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没有基督教的欧洲人禽兽不如

《阿维尼翁戏剧节开幕戏直指最暗人性唤宽容》（2018年7月9日 转载法广）报道：

第72届阿维尼翁戏剧节开幕剧《提厄斯忒斯》场景之一BORIS HORVAT / AFP

一年一度的南法夏季大戏，阿维尼翁戏剧节于7月6号拉开帷幕，一直到7月24号，在这个演变成戏剧大舞台的美丽小城里，“形式，身份定位性别转换”为主题拓展开来的各种艺术思路让观者大开眼界的同时，自然也将不乏“丑闻”和引发争议的话题。

一如既往，戏剧节今年的开幕大戏也力求震撼人心。首先亮相教皇宫光荣庭院的是80后法国新锐戏剧导演托马斯 ·乔利（Thomas Jolly）编导的古罗马著名戏剧家塞内卡的经典悲剧《提厄斯忒斯》（Thyeste），不管是否喜欢，大部分的媒体报道中都不约而同用了“让人不寒而栗”，“壮观”等词来予以形容。

这是托马斯·乔利第三次携个人新作与观众见面。2014年，在经过长达4年时间的准备后，他完成了莎翁名剧《亨利六世》(Henry VI)最后一个篇章的导演创作，并将演出以全本的形式一举搬上阿维尼翁的舞台，作品长度达18小时，首秀就堪称惊艳，进而一举成名。2016年，乔利又为70周岁的阿维尼翁戏剧节献上了两部作品，均获得好评。

对于今年带来的希腊悲剧，乔利介绍说，《提厄斯忒斯》的剧情是两个兄弟之间的极其残忍暴力的复仇故事，故事中充满血淋淋的杀人、甚至不乏食人肉、喝人血的情节。导演坦诚说，他本人也从未见过比这个更让人震撼的剧本，“反人类的罪行”、“食人罪”，从头到尾充斥着整出戏。如何将非常残酷和血腥的场面表现出来而不让观众难以承受是对导演的一大挑战。原剧本中包括大人，甚至孩子被斩首，头颅被放到宴桌上的可怕情节，但幸好，在教皇宫光荣庭院的舞台上，极少呈现出类似的场景。作为法国新锐戏剧导演的代表，乔利指出，这出戏是一场心灵之旅，是一出对观者心灵造成震撼的有毒的戏。他说，呈现暴力的目的是减少暴力，即使在剧中使用了假血，即使他的导演手法很直接，但观众的想象力将超过所有舞台运用的手段。

该局序幕中的一句台词为这出戏定下了基调：“宗教、正义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一切都将黯淡消失。”

而剧中，一部分台词也采用拉普音乐的方式唱出，更为古代悲剧增添当代色彩。

乔利指出，这出戏有当今社会的回声，可以让人想到个人故事：一个伴侣，一个兄弟或者一个家庭的悲剧，也可以联想到至今仍然没有出路的国际冲突。他说，提厄斯忒斯为我们带来的启示是，暴力和复仇将人带入死胡同。

法新社报道称，这出希腊悲剧之残忍和暴力宛如人类末日，但乔利强调说，作者塞内卡通过这个直指人心最黑暗角落的悲剧为更好的世界呐喊疾呼。“只有一件事可以为我们带来和平，这就是一个互相宽容的条约。”剧终时的这句话也足以证实原作者的初心。

剧评人索菲 ·茹夫（Sophie Jouve）在法国新闻网站上发表的评论指出，这出戏让人震撼，着迷和好奇，但没有完全被折服，导演的手法让人难以对提厄斯忒斯这个悲剧的主角，受害者产生同情心，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出戏完全有资格作为今年的开幕大戏，导演也成功地实现了达到具有神秘色彩的教皇宫光荣庭院的高度的愿望。

形式，身份定位性别转换

这是开幕大戏。而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形式，身份定位性别转换”是本次戏剧节的主题，何为男人？何为女人？围绕该主题呈现的剧目也极具特色，同性恋，变性人题材的剧目让观众直面性别问题，带来质疑，思考和辩论的空间。

在曾经的天主教皇所在地再次呈现出这样的主题不能不认为极具挑战性和挑衅色彩。教皇宫的主角曾要求戏剧节不要再聚焦“同性恋和变性”问题。今年传统的“阿维尼翁连续剧”13天的主题聚焦性别歧视，导演博贝直言，尽管他希望不要发生，他已为遭到激进宗教或非宗教团体的打击有心理准备。他说，这个连续剧留给LGBTQ（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男扮女装等团体）自由表达空间，这是一个集体思考的空间。

第72届阿维尼翁戏剧节依然由法国著名导演Olivier py操刀执导，在In和Out单元共上演1500多出剧目，足以让所有观众都找到自己心仪的类型和品位。

谢选骏指出：《提厄斯忒斯》的剧情是两个兄弟之间的极其残忍暴力的复仇故事，故事中充满血淋淋的杀人、甚至不乏食人肉、喝人血的情节。导演坦诚说，他本人也从未见过比这个更让人震撼的剧本，“反人类的罪行”、“食人罪”，从头到尾充斥着整出戏。……原剧本中包括大人，甚至孩子被斩首，头颅被放到宴桌上的可怕情节……这说明，没有基督教的欧洲人禽兽不如。好在基督的救赎把他们从希腊罗马的异教黑暗中搭救了出来，让他们进入了中世纪的光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魔鬼重新回到欧洲的人的心中，于是他们开始了世界大战的自杀运动。现在，他们甚至在教皇宫的舞台上公然向上帝挑战，这就是文明的末日——尽管他们也知道，没有基督教，“正义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都将黯淡消失；没有基督教的欧洲人禽兽不如。

谢选骏：华人社会为何不能废除死刑

《恐怖！中国再曝大范围疫苗造假事件》（2018-07-22法广网）报道：

针对中国长春长生生物科技爆发生产问题狂犬病疫苗，引起许多民众的恐慌与愤怒。中国权威官媒《人民日报》山东分社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东岳客”表示，光是山东省就有超过25万支疫苗在市面上流通，不少家长都接种给6岁以下的婴幼儿，山东疾控中心必须及时给出有说服力回应和行动，否则恐惧将持续蔓延。

图为中国央视早前报导新一波疫苗丑闻截屏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中国A股上市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日前被爆狂犬病疫苗造假，接着收到百日咳三合一疫苗出事被罚的处分书。中国疫苗近年多次出事，在网上被民众骂翻了，甚至讨论去香港接种疫苗。

据中国官方消息，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早在2017年11月已要求停用长春长生批次为201605014-01的百日咳、白喉、破伤风三合一疫苗（简称百白破疫苗）。

但今年7月15日长春长生又因为狂犬疫苗纪录造假，遭食药监局通报。7月18日，长春长生公告食药监局下达处罚决定书，决定书中提及百白破疫苗检验结果不合格。

据报道，7月15日被发现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中共权威党媒人民日报就在微博以“胆大包天、伤天害理”形容涉事企业。

而百白破疫苗是儿童疫苗，许多家长十分关心，这几天中国社群网站内骂声不断，甚至有爸妈打算带小孩去香港接种疫苗。网上已有哪些疫苗需要去香港打、接种程序如何等分析文章。

报道引述官方的凤凰网21日转引研究母婴产品网站“童办”消息，儿童接种不合格的百白破疫苗可能影响免疫保护效果，目前中国官方还没有公布具体方案，对于是否补种也未有回应。

一名中国网友评论：“政府如果不严厉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就会成为三聚氰胺事件二，当年，放过三聚氰胺事件责任人，造成国产奶粉全线垮塌，但愿我们的疫苗不会重蹈覆辙，不要再出现全民去香港打疫苗！”

