曲颂扬了罗马的魔鬼
七十四章 林肯总统认为他自己就是上帝
七十五章 老舍分不清圣诞节与感恩节
七十六章 虚伪的不仅仅是感恩节
七十七章 远藤周作的沉默与阴暗
七十八章 《彼岸》的第一句话就是错的
七十九章 耶稣基督不是犹太人
八十章 肉刑、基因工程、耶稣的外科手术

第九卷 超然

八十一章 愉悦和逾越
八十二章 搬家、流浪、思考复活
八十三章 超限战必须是宗教战争
八十四章 惩罚是一种恩典
八十五章 死亡就是永生
八十六章 无神论者的无尊严、无依靠
八十七章 自杀、殉道、安乐死
八十八章 灵魂的颤栗
八十九章 神秘的祝福调动最大的潜能
九十章 你有宗教感的生理基础吗

第十卷 信仰

九十一章 基督教为什么不是偶像崇拜？
九十二章 融化于十字架的经历
九十三章 死后的世界是存在的
九十四章 我是怎样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
九十五章 内疚是基督教的原动力
九十六章 一个见证
九十七章 与主同钉十字架、慢慢享受流血至死的痛苦
九十八章 我想寻找天国的钥匙
九十九章 北京有多少大学生信仰基督教？
一百章 末日与当代中国人的宗教意识

后记

谢选骏：外部剪羊毛还是内部漏洞大？

《中国搞贸易挣的钱 在金融上全亏光了》（2016-03-02 凤凰网）报道：

2月2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等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6年一季度)”报告会上，丁志杰发表演讲。丁志杰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长助理兼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凤凰国际智库特此刊发精华部分，以飨读者。

我过去一直是中国金融开放的支持者，这个方向没有问题。但是我在过去几年更多地关注和呼吁一点，就是我们开放的路径可能是错的，如果在这样一个错误的路径下，中国可能无法避免其他国家所面临的遭遇，就是开放带来的危机。中国进入十三五，加入SDR以后，在新的全球视角下怎么重新设计自己的开放？对外金融政策如何进行调整？

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很复杂，汇率出现贬值，资本外流，外汇储备减少。特别是外汇储备，2014年6月份中国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我们的外汇储备是全球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到今年1月份我们的外汇储备还有3.2万亿，超过全球的四分之一。就这样一个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在中国外部形势逆转过程中，大家都在担心中国外汇储备够不够的问题。那就意味着如果中国不够，其他国家会不会够？这里面可能有短期投机的炒作，还有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为了经济发展需要，为了避免进口受到冲击，一个国家需要外汇储备。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新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也是讨论在进入21世纪以后，外汇储备充足率怎么衡量。这个报告里面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变化。一个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是否充足和进口没关系，和什么关联性更大呢？出口。出口就是外需，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的反映的是应对外部的冲击，而不是你内生的需求。过去和短期外债也有比较，我们发现在新的指标体系里面，除了进出口贸易以外，我们还引入了短期外债，但是发现短期外债和外汇储备充足率关系不大。而是其他的债务发展，就是中国发展债券市场，保持对外部资本吸引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M2。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国际货币基金这个政策报告，和M2有关。这个调整就意味着在新形势下，外汇储备面临的总需求主要是外生的，而不是内生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变化？21世纪和20世纪有什么区别？那就在于，可能在包括中国这些国家融入到全球化过程中，出于全球治理的要求。这个报告也有些测算，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一年外汇储备成本相当于GDP的0.5%，我们的前校长，现在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教授曾经算过国际铸币税，我最近也在算。作为我个人敢确定说的就是中国外汇储备成本是超过1%的，甚至有可能在GDP的3%左右。这是一个巨大的成本。外汇储备的成本来源于什么呢？资本项目的开放，就是资本自由流动成为一项政策。最近我们的研究发现资本的流动，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就是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你要融入全球化的时候的一个入门费。可能我们看到新兴市场国家在目前的国际环境面临着被“剪羊毛”，这个对中国其实也是有非常深刻的教训。我只举一个数据就非常触目惊心，2008年年底，中国对外净债权是1.5万亿，到去年9月末中国对外净债权依然是1.5万亿。中国这么多年经常帐户，特别是贸易市场是庞大的顺差，我们去年贸易顺差是6000亿，按理说我们对外净债权是急剧增加的，但是这么多年我们净债权没有增加。就意味着我们通过经常帐户，通过贸易赚到的美元这个毛收入，通过金融渠道的亏损全部白送出去了，这是非常可怕的。而且我们算了以后，发觉从2009年到现在中国对外输出了超过10万亿美元的储蓄，我们的收益是多少呢？负的1.3万亿。也就是说你给了10万亿美元给别人使用，你还附给人家、倒贴1.3万亿利息。这就是现有的体系和我们开放的路径选择出现了一些问题。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知道中国也在反思，也正在做出一些调整，这个调整由于时间关系，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就是中国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的路径，过去我们讲资本帐户可兑换，特别是资本项目开放，资本自由流动，在经济学里面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后来我们发觉一个国家如果说对资本流动不能进行有效管理的话，这个国家必然会时时面临冲击，被剪羊毛。大家知道最近对“中等收入陷阱”存不存在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们会看到有一点，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到所谓高收入阶段就会停滞？最重要的一点，一方面是内部结构调整跟不上，还有一点就是国际环境的遏制，就是这些国家是发达国家剪羊毛来源，一方面你不断长，另一方面他不断剪，你发现你永远落后，永远进入不到所谓高收入国家的俱乐部。

第二点，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我说我们的学术界没有很好的发挥我们对政策纠偏的作用，我们更多的学术研究是“拿来主义”。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被所谓的主流理论误导，特别是我们讲资本自由流动，其实资本和劳动力是两种生产要素，从理论上它的效应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千变万化，每年移民指标都不一样，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想移民，或者说发展中国家说全球应该统一移民政策，你会感觉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你会发现发达国家要求所有发展中国家一律开放资本帐户，实行资本自由流动，你觉得是天经地义的。没有合理性。

第三点，我们一直在强调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其实货币的可兑换就是赋予本国货币的持有者自由兑换的权利。我们要问谁是本国货币的最初持有者？其实是本国的机构、企业和个人，是我们。当然，我们看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策上，我们讲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比如在座学经济的都知道想到对外国资本和外国投资者的开放。其实对本国的投资者、机构、企业和个人实现货币可兑换，这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允许外国资本和投资者自由进出，反而应该是根据自己的发展的需要。所以小川行长2015年4月份在国际货币基金年会上提出来，中国外来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有管理的兑换，我今年也写了一个研究来证明这一点。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为什么这些国家融入到全球化之后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危机？我觉得中国已经在危机的路上了，关键是我们如何把这种危机成本减小。一个就是说这些国家的货币会是国际货币，美国的外汇储备不足千亿美元，所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加起来就是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为什么他不出危机？货币是国际货币。所以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要坚持，但是过去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错了，我们过去说使得中国人把人民币资产置换成在国外的外汇资产，人民币资产收益率在9-10%左右，而我们持有海外资产收益只有3%左右，这个置换得不偿失。所以未来国际化的方向就是使得人民币被接受，使得中国可以对外输出储备和投资。

