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楼市与亡国奴

《深圳房价全球第二贵 70年收入可购一套房》（2016年09月16日 凤凰网）报道：

美国经济咨询公司Longview Economics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随着过去一年中国一线城市房价的疯狂上涨，深圳已成为全球房价第二贵的城市，仅次于加州圣何塞。分析显示，深圳典型住宅的价格已达到80万美元左右，房价收入比为70倍。

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合理的房价收入比为4到6之间。Longview Economics的研究显示，对于深圳普通市民，家庭70年的全部收入方可购买一套住房，这与大陆的调查结果有较大差距。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2015年度《全国35个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排行榜》显示，房价收入比排名前十位是：深圳27.7、上海20.8、北京18.1、厦门16.6、福州14.7、太原12.2、天津11.7、杭州11.3、南京11.3、广州11.1。

自2015年初以来，深圳的房价平均上涨76%，从去年4月开始加速上涨，当时A股正接近高点。北京和上海的情况相似，尽管不像深圳那么极端。Longview首席执行官沃特林表示：“部分一线城市的房价比伦敦还要贵。股市爆炸性上涨，然后又戏剧性下跌。那些资金必须寻找去处，很多流向了楼市。”

谢选骏指出：Longview首席执行官沃特林的这一诊断，显然只是一个极其的原因：“部分一线城市的房价比伦敦还要贵。股市爆炸性上涨，然后又戏剧性下跌。那些资金必须寻找去处，很多流向了楼市。”那么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一种不知死活的蚂蚁精神。这种精神曾经受到毛老妖的表扬，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结果“八亿人民八亿兵”，把共产党中国变成了一个“蓝蚂蚁大国”。但是，蚂蚁精神也是中国历次亡国的要素。这种精神堪称一种“群体的疯狂短视”。它可以解释为何一个泱泱大国明朝，可以在几年之内迅速亡于一个边境部落。它也可以解释为何满清始终不愿意改革。它还可以解释庚子拳乱、八国联军、辛亥革命、北伐、抗日、解放、文革、八九屠城、楼市疯狂……这是一种费拉现象，一种群龙无首的金蛇狂舞，一种拿血肉当作资本的义勇军进行曲。……但是我所说的这个道理不是一般人能够明白的。在蚂蚁社会里，还是蚂蚁的短视比较流行——

《中国楼市狂涨只因贷款不尽滚滚来》（美国之音 2016年9月12日）报道：

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中，最值得珍视的是婚姻，最容易破碎的是金钱关系。然而中国此时出现世界上最荒唐的景象：为了炒房赚钱，人们不惜亲手粉碎婚姻，夫妻之间美其名为假离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出于三点：百业萧条，唯有政府与银行大力关照的房地产业香火独旺，人们认为唯一不会化成流水的资产就是房产；银行不断为泡沫化的楼市输入资金；地方政府需要继续卖地以获得财政收入，就得营造房市繁荣景象。

银行“房抵贷”，继续吹胀房地产市场泡沫——9月5日，财新网的一篇《“房抵贷”加杠杆火热 最高额度无上限》惊动了国内财经评论界。该文指出，持续放量的按揭贷，是本轮一、二线城市楼市上涨的主要驱动因素。所谓“房抵贷”，是指借款人以房产抵押作为担保，向银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依照贷款惯例，按揭贷款额度须在“房抵贷”中扣除，也被称作“二次抵押贷款”。部分大银行把房抵贷额度控制在300万元以内，农行的上限是1000万元。中小银行更为宽松，例如华夏银行房抵贷最高可贷2000万元，城商行的房抵贷业务没有上限。具体操作流程如下：借款人将其名下房产抵押至房金所的合作金融机构，通过房金所提出借款申请，从而获得投资人的出借款。投资人将获得最高9.5%的年收益。如果借款人逾期还款，房金所合作金融机构为借款人代偿本息。目前房金所官网显示，其合作机构为中保国信。

用大白话来说，房抵贷就是抵押了房子再去买，一套房涨到1000万元，就能给出700万元的贷款。农行、建行、民生、中信等多家银行均推出了“房抵贷”这一金融产品，参与房抵贷者即使名下仍有贷款未结清的房屋，只要还款一年以上，就可以申请二次抵押。除房抵贷之外，消费贷、首付贷、个人经营性贷款等产品，都成为楼市杠杆资金的来源。

房抵贷：银行与客户合谋的庞氏骗局——银行推出这项业务的背景是：经济走弱，企业不再轻易贷款，小企业是贷不到款，大企业是不愿意贷款。银行要业绩，于是就将业务集中到了个人房贷这一业务上。股市房市上涨，导致资产贬值，为了不让储蓄缩水，有点余力的人就想花钱买房保值赚钱。据说，银行对房抵贷业务做了压力测试，结果是：即使房价下跌30%-40%，银行也不会有损失。

这种操作，无异于政府装聋作哑，放纵银行与申请房贷者同谋玩庞氏骗局。庞氏骗局的本质就是设计一个宣称能够获得高收益的投资活动，吸引大量投资者参与其中。目前房产价值已经严重泡沫化，例子就是房子的性价比，中国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的一套三房公寓如果变现，其套现的钱可在美国大多数城市买一套面积大得多的独立花园别墅。申请房贷者将其实并不值那么多钱的房子用来作抵押套出大笔现金去炒房，是希望在玩击鼓传花的风险传递游戏中获益。

国人多有投机爱好，有空子不钻就觉得心里难受。有人在文章中举例，当房产中介告知人们，只要把合同价格做高，700万的房子，花点小钱贿赂，与银行信贷员合谋把评估价弄成1000万，这样你原来能贷款490万，自己要先出210万，现在价格到1000万了，你直接就能贷款700万。所以相当于0首付，然后你把原来的210万拿来每月还贷款，3年内房价涨了，房子一卖，就能大赚一笔。

正是在“无风险套利”的吸引下，不少人如飞蛾扑火般向中国房市投资。本来在努力充当推手的政府看到其中的风险玩大了，又开始限购，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中国形成多年的猫鼠游戏，所以中国人以假离婚手段应对，绕开一户只能有一套普通住房的规定，照买不误。

