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国精神病人为何世界第一

《中国缘何成了精神病大国？》（2010年5月31日 联合早报）报道：

您有精神病吗？如果有人这样问您，您一定会勃然大怒，断然否定；甚至觉得人格受到侮辱，非让人道歉不可。
且慢。
昨天中国各大网站转载了一篇《瞭望》新闻周刊的记者报道：“研究显示中国精神病患超1亿，重症人数逾1600万”。也就是说，中国精神病患人数相当于一个日本或墨西哥总人口，相当于两个英国、法国、意大利或泰国的总人口，也相当于中国三个中等省份总人口。光重症人数（中国俗称的疯子）就相当于一个荷兰国家的总人口。

数字触目惊心。岂不是中国人13个里面就有一个精神病吗？
这篇关于精神病的爆炸新闻，在各大网站首页新闻显著位置转载，迅即在中国网民中炸开了锅。短短几个小时，新浪网浏览量超百万，评论达18000条；网易跟帖8000多条，腾讯网留言4500条。网友拍砖众说纷纭，我归纳起来大致有八类：
一是质疑型，不相信中国精神病这么多，认为报道哗众取宠，荒唐之极，“这个新闻报道记者才精神病呢”；还有的认为“统计局又犯病了，整出这么个吓人的数字”。
二是揣测型，一部分揣测这是政府造舆论“为以后抓人进精神病院埋下了一大伏笔，这一招确实够绝了”，一部分揣测这是富士康公关造势为十几连跳的悲剧事件找借口解围。

三是嬉笑型，“怪不得吃三鹿、地沟油都没事，原来是有精神病。”“我是精神病1号前来报道。”调侃、幽默，是网友跟帖最拿手的。让人喷饭的帖子，俯拾皆是。
四是怒骂型。认为这是政府把社会问题转移到精神病问题了。“人吃人社会，没精神病才怪”。“容忍高房价、容忍乱收费、容忍贪污腐败、容忍欺瞒拐骗、容忍不公平、容忍不公正、容忍失业、容忍拆迁等等，忍无可忍，忍成精神病。”“当下的中国不是精神病人多，而是牛鬼蛇神多。”“神奇的国度呀，全民皆为精神病。旧社会让人变成鬼，新社会让人成为精神病。”犀利之言，力透纸背。
五是思辨型。最被力顶的是网易相关新闻这段跟帖：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当今的社会不需要“投枪和匕首”，而需要赞歌、脂粉、麻药。正如 陈丹青 先生讲的“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如果鲁迅赶上这个时代，对于“开胸验肺”、“以身试药”、“周公拍虎”、“黑窑奴工”、“处女卖淫”、“官员嫖幼”、“强行精神病”等一系列奇闻，又会写出多少辛辣犀利、锥骨入髓、令人拍案叫绝的杂文来，想想，真是让人后怕，所幸这个尖酸刻薄的小人已不在人世了。让我们彻底赶走鲁迅，欢迎“小沈阳”，让人们在开心笑声中忘却现实的不公和苦痛，在笑声中渐渐地麻木、渐渐地变傻……
六是忧虑型。一部分忧心“病态的国度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人”，“上访的人多了，精神病人自然就多”。一部分忧心“文章有问题，还嫌社会不乱，足心不良。”
七是认同型。认为报道真实，精神疾病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和监管仅靠亲属远远不够，需要政府将这一群体的救治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投资的视野。
八是专业型。认为新闻标题不应该用“精神病”字眼，而应该用“精神疾病”，也有个别网友对报道内容提出一些独到见解。
这八类声音中，网友质疑、批判和戏谑的占绝大多数，表示忧虑、认同新闻事实的极少数，提出专业性观点的更是凤毛麟角。
一个关于中国精神病患的深度报道，何以在网络引来一片哗然，没有得到网络舆论正面认同和应有的理性思考，而只成为一个批判政府和社会的武器呢？
透过这条新闻的网络舆情，我看到了我们中国人普遍的焦虑感，看到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病入膏肓，更看到了积习已久的中国精神病认识偏见。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精神病偏见和精神病患一样，都是文明社会的沉重负担。
从维基百科的精神病定义，可看到：精神疾病（或称做心理疾病、情绪障碍、认知功能障碍），俗称精神病，主要是一组以表现在行为、心理活动上的紊乱为主的神经系统疾病。社会学家亦认为重大事件和情境会导致心理疾病。在社会运动、战争、、贫穷、无常、社会腐败不公和缺乏资源援助的地区有易得心理疾病。
翻开中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精神病学》，查阅到精神病(psychosis)的定义：指严重的心理障碍，患者的认识、情感、意志、动作行为等心理活动均可出现持久的明显的异常；不能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动作行为难以被一般人理解，显得古怪、与众不同；在病态心理的支配下，有自杀或攻击、伤害他人的动作行为；有程度不等的自制力缺陷，患者往往对自己的精神症状丧失判断力，认为自己的心理与行为是正常的，拒绝治疗。
维基百科的精神病定义是广义的精神疾病，包括心理疾病、情绪障碍、认知功能障碍；而中国高校《精神病学》定义是严重的精神病，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概念里的“精神病（或疯子）”。
不难分析，《瞭望》这篇“中国精神病患超1亿”的报道，其“精神病患”当指广义的精神疾病；“重症人数逾1600万”的重症者才是我们理解的“精神病”。
那么，中国精神病患是否真超1亿呢？我们心理上可能接受不了，不愿相信，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一、我们主观不知晓，不意味着客观不存在。
正如报道所述，中国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不足5成，就诊率更低。也就是说95%网友对精神疾病的知识不了解，以为精神病就是“在大街上手舞足蹈、赤裸狂奔或者打人砍人的疯子”。其实按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凡是有心理疾病、情绪障碍、认知功能障碍的，都列入现代精神疾病学的范畴。

