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西方草创，中国整合

（一）

《为什么现在统治世界的是西方》（英语：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全球著名的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的著作，2010年10月12日由法勒、施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出版。该书比较了将东亚和南亚划为东方，将欧美和中东划为西方，并比较了这两者15000年的历史进程。该书获得2011年国际笔会美国中心文学非小说写作奖决选作品，2011益得书摘国际图书奖等书奖，并荣登《新闻周刊》、《外交政策》、《外交》、《纽约时报》等年度荐书，以13种语言版本畅销全球。

中文版

该书简体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于2011年翻译出版，翻译者为钱峰，书名为《西方将主宰多久》。繁体中文版由雅言文化出版社翻译出版，书名为《西方凭什么》，翻译者为侯秀琴，杨明暐，潘勋和谌悠文。

西方和东方的地理定义

伊恩·莫里斯在书中将欧洲、两河流域和伊斯兰文明定义为“西方”，曾遭加拿大新不伦瑞克大学教授杜彻斯内批评，但伊恩·莫里斯坚持这样的对西方和现代文明的定位，他认为上述地区与现代文明都属于一个文明体系，与中日韩等东方文明系统截然不同，事实上早在1987年美国学者大卫·威尔金森就提出类似的西方文明系统。

（二）

网文《西方将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中文版上市》（我与卷发有孽缘 评论 西方将主宰多久2011-07-11）说：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这是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全球著名的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呈现给人类的一个全景式的历史反思之作。也可以说是关于东西方人类比较发展史的扛鼎之作。其观点之穿透力可与大历史学家汤因比相提并论，而其所涉及历史的跨度与浩繁程度令保罗．肯尼迪的著作显得狭窄。
作为西方人，作者是自傲的，但并没有忘乎所以，失却历史学家的冷静。他强调西方统治世界有其长期可能性，但并不是天定和必然的。
作者从人类学史出发，以断代史的方式横向比较了东西方发展近几千年的历程，以深厚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知识为基础，汪洋恣肆，贯穿东西古今。作者认为无论是种族论、政治论、技术论、地理论，任何单一原因都不足以解释西方何以统治世界，西方统治世界既不是长期注定论，也不是短期偶然论，这一历史进程是偶然性与可能性的结合。迟至十九世纪，东西方之间的相似之处仍然要比差异之处多得多。
作者对于未来的预见值得参考:他认为首先西方决不可能永远统治世界，其次未来东西分别的意义将再度失去。第三中国的发展前景值得关注。
全书的一些见解颇具爆炸性，而一些观点更是震聋发聩，引人深思。
作者认为“历史是因为懒惰、贪婪和胆小的人们（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了获得更简单、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产生的”；“再比如那些避免了欧洲直接殖民化的地区往往比沦落成殖民地的地区发展速度快”等见解新颖而深邃。（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王帆）

（三）

网文《未来世界谁领风骚——评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2014-05-28 涂启智）说：

“在21世纪下半叶，具体的数字将证明一切，……世界将被东方化”。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以下简称“西方”)一书中，作者伊恩·莫里斯借助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之口，为本书定下了基调。《西方将主宰多久》2011年7月初版，在追求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征程中，本书再版，意义或者更大。
“主宰”抑或“统治”，至少可作两种理解：一为占领掠夺，二为经济社会发展处于领先地位，在全球具有话语权与号召力。尽管书中两方面内容均有涉及，但莫里斯应更倾向表达后一种意思。
二十世纪西方史学中，西方崛起的由来引人不倦探究让人怦然心动。不少学者往往循着西方历史的内在逻辑回望来路，使研究不免呈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缺憾。上世纪末，第三世界国家起步发展，一些欧美历史学者意识到，所谓西方的崛起，不过是全球历史进程中来自西方和非西方种种因素碰撞夹击的结果。于是，他们开始反省，欲建立新的全球史和世界史框架。《西方》即是以世界恢宏历史跨度为经、以东西方地域空间为纬，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讲述不同时空上演的标志性事件或者故事，重新梳理西方崛起的来龙去脉。作为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和古典文学教授、全球著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思路开阔，纵横捭阖，著述既有史学家的严谨细致，又有文学家的文采飞扬。
《西方》主要观点：生物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地理因素共同解释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其中生物因素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社会因素显示了社会如何发展，地理因素则决定了哪里的社会发展(或者倒退)得更快。莫里斯站在长达五万年的人类发展史上，探询为何东方长期领先西方，而近现代西方的发展反而远远超过东方。他认为，关键是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决定了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脚步，社会发展又反过来改变了地理的意义。笔者以为，世界各国发展密码“地理因素论”只是相对真理，它的有效性基于两个条件：一是，工业革命以前，在交通道路以及航海不发达情况下，偏远闭塞地方自然无法与中心繁华地带相抗衡；二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制度不相上下的国家或地区，发展或许会受制于地理因素。但是，人类由农业时代迈进工业时代，尤其再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地理因素对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弱化，不同社会制度使各国发展千差万别。
社会制度代表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是政治学常识，先进的社会制度必然促进社会发展，反之阻碍社会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始于公元前475年(战国时期)，而欧洲封建社会开始，以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和蛮族登上历史舞台为标志，中国封建社会比欧洲早950年。奴隶社会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中国率先进入封建社会，意谓历史发展获得了先机，这想必便是中国曾长期领先西方发展的奥秘。具有戏剧性的是，西方进入封建社会晚结束却早，而中国封建社会在“漫漫历史长夜”穿行太久。17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历史开始跑步前进，西方各国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将之关进法律的笼子；而清朝则将一国政事全然包揽在皇室之内，专制比明朝以及过去朝代更有过之，封建王朝直到20世纪到来又过了11个年头，才被孙中山推翻。如果说在取代奴隶社会之初和上升期，封建社会代表了先进生产关系，那么在西方资本主义风起云涌之时，中国社会仍然抱残守缺，封建制度早已蜕变为落后的罪恶渊薮。
现代社会，先进的社会关系体现为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之下，民众个体人人意气风发，人格独立精神自由成为可能，公共参与意识得到激发，主人翁心理认同得以形成，民族国家呈现空前创造性与澎湃活力；专制制度只能禁锢人们头脑，束缚人们手脚，窒息社会发展。民主制度才能造福大众，专制制度则非常自私，它满足的是一个家族抑或一个集团利益。专制给国民性格带来毁灭性破坏，正如鲁迅在《春末闲谈》所说，“专制技术就是掠夺者刺在中国社会神经上的一根毒针，它使得中国社会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于它肆无忌惮地敲骨吸髓”。
当前，中国开始注重民主与法治建设，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然而，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都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障碍亟需扫除———权力还未完全被关进制度笼子，官员不贪则已、一贪惊人屡见不鲜，民众合法权益时有被侵犯；市场经济还不尽规范，存在垄断以及被权力操控风险；文化产品供给在城乡两个层面差距很大……另一方面，中国虽然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产值还不能称为高，民众收入只有美国的1/10，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处于相对落后水平。根本原因，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民主与法治建设方面仍远远走在我们前面，我们还在追赶。
莫里斯的意识是与时俱进的《西方》写作时间恐怕不会晚于新旧世纪之交，正值西方中心论在欧美学界失去影响时间点，他很自觉地适应这种变化，不再使用西方历史重大事件，而是选用中国的王朝兴衰。这非常适合中国读者阅读。莫里斯的语言富有调侃意味，西方人的幽默随处可见，书中浓墨重彩铺陈描述若干与真实历史截然相反的故事场景(比如道光皇帝打破维多利亚女王)，于幻想与真实巨大反差里呈现出别样的轻喜剧色彩。电影蒙太奇表现手法以及文字的突兀洗练，亦为本书增色。前人曾说，千万不要把一种思想当成金科玉律去信仰，从这种意义上讲，纵是大家之作的《西方》，我们也不应抱持寻找东方崛起“标准答案”动机。它只是一份材料、一个参考，为我们探求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打开一扇窗，真正答案存在于每一个中国人“不以他人的脑子为脑子”的独立思考中。

（四）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不以他人的脑子为脑子’的独立思考”，很好。这将使得马列主义的出局。其结果，就是“西方草创，中国整合”——也就是我一再宣告的“中国文明整合世界”，那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黄金时代的开始。

谢选骏：文明没落与稿费版权

西方文明的没落与稿费版权制度的建立直接相关。

中国文学的堕落是稿费版权出版管制的直接后果。

西方文明为何趋于没落了？因为西方思想失去了活力。西方思想为何失去活力了？在我看来就是稿费和版权制度给害的——商业主义和大众购买，杀死了他们的上帝、文明的灵魂，并让社会走向费拉化。

（一）

版权（英文名称：copyright）即著作权，是指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权利（包括财产权、人身权）。版权是知识产权的一种类型，它是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音乐、戏剧、绘画、雕塑、摄影和电影摄影等方面的作品组成。

版权（copyright）是用来表述创作者因其文学和艺术作品而享有的权利的一个法律用语。

版权是对计算机程序、文学著作、音乐作品、照片、电影等的复制权利的合法所有权。除非转让给另一方，版权通常被认为是属于作者的。大多数计算机程序不仅受到版权的保护，还受软件许可证的保护。版权只保护思想的表达形式，而不保护思想本身。算法、数学方法、技术或机器的设计均不在版权的保护之列。

从语源学上讲，版权不仅表示复制权，而且表示对作品本身及其载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有时也与文学艺术产权交替使用。与英语版权一词相对应的法语是droit d'auteur，德语是Urheberrecht，西班牙语是derecho de autor。这些名词直接指明了权利的受益人，译成汉语为“作者的权利”。为了保障作者因创作作品获得正当权益，协调作品的创作者、传播者和广大公众因作品的传播和使用而产生的法律关系，鼓励作者创作，促进作品传播，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世界上已有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版权制度。

原始概念

印刷术发明以前，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传播主要靠手抄，抄本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的情况，那时还少见。印刷术，特别是公元11世纪40年代毕升的活字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一件作品可以印制多册出售，作品载体的复制品──图书成为印刷商谋取利润的商品。为了垄断某些作品的印制与销售，印刷商将待印的作品送请官府审查，请求准许其独家经营。中国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年)刻印的四川眉州人王充所著《东都事略》，目录页上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的声明。

从那以后，唐宋文明的创新功能就趋于萎缩了。当然，更重要的因素当推元明清的大一统限制了思想的传播和产生。

在欧洲，公元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以后，1469年威尼斯共和国授予书商乔万尼·达施皮拉为期 5年的印刷图书的特权。封建帝王和地方官吏发现，通过审查待印的作品，可以禁止新思想的传播，1556年英国女王玛丽一世批准伦敦印刷商成立书商公司，对于该公司成员出版的图书授予垄断权，但同时规定，图书必须送皇家审查，并在该公司注册，方可印刷发行。未经注册，擅自印行，由皇家星法院惩处。由官府授予印刷商垄断某些作品的出版权，或下令禁止翻印他人已经出版的作品，并不标志着原始版权概念的形成，相反，这不是保护作者的垄断，而是保护官府的垄断。

此种制度并非“原始版权制度”，而是“原始新闻出版审查”，仅仅有利于统治者和印刷商，与作品的创作者毫无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新闻检查。所以，它并没有危害文明的发展。

为什么保护官府的垄断不会危害文明的发展，保护作者的垄断反而会危害文明的发展呢？因为前者只是激发了作者的创新精神和斗志，后者却用金钱服饰和瓦解了作者的创新精神和斗志。

现代概念

子虚乌有的“原始版权制度”在中国延续了700多年，在欧洲延续了200多年。
17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哲学家J.弥尔顿、J.洛克等人提出的“人生来自由平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新思想的冲击下，以王室为中心的封建垄断制度开始动摇。经过城市革命，代表城市利益的议会制取代了代表土地的君主专制，王室授予印刷商的垄断权亦随之废除。在英国，王室授予书商公司的印刷特权废除后，书商和印刷商援引文学产权的理论要求对其印刷的图书给予一定形式的法律保护。1709年1月11日下院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在一定期限内将图书的印刷发行权授予作者或作品原稿的购买者，这项提案成为1710年4月10日生效的《安妮女王法令》。该法令规定：凡已经出版的图书，自法令生效之日起21年内作者有权重印该书；尚未出版的图书，作者享有28年的出版权。《安妮法令》是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它废除了王室给书商颁发印刷许可证的封建垄断制度，承认作者有权支配和处理自己的作品，使其成为版权主体，标志着现代版权概念的形成。18世纪末，法国城市革命取得胜利，“天赋人权”的口号给版权又注入了新的内容──作品是作者人格的延伸，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维护其人格的精神权利。承认作者既享有经济权利又享有精神权利的1791和1793年的法国版权法，丰富和发展了现代版权概念。

