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水《从鲍彤叫“郭老师”兼谈民运》（2018/03/16 发表）说：
民间通常认为，1989年鲍彤是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此说法不准确。鲍彤实则是赵紫阳在1980—1987年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的秘书。1987年赵紫阳接替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秘书帮”鲍彤升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是副部级高级官员，后又兼任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政改室）主任。
1992年7月，鲍彤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7年，实际囚押3年10个月即获释。
政改室作为中共中央最高智囊机构，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
政研室的前身是1981年成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1987年胡耀邦下台后被撤销，重建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鲍彤是首任主任；1989年，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合并为中央政策研究室，现任主任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兼任。
陈毅的儿子陈小鲁，1987年始任政改室社会改革局局长。他在《陈小鲁回忆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经历》http://blog.renren.com/share/248054601/7042342746一文透露：1988年鲍彤主持一个研究课题：如何预防爆发学运和工运引发的社会动乱。
这是波及全国的1989年民主运动的前夕。
鲍彤的政治嗅觉很是灵敏，可见对党忠心可鉴，也表明其抵制民主运动，阻止政治开放和社会进步的真实想法。二十多年来，未见他有所反省。此非“不得不为”可迁就的。
据百度百科“鲍彤词条”介绍：鲍彤，1932年出生于浙江海宁，高中毕业，“解放”初期是上海一所中学党支部委员、学生会主席。
以他的肤浅资历和学历，短短二十多年擢升中共核心人物秘书和智囊人物，足见其有过人之处，也可以说善于投机钻营。
1989年鲍彤还担任中央委员。上述体改委和政改室两个任职，看似虚职，实则权威显赫。
鲍彤因八九年追随赵紫阳在党内失势、重判，只是替罪羊，有些冤枉他。试想他从中共高干沦落为平头百姓，当然心有不平，对党发发牢骚也符合人之常情。但是，若说他真反共，那是极大的误解。何况党也优待他，坐牢过半即获释。八九民运人士入狱，可没谁享有大幅减刑的优待。
鲍彤从不信奉民主，不过是在六四当口入狱，外界错把他当做民运人士。我就一直这样认为。直到2017年郭文贵事件爆发，他在推特公开称“郭老师”，卖力支持郭流氓。公众非常吃惊，觉得他只是年老糊涂。我在鲍彤的“郭老师”推文下，揶揄一句“鲍老此言跟郭流氓一样可以传世！”及至看过他随后几个月的推文，发觉没那么简单。
检索鲍彤的资料，我想弄明白他出此言的思想脉络和心理动机。
原来，鲍彤是把国安编外特工郭文贵硬要引为同道，当做跟自己一样失势的体制内自己人，更欣赏郭比自己敢闹腾，所以称郭“老师”。郭流氓早年在国企干过，但从不是体制内人。鲍彤生拉硬扯壮大声势，以出二十多年的怨气。但我相信他降低身段叫年小自己35岁的郭流氓“老师”，既出于真心，也需要勇气。
郭流氓在国内倚靠国安部副部长马健等权势人物，官商勾结，诈骗几百亿财富，马健被捕，郭失势出逃。鲍彤更是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红人，六四后赵被撤职、软禁，鲍彤不单失势，还被投进监狱。从这个角度解读，他俩确有相似的命运。
