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一条德国人命不到两万美元

《温州动车和德国高铁事故善后对比》（大纪元2011年07月29日）报道：
“7·23”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责任部门铁道部一系列令人无法理解的所为遭到民众的指责。德国高铁史上也发生过惨重的交通事故，对比德国高铁与温州动车事故的搜救工作、事故调查及善后处理，发人深思。
温州动车事故之后的处理
温州动车事故发生时间为2011年7月23日晚20时34分，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凌晨5时（距离事故发生仅仅9个小时），搜救工作基本停止，现场领导忙着指挥挖土机捣毁车头，就地掩埋。而车头正是这场特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取证的重要物证。
事实上停止搜救的时间可能更早。一位失去了四位亲人的家属在接受采访时说：“我（24日）两点钟到达事故现场，我们发现，武警在那里列队欢迎领导，等候了一个小时，不知道是省里的领导还是铁道部的领导，拍手鼓掌做动员，不去营救，你们就在那里做秀！”（注：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到达现场）
《浙江在线》报导，7月25日早晨6时57分，事故后“7·23”甬温线动车事故路段开始通车，距离动车事故发生35个小时，事故原因尚未查清。
7月26日，“7·23”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遇难者福建人林焱的家属签署了伤亡赔偿协议，获赔50万元。赔偿方案没有按照新法律给予赔偿，而是按照旧条例。两者赔偿数额相差几十万元。大部分死者家属要求先调查事故原因，交出真相，再谈赔偿。（注：按《侵权责任法》受害者应当获赔90～100万）
德国高铁事故善后处理
德国高铁ICE（高速城际列车的缩写）于1991年6月2日开始通车，最高时速为250公里/小时。1998年6月3日上午10时59分，一辆德国高铁从慕尼黑开往汉堡，以200公里/小时的速度行驶至艾雪德镇附近时突然脱轨，其中一节车厢撞上双线路桥右侧第一根桥柱，后方车厢撞在一起，造成101人死亡，194人受伤。
德国高铁事故发生后，当时的德国交通部长马蒂亚斯·魏斯曼向德国公众保证：“一定清查到底。”
11时5分，事故发生6分钟，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抵达现场；
11时18分，德铁公司决定停止运营；
11时25分，停驶所有列车；
12时左右，首先将找到的重伤者送到附近医院。几十名医护工作者和很多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就地救治轻伤者；
12时25分，展开大规模的救援行动；
下午1时，所有伤者在当时被发现；
约15时，已有87名伤者被送往医院。
事发后约2小时，德国联邦军队的三辆军用坦克和一部40吨重的消防起重机挖掘现场残骸，寻找遇难者。
事发第二天，德铁全线降速，并停运所有同型号列车。搜救工作整整持续了三天才结束，约有1900名救援人员参与了现场抢救。
为了保证幸存者的救治，德铁赋予专员以500万马克的应急资金支配权，用于第一时间的救治需求。德铁在事发后，为每名遇难者的家属发放3万马克（约1万9千美元）。事后，死伤者获得德铁赔偿共计4300万马克（相当于3000万美元）。
事发路段于6月9日恢复行车，时速降至160公里/小时。
6月21日，在策勒镇教堂举行了悼念会，共2,000人参加，总统赫尔佐克在讲话中特别感谢无数的志愿所做出的贡献，高层领导人员在事故现场敬献了花圈。
救援和搜寻工作结束后，德国联邦铁路局组成了独立调查小组，对事故原因展开全面调查。经专家们取证分析，列车出轨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车轮设计不良；此外，车轮爆裂后列车未能刹车，是导致之后一连串事件发生的主因。事发前的一段时间，德铁工程人员只用标准型的闪灯检查车轮，却没有使用可探测金属疲劳的仪器。
德铁在事发后及时主动公开信息，公开透明地调查，并很快改进了高速列车。德铁将59辆同型号列车上所有箍著钢条的双毂钢轮，换成安全的整块钢材切割而成的单毂钢轮。直至次年（1999年）11月全部车轮更换完毕。德铁还规定新建的铁路要避开隧道和桥梁等设施。定期对列车进行超声波安全检查，而且至少要有两名工作人员共同检查。现在，负责监管的德国联邦铁路局要求所有行程超过3万公里的车轮每周都要接受检查。在艾雪德事故营救过程中，因为车窗难以被打破而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于是，在事故发生几个月后，德铁在ICE列车的每一节车厢都设置了能在紧急情况下敲碎的逃生玻璃车窗。
德铁检查钢轮的员工及相关工程师遭到起诉，当时有媒体认为，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德铁高层应当承担责任。
事故发生的第二年（1999年），德铁公司主席约翰内斯·路德维希被免职。
对相关工程师的审判在2002年开庭，庭审在市议会大厅进行。2003年庭审结束，工程师被判无罪，每人支付一万欧元的赔偿金。
损坏的车体没有被丢弃，在事发后长达5年的调查和审判期间，供调查机构研究、取证，被专业人员当作最宝贵的“教材”。
事后，人们在艾雪德事故周围种下了101棵樱桃树，以纪念事故中遇难的101位生命。2001年，德国当地政府在这101棵樱桃树中立起一块长8米、高2.1米的纪念碑，上面刻着101位受难者的名字、出生年月和家乡，以及对事故的简介。
专家评说
原中国铁道部桥梁工程师张侠（化名）对大纪元记者说：“德国高铁善后处理是非常慎重的，他先把救援工作做好，然后搜集证据，调查分析，对事故的原因分析得非常科学，非常负责，非常的谨慎。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德铁更换了所有的轮子，没有更换之前都降低车速。对公共交通就是应该持这种态度，这是对科学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
此前，对中国的高铁我是很担心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故。高铁这种工艺是很细的，我们目前操作、技术、人的素质各方面都没有达到标准，而且还在抢工期，速度还这么快，一旦出轨就很难处理，后果是很可怕。像这一些技术的情况，如果当时没有处理得很到位的话，总有一天要爆发，长期运行之后它的缺陷就要暴露出来，总有一天要爆发。
像德国人对技术是非常认真的。以前我工作的单位有一位德国监理对我们的做法很吃惊，他认为我们有的东西是超越规范在操作。就像中国动车司机10天的快速培训班，觉得这样的做法比较疯狂。
另外，温州动车车祸没有调查之前就匆匆忙忙恢复通车，而且也不降速度。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就正常速度恢复通车，我个人很难理解。温州动车事故如果是信号问题，就不仅仅是这一辆动车的问题，可能是普遍问题，像这样急着通车，不考虑安全，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百度网友说：外国调查一个事故原因的时间是一年两年三年，我们是几天，有时甚至只要几个小时；外国援救被困人员可以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们就是所谓的黄金72小时，现在连72小时都不到就宣布结束。我们知道国家丢了面子，但面子比人民的生命更重要吗？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真的感觉好悲哀！
谢选骏指出：上文对德国只有美言，没有批评，十分恶劣。“德铁在事发后，为每名遇难者的家属发放3万马克（约1万9千美元）”，这是实的。“事后，死伤者获得德铁赔偿共计4300万马克（相当于3000万美元）”，只是虚的。实际的事实是，每名遇难者的家属得到仅仅是1万9千美元的丧葬费。这就是德国人命的价格。还不到德国人均GDP的一半。可见德国人就是不值钱。难怪他们那么喜欢打仗。穷鬼啊。而比德国人更穷的就是吹捧德国的小汉奸。
艾雪德列车出轨事故是1998年6月3日发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区艾雪德村落附近的严重铁路事故，造成101人死亡，88人受伤，为世界上伤亡最严重的高速铁路事故，也是德国境内伤亡最惨重的铁路事故，事故原因起于其中一个车轮因为金属疲劳发生破裂，这个破裂最终导致车辆出轨。
事发经过
1998年6月3日，编号51的ICE-1列车运营884次（威廉·伦琴号）车次，从慕尼黑开往汉堡，中途停奥格斯堡、纽伦堡、维尔茨堡、富尔达、卡塞尔、格丁根和汉诺威。
德国时间上午10时30分（UTC+1，后同），列车从汉诺威站开出继续行程。40分钟后，当列车驶至策勒区艾雪德镇以南约6公里时，第2节车厢的第3条车轴上的一个车轮外钢圈因疲乏而突然破裂，钢条插进了车厢内，拖行了6公里后，列车驶过第一岔道时，破裂的车轮外钢圈把第一岔道的内侧护轨铲起，插穿了第2节车厢走道并冲破车厢顶，造成第2节车厢后段转向架向右脱轨，左侧车轮触动了第二岔道左侧的右转轨道，迫使原本主线直行轨道转换成进入支线轨道，使第3节车厢往支线冲入，并脱轨撞向一条行车桥梁的梁柱，桥梁因而断裂，两名正在桥下工作的德国铁路员工当场被出轨列车撞死。
第3节车厢撞毁桥梁后，第4节车厢躲过了坍塌的桥梁，但抛离轨道冲入树丛之中，第5节后半段被桥梁压毁，阻断了第6节以后的车厢去路，后方的车厢挤成一团，死伤惨重。肇事列车的首节机车与1.2节车厢脱离后，则继续向前滑动3公里，才停止。
救援
上午11时正，110接到第一个报案电话。这时，人们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2分钟后，警察报告“艾雪德火车相撞事故”。同时消防和救援机构也接到了报案电话。最先到达的救援者是事故现场附近听到响动的居民。
11时6分，红十字会救援协调中心宣布临近的汉诺威、吉夫霍恩和乌埃尔岑等地区医疗和救援机构进入紧急状态。
11时7分，第一辆消防车到达事故现场。1分钟后，人们从消防队长现场报告中终于明确得知现场情况，一列高铁列车出轨撞桥。驶向现场的途中消防队长即下令调集本地区所有设备参与救援。与此同时，策勒市、汉诺威两架救援直升机和Fassberg直升机中队的也收到警报赶往现场。根据首批到达现场的救援人员报告，策勒的救援指挥部确认这是一场大规模伤亡事件并启动高级别的警报。该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只协助一个人问同样的时间，便通知周围的控制中心，最后由就近的汉诺威控制中心，配置了救援直升机采取行动。
为了确保重伤员能够第一时间被运走，11时18分，德铁公司决定停止运营，并于7分钟后停驶所有列车。一次偶然听到交通广播的机会，是于11时42分从国家消防学校伋出的。11时45分，开始创建控件的操作。
为救治伤者，当局搭起了帐篷，轻伤者在300米外一所健身室就地诊治，再转送医院。事发后一小时，50多名医生到达现场。12时5分，首名伤者由直升机送往医院。
12时15分起，集结区191名主要道路沿线的移动注册工作队成立。德国希尔德斯海姆提供从铁路发送Tunnelrettungszug，在12时25分展开救援行动。下午1时，显然有足够的急救人员在场，所有伤者在当时被发现。
经过13小时到达三山的德军坦克，后来又提出消防部门从汉诺威出动一部40吨起重机除杂物。13时45分，控制中心表示，把所有救出的伤者集中为一点，以便救援和诊治。
约15时，已有87名伤者被送往医院。15时15分，紧急警报解除，此时在邻近的县大部分志愿消防和救援服务人员已被征调。接着就开始设法移开埋住三节车厢的倒塌的桥梁。到了午夜，挖掘出78具尸体。检察官下令，所有尸体都要解剖。
大多数受害者是由于突然从每小时200公里减速到静止而死亡的，冲力相当于从160米高处坠落。
进一步发展
截至18时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中，死亡人数已达100人。当天晚上，吊车开始清理到一边碎片，而各地救援行动也继续进行。
翌日（6月4日），时任总理科尔和下萨克森州部长施罗德到达事发现场视察，他们原需出席一个基督教主教的服务，须由霍斯特Hirschler和约瑟夫Homeyer代替。当时，初步证据指出一个破碎的轮辋造成这一次灾难。
6月5日，肇事列车部分零件在附近一个树林中被发现，路轨已大致清理好。6月8日，时任联邦总统赫尔佐克宣布把6月21日定为中央追悼日。事发路段在6月9日恢复行车，首列车于17时35分通过该路段。
6月10日，即事发后一星期，死亡人数上升至99人，另外两个人在医院不治身亡。6月21日，在策勒镇教堂举行了悼念会，共2,000人参加，包括科尔和施罗德。总统赫尔佐克在讲话中特别感谢无数的志愿所作出的贡献，高层领导人员在事故现场敬献了花圈。
事故起因
ICE-1列车的车轮组原本均是以铸铁制造一体成型，但实际运作发现由于金属疲劳与失圆，在车辆运行速度产生共振与振动问题；所以，后来改以在车轮外由一层20毫米厚的橡胶包著，外面再套上一个相对地较薄的金属车轮，该修改的双层金属车轮原本是设计用在速度较慢的大众运输系统上；因此，双层金属车轮表面上未必能看到其出现金属疲劳形成的微细裂缝。
铁路机构的多名经理均曾感受过该等震动，并研究如何解决。有工程师认为，必须加强城际特快列车的悬挂系统，虽然同款轮箍未有进行过高速测试，但有效解决行车时的震动问题。在那时，德国缺乏测试车轮真实破坏极限的设施。因此整个原型并未真正实际测试过，设计与规格很大程度仅依赖可得的材料资料与理论。实际经历的极少实验室与轨道测试并未对过度磨损状态下的车轮行为、或是车速高于一般运行速度时进行评估。虽然如此，经历数年后，车轮证明本身相当可靠，直到车祸发生前，没有引起任何问题。
在1997年七月，约车祸一年前，负责运转汉诺瓦地区路网的公司üstra在时速24公里的车辆上，发现这种组合设计车轮的疲劳裂痕。他们在裂痕进一步扩大前更换车轮，时间远早于原先法定规格的更换期限。üstra将他们的发现以预警通报其他使用这类设计车轮的公司，包括德国铁路公司。在1997年底，依Ustra公司的说明，德国铁路公司的回复声称其车辆并未发现这样的问题。
研究结构耐用性与系统稳定性的夫朗和斐协会负责调查事故的原因，发现这个机构早在1992年已告知过德国铁路管理当局关于车轮可能破坏的问题。
很快就发现，在设计阶段的统计破坏模型中，并未包含往复作用的动态力。设计的结果欠缺适当的安全量，设计过程中下列的因素被低估：
车轮每转一圈，轮箍会都展为椭圆，(ICE列车车轮每天典型约转500,000圈)会产生疲劳效应。
相对于单体车轮，裂痕会在内侧产生。
当轮箍因磨耗变薄时，动态力的作用会加剧，导致裂痕成长。
轮箍上的平点、脊点、或隆起都会大幅增加作用在车轮组合上的动态力，使磨耗加剧。
未能刹车
列车没有停车使车轮箍剥离，是导致之后一连串灾难发生的主因。倘若当时列车能即时刹停，上述一连串严重事件发生的可能就会大大降低。
一般而言，铁路公司当得悉列车有怪声传出，便会即时启动停车与检查政策，但这个政策则不适用于ICE列车上。当时乘客并未拉紧急停车控制索，而是警示车务人员有一大片金属插进车厢时，列车经理拒绝刹停列车，直到他亲自把问题调查完成，并说明这是公司政策。这里已损失了一些宝贵时间。拒绝煞车的决定后来进入法庭审理，但对所有对列车经理控告罪名均未成立，因为他的职责是客户服务，并非列车维护或工程师。他对是否应停车做工程判断的权责不高于一般乘客。
维修及保养
在事发之前，德铁慕尼黑维修中心的工程人员只能使用标准型的闪灯检查车轮，而并非用可探测金属疲劳的仪器，其实他们有更先进的仪器，只是因为存在很多误差信息，可靠程度并不高，早已被停用。
直至事发前的该星期，在3次同的自动化检查中，探测到该车轮已有瑕疵。调查人员从列车上的电脑系统取出的维修报告中发现，肇事列车在事发前两个月，已先后有8次职员投诉来自转向架上有缺陷车轮的噪音和震动，但德铁未有更换之，并表示日常检查妥当，而工程人员也未有就车轮问题而作出预报。
其他因素
在事故中倒塌的行车天桥，其设计也是间接导致事故的因素之一，原因是该天桥的两端是由薄的桥墩支撑著，而并非用实心拱形设计。
另一个因素是转向架内的焊接位未能完全缝合。
法律
德铁在事发后，随即向每名遇难者的家属发放30,000马克（约19,000美元），之后并作出了细节的赔偿（如精神辅导方面）。而德铁就该事故的赔偿金额高达5000万德国马克（3000万美元）。
2002年8月，德铁两名官员及一名工程师被控误杀罪。因为在德国，公司是不会被送上刑事法院审讯的，只有自然人才会。案件于2003年4月审结，该名工程师被罚款10,000欧元（约12,000美元）。
技术
事发后数星期内，德铁把所有相类似设计的车轮，以另一种车轮取代。
在事发现场的救援人员，进入车厢救援乘客时遇上困难；主要是因为ICE列车的铝合金车身及防爆破玻璃窗，令救援人员使用重型救援设备时遇上重大阻力。故德铁也把所有列车的车窗，更换为在紧急时可用破窗锤击破的玻璃窗，以策安全。
谢选骏指出：艾雪德列车出轨事故揭穿了“德国技术”的神话——可见任何社会都存在安全隐患，只要稍有疏忽就会酿成重大灾难；而一个社会的安全，则系于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之中。