但是这些时候，版权还没有和金钱直接挂钩，所以对文明创新的危害程度不是太大。

（二）

著作财产权的种类在过去一百年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原先较单纯的出版权、演出权，因电影的发明而有公开上映权、因广播及电视的发明而出现公开播送权，时至今日因因特网的普及化，公开传输权随之而生，除了这些一个接着一个出现的新型态著作权利，另外一些较传统的权利也由于人类生活型态的转变而发生变化，例如因为国际间的交流日渐频繁，著作物在各地区以及国际间的散布权问题获得重视；著作物所有人以往基于所有权拥有将该物出租的权利，规模有限，对于著作权人的利益影响不大，但由于大型连锁租书店的出现严重影响了著作权人的利益，从而使得著作物的出租权亦须被顾及。

一般来说，著作权人对于著作享有若干项基本权利，其中有一些是专属权利。他们享有使用、或根据议定的条件许可他人使用其作品的专属权。

传统的著作权通常为两种极端，一端是“保留所有权利”，另一端则是“不保留任何权利”（即公有领域，public domain）。知识共享则试图在两者中间广大的灰色地带保有弹性，使得创作者可以“保留部分权利”。知识共享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授权形式及条款组合，创作者可与大众分享创作，授予其他人再散布的权利，却又能保留其他某些权利。知识共享的诞生是为了避免现代知识产权以及版权法在信息共享方面的问题。

（三）

以下几个要素是在研究“文明没落与稿费版权”问题时，不得不思考的：

1、公共利益与版权限制

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对版权的限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但一般说来，世界各国都从立法上承认了下列限制，包括：在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面授过程中表演版权作品；图书馆和档案馆为保存版本、更换毁损藏书或者其他合法目的而制作作品复制件；为盲人制作演绎作品。可以预言，这类限制在网络时代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屡遭诟病的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也试图在版权人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因而规定了限制版权的条款，使得图书馆和档案馆可以出于上述目的制作作品的数字复制件以及印刷和传真复制品。该法案还授权国会图书馆进行相关研究，以帮助国会确定从促进远程教育的角度考虑，应如何制定版权规则。有时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可以援引合理使用制度为在法律程序中（如作为与正在辩论的事实有关的证据）或者为了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如证明某一毒品的效力）复制版权作品的行为提供正当性辩护，在立法或修订法律的过程中有关机关适当复制相关法学作品和实证材料则更是一种正当的行为。

2、促进竞争与版权限制

竞争政策也可以为版权限制提供依据。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能够促使市场主体生产或提供质优价廉的商品或服务，而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却赋予权利人某种垄断地位，使得作品的供给量低于竞争状态，供给价格则高于竞争价格，导致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下降，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无谓损失。这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如果过强的版权保护导致超出法定程度的垄断，就必须对版权进行适当的限制。比如，在美国版权法中，有两例属于基于竞争政策的版权限制制度：其一，针对音乐版权人的强制许可，以便有更多的企业制作某一音乐作品的录音带；其二，针对广播信号权利人的强制许可，以便他人通过有线系统被动转播被广播的材料。美国的合理使用抗辩有时也用于促进市场竞争，如在Sega v. Accolade （Sega v. Accolate， 977F.2d 1510（9th Cir. 1992）。）案的审理中，法院认定虽未得到授权但具有开发具备兼容性程序之合法目的的解构他人程序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正如该案所表明的，当信息表现为数字形式时，竞争政策问题会不时浮出水面。而美国司法部针对微软公司提起的反垄断诉讼，实际上也是试图通过对微软公司通过软件版权而获得的强大市场垄断地位进行限制以促进竞争。

3、弹性机制与版权限制

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年代，立法者很难准确预测将会出现怎样的新技术、人们将如何使用这类技术以及版权法应如何应对。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法律试图跟上技术的发展，而结果却总是技术走在前头，这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规律。”这样，当立法机关对特定案件的情势并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时，法院就常常采用合理使用制度作为一种弹性机制，以便平衡这类案件中版权人和其他当事人的利益。例如在1984年Sony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案的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明确指出，应推定非商业性私人复制行为属于合理使用，“不必为了保护对作者的创作激励而禁止对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没有明显影响的私人复制行为，对这种非商业性使用作品行为的禁止只会阻碍人们获得作品的思想，而不会带来任何收益。”而在Lewis Galoob Toys Inc.案的审理过程中，法庭支持原告发行一种“游戏精灵”的权利，这使得任天堂游戏的用户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可以有一些临时性的变化，而在Religious Technology Center案中，法庭认定，在线服务提供者自动张贴源于用户的因特网信息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上述案例都成功地利用版权限制法理解决了法律不时与高新技术发展脱节的矛盾，使得版权法保持面向未来的适度弹性和灵活性。

4、市场失灵与版权限制

“市场失灵”是解释版权限制依据的经典理论之一。根据这一理论，版权法之所以不愿意扩大版权保护范围以彻底禁止私人使用，不但不追究在理论上有可能构成侵权的行为，反而将其认定为合理使用，是因为立法者认识到过高的交易成本使得版权人与使用者之间难以达成任何协议。这样，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而言，对于社会来说，得到半条面包（社会公众自由使用作品而版权人得不到使用费收入）比什么都得不到要强（即社会公众不能自由使用作品，版权人也得不到使用费收入）。也就是说，当为达成许可而进行谈判的交易成本远远超出交易的预期收益（既可以表现为许可收入，也可以是其他利益，如名声或者商誉的提高）时，就不能形成有效的市场，这时，人们自然可以援引合理使用抗辩。

那么，在网络时代，这种“市场失灵”是否依然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虽然从表面上看，在数字网络环境下，适度的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存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交易成本，使得版权人有可能按照使用或者复制作品的次数和时间收费，从而导致“市场失灵”理论失去存在的基础。而实际上，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本身就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更不用说一整套网上支付交易系统的运行和维护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上述成本对于大量市场价值不高的普通作品而言，足以构成“市场失灵”的充足理由。事实上，许多为私人目的复制作品的行为要么没有明显的经济上的重要性，要么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如便利研究工作而被认定为正当。更何况，虽然网络的触须正在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由于经济、地理和人们自身的原因如存在视力、智力障碍，网络终究有其局限，对于某类地区、某类群体，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网络失灵”。这样，网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存在使得版权限制制度依然有相当的适用空间。

5、反共地悲剧与版权限制

一些学者试图运用经济学上“反共地悲剧”理论为网络时代的版权限制制度进行辩护。“反共地悲剧”是与“共有地悲剧”相比较而存在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共有地悲剧”和“反共地悲剧”分别以两种极端的情形来说明保证土地（其实可以被视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资源的代表）适度开发利用的理想产权架构：没有产权保护会导致土地过度开发利用甚至资源枯竭，如过度放牧导致土地沙化使人们失去牧场，即所谓“共有地悲剧”；而在土地上存在过多过强的权利甚至权力又会阻碍资源的充分利用，如现实中多个部门共同掌握土地等资源的审批权，各种权利/权力相互牵制，最终导致土地长期荒废，这就是“反共地悲剧”。

上述理论模型同样适用于作品和版权保护。数字网络技术使得作品管理和版权交易的成本下降，减少了基于“市场失灵”的版权限制，但一方面，版权过于充分的“行使”会增加作品使用者的成本、减少作品的使用量从而对社会不利，因为对于社会来说，作品的价值就在于使用，另一方面，过强的版权保护也会阻碍新作品的创作，这是由于每一部作品的创作都必然会牵涉到对许多在先作品的利用，存在于在先作品的过多过强的版权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张网，必然阻碍甚至窒息作品的创作，陷入一种“反共地悲剧”。这就说明，不管在哪个时代，我们都必须追求一种版权适度保护模式，维系版权保护与限制的动态平衡。

6、使用者权与版权限制

早在前网络时代，为对抗作者享有的版权，一些学者就明确提出，包括读者和其他作品使用者在内的社会公众享有一种“使用者权”。根据这种观点，合理使用不仅是一种消极抗辩，更是社会公众享有的积极权利。也就是说，一旦版权人将其作品在公众中传播，对该作品的合理使用就成为公众享有的一种“权利”。版权法只是授予版权人在有限时间内的有限权利，而将所有其他权利包括合理使用权都保留给公众，这已成为版权保护史上一脉相承的传统并体现在网络时代的典型案例中。例如，1992年，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判决Accolade公司出于兼容目的解构Sega公司软件代码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行为。此后，为达到兼容效果而解构他人软件就成为一种权利。而在另外一个案例中，美国最高法院指出，如果版权法要实现其促进知识进步的宪法目标，就必须为合理使用留出合适的空间。因此，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合理使用是公众享有的一种如此强有力的权利，以致于可以根本不考虑旨在排除合理使用的合同条款或者技术保护措施的限制。

总之，版权保护与版权限制，恰如版权天平两端的砝码，任何一端砝码的不当增减固然会导致天平暂时失衡，而完全去掉“版权限制”的砝码则势必摧毁版权天平本身。正如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时代在不断变化，但对经济学而言，“有所改变的只是答案而不是问题本身。”对于版权法来说也是如此：在网络时代，版权天平还是那架天平，砝码还是那两种砝码（即“版权保护”与“版权限制”），立法者的任务也依然是保持天平的平衡，有所改变的只是天平两端托盘中的砝码数量以及为维持平衡而增减砝码的频率。

谢选骏指出：综上所述，就不难理解：现代文明的没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金钱的腐蚀，而在精神腐蚀的过程中，稿费与版权又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为了抗拒这一腐蚀，谢选骏的所有写作都不收稿费。

同样，为了保持流水不腐的状态，谢选骏的所有作品都自动放弃本人的版权私有。

西方文明的没落与稿费版权制度的建立直接相关。

中国文学的堕落是稿费版权出版管制的直接后果。

西方文明为何趋于没落了？因为西方思想失去了活力。西方思想为何失去活力了？在我看来就是稿费和版权制度给害的——商业主义和大众购买，杀死了他们的上帝、文明的灵魂，并让社会走向费拉化。

谢选骏：乌托邦不难实现，难的是一直实行乌托邦

乌托邦（Utopia）本意为“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延伸为还有理想，不可能完成的好事情，其中文翻译也可以理解为“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英国人）在他的名著《乌托邦》（全名是《关于最完全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是公共选举产生。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消灭它。

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

乌托邦的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一说是“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其中文翻译也可以理解为“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

《乌托邦》是托马斯·莫尔写的一部拉丁语的书的名字，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它出版于约1516年。乌托邦的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另一个说法是eu是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没有的地方”或“好地方”的意思，是一种理想国，并非一个真实的国家，而是一个虚构的国度，有着至美的一切，没有纠纷。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共和国，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财产都是共有的，在战争时期它雇佣临近好战国家的雇佣兵，而不使用自己的公民。摩尔是一个信仰很深的人。他曾经想过做牧师，他的小说可能受到耶稣会的影响。
广义的乌托邦可以是理想的或实际的，但一般来说这个词更强调乐观的、理想的和不可能的完美事物。
乌托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西方一位学者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
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一般而言，乌托邦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国家可能实现，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绘的形态付诸实现。但是他们并非在做一项仅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乌托邦主义这个词汇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乌托邦）中所显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莫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

