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脸书FACEBOOK是魔鬼的工具

（一）

《扎克伯格被曝黑历史 脸书要走下坡路？》（2018-01-28 华尔街见闻）报道：

摘要：美国著名科技财经评论人Nick Bilton发表了一篇对Facebook毫不留情的抨击文，称扎克伯格是“冷漠的自大狂”，“关于Facebook如何‘残忍无耻’的故事，流传于硅谷、纽约和好莱坞”，还表示Facebook已经在走下坡路，如果不着手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那么这家公司将面临毁灭性的后果，而他很怀疑Facebook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近日，美国老牌生活杂志《名利场》刊登了一篇专栏，对Facebook和其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进行了不留情面的犀利抨击，并表示，Facebook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如果不着手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那么这家公司将面临毁灭性的后果，而他很怀疑Facebook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这篇专栏文章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科技财经评论人Nick Bilton，他在文中称如今的扎克伯格是一个“冷漠的自大狂”，并爆料此前他的一位创业朋友与扎克伯格的“黑历史”：扎克伯格曾热情的找他的创业朋友谈合作，并在谈话后安排了一系列的双方公司的合作会议，最后他的朋友很惊奇地看到Facebook自己出品了一款类似的竞争产品。

文章对Facebook的“劣迹”描述非常直白：
关于Facebook如何“残忍无耻”的故事，流传于硅谷、纽约和好莱坞。每当这家公司想要取得某一领域全球主导地位的时候，就会显露出“恶霸”品相。最近社交软件Snap的CEO Evan Spiegel 拒绝了Facebook的收购邀约后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此外，Facebook还会公然盗取竞品的主要设计特征，掠夺产品思路，当然，“挖墙脚”也是其擅长的手段，推特、谷歌和苹果的很多前任中高层都被挖过。
拒绝过Facebook的推特、Snap、四方网（Foursquare）都遭到冷漠待遇，而接受其合作或收购需求的Instagram、WhatsApp、Oculus VR等等都得到了“呼吸空气的权利”。
而且，文章进一步指出：扎克伯格还非常会“搞关系”：
在政府意识到Facebook所制造出的问题、理解社交网络对公民信息侵害的风险之前，扎克伯格就会迅速行动，到处拉拢政府关系。文章还表示，Facebook走下“神探”的迹象越来越显而易见，尤其是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该公司最基本的一些问题引发了诸多场公关战。如今到了2018年，扎克伯格终于坦白：Facebook的的确确是遇到麻烦了。
过去半年的时间里，很多曾效力于Facebook的高管都公开表达了社交媒体对于家庭和民主的风险：
该公司早期的一位高管Chamath Palihapitiya表示，社交网络“正在摧毁社会的运转方式”。
该公司前总裁Sean Parker也表示，“只有上帝知道社交网络对孩子们的大脑都做了什么。”
此外，与这篇文章作者Nick Bilton交流过的Facebook员工中，也不止一人针对公司所做的事情对社会的影响表达过担忧。
扎克伯格自己在2018年的新年目标中，也把整顿Facebook列在了重要位置。他表示，Facebook将更多地把重点放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纽带方面，而不是新闻资讯方面。
文章还提到了中国，称“留给Facebook最大的增长机会在中国“，但这方面的约束至今没有任何放松的迹象。
另一个对Facebook未来发展构成巨大威胁的因素，是人们对于隐私的日益重视。据文章描述，“几年前，他认识的几乎所有人手机上都装了一个Facebook的APP，但如今的情况相反，几乎我的朋友都卸载了至少一个社交软件，而这其中Facebook总是大家第一个删除的。Facebook、推特、Instagram、Snapchat等一系列对于个人隐私有威胁的应用正在遭到人们的质疑。”
文章还引用了一些专业人士对于Facebook前景的看法：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Tim Wu表示，在监管风险方面，Facebook面临着实质性的潜在问题，国内国外都是如此。面对过激言论和隐私保护等问题，各国政府都在探索如何关停社交网站，尤其是Facebook，防止更多的伤害在社会中扩散。政府要关停Facebook其实轻而易举，毕竟推特、Instagram、Messenger等几大社交平台背后都是不同的管理者在运营。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教授Scott Galloway也曾预测，在如今美国五大科技公司（谷歌、苹果、亚马逊、微软和Facebook）中，Facebook是最有可能遭到法律重锤打击的一家。

（二）

《最高可罚2万亿美元！美国调查脸书》（2018-03-20 澎湃新闻）报道：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The 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可能已在调查Facebook，是否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用户个人数据移交给了剑桥分析。

据彭博社3月20日报道，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在开展的调查，主要针对Facebook是否违反了2011年的和解令（consent decree）。

上述报道介绍，2011年，由于Facebook更改了一些用户设置却没有通知用户，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指控Facebook欺骗用户，强迫用户分享更多用户本无意分享的个人信息。Facebook最终与联邦贸易委员会就该案达成和解协议，即2011和解令。和解令的要求之一是，Facebook在隐私设置变化时要事先征得用户同意。

据华盛顿邮报3月18日报道，两位参与起草了Facebook与联邦贸易委员会2011和解令的前联邦官员表示，Facebook有可能违反了和解令。该报还引用乔治敦法学院（ Georgetown Law）Vladeck教授的介绍称，和解令每违反一次，可判处40000美元罚款。这意味着，如果确实如新闻所报，有5000万Facebook用户的数据被泄露的话，Facebook可能会被判处2万亿美元的罚款。

据CNBC当地时间3月20日报道，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称，“我们知晓近日提出的这个问题。但对于是否正在调查，我们不能作出评论。”发言人还称，“我们对违反和解令的指控非常谨慎。”

刚刚过去的周末，Facebook被推上了舆论和政治场的风口浪尖。

当地时间3月17日，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卫报共同发布了深度报道，曝光Facebook上超过5000万用户信息数据被一家名为“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公司不当获取，用于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针对目标受众推送广告，从而影响大选结果。

Facebook目前在其官方声明中，仍然坚称是剑桥分析和app开发者Aleksandr Kogan滥用了用户数据。

在3月17日对华盛顿邮报发布的声明中，Facebook称，”我们拒绝任何认为我们违反了和解令的指控。我们恰当地尊重了人们拥有的隐私权。隐私权和数据保护是我们所做的每个决定的基础。”

但外国主流媒体普遍认为，Facebook构成潜在违规。

经过一个周末的舆论发酵，Facebook的股票于3月19日周一大跌6.77%，3月20日又跌了2.56%。

Facebook此次曝光的事件引起了美国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美国和欧洲两大洲之间的共同关注。

