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马列的“劳动创造人类”与纳粹的“劳动给人自由”

（一）

《“劳动创造人说”的现代科学审视——对我国美学界一种重要理论背景的质疑》（汪济生缩文载于“东方学术文库（第一卷）”、上海市社会科学界2003年度首届学术年会论文选集：《人文社会科学与当代中国》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第255~261页）摘要：“劳动创造人说”对我国学术思想界、也许尤其是美学界的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一学说并非没有可以探讨之处，况且一些学人对这一学说的理解似也不够准确，这些导致了对今天的研究工作的相当深刻的影响。从学说的提出至今，毕竟一百多年过去了。人类的科学和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已有的学说会受到新的审视，是很自然的事。否则，倒是反常了。本文就是从逻辑、事实、结论的可能指向等几个不同的角度，做的一些检视。其实，不少学人已经或多或少地做过这一工作。本文只是想做得系统一些罢了。

对于劳动和人的关系问题，经典作家们都曾有所论及。不过就“劳动创造人”这一学说而言，应该说比较系统完整的表述，出现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本著作中。这一学说直到今天，都对我国的学术思想界有极大的影响，成为我们学术思想研究的一个基石性的原理。例如，在美学界，尤其对于李泽厚、蒋孔阳等先生的实践美学派，就可以说是把“劳动创造人说”作为了自己的“理论背景”。不过，在笔者看来，我国学术思想界、美学界的一些学者对恩格斯的观点的理解不很到位，对其的发挥，常常离科学更远。可以说，这些学者研究中的一些相当深刻的理论紊乱、一些难以摆脱的逻辑怪圈，多由此而生。例如实践派美学家们在对于极为重要的自然美的阐释中，所陷入的那种一目了然但却难以摆脱的削足适履和牵强附会。当然，若细究其原因，应该说，既和这些学者的素养有关，恐怕也和这一学说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关。为了使这一团团丝麻能够得以理顺，以有所裨益于我国的学术研究，看来，一个较深层次的清理工作，尽管从多重意义上来看都十分棘手，但恐怕终究是难以回避、必须要有人去做的。因此，笔者打算具体地看一看恩格斯的观点，站在今天的角度做一些辨析和评估。同时，在适当的地方，也评价一下我国学术界、美学界一些学者，在对这一学说的思考中存在的问题。笔者深知，此课题分量颇重，一篇论文的篇幅，可能难以畅言。笔者将勉力撮要而述。

