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挖掉共产党中国的文化老根

《紫气东来，“良渚”唱响五千年华夏文明！》（2017-12-29 理智透世）报道：

2017年12月8日，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在上海举办。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科林·伦福儒先生，在上海博物馆做《两个图符的故事：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不同途径》学术报告：确定中国早在五千多年前的良渚社会，就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文明阶段，以考古学科学的证据，将中国的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
考古学家们齐聚良渚古城，考证“水与古代文明”。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是迄今已知的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也是世界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距今约5100-4850年。
正道沧桑，历经坎坷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东西方思潮交相激荡的大舞台，“新”字派唱主角：新文化、新生活、新史学、新教育、新国文——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其中关于小学课程方面的最大变革就是废止读经科。
1920年，教育部下令，国民学校从讲授文言文改为讲授白话文。
1922年，教育部颁布了“壬戌学制”。
此后，西方教育思想和体系占据了中国教育的绝对主流地位，切断了中国文化传承的脉络。

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称之为“印刷资本主义” 的蓬然兴起，导致教科书的发行泛滥。《新国文》初小第八册1912年10月出版，到1913年4月印刷三十八版，到1927年多达九百四十六版。教科书连同挂图、标本、画像、模型、地球仪等教具取代了四书、五经、戒尺、醒目。
从此，即使是开门见山的农家子弟，都熟识卢梭、华盛顿，神游古希腊、亚细亚，浑然不觉的融进了一套我们至今不辨菽麦的教育系统中。
如此坚决彻底地毁传统文化达其极点，义无反顾地全盘西化，其结果是糟粕未弃，精华尽失。至此，中华文化自信崩溃，跪倒在西方文化面前。
“中国新史学”肇兴于清末，“德国新史学”输入中国的主要路径有二：一是由日入华（梁启超、章太炎、钱玄同等），一是由美入华（何炳松、蒋廷黻、胡适等）。
洋派新史学导致了中国百年史学观紊乱，点燃了新文化运动之火；导致了中国传统考据粉碎性骨折，历史虚无主义蔓延，流毒寰宇！

虽然，先驱们中不乏本着救国启智初心，倡导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但也有不少是披着现代启蒙思想的外衣，迎合潮流四处招摇的投机者，更有借机“清儒”“全盘西化”的窝藏祸心者。
1909年7月10日，清政府颁布《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庚款留学计划启动。
美国退还庚款的目的除了争夺留学生源之外，主要是：
1、“避免将来中国再次发生类似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
2、“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以最精巧和最令人满意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
20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和教育界享有盛誉，成为了“德国新史学”移植美国的策源地。约翰·杜威把持的哥大师范学院，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教育研究中心，也是培养中华民国精英大师的大本营。
杜威不仅是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也是一位热衷于推动社会改革的所谓自由主义派人士，还是美国共济会33级别大师。其中国弟子回国之后，皆在学术教育界呼风唤雨。
郭秉文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东南大学校长
蒋梦麟 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校长
蒋廷黻 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开设了西方史学
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郑晓沧 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教育系主任、浙江师范学院院长
陈鹤琴 南京师范学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张伯苓 南开大学创立人，西南联合大学创办人，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李建勋 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主任、北京高师校长
在民国大学的校长、师范学院的院长中，有过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经历的就有三十多位。
1924年9月，由退还庚款组成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成立，十五人的董事会中，杜威及其哥大信徒占据了6席，加上专职秘书任鸿隽，及1927年6月29日进驻董事会的胡适，“哥派”已达半数。

胡适为“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留学于共济会办的康奈尔大学，任“世界学生会”会长，后转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师从约翰·杜威，经杜威介绍入会为石匠学徒，中年晋升到23级别以上。若非其特殊身份和身后的主子，身为基督徒的蒋委员长岂能敬畏其三分？
被蒋称为“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的胡适，哥大肄业，借新文化运动，上位北大；借整治国故运动，分化北大各学术派，壮大英美派势力；借美国中基会之力，执北大学术之牛耳，废掉评议会，大肆清除异己，被称为“学阀”。钱鐘书的老师温源宁曾夸赞胡适“毫无阴谋气“，亦难逃被罢免系主任之职。
胡适醉心于成立研究院，扩大文化话语权，为此不惜向梁启超宣战。在学阀晋位中，胡适可谓是所向披靡，无奈五卅运动、日军全面侵华、新中国成立，三次中断其“北大情结”进程。
“东周以上无史”的论点滥觞于胡适，类似这种没有经过“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在胡适哪里，不存在其“有疑处不疑”的政论与其“无征不信”的治学方法的相互矛盾。在胡适和钱玄同诱导下，顾颉刚的古史辩运动，将经日本间接输入的西方神话学纳入了史学研究范畴，掀起疑古潮，以洋套中，抹煞历史，摧毁国民在历史文化上的自尊自信。
顾颉刚一句成名的“大禹是条虫”，实际上是1909年日本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翻版，这应归功于最先鼓动废除汉字的钱玄同，钱乃疑古派的灵魂人物，顾不过是前台木偶。而殷墟甲骨文的发现，鞭了白鸟、钱之流的僵尸。
“层累古史观”起源于欧洲“古典学”，“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鼻祖是英国史学家康诺普·瑟尔沃尔，顾颉刚加上＂中国古史＂就算首创了？其所学既非考古考据，又未留过洋，其时正为还债四处奔波，哪来的突发奇想？胡适的恩典让顾颉刚终生铭记。同样让其终生铭记且惊诧的还有：1929年，胡适不“疑古”了！

原本，西方的“层累古史观”旨在截断古希腊源于东方文明的脉络，理顺纯正古希腊——日耳曼种族伪史。经日本传到中国后，却演变成了中国“疑古派”的利刃，充当了列强绞杀中华文化的最佳工具。西方造假与中国疑古所采用的“古史辨”之法如出一辙，一式两用，足以让西方意外并雀跃了。
回顾几千年中华文化史，“新文化运动”是最严重的文化毁灭活动；
辛亥革命不但终结了清王朝的统治，同时也终结了国学传承；
中华文化崩溃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对中国觊觎已久的西方。
韬光隐晦，负重致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盛行的所谓“新文化史”，不过是民国时期“新史学”的变种和死灰复燃。西方借着改革开放之机，利用中西方经济科技的落差，倒灌西化普世价值。
国内知识精英普遍文化自卑、自虐和自残，陷入崇西贬中的“河殇式”思维，人为制造出“信仰真空”。他们咒骂母语文明落后、劣根，膜拜西方宪政，迷信市场万能。唯对历史以颠覆为能事，对传统欲尽净而后快。
披着华人皮囊的土狼海归顶着各种光环，越洋纷至。洋装穿在身，心早已是西方魂的香蕉们，挟洋自重，一边得意忘形地享受着国人的仰慕，一边贪婪疯狂地盗挖着东方的宝藏，一边处心积虑地抹杀中华的文化。
时间来到九十年代，中国的公共舆论进入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知识权成了学阀权，那些统驭中国公共话语权的学术官科们，用自由主义编织“金缕玉衣”，用社会舆情打造明枪暗箭，四处流淌着西方吸血鬼的秽脓污液。
2005年，北大的彩票硕士事件沸沸扬扬，名校野鸡化，北大当先锋？！高等学府涉外成风，沦落为藏污纳垢之地；抑中崇洋充斥中小学课本；诡辩之声盈满网络。教育文化娱乐金融各领域，全方位泛化。

