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康德是同性恋者——康德是一个没有传奇故事的传奇人物。传说康德生活得十分有规律，以至于当地的居民在他每天下午3点半散步经过时来对表，据说他在一成不变的散步中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火花。康德不但生活刻板，而且活了80岁，一辈子没有过女人，现代人不禁要猜测：康德是不是个同性恋？康德传记“康德的世界”一书作者盖尔教授（现年60岁，生活在汉堡）在“明镜周刊”的采访中说，康德其实曾经两次想结婚。康德本人说，当我想要女人时，我养她不起；当我养得起女人时，我不再需要女人了。盖尔说，康德经常在中午时分去一家客栈，其楼上就是妓院。德国的犹太诗人海涅说过：“康德的生平履历很难描写，因为他既没有生活过，也没有经历什么。”正是因为犹太人海涅他不知道盖尔教授探究出来的“康德的秘密”。
有人说，1795年出版的《论永久和平》应该是康德为人类贡献的最后一部有深远影响的著作，书中提出了世界公民、世界联邦、不干涉内政的主权国家原则等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构想。但谢选骏指出：以“不干涉内政的主权国家原则”为前提的世界公民、世界联邦，已经被我的《全球政府论》扔进了废垃的行列。
康德说了，“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应该是共和制”，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由国家的联盟”，并且得到“世界公民权利”观念的支持。共和体制应当建立在“自由”、“平等”和“所有人都服从法律”这三项原则之上；它能够保证当权者的权力受到公民的约束。共和制是永久和平的最基本的保证，因为，如果为了决定是否应该进行战争而需要由国家公民表示同意。
那么最自然的事就莫过于他们必须对自己本身做出有关战争的全部艰难困苦的决定。“自由国家的联盟”则是每个国家的共和政体在国际关系上的自然延伸。由于各国作为国家已经具备了保障自由权利的体制，同时理性从道德的权威出发，也要谴责作为征服行动的战争，这样保持和平状态便成为一种“义务”。“于是就必须有一种特殊方式的联盟，我们可以称之为和平联盟；它与和平条约的区别将在于，后者仅仅企图结束一场战争，而前者却要永远结束一切战争”。最后，“既然大地上各个民族之间（或广或狭）普遍占上风的共同性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地球上的一个地方侵犯权利就会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感觉到；所以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就不是什么幻想的或夸诞的权利表现方式，而是为公开的一般人类权利、并且也是为永久和平而对国家权利与国际权利的不成文法典所作的一项必要的补充。唯有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才可以自诩为在不断地趋近于永久和平”。
共和政体，自由国家的联盟，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它们构成了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
谢选骏指出：但是，这是可能的吗？现在，欧洲联盟正是按照康德的想法发展的，其结果就是穆斯林的入侵。
康德——是永不过时的思想巨人，还是一个马鞍匠人的乌托邦之子？
康德没有出过远门，思考的范围却横跨宇宙？只是，这是他自己的思想城堡，无关宇宙及其创造者。
康德说了，“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这刻在康德的墓碑上，出自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最后一章。
1804年2月12日上午11时，伊曼努埃尔.康德在家乡科尼斯堡去世。康德去世时形容枯槁，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遗体放在那里就像一个木乃伊。而且他的遗体也确实像一个木乃伊那样被展览：科尼斯堡的居民排着长队瞻仰这个城市的最伟大的儿子。当时天气寒冷，土地冻得无法挖掘，整整16天过去后康德的遗体才被下葬。
去世时的康德似乎仅仅是自己的一个影子，临死前的若干年里，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极为衰弱，作为哲学家的康德也只剩下了一个影子，那时德国哲学界的风云人物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他们作为德国唯心主义的领军人物誉满天下。1799年，康德发表了生前最后一篇文章——“论与费希特科学学之关系”。在这篇封笔之作中，康德对费希特的科学哲学给予的评价是：一钱不值。其实康德他自己的这个评语才是真得一钱不值。这是康德作为哲学家的最后一句话，深刻揭示了康德的本质。从此他就滚下了哲学舞台——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费希特的科学哲学确实一钱不值，但是康德几大哲学自己的价值又有多少呢？“死后的康德很快就从哲学的影子变成了人类思想天空里的一颗巨星”，德国著名的吹牛大王雅斯贝斯（1883—1969年）甚至将康德与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和奥古斯丁（354—430年）并列称为欧洲三大“永不休止的哲学奠基人”。德国人终于有权力开辟自己的世界帝国了！由此可见，欧洲思想是多么贫乏！
