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毛泽东在地狱遭到杨开慧与贺子珍江青的分尸

毛泽东崇拜鲁迅，他会不会因此遭到鲁迅笔下祥林嫂死后分尸的厄运呢？

《央视曝光杨开慧写给毛泽东情书 引爆巨波》（2018-04-09 法广中文 ）报道：

多家媒体关注中国央视推出《信中国》节目因介绍杨开慧1929年写给毛泽东的情书引发争议。《信中国》初心是介绍中共1921年建党史上2000多封共产党员书信中体现的亲情、爱情与家国情怀等。批评的意见指责《信中国》揭露了毛泽东的卑劣人格，并使杨开慧的情书在央视大舞台上供观众娱乐消遣。

据报道，中国央视公开杨开慧1929年写给毛泽东的情书被指亵渎伟人，有观众要求道歉。

官方报道说，《信中国》节目呈现的信件，是从1921年中共建党以来2000多封共产党员书信中选出，不仅有伟人、名人的信，也有普通共产党员所书写的信函，节目制作及总导演朱军曾表示，这些信件涵盖了亲情、爱情与家国情怀等。

据美国媒体消息，《信中国》5日播出杨开慧于1929年写给毛泽东的情书，信中写道：“我几天睡不着觉，无论如何我简直要疯了，许多天没来信天天等，我不要这样的悲痛，孩子们也跟着我难过，母亲也跟着难过，……简直太伤心了太寂寞了太难过了”。她说，“我真是非常的爱你呀，不至于丢弃我吧”、“我要吻你一百遍你的眼睛，你的脸颊、你的嘴、你的额、你的头，你是我的人你是属于我的”。最后，杨开慧不舍表示，“我要努一把力，只要每个月能赚到60元，我就可以叫回你，我不要你做事了”。

未料节目播出后，却有自称忠实的观众致信给节目主持人朱军表示抗议。这位观众称，《信中国》播出杨开慧写给毛泽东的信时，他感到非常不妥，让人痛心。报道说，对于民众质疑，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丁挺身而出捍卫《信中国》。他说， 这封信抒发了一位妻子对于丈夫的深深爱恋和万般思念，家书是写给最亲近的人的，不可能说假话。这批家书记录了杨开慧和毛泽东诀别之后那段日子里的生活及思考，以及对毛泽东的爱恋、牵挂、思念和等待等复杂的情感，家书把杨开慧还原为一个立体的人。

据官方报道，1928年5月，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结婚，开始十年婚姻生活。1929年1月，毛泽东和贺子珍跟随部队离开井冈山。1934年，夫妻俩踏上漫漫长征路。报道引据毛泽东后人孔东梅说，这十年，是中国革命最为艰苦的岁月，是外公政治生涯最为艰难的时候，却是外婆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

谢选骏指出：毛粉们为何如此歇斯底里？因为这封信暴露了毛泽东并非一个大无畏的革命者，而是一个到处混饭吃的无业游民。

因此，毛泽东不得不面对祥林嫂的厄运：辛亥革命前，早寡的祥林嫂听说婆婆要把她卖掉，连夜跑到鲁镇，来到鲁四老爷家帮佣，因不惜力气得到太太欢心。不料又被婆婆把她抢走与贺老六成了亲。贺老六忠厚善良，为凑钱还债累病而死，儿子也被狼吃掉，于是祥林嫂又回到鲁四老爷家。她怕死后阎王分尸，把一年工钱拿去捐了土地庙门槛。