1． 学说中的逻辑自洽欠缺与学术政治化问题

恩格斯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集中表述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为了观察的清晰和表述的方便，笔者将其中关键性的文句摘录如下，并略加编号：
（第一段）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第二段） 但是，这一切（指前文中描述的猿的谋生活动。——摘引者）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
（第三段） 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
（第四段） 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
（第五段） 我们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根据所发现的史前时期的人的遗物来判断，根据最早历史时期的人和现在最不开化的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来判断，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是打猎的工具和捕鱼的工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
从第一段话我们看到，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是从劳动创造了人类生活所需要的财富这一观点生发出来的。他的含义应该是，劳动不但创造了人的生活资料，甚至连使用这生活资料的人也是劳动创造的。这真是痛快淋漓地强调了劳动的重要！不过，恩格斯并没有忘记分寸。他谨慎地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个限定性词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一限定性词组呢？虽然恩格斯没有说明这“某种意义”的具体含义，但大抵也是可以加以推理的。谜底可以说大半就在这同一段文字中。在这一段文字的一开始，恩格斯就反对只把劳动作为“一切财富的源泉”，而提出“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由此可见，恩格斯是极端重视自然界的。他是进化论的精深的研究者。他当然不会不知道，生命是在自然界中孕育、发展和进化出来的。人类的出现当然归属在这个大框架中，不会例外。他如果要强调“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劳动的作用，当然不应该忘记“在从生命发端到猿转变过程中”的自然界的作用。而“人的被创造”如果没有“猿的被创造”做前提，是根本不可能实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这里不妨对恩格斯的第一段话作以下套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创造了人本身。”这一段话，我们认为，是基本上可以表达恩格斯上述话语中的未尽之意的。再回到开头的那句恩格斯不太满意的话，如果改成“在某种意义上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也许就会不太有毛病了。
如果我们对逻辑关系略微作一下清理，就可以明白。自然界产生财富和劳动产生财富，是完全不矛盾的。劳动产生财富，应该是可以包容在自然界产生财富这个大的框架之内的，可以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劳动产生财富，就是自然界产生财富的一种特性化、个性化，或具体化的表现形态罢了。同理，劳动创造人的问题也是一样。劳动创造了人，是包含在自然界创造了人这个大概念之内。这就使我们更悟出了恩格斯会不太放心地要在他的判断前加上“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限定性的词组的意义。难道我们不可以把“在某种意义上……”这句句子解读成“在肯定自然界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大前提下，我们还要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我想，我们这种解读，应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这也提醒严谨的学者们：“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是不能离开“自然创造了人”这一作为大前提的命题而独立出现、独立存在的；更不能作为这个大前提的对立命题而出现。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象只记得子女是父母的后代，却忘记、甚至否认子女也是祖父母的后代一样，是十分荒唐可笑的。遗憾的是，我国的许多学者，却不但习惯于不加任何前提、潇洒利落地到处使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而且还恰恰喜欢把它作为“自然创造了人”这一命题的对立命题来使用。由此衍生的紊乱，在许多领域中不可谓不深远。例如，在美学研究中，蒋孔阳先生就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在讲'劳动创造了美'的同时，又讲‘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因此，人和美都是劳动创造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人类的劳动，在与人无关的自然界中去探讨自然的美呢？”这里，把自然界对人存在着更为根本的作用这个大前提完全抛弃了，对事物本质的把握怎么可能到位呢？
探讨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限度性词组的大致含义，我们也大致可以明白“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对于它的大前提的密切的依赖性。现在，我们要对“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的本身，再作些进一步的考察。不可否认，相对于“劳动创造了财富”这一提法，“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提法，是比较费解的。从最平实通俗的意义上说，“劳动”作为一个行为过程，而财富作为这个行为过程的结果，“劳动创造了财富”这整个过程是很自然的、写实的、因果关系和时空流程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是不难理解的。而“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提法则有所不同。“人”是行为者，“劳动”是由“人”所做出的“行为”。从可直观的实际过程看，应该是由人发出劳动这个行为，所以，必先有人，而后才能有人的行为。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提法，却一反这一实际过程，把行为的存在，放在了行为者之前，并且说，是行为产生了行为者。显而易见，这决不是写实的过程，决不是发生在一个真实的人身上的可以肉眼直观的过程。人们会不屑于笔者的肤浅，指出：不该将这个命题作如此刻板粗俗的理解，这里的“劳动”是一个宏观的整体的概念，这里的“人”也不是指哪个具体的人，这里描述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两者的关系已经是反复循环、互为因果、难以刻板地划分先后了。但即使如此，笔者还是认为，既然明确地说了劳动是创造者，人是被创造的，那么，序列关系还是明显的、不能含糊的。何况“创造”一词有明确的“开始”、“发端”、“从无到有”的意思，不是改造，也不是提高。一个行为，是怎么把行为者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呢？人们也许又会点拨笔者：这一过程虽然不具有表面的可见的真实，但它有着深刻的本质的真实，描述的是一个内在的由因到果的运动过程。对于这一说法，笔者认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确实，有一些运动变化过程是渐进地发生在事物的内部的，并非一时一地可以明显见出。不过笔者又觉得，既然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实的过程，总是应该可以将它现象化地描述出来的。当这一过程本身还相当微妙、易使人产生疑惑或误解时，尽可能将之作现象化的描述，就更为重要。形而上的表述方法，虽然显得凝练而漂亮，但也常常会有因文害义之弊，造成很不小的麻烦，须十分小心。有感于此，我想用最平实的大白话“翻译”一下自己所理解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提法，就是——猿类通过劳动使自己进化成了人类。
在这个表述里，劳动，不再是一个先于劳动者而悬浮于空中的东西，它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载体”——猿；人，也不再是被什么力量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从实实在在的猿转变过来的。更具体地说，就是：猿在劳动中改造了自己，使自己提高到了人的水准。在这里，准确地说，其实不是什么从无到有的“创造”，而是已有物种的演进，是改造，是提高。这个描述里，丝毫也没有贬低人类，也完全符合进化论。所谓“创造”，因为有“从无到有”的含义，倒有点使人感到突兀。恩格斯用这个词，显然是为了更强烈地突显劳动的重要，因此，带有很大的修辞意味。他自己显然也感到了一些分寸上的问题，他用“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词组，似乎也有为自己留下一些回旋余地之意。这样看，笔者前面那句大白话的“翻译”还是基本能够平实准确、通俗易懂地表述恩格斯的命题的涵义的。
