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毛泽东的死亡之吻

《北京1973-加德满都2011：一次亲切友好的会见背后的历史玄机》（翟华博客2011-10-14）报道：

从北京到加德满都。
虽然是第一次来尼泊尔，但是对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国旗不是矩形的高山之国并不生疏。38年前，当时还是尼泊尔王国，年仅28岁的比兰德拉国王和艾什瓦尔雅王后访华，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第二天，1973年12月10日出版的中国官方报纸是这样大字报道这次会见的：

会见自始至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毛主席满面笑容地迎接尼泊尔贵宾，同他们长时间地握手。毛主席同贵宾们进行了一小时四十分钟的谈话　卡尔基外交大臣、苏巴大使，周恩来总理、王洪文副主席等参加会见。
这次会见虽然不似尼克松访华那样在改变世界的那一周两个巨人的握手，但却在中国的内政外交史上是一次常常被提起的不寻常的外事活动，值得回味。

从外交上上来说，尼泊尔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当年就已经在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寻求平衡，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据比兰德拉会见后引述毛泽东的话说，他们二人的会见是无神论者和神的化身相聚，证明大家可以做朋友。毛泽东向比兰德拉国王表示不会输出革命，又劝国王不要害怕共产党。当时尼泊尔共产党力量逐渐强大，以毛主义为名的游击队逐渐对国王的政权形成威胁。比兰德拉表示，他见过毛泽东后，对共产党的恐惧程度大减。比兰德拉国王曾说过，星相师给他算过命，指他深受“三股势力”威胁——毛主义游击队、敌对拉纳家族（拉纳部落是尼泊尔显赫家族，曾控制王室百余年，五十年代失势）和一股“贴身神秘力量”包围。

就是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提到要修建青藏铁路。周恩来伺机插话说，全国只有西藏没有铁路，要从根本上改变西藏面貌，改善人民生活，就必须修铁路。这两位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谈话，为青藏铁路最终的兴建奠定了基础。但是，周恩来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当时已经岌岌可危。在当年11月基辛格访华后，外交部被史家视为“通天人物”的两位女译员向毛泽东告了周恩来的刁状，毛泽东据此认为周恩来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犯了错误。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11月21日起开了几次会对周恩来进行了批判。江青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称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毛泽东会见比兰德拉国王后与周恩来、王海容、唐闻生交谈，指出这次（政治局批周）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毛泽东与周恩来长时间握手，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他指着“告御状”的译员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据说毛泽东当时还特别叮嘱要把他的话写进记录里去。一个译员小姐说：‘主席，不能啊，你的这段话，不能写进记录。’主席还是坚持说：‘写上，写上，就是这样。” 至此，“批周”宣告结束。【参见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毛泽东传》，《从“童怀周”到审江青》等资料】

实际上，参与这次会见的还有另外一位外交部译员、也算是“通天人物”的章含之。章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文汇出版社，2002，P263-264“昨日旧事残梦”）中对毛泽东会见比兰德拉国王和王后有这样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

在尼泊尔的比兰德拉国王加冕之后的第二年，他和王后就来中国访问，毛泽东主席会见他时因为外交部没有安排王后同去，主席发了脾气。那天下午，毛主席那里通知要会见国王。于是，国王与周总理的会谈暂停，立即前往中南海。外交部礼宾司认为元首与主席会见一般都不带夫人，因此安排王后去友谊商店购物。国王一行在周总理陪同下到达主席游泳池住所，但当毛主席与国王握手之后环顾四周并问：“王后呢﹖！”我们赶紧解释没有安排王后参加会见。毛主席很不高兴，说马上去把王后请来。这一下，情况大乱。主席关照摄影师等都不要拍了，等王后来了再拍。本来，摄影等新闻单位拍完就赶紧回去冲卷，剪接新闻片以便第二天上报纸。他们在谈话开始后都不会在场。此时，毛主席一声令下，谁都不敢撤。礼宾司紧急派人赶往友谊商店，请王后立即随他们去见主席。谁知王后说她必须回钓鱼台宾馆换正装。于是车队在警车开道下从东往西到宾馆，急得礼宾司的同志满头大汗，最后赶到毛主席会见处。毛主席见到王后很高兴，与她握手时发现她戴了一个巨大的珍珠戒指。我想我们谁都不曾见过这么大的珍珠。毛主席此时似乎已经忘记这是戴在王后手上的珍珠戒指，他十分有兴趣地拉着王后的手仔细观看那颗珍珠，在场的人包括国王都不敢笑，也不敢提醒毛主席，只是年轻的王后十分尴尬。事后，我们猜想是在国王访问之前，有人向主席谈及王后年轻、端庄、美丽，主席很想亲眼一见。

尼泊尔官方通讯社发布的新闻从侧面印证了章含之的描述：

【尼泊尔民族通讯社北京十二月十日电】（记者：ＲＳ比斯塔）（法新社代发）艾什瓦尔雅王后陛下成为最近几年里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的“第一个夫人”。从可靠方面获悉，这位中国领袖过去几年里没有会见元首夫人。埃塞俄比亚和美国的元首夫人在海尔·塞拉西皇帝、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时都没有得到会见毛主席的机会。因此，观察家们说，对尼泊尔王后陛下来说，昨天同毛主席的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国王和王后昨天同毛主席的一小时四十分钟的会晤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据一位可靠人士说，毛主席非常高兴。（原载1973年12月12日《参考消息》）

顺便说一句，当比兰德拉国王在1976年6月初再来中国访问成都时，周恩来已经辞世，邓小平被撤销职务，毛泽东重病不起，由新任总理负责接待。还是据章含之的回忆，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与夫人章含之先行抵达成都，总理几小时后抵达，因为外长没有折返机场迎接总理，却带着夫人去了杜甫草堂，而被批“蔑视中央领导”，自此一代才子乔冠华走了背字，在四人帮倒台后很快被撤职，1983年抑郁而终。

至于比拉德拉国王和艾什瓦尔雅王后的结局更是悲催惨烈，星相师所预言的“三股势力”一个都不曾少。王储选中的意中人竟然正是敌对拉纳家族一个支系的千金，因而未获王后应允，国王威胁废其王储地位，结果王储一怒之下，竟然在2001年6月1日晚血洗宫廷，国王王后殒命。此后，毛主义游击队以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又走上“议会道路”获得了执政权。2011年8月28日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副主席巴特拉伊在尼泊尔制宪会议举行的总理选举中以多数票胜出，当选新一任尼泊尔总理。

今天有机会来到加德满都，见到传奇性的“毛主义”总理为推动私人投资者开发尼泊尔水电造势，引用革命导师列宁关于“电气化”的名言，却又保证绝不会将私人投资电厂收归国有，联想到自38年前那次亲切友好会见以来的风云变幻，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的前世今生，令人唏嘘不已。

谢选骏指出：那年我看过毛泽东的新闻纪录片，亲见老毛下巴耷拉，无法言语，但是拉住女宾的手却迟迟不放，最后猛然抓起来亲了一口，却口水直流，收不住口……同样的举动还发生在后来死于非命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妇身上。当时我就觉得毛泽东像是西游记里的山洞妖怪，已经“走下神坛”、原形毕露了。

（二）

《生前与毛泽东谈神论鬼 尼泊尔国王横死涉神秘力量？》（2001年大纪元6月7日）报道：

比兰德拉──术士、武士、神的化身和国王，四位一体，一生迷信，他和家人最后难逃血的洗劫。
恐毛派夺权　倾覆王朝
最新一期东周刊报道，这位尼泊尔国王，二十八年前曾和毛泽东谈论神灵和生死。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日，比兰德拉和王后应邀访问北京，第二日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和后来“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亦在座。当时比兰德拉登上王位约一年，尚未加冕，他已知道自己将被授予毗湿奴大神化身的称号，地位如王中之王。
比兰德拉事后引述毛泽东说，今次是无神论者和神的化身相聚，证明大家可以做朋友。
毛向他保证不输出革命，又劝国王不要害怕共产党。当时尼泊尔共产党（一九四九年成立）力量逐渐强大，毛派游击队威胁国王的政权。比兰德拉称，他见过毛泽东后，对共产党的恐惧程度大减，但仍然深恐毛派夺权、倾覆王朝。
一生迷信　常求神问卜
他对毛泽东说，自己虽为毗湿奴大神化身，占星术士早已指点迷津，不可拜此神，否则必死。比兰德拉承认自己迷信，常占卜拜神，对术数深信不疑。毗湿奴是印度教主神之一，守护并保存世界。此大神卧像，躺在尼泊尔一古寺内有巨蛇盘绕的床上，珠光灿烂。
比兰德拉生前说，星相学指他三面受敌，受毛派游击队、敌对拉纳家族和一股贴身神秘力量包围。后者是谁？术士说可能是毗湿奴大神，国王既是神的化身，言行须加倍谨慎，神一旦不保护你，生命危矣。
王室灭门　或藏大阴谋
“神秘力量”之谜，一直困扰国王和王后，也令他们夫妇日益相信，甚至曾派人到西藏寻访高僧，求逢凶化吉之法。
六月一日晚上，比兰德拉所担心的“神秘力量”，终于降临，酿成王室灭门惨案。事缘王储迪彭德拉选妃未获王后满意而起争执，国王威胁废其王储地位，迪彭德拉一怒之下，血洗宫廷。
迪彭德拉的意中人，是财相拉纳的女儿，即拉纳部落一个支系的千金。拉纳部落是个显赫政治大族，控制王室百余年，五十年代失势，王族重新掌握实权。两大家族明争暗斗持续，大屠杀幕后或有阴谋。

谢选骏指出：比兰德拉国王的妻子被毛泽东捏住手不放，看了半天还吻了一口，纪录片显示毛泽东的口水都不禁流了下来——这就是死亡之吻。同样被毛泽东的口水吻过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老婆，后来也是夫妇二人都死于非命。同样，被毛泽东接见过的八百万红卫兵，后来的命运都很悲惨。因为他们被魔鬼的目光扫射过了，就像遭到了核子辐射的污染一样。虽然八百万的他们，命运多少好于遭到毛泽东死亡之吻的具体个人。至于被毛泽东吻了多次的毛泽东的妻子们罗一秀、陶静、杨开慧、贺子珍、江青，更加都是个个都是死于非命。甚至没有遭到狼吻的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皇帝、美国尼克松总统，只因和毛泽东握手言欢，后来也都遭到一一推翻，就和毛泽东自己的继承人们一样悲惨。

谢选骏：涉外婚姻的神经敏感而脆弱

《上海太太捅死英国高管丈夫 公公讨抚养权》（红星新闻 2018-07-12）报道：

一位中国上海的全职太太在两个孩子睡熟时，持刀刺死了自己的英国丈夫。这起发生在上海的跨国婚姻命案，被英国媒体多次报道，引发不少讨论。

死者迈克是英国一家时尚产业公司高管，他的妻子付薇薇是同公司的导购店员。两人结婚后，付薇薇成了全职太太，不久后两人感情出现危机并分居。

2017年3月20日，两人分居近两年后，付薇薇突然来到迈克家。在看见迈克有新女友之后，愤怒的付薇薇举起刀砍伤了新女友，并将刀刺向了迈克，迈克当场身亡。据英媒《每日邮报》报道，当付薇薇将刀刺向丈夫时，他们的两个孩子，正在楼上熟睡。

