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国人不知道“中国”的含义

（一）

网文《日本的“中国” 只有5个县770万人口》说，说起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都会想到咱们自己，咱们自己的国家，这个深爱的国家。但是，在离我们不远的日本，竟然也有个地方叫中国，是的，和咱们的国名一模一样，就是叫中国。

这一听，估计很多人都火了，很生气。你个日本，竟然敢取个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名字，正是无耻到底！

日本的中国位于本州岛的西部，是个挺大的地区。由5个县组成，人口也挺多的，竟然有770万，这对日本这样一个小国来说是挺大的地区的。

这个名字是日本在平安时代所取的，并且还是仿照中国唐朝时期的取名制度来取的地名。

毕竟，在那个时候，中国是相当强大的，而唐朝丰富的历史文化更是迷倒了众多国家，很多国家纷纷派使者来中国学习文化，而日本自然也是那些国家中的一个。

日本模仿中国的取名方法，“凡诸国部内郡里等名，并用二字，必取嘉名”，所以就取了“中国”“近国”和“远国”的地名。而当时，我们都知道，我们并没有称自己为中国，而是称为唐朝，所以日本也就没有管中国，就大大方方的取了这个名字。并且日本的中国地区在日本发展得很好，文化经济什么的发展得都很好，是一个很好的城市，一个很好的地区。日本的中国地区更是在日本的历史上有着辉煌的成就，出过很多的名人。

在新中国成立或者是说在民国的时候，日本的中国地区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的。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应该改名，他们不能取一个和中国的国名一样的名字，并且当做是他们地区的名字。虽然争议十分大，但是，日本还是坚决不改名！

他们是这样解释的，他们认为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以政权的朝代名字来自称的，比如说唐朝的话，就会自称是唐人，是大唐。最重要一点就是，日本认为他们的“中国”地区出现得比较早，叫得也早。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日本坚决不改名！所以，直到今天，日本都有个地区叫中国，想想，真的很不爽呀！

谢选骏指出：上述网文的作者不知，日本的“中国”是一个“地区”，不是中国汉语意义上的“首都”、“京畿”、“中央城市”。


（二）

日本的“中国地方”在日本的本州岛西部。中国地方又称山阴山阳地方，是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阴道两个地区的合称，包含鸟取县、岛根县、冈山县、广岛县、山口县等5个县；面积为31,917.37平方公里、人口约771.8万人。

“中国”这个词语，是由日本平安时代的延喜式所选取采用的。当时日本仿照中国唐朝方法，将日本全国分为五畿七道共六十八国，除了按人口多少分为“大国”、“上国”、“中国”和“下国”四等级外，还依照驿站和京畿的远近，分类为“近国”、“中国”和“远国”。这种分类，在大约从10世纪开始普遍使用。当时除了畿内五国，其他七道内诸国也有分近国、中国和远国，特别将“中国地方”指为山阳山阴两道。

将山阳道和山阴道等地方合称为“中国”，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应该是日本南北朝时代的《太平记》。书中记载足利直冬初时被委任为长门探题，后来也管治着山阳道的周防、安芸、备后、备中及山阴道的出云、伯者、因幡等国，故后来称足利直冬为“中国探题”。所以相信最迟在室町幕府之后，就以“中国地方”来统称以上诸国。

此外，在描写日本古代神话与天皇家系的《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将出云国地区称作苇原中国，简称中津国、中国，也有可能是该词的语源之一。

留意古代日本的山阳道包括播磨、美作、备前、备中、备后（三备）、安艺、周防和长门，山阴道包括丹波、丹后、但马、因幡、伯耆、出云、石见、隐岐，共十六国。 但“中国地方”并不包括了整个山阳和山阴道，其中备前、美作、播磨、但马、丹后、丹波等地方（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京都府和兵库县）并不算是“中国地方”。

