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ich Ulyanov，1870-1924年〕的最著名的化名“列宁”〔Lenin〕，就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勒拿河〔Lena〕，据说以纪念 1912年4月沙俄军队镇压当地采金工人的事件 ，史称“勒拿河大屠杀”。但是研究者发现，早在1904年“列宁”这个名字已经出现在致当时的“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信函中。显然，列宁这个名字更多是纪念他自己的流放西伯利亚，他的流放地就在西伯利亚东部米努辛斯克县的舒申斯克村。
如此看来，列宁主义连他的名字都是一个野蛮化的符号。
多数研究认为“勒拿”这一名称来自鄂温克族对此河的称呼“Elyu-Ene”，意思为“大河”，清朝文献写为“列拿河”。河长四千四百公里，长度为世界河流第十，流域面积将近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为世界第九。起源于西伯利亚高原以南的贝加尔山脉，距离贝加尔湖仅二十公里。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在中俄双方签定“尼布楚条约”时，清朝代表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界，只是因为清朝刚平定南方的“三藩”，北方又有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叛乱，才使得沙俄进占了勒拿河以东地区。否则清朝和沙俄将平分蒙古帝国的全部遗产。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位东方殖民者的后代颠覆苏维埃帝国的长篇故事仅仅是一个开头，它的尾声很可能就是俄罗斯终于退回到自己那个四十万到两百八十万平方公里之间的本土地带。
“保衡”是一个称号，也叫“阿衡”，来自殷代的名臣伊尹，相当后来的首辅、宰相。伊尹为商汤出谋划策，击败夏王的军队，流放夏桀到南巢，迫使夏朝灭亡，缩小成为一个方国“杞”国。商汤死后，伊尹流放商汤的孙子太甲到桐宫，亲自摄政，接受诸侯的朝拜。三年后太甲悔过自责，伊尹才把太甲释放。“保衡”的意思，即天下平衡的保护者。这使我们联想到，中国的“保衡”与罗马的“保民官”在各自的历史上，其实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保民官〔tribunus plebis〕的名称与部落〔tribus〕有关，可能由部落首领演变而来。产生于公元前494─493年的平民第一次撤离罗马的运动之后。当时在大敌压境的形势下，平民全副武装撤离罗马，开往“圣山”，在圣山上选出保民官，并迫使贵族予以承认。后来，保民官每年从平民大会上选出，只有平民才能充任，任期一年，开始为二人，后增至十人，形成了牢固的传统。保民官最初的权力是“帮助权”〔jus auxilii〕，即当任何一位公民请求他帮助反对高级官吏〔只有独裁官除外〕的侵犯时，他须以个人的干涉予以帮助。为使公民便于找到保民官，保民官不能离开罗马城一天以上，他的家门必须永远敞开。后来，从帮助权发展出以下权力：保民官可以否决违反平民利益的官吏的命令、否决元老院的决定、否决准备交付人民大会的建议。保民官因此具有很大的司法权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他有权传讯任何公民和官吏甚至执政官。有权采取罚款、逮捕、处死等措施，对待那些反抗其命令的人。此外，保民官还是平民大会的主席，但不负实责，前449年通过的法律规定，保民官的人身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侮辱和伤害他的人都会受到死刑和没收财产的处罚。为防止保民官滥用职权，也对保民官的权力作了一些限制：
1，保民官的权力受到其他保民官干涉权的制约；
2，他的否决权对独裁官的行为无效；
3，保民官的权力只在罗马城内和城外一罗马里〔约1.15公里〕范围内有效；
4，保民官作出的否决只在该保民官任职期间有效。
保民官的权力在某些方面很像是一种王权。“王道”既然是间接统治，就可以是君主政体，也可以是贵族政体，还可以是民主政体，由于历史过程的洗练，使得今后的这些政体，都将不同于以往的形态了，否则，就无所谓“统治”了。同时，王道需要容纳大保衡和保民官的职能，否则，就无法确保其“间接”性质，无法区别于专制制度，保衡与保民，正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所在。王道的保衡者，虽然不是起源于周王，却要比成康之治更富于王道精神──不仅是政治的君主或宗教的祭司，而是这两重身份的结合，为此，需要一种教化工具兴起。王道的保衡者，要比周王更为专注地运用社会协调职能：教化的大司祭与政治的代言人……双重身份交融一身。
天下的保衡者捍卫“王道──间接统治”的原则。地方自治，是间接统治的一种形式，它当然还有其它方面的形式。首先，它奉行“贵人政治”，若无精神意义的贵人政治，必无良好的地方自治。士绅的社会影响力应该培植成为潜在的统治力量。相形之下，代议的民主制则过于商业化，适应于小国寡民的地方自治，不适应大规模国家的整合管理，否则容易激起攘扰不安，使大量精力花费在竞选游戏上。其次，它披上的某种形式的君主制外衣，可以避免共和制下的危险：人人都生觊觎之心，社会失去最后的仲裁者，变得是非不分。而立宪君主制则有其不可替代的缓冲作用，在宪政之下的“君主贵族政体”意味着：君主可以世袭但贵族不可世袭。这是真正的“间接统治”：“间接”，是就君主与人民的关系而言；“统治”，是就贵族与人民的关系而言。君主高高在上的道德威望，多少可以节制一些贵族的过火行为；相比之下，贵族制度如果世袭则无异在行使直接统治而非间接统治了。