各种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比名著本身更占据我们的记忆；
各种历史戏说的文艺创作，比历史本身更融入我们的史观。
这种有系统有计划地渗透，是“庚子退款”战略的升级版。至此，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因素不但在中华文明土壤中扎下了根，而且已经是野稗丛生，遮天蔽日，华夏文化则青黄不接，零落残缺。民族文化的指挥棒几乎二次易手。
而冰火两重天的另一面：
2017年12月11日，联合国发布《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的1/3依仗中国。
201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连发四文评析当前中国经济，一份振奋国人的高颜值成绩单呈现在世人眼前，中国经济总体平稳！
改革开放四十年，亚洲中国成为了世界的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下，西方三百年工业化的壁垒，居然被中国的加工产业集体突围逾越了，中国不但打造了全世界最完备的工业体系，还从产业链低端一路吞噬到高端，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
这太匪夷所思了，拿着中国必然崩溃的精准数据，崇尚数字的西方心里没数了！
世人只盯着欧美日获诺贝尔奖的比例，却漠视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海，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理智透世】认为：中国的优势是不乏人才，中国的劣势是人才太多！中国不仅有人口红利沉淀到低端产业的庞大肚量，更有人才红利攀升至高端产业的澎湃动力。
——西方非常清楚：华夏子孙的儒家贯通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个人的主观人生价值和国家、民族、天下的功能性价值的意义归一。
中国言必“形势”，既注重当下稳定的形，又着眼于趋变的势。
纵观“改开”，一直是沿着国富民强的箭头矢志不渝前行的，是按照“衣食住行”次第顺序满足人民需求的。航空高铁网络化，不只是制造业的升级，更是为下一步的“行”（旅游、物流、文化）安上了翅膀和飞毛腿。中国智慧中的“器”，始终都是人天合一的耦合剂，而非西方霸权的剔骨刀。
——西方非常清楚：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内生文化，具有人类社会唯一的创新机制。对外来文化进行潜移默化中，始终保持着自己完整的内涵和日趋完善的系统，非但能自我消化内忧外患，还能经过中庸调节而自我修复，以至自我平衡。
——西方非常清楚：世人普遍以经济强弱和科技水平高低定性文化的优劣，而中国人病态般厌恶自己的历史文化，从而“抑中扬外”、“抑古崇洋”，是可以预见的。
市场全球化下，“经济国界”日渐抹去，“文化国界”才是最后的壁垒。近代的西方全球扩张，文化战都是前锋，文化殖民成为首选。正是因为西方非常了解中国，才数百年如一日的如此“惦记”着中华文化。
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进程中，中国文化是唯一不曾中断的、具有连续性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优越的地理环境，归功于秦始皇的大一统。
秦始皇被知识分子骂了2000多年，但国人至今仍在其余荫之下：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超级大陆型帝国。
2500年前，秦汉之际，中国就告别了封建制度，进入郡县制，或者叫做中央集中制。汉初的分封引发七王之乱，于是汉承秦制，继续郡县。从此，中国都是双轨机制，一是皇权设到县，二是县下乡绅自治。这两套治理机制天衣无缝的整合在一起，维持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国家和文化国家的共生。
中国的大一统，早已告别了封建制，而欧洲在宗教束缚下才是暗无天日的千年封建，直到17世纪才出现国家的概念，拿欧洲史来套中国，是最大的历史虚无。
西化的教科书理论，能给国人一双慧眼吗？
奔腾岁月，砥砺前行
“一个有深厚文化自信的民族，才有长久屹立的精神支撑，才能拥有复兴之魂。”
回顾历史，世界上的古老文明，其兴虽勃然，但其亡亦勿勿，唯中华文明永生不灭。中国曾多次陷于危机而落入低谷，但每次都能自我造血，走出逆境而民族复振。
“改开”以来，国家制定的经济、军事、工业化诸方面的战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树立了理论、制度、道路的中国模式标杆。在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螺旋上升过程之后，文化自信，则必然成为夯实改开成果不可或缺的压舱石。
文化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纽带，文脉与国脉相连，中国文化战略上的策马奔腾，开始呼唤文化认同的回归。“中国梦”专题片震撼国人凝聚民心，《中国诗词大会》网综清流沁人心脾，《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普及融入激活经典，熔古铸今，打造广泛认同！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目的可能是想高呼“今上万岁”，但其实却挖掉了共产党中国的文化老根。至于他所批判的“崇西贬中的‘河殇式’思维”，他哪里知道，《河殇》虽然承袭了某些共产党文化，其实乃是一种“借古讽今”——借“长城精神”批判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草菅人命和豆腐渣工程，借“龙”批判了个人崇拜和老人政治，借“黄河心理”批判了延安精神和南泥湾的鸦片制造……难怪共产党老狗王震之流怀恨在心。

谢选骏：好干部就是狗官

《习近平春节团拜会赞狗》（2018年2月15日 转载法广RFI 安德烈）报道：

中国狗年来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春节团拜会上赞扬“狗是人的忠诚伙伴，是忠义和平安的象征”，以“金犬、玉犬、瑞犬、义犬”形容狗年，用心良苦。

习近平狗年祝词对国际形势评估使用了“波谲云诡”，对国内使用了“艰巨繁重”，预示着狗年虽然是瑞犬之年，值得警醒的事情并不少。其中一个就是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综合文章：“鲁炜等人落马‘反腐要缓缓手’的臆想再次破产”，对“潜伏的腐败分子心存侥幸地或观望，或抵触，或挣扎。”这是代表习近平发出了严厉警告，有二心者，当心! 昨日潜伏的孙政才、鲁炜都已落马，明天将要打掉的大老虎是谁呢？大家好自为之。

狗年祝词有一个小小细节，习近平在提到马列毛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之后，用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没有像以前许多观察家指出的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发一场讥讽。

不少人注意到新华社发出的春节前夕习近平看望老同志一文，这篇官媒发表的短文除了列举了长长一串老同志名字，就是如同习近平拜年会上讲的那几句话，“老同志……对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表示衷心拥护。”这篇报道的看点是老同志表态拥戴习近平的最后一段，短短一段文字，习近平的名字竟出现了四次，谈到指导思想，不但不提马列毛，而且也不提邓三科，就只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个人崇拜又上一层楼。

这些老同志都是谁呢？排在第一名的仍然是江泽民。江泽民曾庆红虽然是习近平十八大接班的精心策划者，但习近平与王岐山发动的反腐却大大伤害了江曾势力，甚至有时传出反腐危及江曾的可能。另外江泽民的身体状况也常常成为传言的关注目标，总之，江泽民虽然离任多年，影响力尚存。

接下来引起关注的是老同志名单里面没有十九大退休的王岐山。又成了湖南人大代表的王岐山，一如媒体预测，看来真的要担当中国国家副主席了。王岐山强力反腐，为习政权铺路，引起许多老同志不满。现在王岐山又来了，老同志们要想清楚。王岐山还会继续在习近平周围工作，帮助习近平，监察的不光老同志，中央委员会新同志也将感到王岐山的威力。习起用退休了的王，王必将拼命卖力。这可能预示着老同志念念不忘的“七上八下”实质破灭，习近平长期执政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无论从看望老同志，还是春节团拜会，对习核心的强调是习近平春节前夕活动的要旨所在。官媒对此心领神会，除前述报道外，且以大报特报比较次级的落马高级官员鲁炜来做反面烘托。鲁炜已经被拉下马，被双开，等着“移交法庭审判”，但官媒可以说使用了“无所不用其极”的语言来痛批鲁炜。13日官媒转中纪委通报，指鲁炜“肆意妄为”、“不择手段”、“品行恶劣”、“专横跋扈”、“毫无党性原则”，“以权谋色、毫无廉耻”，“对党中央极端不忠诚”，“‘四个意识’个个皆无”，“‘六大纪律’项项违反” 。周三新华社又转发中宣部要求旗帜鲜明与鲁炜划清界限的文章，指其“以网谋私，挟网自大，是典型的’两面人‘”。对这样的人要“零容忍”。

鲁炜当中宣部副部长、网信办主任时，曾被称为“网络沙皇”，他是为中共效了全力的，要不那么遭网民痛恨，现在反过来遭到党中央这么痛恨，为什么呢？官媒指他 “对党中央不忠诚”，也就是对习核心不忠诚。这里说的忠诚可能就是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说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有分析推测鲁炜是否在“绝对忠诚”上打了马虎眼？

再回过头来看习近平春节团拜会上赞狗，以“金犬、玉犬、瑞犬、义犬”形容，重点还是在讲忠诚，习近平向全党再次发出了警告。

谢选骏指出：这与其说是警告，不如说是期许，也就是说，共产党的好干部应该像“金犬、玉犬、瑞犬、义犬”，多金、名贵、兴旺、忠诚，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狗官。好干部就是狗官，听话和摇尾是第一位的重要，并不需要多么凶猛和专业。其实，这是儒家传统，而非革命传统了。所以，大家大可不必担心中国回到文革，相反，中国会向复古主义继续前进。就像我四十多年前预言的那样。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仅仅复兴是不够的，那只能造就周天子的西周（第一期中国文明）与天可汗的盛唐（第二期中国文明），还不足以造就“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第三期中国文明）——而现代人类所需要的，是一个全球政府！显然，狗官不足于担此大任也。

谢选骏：白人殖民主义卷土重来

《佛州高中枪击案嫌犯被控17项谋杀罪名 属白人民族组织成员》（2018年2月16日东网等）综合报道：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所中学日前发生枪击案，造成17人死亡，19岁的遭退学枪手首次出庭，他被控17项预谋杀人罪名。执法当局表示，他涉嫌犯下美国史上历来最致命校园枪击事件之一。

