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解放军在狼面前变成了羊

《鲜为人知：66名中共新兵一次被狼集体吃掉！》（2018年3月26日转载动态网）报道：

作者冯远理在《那些本不该消失的生命》中，详细回顾了30多年前那场惨烈的“人狼大战”。

冯远理《那些本不该消失的生命》，发表于大陆杂志《雨花》2005年第5期上，但我至今才读到。读完文章，让人除了震惊，还有一种无以名状的悲愤。

一支200多名新兵组成的中共部队在野营拉练途中遭遇狼群跟踪。因连指导员要坚持发扬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拒绝当地向导立即西渡黄河甩掉狼群的建议。在部队极度疲劳，又无子弹的情况下，被不断聚集的狼群分割、包围，最终导致66名新兵被狼群啃食，现场惨不忍睹。

作者冯远理在《那些本不该消失的生命》中，详细回顾了30多年前那场惨烈的“人狼大战”，以下是节选：

1970年3月，青藏高原仍然是春寒料峭。这时，从青海贵德县走出一支队伍。

这是一支由来自江浙两省的200多名新兵组成的部队，他们要远去贵南进而西渡黄河进行野营拉练。这一天，部队准备在一片叫做老虎坡的荒无人烟的山岭附近宿营。

离老虎坡还有三里地时，天已经快黑了，走了一天的战士们已经筋疲力尽。

就在这时，一个新兵突然发现对面山坡上有几只狼，在悄悄地尾随着队伍前进。随着天色渐渐变暗,狼的数量也不断增多。不时有几只狼仰天嗥叫，恐怖的叫声在山间回响，不知不觉间狼的数量已经增加到四五十只，并且还在不断增加中。

这时，向导——一个当地出生的牧民，快步跑到连长跟前，问战士们枪里有多少子弹。连长告诉他，这些都是新兵，从来没有打过枪，枪里一发子弹也没有。

听了这话，向导的脸色大变。他说，这样走下去，只怕凶多吉少，这些狼能把方圆几里以内的狼都招过来。他因而建议：改变路线，西渡黄河，因为狼是以河为界的，大河东西两岸的狼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互不来往。

经过研究，指导员坚决不同意西渡黄河，他的理由是，革命战士就应该一不怕死、二不怕苦，逢山开路，遇河架桥，怎能被几只狼吓倒。因而决定，天黑之前必须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老虎坡。

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狼已经聚集了几百只。他们先在部队必经的大路上，把队伍拦住。不得已，大队人马只好走山口小路，而这正是狼所要达到的目的。

在一排走出山口后，三路狼一下就完成对200多人的包围，一路截断山口的出口，一路堵在山口的入口，第三路完成了对一排的包围。这样就把一排和二、三、四排完全隔离，为把一排吃掉创造了条件。

事后证明，狼的部署完全成功。在二、三、四排和狼僵持的同时，一排62名战士除4人尸体是完整的外，其余都被狼啃得惨不忍睹，破碎的内脏到处都是，很多人只剩下一副骨架。

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气味，连同向导和二排的4名官兵在内，这次共有67人遇难。

作者最后说：“我原以为这件惨痛事件的发生，无论如何都要严肃处理几个干部。看完了处理结果，我实在无话可说。在资料上，我没有看到任何对指导员、连长处理的意见，连长10年后升为团长。”

1970年：新兵一次被狼吃掉66人，该是一件多么令人震惊的大事，然而，事情发生近40年后外界竟然才知道！

谢选骏指出：上文对于“解放军在狼面前变成了羊”大惊小怪的，完全不知“解放军在党面前就是羊”，当狼来了而党走了，解放军就把狼当成了党，于是在狼面前变成了羊。这与解放军们见到和平示威者就拿冲锋枪扫射的面目，表面上相反，实际上相反相成。连老太太们都说，解放军这种行为方式，是一种典型的“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而如果见到敌兵，解放军立马就投降了。解放军欺软怕硬，在狼面前只能变成羊。这种变身术，老兵比新兵更加娴熟。难怪有人说，解放军狗都不如。

谢选骏：为何抗议“人权等于生存权”

《他被“退休生存认证”惹怒了！尊严何在》（2018-04-03 转载老人之声）报道：

今天，我（一个大陆共产党退休干部）去认证，去认证一种迷茫。因为这既不是去认证我有多少房子，也不是认证我有多少孩子，更不是认证我有多少“二奶”，而是认证我还活着。

今天，我去认证，去认证一种悲凉。因为虽然我知道自己还活着，但我还得亲自登门向一个叫做“社保”的部门去证明我还活着！为什么要证明我还活着？因为我退休了，并且还领着退休金。

这退休金可是好东西。好东西有个特点，就是谁都惦记，社保惦记，我也惦记。这很正常，因为自从我开始交纳保费的那一天起，就等于跟社保签了合同——我按时交保费，社保负责等我退了休再一点点返还给我。

所以，我们双方就有了一个法律上的契约——就是它必须返还到我死为止。可是，就是这个“死”惹事了。据说，有极个别的死者亲属，竟然隐瞒不报，骗取退休金。结果，社保部门就“为个虱子烧了整件袄”，搞“连坐”，每年都要让我们这些尽管退了休但还活着的老人就像那将要被枪毙的死囚一样去验明正身，并年年问候你一次：你还活着吗？
今天，我去认证，去认证一种慌恐。天上飘着细雨，地上到处都是水迹，虽然我已经老了，可毕竟还活着，而且身体的各个部件还在正常运转。
今天，我去认证，去认证一种荒唐。作为一个“年轻的老人”，一个“活蹦乱跳的死人”，去证明自己还没死，虽然我觉得这很荒唐，但却不能拒绝这种荒唐。因为，且不说这个骗保的事是否存在、有多少人在骗保，但肯定是个极少数，即便如此，某些死者亲属骗保，那只是某些死者亲属的事，谁骗了保，就把谁抓住，然后依法对其惩罚就是了，——就是说，治罪错只能在犯罪发生之后，这是基本常识。
可是，这个基本常识却被社保部门抛于脑后，惩治骗保的事不见有人去做，反倒把所有的退休人员都视为潜在的罪犯，一个个过筛子似地验明正身，而且每年重复一次，这不就是乱弹琴吗？
这是在干什么？说轻了是脑子进了水；说重了，就是违法乱纪、不务正业，诚心给社会捣乱。
幸亏我们的司法部门还没有这样干，不然的话，社会上所有的人就都成了潜在的罪犯，而防止犯罪最好的办法是把所有人都关进监狱。这就是“退休人员生存认证”的逻辑。
今天，我去认证，去认证一种折腾、一种侮辱。我们这些退休人员辛苦了一辈子，图得就是过个安生日子，安度晚年，可是，“认证”来了，你必须得证明你还活着——你得年年跑单位、跑街道、跑派出所；你得年年去照相、填表格，或被迫买社保部门的专用认证手机……
你身子骨硬朗还好，可如果你是卧病在床或七老八十的，那可就惨了，得让人推着、背着去上那根本就上不了的楼梯，去看那一张张根本就不该看的脸；而如果是在外地，你还得按时赶回来，不管有多远，也不管有多难，否则就担心断了自己的口粮。
这不就是折腾吗？我们活呀活呀，交呀交，好不容易活到退休、交到退休了，没想到还得接受这份年复一年的折腾，我们的身子骨能经受得住这种折腾吗？这是你们的“为人民服务”吗？是为人民币服务吧？
今天，我去认证，去认证一种缺德。我们知道，我们老了，没用了，你们也不能为了省点保费就每年恶心我们、诅咒我们吧？何况那是我们应该领的！这叫什么？这叫卖棺材的咬牙——恨人不死！天下还有什么比这更缺德的吗？
可是，面对这种缺德，你却不敢愤怒，还得乖乖地去跑腿、填表、乖乖地配合——因为人家捏着你的口粮呢！如果你稍有怠慢，因事因病或者因在外地，未能及时通过认证，电话那头就会传来恶狠狠地恐吓：你还想不想要你的工资？
今天，我去认证，去认证一种违法。我国宪法第38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看到了没有？“禁止用任何方法”！显然，这“退休人员在世认证”就进入了这“任何方法”之中，因为，这种做法已无可争议地侵犯了所有退休人员的人格尊严。
遗憾的是，我们虽然号称是法治国家，可法律至上还远远没有落到实处。因为我们只有宪法，却没有护法机构或宪法法院。
就是说，一旦发生公权力违宪违法的事，根本就没有相应的机构来进行受理。换言之，我们这里只有菩萨，没有庙，你想来拜，对不起，一边凉快着去。所以，我们只能耐心地等待，等待什么时候那庙盖起来了，我们才有地方告他。
今天，我去认证，去认证一个事实、一个常识。那就是，我们的活，绝不是我们的罪！我们交纳了一辈子的保费，现在我们老了，依法领取，合情合理！而且，我们还要好好地活着，看着你们要把我们认证到何时。我们有信心精神抖擞地活到取消“认证”那一天。