毛泽东拿什么去避免死后分尸的命运呢？靠邓小平的混淆黑白的“不争论”？

谢选骏：“伊斯兰国”油尽灯枯，欧洲却变成太平间

《“伊斯兰国”油尽灯枯 欧洲能否迎来太平》（2017-10-10 转载 VOA）报道：

位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瓦解崩塌以及这一恐怖组织哈里发统治的行将就木，会对欧洲人被招募并被极端化的情况带来很大改变吗？会明显降低“独狼”袭击的数量吗？
随着由美国支持、库尔德人领导的武装部队即将全面消灭位于拉卡的“伊斯兰国”残余势力，这一问题正变得愈加现实。然而法国和比利时的官员们不认为这样的杀戮在欧洲会停止，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这样。
有分析人士表示，哈里发统治在“伊斯兰国”的营销推广、吸引外国人应征以及让该组织区别于对手“基地”组织的问题上发挥了作用。“基地”组织反对“伊斯兰国”建立，并嘲笑“伊斯兰国”领导者巴格达迪自封为哈里发的行为。分析人士认为，对“伊斯兰国”来讲，为数不多的能让该组织维持重要影响并试图让其圣战主义的对手“基地”组织相形见绌的方法之一就是尽可能频繁地在西方社会发动袭击。
巴格达迪上个月打破了在公开场合11个月的沉默，公开了一卷嘲笑美国的录音磁带，他号召圣战主义者反对叙利亚政权。尽管占领的土地迅速流失，但他仍坚称“伊斯兰国”“尚存”。巴格达迪还回应了“伊斯兰国”宣传主管阿德纳尼所发出的信息，阿德纳尼宣称控制土地没有战斗意志重要。
但巴格达迪尤为关注的焦点是庆祝在西方国家发生的袭击事件，他说：“美国、欧洲和俄罗斯都生活在恐怖的状态中。”
八月份，在“伊斯兰国”从伊拉克城市摩苏尔被赶走，库尔德人领导的部队开始向拉卡发动攻击后，法国总统马克隆说与伊斯兰恐怖主义进行的战斗是法国的“当务之急”，这一状态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法国和比利时官员们表示，“伊斯兰国”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尽管外界努力试图减少这一组织“虚拟的足迹”，但该组织仍然能够散播政治宣传。“伊斯兰国”精心地调整宣传内容以便更好地动员追随者，并且在为了战术考量塑造叙事时能够检验新的理念。
研究人员温特表示，对“伊斯兰国”来说，媒体战一直与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取得实际的胜利同等重要。
在一篇为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学部国际激进化与政治暴力研究中心所作的论文中，温特指出对“伊斯兰国”组织来说，“宣传成果和传播有时甚至被认为比军事圣战都重要。”
温特补充道：“‘伊斯兰国’通过以一种任何萨拉菲-圣战主义行动者都无可比拟的方式推崇信息战，以此持续性地煽动激进主义，这种煽动不是来自操作者就是在线的志愿者。”
尽管丧失了绝大部分土地，“伊斯兰国”仍然能够发动信息战，招募成员，并进行煽动。温特说：“国际社会在考虑反传播的方法时必须要同等地具有创新性与战略思维。”
有官员和分析人士警告，与“伊斯兰国”在战场上败退前相比，当今极端化的总体问题仍然没有发生改变。法国前总理瓦尔斯将极端化形容为“一个致命的社会模式”。
法国不是唯一正在努力了解极端化问题并试图找到有效方法应对这一问题的国家。在“9/11”袭击事件发生16年后，西方国家的政府仍然不清楚极端化问题的构成以及为何有人会接受极端的圣战主义的观念并且参与残忍的袭击，将这些观念付诸实施。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教授、社会学家法尔哈德?霍斯罗哈瓦尔担忧极端化问题仍被政府过于单纯地视为国家安全的挑战。他说各国政府未能对污名化、社会排斥、违法行为的长期影响进行足够研究。人们刚刚开始了解互联网和紧密的社交媒体群组在形成圣战主义者的拥护以及创建他称为“反面英雄”的迷信对象等问题上所起到的作用。
心理因素同样关键。在去年于英国伦敦进行的一场会议上，霍斯罗哈瓦尔重点介绍说，在西方国家有相当数量的圣战袭击者被诊断患有抑郁症或是其它精神疾病。
然而深入了解极端化问题的努力通常都会遇到来自政治领导人们的阻力，特别是当他们面对公众要求停止恐怖袭击的呐喊声时。瓦尔斯曾说过一句广为人所知的话，他说他受够了“社会的、社会学的，还有文化的借口”来解释圣战。他说：“解释就是找借口。”
法国自2015年后遭遇一系列袭击事件，造成240多人死亡。有350多名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被关押在法国的监狱中，近6千名激进分子处于警方监控之下，另有1万7千人被归类为潜在威胁。在比利时，这些数字没有这么高，但这个面积上的小国在欧洲应对圣战主义的问题上却承担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比利时人均加入“伊斯兰国”或其它位于黎凡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圣战组织的人数高于其它任何欧洲国家。
两国都在努力制定能够行之有效的去极端化的行动方案。法国在两年前才开始试图阻止叛逆的年轻人走上极端化的道路，远远晚于其它几个欧洲国家。但法国的这一努力已经遇到难题，一项在法国本土13个大区每个区开设一个去极端化中心的计划在其首个实验中心于今年早些时候被关闭之后被搁置在一旁。当时这家中心去极端化的方法引起争论。

谢选骏指出：“伊斯兰国”好像油尽灯枯，欧洲却再也无法迎来太平了，而且还无奈地变成了太平间，被迫收容伊斯兰战争所造成的大量地夹杂着第五纵队的活死人。

谢选骏：中国文明整合美国

《崔天凯批美国世界观有问题 习惯当老大》（2018-04-08 证券日报）报道：

近日，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通过视频连线接受《证券日报》记者独家专访，就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世界观差异对政策的影响以及全球经济合作前景等回答了提问。
崔大使指出，由于国情的差异，中美双方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矛盾和分歧始终存在。美国一些人应该调整习惯以世界老大自居的心态，建立开放共赢的世界观。世界上的事情要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不能一家说了算，一家说了也不可能算。
近年来中美关系合作是主流
美若执意打“贸易战”中方绝对奉陪到底
记者：近期，美方不断挥舞贸易单边主义大棒。4月4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中国输美的133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关税。中方随即宣布，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关税。您认为这场贸易争端会如何发展？
崔天凯：目前，中美贸易出现了较为激烈的争端，双方都公布了要采取的措施。美方也表示，希望双方能够在这段时间内通过对话磋商解决问题。当然，我们一贯主张，任何问题都应该通过对话磋商来解决。不过，如果有人执意跟中方打“贸易战”，那我们绝对奉陪到底。中国有这个决心，也有这个能力。