不过，在上述平实的描述中，我们顺理成章、无可回避地导出的一个命题是：猿类是能够劳动的。而且这一命题是极为关键的。因为，正是猿类的劳动，使劳动能够先于人类的存在而存在，并且成为产生人类的“母体”。但我们看到恩格斯似乎并不这样认为。在我们上面引述的第二段话里，他就相当肯定地做了界定：“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而他的第三段话“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又明确地切断了这“劳动”可以延伸到猿群中去的途径。这样，就使他自己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命题陷入了一个困境。创造人类的是劳动，劳动当然必须先于人类而存在；能够先于人类而进行劳动的只有猿类，而猿类却是不能进行真正的劳动的。这样，一个无可回避的推论就是：假的劳动创造了真的人本身。而真的人本身一旦被“假的劳动”创造出来，立刻就开始了“真正的劳动”——因为如果开始的不是“真正的劳动”就不能说明“人本身”已经被创造出来，就说明他们还是猿群。这就不由人不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从“假的劳动”到“真的劳动”之间的瞬间转换。由于这瞬间转换的中介只有“人本身”，我们就会全神贯注于要发现：人在这短短的瞬间又发生了什么突变。但人的变化又是由劳动——“假的劳动”创造的。这使我们的眼光又不得不回到“假的劳动”上了。我们就会揣测：是否有什么外来的能够有“点石成金”般神奇力量的元素加入到了“假的劳动”之中，使它有了把猿转化成人的奇效？而这样，“假的劳动”就会在我们的眼里神秘起来，甚至比“真的劳动”还要神秘了。又从而，我们的命题的准确表述应该是：准（如果命题中不宜用假字，或者假字的含义显得过于极端，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准”字。）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而文章题目的准确表述也应该是：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我们这里并非在调侃。因为整篇文章的中心，关注的是从猿到人转化过程中的决定性转化力量。如果这转化性力量只被界定为“还不是真正的劳动”、或“假劳动”、或“准劳动”，那么，这“还不是真正的劳动”、或“假劳动”、或“准劳动”，也就是真正的主角。而所谓的“真正的劳动”，即使它以“能够制造工具”为内容，也与原文的主旨不太相干了。因为它被界定为“人类社会”开始的标志。它所关乎的只能是人类社会开始后的“提高”，而不是人类社会被创造以前由猿群向人类社会的转化过程。但这样一来，能够制造工具的劳动，反而显得无关紧要，不如具有转折作用的“假劳动”、“准劳动”重要了。
我们上面的这一番演绎，只是想指出恩格斯上述几个相关命题之间的一些逻辑抵牾之处。应该说，这些抵牾之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例如，把劳动划分为“真正的”和“不是真正的”，就是企图把问题界定得更明确，而实际上反而使内在的逻辑关系出现模糊、甚至抵牾之处了。最明显的是，他的这种划分，把自己本来全力褒扬的、对从猿到人具有最大的转化之功的这一段劳动，归入到“不是真正的劳动”的“准（或假）劳动”当中去了。仅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一逻辑的错位并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一思路的内在动因确实有些令人费解。我们想到一种并非完全不可能的情况，提供给研究者们做一参考：恩格斯作为一个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向早期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不完善、向早期资产者的不明智不清醒甚至贪婪作终生斗争的战士，他的学术研究尽管非常注意科学性和客观性，但也很难完全不受此目的的影响。例如，就在他这篇题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的最后结尾，他使用的就是一段愤怒的文字，以批判给劳动者带来不公正待遇的当时的“生产方式”。他写道：“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建立在劳动者本人的劳动之上的私有制，必然发展为劳动者的丧失一切财产，而同时一切财富却愈来愈集中到不劳动者的手中”。不难设想，恩格斯在通过他的学术研究高扬劳动的旗帜的同时，难免要防止人们把劳动看成是动物水准的活动，所以，提出了“真正的劳动”的概念，在“制造工具”这个当时还没有事实证明动物也能够突破的分界地带，设下了一道防线。这种心态未必是十分明晰的，很可能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呈潜意识的，而且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毕竟体现出一种政治对学术的扰动。
这里，我想简单提一提我国学界对于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学说的态度。应该说，除了极少数学者感到了这一学说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因而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以外，大多数学人是十分放心地、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予以信奉的。这一学说在各个学科领域中作为基石性原理被运用得也十分广泛。不过，我不得不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这一学说的运用，不但没有小心地处理好其中已经存在的一些逻辑欠缺，还基本上对恩格斯已经谨慎地处理过的一些关键环节不注意，显得相当草率、疏放。一般来说，这些学人对这一学说的运用，不但没有达到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已经达到的水准，而且还相当幅度地降低了这一水准。而本来，作为在恩格斯以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从事研究工作的学人，我们已经可以占有更丰富得多的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对前人已经应该是可以有所超越的。
后世学人，当然包括我们今天的一些学人，对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说”所采取的草率、疏放的态度，基本上是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其一，是无视恩格斯所谨慎设置的前提，对“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词组置若罔闻。不能，或懒于体会这里可能具有的深远含义。简单化地对待复杂的科学问题。在寻章摘句和作推理下判断之际，掐头去尾，甚为干脆利落、出手麻利。而对自己的立论脚底踏虚、危如累卵之状，甚少觉察。这些学人所可能产生的最大的失误，就是会忽视、忘记、甚至否认人和自然的关系，忽视、忘记、甚至否认人首先和根本上是自然的产物这一最深厚的背景。简单通俗地说，他们就象一群只认父母，而忘记、或干脆不认祖父母的孩子。由他们来对自己的身世和行为方式的渊源作研究和探索，其间可能产生的失误，当然是不可以以道里计的。其二，是不去认真注意恩格斯根据当时科学研究所积累的材料，所精心确定的人和动物的界限。各种论断、各种漂亮的形而上的理论概括，离开对经验事实的搜集、考察和归纳、提炼，本来已经是难以有什么大的作为的了。但这些朋友们似乎连对既有的旧事实旧细节，做静心省察的耐心也没有。不去注意使用工具的劳动和不使用工具的劳动的区别；不去注意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的区别；不去注意制造石器和制造木器的区别，等等。反正动物智能是低于人的，反正动物也不可能为自己辩护。这些学人们全方位地扩展开了对动物能力的贬低。在他们那里你很难见到比较实证的分析；很难见到对主要环节和次要因素的区别；很难见到对因果序列的探寻。铺天盖地地动物全不如人，全然不知进化论为何物，以至于弄到只要提到动物，总是作为人类光辉形象的反衬而出现的，就象黑白照片中的阴影，总是为光明面的效果而出现的一样。这方面的具体例子，我想蒋孔阳先生的动物观恐怕可以算一个。但我在别的文章中已经就此谈了不少篇幅，现在就不重复了。这里，我还想提一提实践派美学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李泽厚先生。他虽然也有前面提到的那种把动物的各种属性作“阴影”和“陪衬人”的习惯，但相对来说，比蒋孔阳先生更多地注意到了恩格斯的一些较关键的提法。例如，他对“制造工具”这一环节的作用就盯得比较紧。在他的《美学四讲》中，他说：“虽然原始人群的集体不大，活动范围狭隘，但他（她）们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群体，正在这种群体是在使用、制造工具的劳动生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在较近的一篇文章中，他又说：“人与整个自然界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工具本体造成的。”不过，在恩格斯之后，已有一百多年过去了。仅仅固守着那几句话应该是不够的。科学的进展已经提供了那么多不争的事实，我们的许多学者却似乎对之置若罔闻。是隔膜？是迟钝？还是先入为主或“消化不良”？抑或是严谨和稳重？可是，在科学中，是没有什么标准比实事求是更为严谨和稳重的。下面我们就这一点，继续做些探讨。