有消息指当年三聚氰胺问责官员如今全部复出并进爵加官。

中央社引据安徽合肥秀虎新闻今天评论，在极低的违规成本与极高的收益双重刺激下，狂犬疫苗造假屡禁不止。与其他疫苗不同的是，狂犬病疫苗在预防疾病同时，还有治疗作用。如果无效，人类被携带病毒的狗咬伤后，会直接发病死亡。国家机关将如何惩处，公众拭目以待。

根据“童办”，食药监局在2017年11月公告两家疫苗生產公司共计65万多支百白破疫苗不合格，其中长春长生的25万支疫苗主要流向山东；武汉生物製品的不合格产品量更大，有40万支（批号为201607050-2），其中19万支流向重庆，21万支流向河北。

谢选骏指出：华人社会为何不能废除死刑？因为华人喜欢贪赃枉法、行贿受贿，一旦废除死刑，死缓、无期，只要给钱，就能减刑——重刑犯很快就能出狱，加倍从事更多的犯罪活动来“弥补落网造成的损失”。死缓、无期，只要给钱，就能减刑，更不用说一般般的有期徒刑了。这在中国叫做“捞人”——在捞人成风的中国，唯有立即死刑，才能永绝后患；这死刑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不再有新的受害者，所以华人社会为何废除不了死刑的。而且，就是死刑也无法减少大规模造假现象，因为造假的暴利，足以摆平公检法的贪官污吏了——就是一百个受害者死了，也不会死掉一个有钱通神的犯人。

《问题疫苗6亿销售费用背后:行贿多地官员》（2018年7月23日 转载中国经济网）报道：

长春生物年报显示，2017年长生生物“疫苗销售”的营业收入15.39亿元，销售费用为5.83亿元，销售人员仅25人，人均销售费用2331.85万元。4.42亿元为“推广服务费”，财报解释为子公司长春长生向推广服务公司支付的费用。在疫苗销售过程中，长春长生涉及多起行贿，其通过行贿地方医院、疾病防疫部门，给予回扣方式推销其产品。据第三方软件统计，涉及长生生物的法律文书中，“贪污贿赂”类案件最多，为20例。

媒体评价疫苗事件：唯有刮骨疗毒才能堵住所有漏洞

无论从事实上还是民众的观感上，疫苗问题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次疫苗事件又让国人对国产疫苗的信心降到冰点。

对于问题疫苗，有一些专业人员认为不是造假，只是疫苗质量不达标，当然可以统归为劣质疫苗。劣质疫苗造成的后果一是无法保护生命，二是难以形成有效的免疫保护效果。前者如狂犬病疫苗，如果无效，则无法保护被狂犬咬伤抓伤的患者生命。此次长生生物狂犬病疫苗尚未销售使用，只涉及记录造假。但是，既往该公司和其他厂商的这类疫苗的生产和使用情况如何？需要调查并向公众公开。

对于劣质和问题疫苗，一个颇具迷惑性的观念是，并未造成可见的健康和生命问题，不必进行深入追究，因此，屡屡看到的只是“黄牌”而非“红牌”，只是“罚酒”而非“出局”。但是，借鉴市场经济规则完善的国家，即便问题疫苗没有造成健康和生命后果，也要对企业负责人处罚得倾家荡产，并且不准再进入这个行业。

对于民间的索赔，已经有现成的法律，如《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还有《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受到问题疫苗伤害的儿童和家庭能依法获得巨额赔偿，才有可能增强信心，不怕疫苗造假，否则就告他个倾家荡产。

谢选骏指出：“告他个倾家荡产”？可能吗？不可能。事实上，施害者比受害者更有权钱，所以只能是“施害者控告受害者并让其倾家荡产”，而不可能“受害者控告施害者并让其倾家荡产”——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谢选骏：是移民倾向还是间谍活动

《签证屡被拒 生物学家饶毅疑进美黑名单》（2018年7月22日 转载中国新闻组）报道：

继早前有中国专家因被美国政府拒绝签证，无法出席在加州举行的大型科学学术会议后，著名生物学家、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主任饶毅，据报他近日亦因签证问题，将不能参加下周在华盛顿举行的学术会议，甚至怀疑已被美国当局列入“黑名单”。

网上消息指出，饶毅被认为有“移民倾向”，或会再度移民美国，他此前曾放弃美国国籍入籍中国。美国驻华大使馆回复指不评论个别事件。

香港01报导，饶毅表示，自2016年起，不论是公开或私人活动，他的美国签证申请就不断被拒绝，甚至无法探望住在美国的女儿。饶毅最近收到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邀请，拟于23日至24日出席一个科学研讨会。饶毅16日接受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签证面试，期间曾被要求提供最新的履历及行程。由于已有不少被拒签的经验，饶毅这次美国之行并没有事先预订机票，结果他再一次被拒签。

据了解，饶毅于1991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取得神经科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在哈佛大学及华盛顿大学工作，在美国生活长达22年，早已入籍美国。及至2007年，饶毅到北京大学担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一职，同年放弃美国国籍及入籍中国。饶毅质疑自己为何屡次被拒签，就此去信美国驻华大使馆，又坦言希望美国不应阻碍自然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

据美国科学周刊网站报导，饶毅17日给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发去申辩电子邮件，并将此电邮抄送给许多记者。他说：“大多数使馆都在努力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更多朋友；美国大使馆却不怕得罪人和树敌。”他在获取签证方面遇到的困难尤其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他是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邀请去参加一个研讨会的。

报导称，美国政府上个月开始对一些中国研究生收紧签证，但这一新政并不适用于资深科学家，也不适用于神经科学领域。 》

谢选骏指出：把一个主动放弃美国国籍的人说成具有“移民倾向”，显然不合常理。事实可能是，对方不是怀疑当事人具有移民倾向，而是怀疑他从事间谍活动——怀疑他以前在美国窃取了足够的生物科技，以便到中国谋求一官半职，就像著名的科技间谍钱学森那样。钱学森的间谍活动，确实给中国科学界造成了重大损失，从此很难在美国得到公平的待遇了。尤其可怕的是，钱学森盗窃美国科技的时候，还不是中共党国的草民，而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所以从此以后，台湾人也无法得到美国的信任了，尤其还有杨振宁这个孙子一直在北京装孙子。

谢选骏：经济动物无法指示中国的方向

《中国仍是一发展中国家 很多方面落后》（2018-07-22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

1977年冬天，中国恢复高考，正在河北省围场县下乡的樊纲参加了第一届高考，并考上了河北大学经济系。

40年后的5月22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办公室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谈起自己的经历，樊纲笑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表示，自己的个人命运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在1978年以前，他下过乡，挨过饿，至今对那段经历难以忘怀，这也成为他选择经济专业的主要原因。

“当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十年文革，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体制越来越僵化，生产力每况愈下，到1975年、1976年的时候，几乎跌到谷底。”当时的一个细节，樊纲至今历历在目——他到一个农户家中，看到这家的男主人躺在床上，他问这个男人为什么不去干活，对方说，因为家里只有一个人的粮食，只能让儿子吃饱饭出工。

樊纲开始了思考：之前所有的宣传都是说人多了就应该创造更多价值，可是为什么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创造的价值却越来越少，越来越吃不饱饭？带着这样的疑问，樊纲对经济问题产生了兴趣。

按道理，正常一学年是9月份开学，但樊纲这一届大学生3月份就正式开学了。“现在想一想，当时中国的领导人连半年都不愿意再等了，中国太需要人才了！”樊纲说。

本科毕业后，樊纲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习西方经济学，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赴美国哈佛大学和国民经济研究所学习。

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可在当时却完全不被世界关注。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樊纲看到大家研究各国经济，却没有人研究中国经济。他问当时研究所主任，什么时候会有研究中国的课题。那位主任是刚卸任不久的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的回答十分“量化”：“什么时候我们从中国的进口占到美国全部进口3％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中国课题。”

彼时是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规模依然很小，樊纲在美国见到的唯一一个Made in China的东西，就是在一家杂货店看到的一个藤编的筐。