据《经济观察报》9月4日报道，今年3月，上海市推出限购令，从紧实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一个家庭二套普通房首付不低于五成，二套非普通首付不低于七成。在房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催生了上海离婚买房潮，这些人之所以选择暂时结束婚姻，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买房名额以及更低的首付和契税。有人指责这些人贪财，但有评论者指出，上海居民为了购买住房而开始的离婚潮虽然出于利益驱动，但却是地方政府过多干预市场而不愿意采取经济杠杆遏制房价疯狂上涨的结果。

上海买房离婚潮完全是重演2011年历史。2011年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实行宏观调控，公布了《新国八条》，规定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当年上海离婚件数高达4.78万件，2012年为5.29万件，2013年暴增到6.96万件，2014年6.15万件。这种高泡沫时期在房市中投机的行为，被评论者形象地称之为在“房市大火中的爬与撞”。

政府希望通过转嫁风险延迟或化解危机——政府这样玩火，是因为只有吸引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庞氏游戏，才能够化解金融危机。正如我在《庞氏增长”，经济舵手换人是否有救？》一文中谈到的，金融地产榨干了中国经济，第一、金融经济的畸形膨胀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第二、金融业利润占中国经济利润的80%，挤压了实体经济利润，让实体经济无利可图。2015年的11万亿新增贷款，主要流向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基础设施、房地产行业。

刘煜辉在《跨越时空的思考：反思金融杠杆之殇》一文中很直白地指出：在中国，高负债部门主要是国有企业和类政府经济组织。为了挽救经济杠杆，延滞风险的爆发，过去几年，中国政府主要从两个方向来处理：

一是让居民户加杠杆，目的是拯救濒临悬崖的地方财政，因为房地产是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机制的特殊安排（生命线）。驱动储蓄承接地产商的债务，然后转化为房地产投资，最终才能变成地方政府的各种收入；

二是释放大量长期信用维持地产和平台的债务链，比方说债务置换（用长期、低息的负债大量去置换短期、高息的负债）、不允许银行从僵尸产业中抽贷、包括债转股等等。这样做的结果是让经济系统的癌细胞向金融系统转移。

房地产这把火还能玩多久？——分析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不能只依靠金融地产的专业知识，因为那是一个权力之手不停介入并操纵的市场；也不能相信中共掌门人令出必行，比如习近平最近在G20峰会的讲话中称：“单纯依靠财政刺激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增长不可持续”，道理上非常正确，但如果听者居然相信中国政府能够管住自己那只权力之手，痛改前非，放弃财政刺激、超发货币等“发展经济”的老套路，那是你too young, too simple。

中国的房价之高、过剩房地产（鬼城）之多，全世界独此一家，而这种房地产市场之所以能够撑下去，在于中国国有银行持续不断为购房者提供炒房基金。所有人都明白，中国房地产与金融系统是中国经济危机的爆发点，危机迟早会降临，不能确定的只是危机爆发的时间。开发商、银行、炒房客、卖地的地方政府都在做房市，最后是限购令与房价疯涨并存不悖。今年7月，深圳、南京、上海新房价格同比分别上涨41.4%、35%和33.1%。7月国内人民币贷款增量达4636亿元，其中标明居民房贷的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量高达4773亿元，占信贷总额的比重已经超过100%。

专业分析者纷纷指出，中国房贷收入比增长非常快，2015年底的居民房贷收入比已高达0.46，超过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水平；房贷销售比达到了50%左右，接近美国次贷危机前的数据。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房价依然飞涨。

这是一场所有杠杆使用者与央行的一场对赌。炒房者都希望不要成为最后的接棒者，想赌一把运气。房地产开发商赌的是让自己不死在地方政府之前，比如任志强认为开发商不会先死，因为开发商现在还有13000亿现金，通常一万亿能维持一年，最多不开工；地方政府赌的是自己与中央政府父子同体，党爹央妈怎么也不能让“儿子”们死在前头，无人尽孝。

2015年，中国股市没有听从万能的党中央召唤，最后是政府与股民双输。在房市这场杠杆使用者与央行的对赌中，参与者想平安着陆已经很困难。

谢选骏指出：《美国之音》发出了亡国奴的哀嚎——它睡不着怪床，把房价上涨归咎于贷款！《美国之音》里的亡国奴哪里知道，这是由于共产党征服者可以随意规定地皮价格所导致的“房价上涨”！

谢选骏：拒绝缠足的真实背景

（一）

网文《哪些汉族女人从不缠足？》说，在江西赣州客家博物馆里，一批特殊的绣花鞋引起了参观者的浓厚兴趣——相对于传统三寸金莲的标准，这些绣花鞋更大。讲解员说，这就是客家女性出嫁时穿的鞋，因为她们从不缠足，所以鞋子都很大。

在中国历史上，客家女性是汉族妇女中仅有的没有缠足陋习的一群。长期以来，这引起了不少专家的好奇。赣州市博物馆专家韩振飞说，要解开这个谜团，首先要读懂客家女性，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客家文化研究者，无一例外地被客家女子的勤劳和质朴而感动。客家妇女和男人一样参加生产劳动，甚至大多数犁田、砍柴等粗重的体力活都由妇女完成。生活和家庭的责任让客家妇女必须要有一双大脚来承担，这是客家妇女不缠足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韩振飞说，客家女性不缠足也和当时客家人的生活状态有关。因为生活在山区，客家人远离朝廷礼教的约束，她们的生活习俗往往因此而定格在南迁以前的那种状态，并以相对封闭的形式延续下去。（谢选骏指出：这是错误的说法。按照我的研究，由于生活在山区，客家人远离游牧民族的侵袭，所以她们的生活习俗在可能定格在风行“缠足战略”以前的古代。）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张瑾副教授认为，客家女性不缠足与客家人的辗转迁徙也有密切关系。一双小脚无法跨越千山万水，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允许她们像其他汉族妇女那样缠足。而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主任罗勇教授认为，客家女性不缠足还和她们受到与她们比邻而居的畲族和瑶族等少数民族妇女的生活习惯影响有关。“天足健妇”是人们对客家妇女的描述。无论她们不缠足的原因是什么，客家女性自然健康的形象和她们内在的优秀品质一样，都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叹。

网文《历史上客家妇女缠不缠脚》说：客家人的主体是宋朝时从中原逃亡江南的难民，多为衣冠世家，妇女原来应是缠足的。后来部分客家人不缠足可能是因为迁徙到了广东，受岭南风气影响，广东妇女是不缠足的。

