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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2日星期三

谢选骏:特朗普正在帮助中国走向文明吗



《中国正迅猛填补美国在此处留下权力真空》(2018-04-17 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可能会代替特朗普总统出席周五在秘鲁利马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但美国从拉美地区逐渐撤出所留下的真空,已经在更早的时候被中国填补了。
拉丁美洲是目前中国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仅次于亚洲。中国是拉丁美洲三个最大经济体——巴西、智利和秘鲁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在整个拉美地区的影响已很明显:从厄瓜多尔的公路建设,到巴拿马的港口项目,再到连接智利与中国的光纤。

中国的软实力也许在阿根廷南部的圣克鲁斯省最为清晰可见。这片未开发的巴塔哥尼亚地带有冰川湖,也有阿根廷所剩无几的自由奔流河流之一。现在,这里也有了中国建筑行业巨头山推重工制造的推土机和起重机。这些机器正在圣德鲁兹河附近挖掘,以修建两座水电站,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项目出资47亿美元,项目承建商是中国葛洲坝集团和来自阿根廷的合作伙伴。大坝建成后,将淹没约11.6万英亩(约合470平方公里)的土地,所发的电将满足阿根廷5%的能源需求,并为当地提供大约5000个就业岗位。

圣德鲁兹河项目只是中国从2005年到2016年间向拉美提供1410亿美元贷款承诺的其中之一。中国的贷款目前已经超过了来自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泛美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 Bank)的总额。
但与这两家机构不同的是,中国并没有在这些贷款上附加短期条件,也没有推动紧缩措施。相反,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兴趣是一项长期战略博弈的一部分,是其旨在维护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满足本国对原材料的需求,以及通过中国资助的交通枢纽控制全球贸易流向的努力。
多年以来,美国一直在从自己的南部邻国撤退;在这种忽视之上,特朗普添加了公然的敌意。上任五个月后,他逆转了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对古巴的历史性示好,遏制了美国与古巴的商业关系,这样的做法被认为对古巴的私营部门具有潜在的破坏性。他威胁要撕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削减对洪都拉斯和哥伦比亚的援助,并将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军事化,这一切都凸显了特朗普对拉美国家的蔑视。
他要传递的信息,已经引起了拉丁美洲的注意,而且比彭斯在利马可能说的任何话都响亮得多。人们预计彭斯会在利马说,美国、而非中国,才是拉丁美洲的首选贸易伙伴。他可能还会宣布在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上取得的一些进展。
当然,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依然存在。美国仍然是拉丁美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尽管拉美在转向中国,但有些国家一直在抵抗中国的支配地位,对中国的原材料欲望及其不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表示担忧。阿根廷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改变了其前任的做法,开始寻求与西方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无论特朗普的排外言论多么强硬,拉丁美洲与美国的关系由于移民已变得密不可分。2016年,美国向拉美地区的汇款达74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7.4%。
对彭斯来说,不声张地加强这些联系还为时未晚。他可以听取亲商界领导人、比如马克里和智利总统皮涅拉(Sebastian Pinera)所担心的事情,他们可能要求恢复更开放的贸易政策。特朗普似乎愿意重新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该协定是一个与中国抗衡的措施,有三个拉美国家参与其中。彭斯可能会暗示,美国政府对结束一个禁令持开放态度,该禁令不允许美国与古巴政府负责监管古巴经济的组织有商业外来。这个就连美国共和党人都批评的政策,可能会对古巴老百姓造成更多的伤害,而不是对古巴领导层的核心圈子。
目前是做出几个友好姿态的好时机。中国在拉美的一些大张旗鼓的项目都已遇到麻烦,包括从巴西到秘鲁的横贯大陆铁路,在墨西哥的一条高速铁路,以及在尼加拉瓜的连接两个大洋的运河项目。德国已经成为陷入停滞的巴西-秘鲁铁路的潜在投资者。
与此同时,习近平承诺到2025年,中国将向拉美提供25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中国与拉美的双边贸易将达到5000亿美元。随着中国为实现习近平的承诺而做出努力,中国企业已经开始涉足自然资源和运输以外的领域,进入了智利、阿根廷和厄瓜多尔的能源基础设施等项目。
习近平作为对自己承诺的支持,已在上任的头三年里三度访问拉丁美洲。中国国家主席在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没有席位,但他没有必要真的出席。