布罗瓦郡（Broward County）警方表示，19岁的克鲁兹（Nikolas Cruz）2月14日返回位于派克兰（Parkland）一所中学大开杀戒，持枪朝师生开火。警方认为克鲁兹是独自犯案。克鲁兹15日下午首次出庭，他被控17项预谋杀人罪名。克鲁兹身穿橙色连身服，双手被铐在腰间，在短暂的聆讯中被法官下令还押，不准保释。

执法官员说，克鲁兹在中学杀人时使用的AR-15步枪是循合法途径购买。一个名为“佛罗里达共和国”的白人民族主义民兵组织的领袖杰里布说，克鲁兹是该组织成员，曾在塔拉哈西参加半军事训练。杰里布说，数年前曾与克鲁兹短暂交流，他给人的印象是个正常的佛罗里达州白人男子。

杰里布的组织希望佛罗里达州成为自己的白人民族国家。他说，他的组织举行自发随机示威，及尽可能不参与现代世界。他又表示，克鲁兹与一名女孩出现问题，相信他在情人节发动袭击并非巧合。当局没有透露事件的可能动机，只表示克鲁兹被该中学开除学籍。认识他的同学指他不稳定，行为又怪异，令人与他疏远。

另外，密西西比州保释担保人本奈特（Ben Bennight）说，去年9月曾见到有人用“尼古拉斯·克鲁兹”的网名，在YouTube频道留言，表示“将成为职业校园枪手”，他向联邦调查局举报。联邦调查局人员翌日来找他，但事后却不了了之。

现在的克鲁兹身穿囚衣、低头出现在法庭上，他对法官对他宣读自己的法律权利及17项谋杀罪指控后，低声回答“是”。他承认自己就是持AR-15步枪进入校园，在走廊和操场射杀学生的枪手。射杀后他丢弃了步枪和其他装备，混入人群中逃离现场，曾前往附近的连锁超市沃尔玛、和快餐店就餐，之后他在路上被警察盘查后逮捕，距离枪击之后1个半小时。

谢选骏指出：克鲁兹（Nikolas Cruz）这位白人民族主义民兵组织成员如此卑劣怯懦，只能说明他是一个退化的殖民主义品种。虽然，他滥杀无辜的血腥暴行，再现了历史上白人殖民主义“血染的风采”。克鲁兹（Nikolas Cruz）这位白人民族主义民兵组织成员如此卑劣怯懦的偷袭，演示了他的祖先们是如何用这样血腥的手段消灭了数千万北美的印第安人的……因为只有杀光原住民族，佛罗里达才能成为一个“白人民族国家”。这种英式白人殖民主义，就是纳粹灭绝营的开路先锋。结果呢？纳粹灭绝营招致全球联合反抗，日耳曼人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白人殖民帝国全然瓦解。白人殖民主义现在还想死灰复燃，结果就是彻底摧毁美国社会，把一个美国分裂成为五十个独立国家。例如，加利福尼亚左得出奇，奥克拉荷马右得出奇，都想独立建国，还要添上一个这个充满了南美人的佛罗里达国家。

网文《白人优越主义》报道：

白人优越主义（White Supremacy，又译作白人至上主义）是一种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白色人种族裔优越于其他族裔。白人优越主义与种族主义也不认为所有白人都是优秀的，常主张某类欧洲人才是优等人种，肤色与优等程度直接关联。

白人优越主义往往充满偏见和歧视，被此思想排斥为“劣等”的人种包括印度人、黄种人、阿拉伯人、墨西哥人、犹太人、非洲人、拉丁美洲族裔肤色较深的人、美洲原住民和其他土著居民。对于最劣等的非洲人，他们会说“黑鬼”等歧视性用语。目前仅有北欧人种（即雅利安人种后代的其中一支），才拥有白里透红的肤色，而其他白色人种的肤色皆是米白色或黄色，与现今东亚人种（即蒙古人种的一种）的肤色无异，因此部分较极端的白人优越主义者，认为仅纯正的雅利安人种后代才是真正的白色人种，其他的东南欧与东亚的人即使拥有浅肤色也不算在内。

白人优越主义的范畴、性质，和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一直引起争议。一些狭义优越主义者认为，白种人优越于其他人种，因此白种人更应统治其他人种。而白人分离主义和白人国家主义组织通常使用更狭窄的定义，希望以此区别于其他白人优越主义者。不过他们对外族的观点通常重叠。在美国重建时期前后几十年间，白人优越主义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盛行；在南非的种族隔离时代和纳粹德国统治下的欧洲，这一思想也是同样盛行。

白人优越主义，像其他优越主义一样，根植于民族优越感和对霸权的欲望。它有着不同程度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倾向。白人优越主义通常与种族清洗和种族隔离结合，但并不一定是从其而来。

历史
20世纪中叶以前，美国南方的非白人被剥夺选举权，他们也被禁止参政，甚至在政府部门工作也不可能。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美洲原住民及在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常被视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而没有获得应有的待遇。
很多被欧洲人殖民的太平洋周边国家，曾因文化上的考量及维持支配，限制来自亚太国家的移民直至1970年代。美国的某些州份直到1947年还禁止异族通婚（见Loving v. Virginia条）。
罗得西亚（现津巴布韦）直至到1979年，南非直至到1990年代中期，均为白人优越主义的政权。

意识形态
虽然白人优越主义者和白人分离主义者都对族裔混和，特别是异族通婚持反对态度。但优越主义者受到纳粹影响，更进一步声称，“白种人”（仅限北欧或日耳曼民族人）天生优越于其他族裔，因此白种人应该统治他们。这是“白人优越主义者”区别于其他右翼的特征。

新纳粹主义
就谁可以被分类为“白种人”和如何判断一些族裔的优越程度，优越主义者里有相当大的分歧。例如，某些白人优越主义组织认为东欧人和各类南欧人一样是优越的“白种人”，但其他组织就认为他们是次等的“非白种人”。
持有北欧民族主义和德意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人，仅承认北欧人或日耳曼民族（通常还有凯尔特人）是白种人。这种思想来自纳粹主义。不过，关于其他地区，纳粹曾因此授予地中海盟友意大利人、东亚盟友日本人和东欧盟友匈牙利人等等一个荣誉亚利安人的称号。一些现代白人优越主义组织，特别是在德语国家里的，极力宣扬他们和纳粹的关系。所以这些组织被集体标签为新纳粹。

泛欧洲主义
“泛欧洲主义”是白人优越主义的一种，其接纳所有欧洲人为白种人（当然其中也有争议：究竟谁可说是地道的欧洲人？）。在他们眼中，从浅肤色的瑞典人、英国人和德国人至深肤色的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希腊人，都是泛欧洲人。但也有一些南欧人，如意大利（伦巴底蛮族的后代）、西班牙（伊比利亚蛮族的后代）、希腊（被突厥和斯拉夫蛮族混过血的现代希腊人）、和法国（法兰克蛮族的后代）的优越主义者，却认为地中海沿岸的人比源于北欧的人更优越，因为北欧人是蛮族的后裔。

有一些泛亚利安民族主义者接纳所有祖先在欧洲的人，包括现在不居住在欧洲的高加索人、一些中东人、北非人、中亚和西亚人。可是，不是所有在这些地区内的人都被看做“白种人”。以中东人为例，叙利亚人、黎巴嫩人、部分土耳其人和伊朗人都被优越主义者接纳为白种人。但是，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人都不被接纳。现在居住在南亚的高加索人（巴基斯坦人、印度人等等）通常也不被接纳。

很多信奉种族主义的人都不会用“优越主义者”这字眼，因为它带有欲统治其他民族的含义。但两者都相信白色人种优越于其他民族。这些种族主义思想的差异最能被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代表。他谴责美国奴隶制度，但又持有鲜明的种族阶级历史观。他把卓越文明归于“白色人种民族”，说他们因在严峻的北方生存，而获得敏锐和智慧：“最高的文明和文化，除了古印度人和古埃及人外，就只出现于白色人种民族内；就连在很多深肤色的民族中，其统治阶级或种族的肤色都比其他人洁白。因此，事实上他们是从外迁移来的。譬如：波罗门人、印加人、和南海列岛的统治者。这都是因为“人之所需是发明之母”之原因，因为那些种族部落在早期已向北方迁徙，因而渐渐地变成白人。他们发展他们所有的智力，去发明或改进所有的工艺，与需求、不足和贫困搏斗。这些事情都是出于气候的关系。这样他们只有去干，为了去补偿自然界的吝啬。因而，就出现了他们的高度文明。”（Parerga and Paralipomena, Volume II, Section 92）