谢选骏：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否对抗美国优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何受瞩目？》（BBC 2017年1月17日）报道：
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受到世界关注。研究全球化问题的专家认为，中国领导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符合全球发展大趋势，但在西方出现民粹主义倾向之际这一理念也会面临挑战。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西方政治出现民粹主义倾向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吸引了西方主流媒体的关注。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特聘讲座教授、亚洲和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指出，中国在全球化遭遇阻力和挑战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势在必行之举，符合全球化发展潮流的倡导。但他也指出，因为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西方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思潮抬升之际，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也势必面临各种挑战和障碍。
英国国王学院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凯利·布朗说，在全世界的眼中，美国地位有所下降，中国变得更加重要，因此习近平讲话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中国是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角。
中国替代美国？
中国目前能替代美国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吗？黄靖认为，目前中国尚不能替代美国成为世界主导力量，但因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其领导团队和一些表态体现出单边主义倾向，而单边主义是违反目前世界体系基础的。他指出，目前国际社会体系是建立在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即以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为代表的政治秩序，以及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制为核心的经济机制，所有这些机制都是多边机制。黄靖说，目前西方社会出现的民粹主义体现为政治上的保守和经济上的保护主义，文化上的排它和沙文主义，所以全球化面临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多方面挑战。在全球化似乎陷入群龙无首之际，中国站出来继续推动全球机制和多边治理，也是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
西方矛盾和中国挑战
黄靖说，目前西方的政治思潮和经济体制存在着矛盾性，西方的很多大公司及其市场经济都是建立在全球化基础上的，而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有问题：大公司和大资本得到了全球化的利益，而西方社会中的大多数中产阶级并没有从全球化中得到多少好处，甚至受到伤害。所以西方出现一种矛盾现象：社会政治上有反全球化倾向，而支撑西方经济的大企业和大资本则希望继续推动全球化，所以后者都希望中国能站出来领导继续推动全球化。因此，习近平出席达沃斯论坛在西方也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和"追捧"。黄靖认为，今后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能否顺利推行，首先在于中国能否说服别人，讲好自己的故事。中国的理念能否符合世界潮流，世界上还有一些相抵触的理念，别人能否接受中国理念，这是第一考验。
其次，中国推出的理念能否证明言行一致。因为西方全球化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理念和行为不一致。举例说，美国软实力的核心是民主、自由和人权。但并不奉行这一核心理念的特朗普当选则是背弃这一软实力，所以导致反弹。
第三，中国主张的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是符合世界潮流的，这两大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但抓住了世界潮流，并不等于就让世界接受了中国的理念。中国要在较短的时间里让世界接受中国的理念，要证明自己的理念和行为一致，这是不容易做到的。
网友留言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其军事实力必然也会随之上升，从而改变地区平衡，挤压其他各国的防卫空间。比如说以前中国的海军连自己的领海都无法控制，其他国家自然不会觉得受到威胁。现在中国的海军就像任何正常国家一样在领海和公海上游弋，那些习惯于中国弱小形象的国家自然感觉自己的空间受到威胁。
这一点不会因为中国本身是否具备善意而改变，就像上百年前随着美国扩张，欧洲国家被迫被挤出美洲地区是一样的。
有错的不是中国，就像一个大家庭中长大的孩子让其他人觉得生活空间变小并不是这个孩子的错一样。中国真正触犯的不是民主，也不是自由。真正触犯的是一些国家的国家虚荣心罢了。
DI
習近平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論述，看起來完全是為了階段性需要的一個說法罷了，與他過去這段時間給人的印象完全不符。事實證明中國經濟發展之後積極武裝自己，霸凌鄰國，從北邊的日本，往南到台灣、菲律賓、越南，現在連澳洲都覺得須要積極防範中國，這些國家無不積極武裝自己，讓中國周邊成全球最具爆炸性的火藥庫，我們還需要更多的證據來說服大家中國的威脅嗎?而且中國領導人相信"兵不厭詐"的鬥爭觀點，在政治與經濟上一向無信，違反自己的承諾，之後再以一套說詞來為自己的行為辯解，這樣的一貫策略不勝枚舉。例如，中國宣稱要"和平崛起"，可是事實證明中國經濟的發展為全世界帶來急遽升高的戰爭風險。中共領導人宣稱不武裝南海，當大家看到完全相反的事實，提出質疑時，中國卻宣稱防衛自己的國土，天經地。台灣人與中國人有同樣的祖先與傳統文化，使用相同的語言語文字，本應與中國有最友好密切的關係，但中國經濟發展之後，台灣感受到的卻是武力的壓迫與言語的威脅與羞辱，因此不得向太平洋的另一邊尋求保護。台灣民眾的基本認知是，如果世界上有哪一個地方最需要與中國維持良好的關係，那必定是台灣。問題是當台灣政府一再強調台灣要維持現狀時，中國卻倨傲的切斷一切官方的連繫管道，同時操弄政府外的影響力，試圖架空台灣的領導階層，讓台灣民眾覺得，中國給台灣的任何好處都只是另有目的的糖衣毒藥。我住在被中國政府認為台獨大本營的台南，大家非常瞭解台灣宣告獨立所代表的後果，除了言語極端的少數人之外，絕大多數民眾都可以接受與中國達成某種妥協，而且這樣的妥協並不須要做太多事，就只是維持現狀。
是，當蔡英文政府一再宣稱維持現狀時，中國政府並不相信，這樣的懷疑源自於對蔡本人的不信任。可是中國應該了解，台灣民意高漲，領導人絕無可能遂行一個違反民意的重大政策。現在絕大部分民眾主張維持現狀，我無法想像，蔡政府有任何能耐來違反民眾這樣的意向。但無疑的，台灣民眾目前的選擇是出於無奈而非自願，因為中國近年來的發展為台灣帶來不是安定與繁榮，而是從中國的軍事壓迫所感受到的不安定感，以及從政治及言語上的無情打壓所感受到的羞辱。台灣民眾希望與中國維持密切的關係，但是是一個基於互惠與尊重的關係。武力的壓迫與言語的霸凌，將使兩岸進一步的整合變得不可能，若中國執意推動，只有武力解決一途。可惜的是，目前局勢似乎是朝這個方向在進行。二次大戰結束之後，美國領導世界數十年，這 樣的影響力並不完全立基於經濟與軍事力量，而有一大部分來自於友誼、慷慨與正直，這些符合人性的部分。中國也有"以德服人"以及"天下為公"的古訓，若中國要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來對這個世界發揮一些影響力，甚或對人類社會做一些貢獻，那就應該遵循這樣的先人智慧，船堅炮利、威協恐嚇與此背道而行。
Jason Hwang, 台灣
熟话说，志不同不与为谋。习近平和共产主义的命运，说实话世界上不管谁也不敢，也不愿意和他们绑定在一起。
佚名
中國人民有能力領導全球化但不是中共，事實上在中共吹噓經濟上的全球化的同時卻不自知地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走在了反全球化的路子上，在南中國海造軍事人工島和最近的限制外匯流出就反映出中共的理念仍然超越不出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
全球化的前提是經濟的自由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文化上倒可以是多元的。中國要領導全球化得要分步走，首先要在國內實現民主化，再而接力明朝鄭和下西洋的努力繼續睦鄰。以軟實力釋出的善意才可能領導全球化。
shicai, Sydney, Australia
BBC能不能节制一下小题大做的冲动？
fusong, Canada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不是说某国国内的事情，其他国家可以过问？
Chen,
我可不想有刘晓波们, 维权律师们和上访者们一样的命运, 哪是中国人的命运, 习近平提出把中国人的命运应用到全人类, 太可怕了。
佚名
習近平的老祖宗說：人類社會是階級鬥爭的社會。習近平也說：不可以用現在的去推翻以前的！習近平首先要擺平（命運共同）和（階級鬥爭）這兩個完全相反的概念怎樣同時執行的重大問題！
谢选骏指出：从时势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为了对抗“美国优先”；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战略上却是一场灾难，因为它的实施需要的对外开放，正好于中国国内同时进行的国内镇压分道扬镳——这种背反最易撕裂共产党中国。
网文《人类命运共同体 （价值观） 编辑 讨论 上传视频》宣传：