思想发展历程

乌托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
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西方一位学者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
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一般而言，乌托邦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国家可能实现，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绘的形态付诸实现。但是他们并非在做一项仅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乌托邦主义这个词汇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乌托邦）中所显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莫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
直到十七世纪之前，乌托邦一般均被置于地理上遥远的国度；十六与十七世纪欧洲航海探险的发现，使人们大为熟悉这个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设计销声匿迹。自彼时起，乌托邦所处的空间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纪开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经常发现的传说中沈没于大西洋的大陆文明）、或者地壳底下的深处。然而渐渐地乌托邦就由空间的转置变成时间的转置，这一进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进步观念所鼓舞，之后则被李尔（Lyell）的新地质学和达尔文（Darwin）的新生物学中钜幅扩张的时间观念所鼓舞。乌托邦不再是较好的空间，而是较好的时间。威尔斯（H.G.Wells）乘着他的时光旅行航向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史德普顿（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末》（Last&First Men，1930）中，则用二十亿年的时间比例来表示人类朝向全然乌托邦境界的攀升。
从空间到时间的转置也使乌托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的现实主义。乌托邦此时被置于历史中，然而无论距离乌托邦的极致之境是何等遥远，它至少可呈现出：人类或许是无可避免地正朝向它发展的光景。十七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结加强了这个动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陆》（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现者。随著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它本身即深具乌托邦色彩）的兴起。乌托邦主义便逐渐变成关于社会主义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为正统社会主义辩护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则在《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News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种吸引人的讼法。这个异种的替代说法乃因“反乌托邦”（dystopia或antiutopia）的发明而出现，此乃对所有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这个观念由巴特勒（SamuelButler）反达尔文主义的《乌有之乡》（Erewhon，1872）一书所预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达到了顶点，尤其表现于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NewWorld，1932）和欧威尔（George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eighty-Four，1949）这两本书中。在这暗淡的年代理，只有史基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维护乌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许多人在这个行为工程（behaviouralengineering）的乌托邦中察觉到比最黑暗的反乌托邦更可怕的梦魇。但是乌托邦主义却在1960年代强而有力地复活，例如像马孤哲（HerbertMarcuse）的《论解放》（AnEssayonLiberation，1969）这样的著作；而在未来学和生态学的运动中也可见其蓬勃的生气。
或许乌托邦主义是人类情境所固有的，也许它只内在于那些受古典和基督教传统影响的文化之中；但是我们大可同意王尔德（OscarWilde）的话：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


现今引申义/乌托邦

今天乌托邦往往有一个更加广泛的意义。它一般用来描写任何想象的、理想的社会。有时它也被用来描写今天社会试图将某些理论变成实现的尝试。往往乌托邦也被用来表示某些好的，但是无法实现的（或几乎无法实现的）建议、愿望、计划等。

乌托邦的探寻/乌托邦

直到十七世纪之前，乌托邦一般均被置于地理上遥远的国度；十六与十七世纪欧洲航海探险的发现，使人们大为熟悉这个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设计销声匿迹。自彼时起，乌托邦所处的空间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纪开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经常发现的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的大陆文明）、或者地壳底下的深处。然而渐渐地乌托邦就由空间的转置变成时间的转置，这一进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进步观念所鼓舞，之后则被李尔（Lyell）的新地质学和达尔文（Darwin）的新生物学中钜幅扩张的时间观念所鼓舞。，乌托邦不再是较好的空间，而是较好的时间。威尔斯（H.G.Wells）乘著他的时光旅行家航向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史德普顿（OlafStapledon）在《人之始未》（Last&FirstMen，1930）中，则用二十亿年的时间比例来表示人类朝向全然乌托邦境界的攀升。
从空间到时间的转置也使乌托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的现实主义。乌托邦此时被置于历史中，然而无论距离乌托邦的极致之境是何等遥远，它至少可呈现出：人类或许是无可避免地正朝向它发展的光景。十七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结加强了这个动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陆》（NewAtlantis，1627）和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都》（CityoftheSun，1637）中所表现者。随著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它本身即深具乌托邦色彩）的兴起，．乌托邦主义便逐渐变成关于社会主义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ModernUtopia，1905〕）皆是为正统社会主义辩护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Morris）则在《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Newsform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种吸引人的讼法。这个异种的替代说法乃因“反乌托邦”（dystopia或antiutopia）的发明而出现，此乃对所有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这个观念由巴特勒（SamuelButler）反达尔文主义的《乌有之乡》（Erewhon，1872）一书所预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达到了顶点，尤其表现于赫胥黎（Aldous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NewWorld，1932）和欧威尔（George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Eighty-Four，1949）这两本书中。在这暗淡的年代理，只有史基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Two，1948）维护著乌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许多人在这个行为工程（behaviouralengineering）的，乌托邦中察觉到比最黑暗的反乌托邦更可怕的梦魇。但是乌托邦主义却在1960年代强而有力地复活，例如像马孤哲（HerbertMarcuse）的《论解放》（AnEssayonLiberation，1969）这样的著作；而在未来学和生态学的运动中也可见其蓬勃的生气。

反乌托邦/乌托邦

反乌托邦（Dystopia）是文学，尤其是科幻文学中的一种文学体裁和流派。反乌托邦主义描绘的是反面的理想社会。反乌托邦主义的代表作是1932年英国赫胥黎所著的《美丽的新世界》，英国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以及俄国扎米亚京的《我们》。
《美丽的新世界》以美国梦的实践为基础，矛头主要指向所谓的科学主义,描绘了科学主义的乌托邦。具体地说，《美丽的新世界》预测了600年后的世界。书中描写美国汽车大亨亨利?福特代替了上帝，因为福特发明了生产汽车的流水线，使生产飞速发展，这种生产方法终于统治了整个世界，公元也因此变成了“福元”。在新世界里，处于“幸福”状态的人们安于自己的“等级”，热爱自己的工作，每天亨用定量配给的“索麻”——一种让人忘掉七情六欲、“有鸦片之益而无鸦片之害”的药品。作者描写了一个保留区内的“野人”，他来到了盼望已久的“新世界”，开始时为物质环境的改变而涕零，欢呼到达了——美丽新世界，随后终因他还有血性，无法适应在流水生产的社会中的白蚁式的生活，加上他认为自己的心上人放荡而无法忍受（新世界的名言：每一个人属于每一个人。故无所谓“放荡”可言），使他最后的精神寄托破灭，终于在孤独、绝望中自尽身亡。在这个“新世界”里，社会安定就是一切，影响安定的思想、艺术、宗教、家庭、情绪及各种差异荡然无存。“野人”的形象就是今天人类的化身，他的处境和悲剧结局令人不寒而栗。
《我们》是一部融科幻与社会讽刺于一体的长篇小说。讲述“我”——未来的大统一王国的数学家、设计师的故事。大统一王国由大恩主领导，人们高度一律，都没有独特的姓名，只有编号。我是号码503。这个王国的人们连作息都严格按照王国发下的《作息时间戒律表》来进行。王国的人们也不可能自己去找对象，而是在统一领导下由王国的有关机构指定。给那些编号的男女发一种粉红色的小票，让他们凭票进行性生活。比如今天男号码503的性对象就是女号码O-90。但是503也偷偷地看点禁书，发现古人居然还生活在自由之中，也就是说还生活在无组织和野蛮之中。“使我一直困惑不解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权怎么能允许人们生活中没有我们这样的守时戒律表，对用餐时间不作精确的安排，任人自由地起床、睡觉。有的史学家还谈到，当时的街上好像灯火彻夜通明，车马行人通宵穿行不息。”
更令号码503奇怪的是：“这个国家居然对性生活放任不管——这真是咄咄怪事：不管是谁，在什么时候，进行多少次，在什么地点……都由着人们自己，完全不按科学规律行事，活像动物。他们也和动物一样，盲目随便地乱生娃娃，真让我觉得可笑！”
这个大恩主领导的大统一王国充满着很多科学的创造发明，在他们眼中，我们这些古人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眼中，他们已经科学进化得近乎完美。比如，他们已经用科学手段来写诗歌了，把数学法则融入诗歌之中。又比如说，他们天才性地创造发明了“一致同意节”。
由于号码503受到古书的异端邪说诱惑，以及克制不住自己体内的古老欲望的复苏，503的思想被国家护卫局侦破，最后被送进了一种叫作“气钟罩”的刑具里处死……当然这个大统一王国里已经有不少号码已经背叛了理性。“西部街区仍很混乱，那里又哭又喊，又是尸体，又是野兽……”
故事似乎是在一种谢主隆恩的气氛中结束。号码503在临死前坚定了对王国理想的信念：“40号横街上已经筑起了一堵临时高压大墙。我希望胜利会属于我们。我不只是希望，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因为理性必胜。”
《1984》由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于1948年写就。他的另一部重要小说是《动物庄园》
他曾说自己“从1930年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而这时候，他又开始考虑“捍卫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了。这个思想出发点，一直影响到他后期的两部名作《动物庄园》和《1984》（NineteenEighty-Four,1949）创作。1950年1月，奥威尔病逝，享年46岁。
《1984》描绘了极权主义的乌托邦
《1984》的内容：到了1984年，世界上的国家已经减少到三个。大洋国、欧亚细亚和东亚细亚，小说是从大洋国展开叙事的。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位于顶端是老大哥，他是万能的，从不会错的，他从不露面，他的大幅照片户内户外却到处张贴。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着臣民。老大哥的下面是以他为领袖的内层党，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再往下是外层党，底层是普通群众，占大约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党有三大原则：“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
国家有三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第一是“过去的改变性”——历史自然可以随意改造。第二条是“双重思想”，即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一面故意撒谎骗人，一面诚心诚意地相信自己的谎言；一手遮盖客观事实，一手却紧握这个事实，等到于己有利时便拿出来使用。第三个教条，是以“新话”为精神建设的最终目标。“新语”的全部目的是缩小人类的思想范围，使人们拥有的表达思想的语言少得连思想犯罪也不可能。“新语”在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指鹿为马的服务于权力的语言体系。
政府机关有四个部，即：富裕部、和平部、仁爱部和真理部。富裕部使人挨饿，和平部主管战争，仁爱部对群众实行严密的思想控制，而真理部负责造谣。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就是真理部中负责篡改历史的一个小人物。他在这种劳动中对极权产生了厌恶情绪，厌恶控制，厌恶泯灭个性的监控体系；女主角朱丽娅也是外层党成员之一，出于共同的厌恶，他们相爱了。爱情挽救了他们的肉体和灵魂，成为他们反抗体制的内心动力。最后“组织”发现了他们的行为，他们双双被捕入狱，在狱中被洗脑。最后他们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爱人，心中仅存的一点人性的光辉彻底被体制的黑暗吞没。
这是一个斗争、背信、恶魔似的残忍的世界，国家的目标是培养仇恨，打击他人，效忠老大哥。这是一个恐怖统治的社会，在这个地方，全体人民处于完全监视之下、自由与思想是城中绝迹的珍品，屈从与无意识被训练成一种全民心态。
目前，国内尚无一本全部收集“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文集（三部小说不超过50万字），但是分开出版的已经有很多，如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翻译的《一九八四》，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前《苏联文学》主编顾亚鸣女士翻译的《我们》（作家出版社），著名翻译家孙法理翻译的《美妙的新世界》（译林出版社出版），以及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奥威尔精华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奥威尔散文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出版的中英文对照的《一九八四》、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远方出版社出版的《美丽新世界》等。今后，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希望能有一流的出版社尽快策划类似选题，鼎立出版三册合一的反乌托邦文集，以满足读者、收藏者和市场需要。
乌托邦人所憎恨的是金银珠宝，他们给奴隶戴金银珠宝当锁。

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


主张

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应该建筑在人类的理性和正义的基础上。这种社会至今还未出现，是由于人们不认识和承认的缘故。他们觉得只要有天才掌握了这种思想，并推广开去，就能实现他们心中的理想社会。空想社会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是由于人类在道德和法律上犯了错误，背弃了人类的本性的缘故，他们的目的是要消灭这种错误。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确信资本主义应当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莫尔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痛斥了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指出这是羊吃人。圣西门把无政府状态称作"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认为经济自由必然导致这一状态。傅立叶认为雇佣劳动制度是"恢复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工厂是"温和的监狱"。欧文抨击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一切阶级之间纷争的根源。他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剥削关系，工人创造了巨量的社会财富，却被工厂主、商人、银行家、经纪人、收租者、食利者以及达官显贵所瓜分。


公有制

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但各有见解。莫尔等把财产公有制理解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公共占有。摩莱里、欧文等则理解为除日常生活品以外的财产的公共占有，即是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少数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立叶在自己的理想社会中保存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资产阶级倾向的明显表现。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提出了计划经济的思想。圣西门主张，在实业制度下要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彻底根除无政府状态。


消费

16至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都带有不同的禁欲主义色彩，有的甚至公开鼓吹戒绝一切享受的、苦修苦炼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到了19世纪初期，禁欲主义已经失去得以存在的条件，这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批判禁欲主义，对未来理想社会的高度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作了富有吸引力的宏伟想像。


城乡结合

从托马斯·莫尔开始，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注意到解决城乡对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问题。罗伯特·欧文主张，把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