谢选骏指出:近几年的中国,内政和外交上的反差正在扩大——内政日益收缩,外交日益扩张;内政日益收缩,似乎在重回野蛮,但外交日益扩张,却不得不走向文明。如果说是特朗普的美国到处留下了权力真空,那么,他正在诱使中国扩张,从而帮助中国走向文明吗?野蛮向文明的进军,其后果会使得野蛮和文明得以中和——野蛮的地区得以文明化,文明的地区得以野蛮化。

谢选骏:政教分离与政教合一的历史循环



《法国长久政教分离但今出现“政治宗教” 堪忧!》(2018年4月18日 转载法广RFI 珍妮特)报道:

法国是传统天主教大国,但自1905年实施“政教分离”后,现今似乎出现政教之间缺乏对话。现今在法国,各个宗教的地位仍是引发各方争辩的大问题,似乎需要重新审视政教关系。因此有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举行一场与天主教界的对话。

法国总统马克龙前所未有地于本月9日前往位于巴黎、代表法国天主教橱窗的著名前西多会修道院的贝尔纳尔丹学院,会晤众位主教、天主教事务负责人、天主教协会及企业界文化界的代表,将近400名法国天主教重要人物出席了马克龙的接待会。

这也是共和国总统的史无前例创举,马克龙发表了令人亮眼的演说,这也是一场法国天主教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公开对话。

这位法国总统试图修复天主教与国家之间,破损的关系,他也不能脱套地与其他总统一样,呼吁天主教人士更多致力于政治。

也是历史学家的法国高等社会学院主管祖贝尔(ZUBER)指出,法国出现接受多元化的困难

法国自第三共和建国以来以其实施世俗化政治以来,法国人对于世俗化的辩论就不断滋生,而且这个问题一直是那么会引起冲突。祖贝尔认为,在法国内部有接受多元化的困难,因此也就会把真理相对化而让步。这种困难曾出现在历史上的宗教革命时,与其他大部分欧洲国家相反地,法国之后出现了一大部分的天主教徒、人数够多的少数群体基督新教,以及几个犹太人小团体。这种多元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往往国家扮演了过分迫害者角色,这些充分体现在旧王朝时代的一句格言,也就是: “独一国王、独一女王、独一信仰”,这句话可说贯穿了整部法国历史。

至于马克龙总统9日在前天主教修道院贝尔纳尔丹学院与法国天主教人士的讲话,往往被某些人极其仓促并政治化地解读,因而鄙视马克龙总统的这篇讲话;而他却是经过字斟句酌地发表了演说。

祖贝尔认为当极左派领袖梅郎雄在推特上写道,在教会与国家之间的连接在1905年就被切断时,这是一种偏离曲解了1905年法令的特有解读。而这条法令所说的是一种司法上的宗教与政治的分离,也就是,法律上不再承认教会机构是属于政府的,而且国家从今往后也不再拨经费支助教会。但这从未阻止法国政府与礼拜活动之间坚持保持关系。

现今一些法国要人宣告要把宗教驱逐出公共场所非常令人担忧,因为这是一种政治宗教的返回,另一种形式的宗教。这也导致从历史一路走来获得的宗教解放价值陷于危险中。祖贝尔说,正是因为如此,围绕着天主教教义与伊斯兰教教义的辩论停滞不前:他们的讲话不搭调,特别是在个人道德方面,有时候变成了与我们当今社会中的重大自由价值互相产生矛盾。