连续十年的学习，特别是走出国门的两年，樊纲接触到哈佛大学一些更高级的经济学课程，这段经历让他受益匪浅。“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开放的进程去学习知识，也许我还需要更长的时间，甚至也许永远也达不到那个程度。”樊纲说。

回国后，樊纲留在社科院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开始了新的一轮改革开放，一些政策讨论变得更加活跃，樊纲也开始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参与其中。

1991年，他的论文《灰市场理论》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在这篇写于1988年的论文中，樊纲将现实中存在的那一类既不是按照国营商业流通的原则和方式进行的，也不是按照竞争市场的原则和方式进行的物品交易关系称作“灰市场”。

这种以“走后门”为基本特征的活动，导致了在物价上涨的同时供求关系长期得不到根本的调整、短缺持续存在，就是因为灰市关系本身导致“短缺集聚” “供给刚性”。如果认为灰市场应该取消的话，就要从根本上取消旧的定价制度本身——不仅仅是取消一种价格或一种价差，而是革除这种价格所体现的一整套经济机制。“‘后门’堵了多少年，却越堵越大的原因就在于，后门赖以存在的客观经济条件仍然存在, 并且在某些环节上还有所发展。”樊纲在文中这样写道。

如今，中国的市场经济日趋成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在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那篇文章中分析的汾酒换云烟的例子，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有一种商品供不应求，价格就会提高，这说明市场机制开始起作用，这一类问题解决了。”樊纲说。但他也认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灰市场依然存在，“利用公权谋私利这种行为，仍然存在，通过反腐败有所减少，但同样需要在制度上进行改革，减少公权。”

樊纲的研究不仅是分析问题，也积极参与如何解决问题的讨论，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90年代初，国企改革成为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理论界一个热点。樊纲认为，当时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国企改革并不容易，于是提出先发展民营经济的思路，“当国企改革难以推动的时候，可以改变经济结构，先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做大了，就会给国企改革创造条件。”尽管后来这一理论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遭到了一些质疑。

“我从理论和数据分析中看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向，至于是不是被接受，那是政府的事情。”樊纲说。

作为经济学家，樊纲认为，应该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进行回顾反思，利用好这一段的发展经历，作为研究的一个样板来发展思想和理论，使人类关于制度改革的理论和经济发展的理论更加丰富。

有效的制度是改革最重要的经验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获得的最重要经验是什么？

樊纲：40年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就是使我们看到了制度的重要性。制度经济学原来是经济学一个较小的分支，大家都不太重视。后来就有一批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对历史进行了研究，从中世纪农业社会城邦经济逐步发展，市场资本主义兴起工业化等等，研究制度变迁的过程。

为什么制度会变化？是因为要追求更高的效率。在现实中，如果改了一些制度，效率就可以得到改进，在中国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有几大要素，资本、土地、劳动、技术等，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的两三年内，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技术还是那些技术，其他条件都不变，只是变了一个制度，从过去的生产队变成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就解决了温饱问题。

所以，真正有效率的制度改进，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现在我们讲发展经济学，讲增长理论，已经将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要素，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想想是否制度出了问题，通过改进制度，一定能够改进效率。

中国新闻周刊：什么样的制度才能称之为有效率的制度？

樊纲：所谓制度，就是一套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规则，一套收入分配、利益分配的规则，是各方面利益的兼容。比如一些关键的技术，中国政府在科研上投入很大，但投入产出比却很低；反观发达国家，之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技术优势，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关于知识产权的制度。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出了一个法案，规定即使是政府出钱做的科研，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也可以归研发人员个人所有，甚至成为可以资本化股权化的一种产权激励。有了这样一个制度，不仅对科研人员有了很大激励，而且一系列风险投资就可以进入资本市场开始发挥作用。

所以，当发现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想想是不是在制度上出了问题，要形成一个机制，并不断地更新发展，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新闻周刊：但如何让制度有效率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可能需要不断地试错。

樊纲：的确，制度改革能带来效率，但制度改革本身就是件很难的事情。

首先就难在即使是再不好的制度，也有既得利益者，比如垄断。大家都说垄断不好，但垄断者就是既得利益者，要想打破这种既得利益，就会遇到至少这一个人的阻碍。

那么如何打破这种阻碍？如何使既得利益者也能够接受改革？这些都是改革需要解决的。包括双轨制的过渡，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甚至是补贴。比如当年中国取消粮票之后，城市里的人都拿到了一定的政府补贴，这些措施都是用来减少既得利益者的损失，使大家更好地接受改革。

其次，制度是可以试错的。我朝着一个方向改了，但是改完之后还可以不断地调整，但基本的方向应该是以问题为导向：看到哪些问题？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样的方式使得当事人能够接受这个方案，能够接受这个改变？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分析的。

在这个过程中，怎样克服既得利益者的障碍？怎样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怎样使制度能够顺畅地运行，这些都需要通过一定的试错。中国这些年的改革，其中一大经验就是，我们的改革都是有试点的，通过试点发现问题，然后推出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制度。

在这个过程中，学者可能就能起到一些作用。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各级政府官员也都更加愿意听大家的意见。我们的决策科学化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逼出来的。以前经济很简单，问题很简单，官员自己就解决了；现在越来越复杂，就需要智库，需要学者，需要大家来共同分析。

中国新闻周刊：从你的角度，作为经济学家，在改革决策中将如何发挥作用？

樊纲：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具体怎么做是你们政府官员的事情。作为学者，我只是提供一种方向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但在执行过程中，政府官员还要考虑更多的问题，比如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外交问题，要把各种问题都综合起来，去一一落实。

这客观上也是一个分工，学者去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向，提出一个大的思路，政府有关部门再结合方方面面的问题，将它具体化，最终落地。这同时也是一个机制，使我们思考的问题更宽广，但又不失可行性。

所以改革40年，我们的决策机制，包括各种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的决定机制，都是在经历了很多的改革之后，决策不断科学化的过程。

开放为中国带来了知识和经验

中国新闻周刊：这40年，也是开放的40年，开放为中国带来了哪些改变？

樊纲：刚才一直讲的都是改革，但开放的好处也不可忽视。实际上，中国这40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开放。因为开放带来知识，包括制度的知识，只有中国开放了，才知道别的国家是怎么做的，可以参照别的国家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案。

实际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派了十几个代表团到全世界各地去看，这是中国开放的第一大步骤，就是让决策者们先到国外去看看，尽管当时还没有用诸如“市场化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词，但是大家知道是要借鉴学习发达国家的一些制度。

后来，中国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外资来了，除了带来资本，更是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这其中有外商独资企业，也有中外合资企业，通过观察他们如何经营，如何签合同，如何开拓市场，如何做广告，我们也学会了怎么做，对于现代企业而言，这些都是重要的知识。如果没有开放，就需要自己去摸索，开放使我们节省了学习成本，而且也有了知识的存量，随着知识增量的不断增长，我们才能够快速发展。

除了吸引外资，中国的开放还包括出国留学、合作研发、信息往来等，现在不但“引进来”，还“走出去”。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此前，中共高层也在多个场合表达了进一步开放的决心，在你看来，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樊纲：为什么要进一步开放？我认为，首先，尽管40年来，我们取得很伟大的成就，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多方面在世界上还处于落后地位。因此，一定要开放，要学习别人的知识与技术，要参与国际竞争，要参与国际交流，只有这样，知识才能够继续增长。

其次，经历了40年发展，中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已经从一个净资本输入国变成了一个资本输出国。一方面要继续引进外资，引进知识，我们可能不缺资金，但还缺知识缺管理；另一方面我们也开始“走出去”了。不仅是中国的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企业也开始到全球去配置资源了。要想让别的国家对我们开放，我们也得进一步对别的国家开放。这就是国际市场上对等的原则。