惨案发生后，付薇薇很快被警方控制。迈克的父亲伊恩赶到中国，他想把两个孙子带回英国生活，而目前两个孩子已经跟着外婆一家生活在湖北老家。

付薇薇、伊恩双方的辩护律师都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今日（7月9月），此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并当庭宣判：付薇薇被判无期徒刑，赔偿死者家属15万余元。红星新闻记者与付薇薇哥哥联系，但对方表示不接受采访。

“捉奸”变凶案

中国妻子捅死英国丈夫，刺伤情人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2009年，迈克与付薇薇在上海相遇并闪婚。2015年左右，两人因感情不和分居。在分居近两年后，迈克与工作伙伴林静（化名）相爱。据《每日邮报》报道，林静是英国留学海归，与迈克有共同语言，两人感情很快升温。

付薇薇的代理律师余志文告诉红星新闻，2017年3月20日，得知迈克已有新恋爱对象的付薇薇带着两个朋友，携带刀具、身份证和结婚证，打算去“捉奸”，“同行的两个好友，本打算一人负责拍照，一人负责录像。”付与朋友一行三人，忽然出现在了迈克家，当时迈克与林静都在家，付薇薇自称手里掌握了林静的“丑事”，并以此要挟。随后付薇薇拿出刀，刺向了林静的手臂。看到这一切，迈克对付薇薇的行为进行阻拦，并将林静搂在怀里大声呼救。

在付薇薇挥刀的过程中，她将刀刺向迈克。“迈克一共身中4刀，其中一刀刺中颈部，一刀刺中肺部，可以说是刀刀毙命。”据迈克父亲伊恩的代理律师方洁介绍，迈克被刺中后当场身亡。当付薇薇把刀刺向迈克时，他们的两个孩子，正在家中睡觉。

方洁提供的法律材料显示：2017年3月20日晚8时许，付薇薇因丈夫迈克与林静（化名）同居，遂携带尖刀与他人一起至迈克的居住地。入室后，双方发生争执，付薇薇即持刀先后捅刺被害人林静、迈克数刀，致林静右上臂正中神经、尺神经及桡神经损伤，并遗留相应肌瘫(肌力3级以下)等，构成重伤；致迈克右侧颈内静脉离断、右锁骨下动脉及右肺上叶破裂，造成失血性休克而死亡。案发后，被告人付薇薇明知他人已报警，仍在现场等候，并在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跨国婚姻悲剧收场——从“闪婚”到分居，公公对儿媳印象不好

2009年，27岁的迈克因为公司发展需要，被从英国派到中国上海，担任一家时尚购物网站高管。在上海，他认识了同公司担任童装导购员的付薇薇，生于1987年的付薇薇来自湖北襄阳。“他们两人交往没有多久，付薇薇怀孕，两人便结婚了。” 伊恩说，婚后付薇薇成为了家庭主妇，生有儿子Jack和女儿Alice。

伊恩对付薇薇的印象不算太好，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他表示，“她看起来很年轻，我觉得她是个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女孩。” 伊恩回忆，付薇薇与迈克回英国探亲，伊恩看到付薇薇只是坐在沙发上自顾自地玩手机，似乎不愿意与家人有更多交流，并且希望迈克承担所有照顾孩子的工作。

2015年左右，两人分居。付薇薇的律师余志文告诉红星新闻，两人分居的原因是迈克的经济问题；而伊恩称是彼此生活理念不同，迈克希望以家庭为主，付薇薇喜欢购物、去酒吧。英国公公想要孙儿抚养权/曾愿选择“谅解”，但双方未达成共识

案发后，两个孩子已被付薇薇的哥哥送回湖北襄阳老家，由付薇薇的父母抚养。伊恩的律师方洁说，为了能获取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咨询律师后伊恩表示愿意在刑事审判程序中对付薇薇予以谅解，并免除付薇薇的民事赔偿责任，让付薇薇在量刑时得到减轻，即用“原谅”来换取孩子的抚养权。

余志文告诉红星新闻，狱中的付薇薇提出希望孩子们在成年之前，每年都能来中国探望母亲一次。由于担心孩子们去了英国后，无法切实履行“每年回一次中国”的要求，付家人提出希望伊恩准备一笔资金用以保证。对此，伊恩的律师让付方面出具预算费用的明细。余志文表示，根据伊恩方面的要求，在查阅了网上的机票、酒店等价格信息后，他拟了一份表格。红星新闻记者看到，表格名为“付薇薇孩子回国探亲费用明细表”，表中预先列出了Jack和Alice回国探亲、以及付薇薇去英国时应产生的费用，其中包含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签证费等，共计人民币55万余元。不过，对于这笔钱，双方未达成共识。余志文称，付薇薇方面认为，这笔钱将交由伊恩聘请的中国律师处或第三方机构代为保管，为了保证两个孩子每年能回中国探望母亲；而方洁称，伊恩方面认为，他已经选择了“谅解”，不应该再给如此高额的一笔所谓“保证金”。

7月9日，方洁告诉红星新闻，由于无法接受55万余元的所谓“保证金”，伊恩选择放弃了对付薇薇的“谅解”。双方律师均证实，7月9日一审判决中，付薇薇被判无期徒刑；赔偿死者家属人民币15万余元；赔偿受害者林静人民币29万余元。方洁说，伊恩还将为两个孩子的抚养权继续上诉。

谢选骏指出：涉外婚姻具有过敏的神经——1992年在东京的时候，偶遇一位嫁了个英国记者的中国女人，她抱着自己的混血孩子洋洋自得，可是当她读到一篇抨击英国侵华的文字的时候，突然情绪失控，歇斯底里大骂作者……由此可见“涉外婚姻的神经”相当地敏感而脆弱，极易受到挑动和伤害。

谢选骏：德国人真的很阴险——竟以贪污罪把加泰独派领袖送给西班牙处置

《德将以贪污罪把加泰独派领袖还西班牙处置》）（2018年7月13日 转载法广RFI 呢喃）报道：

德国法院同意以“贪污舞弊”罪名向西班牙引渡加泰罗尼亚独派领袖普格德蒙。

德国法院今日宣布，同意以“贪污舞弊”的罪名，而非“反叛”罪名，向西班牙引渡加泰罗尼亚独派领袖普格德蒙。德方称，西班牙指控普格德蒙的“反叛”罪不成立。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法院指出，现阶段需要检方组织普格德蒙的引渡事宜，同时保证他会到西班牙之前保持自由身。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从布鲁塞尔表示，对于德国的司法决定，西班牙政府“不评论，只尊重”。

被黜的加泰罗尼亚前地区主席普格德蒙今年三月从芬兰往当时的避难国比利时赶的途中，驾车在德国一个加油站附近被抓。之后他就一直呆在德国。在得知即将被遣返后，普格德蒙发推特称：“我们会抗争到底，我们会赢！”他的一名律师称，正在准备在德国宪法法院进行上诉，并称“相信德国一定不会让民主活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等）罪名化的。”

截至目前，加泰独派领导人当中，25被捕，4人（包括普格德蒙）流亡在海外。而西班牙六月初的政府更迭则让外界认为，或许社会党人桑切斯首相能和强硬独派和解。

谢选骏指出：德国人真的很阴险而且足够无耻的了——德国人竟然想得出来，要以贪污罪把加泰独派领袖送给西班牙屠夫处置！看来，德国人在以武力称霸欧洲失败之后，就想以无耻来游走世界了。德国人在以蛮横称霸欧洲失败之后，就想以阴险来愚弄世界了。德国人真的很阴险——将以贪污罪把加泰独派领袖交给西班牙处置。

谢选骏：德国企图利用刘霞窃取世界领导地位

《刘霞被允许出国内幕：习近平点的头，条件是…》（纽约时报  2018-07-12）报道：

周二，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抵达芬兰万塔的赫尔辛基国际机场。

北京——直到将让她在德国获得自由的飞机关上舱门之前，他们一直在周围徘徊。一路90分钟的车程，他们跟随她从公寓来到机场。他们带着她走过一个特别的出发区。

过去一年里，中国强大的安全机构一直在看守、监视和控制着刘霞的行动，今年57岁的她是中国最著名的异见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遗孀，他于去年7月在警方监禁下因癌症逝世。

欧洲外交官说，一名中国安全官员上周出人意料地打来电话，说刘霞可以拿护照离开这个国家了。

中国政府决定在她丈夫去世一周年之前释放刘霞，这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极为关注她的命运有关。默克尔在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中要求释放刘霞，对于一位西方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颇不寻常的举动。

与此同时，中国意识到，作为很多国际人权组织法宝的刘霞，已经成为它的累赘，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认为中国实行掠夺性的经济政策和越来越专制的统治，令中国的形象受到重创。

外交人员表示，北京考虑到，如果刘霞仍软禁在北京，只能与少数人交谈，并且禁止在公寓之外自由行动，那么计划周五在德国举行的刘晓波忌日纪念活动，可能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前德国驻华大使史丹泽(Volker Stanzel)说，一年前，刘晓波去世后，中国认为不必担心友邦，甚至连欧洲的重要力量德国也无需担心。“当时中国正在春风得意，”史丹泽说。“现在中国感觉处于逆境。”史丹泽说，刘霞的释放是“对欧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做出的一个姿态”。

作为诗人和摄影师的刘霞，是中国政府的一个特例。自从2010年丈夫获奖以来，她一直被软禁在家。但她没有犯罪。朋友们说她并非受政治驱使的人物。他们还说，她遭受了包括抑郁症在内的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

她对政府的主要威胁就是她与丈夫的关系。

外交官说，这给了政府台阶，可以允许她离开，同时不会显得像是对待异见者的坚决立场有所松动。

好像是为了反驳这次释放可能被解释为习近平对异见者的强硬态度有所改变的观点，就在刘霞离开中国当天，周三，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64岁的秦永敏被判处13年徒刑。他被判处“颠覆国家政权罪”。

律师们表示这是近年来该罪名判刑最重的一次，比刘晓波2009年因类似罪名被判入狱的时间还长两年。

刘霞一直希望能离开中国，但在她丈夫遭到监禁期间有所动摇。外交人士表示，在刘晓波最后的日子里，他曾要求前往德国或美国治疗晚期癌症——主要是为了让届时将陪伴他的妻子离开中国。

政府拒绝给予许可。

在他去世后，由德国政府牵头让刘霞出国的行动真正地开始了。但这个行动也是悄然进行的，这样做是为了不惹恼中国政府，后者非常反感人权案件被公开曝光。

5月24日，北京，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外。而三月，在中国结束了年度重大政治活动后——每年一次的全国人大以及公布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不再有任期限制——西方外交人士曾抱过希望，认为刘霞会被释放。但什么也没发生。

然后，在五月，默克尔访问了北京。这位在东德长大的牧师女儿一直以来的目标，都是在德国在华重要经济利益与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之间找到平衡。“人权对她来说不只是空谈，”史丹泽表示。“是切实的事情。”

为了表示对人权活动人士——其中很多人都是在一场全国性的打压行动中遭到监禁——的支持，默克尔与两位遭到监禁的中国人权律师的妻子举行了会面。其中一位律师是在2015年7月一次打压行动中遭到拘留或问讯的200多名人权活动人士之一。