除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正在对Facebook开展调查之外，英国官员同样于当地时间3月20日对Facebook开展了调查。此外，英国监管机构还叫停了Facebook对剑桥分析进行审计的计划。

此前的3月19日，Facebook更新声明称，其已雇佣数字取证公司对剑桥分析指控开展调查，“确定Facebook的数据是否仍然存在”。

随后，Facebook的官方声明中追加道：“Stroz Friedberg的审计师今天晚上本来在‘剑桥分析’的伦敦办事处现场工作，但由于英国信息委员会办公室宣布，其正在申请对‘剑桥分析’亲自进行现场调查的搜查令，应其要求，Stroz Friedberg的审计师才退出。”

英国时间3月20日，赫芬顿邮报驻英国记者George Bowden在其个人推特上写道：“一个个装满文件的箱子被从剑桥分析总部所在大楼搬出。文件归属者还未能被核实。运货员没有回答问题，卡车司机称：’无可奉告’。”

英国信息委员会是英国的隐私监管部门。CNBC于3月20日的报道中称，信息委员会申请的搜查令可授权委员会进入剑桥分析的服务器。此外，多名英国议会议员还要求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提供Facebook与剑桥分析有关联的证据。

英国议会成员Damian Collins在一封给扎克伯格的信中，要求他就将信息泄露给“剑桥分析”公司一事，向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委员会（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Committee）做出说明，并给出了3月26日的时间限制。

（三）

谢选骏指出：脸书FACEBOOK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却也颠覆了很多人的生活本身，结果搞得民不聊生。现在它的作乱，竟然涉及到了国家安全的层次，如果在中国大陆就会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了。简单说来，好在脸书只敢在西方犯浑，大逆不道几乎成为魔鬼的工具；但它自己及其老板却可以逃避责任不死。

谢选骏：共产党中国的马基雅维利

《鲍彤：热热闹闹但是毫无法律含义——续评2018人大修宪热热闹闹但是毫无法律含义，鲍彤 自由亚洲电台独家 来源:电子邮件2018-03-26）报道：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说：

本届人大以修宪闻名于世。修改的内容之一，是习近平新时代思想入宪。按,此前中国宪法已册封了马毛邓三科五种思想为法定思想,现在加上习思，全中国的思想似乎从五种变成了六种。但是很可惜,没有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没有法律含义。

宪法的意义，全在于法律含义。没有法律含义的修宪，就是没有意义的修宪。

根据修改前的宪法原文，中国公民个个都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可见一切思想都受法律保护，统统是合法的。入了宪的思想固然是合法的，没有入宪的思想同样是合法的。试举一例以明之:如果只有入了宪的思想才是合法的，难道习思想在入宪以前是不合法的吗?

非也！非也习思想在入宪以前当然早就是合法的。由此可证，入宪不入宪，对习思想的合法性丝毫不起作用。

其实，过去马毛邓三科入宪，本来就没有什么法律含义；今天习思想入宪，也正相同。

全世界文明国家都没有思想犯。毛泽东作为文明人，也曾经说过，而且写过：“言者无罪”。“言者”尚且无罪，何况“思者”？

您也许会驳我：言者无罪只适合旧时代；现在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有了马毛邓三科习六种法定思想；违反这六种思想就是违宪；因此必须理直气壮地把镇压思想犯提到国家议程上来！

我姑且假定您这些话符合马毛邓三科习。但是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思想法》吗？思想犯法，算刑事犯罪，还是民事纠纷？由科学院审批还是法院定罪？获刑几年？罚款多少？

何况我确凿知道，您已经因此而犯了反马克思主义之罪。早在《马恩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里，马克思就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吞吞吐吐地无条件地谴责了鞭挞了那种彻头彻尾反文明的所谓“书报检查”制度。所以，如果您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已经载入了中国宪法因而违反马思就有罪，那么我很乐意告诉您，正是您本人，应该因此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名思想犯！

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的确，思想入宪，既没有法律含义，也没有真理含量。——真理含量，仍然只能靠实践，而不是靠法官来鉴定。审判，仍然必须以法律，而决不应该以思想为准绳。

如果把马毛邓三科习六种思想作为办案是准绳，势必天下大乱，经常互相打架。

下面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江主席繁殖了无数老虎和苍蝇；习主席因此才得以打老虎拍苍蝇。所以请问，是习犯了反江罪，还是江犯了反习罪？

毛说，镇压学生没有好下场；邓有计划有预谋调动了几十万大军，屠杀要求反腐败的手无寸铁的学生。是毛犯了反邓罪，还是邓犯了反毛罪？——据我所知，邓确实犯了大罪，但不是反毛罪，而是反人类罪。

邓小平拍板，发展是硬道理；胡认为，硬道理也不应该违反科学。是胡犯了反邓罪，还是邓犯了反胡罪？

马克思主张无产者联合起来；北京市委厉行驱赶饥寒交迫的低端人口。是马克思犯了反北京市委罪，还是北京市委犯了反马克思主义罪？

习主席宣布“不得妄议”；他的令尊，可敬的习仲勋老先生，毕生念念不忘要求立法保护不同意见。请问习思想，习老先生有没有犯了反对你的罪？

何况，马克思再三声明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如此藐视我党赖以存在的法定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本人，该当何罪？！

所以我以为，这种修宪，不管多么热闹，其实只是务虚，造声势而已。

谢选骏指出：有人说“韩非是中国的马基雅维利”，我说“非也，韩非在马基雅维利之前一千七百年，只能说‘马基雅维利是佛罗伦萨的韩非’，怎么能说‘韩非是中国的马基雅维利’呢”？现在好了，共产党中国有了一个自己的马基雅维利鲍彤先生，一是鲍彤确在马基雅维利之后五百年，二是鲍彤确像马基雅维利一样当过官、坐过牢、后来就一直软禁着。上次国内有研究八九民运者来采访往事，说鲍彤先生是一大理论家，要我评论，我说没看出来，但我还是觉得鲍彤确实难得，是一个杰出而忠诚的共产党秘书。对方问我说有什么话带给鲍彤先生没有？我说，鲍彤既然是理论家，又有那么多在政界摸爬滚打的经历，那就写本马基雅维利那样的书，垂诸后世，以警来者。没想到这么快就看到了鲍彤先生的研究成果。不论对错，成一家言。如果这样鞭辟入里的文字能有百篇，共产党中国的马基雅维利就有眉目了。

谢选骏：中国和美国都不是罗马帝国

《习近平若还按这样治国，就等于失去十艘航母》（2018-03-27 转载美国之音——原标题“美国之音专访战略家鲁特瓦克谈中国政治与外交政策，2018年3月28日）报道：