发展

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6世纪至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初，共经历了300多年。3个阶段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各不相同，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也不同。
16世纪至17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实行公有制”、“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但对社会主义的设想还只是一个粗糙而简单的轮廓。
18世纪，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对社会主义进入理论探讨和论证阶段，并用“法典”形式作出明确规定；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批判，认为私有制引起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而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当具备初步的阶级观点后，主张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时，以农村公社和手工工厂为原型，主张在封建制度崩溃后，在农村公社和手工工厂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赞同君主制、终身制、家长制等。
19世纪30和40年代，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顶峰时期。由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这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进行了批判；理论上，提出政治制度的基础是经济状况，指出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设计未来理想社会主义制度时以大工厂为原型，完全抛弃了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


代表人物

圣西门
在《日内瓦书信》中，圣西门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人人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他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
圣西门认识到法国革命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虽然，对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已经明白地表达出，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的思想，即废除国家的思想。
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期间，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其次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
圣西门具有天才的远大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受到了圣西门的影响。
傅立叶
傅立叶的著作中包含着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的、但并不因此就显得不深刻的批判。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贫困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傅立叶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的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同启蒙学者关于只是由理性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诺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词句作对比；他指出，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
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绘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欺诈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习气。
傅立叶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他指出：
“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
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所以，譬如说，“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
傅立叶熟练地掌握辩证法。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他把这个看法运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引入了历史研究。
罗伯特·欧文
当法国大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但是并不因此就显得缺乏力量的变革。
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转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飚时期。社会越来越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但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
这时有一个29岁的厂主作为改革家出现了，他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
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他的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800年到1829年间，他按照同样的精神以股东兼经理的身分管理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只是在行动上更加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
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2500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让成长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满一周岁以后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几乎领不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13至14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工人只劳动10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4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一直给企业主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欧文对这一切并不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允许进行自由的生命活动了。“可是，这2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2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本来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5％的基本投资利息以外，还得到30万英镑（600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种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个别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面向实际的性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年度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对各种技术上的细节，都作了非常内行的规划。
欧文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关于婚姻和共产主义制度的《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新道德世界书》和《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书》表达了最明确的共产主义，这本书不仅主张实行有平等的劳动义务和平等的取得产品的权利，而且还提出了为未来共产主义公社所作的带有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的详尽的房屋设计。
欧文不仅宣传了“明确的共产主义”，而且还在汉普郡的“和谐大厦”这一移民区实行了为期5年（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共产主义，那里的共产主义就其明确性来说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尊敬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报刊对他实行沉默抵制，由于“和谐大厦”的共产主义试验失败，他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30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例如，经过他5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妇女和儿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总工会。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即借助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来交换劳动产品的机构。

对外联系　

空想社会主义者设计的理想社会，不是闭关自守的社会，而是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外联系。在他们的新世界和资本主义旧世界之间存在着贸易关系。新世界要通过多种途径从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生产。为此，居民注意学习外语和有关外国的各种知识，尽可能多地了解外国情况，不能让旧世界的旧风尚败坏新世界的新风尚。

空想社会主义的城市设想

空想社会主义城市设想把城市建设和经济制度联系在了一起，这样就从更为广阔的社会改造角度，给整个欧洲的现代运动产生了直接的推动力。并且这种理论主张城市规模不能够过大了，要接近农村，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城乡的结合。并且有可能能够的城市中各种矛盾。空想社会主义城市设想重视城市居民的公共生活和集体生活，建立了各种公共设施。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始于人们从社会改革角度对解决城市问题所作的种种探索。19世纪上半叶，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继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莫尔等人之后提出种种设想，把改良住房、改进城市规划作为医治城市社会病症的措施之一。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对后来的城市规划理论颇有影响。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霍华德倡导“田园城市”，1915年格迪斯提出区域原则，倡导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相结合的学说。他们的学术思想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同时代的恩文所著《城市规划实践——城市和郊区设计艺术概念》一书，总结城市发展的史例和他本人的规划实践经验，可视为建筑师对城市规划领域的开拓。随后，越来越多的建筑师以及社会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等投入城市规划理论的研究。
在19世纪，影响最广的城市规划实践是法国官吏奥斯曼1853年开始主持制定的巴黎规划。尽管巴黎的改建，有镇压城市人民起义和炫耀当权者威严权势的政治目的，但巴黎改建规划将道路、住房、市政建设、土地经营等作了全面的安排，为城市改建做出有益的探索。影响所及，科隆和维也纳等城市也纷纷效法。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另一种建设实践：英国一些先进工业家在建设工厂的同时，建设新的工人镇。例如1851年工业家萨尔特建设了萨泰尔工人镇，1887年利威尔建设了日光港工人镇，形成所谓“企业城镇”。这些实践无疑促进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等城市规划理论的形成。至今，城市规划仍是采取上面所说的旧城改建和新城建设两种基本形式。19世纪90年代，西欧各国已逐渐形成以公共投资改进市政建设同控制私人用地相结台的城市发展战略概念。在德国有城镇发展规划工作的传统，也有雏形的分区制规划方法。这些都为城市规划工作提供了有用经验。
制定城市建设法规最初的目的是维持整齐、清洁、安定的城市环境，以保障居民健康。英国1848年制定《公共卫生法》，其中规定了住宅的卫生标准，1906年颁布《住宅与城市规划法》。瑞典1907年制定了有关城市规划和土地使用的法律。美国纽约1916年颁布了控制土地利用和建筑高度的分区区划法规，后来在1961年为适应新情况，修改成为区划决议。实践证明，城市建设和管理要有相应的法律体系，严格的城市建设法规可以提高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质量。

新和谐公社

1824年，欧文变卖了所有家产，带着四个儿子和一批朋友，还有百余名志同道合者，从英国出发，乘风破浪横渡大西洋，驶向美国。
到了美国印第安纳州，他立刻去寻找最适合他建立新社会的地方。结果，他用20万元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于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世外桃源”──“新和谐公社”就这样开始一砖一瓦兴建起来了。
这个村庄地处丘陵起伏、碧水长流的地带。村外的山岗和谷地上，是一片又一片的葡萄园，紫红色的串串葡萄挂在绿叶成荫的架下，把村镇周围点缀得分外秀丽。远处，与天际相连的绿茵茵的草场上，牧羊人头戴宽边草帽，悠闲地随着雪白的羊群向前走动。村后的果园里，苹果树、桃树、李树排列成行，好像村子的翡翠屏障。往村子里走，只见街道两旁种着白杨和桑树，还有美丽的金雨树。再往里，是相隔不远的一处处厂房，有面粉厂、鞋帽厂、啤酒厂、麻布厂，另外还有酒坊和染坊。到了村子的中心，可以看到崭新而又整齐的住宅和各种公用建筑，还有会议厅、阅览室、学校、医院和接待室，偶尔也可以见到作为临时住房的圆木小屋。这些房子的周围，是连成一片的小花园。微风吹来，村里到处飘逸着花草的芳香。
这岂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吗？是的，这的确是很理想的“世外桃源”。然而，它也确实在这世界上存在过4年之久。它的地址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南部沃巴什河岸边，名字叫“新和谐公社”（或叫“新和谐村”）。
这与充满血腥的资本社会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
欧文带领全体公社成员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他们规定，全体公社成员按照年龄大小从事各种有益的劳动。5岁到7岁的儿童，一律无条件入学，朗朗的读书声给全体成员一种欣慰与自豪，他们仿佛看到了“新和谐公社”未来的希望，也看到了全人类的未来。8岁到10岁的儿童。除学习外，还要参加公社各种有益活动和必要劳动，如修整花园、做家务等，从中掌握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12岁以上的青少年，必须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还要在工厂、作坊等学习一定的手工技能，以便将来为参加工作做好准备。
20岁到25岁的青年人，是公社建设的主力，因分工不同，有的在工厂作工，有的在农田参加农业劳动，或是参加一定的脑力劳动。公社的未来发展，全靠这个年龄段的主力军。25岁到30岁的人，每天只需以参加两个小时的生产劳动，其余时间则从事公社的保卫工作和参与产品的分配工作，也有一部分人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工作等脑力劳动。
30岁到40岁的人负责管理、组织和领导各个部门的生产工作。40岁到60岁的人，则主持对外交往。接待宾客或是产品交换等。60岁以上的老人组成老人集体，负责捍卫宪法，维护宪法的尊严，监督宪法的实施落实等。
这样，“新和谐公社”所有成员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和谐”相处。
“新和谐公社”的建立，引起了全世界注意，人们从世界各地纷纷赶来。想看一看这个公社是如何“和谐”的，尤其是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境地的劳动者更是带着惊奇、带着羡慕、带着希望，如潮水般涌来。他们也希望在这个公社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甚至连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如美国费城科学院院长威廉·麦克留尔、经济学家和博物学家约西亚·华伦等人也纷纷前来，热情参加和谐公社的建设。
“新和谐公社”的建立是这样的吸引人，以至于除赞成者对之大加赞扬外，连反对者也众口一辞、连声感叹。
但是，“新和谐公社”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它处在整个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而且，来参加公社的人形形色色，抱有各种目的，有着各种想法，所以，社员之间不久就产生了各种矛盾，变得不像预想的那么“和谐”了。
更何况，其总设计师欧文的建设理论也有致命的弱点，按照欧文的理论，公社成员的活动目的只要满足本社成员的需要就可以了，所以导致公社产品成品缺少，生产少，消费多，产生矛盾。因成员觉悟水平不一，导致脑力劳动者日趋增多，而体力劳动者日渐减少，以致于技术工和一般工人匮乏，工厂、作坊经常停产关门，甚至连当时最先进的机器也不得不闲置起来，如公社的一家染坊能与当时美国最完善的染坊相抗衡，但都无活可干，一个纺织厂每天能生产400磅棉纱、一个面粉厂每天能生产60桶面粉，都不得不时时停工。还有一块大到3600英亩的麦田因缺少足够的劳动耕种而收入微薄。这种情况，使欧文自己再也没有钱来补贴公社的逐日亏损了。4年以后，“新和谐公社”终于宣告了破产。

谢选骏指出：乌托邦是不难实现的，难的是一直实行乌托邦。正如毛泽东亲自供述的那样，“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而不做坏事，那不是人类力所能及的，所以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如果强行推广乌托邦，那就会把人变成鬼，把人间变成了地狱，就像斯大林和毛泽东治下的苏联和中国大陆一样。

而且，斯大林和毛泽东本人，就最不合乌托邦了——由最不合乎乌托邦的人去推行乌托邦，岂不荒谬至极。

谢选骏：人均一万美元的魔咒

政治学上有一条定律，就是一个国家人均产值一万美元前后，就将进入民主革命的阵痛期（依赖出卖资源的不算）。1989年前后的苏联，就没有过得了这一关。中国八九民运之所以早产，就是因为当时人均产值还不过三百美元。

《马来西亚总理称马人均收入超一万美元》（2017年05月24日 中国新闻网）报道：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吉隆坡透露，马来西亚人均收入已从2010年的8230美元提高至目前的1万零10美元。他称，马来西亚离先进国家越来越近。
纳吉布23日晚在2016年国家转型计划年度报告推介礼上说，世界银行在2010年所定下的先进国人均收入为1.2275万美元。“让我国与高收入国的差距从33%收窄至18%”。他指出，马来西亚从2010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速为5.1%，高于世界经济增长平均增速。
2017年第1季度，马来西亚经济增长达到5.6%。纳吉布指出，这超出了政府与世界银行的预期。他称，马来西亚的财政赤字已从2009年的占国内生产总值6.7%，减低至2016年的3.1%。政府也成功降低对石油收入的依赖，通过实施消费税，石油收入占国家收入比例已从2009年的41%降低至目前的14.7%。
他引述纽约BAV咨询公司及沃顿商学院联合进行的调查结果称，马来西亚是2017年最佳投资国；福布斯财经杂志也将马来西亚列为亚洲国家吸引外资排行榜首位。(完)

谢选骏指出：不知马来西亚算不算民主国家？如果不算，它的魔咒很快就要应验了。因为政治学上有一条定律，就是一个国家人均产值一万美元前后（依赖出卖资源的不算），就将进入民主革命的阵痛期。1989年前后的苏联，就没有过得了这一关。中国八九民运之所以流产，就是因为人均产值还不过三百美元。

《大陆9省市人均GDP逾万美元》（2017年08月04日 旺报记者龚俊荣综合）报导：

台湾经济奇迹，曾让台湾位列亚洲四小龙，不过，随着大陆经济快速崛起，经济成就已不输台湾，更是将台湾比下去，以生产总值（GDP）来说，台湾2016年GDP约在5560亿美元，在大陆各省排名中，只能争到老6的地位，输给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与河南。紧追在台湾之后的四川与湖北，很快就会赶超台湾，台湾很快就会被挤出前10之外。