祖贝尔说,我不认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可以有重大的摆平,平息,至少近期内不可能。另一方面,政治人物如同马克龙,强调世俗化如同宗教自由、信念自由及言论自由的保证。另一方面,另一种更多防卫的概念看到在世俗化中的抵消宗教诉求的可能性。他还说:“但我不确定,这种具有驱逐排他性及不容忍的看法是大部分法国人所认同的。

今天,不是世俗化陷入了危险中,而是一种由排他性的世俗化观念所导致的不同意见,造成的危险。

现今令人担忧的是,在法国,一个属于政治性的宗教又借尸还魂了,危害法国人从历史一路走来所获得的宗教解放价值。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政教分离与政教合一是一种历史的循环”,也就是说,政教分离与政教合一的进程,是交替进行的。政教不可能永远分离,正如政教不可能永远合一——政教分离会走向政教合一,政教合一也会走向政教分离。这,正如政治上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到了时候,你不去统治别人,别人就来统治你了。

谢选骏:中国人是高智商还是低智商



《人越聪明越容易与人合作》(2018-04-17 转载BBC)报道: 

苏菲阿诺斯(Andis Sofianos)是海德堡大学经济系博士后。普罗托(Eugenio Proto)是布里斯托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最初发表于《对话》(The Conversation),之后在知识共用协议的许可下再次发表。

是什么因素促使人们相互合作?又是什么性格导致人们愿意做一些既能使自己,又能使周围的人受益的事情?我们的最新研究表明,答案是智商高——这是建设社会凝聚力和合作型社会的首要条件。

过去,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善为他人着想以及喜欢社交是促使人们变得慷慨与合作,有助于维持社会凝聚力的原因。也有人认为,是坚持良好的行为规范,并且尊重现有制度,让我们做出更利于社会的行为。
还有另一种可能是,因为深明自身利益,我们才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好公民。如果人们的智力足以预见到他们的行为对社会及他人产生的后果,合作便应运而生。
囚徒的游戏
一项在美国和英国的行为实验室中进行的研究,对792名参与者进行测试,旨在验证以上三种关于人们为什么会合作的观点。我们在测试中使用了各种游戏,每一种游戏设置一套根据两位玩家的决定提供奖励的规则。
其中一场游戏是囚徒困境。这个游戏可用两名被捕罪犯这个原始范例作解释。这两名罪犯在分开的房间里被审问,无法串供。每个囚徒有两种选择:选择不合作,即背叛另一方,供称是另一方有罪;或选择合作,即对审问保持沉默。
不合作的有两个结果:如果两名罪犯彼此背叛,每人会分别服刑两年;如果一方背叛另一方,而另一方保持沉默,则一方被释放,另一方服刑三年——反之亦然。合作的后果是,如果双方都保持沉默,则双方分别只服刑一年。
这是博弈论中分析博弈的一个标准例子,它说明,即使双方利益的最大化是选择合作,但完全理性的个人也可能选择不合作。这也是博弈论中"非零和博弈"的典型例子,即合作能让彼此受益。总的来说,这个游戏反映了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中最常见的互动形式特征。
在实验经济学中,我们通常用奖励金钱的方式来玩这个游戏,而不是监禁的方式。我们以匿名的方式在同一个环节中匹配了两名研究对象,并让他们不限次数地重复玩同一个游戏。然后,我们把他们与另一位玩家重新配对,再开始游戏,这样持续45分钟。每位玩家可以通过了解同一房间其他玩家的做法来调整自己的决定。
智商高促进合作
接着,我们创建了两个"城市",或者几组研究对象。两天前我们先要求参与者填写一份标准问卷,以衡量他们的认知能力和人格特质,以此将研究对象分配到不同的特征小组。其中一个特征是对喜爱社交的衡量,即亲和性。第二个特征是对遵守规范的衡量,尤其是责任心。第三个特征是智商。
之后我们分析了参与者在囚徒困境游戏中选择合作的概率——也就是参与者选择牺牲自我利益的次数。我们由此计算出了所谓的合作概率。
总的来说,我们发现,智商越高的人在玩囚徒困境游戏时玩得越多,选择合作的概率越大。所以,虽然智商高的人并非天生就擅长合作,但他们有能力更快地处理资讯,并从中学习。我们在其他两组参与者(更具亲和性或者更具责任心)中没有观察到这种明显差异。
互相帮助
当然,智商高的人有可能利用他们的认知优势,通过占他人便宜的方式完成游戏。因此,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我们创建了组合的"城市"——在人格测试中把具有相似人格特征和相同智商水平的参与者组合在一起。我们观察到了很不同的结果。
如上图所示,在这些组合中,智商高的人——以蓝线代表——有助于指导智商低的人——以红线代表——在实验结束时提高他们的合作概率。这样的结果有利于所有参与者:平均下来每个人都能获得更多奖赏。总而言之,这些结果表明,一个团队或办公室里即使只有少数智商高的人,也能使其他人受益。
最近有研究表明,幼儿时期就可以通过教育提高认知能力,我们的调查结果也表明了这种介入教学的重要性,不仅有益于个人,更有益于整个社会。