2． 现代科学进展对学说带来的深刻冲击

一个理论体系要得以确立，它自身的概念群之间，不相互抵牾，通俗地说即能够自圆其说，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条件。但仅仅做到了这一点仍然是不够的。因为这还只是在它的自身内部，在它自身内部的概念群之间进行的相互参照和调整。一个理论体系要得以确立的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建立在这个理论体系和它周围的现实世界之间。明白地说，就是这一理论体系必须以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为参照，求得确认。如果说前一个是必要条件，那么，后一个才是充分条件。我们上面只是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说”的有关概念群内部进行了一些考察，也指出了一些问题。不过，即使我们在其中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也还不能说明它就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它的能否确立，还要看它能否满足上述的那个充分条件。而谈到充分条件，我们不能不说，它是不能满足的。因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作为这一学说所立论的主要基石的对动物智能的最高水准的判断，已经被现代科学的观察和研究认定是不准确的。不过，在比较具体地谈及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要说明，以下的探讨，并不会影响我们对恩格斯的天才和睿智所已经达到的高度评价。恩格斯作为一个一百多年前的学者，他的研究结论，是在充分地吸收了他的时代所提供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卓越建树。我们对他作更多的苛求是违反常识的。我们对他的学说的检视和探讨，只是为了避免让我们这一代人自己成为长不大的思想婴儿或懒汉。
现代科学和实验给我们带来信息是：动物是能够制造工具的。而且这一能力在现代类人猿中几乎普遍具有。其中黑猩猩表现得最为出色。大猩猩不如黑猩猩勤勉，但也挺出色。这些已经是为科学界普遍确认的不争的事实。有大量的科学观察、实验材料为证。恩格斯当然无法见到这些材料，但我们却不能不面对这些材料、并且不能不估量这些事实给“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学说带来的影响、甚至冲击。因为这些事实立即带来的问题就是关于劳动的界定。我们知道恩格斯给劳动的一个界定是：“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那么，我们的一个直接的推论就不能不是——
动物是能够劳动的。而且是能够进行恩格斯所说的“真正的劳动”的。
接着就是——
既然人类因为能够进行劳动，就被认定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那么，猿类也会劳动，就也应该被认定为：劳动创造了猿本身。
可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的最主要作用，是用劳动从起源上就把人类和动物区别开来。而现在，人和猿却可以共同适用于这一命题。显然，这一条命题的界定意义，已经失去。那么，这一条命题的存在价值还能存在吗？恐怕是很困难了。
让我们再进行一些更细致的考察。我们不会忘记，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觉察到，恩格斯的文章题名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表明他关注的是从转变开始到转变实现的这一阶段中劳动的作用。但根据他自己的界定，“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而“制造工具”的劳动已经是人类社会与猿群区别的界限，被纳入人类社会的特征范围。这就是说，真正起到了转化作用的不是“真正的劳动”，而是猿群所从事的不会“制造工具”的“假劳动”或“准劳动”。因此，他的命题和文章题目的更准确的提法，其实是“准（或假）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和《准（或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是他这篇文章在逻辑上的一个不可谓不大的失误。但现在似乎出现了一个弥补这一逻辑失误的机会。因为猿类原来是会制造工具的。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原来被当作是猿类从事的不会制造工具的“准（或假）劳动”，其实是会“制造工具”的“真正的劳动”。这样，从猿到人的转化过程，似乎也就可以是由“真正的劳动”促成的了。这样“准（或假）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似乎也可以去掉“准（或假）”字，而还原成为原来意义上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了。文章题目似乎也同样如此。但仔细一想，又不对了。因为这样一来，命题间的自相矛盾是有可能避免了，但把这些命题和客观事实相对照，命题的更为至关重要的真实性却产生了问题。因为非常明显的是，既然劳动是能够把猿“创造”成人的，而这些现代类人猿又是能够从事“真正的劳动”的，那么它们为什么没有被“创造”成人呢？要知道，这些类人猿以能够制造工具的方式从事谋生劳动，历时是决不短的。国际灵长类学研究会副主席、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心理学教授理查德·伯恩先生根据现代类人猿“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是如此之快”推测，现代类人猿的祖先在和人类的祖先还没有分道扬镳时，就可能已经具有制造工具的能力了。人、猿的分途在约700万年前。这就是说，现代类人猿从它们的祖先发展至今，能够制造工具最起码也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但它们却并没有被劳动创造成人。而且我们也看到，它们离开人类的水准还何其遥远。看来，劳动的内涵不管采用的是“准（或假）的”，还是“真正的”，要确立“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都是相当困难的。