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大陆各省市的经济实力，跑赢台湾已不是新闻，反而值得注意的是，将有愈来愈多的省市超越台湾。过去台湾引以为傲的经济成就，如今逐渐步拱手让给大陆各省市。

根据2016年全球GDP总值排名，美国稳居老大哥宝座，大陆屈居老2，台湾排在第22名，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人均GDP排名中，台湾还是跑赢大陆的。台湾以近2.4万美元赢过排名第75名的大陆，大陆人均GDP为8516美元，台湾多出大陆几近3倍。

尽管如此，从大陆各省市来看，台湾的优势也愈来愈保不住，大陆去年已有9省市如天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内蒙古、广东与山东等，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正逐步拉近与台湾的竞争差距。

台湾这几年的经济成长率成长有限，不像大陆各省市每年都动辄6至7%以上的增速成长，甚至有些省市以超过2位数成长，在彼长我消的态势下，台湾已难再拥有傲人的竞争优势。

台湾的停滞不前，对比大陆的迅猛成长，台湾的GDP与人均GDP的排名，将来大陆各省市超越台湾的省分将大增，现在GDP在大陆排第6，很快就会掉出前10之外，至于人均GDP，大陆各省市也终将有机会跑赢台湾。

谢选骏指出：香港人号称经济动物，果然不谈政治，上述攀比不过半年，大陆政治即发生逆转，要知后事如何，还要接着分解。

《中国人脸辨识系统 两面用途可怕》（2018年3月23日 转载世界新闻网）报道：

美中竞争霸权、习近平集权延任后，中国将走向何方，是近期热门政治话题。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资讯安全行业协会会长谈剑锋，日前在政协提案，呼吁不要用人脸识别作为网络身分证，因为不靠谱，“密码丢了可以换，但生物资讯不可再生，一旦泄漏不可能再有第二张脸”。专家之言让人联想中国发展人脸辨识系统、全国DNA数据库、布建“天网”，运用大数据，成为辅助专制统治的最有力工具，中国领先全世界。

科技发展和运用，可能都有两面性。譬如指纹、声纹、瞳孔或DNA、人脸辨识系统，用于行动支付，可方便人们生活；用于维安监控滴水不漏，异议者、当局想监控的人行踪更易被掌握，出门见了谁、干什么都无所遁形，别说“革命推翻政权”根本不可能，乔治?欧威尔描述极权政府的“1984”书中的“老大哥”，完整在现实世界中出现了。

去年底起，中国发展“天网”系统就受到BBC、CNN和“华尔街日报”等国际媒体注意。BBC记者John Sudworth到贵州采访“天网工程”，体验用手机拍下自己脸部照片，然后开始“潜逃”，测试天网威力。他走过一段行人天桥、进车站售票厅，警方七分钟内就发现他的行踪，逮到他们想抓的人，靠的是街头无所不在的摄像头和电脑人脸辨识系统。

Sudworth说，“如果你没什么可隐藏的，就没什么可害怕的”，就是说“良民”不必害怕政府监控。惊人的事实是：中国全境目前已有1.7亿个监控镜头，未来三年要再装4亿个；每个中国人平均有0.3个摄像头“侍候”。不仅城市，中共中央数月前下发“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文件，“法制日报”报导，“雪亮工程”将在农村建立安全监控网，2020年前，乡村地区将实现“全域覆蓋、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影像监控联网，其实就是全国“维稳监控网”。

不只摄像和人脸辨识系统，中国正打造全球最大DNA数据库。2020年前，全国DNA数据库从现有5400万笔，倍增到1亿多笔。华尔街日报报导，在四川乐山市犍为县，警察到教室要男童向小塑胶盒吐口水，未告知原因；在吉林、宁夏、深圳，人们被告知是健康检查、或因未出示身分证等，公安会蒐集唾液或血液标本，以农民工、煤炭工、租房者等“高风险人群”为主。外媒报导，新疆正收集全民DNA。

柏克莱加州大学资讯学院教授萧强认为，中共透过DNA档案加上网络监控，将建立“数位极权国家”。苏黎世大学教授Anita Gohdes认为，别被所谓“推特革命”(指茉莉花革命)说法愚弄，网络数位时代，受益者通常是统治当局而非人民。“没有任何国家有中国那样的人力，控制、过滤互联网。……局势越不稳定，政府越可能加强审查”。让我们看到习近平主政下，新时代中政府“有力”的可怕一面。

善用数位技术和大数据，可增进治安。郑州警察开始配备能进行面部辨识的墨镜，在街头识别嫌犯，墨镜与警方罪犯数据库连结，警察快速扫描人群，识别出逃犯。但类似技术用来监测民众，同样威力无边，生物特征辨识让所有人隐私权都没了，想“造反”，当局可防范未然先扑灭。

西方这些发展落后中国吗？是不为，不是不能。欧美很多城市也装设街头摄像头，监控交通和犯罪。但美国法律允许执法人员蒐集嫌犯照片，想蒐集DNA，有些州须先定罪，或得到法庭授权或本人同意。联调局DNA档案库目前仅有1300万笔被定罪者和300万笔被捕者DNA资料。英国曾考虑扩大全国DNA数据库，2008年被欧洲人权法庭否决，理由是违反私人权利。

中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网络长城”封堵大陆14亿人浏览境外“不良”资讯，境内5、6亿个摄像头，广泛收集人脸数据，将来DNA大数据运用，掌控可疑分子，威力和控制力量难以想像；再佐以网络敏感词封锁、屏蔽，必要时局部切断网络通讯，中国运用新科技“维稳”，成就全球第一。

监控措施伴随着中国崛起也“强大”了，正面看，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民众“没什么可隐藏，就没必要害怕”，在中国隐私权没那么重要；反面看，就是箝制言论、控制人民，名副其实的“天罗地网”，所有人都无所遁形。这样的“自信”和模式，难道不可怕？

谢选骏指出：看来“人均一万美元的魔咒”还是有效的。很明显，在共产党中国人均产值接近9000美元的2018年，果真发生了方向性路线性的“终身改革”——这说明既有的“开放改革”已经无法持续了，必须改辕易辙了。而俄国也是殊途同归，在将近一万美元的时候，发生了入侵乌克兰的根本变革，从此人均产值再也无法继续增长了。

谢选骏：拜登和毛泽东一样下流

《拜登引用毛泽东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美国舆论传开了…》（熊超然 2020-07-15）报道：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引用了毛泽东的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美媒“福克斯新闻”14日报道了这一消息，这条“新闻”迅速在美国社交媒体和舆论场吸引了不少关注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则报道中，“福克斯新闻”直接以“拜登在大型募款活动中引用毛泽东名言”作为标题，但报道内文中却并非直接描述拜登所说的话，而是以引述另一消息源的方式进行了报道。

按照“福克斯新闻”的报道，拜登13日参加了一场大型数字募款活动，期间谈论到了有关于女性经济救济方面的问题。据《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爱德华·艾萨克·多维尔（Edward Isaac Dovere）描述，这位前副总统表示，现在必须把真正的经济救济交到妇女手中，随后他说道：“妇女能顶半边天。（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

“福克斯新闻”还特别介绍称，“妇女能顶半边天”并不是一句谚语，而是大约70年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所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也成为了宣传“男女平等”的重要宣言。“拜登引用毛泽东名言”的报道出现后，引发美国网民的网络上的广泛讨论，许多人都说“拜登似乎正在朝社会主义靠近”等等。

早在10日，特朗普就曾表示，民主党就是个社会主义政党，拜登就是桑德斯、科尔特斯和激进左翼的傀儡，他们想要在美国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在拜登的领导下，没有一个美国人是安全的，他们让美国民众任由社会主义暴徒摆布，我正在和这种可怕的情况做斗争，所以即将到来的选举真的很重要。”

作为一向亲特朗普阵营的媒体，“福克斯新闻”爆出如此标题的一则“新闻”也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在该报道末尾，“福克斯新闻”就毫不避讳地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今年总统大选的关键议题。报道称，特朗普阵营和拜登阵营都互相指责对方“在共产主义国家面前表现软弱”，双方在有关经济和疫情的问题上也都牵扯出中国，并大肆抨击对方。

事实上，他们确实都已经开始这么干了。

4月底，共和党的重要竞选部门专门向候选人们发去了长达57页的“红皮书”备忘录，告诉他们在选战中应通过“攻击民主党”和“甩锅中国”等方法赢得胜利。特朗普还不断指责拜登的儿子“在中国做生意”等等。

另一边，拜登的高级顾问5月曾透露，团队此后的选举政策将在对华议题上比特朗普更加强硬，拜登甚至计划在当选后“拉上美国的发达国家盟友”，共同对抗中国。

截至发稿，拜登和其团队还并未就此事进行任何回应。

谢选骏指出：人们都说拜登喜欢性骚扰，我还将信将疑，现在看来还真有可能，因为拜登竟然引用了毛泽东侮辱妇女和他滥交的黄色段子！可见拜登和毛泽东一样下流。

《毛泽东遗产争议：妇女能顶半边天》（蒙克 2013年12月 24日）报道：

毛泽东的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已经成了名言。

编者按：12月26日是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诞生120周年纪念日。

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就任一年多来，整治党风、推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等等，习执政中的毛元素屡见不鲜，其意图和实质则各有评说。

BBC中文网特推出系列报道，分析评论毛泽东对今日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毛泽东在1968年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后来成为国际名言——中国妇女地位提高是争议最少的毛泽东的遗产之一，西方评论员也承认毛泽东时期的努力大幅度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毛泽东的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已经成了名言。

最近澳大利亚矿业富商克莱夫·帕尔默在担任议员后发表讲话时就引用毛泽东的名言，他说“毛主席曾经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澳大利亚的政坛需要更多女性。

新加坡公共政策学院和纽约的亚洲协会去年做过的调查表明，在亚洲中国女性在商界高管位置排名第一，在其他儒家文明影响的亚洲国家，妇女在职场上的位置落后于中国。

中国女性占人口的49%，劳动力的46%，在最高层管理职位中女性的比例超出许多西方国家。研究将中国男女平等归因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儒家传统的冲击。

宪法和婚姻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在有关讲话中说，中共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重视妇女工作，把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作为中共的奋斗目标。

中共建国伊始就在法律上规定了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权益。按照宪法规定，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1950年中国通过的第一部婚姻法规定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妇女地位当初倍受中共重视有其意识形态原因，因此也和中共理论的象征人物毛泽东关系极大。

革命、妇女解放——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统治阶级压迫女性，把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变成二等公民，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让女性摆脱作为生育工具的地位。列宁曾经把妇女压迫说成是“家庭的奴隶制”。

毛泽东因为出身农家，所有对中国底层妇女的悲惨生活并不陌生。1927年毛泽东在考察了湖南农村几个县以后得出结论说：中国妇女除了要和男人一样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外，还要受夫权的支配，妇女一生被这“四权”压弯了腰。

在中共掌握政权后推出的文艺和宣传作品中，有大量反映中国妇女悲惨境遇的内容。在极左时期推出了“八个样板戏”，其中有五个主要反映的是革命女性。女性解放同革命主题相联系。

俄国布尔什维克妇女工作负责人在“十月革命”后说过，离开共产主义的妇女解放不可想象，同样离开妇女解放的共产主义也不可想象。

妇女地位回落——毛泽东提出 “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提出10年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后毛泽东时代开始。改革开放后，对意识形态的放弃，被压制的旧观念有所抬头并产生了社会影响。

有人统计说，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大代表中的女性比例的国际排名大幅度下降，女性高级官员的比例也大大下降，教育和就业对女性歧视现象严重。

中国社会学者李银河也说，在毛泽东时代，因为男女挣的工资都差不多，那个时候男女似乎更平等一些。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中私营企业剧增，他们的经济成本核算更严苛，对要生育和抚养子女的女性的就业形成歧视，因此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的地位有所下降。

随着社会自由度放宽，违反保障妇女权益法律法规的事例层出不穷。特别是富裕、特权阶层中出现很多事实重婚的“三妻四妾”现象，还有富豪的妻妾、姨太公然担任高级公职的事例。有意思的是，中国媒体很少把这类违法和侵犯妇女权益的事件当作丑闻报道。