谢选骏指出：这人活在一个“人权等于生存权”的国家，却氓之蚩蚩地忘记了自己并不享有充分的人权，只是享受部分的人权即生存权。等到老了，才想起自己还是一个人，还要尊严等等不属于生存权的高级人权的部分。这人老来还要尊严，太娇气了。这是在企图质疑和颠覆生存权等于人权的专制政权？难道不想继续领钱了？

谢选骏：广告也是中特社的文化战争的一条战线

《豆农包下黄金时段广告 劝川普“罢兵息战”》（2018-04-02 环球网）报道：

4月2日凌晨，中国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对原产于美国7类128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决定，并于当天开始生效，而据同一天报道，美国政府也将在本周内公布根据301调查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的具体清单。就在中美贸易战的硝烟味越来越浓之际，美国的大豆农等农业从业者却越来越担心，他们自掏腰包在总统特朗普常看的电视台购买了黄金时段，用以在接下来两周内持续播放广告，劝特朗普“罢兵息战”。

据美国大豆协会(ASA)官网消息，这则广告已于美国当地时间3月29日起登陆美国CNN、福克斯、CNBC等多家电视台，并将同时在网络上播出，播出时间预计将持续两周。在这则30秒的广告片中，一位名叫布伦特?白波的印第安那州大豆农这样说道，“今天，我耕种着5000英亩的土地，主要都用来种植玉米和大豆。我支持特朗普政府，但我非常担心(他们)目前在贸易和关税方面的行动。事实上，中国是我们最大的大豆客户，这让我们十分脆弱。我的农场，以及其他许多和我一样的人的农场，会成为这场贸易战中第一个牺牲品。”

据美国大豆出口商会(USSEC)北亚地区主管保罗?伯克1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美国大豆行业人员近日与中国相关官员在北京进行了非正式会面，在会面中，中方官员并未直接表示美国大豆仍可能成为中国报复措施的制裁对象，也未明确“中国将在何种条件下对美国大豆出口征收更高关税”，“但基于中国官员邀请(我们参与)这个非正式会面事实本身，以及此前他们对美国大豆行业做出的直接评论，所有迹象都表明，美国大豆仍是(中方)实施报复性关税的考虑对象。”

美国大豆出口商会已将中国的实际情况告知了国内的农民和会员，“无论是美国大豆出口商会还是美国大豆协会，都积极主张美国和中国政府考虑通过政策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而不是增加关税。”他表示，作为代表美国豆农利益的游说机构，美国大豆协会数月来一直在向美国政府官员表达他们对向中国商品增加关税的担忧，而该协会主席3月30日更亲自前往面见美国贸易代表，向其表达美国农民可能因报复性关税遭受负面影响的观点。

关于中国一旦向大豆“开火”美国豆农可能遭遇的具体损失，伯克向《环球时报》记者提供的一份该商会委托美国普渡大学农业经济学家完成的研究报告显示，届时中国政府可能将会对美国大豆征收10%到30%的关税，如果税率在10%，美国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将下滑约33%，出口总量和总产量则相应下滑18%和8%;而如果税率达到30%，美国对华大豆出口则将下滑71%，届时美大豆出口总量和产量会分别下滑40%和17%，“这意味着美国经济福祉的年度损失将在17亿到33亿美元之间”。

“在过去五年中，农作物的价格已下滑40%，农民收入少了50%。那些将导致我们农作物需求量和价格下降的报复性措施会进一步伤害依赖出口的农民和乡村社区”，美国大豆协会官网援引该协会主席黑斯多尔夫的话表示，美国需要关注像布伦特?白波那样的千千万万的农民的损失，“如果我们将面临来自我们最大客户的反制”。

网民评论：

香椿树1 今天 05:05
“播种越少，价越高，收入越高”，如果是垄断地主，确实如此。 比如当年的刘文彩就经常策略性撂荒。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旦豪强地主大到与国家抗衡，国家不是内乱就是外敌入侵，或者内乱加上外敌入侵，然后人口减半。

那时烟花乱 今天 03:36
这个会长如果是中国的，敢接受外媒采访，说这样的话，那几个ｓｂ五毛肯定大骂汉奸。

打狗棍 今天 01:42
狗粮们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瞧都放的什么P，恨不得让农民不种粮食。对这样的三姓家奴，真该饿丫三天。

muyoupo 今天 01:18
这些农民拿着政府的补贴，却投反政府扶植的川普的票，种的还是祸害民众的转基因玉米大豆。既无良心，也无智商，自私自利。尝尝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滋味，让其他川粉们看看支持川普的“好处”是非常有益的。

破棉袄 今天 00:13
粮食这玩意儿，播种越少，价越高，收入越高，明年播种减半，就赚回来了。

谢选骏指出：流氓的环球网展示了没有硝烟的战场，因为广告也是新的文化战争的一条战线，美国豆农的广告，就是“中特社”（鲍彤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简称）发起的文化战的一个环节。

“中特社”一词，最早出现于网文《讨论，各位对纯粹计划经济和中特社都是怎么看的【列宁主义吧】_百度贴吧》（Aug 4, 2016）里——就是单一计划经济的缺点和中国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还有西方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的缺点的问题。希望不要一说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优点的问题上来就像某些中专生吧主一样打滚说：“你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你这是跪舔中特社的五毛←_←”。感觉这些人才是不学无术，像是被抢了钱一样。

谢选骏：一根筋的麦卡锡如何救了美国

《麦卡锡：救了美国却被自己人背叛》（阿波罗新闻网 2018-02-25 讯：作者：Conservapedia 译者：九喻）报道：

指控共产党对国务院（the State Department）进行渗透，以及联邦政府存在安全和忠诚上的风险，使得麦卡锡在1950年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原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

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1908年11月14日-1957年5月2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在1947年-1957年代表威斯康星州（Wisconsin）任职参议院。从1950年开始，麦卡锡成为挑战共产党对美国政府的渗透的最出名的公众人物。他指控有大量共产主义者、苏联间谍和同情苏联的人，在联邦政府内部从事削弱美国的阴谋活动。这一指控被包括解密的Venona文件（Venona files）在内的政府文件和听证会证明是正确的。最终，在共产党在内的麦卡锡的对手的有效运作下，他在参议院内受到非难。“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这个名词，在1950年特指暴露共产主义者的努力，后来很快被用到类似的教义性行为。

早年生活

麦卡锡出生并成长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场，1935年获得Marquette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法律学位。他于1939年被选为威斯康星州历史上最年轻的巡回法院法官（circuit judge）。当麦卡锡接手法官职位的时候，这间法院积压的案子超过200件。他延长了工作时间，至少有十多次，过了半夜他的法庭还在开门受理案件，他还打破了很多官僚程序，从而很快的清理了这些积案。根据一份地方报纸的说法，麦卡锡法官“高效的伸张正义，他有很好的法律知识和判断力。”

军人生涯

尽管法官被免除了服兵役的要求，33岁的麦卡锡志愿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他在1942年8月入伍成为一名中尉（first lieutenant），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在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服役，任职轰炸机中队（bomber squadron）情报官。他冒着生命危险，志愿作机尾机枪手，参加了许多战斗任务。麦卡锡在1952年荣获十字飞行荣誉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在30个月的从军期间，麦卡锡的表现得到他的直接上级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Admiral Chester Nimitz）的一致称赞。尼米兹海军上将这样评价麦卡锡上尉的服役：

“（麦卡锡）1943年9月1日到12月31日期间在所罗门群岛服役，他作为情报官和轰炸机中队俯冲轰炸机机尾机枪手的表现是卓有成绩的。他参加了大量战斗任务，在正常工作任务以外，他还承担了航空摄影师的工作。他冒着敌人猛烈的防空火力，出色的拍摄了敌人火力位置的照片，在物质上为随后的轰炸作出了贡献。尽管腿部受伤严重，他拒绝去医院治疗，而是继续高效完成情报官的任务。他勇敢的表现在海军服役传统上也属于最好的。”