美国知名战略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爱德华·鲁特瓦克近日就中国问题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深谙国防战略，曾在英国和以色列军队服役，并为美国国务院、美国军队及北约多个国防部门担任顾问，他的客户包括多国总统、首相、达赖喇嘛。他曾在《中国崛起和战略逻辑》一书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深入分析。在中国内政风云诡谲，美中关系错综复杂的今天，我们再来听一听他的看法。

在《中国崛起和战略逻辑》一书中，鲁特瓦克曾提到，中国患上了注重内政、不擅外交的“大国自闭症”，强硬的外交政策只会触发邻国的抵触情绪。此次中国修改宪法，习近平无限期延长任期，只会继续削弱中国的实力。

鲁特瓦克：“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领导班子就像其它国家的一样，都专注于为自己积聚权力。中国领导者在国内事务上拥有巨大的权力，但他们处理不好外交政策。习近平五年后还会执政，否则他的权力就会从现在开始衰退。假如只有两个五年任期，那在第二届任期中的每一天，他的权力都会递减。因为人们会更留意继任者，而非他本人。这是习近平想留任的原因，可以理解。

“但结果是极大程度地削弱中国。如果习近平还按这种方式统治中国，产生的影响相当于失去十艘航空母舰。强势领导人会注重国内事务，所以他会继续自闭的外交政策。因此他将会把盟友推向美国。举个例子——印度，印度人有上百个理由不与美国结盟，但中国还是成全了这件事。

“如果想建立庞大的帝国，你需要的是弱势的领袖和有力的运作系统。在美国看来，习近平当政是件好事，他帮了美国大忙，因为他的政策和他对军事的推崇帮助美国解决了问题。”

鲁特瓦克认为，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需要“投其所好”。中国希望通过推行“一带一路”政策增强政治互信和贸易往来，但结果恰恰会适得其反。

鲁特瓦克：“一带一路包含不同方面，一方面是给中国企业带来商机，这可能是好事，我们还不知道，这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中国到这些国家，给他们修公路、修铁路，认为这些“恩赐”能换来影响力。但很不幸，人类总遭受忘恩负义的对待。最反对美国的是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也有例外，但大多情况如此。不知为什么，人类非常奇怪，你帮助别人，但他们并不感恩。中国到这些弱小的、混乱的、贫穷的国家去修铁路，结果是他们会反对中国。

“美国从未通过援助获得影响力，美国的影响力是靠提供多样的机会得来的，不是靠援助。援助买不到影响力。”

鲁特瓦克去年曾与中国高层会面。对于目前中国的政治格局和政治局常委的分配，鲁特沃克表示，目前愈发收紧的意识形态管控，和巩固习近平政权有直接关系，但过度地压抑只会使中国自食恶果。

鲁特瓦克：“王沪宁看起来非常聪明，他一定知道，意识形态必须有连贯性。如果没有，人们就会问，这是什么共产党？共产党人都在哪儿？

“但如果他施加太多限制，中国有才智的人就会离开。所以他必须平衡这些元素。我认为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可能在习近平被认可、被接受之前，他会巩固意识形态和纪律，然后他会松手。如果他不松手，中国会失去最宝贵的资源，也就是年轻的人才。

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习近平也再次当选中国主席，习成为终身主席似乎已成定局。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的位置已经坐稳了呢？

鲁特瓦克：“不，我不认为习近平已经获得认可了。他的反腐运动清除了许多大小人物。很多人的亲属、助手、同事、工作伙伴失去了往日的地位。很多人还被从共产党的房产里扫地出门。中国有很多人受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之苦。但习近平不是斯大林，受斯大林之苦的人，斯大林把他们抓进劳改营，其中半数很快就死了。习近平没有这样的权力，比如他逮捕周永康这样的大人物，那他身边的几百个人，斯大林就会把他们都处死，但习近平没有。这些人在北京、在各地。他们恨习近平。所以他不是完全安全的。没人能给终身主席这个职业打包票。”

鲁特瓦克曾在《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一书中对这个强大帝国的战略进行深入研究。他认为，无论是广阔的领土还是长久的统治，都与罗马人精明的外交策略密不可分。而中国想要与罗马帝国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鲁特瓦克：“你要有罗马人的特质才行，那是很难达到的。特质之一就是自律、自制。罗马人从不进行不必要的争吵，他们使用外交手段。他们有个原则：罗马帝国将每个邻邦都当作朋友。他们将邻国的首领称为“罗马人民的朋友”。他们是这样称呼的。如果中国像罗马的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会被称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会得到这个称号，他们还会给他做奖牌，上面印着他的头像，刻着他的称号。而如果你不是朋友，就会被毁灭。所以罗马帝国的政策是，我的邻居应该是朋友，彼此协作互助。要不然，我就将它毁灭。

“这需要很强的自律，因为朋友间会有矛盾和问题，但罗马人很耐心，他们不小题大做。罗马皇帝容易变通－他们理解这些情况。他们一方面非常友好、灵活，另一方面也能做到武力消灭，不留领土争端，没有其他人能做到这两者的结合。

“领土争端让人强硬。举个例子，如果中国是罗马，那么中印关系应该是这样的：要么印度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所有问题，小到平民百姓，都以微笑和友谊来灵活处理。要不然，你就毁灭它，进军到新德里去毁灭整个国家。没有人能做到，他们没有这样的自律。他们不愿做出必要的让步。罗马人是愿意的。比如他们占领以色列的时候，罗马军团将鹰旗上的标志摘掉，因为犹太人不喜欢宗教符号。军队在罗马帝国内部要举着皇帝的头像，但他们到达以色利时，将头像摘掉了。如果外交政策行不通，就进行毁灭。这是其他人做不到的自律。”

美中关系近来一波三折，从钢铝关税到台湾旅行法，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渐凸显。美国的“再次伟大”与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否注定水火难容？两国是否难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鲁特瓦克：“中美间会有一些拉锯战，会在很多领域合作，会有很好的协作，但也会发生争执。以当前为例，美国汽车出口中国要交25%的关税，中国汽车出口到美国关税是2.5%。当然美国市场没有中国车，但如果有，就是2.5%。这是钱的问题，需要坐下来达成交易，这是可行的。

“不可行的是，中国还指望在自己贫穷的时候签订的协议依然有效。中国曾经很穷，但现在不穷了，所以这些协议需要改变，如果习近平能做出改变，在拉锯战中，就可能有协作，有对峙，共同进行活动，这些都可以合作。没有斯巴达和希腊，也就没有修昔底德陷阱。美国不是希腊，中国也不是斯巴达。”