社会舆论乱象——不久前当中国网络名人薛蛮子嫖娼被抓并被媒体曝光后，当事人的志同道合者纷纷指责国家滥用公权。一方面有人宣扬嫖娼是基本人权，另一方面有人要维护妓女卖淫的自由。

最近著名歌唱家之子卷入轮奸案被判监禁，清华大学法学教授为其鸣不平说：“强奸良家妇女比强奸陪酒女、陪舞女、三陪女、妓女危害性要大。”

卖淫现象往往离不开贫穷、强迫和剥削，甚至拐卖妇女等犯罪。中共夺取政权后采取了关闭妓院、教育挽救，让大量的卖淫女从良融入主流社会，一度消灭了妇女卖淫现象。但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改革阶段，又重新出现了数量极大的卖淫女。

许多反毛的自由派人士愿意从社会自由的角度解读妇女卖淫的现象。他们认为毛泽东时期消除卖淫现象属于不可复制的“反常”时期，而在经济开放、社会自由后出现卖淫现象则是合理的社会常态。

西方媒体评论一般反对毛泽东的斗争手法，但肯定中国妇女地位改善这个结果。但国内一些持批评态度者似乎评价毛泽东不能如此一分为二，全盘否定。而对于时下中国卖淫嫖娼泛滥、女性权益被侵犯，有人说，温饱思淫欲，有钱嫖娼起码说明社会富裕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企图掩盖毛泽东的劣迹，因为作者蒙克假装在说“毛泽东遗产争议：妇女能顶半边天”，却丝毫没有提及这句污言秽语是一句毛泽东侮辱妇女和他滥交的黄色段子。再看看上文所引的重复“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黄色段子的下流坯子还真不少。由此可见，拜登为何能够骗得如此之多的选民票。

《毛泽东时代，妇女真的“能顶半边天”吗？》（高雨莘
2017年9月26日）报道：

北京——我姥姥喜欢讲自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几十年担任记者的故事。她回忆说，他们在喇叭里听到毛主席的最新声明时，会匆忙地记下来；在刚刚进行集体化改造的农村与愉快的农民交谈。她事业的亮点是把一名默默无闻的糖果销售员打造成了国家劳动英雄，热情洋溢地赞美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她在中部省份湖南省长大，父亲是地主。她说自己的母亲是一名忧郁的家庭主妇，怨恨丈夫在她没有生下男孩后娶了一个小老婆。“共产党做了不少坏事，”姥姥在回忆结束时总会说，“但他们确实改善了妇女的生活。”
这句口头禅总结了人们对毛泽东在中国女性事业方面留下的遗产的普遍观点。每个中国学童在历史课上都曾学到，共产党将农民的女儿从城里的妓院救出来，把大门不出的妻子送进工厂，让她们从儒家父权制度的压迫和帝国主义威胁中得到解放。但是，关于毛泽东治下女性地位全面提升的描述包含着一些需要额外说明的关键之处。
虽然共产党革命给女性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但也让她们的利益服从于集体目标。毛泽东的言论和政策止步于家门口，对减轻女性做家务和照看孩子等家庭负担几乎没有任何帮助。整个社会充斥着盲目颂扬革命成就的言论，女性失去了个性化语言，不能用之来理解和表达自己的个体感受。
史学家们在研究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时，发现情况很复杂。人们曾认为，该举措通过为农村女性提供就业机会，从而为她们赋权。虽然女性的确对集体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她们很少能升至可以做出决策的位置，在围绕丈夫的家庭和村庄关系建立的社区中，她们依然是外人。研究还发现，女性经常从事对体力有要求的劳动，但挣的比男性少，因为涉及大型动物或机械的对体力要求较低、最有价值的任务通常留给了男性。
城里的工作环境也不乐观。女性被派往集体社区作坊，薪水微薄，工作条件恶劣，而男性则更可能得到大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舒适工作。党干部对此的解释反映出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女性体质更弱，脾气更温和，不太适合操作重型设备等繁重任务，或者去工厂工作。
共产党有时口头上支持共同承担家务，但在实践中，它纵容女性在家中继续保持从属地位。在海报和讲话中，社会主义女性偶像被描述为“铁娘子”，她们在钢铁熔炉前英勇地劳作，同时维持家庭的和谐。但那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方式，只关注让女性加入劳动队伍，无视她们在其他领域的感受。
去农村探访的人们看到农村妇女日夜不停地劳作：做饭、缝补衣服，以及在田里干完一天活后回家喂家畜。她们的处境令文革时期下放到农村的城市年轻人感到震惊，比如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的社会学教授张乃华（音）。文革时期，年轻的她在农村呆过一段时间，她认为农村婚姻完全抹杀了女性身份。
研究者还发现，结婚后，工厂女性的事业发展往往比男性慢，因为她们受到家庭责任束缚，几乎没时间学习新技能，承担额外工作，而这两项都是获得晋升的前提条件。承诺减轻她们负担的国家服务，比如公共托儿所，实际上很少，未能实现全面覆盖。与发达国家的女性不同，中国女性没有节省体力的家用电器，因为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倾向于发展重工业，而非洗衣机和洗碗机等消费品的生产。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这些现实相当于出现了“革命的延迟”。不过，学者们的结论与中国妇女们的看法恰恰相矛盾。
20世纪70年代，艾奥瓦大学(University of Iowa)的人类学教授玛格丽·沃尔夫(Margery Wolf)在中国进行实地调查时惊讶地发现，中国女性虽然继续遭受压迫，却热情歌颂妇女解放的奇迹。“人们很容易将广泛宣传的性别平等理念当成现实，将问题视为旧制度和旧理念的残留，认为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社会学家张乃华教授说。
国家进行政治宣传，不仅是为了招募女性加入劳动队伍，而且是为了塑造她们的自我观念。海报、教科书和报纸宣传的形象和故事缺乏独特的个人经历，在观点、价值和成就上将女性与男性相提并论。对工作场合的女性来说，遵循这种狭义的、可接受的女性形象就意味着她们不能看待、理解和谈论自己生活的本来面目，而是必须遵循党的理想中的面貌。
共产党政治宣传成功的一个表现是，在毛泽东时代公开讲述自己经历的女性完全是沿用官方言辞的。专门研究中国女性的人类学家伊丽莎白·克罗尔(Elisabeth Croll)注意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几十年里，所有公开讲述中国女性生活的文章都遵循着相同的套路，那就是，她们从被欺压的妻子和女儿转变为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作者——这几乎已成为所有女性的故事。
在毛泽东去世40年后，人们依然通过他关于性别平等的著名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来理解他在这方面的遗产。姥姥说这句口号的语气跟她谈论毛主席的其他罪行和功绩并无二致。她没有提到在动荡的革命运动中操持家务、养育三个孩子的辛苦。她也没有抱怨自己因丈夫政治成分不好而不能入党的事。当她提起，上级党领导在她事业刚开始有起色时劝她结婚，也只是轻声笑了一下。
尽管有这么多缺点，但共产主义革命让中国女性敢于胸怀宏大的梦想。在给我母亲提建议时，姥姥赞同女儿上研究生的决定，劝她找一个支持自己事业的丈夫。她似乎依然认为新的市场经济会最终让女性成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主人，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精英制度，鼓励自由选择。毕竟，她总是对我母亲说，“你有更多机会。”

谢选骏指出：作者扭扭捏捏地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因为她企图“平衡报道”那个魔鬼的时代。但是她不知道或不愿承认的是，只有在毛泽东那个流氓头子或其部下的床榻上，妇女才“真的能顶半边天”。

谢选骏：“妇女能顶半边天”是毛泽东调戏妇女的黄色段子

《中国几千年的难题！习近平都只能干瞪眼》（2018-03-07 转载VOA）报道：

“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口号，但中国政坛女性的稀少却与口号不甚符合。历届全国人大的数据告诉我们，女代表从未超过四分之一，而且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连任。
在连任5次及以上的男性代表中，中央、地方和军队的领导占到近二分之一，但连任5次及以上的女代表则大多是科教文卫专业人士，文艺界女性尤为突出。

一些研究认为，女性并非天生不善于从政，而是家庭的压力和社会对女性的轻视让她们难以在公共领域充分施展才华。

谁能当代表？男女大不同
一年一度的“两会”日前在北京开幕，这也是89岁的申纪兰第13次作为人大代表参与中国的立法进程。曾公开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的申纪兰是中国最广为人知的女性人大代表之一，也是唯一一位参与过每一届人大会议的代表。在今年的“两会”开幕前，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三家新媒体还联合推出了题为《人民代表申纪兰》的微电影，其中引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给申纪兰的题词“纪兰精神代代相传”。申纪兰是中国当局所树立的女性人大代表的形象，也影响着公众对女性人大代表的认知。
然而实际上，申纪兰无论从个人背景还是从政经历上而言，在中国的女性人大代表中都是非常特殊的。究竟什么样的女性容易当选人大代表？她们占总代表人数的比例如何？女性和男性谁更容易连选连任？我们分析了第一届到第十二届的人大代表数据，从中一探中国女性从政的状况和面临的困境。
首先，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连任。历史上除了第二届和第十届女性连任的比例超过男性之外（第二届有女性70%的女性和65%男性连任，另外就是第十届有36% 的女性和30%的男性连任），其余每届男性连任比例均超过女性。

在连选连任的人大代表中，男性和女性的职业也有很大不同。
获选人大代表5次及以上的男性中，有将近48%是国家干部，由中央领导、地方官员、解放军军官和少数民族领袖人物等组成。

其中典型的代表包括：内蒙古地区领导人乌兰夫曾7次当选人大代表，中国建国后首批授衔的上将王震也是7次当选，青海省的藏传佛教活佛夏茸尕布·洛桑隆仁丹贝嘉措6次当选。多次连任的还有人们更为熟悉的邓小平、胡锦涛、李长春等国家干部。此外，多次连任的男性群体还包括华侨和香港的名人。比如8次当选的蚁美厚和6次当选的郑耀棠分别是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泰国华侨和香港政治人物。

相比之下，获选人大代表5次及以上的女性中，国家干部的比例较低。除邓颖超、蔡畅、宋庆龄等中共建政元老在政府担任过正式职务外，40%的女性代表都是来自科教文卫界的专业人士，其中文艺界更是占到了一半。

典型代表包括杂技表演艺术家、9次当选的夏菊花，豫剧表演艺术家、6次当选的常香玉，川剧表演艺术家、6次当选的陈书舫，女高音歌唱家、5次当选的郭兰英，著名作家、5次当选的谢冰心等。

当选5次及以上男女代表职业分布对比：从12%到22%，然后陷入停滞。

共产主义革命主张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性别平等的进程。中共从30年代起就在苏区鼓励妇女识字和参加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的《婚姻法》就明确写入男女平等，废除包办婚姻。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一书中写道，中国建国两年以内，政府雇员（包括人大）中的女性比例就从9%跃升到17%。

全国人大的女性代表比例也反映了这种进步。第一届全国人大女性代表比例为12%，此后逐届上升，到第四届达到22.6%。

通常女性地位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水平呈正相关，而中国女性地位的提高在经历了一个较为良好的开端后却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从人大代表的比例上看，从第五届（1978年）到第十一届（2008年），女性代表比例一直保持在21%上下。今年的比例达到历史最高的24.9%，但仍没有更大突破。

与此同时，每届代表中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女性比例都处在20%上下，似乎成为约定俗成的规定。

在联合国2015年的世界女性参政统计报告中，中国人大女性比例在各国立法机关中排第54位，中国国务院各部首脑中女性比例为11.5%，列世界第65位。

中国女性参政的前进步伐似乎并没有追上半个世纪前“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这是什么原因呢？家庭事业双重压力，女性在政坛和职场难进步：

历史学家菲莉丝·安德思（Phyllis Andors）在她的著作《未完成的中国妇女解放》（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中写道，中国的性别平权运动在经历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后就陷入了长期的停滞。安德思认为，共产主义革命给中国带来了男女平等的开端，但是这种平等是不彻底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没有改变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工。例如，古代中国女性的职责主要是照顾家庭，而共产主义革命后，女性被要求参与劳动的同时仍然被视为照顾家庭（包括赡养父母和照顾孩子）的主力，因此女性面临着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而男性则没有被鼓励更多地承担家庭责任。安德思认为这种不彻底的妇女解放导致中国女性面临双重压力，难以在公共领域充分施展才华，获得真正的平等。