记者：去年11月份，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以此为引领，建立了双边高级别对话机制，双方沟通渠道畅通。那么，美国为何还要向中国挥舞贸易争端的大棒？美国内部有什么动因促使这样的事态发生？
崔天凯：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几十年来历经风风雨雨，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来看，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扩大，这是中美关系的主流。但不可否认，由于国情的差异，双方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致，矛盾和分歧始终存在。目前，中美在经贸问题上的矛盾更加突出一些。
当然，针对这些矛盾，双方一直在进行沟通。过去一年多来，两国元首保持密切接触，多次会晤并经常通话和通信，这对于双边关系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同时，两国也需要通过加强各层级对话来解决和处理双方在某些领域的分歧和矛盾。去年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会晤后，中美双方建立了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外交与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并分别举行了第一轮对话。我们希望条件具备时能够开启第二轮对话。
中国制造处在“微笑曲线”底部区域
美国应全面客观看待顺差逆差现象
记者：目前，美国方面表现得比较矛盾，一方面挥舞提高关税的大棒，另一方面也有放软身段的姿态。如4月4日特朗普总统发推文表示，无意和中国打贸易战，但同时又称美方贸易逆差有5000亿美元，并且有3000亿美元知识产权被窃。您如何评价他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美方是否有意与中方缓和下来？
崔天凯：我相信双方都会认识到，“贸易战”没有赢家，只会双输。从美国各界反应来看，对可能发生的“贸易战”是存在担忧和反对意见的。特别是一些农场主和企业家们，已经表达了深切忧虑和强烈反对。
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保护不了任何人。它保护不了美国的工人、农民，也保护不了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当然也保护不了中国的工人、农民和消费者等。“贸易战”只能造成两败俱伤，这一点美方也是有所认识的。
但同时，美方有些人认为，近些年来同中国做贸易吃了亏，所以贸易赤字增加了。其实，这个问题要从全球化的大背景来看。全球化时代，各国间的经贸联系越来越密切，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占了便宜谁吃了亏，不能简单化判断。比方说，我们向美国出口很多东西，美方觉得我们赚了贸易顺差，但这顺差中的很大一部分增加值，并没有装到中国人的口袋里，有的去了其他国家，有的甚至回到了美国人自己手中。中国制造还处在全球产业链分工“微笑曲线”的底部区域，处在曲线两边顶端的是发达国家，他们得到的利益更大。
美国的贸易赤字，其实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第一，美国不仅对中国，对很多国家都有贸易赤字。第二，美元作为国际主要支付货币，客观上需要保持一定的赤字，才能维持其国际支付货币的地位。第三，形成赤字也有美自身政策上的问题。美国限制部分高科技民用产品对华出口，中国想买但美国不卖，这也是造成对华贸易赤字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美国对中国放开一部分高科技民用产品，那么到底是顺差还是逆差，恐怕还不好说。
此外还要看到，即使是现在，美国在服务贸易上对中国也是顺差；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美国在这方面的顺差还会相应增加。所以，要全面客观地看待顺差逆差现象。
记者：针对美方目前使用的贸易顺差逆差公式和相关理论，中方在同美方交流时，是否有意加强沟通，帮助他们纠正不理性认识，并且正确看待新兴国家的发展？
崔天凯：一位前任世贸组织总干事曾撰文指出，当前的贸易统计方法是有问题的。应该将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增加值部分分开处理，不能说一个产品最后写上了madeinChina，其每一块钱的增加值就都是让中国人拿去了。事实上我们可能只从每一块钱的增加值中赚了几分钱。
记者：很多madeinChina是各国资本、劳动力以及流通渠道等共同构成的价值。
崔天凯：产业链调整最初的推动力是跨国公司要进行全球配置资源，哪里劳动力便宜，他们就将生产放在哪里，其目的就是为了效益最大化。所以，madeinChina也是全球资源配置的一个结果，并不能反映配置过程中其他方获取的利润。
中美可以商量“怎么切到更大的蛋糕”
打贸易战却可能丢掉“到手的蛋糕”
记者：中国为美国提供大量物美价廉的日用消费品，显著降低了美国人的消费成本；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生产，但留给中国本土的增加值却非常小，自己占有绝对收益权。根据您了解的情况，美方对此是否有所认知？
崔天凯：我相信很多美国人、美国企业是明白这个道理的，甚至一些相关观点还是美国经济学家提出来的。简单来说，如果美国企业到中国来是吃亏的、企业效益是亏损的，那他为什么要来呢？肯定还是有好处、有盈利的。