二、精神疾病发病率高涨，是全球普遍现象。
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在第10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开幕式上说：全世界共有15亿人患有某种程度的精神紊乱和行为紊乱病症，但其中仅有50%的人承认自己患有这种疾病，而且只有1%的人接受了精神病治疗。以世界总人口68亿计，全球精神病患者平均约占22%，比中国1亿患者的比例8%高得多。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断言，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像心理危机那样给人们带来持续而深刻的痛苦。

三、从发达国家精神病患比例，可见报道真实性。
美国：根据美国总统心理健康新自由委员会在2003年的报告指出，主要的精神疾病和其他的疾病相比(如癌症或心脏病)，才是在美国导致残疾的主要原因。另据美国精神病人联盟报告，23%的北美成年人在一年内会经历一次可被诊断出的心理疾病，但不超过半数的人会有严重到影响他们日常机能的症状。大约有9-13%的十八岁以下孩童会体验到持续性机能缺损的情绪不安，5-9%会因此而导致心理疾病。大多数的年青人会在他们成年之前由疾病中恢复，然后继续过着不被疾病卷入的正常生活。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调查发现，美国有4400万成年人患有抑郁、不安等精神失常病症，400万9岁到17岁的人得过精神病；在5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间，大约有20%以上的人经历过精神失常；精神病例在以后数十年内还会以更快的速度不断增加。美国每年要为治疗抑郁症付出437亿美元”。

日本：日本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据日本警视厅统计，自1998年以来，自杀人数已经连续3年超过3万人。近10余年来，日本平均每20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精神疾病而死于自杀（每天70多人）。自杀，已成为导致日本人非正常死亡的第一大杀手。
欧盟：2005年10月17日，欧盟委员会公布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每年平均有27％以上的成年人出现焦虑、压抑、消沉等精神危机症状。每年欧盟有5万人自杀，57％是因为精神方面的问题，其中27％是成年劳动力。精神危机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问题，它给欧盟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整个欧盟生产总值的3％至4％。
俄罗斯：目前俄罗斯的精神病人数位居世界前列，患病使人失去就业能力，从而造成许多家庭贫困不堪。目前在俄罗斯有20％至22％的人需要得到精神和心理疾病医生的帮助。