另外，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空军的副司令（Assistant Commanda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少将Field Harris在给麦卡锡的信里说：
“亲爱的麦卡锡法官：我满意的告诉你，你在30个月的服役中卓越的表现，特别是在战斗区的表现，得到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的赞扬。毫无例外，你服役其间所有的指挥官都对你的表现给予最高的评价。
海军陆战队不会忘记你的贡献。主要是靠你这样的优秀美国人的付出和牺牲，海军陆战队才能保持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时间、无论遭遇什么情况都能击败敌人的传统。
我对你的服务表达诚挚的感谢，希望你在今后的日子继续取得成功，并祝好运。”

最后，在麦卡锡的直接上级E.E. Munn少校的推荐信里，Munn少校不但称赞麦卡锡志愿承担机尾机枪手、情报员和航空摄影师的战斗任务，还特别提到他自己参加的轰炸任务。这包括遇到猛烈抵抗的区域，例如Kolombangara，Ballale，Bonis，Kara，Kahili和Buka。这封推荐信提到：
“麦卡锡上尉一直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尽责，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最佳典范。”

美国参议员

指控共产党对国务院（the State Department）进行渗透，以及联邦政府存在安全和忠诚上的风险，使得麦卡锡在1950年进入了人们的视野。2月9日，在西弗吉尼亚（West Virginia）Wheeling的McClure饭店（McClure Hotel）的Colonnade Room，麦卡锡在演讲中说道：

“我手上有57个案件，牵扯共产党员或忠于共产党的人，但是他们仍然参与制定我们的外交政策。”
麦卡锡开出了与这57个威胁相关的一个名单，并公开了名单上的几个名字，包括John S. Service，Gustavo Duran，Mary Jane Keeney，Harlow Shapley，和H. Julian Wadleigh。这些名字来自于“李名单”（Lee List），这个名单是由1947年众议院拨款委员会（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的检察官在审理未解决的国务院安全案件过程中拟定的，委员会的首席检察官是罗伯特-李（Robert E. Lee），这个名单是他负责准备的。

麦卡锡在1950年2月20日在参议员作了一场6个小时的演说，这个演说不断被怀有敌意的参议员打断，其中的4个人－－Scott Lucas（打断61次），Brien McMahon（打断27次），Garrett Withers（打断22次），Herbert Lehman（打断13次）——一共打断演说123次，麦卡锡提出，有大约80人曾经在国务院、或者象“战争情报办公室”（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OWI）和“经济战争署”（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BEW）那样的战时单位工作。民主党人坚持要麦卡锡给出名字，麦卡锡回应说，
“伊利诺伊州（Illinois）参议员大声要求我给出全部名字。我告诉他就我所知，那是不合适的。我没有得到关于这些人的全部信息……但是我有足够信息相信，或者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他们给共产主义者极大的帮助：我可能错。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除非参议院要求我那么做，不然我不会把名字公开，但我愿意把名字提供给参议院的任何一个委员会，并愿意让委员会在办公时间监查这些人。有可能名单里的一些人是清白的……”

有些人说麦卡锡曾经宣称，“我手上有一个205人的名单－－这些名字已经通报给国务卿，告诉他这些人是共产党员。”这个说法只涉及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Wheeling的那次演讲，而不是指他在其他城市所作的关于对美国政府的颠覆活动的演讲。205这个数字出现在另一个演说里。1950年2月20日，在参议院的一次演说中，麦卡锡正式解释了这个问题：

“我面前这封信，来自1946年国会记录的副本，A4892页。这封信的作者是前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F. Byrnes，1945-1947年在杜鲁门政府任国务卿）。信的内容是关于对第一批大约3,000人的监查。之后还会有多次监查。这只是一个开始。”

这封信是关于监查的第一组3,000人。总统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监查从战争部（War Department）的那些战时机构转到国务院来的雇员，我认为是个智慧的做法。这些战时机构有几千名背景特殊的人。伯恩斯国务卿在他的信里说道：根据行政命令，大约有4,000名雇员从各种各样的战时机构（例如OSS，FEA，OWI，OIAA）转到国务院，其中大约3,000人的背景经过了初级监查，结果285个人被你在信中提到的监查委员会认定不同意长期雇用，

也就是说，前国务卿承认，285人是有安全隐患的。他还说只有其中的79人被解除了雇佣关系。提到的571人里，一些来自这205人，一些来自之后的监查，但还没有解除雇用关系。我要说国务院的调查机构的工作很出色。文件显示，他们调查了很多细节以便发现共产党人。唯一的问题是，当调查机构正确的认定这些共产党人之后，国务院拒绝解聘这些人。我会给出具体的例子。”

麦卡锡指出，杜鲁门总统（President Truman）和民主党对共产党人软弱，甚至和共产党人结盟。杜鲁门反对麦卡锡的说法，杜鲁门不知道破译的“薇诺娜计划”（Venona project），该破译证实了叛逃过来的前共产党间谍Elizabeth Bentley的供词。
麦卡锡的支持度和受欢迎度在1954年初达到顶峰，1954年1月的一次盖洛普调查（Gallup Poll）显示，50%的受访人总体对他持正面看法。麦卡锡在“最受尊敬的人”里排名第四。1954年3月9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出了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的攻击麦卡锡的电视片“See It Now”。

Venona文件

1995年，Venona文件的文本解密，更多苏联间谍在美国活动的详细信息得以披露。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是美国政府里少数几个了解Venona文件的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胡佛把Venona文件的信息透露给了麦卡锡。实际上，胡佛提供给了麦卡锡错误的信息，或无关的文件，以便给Venona文件里真正的嫌疑人的亲属、朋友或关系紧密的同事施加压力，威胁他们如果不合作，不透露他们可能知道的相关人员的活动和联系，就会把令人颜面扫地的信息公开。没有迹象显示麦卡锡意识到自己被胡佛以这种方式加以利用。

1950年2月7日，麦卡锡的Wheeling West Virginia演讲之前3天，胡佛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说，反间谍“和处置犯罪案件的目的不同。对反间谍工作更重要的是确定间谍的联系人，间谍的企图，情报来源，以及联络方法”，“而拘捕和公开信息只是最后不得已的方式”。他总结说，“只有完全了解间谍网的活动，我们才会安全，因为那样我们就可以让他们的活动失去作用。”

有人说麦卡锡曾经声称，“我手上有一个205人的名单－－国务卿知道这些人是共产党员。”这个著名的“名单”，正如人们知道的，一直都引起很多争议。205这个数字出现在麦卡锡和胡佛的一次口头谈话里，谈话是关于当时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的间谍嫌疑人。联邦调查局自己已经发现了5个二战期间活动在美国的间谍；叛逃的苏联间谍Elizabeth Bentley在此之上又加上了81个她知道的间谍；Venona文件是一个验证，一个有真实名字的完整名单已经出现在1957年联邦调查局的一份备忘录里，之后这个名单又有添加，总数是206人。

围绕这个题目一直有很多混淆。尽管最保险的鉴别间谍的文件－－联邦调查局/Venona文件－－使用了206这个数字，而麦卡锡在Wheeling演讲里只是提出共产党员和其他安全隐患，而不是间谍活动。一个美国共产党党员造成的安全隐患，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个人曾经或正在从事间谍活动。Venona文件显示，还有大量的间谍没有被联邦调查局掌握。当人们问麦卡锡这个数字从哪来的，他指出来自“李名单”（Lee List）提到的安全隐患，胡佛曾尝试通过这个名单来找出已知的安全隐患对应的没有侦查出来的间谍代号。胡佛没有公开Venona文件已经发现的间谍。在1946年进行的联邦调查局和“军事信号情报服务部门”（Army Signals Intelligence Service）联合调查中，胡佛根据破译的Venona文件，用同样的办法让杜鲁门的一个心腹产生错误印象。胡佛报告说，一个可靠来源告知“华盛顿有一个大型苏联间谍网。”在间谍名单的14个名字里，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和Nathan Silvermaster名列其中。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Undersecretary of State Dean Acheson），名单上还包括其他令人不可接受的名字，从而降低了对希斯和Silvermaster指控的可信度，这实际上达到了他让人产生错觉的目的。于是，杜鲁门政府一直怀疑胡佛和联邦调查局用指控行政官员是苏联间谍的办法玩弄党派政治伎俩。