谢选骏指出：鲁特瓦克分析得头头是道，按照他的分析，中国不是罗马帝国，但是，按照他的分析，美国显然也没有罗马人的特质，没有那种世界征服者的自制和自律，似乎只有古代中国的秦国人具有类似的特质。不过，鲁特瓦克也有出错的时候，例如，“没有斯巴达和希腊，也就没有修昔底德陷阱。美国不是希腊，中国也不是斯巴达。”

——这样的表达显然错了！正确的应该是说“没有斯巴达和雅典，也就没有修昔底德陷阱。美国不是雅典，中国也不是斯巴达。”——因为，常识告诉我们，斯巴达是希腊的一部分，斯巴达只能和互相争夺希腊霸权的雅典对应，怎么能够和整个希腊对应呢？

真的，美国之音缺少称职的把关人，没有发现战略家的常识错误。而且，我认为这位专业的战略家的水平没有超过业余水平。所以，参考他可以，千万别信他的。

谢选骏：纽约时报不懂美国从未“承认北京对台湾的主权”

《无视北京警告！美国放狠话军事介入台湾》（2018-03-22 转载 纽约时报）报道：

周三，在一个有台湾总统参加的晚宴上，国务院官员重申了美国对台湾的防务承诺。一天前，中国领导人发出严厉警告，称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不容挑战。

“美国政策的目标是确保台湾人民可以继续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前进，不受胁迫，”副助理国务卿黄之瀚(Alex Wong)在台湾首府台北的宴会上说道，台湾总统蔡英文就在一旁。

在美国商会主办的宴会上，面对包括美国顶级企业代表和台湾高级官员在内的700人，黄之瀚表示，美国希望“加强我们与台湾人民的联系，增强台湾人民捍卫民主的能力”。

“我们对这些目标的责任从未如此之大，”黄之瀚补充道，他的此番言论，距特朗普不顾中国反对签署《台湾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过去还不到一个星期，这一措施鼓励台美官方高层来往。

周二，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向华盛顿和台北发出毫不掩饰的威胁。“一切分裂祖国的行径和伎俩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习近平在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演讲中说，“都会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惩罚。”

本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取消了习近平的主席任期限制，使他终身担任中国政府、军队和中共一把手成为了可能。

在台北，黄之瀚赞扬了台北的民主道路，并对习近平收紧权力控制发起了批评。“独裁者的心血来潮绝不会换来有活力、有广泛基础、可持续的增长，”他说。

根据台湾国防部发布的一则声明，在习近平发表讲话几小时后，中国航母辽宁舰驶入了台湾海峡。虽然辽宁舰穿越海峡愈发平常，但台湾政府部门指出，航母一直未离开中国范围，也并未展现出任何不寻常的举动。

中国的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声称台湾是其主权领土。但这个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由中华民国治理的台湾，这个政府在七十年前的国共内战中败给了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

台湾在职能上独立，有自己的宪法、军队、民主选举制度、货币以及海关制度。台湾人持有的中华民国护照也被世界各国的移民局接受。

表面上，《台湾旅行法》看起来没有多少改变。它仅仅表明“国会认为美国政府应当鼓励各个级别的美台官员互访”。

尽管华盛顿存在着高度两极化的气氛，这一法案仍收获了不寻常的两党支持，在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的强势活动下，还是在参众两院均获得一致通过。

根据《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去年10月的报道，崔天凯采取了非常举措，致信国会成员，威胁一旦该措施通过，将给中美关系带来“严重后果”。

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曾在特朗普时代最初的几天中受到震动。2016年12月，当时仍为候任总统的特朗普接受了来自蔡英文的贺电。尽管成为总统后，特朗普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即承认但不认可北京对台湾的主权，并且还寻求习近平的帮助，对朝鲜核武器计划施压。

但特朗普已经提名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来接替雷克斯·W·蒂勒森(Rex W. Tillerson)成为新国务卿，外界普遍认为他是亲台人士，对中国立场强硬。此外，同样被视为亲台的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作为国防部助理部长的提名确认，也预示了一个更加密切、更加开放的对台关系。

周三晚，蔡英文表示她“很感谢特朗普政府”向前推进《台湾旅行法》。

美国在台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简称AIT）大楼的揭幕仪式，将是该法案签署之后，对相关变化的一次考验。AIT是美国在台的非正式外交使团，人员来自国务院。蔡英文表示她会出席大楼的揭幕典礼，但尚不清楚美方最高级别的官员会是谁。

为了与北京建交，美国在1979年结束了与台北的正式外交关系，当时双方均宣称自己是中国唯一的统治者。自那之后，台湾实际上放弃了对中国的主权声张，但北京仍宣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由1979年通过的《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指导，它规定，台湾人民的未来必须通过和平方式决定，同时要求美国为该岛提供防卫手段。

近几十年来，曾经实行独裁的台湾已经从用来牵制中国的战略性盟友，变成了美国科技供应链中一个重要的民主贸易伙伴。

“对美国高级官员来说，来到台湾能更好地让他们了解到这个岛屿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这个供应链能够生产半导体及其他对美国工业至关重要的高科技产品，”位于台北的美国商会执行长傅维廉(William Foreman)在采访中表示。

台北美国商会有着来自约500家公司的1000多名成员。在向商会成员发表讲话时，黄之瀚重申美国政府对北京在商业和贸易做法上的抱怨。

“遗憾的是，有一些参与者没能对他们自愿签署的义务予以应有的尊重，”黄之瀚说。“无论规模大小，只要经济体公然无视规则，欺骗贸易伙伴，强迫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国家领军企业，窃取贸易机密，进行扰乱市场的补贴，就会破坏这个完全基于规则之上的体系的完整性。”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又在不懂装懂了，胡说美国的一中政策是“承认但不认可北京对台湾的主权”。事实上，美国的一中政策只是“承认但不认可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至于这是一个什么中国、它的首都在那里，都是没有提及的。谁也不知道这是哪一个中国。只知道是“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不懂英文，又没有法律知识，糊里糊涂签署了“三个联合公报”，把台海两岸命运的控制权，白白送给了美国。“三个联合公报”只是提到美国“美方承认（英文为acknowledges）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not to challenge）。”这哪里有纽约时报胡说的美国“承认但不认可北京对台湾的主权”的影子？！

网文《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报道：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共同签署的三个外交公报，包括了《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这三个公报是中美在冷战时期开启对话和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基础，其中有关台湾问题的部分在今天的重要性则更为显现。美国政府主张其两岸政策是基于“一个中国政策、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制订的。