中国地方于日本历史的中古时期，因战乱较少，而成为当时日本除了京都之外，对中国唐朝文化及艺术、模仿与发展，风气最盛的地区。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中国历代政权是依朝代名命名（即唐朝、宋朝、明朝和清朝等），直至中华民国的出现才开始固定“中国”作为国号；而在此之前的日本已经有“中国”来称呼本州西端了。因此中华民国的出现，使日语中的“中国”一词的写法和读法发生了错乱。这样一来，日本二战之前一般会把中国大陆称为“支那”，这实际上是中国的英文国名：“China”的译音。战后的日本，被迫接受“中国”一词也用来指代“中国大陆”。而随着有更多日本人到中国旅游工作，“中国”一词几乎完全取代中国地方，演变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为表两个“中国”的区别，发生误解时会特别以“中国地方”一词加注更正以明区分，有时也以山阳山阴地区作为日本中国地方的称呼。

谢选骏指出：事实上早在先秦，“中国大陆”上的国家就已经开始自称“中央上国”，故“中国”一词互有争议，缘由也是由来已久。

（三）

网文《日本与中国形近实远》说，到过日本京都的中国人，都会有一种错觉：似乎是到了某个中国的古都，建筑、街道、古迹、牌匾、语言、文字、景色，乃至行人的面孔和服饰，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这种感觉，拉近了日本与中国的距离。（从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中搜查出来的间谍汉奸李大钊，早年留学日本时，就曾写下媚日的黄种歌：“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人田，青年，青年，切莫黄种同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而全然不顾日本的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实。）

但实际上，对日本的了解稍微深入一些，就会发现，日本与中国的相似只是表象而已，两国的不同才更具有本质意义。1987年访日期间，一件小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乘坐公共电车时，看到身边一位老者颤颤巍巍，我立刻起身让座，岂料这位日本老人非但不感谢，反而面带怒容，拒绝就座。我当时不太理解，过后想一想才明白，这恰恰是日中两国文化的一个本质性差异。中国人同情弱者，扶老携幼被中国人视为义务和美德；而日本人崇拜强者，瞧不起弱者，给老者让座等于把对方置于弱者地位，老人不高兴也就不奇怪了。我认为，此事虽小，却具有见微知著的文化涵义，从中可以窥见中日两国文化价值观的显著差异。（谢选骏指出：这是日本欧化的结果，例如欧美各国的老人就是如此要强。在中国，尊人为老是一种客气，在欧美，尊人为老却是一种贬损。）

《孙子兵法》被中国人奉为兵学圣典；但一些日本军事思想家却不以为然。比如，日本第一部兵书《斗战经》就说：“孙子十三篇，不免惧字也。”认为《孙子兵法》中的种种智谋和韬略，如“五事七计”、“奇正虚实”、“用间”等等，都产生于对强敌的畏惧。《斗战经》甚至自大地认为，中国兵法重视谋略不是用兵的正道，日本兵学主张的“正攻战法”才是用兵的法则。其实，孙子的谋略并非惧怕敌人，而是文化特性使然。与日本人的强悍好战，多以实力战胜敌手不同，中国人并不好战，而倾向于智取敌手，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或以较小代价取得胜利。这是两国文化的差异所在，一些日本人不了解这一点，故而产生误解和偏见。（谢选骏指出：事实上，日本发起的历次对外战争，不论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日美战争，都是采取了完全背离“正攻战法”的诡诈战术。因为“小日本”以小博大，不得不出此下策。）

日本人的文化价值观本质上与中国不同，加之明治维新以后学习西方、脱亚入欧的经历，使得日本与中国的差异更加显著。他们奉行强者的逻辑，倾向于武力解决问题。在侵华战争中，日军善于以强大火力实施强攻，力图中央突破，一举解决战斗。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反其道而行之，一般是避实击虚，先打弱敌，善用迂回包围、侧击袭击战术，完全是另一种路数。（谢选骏指出：这简直胡说八道。拿一味逃跑八路军、新四军的作为日本的反衬典型，而完全不提日本人在其他战线的狼狈处境，是何居心也？）

谢选骏指出：由此看来，现代中国人不仅不知道“中国”的意义，而且不知道中国的内涵，真是数典忘祖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这充分说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捏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个“夷化酋长独裁国”，在在沾染了苏联殖民地之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