人类命运共同体（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
用处：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
国际形势特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等
提出时间：2012年党的十八大
提出背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外国人士就表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
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潮流不可逆转，各国间的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但也面临诸多共同挑战。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如何、是否愿意，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与此同时，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已开始形成，并逐步获得国际共识。
发展历程：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名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这场演讲，被称为突破了双边关系的范畴，“向世界讲述了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
早在2013年3月，他在访问坦桑尼亚时谈到：“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时提出了“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提出了迈向命运共同体的“四个坚持”：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2015年9月，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2017年12月9日，“汉语盘点2017”活动年度候选字词正式出炉，“人类命运共同体”入围；12月21日，当选“汉语盘点2017”年度国际词。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从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出发,我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同有关各方多次深入交换意见。我高兴地看到,这一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欢迎和认同,并被写进了联合国重要文件。我希望,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携手前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
2018年7月26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金砖会晤上畅想金砖第二个“金色十年”的宏阔蓝图：“共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光明的未来。
2018年10月25日，在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向论坛致贺信，指出“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同心协力，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促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心和决心。
2018年12月3日，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咬文嚼字》公布为2018十大流行语。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时指出：“我们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着眼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向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内涵：
国际权力观
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为争夺国际权力发生了数不清的战争与冲突。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本、技术、信息、人员跨国流动，国家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的状态，一国经济目标能否实现与别国的经济波动有重大关联。各国在相互依存中形成了一种利益纽带，要实现自身利益就必须维护这种纽带，即现存的国际秩序。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未必要像过去那样通过战争等极端手段来实现，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有助于国际形势的缓和，各国可以通过国际体系和机制来维持、规范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维护共同利益。
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已经成为共识。国际社会发生的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事件，使相互依存现象具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发生的危机通过全球化机制的传导，可以迅速波及全球，危及国际社会整体。面对这些危机，国际社会只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把握其宏观经济政策以帮助东盟国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出现，都是国家之间在相互依存中通过国际机制建设应对国际危机的例证。可以设想，如果国家之间互不合作、以邻为壑、危机外嫁，这些危机完全可能像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危机一样，引发冲突甚至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严重灾难。
共同利益观
“共同利益”的概念并非从来就有。欧洲君主制时期，国家利益就是君主个人或家族的利益。进入20世纪，国际社会的利益关系曾被描述为一种排他的零和关系，因此利益争夺引发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经济全球化促使人们对传统的国家利益观进行反思。瞬间万里、天涯咫尺的全球化传导机制把人类居住的星球变成了“地球村”，各国利益的高度交融使不同国家成为一个共同利益链条上的一环。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全球利益链中断。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出现问题，则饥民将大规模涌向别国，交通工具的进步为难民潮的流动提供了可能，而人道理念的进步又使拒难民于国门之外面临很大道义压力。互联网把各国空前紧密地连在一起，在世界任何一点发动网络攻击，看似无声无息，但给对象国经济社会带来的损失却有可能不亚于一场战争。气候变化带来的冰川融化、降水失调、海平面上升等问题，不仅给小岛国带来灭顶之灾，也将给世界数十个沿海发达城市造成极大危害。资源能源短缺涉及到人类文明能否延续，环境污染导致怪病多发并跨境流行。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任何国家要想自己发展，必须让别人发展；要想自己安全，必须让别人安全；要想自己活得好，必须让别人活得好。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共同利益也有了新的认识。既然人类已经处在“地球村”中，那么各国公民同时也就是地球公民，全球的利益同时也就是自己的利益，一个国家采取有利于全球利益的举措，也就同时服务了自身利益。
可持续发展观
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但接踵而至的环境污染和极端事故也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1943年美国洛杉矶光化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酸雾事件、20世纪50年代日本水俣事件、1984年印度博帕尔化学品泄漏事件等恶性环境污染事件，均造成大面积污染和大量民众伤病死亡。这些事故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1972年，以研究环境和发展问题著称的“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报告，提出“若世界按照现在的人口和经济增长以及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我们这个星球迟早将达到极限进而崩溃”，引起国际社会极大争论。同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研讨会，会上首次有人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3年，联合国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进行专题研究。该委员会1987年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正式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此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等文件，被称为《地球宪章》。2002年，联合国又在南非召开“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2012年，各国首脑再次聚会里约热内卢，出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峰会，重申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探讨在此方面的成就与不足，发表了《我们憧憬的未来》成果文件。
中国从斯德哥尔摩会议开始就参加了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历次重要国际会议，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形成、制度建设、发展援助等方面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1994年中国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6年，可持续发展被正式确定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之一。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里约峰会上指出，中国过去3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贫困人口减少2亿多，成为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中国用占全球不到10%的耕地和人均仅有世界平均水平28%的水资源，养活了占全球1/5的人口；过去6年中国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1%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5%左右。截至2011年底，中国已免除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约300亿元人民币债务，对38个最不发达国家实施了超过60%的产品零关税待遇，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1000多亿元人民币优惠贷款。这些数据说明，可持续发展不仅已经从理念变成了中国政府的行动纲领和具体计划，而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全球治理观
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支持成立了由28位国际知名人士组成的“全球治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于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发表《我们天涯成比邻》报告，其对全球治理概念的定义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全球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由于全球化导致国际行为主体多元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成为一个由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重要途径是强化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以形成一个具有机制约束力和道德规范力的、能够解决全球问题的“全球机制”。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的二十国集团，协调各国应对危机，使世界经济摆脱了陷入20世纪20—30年代全球大萧条的境地。国际上各种协调磋商机制非常活跃，推动国际社会朝着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前进。
尽管全球治理仍存争议，比如怎样处理全球治理与主权独立的关系等。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可以推动全球治理朝更加公平合理、“包容发展、权责共担”的方向发展，可以利用全球治理形成的倒逼机制促进中国国内改革，中国也可以从全球治理中获得更多的和平发展机遇，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的发展又形成了有力的“正能量”。中国将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并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建设性参与国际与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进程，积极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不断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十八大报告总结的外交工作新成就中，就包括了“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为改革开放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十八大报告还强调要积极参加多边事务，并特别提到要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基础。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观与全球价值观有异曲同工之妙。和谐世界观包括五个维度，即政治多极、经济均衡、文化多样、安全互信、环境可续。政治多极的内涵是，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各大力量中心之间应有一个相互制约的力量框架和多边的行为方式来处理世界事务。经济均衡的内涵是，只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获得共同发展，世界才会有真正的发展，因此解决发展问题是人类共同利益之所在。文化多样的内涵是保持文化多元，保持人类思维活力，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更多答案。安全互信的内涵是，安全是共同的，只有别人安全，自己才有安全，保障安全的有效手段不是冷战式的同盟加威慑，而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环境可续意味着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把可持续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国际社会存在的各种价值观仍主要服务于不同国家的现实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仍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如果各国政治家能真正从全人类长远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短期国内政治需求出发来制定政策，一个更高程度的、走向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是可以建成的。
各方观点
全球190多个国家、约70亿人口，我们因何而紧密相连、为何不该一意孤行，未来又将走向何方？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领导人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思考给出的“中国答案”。
从国与国双边的命运共同体，到区域内的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两年多时间里，国家主席习近平60多次谈及“命运共同体”，深入思考事关人类命运的宏大课题，展现出中国领导人面向未来的长远眼光、博大胸襟和历史担当。
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源自中华文明历经沧桑始终不变的“天下”情怀。从“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处世之道，再到“计利当计天下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判断……同外界其他行为体命运与共的和谐理念，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薪火相传，绵延不绝。新时期，中国人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追求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关于命运共同体的传统理念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
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领导人基于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而贡献的“中国方案”。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经济全球化让“地球村”越来越小，社会信息化让世界越来越平。不同国家和地区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家之间，过时的零和思维必须摒弃，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生动实践。从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到不断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从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到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再到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从抗击埃博拉病毒到也门撤侨行动，再到尼泊尔强震救援……中国不仅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更敞开胸怀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快车”、共享发展机遇，以实际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
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为思考人类未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给出了一个理性可行的行动方案。
有人将地球比作一艘大船，190多个国家就是这艘大船的一个个船舱。世界各国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承载着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地球号”才能乘风破浪，平稳前行。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中国在国内推行阶级斗争，无法实现“民族命运共同体”，如何能在国外推行全球议题，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推己，如何及人呢。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否对抗“美国优先”呢？不能。因为如上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实乃外强中干，无法凝聚中国上下一心，固然无法对抗“美国优先”的冲击也。