1、上海公报

两国间的第一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是于美国总统尼克森访华期间在上海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于1972年2月28日签署。这个联合公报的特别之处在于，双方首先并没有回避各自的歧见，文件中阐明了两方不同的观点，然后表示双方愿意尊重对方的立场。随后再阐述双方达成的共识。

《上海公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两国对越南问题以及亚洲其他地区政治局势的不同看法；
中美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国利益；
国际争端应在尊重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等基础上解决，反对任何国家在亚洲建立霸权或在世界范围内划分利益范围；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活动；
美方承认（英文为acknowledges）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not to challenge），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并随着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将逐步减少在台美军设施和武装力量；
扩大两国民间交流与往来，为双边贸易提供便利；
保持接触管道
《上海公报》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主要成果，代表中美关系相对缓和。对美国而言，公报的最重要意义在于拉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国际上进一步孤立苏联及其卫星国家，利用中苏分裂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而对于中国，虽然两国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中国领导人认为因地理原因，苏联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最大威胁，因此与美国改善关系对中国也有利。而今天，《上海公报》最大的意义则在于美国对一个中国的立场首次正式表明了不表异议（not to challenge）。

2、建交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中美建交公报》全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于1979年1月1日正式生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立正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在该公报中首次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就保留与台湾的非官方往来。在中文版的原文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此一立场；而在英文版中，对应的一词为“recognize”。两个国家也重申了反对任何国家在亚洲建立霸权的共识，暗示着两国对苏联的共同立场。双方都在中英文版本上签了字。
该建交公报在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前夕公布，加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合法性，被视为一次外交胜利。而对依然坚持拥有全中国主权的中华民国政府而言，则是继被迫退出联合国之后在外交上的另一次打击。

3、八一七公报

《八一七公报》全称《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公告》，是于1982年8月17日签署的，也是三个联合公报中争议最大的，中国一直认为美国没有切实履行该公报中有关美国“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的承诺。该公报是为了彻底解决美国对台武器出售的问题而签订的，该问题在《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中都未有效解决，双方只是阐明了各自的立场，未达成共识。但是在公报中，除了美方首次强调将逐步减少对台武器销售之外，中国则重申“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美国也对此表示“赞赏”。
美国在该公报中就对台售武问题做出了明确的承诺，最重要的三条包括：
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
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
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指责美国政府继续对台售武，而且数量和质量都不断提升，违反了该公报。而美国则以具法律效力的“台湾关系法”之对台承诺，以及近年来两岸军力不对等为由，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抗议持保留意见。

谢选骏指出：台湾问题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他当年要不是一个跟屁虫、马屁精，不跟斯大林当狗去朝鲜打仗，也就既没有“台湾问题”也没有“朝核问题”遗留到现在了——他不仅能够“统一中国”，还能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不必先后与美国和苏联作对，耗尽了国力，变成一穷二白三饥荒的赤地千里。弄得他的继承人们，只能当个半壁江山的北朝领导，还要忍受美国的耳提面命。

谢选骏：六十多岁的人迎候三十多岁的人

《习近平像教师爷一样 冷漠地盯着金正恩》（2018-03-30 NTDTV）报道：

当习近平讲话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认真做笔记。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秘密访问中国仍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有日媒指，央视在金正恩访华的报导中，他听取习近平讲话时的一幕被镜头抓取，而这个不寻常的动作，对金正恩来说留下了两件屈辱记忆，朝鲜官方不敢提。

金正恩秘密访问中国返回朝鲜后，中朝官方公布的信息显示，金正恩一行于25日至28日非正式访华期间，所受到礼遇标准和接待规格并不亚于正式访问的安排。

中联部长宋涛和辽宁省委书记亲往丹东口岸迎候，离京回国时宋又专程陪到丹东；专列抵京时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和中办主任丁薛祥到车站月台迎候；习近平为金正恩举行了欢迎宴会，陪同他检阅仪仗队，共同观看文艺演出，并在北京大会堂举行了会谈。

然而，在中共央视新闻联播对金正恩访华的报导中，金正恩听取习近平讲话时的一个举动，被镜头抓取，而这个不寻常的动作，对金正恩来说或许会成为其不快的记忆。

日媒产经新闻29日报导称，金正恩26日在出席习近平为其来访举行的晚宴中表示，继续朝中友好是他的责任，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急速变化，及时向习近平进行当面汇报责无旁贷。

央视新闻28日不仅对金正恩的这个表态着重报导，还播放了习近平讲话时，金正恩认真记笔记的场景。报导认为，这对于追求最高权力的金正恩来说，很可能是个不愿被更多人看到的屈辱场面。

过去在朝鲜官媒的报导中，总是金正恩在讲话，所有官员手持小本本认真记录，甚至韩国特使团访朝时，韩国特使也有着相同举动，显示出金正恩的绝对权威。而央视镜头，则记录了完全相反的一面，无疑是突显习近平地位更高出金正恩一头。

英国金融时报28日刊文称，当习近平和金正恩会晤的画面被披露时，氛围就像是一个父亲在批评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央视画面显示，64岁的习“教育”34岁的金时，金在认真的做笔记。当金讲话时，习就像一个教师爷一样，冷漠地盯着他。

此外，英媒BBC文章称，在中共官方通稿中，习近平向金正恩表示：“你在十九大后电贺我再次当选，前些天又电贺我再次当选国家主席”，而金正恩回应说：“我理应来中国向您当面致贺。”文章说，“你”和“您”之分，在有敬语的语境中凸显了双方互称时的不对等。以金正恩的80后年轻人身份虽然使用“您”的可能性很高，但在朝鲜官方报导中，称金正恩对习近平的称呼是“尊敬的总书记同志”。

另外，在习近平提出未来中朝关系发展的所谓四大“重要意见”后，中共媒体报导称，金正恩说这些意见“令我受到极大鼓舞和启发”。文章称，如果此番讲话果真出自金正恩之口，那么习近平在他眼中一定是一位睿智的长辈。在这之前，北京表面支持了联合国对朝鲜实施的更严厉的制裁。导致两国关系冰封。2017年下半年，朝鲜国内开始宣传中国是朝鲜的“千年宿敌”一说。

而此次金正恩突然秘密访华的举动出人意料，而他在面对习近平时谦卑的表现更令人意外，而这种场面的背后，有分析认为，很可能有着北京对朝鲜秘密承诺，是否影响对朝制裁和半岛无核化，值得关注。