谢选骏指出:上述研究显然忽略了社会条件。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中国社会里,“人越聪明越容易与人合作”这条规则显然是错的;“人越聪明越容易坑害他人”才是金科玉律。为何这样呢?因为回报不同。在德国那样的社会,与人合作的回报率较高,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与人合作的回报率较低,甚至是负回报,变成了“被宰的对象”,所以中国的成功人士,非盗即骗,最好又盗又骗。古代中国则不然,社会合作度较周边社会为高,所以才能稳步扩张。现代中国的社会合作度低下,所以陷入了内战,内战还不够,还要阶级斗争、全面专政,至今分裂为好几块——台湾、蒙古、俄占领土……不可胜数。即使其中一块较大的大陆社会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不得不求助于军事管制和特务统治。可见,社会合作与智商的关系,要取决于社会效益。中国人是高智商还是低智商?根本无法通过社会合作度来测量。上文说,“幼儿时期就可以通过教育提高认知能力,我们的调查结果也表明了这种介入教学的重要性,不仅有益于个人,更有益于整个社会。”这位作者哪里懂得,“既然幼儿时期就可以通过教育提高认知能力”,那么,“幼儿时期也可以通过迫害降低认知能力”!让聪明人意识到:“与人合作”是一条万劫不复的奴役道路。

谢选骏:日本母的又要中国公的配种了



《已有9头大熊猫 日本还想要!》(2018年4月9日 转载法广RFI 古莉)报道:

日本三个地方供养着9头大熊猫,但日本政府想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再向中国租借新的大熊猫。日本外相已经提出,中方没有具体回答。安倍晋三可能在李克强5月到访之际,再次提出这个请求。

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相关人士4月7日透露,鉴于今年适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日方有意将之作为两国关系改善的象征。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今年1月访华时,已向中国政府要员提出租借新大熊猫的请求。中方没有给出具体答复,能否实现尚是未知数。预计三倍晋三将在李克强下月到访时,再提出租借熊猫的要求。

日本国内的大熊猫在东京上野动物园有3头、神户市立王子动物园有1头、和歌山县白滨町娱乐设施“冒险世界”有5头,共饲养着9头。若中方答应新的租借,仙台市的八木山动物公园或王子动物园是热门接纳方。

八木山动物公园作为东日本大地震重建象征,2011年12月的日中首脑会谈上,双方就熊猫租借达成了共识,然而由于2012年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国有化等问题而搁浅。王子动物园2010年雄性熊猫“兴兴”离世后只剩下一头雌性熊猫,希望迎来新的繁殖对象。

谢选骏指出:据说中国强大的时候,日本母人经常在海上守候中国公人进行配种。后来中国羸弱了,日本就入侵中国进行返祖运动。现在日本母的又要中国公的配种了?还不到时候吧。不过很奇怪的是,日本向中国提出种种要求的时候,倒真是一点不见外,好像中国欠着他们的。这是否因为中国本来就是日本的宗主国呢?