谢选骏：卡扎菲学习毛泽东吃软饭

《软饭回锅肉 卡扎菲和八缺一的孩子们》（瞿咫2011年3月22日）报道：

利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勒-穆罕默德-沙勒加姆美国时间2月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向国际社会控诉说：「利比亚国民正在死去。」他还表示：「卡扎菲和他的儿子们对利比亚国民说，要么接受卡扎菲的统治，要么死在卡扎菲的手里。」利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沙勒加姆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发表演说，呼吁国际社会介入利比亚局势。随后他和利比亚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巴希相拥而泣。沙勒加姆曾经是卡扎菲的好友。联合国安理会在沙勒加姆发表演说的次日（26 日），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利比亚问题，并一致通过第1970号决议，决定将以涉嫌反人类罪将利比亚政权镇压平民的行动呈交国际刑事法院进行调查。

吃软饭起家的卡扎菲，1942年出生在利比亚锡尔特沙漠地区一个游牧家庭，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在大学法律专业已学习了两年，但勃勃野心让卡扎菲更喜欢掌控权力，1963年他转入利比亚军事学院就学两年，1965年毕业后被派往英国桑特斯军事学院接受短期受训。1966年返回利比亚服役，在伊德里斯国王军队中当一名士兵。

●卡扎菲「吃软饭」起家：龌龊恶心的卡扎菲

在利比亚，6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卡扎菲是靠「吃软饭」起家的，不是吃一回，而是吃两回。
1966年，卡扎菲返回利比亚服役，他的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是哈利德将军，卡扎菲绞尽脑汁去俘获将军女儿的芳心，很快成为将军的女婿，随后以裙带关系被晋升为上尉，迈出了他掌握权力的第一步。
卡扎菲不满足于上尉军衔，他早就想成为利比亚的独裁者，他很快联合了一批军中死党伺机发动政变，1969年9月1日，机会终于来了，27岁的年轻上尉卡扎菲趁国王外出治病的机会，宣布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夺取政权后，他把自己晋升为上校，之后没再把自己升为将军，因为独裁了就没这个必要。
推翻了国王，卡扎菲忌讳别人称他为「总统」，他最喜欢中共的那种称号「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人敢深究，因为卡扎菲脾气非常火爆，除了二儿子赛夫敢反驳他外，没人敢跟他顶嘴。
不过，有一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卡扎菲自己解开了这个迷。那天当记者称呼他「总统」时，卡扎菲立马打断了对方的话，说利比亚没有总统，一切权力都归人民。但说到最后就露馅了：「如果我是总统，就不得不面对四年或五年一次的选举！」
闹了半天，原来不当总统，是为了不面对人民的选举，没有选举的政府不就是独裁政府吗？
1969年9月1日，掌握国家权力之后，卡扎菲很快宣布与刚生完孩子的法蒂赫离婚，他的离婚理由有两条：一是他与来自旧制度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姐结合相当勉强；二是因为婚后夫妻感情不和。利比亚人说，他把岳父利用完了，就把其女儿抛弃，是个典型的不仁不义的小人。