谢选骏指出：看来，朝鲜人虽然同遭共产党洗劫，但还较多保留了古代中国“尊老爱幼”的风俗。一群六七十岁的大爷围着一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对等谈判”，也是堪称无以复加的礼遇了——因为在中国的传统中，只有大臣给皇上捧场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场景。记记笔记，皇帝在面对太傅的时候，不也会这样的吗。现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学在四夷，礼失求诸野，上面这样的报道究竟是阿谀奉承还是讽刺挖苦哪。

谢选骏：中美会按照我的剧本走向战争吗

网文《士居桃山：首先声明一下，本人不是谢选骏》（2016-08-17 许霞客）报道：

首先声明一下，本人不是谢选骏。

我认为中国会沿着英美道路走向现代化并不是因为那是基督教，而是因为，这是一条一再被证明可以走通的道路。

沿着英美道路前进是最保守的路线。中国特色，俄国特色都是最激进的路线。为什么？就像探险，沿着前人已经走通的路走下去，没有风险，沿着不曾有人成功试验的方向，盲人瞎马，自己去开创，反而风险极大。

英美的体制是人类已知最合理的现代化制度。而且这一体制同中国文化结合，已经做了成功的实验。英国人统治香港150年，没有搞过一天文化改造。没有限制过中华文化传统的承袭。没有强行推行过只许讲英文，不许讲中文的殖民教育。香港从一个渔村成长为国际大都市，远东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而且很好地保存了中华文化。所以，那些将学习西方，承袭制度，描绘成洪水猛兽，险恶用心的叙述，符合某些政治组织永远执政的自我规划。却经不起历史和常识的检验。

谈到现代化一定要提到秩序的认同和遵守。

目前的国际秩序建立在一系列金融，保险，贸易，司法，航运的制度安排之上，是人类几百年走向现代化的经验总结和无数博弈结果。所以，另外自搞一套，胜算很低，这就是我认为一带一路很有可能又是一场土高炉炼钢，超英赶美的历史闹剧的原因。

其次，我认为中国基督教化不可避免。原因也是路径。

基督教新教对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提供了最简洁的逻辑支持。这个功能，儒家传统不具备。

不具备，不等于排斥。佛教可以和儒家道家在中国融合，完成真正的本土化，形成绚烂多彩的禅宗，基督教为什么不可以呢？

最后，我并不认为中国文化会像很多朋友认为的那样成为一种回归专制的动因。理由很简单，中国已经步入了工业文明。

如果中国传统会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那么台湾保护中华文化传统远好于中国大陆，为什么完成了现代化转型？

有朋友说，这是基于大一统的传统。中国大陆太大，如何如何。

首先，大一统，只是一个传说吧。按照历史记载统计，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1949，中国处于统一状态1057年，处于分裂，1075年。而且中国的“大一统”，往往不包括新疆，西藏。

下面请大家来看一看，历史上，各个“大一统”时期中国的版图，以及周边地区形势图。

隋朝的疆域，爱国小粉红能够接受吗？

北宋和今天印度差不多大小吧？小粉红去赵匡胤的脸书上痛斥达赖喇嘛了吗？

明朝形势图。这就是小粉红说的自古以来大一统吗？万恶的米帝这会儿，影子都没有吧？鬼子也对此没有责任吧？

最牛逼的唐朝最牛逼的时代。居然搞成这个样子，武则天，唐高宗，都被反华势力收买了吗？这事能赖万恶的米帝吗？也怨不得达赖喇嘛吧？

历史从来没有说过，分裂不是一个选项。与其说中国历来大一统，不如说中国几乎很少在自己宣称有主权的疆域内，实现完全的大一统。比如，“西藏自古以来'的说法，其实真的有点自搬石头砸自己脚。达赖喇嘛说西藏自古以来是独立的，反而更加符合历史事实。从来伟大光荣正确的我党为什么还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就算大一统的历史事实曾经一度成立过，治理失败也必然造成地方分离主义情绪高涨，最终导致分裂。看看博士执政以来，全面出击，四方点火，左右开弓，为先帝所不为，冒天下之大不韪，导致的香港台湾舆情民情一边倒就知道了。

至于同文同种一定要统一，那么，德奥统一吗？英联邦统一吗？阿拉伯各国统一吗？如果中国注定要统一，为什么阴错阳差，上帝偏偏给了中国人一个分治的现实呢？

所以中国一定要统一，一定很大，因此如何如何。逻辑上实证上都非常勉强。

讲完上述澄清以后，我还是要重复一下我的观点，中国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民主宪政。不会因为所谓的文化传统而长期陷于专制。悬念仅仅在于，中国会作为一个国家，大家一起走向宪政，还是会分裂为几块，分头走向宪政。

为什么一定会走向宪政，为什么博士几年来的努力很无益于中国，对他自己也将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想明白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来理解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以及它的内在逻辑：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文明。用惯了电，用惯了自来水，用惯了抽水马桶的中国人，不会因为孔夫子的某些教导，或者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而放弃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必然带来宪政。

工业文明是专业治理的。一个独裁者，不可能每一个行业都精通（当然，中国的领袖博士，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长官，天将伟人金正恩大将是人类历史仅有的除外）

没有一个思维正常的人会在金融市场操作，在签订合约，在营销产品的时候想到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想到领袖的殷殷嘱托。一定不会真心实意地从博士的那些不着边际的谈话中，从党章当中找答案。这就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就是权力的分散。

权力分散会随着工业文明发展而继续。因此，新的适应日益分权的秩序一定会产生。这就是宪政。这就是契约社会。契约社会的动力不来自于精英的伟大理想。而是来自于每一个养猪种菜的农民，认识到，博士有关不忘初心的语重心长，对于增加产量，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百无一用。而在现代化工业文明中，一个价廉物美，诚实可信的化肥供货商，一个购买力强大，营销得法，出得起好价钱的买家, 一个秉公执法，遇到纠纷，公正独立，不可能被乡党委，村支书左右的司法制度，对于每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立竿见影的好处实在是大大的。

当每一个个体都这样取向的时候，博士上台以来的回归1950年代的不懈努力就很徒劳。旧制度会在与权力分散的趋势对抗中，衰竭，而走向解体。

博士可以强力打压、可劲引导。一个傅园慧就可以让他覆盖全球的爱国主义文宣攻势溃不成军。为什么？因为工业文明本身一定是更尊重具体操作的个体，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博士领袖。