再推进一步，当贵族或内阁在行使统治权的时候，君主则以保民官的面貌出现在人民面前，对贵族和人民之间的各种冲突，君主可以发挥最高仲裁的作用，而不必站在任何一边进行操纵，更不必玩弄两边来增进自己的威望和利益。立宪君主政体因此集君主、贵族、民主各种政体的优点于一身，它的主要功用在于保证社会的公平和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相对稳定。这样的政体不利于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保持业已取得的文明成就。可以设想，这种政体大行于“后工业化的全球时代”是合乎情理的，当技术发展趋于稳定、社会变革趋于缓和的时代，它发挥长期作用的时候就到了。
“天道远，人道迩”这话是不错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存而不论、搁置判断，永远是技高一筹的。《左传》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曰：‘宋、卫、陈、郑也。’数日，皆来告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
智者子产也许明白，天道其实是人道的一种抽象，一种神秘化和良善化的人道表达。正如《马太福音》说的，“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作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19:16─17〕客观的天命抑或有之，但那怎么可能被人类认识呢？所以耶稣被称为“百分之百的神子又是百分之百的人子”。古代中国的天子及其君子集团〔君子就是“君王之子”〕，堪称充满睿哲的文化征服者、咸有一德的文明创造者，他们也许并不清楚上帝鬼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却一本正经地把这些伟大的概念拿来充作巩固权力的神秘道具。这是发生在三千多年前的惟精惟一──以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政治权力的永葆青春作为唯一目标的“中国文明的精神”。上述意义的王道，因而是专制制度的反面；专制制度的正确表述应该是“霸道”。如在文革早期，毛泽东也曾试图扮演保民官的角色，以挽回他在1957─1965年间失去的信用，但很快就按捺不住自己的私欲，而实行了比刘少奇邓小平等当权派更为严酷和更为直接的统治，于是暴露了自己把权欲列为第一的真面目。接着通过林彪全家死亡的离奇闹剧，毛彻底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部曲的拥戴，而变成了“关河空锁祖龙居”的失语症患者──霸道就是这样可怕的直接统治，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毛死之后，其亲族亲信被一网打尽，未来的独夫可不慎欤？
英国革命也是因为国王查理企图放弃间接统治的王道、推行直接统治的霸道而触发的，克伦威尔的败亡也并非所谓“革命的失败”，因为此公实属一个较之查理一世更为霸道的人，克伦威尔企图变本加厉地推行英王未能实现的直接统治的梦想。这位“护国主”虽然比不上二十世纪的革命领导人那么凶残，但在英国历史上却是空前绝后的怪物。
法国的路易十四成功地实现了霸道的直接统治，并且大言不惭地号称“太阳王”，比文革领袖还多了一个“王”字；但他的重孙〔路易十五〕的孙子路易十六为此却在七八十年之后上了断头台，并最终断送了法国的王政。路易一家的失策，既不在领土扩张〔十四世〕，也不在花天酒地〔路易十五〕和对英战争、帮助美国独立〔十六世〕，而在于放弃了间接统治的原则，这样就把自己直接暴露在人民的不满面前，从而替所有官吏的邪恶行为背书了，如若不然，法国社会就不至于紧张得一定要爆发如此惨烈的内部革命，并把红太阳的后代送上断头台。因为在“具有斡旋力的间接统治”之下，许多小的失策早就会因为分减压力的优点而被消解劝阻了。由此可见，直接统治貌似强大，却使社会与政府都失去了及时调整方针的最佳时机。
以欧洲为例：十九世纪是全面走向霸道的世纪，二十世纪则是霸道猖獗的世纪，而“总体战”就是霸道的、直接统治的雷管和引信。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一百年后，列宁却在“契卡”特工的帮助下获得了成功，而“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总统普京，也是契卡─克格勃派驻东德的干员。在拿破仑从莫斯科败退之后百年，斯大林却成功占领了莫斯科。俄国这个半欧洲半亚洲的怪胎，好像难以从西面征服之，所以瑞典的查理十二、法国拿破仑、德国希特勒的进军全都失败；只有东来的力量可以使俄国屈服，这就是蒙古人以及具有蒙古血统的鞑靼人以及他们后代──半开化的列宁。而在托洛斯基和斯大林的较量中，也是如此：西来的犹太人托洛斯基失败了，东来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却胜利了。甚至连最后摧毁了苏联社会主义帝国的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也是从东方殖民地进入俄国本部的，尽管他们都被认为具有俄罗斯血统。