他们与我们的分歧是在切蛋糕的大小上，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商量的。如果我们双方一起将蛋糕做大，那么大家都能切到更大的一块。如果打贸易战，那么到手的蛋糕就都可能没有了，这个利害关系我相信他们是清楚的。当然，也有一些政客出于非经济的、其他方面因素的考虑，提出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意见，这也是存在的。
我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
为什么不去开发内部市场潜力呢？
记者：您认为，中国自身可以做出哪些调整？
崔天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刚刚起步发展，科学技术还不是很发达，我们不可避免要发挥劳动力相对低廉这一优势，更多依赖出口，但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科技研发能力不断提高，经济转型升级是必然的。我们出口的产品要逐渐提高技术含量，要有更多的增加值，也要有更多的回报。我们要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迈进，不能总是停留在低端、停留在全球工厂的阶段，应逐渐走向全球研发。我们不能把物美价廉的产品卖到国际市场，却把污染和资源消耗留在中国。虽然这个阶段不可避免要经历，但也要尽快走出。
事实上，我国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要逐步将重点转到内需上来。我们有14亿人口，有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应加强对内部市场潜力的开发，更好地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记者：现在，我们要努力把国内的产业升级、消费升级、金融体系升级做得更好，促进国内各生产要素的良性循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生产增加值的形成、企业利润的形成更具体机制优势，通过向全球提供更好产品显示竞争力。那么我想，美国方面也会认识到，中国这种新的竞争能力，对于双方经贸来往是一件好事。
崔天凯：我一直认为，有两个循环要考虑，一个是与国际体系接轨，参加国际产业的循环；另一个是我们国内自身的循环。我们国家人口基数大，地域宽广，各地区之间的差别也大，实际上从国内循环中就能反映出全球化的一些现象。
无论从全球视野还是从国内全局来看，发展差距是能提供发展空间和后劲的。如果我们能运用好发展差距，形成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的国内循环，让发达地区能够不断帮助不太发达的地区发展起来，这本身就是很大的市场。若能在立足于国内循环的基础上再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循环，我们的经济发展就会有更加长远的后劲。
美国宏观政策除了“溢出效应”还有“冲击力”
搞以邻为壑一定会伤及自己
记者：目前，美国连续加息，并且推出一揽子减税政策，其“溢出效应”给新兴国家经济增长带来了较大压力。您认为美国是否应当承担必要责任，加强国际间的宏观政策协调？搞政策“溢出效应”是否代表了特朗普执政团队的思路？
崔天凯：这其实是个老问题，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美元又是主要储备货币，在国际金融体系占据强大地位，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利率、汇率等，会对国际市场产生较大的“溢出效应”。这里所说的“溢出效应”，不仅仅是我们所理解的一杯水倒满后继续倒水所造成的溢出效果，其实还有水注入后的那种冲击力。美方应该充分认识到其宏观经济政策对其他国家可能造成重大影响，要采取更加负责任的态度。但很遗憾，他们并不是总能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是意识到也不会改。
在金融危机期间，当时各国都提出来要防范风险，美国注意到了要与其他国家间加强经济协调。但等到经济复苏后，就好了伤疤忘了痛，又开始自顾自了。
记者：美国对全球其他经济体的这种强大的干预能力，如何才能有所收敛？是否只有发展中国家逐步崛起并发展壮大后，才能迫使美国调整对国际经济体系的这种不负责任，“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做法？
崔天凯：美国应该意识到，如果采取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政策，最后一定也会伤及自己。当前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如果美国采取的政策影响到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那么这个效应还会慢慢传递回美国的。如果世界其他经济体都不发展，美国怎么可能一枝独秀呢？换个角度看，如果没有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积累，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中国市场给世界带来机遇？所以，这确实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问题。