一些科学和实验结果所导致的结论，也使一些在研究人和动物的区别的学者产生不小的困惑。在部分研究者们中，又根据对动物行为的研究和观察，试图对人类劳动的内涵再提出一种新的定义，来区别人和动物的能力界限。例如，一些科学家曾经提到过，说人的劳动是能够使用“制作工具的工具”或者叫“加工工具的工具”的，而动物却不具有这种能力。所以，有的学者据此提出“只有出现了加工工具的工具之后，才算是真正开始了人类劳动的历史。”不过，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说动物不会使用“加工工具的工具”，还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另外，从逻辑的角度，我们也还很难论证“制造工具”和“制造工具的工具”之间，有怎样程度的足以构成人、猿区别的飞跃。再有，我们已经知道，猿和人的祖先，在分途发展之际，起点都差不多，都会“制造工具”了。可是，它们其中的几种发展到今天还是只会“制造工具”的类人猿，作为人类祖先的这一支，却发展成了能够使用“制造工具的工具”的人了。如果“制造工具”的劳动实践活动本身，真的是由猿向人转化的名副其实的关键环节，那么，这种大相径庭的结果，是不会出现的。这种两种结果的差异告诉我们，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还有别的重要因素在“制造工具”的后面起了真正的关键性的作用。值得我们挖掘。
这里，我们应该提到我国的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他似乎相当早地就注意到了有关动物能够制造工具的新的事实，及其必然会引起的问题，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不过，他的思考表现一种处变不惊的姿态，也为我国许多学者所认同，值得我们做些考察。他曾写道：
动物在实验室或自然条件下也使用甚或“制造”工具，但它们只是偶发性的（不是大量的，不可缺少的）或单一性的（一种工具或一种使用方式），在维系其族类生存中不占主要地位。在从猿到人的进化史中，使用工具的活动却有“量变成质”的巨大含义！所以它才产生了猿类所没有的人的双手。
这里，我们看到，李泽厚先生认为，猿类对工具的使用和制造是“偶发的”，而人类的祖先的这类行为却是“普遍必然的”。他并指出，在这似乎仅仅是量的差别中，“却有‘量变成质’的巨大含义”。也就是说，猿、人之间的质的差别即由此而生。
首先，我们看到，这一提法与恩格斯的观点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恩格斯的观点是在制造工具行为的“有、无”之间；而李泽厚的看法却是在其“多、少”之间了。但是，恩格斯并没有为他的观点的松动留下空间。在普遍认为石器是被制造出来的最早的工具形态的情况下，恩格斯明确地断言：“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其二，如果我们不把恩格斯的观点当作绝对标准，而来看看李泽厚先生对制造工具行为的两类方式的描述：一类为“偶发的”、“个别的”、“短期的”、“偶然的”、“自发的”、“个体的”和另一类为“大量的”、“广泛的”、“不可缺少的”、“普遍必然的”，我们会感到，这些只是很表浅的现象性描述。要说明人、猿的区别之因，只停留在这样的层次上，是绝对不够的。因为，不管李泽厚先生是否意识到，他实质上已经移动了恩格斯的看法的关键点。既然如此，他应该对他所描述的图景的成因有所说明。猿类是动物，人类的祖先也是动物，而且它们是从同一祖先发展而来。它们制造工具的能力初始之际当然也不可能有如何巨大的差别。凭什么人类的祖先就走向“普遍必然”云云，而猿类就始终滞留在“偶发”、“偶然”之境呢？如果不想堕入神秘主义的迷雾，对此成因作出说明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关键所在的。其三，如果今天猿、人之间的巨大差别，确实是由“制造工具”的实践活动的量的差别造成的，那么李泽厚先生仅以“偶发”、“偶然”之类词汇作一下限定，便以为可以不必伤筋动骨而维系自己原有理论体系的天下太平，那是有欠思考的。因为“偶发”、“偶然”之类词汇，虽然可以意味着数量少，却决不意味着没有内在的机理和依据、可以掉以轻心。事实一旦经由确认，不管其是否“偶发”，到位的研究是决不应该将之轻易放过、而应该穷究其内在机理的。而且，也必然有其内在机理。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几近文盲的老妪，突然在某一天发表了一篇精彩的美学文章，美学家们和教育学家们会不会满足于以“偶发的”一词所做的解释，而不想去搞清其真相和成因呢？我想不会。而且可以断言，那里如果没有骗局，就一定会有人类智能规律方面的重大发现。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可以说，当我们今天已经确认了猿类也能制造工具的事实，其实就意味着一场须要伤筋动骨的理论体系的调整正在拉开序幕。对之作“偶发的”之类的界定，其实是相当于给自己戴上了一副毛玻璃制作的眼镜，无助于看清对象，反而使对象从视界里消失了。
再回到我们原先的问题上，笔者的看法却是：即使我们再做调整，恐怕也无法维护原来的命题“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准确性了。