中国新闻周刊：在开放的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樊纲：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也要变得更加开放，使本土市场变成一个真正的国际竞争市场。

在这个意义上，今年确实是一个转折点。最近一段时间的中美贸易摩擦其实暴露了一些问题，一方面中国从过去以学习为主的阶段，到了以研发为主的阶段；另一方面，从单方面加入全球化，转为双向的加入全球化，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要把中国市场变成一个国际的竞争性的市场。

所以，改革开放40年也是机缘巧合，当我们成长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下一段，出现一个转折。但是到下一阶段，过去40年的经验仍然是有用的，也就是要坚持改革，坚持开放，坚持思考制度问题，坚持学习全世界人们创造出来的知识，来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发展。我们过去40年是这么走过来的，今后我相信应该继续走下去。

中国新闻周刊：改革开放40年，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下一步，还将在哪些方面加大力度？

樊纲：如果说还有一些问题的话，我认为改革还不到位，很多方面的改革不彻底，很多方面的改革还在走回头路。所以要向前看，看下一步怎么做，包括政府今天放一放，明天又收一收。有些制度已经改革过了，却又走回头路，但是总的来讲还是逐步地向前推进。一个好的制度不是一天建成的，总会有曲折。

所以，我想说的是，第一，不要去互相责怪，要设身处地想，政府也有很多难处，要解决很多具体的问题，这也不是学者能够解决的。第二，大家各有各的认识，各有各的角度，对很多问题的理解，也不是一两个理论能够影响的，而是要从实践当中逐步体会。制度不是按照哪个教科书制定出来的，而是在实践当中逐步发展起来。

正因为如此，我们学者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把理论讲清楚，把理论能够分析出的问题讲出来，尽可能地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套理论分析，并参与其中。但是也要看到，真正的制度建设、制度改革是实践性的问题，我们要尊重实践的过程，认识到实践的复杂性，这不是理论家能够预见到的。

我认为，下一步的方向还是通过改革制度去提高效率，通过开放来更多地利用人类创造的知识，我想这是中国发展的必然。因为我们的制度还很不完善，而且随着新的科技的发展，新的社会的发展，制度还要不断地改善。

因此，过去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开放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还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作用，进一步界定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进一步界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关系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改革。

中国越来越大，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所以必须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解决问题。进一步开放的方向应该是非常明确，我们今后还要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

谢选骏指出：为了吃饱饭而研究经济学，这就是经济动物的起源了。日本为何会陷入“二十年停滞”？就是因为作为经济动物的发展，日本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现在虽然尚未达到日本的发展程度，但在“赶超美国”的迷魂阵中，已经失去了方向。经济动物强调“中国仍是一发展中国家，很多方面落后”，但这却违背其主子有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纲领，因为他的主子在酒足饭饱之余，已在思考如何继续鼓励人们钱的问题了。不过，坦承落后，也算经济动物在面临退休之际的的“其言也善”了吧。

谢选骏1980年旧文《定于一尊的天子》

第三中国论
The Idea of A Third China


第十二篇
“第三中国”的世界命运

一、古代的成就导致现代的挫败
二、中国主义将影响世界进程
三、回到民族原点，重新出发
四、定于一尊的天子
五、中国的文化创造者
六、“王道”不是“神权国家”
七、中国的罗马法

……

三、回到民族原点，重新出发

对于历史的思索，使我们想到，历史不可能永远在我们一边，即使我们是历史运动的推助者，是天命的忠实仆人。历史超越善恶：不像恶人所说的那样是恶推动了历史，但也不像善人所说的那样是善推动了历史，历史只有“易化”，无形的易化，易化于无形。
在人类思想的原始时代，“万物有灵”论曾流行一时，这在今天看来多么可笑；在人类思想的未来时代，“历史善恶”论也会变得可笑：把历史人物视为“有灵魂的人”岂不也是一种“万物有灵论”的现代翻版？我们努力祛除这种可笑的迷信──可爱的人或可憎的人，并不能瓜分历史。
一个观世者。一个仅仅如此也甘于如此的观世者。他从世界观察中吸取灵气、酿成救世的良方。不论这良方能否“行得通”，反正它提供了一剂精神的补药！风水、利禄、宗教、裙带关系、审美情趣……作为人民生活的种种“不谐和状态”──经常会使精神形式感到侮辱。人民生活应该充满愚蠢的快乐和琐屑的平和；伟大的战争和痛苦的智慧──应由创造者们承担起来。可现在一切都颠乱了：人民在冒充精神，精神却遭到放逐。
其实事情应该反过来：“如果那个能够挽救中国沉沦命运的主宰者饿了──我们就毫不犹豫地献上我们的筋肉；如果那个能够挽救中国破落命运的主宰者渴了──我们责无旁贷地献上我们的鲜血”……只有这样，历史荒原中的“中国民族”才会突然醒来、并且“物质化”，虚空的虚空才会变得货真价实：
1、中国民族的定义：接受儒佛道三教合一的礼制文化的居民。
2、中国民族的历史命运：在东亚大陆上作凝聚状地扩散，自黄河中游地区向四面八方作大体等距离的扩散。扩张的“中原文化”，其最后表现形式即为儒佛道三教合一的礼制文化。即使“专制皇帝”也是以这一文化秩序的最高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
3、中国民族近代以来的命运：在受尽耻辱（多少次的“唾面自干”）和丧尽边陲之后，勉强保住了地理意义上的部分遗产。但“文化遗产”则失去了。“现代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甚至不认为自己是这份产业的天生主人，但这却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一笔资产。
4、“改造中国”是迫于“适应现代世界”这一空前的压力。甚至是迫于“苏联的亡国奴”这一卑贱的身份。
5、一部中国革命史，就是中国民族“自戕自害”、“自我改造”的历史。表面上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内乱及革命的一切目标，全都落空了，而且还导致幻灭情绪的逐年深化；但事实上，中国革命的终极目标既非改变社会结构、亦非改造文化结构，而是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进而为中国人唤回全盛时期的那种精神；重塑一个新的生存目标、培植一个新的方向感。
6、中国全民的情趣所发生的这种革命性变化──将使中国人的精力拥有一个广大无边的宣泄空间，并为这一宣泄提供某种极富魅力的文化形式。历史终将证明：由于中国人的精力有了相对稳定和持久的去处，这就等于大大刺激了这一精力，从而使它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起来，并铺张开去。如此，则中国民族的生命将因“精力的有效新陈代谢”，变得日益健康和饱满，一扫千余年来横遭压抑造成的萎靡不振、结束民族生活史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牛马状态。食草动物只会自相残杀而不会攻击肉食野兽，即使它体形巨大如牛也不会主动进攻。而食肉动物则全然不同，连杂食的小老鼠都敢于咬人。中国人要从“改造食谱”入手，去强化自己的生命力量。
7、黄河的不肖子孙们，已经丧失了祖辈的可贵品德，只在父辈的因循守旧中苟延残喘，并在西方真理所带来的毒害中、在马列主义的专政下奄奄一息了。“圣人出而黄河清”，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圣人能够保护自然环境，因为天生圣人、为民作则。中国文明的每一个进展，都体现为对于黄河的一个超越；中国的未来只有消除了黄河的弊害，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复兴、民族复兴。如果不能根除黄河之弊，我们就不能称为中国圣人的继承者。在这种意义上，南水北调之类的“工程”，只会火上浇油，加剧中国的衰落，而无助于中国的复兴。
8、古代中国并不比近代日本更少自我调节能力与对外应战能力，黄河并不比日本的小溪更为逊色。中国文明是在黄河流域的艰苦环境中，在抵抗严酷气候和糟糕地理的条件下诞生的！正是在困难的包围中，它产生了礼制文明。礼制文明照亮了黄河，也照亮了中国，也许还能照亮整个世界……但为了礼制文明的复兴，我们需要回到民族的原点、重新出发。如果我们不能回到黄河流域、解决那里的生态问题，我们就没有能力用礼制的秩序解决世界问题。