最后，我们不仅是短期的国际政策协调，还要推动全球治理的变革，这种变革就是要把有管理纳入到目前没有体系的牙买加体系中去，这个里面可能SDR会发挥重要作用。因为SDR，中国人欢欣鼓舞，说有标志性作用。但是我告诉大家，据我的研究，SDR基本上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和价值，为什么呢？各国分配的SDR，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资产。其实不是，为什么不是？它其实就是国际多边组织实行的一种多边的信贷额度，就是你拿到SDR以后，在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用它做抵押，跟其他国家换多少所谓可自由使用的货币，美元、日元、人民币，它是个信贷安排。而且美国一直在遏制SDR作用的发挥。所以，我想发挥SDR的作用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扩大SDR在全球的融资安排和援助中的作用。第二，也建立以SDR为基础的全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系。我想目前正在召开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我们也非常期待9月份的首脑峰会。如果在这个领域，中国是有义务和有责任推进有关改革的。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言论的基调，就是把中国的困难推给外部世界，责怪别人剪了羊毛。其实呢，就算是“剪毛说”有理，那么，中国为什么被人剪了羊毛而没有能够剪掉别人的羊毛？还不是因为内部的漏洞太大？何况，“剪毛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道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凡过不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无一不是内部管理混乱的、贪污盗窃当权的。内部漏洞大了，怎能做到“肥水不流外人田”？内部漏洞大了，其表现是遭到“剪毛”，其实质是主动转移资金、投怀送抱给发达国家了。越是穷国，就越是在富国存有大量来源不明的款，它又怎么可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呢。财富和人才的争夺战，本质上是一场制度争夺战。只有那些能够给予财富和人才以安全保障的制度，才有可能胜出。这么一点简单的道理都不懂或懂了却故意不讲，“凤凰网”怎么称职呢。

谢选骏：“中央军委”不懂“笑里藏刀”

《美媒：美给南海问题画红线 黄岩岛建设施就行动》（2016-06-07 环球网）报道：

美国世界新闻网借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上的发言，刊登题为《南海问题美对中画红线：建设施就行动》的文章。文章称卡特就南海问题画下一条红线，若中国黄岩岛上兴建设施，将促使美国和其他国家“采取行动”，不仅会造成紧张关系升温，还会孤立中国。文章写道，卡特（Ashton Carter）在“香会”上声称，北京当局在具争议的水域进行“军事扩张”，是冒着构筑“自我孤立的长城”的风险。卡特提议双边建立更强而有力的安全合作，来减少发生闪失不测的风险。

针对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所谓“中国自我孤立”的指责，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孙建国在会上表示，“这次在会场，很多国防部长比去年还热情。中国过去没有被孤立成，现在、将来也不会被孤立。倒是担心有的国家在自己心中筑起一道孤立的墙。”

中国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中心主任姚云竹少将回应“自我孤立的长城”说法称，我希望美国在说中国不要建立自我孤立的长城时，美国政府不要修建一个关于排斥中国的城堡。现在，美国和五个亚太地区国家的双边军事同盟在很多问题上都有针对中国的一面。

美媒用“美在亚太伙伴：拉中、反中之间取得平衡”来形容美国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一同参加“香会”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Harry B。 Harris）称，美国必须从某一力量位置针对“所有结果”进行运作。底线是，我们希望在我们可以的地方进行合作，但若是必须的话，我们就得做好军事准备来面对。

孙建国在“香会”发表题为“加强亚太安全合作，推进地区安全治理”的大会演讲时提到，我作为一名老兵，和各国军人一样，谋打赢是我的天职，保和平是我的心愿。我始终坚信，握手比攥拳好，掏心比掏枪好。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以悲惨和沉痛的教训，我们要以史为鉴，珍惜当今的世界和平，珍惜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稳定。

对于媒体常炒作的中国在南海进行“岛礁建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表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是否在黄岩岛采取行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中方有信心，也有能力维护好自身的主权和正当权益不受到侵害。

谢选骏指出：看罢我不禁长叹：“很多国防部长比去年还热情”，这是什么意思？是所谓的“笑里藏刀”罢。但是中国大陆的“中央军委”似乎不懂“笑里藏刀”，还把笑里藏刀当作“友好的证据”——这说明共产党官员的文化素质太太太低了。何况“笑里藏刀”原为中国智慧，他们竟然都不懂得，那就更不希望他们能够懂得现代的西洋知识了。

“笑里藏刀”原为著名的三十六计之一，是兵法三十六计的第十计。 原文为：“信而安之，阴而图之；备而后动，勿使有变。刚中柔外也。”（使敌人相信我方的“友好诚意”而麻痹松懈；我则借机暗中谋划，积极准备，待机行动，切不要让它发生变化。这就是暗藏杀机、外示和好的谋略。）

按语——兵法上说：“敌人言辞谦逊，其实正在加紧备战；没有条约前来媾和的，定是不怀好意。”所以，凡是敌人的花言巧语，都是使用阴谋诡计的表现。 在军事谋略上一般指通过政治、外交的伪装手段，欺骗麻痹对方，以掩盖军事行动。运用这一谋略的人，“笑”的方法多种多样，有的区以求和有的，阿谀奉承，有的故作孱弱……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藏刀”。当然，在同一阵营内，也有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采取这一手段的，孰功孰过，难以概论。

典故——唐玄宗的宰相李林甫，在他的“老板”面前，赞不離口，笑不離容，进谗言、排异己、忌贤才、除政敌，可谓“笑”得精彩，“藏刀”藏得高明。为此，后人专门为他造了一个成语叫“口蜜腹剑”。不过他的下属也有人精通此道，一个“得意门生”杨国忠也对他如法炮制，最终使他落了个“劈棺惊尸”的下场。危哉！

谢选骏：魔鬼删除了中国初中课本圣经内容？

谢选骏：魔鬼删除了中国初中课本圣经内容？

《初中课本疑有圣经内容遭禁止》（法广 2016年6月6日）报道：

语文中国孔子学院虽然引发一些国家对此争议仍遍布全世界，中国的初中语文课本出现圣经内容却在中国引起强烈批评，中国批评者要求学校加强革命教育。

据金融时报报导，西方基督教的《圣经》已成为中国反西方言论的最新目标，一本语文教材录入《创世纪》(Book of Genesis)部分章节的事情引发了强烈反对。

根据中国官方报纸《北京青年报》的采访，这本初中语文教材的编写者对自己收录《圣经》中上帝创造宇宙的故事进行了辩护，他们表示，他们将一则着名的西方故事收录到教材中，是希望学生可以从神话角度开阔视野。

但此事在网上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一些评论人士谴责西方宗教侵入中国教育。中国政协委员、已退休的经济学教授何新表示：“文科教材的编订是不能放开的。文科教材的编订关乎着政治、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法广说，尽管中共对政府批准的可供民众做礼拜的教堂进行严格控制并经常打压，但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增长得很快。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认为，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数千万基督徒选择去“地下教会”做礼拜，而不是去政府监督的教堂。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不承认教宗，中国政府对公民效忠外国权威心存疑虑。然而，中国对于传播福音却并不陌生：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圣经》印刷企业。

报导说，作为更广泛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正在修订中小学课程表。去年，中国教育部表示，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课堂。上月，一些教授呼吁政府在大学课程中纳入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

中国一名教师证实，过去两年有一种新的势头，即在课本和考题中强调中国传统文化。

过去十年，中国学校流行圣诞装饰和庆祝活动，现在也已在教室中被禁止。今年3月，一篇题为《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为人父母的你关注了吗？》的文章，批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课本严重西化。被批评的课本涉及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等西方故事。报导说，上星期当包含圣经故事《上帝创造宇宙》的课文图片在新浪微博上传播开来时，网民的怒火再次被点燃了。在一项微博投票中，60%的受访者认同宗教应与教育分离，15%的受访者认为课本应该多宣传中国传统文化。