《日本天皇观看爱新觉罗画展 纪念中日友好条约签署》(2018年4月16日)报道:

日本明仁天皇及皇后4月14日前往位于东京《每日新闻》社一层的艺术沙龙,观看了“书画中的末代皇族族谱 爱新觉罗一族书画作品展”。

该画展由樱美林学园主办,《每日新闻》社及每日书道会协办,旨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画展展出了约40件来自溥仪之弟溥杰等清末皇族的书画作品。

明仁天皇夫妇曾在即位前与溥杰会面。此次观展时,明仁天皇夫妇表示傅杰的书法字迹秀丽灵动,十分优美。明仁天皇还向陪同观展的书法家高桥静豪询问“书法是何种字体”。

谢选骏指出:日本的“大陆情结”根深蒂固,即使汉化的满洲也可以寄托之,因为这就是日本的根蒂。即使配不上物种,配点情种也是不错的。

谢选骏:共产党是共产党的敌人



《俄共在远东组织民众示威 抗议中国木材厂污染空气》(2018年4月17日 转载)报道:

俄罗斯共产党在远东地区组织当地俄罗斯民众示威,抗议当地的中国木材厂污染空气。

俄罗斯共产党远东达利涅列琴斯克地区议员尤里·卡尔涅耶夫在4月13日发布公告,俄共当地组织呼吁所有达利涅列琴斯克地区的俄罗斯居民都在4月20日前往参加针对当地一家中国木材厂的抗议集会。

卡尔涅耶夫表示,在长期的同当地政府和中国木材厂交涉无果之后,当地居民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制止中国木材厂给当地居民造成了极大危害的环境污染行为。

他对此透露说:“半年了,半年来中国人一直用有毒的浓烟废气毒害我们。他们为了用木材烧炭,使得我们地区的上空不断被有毒的烟云覆盖,令居民们无法呼吸,孩子们经常去看医生”。

他还表示,在当地俄罗斯民众提出了质疑之后,包庇中国木材厂的当地政府官员试图使人们相信,这些烧炭的浓烟对人体无害,废气里面没有任何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此外,这家中国木材厂的厂长还说,他们已经停止了烧木炭,但实际上却在天黑之后继续进行。

据俄罗斯“达利涅列琴斯克新闻网”在4月11日报道,当地居民透露,从2017年11月开始,该地区就开始被浓烟笼罩的现象,原因是中国木材厂的烧木炭生意不断。而在近期,烧木炭的工作改为只在夜里进行了,但空气污染问题却一直没有改变。

俄媒体说,此前这家木材厂是由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各占一半股份的合资公司,当时没有任何环境污染的问题。而在这家木材厂被中国投资了所有股份之后,一切业务都由中国人负责,于是便出现了滚滚的浓烟,而且长期不断,使当地居民苦不堪言。

达利涅列琴斯克是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的一座城市。位于乌苏里江东岸伊曼河口南岸。在中国边境附近,边境对面是中国东北黑龙江省虎林市的虎头镇。

原为中国领土,被称为伊曼。清朝时期该地属于吉林将军辖地。1860年,根据《北京条约》,该地并入沙俄,仍称伊曼。1972年苏联政府将其更名为“达利涅列琴斯克”,意为“遥远的河流”。

谢选骏指出:俄国共产党抗议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共产党是共产党的敌人——这给人一种希望,就是我在1970年的黑暗谷底所想到的:即使全世界都被共产党统治了,这种统治也不会持久,就像秦始皇帝和罗马凯撒的统治也不会持久一样。因为,共产党世界自己就会分裂;因为,人类追求自由和思想主权的活动,是不会停止的,也是任何强权所无法扼杀的。

谢选骏:共产党中国已经西方化了吗

《西方文明可能以何种方式崩溃》(瑞秋·纳威尔[Rachel Nuwer]2017年5月20日)报道:

政治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曾经将现代西方社会比作一台稳定的自行车,它的车轮依靠经济增长而不断转动。如果这种向前推动的力量变慢或停止,我们的社会支柱——民主、个人自由、社会宽容等等——就会摇摇欲坠。我们的世界将变的越来越丑恶,人们会争夺有限的资源,并拒絶小团体外的任何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让车轮重新开始转动,我们的社会最终将面临全面崩溃。
这种崩溃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次。不论是哪个文明,不论它多么伟大,都存在导致其终结的弱点。不管现在情况如何,情况总是会发生变化。先排除物种灭絶事件,如小行星撞击地球,核冬天或致命的流行病,历史告诉我们,通常有许多因素会导致社会崩溃。那么这些因素是什么?它们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并不奇怪,人类目前正走在一条不可持续和不确定的道路上,但我们离无法回头的地步还有多远?
虽然无法确凿的预测未来,但是数学、科学和历史可以提供关于西方社会长期前景的暗示。
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系统科学家萨法·莫帖夏瑞(Safa Motesharrei)使用计算机模型更深入地了解可能带来当地或全球可持续发展或导致崩溃的机制。根据莫帖夏瑞及其同事在2014年发表的研究结果,存在两个重要因素:生态压力和经济分层。生态原因可能会导致毁灭是一种广受理解和认可的说法,特别是在诸如地下水、土壤、渔业和森林等自然资源枯竭的情况下。而气候变化又使得该问题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经济分层因素可能导致社会崩溃,该发现让莫帖夏瑞及其同事感到有点吃惊。假想的情况是,精英阶层囤积大量的财富和资源,将社会推向不稳定,最终导致社会崩溃。人数上占大多数的普通人,通过劳动支持精英阶层,但分配给他们的资源极少。最终,劳动人口崩溃,原因是分配给他们的财富不足。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的缺乏,这会导致精英阶层崩溃。我们今天看到的国内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已经说明了这种阶层分化。例如,全球收入最高的前10%的人口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几乎与90%的底层人口的总和相当。类似的一个情况是,世界上约一半的人口每天依靠不到3美元生存。
这两种假想情况的模型都定义了承载能力——在给定环境资源下,能够长期维持的总人口的水平。如果超出承载能力过多,崩溃就不可避免了。不过,这种命运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们做出理性的选择来减少不平等、人口爆发性增长、自然资源的消耗速以及和污染速率——所有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崩溃,并稳定在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莫帖夏瑞说,“但是这些决定不能一直等下去。”
不幸的是,有些专家认为这种艰难的决定超过了我们的政治水平和心理能力。BI挪威商学院(BI Norwegian Business School)气候战略荣誉教授、《2052年:预测全球未来四十年》(2052: A Global Forecast for the Next Forty Years)一书的作者乔尔根·兰德斯(Jorgen Randers)表示:“本世纪世界不会着手解决气候问题,仅仅是因为在短期内解决问题比不作为的成本更高。气候问题会变得越来越糟,因为我们将无法履行我们在《巴黎协定》以及其他场合承诺的事情。”
虽然我们都在一条船上,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将首当其冲。事实上,一些国家已经做起了矿井中的金丝雀。它们所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最终会直面其他较富裕的国家。例如,叙利亚一度享有极高的生育率,这导致人口迅速增长。不过,叙利亚在二十一世纪头十年后期遭遇了严重的干旱——人为的气候变化很可能雪上加霜——同时还出现了地下水短缺的问题,导致农业减产。这场危机导致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失业,不满并陷入絶望。许多人涌入城市中心,压垮了有限的资源和服务能力。原先就存在的种族紧张局势升级,成为暴力和冲突的温床。除此之外,管理也存在严重问题,包括在干旱期间取消水资源补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该国在2011年开始内战,并走向奔溃。
叙利亚的情况——与历史上许多其他的社会崩溃事件一样——不仅仅是一个因素导致的,而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位于加拿大滑铁卢的巴尔西利国际关系学院(Balsilli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全球系统主席、The Upside of Down一书的作者托马斯·荷马-迪克森(Thomas Homer-Dixon)说。他将这些综合力量称为构造压力,因为它是悄悄积累,然后突然爆发,导致原本稳定社会的机制奔溃。