鲍彤与郭文贵，实际捍卫的是带给他们个人名誉、地位和利益的中共体制，以小骂引起北京关注，希图捞回昔日荣光和利益。
鲍与郭，并不完全相同。鲍彤是对导致他失势的中共的怨恨、不甘和留恋，骨子里仍是中共的铁杆拥护者，更非将共产党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和制度来反对，更能蒙蔽大众。这也算郭事件的一个意外收获。郭本质上是中共统治六十多年制造的一个合格产品：流氓成性、满嘴谎言、心狠手辣，毫无人格和尊严。
VOA“4·19断播门”之后，我即开始在推特揭批郭流氓，是海内外最早反郭的几个人之一：何清涟、艾未未、李伟东、滕彪、章立凡等人。并且断定郭的所谓爆料反腐，就是一场闹剧。最早说出“郭骗”“郭流氓”“闹剧”“刑事罪犯”，指出一些民运人士尤其是海外的，将郭捧为“民运代理人”，不但败坏了民运几十年积累的道义资源，反被郭逐个凌辱。不幸一一应验。
我很早发出“一个瘟疫郭骗子几乎让整个北美地区全部沦陷”，意在提醒海外民运人士。
我们苦苦坚守大陆二十多年，付出血泪，几次入狱追求民主和自由，不是为了寻找一个流氓当领袖，反对以中共革命方式当做实现民主的手段。我们倡导以和平手段，实现台湾式的制度转型目标。同时，反郭也是为了校正真相，恪守正义和良知。
鲍彤非为八九一代认为的民运人士。他与郭流氓没有公民意识，根本不在乎政治进步，民主宪政转型。不管他个人反共动机如何，维护赵紫阳以显正统、实为派系内斗却是事实。这非民运人士所为。
1989年8月，鲍彤被撤消中央委员资格并开除党籍。1992年7月入狱，而他所谓“泄露国家秘密罪”，即在1989年5月20日北京戒严前夕，他将戒严消息告诉政研室内部工作人员。凡是5月20日前后在北京的示威人士，都知道北京满大街传言即将戒严，根本不是“国家秘密”。
给他定罪泄密，不过是邓小平撤职、软禁赵紫阳，对其背后智囊人物的扩大化惩处借口。此举是中共内部清除异己，属于中共内部矛盾。鲍彤搭了八九民运便车入狱，再加上赵紫阳以前任职四川省委书记，当总书记反对戒严、认同爱国运动，在民间口碑向来不错，于是助长了人们的善良想象力。
鲍彤1949年4月参加中共革命同时入党，按照中共规定，1949年10月1日前参加革命，男性年满60岁退休，即算离休干部；其后算退休人员。离休与退休，在工资与住房等等待遇方面有天壤之别。
鲍彤的年龄和革命资历，远比邓小平之后的历任继任者要老得多，甚至曾是他们的“领导”；还在于他卖力维护中共和一个领袖，反被削职入狱。他当然不服气，也是缘由之一。
鲍彤毕竟不是中共决策人物，仅提供政策建议并执行命令，算是平庸的恶。但是，也应看清他在郭事件中对公众的误导性示范。
假若现在当局恢复鲍彤的副部级离休待遇（没查到政改室主任是否是部级高干），不用当局劝说，他自己立马闭口不再“反共”，因为他个人“反共”的目的达到了。他可能还会提出平反，但这牵扯赵紫阳等系统内一批人物，当局不会答应。
2000年，鲍彤在香港出版《中国的忧思》。
反共并不必然等于认同民主制度，反共是夺权，改朝换代，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许多人想当然以为反共就是为了民主，并非如此。
最显见的例子是蒋介石，可以说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比他屠杀共产党的人头多，从1927年“清党”（中共党史称“4·12反革命政变”）、围剿“红军”、国共内战，台湾白色恐怖杀害共谍两千余人，一直到他去世，起码有几百万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被他杀头。但是，蒋介石终究还是一个独裁者，与民主绝缘。
正确的立场应是站在民主理念和规则来建立公民社会，以公民博弈强权，从而实现民主制度；而不应该是为反共而反共。这应是制度转型的基本思想和路径。
前者导向制度转型——从极权专制制度转为民主制度，它首先指向的也是反共，但落脚点在民主制度；它不光换人，重点在转变制度。
而后者指向的首先也是反共，但是落脚点是朝代更替；它不转变制度，只换个统治者。就像民国取代清朝、中共取代民国，中国历史就是如此演进。国民党和中共初期，没少喊“自由、民主、宪政”口号，忽悠了大众、知识分子，结果均走向极权独裁。
二者在反共上有重合。那么，是否利用为反共而反共人士，达成初步合作？这当然不是问题，但要警惕他们后期会成为民主的反对者。譬如，反政治文明的毛左不分老幼，大有人在。