我是一个福建的客家人，记得我奶奶是裹脚的，根据客家人的族谱，是从中原（河南一带）经过漫长的迁徙才来到福建和广东（梅州一带），生活习惯和汉族没有什么不同，可以想见，历史上也应该如此，当然，历史应该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比如在原始社会，妇女是不裹脚的，应该说客家妇女曾经有过裹脚的习俗。

缠足陋习始于宋代，则在此以前的汉族均为天足，无论是中原还是哪里。宋代以后不缠足者，有两种可能：一是劳动妇女，二是百越遗风，兼而有之。

谢选骏指出：上述有关“劳动妇女”和“百越遗风”的说法，其实都是亡国奴的臆测和推诿。

（二）

网文《客家妇女的特色》写道：

1、谥号孺人——据《石窟一征》载，在粤东客家地区“俗不论士庶之家，妇女墓碑皆书‘孺人’”。此由来，民间传说出自宋末。宋帝昺弃京南逃来到粤东客家山区，为元兵追杀。适逢一群采樵妇女，肩扛竹杠，列队而过。元军疑为救兵，仓惶而退。宋帝为谢救驾之功，特赐客家妇女为“孺人”。此后相传沿用。从这里也可见客家妇女在历史中的地位。

关于客家妇女死后均称“孺人”，为宋朝末帝所封赠，客家妇女因在当时抗元战争中，也同客家男子一起负起了“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使命。这段故事各家的记载颇有出入。曾子友先生说：“文天祥自真州脱险南归，于泉州行在返赣，兴师勤王。当径漳州赴梅时，途过大埔三河坝，时仅有十数随员，被元兵尾追，幸适遇一群上山采樵的客人妇女，文与随员均为客人，则以客语呼助。妇女乃持竿列阵，击退追兵，始克沿途号召义兵收复梅州，发动二次勤王师。嗣奏准端宗，封梅州、大埔等地客人妇女为孺人。迄今妇女墓碑均书某孺人。”

2、天足天胸——客家妇女的另一特点是“不缠足”。在清代之前，妇女缠足是普遍现象，但在客家地区却难得一见，连富有之家都是如此。（谢选骏指出：可见“劳动妇女”的说法错误。）缠足往往被视为婚嫁的障碍。究其原因：一是地处山区，出门远走不便；二是有碍于上山下田干活。由于特殊需要，在客家人眼中，妇女能干与否较之相貌重要，所以，有些地方干脆把儿媳妇称为“薪臼”，表示既要会砍柴，又要会椿米。

除了不缠足外，客家妇女亦不束胸，这也是有利于卫生和健康的。黄遵宪先生对客家妇女的这种习俗，甚为赞赏，曾引用一位外国传教士的话说：“西人束腰，华人缠足，唯州（嘉应州）人无此弊，于世界女人最完全无憾云。” 韩素音女士说：“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扎胸，不为孩子雇请乳母，也不会去当娼妓。……客家妇女一般是体壮高大，缺少仪容美的好名声，……便她们却解放了胸部和脚，从而也解放了舌头。生活需要规定的这些，被认为可傲的传统喜爱着和延续着，客家少女虽然不是迷人的，但由于她们的节俭、勤劳、法净的生活和生动的辩才而受到称赞。她们用自己的奶喂孩子，轻蔑虚饰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

正因为客家妇女不缠足、不束胸，故有健美的身材，生活虽然艰苦，便面红润黝黑，体态丰盈，能像男人一样参加各种劳动和战斗。郭沫若于1965年去梅县时，流着口水写道：“健妇把犁同铁汉，出歌入夜颂丰收”的句子。确属如此，缠足盛行的年代，客家女人是个例外。

客家妇女不缠足，也不事化妆，她们还以“天足”引为自豪。《清稗类钞》中说：“客家妇女向不缠足，身体硕健，而运动自如，且无施脂粉及插花朵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罗香要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也曾说过：“客家妇女，表面上劳苦极了，然其内在的精神，确比外间妇女尊贵得多，幸福得多。她们从没有涂脂画眉缠足束胸以取悦男子。在人口千万以上的汉族诸民系中，唯一没有染上缠足陋习的，就是客家了。”所以客家妇女不缠足，实在是放任自流、争取自由，是难得的一种幸福。

张卫东在《客家文化》中曾说：“客家妇女不缠足，原因大约有二。其一，在南唐缠足之风兴起之时，客家先民在从事第二次大迁徙，已经脱离江淮中心地区，因而未受影响；而后他们大部分定居于闽、粤、赣交界的地区，‘山高皇帝远’，陋俗流风波及不到。其二，即客家先民驻足安居之后，马上投入生产自救、建设家园的头等大事之中，男女同时上阵，手足并用，不允许妇女缠足蜗居，恪守于闺阁之中”。以后，客家男子大量谋生外流，“半边天”一身兼任男、女工二职，耕田、采樵、养殖无不为之。由于这种种社会的、经济的、宗教信仰等原因，所以形成客家女子不缠足的习俗。

谢选骏指出：上述诸人都没能见到我的研究成果，因此无法想象我的结论——“客家地区多为山区，蒙古满清的禽兽不易进入掳掠，这才是客家妇女无需缠足的重要原因。”元朝顺民伊世珍企图掩盖这一秘密，在其所撰的《琅女寰记》中有一则关于缠足的避讳之作说：“本寿问于母曰：‘富贵家女子，必缠足何也？’其母曰：‘吾闻之，圣人重女，而不使之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阁之中，欲出则有闱车之载，是无事于足也。圣人如此防闲，而后世犹有桑中之行，临邛之奔。’”缠足的本意其实并非礼教，而是为了在游牧民族的洗劫下，维持汉人的血统。客家所处的山区地形，有效抵挡了游牧的铁蹄。

谢选骏：谷歌再次证明“理想主义者”的卑劣可怕

谷歌公司（GOOGLE）在创建之初，宣称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但是看看报道《希拉里刚刚掉链子 谷歌又来神补刀》（2016年9月14日 综合新闻）就明白了，这群“理想主义者”的卑劣可怕：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因在参加“９·１１”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时身体不适而提前退场，引发外界对她健康状况的猜测。然而，希拉里的头疼事似乎还没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9月12日以独家报道的形式刊文，直指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利用用户的搜索习惯，通过过滤甚至屏蔽与希拉里相关的负面自动关联词条来为其选战助阵，这种让人难以“察觉”的支持甚至可能影响多达３００万张选票的归属。