我认为，经济、科技的发展都有其自身规律，并不是哪一位政客或是哪一个国家可以改变和阻挡的。总的来看，经济全球化的进展确实有利有弊：随着科技的发展，必然会有一些国家的经济随之发展起来，也必然会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最近一二十年，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过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与以往明显不同。新的经济体发展起来，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世界经济才会有更加广泛、深厚的基础，增长才会更加稳定，这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
记者：世界经济格局已处在多元化发展时期，其他贸易伙伴发展对美国更有利。美国现在搞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是背离市场规律的。那么，您跟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其他要员指出过，这样做是不尊重规律的吗？
崔天凯：不仅是我，我们国家很多人都跟美方反复讲过这个问题。如果他们从损人的目的出发，那么终将会以害己的结果告终。
不能一家说了算，一家说了也不可能算
有问题大家坐到一起磋商解决
记者：习近平主席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您认为中美双方可以在哪些方面一起着力？有哪些重点的事情可以做？美国政界、经济界是否需要提高“中国视野”？
崔天凯：我觉得，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世界观问题，是怎么看当今世界、怎么看自己国家的全球作用和地位、怎么看大家一起去争取更加美好未来的问题。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说明我们立足的理念是积极的，负责任的。当今时代，我们面临许多机遇，也面临很多挑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这么多问题和挑战。如果能在国际上采取合作态度，各国就能更好地分享机遇，实现各自发展。如果大家都关起门来搞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甚至采取一些损人利己的做法，最终将不利于自身发展目标的实现。世界上的事情要大家商量着办，不能一家说了算，一家说了也不可能算。
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开放、自信的世界观决定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既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做贡献的。希望各国都能有这样的世界观，有问题大家坐到一起磋商解决。
当然，美国还有一部分人习惯当世界老大，还没有适应世界形势的变化。
记者：虽然人进入了新时代，但脑子还停留在旧时代。
崔天凯：是的，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心态，就会处处看到陷阱。如果秉持开放、包容和共赢的世界观，就会在看到挑战的同时，也看到合作的机遇。
已跟美国工商界朋友约好
用习主席博鳌论坛讲话精神处理中美当前问题
记者：美国的世界观如果能够调整，那么看待中国、看待新兴国家的发展，就可以更准确，也可以看清楚世界发展与本国发展是怎样有机的关系。刚才，您对中美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已经做出展望。中国领导人将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一些开放举措，美方对此有何期待？
崔天凯：包括我接触的许多美国工商界朋友在内，各方都很期待习近平主席即将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我已经跟美国工商界的朋友约好，在习主席讲话以后，要跟他们举行座谈，解读习主席提出来的重要主张和政策，探讨如何运用到中美关系上来。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大背景下，中美加快推进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的第二轮对话。
记者：虽然中美“贸易战”还悬而未定，但双方的清单已经列出来了，而且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您的预期是怎样的？是偏于乐观还是偏向中性？
崔天凯：我是抱有期待的，希望美国的同事跟我们一样拿出诚意、决断和具体措施，在相互尊重、平衡照顾双方关切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防止贸易战是最好的选择，但我们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有人坚持要打贸易战，我们也会奉陪到底。
记者：我们的弹药还是充足的，也会让他们意识到，打贸易战将会是双输的结果。
崔天凯：如果在对双方都造成不好的结果后，还是要重新回到谈判桌上，那么，现在何必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呢？
记者：您是目前在任时间最长的中国驻美大使，先后与两任美国总统打交道。特别是在2017年，一年之内实现了两国元首的互访。在当前“贸易战”的背景下，您身在前线，做了大量促进交流合作的工作，感谢您！也祝您工作顺利！
崔天凯：前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历史还将不断向前发展，我们会负好责任，跑好这一接力跑中我们的一棒。