Venona文件明确给出了349个活动在美国的间谍的代号，其中包括美国公民，移民，永久居民，他们以不同方式与苏联情报部门合作，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发现。在麦卡锡领导的“调查委员会”（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PSI）的公开听证会上，有83个人使用了“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反对自我归罪权”（the fifth amendment right against self incrimination）。另外还有9个人依据宪法拒绝参加不公开的听证会，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公开。在使用宪法第五修正案的83个人里，有几个人后来被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和联邦调查局认定是Venona文件里提到的苏联间谍。几个著名的例子是：

Mary Jane Keeney：联合国雇员，她的丈夫Philip Keeney在“战略服务办公室”（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工作；
Lauchlin Currie，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手；

Virginius Frank Coe：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分部主管（Director of Division of Monetary Research, U.S. Treasury）；布雷顿森林会议技术秘书（Technical Secretary at 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illiam Ludwig Ullman：参加联合国宪章大会（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Conference）和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代表；
Nathan Gregory Silvermaster[26]：美国财政部采购分部主要计划人（Chief Planning Technician, Procurement Divis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Silvermaster间谍网头目；
Harold Glasser：美国财政部驻意大利联盟高级代表处代表（U.S. Treasury Representative to the Allied High Commission in Italy）
参议院有关劳工权益的委员会“LaFollette公民自由委员会”（LaFollette Civil Liberties Committee）的4个工作人员；
Allan Rosenberg：外国经济管理局主管（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Staff, 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理事（Counsel to 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所罗门-阿德乐（Solomon Adler）：任职美国财政部，去了中国并加入毛泽东政权（1994死在中国）；
Robert T. Miller：泛美事务协调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美国国务院近东事务部（Near Eastern Divis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Gorsky Memo）也提到了他；麦卡锡指证案例第16号，“李名单”第12号；[27]
Franz Leopold Neumann：经济福利委员会顾问（consultant at 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战略服务办公室中欧部副主任（Deputy Chief of the Central European Section of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纽伦堡战犯法庭第一研究主管（First Chief of Research of the Nuremberg War Crimes Tribunal）；也出现在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Gorsky Memo）里；
Laurence Duggan：美国国务院美洲共和国分部负责人（head of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ivision of American Republics）；
Leonard Mins：战略服务办公室研究分析部俄国处（Russian Section of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Division of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Cedric Belfrage：英国安全协调部；《National Guardian》周刊创办人；
Gerald Graze：美国国务院；“李名单”第29号， Lee List#29，从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得到证实，Stanley Graze的兄弟；
Sergey Nikolaevich Kurnakov：《每日工人报》（The Daily Worker，共产党机关报）；
David Karr：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记者Drew Pearson的主要助手。
Venona文件证实了，参议院“民权委员会”（the Senate Civil Liberties Subcommittee）里至少有4个工作人员是克格勃间谍，这个委员会的前任主席是参议员Robert LaFollette, Jr.，他在1946年的选举中被麦卡锡击败。这4个克格勃间谍是：
John Abt，委员会首席律师（Chief Counsel）。
Charles Kramer，他还任职于其他3个国会的委员会。
Allen Rosenberg，他还任职于“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经济战争委员会”（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BEW），“外国经济管理局”（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FEA），后来他还曾在美国最高法院辩论案子。
Charles Flato，他还任职于“经济战争委员会”和“外国经济管理局”。
这4个间谍都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也是共产国际成员。
尽管有共产党渗入美国政府的前提是正确的，很多受到麦卡锡怀疑的人并不是间谍。近期学者发现，在1950-1952年期间受到调查的159人里，9人有来自Venona文件或其他来源的确实证据，证明曾经为苏联谍报部门服务。其他人虽然没有直接的间谍证据，但很多人被认为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

已知的安全威胁和忠诚隐患

1947年6月，“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提交给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一份秘密备忘录，请他注意国务院内部已经发展而且仍在发展的安全隐患。备忘录写道：
“有证据显示，有一个周密的、精心计算的方案，不但保护身居高位的共产党成员，而且弱化安全和情报保护措施。联邦调查局一份关于苏联对美国的间谍活动的初步报告指出，有很多国务院雇员卷入了间谍活动，其中一些人担任高级职务。”
罗伯特-李（Robert E. Lee）是拨款委员会的主要调查员，负责准备这份名单。“李名单”使用了数字而不是直接使用人名，这个名单在委员会内部发表。
这个备忘录里列出了9个国务院官员，指出他们“只是国务院雇员里的几个代表，国务院里有几百名这样的雇员，他们受到保护并允许继续工作在那里，尽管事实上他们对国家安全构成明显的威胁。”到6月24日，有10个人的名字被从名单上去掉。但是从1947年到麦卡锡发表Wheeling演讲的1950年2月，国务院没有因为忠诚和安全原因解雇任何人。而在政府其他部门，在1947-1951年间，因为忠诚原因就有超过300人被解职。
尽管不是全部，但麦卡锡参议员提出的大部分案例，都来自“李名单”或李议员在1947年为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整理但是还没有解决的国务院安全案例的“108人名单”。Tydings委员会（The Tydings subcommittee）也有一个名单。除了上面已经列出的Venona文件证实的间谍以外，还有一些麦卡锡参议员指证的安全和忠诚隐患被证明是正确的：
Robert Warren Barnett夫妇，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8号和49号，李名单59号。
Esther Brunauer，美国国务院；麦卡锡名单47号，李名单55号。
Stephen Brunauer，美国海军，爆炸物研究部门的化学家。[38]
Gertrude Cameron，美国国务院，信息和编辑专家；麦卡锡案例55号，李名单65号。
Nelson Chipchi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3号。
Oliver Edmund Clubb，美国国务院。
John Paton Davies，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
Gustavo Duran，美国国务院，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助手，联合国社会事务部文化活动分部主管（Chief of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S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pad Erdos，美国国务院。
Herbert Fiers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1号，李名单51号。
John Tipton Fishburn，美国国务院；李名单106号。
Theodore Geiger，美国国务院。
Stella Gordo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0号，李名单45号。
Stanley Graze，美国国务院情报部门；麦卡锡案例8号，李名单8号。Stanley Graze的兄弟Gerald Graze被克格勃档案证实是间谍。
Ruth Marcia Harriso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7号，李名单4号。
Myron Victor Hun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名单65号，李名单79号。
Philip Jessup，美国国务院，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军事政府事务和管理海军学院副院长（Assistant Director for the Naval School of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派驻联合国代表，无任所大使（Ambassador-at-large），太平洋关系研究所主席（Chairman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Research Advisory Committee）；麦卡锡案例15号。
Dorothy Kenyon，纽约市法官，美国国务院任命的派往联合国妇女状况委员会的代表（U.S. State Department appointee as American Delegate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Leon Hirsch Keyserling，哈里-杜鲁门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President Harry Truman's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Mary Dublin Keyserling，美国商务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Esther Less Kopelewich，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4号。[59]
Owen Lattimore，共产党控制的“太平洋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董事会成员，“太平洋关系研究所”期刊《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编辑。
Paul A. Lifantieff-Lee，美国海军部；麦卡锡案例56号，李名单66号。
Val R. Lorwi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54号，李名单64号。
Daniel F. Margolies，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1号，李名单46号。
Peveril Meigs，美国国务院，美国陆军部；麦卡锡案例3号，李名单2号。
Ella M. Montague，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34号，李名单32号。
Philleo Nash，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哈里-杜鲁门总统的顾问。
Olga V. Osnatch，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81号，李名单78号。
Edward Posniak，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77号。
Philip Raine，美国国务院，地区专家；麦卡锡案例52号，李名单62号。
Robert Ross，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32号，李名单30号。
Sylvia Schimmel，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50号，李名单60号。
Frederick Schumann，美国国务院合同雇用的讲师，威廉大学（Williams College）教授；不在李名单上。
John S. Service，美国国务院。
Harlow Shapley，美国国务院任命的派驻联合国UNESCO代表，National Council of Arts, Sciences, and Professions主席。
William T. Stone，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6号，李名单54号。
Frances M. Tuchser，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6号，李名单6号。
John Carter Vincen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号，李名单52号。
David Zablodowsky，美国国务院，联合国出版部主管；麦卡锡案例103号。
莫罗在《See It Now》电视节目中对麦卡锡参议员的攻击
对麦卡锡参议员最著名的攻击之一，是由爱德华-莫罗（Edward R. Murrow）主持的电视系列记录节目《See It Now》的一集，播出时间是1954年3月9日。到莫罗制作这集攻击麦卡锡的电视片的1954年，对麦卡锡的猛烈攻击已经持续了几乎4年。根据麦卡锡传记作者Arthur Herman的记录，莫罗和他的工作人员花了2个月时间精心编辑画面，以便把麦卡锡包装成最坏的形象。没有一个镜头以正常工作状态展示麦卡锡。不像莫罗宣称的那样，这部电视片“根本不是一个报道，而是全方位的攻击，使用的手法恰恰是批评人士指责麦卡锡的‘捕风捉影’。”
电视片大部分镜头都是麦卡锡处于最不雅观的状态，包括“打嗝，挖鼻孔”。在这些镜头里，麦卡锡指责民主党“背叛美国20年”，因为民主党政府在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和波茨坦会议（Potsdam conference）上对共产主义苏联让步，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描绘成“为共产党服务，做共产党的工作”，斥责Zwicker将军，因为Zwicker宣称他会保护其他在军队里提升共产党的将军。莫罗把五角大楼密码室雇员Annie Lee Moss描绘成麦卡锡的无辜受害者，尽管后来证实，联邦调查局因为她和共产党的关系警告过军队和民事服务局。
甚至一些麦卡锡的批评者都被莫罗这部一边倒的电视片激怒了。Commonweal的 John Cogley多年来一直反对麦卡锡，他“毫不留情的抨击莫罗和电视制片人颠倒事实，筛选镜头。”Cogley指出选择另外一些镜头可以很容易的把麦卡锡包装成非常正面的形象，进而警告这种不当利用电视的方式。他和另一个《Saturday Review》的反对麦卡锡的人都认为，“那不是个令电视新闻业感觉自豪的时刻”。
为了迎击负面宣传，麦卡锡在1954年4月6日出现在《See It Now》节目，说明自己干的工作，以清除莫罗的节目造成的误解。麦卡锡指出他的委员会“把为苏联服务的共产党清除出政府和要害军事部门。”他还说，“比如，238人接受公开检查；367人在执行程序内接受检查；84人拒绝就与共产党相关行为作证，因为如果他们说出事实，可能会进监狱；24人因为共产党背景被解除从事机密、超级机密材料的工作，是我们的委员会揭露了这些人。”麦卡锡还指出莫罗的左派背景，以及他之前与共产党组织的关系。
莫罗的报道，同一年电视转播的“军队-麦卡锡听证会”，和持续4年的反麦卡锡媒体的报道，是导致全国民意转而反对麦卡锡的主要原因。然而，著名主播Eric Sevareid说，莫罗的攻击“来得很晚。年轻人回头读那段历史，以为媒体里只有一个人挑战麦卡锡，这让很多人感觉不好，包括我自己，因为那个节目其实很晚才出现。”
甚至莫罗也不承认自己在麦卡锡的受欢迎度下降上起了那么大的作用。他宣称，“上帝啊，我没做什么事情。（《时代》杂志专栏作者）Scotty Reston和很多其他人写和我一样的内容，说一样的话，长达几个月，长达几年。我们跟在后面。”
不管怎么样，尽管《See It Now》节目出现的很晚，尽管这个节目制造假象，反麦卡锡的历史学者还是把功劳归给莫罗，认为在打击麦卡锡从事的消除美国政府的安全威胁的工作上，莫罗起了主要作用。