暗助希拉里——“卫星”通讯社报道，Sourcefed网站今年６月发布一段视频，讲述人马特·利伯曼出示了不少网页截屏图片，指称谷歌利用搜索框的自动关联词条功能来暗助希拉里。按他的说法，与必应、雅虎等其他搜索引擎相比，在谷歌搜索与希拉里相关的信息极少自动关联负面词条，而这一情况频频出现在其对手伯尼·桑德斯和唐纳德·特朗普身上。“（谷歌）的意图明显，”利伯曼说，“它在通过操控关联词条的手段，来屏蔽那些可能在选举预选阶段伤害到希拉里的信息。”

由于这段视频在视频和社交网站上大火，来自非营利组织“美国行为研究和技术研究所”的心理学家罗伯特·爱泼斯坦和同事开始对利伯曼的上述指认展开系统性研究，而结果基本证实了视频中的说法。爱泼斯坦说，研究期间，他们借助谷歌搜索了数以百计与选举相关的词条。为最大程度确保研究的可信度，他们甚至使用了代理服务器，以避免谷歌利用手中掌握的用户个人信息来提供“个性化”的搜索结果。研究结果表明，谷歌经常会自动在搜索框下给出有关希拉里的正面关联词条。换句话说，用户搜索到的可能只是谷歌想让他们搜索到的信息。

有利益交换？为此，爱泼斯坦给出不少例证。譬如，８月８日当天的研究显示，当你在谷歌的搜索框内键入“希拉里是……”的词条，谷歌只会自动关联出“希拉里正迈向胜利”和“希拉里了不起”两个词条。相比之下，在雅虎和必应上搜索相同词条，排在自动关联第一位的均为“希拉里是个骗子”。

相反，当你用谷歌搜索“唐纳德·特朗普是……”的词条时，自动关联第一位的词条是“唐纳德·特朗普死了”。再比如，８月２日当天的研究显示，当你在谷歌分别搜索“反希拉里”和“反特朗普”的词条时，前者没有出现任何自动关联词条，而后者则生成了“反特朗普漫画”“反特朗普歌曲”等４个词条。爱泼斯坦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按“卫星”通讯社的说法，谷歌近期还“主动”过滤了有关希拉里健康状况引发担忧的新闻。

其实，“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今年６月就爆料，称谷歌曾与美国政府进行利益交换，并直接为本届美国总统竞选人提供技术支持。阿桑奇透露，在本届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谷歌为希拉里团队提供网络及数字技术支持，直接参与希拉里竞选联盟的工作。

对于爱泼斯坦及其同事的研究，谷歌方面和希拉里团队均未作出回应。但在Sourcefed网站今年６月发布那段视频后，谷歌公司曾给《华盛顿邮报》发去电子邮件，对相关指认坚决不认账，声称“谷歌（搜索的）自动关联（功能）不偏向任何竞选人或竞选事项”。

谢选骏指出：谷歌公司的上述行径，不过再次证明了“理想主义者”的卑劣可怕。“理想主义者”，其实就是一些“极端的赢者通吃的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就是一种打着“理想主义”旗号招摇撞骗的、卑劣得可怕的现实主义者。

谢选骏：中国人不知道“中国”的含义

（一）

网文《日本的“中国” 只有5个县770万人口》说，说起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都会想到咱们自己，咱们自己的国家，这个深爱的国家。但是，在离我们不远的日本，竟然也有个地方叫中国，是的，和咱们的国名一模一样，就是叫中国。

这一听，估计很多人都火了，很生气。你个日本，竟然敢取个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名字，正是无耻到底！

日本的中国位于本州岛的西部，是个挺大的地区。由5个县组成，人口也挺多的，竟然有770万，这对日本这样一个小国来说是挺大的地区的。

这个名字是日本在平安时代所取的，并且还是仿照中国唐朝时期的取名制度来取的地名。

毕竟，在那个时候，中国是相当强大的，而唐朝丰富的历史文化更是迷倒了众多国家，很多国家纷纷派使者来中国学习文化，而日本自然也是那些国家中的一个。

日本模仿中国的取名方法，“凡诸国部内郡里等名，并用二字，必取嘉名”，所以就取了“中国”“近国”和“远国”的地名。而当时，我们都知道，我们并没有称自己为中国，而是称为唐朝，所以日本也就没有管中国，就大大方方的取了这个名字。并且日本的中国地区在日本发展得很好，文化经济什么的发展得都很好，是一个很好的城市，一个很好的地区。日本的中国地区更是在日本的历史上有着辉煌的成就，出过很多的名人。

在新中国成立或者是说在民国的时候，日本的中国地区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的。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应该改名，他们不能取一个和中国的国名一样的名字，并且当做是他们地区的名字。虽然争议十分大，但是，日本还是坚决不改名！

他们是这样解释的，他们认为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以政权的朝代名字来自称的，比如说唐朝的话，就会自称是唐人，是大唐。最重要一点就是，日本认为他们的“中国”地区出现得比较早，叫得也早。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日本坚决不改名！所以，直到今天，日本都有个地区叫中国，想想，真的很不爽呀！

谢选骏指出：上述网文的作者不知，日本的“中国”是一个“地区”，不是中国汉语意义上的“首都”、“京畿”、“中央城市”。


（二）

日本的“中国地方”在日本的本州岛西部。中国地方又称山阴山阳地方，是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阴道两个地区的合称，包含鸟取县、岛根县、冈山县、广岛县、山口县等5个县；面积为31,917.37平方公里、人口约771.8万人。

“中国”这个词语，是由日本平安时代的延喜式所选取采用的。当时日本仿照中国唐朝方法，将日本全国分为五畿七道共六十八国，除了按人口多少分为“大国”、“上国”、“中国”和“下国”四等级外，还依照驿站和京畿的远近，分类为“近国”、“中国”和“远国”。这种分类，在大约从10世纪开始普遍使用。当时除了畿内五国，其他七道内诸国也有分近国、中国和远国，特别将“中国地方”指为山阳山阴两道。