甚至瓦解苏联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1931─〕的关键谈话，也是在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的〔1986年7月28日〕，他说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前仆从国家〕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中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苏联愿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边界的正式走向；苏联正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1989年底以前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回六个团；理解和尊重中国的现代化目标。……我看这就是苏联瓦解的直接导因。因为苏联开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东方的前仆从国家妥协屈从了。
戈尔巴乔夫生于苏联南部殖民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此地位于上高加索中部和大高加索山脉的北部，南邻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和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西南、西部、西北部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为邻，北邻罗斯托夫州。他1950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5年回到殖民地工作，1978年11月才进入莫斯科的苏共中央书记处。
叶利钦〔Boris Nikolayevich Yeltsin，1931─〕和戈尔巴乔夫同年出生于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一个俄国殖民者家庭。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位于乌拉尔地区，毗连西伯利亚平原，欧亚两洲分界线从该州境内穿过，是典型的俄国殖民前线。叶利钦1951年考入乌拉尔工学院建筑系，1955年毕业后在俄国的东方殖民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工作了三十年，1968年成为一个专职党工，1985进入莫斯科担任党政要职。
最有意思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ich Ulyanov，1870-1924年〕的最著名的化名“列宁”〔Lenin〕，就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勒拿河〔Lena〕，据说以纪念 1912年4月沙俄军队镇压当地采金工人的事件 ，史称“勒拿河大屠杀”。但是研究者发现，早在1904年“列宁”这个名字已经出现在致当时的“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信函中。显然，列宁这个名字更多是纪念他自己的流放西伯利亚，他的流放地就在西伯利亚东部米努辛斯克县的舒申斯克村。
如此看来，列宁主义连他的名字都是一个野蛮化的符号。
多数研究认为“勒拿”这一名称来自鄂温克族对此河的称呼“Elyu-Ene”，意思为“大河”，清朝文献写为“列拿河”。河长四千四百公里，长度为世界河流第十，流域面积将近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为世界第九。起源于西伯利亚高原以南的贝加尔山脉，距离贝加尔湖仅二十公里。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在中俄双方签定“尼布楚条约”时，清朝代表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界，只是因为清朝刚平定南方的“三藩”，北方又有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叛乱，才使得沙俄进占了勒拿河以东地区。否则清朝和沙俄将平分蒙古帝国的全部遗产。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位东方殖民者的后代颠覆苏维埃帝国的长篇故事仅仅是一个开头，它的尾声很可能就是俄罗斯终于退回到自己那个四十万到两百八十万平方公里之间的本土地带。
（摘自《新文化的战争：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之四》，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第六章 间接统治，Chapter Six Indirect Rule之六，王道的保衡者 6. The guardian of kingship，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九卷，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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