遭到的谴责和Watkins委员会

尽管麦卡锡参议员在几年前就受到了来自左翼自由派和共产党人的不计其数的充满偏见、无法证实的攻击，正式谴责并试图把麦卡锡从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除去的有组织的努力，开始于1954年3月。

参议院里的反对

1954年3月9日，来自佛蒙特州（Vermont）的保守派反共参议员、共和党人Ralph E. Flanders发表了一次演说，批评麦卡锡参议员所谓“把与共产主义的战斗引向错误的方向”，以及他在“使我们在世界上失去尊重”上扮演的角色。Flanders认为美国应该更加关注外面发生的“共产主义势力在世界各地的令人担心的扩张”，而那种扩张将使美国和加拿大成为“自由世界的最后据点。”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政府的内阁官员让Flanders“释放”，而艾森豪威尔总统给Flanders留了一个对他的演讲表示感谢的条子，但并没表示反对或赞成。在1954年6月1日的演讲里，Flanders强调了苏联如何在没有消耗自己的资源和人力的情况下在亚洲取得军事成功，还说美国“是共产主义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征服的另一个例子。”他补充说，“共产主义独裁和法西斯主义独裁的一个标志就是全体被统治者都互相监视。”Flanders对参议院说，麦卡锡的“反共手法和希特勒给无助的少数派心中植入恐惧的手法完全类似”；他指责麦卡锡散布“分裂和迷惑”，还说“如果麦卡锡是为共产党工作，那他干的就不可能更漂亮了。”
1954年6月11日，Flanders发起提案指控麦卡锡“行为失当”，要求他离开委员会主席的位置。在接受了John Sherman Cooper参议员、J. William Fulbright参议员和左翼自由派的“有效国会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an Effective Congress）法律顾问的意见后，他修改了提案以便与“之前的谴责动议一致。”提出了谴责动议之后，Flanders就没有参与负责这项谴责动议的Watkins委员会组织的听证。麦卡锡对Flanders没有什么个人怨恨，有报道说，在听证会开始之后，麦卡锡还接受了他的邀请和他共进午餐。

Watkins委员会

终于，麦卡锡被指控有46项行为不当，为此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评估这些指控，委员会主席是参议员Arthur Watkins。这是5年来对麦卡锡进行的第5次调查。这个委员会于1954年8月31日开始调查。经过2个月的听证和分析，委员会只对最初提出的46项指控里的2项指控建议进行谴责。对其他指控都认定不成立。
1954年11月8日，参议院就这2项指控召开特别会议进行辩论。这2项指控是：
1）麦卡锡在1952年“没有与‘参议员权利和选举分委员会’合作”，在一项旨在把他逐出参议院的提案上配合就他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展开的调查。
2）在一次主持参议院质询时，麦卡锡对Ralph Zwicker将军“表现过分”。
关于Zwicker将军的指控被参议院否决，因为认定麦卡锡的做法有可能是由Zwicker自己当时的表现“引发”的。很多参议员感觉军队表现出对委员会主席麦卡锡的敌意，他们不顾麦卡锡在1954年2月1日写给他们的信件，而在第二天让Irving Peress荣誉退伍。因此，参议院作出结论，麦卡锡在2月18日对Zwicker的行为没有违规。
于是，关于Zwicker将军的指控在最后一刻被放弃，代之以如下的指控：
2）麦卡锡把“Watkins委员会”称为共产党的“愚蠢的女佣”，把参议院特别会议称为“私刑聚会”，“表现不合参议院伦理原则，有可能让参议院蒙羞，阻碍参议院的宪法程序，损害其尊严。”1954年12月2日，尽管有十几名参议员告诉麦卡锡他们不愿投票反对他，可是因为面对来自艾森豪威尔政府和两党领袖的巨大压力不得不投票反对他，参议院最后以67：22票通过“谴责”麦卡锡在两项指控上的行为。民主党参议员全部支持谴责麦卡锡，共和党一半支持，一半反对。

对谴责案的分析

人们批评对麦卡锡的谴责案是企图消灭参议院里调查美国政府的安全和忠诚风险的最响亮声音。如果仔细检查这两项对麦卡锡的指控，会发现它们都存在重大问题。
先分析第一项指控“没有与‘参议员权利和选举分委员会’合作”，事实是那个分委员会从没传唤麦卡锡，而只是“邀请”他去作证。这个分委员会里的一个参议员和两个工作人员因为对麦卡锡的不诚实表现先后辞职。在这个分委员会1953年1月2日最后的一份报告里写道，他们调查的事件“因为1952年的选举而变得无法决定。”直到那时的整个美国历史，还没有任何一名参议员因为在前一届国会期间的行为或没有接受作证“邀请”而被惩罚。因此，对麦卡锡的第一项指控完全是骗局，是意图损害麦卡锡的造势行为。
第二项指控比第一项指控问题更大。麦卡锡因为自己在参议院外发布的对“Watkins委员会”和参议院特别会议的批评意见被谴责。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World Report）1957年6月7日那期杂志上，David Lawrence在社论里指出，其他参议员指责麦卡锡在宣誓下撒谎，接受不当金钱，从事选举欺诈，诽谤，作出错误指证，要挟勒索，为共产党服务，与Roy Cohn和David Schine的“个人关系”有问题。然而，这些参议员从没受到“表现不合参议院伦理原则”或“损害参议院尊严”的谴责。只有麦卡锡被要求对自己说的话承担责任。