《上帝创造宇宙》最初是出现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2002年编订的课本中，但2015年底，该院做出了从未来修订版中即从2016年秋季版开始，删除该文的决定。

谢选骏指出：奇怪的是，不知大家注意没有——“中国当局”有关这个事情的解释是前后矛盾的！他们一会说刚刚放入圣经内容，一会又说刚刚删除了圣经内容——中国大陆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却没有人完全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已经陷入了全面混乱：从经济政策到外交行为，从人民大会堂发生的无人负责的歌颂文革的奇怪事情，直到最新的这个“圣经事件”……所以我们可以说，可能是魔鬼删除了中国初中课本圣经内容……魔鬼敢于公然删除圣经内容？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就和大力拔除十字架的运动正好配了套，说明他已进入垂死的痉挛。

谢选骏：列宁主义是一个野蛮化的符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ich Ulyanov，1870-1924年〕的最著名的化名“列宁”〔Lenin〕，就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勒拿河〔Lena〕，据说以纪念 1912年4月沙俄军队镇压当地采金工人的事件 ，史称“勒拿河大屠杀”。但是研究者发现，早在1904年“列宁”这个名字已经出现在致当时的“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信函中。显然，列宁这个名字更多是纪念他自己的流放西伯利亚，他的流放地就在西伯利亚东部米努辛斯克县的舒申斯克村。

如此看来，列宁主义连他的名字都是一个野蛮化的符号。

多数研究认为“勒拿”这一名称来自鄂温克族对此河的称呼“Elyu-Ene”，意思为“大河”，清朝文献写为“列拿河”。河长四千四百公里，长度为世界河流第十，流域面积将近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为世界第九。起源于西伯利亚高原以南的贝加尔山脉，距离贝加尔湖仅二十公里。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在中俄双方签定“尼布楚条约”时，清朝代表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界，只是因为清朝刚平定南方的“三藩”，北方又有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叛乱，才使得沙俄进占了勒拿河以东地区。否则清朝和沙俄将平分蒙古帝国的全部遗产。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位东方殖民者的后代颠覆苏维埃帝国的长篇故事仅仅是一个开头，它的尾声很可能就是俄罗斯终于退回到自己那个四十万到两百八十万平方公里之间的本土地带。



“保衡”是一个称号，也叫“阿衡”，来自殷代的名臣伊尹，相当后来的首辅、宰相。伊尹为商汤出谋划策，击败夏王的军队，流放夏桀到南巢，迫使夏朝灭亡，缩小成为一个方国“杞”国。商汤死后，伊尹流放商汤的孙子太甲到桐宫，亲自摄政，接受诸侯的朝拜。三年后太甲悔过自责，伊尹才把太甲释放。“保衡”的意思，即天下平衡的保护者。这使我们联想到，中国的“保衡”与罗马的“保民官”在各自的历史上，其实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保民官〔tribunus plebis〕的名称与部落〔tribus〕有关，可能由部落首领演变而来。产生于公元前494─493年的平民第一次撤离罗马的运动之后。当时在大敌压境的形势下，平民全副武装撤离罗马，开往“圣山”，在圣山上选出保民官，并迫使贵族予以承认。后来，保民官每年从平民大会上选出，只有平民才能充任，任期一年，开始为二人，后增至十人，形成了牢固的传统。保民官最初的权力是“帮助权”〔jus auxilii〕，即当任何一位公民请求他帮助反对高级官吏〔只有独裁官除外〕的侵犯时，他须以个人的干涉予以帮助。为使公民便于找到保民官，保民官不能离开罗马城一天以上，他的家门必须永远敞开。后来，从帮助权发展出以下权力：保民官可以否决违反平民利益的官吏的命令、否决元老院的决定、否决准备交付人民大会的建议。保民官因此具有很大的司法权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他有权传讯任何公民和官吏甚至执政官。有权采取罚款、逮捕、处死等措施，对待那些反抗其命令的人。此外，保民官还是平民大会的主席，但不负实责，前449年通过的法律规定，保民官的人身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侮辱和伤害他的人都会受到死刑和没收财产的处罚。为防止保民官滥用职权，也对保民官的权力作了一些限制：

1，保民官的权力受到其他保民官干涉权的制约；

2，他的否决权对独裁官的行为无效；

3，保民官的权力只在罗马城内和城外一罗马里〔约1.15公里〕范围内有效；

4，保民官作出的否决只在该保民官任职期间有效。

保民官的权力在某些方面很像是一种王权。“王道”既然是间接统治，就可以是君主政体，也可以是贵族政体，还可以是民主政体，由于历史过程的洗练，使得今后的这些政体，都将不同于以往的形态了，否则，就无所谓“统治”了。同时，王道需要容纳大保衡和保民官的职能，否则，就无法确保其“间接”性质，无法区别于专制制度，保衡与保民，正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所在。王道的保衡者，虽然不是起源于周王，却要比成康之治更富于王道精神──不仅是政治的君主或宗教的祭司，而是这两重身份的结合，为此，需要一种教化工具兴起。王道的保衡者，要比周王更为专注地运用社会协调职能：教化的大司祭与政治的代言人……双重身份交融一身。

天下的保衡者捍卫“王道──间接统治”的原则。地方自治，是间接统治的一种形式，它当然还有其它方面的形式。首先，它奉行“贵人政治”，若无精神意义的贵人政治，必无良好的地方自治。士绅的社会影响力应该培植成为潜在的统治力量。相形之下，代议的民主制则过于商业化，适应于小国寡民的地方自治，不适应大规模国家的整合管理，否则容易激起攘扰不安，使大量精力花费在竞选游戏上。其次，它披上的某种形式的君主制外衣，可以避免共和制下的危险：人人都生觊觎之心，社会失去最后的仲裁者，变得是非不分。而立宪君主制则有其不可替代的缓冲作用，在宪政之下的“君主贵族政体”意味着：君主可以世袭但贵族不可世袭。这是真正的“间接统治”：“间接”，是就君主与人民的关系而言；“统治”，是就贵族与人民的关系而言。君主高高在上的道德威望，多少可以节制一些贵族的过火行为；相比之下，贵族制度如果世袭则无异在行使直接统治而非间接统治了。

再推进一步，当贵族或内阁在行使统治权的时候，君主则以保民官的面貌出现在人民面前，对贵族和人民之间的各种冲突，君主可以发挥最高仲裁的作用，而不必站在任何一边进行操纵，更不必玩弄两边来增进自己的威望和利益。立宪君主政体因此集君主、贵族、民主各种政体的优点于一身，它的主要功用在于保证社会的公平和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相对稳定。这样的政体不利于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保持业已取得的文明成就。可以设想，这种政体大行于“后工业化的全球时代”是合乎情理的，当技术发展趋于稳定、社会变革趋于缓和的时代，它发挥长期作用的时候就到了。

“天道远，人道迩”这话是不错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存而不论、搁置判断，永远是技高一筹的。《左传》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曰：‘宋、卫、陈、郑也。’数日，皆来告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