● 软饭回锅肉：妻子萨菲亚是卡扎菲的聋子耳朵。

卡扎菲的第二次婚姻完全是政治软饭，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
1972年初，卡扎菲因胃溃疡住进的黎波里医院，治疗期间认识了护士萨菲亚。萨菲亚出身旺门，来自东部势力最强大的布拉阿萨部族，这个部族以前是前国王伊德里斯的同盟军，卡扎菲把国王轰下台，等于与这个部族结下梁子，如果迎娶萨菲亚，就不但化解了这种仇恨，而且还使卡扎菲得到了前国王的一支重要力量的效忠，使权力地位更加巩固。如此一盘算，卡扎菲觉得这个联姻太划算了，所以维持婚姻至今。其实这个婚姻也是名存实亡，不离婚不等于没其他女人，卡扎菲身边既有24小时不离身的护士情妇，又有随时随地献身的女子警卫队，卡扎菲整天滚在脂粉堆里，妻子要保持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只能装作看不见。

● 疯狗卡扎菲

卡扎菲独裁之后，一直是恐怖阵营的支持者和代表，届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愤然称他为「疯狗」。1986年4月15日凌晨，里根下令对支持和制造恐怖主义的卡扎菲发动斩首空袭，在轰炸中，卡扎菲东躲西藏，在军营中或者帐棚中过日子，他的一岁半私生女哈娜在官邸中被炸死，第六个儿子也受伤。
1989年6月，中共的六四屠杀又鼓舞了卡扎菲，12月他派两个利比亚特工去炸毁了一架从伦敦飞往纽约的泛美航空公司103号航班，这个空难导致了 243名的乘客死亡，地面上有11个居民死亡，因为飞机坠毁在苏格兰南部洛克比，所以叫洛克比空难。1993年卡扎菲在人证物证下才承认是他亲自下令的。于是遭到国际禁运制裁。

● 卡扎菲的七儿一女

除去私生女哈娜，卡扎菲的婚生子女一共有八个，大儿子穆罕默德是第一任妻子法蒂赫所生，其余的六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现任妻子萨菲亚所生。这八个孩子里，最低调的是老大和老八，最得宠的是老二和老六。
老大因为母亲遭遗弃而被迫低调，常年在德国社交圈吃喝玩乐的老八干脆连照片都没存档。老二赛夫是卡扎菲王朝的接班人，老六是卡扎菲精锐部队的指挥官。2011年3月19日（上周六），老六刚刚在首都被爱国飞行员的自杀式攻击给呜呼了。卡扎菲的「家族统治」内外交困，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

老大穆罕默德

老大穆罕默德刚出生，父母就离异，他刚学说话时，就出现个后妈，而且后妈跟下猪崽一样，下了一个又一个。他在家里一直被轻视，尤其是常受比他小不了几岁的大弟弟赛夫欺负。所以穆罕默德从小就非常低调，谨言慎行，说话细声细气，甚至秘书需要把耳朵凑到他嘴边才能听清他说什么。后妈生的儿女在父母亲的宠爱下，一个个非常猖狂，不学无术、挥金如土。
穆罕默德在家里没有特权，只能把精力多用在读书上，不显山不露水的与弟妹较量。终于当卡扎菲需要发展电信业时，其他的孩子都坐不住，他被派上了用场，今年42岁的穆罕默德在家里说二不一，但作为为卡扎菲撑起电信业一片天的大儿子，身为利比亚邮电总公司董事会主席的穆罕默德在利比亚电信领域说一不二。
中共的《国际在线》2010年1月7日透露，卡扎菲独裁政权的电信业是在中共的帮助下建立的。报道说，「早在2006年9月，中国的中兴公司就为利比亚设计并安装、调试了先进的3G网络，当年便投入商用，成为北非地区第一个正式投入使用的3G网络，规模在非洲无出其右者。」
维基解密网站透露，穆罕默德还掌管着利比亚奥林匹克委员会，并在利比亚一家饮料公司拥有40％的股份。

老二赛义夫杀人不眨眼！

现年39岁的赛义夫是卡扎菲和第二任妻子萨菲亚所生的长子，被认为是利比亚唯一敢顶撞卡扎菲的人。
残暴的赛夫在家里十分得宠，掌握英语和德语，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拿到的博士学位，被揭发是抄袭而来。名义上他只是慈善机构的主管，但却是利比亚仅次于其父的第二号人物，被视为独裁统治的接班人。
卡扎菲制造了洛克比空难事件，遭到国际禁运制裁后，为了改变困境，赛义夫劝说父亲改变过去的形象，先是宣布放弃研发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放弃核计划，然后邀请英国首相布莱尔到利比亚访问，接着向洛克比空难家属作出高额赔偿。2006年赛义夫还宣布考虑对1980年代柏林夜总会爆炸案予以赔偿。
赛义夫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他说：「减少敌人，将敌人变成朋友，想要换取‘和平’（独裁而不被消灭）可不是免费的。」
为接班做准备，赛义夫需要进一步美化自己，2008年，一向介入政治很深的赛义夫突然表面上退出政坛，只保留卡扎菲基金会主席的职务，专门从事「慈善活动」。甚至还放谣言说要与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老姐姐结婚。与美国联姻？不愧是吃二回软饭的卡扎菲的儿子。
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赛义夫言必称「要给予利比亚人民全部的自由」。西方认为，赛义夫的政治见解与父亲卡扎菲一向的反美观点相抵触。在改善利比亚与西方的关系上，赛义夫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并对他替代卡扎菲执掌利比亚政权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觉。
直到利比亚人民受突尼斯和埃及茉莉花鼓舞，也起来要求独裁近42年的卡扎菲下台时，这种独裁政权和民主政权的「和谐」怪梦，才被残酷的事实打破。
2011年2月20日，面对要求其独裁父亲下台的利比亚人民，赛夫代表父亲出现在电视上，边挥舞着冲锋枪，边说要与人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狼戴着花头巾，一动不动还能撑一阵子，扑上去吃人时，那头巾非掉不可，这些年赛义夫投资了太多的人力财力，但一夕间全部付之东流。

老三萨阿迪是安全部队指挥官

比哥哥赛夫小一岁的萨阿迪，是个不肯认输但又球技很差的「足球痴」。1996年，当他所在球队将一记有争议的球攻进对方大门时，讨好卡扎菲的裁判判为有效，对方球迷激动提出抗议，并大声辱骂萨阿迪。横行霸道惯了的萨阿迪保镖竟然掏枪向对方球迷开火，导致多人死伤。
投胎到血腥独裁者的家真是一种悲哀，给这种家庭当保镖也是一种悲哀，欠钱不还都不行，更不要说欠命。
利比亚的钱就是卡扎菲的钱，就是卡扎菲家族的钱。为了圆自己的「足球大国梦」，利比亚足球协会主席、「阿勒利足球俱乐部」名誉主席萨阿迪，花重金聘请大名鼎鼎的马拉多纳、阿根廷前足球教练比拉尔多、短跑名将本-约翰逊等人当顾问或教练。但自己是麻绳串豆腐──提不起来，教练再棒也没有用。
但谁让萨阿迪是卡扎菲的儿子呢，所以这个阿拉伯利比亚国外投资公司的幕后老板，把所赚的钱都用来购买欧洲一些足球俱乐部的股份。投资听的见响、听不见响，都无所谓，钱在卡扎菲儿子的眼里，是个唾手即来的物件。
如果有人认为萨阿迪只是个小玩儿闹的纨裤子弟，那就大错特错了，萨阿迪还是一支安全部队的指挥官，在让人民流血这方面，并不比二哥赛夫手软。

老四穆塔西姆是利比亚最大官上校！

现年34岁的穆塔西姆毕业于的黎波里法塔赫医学院，原本可以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职业医生，给卡扎菲家族积攒点阴德，后来在父亲的鼓动下，进埃及军事学院镀镀金，而不是就学，出来后军衔与他父亲一样是上校。自从上校卡扎菲独裁后，利比亚不允许军衔超过上校，也就是说，老四的职务顶到天儿了。
穆塔西姆是卡扎菲子女中唯一公开挂有政府官职的儿子，自2007年以来,一直领导着利比亚国家安全委员会。