回到现实中国，反共的人太多了，只是反抗程度、方式不同。普通人只是不相信、发牢骚、恨自己没机会从体制捞取好处；官员为升官、利益不均而不满。反共表现在不满、发牢骚、不相信、冷漠以待，但不寻求正面对抗。
因为在当下中国，有钱就可以实现“局部自由”，金钱购买房、车不用说，还可以购买优质教育、医疗、就业、养老和食品等等资源，出国旅行、子女留学、甚至移民都很容易做到。看看三个数据：2017年出国旅行人次达到1.3亿；2016年出国留学人数54.45万人、来华留学人数43.3万人，三项数据均居全球榜首。（数据分别来自《2017年中国出境旅游大数据报告》《2017年中国留学发展报告》）。
这并非说中国就是自由国家，而是人们宁愿舍弃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用金钱购买“局部自由”。正面对抗、挑战具有被镇压和迫害风险，而政治反抗的目的是实现民主、自由，那么绕过正面对抗，单纯靠金钱也可以实现局部自由。这就是当下所有中国人的务实选择。不管是否认同他们的选择，这个事实不能回避。
这也是苏东、韩台等国家民主转型后新的特点，需要新的转型学说提供理论和思想支持。
异议民运维权事件和人物的涌现，社会底层权益的极度缺失，固然是判断一个社会的基准尺度，但也不能忽视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的思维和行为定势。
民运中心在中国大陆，但民运热却在海外。大陆镇压和言禁严厉，这不难理解。但是，许多海外民运人士对大陆的了解仍停留在流亡前的十多、二十年前，或者仍延续曾在大陆民运中所扮演的不成熟角色，尽管有的人流亡后接受过西方教育。这从他们所用的语言、思维方式、对民主的理解、实现民主的路径等等方面表现出来。
海外民运人士普遍进入中老年，后继无人，针对华人留学生和中国游客的在地运动基本空白。许多人成为键盘革命者。 自由成为双刃剑，他们无法逃脱“流亡成为仅次于坐牢的惩罚”的魔咒。
郭事件肇始之时，民运人士尤其是海外的对郭流氓的主动追捧，完全将民运整体推入被公众唾弃的地步，更是将坚守大陆和陷狱者政治抗争的道义性和正义性完全消解。
民运需要观念转型和知识更新，以应对现实中国。空喊口号、恶捧吸引眼球、消费大陆异议维权人物，只会被大众抛弃。
利益和阶层诉求，将是未来中国反抗运动的特点。“八九”的黄金机遇，不会再有，除非爆发经济危机。尤其是九零后，普遍接受过中学和高等教育，独立思维和利益意识，非常饱满。他们更不愿承担历史包袱。可以说中国人麻木、奴性、势利，只有危急生存根本，他们才会走上街头。
这也是我在2012年南方周末事件和反日游行两个现场的的亲身感受。
反共对当下中国人没有丝毫吸引力，这也是民运30年没有成果的原因所在。需要用民主观念和正义行为，带给他们更多的权益预期，这才能吸引他们。
民运没有门槛，不需要任何人和组织命名、认可；所有信仰民主者，都是民运人士；民运也不以少数人的败坏而停息。民运面临的困境：功利化、空心化和幼稚化。
同理，如果民运丧失社会正义和良知原则，将跟中共无异。
鲍彤的反共具有体制内派系争斗色彩，跟大多数人抱持的“我个人能得到多少好处”，没有本质区别。
（此文撰写当中，适逢陈小鲁去世，拖沓至今写就。
谢选骏指出：刘水引用了“‘流亡成为仅次于坐牢的惩罚’的魔咒”一说，不知他经历过流亡与坐牢双重变奏没有。而就我的亲身经历而言，“流亡是比坐牢更大的魔咒”，因为流亡者丧失了母语的环境，也失去了敌意的压力。为什么有人愿意坐牢也不愿意流亡——因为在祖国的牢里，政治犯还是一个重要人物，尽管遭受着巨大的压力，但这种压力里面，有一种“承认的价值”。但是在国外，就什么都不是了，比孤儿都不如——难怪有些人到了国外又回到国内去了，有的反过来成为爱国贼了。因为，流亡是比坐牢更大的魔咒。但是有了互联网以后就不同了。可以看见祖国的消息了，也可以让祖国听到自己的声音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互联网使流亡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风云际会。从“流亡这个比坐牢更大的魔咒”里，因此产生了出人意外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