智者子产也许明白，天道其实是人道的一种抽象，一种神秘化和良善化的人道表达。正如《马太福音》说的，“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作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19:16─17〕客观的天命抑或有之，但那怎么可能被人类认识呢？所以耶稣被称为“百分之百的神子又是百分之百的人子”。古代中国的天子及其君子集团〔君子就是“君王之子”〕，堪称充满睿哲的文化征服者、咸有一德的文明创造者，他们也许并不清楚上帝鬼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却一本正经地把这些伟大的概念拿来充作巩固权力的神秘道具。这是发生在三千多年前的惟精惟一──以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政治权力的永葆青春作为唯一目标的“中国文明的精神”。上述意义的王道，因而是专制制度的反面；专制制度的正确表述应该是“霸道”。如在文革早期，毛泽东也曾试图扮演保民官的角色，以挽回他在1957─1965年间失去的信用，但很快就按捺不住自己的私欲，而实行了比刘少奇邓小平等当权派更为严酷和更为直接的统治，于是暴露了自己把权欲列为第一的真面目。接着通过林彪全家死亡的离奇闹剧，毛彻底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部曲的拥戴，而变成了“关河空锁祖龙居”的失语症患者──霸道就是这样可怕的直接统治，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毛死之后，其亲族亲信被一网打尽，未来的独夫可不慎欤？

英国革命也是因为国王查理企图放弃间接统治的王道、推行直接统治的霸道而触发的，克伦威尔的败亡也并非所谓“革命的失败”，因为此公实属一个较之查理一世更为霸道的人，克伦威尔企图变本加厉地推行英王未能实现的直接统治的梦想。这位“护国主”虽然比不上二十世纪的革命领导人那么凶残，但在英国历史上却是空前绝后的怪物。

法国的路易十四成功地实现了霸道的直接统治，并且大言不惭地号称“太阳王”，比文革领袖还多了一个“王”字；但他的重孙〔路易十五〕的孙子路易十六为此却在七八十年之后上了断头台，并最终断送了法国的王政。路易一家的失策，既不在领土扩张〔十四世〕，也不在花天酒地〔路易十五〕和对英战争、帮助美国独立〔十六世〕，而在于放弃了间接统治的原则，这样就把自己直接暴露在人民的不满面前，从而替所有官吏的邪恶行为背书了，如若不然，法国社会就不至于紧张得一定要爆发如此惨烈的内部革命，并把红太阳的后代送上断头台。因为在“具有斡旋力的间接统治”之下，许多小的失策早就会因为分减压力的优点而被消解劝阻了。由此可见，直接统治貌似强大，却使社会与政府都失去了及时调整方针的最佳时机。

以欧洲为例：十九世纪是全面走向霸道的世纪，二十世纪则是霸道猖獗的世纪，而“总体战”就是霸道的、直接统治的雷管和引信。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一百年后，列宁却在“契卡”特工的帮助下获得了成功，而“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总统普京，也是契卡─克格勃派驻东德的干员。在拿破仑从莫斯科败退之后百年，斯大林却成功占领了莫斯科。俄国这个半欧洲半亚洲的怪胎，好像难以从西面征服之，所以瑞典的查理十二、法国拿破仑、德国希特勒的进军全都失败；只有东来的力量可以使俄国屈服，这就是蒙古人以及具有蒙古血统的鞑靼人以及他们后代──半开化的列宁。而在托洛斯基和斯大林的较量中，也是如此：西来的犹太人托洛斯基失败了，东来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却胜利了。甚至连最后摧毁了苏联社会主义帝国的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也是从东方殖民地进入俄国本部的，尽管他们都被认为具有俄罗斯血统。甚至瓦解苏联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1931─〕的关键谈话，也是在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的〔1986年7月28日〕，他说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前仆从国家〕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中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苏联愿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边界的正式走向；苏联正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1989年底以前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回六个团；理解和尊重中国的现代化目标。……我看这就是苏联瓦解的直接导因。因为苏联开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东方的前仆从国家妥协屈从了。

戈尔巴乔夫生于苏联南部殖民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此地位于上高加索中部和大高加索山脉的北部，南邻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和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西南、西部、西北部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为邻，北邻罗斯托夫州。他1950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5年回到殖民地工作，1978年11月才进入莫斯科的苏共中央书记处。

叶利钦〔Boris Nikolayevich Yeltsin，1931─〕和戈尔巴乔夫同年出生于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一个俄国殖民者家庭。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位于乌拉尔地区，毗连西伯利亚平原，欧亚两洲分界线从该州境内穿过，是典型的俄国殖民前线。叶利钦1951年考入乌拉尔工学院建筑系，1955年毕业后在俄国的东方殖民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工作了三十年，1968年成为一个专职党工，1985进入莫斯科担任党政要职。

最有意思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ich Ulyanov，1870-1924年〕的最著名的化名“列宁”〔Lenin〕，就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勒拿河〔Lena〕，据说以纪念 1912年4月沙俄军队镇压当地采金工人的事件 ，史称“勒拿河大屠杀”。但是研究者发现，早在1904年“列宁”这个名字已经出现在致当时的“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信函中。显然，列宁这个名字更多是纪念他自己的流放西伯利亚，他的流放地就在西伯利亚东部米努辛斯克县的舒申斯克村。

如此看来，列宁主义连他的名字都是一个野蛮化的符号。

多数研究认为“勒拿”这一名称来自鄂温克族对此河的称呼“Elyu-Ene”，意思为“大河”，清朝文献写为“列拿河”。河长四千四百公里，长度为世界河流第十，流域面积将近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为世界第九。起源于西伯利亚高原以南的贝加尔山脉，距离贝加尔湖仅二十公里。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在中俄双方签定“尼布楚条约”时，清朝代表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界，只是因为清朝刚平定南方的“三藩”，北方又有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叛乱，才使得沙俄进占了勒拿河以东地区。否则清朝和沙俄将平分蒙古帝国的全部遗产。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位东方殖民者的后代颠覆苏维埃帝国的长篇故事仅仅是一个开头，它的尾声很可能就是俄罗斯终于退回到自己那个四十万到两百八十万平方公里之间的本土地带。

（摘自《新文化的战争：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之四》，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第六章 间接统治，Chapter Six Indirect Rule之六，王道的保衡者 6. The guardian of kingship，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九卷，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LIX）

谢选骏：平反六四冤案可能需要等上84年

《大河报》2007年2月28日报道：在平顶山市区一家酒店，岳氏与完颜氏两家人，在民族敌人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之下，“共举酒杯”、“共话团结与和谐”。


网文《揭秘：岳飞谥号“武穆”其实是一种刻意贬低》一文认为：赵宋的孝宗宣布岳飞谥号为“武穆”。从“忠愍”降为“武穆”，是宋孝宗对岳飞评价的贬低，也使岳飞子孙心绪难平。

岳飞冤狱：以“谋反”定罪——岳飞是谁害死的？大家都知道是秦桧。但秦桧只是这个罪恶集团的成员之一，充其量是个头面人物，这个集团至少是由“四人帮”——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读音：莫其懈）组成的。岳王庙前便有“四人帮”永持跪姿的生铁铸像。

在杭州岳庙还有一处古籍，透露的信息却截然不同，那就是明代文人文征明的“满江红”词碑，其中有句云：“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文征明的观点很明确：赵构才是害死岳飞的元凶，秦桧只是奉旨行事而已。这一观点虽未获宋史专家邓广铭的认可，却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957年夏，毛泽东会见友人时指出：“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文征明有首词，可以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赞朕而已’。后来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征明独排众议……”（舒湮《1957年夏我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以词论史，以史证词，否定了一些史家把赵构议和投降与冤杀岳飞推责秦桧一人的错误史观。

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除夕之夜，战功赫赫的抗金英雄岳飞，被南宋朝廷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杀害。相反，和议投降的主谋、杀害岳飞的帮凶秦桧，不仅在岳飞被害14年后寿终正寝，而且死后备极哀荣，宋高宗赵构当即“追封桧申王，谥忠献，赐神道碑，额为‘决策元功，精忠全德’。”（《宋史》）