除了叙利亚的例子以外,另外有一个迹象表明我们正在进入危险区域,荷马-迪克森说,专家们称之为非线性事件的发生或世界秩序突然出现的变化,例如2008年的经济危机,伊斯兰国( ISIS),英国脱欧或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
过去也可以提示未来的发展方向。以罗马帝国的兴衰为例。到公元前1世纪末,罗马人已经遍布地中海,疆域远至海路最容易到达的地方。他们本应该就此止步。但因为一切进展太过顺利,他们觉得自己有能力通过陆路开拓领土。海上运输成本较低,但是陆路运输既缓慢,又昂贵。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过度扩张,耗尽财富。虽然罗马帝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保持稳定,但是在公元3世纪,过度扩张开始产生反作用,同时罗马还受到内战和入侵的影响。罗马帝国试图维持其核心领地,甚至当军队预算和通货膨胀率攀升时,政府还让银币贬值,以支撑其高昂的开支。虽然有些学者认为罗马帝国的崩溃始于公元410年,当时西哥特人洗劫了帝国的首都,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螺旋式衰落,这一戏剧性事件就不可能发生。
据犹他州立大学(Utah State University)环境与社会教授、《复杂社会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一书的作者约瑟夫·坦特(Joseph Tainter)的看法,罗马衰亡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是复杂性要付出代价。根据热力学法则,维持任何处于复杂而有序状态的系统都需要能量——人类社会也不例外。到了公元3世纪,罗马的新事物越来越多——军队的规模翻倍,一支骑兵部队,细分的省份每个都需要一套官僚机构、法院和防御力量——而这只是为了保持现状,不要倒退。最终,它无法继续能够支撑那些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导致帝国衰落的不是战争,而是财政困难。
到目前为止,现代西方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推迟了类似的崩溃诱发因素,主要依靠的是化石燃料和工业技术——2008年水力压裂技术的问世刚好及时遏制了油价的上涨。但是,坦特认为事情不会总是这样。“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要在曼哈顿周围建造一圈海堤,目的只是防止风暴和不断升高的潮汐。”他说。最终,把投资于复杂性作为解决问题的战略会到达回报递减的地步,这会导致财政困难,出现崩溃的危险。他说:“除非我们找到一种方式来为复杂性买单,正如我们祖先的社会越来越依靠化石燃料一样。”
荷马-迪克森预测西方社会将发生和罗马类似的情况,在崩溃之前会将人和资源撤回核心的本土。随着越来越多较为贫穷国家在冲突和自然灾害中四分五裂,巨大的移民潮将逃离这些衰败的地区,前往较稳定的国家寻求庇护。西方社会将采取应对措施,限制甚至禁止移民;花费数十亿美元筑起墙壁,设立边防巡逻无人机和边防部队;加强安保,管理入境人员和物品;政府变得更加专制,采用民粹主义的治理方式。荷马-迪克森说:“这简直就是一种免疫反应,国家会努力反抗外界的压力,维持国家的疆界。”
同时,那些已经十分脆弱的西方国家还会面临国内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这会导致社会内部的进一步不稳定。“到2050年,美国和英国社会将分化为两种阶级,少数精英生活美好,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兰德斯说,“社会平等将消失。”
荷马-迪克森说,无论在美国、英国还是其他地方,人们越是感到不满和害怕,就会越倾向于坚持自己的团体认同——不论是宗教,种族还是民族。拒斥将会广泛存在,包括否认社会将会崩溃的未来,以及拒絶承认基于证据的事实。如果人们还能够承认存在问题的话,他们会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团体以外的人,从而积累仇恨。“这是在建立群众暴力的心理和社会先决条件,”荷马-迪克森说。最后,当局部暴力爆发,或者另一个国家或团体决定入侵时,崩溃就难以避免。
欧洲靠近非洲,有陆地桥梁通向中东,还与政治更为动荡的东方国家相邻,所以将首先感受到这些压力。美国可能会坚持更长时间,因为它被海洋缓冲区所包围。
另一种可能是,西方社会不会遭遇暴力、戏剧性的结局。在某些情况下,文明会悄悄消失——直至成为一段历史,而且不会造成多大的轰动。兰德斯说,大英帝国自1918年以来一直走在这条道路上,西方其他国家也可能会走这条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为了应对那些驱动逐步退化的问题,它们将摈弃今天它们珍视的价值观。“西方国家不会崩溃,但顺畅的运行和友好的本质将会消失,因为不平等将会爆发,”兰德斯辩称,“民主、自由的社会将会失败,而像中国这样拥有更强大的政府的国家将是赢家。”
这些预测和预警信号中的一些应该听起来很熟悉,因为它们已经出现在社会中。虽然荷马-迪克森对世界最近的事态发展并不感到惊讶——他在2006年的书中预测了其中一些——但他并没有预料到这些发展将在2020年中期之前发生。
然而,西方文明并不是败局已定。荷马-迪克森说,通过理性和科学指导决策,并配以非凡的领导力和卓越的商誉,人类社会有可能保持前进,获得更高层次的幸福和发展。只要我们能够度过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能源回报下降的难关,我们就有可能维护和发展社会。但是,这需要我们抵制住本能的冲动,即使面对巨大的压力,仍然要坚持合作,慷慨大方,保持对理性的开放态度。“问题是,当我们经历这些变化时,我们应如何让世界留住某种人道主义?”荷马-迪克森说。