“其他人不会做这样的事，”史丹泽提到默克尔对人权的推动时说。“英国迫切地想获得贸易协定；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新人；特朗普对这个不感兴趣。”“律师的妻子告诉默克尔她是唯一一个见她们的，”他说。“这让她感到惊讶。”

一名了解这次访问情况的欧洲外交人士表示，当默克尔对习近平提起刘霞的情况，并且要求还其自由时，她得到的回应是这位遗孀可以被释放，但条件是不能大肆宣扬这件事。

当默克尔对北京施压时，在后方的德国，中国异见作家廖亦武与德国前总统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成为了朋友，后者曾是一名牧师，东德著名权益倡导人士。史丹泽说，廖亦武的影响帮助推动了德国政府高层对刘霞案子的关注，并且激起了公众的兴趣。

当刘霞收到可以离开中国的消息时，她的弟弟刘晖帮忙筹备了离开计划。当时她还是不能离开自己的公寓。

刘晖拿着她的护照，去德国大使馆申请了上面的第一个签注。

刘霞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决定她应该花些时间打包个人物品。她选择周二乘坐芬兰航空的航班前往赫尔辛基，这是中转前往目的地柏林的最佳航班。

她的胞弟开车送她前往机场，车后尾随着中国的安全人员。由德国政府委派的一名德国大使馆外交官也在同一航班上。

在华盛顿，国务院对刘霞“一直以来所希望”的获释表示欢迎，但仍然担忧其胞弟。外交人士表示，中国当局拒绝让他与姐姐同时离开，并且坚称他面临着税务方面的指控。

当刘霞抵达赫尔辛基时，她像一只准备起飞的雄鹰那样张开双臂。她看起来兴高采烈，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在柏林，廖亦武夫妇及他们两岁的女儿在德国政府安排的住处探望了刘霞。“她情况不错，但还需要一段时间，”廖亦武说。“这段时间对她来说很累人。”
（上文作者Jane Perlez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谢选骏指出：“其他人不会做这样的事，”史丹泽提到默克尔对人权的推动时说。“英国迫切地想获得贸易协定；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新人；特朗普对这个不感兴趣。”“律师的妻子告诉默克尔她是唯一一个见她们的，”他说。“这让她感到惊讶。”——
这位史丹泽(Volker Stanzel)不是别人，而是前德国驻华大使！显然，在德国的官方论述中，德国已经就此一举超越英法美——成为西方世界的头号大牌了。通过明目张胆地“干预中国内政”，德国企图重获“世界领导地位”。牧师的女儿已经发起了第一波十字军攻击？不过这无关宗教，仅仅是政治交易。

《刘霞顾忌弟弟安全 不出席刘晓波追忆会》（2018年7月13日 转载中央社）报道：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与刘霞见面后表示，刘霞顾忌她弟弟刘晖的安全，因此近期不打算见记者，也不会出席明天在柏林举行的刘晓波逝世追忆会。

出身台湾的廖天琪旅居德国多年，曾编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作品。近年来，她不断为刘晓波和刘霞夫妇奔走，寻求各界支持。

她13日晚将在柏林的客西马尼教堂（Gethsemanekirche），与牧师库恩（Roland Kuehne）一同主持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的追忆会。

廖天琪表示，刘霞身体虚弱，但精神很好。由于她最亲近的人弟弟刘晖人还在北京，为避免「不愿意见到的结果」，刘霞决定在刘晓波忌日当天安静悼念亡夫，不出席追忆会。

廖天琪还说，刘霞近期不打算见记者，也不会去挪威代刘晓波领取诺贝尔和平奖。

刘霞被软禁8年后，10日搭芬兰航空航班抵达柏林，当前住在德国政府安排的住处。

谢选骏指出：显然，刘霞已经沦为德国政府的人质了！德国企图利用刘霞左右逢源、窃取世界领导地位。

谢选骏：毛泽东邓小平的“老婆就是老娘”

《李锐生前独家对谈曝光：毛泽东元配乃其父"小老婆"》（自由亚洲 2019-02-21）报道：

2011年4月24日，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生前在北京家中，与普通话组记者对谈实录；李锐揭露，毛泽东妻子杨开慧在家中墙内密藏了日记，痛斥丈夫毛泽东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李锐更透露，毛泽东在杨开慧之前确有一个元配（罗一秀），元配后来竟然成为了毛泽东爸爸（毛贻昌）的「小老婆」。

李锐生前的这次对谈实录，过去从未曝光。由本台华盛顿手记主持人北明，在2011年4月24日李锐北京家中采集。当时，李锐正与中国民间独立学者王康谈话，北明记录拍摄。

对谈中，这位毛泽东的前秘书谈到毛家秘闻，提及中国开国元老毛泽东鲜为人知的秘闻。李锐说，据杨开慧的亲戚向他透露，毛泽东的结发妻子（罗一秀），就是其父的小老婆；而毛泽东继承了其父的特点。

李锐说︰萧永义那个人跟我们一起，也是一个教授，喜欢写诗，他是杨开慧的亲戚。他就跟我讲过毛泽东、杨开慧的事情。这个事，是现在我第一次知道他讲的，毛泽东不是有个原配嘛，没有结婚，但是这个原配就在他家里，就变成他的爸爸的小老婆。所以这个人（毛泽东）在生活上乱来，他很继承了一点他的父亲。

李锐生前还说，中共销毁了其妻杨开慧对毛泽东的评价，这些历史文件中，包括杨开慧生前的笔记书信。他说，杨开慧曾在家中的墙内，暗藏对毛泽东的评语，就八个字「生活流氓，政治流氓」。

李锐说︰后来湖南大概80年代，帮杨开慧那个家，故居修理，拆墙就发现杨开慧的很多书信、笔记。湖南的党内刊物，就把杨开慧的搞了一本，印了出来了，那我看到了。前三年湖南来了一个老同志，一个女同志，她就告诉我，杨开慧那个原件有很多人看了，删掉了一些，她就告诉我原件里面有八个字删掉了。杨开慧对毛泽东怎么看法呢？八个字︰生活流氓，政治流氓，这是很准确的。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70周年，毛泽东被视为开国元勋之首。毛泽东热在国内一时无两。国内容许的史料，显示毛泽东有四个老婆。根据百度搜索，毛泽东在和杨开慧结婚前确有一次包办婚姻，毛泽东在谈及自己的历史时没有否定。据毛泽东的陈述，罗一秀和毛泽东由各自的父亲包办结婚，订婚时罗一秀18岁，毛泽东14岁。毛泽东参加了婚礼，但拒绝和罗一秀同居，并选择离家出走，最终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官方史料中，罗一秀和毛泽东的父母共同生活了两年，因痢疾而病逝，并没有提及罗一秀就是毛父的「小老婆」。

谢选骏指出：李锐号称毛泽东的秘书，一位死不悔改的共产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毛泽东案底的揭露，并非空穴来风。

网文《罗一秀》报道：

罗一秀（1889年10月20日－1910年2月11日），汉族，湖南韶山人，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两人于1908年结婚，直至1910年罗一秀逝世。

根据毛泽东的陈述，罗一秀和毛泽东由各自的父亲罗合楼、毛贻昌包办结婚，订婚时罗一秀18岁，而毛泽东更是年仅14岁。尽管毛泽东参加了婚礼，他始终拒绝和罗一秀同居，选择离开家乡继续求学，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罗一秀和毛泽东的父母共同生活了两年，因痢疾而病逝。有研究表明，这段婚姻使得毛泽东支持女权，并对于包办婚姻持批评态度。后来，毛泽东又结婚三次，三位妻子分别是杨开慧（1920年12月结婚）、贺子珍（1928年5月结婚）和江青（1939年11月结婚）。
早年生活

罗一秀出生于1889年10月20日，父亲罗合楼是当地的绅士，母亲毛氏是毛泽东的远房表姑。罗一秀乳名叫秀妹子，因在姐妹中居长，又叫“一秀”或“大秀”。有研究认为，当时罗合楼一家的社会地位比较高，但也有研究声称罗合楼一家已经陷入贫困。罗合楼和毛氏育有五个儿子和五个女儿，但是其中七个孩子夭折了，只有三个女儿存活。罗合楼夫妇没有成年的儿子，这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受到影响，因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只有儿子才被视为家族的延续。

婚姻订婚

毛泽东出生于韶山冲，韶山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十分严厉，对于毛泽东日常叛逆的态度十分不满，因此使用当时常见的手段，为他包办结婚，以期毛泽东能够对家庭事务更负责任。同时，毛贻昌也希望为从事多年重体力劳动的毛泽东之母文素勤找一个帮手。毛贻昌选中了罗一秀。罗一秀和毛泽东的亲属关系可能是毛贻昌选择的理由，因为罗一秀母亲的四个兄弟都姓毛，住在离毛贻昌家不到二里路的地方。按照传统流程，媒人登门向罗家提亲，罗家立刻表达了接受提亲的态度，并对大女儿罗一秀出嫁感到高兴。两家交换了礼物，签下婚约。

毛泽东和罗一秀在签下婚约当天第一次见面。多年以后，未与毛泽东见过面的给人充当小三的外孙女孔东梅表示，毛泽东对于其父的选择并不满意，他所中意的是和他青梅竹马的表姐王十姑。然而，他们二人的八字不合，因此无法成婚。尽管对于其父的选择并不满意，毛泽东还是同意和罗一秀结婚。订婚时毛泽东年仅14岁。关于罗一秀和毛泽东的婚姻，大部分记载来自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1936年对毛泽东的采访，其中毛泽东对于罗一秀当时的年龄描述为20岁，这一说法稍后也在毛泽东的传记中出现。近期张戎和乔·哈利戴等人的研究显示，罗一秀当时的年龄实际上应为18岁。毛泽东说了谎。

婚礼

1908年，罗一秀与毛泽东举办了婚礼。婚礼遵循了湖南农村的传统习俗，因此过程大致如下。婚礼前一天，新郎家宴请亲友。婚礼当天，新娘身穿红色礼服，披着红色盖头，乘红轿前往新郎家。在新郎家，盖头被揭下，新娘表达不愿出嫁的心情。根据传统，婚礼上还会放烟火。随后夫妻双方拜天地，结束仪式。庆祝活动的高潮来自于宾客闹洞房。如果严格遵循习俗，接下来宴请会持续两天，被宴请的客人会向新婚夫妇赠送礼物，主要是钱。

婚后生活

毛泽东韶山冲故居2010年的照片，罗一秀结婚后生活在这里——根据斯诺采访毛泽东的记录，毛泽东始终拒绝和罗一秀同居。毛贻昌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毛罗氏”作为毛泽东的原配妻子写进毛氏家谱。婚礼后不久，毛泽东离开家乡小村，在韶山和学生一起生活。在那里，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包括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等著作。
作为毛家的一员，婚后的罗一秀和毛贻昌、文素勤共同生活。毛泽东的离去使得罗一秀受到外人的羞辱，有人认为她是毛贻昌的妾。1910年2月11日大年初二，罗一秀因痢疾而病逝。毛泽东回到家中，他的父亲原谅了他的反抗行为，同年秋天同意资助他前往东山高等小学堂念书，自此毛泽东离开了韶山冲。1936年，毛泽东在采访中告诉斯诺“我（毛泽东）并不认为她是我（毛泽东）的妻子”，也没有提及她的病逝。罗一秀的坟墓位于附近的山上，面朝韶山冲，离毛泽东父母的坟墓数步之遥。