宗教异端
在美国，白人优越主义运动被指与基督信仰的基本教义派有关。但大多数基督徒都指责其运动完全没有基督教色彩。基督徒身份认同与白人优越主义十分接近，他们趋向于认为其他基督教支派是异端。有些白人优越主义者，如Matthew F. Hale，在宣称信仰基督的同时，却认为以暴力实现自己的目的是恰当的；他还藐称主流基督信仰为杂种或“自杀”式信仰。

有一些白人优越主义团体也从事日耳曼新异教运动。大多数新异教主义者否定白人优越主义，但也有少部分以宗教合理化优越主义。一些日耳曼新异教（如Odinism）宣扬二元论的宇宙，它是由“光明世界”（白人）和“黑暗世界”（非白种人）组成的。日耳曼新异教主义者和基督徒身份教派没有关系，二者在意识形态上最基本的分别在于，新异教主义者相信旧有的北欧神话而不相信耶稣之神格。有一些团体，例如南非的Boeremag，也把基督元素和异教元素结合。

不是所有的白人优越主义者都以宗教为本。如美国纳粹党或者希腊的金色黎明等组织，他们的主要动机是在政治上，而非宗教上。美国最广为人知的白人优越主义组织三K党，其宣扬的种族隔离主义就不是基于宗教理念。纵使有一些三K党成员可能是公开的基督徒。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彻底的白人优越主义者，反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闪米特宗教。他们典型的观点是：“确实，现在有组织的基督教是西方和白人的敌人”（Samuel Francis）。这些人以现代西方文化、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以及日尔曼文化为荣。他们认为基督教并非西方文化，而是中东的宗教。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同意被称为白人优越主义者，他们往往自称为白人国家主义者。但有人认为白人国家主义者是新纳粹分子。

组织分布
在大部分白人为主的国家都能找到白人优越主义组织，包括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南非、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在这些地方，公开持有优越主义观念的人占总人口很小一部分，而其中活跃的成员更少。

近25年来，因为欧盟的多元文化主义，开放边境，人口自由流动及降低输入移民限制的政策，非白人大量移民到较发达的欧洲国家如法、德等国，刺激了此类组织的成员增加。白人优越主义支持者示威和仇恨罪行都有所增加。

一些新纳粹组织的军事化行动引起了执法者注意。欧洲国家由于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白人优越主义组织被各种不同法律遏制。

暴力行动主义
最近一些“创造论运动”参与者表现了白人优越主义暴力化的现象。该教派创始人相信，一个人的族裔就是他的宗教。除此以外，他还宣扬犹太人控制美国政府、国际银行、传播媒体的阴谋论，这与基督徒身份教派相似。这个宗教认为，迟早会有一次种族圣战，叫做RAHOWA，把犹太人和“烂泥种族”从世界上铲除。

1990年代初，这个宗教的会员人数有显著增长，这是因为千禧年邻近，相信世界末日的人认为种族圣战将要开始。1996年，一个被伊利诺伊州吊销律师执照的人Matthew F. Hale，成为“创造者之世界教会”领导人。他把该组织的名字改为“创造论运动”，以给人它是一个广泛运动的印象。

近年来，这个组织的成员主动挑起多起暴力行动，包括在南弗罗里达州数次以种族仇恨为动机的殴打案。2005年，四名创造论运动成员为“革命”筹钱，抢劫一个犹太人开的影视店，并因用手枪挥打店东而被判有罪。

一些白人优越主义者愿意为这一信仰殉教。例如“规律派”组织领导人Robert Jay Mathews，为运动筹款进行了多次抢劫，最后与执法人员枪战被烧死。还有William King，他在1998年参与虐杀一名黑人被判死刑，并以此事为傲。

组织分裂
很多白人优越主义组织已呈现出容易分裂的趋向。根据互联网上观察，白人优越主义运动显示出很多内乱。在政治谱本里，与它反极方向的政治运动也有相似特征。多个组织都有不和与敌对，不同人物间也有广泛的争执。可以看得出在这运动中有太多人想作领导者而没人想做随从者。

比较不极端的白人优越主义者，如白人民族主义和旧保守主义的信徒，往往被极端白人优越主义者指为懦夫和叛徒。而信仰上述两个观点的人认为，白人优越主义者和新纳粹败坏了所有右翼的名誉。

现代白人优越主义者
以下是当代公开支持白人优越主义的名人，他们也主要因偏激的信仰成名。大多数人都不愿与白人优越主义及种族主义有牵连。他们认为两者不应混为一谈，后者带有贬义。白人民族主义拥护种族隔离、民族主义，他们反对多元种族混居；白人优越主义者则诉求多种族混居，一个种族统治其他种族。

谢选骏指出：纯正的白人其实多为红色的人，因为他们的祖先患有白化症，都是露出了血液的颜色。至于他们的智商是否最高，那是很成问题的。但是他们显然并不适于在地球上的许多地区生存，所以在近代以前，他们的分布区域远远不及黄种人。

谢选骏：马列主义的家奴政治

《菲佣被杀 杜特尔特下令出机票召万人回国》（2018年2月15日 转载观察者网）报道：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3日报道，日前，一位在科威特工作的菲律宾女佣惨遭杀害，尸体被藏在冰箱中后。该事件发生后，菲律宾政府提供的免费机票，让一万多名在科威特工作的菲律宾外劳回国。

在多起菲律宾女性在科威特遭杀害，包含29岁的德马菲利斯（Joanna Demafelis）之后，总统杜特尔特下令禁止输出外劳至科威特。她的遗体在周三在雇主家中的冰箱中被发现，据报道，尸体被藏了一年。

据菲律宾商报10日报道，在看到有关德马菲利斯死亡的消息后，杜特尔特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

杜特尔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菲律宾人不是任何人的奴隶。对菲外劳施以的每一次非法身体伤害，都是对身为这个共和国领袖的我的伤害。对菲外劳施以每一次虐待都是对我们这个主权国家的冒犯。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如果我们无法为菲律宾人做点什么，我便是没用的。”

杜特尔特在上周准备采取“紧急措施”以保护在国外工作的菲律宾人时表示：“我将把我的灵魂卖给魔鬼，以寻求资金让你们能回家并舒适地在这里居住。”

免费机票的方案已扩及包含一万名在波斯湾国家签证过期的菲律宾人。

菲律宾海外劳工福利署向CNN表示，截至周二已有510名菲律宾工人搭乘包机返国。劳动部长贝洛三世在周一的记者会上说，自1月29日起，上千名菲律宾人出现在菲律宾驻科威特大使馆，以启动已经科威特政府同意的遣返程序，目前已有超过2200人收到旅行文件。

科威特近年成为菲律宾人海外工作的热门地点。科威特外交部称在1月有276000名菲律宾人在科威特。据菲律宾统计局资料，在2016年有超过220万菲律宾国人在国外工作，其中6.4%在科威特（中东56.9%，亚洲28.1%，欧洲6.6%，南美洲6.6%，非洲1.4%，澳洲1.4%）。

杜特尔特此前表示将计划访问科威特并处理此事。他在周五说：“对我们的劳工，我们并不寻求特权，但我们确实期望他们能得到尊严和基本人权。”

杜特尔特还强调，他不想与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拉伯国家争吵，但他恳求这些国家的政府确保在中东的菲律宾外劳得到人道对待。

菲律宾外交部长提醒科威特政府，要求就菲外劳在当地遭受虐待的事件采取行动。

贝洛三世向受影响的菲外劳保证，将协助他们在国内或另一个国家寻找另一份工作。

谢选骏指出：菲律宾总统对其臣民在国外遇害感到义愤填膺，但是他对其臣民在国内遇害却拍手称快——这是一种典型的家奴政治，就是我可以杀我的家奴，你不可以杀我的家奴。当然，这种“家奴政治”比起元明清等三个外来政权（据研究明朝起源于明教）在中国奉行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家畜政治”来，还是要好一点。有的研究指出——明初朱元璋大杀功臣，可能涉及到朱元璋放弃明教、转舵儒教的“意识形态之争”。这一观点确实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按照这一观点，相比朱元璋之下，洪秀全因为没有完成这样放弃洋教、回归先王之道的转舵，结果玉石俱焚了。现在和未来呢，中共能否超越毛泽东的洪秀全路线，实现类似朱元璋那样的至少在名义上回归中华本位的历史转舵呢？因为明教和洪秀全所奉行的，是一种比之“家畜政治”更不人道的“理想主义”和“计划经济”——只能乱邦，不能治国。就像马列毛思想那样。朱元璋背叛和消灭了明教，所以明朝维持了三百多年（1368—1683年台湾沦陷）；洪秀全、毛泽东坚持邪教，连中国也无法统一。