3． 制造工具、社会化、口语三者的关系——从猿到人起飞点的精确定位问题

我们还要考察一下劳动、社会化、口语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三者在人类的诞生中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恩格斯在他的文章中对这三者都注意到了，并且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都予以了描述。这再次使我们觉察到了恩格斯的犀利。不过，他究竟是如何来认识这三者间的关系的，却仍然关系重大。我们有必要对他的观点细加观察。为方便起见，我们也将他的表述编码引述如下：
（第一段）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
（第二段） 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
（第三段）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变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远远超过前者。
应该说，在上述的论述中，恩格斯所展开的理论发展线索还是十分明确的。他几乎将劳动作为第一推动力，认为“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对于作为人类祖先的猿类的社会化程度和语言发展的推进。这里论述的连锁反应式的进程，在当时的科学视野中，应该是显得相当严密的，不易发现什么问题，但在今天，当我们知道了现代类人猿早就普遍具有能够“制造工具”的“劳动能力”的时候，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我们首先就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既然能够“制造工具”的“劳动能力”是这一切发展的决定性推动者，那么，为什么几百万年以来，这些现代类人猿所具有的社会化程度和语言程度，仍然还是与今天人类的社会化程度及语言发展程度几乎有云泥之别呢？在这种差别里，我们难道不可以断言，一定有什么别的因素在其间起了重要的作用吗？当然，在恩格斯的时代，对猿的能够“制造工具”的“劳动能力”还没有发现，所以，要能够对于以后产生的巨大进化差异的原因作出比恩格斯更深入细致的洞悉，确实是难乎其难的。也因此，我们不能以此苛求恩格斯。但是，我们今天却不应该不看到这一点了。
在劳动、社会化和语言这三者的关系中，社会化与语言的关系更为密切，是十分明显的。而在社会化与语言的关系中，我们看到，语言的存在，虽然有助于社会化的发展和增强，但却不能决定社会化的需要和存在；相反，语言的存在和发展，却是以社会化的需要和存在为前提的。通俗地说，个体不会仅仅为了要说话，就结成社会、发展社会。社会的结成和发展，首先是个体为生存所需、甚至为生存所迫。没有这种生存的压力，社会化即使出现，也会长期地处于稀松的状态，更谈不上发展出发达的语言。所以，在社会化和语言的关系中，社会化是更直接的主导性的、驱动性的。在上述第二段、第三段引文中，我们看到，恩格斯都直接地将劳动和语言联系在一起，将劳动直接作为语言产生和发展的驱动因素，应该说是不严密的，甚至是不准确的。现代猿群早就会“劳动”，却远没有什么发达的语言，就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我们再向前追溯，看一看社会化的发展和劳动的关系。用恩格斯在第一段引文中的说法是“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化的发展。应该说这一判断有相当的合理性。分工和合作能够相当显著地提高劳动的效率，是社会化方式会被采取的一个明显的理由。不过，在启动的阶段上，恐怕还不如此简单。因为合作共存，也是会要每个个体付出相当的代价的，会使个体受到相当的约束和牵制。没有外力的施压，仅靠劳动的内在的逻辑运动，怕是不易促成的。这一点，我在有关文章里，也已作过探讨。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现代类人猿的祖先“劳动”了几百万年，它们的子孙现代类人猿的社会化程度，比起人类仍不可同日而语，便是一个明证。这里，我们看到了恩格斯又一次直接单线索地将社会化的发展归因于劳动。我仍然认为这是有欠准确的。其实，在笔者看来，这种持续地几乎是预先设定的要突出劳动的意图，是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让事物的更深层玄机擦掌而过的主要因素之一。
关于这一课题，笔者通过一些较系统的探索和著述，提出的命题是：
在承认自然力是人的最本源性创造者的大前提下，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达到使用口语水准的社会化谋生活动，使猿进化成人。
在以上表述里，除了对自然力条件的明确肯定，我们还尤其突出了社会化和口语这两个要素。而口语这一要素，更准确地说，是对于社会化这一要素所应达到的程度的更具体的指标限定。（我们强调口语，因为口语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而书面语只有几千年。）我们之所以要刻意突出这两个要素，决不是要吹毛求疵，这是为我们所要达到的最主要论题——界定人、猿分途之因所决定的。因为只谈劳动——尤其当使用经典中的“真正的劳动”（能制造工具的劳动）的内涵时——是无法在猿和人之间做界定的。“劳动创造了人”，和“劳动创造了猿”可以同时并存。仅凭劳动，猿无法实现向人的转化。虽然说恩格斯也提到了这两个要素，但都是作为劳动的必然派生物而加以处理的。故而把它们都记到了劳动的“功劳簿”上了。但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劳动并不能仅凭自身的力量而逻辑地直趋社会化和口语。这也为今天的“能够制造工具”的现代类人猿的落伍现状所证明。