病逝后

罗一秀病逝后，毛泽东多次拜访过她的亲戚。可见毛泽东又说了谎。1925年，毛泽东回到韶山组织农民运动时，他拜访了岳父罗合楼和堂兄罗石泉。罗石泉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任过湘潭（韶山）特别区农协执行委员，一直从事农民运动，直至1949年由于罗一秀无后，1941年修订毛氏家谱时，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的第三子毛岸龙被列为罗一秀之子。1950年，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回韶山时，曾受毛泽东嘱托，去看望过罗石泉。毛泽东也和小妹夫毛华村（罗一秀小妹罗五秀的丈夫）等亲戚保持联系，1959年阔别30余年首次回到韶山时接见了他。

对毛泽东的影响

有研究认为，毛泽东这段短暂的婚姻使得他“激烈的主张妇女权利”，表现为开始为左翼出版物撰写批评中国传统家庭关系的文章，其认为婚姻不应由社会或家庭压力主导，而爱情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克莱尔·霍林沃思、张戎和乔·哈利戴等均有类似观点，认为和罗一秀的婚姻使得毛泽东对于包办婚姻持批评态度。但是他们不懂，毛泽东父亲的乱伦行为，可能才是毛泽东否认自己婚姻的实际原因。

谢选骏指出：有人认为，毛泽东的父亲霸占了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罗一秀（Short, Philip. Mao: A Life.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99. ISBN 0-340-75198-3.）——这一羞辱让毛泽东产生了复仇心理，结果冤冤相报，使得自己也变成了禽兽。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实际上承认这门亲事，不承认是因为毛泽东他爸爸的乱论行为，让毛泽东的老婆变成了老妈。

共产党编写的《百度百科》报道：

罗一秀（1889年10月20日—1910年春）是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乳名叫秀妹子，因在其姐妹中居长，又名“一秀”或“大秀”，父亲罗鹤楼。罗一秀1907年与毛泽东结婚，当年毛泽东十四岁，她在毛家生活了3年，无后。1910年春因痢疾病逝，年仅21岁。

毛泽东的原配罗氏，生于1889年10月20日，那时农户家的女儿大多没有正式的名字，她的乳名叫秀妹子，因为她在姐妹中居长，所以父母后来就叫她“一秀”或“大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8岁的罗一秀嫁到毛家。《韶山毛氏族谱》中记载，罗氏（即罗一秀）为毛泽东原配。

罗一秀的夫婿毛泽东小她四岁，但个头比她还高。在毛家，一秀是幸福的。因为罗家也是殷实大户，一秀的父亲罗鹤楼是个通文墨、有田产的农民。一秀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教，性格温柔贤慧，勤劳俭朴，人也生得体面丰满。嫁到毛家后，她尊敬公婆，体贴丈夫，操持家务，深得公婆喜爱。丈夫虽然由于早婚，开始有些腼腆，后来也非常尊重她，关心她，爱护她。

据韶山的老人们传说，毛泽东常去岳父家帮工，1911年春去长沙求学时，正是插秧的季节，毛泽东还到岳父家插了一行直移子（韶山土话，即在大田中插下直直的四行秧苗）才出发。1925年他带著杨开慧和孩子回韶山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段时间里，还曾经去炉门前岳父家拜望过。1927年元月上旬他回韶山考察的那一次，又曾去岳父家住过一晚。

1950年毛岸英回韶山时，曾受父亲的嘱托，去炉门前看望过堂舅父罗石泉。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时，曾请他的连襟，娶了一秀最小的妹妹五秀。

由于是父母包办的婚姻，据说毛泽东并不承认这桩婚事。但毛泽东在罗氏逝世后，曾多次去罗家拜望，体现了他还是对罗家有感情的。

在毛泽东父母合葬墓旁边，有一个已平的坟丘，那里埋葬的就是毛泽东的第一位妻子罗氏。罗氏因是长女，亦可称为罗一姑。罗氏出嫁时年方十八，身材丰满，容貌秀丽，生性温顺善良。
 
罗氏祖母毛氏，是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的堂姊妹，即毛泽东的姑祖母。毛顺生对这位表侄女甚为喜爱，因此特意向罗家提出结亲的要求。旧时，亲上加亲，视为美举。

罗氏明媒正娶到毛家，帮婆婆料理家务，自是一个好帮手。与弟媳王淑兰(毛泽民原配)相处得很好，也很体贴丈夫，为丈夫送茶送饭，洗衣浆裳。公婆对她非常满意。

为顾及父母亲友的面子，毛泽东默默接受了这桩婚姻。安下心来，一边劳动，一边读书。1910年的大年初二，罗氏因患细菌性痢疾，不幸去世，年仅21岁。毛泽东那年17岁。

罗氏在毛家度过了人生旅程上的短暂的最后三年，静静地躺在了苍松翠竹的山岗上。

毛泽东虽不承认这门婚事，但对罗氏却是记着的。解放后，罗氏胞兄罗石泉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来京，毛泽东欣然同意。当时许多亲属想去北京，毛泽东都没有答应，但对罗石泉却破例，这或许反映了他的某种歉疚之情。

谢选骏指出：有人认为，毛泽东的父亲霸占了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罗一秀（Short, Philip. Mao: A Life.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99. ISBN 0-340-75198-3.）——结果，“毛泽东的老婆就是毛泽东的老娘”了。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邓小平身上——不过顺序颠倒了过来，“邓小平的老娘就是邓小平的老婆”。原来，邓小平和他的继母发生了乱伦的关系，结果遭到家族的追杀，不得已逃出家来，走投无路只好参加了共产共妻的党。他晚年还把老娘兼任老婆接到家里合住，但他自己却因为害羞再也没有回过老家。

《戚本禹：邓小平奸淫父亲小妾遭追杀一生不敢回家》（6/11/2016 刘东）报道：

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是1989年六四屠杀的元凶，却不知道他这么缺德的原因。

现在，根据他的同党戚本禹的揭发材料，这一点基本上清楚了：邓小平从小道德败坏，从小就奸淫他的后妈，后来遭到他的老爹的追杀，不得以出逃“参加革命”！

这一劣迹，使得邓小平终生不敢再回家乡，因为邓小平的狗脸，实在不能见人。衣锦还乡，对邓小平只是“国王的新衣”，因为邓小平没穿内裤。

《戚本禹回忆录》节选：

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

邓小平一家真是畜牲啊！

所以当邓小平老了，看见年轻人快乐就心里发毛。

1983年邓小平就发动“严打”，消灭了几万敢于自由恋爱的青年。

1989年邓小平又发动“六四”大屠杀，消灭了几万敢于抗议腐败的青年。

邓小平实际上一直是个腐败的官僚。

共产党“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邓小平个人表现怎么样呢？右江起义开小差，置革命成败与众多起义战士的生命于不顾，却说是去找 中央汇报工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年主席调“五马”进京，让邓小平当总书记，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认为他不行。我也是怀疑 的，但参加过一次他的会议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能抓问题的纲要。那次会议，李富春主持，我是会议记录，会上要解决的问题混乱一片，我都无法记 录，可邓小平提纲挈领抓的几个问题，就是全部问题的纲要。这让我大吃一惊。他是刚到中央的，就能概括集中关键问题，其中一个是剪刀差问题。他说他知道农民 是吃亏了，但现在问题还不能解决。他讲出了为什么不能解决的道理。那次会议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哪里知道他生活上的腐化变质那么厉害，1959年 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 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

其实党内的“高岗”不止一个，而是很多。这些“高岗”也没有因为高岗搞腐败身败名裂就自己主动收敛。照我说，叶剑英也是一个“高岗”。高岗功劳很 大，主席很器重他；叶剑英救过中央，功劳也很大，主席还感谢他。但叶剑英是公子哥儿，风花雪月不断，换老婆太多。这个比高岗还不像话，高岗是不合法玩女 人，是纯道德问题，而叶剑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问题遮盖起来了。叶剑英离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记不清。1957年党校轮训，他爱人也在党校，是我的同 学，她姓赵，那时还很漂亮，他就不要她了，叶向真就是她生的，她那时就大骂叶剑英“老不死的，老东西，玩弄妇女，老不正经，好话说尽，他很会……”。还有很多难听的话！毛主席不会不听到一点叶剑英的事，但没有人出来揭发，毛主席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否则，在现在不又多了一宗毛主席迫害老革命案？叶剑英家里没有全家福，后来离婚，也乱搞，大概是糊涂了。高岗要放在文革也是资产阶级、走资派，而叶剑英就是资产阶级，就是走资派。总理却是支 持叶剑英的，这是为什么，我是有点不理解。

至于邓小平，他的确是很能干，但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都知道，他从来都是讲享受的。他的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 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 过。共产党“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邓小平个人表现怎么样呢？右江起义开小差，置革命成败与众多起义战士的生命于不顾，却说是去找中央 汇报工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年主席调“五马”进京，让邓小平当总书记，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认为他不行。我也是怀疑的， 但参加过一次他的会议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能抓问题的纲要。那次会议，李富春主持，我是会议记录，会上要解决的问题混乱一片，我都无法记录， 可邓小平提纲挈领抓的几个问题，就是全部问题的纲要。这让我大吃一惊。他是刚到中央的，就能概括集中关键问题，其中一个是剪刀差问题。他说他知道农民是吃 亏了，但现在问题还不能解决。他讲出了为什么不能解决的道理。那次会议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哪里知道他生活上的腐化变质那么厉害，1959年国家 进入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 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

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是1989年六四屠杀的元凶，却不知道他这么缺德的原因。

现在，根据他的同党戚本禹的揭发材料，这一点基本上清楚了：邓小平从小道德败坏，从小就奸淫他的后妈，后来遭到他的老爹的追杀，不得以出逃“参加革命”！

这一劣迹，使得邓小平终身不敢再回家乡，因为邓小平的狗脸，实在不能见人！

衣锦还乡，对邓小平只是“国王的新衣”，因为邓小平没穿内裤！

《戚本禹回忆录》报道：

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

邓小平一家真是畜牲啊！

所以当邓小平老了，看见年轻人快乐就心里发毛。

1983年邓小平就发动“严打”，消灭了几万敢于自由恋爱的青年。

1989年邓小平又发动“六四”大屠杀，消灭了几万敢于抗议腐败的青年。

邓小平实际上一直是个腐败的官僚。

谢选骏指出：总结一下，毛泽东被他老爹乱伦，使他变成一个复仇主义的强盗；邓小平乱他老爹的伦，使他成为一个逃跑主义的小偷。这种不同的性格，后来反映到了他们不同的政治实践之上——毛泽东吃大户共产，邓小平偷偷地先富。