谢选骏指出：难怪美国如此戒慎恐惧，拿贸易问题大做文章，因为共产党已经兵临城下，要来改造美国的世界观了。美国是西方阵营的老大，美国不做世界的老大，就是共产党来做世界的老大了。不过这和中国毫无关系，也不是中国文明整合美国，而是共产党阵营终于通过大陆中国这个平台借尸还魂，征服自由社会。这就像孔子学院里并无孔子的地位一样，孔子学院其实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也就是“解放军”的机关之一。

谢选骏：台湾人是更为纯粹的中国人吗

《台籍诈骗犯大陆受审 台民喝彩背后的尴尬》（2018-04-09转载 BBC）报道：

4月4日，78名涉嫌诈骗在菲律宾被捕的台湾籍疑犯，遭菲律宾当局移交至中国天津，预计将在大陆受审。
台湾陆委会、外交部及法务部，均就事件向中方提出严正抗议，强调此举违反“国籍管辖原则”；然而在台湾网络上，不论蓝绿统独的民众，大多持正面态度，网民纷纷感谢中国协助“清理门户”。

台湾民众欲与诈骗犯切割，为此叫好，折射出台湾在两岸以至外交事务上的尴尬。

有台湾政界人士忧虑，第三国将疑犯直接引渡到中国大陆，令中方宣称“一个中国”的空间再增，台湾失去对案件的司法管辖权，而民众并未认识到当中的危机。
两岸司法合作中断
近年，先后有西班牙、肯尼亚及多个东南亚国家，将诈骗疑犯遣返大陆——去年底，44名台籍诈骗疑犯被北京法院判处9个月到15年不等的监禁刑罚。
前总统马英九上月曾评论指，台湾与大陆不是国与国关系，电信诈骗犯移送“不适用国际法”，加上两岸对于诈骗量刑差异极大，而被害人国籍都是中国大陆，诈骗犯送到中国大陆才能“真正吓阻犯罪”。
马英九执政期间，两岸关系较为紧密，司法互助共同打击犯罪甚见成效，令原本由台湾移往大陆运营的诈骗集团，不得不再转移到其他国家。
近来台湾法务部也开始修法，提高电信诈骗的犯罪刑度，并导入“一罪一罚”；然而在2016年民进党执政后，中方单方面中断了司法互助。
“简单来说，现在就变成政治问题。”一名曾参与有关调查的台湾资深警官向BBC表示。他认为中方急于引渡人，是想尽快要嫌犯“吐出赃款”。
台湾辅仁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周伟航则向BBC中文分析称，虽然诈骗机房外移，但诈骗集团的首脑与技术仍在台湾；但即使台湾当局抓到首脑，苦于中国大陆与第三国不提供犯案事证，依旧很难定罪。
他指若两岸不坐下来谈，台湾与大陆的诈骗人员仍将不断产生：“与其一直抓一直关，两岸还是协商怎么断根比较重要。”
“包青天心态”
然而，台籍疑犯遭遣回大陆审判，有意见认为对台湾国际地位影响负面。
“中国外交战略很清楚：要让国际社会认为这是中国内部事务，台湾人是中国人，”台湾第三势力社会民主党前发言人，专长刑事政策的苗博雅则说：台湾政府对外除了要站稳国际法理立场，对内也要跟国民说清楚，这件事在国际法上的意义：不是要疼惜嫌犯，而是要捍卫“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我们有案件管辖权”的立场。
苗博雅认为，台湾在国际社会上长期被中国孤立、排斥，民众对国际事务与机制都相当陌生，“一但发生事情，只能从自己的主观好恶来判断”，因此才会出现为今次事件喝采的情况。
研究大众心理的周伟航则说，诈骗疑犯遣送大陆令台湾民众觉得欣慰，除了诈骗犯难以唤起社会同情，也因为民众对台湾法制系统失去信心，而没有去注意到台湾在外交与两岸上的尴尬。
“台湾案件审理时间相对长，民众看不到正义的立刻展现……台湾的法治系统也是有轻有重，才会让一些台湾人铤而走险。”周伟航分析：“（民众）这是‘包青天心态’，期待有个青天大老爷，不论罪恶深重，就是要处斩……反正是在别的国家（犯案）、害到别国的人，那就给别国处理。”
周伟航说，一般台湾民众很难理解诈骗犯遣陆问题的复杂性，“就是是非善恶，大家骂一骂然后切割”。

谢选骏指出：看来台湾人是更为纯粹的中国人，还有基本的良知良能，没有被北方蛮族的狼性也就是中共所说的党性所污染。在古代南北朝，狼性是由五胡带来的；在现代南北朝，狼性是由沙俄哥萨克与苏维埃俄国先后带来的。台湾人没有被俄国污染，所以狼性不足也。

谢选骏：毛泽东思想是美国枪民的跟屁虫

《3%美国人 拥全美半数枪枝》（综合新闻中心2017年10月10日）报道：

由哈佛大学和西北大学联合进行的研究显示，美国枪枝总量和人口总数几乎相同，但是这些武器仅被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口占有，每名拥枪者平均持有三件武器。

自枪手帕德克(Stephen Paddock)本月1日在拉斯维加斯制造了美国史上死伤最惨重的枪击事件后，公民拥枪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64岁的帕德克在赌城大道曼德雷湾(Mandalay Bay)酒店的32楼房间，从窗户对着参加乡村音乐节的人群疯狂滥射，造成58人丧生，约500人受伤。

警方经调查发现，帕德克共拥有47件武器，在他进行屠杀的酒店房间里就查获23件。

据哈佛大学和西北大学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美现有3亿1000万件武器现在市场流通，仅3%的拥枪者(或770万人)就占有枪枝总量的一半；平均每位拥枪者持有17把枪，个人持枪最多的高达140件。

持枪问题之所以令人担忧，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实行自愿原则，没有联邦法律强制要求公民必须注册持有的枪枝，而且许多州都允许个人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购枪。

据丕优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估算，美国人拥有的枪枝总量在2亿7000万至3亿1000万之间；这代表美国拥有足够的枪枝供每位男性、女性公民以及儿童持有。

在该调查中，共有37%的美国人报告家中存有枪枝，另有24%的人表示他们是登记的拥枪者。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思想的要害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其实，这不过是美国枪民的跟屁虫。就像希特勒开着“阿美利加号”列车东征西讨，不过是美国西部牛仔的跟屁虫。难怪美国枪民首领尼克松要飞到北京会见他垂垂老矣即将待毙的学生毛泽东。要是罪犯尼克松不去北京也不遭到弹劾滚蛋，要是美国政府再忍耐几年，到毛死之后再和中国大陆交流，世界历史就不是现在这样了。这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注解之一吧。好在历史，都是周而复始的，机会永远存在。