尽管明显缺乏红色血统的傅园慧相对于无所不能的博士，出身低贱，地位卑微，更不要说动辄前呼后拥，坦克布防，步兵战车警卫。也不会有资格去轻松关闭一个城市的所有炉灶，为各国政要，尤其是尊贵的俄罗斯客人，营造一方蓝天。但是，她毕竟是一个专业运动员。博士尽管每天在游泳池不知疲倦地来回穿梭好几千米（他自己说的），并且早将人类已知所有经典倒背如流，他毕竟没有能够拨冗亲赴里约，去奥运会囊括所有金牌。所以，更加专业的傅园慧，在话语权上，轻松击败博士精心组织的上千万共青团员和在押犯人以及无数小粉红，组成的舆论引导大军，而一夜逆袭成功，收获千万粉丝。洪荒之力，完胜博士的爱国主义。

这样博弈下去，博士处处设防，防不胜防，无役不与，战无不败，最后一定力量耗竭。

可能有朋友会问。博士倒下了，再来一个独裁者，不也是一样吗？

请注意，傅园慧横空出世，破坏了博士很大一盘棋，把舆论上甘岭守军冲得七零八落，不是因为她同博士个人有过节。而是一个工业文明社会，每一个专业化个人一定比国家元首在某些议题更具有话语权。无论是现代化的美国，还是全力回归1957的中国。换一个独裁者不会改变这一力量对比。

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走向工业文明。傅园慧不仅存在于运动员中，还存在于无数专业领域，而且会越来越多。问题是博士国帑供养的千万大军，日夜操劳，敌不过傅园慧寥寥数语。如果冒出1000个傅园慧，博士有可能把舆论引导大军扩编1000倍吗？新独裁者做得到吗？

打破党中央伟大战略部署，让千万不明真相群众如痴如狂，让博士首尾难顾的傅园慧做到了又如何？会只有1000个傅园慧，只有1000位专业人士不屌之江新语吗？所以无论谁上台，独裁者的话语权不敌专业人士总体，是一个根本无法逆转的事实。

这就是我信心的来源。没有人可以这样统治下去。炒股票的时候，有谁会到党章里面找答案吗？会去买博士治国理政的系列丛书，从而解决明天做多做空的疑惑吗？

下面和大家分享两段视频。

这是拉脱维亚纪录片经典之作《苏联故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珍贵的影像史料。比如，伟大的斯大林元帅如何培训了人数众多的纳粹干部，掌握了宣传部，集中营，秘密警察的营运诀窍。伟大的苏联红军如何配合纳粹，闪击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和纳粹战友共同在波兰胜利大阅兵的辉煌盛况。

这个系列，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异化和恶变历史，以及现代社会民主党的由来，讲得非常清楚。

谢选骏指出：苏联和纳粹是一丘之貉，正如苏联和中共是一丘之貉——尽管他们之间曾经有过蜜月，也有过厮杀。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曾经先后击败了纳粹和苏联的美国，能够与中共作战并且击败中共吗？如果真是这样，中美会按照我2006年的剧本，走向战争吗。尽管美国已经错过了大好的机会，但是亡羊补牢，还来得及吗。