玻璃天花板：源于生理差异还是社会建构？

2010年到2015年，联合国妇女署性别平等基金会曾支持中国全国妇联“推动中国妇女参政项目”，鼓励农村女性参政，为她们提供领导力培训等。

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报告，在该项目的鼓励和帮助下，山西省村委会女性比例从2008年的8.61%上升到了2014年的25.52%，黑龙江的比例则从2011年的4.05%上升到2014年的25.35%。
数字说明，女性并非没有参政的意愿和能力，但能够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女性仍然少之又少。中共政治局七名常委均为男性，而二十五人的政治局中也仅有孙春兰一人是女性。此外，数据告诉我们政坛女性和其他行业的女性一样面临着“玻璃天花板”。从近年人大代表名单来看，大多省市自治区女性代表在20%以上，但在行使人大重要职能的常设机构人大常委会中，女性则少之又少。15位委员长、副委员长和秘书长中，只有严隽琪和沈跃跃2名女性。同样的，女性在行政机关中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根据中国妇联的统计，中国总共有1500多万女性干部，占干部总数的40%，而到了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等领导岗位，女性则只占到10%左右。

有人把女性的职场困境归咎于男女的生理差异，认为女性细腻、敏感，但决断力不足，所以适合初级的工作；而男性更有魄力，适合领导岗位。但许多研究表明，男女的差异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后天的培养和社会建构。比如，2014年美国儿科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的一篇论文显示，父母从新生儿刚刚降生起，与女儿进行的语言交流就比儿子要多。2017年美国艾默里大学的科学家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父母更多地对女儿哼唱和微笑，这些都影响着男孩和女孩的性格发展。而当人们认为“女性的性格”本身不利于在职场担任领导岗位时，往往忽略了这些社会建构的因素。

脸书公司的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她倡导职场性别平等的书《向前一步》(Lean In)中写道，有能力、有野心的女孩子常会受到周围的非议，而男生则被鼓励展示自己的领导力，这使得女孩子在职场上表现得胆怯，影响她们升职的脚步。

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扬州市委书记王燕文在2008年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自信心不强是中国从政女性的普遍弱点。她说：“（女性）在仕途上遇到的挫折可能会比男性更多。”

中国知名招聘网站智聘发布的《2017中国职场女性现状调查报告》显示，中国职场感到自信心不足的女性比男性高出8个百分点。

曾代理性别歧视案的资深律师陆妙卿此前表示，这种自信心不足是社会对女性的轻视造成的。陆妙卿认为，对女性的刻板印象阻碍了女性在职场上的进步。她也强调，女性在家庭上的压力也是难以在职场充分施展才华的原因，她说：“职场成功的女性通常都会被问到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但是很少有男性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

中国女权行动人士郑楚然（绰号大兔）表示，在不公平的制度下，女性是难以自由选择的。郑楚然希望中国政府可以出台奖惩措施打破招聘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并且设立更多公共机构缓解育儿的压力。郑楚然表示，由于便宜的公立日托所较少，而男性又较少被要求分担育儿的责任，如果女性不去照顾家庭，可能会面临家人的责怪，自己也会内疚。这样的选择并非真正的“自由选择”。郑楚然说：“当一个女生选择放弃事业去结婚或带孩子，人们会说这是她自己的选择。但这种“自由选择论”忽略了在不公平的制度下，她其实并没有‘不做这种选择’的自由。”

谢选骏指出：上文逻辑混乱。因为议会里面“男多女少”并非“中国几千年的难题”。一是因为中国以前从无“人大”一类的议会制度，虽然这个人大不是正常的的议会；二是议会里面“男多女少”并非“中国特色”，各国议会都是如此。中国女性比例偏低，这是由于中国的城市化程度较低所致。即使英美，女性获得充分投票权不过一百年而已。中国的难题其实在于，这个“人大”并非正常的议会，其代表也非人民选出，二是领导（大大、头人）选出的。人头及其比例如何，端看大大的意思。所以，情况并非上文所说的“习近平都只能干瞪眼”，除非“干瞪眼”另有特殊寓意。美国之音哪里懂得，“妇女能顶半边天”是毛泽东调戏妇女的时候说的一句黄色段子，“妇女能顶半边天”里面的“天”，指的就是毛泽东自己。