谢选骏：共产主义为何是自己的掘墓人

《一种不可遗忘的历史动力——关于“恶”的历史作用》（赵家祥 2013-03-23）说：

从常识的观点看，肯定“恶”在历史发展中有积极作用，这似乎是奇谈怪论，因为人们历来倡导“惩恶扬善”。从教学的角度看，在哲学教科书列举历史发展动力体系中诸多动力时，很少有讲到“恶”的历史作用的。但是，只要我们认真查阅有关文献，特别是历史哲学著作，就不难发现，“恶”具有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的观点古已有之，近代以来的西方历史哲学对“恶”在历史上的作用有不少深刻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合理思想，对“恶”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了科学的说明。正确认识“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对于全面深入地理解历史哲学的许多基本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全面认识和处理现实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不可忽视和遗忘“恶”这个历史发展的动力。
历史哲学中所说的“恶”与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恶”并不完全相同。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恶”主要是指作坏事的意思，如“恶贯满盈”、“罪大恶极”、“罪恶累累”、“十恶不赦”、“万恶滔天”、“恶人先告状”、“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等等。“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恶”有着更加广泛的含义，它包括私利、私欲、权欲、贪欲、犯罪、剥削、压迫、竞争、阶级斗争、殖民统治、侵略战争等等。作者先讲西方历史哲学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然后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讲马克思主义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观点。
一、西方历史哲学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
(一)基督教哲学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
在古代基督教哲学中，就提出了“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奥里留·奥古斯丁(354-430)的《上帝之城》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认为，自从亚当犯了原罪以后，世界便被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上帝之城，一个是世俗之城。前者属于上帝的信徒，后者被魔鬼撒旦所统治。奥古斯丁所说的“城”，相当于“社会”。而社会是人的群体，但不是杂乱无序的集合。他说：“一个人的群体是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就他们所爱的事物达成共同协议而结合在一起。因此为了知道一个群体的性质，我们只需了解什么是他们所爱。”这两种不同的城，是根据两种不同的“爱”划分的。奥古斯丁认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两种冲突：第一种冲突是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冲突。这种冲突根源于两种城中存在着的两种不同的爱：上帝之城中的爱是超越自我的对上帝的爱，世俗之城中的爱是蔑视上帝的自我之爱或自私之爱：两种不同爱酿成两种城之间的连绵不断的冲突和斗争。第二种冲突是世俗之城内部的冲突，这种冲突根源于人类自私的本性，是人与人之间为了追求一己的私利而互相倾轧、互相斗争。这种冲突和斗争是上帝对人类世俗罪恶的惩罚，并由此展开人类的历史。人类历史就是上帝的信徒与魔鬼的信徒不断斗争的历史。斗争的结果使人类不断趋向上帝的天国，同时把魔鬼的信徒打入地狱，上帝之城战胜世俗之城，上帝的信徒最终进入幸福的天国。这种观点显然是神秘主义的唯心史观，但也包含着合理思想：(1)这种历史观中包含着历史进步的思想；(2)这种历史观中包含着惩恶扬善的思想；(3)这种历史观蕴含了社会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及其解决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
(二)维柯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
维柯(1668-1774)是近代西方历史哲学上第一个较为系统的论述“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正是人们对自己私利的追求构成了历史运动的动力。他在《新科学》一书中说：“人类由于受到腐化的本性都受制于自私欲和自爱的暴力。这种自私欲迫使他们把私人利益当作主要的向导，他们追求一切对自己有利的事物，而不追求任何对伙伴们有利的事物，他们就不可能把自己的情欲控制住或引导到公道的方面去。”维柯认为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推动历史发展的是人的共同意识。他反对把人类历史看作无数偶然事件的堆积或教皇与君主的意志和狡诈奸计的产物，力图在历史中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人们追求私利的行动，却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它不可能引导人类历史有规律地向着确定的方向发展。这显然是一种矛盾。维柯是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的呢？他认为，另有一种力量制约和疏导着恶的力量，使其向一定的方向发展。维柯把这种力量称之为“天神意旨”。这种“天神意旨”与奥古斯丁的“上帝意志”不同，它实际上是人类共同利益需求的原则，是人们的一种群体意识或共同意识。维柯说：“我们的批判所用的准则，就是由天神意志所教导的，对一切民族都适用的，也就是人类的共同意识(或常识)。这种共同意识是由各种人类制度之间所必有的和谐来决定的，民政世界的美全在于这种和谐。”又说：“共同意识(或常识)是一整个阶级、一整个人民集体、一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这就是说，群体意识分为不同的层次，有一个阶级的群体意识，有全体人民的群体意识，有一个民族的群体意识，以至有全人类的群体意识。而全人类的群体意识则是“由天神意旨教给诸民族的一个准则”、“一个共同的真理基础”。虽然每个个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样群体意识，但这种群体意识却对每个个人的意识和行为发生影响，能引导人们在现实的行动中作出各种判断和选择。
维柯举例说：人在野兽情况下只希求他自己的福利；娶得了妻子、生了儿女之后，就希求自己和他的家庭的福利；进入了公民生活之后，他就希求他自己和他所属的那个城市的福利；等那个城市的统治推广到若干个民族，他就希求自己和民族(或国家政权)的福利；如果若干民族由于战争、和约、联盟和通商而结合在一起，他就希求他自己和全人类的福利。他指出：“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中，人主要希求他自己的利益，所以只有凭天神意旨，人才会被控制在上述各种秩序(或制度)之中，作为家庭、城市，最后作为全人类的一个社会成员而运用公道。如果不能达到他所希求的一切利益，他就要受这些秩序或制度的约束，只希求他所应得的那份利益，而这就叫做公道。所以调节一切人类公道的就是天神的公道，其目的就在维持住凭天神意旨来行使公道的人类社会。”由此可见，在维柯看来，公众利益或群体意识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而私人利益或个体意识则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同时必须看到，维柯的“天神意旨”仍然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
(三)康德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
康德(1724-1804)有着与维柯近似的观点。康德认为，自然赋于人各种各样的秉性。人的最基本的秉性有两种：一种是利己主义或个人主义；一种是利他主义或集体主义。但人的本性的主导方面是利己主义或个人主义，人的本性是恶的。正是恶的本性驱使人们为自己的私利而奋斗，并从而推动历史的进步。但是，人的利他性又制约着利己主义的恶性发展。人的利己性和利他性的矛盾及其解决成了历史进步的动力。他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中说：“个别的人，甚至整个的民族，很少想得到：当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并且是往往互相冲突地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他们都不知不觉地是朝着他们自己所不认识的自然目标作为一个引导而前进着，是为了推进它而在努力着；而且这个自然的目标即使是为他们所认识，也对他们会是无足轻重的。”“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为的是要奠定一种对内的、并且为此目的同时也是对外的完善的国家宪法，作为大自然得以在人类的身上充分发展其全部秉赋的惟一状态。”康德的自然的目标表现为，它引导或迫使人们沿着自然的意图所规定的方向发展；先是使人的恶的本性激发出人的各种天赋，发掘出人的各种潜能，引发出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斗争。人们在饱尝了由恶的本性激发出来的盲目力量造成的痛苦以后，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劫难、破坏、毁灭以后，才会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摆脱这种恶欲横流、尔虞我诈的野蛮状态，建立具有法律约束的文明社会。这就是说，尽管人们都在设计着自己的特殊计划，追求着自己的特殊利益，实际上人是由自然操纵的，并由自然引导到自然给他规定的目标上去。个别的人，甚至整个的民族，都很少意识到，当每个人或每个民族按照互不相同、以至互相抵触的意图去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他们都不自觉地实现着自然的意图。总之，康德把人的恶的本性看作历史进步的重要杠杆。恶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是善借以实现的工具。但历史的最终目的是善，发展道路是通过恶而达到善。
康德在论述人类社会的对抗性和人类合法秩序之间的关系时，把这个思想讲得更加透彻。他说：“大自然使人的全部秉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但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康德所说的“对抗性”，指的是人类“非社会的社会性”，即人类进入社会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又是和一种经常威胁着要分裂社会的贯穿始终的阻力结合在一起的。人具有一种要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因为他要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才会感到自己不止于是人而已，也就是说他才感到自己的秉赋得到了发展。然而他也具有一种强大的、要求自己单独化(独立化)的倾向，因为他同时也发觉自己有着非社会的本性，想要一味按照自己的目的来摆布一切，并且因此就会处处遇到阻力。可是，正是这种阻力才唤起人们的全部能力，推动着他去克服自己的懒惰的倾向，并且由于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驱使而要在他的同胞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如果没有这种非社会性的而且其本身确实是不可爱的性质，人类的全部才智就会在一种美满的和睦、安逸与互亲互爱的牧歌生活之中，永远被埋没在它们的胚胎里。我们应该感谢大自然之有这种不合群性，有这种竞相猜忌的虚荣心，有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没有这些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秉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人类要求和睦一致，但大自然却要求纷争不和。人类要求生活得舒适而满意，但大自然却要求人类能摆脱这样怠惰和无所作为的心满意足而投身到劳动和艰辛困苦之中去，以便我找到相反的手段好把自己非常明智地再从那里面牵引出来。康德说：“这种趋向的自然推动力，这种非社会性的及其贯彻始终的阻力的根源——从这里面产生出来了那么多的灾难，然而它同时却又推动了人们重新鼓起力量，从而也就推动了自然秉赋更进一步地发展——便很好地显示了一位睿智的造物主的安排，而并非有某个恶神的手搅乱了他那庄严宏伟的布局或者是出于嫉妒而败坏了它们。”康德这种关于人的社会性倾向与非社会性倾向的矛盾及其解决是推动历史进步和人自身发展的动力的思想是深刻的。
(四)黑格尔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
黑格尔(1770-1831)也充分肯定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自由的精神是历史的实体性动力，而由人们的自私心产生的欲望和热情则是历史的现象的动力。他摒弃关心、爱心、德性、仁义、情操之类的空话，认为个人兴趣和满足自私欲望的目的是一切行动的最有势力的源泉。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摘录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下面一些论述：“人们遵循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利己主义’”，“没有激情，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列宁同时指出，在黑格尔的著作中，爱的动机比较少，而且其范围也比较窄。列宁对黑格尔的这些思想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这些思想“接近历史唯物主义”。