四、定于一尊的天子

（1）定于一尊
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愈来愈强烈地呼吁我们：中国唯有定于一尊方能得救。
不是汉武帝那样一元化的定于一尊，而是西周和盛唐那样多元化的定于一尊，多元与一尊的有机结合，能够开创新的中国文明。不是偶象崇拜；不是人体崇拜；不是权势崇拜；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折服与心理上的归顺。
中国唯有在精神上定于一尊；世界唯有在心理上定于一尊──才能走出它们在二十世纪共同囹圄其中的血腥杀戮与无边沙漠。当然，这个沙漠对于生态业已全面破坏的中国已是更为致命的陷阱，因此目前的中国比世界更为亟需救助者：中国需要首先得到自己的救助者，然后才能救助世界。
中国革命的一切空前破坏──实际上在为这个至宝来到扫清障碍。中国革命不分青红皂白的屠宰──剥尽人皮、烧光书籍、彻底掠夺生产资料与生活必需品的全面专政……把人们误解为“中国文化”的“文化皮毛”与“文化时装”也一同剥除了：从而为“一尊”的真相大白，无意之间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正是在一穷二白的现代中国，文明的创造者才来到了我们中间。
那些被不肖子孙误解为“文化”的东西──只是一些人民生活的风俗和知识阶层的习惯。这是些没有灵魂的浮游物，它们粘附于某个本体，并非具有自身的生命。可惜国人对此知道得太慢也太晚了。为这迟钝付出的代价是亿万人民的枉死！不肖子孙先是误解了祖辈的意图，然后遗忘了黄金时代的精神，最后失去了自己的创造能力。现在让我们反过来：活动一下自己的创造力，然后就会想起黄金时代的精神，最后就能理解“祖辈的意图”了。
“救世主受难的时代，就是他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这决非夸夸其谈，司马迁不是说过了吗：“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绝境中的创造”，这体现了“生生不已”的“周易原理”。能使中国文明死灰复燃、焕发史无前例的光芒、照亮世界人心的，就是“德音”。

（2）天子
两千年来的中国，皇帝及夷酋、土匪与流寇都自称为“天子”，他们完全篡改了“天子”这一“文化创造者”的“文化英雄品质”，而让政治控制取代了文化创造，正是中国文明趋于僵化硬化的关键所在。现代中国因此遭了报应与天谴，专制政治和异族奴役这个压倒一切的双头恐龙，使得中国社会丧失了抵抗欧洲文明的内在创造能力。
堕落的人们把小脚、辫子、八股、伪善及一切繁文缛节称作“中国文化”，不那么堕落的人们也把庙宇、宫殿、服饰、仪节以至诗文、书法、图画、生活用具、古董摆设、花苑台榭……称作“中国文化”；而最具智慧的人们也只把四书五经、百家诸子（包括宋明诸子）、文物典章、各类“国粹”，等同于“中国文化”。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外延、附庸、皮毛血肉而已，决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因为它们都是“文化创造的产物”，而不是“文化创造的源泉”。在我看来，所谓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文化创造的可能性，而决不是因此杜绝了文化创造的一切可能。
至于更为根本天子崇拜，就更是如此了。天子源出“文化创造的信念”，天子观念应该继续成为这一虔诚敬意的表达。有关天子的其余说法，不是“政治的滥用”、“科学的胡言”，就是“理性的亵渎”、“神秘的欺骗”！至于天子带来的“文物典章”及“汉官威仪”，不过是一些文化创造能力的一些外在证明罢了。
中国传统最重要的“历史”，也是我们一切思考系统的出发点和一切行为系统的核心。“历史”以及“对历史的感应”，曾被董仲舒神秘化地说成是“天人感应”，但这显然只是为了投合西汉人的风尚和口味。
在中国文化后来的定向发展中，基本方向被简化为“归本于治”，但在我们来看，这就造成了单调与贫瘠，造成了开发过度和板结的土壤！在溯本追源的探索中──我们才赫赫发见了“天子”本是“文化创造者”！例如赫赫有名的黄帝，一个著名的天子，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创造者。黄帝名为“轩辕氏”，顾名思义，他是造车的。他的妻子嫘祖则是蚕桑的发明者。黄帝还是医学的鼻祖，著名的《黄帝内经》说明了这一传统的纪念。黄帝手下有很多名臣和能人，他们每人都有发明创造。黄帝的阵营就是一个典型的天子集团。
在“创造者”的概念里，我们发见了中国文化的精魂，而非区区的方向。后来的方向，是从这创造的精魂中得出的……但我们不该让方向扼杀了创造，因此在必要的时刻不该拒绝调整自己的方向。为了生命的创造，不该拒绝调整自己的具体目标。

五、中国的文化创造者

“中国”的意识形态，后来形成了“国家宗教”的主要基础：
1、坚信中国是“天下”的“中心”。
2，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大自然生出了最为杰出的生灵，给中国带来了秩序与活力、从而也给世界带来了和平与福祉。
3、这个最为杰出的生灵就是“文化创造者──天子”，他和他领导的创新集团，必能起来主宰中国的命运。
4、中国人民的幸福终究要通过与替天行道的“大能者”的互动，来实现。
5、溯本追源，中国的一切：它的国土、它的人民、它的财富、它的资源、它的精神、它的文化、它的历史、它的光荣……还是从这个“大能者”的圣德中派生出来；并受到这一圣德之消长的左右而不断运行于盛衰兴亡的大道。
6、上天给中国最大的惩罚就是令这“大能者”从中国隐退；上天给中国的最大恩赏，就是令这“大能者”重归于中国民族。
7、新的“文化创造者──天子”将从民族的原始土壤中兴起，而不是来自统治阶级衰弱猥琐的小圈子中。
8、“文化创造者──天子”是新文化的最高象征；天子的新文化及其创造过程，是人类生活得以忘我超我的出发点。
9、“文化创造者──天子”是“智慧海”，是智慧的活泉。“文化创造者──天子”应当成为新民族的凝聚剂！一切现在意义上的“中国人”或“非中国人”──都可以在同一标准的测度下重新确认：他们对“文化创造者──天子及其文化”的态度是朝向还是悖逆。
10、中国人民对“真命天子”也就是“真正的文化创造者”的永恒期待，是不会落空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从真挚的、孩童般的赤子之心中涌现出这种情感──能够改变天地！他是中国文化活的灵魂。只要这一期待继续存在──即使晦暗不明、柔弱无力、不绝如缕、奄奄一息──中国民族的生命力量还没有衰竭。
11、“真命天子”也就是“真正的文化创造者”！他是强有力的精神凝聚剂：一种不可毁损、难以抑制的生命引力。他凝聚五光十色、参差不齐的人类物质──他分泌一代振聋发聩的新文化，造就一个空前未有的新王国。
12、“文化创造者──天子”一旦从人间退隐，他的文化系统就趋衰退和分解。苦难深重的人民！他们等待什么？──“等待真命天子”也就是“等待真正的文化创造者”。他们希望什么？──希望这惊动世界的横空出世会创造超越理性的奇迹！人民永远在真诚等待，具有“真正中国”的百折不挠与耐心十足，永远都怀着最动人的希望，特别是在这暗无天日的无君世纪，这个让中国备尝屈辱、不幸、兵荒马乱、流离颠沛的世纪！中国人民的期待若不落空，真命天子就要降临──把真正的天命兑现出来给世界看！
天命的仆人兴起发光，天命之子只听天命的呼唤！效率至高的工具，摒弃一切囿于自我的错觉、幻想，只看天命的图腾！

六、论“王道”与“神权国家”