谢选骏：中华民国拯救犹太人所以自己灭亡了

《中华民国1939年曾计划拯救欧洲犹太人》（2017年10月09日 转载法广RFI 柏林特约记者丹兰）报道：

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中华民国1939年曾计划拯救在欧洲受到纳粹德国大规模迫害的犹太人。但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Aron Shai 是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教授，曾发表过多部有关中国的书作。根据他的研究报告，中华民国1939年曾制订了挽救欧洲犹太人并将他们转移到云南的计划。当时，中国军队被日本侵略者打得节节败退。定都重庆后，时为立法院长的孙科即孙中山长子建议将犹太难民转移到云南边陲。国民党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制订了大胆的拯救计划。最近在中国档案库里找到的文件证实了这一点。

根据计划，中国将广泛收容犹太难民，并将已收容在上海和其它城市的犹太人转移到云南，比如腾冲。这么做的理由有四点：一是根据国民党的政策帮助少数民族，二是以此获得英国的好感，因为英国在东亚工作的金融家很多是犹太人，三是获得美国的好感，四是期望受到收容的犹太人能成为中国发展援助者，因为犹太人拥有相当可观的资金和专业技能。为此，有专业知识的难民申请收容时，可得到优先待遇。

文件里还包括一份纳粹德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对这一计划表示顾虑的说明，他要求中国考虑到所谓的犹太人对德国的敌意。

虽然档案里查不到为什么计划泡汤的原因，但文件上多处要求进一步加以解释，这可能导致了计划的流产。也可能是蒋介石在困难时期不想损害中国与纳粹德国的关系。

尽管如此，这一计划显示了当时国民党高层对犹太人的好感和他们的一些务实设想。

谢选骏指出：上文好像是一部历史讽刺剧——因为，中华民国拯救犹太人所以自己灭亡了，美英法苏拒绝拯救犹太人所以取胜了，并从联合国里驱逐了中华民国。

谢选骏：没有生命灵魂，如何浪费扼杀？

网文《文言文浪费生命、扼杀灵魂》（曹长青）报道：

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三党政治立场不同，但在对文言文的态度上却很接近。

我们先来看共产党，从2017年9月开始，中国小学课本的文言文大幅增加，较以往增幅80%，占全部课文比例 30%；初中更高，增至占 51.7%。这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文言文所占比例最高的。而且中共当局强令全国统一使用教育部编写的官方课本，被称为“部编本”，即统一教育，统一思想，统一文言文比例。北京有学者说，这等于中国语文教材“有限的多样化时代”告终。

在台湾的国民党，则是一向倡导文言文。六十年代，在中研院长、思想家胡适去世当晚，蒋介石在日记写道，这是去掉了我反攻复国的心头大患。蒋认为，胡适强调“全盘西化”，信奉西方自由思想，包括提倡白话文（拒绝文言文）等，都是国民党在中国失败的原因之一，所以胡适去世，蒋介石感到庆幸（称胡适是暴卒）。在国民党时代都是倡导文言文，其在课本中比例一直很高，即使到马英九做总统时，文言文在课本最高比例仍达65%。

民进党2016年执政后，很多本土派知识分子主张减少文言文，但台湾教育部最近在所谓专家学者会议上，仍决定把文言文最高比例保持在55%，结果遭到舆论强烈反弹，才有了第二次决议，把文言文比例降至45%；但仍是必修课，仍要学生“死记硬背”。

对文言文的态度，最开明、最明智的是中国二十年代的北洋政府，当时规定，小学不设文言文，中学课本的文言文比例是22%。那是白话文刚刚兴起的时代，北洋政府就能与时共进，不再沉浸于老古董，而是响应中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疾呼。

为什么北洋政府这么开明，就因为在那个时代，有众多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不是站在任何党派立场，而是着眼中国的未来，为了孩子们而提倡白话文。因为文言文至少有两个明显的弊端：

第一，浪费孩子的生命。中国人很倒霉，老祖宗从一开始就制定了拼音和方块字两套系统，孩子们学会了拼音，还要再学汉字，这两套系统浪费了太多的生命。同样是孩子，像英美等只是用字母的国家，他们的孩子们只学会一套字母就可以了。而中国的孩子们，则要学字母和汉字两套；结果只是这一项，就比西方孩子们花费了更多的时光。这种浪费一代接一代，损失无可计量。

除了有字母和汉字两套系统，后来两岸因政治分离，又有了简体和繁体两套文字系统。在如此浪费孩子生命的人为制度下，政府再强制必修文言，则更无视孩子们的时间（生命），因为文言文几乎像一门外语，需要很多时间精力。语言学家林语堂就说过，“照心理上的难度而言，学习古文与学习外文已相差无几。”如果是学一门外语，例如全世界最被使用的英文，或者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文，到了外国等就有相当的用场。而学文言文，到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没人使用；即使海峡两岸的中国和台湾，也没任何人用文言文交流，更别谈在商业职场能派上用场。这是明摆着的让孩子们花费大量时间（生命）学一门鲁迅当年就指出的“死的语言”。学一门不能用的语言，当然绝对是浪费孩子的生命。