老五汉尼巴尔是国际级恶少！

老五汉尼巴尔很少公开露面，但却因暴力丑闻，一再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
2001年8月，在意大利罗马的希尔顿酒店，汉尼巴尔与意大利警察发生争执，并用灭火器喷向对方。
2005 年，汉尼巴尔在巴黎旅馆中殴打其当时怀孕8个月的女友，被判处4个月缓刑监禁，并被处以790美元罚款。
2008年7月，汉尼巴尔和名模妻子因被指控用皮带和衣架殴打两名仆人，在瑞士日内瓦的一家五星级酒店被捕。卡扎菲甚至口出狂言，称瑞士应该被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肢解」。
消息传到利比亚，卡扎菲女儿阿伊莎不满瑞士警方对她兄弟执法，要求父亲报复，对瑞士采取经济制裁。随后，卡扎菲决定不再向瑞士提供石油供应，取走其在瑞士银行的巨额存款，关闭瑞士公司……直到瑞士方面紧急派外交使团前往利比亚向卡扎菲做解释，才算收场。
2009年，汉尼巴尔夫妇二人去英国欢度圣诞节，在入住伦敦最豪华的克拉里奇酒店时，他竟然重拳把妻子鼻梁打得骨折、满面鲜血，不得不送医救治。

杀戮人民的老六赫米斯被自己部下处死！

老六赫米斯，曾在俄罗斯受过培训，是父亲非常倚重的儿子，任特种兵（32营）司令，统率着父亲最信任的特种兵部队。在此次保卫独裁政权的战斗中，他是保卫首都的黎波里和抢复失地班加西城市的重要指挥官。
中共认为，现在，卡扎菲集团能维持多久，就看赫米斯的了。
但赫米斯真应了「躲的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这句老话。1986年4月，3岁的赫米斯在美国的斩首空袭中受伤。今年3月19日，他自作孽不能活，28岁死都死的臭名远扬。
3月17日联合国下了禁飞令，但28岁的赫米斯依然命令战机去班加西轰炸、屠杀平民。执行此任务的飞行员不愿意屠杀自己的同胞，于是突然掉转机头，以自杀方式一头撞进卡扎菲的儿子和亲戚们待的「Bab al- Azizia」军营。
遭到严重撞击的飞机顿时起火爆炸。卡扎菲的一些亲戚死于大面积烧伤，受到致命撞击和严重烧伤的赫米斯，送进医院还没来得及抢救就咽气了。至于卡扎菲本人躲到哪里去了，还是也受了重伤，尚无消息。报道说，自从那次内部人自杀式攻击后，卡扎菲一直没有露面，他只是通过广播传送自己的声音。

忌善如仇的老七阿伊莎-卡扎菲！

缺德少德的阿伊莎在镜头前多是笑容可鞠，但心狠手辣这一点最像父亲，所以深得卡扎菲的宠爱。她在本国大学混个博士学位，拿到律师执照，然后主动跑到伊拉克去，替父亲的好朋友萨达姆做辩护律师，一时间淹没在伊拉克人民的口水里。
卡扎菲解散了国家的一切政府机构，美其名曰「一切权力归人民」，但他统治了近42年，利比亚人民发现自己的生活还不如前国王伊德里斯统治时期过的好，国家成了卡扎菲的家庭作坊，卡扎菲家族的荷包越来越鼓，而人民却越来越穷，于是连卡扎菲所在部族都蔓延着不满情绪。为了拢络人心，阿伊莎嫁给了同一部族出身的特种部队军官，但夫妻感情并不好，在家中形同路人。阿伊莎常借帮其父打点酒店业，多少天不归。

老八赛义夫吃喝玩乐在德国。

他是卡扎菲最没有名气的一个儿子，和杀人成瘾的哥哥们相比，他既没好名也算不上有恶名。据说现在住在德国慕尼黑，他的生活乐趣就是把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都花在各种聚会上。

● 卡扎菲的「人民主掌政权」
独裁者没有一个不大贪大腐的。
利比亚茉莉花运动开展以来，国际媒体对卡扎菲家族掌握的资产进行了报道。资料显示，到底卡扎菲家族拥有多少巨额资产无法估计。仅美国查封的卡扎菲家族资产就达到300亿美元，卡扎菲家族在伦敦西区拥有的房产达到4.55亿美元，这些资产仅仅是冰山一角。
卡扎菲篡夺政权后，只许利比亚有一个政党，就是卡扎菲的「革命统一战线」党。他口口声声讲人民主掌政权，但他假「人民委员会」的名义，把国家所有机构全部都撤销，部长都是他的「助手」，都是他的「秘书」，他既当三军总司令，又当议会的总理，又是革命领袖……所有的活儿他一个人都包了！

● 卡扎菲必须被处死，而不是下台
卡扎菲一个人掌握国家所有的权力。卡扎菲就是利比亚，利比亚就是卡扎菲。
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是，当人民呼吁他下台时，他就用飞机、坦克车和重型炮弹对话，他儿子们指挥着军队朝反抗军所在的城市疯狂轰炸，谁不让他家独裁，他们就要谁的命！
血已经流的够多的了，从2月份到3月1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对利比亚进行空中管制止，卡扎菲没有放下屠刀，现在又过了近一周，卡扎菲还是没有放下屠刀，他还在继续杀戮要求人权和自由的同胞！
现在，光提出让卡扎菲下台是不行啦，那个时辰过去了，他和他的屠杀人民的儿子们必须作为战争罪犯受审，并且必须被处死！

谢选骏指出：卡扎菲和毛泽东一样都是靠着妻子起步的，因此都是吃软饭的。毛泽东吃过两次软饭——一次是通过杨开慧的裙带关系钻入了北大图书馆混了个小职员，二次是通过贺子珍的裙带关系钻入了井冈山做了土匪。卡扎菲是有样学样。掌权后连国家主席也不设，政府机构和对外使馆都叫些不伦不类的名字，领导都叫“书记”。因为做书记的，都是吃软饭的。卡扎菲学习毛泽东吃软饭，连他的绿皮书，也学了毛泽东的红皮书。

谢选骏：国民党早已是过海的卒子

《美舰穿越台湾海峡 大陆台湾相继表态》（2018-07-08  网络综合）报道：

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引起中国大陆，台湾内部多个部门的关注并相继表态。据报道，两艘美国驱逐舰DDG-89与DDG-65在当地时间7月7日由台湾南部海域航经台湾海峡，向东北方向航行。据悉，这两艘军舰均为美国“伯克级”主力驱逐舰，具备优异的防空与反舰能力。
　
美国军舰十二年来首次穿越台湾海峡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重谚7月7人稍晚回应称，台湾一向重视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台湾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将持续努力维持两岸现状，确保亚太地区和平、繁荣及发展。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会配合其他单位，密切关注情势发展。台湾关切区域紧张情势发展，将加速国防投资、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以面对不断升高的军事威胁。
台湾民进党立委罗致政表示，美军看到中国军事动作增加，一定有些反制的作为，此次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是展现美方对中国强硬态度的提升。中国大陆军事演习、军舰经过台湾海峡常态化，美军是否也会常态化，值得观察。

国民党立委吕玉玲表示，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不知是保护台湾，还是让台湾压力更大。台湾应该要小心为上，不要变成美中之间的棋子，最后被牺牲掉。

此前曾有报道称，美国军方计划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北京时间7月5日针对此问题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美方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7月8日报道，中国大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刘结一8日在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危害中方“国家利益”的事情，“这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直在打台湾牌，打台湾牌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他表示，美国这种做法，伤害台湾民众利益、伤害全体中国人民利益，也应该受到两岸民众共同反对。台湾民众应该认清美国这些行动的真实目的，千万不要有人去帮助美国打台湾牌，伤害两岸民众与台湾民众利益。

6月，蔡英文在接受法新社专访时，提及愿同大陆领导人会面的想法，为此，台陆委会主委陈明通称，有朋友已帮忙传话到北京。会后，有媒体记者追问刘结一两岸领导人能否会面的可能性，并称陈明通曾表示有老朋友帮忙传话到北京。对此，刘结一问“谁说有传话过来”？记者称“陈明通”。 刘结一于是反问道“他说的话你会信吗”？

谢选骏指出：国民党立委吕玉玲真是一个文盲，因为它还想“台湾应该要小心为上，不要变成美中之间的棋子，最后被牺牲掉”——而不知道国民党早已是过了海的卒子了，只有像蒋光头那样反共抗俄到底，才是过河卒子的使命！这是整个台湾唯一的明白人，可惜已经死了多年。至于民进党徒，要不好自为之，还想通过什么酒肉朋友过海投递，殊不知你们一旦过海到了大陆，就像老蒋过海到了台湾，只有死路一条了，那里同样有一座坟墓修好了，等着你们呐。

谢选骏：文明人只敢用管子里的水

《古罗马城的供排水系统与城市文明》（2017-09-08 中外水利）报道：

古罗马以完备的引水渠网建设闻名世界。古罗马的供水系统被认为是古代历史最辉煌的奇迹之一。罗马城扩展所到之处也是引水渠的所到之处，这几乎成了罗马帝国向外扩张的标志。古罗马的引水渠建设主要还不是为居民提供饮用水或出于提高卫生质量的考虑，而是提供逃生通道或军事需要。当然，其他功能也是同时具备的，如提供家庭用水、花园浇灌、水上表演、推磨、喷泉景观等。古罗马的工程师因地制宜地在任何可以获得稳定的山泉水或地下水供应的地方都建设了渠道。