从欧洲本位的论点看问题：当代世界正处于战国时代，因为世界迄今为止仍被欧洲及其俄、美两翼的影响力所操纵，从而被迫卷入了欧洲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欧洲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是从拿破仑到希特勒，于是全世界各个角落逐次进入了“欧洲的战国时代”。冷战开始，尽管战事在欧洲已经大体平息，但全球范围的战国时代却是刚刚开幕。全球情况非常复杂，中国的社会发展还和欧洲相差一个阶段，相比之下，日本倒与欧洲比较接近，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甚至也比中国现代一些。
要使现代化之前的国家主动投入战国旋涡，真比登天还难。而只有等到这些国家全都自觉地投入了战国的怀抱，世界的统一才会开始。
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前景，还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统一帝国如秦汉、罗马、元明清、奥斯曼帝国那样；我们所面临的不过是一个“纽带”色彩更重的、西周或唐朝式的“世界共主联盟”。不错，这是一种真正的国际秩序，但它既不像统一帝国那么残暴，又不像真正的“世界文化”那么丰富多彩。是的，我们这个时代正在衰颓沉沦，但这只是风靡世界的欧洲文化的衰颓──世界文化还没有真正地诞生！既未诞生，又怎么谈得上衰颓与沉沦呢！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夏文化”（第一期中国文明）或盛唐时代的“中国文化”（第二期中国文明），作为当时的“世界文化”，具有“共主地位”。我希望未来的第三中国，也能形成这样的“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格局。
我用这种崭新的历史观，送给世界两百年的和平。像西汉或是元首制罗马那样，把世界从战国时代的恐怖中打救出来！
这个“中国本位”历史观也许使得现代世界的欧洲中心论者们觉得很不中听，可是它却可能是真实的，它可为世界带来一个黄金时代，就像奥古斯都或文景之治。但其前提，未来的世界要承认第三中国为共主，而不只是仅仅承认欧洲及其美俄。
新的“天下”将不再是黄河中游的“中原”，也不再是唐盛时代的“中国”，而是当今意义上的“地球”。
作为一个“现代人”来说，要实现“统一全球”的希望还渺茫得很。仁德的西周，耀眼的盛唐，会在中国重现；但在整个地球范围内，它不会重演一次，因为世界需要的是实质的统一。需要实现一个“等视天下万民的王道”。
“王道”是什么？尽管千百年来对于它的解释纷纭无比，层出不穷；但是集合了许多解释之晶，我在《王道论》中已经把它阐明了──“王道”就是“间接统治”。王道的一切良政、一切善举，都不是出于善意的“仁慈”，而是发自“间接统治”的内在逻辑。所以，要想达到“王道”的理想，必先施行间接统治；要想保持“王道”的光荣，必先保全间接统治。
“王道──间接统治”，这是一种绝顶的艺术，也是一种危险的艺术；既是巨大赌注的艺术，也是重大收获的艺术！一种“柏拉图式＋孔子”的艺术！
间接统治并非一付万灵仙方，间接统治时刻面临着直接统治的贪欲、威胁及挑战。在历史途程中，间接统治只是一站，是一条长链的一个片断，所以西周会没落，盛唐会瓦解，教会的统治终于结束。
“王道──间接统治”，也不能逃避万物的共同归宿：灭亡。“王道──间接统治”这种统治艺术乃是一种益寿延年的艺术，但无法永葆青春；“王道──间接统治”这种统治艺术乃是一种走钢丝的艺术，但不可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他们的手就伸得太长了。
但王道毕竟有其伟大的收获，那就是文明的涌现！王道的奇特艺术是“文化创造者──天子”的独家技艺，其艺术的结晶与表现形式就是“神权国家”，而不是“神职人员的国家”。

七、中国的罗马法

1、各个时代、各种国家的“国家宗教”──它们的形态及色彩；宗教仪式及艺术表现……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致力于创造一套关于这个国家及其必要性的种种神话，以便形成“具有活力的神权国家”。
2、尽管中国先秦的国家宗教具有“天地崇拜”的性质，但在汉朝以后却被儒家的“历史崇拜”等“非宗教的宗教”削弱了。对于“文化创造者──天子”的崇拜，却巧妙地把“天地崇拜”和“历史崇拜”组合了起来，从而糅合了神秘感与历史感，达到了人文主义与神灵崇拜的双重效果。
3、中国文化的这一精髓很可能为未来世纪──提供一种类似于“罗马法”的稳定要素和心理上的凝聚剂……中国色彩和中国样式的新型宿命论──很可能由一个“远东的斐罗（Philo，前20年—后50年）”传布于整个地球……
4、“中国文化的精髓”推崇“文化创造者──天子”；而不是“罗马法”框架内的“保民官”或“凯撒”。中国文化的精髓奉“历史教”为国家宗教，同时兼有保护自然的天地崇拜退居其次，这是因为，随着文明的进展，社会对人的影响已经日益超过了自然对人的影响。这是一种类似历史上儒教那样的双重教化；而不是罗马人的原始多神教或宗教无政府状态。相关的一个证据是：即使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东西，之所以能在中国猖獗一时，也是因为它投合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教化的胃口。
5、考察一下历史：罗马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罗马法这一罗马权力的根基逐渐失去了高级宗教的精神支持，由于不能提供一种适当的神格，由于不能提供一个普遍的神。最后，这种空白只能由基督教来填补；而基督教的教理却是反对罗马这个杀害耶稣基督的帝国存在的。
6、中国新型宿命论──历史教──的精神内核，则将不会枯竭，因为那就是“文化创造者──天子”！它有能力逐渐脱掉古来宗教的残破时装；而使新的教义符合这个科学时代的特征：中国传统的“历史教”将比其他民族的“神秘教”，较能与科学合拍。同时，历史教也有神秘教的部分功能，无论历史教与神秘教的形式和表象有多大差异，它们内心深处毕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多少都能满足人们超越自我的灵魂需要、在崇拜中获得自我意识的净化。人人都可以通过“对自己不能控制的事物的由衷崇拜，使自己在这一崇拜里分享超级权能，从而达到内心的安宁和精神的秩序”。这一安宁和这一秩序有助于建立人的内、外平衡，即使人与环境的相对和解成为可能。
7、任何宗教的时装总会破旧雕敝、陈腐过时，因此需要产生新的宗教，用新的理性时装加以包装──为那颗不朽的灵魂提供一个新的居所，并得到新风俗的认可、新习惯的支持……在文化创造者──天子来到世界之后，中国的宿命论将这样逐渐麻醉全球文明。
8、以核武器的出现的标志，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它意味战争的政治化，有限战争成为主流，穷兵黩武的全面战争愈来愈成为不可能的了。而中国近千年来最擅长的正是这种游戏，所以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势必将进一步抵消中国文化的承受者们的“文弱”特点而使他们的“智谋”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具有高度机诈传统的文化集体，由它来主持“科学的世界秩序”也许不会窒息人类的创造精神。中国人具有协和自然的生物本能，而较为容易避免唯物主义的世界悲剧。
9、我多么欣慰于拯救了中国的两次世界大战！要不是有这两次“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同室操戈”，中国的前途将危殆矣。命运及时拯救了中国，尽管这种拯救现在看来只做了一半，还没有帮助中国从苏联的残余影响下完全解脱出来。但毕竟把中国从最危险的悬崖边挽救了过来……与此同时，也为“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甚至是“历史的需要”。这一发展对中国也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天下统治传统”及“适者生存文化”的社会，由这个民族前来“主持这种世界秩序”，是顺理成章的。众所周知，中国人在“斗力”方面是远不如“斗智”方面的。所以，科学技术的惊人进展将为中国这一老朽民族提供一股巨大的复兴动力。世界历史、全球政治的发展趋势，既给中国的复兴提出了动力，又给它登上世界舞台铺平了道路：让我们抓住这一机会，施展这一用武之地，发挥“自己的文化素质”和“传统的历史因素”。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但愿我们都不要违抗自己的主要价值。
10、我发现了这一至理，我创造了这一强大的心理武器：
中国的命运已被证明为不可选择的宿命，众多的尝试业已失败，但命运演变的线索却日益现出它的宿命轮廓──中国走向世界政治那个巨大的背影。这个背影必将笼罩全球，把世界历史驱入一片新的荒野，为人类文明开辟一块充满原始气氛的处女地。这个背影──乃是中国此前两三百年的牺牲、动乱、神经衰弱、精神崩溃……的历史报应。这个背影所笼罩的世界将是安宁的乐土，这是中国的牺牲所换来的千年至福。