而只有在那鬼斧神工般精妙和难以抗拒的强大的自然力的运作、推动下，社会化和口语这两个要素才会介入进来、强化起来，才能最终促成那石破天惊的飞跃——从猿到人。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是明显地带有政治色彩的学术命题。从今天实证科学所达到的水准来看，在讨论人之成人的最根本原因时，它已明显地失去了能起界定作用的学术价值。不宜在严谨的学术著作中不加论证地使用。我们不必忧伤和担心。劳动仍然是值得我们予以崇高的赞美的，只是未必要从包打天下的“创造人”这个角度。恩格斯所指出的“劳动和自然一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已经够充分地证明了劳动业绩的辉煌。新的命题，只是旨在帮助我们对人类曾经由之受到巨大恩惠的神秘力量之源，作出更精确的定位和命名。只要它被确认是更准确的，难道不可以期待人类从中开掘、汲取出更为丰沛的精神、乃至物质能源吗？
我们的命题里没有用劳动这一词汇。并不是这个词不能那样用，而是因为担心又引起界定上的问题。用一个本身待界定的概念，去直接界定另一个概念，不是很妥当的办法。我可以谈谈自己对这个词的界定。我是历来反对“把劳动的概念过于神秘化”的，并认为那是造成“理论混乱的原因之一”。我曾经这样表述过自己的看法：“其实从整个生物学的目的上来说，劳动只不过是一种谋生活动，和其它动物的谋生活动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差别只在于实现谋生目的的手段上，人和动物有智力上的不同，而这种智力程度的不同，使劳动成为动物谋生活动的最高形态——人的谋生活动形态，但它仍属于谋生活动这一总概念之中。”人类为了要满足自己的骄傲感，一定要把这种高级别的谋生活动称之为劳动，在一般的世俗场合也未尝不可，但应该记住，这只不过意味着一种智力程度的差别，决不要夹杂进什么神秘的含义。而且还应该记住，按照目前这种“真正的劳动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定义，已不足以区别人与猿。
其实，在学术的领域里，倒不如把劳动的含义扩大化——动物生命体为了维持和提高自己的生命运动和客观世界的平衡，而必须从事的活动。这种平衡既然是以能量转化的物质过程为基础的，当然得借助物质的转化媒介或者叫效应器来实现。在生命进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转化媒介或者叫效应器的进化。这种进化，首先，是体现在生命体自身具有的转化媒介或效应器的从无到有——生命体自身的四肢趾爪等效应器官的从无到有和从有到发达。继之，是这种自身所具有的肢体性效应器的被超越性的延伸——非自体性的转化媒介或效应器即所谓工具的出现。其中又体现出从使用工具到制造工具的发展。再后，是又一次被超越性的延伸——从个体使用工具向群体合作社会化地分工使用工具的发展和强化。而口语的出现，又是使这最近的一次超越得以向令人眩目的高度急速攀升的加速器。口语的作用，是不能孤立地看的。口语的性质，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工具的工具”，或“工具的工具的工具”。口语的出现和发展，可以成为一个标志。标志着人类的祖先的进化，终于达到了得以脱离一般动物界的“宇宙速度”。从这一条发展线索看生命的产生到人的进化过程，统一在生命体的转化媒介或效应器的效能以各种方式的连续递增这一点上。神秘和暧昧消失了。所谓“制造工具”、所谓“社会化”、所谓“口语”，也只是这一大过程的几个区段，是广义的效应器、转化媒介、工具的几个近期的递进进化形态而已。
至于命题中“自然力创造人”的内容，是既包括了自然创造了从生命的发端到猿的出现，又包括了从猿到人的整个过程的。可以说，从猿到人的过程，只不过是从生命发端到人这一全过程的一个区段而已，虽然它处于最后最高的位置。这一全过程都是自然所创造的，是决不凌驾于自然力之上的。所谓“使用口语水准的社会化谋生活动”，可以看作是自然力塑造人类的一种具体而高级的表现形态。事实上和本质上也确实是如此的。其中，以相对复杂而严酷的自然环境压力发出关键的一掌，把松散的猿群推入更紧密的社会化协作以谋求生存这一境地，也是这个命题中的“自然力创造人”或曰“自然化人”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如此强调自然对人的创造之力，不应该造成这样的误解，即认为我们主张：人类应该在自然的面前顶礼膜拜、逆来顺受、听天由命、无所作为。其实，从我们所描述的自然对人类的创造方式中就可以知道，自然决不是用对娇生惯养的婴儿那样的方式来创造人类的。它倒象是一位严父，以严酷的近乎斯巴达的方式，把自然之子人类创造得象今天这样的优美、睿智、和拥有远远超越巨灵的力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会因为对浩瀚深邃的自然心存景仰、甚至敬畏，而变得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人类对自然界中那些压迫性的力量的卓有成效的抗争，正是对自然力中的最精粹部分的最炫耀的展示。我们强调崇敬自然、记取自然，只是因为我们认为，那种无视人的深厚的自然背景的做法并非真正的大智大勇；只是因为我们主张，不应当让奋力进取的激情和勇气变味成浅薄和轻狂。其实，起码就今天人类的视野所及，我们还没有发现宇宙中有比我们人类更高级的生命，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人类作为自觉的自然，正是在对不自觉的自然的执着不懈的直面探究中，能使自己成为最辉煌的自然。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共产党中国的“学者”所说的“实践美学”真是脱离了实际，因为若从实际出发，他们不过是些“猪头美学家”。他们追随的，不过是德国的长毛猪头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与中国实践结合的结果，是培养了中国的无毛猪头。