“心胸狭隘”的康德——康德于1724年4月22日出生在东普鲁士的首府科尼斯堡，他出生时，有“武王”之称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利希－威廉一世在那里已经统治了11个年头。科尼斯堡是欧洲重要的交通和军事要道，在历史上其归属发生过几次变化。二战结束后，根据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德国原东普鲁士部分领土划归苏联，科尼斯堡更名为现在的加里宁格勒，1991年苏联解体后，包括立陶宛在内的原苏联波罗的海3个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国家，加里宁格勒地区就变成了一块北面和东面被立陶宛包围、南面与波兰交界、西面面向波罗的海的俄罗斯的“飞地”。
康德的父亲是一个马鞍匠，父母都是信仰新教的虔信派（Pietismus）教徒，所以他长大成人后，一生都把信仰和贫贱联系在了一起。虔信派强调宗教的精神，重视虔诚的信仰感情，康德小时候的精神世界受到很深的虔信派影响。八岁时，康德开始上学，学校提倡的是人文主义教育，反对宗教带给人的思想上的僵化。学校的教育改变了康德的宗教态度，他从此开始一生都对宗教祈祷和教堂唱诗感到反感。也是因为学校的教育，他开始怀疑建立在感觉与感受上的宗教，他的宗教哲学简单地来说也是对虔信派的一种反动，他的哲学就是要追求富贵、脱离他父母的贫贱状态。
1740年，康德进了科尼斯堡大学。人们现在无法考证他当时注册了什么专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经常听哲学课。1748年，24岁的康德大学毕业，因为他的马鞍匠父亲也已经去世两年，他衣食无托，前途渺茫。由于大学没有他的位置，他决定到科尼斯堡附近的小城镇去做家庭教师。
康德曾说再也没有哪个家庭教师比他还差，但是实际上他这是谦虚，因为他教过的学生对他的口碑都不错。在做家庭教师期间，他发表了第一本著作：“关于生命力的真实估计之思考”，内容是关于笛卡儿、牛顿和莱布尼茨提出的哲学与科学命题。五年的家庭教师生涯后康德重返科尼斯堡，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家乡。返回家乡后，康德再次进入大学学习。1755年，康德以“自然通史和天体论”获得硕士学位，三个月后获得大学私人助教资格，开始教授哲学。在私人助教这个教职上，康德一干就是15年，学生的听课费就成了他的生活来源。因为康德的课很受欢迎，愿意听他的课的学生也多，因此他在生活上也做到了衣食无忧。他终于富贵了。
在任助教期间，康德继续追求富贵，开始经常发表著作。他的论题包罗万象，从自然科学、美学、神学甚至到巫术应有尽有，但贯穿其中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哲学研究应该如何进行：是从理性的观点出发，从普遍真理中推导出有关事物的真理还是从经验出发，通过观察得出普遍的结论？
康德的著述和讲课使他称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哲学家，他的影响开始走出科尼斯堡，很多学生慕名而来成为他的弟子，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与哥德和席勒一起成为魏玛古典派顶梁柱的赫尔德。尽管如此，康德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教授职位，期间他拒绝了科尼斯堡提供给他的诗学艺术教授聘书。他还拒绝了来自埃尔朗根大学和耶拿大学的教授聘书，他只愿意在科尼斯堡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因为他不愿意离开家乡，而且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他迁居他乡。康德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胸腔狭窄，心脏和肺的活动余地很小，天生就有疑病症倾向，小时候甚至十分厌世。”
1770年，康德在46岁时终于获得了科尼斯堡大学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教授一职，他的就任报告题目是“感性与知性世界的形式与根据”。当上教授以后，康德沉寂十年没有发表一篇文章，而是潜心研究他的批判哲学。1781年，他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仅凭这一部著作，康德就可以奠定他在哲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康德的“三大批判”——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他的“哲学体系”，它们是：“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
“纯粹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知道什么？康德的回答是：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让我们认识到的东西，哲学除了能帮助我们澄清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就没有什么更多的用处了，自从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无解的。（谢选骏指出：康德的说法是错误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有解的，其答案就是：“这是由你自己的定义设定的。”如果一定要说“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无解的”，那么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就都是无解的了。）