谢选骏：美国不是反华而是反共——世界日报故意混淆二者

《曲解中央意图 中共内外交困王沪宁要背锅》（2018-07-12 世界日报）报道：

中美贸易战开打并进一步激化，中共内部出现对习近平对内对外策略的质疑。大陆官媒为习近平“洗地”，有媒体称，高层有人把责任推到中共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军师”王沪宁身上，并拿地方和有关部门官员当替罪羊，指责他们错误理解中央战略意图。据称，习近平也下令禁止官媒批评或侮辱美国总统川普。中美关系紧张，从中国内部看，中国有没有错？是谁的过失？

近日媒体援引中共高官的话说，部分官员和媒体误认习近平的“太平洋容纳论”是高层要与美国平起平坐，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信号，而“一带一路”倡议更燃起中国仿效美国，开始圈定中国势力范围的幻想。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曲解中央意图的官员，和大肆渲染民族民粹主义情绪的党媒，应负首要责任。官员称，习近平从没有放弃韬光养晦政策，他十分明白中美之间的差距，他根据中国发展现实情况提出了太平洋容纳中美论和一带一路倡议；但具体操作中，部分官员和党媒曲解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另外，党媒近来连续讨伐浮夸自大文风，对习近平的个人宣传也在媒体降温。除了传闻高层下令禁止悬挂或撤下习近平肖像，据传中科院关于习近平思想的研究课题，网上也不见了。日前，“人民日报”头版罕见没有一个标题有“习近平”三字，与过去经常整版报导都是习近平，形成强烈对比。

有分析认为，上述中共官员表面是批评官员、学者、媒体浮夸自大文风，指责他们误读习近平的思想和方针，但实际上矛头反而指向习近平，也是对体制的反思和不满，对中共政策和决策层领导能力质疑。

媒体报导，中共高层“集中火力投枪王沪宁，指责他错判形式、误导习近平、以及对党进行过分夸大的自我宣传，最终导致中美贸易战无法避免，如果贸易战进一步激化，王沪宁将会很快被习近平贬职”。王沪宁被誉为80年代新权威主义的代表，是让习近平“一步到位无限任期帝制”的推手之一。

然而，导致美中关系空前紧张而无法避免的根本原因，部分原因当然在川普竞选策略和美国遏制中国的决心，还有其他原因，不能只推诿到官员和党媒对习近平战略及思想的误读，包括：
一、中共高层对川普政府及背后力量的错误判断，对美国战略意图误读，也错看川普，用对待以往美国总统和建制派的观点和手段，与川普打交道，结果让自己大跌眼镜。

二、北京决策层和各级官员、学者智库等，都被中共的几个“自信”蒙住眼睛，看不见自己的愚钝和致命缺陷，满世界耀武扬威，引发美国警惕和反弹。欧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起因，据称就是中国在南海造岛和声索九段线主权；而川普政府直接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则是中国号称2025年在主要高科技领域要赶超美国。

三、北京对内对外政策强硬和不妥协姿态，让美国对中国失去和平改变与正常交往的信心。例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年在狱中病危，美、德等西方国家苦口婆心请求北京让刘晓波出国治疗，中国却毫不留情一概拒绝，直至刘晓波去世。

四、官媒和各地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文宣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向毛泽东时代看齐，也让美国对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环境宽松上，放弃指望和信心。

五、中国在国际经贸、政治和其他领域的行为规则与方式，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相去甚远，且有改变世界秩序与规则的冲动与努力。

中共高层和官媒也认识问题其实出在决策层，开始反思和审视过去的失误。刘晓波遗孀刘霞10日获释抵达德国，官媒文宣降低对习近平崇拜，避免对美国强硬表述等，均是开始调整的表现。不少评论认为，这些纠错或消音为时过晚，无法让川普政府相信，中国一夜之间会放弃与美国分庭抗礼、分治世界的雄心。

不少华人主张，中国走自己的路继续壮大，美国挡不住，凭什么要中国屈服投降？然而，如果北京不愿失去现行国际秩序下的机遇，还想在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中继续发展成长，不仅经济上须加大对外开放，政治上也须有所松动。过去中美“和而不同”，现很难再继续；不消除美中之间诸多“不同”，两国就没有恒定的“和”。如能朝这个方向转变，贸易战的影响就超过经济层面，川普就有大功劳。

谢选骏指出：“世界日报”不解世界大事，只会吹毛求疵。事实上，美国不是要中国屈服投降，而是要共产党改弦更张。美国不是反华而是反共——所以我相信，只要习近平放弃共产主义，他就是要做皇帝，美国也不会反对。例如，川普总统曾经公开表示十分羡慕习总的终身执政地位！不信大家再去看看，沙特国王向来是美国的最爱；而美国历届总统见了英国女王甚至日本天皇，都会毕恭毕敬，那日本天皇小子还是一个战败国的头目，其国之规模，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美国虽然咄咄逼人，但其实不是在反华，而是反共也。世界日报故意混淆二者，大肆挑拨中美关系，用心又何其毒也。

谢选骏：马列的“劳动创造人类”与纳粹的“劳动给人自由”

（一）

《“劳动创造人说”的现代科学审视——对我国美学界一种重要理论背景的质疑》（汪济生缩文载于“东方学术文库（第一卷）”、上海市社会科学界2003年度首届学术年会论文选集：《人文社会科学与当代中国》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第255~261页）摘要：“劳动创造人说”对我国学术思想界、也许尤其是美学界的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一学说并非没有可以探讨之处，况且一些学人对这一学说的理解似也不够准确，这些导致了对今天的研究工作的相当深刻的影响。从学说的提出至今，毕竟一百多年过去了。人类的科学和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已有的学说会受到新的审视，是很自然的事。否则，倒是反常了。本文就是从逻辑、事实、结论的可能指向等几个不同的角度，做的一些检视。其实，不少学人已经或多或少地做过这一工作。本文只是想做得系统一些罢了。

对于劳动和人的关系问题，经典作家们都曾有所论及。不过就“劳动创造人”这一学说而言，应该说比较系统完整的表述，出现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本著作中。这一学说直到今天，都对我国的学术思想界有极大的影响，成为我们学术思想研究的一个基石性的原理。例如，在美学界，尤其对于李泽厚、蒋孔阳等先生的实践美学派，就可以说是把“劳动创造人说”作为了自己的“理论背景”。不过，在笔者看来，我国学术思想界、美学界的一些学者对恩格斯的观点的理解不很到位，对其的发挥，常常离科学更远。可以说，这些学者研究中的一些相当深刻的理论紊乱、一些难以摆脱的逻辑怪圈，多由此而生。例如实践派美学家们在对于极为重要的自然美的阐释中，所陷入的那种一目了然但却难以摆脱的削足适履和牵强附会。当然，若细究其原因，应该说，既和这些学者的素养有关，恐怕也和这一学说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关。为了使这一团团丝麻能够得以理顺，以有所裨益于我国的学术研究，看来，一个较深层次的清理工作，尽管从多重意义上来看都十分棘手，但恐怕终究是难以回避、必须要有人去做的。因此，笔者打算具体地看一看恩格斯的观点，站在今天的角度做一些辨析和评估。同时，在适当的地方，也评价一下我国学术界、美学界一些学者，在对这一学说的思考中存在的问题。笔者深知，此课题分量颇重，一篇论文的篇幅，可能难以畅言。笔者将勉力撮要而述。