（二）

“劳动带来自由”（德语：“Arbeit macht frei”）是源于德国的一句口号，二十世纪时被纳粹用来放在集中营的门口因而别具意义。

起源

1873年，德国语文学家Lorenz Diefenbach 将其小说标题命名为Arbeit macht frei: Erz?hlung von Lorenz Diefenbach；在该作品中，赌徒和欺诈者透过劳动找到了前往美德之境的道路，而这句话亦因此在民族主义者之间广为流传。1920年，瑞士昆虫学家、神经解剖学家和精神病学家Auguste Forel亦将之译成法语（法语：“le travail rend libre!”）呈现于其作品“瑞士蚂蚁（法语：Fourmis de la Suisse）”中。1922年，维也纳一个名为Deutsche Schulverein的种族国家主义组织亦在发行予其成员的邮票上印制此语。1928年，魏玛共和国政府用这句口号来宣传其为降低失业率而推出的大规模公共工程计划政策，同时也是对个人主义者的口号“城市空气带来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的一种嘲讽。1933年，纳粹在取得政权后继续使用这句口号。

纳粹时代

“劳动带来自由”被用来放在许多纳粹集中营的入口，可能是用来羞辱犹太人（纳粹的政治宣传把犹太人描写成懒惰的人）、充作讽刺的黑色笑话、或是用来带给人虚假的希望。虽然在德国把这类标语放在机构建筑或大型庄园的入口是十分常见的事，用在集中营入口则是纳粹亲卫队（SS）将军西奥多·艾克的命令。他是达豪集中营的督察与最高司令。

这个口号现在还可以在许多地方看到，例如奥斯威辛集中营。根据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由历史学家Laurence Rees制作的“奥斯威辛新史”（Auschwitz: a New History），奥斯威辛一号集中营的“劳动带来自由”是由司令鲁道夫·霍斯下令放置的。他认为他是靠做卑微的工作让自己度过在魏玛共和时坐监的这段经历。在奥斯威辛，“劳动带来自由”的“B”是上下颠倒的。

“劳动带来自由”还可以在达豪、Gross-Rosen、萨克森豪森、特雷津集中营等集中营看到。然而，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用的口号则是“各得其份”（德语：Jedem das Seine）。

1938年奥地利政治歌舞秀作者Jura Soyfer与作曲家Herbert Zipper关押在达豪集中营时作了“达豪之歌”（Dachaulied）。他们好几周都得穿过集中营的大门去做日行的强迫劳动。他们认为大门上的“劳动带来自由”这句话是一种侮辱。这首歌把口号当作达豪集中营的“课程内容”，以讽刺的口吻重复该口号。

其他

2004年The Libertines发行的同名专辑里有一首歌的歌名便叫Arbeit Macht Frei。这首歌探讨了这句口号以及集中营的成员。
Carcass在1993年的专辑Heartwork里也有一首歌名叫Arbeit Macht Frei。
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的书《夜》（意第绪语：Un di Velt Hot Geshvign）里提到，Eliezer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看过“Arbeit macht frei”

标语遭窃案事件

原为纳粹集中营之解说中心的展示标志屡次遭到窃贼锁定。其盗窃动机最初被认为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但是，当为盗窃案负起责任的个人被调查后，得知至少在一个例子中盗贼本身隶属新纳粹运动。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标志于2009年12月被盗，后来当局因此制作三件复制品，并将其中一个放在其位于大门之原位置上。瑞典新纳粹前领导人和两名波兰人因此被判入狱。原标志现存放在奥斯威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
2014年11月2日，达豪集中营大门上的标志被盗。2016年11月28日，它被发现于挪威第二大城市卑尔根北部的Ytre Arna停车场的篷布下。

谢选骏指出：通过历史比对不难发现，马列的“劳动创造人类”与纳粹的“劳动给人自由”——一脉相承，虽然马列的“劳动创造人类”与纳粹的“劳动给人自由”，在人类学上都是幼稚的错误，但是它们却是通往集中营的道路！这是因为，马列的“劳动创造人类”与纳粹的“劳动给人自由”，都把“劳动”和“体力劳动”画上了等号，乃至于和“强迫劳动”、“劳动改造”画上了等号。马列和纳粹不懂，劳动是自发的、创新的、游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