将山阳道和山阴道等地方合称为“中国”，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应该是日本南北朝时代的《太平记》。书中记载足利直冬初时被委任为长门探题，后来也管治着山阳道的周防、安芸、备后、备中及山阴道的出云、伯者、因幡等国，故后来称足利直冬为“中国探题”。所以相信最迟在室町幕府之后，就以“中国地方”来统称以上诸国。

此外，在描写日本古代神话与天皇家系的《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将出云国地区称作苇原中国，简称中津国、中国，也有可能是该词的语源之一。

留意古代日本的山阳道包括播磨、美作、备前、备中、备后（三备）、安艺、周防和长门，山阴道包括丹波、丹后、但马、因幡、伯耆、出云、石见、隐岐，共十六国。 但“中国地方”并不包括了整个山阳和山阴道，其中备前、美作、播磨、但马、丹后、丹波等地方（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京都府和兵库县）并不算是“中国地方”。

中国地方于日本历史的中古时期，因战乱较少，而成为当时日本除了京都之外，对中国唐朝文化及艺术、模仿与发展，风气最盛的地区。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中国历代政权是依朝代名命名（即唐朝、宋朝、明朝和清朝等），直至中华民国的出现才开始固定“中国”作为国号；而在此之前的日本已经有“中国”来称呼本州西端了。因此中华民国的出现，使日语中的“中国”一词的写法和读法发生了错乱。这样一来，日本二战之前一般会把中国大陆称为“支那”，这实际上是中国的英文国名：“China”的译音。战后的日本，被迫接受“中国”一词也用来指代“中国大陆”。而随着有更多日本人到中国旅游工作，“中国”一词几乎完全取代中国地方，演变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为表两个“中国”的区别，发生误解时会特别以“中国地方”一词加注更正以明区分，有时也以山阳山阴地区作为日本中国地方的称呼。

谢选骏指出：事实上早在先秦，“中国大陆”上的国家就已经开始自称“中央上国”，故“中国”一词互有争议，缘由也是由来已久。

（三）

网文《日本与中国形近实远》说，到过日本京都的中国人，都会有一种错觉：似乎是到了某个中国的古都，建筑、街道、古迹、牌匾、语言、文字、景色，乃至行人的面孔和服饰，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这种感觉，拉近了日本与中国的距离。（从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中搜查出来的间谍汉奸李大钊，早年留学日本时，就曾写下媚日的黄种歌：“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人田，青年，青年，切莫黄种同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而全然不顾日本的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实。）

但实际上，对日本的了解稍微深入一些，就会发现，日本与中国的相似只是表象而已，两国的不同才更具有本质意义。1987年访日期间，一件小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乘坐公共电车时，看到身边一位老者颤颤巍巍，我立刻起身让座，岂料这位日本老人非但不感谢，反而面带怒容，拒绝就座。我当时不太理解，过后想一想才明白，这恰恰是日中两国文化的一个本质性差异。中国人同情弱者，扶老携幼被中国人视为义务和美德；而日本人崇拜强者，瞧不起弱者，给老者让座等于把对方置于弱者地位，老人不高兴也就不奇怪了。我认为，此事虽小，却具有见微知著的文化涵义，从中可以窥见中日两国文化价值观的显著差异。（谢选骏指出：这是日本欧化的结果，例如欧美各国的老人就是如此要强。在中国，尊人为老是一种客气，在欧美，尊人为老却是一种贬损。）

《孙子兵法》被中国人奉为兵学圣典；但一些日本军事思想家却不以为然。比如，日本第一部兵书《斗战经》就说：“孙子十三篇，不免惧字也。”认为《孙子兵法》中的种种智谋和韬略，如“五事七计”、“奇正虚实”、“用间”等等，都产生于对强敌的畏惧。《斗战经》甚至自大地认为，中国兵法重视谋略不是用兵的正道，日本兵学主张的“正攻战法”才是用兵的法则。其实，孙子的谋略并非惧怕敌人，而是文化特性使然。与日本人的强悍好战，多以实力战胜敌手不同，中国人并不好战，而倾向于智取敌手，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或以较小代价取得胜利。这是两国文化的差异所在，一些日本人不了解这一点，故而产生误解和偏见。（谢选骏指出：事实上，日本发起的历次对外战争，不论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日美战争，都是采取了完全背离“正攻战法”的诡诈战术。因为“小日本”以小博大，不得不出此下策。）

日本人的文化价值观本质上与中国不同，加之明治维新以后学习西方、脱亚入欧的经历，使得日本与中国的差异更加显著。他们奉行强者的逻辑，倾向于武力解决问题。在侵华战争中，日军善于以强大火力实施强攻，力图中央突破，一举解决战斗。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反其道而行之，一般是避实击虚，先打弱敌，善用迂回包围、侧击袭击战术，完全是另一种路数。（谢选骏指出：这简直胡说八道。拿一味逃跑八路军、新四军的作为日本的反衬典型，而完全不提日本人在其他战线的狼狈处境，是何居心也？）

谢选骏指出：由此看来，现代中国人不仅不知道“中国”的意义，而且不知道中国的内涵，真是数典忘祖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这充分说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捏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个“夷化酋长独裁国”，在在沾染了苏联殖民地之臭气。

谢选骏：医治中国社会癌症的新方法

癌症的特点就是“无组织生长”，中国社会的特点“无组织生长”，因此推论：现代中国患有社会癌症。而寄生在中国社会里的中国共产党，则是一个巨大的癌症肿瘤。现在，一个号称“医学的里程碑”出现了：美国科学家声称，可以将癌细胞转为良性。这真是“医学领域的和平演变梦想”。

2015年8月24日，发表在《自然·细胞生物学》（Nature Cell Biology）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美国梅奥诊断的科学家们发现了让癌细胞实现“逆生长”回到正常细胞的方法。主要研究人员Panos Anastasiadis博士表示，这为关闭癌症系统提供了新的“代码”，而这个代码的发现与miRNAs（真核生物中发现的一类内源性的具有调控功能的非编码RNA）相关。

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癌症报告2014》预测，全球癌症病例将呈现迅猛增长态势，将由2012年的1400万人，逐年递增至2025年的1900万人，到2035年，将可能达到2400万人。其中，报告显示，2012年全球新病例有一半发生在亚洲，其中大部分发生在中国。