1． 学说中的逻辑自洽欠缺与学术政治化问题

恩格斯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集中表述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为了观察的清晰和表述的方便，笔者将其中关键性的文句摘录如下，并略加编号：
（第一段）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第二段） 但是，这一切（指前文中描述的猿的谋生活动。——摘引者）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
（第三段） 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
（第四段） 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
（第五段） 我们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根据所发现的史前时期的人的遗物来判断，根据最早历史时期的人和现在最不开化的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来判断，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是打猎的工具和捕鱼的工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
从第一段话我们看到，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是从劳动创造了人类生活所需要的财富这一观点生发出来的。他的含义应该是，劳动不但创造了人的生活资料，甚至连使用这生活资料的人也是劳动创造的。这真是痛快淋漓地强调了劳动的重要！不过，恩格斯并没有忘记分寸。他谨慎地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个限定性词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一限定性词组呢？虽然恩格斯没有说明这“某种意义”的具体含义，但大抵也是可以加以推理的。谜底可以说大半就在这同一段文字中。在这一段文字的一开始，恩格斯就反对只把劳动作为“一切财富的源泉”，而提出“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由此可见，恩格斯是极端重视自然界的。他是进化论的精深的研究者。他当然不会不知道，生命是在自然界中孕育、发展和进化出来的。人类的出现当然归属在这个大框架中，不会例外。他如果要强调“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劳动的作用，当然不应该忘记“在从生命发端到猿转变过程中”的自然界的作用。而“人的被创造”如果没有“猿的被创造”做前提，是根本不可能实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这里不妨对恩格斯的第一段话作以下套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创造了人本身。”这一段话，我们认为，是基本上可以表达恩格斯上述话语中的未尽之意的。再回到开头的那句恩格斯不太满意的话，如果改成“在某种意义上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也许就会不太有毛病了。
如果我们对逻辑关系略微作一下清理，就可以明白。自然界产生财富和劳动产生财富，是完全不矛盾的。劳动产生财富，应该是可以包容在自然界产生财富这个大的框架之内的，可以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劳动产生财富，就是自然界产生财富的一种特性化、个性化，或具体化的表现形态罢了。同理，劳动创造人的问题也是一样。劳动创造了人，是包含在自然界创造了人这个大概念之内。这就使我们更悟出了恩格斯会不太放心地要在他的判断前加上“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限定性的词组的意义。难道我们不可以把“在某种意义上……”这句句子解读成“在肯定自然界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大前提下，我们还要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我想，我们这种解读，应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这也提醒严谨的学者们：“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是不能离开“自然创造了人”这一作为大前提的命题而独立出现、独立存在的；更不能作为这个大前提的对立命题而出现。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象只记得子女是父母的后代，却忘记、甚至否认子女也是祖父母的后代一样，是十分荒唐可笑的。遗憾的是，我国的许多学者，却不但习惯于不加任何前提、潇洒利落地到处使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而且还恰恰喜欢把它作为“自然创造了人”这一命题的对立命题来使用。由此衍生的紊乱，在许多领域中不可谓不深远。例如，在美学研究中，蒋孔阳先生就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在讲'劳动创造了美'的同时，又讲‘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因此，人和美都是劳动创造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人类的劳动，在与人无关的自然界中去探讨自然的美呢？”这里，把自然界对人存在着更为根本的作用这个大前提完全抛弃了，对事物本质的把握怎么可能到位呢？
探讨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限度性词组的大致含义，我们也大致可以明白“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对于它的大前提的密切的依赖性。现在，我们要对“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的本身，再作些进一步的考察。不可否认，相对于“劳动创造了财富”这一提法，“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提法，是比较费解的。从最平实通俗的意义上说，“劳动”作为一个行为过程，而财富作为这个行为过程的结果，“劳动创造了财富”这整个过程是很自然的、写实的、因果关系和时空流程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是不难理解的。而“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提法则有所不同。“人”是行为者，“劳动”是由“人”所做出的“行为”。从可直观的实际过程看，应该是由人发出劳动这个行为，所以，必先有人，而后才能有人的行为。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提法，却一反这一实际过程，把行为的存在，放在了行为者之前，并且说，是行为产生了行为者。显而易见，这决不是写实的过程，决不是发生在一个真实的人身上的可以肉眼直观的过程。人们会不屑于笔者的肤浅，指出：不该将这个命题作如此刻板粗俗的理解，这里的“劳动”是一个宏观的整体的概念，这里的“人”也不是指哪个具体的人，这里描述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两者的关系已经是反复循环、互为因果、难以刻板地划分先后了。但即使如此，笔者还是认为，既然明确地说了劳动是创造者，人是被创造的，那么，序列关系还是明显的、不能含糊的。何况“创造”一词有明确的“开始”、“发端”、“从无到有”的意思，不是改造，也不是提高。一个行为，是怎么把行为者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呢？人们也许又会点拨笔者：这一过程虽然不具有表面的可见的真实，但它有着深刻的本质的真实，描述的是一个内在的由因到果的运动过程。对于这一说法，笔者认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确实，有一些运动变化过程是渐进地发生在事物的内部的，并非一时一地可以明显见出。不过笔者又觉得，既然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实的过程，总是应该可以将它现象化地描述出来的。当这一过程本身还相当微妙、易使人产生疑惑或误解时，尽可能将之作现象化的描述，就更为重要。形而上的表述方法，虽然显得凝练而漂亮，但也常常会有因文害义之弊，造成很不小的麻烦，须十分小心。有感于此，我想用最平实的大白话“翻译”一下自己所理解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提法，就是——猿类通过劳动使自己进化成了人类。
在这个表述里，劳动，不再是一个先于劳动者而悬浮于空中的东西，它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载体”——猿；人，也不再是被什么力量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从实实在在的猿转变过来的。更具体地说，就是：猿在劳动中改造了自己，使自己提高到了人的水准。在这里，准确地说，其实不是什么从无到有的“创造”，而是已有物种的演进，是改造，是提高。这个描述里，丝毫也没有贬低人类，也完全符合进化论。所谓“创造”，因为有“从无到有”的含义，倒有点使人感到突兀。恩格斯用这个词，显然是为了更强烈地突显劳动的重要，因此，带有很大的修辞意味。他自己显然也感到了一些分寸上的问题，他用“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词组，似乎也有为自己留下一些回旋余地之意。这样看，笔者前面那句大白话的“翻译”还是基本能够平实准确、通俗易懂地表述恩格斯的命题的涵义的。
不过，在上述平实的描述中，我们顺理成章、无可回避地导出的一个命题是：猿类是能够劳动的。而且这一命题是极为关键的。因为，正是猿类的劳动，使劳动能够先于人类的存在而存在，并且成为产生人类的“母体”。但我们看到恩格斯似乎并不这样认为。在我们上面引述的第二段话里，他就相当肯定地做了界定：“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而他的第三段话“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又明确地切断了这“劳动”可以延伸到猿群中去的途径。这样，就使他自己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命题陷入了一个困境。创造人类的是劳动，劳动当然必须先于人类而存在；能够先于人类而进行劳动的只有猿类，而猿类却是不能进行真正的劳动的。这样，一个无可回避的推论就是：假的劳动创造了真的人本身。而真的人本身一旦被“假的劳动”创造出来，立刻就开始了“真正的劳动”——因为如果开始的不是“真正的劳动”就不能说明“人本身”已经被创造出来，就说明他们还是猿群。这就不由人不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从“假的劳动”到“真的劳动”之间的瞬间转换。由于这瞬间转换的中介只有“人本身”，我们就会全神贯注于要发现：人在这短短的瞬间又发生了什么突变。但人的变化又是由劳动——“假的劳动”创造的。这使我们的眼光又不得不回到“假的劳动”上了。我们就会揣测：是否有什么外来的能够有“点石成金”般神奇力量的元素加入到了“假的劳动”之中，使它有了把猿转化成人的奇效？而这样，“假的劳动”就会在我们的眼里神秘起来，甚至比“真的劳动”还要神秘了。又从而，我们的命题的准确表述应该是：准（如果命题中不宜用假字，或者假字的含义显得过于极端，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准”字。）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而文章题目的准确表述也应该是：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我们这里并非在调侃。因为整篇文章的中心，关注的是从猿到人转化过程中的决定性转化力量。如果这转化性力量只被界定为“还不是真正的劳动”、或“假劳动”、或“准劳动”，那么，这“还不是真正的劳动”、或“假劳动”、或“准劳动”，也就是真正的主角。而所谓的“真正的劳动”，即使它以“能够制造工具”为内容，也与原文的主旨不太相干了。因为它被界定为“人类社会”开始的标志。它所关乎的只能是人类社会开始后的“提高”，而不是人类社会被创造以前由猿群向人类社会的转化过程。但这样一来，能够制造工具的劳动，反而显得无关紧要，不如具有转折作用的“假劳动”、“准劳动”重要了。
我们上面的这一番演绎，只是想指出恩格斯上述几个相关命题之间的一些逻辑抵牾之处。应该说，这些抵牾之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例如，把劳动划分为“真正的”和“不是真正的”，就是企图把问题界定得更明确，而实际上反而使内在的逻辑关系出现模糊、甚至抵牾之处了。最明显的是，他的这种划分，把自己本来全力褒扬的、对从猿到人具有最大的转化之功的这一段劳动，归入到“不是真正的劳动”的“准（或假）劳动”当中去了。仅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一逻辑的错位并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一思路的内在动因确实有些令人费解。我们想到一种并非完全不可能的情况，提供给研究者们做一参考：恩格斯作为一个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向早期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不完善、向早期资产者的不明智不清醒甚至贪婪作终生斗争的战士，他的学术研究尽管非常注意科学性和客观性，但也很难完全不受此目的的影响。例如，就在他这篇题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的最后结尾，他使用的就是一段愤怒的文字，以批判给劳动者带来不公正待遇的当时的“生产方式”。他写道：“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建立在劳动者本人的劳动之上的私有制，必然发展为劳动者的丧失一切财产，而同时一切财富却愈来愈集中到不劳动者的手中”。不难设想，恩格斯在通过他的学术研究高扬劳动的旗帜的同时，难免要防止人们把劳动看成是动物水准的活动，所以，提出了“真正的劳动”的概念，在“制造工具”这个当时还没有事实证明动物也能够突破的分界地带，设下了一道防线。这种心态未必是十分明晰的，很可能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呈潜意识的，而且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毕竟体现出一种政治对学术的扰动。
这里，我想简单提一提我国学界对于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学说的态度。应该说，除了极少数学者感到了这一学说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因而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以外，大多数学人是十分放心地、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予以信奉的。这一学说在各个学科领域中作为基石性原理被运用得也十分广泛。不过，我不得不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这一学说的运用，不但没有小心地处理好其中已经存在的一些逻辑欠缺，还基本上对恩格斯已经谨慎地处理过的一些关键环节不注意，显得相当草率、疏放。一般来说，这些学人对这一学说的运用，不但没有达到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已经达到的水准，而且还相当幅度地降低了这一水准。而本来，作为在恩格斯以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从事研究工作的学人，我们已经可以占有更丰富得多的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对前人已经应该是可以有所超越的。
后世学人，当然包括我们今天的一些学人，对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说”所采取的草率、疏放的态度，基本上是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其一，是无视恩格斯所谨慎设置的前提，对“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词组置若罔闻。不能，或懒于体会这里可能具有的深远含义。简单化地对待复杂的科学问题。在寻章摘句和作推理下判断之际，掐头去尾，甚为干脆利落、出手麻利。而对自己的立论脚底踏虚、危如累卵之状，甚少觉察。这些学人所可能产生的最大的失误，就是会忽视、忘记、甚至否认人和自然的关系，忽视、忘记、甚至否认人首先和根本上是自然的产物这一最深厚的背景。简单通俗地说，他们就象一群只认父母，而忘记、或干脆不认祖父母的孩子。由他们来对自己的身世和行为方式的渊源作研究和探索，其间可能产生的失误，当然是不可以以道里计的。其二，是不去认真注意恩格斯根据当时科学研究所积累的材料，所精心确定的人和动物的界限。各种论断、各种漂亮的形而上的理论概括，离开对经验事实的搜集、考察和归纳、提炼，本来已经是难以有什么大的作为的了。但这些朋友们似乎连对既有的旧事实旧细节，做静心省察的耐心也没有。不去注意使用工具的劳动和不使用工具的劳动的区别；不去注意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的区别；不去注意制造石器和制造木器的区别，等等。反正动物智能是低于人的，反正动物也不可能为自己辩护。这些学人们全方位地扩展开了对动物能力的贬低。在他们那里你很难见到比较实证的分析；很难见到对主要环节和次要因素的区别；很难见到对因果序列的探寻。铺天盖地地动物全不如人，全然不知进化论为何物，以至于弄到只要提到动物，总是作为人类光辉形象的反衬而出现的，就象黑白照片中的阴影，总是为光明面的效果而出现的一样。这方面的具体例子，我想蒋孔阳先生的动物观恐怕可以算一个。但我在别的文章中已经就此谈了不少篇幅，现在就不重复了。这里，我还想提一提实践派美学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李泽厚先生。他虽然也有前面提到的那种把动物的各种属性作“阴影”和“陪衬人”的习惯，但相对来说，比蒋孔阳先生更多地注意到了恩格斯的一些较关键的提法。例如，他对“制造工具”这一环节的作用就盯得比较紧。在他的《美学四讲》中，他说：“虽然原始人群的集体不大，活动范围狭隘，但他（她）们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群体，正在这种群体是在使用、制造工具的劳动生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在较近的一篇文章中，他又说：“人与整个自然界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工具本体造成的。”不过，在恩格斯之后，已有一百多年过去了。仅仅固守着那几句话应该是不够的。科学的进展已经提供了那么多不争的事实，我们的许多学者却似乎对之置若罔闻。是隔膜？是迟钝？还是先入为主或“消化不良”？抑或是严谨和稳重？可是，在科学中，是没有什么标准比实事求是更为严谨和稳重的。下面我们就这一点，继续做些探讨。