最后的日子

麦卡锡继续追查身居美国政府高位的共产党，但是他的权力和调查力度被严重削弱了。在1954年共和党失去对参议院的控制之后，作为少数党成员的麦卡锡不得不依赖公开演讲，来继续提醒美国大众共产主义的威胁。在之后的两年半时间里，他做了一系列重要演说。
1957年1月，麦卡锡夫妇领养了一个女婴，起名Tierney。不幸的是，几个月之后的1857年5月2日，麦卡锡因急性肝炎死于Bethesda海军医院，终年48岁。
麦卡锡被以国葬待遇安葬，70名参议员参加了他的葬礼。麦卡锡是17年里第一个葬礼在参议院举办的参议员。几千名大众在华盛顿特区向他的遗体致敬，估计有超过3万威斯康星人到他的家乡Appleton的圣玛丽教堂（St. Mary's Church）对他表示敬意，神职人员在超过1百名牧师和2千名大众面前举行庄严宗座安魂仪式。3名参议员George Malone，William E. Jenner和Herman Welker，把麦卡锡的灵柩从华盛顿护送到他的家乡，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参加了威斯康星的葬礼。麦卡锡被埋葬在圣玛丽墓地，留下他的妻子Jean和领养的女儿Tierney。

对麦卡锡的再评价

在保守派作家Ann Coulter的畅销书《背叛者：从冷战到反恐战争期间左翼自由派的背叛行径》里，她这样评价麦卡锡：
“半个世纪之后，只有一些无害的怪物还自称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人们很难捕捉麦卡锡发动的反共战役的重要性。但是今天‘共产主义者’这个词听起来和‘君主制主义者’一样可怕，不是毫无原因的－－那绝不是因为大无畏《纽约时报》的社论谴责麦卡锡，赞美哈佛大学教育出来的苏联间谍。是麦卡锡使得当共产党主义者成为可耻的事情。美国内部的共产主义运动再没能恢复元气。”
当Ann Coulter要求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主持人Bill O'Reilly举出一个被麦卡锡折磨的无辜人的例子时，O'Reilly提出Dalton Trumbo，他是“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HUAC）指控的“好莱坞的十个人”之一，O'Reilly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个委员会的目的是调查美国共产党对好莱坞的渗透，曾要求“好莱坞的十个人”的剧作者、导演和制作人于1947年到国会作证。而麦卡锡是在1950年才开始他的反共战斗。
1953-1954年，麦卡锡调查新泽西州Ft. Monmouth的高级秘密设施松懈的安全管理。当时他被左翼自由派和共产主义者攻击，他们宣称Ft. Monmouth没有安全问题。然而多年之后，Barry Goldwater参议员在《没有什么好道歉的：美国参议员Barry M. Goldwater的个人、政治回忆录》里（With no apologies: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memoirs of United States Senator Barry M. Goldwater）。解释了为什么把美军在Ft. Monmouth的超级秘密部门悄悄搬到亚利桑那州（Arizona），他说：“Carl Hayden1955年1月成为有很大权力的拨款委员会主席，他私下告诉我，Ft. Monmouth搬家了，因为他和其他多数党民主党委员都相信，Ft. Monmouth的安全网已经被攻破。他们不愿公开承认麦卡锡的指控是正确的。他们唯一的替代选择就是把整个设施从新泽西搬到亚利桑那。”
尽管麦卡锡的调查证明他的怀疑是正确的，很多年过去了，而且直到今天，左翼自由派仍在散布谎言说麦卡锡在Ft. Monmouth什么都没发现。
Carl Bernstein于1989年出版他的《忠诚：一个儿子的回忆录》（Loyalties: A Son's Memoir）一书之前，他的父亲Albert Bernstein表示紧张，因为这本书会揭示共产党对美国政府和社会其他方面的渗透。Albert Bernstein宣称：“你会证明麦卡锡是正确的，因为他说的就是整个系统里到处都是共产党。他是对的……我对你即将写的这本澄清麦卡锡的书表示忧虑。问题在于每个人都说他是个骗子；而你说他是对的……我承认共产党在这个国家是一个势力。”
Albert Bernstein和妻子Sylvia Bernstein从1940年代开始就是共产党员。Albert Bernstein是工会活动人士，Sylvia Bernstein在1930年代在战争部当秘书，克林顿政府时期，她志愿在白宫回复写给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信件。1950年代，Sylvia Bernstein使用宪法第五修正案，以避免向国会暴露她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她公开为两个定罪的间谍服务，这两个人Julius Rosenberg和Ethel Rosenberg，于1953年因间谍罪被处决。

Venona文件和苏联文件

苏联崩溃以后，莫斯科的克格勃文件和内务部档案第一次向研究人员和公众公开，这些文件证明了麦卡锡的怀疑符合事实。在美国方面，“莫伊尼汉保密委员会”（Moynihan Secrecy Commission）负责对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文件加以保密和调查，这些文件有超过40年的保密期。保密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发现：
“只要有指控，就有否认……只要有人认为政府里有共产党渗透，就有人认为政府捏造指控冤屈无辜。对这个时期历史的平衡认识开始显现：Venona文件肯定会提供大量事实，给这件事一个结论……
第一个事实是，在华盛顿、纽约和洛杉矶，存在大量共产党间谍活动，但主要参与人都有系统的否认他们的活动。”
中央情报局负责监督历史情报收集的Hayden Peake指出，“还没有一个现代政府像美国政府那样被全面渗透。”

谢选骏指出：麦卡锡的困境在于，他是一根筋，但他所生存的美国却是一个商业社会，就像股票市场一样，什么都是拿来卖的，包括民主、自由，虽然不可侵犯，但却可以主动出让，只要价格合适就行。当然，不是一次买断，因为那是奴役，是违法的，但可以分期出卖，因为这是合约，是合法的。麦卡锡不懂这个，勇往直前，当然成为输家。也许，美国政府的强大正在于它像商场那样被全面渗透——就像股市一样。一根筋的麦卡锡如何救了美国？就用他的矫枉过正。

谢选骏：扶贫其实很简单——消灭棺员和棺夫就可以了

《习近平动真格了 此事做假必严办！》（2018-04-02凤凰网）报道：

全国两会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对脱贫攻坚战的“最后一公里”进行了周密部署。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2017年省级党委和政府脱贫攻坚工作成效考核情况汇报，并对打好脱贫攻坚战提出要求。

在这场重量级的会议上，中央将脱贫攻坚定义为“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立志在未来三年，历史性地解决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让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社会。

脱贫攻坚战的“最后一公里”怎么打？总书记指明了方向——对贫困“根深蒂固”的，要找准穴位，切中要害，集众智解决；扶贫“花拳绣腿”的，要拉上台面，严肃处理，该批得批，该改得改；脱贫“中气不足”的，要多下功夫，加油鼓气，补缺补漏。
攻坚

数据显示，过去5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贫困人口减少6800多万，力度之大、规模之广、成效之显著，在中国乃至人类减贫史上都史无前例。不过，尽管减贫成绩显著，但仍有4000多万人口徘徊在贫困线边缘。

事实上，将脱贫攻坚定义为一场“战斗”，可以追溯到2015年11月。当时，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立下了“愚公移山志”，吹响了脱贫攻坚的冲锋号。
让贫困人口脱贫奔小康，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深的牵挂。总书记曾动情地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最关注的工作之一就是贫困人口脱贫。每到一个地方调研，我都要到贫困村和贫困户了解情况，有时还专门到贫困县调研。”

5年多来，总书记的足迹遍布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一次次踏雪调研，一次次进村入户，一次次促膝谈心，总书记为贫困地区赶超发展、贫困群众脱贫致富，送去科学对策和信心干劲，为全党和全国树立了光辉榜样。

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召开跨省区的脱贫攻坚座谈会。去年6月，他在座谈会上指出，脱贫攻坚的主要难点是深度贫困：