严重的癌症疫情让与之相关的突破研究或治疗方案总能引起广泛的关注。不久前，PNAS上的一篇研究称，癌症是进化产物，而非基因突变而来。相隔不久，《Oncogene》上的一篇研究又称，细胞内蛋白质失衡可引发癌症，再次颠覆了基因突变引发癌症的理论。

事实上，就像诺贝尔奖获得者Richard J. Roberts曾说的“生物学总处在变化中”；对生物的探索是无止境的，对疾病的研究也同样如此。目前，通过化疗、放疗等手段杀死癌细胞是常用的癌症治疗方法之一。那么，除了将癌细胞杀死，还有没有其它的原理对抗癌症呢？

8月24日，发表在Nature Cell Biology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梅奥诊断的科学家们发现了让癌细胞实现“逆生长”回到正常细胞的方法。主要研究人员Panos Anastasiadis博士表示，这为关闭癌症系统提供了新的“代码”，而这个代码的发现与miRNAs相关。

在正常细胞中，miRNAs通过同时调节一组基因的表达平衡整个细胞程序。要实现这一过程，miRNAs会诱导产生一种名为“PLEKHA7”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是调节细胞分裂的重要因子。然而，在癌细胞中，以上的机制就会失调，细胞生长会随之失去控制。

科学们发现，一旦从细胞中去除miRNAs，抑制PLEKHA7蛋白质的产生，细胞就会发生癌变，分裂增殖过程不再受到控制。而反过来，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恢复癌细胞中miRNAs到正常水平就能够逆转癌细胞生长的过程。

Anastasiadis表示：“我们已经在一些恶性癌症类型中开展这种手段的试验，包括乳腺癌以及膀胱癌。通过提升细胞内部的PLEKHA7蛋白质或miRNAs的水平，我们观察到这些已经癌变的细胞随后会逐渐恢复到了良性状态。”

Anastasiadis实验室的Antonis Kourtidis博士说：“这项研究将至今不相关的两个领域汇集到了一起，即细胞粘附和miRNA生物学，解决了让科学家们长期困惑问题，即粘附蛋白在细胞行为中起到什么作用。最重要的是，研究揭示了癌症治疗的新策略。”

谢选骏指出：上述“医治癌症的新方法”也许可以对社会问题提供一点启发，那就是如何把中国共产党这个巨大的社会癌肿变成良性组织。癌症的特点就是“无组织生长”，中国社会的特点“无组织生长”，因此推论：现代中国患有社会癌症。而寄生在中国社会里的中国共产党，则是一个巨大的癌症肿瘤。把中国共产党这个巨大的社会癌肿变成良性的，也就是把中国共产党这个巨大的社会癌肿变成良性的组织，也就是迫使它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得超出社会组织活动的合法限度。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专政”，从黑社会变成一个合法的社团。那么，类似于细胞内部的PLEKHA7蛋白质或miRNAs，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宗教，是福音。基督教可以使得已经癌变的社会细胞逐渐恢复到良性状态。所以，中国要恢复正常生活，一定要首先基督教化。

谢选骏：大型强子对撞机并非走向未来的救世主

在《缺乏大脑的大型对撞机无法成为科普的赢家》一文里谢选骏曾经指出：缺乏大脑的，不仅是大型对撞机，而且是就大型对撞机问题进行争论的杨振宁和丘成桐。这两位共产党食客一点不明事理，不懂科学技术只能在思想自由的社会里得到发展，而不可能依靠一个侧所大学或一个大型对撞机。缺乏大脑的大型对撞机，无法成为科普的赢家。

现在我还想指出，充当共产党食客，很容易沦为科技白痴。所谓科技白痴，就是除了一点狭窄的专业之外什么都不明白的砖家。他们和韬奋（掏粪）模范时传祥没有什么区别。此外我想进一步说明：大型强子对撞机并非走向未来的救世主。事实上，大型强子对撞机只是一个工具，它本身并不能创造任何奇迹。

网文《大型强子对撞机》报道：

大型强子对撞机坐落于瑞士和法国边境地下100米深的环形隧道内。不错，大型强子对撞机Atlas探测器曾经发现一种新型粒子存在的迹象。大型强子对撞机Atlas探测器曾经发现一种新型粒子存在的迹象。根据标准模型，这些基本粒子组成了我们周围的世界。根据标准模型，这些基本粒子组成了我们周围的世界。但是，在大型强子对撞机的最新数据中，也未发现任何“碰撞”迹象。

2016年8月3至10日，第三十八届国际高能物理大会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与会科学家对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所取得的最新发现成果进行了热烈讨论。此前大型强子对撞机研究人员曾经在最新数据中发现过“碰撞”迹象，因此一度有传言称，大型强子对撞机可能发现了一种新型粒子。然而，令科学家们失望的是，他们在大型强子对撞机的最新数据中未发现任何“碰撞”迹象。与会科学家认为，发现新型粒子的希望已成为泡影，距离真正的发现可能仍需许多年时间。

根据大型强子对撞机的最新研究成果，此前一度有人认为大型强子对撞机可能发现了一种新型粒子。如果这一传言为真，那么神秘的新型粒子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对宇宙构成的基本认识。但是，所有参加国际高能物理大会的科学家发现，大型强子对撞机的最新数据中根本不存在“碰撞”迹象。英国伯明翰大学科学家、大型强子对撞机Atlas实验项目负责人大卫-查尔顿表示，“为了采集数据，我们实施了许多次实验。但是，在最新的实验结果中，没有发现‘碰撞’迹象。什么都没有。”项目组成员都对这一结果表示失望。

在国际高能物理大会的一次记者会上，查尔顿教授表示，“如果真的发现一种新型粒子，那将是一件极其美好的事情。但是，很遗憾。”不过，查尔顿认为，研究数据确实（与“碰撞”现象）很相似，而且大型强子对撞机的两台探测器 Atlas和CMS采集到的数据都与“碰撞”很相符。查尔顿解释说，“这可能只是统计上一次偶然事件，两台探测器‘看到’了相似的东西。当它们出现时，奇怪的特点也很一致。但是，我们没有对数据进行非常仔细地研究以确定是否真的认识它们。我们也没有再次看到新的样本。”

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负责人法比奥拉-吉安奥蒂教授表示，她的团队只是迈出了艰难历程的第一步，他们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对撞机的技术成功率上。“大型强子对撞机的优越表现都预示我们对新能量级有更细致、更深入的理解，也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基础物理学有更重要的意义。”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科学家、大型强子对撞机Atlas实验团队成员乔恩-巴特沃斯教授也表示，他们的团队正在更加努力，致力于发现一类新型粒子，他们也坚信这些粒子肯定存在。