古罗马以完备的引水渠网建设闻名世界
虽然建渠输水不是罗马人的首创，这一技术已包含在东方文明包括希腊文明中，但罗马人无疑是渠道输水最完美的建造者。罗马人恢复了亚述人的渠道工程建设并把亚述人的文明理念应用到所有为罗马人建造的设施中。罗马人是“城里人”，能方便地享用数量最多的渠道饮用水。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每个罗马人每天可以享用1100升的水，而现在一般居民用水每人每天仅为200—300升。

可以说，古罗马的渠道建设和管理跟现代的渠道建设和管理没有什么不同，因为现代的渠道建设技术基本上都来自于古罗马的建设工程。输水渠道建设首先是寻找水源。从四面八方来的地下水渗透到建好的拱形的储水库收集起来，水渠跟储水库连接，空气通过水面上方进入储水库，储存水通过露天的混凝土水渠自然引流出来。在输水过程中，罗马人还建设了许多坚固的高架输水渠、虹吸管、隧道以避开深谷和悬崖。最后，水渠里的水注入混凝土做成的水窖里净化，净化以后又通过水渠自流到分水池。分水池中有许多隔层把水分开。

分水系统主要是把水库里的水或输水渠里的水分流到终端用户。罗马的分水系统就是把来自水源地的水用渠道分流到城市中。供水时，供应的水量超过了实际的需求，一是为保证水流的压力；二是冲洗街道。绝大多数的输水渠道由砂石建造而成。

水渠在经过松碎的岩石地面时用石灰、陶土、碎砖铺设渠道，经过松软地段就用四方的石块铺设。水渠有不同的交叉形状的设计，但大多数为矩形（俗称三面沟），在水沟上面覆盖条形石板或三角形石板。进入居民区后，各个城堡之间的供水是用铅或铜管连接成，在足够的水压下可以保证持续的水流，各个城堡用不完的水又可以通过渠道回到主水渠。按照规定，城堡里的人只能使用渠道输送来的水，不允许从沟渠里直接取水。详细的渠道管理制度保证了供水的稳定性。

通过对庞贝古城遗址的研究，为清楚了解古罗马城供水系统提供了极好的例子。从储水库开始，有三条输水渠将水引到城市中不同地方的水塔中，再输送到由铅铸造而成架设在6米高的砂结构水池中，水池往往建在十字路口，跟居民小区住户连接。当然，水塔也为公共喷水池供水。庞贝古城水池最简便之处在于喷泉水源源不断地跌落在配备好的椭圆形的石盆里面，这样石盆里的水时时刻刻都是满的。庞贝古城的排水系统也是闻名遐迩的。即使在维苏威火山爆发的时候，庞贝古城广场的排水功能也还在独自发挥作用。庞贝古城的街道其实又是一条开放的渠道，可以把喷水池里的水、雨水、污水排掉。

古罗马人以引水渠的建筑设计为自豪，它也为城市饮水提供真正的价值。罗马人常常以他们宏大的供水系统为豪，但最重要的或许是这些建筑让罗马人认识到利用水力学的原理建造排污系统和对污水的集中处理上，并且随着新城市的不断扩张，排污系统也在一年一年得到延伸。古罗马城大量的清洁饮用水、街道上的污水都要通过渠道处理，最后才排到第伯尔河。我们不仅发现了古罗马城输水系统的现代化程度，而且也解释了世界其他城市瘟疫流行的原因。事实上，只有建设排污渠道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足够的水流冲刷渠道，渠道也就成了流不动的粪便池和毒气室。另外，古罗马人还精心设计了路面排水系统。在四通八达的公路上铺设了用于排水的路牙子和沟槽，引导路面的水流到石头砌成的露天排水沟里，稍微倾斜的路基就能把路面上的水排到沟渠里去。

城市供水同样在古罗马人的卫生用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厕所可以分为两种：公共厕所和私人厕所。一般来说，公共厕所建在浴室附近或在浴室里面，方便人们从浴室外面或里面入厕，然后用大量浴后水来冲洗厕所。而修建管道引水来冲洗私人厕所的情况在当时是极其少见的。

罗马帝国普通居民能够充分使用露天沟渠里流动的饮用水并且利用地下渠道把他们的生活污水带走。虽然不是刻意设计的，但罗马人做到了城市供水和排污有机联系在一起，也就是供水渠道多余溢出来的水流把城市的污水带到地下排水管里去。古罗马人供水和排水的有机结合为城市动态水环境的建立奠定了最早的榜样，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该城市的改观直接得益于供水系统，新的供水系统把水更加便捷地输送给市民。例如，庞贝市把位于塞里罗的奥古斯丁水渠的一条支流引入城市，使该市大为改观。从奥古斯丁水渠引入的水用于庞贝市的公共澡堂、私人住宅用水，特别是公共喷泉系统。在庞贝古城的大街上每间隔100米就有一个水池，人们走路不超过50米就可以取到水，如此短的取水距离对于今日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叹为观止的。

第二，持续、畅通的供水系统保障了城市的清洁卫生。城市公共喷泉的水也用来清洗街道，从这个角度而言，公共喷泉发挥了溪流的功用。此外，为了解决喷泉水溢到路面上影响行人通行的问题，城内遍布着帮助人们跨越街道的三维斑马线。源源不断的供水冲洗着城市厕所的污水坑，古罗马的厕所里随时有流水冲洗粪便。在罗马帝国时期，充沛的供水系统保证了需要大量用水的公共澡堂的正常运营。公共澡堂在古罗马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不仅是市民的洁身之地，也是城市不同阶层的交流和融汇之地。

谢选骏指出：文明人只敢用管子里的水，其实，管子里的水可能是最危险水；文明人只敢接受学校里的教育，其实学校里的教育可能是最有害的。罗马的衰落显然是“文明的后果”，而不是“野蛮的后果”。在我们这个时代，城市的水污染也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自然状态下的危险。

谢选骏：怪兽吞吃自己的孩子

《习近平四天三度喊话 政坛新星困扰中南海》（2018年7月8日 转载明报）报道：
中国官僚体系仿佛一头巨兽，或明或暗的规则极为庞杂。人们逐渐发现，既有的政治标签比如海派、红二代、团派等越来越难以清晰地界定一个人的政治属性，中共的政治菁英未来会被冠以越来越繁复的标签，更多人可能不只一两个”关键词”便可以概括，这也从另一面向体现转型过程中中国政治的复杂性。无论怎样，培养政治新世代的要求，对于中共而言，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
中国是一个建立在科举选拔和儒家官本位基础上的精英选拔制度国家，历朝历代统治者一直重视人才选拔，但是自中共十八大后，统计数据显示，当下中国官场正在面临一个“危机”，那就是当下庞大的官僚系统中，新生代的政治新星仍然毫无踪影。在胡春华被称近十年的“政治新星”后，实行菁英选拔的中共政治制度，忽然陷入了后继无人的尴尬。
时至今日，中南海决策层似乎也意识到了“年轻干部断档”这一政治现实，北京时间6月29日，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7月2日，习近平在同共青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谈话时要求，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一天之后，习近平在出席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时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着眼近期需求和长远战略需要，培养选拔一定数量规模的优秀年轻干部，对有培养前途的，要不拘一格大胆使用，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归根到底在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百年大计。”
四天三个会议谈论年轻干部问题，中南海忧虑之情，已然浮现。
今天中国官场之上，尤其是“65后”、“70后”年龄段官员的匮乏，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为什么年轻干部晋升缓慢
对于今天中国三十一省地方常委班子进行梳理，可以发现，虽然“65后”官员的数量已经初显规模，但身为“少壮派”的他们还处于一种尴尬的发展境地，并未成为接班梯队的核心力量。如果对比“60后”的越级提拔现象可以发现，“65后”官员的越级提拔可谓凤毛麟角。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60后”官员破格录用的情况较为普遍。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俊生教授指出，“60后”晋升到副部级的最短年限是14年，晋升到正部级官员的最短年限为22年，几乎每位“60后”省部级官员都有破格录用的经历。

今天中国官场之上，尤其是“65后”、“70后”年龄段官员的匮乏，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图源：Reuters）

2008年，45岁的胡春华成为河北省省长。2009年，46岁的孙政才成为吉林省省委书记。故外界并没有看到“65后”官员百花齐放，主政一方的景象，“65后”官员整体也并未跟上接班的梯队规模。

政坛70后晋升“缓慢” 与现任中共领导层官员的晋升规律相比，70后更为缓慢。 而于2013年最早成为70后部级官员的时光辉，在44岁才晋升为副部级。据《人民论坛》杂志调查，从职务晋升的速度来看，“60后”担任副部级领导干部时平均任职年龄为43.8岁， 回看60后，他们大多在44岁以后已经开始主政一方，如46岁时孙政才由农业部部长转任吉林省委书记；46岁时周强成为湖南省省长；45岁时胡春华成为河北省省长；陆昊也在46岁时成为黑龙江省省长。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提拔年轻官员主要用以解决当时的官员结构严重老化问题。中共《人民论坛》杂志曾调查指出，80%的“60后”都有破格提拔的经历。而今官员年轻化的迫切性已大大降低。