正因为宋高宗是制造岳飞冤案的元凶，才使得岳飞一案的昭雪平反变得十分漫长与艰难。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秦桧病死，他的养子秦熺谋求相位，为赵构所拒。秦家失势，使长期压抑的主战派看到了希望，开始要求给岳飞恢复名誉。一涉及岳飞一案的性质问题，赵构就不干了，他干脆起用早已被贬的万俟卨继承相位。万俟卨是杀害岳飞的刽子手之一，让他执掌政局，自然消除了为岳飞平反昭雪的各种可能。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主海陵王完颜亮撕毁和议，兴兵南侵，欲一举灭宋。危亡之秋，朝野震动，朝臣纷纷上书，要求为岳飞昭雪，“要当首正秦桧之罪，追夺其官爵，而籍其家财”，同时“雪赵鼎、岳飞之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过，在所有的奏折与请愿中，没有一人敢讲出赵构是岳飞冤狱的始作俑者，均归罪于秦桧为首的“四人帮”。金兵进击长江北岸，赵构迫于无奈，只得作秀，于是下诏：“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已被流放岭南的岳飞家眷，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家中。这一举措，与平反昭雪毫无关系，仅仅是对其遗属略示仁政而已。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宋高宗竟将岳飞与蔡京、童贯等“宣和六贼”、北宋奸臣相提并论。事实上，赵构确将岳飞视为奸臣，岳飞冤狱正是以“谋反”定罪的。

平反的不彻底产生了负效应——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五月，赵构退位，赵昚登上皇位，是为宋孝宗。与赵构不同，赵昚是一位胸怀大志，抗金复国的有为之君。宋孝宗为了鼓舞士气，兴师北伐，登基之初即打着高宗的旗号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当年十月，又颁发正式文告，宣布追复岳飞“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六百户”之待遇。（《金佗编》卷十三）岳飞生前所任职务，均位宋代文武官员前列，地位高于《水浒传》里的殿帅府太尉高俅，大约相当于今之军委副主席。这样一个功勋卓著、地位崇高的国家领导人蒙冤而死，要平反昭雪，必须分清是非，公开承认错误，还岳飞以清白。但在宋廷的平反告词中，对岳飞之死却写得云山雾罩：“会中原方议于櫜弓，而当路力成于投杼，坐急绛侯之系，莫然内史之灰。”借用西汉周亚夫之冤狱喻指岳飞之死，实际上承认了这是冤案。然而，虽然名义上为之平反，却又不肯明言直说。不过，宋廷对岳飞“近畿礼葬，少酬魏阙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辕门之望”，“岂独发幽光于既往，庶几鼓义气于方来。”（《金佗续编》卷十三）倒是体现了孝宗的本意。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经岳飞家属要求，给还了岳飞原有田宅。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应岳飞之子岳霖的要求，发还了宋高宗写给岳飞的全部“御笔”、“手诏”（秦桧为陷害岳飞，曾从岳家抄走）。让人不解的是，虽然朝廷恢复并给予岳飞家人种种待遇，却对岳飞冤狱并未进行任何的甄别与复查。由此可见，宋孝宗对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不仅不够彻底，而且留了尾巴。比如，在朝廷文告中，涉及岳飞死因，只讲“坐事以殁”；涉及岳案性质，只字不提“冤狱”。尤应指出的是，孝宗对岳飞冤狱所有的制造者包括秦桧、张俊、万俟卨等人，一概未予追究。其实，赵昚并非不知岳飞冤情，他在私下接见岳飞之子岳霖时曾明确指出：“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金佗编》卷九）

那么，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何在呢？孝宗当政27年，赵构作为太上皇，老而不死，几乎“监督”了赵昚主政的全过程，直到赵昚退位两年前，赵构才一命呜呼。这对赵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制造的冤案，决不可能由其本人平反。在没有改朝换代的情况下，冤假错案的昭雪，往往是在掌权者死去之后，由统治集团的后来人来进行。赵构作为健在的太上皇，余恩犹存，余威尚在，且朝廷官员大多为其所提拔，在此情况下，赵昚无论如何也不敢推倒重来。

对岳飞正式追赠赐谥，是在淳熙五年（公元1179年）岁末，即孝宗即位并为岳飞“昭雪”之后的第17年。赐谥是朝廷大事。一字之差，寓褒贬，示高低，代表朝廷对官员历史功过的正式评价。因此，必须由太常寺调查官员之功业，并据此提出赐谥之理由，三省审议后，最后由皇帝审查定夺。太常寺拟请“谥以忠愍”，被赵昚退回，“令别拟定”。复议的结果是：“兹按谥法，折冲御侮曰武，布德执义曰穆。”孝宗同意了这个意见，于是正式宣布岳飞谥号为“武穆”。（《金佗续编》卷十四）从“忠愍”降为“武穆”，是宋孝宗对岳飞评价的贬低，也使岳飞子孙心绪难平。

平反的不彻底，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岳飞到底是真反还是未反？到底是逆臣还是忠臣？朝廷态度不明确，引起了人们的猜测、疑惑、不满。这次平反昭雪工作，甚至产生了负效应。

被害84年后终得彻底平反昭雪——随着赵构、秦桧的故去，与岳飞冤案有牵连的许多当事人已不在人世，这为岳飞冤案的昭雪减少了政治与社会阻力。但与此同时，当时历史的见证者也相继离世，这些“活档案”的消失，从客观上削弱了历史的旁证。有一个情况需要提及，除掉岳飞后，秦桧独揽大权，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是研究南宋历史的两部重要典籍，但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这也正是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这给岳飞之孙岳珂搜集、整理为祖父昭雪的历史资料，造成了巨大障碍。

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效果。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退位，宋光宗赵惇继位之后，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岳飞之子岳霖去世。老人临终前拉着儿子岳珂的手说：“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堙没。余幼罹大祸，漂泊及仕而考于闻见，访于遗卒，掇拾参合，必求其当，故姑俟搜摭而未及上。苟能卒父志，死可以瞑目矣。”（《金佗编》卷九）岳珂谨遵父命，在其父岳霖前期努力的基础上，历经十年，于宋宁宗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搜集、编撰包括“高宗皇帝御笔手诏”和《吁天辨诬》在内的大量证据文献进献朝廷。此时，距岳飞被害已62年。但由于宋孝宗为岳飞平反的不彻底，加之秦桧对历史资料的篡改与歪曲，人们对岳飞冤狱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开禧北伐”前夕，也就是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宋宁宗赵扩采纳朝臣韩侂胄的建议，将岳珂为岳飞所作的辩白文书宣付史馆，追封岳飞为鄂王。赵扩指出：岳飞“虽怀（郭）子仪贯日之忠，曾无其福；卒堕（李）林甫偃月之计，孰拯其冤。”“可特追封鄂王”。强调“虽勋业不究于生前，而誉望益彰于身后”，“岂特慰九原之心，盖以作六军之气”，目的在于给活人一个说法。（《金佗续编》卷二七）昭雪岳飞与评价秦桧是一枚铜钱的两面。正因如此，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赵扩下令，追夺秦桧的“申王”爵位和“忠献”谥号，改谥“谬丑”，并指出其罪行：“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赵扩此举，是平反岳飞案件最彻底的一次。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开禧北伐失败后，韩侂胄被谋杀，主战派再次受到排挤，主和派又一次得势，在权奸史弥远的主导下，竟恢复了秦桧的爵谥。