四年前，大型强子对撞机科学家声称发现了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根据现有的亚原子物理学理论-标准模型，科学家们坚持预言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自此以后，科学家们又在致力于寻找标准模型之外的相关证据。标准模型简要地解释了粒子是如何结合与交互从而形成了我们周围的世界，还介绍了各种自然力是如何工作的。尽管标准模型已非常成功，但物理学家很清楚，该模型仅仅只能解释我们整个宇宙一个小小的角落（仅占宇宙的大约4%）。它仍然无法说明暗物质、暗能量等理论。

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建设就是为了探索这些未知的新物理学领域，发展新的物理学理论用来解释宇宙构成的奥秘。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发现成果将有可能预示物理学领域的“最伟大革命”。这意味着，以往的物理学结论都是错误的。去年12月，大型强子对撞机两台探测器 Atlas和CMS都发现了一种新型粒子存在的迹象，这一发现曾经让整个粒子物理学界为之振奋。

虽然数据中的“碰撞”迹象可能只是统计上的偶然事件，但是它也可能是新物理学研究者一直翘首以盼的首个证据。今年初，大型强子对撞机再次实现全负荷运行，以前所未见的高速实施对撞，用于采集科学家们所需要的数据。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数千位科学家希望能够取得科学上最伟大的发现成果，甚至比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更为重要。然而，撞开新物理学领域的大门要比此前更为艰难，他们发现这扇大门仍然纹丝不动。实验暂告段落，“碰撞”迹象消失。在粒子物理学领域，像这样的无规律现象常有。这一次它未能给科学家带来巨大惊喜，带来的只是失望。但不论惊喜还是失望，都说明了物理学家们并非真理的化身，而不过是在海边拾贝的顽童，他们想要了解造物主的终极奥秘，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大型强子对撞机到底还要多久才能取得新的“物理学发现”？查尔顿教授不得不承认，如果科学家们现在无法马上有所新发现，那么他们将准备长期战斗。“如果我们今年无法发现新粒子，我们可能还需要坚持许多年时间。”

谢选骏指出：但是他哪里知道，多少年也没有用。因为“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朝菌是朝生夕死，所以它不知道阴历的月初（朔）月底（晦）；蟪蛄过不了冬，所以不知春秋。不仅虫子如此，人类也是这样。大型强子也发现不了上帝的奥秘，大型强子对撞机更非现代科学的救世主。

谢选骏：缺乏大脑的大型对撞机无法成为赢家

《杨振宁丘成桐打嘴仗，科普成赢家》（2016年09月13日  时代周报》报道：

金庸笔下的第一次“华山论剑”，见于《射雕英雄传》。华山顶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斗了七天七夜，争夺《九阴真经》。近日，关于“中国现在是否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的论战，因杨振宁的公开发文反对，成为舆论热点，引发了一场科学界的“华山论剑”，并席卷普通大众，成为公共话题。

网友们跟随“科学界的大佬”站成了两队。赞成派认为建成大型对撞机是基础科学及高技术研究中具有标志性的重大领域，可以在技术发展和人才引进方面产生巨大效益。这一方的领队是菲尔兹奖获得者、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以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则是反对派领袖，该派认为大型对撞机项目耗时长、费用奇大、是个“无底洞”，且有美国终止建造超大对撞机的“前车之鉴”。

相较于网民踊跃站队，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态度谨慎。实际上，在其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的科幻小说《三体》里，就有大型对撞机的戏份：三体人的智能机器“智子”，通过大型粒子对撞机实现数据随机化，锁死了人类获取物理进步的可能性。“科幻小说不是严格的科学，”刘慈欣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我不懂大型对撞机。它该不该建？这与很多专业问题有关，比如，它能在高能物理学里起到什么作用？它取得高能物理最前沿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不懂的话，很难说出什么有价值的观点。网民当然可以站队，但是提出的意见则没有多少价值。该不该建大型对撞机，这个问题应该由专家、学者和科技方面的决策者来讨论，我没有资格。”刘慈欣的坦承，也许正是这次“华山论剑”背后的真正意义所在。

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一个月前，中国99.99%的人可能对大型对撞机还一无所知。但一个月后，它却逐渐演变为一个公共话题。这种‘对撞’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没有全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有一件事值得庆祝：今天，中国科学界终于可以公开争论了。” 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淼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种论战不常见，说明现在学术氛围相对自由了。要在几年前，你让我说这番话，我不敢，因为说了有可能得罪双方，但现在我敢说了。”李淼笑言，“这场论战的意义或许已经大于论战本身，毕竟政府肯定不会依靠大家在公开场合的论战来做最终决策。科学家公开论战，让公众了解最前沿的物理学家在想什么、说什么，很有意义”。

争论由来已久——作为此次论战的主战场，9月4日、5日两天，公号“知识分子”先后刊登了杨振宁与王贻芳的文章。面对时代周报记者提出的采访请求，“知识分子”回绝了：“经过内部沟通后决定，这个事情我们暂时不说了。”而作为中国大型对撞机最主要的承担方，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亦以“所里现在不太想炒作这件事”为由，明确拒绝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物理学界内部围绕是否应该建立大型对撞机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2012年，在“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被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发现数月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王贻芳团队就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至本世纪30年代，在中国建成高能对撞机。根据王贻芳团队的规划，这一项目名为“CEPC-SPPC”，预计在50-100公里长的地下环形通道内，利用相同的隧道，建造两座大型对撞机。项目分为两期，项目一期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作为希格斯粒子工厂，精确测量希格斯性质，深入研究标准模型、电弱对称性自发破缺机制和质量起源等基本问题，寻找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的线索；如果第一步成功，CEPC有新物理的迹象，且高场磁铁所需新型超导材料技术成熟，二期可在同一隧道中建造50-70 TeV质子对撞机（SPPC），通过高能量粒子对撞研究新物理。规划起步并不顺利。

据《自然》杂志报道，2015年，王贻芳团队得到了科技部350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用于大型对撞机项目的开展，但在7月，发改委拒绝了该项目下一轮8亿元人民币的资助请求。