谢选骏：说理和专政怎么可以相容呢

《我们需要一个说理的社会——尊重说理、保护说理》（2018年2月15日 转载FT中文网）报道：

梁治平：法治中国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建设一个说理的社会，尊重说理，保护说理，对非理强制和暴力绝不容忍。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我们需要一个说理的社会”。
其实有这个想法很多年了。今天还在这里讲，是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每看到身边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依然觉得这种需要很迫切。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说理的社会里，这样的社会更文明、更美好。我把自己一点浅显的想法说出来跟大家分享，也想听到各位的批评。
过去的这一年，对我个人触动最深的事情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核危机。我觉得，自上世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人类从未离一场核危机这么近。如果这个危机真的爆发，我们今天谈论的很多事情就没那么重要了。我们面临的是其他问题，那些问题真的是生死攸关，而且真的把人类变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所幸这个危机暂时没有发生。我们这里还是其乐融融，市井繁华。
不过话说回来，我个人这样感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某种切肤之痛。对另外很多人来说，核危机的事有点遥远，眼下切实的感觉是：“这个冬天很寒冷”。前段网上有一则图片：大冬天里，一群小学生把课桌搬到院子里，在露天下上课写作业。为什么？因为外面有阳光，而教室里太冷。这张照片很让人辛酸。北京大兴的一场火灾，也让很多人感觉这个冬天非常寒冷。这些人虽然没有被大火烧到，但是他们的个人财产和居所一夜之间都没有了。
也是最近网上流行一个段子，大家可能看到了，说的是“低端”人群见面会问：你的房子还在吗？“中端”人群见面会问：你的孩子还好吗？而“高端”人群会问：你什么时候进去？不同的人群关心的问题似乎不大一样，但都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中国公民的我们的财产、自由、安全和尊严。我今天要讲的，根本上涉及的就是这些问题。
首先要说一下，什么是说理？照我的理解，一个社会里的人遵循某种共享的规则而展开的表达、论证、说服活动，就是说理。说理是一种主体间的活动，所以它不仅是一种个人的思想方法、行动方式，更是一种社会互动的形式，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样式。
跟说理接近的词是“讲理”。这两个词是共通的，但具体的用法有些不同。讲理主要关乎主体的立场、原则、姿态、态度等，关涉的问题是讲理和不讲理。说理涉及的主要是这种活动的真伪、优劣、高下等方面，比如会不会说理、说理说得好不好。如果我的题目改成“讲理”，问题就变成这个社会讲不讲理，社会成了主词。这不是我想要说的。我在讲说理的社会的时候，其实指涉的是社会中的各个主体，包括个人、组织、机构，是他们交往的一种方式，也是一套制度，一种文化，或者人们的一种习性，一种互动方式。总之可以说，说理就是讲理，只不过在讲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讲理的方式、方法和品格、品性揭示出来。
那么，为什么要说理？说理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我想，说理最显著的特质，就是它的非暴力性，实际上，它也反对各种非理的强制，反对各种横暴的权力，尤其反对用暴力方式来解决可以用说理方式解决的问题。说理意味着社会主体之间存在最低限度的互相承认和互相尊重。你要承认对方的存在是合理的，承认其利益和诉求具有正当性，就必须倾听对方的意见。这也意味着某种基本的社会共识，某种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这又涉及社会凝聚、社会权威之类概念。所以，我们司空见惯的各种赤裸裸的压迫、压制，或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剥夺，在这里都是反社会的、不可接受的。
当然，说理的情况实际上很复杂。有形形色色的说理，其中的一些既不真诚，也不真实。比如有虚伪的说理，有拙劣的说理，有偏执的说理，还有权宜之计的说理，这种说理不能说完全不真诚，但要不要说理，说什么理，完全出于利益考虑，所以会变来变去。大家熟悉的成语“强词夺理”，说的又是一种情况。前几年网上有一个段子，大家可能看到过：“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谈政治；你跟他谈政治，他跟你讲民意；你跟他讲民意，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律。”这些“说理”不过是做出一个说理的样子，其实徒有其表，骨子里是不讲理。不过，做做样子的说理也强似赤裸裸的强制，因为它表面上承认了说理的价值。总之，我是把说理同非理强制和暴力这类东西作为互相对立的范畴来理解的。一个社会，说理进一步，暴力就要退一步。事实上，有人就以暴力的消、长来作为人类是否进步的判断标准。可见对暴力的控制和抑制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遍的意义。
那么，什么是说理的社会？按我的理解，说理的社会就是一个以说理原则主导的社会，一个通过一系列制度来保障说理原则的社会，一个人们乐于并且习惯于通过说理来彼此相待的社会，也是一个尊重并且善于说理的社会。我们也把这种社会叫做文明社会。
从人类整个文明的发展来看，可以看到一个大趋势，越来越多的事通过说理来解决，越来越少的事靠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而且，不管实际上怎样，通过说理来解决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分歧，是当今世界普遍接受的文明准则。
现在，我讲讲说理跟法律的关系。
刚才讲说理的社会要有制度来保障，就涉及法律的问题。法律当然不是制度的全部，但毫无疑问是制度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或者呈现方式。那么，说理和法律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涉及到怎么去认识法律，这在法学上当然是很基本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学说。但在这里我想说的或者想突出的一点是：说理是法律的特性。
我这样说，可能有人会站出来反对：不对，强制性才是法律的特性，法律是靠国家暴力来支持的。这种观点，我们当然很熟悉。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就是持这种法律观的。过去讲无产阶级专政，讲法律是刀把子，都是如此。今天这么讲的人不多了，但是一般的法律定义还是强调强制性的。其实，从强制的角度去认识法律，不光是中国，西方的法学也有这样的传统。只不过，这种看法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变，尽管人们并不否定法律具有强制性，但他们也相信，强制性并不是法律最根本的特征。因为只有强制性并不能成就法律。用我这里的话说就是，法律上的强制基于说理，法律的强制应该是一个说理的强制。就因为这一点，立法者、司法者和执法人才区别于劫匪和强盗。就是靠了说理，单纯的强制命令可以进于（变成为）法律，外部的强制可以转化为于内心的服从。
我们经常讲的法律的权威性，跟人的内在认同、内心确信、内化的正当性这些概念是有密切关系的。实际上，不管哪一种文明的法律，它们能够大范围地传播，长时间地流传，最根本的原因都是因为有“理”在里面。中国有所谓“天理-国法-人情”的说法，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过去的国法就是王法，所以又有“目无王法”一说，但人们这样说的时候，并不只是因为王有警察、军队和刑罚手段，更重要的是王代表了天命、天道，王法里面有天理，而这个理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的，是大家接受的。中国古代法律能够流传几千年，根本上靠的是这种建立在理的基础上的权威性。
关于法律的说理性，过去还有一句话：“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句俗语固然是批评衙门的腐化，但这句话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衙门是说理的地方。只不过，这样一个说理的地方被腐化了，腐化了以后就不讲理了，改讲钱了。由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像说理可以是虚假的一样，法律也可能徒有其名。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文学的，一个是历史的。
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笔下的“第22条军规”，可以被理解为一条法律。但这条法律的规定实际上是一个让人走不出来的怪圈。这样一个规则，这样一条法律，看上去似乎规定明白，其实是不讲理的。另一个例子是索尔仁尼琴笔下的苏维埃1926年刑法典第58条，读过《古拉格群岛》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那个条款非同寻常。索尔仁尼用“伟大的、雄健的、丰富的、多权的、多面的、横扫一切的、把世界囊括无疑的”这样一些词来形容这个第58条。因为任何人因任何情况都可以被它治罪，它还不是政治罪，而是国事罪、刑事罪。我们的法律里也有些条款具有类似功能。它们都是非理之法，所以是荒谬的，不能服人的，也不可能长久地流传。
这里，我不准备去讨论各种各样的非理之法，就讲讲现代法的一般情况。我们看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至少在规范上，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每个环节都有很强的说理的成分。比如立法要通过各种程序，包括民主商议、专家论证，需要充分说明理由。执法也是这样，决策有听证程序，处罚要有法律依据，不服处罚的有救济程序。进入司法，程序更多更细密，庭审要公开透明，当事人要有充分的申辩机会，证言证物受到公开检验，证人要接受质证，判决更要说理，不光给当事人看，还要公开，接受全体法律人和全社会的检验。可见，说理是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
关于说理和法律的问题，下面还要讲，但在这之前，我想先回到我今天发言的主旨，也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新年期许。为什么我的期许是建立一个说理的社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相对理想的说理的社会，我们的社会有很多非理的强制，甚至是充斥着暴力。
关于这一点，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是历史。大家经常说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革命就是暴力，而且是摧毁正常秩序的暴力，这种暴力是不跟你讲道理的。不过，革命也有革命的“理”，但这是讲“暴力有理”的“理”。它只是说，暴力是正当的，暴力是必须的，牺牲是必要的。为了一个“美好”的目标，不但可以牺牲一个人，一群人，而且可以消灭一个阶级，就用暴力手段，没有说理的程序，也不给人申辩的机会，甚至连一个认真审核的过程都没有。而且，不必是战争年代，和平时代也是如此。
前两天看到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题目是：《历史从未宽恕任何罪恶》，讲文革初期的暴力，虽然只是个人经历，范围有限，讲出来也足以让人感到触目惊心。抄家、批斗、侮辱、殴打、杀害，无需说理，也不经过法律。因为“造反有理”，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因为“要消灭反动派”，因为“阶级斗争是钢”，因为要“不断革命”。这还是形势一片大好的承平时代，战争年代、肃反时期、大饥荒年代，强制和暴力更不是问题。过去的一百年，中国人经历了一波又一波这样的非理强制和暴力。我们是带着这种历史印记走到今天的。
本来，我们应该记取这样的惨痛经验，彻底清算过去，这样才能告别那个暴力的时代。但我们没有，而这首先是因为政治上不被允许，这种不允许自然也是强制性的，不是说理的。前面很多朋友谈到言论空间、表达自由问题。现在的言论禁忌之多超乎以往，互联网上，人们为了逃避检查和屏蔽发明了各种替代符号，各种稀奇古怪的语汇，几乎让汉字和汉语面目全非。而这些禁忌的设置都是非理强制。不允许用某个词，不允许传播某种思想，不允许表达某种意见，并不是因为这些语词、思想和意见危害到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但就是不允许。没有合乎道理的理由，也不容讨论和申辩，当然就更没有救济途径。所以，今天的社会仍然充斥着暴力，这一点也不奇怪。从家庭到幼儿园、到学校、到社会，从市井社会，我们所谓的正常的社会，到看守所、监狱，从医院到法庭，从乡村到城市，我们能看到各式各样的非理强制和暴力。
下面我想对这些非理强制和暴力做一点分析。大体上，我把所谓非理强制和暴力分为下面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非国家的强制和暴力。这方面最简单的事例就是“犯罪”。我把犯罪两个字打了引号，因为犯罪是一个人为设定的范畴，不是自然的、当然的事情。尽管如此，人类历史上，“犯罪”是一种普遍现象。换句话说，非国家的强制和暴力是普遍现象，具有一般性。不过，这种现象也有特殊性，比如我刚才讲到的中国20世纪的历史就表现了一种特殊性。特定历史经验和条件，一个社会的教育状况和文化，还有国家对待私人强制和暴力的态度，它在法律上的回应，这些东西共同决定了一个社会中非国家强制和暴力的基本状况和面貌。而我想强调的是，非国家强制和暴力的表现，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家在一个社会和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说得更具体一点，取决于国家强制和暴力运用的情况。
说到国家的强制和暴力，这好像不是一个问题。国家拥有和使用暴力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在定义上，国家就是合法的暴力，而且这种合法的暴力具有排他性，私人不得拥有。所以，只有国家可以惩罚犯罪，私人不可以。不仅如此，至少在现代社会，私人的强制和暴力，即使没有被完全禁止，也受到严格限制。不过，关于国家的强制和暴力，可说的话其实很多。下面讲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暴虐的国家。历史上有所谓暴君、暴政，古罗马皇帝尼禄就是一个出了名的暴君，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和秦政，也有暴政的恶名。不过，见识了二十世纪国家大规模使用暴力的人，应该对什么叫暴君、暴政、暴虐的国家有真正的了解。因为，跟上世纪那些风流人物相比，尼禄、秦始皇之辈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第二种情况是国家对暴力的非法使用。例子很多，比如各种刑讯逼供，它们造成了很多看守所里的离奇死亡、审讯室里的不正常死亡，还有很多大家熟知的冤假错案。这类非法暴力也包括从孙志刚案到雷洋案之间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案件，包括饱受诟病的城管执法，还有过去在农村司空见惯的各种国家暴力，比如为收缴农业税或者强迫计划生育而使用的国家暴力：拆房子、扒灶台、砸锅、强牵猪牛、强制绝育等等。现在，农业税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也放宽了，这类事情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征地、拆迁过程中的暴力，这种暴力甚至更血腥。当然，征地拆迁中发生的暴力有很多是非国家的，这涉及我要说的第三种情况：国家姑息甚至纵容的暴力。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注意到了，我们的社会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在对个人、社会的关系上，国家过于强大，政府不但掌握了太多资源，而且经常行事专断甚至强横。相比之下，社会弱小，个人的声音更是微弱。但是另一方面，对于社会上大量非国家的强制和暴力，只要不是被认为是针对党国的，政府的态度又经常是宽容的、暧昧的。结果是，各种不法暴力得不到有效遏制，守法公民常常处于缺乏安全感的状态。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所谓“医闹”。经常有这样的报道：一些人因为某种原因对医护人员或者医院不满，就辱骂、责罚甚至殴打医护人员，有的霸占病区，有的停尸示威，还有的大打出手，大闹医院。发生了这样的事，医院方面没有执法权，只能报警。但是警察来了解情况，加以劝导和阻止，也是制止不力。大概人家死了人，或者孩子病得厉害，闹一闹也情有可原。真是莫名其妙。我相信，在一个文明社会，一个法律相对健全的社会，不会有类似“医闹”这样的概念，辱骂、殴打、滋事、非法拘禁、危害公共安全，这些是轻重不等的犯罪，律有明文，警察来了不问是非，先把施暴者铐起来带走，要说理上法庭好了。可惜的是，我们这儿不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山东聊城于欢案吧，这是去年上了很多报纸新闻头条的案件。追债公司非法侵入他人经营场地，拘禁他人，限制其人身自由，对他人辱骂、殴打，甚至当着成年儿子的面公然猥亵其母，这么多严重违法犯罪行为，警察接到报警来到现场，居然说讨债可以，打人不行，然后就把双方一干人等留在房间里出去了。这真是匪夷所思，但这正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最近看到一个消息，郑州一个消费者因为网上订的东西没有送到，投诉了卖家，结果遭到卖家威胁，最后那个卖家千里之外跑到郑州去袭击了这个消费者。有人说这个消费者在受到威胁时应该报警，但在中国，这样的报警警察会管吗？绝对不会。所以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
前段遇到一位律师朋友，他的律所接了一个案子，对方当事人就组织了一帮人到律所来骚扰，逼他们放弃代理。之前一个律所接了这个案子，就是因为不堪骚扰和压力最后放弃了。这可是中国排名前三的律所，总部就在北京的CBD。他们报警，警察都懒得来。他们只好让保安守住大门，不认识的人都不让进。结果对方就在网上编造事实，大肆攻击这家律所的负责人。这可是诽谤，但在中国，这种事算什么？律师也只好佯作不知。老实说，在中国这样的事情也真的算不了什么。有一个真实的案子，也是不久前的，两个人闹离婚，男方多次威胁女方，要打要杀，女方和家人都很紧张，警察却不当回事，后来双方到派出所接受调解，警察还让他们独处，结果男方就在派出所里杀了女方。这类制止非法暴力不力的事例还有很多。前段有报道说丽江旅游者被打，伤情严重，最近曝出冬季旅游地强买强卖，其实这类现象一直都有，但事情不闹大就不会引起政府执法部门的重视。
问题是，如果法律对各种各样的小恶不闻不问甚至姑息纵容，公民就会生活在是非模糊和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之中，而那些小的不法强制和暴力就会生长、蔓延，整个社会就会被戾气所笼罩。在这种环境里，大部分人遇到这类事尽量躲避，躲不开就忍着，忍不下去的就以暴抗暴了。于欢就是这样，结果一审被判了无期，二审改判，虽然有社会舆论的压倒性支持，还是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当年杀死城管的小贩崔英杰，因为舆论的高度关注和同情保住一命。后来的贾敬龙虽然也得到不少同情，却没那么幸运。这些人杀了人还得到很多人同情，就是因为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后来杀人都有些被逼无奈的成分。但问题是，这么多杀人者能够得到同情，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我们的法律出了问题。毕竟，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没有那么多不法暴力，如果法律对那些不法强制和暴力采取一种绝不宽容的态度，这些悲剧多半是可以避免的。反过来讲，那么多人，包括那么多法律人同情杀人者，赞同以暴抗暴，对社会来说也不都是好事，它会让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暴力。
顺便说一点。有刑法学家批评我们国家的刑法太重，死刑太多，处罚太重。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也确实需要改变。但只是说中国刑法太重恐怕也简单化了。按上面讲的，不管是法律本身还是执法者的惯常做法，对社会上大量的非法强制和暴力行为采取了姑息、宽容甚至纵容的态度，我们能简单地说中国的刑事法律太重吗？ 一、二年前吧，媒体报道了一个美国中学的校园凌虐案件，几个中国女留学生凌虐同学，都被逮捕、指控，其中超过十八岁的三个人，虽然同检方达成认罪协议，但还是被判处从6年到13年不等的徒刑。在中国人看来，这样的判决重得太离谱了，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在我们这里，这主要还是个教育问题。如果是未成年人，即使犯下严重罪行，处罚也很轻。甘肃有一个孩子用硫酸把女老师烧成重伤，当地没有少年教管所一类机构，就把孩子交给他父亲带回家管教。总之，在中国，对于私人之间的非法强制和暴力行为，尤其是还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那些，法律的尺度太松太宽。在这方面，跟文明和法治化程度更高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的法律不是过重，而是太轻。
除了上面三种情况，还有几种情况，一种是，虽然国家运用的是合法的强制和暴力，但是说理不够。比如行政处罚或司法判决理据不充分，相关程序有瑕疵，或者程序表面上完整，实际是走过场。另一种情况是救济不充分甚至没有适当的救济途径，让人无处说理。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事例，某些机构做出限制公民权利的这种或那种决定，连个文字都没有，你想告它也没有证据，有些机构也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你也没处去告。有的案子，就算能告，法院找个理由不受理，你除了在媒体上制造点舆论，也没有其他办法。问题是舆论本身也受各种限制。前面讲律所的例子，在网上攻击某个律师、律所没关系，法律不当回事，律师也无可奈何。但你批评党政部门或有权势的官员试试。就算你有宪法上的权利，就算你实事求是，它要禁你就禁你，你要是不服，它还可以找个罪名来治你。这些作法，按这里的说法，就是非理的强制和暴力。可悲的是，这种非理的强制和暴力在我们的生活中天天都在上演，因为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来治理的，而这恐怕是我们的社会充斥暴力的制度性根源。
上面讲了两类非理的强制和暴力，国家的和非国家的。我想强调的是，这二者性质不一样，重要性也不同。要建立一个说理的社会，祛除充斥于我们社会中的暴力，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文明，国家负有特殊的责任。这是因为，首先，国家是有组织的暴力，它的力量、它的规模、它的制度化程度是任何私人没有办法相比的。所以，国家滥用暴力，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国家既然是合法暴力的拥有者和垄断者，它就负有一种特殊的职责，那就是要维护和保全这个社会。它在防止和抑制私人强制和暴力、培育、训练和养成整个社会说理的习性、提高社会文明程度这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方面，国家的失职会造成严重后果。如果国家自己就滥用暴力，蛮不讲理，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是一个充斥暴力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野蛮的社会，一个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的社会。
所以，我最后要说的是，造就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大家能够安居乐业的社会，应该从国家的自我约束和守法开始，从国家的改造和转变开始。今天讲法治中国，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说理的社会，一个尊重说理、保护说理、对非理强制和暴力绝不容忍的社会。

谢选骏指出：上文愚蠢！作者不懂以下说法显然不合事实“从人类整个文明的发展来看，可以看到一个大趋势，越来越多的事通过说理来解决，越来越少的事靠暴力的方式来解决。”——事实证明，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人类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最为突出的时代。二十一世纪迄今过去了将近五分之一了，情况丝毫没有好转。不知道作者现在还算不算一个共产党干部，但不论算与不算，他都是在为一个专政国家工作的，似乎却不了解“说理和专政绝不相容”的道理。这样一味胡说下去，很快就会出问题的，实践早已检验出他的“说理”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说理和专政怎么可以相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