（1980年6月19日）

谢选骏：含饴弄孙鸟类，工作至死蚂蚁

网文《含饴弄孙》报道：

含饴弄孙，是一个汉语成语，指含着糖逗小孙子玩，形容老人自娱晚年，不问他事的乐趣。其在《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等均有记载。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吾但当含饴弄孙，不能复知政事。”
【示例】 佳儿佳妇，吾将含饴弄孙，不复理家政矣。（清·淮阴百一居士《壶天录》）
【用法】： 作谓语、定语；用于书面语——
在中国帝制时代，许多皇后虽然贵为一国之母，身为后宫之主，但仍谦和温顺、生活俭朴，以美好的品德成为后世妇女学习的榜样。东汉时期的明德马皇后就是这样一位让人仰慕的好皇后。
明德马皇后是东汉第二个皇帝——汉明帝刘庄唯一的皇后，“明德皇后”为其谥号，本姓马，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 年），她被选入太子刘庄宫中，时年13岁。由于她生性谦恭和顺，侍奉太子的母亲阴皇后十分周到，刘庄对她宠爱异常。光武帝刘秀病逝后，刘庄继位，是为汉明帝，封马氏为贵人。永平三年（公元60年），有人建议汉明帝立后，皇太后一句“马贵人德冠后宫，即其人也”，就使马氏无可争议地当上了皇后。
马皇后知书达理，品行高尚，她自己不能生育，就对贾妃所生的皇子刘炟关爱备至、精心抚育。她崇尚节俭，平易近人，贵为皇后却常常穿着普通的粗布衣服。她还常常帮助明帝处理政务，表现出的学识和才干让明帝深为叹服。
尤为可贵的是，马皇后非常识大体、顾大局，不徇私情。永平十八年（公元76年），汉明帝驾崩，由马皇后抚养成人的刘炟继位称帝，是为汉章帝，尊马皇后为皇太后。汉章帝一上台，就要提拔马太后的三个兄弟，给他们加官封爵，但太后不同意他这样做。第二年夏天，大旱无雨，饥荒严重，一些趋炎附势的大臣纷纷上书，说这是因为没有加封外戚，遭到了上天的责罚，请求汉章帝按过去的老办法尽快加封外戚。马太后知道后，颁布诏书，指出那些要求给马家兄弟封爵者是谄媚自己，妄图从中得到好处，劝导汉章帝严格遵守 “无军功，不封侯”的规定，牢记历史上外戚弄权而使政权灭亡的教训。
马太后语重心长地对汉章帝讲：“如今天下连续遭灾，谷价猛涨，我昼夜忧心忡忡，坐卧不宁，你当前首先要解决的应是这些问题。如果万物协调，天下太平，边境安定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干一切事情。到那时，我才能每天嘴里含着饴糖逗孙子玩，不再过问政事了。”

谢选骏指出：含饴弄孙其实很不卫生，活像鸟类。相比之下，我比较崇尚南朝士族的超然物象，那是从庄子传承下了的，或许还有离骚。

《“退而不休”一定意味着晚景凄凉吗》（澎湃新闻 2018-07-21）报道：

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在以尊老敬老为传统美德的中国社会，随着老龄化浪潮的迫近，恐慌和焦虑的情绪随之产生，与老年人相关的退休、养老、医疗等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事实上，养老是一个多重复杂性交织的问题，关系到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向度，对某一方面的过度强调或对其他方面的视而不见很可能导向简单化的片面结论。

有鉴于此，澎湃新闻特推出“变老的方式”专题，将以多篇兼具学术底蕴和现实关切的文章，介绍世界各个国家地区、身处不同文化和阶层的老年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希望打破对晚年的狭隘想象，使得未来更加有备无患，丰富而体面的老年生活更加可期。

提起退休生活，人们普遍的第一想法是祖父母的角色。中国人理想的晚年生活，传统上以 “福”当首位。老人们闲居在家，颐养天年，有大把的自由时间可以支配，可以跳广场舞，也可以出国旅行，又或是含饴弄孙，与后辈共享天伦之乐。

但是，随着老龄化浪潮的到来，人们发现真实世界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美好：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老龄化的主要特征是增速快、规模大、未富先老。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返回劳动力市场；在大城市里，到处都是老年人从事体力劳动。

在日本这样老龄化走在中国之前国度里，媒体上多是呈现出一代人被牺牲的晚景。我们常常看到的是，银发老人出门工作，尽心尽力地为每一个人提供服务；在求职市场上，老人数量甚至比20多岁的打工青年还多。许多中国人不禁感叹道，“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出来工作，真是心酸。”

对于沉浸在中产阶级焦虑里的下一代，城市里老年体力劳动者像是一个预言。在这场白发涛涛的老龄化浪潮里，似乎没人能够幸免。

那么，退休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破产，是绝望，还是新一轮针对中产的焦虑贩卖？

社会文化：退而不休，工作到死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数据，2016年日本约23%的65岁以上老人还在继续工作，比例是G7成员国中最高的，超过了美国的19%。不少日本人都有工作到死的意愿，甚至有个口号就是：“不工作，会变老”。长时间加班，也衍生“过劳死”的问题，但即使如此，对这种沉重的工作表示不满的日本人仍然很少。日本的文化语境，强调的始终是每一个人必须拼命工作。

但是，日本老人“工作至死”的现象，并不完全因为是劳动力短缺或是经济压力沉重，这更与老人们自己的生活态度、个人从属集体、害怕孤独死等心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一生悬命”这个词包含着日本人全部的人生价值。古日语中“一生”原意是一块领地。“一生悬命”就是镰仓时代武士不惜生命来保卫祖传的领地，即在自己的职位上，花费毕生精力，拼命地努力。正如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勤奋与自我奉献，一直都被当作人人追求的人生哲学。在日本，一个人说自己“辛苦”，包含了一种复杂的情感，越辛苦越自豪，“勤”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赞誉。

正是因为持有这种生活态度，日本人不愿意放弃工作，老人们的理由是“我还能做，而且我还想做。” 有了工作，也就有了维系家庭的纽带，有了一个人度日的灯塔。在家庭中，“失去工作仅仅是意味着失去体面吗？不是，更重要的是无法履行支撑家族的责任，失去了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对于老一代日本人来说，个人从属集体已经成为一条铁律。在他们眼里，成功和失败都是集体的事情。个人无论表现如何，都需要与集体同甘共苦。日本社会认同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追求一致，不提倡个性，谁也不希望成为“奇怪的人”。日本社会等级制度仍然根深蒂固，处在什么位置的人就要做好什么事情，一切行动的出发点都可以总结为“各尽其所”。于是，努力工作成为工薪阶层老人的一种日常，借此获得尊严和社会安全感。

而现代快节奏的社会里，人际关系式微，越来越多的老人正在面对孤独死。而工作有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建立稳定家庭关系的基础。2010年1月31日，NHK播出了纪录片《无缘社会——三万二千人“无缘死”的震撼》。这个记录片以“现代人的孤独终老”为采访主题，探索死者的人生轨迹。
“无缘死”指人生前失去了血缘、业缘、地缘，死后尸体无人认领。据统计，日本社会一年高达3万2千人走上无缘死的道路。