事实上，不独中国如此，美国大型对撞机的建造之路也颇为曲折，充满争议。1989年，美国开始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对撞机（SSC），预算为30亿美元，后总预算增加至82.5亿美元—随着预算一再增加，美国国内反对SSC的呼声日益高涨。1993年，美国国会终止了SSC项目。自1987年1月里根总统批准正式立项到1993年10月被两院投票否决，美国SSC项目耗时7年，投入近20亿美元。

2008年9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宣布启动被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科学工程” 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2012年，LHC发现了被誉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之后沉寂，目前尚未在发现“标准模型”外的新粒子上获取新进展。自1998-2008年建成迄今，LHC共花费65亿瑞士法郎（约合412亿元人民币），却并未撼动美国在世界高能物理界的地位。

民生与科研之争——此次论战中，巨额的建造成本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杨振宁认为，根据以往各国经验，对撞机的建造成本是“无底洞”，预算不可能少于200亿美元，而“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环保、教育、医药健康问题亟待解决，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奇大，不利解决燃眉问题，目前不宜考虑。而建造超大对撞机，必将大大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的经费”。在针对杨振宁的反驳文章中，王贻芳详细地算了一笔账，表示预计2022-2030年竣工的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的工程造价约为400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质子对撞机（SPPC）是否建设，则建立在正负电子对撞机是否有新物理迹象的前提上，时间在2040-2050年，工程造价在1000亿元人民币以内。王贻芳认为，作为大国，中国必须考虑当下和长远，不可偏废。民生问题固然要解决，也要考虑长远，要有合适的比例进行基础科学研究，中国要能够不断发展，要有领先世界的能力。建造大型对撞机，就是中国在高能物理领域领先国际的一个难得机遇。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今年6月在《自然》上发表的文章，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其全部研发投入中占比只有4.7%，而与之相比法国是24.1%，美国是17.6%，日本是12.6%。王贻芳认为，这意味着基础研究经费仍有大约每年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增长空间，而且对撞机的项目会拉动国内科学仪器的发展，且和其他基础科学并不矛盾。有媒体据此将这场论战归结为民生与科研谁先行的论战，李淼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杨振宁先生所说的应以民生先行，“是一种不成立的理由”。在李淼看来，2015年，中国的税收收入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而对撞机的花费不会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哪怕花到1000亿元，中国也不缺这个钱。用去年的税收收入作比对，假设超级粒子对撞机花费了1000亿元，不到一年税收的1/100，对中国的经济和环境治理根本没有影响。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杨先生反对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理由也是如此，说会影响中国经济，但正负电子对撞机上马了，中国经济照样腾飞。所以，这并不是民生与科技谁先行的问题”。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物理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研究员郭晓明则认为，这场论战的实质，其实是一个“如何有效配置科研经费”的问题—即有限的科研经费投入，能否给中国的科技崛起带来最大效果。“放在大国竞争的全球背景下考虑，有一个优先排序的问题，量子通讯和量子计算是大国必争之地，但高能物理不是。用围棋术语来形容，投碰撞机可能是个缓手，可能会失去先机。目前双方争论的是哪个方案对中国科技进步的帮助最大，无关民生与科研谁先行的问题。科技投入，不是大炮和黄油的问题。对基础科学和技术的投入不会挤压民生，恰恰相反，会促进科技进步、改善民生。”

中国高能物理应反思？——中国目前建造超大对撞机到底值不值得？杨振宁在文章中表示，超大对撞机是否能帮助物理学家找到猜想中的超对称粒子，目前仍属未知；且70年来，高能物理取得的大成就对人类生活没有实在好处—即使高能所建议的超大对撞机能实现，而且真能成功地将高能物理学更推进一大步，对人类生活的短中期也不会带来实在好处。但支持中国建成大型对撞机的科学家坚信，该项目能够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丘成桐认为，如果能量更大的巨型对撞机能够在中国落成，寻找超对称粒子将是科学家们的下一个目标。而一旦超对称粒子被发现，整个物理学前沿与数学前沿都会改变。此外，丘成桐还看好大型对撞机在技术发展和人才引进方面的巨大效益，“这会引起西方科学阵营的迁徙，远远超过单独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效果”。丘成桐预计，项目建成后，为做实验，至少会有五六千名各国一流科学家举家迁往中国且长期居住，“这对中国基础科研将产生深远影响”。王贻芳也强调，建设下一代大型对撞机不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科学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建造这个对撞机使我们在物质最深层次结构的研究当中能够得到国际领先的地位、能够取得重大的科学成果，这就是它的意义。”

除了立场明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还有一分为二看待者。“如果要投票，我可能会投赞成CEPC，而暂时不支持主要用于发现新物理的SPPC。”李淼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如果按照王贻芳的说法，我觉得拿400亿元做Higgs工厂是值得的，但是会不会超值？很难讲，要看LHC今后几年能不能有新物理和新粒子的发现。如果LHC没有新发现，那么这个纯粹工程造价（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约400亿元人民币的CEPC，最小的意义就在于真正地验证了‘标准模型’的正确性，那我觉得只能说是值，但没有超值。如果要超出已有理论，发现新的物理，那就是超值—但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不是太大。”郭晓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对此次论战不持立场，“我只是对高能物理现状不满。”9月6日，他在观察者网上发表了《郭晓明：杨振宁给高能物理的困境留了个面子》一文，直指中国高能物理学科发展身处困境。“我认为高能物理已经重蹈了地心说的覆辙，用越来越复杂的模型解释层出不穷的观测现象。”郭晓明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言，高能物理需要平心静气地整理已经积累的高能物理实验数据和天文学观察数据，并重新整理认识原子核的思路，“高能物理也应该有一个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革命，否则就是一个光花钱不出活的象牙塔”。“论战的主要意义在于如何确定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决策，科学基础研究到底要走哪条路？是跟着西方亦步亦趋，还在跑到前沿引领科学发展？中国崛起，必须是科学领先国家，而不能只是被西方领着走。”郭晓明强调。

谢选骏指出：缺乏大脑的，不仅是大型对撞机，而且是就大型对撞机问题进行争论的杨振宁和丘成桐。这两位共产党食客一点不明事理，不懂科学技术只能在思想自由的社会里得到发展，而不可能依靠一个侧所大学或一个大型对撞机。缺乏大脑的大型对撞机，无法成为科普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