对于中共官员这种代际更替减缓的趋势，有分析人士指出，之所以“60后”世代官员成长速度更快，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当时十分提倡干部年轻化，要求在班子中配备一定数量的年轻干部，所以当年不时会出现‘破格提拔’的现象”。在对“60后”副部级及以上官员履历进行分析后，这位专家发现，80%的“60后”官员都有破格提拔经历，其中从副科到正厅6个职务都有不同比例的破格晋升者。但在“70后”官员的仕途中，这样的“破格提拔”却变得越来越少。大部分官员的成长路径都是在“按部就班”，他们从大学毕业到成为正厅级干部基本都经历了十七八年的历练。

其二，中共以往对于年龄“一刀切”的措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提拔年轻干部需要谨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70后晋升的步伐。

这无疑引发人们对于中共接班梯队断层风险的担忧。毕竟对于未来接班人的发现与培养提拔是攸关大局的。

谁是“新星”

那在今天中国官场中，有哪些“70后”的官员会独树一帜，将来有可能站在官场金字塔的顶端呢？

分析人士指出，坦率的说，目前就做这种预测，为时尚早，因为摆在他们面前还有近20年的历练才能站到真正的一线。不过在赢在起跑线的“70后”，总是让人充满期待的。例如现任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生于1971年10月，湖南永州人，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早在90年代末开始在广东省政府办公厅任职，并协助时任广东省委常委的王岐山处理金融方面的工作，后来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并伴随王岐山长达20年，可以说周亮具有丰富的金融改革方面的经验。

再例如现任银保监会纪检组组长李欣然，法学硕士。1995年8月参加工作后就开始任职于中共反腐部门，并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纪委锻炼。中共十八大后，出任中共中央纪委第六、七纪检监察室主任。 与周亮一样，同为经济学硕士的时光辉，1970年1月生于安徽阜阳，曾长期在上海任职，是一名典型的“上海牌”官员。而像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等官员也是“上海牌”官员的代表人物。 同样隶属于“上海牌”官员的诸葛宇杰也是70后中的一员，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诸葛宇杰，是上海本土官员，2016年7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2017年5月诸葛宇杰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级常委。

与周亮同龄的费高云江苏人，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出身共青团系统，2014年1月正式走上常州市长岗位，时年42周岁，是当时江苏第一位70后省辖市市长，曾临危受命处理“启东事件”（因居民抵触排污设施引发的群体事件）。2018年1月31日，费高云当选副省长，成为“70后”副省部级官员，也是江苏省首位70后副省长。 与时光辉同龄的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刘捷江苏丹阳人，在职研究生，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早在38岁刘捷出任湖南省商务厅厅长时，已成为中国第一位70后省级政府组成部门厅（局）长；2013年8月刘捷出任新余市委书记，成为江西本省当时最年轻的地级市委书记。当地媒体解读称，“代表着年轻的70后佼佼者正脱颖而出走上政治前台，初试锋芒”。

中国官僚体系仿佛一头巨兽，或明或暗的规则极为庞杂。人们逐渐发现，既有的政治标签比如海派、红二代、团派等越来越难以清晰地界定一个人的政治属性，中共的政治菁英未来会被冠以越来越繁复的标签，更多人可能不只一两个”关键词”便可以概括，这也从另一面向体现转型过程中中国政治的复杂性。无论怎样，培养政治新世代的要求，对于中共而言，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

谢选骏指出：明报愚昧，只知“中国官僚体系仿佛一头巨兽”，却不知这头怪兽在鱼肉人民的同时，大量吞吃自己的孩子——因为中共向来不是“一党专政”，而是“寡头专政”或“个人专政”，连帝国时代的制度规矩都没有了。“培养政治新世代”，结果成为“培养政治新食物”，因为怪兽喜欢吞吃的，正是他自己的孩子。历次政治运动，就是历次党内斗争，就是怪兽在历次吞吃自己的孩子。政治新世代谁敢出头，谁就是下一波政治新食物。呜呼哀哉。现在过河之鲫们逡巡观望，大都不敢出头了，因为中共怪兽的饥渴，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了。

谢选骏：北京人是满蒙余孽吗

《店大欺客 马云公司“北京人一律不用”》（2018-07-08 转载  世界新闻网）报道：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新零售平台盒马鲜生近日爆出“招聘歧视”丑闻。有北京网友在微博称，去盒马鲜生求职时遭遇地域歧视，晒出的微信聊天截图显示，招聘方告知“北京人我们一律不要”。事后盒马鲜生迅速作出回应，称公司并无相关规定，北京盒马有22%的员工是北京本地人。
但网上舆论继续发酵，有网友呼吁抵制盒马鲜生。北京时间7月6日，盒马官方微博再次发布声明，称投诉微博中提到的“田经理”是盒马鲜生第三方劳务合作公司之一力伟的兼职员工，其私自声称“不招北京人”严重违反了盒马的准则，是“低级而愚蠢”的行为。声明还称，盒马已暂停与力伟公司的一切合作，并进行内部整改；同时希望爆料者“再给盒马一次机会”，保证提供一场公平公正的面试。
招聘者称：“你们北京人我们一律不要”（图源：@暴躁的北京小娘们）
招聘者表示，“北京人用不起”
事件因为盒马鲜生的及时回应而迅速降温。通过比较清晰地划分事故责任，并提出合理的整改方案，盒马鲜生避免了一场舆论危机。尽管仍有网友对其将责任归于第三方公司的兼职员工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企业公关中惯用的“临时工法则”。
他们的分析也不无道理：作为委托招聘的人事公司，如果没有招聘方的授意，力伟如何敢自作主张“不招北京人”，而且直言是“公司规定”？不过，从目前可得的信息看，并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说明盒马鲜生在撒谎。
而跳出这一具体事件，招聘方给出的“北京人有钱我们招不起”这一拒绝理由，其实透露了更多可解读的信息。正如一句得到不少网友认同的评论所说：“有些事可以这么做，但不能这么讲。”其背后的意思是，“不招北京人”也许是某些企业内部通行的潜规则。但这样的规则是怎么形成的？它的现实理由是什么？
有网友分析道：
北京人相比外地人有家庭依托，对于工作的依赖性没有一般进城务工者那么大，而且他们的权利意识也普遍更强烈。这些因素使企业在工资待遇和福利上更难与他们“讲条件”，日常管理成本也相应增高。
坦白说，这些说法并不中听，但也很难否认其客观性，在一些企业和个人身上确实存在这种现象。需要强调的则是，这是一个十分概括的说法，它把所有北京本地人都拉到了同一水平线上，而忽视了其中必然存在的巨大差异。正是因为它以地域作为评判人群的唯一标准，才背上了“地域歧视”的骂名。
沿着这一错误的分析逻辑，所谓“不招北京人”其实是一种逆向歧视——因为某一群体“太优秀”了，所以被排除在招聘范围以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某些中小企业谢绝海外留学生应聘，因为在工资待遇、业务需求、管理水平等方面都无法与之相匹配。按理说，这是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和业务需求提出的筛选标准，某种意义上符合公司的利益，也属于公司决策的范围，本不应该受到指责。
但是，就业市场强调的是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一旦公司将自己认为合理的标准作为前置性的排除条件，它就侵犯了求职者自由择业的权利，也与企业公平用人的要求相悖。
也许有人会认为，即使一些企业不把排除条件挂在嘴边，也无法避免他们不这样做；“可以做但不能说”本身很虚伪，也并不能对公平就业产生什么帮助。
这种观点可能在现实中被很多人接受，但它忽视了原则与规范在社会运行中的潜在作用。
就以盒马鲜生这次事件为例，如果认为企业可以把“不招北京人”这样的条件公之于众，则因此而起的所有问责将缺乏适恰的理由。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旦企业可以按照自己认为适当的标准设立排除性条件，则几乎等于为一切有违公平的招聘行为提供庇护，比如为内定人员量身定制的“萝卜招聘”。
除了关于歧视北京人的争议，这件事情还提供了另一个反思角度，即对那些企业喜欢招聘的外地人来说，这是不是一件好事？表面上看，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其实，他们在此过程中放弃一些北京人或许不愿放弃的权利。

如果真如网友所说，这样招聘现象并不少见的话，公众其实更应该关注那些外地人的就业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因为只有确保所有就业者都享有同等合理的权益，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北京人与外地人的就业差别，以及各种各样的招聘歧视。

谢选骏指出：为何“北京人一律不用”呐？难道是因为北京人属于满蒙余孽吗？过去的老北京，不是满蒙野人，就是为他们服务的汉奸；但是现在的北京人，又大多是北漂。至于像我这样出生在北京的人，又和北京一点渊源关系也没有。北京人这么复杂，马云他一个浙江土人，他又哪里会知道什么叫做北京人呐——他或许以为北京人就是周口店人，就是被日本鬼子偷走了头盖骨的那个族类。如此店大欺客，马云的“公司”可能会瞬间倒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