宋理宗赵昀是南宋末年一位试图有所作为的皇帝。理宗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宋廷就岳飞案件颁布《赐谥告词》，告词道出了岳飞的冤情：“夫何权臣，力主和议，未究凌烟之伟绩，先罹偃月之阴谋”，第一次指出当年的和议政策是导致岳飞冤案的重要因素。这份告词，以诸葛亮、郭子仪与岳飞作比，“昔孔明之志兴汉室，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岳飞）英灵如在，茂渥其承，可依前故太师、追封鄂王，特与赐谥忠武。”（《金佗续编》卷十六）可以说，这是南宋官方对岳飞的最高评价，也是有宋一代对岳飞的最后结论。后人往往尊称岳飞为“岳武穆”，其实不确，称“岳忠武”方为允当。

南宋九帝，至少有四帝曾经参与处理岳飞冤案。高宗不用说了，在为岳飞平反昭雪问题上，其余三帝，要么只就岳飞的谥号与待遇出台文告，要么将冤案的责任归罪于秦桧为首的“四人帮”。但在所有这些政治决定中，从未触及过岳飞冤案真正的罪魁祸首——宋高宗赵构。在封建皇权社会中，“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大约是核心价值。然而，这一核心价值，使得南宋王朝失去了为数不多的复兴与崛起机会，不仅使南宋军民屈辱地度过外敌欺凌的漫长岁月，而且时至今日，“为圣君讳耳”的传统与做法的政治影响与社会危害仍余绪犹存。

迄南宋一朝，对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虽然作出了结论与定评，然而，冤死者，英年惨死，家庭破碎；害人者，寿终正寝，高居庙堂。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上，以宋高宗赵构为开端，一味屈辱求和，不惜自毁长城，致使整个南宋偏安东南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沦陷区的同胞则惨遭蹂躏，水深火热。赵氏皇族既不肯吸取北宋灭亡的教训，又缺乏光复故国疆土的勇气，在持续上百年的割地纳币、称臣叫叔的屈辱之后，终于在另一个外族政权——蒙古的进攻之下，彻底灭亡了。

谢选骏指出：《大河报》2007年2月28日报道：在平顶山市区一家酒店，岳氏与完颜氏两家人，在民族敌人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之下，“共举酒杯”、“共话团结与和谐”。中国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政权稳定，连民族的大是大非都可以模糊，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所以，期待中共回心转意的人们可以死心了：要它们平反六四冤案，可能需要等上84年！除非，中共政权自己在此之前死去。

谢选骏：靖康之耻的文化原因——“缠足战略”的缘起

如果说，李后主李煜就是“靖康之耻的文化原因”，大家或许莫名其妙。

但如果说，“领导人领导了社会风气并推动了社会转型”，大家或许就比较能够理解了。

（一）

多才多艺的南唐后主李煜曾和妻妹幽欢，他写下的著名的《菩萨蛮》词就记述了幽欢时的情景。在他的妻子大周后死后四年，李后主册封妻妹为小周后，公元975年，南唐亡于宋，南唐后主李煜和小周后被掳至宋朝京师。

小周后貌美，被宋太宗（宋朝第二任皇帝）赵光义看中，把她宣至后宫多次“行幸”。据说，宋太宗还把宫廷画师召来，将“行幸”小周后的场面进行“写生”绘画。宋真宗（宋朝第三任皇帝）即位之后，该画问世，而此画师本人以后还为宋真宗服务过。到了宋仁宗（宋朝第四任皇帝）时期，当时的宰相文彦博还曾在笔记中记载，他亲眼看到过这幅画。

五代十国后期南唐国主李煜的皇后小周后，是闻名于天下的绝色美人。小周后系南唐后主李煜的皇后人称大周后的周娥皇的同胞妹妹。周娥皇二十九岁时病故，早就和姐夫有一腿的小周后又嫁给了李煜。史书载，大周后病重不久于人世之际，见到周薇进宫，便道：汝何日来？那时周薇尚小，未知嫌疑，回道：既数日矣。“后恚怒，至死，面不外向。”可是李煜只知谱词度曲，不知治国，最后被宋太祖赵匡胤灭了国，他和小周后一起做了俘虏。在所有的皇帝之中，赵匡胤应该不算是好色的，他曾将后蜀主孟昶的爱妃花蕊夫人纳入宫中册立为贵妃，却放过了同样是绝色美人的小周后，还封她为郑国夫人，估计他是因为欣赏李煜的才华，才没染指小周后。

（二）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赵匡胤去世，其同母弟赵光义即位，是为太宗。宋太宗原名赵匡义，太祖时改名光义，称帝时又改名炅，他在位22年，庙号太宗。赵光义就没那么讲仁义了，他继位后，小周后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觊觎小周后的美色已久的赵光义，借命妇要不定期入宫朝觐的机会，强留小周后。这段历史，宋王銍《默记》卷下最早记载在案：“龙兖《江南录》有一本删润稍有伦贯者云：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每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骂后主。声闻于外，多宛转避之。又韩玉汝家有李主归朝后与金陵旧宫人书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清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六《尤悔》亦有相同记载。

据说赵光义还把宫廷画师召来，将“行幸”小周后的场面进行“写生”绘画，就是《熙陵幸小周后图》。因宋太宗赵光义死后葬在河南巩县的永熙陵，故云其“熙陵”。《默记》、《宋稗类钞》均未提是否真有此画？而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篇·果报·胜国之女致祸》有明确记载：“偶于友人处，见宋人画《熙陵幸小周后图》，太宗头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器具甚伟；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作蹙额不能胜之状。盖后为周宗幼女，即野史所云：每从诸夫人入禁中，辄留数日不出，其出时必詈辱后主，后主宛转避之。”

赵光义长相不怎么样，却是一个十足的好色之徒，对于小周后的“行幸”，简直就是强奸。沈德符还云：“此图后题跋颇多，但记有元人冯海粟学士题云：‘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冲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明姚士麟《见只编》亦云：“余尝见吾盐名手张纪临元人《宋太宗强幸小周后》粉本，后戴花冠，两足穿红袜，袜仅至半胫耳。裸身凭五侍女，两人承腋，两人承股，一人拥背后，身在空际。太宗以身当后。后闭目转头，以手拒太宗颊。”由此可见，赵光义“行幸”小周后十有八九是真有其事，而且此图也确实存在过。

关于这幅画，后世的下落，一说已灭失；一说，留传至近代，1949年后被带到台湾，保存于台湾历史博物馆。

（三）

博文《宋太宗当众强奸小周后并画春宫图》 指出： 史籍表明：宋太宗赵光义（太祖赵匡胤的胞弟）是个志大才疏、寡廉鲜耻而又心胸狭窄的人。其当街杀人，可能是一个政治阴谋。

1、不择手段，灭亲登台

太宗是“烛影斧声”千古疑案的主角。经近几十年的研究，他经过预谋，弑兄夺位，已成为大多数史家的共识。即使《宋史》一书，因时间仓促，元人多照抄宋代国史，对帝王多为谀词，仍不能不露出蛛丝马迹。如《太宗本纪》说：“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所说涪陵县公是其弟廷美，武功王是太祖子德芳、德昭，都被他逼贬而死，以除去他们对皇位的威胁。宋后则是太祖皇后，在太祖崩后，因继位问题和他争吵，故在其死后不按后礼安葬。改元在一般朝代中都是在老皇帝死后的第二年。而宋太祖死于开宝9年，距岁末只有8天，太宗便迫不及待地改为太平兴国元年。所以毛泽东在读到这段历史后批判道：“不择手段，急于登台。”可谓一针见血。