2． 现代科学进展对学说带来的深刻冲击

一个理论体系要得以确立，它自身的概念群之间，不相互抵牾，通俗地说即能够自圆其说，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条件。但仅仅做到了这一点仍然是不够的。因为这还只是在它的自身内部，在它自身内部的概念群之间进行的相互参照和调整。一个理论体系要得以确立的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建立在这个理论体系和它周围的现实世界之间。明白地说，就是这一理论体系必须以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为参照，求得确认。如果说前一个是必要条件，那么，后一个才是充分条件。我们上面只是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说”的有关概念群内部进行了一些考察，也指出了一些问题。不过，即使我们在其中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也还不能说明它就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它的能否确立，还要看它能否满足上述的那个充分条件。而谈到充分条件，我们不能不说，它是不能满足的。因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作为这一学说所立论的主要基石的对动物智能的最高水准的判断，已经被现代科学的观察和研究认定是不准确的。不过，在比较具体地谈及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要说明，以下的探讨，并不会影响我们对恩格斯的天才和睿智所已经达到的高度评价。恩格斯作为一个一百多年前的学者，他的研究结论，是在充分地吸收了他的时代所提供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卓越建树。我们对他作更多的苛求是违反常识的。我们对他的学说的检视和探讨，只是为了避免让我们这一代人自己成为长不大的思想婴儿或懒汉。
现代科学和实验给我们带来信息是：动物是能够制造工具的。而且这一能力在现代类人猿中几乎普遍具有。其中黑猩猩表现得最为出色。大猩猩不如黑猩猩勤勉，但也挺出色。这些已经是为科学界普遍确认的不争的事实。有大量的科学观察、实验材料为证。恩格斯当然无法见到这些材料，但我们却不能不面对这些材料、并且不能不估量这些事实给“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学说带来的影响、甚至冲击。因为这些事实立即带来的问题就是关于劳动的界定。我们知道恩格斯给劳动的一个界定是：“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那么，我们的一个直接的推论就不能不是——
动物是能够劳动的。而且是能够进行恩格斯所说的“真正的劳动”的。
接着就是——
既然人类因为能够进行劳动，就被认定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那么，猿类也会劳动，就也应该被认定为：劳动创造了猿本身。
可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的最主要作用，是用劳动从起源上就把人类和动物区别开来。而现在，人和猿却可以共同适用于这一命题。显然，这一条命题的界定意义，已经失去。那么，这一条命题的存在价值还能存在吗？恐怕是很困难了。
让我们再进行一些更细致的考察。我们不会忘记，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觉察到，恩格斯的文章题名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表明他关注的是从转变开始到转变实现的这一阶段中劳动的作用。但根据他自己的界定，“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而“制造工具”的劳动已经是人类社会与猿群区别的界限，被纳入人类社会的特征范围。这就是说，真正起到了转化作用的不是“真正的劳动”，而是猿群所从事的不会“制造工具”的“假劳动”或“准劳动”。因此，他的命题和文章题目的更准确的提法，其实是“准（或假）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和《准（或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是他这篇文章在逻辑上的一个不可谓不大的失误。但现在似乎出现了一个弥补这一逻辑失误的机会。因为猿类原来是会制造工具的。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原来被当作是猿类从事的不会制造工具的“准（或假）劳动”，其实是会“制造工具”的“真正的劳动”。这样，从猿到人的转化过程，似乎也就可以是由“真正的劳动”促成的了。这样“准（或假）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似乎也可以去掉“准（或假）”字，而还原成为原来意义上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了。文章题目似乎也同样如此。但仔细一想，又不对了。因为这样一来，命题间的自相矛盾是有可能避免了，但把这些命题和客观事实相对照，命题的更为至关重要的真实性却产生了问题。因为非常明显的是，既然劳动是能够把猿“创造”成人的，而这些现代类人猿又是能够从事“真正的劳动”的，那么它们为什么没有被“创造”成人呢？要知道，这些类人猿以能够制造工具的方式从事谋生劳动，历时是决不短的。国际灵长类学研究会副主席、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心理学教授理查德·伯恩先生根据现代类人猿“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是如此之快”推测，现代类人猿的祖先在和人类的祖先还没有分道扬镳时，就可能已经具有制造工具的能力了。人、猿的分途在约700万年前。这就是说，现代类人猿从它们的祖先发展至今，能够制造工具最起码也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但它们却并没有被劳动创造成人。而且我们也看到，它们离开人类的水准还何其遥远。看来，劳动的内涵不管采用的是“准（或假）的”，还是“真正的”，要确立“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都是相当困难的。
一些科学和实验结果所导致的结论，也使一些在研究人和动物的区别的学者产生不小的困惑。在部分研究者们中，又根据对动物行为的研究和观察，试图对人类劳动的内涵再提出一种新的定义，来区别人和动物的能力界限。例如，一些科学家曾经提到过，说人的劳动是能够使用“制作工具的工具”或者叫“加工工具的工具”的，而动物却不具有这种能力。所以，有的学者据此提出“只有出现了加工工具的工具之后，才算是真正开始了人类劳动的历史。”不过，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说动物不会使用“加工工具的工具”，还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另外，从逻辑的角度，我们也还很难论证“制造工具”和“制造工具的工具”之间，有怎样程度的足以构成人、猿区别的飞跃。再有，我们已经知道，猿和人的祖先，在分途发展之际，起点都差不多，都会“制造工具”了。可是，它们其中的几种发展到今天还是只会“制造工具”的类人猿，作为人类祖先的这一支，却发展成了能够使用“制造工具的工具”的人了。如果“制造工具”的劳动实践活动本身，真的是由猿向人转化的名副其实的关键环节，那么，这种大相径庭的结果，是不会出现的。这种两种结果的差异告诉我们，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还有别的重要因素在“制造工具”的后面起了真正的关键性的作用。值得我们挖掘。
这里，我们应该提到我国的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他似乎相当早地就注意到了有关动物能够制造工具的新的事实，及其必然会引起的问题，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不过，他的思考表现一种处变不惊的姿态，也为我国许多学者所认同，值得我们做些考察。他曾写道：
动物在实验室或自然条件下也使用甚或“制造”工具，但它们只是偶发性的（不是大量的，不可缺少的）或单一性的（一种工具或一种使用方式），在维系其族类生存中不占主要地位。在从猿到人的进化史中，使用工具的活动却有“量变成质”的巨大含义！所以它才产生了猿类所没有的人的双手。
这里，我们看到，李泽厚先生认为，猿类对工具的使用和制造是“偶发的”，而人类的祖先的这类行为却是“普遍必然的”。他并指出，在这似乎仅仅是量的差别中，“却有‘量变成质’的巨大含义”。也就是说，猿、人之间的质的差别即由此而生。
首先，我们看到，这一提法与恩格斯的观点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恩格斯的观点是在制造工具行为的“有、无”之间；而李泽厚的看法却是在其“多、少”之间了。但是，恩格斯并没有为他的观点的松动留下空间。在普遍认为石器是被制造出来的最早的工具形态的情况下，恩格斯明确地断言：“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其二，如果我们不把恩格斯的观点当作绝对标准，而来看看李泽厚先生对制造工具行为的两类方式的描述：一类为“偶发的”、“个别的”、“短期的”、“偶然的”、“自发的”、“个体的”和另一类为“大量的”、“广泛的”、“不可缺少的”、“普遍必然的”，我们会感到，这些只是很表浅的现象性描述。要说明人、猿的区别之因，只停留在这样的层次上，是绝对不够的。因为，不管李泽厚先生是否意识到，他实质上已经移动了恩格斯的看法的关键点。既然如此，他应该对他所描述的图景的成因有所说明。猿类是动物，人类的祖先也是动物，而且它们是从同一祖先发展而来。它们制造工具的能力初始之际当然也不可能有如何巨大的差别。凭什么人类的祖先就走向“普遍必然”云云，而猿类就始终滞留在“偶发”、“偶然”之境呢？如果不想堕入神秘主义的迷雾，对此成因作出说明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关键所在的。其三，如果今天猿、人之间的巨大差别，确实是由“制造工具”的实践活动的量的差别造成的，那么李泽厚先生仅以“偶发”、“偶然”之类词汇作一下限定，便以为可以不必伤筋动骨而维系自己原有理论体系的天下太平，那是有欠思考的。因为“偶发”、“偶然”之类词汇，虽然可以意味着数量少，却决不意味着没有内在的机理和依据、可以掉以轻心。事实一旦经由确认，不管其是否“偶发”，到位的研究是决不应该将之轻易放过、而应该穷究其内在机理的。而且，也必然有其内在机理。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几近文盲的老妪，突然在某一天发表了一篇精彩的美学文章，美学家们和教育学家们会不会满足于以“偶发的”一词所做的解释，而不想去搞清其真相和成因呢？我想不会。而且可以断言，那里如果没有骗局，就一定会有人类智能规律方面的重大发现。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可以说，当我们今天已经确认了猿类也能制造工具的事实，其实就意味着一场须要伤筋动骨的理论体系的调整正在拉开序幕。对之作“偶发的”之类的界定，其实是相当于给自己戴上了一副毛玻璃制作的眼镜，无助于看清对象，反而使对象从视界里消失了。
再回到我们原先的问题上，笔者的看法却是：即使我们再做调整，恐怕也无法维护原来的命题“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准确性了。