谢选骏：后共产主义不如共产主义

网文《后极权概念的份量与价值》（江棋生）说：

今年2月20日，吴思先生抵达美国哈佛大学，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不久，受民间性双周学术文化沙龙——哈佛沙龙之邀，他在沙龙第50期作了主题演讲，题目是：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无疑，这是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课题。数天前，当我拿到吴思的《哈佛讲座修订稿》电子版后，就一口气读了一遍。然后是一而再、再而三，一连读了三遍。
春分时节，刚看完贺卫方的翻白眼，又品读吴思的讲座稿，一种美妙的精神愉悦感，灿然灵动，漾于心中。以前，我在读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时，启迪多，共鸣多，会心的笑意多。如今，读吴思亲手修订之文稿，复又如此。比如，他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分析，就出自他的独到见解。他说：在当代中国，资本能“主义”吗？不是只有权贵或官家在“主义”吗？因此，称其为“资本一官家主义 ”较好。在我看来，这一命名的确比“权贵资本主义”要可取得多。和吴思类似，张显扬和刘军宁基于事实和学理，也不认同把板子胡乱打到资本主义身上，尽管早在170年前，三十而立的德国人马克思就已胡乱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显扬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应称为“权贵社会主义”社会；军宁则主张，可定名为“官商社会主义”社会。
再比如，针对有些人用“新极权”来命名当代中国社会，吴思提出了十分有力的质疑和辩驳。基于公认的极权定义，吴思发问道：“没有强大的意识形态主导，还可以或可能成为极权社会吗？没有深度动员，极权如何可能？”的确，只有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傻傻地、真诚地接受官家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极权社会。曾记否，在被极权意识形态所深度麻醉和全身心俘获的年代，官家可以一呼万应，甚至一呼亿应，而国人却可悲到连翻白眼的想法都不会有！现在，知识分子的大多数都已不傻或只是在装傻，虽然他们还不敢站出来当谔谔之士，但至少，他们都敢在家里翻白眼了，极权又如何可能？略显遗憾的是，基于极权定义，吴思本该再发一问：极权是不允许存在任何多元化的，而中国已经存在经济、社会的有限多元化且又不可能被抹去，还可以或可能成为极权社会吗？
三读之后，可以说讲座修订稿中的大部分论述，我都能认同；对其中有些内容，则深表赞同。然而，也正因为三读，我大出意外地发现，在吴思讲座稿的“第三套叙事”中，存在一个在我看来完全不该有的学术硬伤。
上述“第三套叙事”说的是：根据西方转型理论的概念框架，就如何判定中国社会的性质一事，20多位中国知识人所展开的思索、切磋和论争。在娓娓叙事中，吴思重点介绍了由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胡安·林茨修正和完善的转型理论概念框架，并对林茨所提出的“威权主义”概念作了恰如其分的肯定评价。吴思所描述的林茨框架（以下简称吴思叙事框架）是：
极权·后极权———威权———民主自由
 一元化———有限多元化——多元化
作为吴思的校友和朋友，我深知吴思做学问，一向认真、扎实，可以信赖。我当然认为，上述叙事框架，是对林茨本意的如实表述。说真的，如果我没有读第三遍；又如果在读第三遍时，我对吴思文稿中所列有的表3.1只付以一瞥而没有认真查阅，那么，我就肯定不会发现吴思叙事框架偏离了林茨的本意，也就不会提出“后极权概念的份量与价值”这一话题，并动手写作本文了。
表3.1来自胡安·林茨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一书，[3]它有一个标题，叫做：现代政体的主要理想类型及其判定依据。事先我根本不可能想到，读罢表3.1，我会大吃一惊。当时我发现，吴思所给出的概念框架，与林茨的原意有明显对不上号的地方。根据表3.1，胡安·林茨一清二楚地给出的转型理论概念框架（以下简称林茨框架），其实是这样的：
极权—————后极权——————威权————民主自由
一元化——部分有限多元化——有限多元化———多元化
从林茨框架可知，在西方转型理论原先的极权—民主框架中，林茨不仅加进了重要的威权概念，而且还加进了另一个重要概念——后极权概念。这一概念不是用以指称步入后期的极权社会，即不是指“后期极权”或“弱化极权”，而是用来说明离开极权之后、未到威权之前的社会形态。在林茨心目中，后极权概念是一个很有份量、可以和极权、威权与民主相提并论的概念。请看，在表3.1中的“后极权”三个字后面，林茨郑重其事地加上了“主义”二字，名为“后极权主义”，从而使其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和“民主”赫然并立，如大厦之栋柱共同撑起他的概念框架——林茨框架。
那么，林茨如此看重的后极权概念，其价值又如何呢？林茨明确认定，世界上有一类社会形态，既不能归于极权名下，也不能归于威权名下，必须用后极权概念去加以界定——这就是其价值所在。在表3.1中，林茨对后极权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如下描述：
1、多元化：有限的但非责任的社会、经济和体制多元化，几乎没有政治多元化。（余略）
2、意识形态：指导性意识形态仍是法定的，且作为社会现实的一部分而存在，但对乌托邦的忠诚和信仰已经减弱。
3、动员力：领导人和非领导人参与组织动员的兴趣日益下降，对国家赞助的组织内的人员的常规动员，目的是获取最低程度的一致和服从。许多“干部”和“军人”只是职业家和机会主义者，对主导价值的厌倦、淡出以及最终的私人化成为公认的事实。
4、领导权：后极权主义政治精英越来越强调个人安全，通过政党结构、程序和“内部民主”实现对高层领导权的制约。高层领导人很少是克里斯马型的，高层领导的选拔仅限于执政党内，但很少取决于政党组织内的事业发展。高层领导人可能来自国家机构中政党技术专家。
上述关于后极权社会的判定依据，是林茨在多年前给出的。今天的我们，应当也能够对之加以必要的审视和修订。但是我认为，用其“政治一元化，社会、经济有限多元化”的本质规定来比照和判定当代“特色”中国社会，仍然是大体靠谱的。而这，就是后极权概念在当下的一项重要价值体现。
 关于林茨的表3.1，吴思简明、客观地给出了一些相关导读。那些导读表明：他是认真读过表3.1的。然而，究竟是出了何种情况，做学问一向极为认真的吴思，竟然没有给出我在上文中列明的林茨框架，而却给出了吴思叙事框架呢？对此，我三思不得其解。因为，谁都能一眼看出，吴思叙事框架与林茨框架存在重大的区别。前者将林茨颇为看重的后极权概念陡然降格，并违反林茨本意将其附于极权名下。林茨的“后极权”明明是指“政治一元化，社会、经济有限多元化”的社会，怎么能将其与“没有任何多元化”的极权社会归为一类呢？
当然，如实给出林茨框架和进行不失真的解读，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对之持有异议了。如果认为林茨的“后极权”还不够称“主义”的资格，那么，就给出你的理由。又如果认为，“后极权主义”可以成立，但介乎“后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世界上还存在一种现实的社会形态，因而应该提出一种新的概念去加以命名，那么，就作出你的尝试。事实上，包括吴思在内的20多位知识人正是认为：当代中国已相继离开了极权时代和后极权时代，但是，又没有进入威权时代，因此，他们才展开了长达两年多的认真讨论和理性交锋，尝试去解决如下问题：对“处在（极权）后极权与威权之间”的当代中国社会，如何加以命名？他们已经作出的两种命名尝试是：“新极权”和“半极权半威权”。
然而，不管心中持何种异议，胸中有多少创见，我认为首先必须做到：一是不能有意、也不应无意将林茨框架加以变形。二是不应将林茨的“后极权”误读为“后期极权”或“弱化极权”。遵守上述学术规范，是作出学术贡献的当然前提。将林茨框架以吴思叙事框架失实地表述出来，是一种不幸，也是一条学术硬伤。这一硬伤，无论是由什么原因所造成，“灯下黑”也好，“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也好，总之，是一条让我嘘叹、实不该有的低级硬伤。
行文至此，应是点评“两种命名尝试”的时候了。我看到，在20多位知识人中存在两条基本共识：一是当代中国社会，是没有政治多元化的部分有限多元化社会。二是当代中国社会，已不是“后期极权”社会。他们中间的主要分歧是，有些人将其命名为新的极权社会，而吴思则称其为半极权半威权社会。在这里，我首先要指出，既然当代中国连“后期极权”社会都已离开了，他们的命名尝试中还出现“极权”字样，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新极权”命名者事实上明白这一逻辑困难。其中的崔鹤鸣先生，主张弃用林茨框架中的极权定义，通过另行定义“极权”来将其命名为“新极权”，如极权“可以接受多元化的存在”，极权允许“实现一定程度的多元化和开放度”等等。但这么做，就违背了基于西方转型理论寻求命名的初心，并与立足于林茨框架的论说无法对话和互动。
吴思的命名依然采用转型理论的概念，但他的“半极权半威权”提法，在逻辑上站不住脚。一方面，由于存在有限的社会、经济和体制多元化，当代中国社会已毫无悬念地失去了极权社会的会籍。并且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也已回不到极权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官家铁了心地使出浑身解数，就是不走威权主义和民主宪政的“邪路”，因此目前的中国社会，离威权边界足有数十箭之地，又岂能称其进入威权领域已达一半之遥？换句话说，当代中国社会，既不是中等强度的极权社会，也不是中等硬度的威权社会，更不是中强极权与中硬威权的半极半威混合体。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用林茨框架中“极权之后、威权之前”的后极权概念来命名当代中国社会，至少到目前为止，是相对而言较为确切和精当的。不过，如能找到比它更好的概念，我则乐见其成矣。

谢选骏指出：“后极权主义”的提法不如“后共产主义”，而后共产主义甚至不如共产主义。例如，后共产主义者捏造了一堆名词，“权贵资本主义”、“资本——官家主义 ”、“权贵社会主义”、“官商社会主义”、“后极权主义”……其实，这些东西还不如他们祖先说的“官僚资本主义”明确——也就是“骑在人民中国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后极权主义”——后共产主义者们的名词，把大家的脑子都弄乱了，成功地把水搅浑了。其实这里面没有什么主义，只有强盗逻辑和绑匪行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然也出产权！这哪里是什么后极权权贵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