谢选骏指出:“一台稳定的自行车,它的车轮依靠经济增长而不断转动。如果这种向前推动的力量变慢或停止,我们的社会支柱——民主、个人自由、社会宽容等等——就会摇摇欲坠。我们的世界将变的越来越丑恶,人们会争夺有限的资源,并拒絶小团体外的任何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让车轮重新开始转动,我们的社会最终将面临全面崩溃。”……这种对于西方社会的描述,似乎也适用于中国大陆了。这是否说明,共产党中国已经西方化了呢?确实,西方和中国,似乎具有民主与专制的区别,但在追求物质利益方面,却是异曲同工,毫无二致。但这样的“文明”,其实相当的低俗。

谢选骏:列宁孙文毛大虫都享受不到的待遇



《意大利男子看房 发现沙发上坐着干尸》(2018年4月16日 奇闻)报道:

据意大利媒体消息,该国北部一处房产拍卖,一购房者看房时发现了已经干枯的前房主的尸体。
该房产位于一座小城,因停止偿还抵押贷款、拖欠公共事业费而被拍卖。拍卖本应于4月24日举行,起拍价为2.7万欧元。

上周三,一位潜在买主与司法机关代表前来看房,突然发现沙发上坐着一具干尸,二人惊惧不已,报了警。经查,死者为前房主,42岁的沃尔特·达尔佐都(Walter Dal-Zotto),于去年夏天去世。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不爱交际。两年前母亲去世后一直一个人生活。他的父亲和兄弟住在临市,但没有与他们保持联系。沃尔特在某个时间失去了工作,很快就不再支付账单了。房子里甚至还断了电,之后便被出售。

意大利媒体通过这个悲剧事件联想到了3月份发生的一件事,威尼斯75岁教授尸体被发现,而他已死7年之久,若不是小偷入室盗窃,其尸体至今都不会被发现。

谢选骏指出:“沙发上坐着干尸”——这哪里是什么悲剧,这是列宁孙文毛大虫都享受不到的特殊待遇!列宁有干尸木乃伊的列宁墓,孙文有干尸木乃伊的中山陵,毛大虫泽东有干尸木乃伊的纪念堂,虽然都是“死人扮装活人”,但却都是躺着,远远不及这位“沙发上坐着的干尸”更有活力——意大利,真不愧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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