对于康德来说，要想回答我们能知道什么这个问题，就要首先看看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古典哲学中的真理被看成是语言与事物的一致相应，康德问道：这种一致如何才成为可能？事物是具体的和物化的，而语言是抽象的，这两种东西怎么会一致？实际上人的感知提供的只是物体的某些特性，如质量、体积、形状、数量、重量、运动速度等，没有这些特性，我们就无法对物体展开想象。这是物体的主要特性。物体还有其它从属特性，如颜色、声音、味道和温度感觉等，这些从属特性虽然是物体的一部分，但是人们可以进行不同的想象。例如我们可以把一辆蓝色的桌子想象成绿色的桌子。这种主要特性和从属特性的区别让人进一步问：外部世界真实状况究竟是什么？因为如果我对物体的某些特性可以进行不同的想象，也就是说这些特性似乎只在我的感知中存在，我怎样才能肯定世界只不过是存在于我的头脑当中？因此，语言与事物的一致(真理)似乎只有在人的头脑中才成为可能。
这当然是令人绝望的极端怀疑主义。如果人们不甘于接受这一观点该怎么办？也许一种我们无法认知的外部世界确实存在，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康德以前，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把这一问题推给上帝：我们的思想与外部世界一致，因为这是上帝愿意这样安排的。但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上帝让我们看到的事物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
康德把这个问题彻底给颠倒了。在此之前，人们让认识向外部事物看齐，而康德说，如果我们颠倒一下，让事物向我们的认识看齐，该会如何？康德把这一思维方法与哥白尼的“日心说”相比较：哥白尼以前，人们认为一切星球围着我们地球转，哥白尼却说，我们地球是在围着其它星球转。
康德自吹带来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转变。他说，不是事物在影响人，而是人在影响事物。是我们人在构造现实世界，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比事物本身更重要。康德甚至认为，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事物的真性，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康德的著名论断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他的这一论断与现代量子力学有着共同之处：事物的特性与观察者有关。
——这其实就是康德的自供状——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研究了人类感知的形式，即空间和时间。存在于时间和空间里的物质被人类的理解力加工为经验，而康德把人类理解力的形式称为“（绝对）范畴”，这些人类理性的形式中包括人们对灵魂、世界和上帝的设想，康德把它们理解为某种制约原则，人们的经验世界就是通过这些原则得以构造。
“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的人类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而康德1788年发表的“实践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伦理学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做？简单化地说，康德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尽我们的义务。但什么叫“尽义务”？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康德提出了著名的“（绝对）范畴律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要这样做，永远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普遍制订法律的原则。”康德认为，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能超越因果，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判断力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可以抱有什么希望？康德给出的答案是：如果要真正能做到有道德，我就必须假设有上帝的存在，假设生命结束后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关心的问题还有人类精神活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方式，包括人的美学鉴赏能力和幻想能力。
谢选骏指出：以“不干涉内政的主权国家原则”为前提的世界公民、世界联邦，已经被我的《全球政府论》扔进了废垃的行列。
康德（Immanuel Kant，1724年—1804年）在1795年写成了《永久和平论》。考虑到他写作的时候已经七十一岁，思想应该成熟了，所以他在其中的表达的想法应该算是定论，可以据此评价他的一生所思了。但是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伪善。或是无知。
现在的欧盟，走得还没有康德想像的那么远，就已经千疮百孔了。如果继续走下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创造了一个泰坦尼克号巨轮，等待一个更大的惨剧罢了。
考虑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怀疑康德在他的整个哲学中到底都说了一些什么？康德哲学到底是伪善的结果还是无知的结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