2、当众强奸，无耻之尤

南唐亡后，小周后随李煜被解到开封。她每次入宫，都在赤裸后被5个宫人抬持，供太宗当众强奸，并由画工现场作画。太宗高大黑胖，小周后纤弱娇小，故这种流氓行为，对她精神上、肉体上都造成极大的痛楚。这就是她每次回家后对李后主破口大骂，后主也只能每日以泪洗面的深层原因，也是后主被太宗毒死的原因之一。宋人当然不敢写出。但画工的《煕强幸小周后图》却在宋亡后流传下来，并被金元人多次临摹。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中有详细描写。冯海粟学士题画诗云：“江南賸有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吹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认为靖康亡国乃是报应。这画一直到明代还有人见到，见明人沈德符的《野获篇》。国亡后后妃被辱事，本不鲜见，但太宗在大庭广众之下，行春宫秘戏之事，说他是无耻之尤，似不为过罢！

3、志大才疏，昧不知兵

宋太祖在时，除了契丹及其卵翼下的北汉外，已基本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所以太宗在灭北汉后，便想收复被石敬瑭献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但两次北伐，均在他亲自指挥下大败。

第一次是刚灭北汉（979），未及休整，便仓促进军。初胜几州后，久攻幽州不下，陷入敌人包围，大败于高粱河，仅以身免。第二次是七年后，又兵分两路，不仅未总结前次失败教训，反加上个“将从中御”。所以又是东路曹彬，初胜几州，但屯兵坚城幽州之下，粮草不济，无奈退兵，在歧沟关遇伏大败。西线潘美、杨业，也是寰州得而复失，杨业被俘，绝食而死。兵力共损失了30万人，辎重无算，把周世宗、宋太祖两代人积蓄的精锐丧失殆尽，打破了宋辽（契丹）均势，从此终宋之世，不敢言兵。毛泽东在研究两次战役后批云：“此人（指宋太宗）不知兵，非契丹对手”，“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就是说他昏昧又不善总结，屡犯同样错误。《宋史》在太宗本纪赞云：“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毛泽东批道：“但无能。”钱穆则说是“才弱”，即是志大才疏。（其实，毛泽东也丢掉了蒙古和台湾，堪比宋朝丢掉了越南。——谢选骏）

4、续立家法，启宋代积贫积弱之源

宋代所谓“家法”，主要是养兵、养官和将从中御。就是募集流民、灾民当兵，免他们造反；广开科举和荫补，使官员、贵族子弟甚至门客，都可以几代吃皇粮；将帅无作战自主权，一切计划由中央定。除了养兵外，后二者均始自太宗。养兵是因为建都开封，为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但太祖晚年曾想迁都洛阳以省兵，遭太宗（当时是晋王）反对而作罢，太祖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可以说，三项弊政，始作俑者都是太宗。其结果是冗兵、冗官，兵多而无战斗力，使宋代之积弱，为历代之最。

在全面了解上面情况后，回过头来剖析《宋太宗当街杀人》一文，便可以举一反三。

首先，太宗当街杀人，显然是个圈套。自己杀了人，明知开封府拿不到凶手，却又假装糊涂，严令追查，逼其造成错案，反过来再治其罪，所谓“陷人以过”也。当时的开封府尹（首都市长）正是太宗的胞弟秦王廷美。而太宗就是由知开封府而弑兄篡位的，最怕乃弟效法。所以在逼死两个侄子之后，便对之下手。

除了让赵普罗致罪名外，他不惜亲自上阵。其一是制造舆论，说廷美不是他亲弟弟。史官王禹偁怀疑这一说法：“秦王，上弟，宣祖第三子，名廷美，亦杜太后所生。今本传言王是太宗乳母王氏所生，非也。其有旨哉。”王因此被贬黄州。其二便是当街杀人，给开封府尹加上一条错判错杀的罪过，最后由赵普凑成几大罪状，将廷美贬死涪陵。这显然是一大冤案，使赵普内疚终身，他晚年久病不愈，以重金求神。神说是冤累（冤魂作祟），赵普马上便反应说：“必秦王廷美也。”可见是其第一大亏心事。其实这正像秦桧杀岳飞一样，真正的主谋是太宗。

其次，关于太宗给姚坦撑腰，教育益王。事实上，他片面地惩罚乳母，却未训斥益王，是起不到作用的。史载，益王在府中花了数百万做成假山与僚宾饮宴，姚坦只能俯首不看而已。太宗死前两年，立寿王元侃（即后来的宋真宗）为太子，因其在开封府尹任上有政声，受到朝野拥护。这却引起太宗的不悦，对宰相寇准说：“人心邃属太子，欲置我于何地？”故毛泽东批曰“赵光义小人之言”，可谓洞见其肺腑。

最后，关于扩大开科取士。的确，太宗即位第二年即在三种科目中录取了500多人，当时京官才300多人，所以群奏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他在位20多年中，使官员达9000人，冗吏19万人，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降低了功效。其数目几倍于唐，而自唐以来的武科，却一直未开。劲敌（契丹）当前，却不培养人才，“不知兵”，还要“将从中御”，以至尔后屡败。实际上这不过就是前面说的“家法”的具体实施，启有宋一代积弱之源。

陈寅恪先生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但在太宗一代，却未发现一个大文学家、大诗人、词人。李煜可算是婉约词宗，也被他害死了。送毒酒的恰是秦王廷美。赵宋一族，劣迹斑斑，导致后来的靖康之耻。

（但是，宋太宗的后代却没有这么一走了之的幸运了。）

（四）

12世纪最初的25年，是宋徽宗统治的年代。宋徽宗似乎秉承了家风，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和昏君。他以蔡京为宰相，同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杨戬、朱勔、李彦、高俅等人结成反动的统治集团，使北宋的政治进入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宣和元年（1119年）和宣和二年，先后爆发了宋江、方腊领导的两次大的农民起义。宋徽宗虽然镇压和瓦解了这两次农民起义，渡过农民革命带来的一场统治危机，但是东北地区女真族的兴起，却使北宋王朝面临覆灭的命运。

 早在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派大宦官童贯出使辽朝。了解辽朝的政治形势，童贯在这次出使过程中，遇到了燕人马植，向童贯献策取燕（今北京），深受童贯赏识，被童贯改名为李良嗣，带回开封。李良嗣向宋徽宗陈说辽天祚帝的荒淫和政治腐败，女真对辽恨之入骨，如能从登莱过海，与女真族结好，相约攻辽，则燕地可取。宋徽宗对此非常高兴，又赐姓赵，开始了谋取燕京的一系列活动。

当辽朝在金兵的进攻下，处于岌岌可危之时，宋徽宗、蔡京等人以为联合女真夹击辽朝，进而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时机已成熟。于是，重和元年（1118年）宋廷以买马为名，遣使从登州（今山东蓬莱）渡海到辽东，同金朝商议共同伐辽的事宜。宣和二年（1120年）宋再遣赵良嗣等使金，遂与金订立“海上之盟”。双方约定：长城以南的燕云地区由宋军负责攻取，长城以北的州县由金军负责攻取；待夹攻胜利之后，燕云之地归于北宋，北宋则把前此每年送与辽朝的岁币，照数送与金朝。宋廷原以为据此便可轻易夺取燕云十六州，可是没料到辽军抵不住金兵的进攻，却不惧怕与腐朽不堪的宋军作战，结果宣和四年（1122年）北宋两次出兵攻打燕京，均被辽的燕京守兵打得大败。到这年年底金兵由居庸关进军，攻克燕京。这样金人就表示不再把燕云诸州交给北宋了。经过双方讨价还价，宋朝方面一再退让，最后金朝只答应把燕京及其所属的六州二十四县交给宋朝，却要宋朝每年除把原给辽朝的40万岁币交给金朝外，还要把这六州二十四县的赋税如数交给金朝。宋朝答应每年另交100贯作为燕京六州的“代税钱”，金朝才答应从燕京撤军，而在撤军时，金兵却把燕京的金帛子女官绅富户席卷而去，只把几座空城交给宋朝。