3． 制造工具、社会化、口语三者的关系——从猿到人起飞点的精确定位问题

我们还要考察一下劳动、社会化、口语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三者在人类的诞生中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恩格斯在他的文章中对这三者都注意到了，并且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都予以了描述。这再次使我们觉察到了恩格斯的犀利。不过，他究竟是如何来认识这三者间的关系的，却仍然关系重大。我们有必要对他的观点细加观察。为方便起见，我们也将他的表述编码引述如下：
（第一段）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
（第二段） 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
（第三段）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变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远远超过前者。
应该说，在上述的论述中，恩格斯所展开的理论发展线索还是十分明确的。他几乎将劳动作为第一推动力，认为“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对于作为人类祖先的猿类的社会化程度和语言发展的推进。这里论述的连锁反应式的进程，在当时的科学视野中，应该是显得相当严密的，不易发现什么问题，但在今天，当我们知道了现代类人猿早就普遍具有能够“制造工具”的“劳动能力”的时候，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我们首先就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既然能够“制造工具”的“劳动能力”是这一切发展的决定性推动者，那么，为什么几百万年以来，这些现代类人猿所具有的社会化程度和语言程度，仍然还是与今天人类的社会化程度及语言发展程度几乎有云泥之别呢？在这种差别里，我们难道不可以断言，一定有什么别的因素在其间起了重要的作用吗？当然，在恩格斯的时代，对猿的能够“制造工具”的“劳动能力”还没有发现，所以，要能够对于以后产生的巨大进化差异的原因作出比恩格斯更深入细致的洞悉，确实是难乎其难的。也因此，我们不能以此苛求恩格斯。但是，我们今天却不应该不看到这一点了。
在劳动、社会化和语言这三者的关系中，社会化与语言的关系更为密切，是十分明显的。而在社会化与语言的关系中，我们看到，语言的存在，虽然有助于社会化的发展和增强，但却不能决定社会化的需要和存在；相反，语言的存在和发展，却是以社会化的需要和存在为前提的。通俗地说，个体不会仅仅为了要说话，就结成社会、发展社会。社会的结成和发展，首先是个体为生存所需、甚至为生存所迫。没有这种生存的压力，社会化即使出现，也会长期地处于稀松的状态，更谈不上发展出发达的语言。所以，在社会化和语言的关系中，社会化是更直接的主导性的、驱动性的。在上述第二段、第三段引文中，我们看到，恩格斯都直接地将劳动和语言联系在一起，将劳动直接作为语言产生和发展的驱动因素，应该说是不严密的，甚至是不准确的。现代猿群早就会“劳动”，却远没有什么发达的语言，就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我们再向前追溯，看一看社会化的发展和劳动的关系。用恩格斯在第一段引文中的说法是“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化的发展。应该说这一判断有相当的合理性。分工和合作能够相当显著地提高劳动的效率，是社会化方式会被采取的一个明显的理由。不过，在启动的阶段上，恐怕还不如此简单。因为合作共存，也是会要每个个体付出相当的代价的，会使个体受到相当的约束和牵制。没有外力的施压，仅靠劳动的内在的逻辑运动，怕是不易促成的。这一点，我在有关文章里，也已作过探讨。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现代类人猿的祖先“劳动”了几百万年，它们的子孙现代类人猿的社会化程度，比起人类仍不可同日而语，便是一个明证。这里，我们看到了恩格斯又一次直接单线索地将社会化的发展归因于劳动。我仍然认为这是有欠准确的。其实，在笔者看来，这种持续地几乎是预先设定的要突出劳动的意图，是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让事物的更深层玄机擦掌而过的主要因素之一。
关于这一课题，笔者通过一些较系统的探索和著述，提出的命题是：
在承认自然力是人的最本源性创造者的大前提下，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达到使用口语水准的社会化谋生活动，使猿进化成人。
在以上表述里，除了对自然力条件的明确肯定，我们还尤其突出了社会化和口语这两个要素。而口语这一要素，更准确地说，是对于社会化这一要素所应达到的程度的更具体的指标限定。（我们强调口语，因为口语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而书面语只有几千年。）我们之所以要刻意突出这两个要素，决不是要吹毛求疵，这是为我们所要达到的最主要论题——界定人、猿分途之因所决定的。因为只谈劳动——尤其当使用经典中的“真正的劳动”（能制造工具的劳动）的内涵时——是无法在猿和人之间做界定的。“劳动创造了人”，和“劳动创造了猿”可以同时并存。仅凭劳动，猿无法实现向人的转化。虽然说恩格斯也提到了这两个要素，但都是作为劳动的必然派生物而加以处理的。故而把它们都记到了劳动的“功劳簿”上了。但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劳动并不能仅凭自身的力量而逻辑地直趋社会化和口语。这也为今天的“能够制造工具”的现代类人猿的落伍现状所证明。而只有在那鬼斧神工般精妙和难以抗拒的强大的自然力的运作、推动下，社会化和口语这两个要素才会介入进来、强化起来，才能最终促成那石破天惊的飞跃——从猿到人。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是明显地带有政治色彩的学术命题。从今天实证科学所达到的水准来看，在讨论人之成人的最根本原因时，它已明显地失去了能起界定作用的学术价值。不宜在严谨的学术著作中不加论证地使用。我们不必忧伤和担心。劳动仍然是值得我们予以崇高的赞美的，只是未必要从包打天下的“创造人”这个角度。恩格斯所指出的“劳动和自然一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已经够充分地证明了劳动业绩的辉煌。新的命题，只是旨在帮助我们对人类曾经由之受到巨大恩惠的神秘力量之源，作出更精确的定位和命名。只要它被确认是更准确的，难道不可以期待人类从中开掘、汲取出更为丰沛的精神、乃至物质能源吗？
我们的命题里没有用劳动这一词汇。并不是这个词不能那样用，而是因为担心又引起界定上的问题。用一个本身待界定的概念，去直接界定另一个概念，不是很妥当的办法。我可以谈谈自己对这个词的界定。我是历来反对“把劳动的概念过于神秘化”的，并认为那是造成“理论混乱的原因之一”。我曾经这样表述过自己的看法：“其实从整个生物学的目的上来说，劳动只不过是一种谋生活动，和其它动物的谋生活动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差别只在于实现谋生目的的手段上，人和动物有智力上的不同，而这种智力程度的不同，使劳动成为动物谋生活动的最高形态——人的谋生活动形态，但它仍属于谋生活动这一总概念之中。”人类为了要满足自己的骄傲感，一定要把这种高级别的谋生活动称之为劳动，在一般的世俗场合也未尝不可，但应该记住，这只不过意味着一种智力程度的差别，决不要夹杂进什么神秘的含义。而且还应该记住，按照目前这种“真正的劳动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定义，已不足以区别人与猿。
其实，在学术的领域里，倒不如把劳动的含义扩大化——动物生命体为了维持和提高自己的生命运动和客观世界的平衡，而必须从事的活动。这种平衡既然是以能量转化的物质过程为基础的，当然得借助物质的转化媒介或者叫效应器来实现。在生命进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转化媒介或者叫效应器的进化。这种进化，首先，是体现在生命体自身具有的转化媒介或效应器的从无到有——生命体自身的四肢趾爪等效应器官的从无到有和从有到发达。继之，是这种自身所具有的肢体性效应器的被超越性的延伸——非自体性的转化媒介或效应器即所谓工具的出现。其中又体现出从使用工具到制造工具的发展。再后，是又一次被超越性的延伸——从个体使用工具向群体合作社会化地分工使用工具的发展和强化。而口语的出现，又是使这最近的一次超越得以向令人眩目的高度急速攀升的加速器。口语的作用，是不能孤立地看的。口语的性质，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工具的工具”，或“工具的工具的工具”。口语的出现和发展，可以成为一个标志。标志着人类的祖先的进化，终于达到了得以脱离一般动物界的“宇宙速度”。从这一条发展线索看生命的产生到人的进化过程，统一在生命体的转化媒介或效应器的效能以各种方式的连续递增这一点上。神秘和暧昧消失了。所谓“制造工具”、所谓“社会化”、所谓“口语”，也只是这一大过程的几个区段，是广义的效应器、转化媒介、工具的几个近期的递进进化形态而已。
至于命题中“自然力创造人”的内容，是既包括了自然创造了从生命的发端到猿的出现，又包括了从猿到人的整个过程的。可以说，从猿到人的过程，只不过是从生命发端到人这一全过程的一个区段而已，虽然它处于最后最高的位置。这一全过程都是自然所创造的，是决不凌驾于自然力之上的。所谓“使用口语水准的社会化谋生活动”，可以看作是自然力塑造人类的一种具体而高级的表现形态。事实上和本质上也确实是如此的。其中，以相对复杂而严酷的自然环境压力发出关键的一掌，把松散的猿群推入更紧密的社会化协作以谋求生存这一境地，也是这个命题中的“自然力创造人”或曰“自然化人”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如此强调自然对人的创造之力，不应该造成这样的误解，即认为我们主张：人类应该在自然的面前顶礼膜拜、逆来顺受、听天由命、无所作为。其实，从我们所描述的自然对人类的创造方式中就可以知道，自然决不是用对娇生惯养的婴儿那样的方式来创造人类的。它倒象是一位严父，以严酷的近乎斯巴达的方式，把自然之子人类创造得象今天这样的优美、睿智、和拥有远远超越巨灵的力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会因为对浩瀚深邃的自然心存景仰、甚至敬畏，而变得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人类对自然界中那些压迫性的力量的卓有成效的抗争，正是对自然力中的最精粹部分的最炫耀的展示。我们强调崇敬自然、记取自然，只是因为我们认为，那种无视人的深厚的自然背景的做法并非真正的大智大勇；只是因为我们主张，不应当让奋力进取的激情和勇气变味成浅薄和轻狂。其实，起码就今天人类的视野所及，我们还没有发现宇宙中有比我们人类更高级的生命，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人类作为自觉的自然，正是在对不自觉的自然的执着不懈的直面探究中，能使自己成为最辉煌的自然。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共产党中国的“学者”所说的“实践美学”真是脱离了实际，因为若从实际出发，他们不过是些“猪头美学家”。他们追随的，不过是德国的长毛猪头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与中国实践结合的结果，是培养了中国的无毛猪头。

（二）

“劳动带来自由”（德语：“Arbeit macht frei”）是源于德国的一句口号，二十世纪时被纳粹用来放在集中营的门口因而别具意义。

起源

1873年，德国语文学家Lorenz Diefenbach 将其小说标题命名为Arbeit macht frei: Erz?hlung von Lorenz Diefenbach；在该作品中，赌徒和欺诈者透过劳动找到了前往美德之境的道路，而这句话亦因此在民族主义者之间广为流传。1920年，瑞士昆虫学家、神经解剖学家和精神病学家Auguste Forel亦将之译成法语（法语：“le travail rend libre!”）呈现于其作品“瑞士蚂蚁（法语：Fourmis de la Suisse）”中。1922年，维也纳一个名为Deutsche Schulverein的种族国家主义组织亦在发行予其成员的邮票上印制此语。1928年，魏玛共和国政府用这句口号来宣传其为降低失业率而推出的大规模公共工程计划政策，同时也是对个人主义者的口号“城市空气带来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的一种嘲讽。1933年，纳粹在取得政权后继续使用这句口号。

纳粹时代

“劳动带来自由”被用来放在许多纳粹集中营的入口，可能是用来羞辱犹太人（纳粹的政治宣传把犹太人描写成懒惰的人）、充作讽刺的黑色笑话、或是用来带给人虚假的希望。虽然在德国把这类标语放在机构建筑或大型庄园的入口是十分常见的事，用在集中营入口则是纳粹亲卫队（SS）将军西奥多·艾克的命令。他是达豪集中营的督察与最高司令。

这个口号现在还可以在许多地方看到，例如奥斯威辛集中营。根据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由历史学家Laurence Rees制作的“奥斯威辛新史”（Auschwitz: a New History），奥斯威辛一号集中营的“劳动带来自由”是由司令鲁道夫·霍斯下令放置的。他认为他是靠做卑微的工作让自己度过在魏玛共和时坐监的这段经历。在奥斯威辛，“劳动带来自由”的“B”是上下颠倒的。

“劳动带来自由”还可以在达豪、Gross-Rosen、萨克森豪森、特雷津集中营等集中营看到。然而，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用的口号则是“各得其份”（德语：Jedem das Seine）。

1938年奥地利政治歌舞秀作者Jura Soyfer与作曲家Herbert Zipper关押在达豪集中营时作了“达豪之歌”（Dachaulied）。他们好几周都得穿过集中营的大门去做日行的强迫劳动。他们认为大门上的“劳动带来自由”这句话是一种侮辱。这首歌把口号当作达豪集中营的“课程内容”，以讽刺的口吻重复该口号。

其他

2004年The Libertines发行的同名专辑里有一首歌的歌名便叫Arbeit Macht Frei。这首歌探讨了这句口号以及集中营的成员。
Carcass在1993年的专辑Heartwork里也有一首歌名叫Arbeit Macht Frei。
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的书《夜》（意第绪语：Un di Velt Hot Geshvign）里提到，Eliezer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看过“Arbeit macht frei”

标语遭窃案事件

原为纳粹集中营之解说中心的展示标志屡次遭到窃贼锁定。其盗窃动机最初被认为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但是，当为盗窃案负起责任的个人被调查后，得知至少在一个例子中盗贼本身隶属新纳粹运动。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标志于2009年12月被盗，后来当局因此制作三件复制品，并将其中一个放在其位于大门之原位置上。瑞典新纳粹前领导人和两名波兰人因此被判入狱。原标志现存放在奥斯威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
2014年11月2日，达豪集中营大门上的标志被盗。2016年11月28日，它被发现于挪威第二大城市卑尔根北部的Ytre Arna停车场的篷布下。

谢选骏指出：通过历史比对不难发现，马列的“劳动创造人类”与纳粹的“劳动给人自由”——一脉相承，虽然马列的“劳动创造人类”与纳粹的“劳动给人自由”，在人类学上都是幼稚的错误，但是它们却是通往集中营的道路！这是因为，马列的“劳动创造人类”与纳粹的“劳动给人自由”，都把“劳动”和“体力劳动”画上了等号，乃至于和“强迫劳动”、“劳动改造”画上了等号。马列和纳粹不懂，劳动是自发的、创新的、游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