“西藏和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等地区，生存环境恶劣，致贫原因复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口大，贫困发生率普遍在20%左右；
全国12.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居住着60%的贫困人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滞后，村两委班子能力普遍不强，四分之三的村无合作经济组织，三分之二的村无集体经济，无人管事、无人干事、无钱办事现象突出。”
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有统计显示，要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脱贫，未来三年每年仍需减贫1000万人以上，而剩下的多是条件较差、基础较弱、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和群众，脱贫任务仍十分艰巨而繁重。
“行百里者半九十”，离任务目标期限越近，任务就越艰巨，就更要较真碰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结合脱贫攻坚进展和考核情况，改进完善考核评估机制，通过较真碰硬的考核，促进真抓实干，确保脱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
助力
贫困，不只发生于穷山恶水；脱贫，发达地区也得下大力气。
发达地区如何助力精准脱贫？去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对中央单位和发达地区助力贫困地区脱贫部署了任务——
1.加大东部地区和中央单位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帮扶支持，强化帮扶责任，“谁的孩子谁抱”；
2.对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的对象在深度贫困地区的，要在资金、项目、人员方面增加力度；
3.东部经济发达县结对帮扶西部贫困县“携手奔小康行动”和民营企业“万企帮万村行动”，都要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4.国务院扶贫办做对接工作，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5.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向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献爱心活动，广泛宣传为脱贫攻坚作出突出贡献的典型事例，为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营造良好氛围。
3月30日，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要求以更大决心、更精准举措抓好扶贫协作工作。
市委书记蔡奇表态，北京作为首都，要带头扛起整改主体责任，完成好中央交办的重大政治任务，助力受援地区如期脱贫。
事实上，北京支援合作地区的点之多、面之广、线之长，已是中国各省份之首。
去年10月，北京发布《“十三五”时期支援帮扶协作和区域合作规划》，其中已经提出，“十三五”期间，北京将在对口支援帮扶协作工作方面，针对西藏、青海、新疆等8个省份的78个县和1个合作市，加大资金投入，在计划安排213.5亿元资金的基础上，再追加10亿元帮助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
未来北京怎么做，蔡奇在3个层面提出了要求：首先，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亲力亲为。新结对的县，挂职、援建干部要尽快派出，并明确联系扶贫协作工作的职责。
其次，完善高层对接推进机制，每年都要举行高层联席会议，双方共同研究推动工作。第三，各区要与对口支援地做好对接，迅速开展携手奔小康行动，落实好结对帮扶任务。要加强督办督查，健全管理制度，确保所有项目都在阳光下运行。
所有发达地区都在行动。日前，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会见了遵义市委书记龙长春一行，双方表示将深入推进产业合作、人才交流、医教帮扶，共同努力携手打赢脱贫攻坚战。
保监会日前印发《关于保险业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意见》，从健全保险服务网络、降低保险费率、加大健康保险保障、丰富产品体系、加大保险资金支持、开展定向帮扶等六个方面出台多项支持政策，助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惩处
当前，脱贫攻坚面临的任务和挑战还十分艰巨，存在的突出问题仍然不少。其中一大问题就是，一些地方精准基础不扎实，政策措施不落实不到位不精准，资金使用管理不规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现象时有发生。
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脱贫、全摘帽，中央立下了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对好的给予表扬奖励，对差的约谈整改，对违纪违规的严肃查处。
昨天，中国国家监察委做出第一个处罚决定：给予陕西省原副省长冯新柱开除公职处分。中纪委对冯新柱的通报点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对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不力、消极应付，且利用分管扶贫工作职权谋取私利”。
孙政才也是反面典型。《重庆日报》曾指出，孙政才为了个人的政绩盲目赶进度，导致各区县急于求成、揠苗助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甚至出现“数字脱贫”的情况。
除了这些大老虎，群众身边的扶贫腐败更令人气愤。去年12月，河北省通报了张家口市蔚县、康保两县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对两县多位领导干部做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蔚县县委书记刘书锋、康保县委书记杜平被免职。此外，张家口市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5名责任人也被严肃问责。
一些知情的干部群众说，康保县扶贫和涉农资金层层截留、雁过拔毛，能落到困难群众手里的少得可怜。扶贫干部蜻蜓点水式调研，表面上做做样子，但对群众的困难诉求漠不关心。?
坚决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迫在眉睫。在中央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严格考核下，搞形式主义、做花架子肯定是不行的了。
打赢脱贫攻坚战绝非朝夕之功，不是轻轻松松冲一冲就能解决的。正如总书记所说，扶贫工作必须务实，脱贫过程必须扎实，脱贫结果必须真实，让脱贫成效真正获得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谢选骏指出：扶贫其实很简单，只要像美国那样，给每个贫困户设立一个账户，每月往里按照数额拨款就行了。但是中国的扶贫怎么就那么难呢？是因为政府太穷吗？还是因为各级官员不愿把钱直接发给贫困人口，而要扣在棺员自己手里，假借扶贫来贪污呢？如果真是这样，这样的官府，简直是棺夫了。所以我说了，扶贫其实很简单——消灭棺员和棺夫就可以了！

谢选骏：萨哈罗夫是个魔鬼的孩子

网文《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萨哈罗夫》（2017年7月25日李劼）说：

特殊的人生

本书的英文原名为《Meeting the Demands of Reason》，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的一位名叫Jay Bergman的俄罗斯历史学教授所著，该书记录了前苏联异见分子，社会活动家，人权斗士，和物理学大师安德列·萨哈罗夫的传奇一生。正如作者在开篇所言，写作萨哈罗夫的传记一点也不容易，因为作者必须同时懂得科学和政治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范畴，而且必须向读者解答一个这样的问题：为何萨哈罗夫由一位纯粹的自然科学家转变为一位挑战现实社会的不同政见者？

萨哈罗夫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祖母的影响下，童年时好读普希金，雨果，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同时具有艺术家和科学家性格的父亲担任了他的物理学启蒙老师（第七页）。萨哈罗夫虽然是一名出身于象牙塔的学者，但其实他的一生不乏坎坷：他曾因通不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考核而差点拿不到物理学副博士学位；在他成为政治上的异见分子后，先后被监视和流放；他经历了两次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就是因为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生活而与他分开（第四十四至四十五页）。

Bergman写道，前苏联的克格勃等袐密警察和军队部门用武力维系了这个极权国家，而科学家则用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这个专制政权道德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科学家在这样一个特殊环境里醒悟到，不仅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且连他们的专业领域也不断受到限制和监视。由此带出了前苏联特有的一种现象：很多有自然科学背景出身的政治异见分子，不仅萨哈罗夫，而且也不能忘记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忍尼辛也是数学家出身（第三十二页）。

特殊的环境

作者认为，萨哈罗夫等前苏联科学家是被关起来工作的一群人，当他们被国家分派去研究原子弹和核武器时，他们的工作地点在整个前苏联社会是一个高度国家机密，里面的生活与监狱无异：不同部门的科学家被禁止进行交流，周围都是保安或便衣，外墙被铁丝网包围，整个单位其实就是前苏联社会的典型和缩影（第五十三页）。同时，萨哈罗夫和其他科学家在这个极权国家里享有许多其他前苏联普通公民没有的特权：科学家有权阅读在市面上找不到的书籍和内部讨论包括政治在内的几乎所有问题（第五十四页）。另外，前苏联科学家还有一项特权，他们有时可以直接接触权力高层人士。例如萨哈罗夫曾经回忆他所见到的前苏联秘密警察头目拉夫连季·贝利亚是如何地傲慢自大，也正是因为这样，令他对前苏共政权失望，进而成为异见分子（第五十七页）。作者总结得好：科学家群体是前苏联极权沙漠世界里的一片绿洲（第五十八页）。

民主与科学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后期，萨哈罗夫越来越认识到科学和社会之间的特殊关系：科学家不仅在技术上，也应该在道德上解放人类（第七十七页）。在一九六四年时，萨哈罗夫曾在前苏联国家科学院大力反对科学界的“江湖医生”特罗菲姆·李森科的追随者成为科学院成员。因为他认为李森科及其弟子在科学上的造假和不诚实不仅给前苏联的科学，也给前苏联的国家形象造成损害（第一百一十二页）。此次事件促使萨哈罗夫更多地参与社会事务，而不只是藏身象牙塔中。

尽管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科学家，萨哈罗夫从来不认为科学肯定是正面和造福人类的，因为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所以他在一九六七年时积极参与反对前苏联政府在西伯利亚兴建工厂从而对贝加尔湖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污染（第一百二十六页）。在萨哈罗夫的眼中，如果没有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制度做保证，禁止核武器的扩散绝不可能，他认为西方世界反对前苏联的核武器扩散及制止其对人权的侵犯应该并行不悖（第二百五十九页）。在一九六九年时，萨哈罗夫把他的这些对科学，社会，和政治结合起来的思考写进了回忆录－《反思》(Reflections)，该书发表后，他成了前苏共政权第一号国内敌人（第一百五十三页）。