辽朝灭亡后，金朝最高统治集团从北宋对辽作战的表现，以及交涉交割燕云的过程中，已经看透北宋政治的腐朽和军事的无能，遂即乘胜侵犯北宋。于宣和七年（1125年）十一月分兵两路南下，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从云中府（今山西大同）进攻太原府。东路军由完颜宗望率领，由平州（今河北卢龙）进取燕山府。两路约定攻下太原、燕山府后，西路军进出潼关北上洛阳与南渡黄河直向东京的东路军会师于开封城下。西路军在太原城遭到王禀领导的宋朝军民的顽强阻御，长期未能攻下，东路军到达燕山府，宋守将郭药师投降，金兵遂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向东京进军。

宋徽宗听到金兵南下的消息后，不敢亲自担当领导抵抗敌人的责任，急忙传位给太子赵桓，企图南逃避难。赵桓即位，是为宋钦宗，改明年（1126年），为靖康元年。这时朝野官民纷纷揭露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六贼”的罪恶，要求把他们处死，宋钦宗被迫陆续将蔡京等人贬官流放或处斩。

靖康元年正月，宋钦宗迫于形势起用主战派李纲为亲征行营使，部署京城的防御。李纲刚把京城守备设施布置就绪，完颜宗望所率金军就已兵临城下，向开封的宣泽门发起猛烈进攻。李纲组织开封军民坚守城池与金军展开激战，把攻城的金兵击退。完颜宗望见开封一时难以攻下，便施展“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宋钦宗原本就是一个畏葸惧战的昏君，便急忙派使者去金营议和。完颜宗望提出宋须交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牛马骡各1万头匹，驼1000头、杂色缎100万匹，割让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三镇，尊金帝为伯父，以宋亲王、宰相作人质，送金军北渡黄河，才许议和。宋钦宗竟不顾一切，全盘答应完颜宗望的苛刻要求，下令在开封全城刮借金银运送给金军。李纲坚决反对同金军议和，宋钦宗就以宋兵一次夜间出击金营失利一事，追究李纲的责任，下令罢免李纲，废掉李纲主持的亲征御营司，藉以向金人表示议和的决心。

宋钦宗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开封军民的愤慨，太学生陈东等在宣德门上书，要求复用李纲，罢免主张和议的李邦彦、张邦昌等人，几万人不约而同来到皇宫前，声援和支持陈东，要求宋钦宗接见，并砸碎登闻鼓，打死宦官几十人。宋钦宗不得已宣布再用李纲，为尚书右丞，让李纲主持京城四面的防御。这时宋朝各路勤王兵，约计20万人也已陆续赶到。

面对这种形势，完颜宗望知道以6万兵马孤军深入是难以攻下开封了，于是在得到宋钦宗同意割让三镇后，于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率军撤离开封北还。

完颜宗望北还，河北一线的战局虽暂时平静，而河东的战事却继续紧张进行着，从靖康元年二月至七月，宋军曾三次大规模入援太原，合计投入兵力40万人，均被金军击败，宋军主力耗折殆尽。

河北暂趋平静和河东战事胶着的军事形势，只是金军更大规模入侵的间歇。然而，以宋钦宗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却以为太平无事了。罢了有声望的老将钟师道的兵权，各路赶来的勤王兵也全被遣还，宋廷又恢复了以往文恬武嬉的故态。

主和派在朝廷重新占了上风。靖康元年六月，宋钦宗因为厌恶李纲屡言备边之策，借入援太原之际，派他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强行把他赶出朝廷。八月，李纲因入援太原失利，又被罢去两河宣抚使之职。

靖康元年八月，金军在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后，又以宋朝不如约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为口实，再次南侵。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分东西两路进兵。这时宋将王禀坚守太原已8个多月，因粮尽援绝，九月初三日被攻破。完颜宗翰乘胜南下，直逼黄河北岸的河阳（今河南孟县）。完颜宗望的东路军，也于十月初攻入河北重镇真定府（今河北正定）。余军的这次南侵已摆出了一举灭亡北宋的态势。宋钦宗却一心只想投降，以为可以继续用金帛赂使金军撤退，急忙派出一批批的使者到金营乞和，在军事上不做认真的准备。而朝廷内部的主和派唐恪、耿南仲等人坚主割地，遣返各地再次聚集的勤王军，撤除京城的防御工事。金军渡过黄河，完颜宗翰向宋廷提出要划黄河为界，河东、河北地归金朝，宋钦宗一一答应，并且亲自下诏给两路百姓，劝谕他们“归于大金”。

由于宋廷不在军事上作认真准备，两路金军未遇大的抵抗，便顺利向东京挺进。十一月金军前锋到达东京城外，闰十一月初金军东西两路会师开封城下，对开封展开攻势。开封城内兵力有限，士气不振，宋廷于危急之际，竟派郭京带领“六甲神兵”出战，大败溃散，东京城被攻破。

虽然东京城破，统治者依然决意投降，但开封军民不愿作亡国奴，抗敌情绪很高，要求参战的人达30万之多。金军见开封军民已准备展开巷战，不敢贸然进占全城。于是故伎重施，放出“和议”的空气，向宋王朝索取1000万匹绢，100万锭金，1000万锭银等钱帛。然而至此危在旦夕之时，宋钦宗仍不能醒悟，他派宰相何栗去金营乞和，完颜宗翰和宗望却要宋钦宗亲自到金营商议割地赔款之事，钦宗不得已进了金营求降，献上降表，并秉承金人的意旨，下令各路勤王兵停止向开封进发，对自发组织起来准备抵抗的民众进行镇压，然后金军大肆搜括宋朝宫廷内外的府库，以及官、民户的金银钱帛。当时正是严冬季节，大雪纷飞，被掳掠一空的开封人民遭受饥寒无情的袭击，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宋朝腐朽统治者的投降政策，使开封人民遭受难以言状的灾难。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军先后把宋徽宗、宋钦宗拘留在金营，二月六日金主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另立同金朝勾结的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四月初一日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和北宋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撤。被金人掳去的还有朝廷各种礼器、古董文物、图籍、宫人、内侍、倡优、工匠等等，金兵所到之处，生灵涂炭，被驱掳的北宋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北宋王朝府库蓄积为之一空，北宋从此灭亡。如此惨烈的灾难，给宋人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痛，也成为此后历朝志士仁人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这就是“靖康之变”。

（五）

从上述不难看到，说“领导人领导了社会风气并推动了社会转型”，是大致不错的。

北宋灭亡南唐之后，似乎就阴魂附体了，得了“南唐病”，萎靡奢华、积弱不振。就像隋炀帝灭陈之后，似乎就阴魂附体了，得了“陈后主病”，莺歌燕舞、腐化堕落。

李后主李煜的“亡国之恨”诚然写得淋漓尽致，但他在亡国之前的文化遗风却被北宋一代发扬光大了。尤其是宋太宗近乎禽兽的行为，更是起了“模范带头”作用。

“靖康之耻的文化原因”，由此发芽成长、蔓延开来，并进而通过“靖康之耻”，形成了遭人诟病的“缠足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