日本京都大学研究者指出，日本正从三代人共同生活的“三世同堂”到“小家庭”为核心，并开始朝着“单身户”方向迈进。在这种局面之下，长此以往孤立无援的真实写照，让“退而不休”成为了日本老人的躲避孤独死的无奈选择。

一部分退休后重返职场的老人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第二人生”。

在日本，退休之后再次工作的老年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选择重返职场是为了继续发光发热、丰富自己的“第二人生”，日本社会普遍高度认同这种价值观念。另一类则属于贫困老年人，他们在退休后不得不继续坚持劳作以维持生计。

而这种劳动力市场的新现象也证明了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家戴维·奥托尔(David Autor)提出的“就业市场中空”的观点：技术含量高和技术含量低的工作机会在增加，老年人更容易找到工作，处于两者之间的工作机会却在减少。

越来越多“退而不休”的例子正推动日本企业及其员工重新考虑退休年龄问题，日本政府也开始调整社会福利和劳动力政策，减少老人就业的障碍。日本政府正鼓励企业延长年长员工的工作年限，并为雇佣65岁以上员工的企业提供补贴。自2016年4月起，对于将退休年龄提高至66岁以上的企业，日本厚生劳动省将给予65万日元/人的资金补助。从2016年4月开始雇佣66岁以上员工的企业，每接收一位40岁至50岁的“跳槽”人员将获得40万日元的补助。

以往，许多大型日本企业仍然要求员工严格执行“两步走”的退休路线：他们必须在60岁时从高薪职位上退下来，然后以合同工的身份在薪酬较低的岗位上继续工作5年或10年。此后彻底退休。但越来越多的企业最近彻底取消了这一限制，尤其是销售行业，到达退休年龄的员工往往拥有数十年来苦心经营的客户群体。要吸引长期客户，年长员工实在是有天然的优势。

大和证券集团(Daiwa Securities Group Inc.)曾经将销售合同工的年龄限制设为70岁，但最近彻底取消了这一限制。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仲田诚二(Seiji Nakata)表示，“这样我们可以雇佣更多年龄范围在60至80岁之间的顾问，和手握最多金融资产的一代人年龄相仿。”

除此之外，日本养老体系和医疗保险制度相对健全，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经济和身体状况选择收费不同的养老服务，75岁以上的老年人看病只需承担医疗费的10%。然而，即便日本政府与社会对老年人投入了巨大资源，长期照护依旧压力重重。每年日本的国民预算是88万亿日元，预算中的一半是各种福利支出和养老金的发放，而日本一年的收入不到50万亿日元，其余的钱靠发行国债来弥补。

2015年，日本政府推出了“地方补贴政策”，旨在鼓励生活在首都圈的老年人移居到人口相对稀少的地方生活，以降低养老成本。但这个政策也受到了社会的质疑：年轻人向大城市流动，而老年人往周边外迁，年龄的断层更导致了地方经济的空心化。

晚年规划：避免“全民晚年总崩溃”

与当今中国相似，很多日本的老年人得益于资产增值，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受益者，然而日本也确实有很多老年人深陷贫困，这主要是由当年的经济危机造成的，一方面股市、楼市暴跌导致投资者破产，他们一夜之间一无所有，另一方面企业破产或外迁，很多有技术的工人失业，他们的养老问题难以保障。

在《下游老人》一书中，日本圣学院大学教授藤田孝典呈现了日本现存约600万－700万下游老人群体的实际情况、“下游化”发生的社会背景以及发展趋势。藤田在研究中发现，这些高龄老人的“下游化”是有一定路径可循的。如因为患病或遭遇事故而支付高额医疗费；子女成了“穷忙族”和“啃老族”；不断增加的中老年离婚等。即便那些当下有着平均、稳定收入的工薪阶层，甚至一些高级白领们都有可能存在晚年堕入社会底层，面临生活窘迫的危险。

因此，“下游老人”的问题已然超越了老年一代所面临的问题，而是关乎着全体国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如果对此不加重视，不仅存在父母与子女两代被一起拖垮的危险，而且还可能带来的是尊老敬老的传统观念解体，甚至会导致尊重生命的价值观念坍塌。这也将带来主流消费群体消费意愿的降低，进而给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成为加速少子化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越来越多的民间社会组织鼓励老人，打破根深蒂固的“不能自立很羞耻”的传统观念，正确了解和理解社会保障的真实内涵与申请援助的基本知识，同时尽可能做好个人的财产规划，用一种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通过社会活动建构丰富的人际网络是个体应对晚年贫困的有效路径。

人生总有终结日，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年富力强时，努力工作，积极储备，并计划在老的时候能体面地生活，直至最后一天。

我国进入老龄化的时间虽然比较晚，但庞大的老年人口基数以及“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客观国情，使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以及老龄化背景下民众的生存现实变得更加复杂。贫困的脚步声不仅已接近了眼下的老年人，就是那些在未来几年内将要进入晚年的人们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如今逐步开始的凸显的老年危机，不过是今后将会发生的社会地壳运动的一幕序曲。而一些媒体对于“退休破产”的相关报道，并不能让民众了解问题的全貌，反而因为一知半解而引发民众对晚年生活的焦虑，而学者过于学理化的研究也与民众的认知水平相去甚远。

养老是个体差异化很大的过程，国家、家庭和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和我们关心的教育等社会问题存在相同的道理。而养老问题复杂性，更是凸显出在人的一生中所拉开的差距，会在老年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在老年人日益成为日本社会“主角”的今天，我们可以感受到日本社会鼓励老年人再就业与营造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的努力，其经验教训值得已经步入老龄化的中国加以借鉴。

我们期望在未来会有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和现象描述厘清社会问题又简明易懂的文献问世。另外，期待更多社会力量，为那些生活在“破产危机”边缘的民众提出了未雨绸缪的方案，从而唤醒所有的民众行动起来，变革现存不合理的生存环境。因为关注今天老人的福祉，也是关注明天的自己。

谢选骏指出：工作至死其实很不健康，活像蚂蚁。相比之下，我比较崇尚南朝士族的超然物象，那是从庄子传承下了的，或许还有离骚。总之，那是“楚魂”，而非“秦人”。

谢选骏：穷人的乐趣就是数钱

《黑人母亲怀第7胎报喜 儿子齐崩溃：有完没完！》（联合报 记者尤宝琪 2018年07月20日）报道：

美国一对父母向儿子们宣布怀了第7胎，结果孩子们当场崩溃，在一旁录影的老妈却是爆笑不己。图片撷取YouTube/Carters Clips影片

美国威斯康辛州有一个大家庭人丁兴旺，一对父母亲已经生了6个孩子却再度有喜，今年6月他们在一次家庭旅游途中，向自家儿子坦承，妈妈又怀了第7胎，结果当场让车上的3名儿子崩溃，其中16岁的艾隆(Aaron)更怒吼「你们是有病啊！」夸张反应全被母亲拍下来。

这三名男孩分别是16岁的老三艾隆，14岁的老四艾伦(Allen)以及10岁的老五艾登(Aden)；坐在后座中间的艾隆气到跟老妈说，「天啊！你的工厂已经关门，别再重新开张了。」艾伦则在旁边无力的表示「我正祈祷你不会这样说」。

面对儿子的爆怒反应，老妈艾琳(Eileen Garcia)却是爆笑不己，儿子们越崩溃，做妈的却越开心。艾琳表示，她大概猜到儿子们的反应，因为前两次怀孕时，他们就已经不是太高兴，要求父母做好避孕措施；但她相信，一旦小孩出生，这些做哥哥的仍然会献上无私的爱，并且帮忙照顾。

谢选骏指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母亲知道，新的孩子会带来新的婴儿补助、粮食券、人头费……而她的不同来源的孩子却只知道自己得到的关照将继续减少。可是和金钱比起来，关照算得了什么呢！穷人的乐趣，就是数钱。拒绝投资的，才是富人。生养孩子，何时不再是一项投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