黑格尔认为，个人是一个特殊存在，他从事活动的力量来源于他的意志，而他的意志是与他的私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利己的欲望会激发起人的热情。他在《历史哲学》中说：“我现在所表示的热情这个名词，意思是指从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者简直可以说是利己的企图而产生的人类活动，——是人类全神贯注，以求这类目的的实现，人类为了这个目的，居然肯牺牲其他本身也可以成为目的的东西，或者简直可以说其他一切的东西。”黑格尔虽然把自私、恶劣的欲望看成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但他同时也看到私欲激发起来的热情不能不受理性的控制。从现象上和有限意识方面来看，人的行为和历史是一幕幕热情的冲动和表演；但是，从本质上和无限的理性方面来看，人的行动和历史同样也是理性的表演，因为理性非常狡猾，它利用热情本身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理性是有机巧的，同时也是有力量的。理性的机巧一般讲来表现在一种利用工具的活动里。这种理性的活动一方面让事物依照它自己的性格，彼此互相影响，而它自身并不直接参与其间，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下，天道或天意之于世界历程可说是具有绝对的机巧。上帝放任人们纵其特殊情欲，谋其个别利益，但所达到的结果，不是完成他们的意图，而是完成她的目的，而她(上帝)的目的与她所利用的人们原来想努力追寻的目的是大不相同的。”黑格尔认为，私欲、热情等等是历史发展的表层的或直接的动力，理性才是历史发展的深层的根本的动力。
维柯、康德、黑格尔关于“恶”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的思想虽然是深刻的，但却是不科学的。他们把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不是归结为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而是归结为“天神意旨”、“自然的意图”、“理性的机巧”等非人间的精神性的神秘力量，最终都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哲学，同样认为“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但他们不是把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归结为神秘的“天神意旨”、“自然的意图”、“理性的机巧”之类的东西，而是归结为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特别是归结为人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恶”的历史作用问题，有许多深刻的精彩的论述，下面择其主要的内容扼要作些介绍。
(一)关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与“恶”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在1853年写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一方面严厉鞭挞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犯下的滔天罪行，另一方面又着重论述了东方社会的原始性、野蛮性和落后性，并认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社会结构的破坏，是在东方实现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变革，推动了东方社会的进步，非常鲜明地体现着“恶”在历史发展中可以起积极作用的思想。
马克思当时认为，只要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的野蛮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殖民主义者在自己的故乡还装出一幅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毫不掩饰这种野蛮性了。他们极其残忍地屠杀东方人民，把这种屠杀当作乐趣，用东方人的身体发泄兽性，双手沾满东方人的鲜血。与此同时，马克思又认为，从纯粹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种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和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非常悲伤的。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和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信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创造精神。我们不应该忽视和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它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看着殖民主义者的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象观察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施与一点小恩小惠，他们就会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我们不应该忽视和忘记，这种失去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蛮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残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忽视和忘记，这些小小的农村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由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从而造成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
在这里，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及其发展道路的分析，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马克思是用价值尺度和历史尺度这两个尺度全面考察殖民主义者对东方社会的关系的。从价值尺度或道义尺度来看，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人民的残酷的掠夺和屠杀，马克思给予了严厉的谴责；从历史尺度来看，他又肯定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传统的、落后的社会结构的破坏，对东方社会的发展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其二，马克思主要不是从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角度观察东西方社会的冲突，而是从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的角度着重探讨有关东方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问题，如东方社会种种落后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什么？东方社会落后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这些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近代以来落在了西方的后面？东方落后国家如何摆脱传统的束缚而走上新生的道路？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落后的根源在于自身的社会结构。亚洲所特有的农村公社、土地国有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使亚洲社会处于一种超乎寻常的稳定状态。尽管那里不断发生政治变革、改朝换代，但社会结构却始终没有改变。马克思从西方资本主义对亚洲入侵的过程中，看到了亚洲新生的曙光。他发现，亚洲的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下可能土崩瓦解，亚洲式的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文明的野蛮性、原始性和落后性改造的机制可能恰恰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因而，英国人对印度的侵略起了一种桥梁与纽带的作用，欧洲对亚洲的殖民统治也同样为亚洲社会的新生提供了契机。马克思指出：“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马克思在这里表达和揭示了一个十分深刻的历史哲学的基本原理，即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具体地说，就是在有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如果说“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话，那么“恶”则更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二)关于“类”的发展靠牺牲个体来实现与“恶”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李嘉图把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作为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的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马克思还指出：“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它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因为“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思想不仅在科学上是诚实的，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或者是造成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西斯蒙第带着伤感主义的情绪责难李嘉图，并且认为，“为了保证个人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因而举例来说，就不能进行任何战争，因为战争无论如何要造成个人的死亡。”马克思认为，西斯蒙第不理解“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理解历史进步要付出代价，不理解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整个人类的发展，要靠牺牲一部分个体，甚至整个的阶级或民族为代价。只有人类的一部分、而且是优秀的一部分首先发展起来，才符合整个人类的发展的利益，才能带动整个人类的发展。马克思指出：西斯蒙第的“这种议论，就是不理解：人‘类’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进程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
(三)关于奴隶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与“恶”的历史作用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到奴隶制的出现时，一方面谴责了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又认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种进步。这是因为，首先，奴隶制保存了大量的劳动力，把奴隶用于生产劳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其次，奴隶制甚至对于奴隶本身也是一种进步，因为作为奴隶重要来源的战俘，以前是被杀掉或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再次，社会有了阶级划分以后，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促进了古代科学文化的繁荣。奴隶制的剥削和压迫是非常残酷的，属于历史上的“恶”，但这种“恶”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却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杜林不懂得“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用一些泛泛的空话“痛骂奴隶制”。针对杜林的错误观点，恩格斯对奴隶制的出现及其历史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同样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四)关于贪欲和权势欲与“恶”的历史作用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批判费尔巴哈大讲幸福、平等、爱在历史中的作用时，引用了黑格尔一段关于“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论述：“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恩格斯十分赞赏黑格尔这个思想。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制度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在讲这段话两年以前，恩格斯就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论述过这样的思想。他在讲到文明时代所实现的进步时说：“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曾经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在这里，恩格斯在嘲讽“卑劣的冲动和情欲”、“鄙俗的贪欲”的同时，也承认了它们不仅推动了物质文明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认为精神文明的进步，如科学的发展和艺术的繁荣，也是靠这种“恶”来推动的。
(五)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恶”的历史作用
在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世界形势和俄国的自身形势的变化，黑格尔认为，俄国社会“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已经丧失，俄国的唯一前途是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虽然要经受种种苦难，亦即经受“恶”的折磨，但这是历史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尼·弗·丹尼尔逊，由于不懂得“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会给工人、农民以至整个俄国社会带来种种苦难为理由，反对俄国发展资本主义，主张在俄国公社的基础上“嫁接”西欧的现代大工业。恩格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批判了丹尼尔逊的这种错误观点。