如果孩子们都不学文言，对古籍怎么了解？这很简单，就像对外文一样，可由专门家翻译成白话文。正如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全世界各地的语言，但通过翻译作品照样可以吸取其它国家的知识。例如《资治通鉴》这部古籍，台湾作家柏杨就把它翻译成72册白话文；如果孩子们想了解它，看这种“翻译”就可以了。对今天进入21世纪的孩子们来说，应更重视和学习的是未来，是现代文明，而不是老古董。古籍就应该交给专门家。

有人强调，学会文言能增强写作能力，因为文言文精炼。这是严重误导。文言文的缺陷首先是缺乏逻辑。因信奉自由主义而同时反对国共两党的殷海光先生是教逻辑学的，他曾指出，“文言文常犯逻辑上的致命错误。”林语堂也曾感叹，“文言是死的，根本不能表达一个确切的思想，结果总是泛泛而谈、模糊不清。”所以，学习文言文，并不会增加孩子们的逻辑能力。我本人的写作经验（发表作品至今已45年）是，不会文言文，反而能增加文字的通俗、条理、不掉书袋和逻辑性。反而是学会英文，对中文写作有相当大的帮助作用，因为英文从造句语法到段落结构，其严谨性和逻辑性要求都超过中文，强调意思的清晰度，而不是中文的含蓄，什么“不着一字”“遥指天外”，要靠所谓意境去意会和猜测。在当今这个电脑手机时代，要求的是简单、清晰的语言表达能力，没人有时间去琢磨意境，所以诗歌已经死了。

早在整整100年前的1917年，胡适就发表了力倡白话文的《文学改良刍议》，指出文言文的弊端。隔年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鲁迅发表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这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也是奠定鲁迅的小说家和思想家地位的作品。鲁迅和胡适在一百年前就倡导并身体力行白话文，而一些中国知识人，过了百年还食古不化，利用文化权力（背后是政治权力）硬性要求孩子们学那些全世界哪里都行不通的中国文言文。这不明摆着是“谋杀”孩子的生命吗！

第二，除了在时间上的浪费之外，更严重的是，文言文中有大量的中国文化毒素。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中国的线装书、古书，文言文等等，字缝中写着两个字“吃人”。鲁迅的意思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吃人的文化，它把人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统统吃掉，它毒害人的灵魂。

中国独裁者毛泽东一辈子都热衷读《资治通鉴》，因为里面有尔虞我诈、阴险狠毒的帝王统治术；据说他临死前床边还放着《资治通鉴》等很多古书。中国的古典中浸透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观念，以及“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等对女性的歧视，整体文化核心价值是国家主义，君王至上，而鲜少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等自由价值。所以，学会了文言文，看多了文言文，即使不变成“毛泽东第二”的心态，也会被毒化成群体主义者。

正因为文言文中有太多群体主义的毒素，所以今天的中共当局推崇文言文，就是要利用那些古董中的秩序高于自由、稳定压倒一切的国家主义文化资源，这对独裁者的维稳统治有好处。

蒋介石们热衷文言文，也是出于这种政治统治的考虑。而今天的国民党还有另一层考虑，那就是他们要用增高文言文比例，来强化台湾孩子的大中国意识，以此来继续剥夺台湾人民的自由选择权利，所谓的反台独。今天民进党执政了，对文言文也不敢大幅削减，不仅是因为民进党政府用了很多蓝营的人，也因为他们自己是学文言文成长起来的，那种毒素已浸透思维血液。

那么文言文就一无是处吗？当然不是。像唐诗宋词等，很多人都喜欢。从自由选择的价值出发，任何人喜欢文言文，他都有权利去琢磨。但你不能强迫别人的孩子必须学。所以，不统一规定文言文在教学中的比例，而把文言文作为选修课才是正路。

中国古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很容易懂的道理：你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但更高一层的道理应该是：己所“有”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也不能强迫别人接受，这是类似英国思想家以赛亚. 伯林的“消极自由”的观点。你自己喜欢的，认为是正向的，好的，应该做的，强迫别人去做，就是“积极自由”，其结果就是变相专制。尊重他人的选择权利，这种“消极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所以，最合理的方式，就是把文言文作为选修课，让孩子们，家长们，自己做决定。怎样对待文言文的实质，是怎样看待自由的价值、怎样看待选择权利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愚昧著称——他不懂中国文明就是文言文创立并传承的；没有了文言文，中国人就会变成朝鲜人和越南人那样的野人了，比乱用汉字的日本人都不如了。再说了，你都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了，又拿什么来浪费和扼杀呢？还需要谁来使劲浪费和扼杀吗？——北洋时代那时人人都懂文言，所以还有文明；现在人人不懂文言，所以只剩野蛮，岂能厚彼薄此、刻舟求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