在流放地

萨哈罗夫在《反思》中的言论得罪了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赫扬言要把萨哈罗夫革除出科学院和流放到西伯利亚。如果不是赫鲁晓夫在一九六四年被赶下台，恐怕这一切都要成真（第二百一十一页）。萨哈罗夫在一九七零年九月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并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荣获该奖项。他认为这是全苏异见分子的胜利，并用得奖奖金设立了一个基金，帮助关押的前苏联异见分子的子女（第二百四十六页）。萨哈罗夫在成名后收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信，尤其是那些受到政府不公正待遇的人士来函。为此他和另一位律师合作帮助这些弱势群体，因此萨哈罗夫的居所被人们称为“不道德帝国的道德中心”（第二百四十八页）。

但对当时的前苏共领导人列昂尼德·勃烈日涅夫而言，萨哈罗夫的得奖是国家的一大灾难，所以他很愤怒，不顾西方的反对加紧迫害萨（第二百五十页）。话虽如此，尽管萨哈罗夫是一个异见分子，但前苏联的共党政府不敢对他太难堪，原因很简单：萨的国际名声很大，他代表着前苏联这个国家最好的一切，如果把他杀了或流放外国，只会是一种对社会主义制度失败的默认（第二百五十六页）。

一九八零年前苏联政府对萨哈罗夫无可忍受，把他流放到南部的高尔基市。克格勃经常对萨一家进行滋扰，例如发恐吓信，安装窃听器，趁人不在时搜索其全家，和刺破他的轿车车胎。最过分的是，萨哈罗夫居住楼层的所有邻居都是克格勃雇员，用来监视萨的全家之一举一动（第二百七十四至二百九十一页）。

流放者归来

转折点出现在一九八五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选为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其是一九八六年四月的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令戈尔巴乔夫认识到封闭的制度所带来的危害。所以他决定加快政治改革，释放所有关押的政治犯，并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作出重大决定：让萨哈罗夫重返莫斯科并恢复其工作（第三百二十四至三百二十七页）。

当萨哈罗夫返回莫斯科时，前苏联政府给他提供了非常优厚的生活待遇，并全面解禁其出国限制，萨也因此能够踏足海外接受多个西方国家的最高荣誉（第三百三十四页）。回归自由后的萨哈罗夫继续努力不懈地表达对全人类自由和人权的关注：先是批评前苏联政府处理高加索地区民族冲突和对待犹太族裔的不当手法；而且公开发表声明支持波兰的团结工会；后来更是批评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专制政府和中国在一九八九年武力对付天安门示威者，并对中国异见分子方励之表示深切同情（第三百三十五至三百三十六页）。

不朽的安息

在萨哈罗夫临逝前的一九八九年，他仍然大力要求前苏联政府善待民族问题，加快民主改革的速度，和彻底取消文字检查。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因为参与制订前苏联的新宪法，萨哈罗夫为此整整工作了一天。当他回到家时，匆匆吃过晚饭，又回房间工作，因为他明天要宣读一份工作报告。当萨哈罗夫感到实在太困了，他便吩咐妻子在两个小时后叫醒他。晚上十时半，萨的妻子来到睡房时，发现他因为疲劳过度，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第三百九十至三百九十四页）。

萨哈罗夫的死亡在前苏联和国外引起巨大回响，他死后被多家媒体称为“国家良心”，“俄罗斯知识界中最瑰丽的花朵”，“他关怀的并非人类的抽象概念，而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第三百九十六页）。本书作者Bergman在结尾对安德列·萨哈罗夫的一生作了如下总结：“假如上帝派谴耶稣基督降临尘世来为人类赎罪，那么马克思则把萨哈罗夫派谴到人世间为共产主义赎罪。”（第三百九十八页）

谢选骏指出：不论作者有意无意，他的这句总结都是深有寓意的——“假如上帝派遣耶稣基督降临尘世来为人类赎罪，那么马克思则把萨哈罗夫派遣到人世间为共产主义赎罪。”什么寓意？这寓意是说，“魔鬼马克思把萨哈罗夫这个小鬼派遣人世间，来给共产党专政增添一点人性化的色彩。以便让人们对地狱的生活更能忍受，以便更久地维持共产党专政。”果不其然，在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屠杀瓦解了东欧和苏联的共产党专政之后，萨哈罗夫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他的幸运。否则，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反动人物，甚至成为一条乏力的甚至自艾自怜的可怜虫，就像二十一世纪的戈尔巴乔夫那样。因为萨哈罗夫毕竟是一位苏联共产党党员，宣誓要为共产党主义奋斗终生——这就是与魔鬼的交易，是永远也无法摆脱的魔咒。

谢选骏：间谍网络发动“新的文化战争”

《解放军网络间谍大头目！首次曝光于世》（2018-04-02 读者网络）报道：

美国政府近日公布一份有关中共不公平贸易的调查报告，中共网络间谍系统的关键掌控者刘晓北的角色首次曝光。
据《华盛顿时报》报导，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近日公布了一份重要报告。该调查报告是川普(特朗普)政府计划对中国科技产品征收关税以及遏制中企在美国投资依据的基础。

这份报告在阐述北京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同时，还提及中共军方少将、前总参谋部第三部（3PLA）部长刘晓北及其掌控的网络间谍系统。

资料显示，3PLA目前是中共战略支援部队（Strategic Support Force）的核心单位。该部队的主要部分叫做“网络系统部”（Cyber Corp）。“网络系统部”也吸收了被称为是“311基地”（311 Base）的中共军方心理战单位，进行信息战，包括虚假信息宣传。
《华盛顿时报》报导称，据信，“网络系统部”仅在总部北京海淀区就雇用了10万名黑客、语言专家和分析家。其分支单位位于上海、青岛、三亚、成都和广州。
美国政府前述调查报告披露，刘晓北曾指示3PLA对美国公司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目的是为中共国有企业提供竞争性情报。比如，中共国企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曾经要求3PLA搜集几家从事页岩气技术的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信息。
报告还列举了美国公司被3PLA攻击的两起案件。其中一起案件中，中共军事黑客闯入美国公司的网络，偷走了该公司一份将与CNOOC谈判的协议详细计划。结果，CNOOC获得了谈判成功。
调查报告说：“CNOOC将其与美国公司谈判所取得的成功归功于从情报机构处获得的信息。”
《华盛顿时报》指出，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公开披露中共的高级军事黑客。刘晓北很可能会面临美国的制裁。
美国中情局的“开放资源企业”（Open Source Enterprise）2014年的一份报告披露，62岁的刘晓北是一名加密专家兼军方总参技术侦察部（即总参三部，是3PLA的另外一种叫法）部长。

网络上有关刘晓北的资料极少。公开信息显示，刘晓北来自湖北省红安县，1977年毕业于西安交大。刘晓北在2010年12月至2014年3月担任总参三部部长，之前曾担任过该部的政治委员。在2014年初的正军职将领调整过程中，原任总参三部政委的孟学政在2014年3月之前已从刘晓北手中接过总参三部部长职务。
前五角大楼中国问题专家马克．斯塔克（Mark Stark）在2015年确认刘晓北是3PLA的负责人。
中共军方黑客扰动中美关系
四年前，美国政府曾起诉5名中级中共军方黑客，他们隶属于总部设于上海的61398部队。
中共的网络部队61398部队，被指要对美国技术失窃事件负有责任。
2013年2月，美国麦迪安公司（Mandiant）发布报告，曝光中共61398幽灵部队从2006年以来，盗窃数据总量达十万GB机密信息。
2014年5月，美国司法部首次以对美国公司犯有黑客攻击罪行，将中共5名军队黑客嫌疑人正式起诉，并公布他们的名字和照片。该部队的诡秘背景成为外界追踪热点。
麦迪安公司披露，隶属原中共军队总参三部的61398部队，是中共网军大本营。该网军位于上海浦东一幢12层高建筑物内，有西方媒体到场采访偷拍，遭到中共军方拦阻。
原总参三部是主要负责搜集海外军事情报的官方机构，它与国家安全部、军方总参谋部情报部等，共同构成了中共的情报网络，被外界视为要害的情报专业部门。
美国的情报分析称，总参三部负责网络加密电脑系统的攻防，外语自动翻译、卫星轨道计算，无人机设计和攻防能力方面的技术，商业通讯系统，包括中国大陆与美国连接的主要光线网络，也在总参三部的监控之下。
2016年中共军改期间，该部队看上去基本没了动静，黑客被分散到了其它军方、私人以及情报单位。
另外，中共的还有一个主要网络间谍组织是中共国家安全部。其操作6个已知和22个可疑的网络间谍单位。

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新的文化战争”，是全球统一战争的前锋之一。难怪《孙子兵法》专门有一章节论述间谍战（用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