第一，批判了丹尼尔逊否认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错误观点。恩格斯认为，丹尼尔逊离开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放弃评价社会进步的历史尺度，主要从个人的好恶评价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这是极端错误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他指出：资本主义在俄国获得了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我们是否喜欢这些事实，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些事实照样继续存在下去。而我们越是能够摆脱个人的好恶，就越能更好地判断这些事实及其后果”。在这里，恩格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评价的客观尺度。其实丹尼尔逊也看到了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俄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但他由于不喜欢这种变革而对其持否定态度。恩格斯则认为，这种变革是历史的必然和历史的进步。他指出：“从1861年起，俄国开始以同一个大民族相称的规模发展现代工业。人们早就确信：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使用蒸汽发动机的机器工业，自己不能满足(哪怕是大部分)自身对工业品的需要，那末，它现在在各文明民族中就不可能占据应有的地位。俄国也就是从这个信念出发开始行动的，而且是以巨大的努力行动的。”
第二，恩格斯批判了丹尼尔逊以由于俄国政府的政策不正确造成家庭工业和农民副业的破坏为理由，否认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丹尼尔逊认为，俄国资本主义之所以得到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之所以给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是由于沙皇政府实行了保护关税等错误政策。恩格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经济必然性使然，与政府政策的好坏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恩格斯看来，发展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必然排挤家庭工业的产品，破坏农民赖以生存的副业生产，这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全然不可避免的后果”，不仅俄国如此，当年的英国、德国也是如此。对于俄国我们不应该讨论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会不会破坏家庭工业以及与之有关的农业部门这个问题，而是应该探讨如何有利于本国大工业的发展问题，对此“俄国人必须抉择：他们的家庭工业是由本国的大工业还是由英国商品的输入来消灭。如果采用保护关税政策，就是由俄国人来完成；如不采用保护关税政策，就要由英国人来完成。在我看来，这一切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恩格斯批判了丹尼尔逊否认历史进步需要付出代价的错误观点。历史进步与代价付出是一对孪生兄弟：历史进步必须付出代价，而付出的代价又会由历史的进步来补偿。恩格斯指出：“既然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之后需要有本国的大工业，那它只能拥有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的大工业。而有了这种形式的大工业，它就要承受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其他所有国家所带来的一切后果。”这一点在俄国尤为严重。这是因为“俄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最后波及的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任何其他地方强烈得多。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代替大约五十万地主和大约八千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凯旋。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恩格斯还说过：“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没有社会的巨大变革，没有整个阶级的消失，那是不可能的；而这必然要引起多么巨大的痛苦，使人的生命和生产力遭受多么巨大的浪费，我们已经在西欧看到了。”同时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即“资本主义正在展示出新的前景和新的希望”，“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六)关于罪犯、犯罪与“恶”的历史作用
英国讽刺文学和民主主义的伦理学作家、医生和经济学家贝·曼德维尔(1670-1733)，在《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公共利益》一书中，说了一段非常深刻而又耐人寻味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称之为恶的东西，不论道德上的恶，还是身体上的恶，都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是毫无例外的一切职业和事业的牢固基础、生命力和支柱；我们应该在这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要衰落。”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引证了曼德维尔这段话并给予高度评价。马克思认为，曼德维尔“已经证明任何一种职业都具有生产性”，“只有曼德维尔才比为资产阶级辩护的庸人们勇敢得多、诚实得多”。马克思从社会分工和社会生产的角度，发挥了曼德维尔的思想。他认为，“罪犯”是一种“恶”，它是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无疑有其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一面，人们不能颂扬罪犯，纵容犯罪，更不能说在社会高度发展以后，罪犯也不会消失，不能认为将来罪犯一旦消失，社会就会毁灭。同时也要看到，罪犯的存在，可以引发出社会分工和社会生产的一些部门，引发出产业结构中的一些产业，可以给一些人提供就业机会，可以成为人们观察和研究的对象。犹如“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讲课提纲”等等一样，“犯罪生产罪行”。如果我们把罪犯作为一个生产部门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就可以摆脱许多偏见”。
第一，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以及这个教授用来把自己的讲课作为商品投到一般商品市场上去的必不可少的讲课提纲。这些教授不仅可以从中获取经济效益，而且还可以给个人带来快乐。
第二，罪犯生产全体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法庭差役、法官、刽子手、陪审官等等，在所有这些不同的职业中，每一种职业都是社会分工中的一定部门，而且这些不同职业发挥着不同的人类精神能力，创造出人们的新的需要和满足这些新的需要的新的方式。例如，“单是刑讯一项就推动了最巧妙的机械的发明，并保证促使大量从事刑具生产的可敬的手工业者有工可做”。
第三，罪犯生产印象，有时生产道德上有益的印象，有时生产悲惨的印象，具体生产出哪种印象，要看情况而定。不仅如此，他还在唤起人的道德和审美感这个意义上为人们提供一种服务。罪犯的犯罪行为作为文学艺术的对象，还可以生产出艺术作品、文学作品，如小说，甚至悲剧，缪尔纳的《罪》和席勒的《强盗》都证明了这一些，《奥狄浦斯王》和《理查三世》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在资本主义社会，罪犯打破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单调和日常的太平景观。这样他就防止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停滞，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紧张局势和动荡，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竞争的刺激就会减弱。因此，罪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罪犯使劳动市场减少了一部分过剩人口，从而减少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工人的工资降到最低额以下；另一方面，反对罪犯的斗争又会吸收另一部分过剩人口。这样一来，罪犯便成了一种自然“平衡器”，这种“平衡器”为一系列有用的职业开辟场所。
第五，罪犯还从多方面对生产力的发展发生影响。例如，如果没有小偷，锁就不会达到今天这样的完善程度；如果没有伪造钞票的人，银行券的印制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完善；如果商业中没有欺骗，显微镜可能就不会应用于通常的商业领域。应用化学取得的成就，不应该只归功于诚实生产者的热情，也应该归功于伪造和为发现这种伪造所作的努力。由于犯罪使侵夺他人财产的手段不断翻新，所以也使保护财产的手段日益更新。从国际范围来看，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可能就不会形成世界市场；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也可能就不会形成民族本身。
三、对“恶”的历史作用的几点说明
关于“恶”的历史作用问题，十分复杂，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为了防止误解和歧见，特作以下几点说明。
第一，我们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只是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而不是说“恶”是历史发展的惟一动力。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构成人类社会的一切要素和矛盾，都可以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诸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革命和改革，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以及分工协作、需要、利益、社会交往等等，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它们彼此联系、互相制约，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体系，“恶”只是这个动力体系中的一个方面。
第二，我们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不否认与“恶”相对立的“善”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善”，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表现在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在一国之内，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政治民主，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目标一致，互相合作，互相谅解，和衷共济，患难与共，互相尊重，与人为善，宽厚仁慈，通情达理等等；在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和睦相处，平等互利，协商对话，友好往来，求同存异，互通有无，坦诚相待等等，都能推动历史发展。我国人民正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就更加要强调和发挥“善”的作用。既不能看不到“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又不能把“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绝对化。
第三，我们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不是说“恶”能单独地、直接地推动历史的发展。作为历史发展动力之一的“恶”，一般都是在与历史发展的其他动力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中推动历史发展的。例如，马克思在讲“罪犯”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时，是从罪犯所引发出来的新的社会分工和生产部门的角度加以分析的；作为“恶”的一种表现的剥削的历史作用，总是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和分配联系在一起的；作为“恶”的另一种表现的政治压迫，又往往是和反动剥削阶级在上层建筑中占有统治地位分不开的；作为“私欲”和“贪欲”表现的“恶”，总是与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即使象维柯、康德、黑格尔在把“恶”作为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时，也是指“恶”所激发出来“激情”、“热情”、“天赋”、“智慧”推动历史的发展，而不是指“恶”自身能直接推动历史的进步。
第四，我们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不是说“恶”在历史发展中只有积极作用，没有消极作用。日常生活中的“恶”在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安定、影响社会生活、威胁和损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起着极大的消极作用。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遏制“恶”的行为的发生，与“恶”的行为作斗争，铲除危害社会和人类的“恶”的行为。“恶”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也往往是在人们与“恶”作斗争的过程中实现的。我们要倡导“扬善抑恶”、“以善制恶”、“除恶务尽”的良好社会风气和社会行为，营造和睦温馨的社会生活环境。即使像“竞争”这种历史哲学意义上的恶，也要有一定的限度，过度竞争也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

谢选骏指出：既然“恶是一种不可遗忘的历史动力”，那么，致力于“消灭恶”的共产主义，岂不是在致力于毁灭人类历史的基本动力？如此一来，共产主义岂不是在致力于成为自己的掘墓人？事实确实如此，共产主义推行的越多，社会就越是陷入死亡。——凡是共产主义成功的地方，历史就陷入了停滞状态。所以，最后是共产主义灭亡了，而不是人类历史终结了。为了历史能够不断进步，请结束共产主义，让马列主义的匹夫们退出中国吧！

谢选骏：中国终于穿过了两个文明之间的绝命峡谷

《日本房价暴跌95%！中国几十年后的缩影？》（2018年2月16日 白小新）说：

在日本出现了一种很可怕的现象，有人说：这种可怕的现象，值得中国警惕……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日本有一个地方叫越后汤泽的小城，那里以温泉和极佳的滑雪场闻名，也是日本最优质稻米和清酒的产地。

除了有玩有景有吃，而且地理位置优越，坐高铁去东京只需1小时15分钟。

但，就是这么一个具备一切有利条件的小城，却出现了糟糕的现象。

现在，这座小城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泡沫时代的高峰期相比，周边山谷里的公寓价格已经下跌95%以上。

据房地产经纪人估计，该地区有75%的公寓处于空置状态，75%什么概念？似乎都可以称为鬼城了。

大约在30年前，该地的发展风风火火，建筑规模极大。

在对比如今，有75%的公寓处于空置状态。有人说：此地和日本农村其他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可能再也恢复不到原来的水平了。

这糟糕的现象有多可怕呢？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向城市迁移，需求量也在减少。

据数据显示，2017年，日本人口减少了40.3万，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115年，日本人口将从1.265亿下降到5100万。

而当人口不断下降，就意味着许多地方将成为无主之地。也就是说，越后汤泽现在的现象，很可能就是日本未来的缩影。

而日本的缩影，中国需要警惕。

尽管中国在2015年年底取消了实行数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但2017年出生的婴儿总数是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从1980年到2012年，

劳动年龄人口增加了大约3.8亿人，而这可能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实现惊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尽管中国的总人口正在缓慢增长，但劳动人口的数量从2012年开始不断减少。

美国银行美林金融管理部的分析师们估计，到2050年，劳动人口将减少2.12亿人，大约相当于当前中国总劳动人口的1/3。

这样的人口下滑可能发生在住房和建筑繁荣之后，而中国的这种繁荣将使日本的泡沫时代相形见绌。

因为，在2012年到2016年的短短5年里，中国生产的水泥总量是美国在整个20世纪总产量的将近3倍，其中相当一部分水泥用于建设公寓楼。

如今，大家乘车旅游、回家的路上，透过车窗会看到大部分行程中不少建了一半或者空置的楼房。

越后汤泽阴森可怖的空置酒店和公寓是日本泡沫时代和人口减少的纪念碑。

再过几十年，中国的这些楼房会不会成为同样的见证呢？不管会不会，这都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

谢选骏指出：上述忧虑说明，中国已经可以和日本相提并论了？如果真的如此，那是一种多么大的成就啊。因为那就意味着，“中国终能穿过两个文明之间的绝命峡谷”。整个1970年代，我都被一个问题困扰——在现代史上，和日本相比，中国为什么会这样悲惨？整个1060年大和1970年代，二十年间，中国几乎没有新建一座像样的大楼！以至于中国甚至落后于许多非洲国家了。经过系统研究之后我发现，现代中国的悲惨是由三个部分的困难，错综叠加而成的：第一是改朝换代造成的巨大破坏，第二是文明周期之间的断裂峡谷，第三是现代化的挑战。而日本所需要应对的，主要只是现代化的挑战。日本采取举国一致的现代化策略，不过二三十年，就击败了清朝和俄国，又用了不到四十年，竟然可以向西方各国挑战，争夺西部太平洋的主导权。这就是因为，日本没有受到前面两个困难的阻遏。而中国则陷入了两个文明之间的一道绝命峡谷！而且，中国应该相当于10个日本的规模，无论从人口、领土还是从历史的厚重而言。经过研究和思考，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任务，那就是帮助中国穿过两个文明之间的绝命峡谷，那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那就是一件我们的一生所能遇到的最大事业。这是一件“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事情，只有上帝可以帮助我。于是，我开始跋涉了。让我自己先在思想上超越这一“两个文明之间的绝命峡谷”吧。

谢选骏：共产党的女婿为何禁止共产党的链式移民

《川普要终结链式移民 第一夫人这回也中枪》（2018-02-14 美国之音 黄耀毅）报道：

美国国会正在协商移民改革法案，川普总统已经表态支持其中一个版本。不过第一夫人的亲戚能够在美国居住，是否正是得力于川普总统要终结的链式移民，则受到关注。

白宫声明说：“川普总统发出以下声明，支持葛拉斯利主席的移民法案。该法案才刚公布，并且是基于白宫的移民架构。为了寻求负责任的移民改革，总统敦促参议员们投票支持葛拉斯利法案，并且反对任何违反白宫“四大支柱”架构的立法，因为那将无法为美国人民提供安全与繁荣。”

在星期三早上，白宫官员以及行政官员举行了背景简报会，再次强调白宫移民架构的“四大支柱”：边境安全，终结链式移民，停止绿卡抽签，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DACA）。并且说，葛拉斯利法案修补了现行移民法当中的漏洞。

在背景简报会当中，白宫官员说，要终结链式移民，未来移民将以核心家庭为主，也就是移民本身跟其未成年的孩子，不包括父母亲以及兄弟姊妹。简报会上有记者询问，第一夫人梅兰尼亚（Melania Trump）的父母多年来在其祖国斯洛文尼亚有房子，但同时也住在纽约的川普大楼，还有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目前不清楚他们两位是否有美国的绿卡或者是美国公民。梅兰尼亚的父亲维特克纳夫斯（Viktor Knavs）曾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党员。白宫记者询问，梅兰尼亚的父母亲是否是美国公民或者有绿卡，而川普政府打算终结的链式移民，是否将影响到像他们这样的人。
对此白宫官员表示，不评论个案，只强调现行的移民法是1965年的，现在应该有2018年的移民法。
而白宫官员以及行政官员强调MS-13黑帮的危害性，并且说移民改革将能够杜绝这个黑帮，保护美国人。记者询问，川普政府是否有实际数据显示，多少MS13帮派份子是美国公民，多少是非法移民，如此才能支持其作法的合理性。白宫官员说，在最近一次的警方行动当中，抓捕了200多名MS13帮派份子，当中190位是外国人，有些人是合法在美国的外国人（具有签证或有绿卡等），但多数是非法在美国的人，不过白宫官员并没有全国性的实际数据。
在背景简报会上，白宫官员表示，将愿意让梦想生变成美国公民，这已经是很宽容了。而国会的法案，无论通过的是哪一个版本，都必须要有白宫要求的“四大支柱”，总统才会签署。

《川普岳父母摊上大事儿了！白宫都不敢提》（?2018-02-15 苹果日报）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屡推政策打击移民，而第一夫人梅拉尼娅正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移民。尽管外界好奇，美国白宫拒绝评论梅拉尼娅父母的移民身份。

《华盛顿邮报》报道，第一夫人发言人格里沙姆（Stephanie Graham）起初拒绝评论这件事，“我不评论她的父母，因为他们过着私人生活，也不是政府的一部份。”

一名白宫官员周三也拒绝回应，第一夫人的父母是否透过特朗普经常批评、通过亲属来美的“链式移民”（Chain migration）来美，说“我不评论特定个案”。

《华邮》列出梅拉尼娅父母克尼亚夫斯和阿马利娅（Viktor and Amalija Knavs）移民身份的可能性，包括用IR-5签证，意味他们是合法永久居民，或者是用旅游签证要求延期。《华邮》表示，他们展示这些可能选项给特朗普发言人时，对方说“这些选项都不适用”。

克尼亚夫斯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前党员，阿马利娅则曾在纺织厂工作，据报二人已经退休，现于美国居住了至少一年。

谢选骏指出：在川普时代，美国总统竟然通过链式移民成了共产党的女婿，仿佛还嫌这个破纪录的事情还不够奇怪，这个女婿总统还要禁止链式亲属移民。这是不是因为总统大人被他少奶奶的共产党家族的链式亲戚族群们，给搞烦了呢？还是想让他们获得独步的权利，不让其他的共产党利益均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