四、精神病造假数字毫无意义，旨在呼吁政府高度重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作为卫生权威机构，此次所公布的全国精神病患数字建立在缜密调查基础之上，数据应该可信。不像统计局，察言观色，指驴为马。疾控中心造假精神病患数字，不会带来任何功利，毫无必要。当前中国精神病患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一旦救治不及时和看管不严，很可能给其家庭和社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危险。这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校园血案、富士康十几连跳等等，都已经暴露了严重社会危害性。《瞭望》正是因此刊发报道，呼吁政府将这一群体的救治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投资的视野，真正帮助精神疾病患者，特别是重性精神病人实现“病能有医，疯能有控”，减少和避免类似悲剧。

五、中国精神病患实际数字远不止1亿，目前有1600万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在国家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
中国著名精神病科专 家江开达 教授披露，中国一半失眠患者伴有精神疾病。全国妇联的调查表明：中国目前3亿多家庭中，有8000万个家庭中存在家庭暴力。在辽宁抽样调查表明：50%的中小学教师有心理障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北京一千八百多名家长近三年的跟踪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三分之二的家庭教育不当，造成孩子存在各种心理问题。
资料表明：我国高校学生的心理障碍发生率已由1989年的占总生病率的20.23%上升为1998年的27.03%；天津市对5万名大学生所作的调查中，有心理障碍的占16%以上。北京大学近十年来因心理疾病休、退学人数占总休学、退学人数的1/3左右。杭州市科委从7所不同类型的学校抽取2961名大学生进行为期3年的跟踪研究，发现有心理障碍的占25.39%。
2002年我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自杀调查结果公布，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在15至34岁人群的死亡原因中，自杀更是第一原因。中国也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总的自杀率为23／10万，而国际平均自杀率仅为10／10万，中国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

为什么中国成了精神病大国呢？
中国人口基数大，精神病患总数也就大，此其一。
现代化进程越深入，人类的焦虑越严重。传统中国人悠游于“理性不足，情理有余”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并不容易产生明显的焦虑感。进入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后，中国社会处于汤因比所谓“挑战与应对”态势中，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社会普遍的心理紧张，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出现了严重的集体焦虑。焦虑从而往往导致精神疾病。此其二。
整个社会信仰丧失，道德沦落，价值观念混乱甚至解体，社会公众造成普遍的无所适从感。民主和法治有待完善，社会环境恶化，不公平、不公正现象频发，官民矛盾时常尖锐对立，劳资双方时常不对称博弈，大批毕业大学生、下岗工人找不到工作，贫困农民生活惨淡营生。社会严重分化造成的心理失衡，以及人的期望与实际的落差增加等。此其三。
中国精神病患突破1亿，的确是一个很震撼的号外新闻，给执政者敲响醒世警钟。虽然精神病患问题具有世界普遍性，但是，如果中国政治文明，社会公平正义，不让特权腐败肆意妄为，让百姓有房住，有工作，不受压迫和欺凌，心情舒畅，那么谁会无事生非发神经病呢？治疗精神疾病，高明之道是在于治“未病”。
更重要的是，中国要从当政者开始转变对精神疾患的偏见。长期以来，某些执政者已把精神病作为扣帽子的常用手段，配套精神病院作为政治批斗工具。“精神病”也作为一种侮蔑性用语存在，缺乏应有的社会人文关怀和人格尊重。一般人也很怕自己患有精神病。就算没有精神疾病的人，只要行为不容于大众，也会被扣“精神病”的帽子。

真正的和谐社会，是老百姓心理的和谐。不能再把“精神病”污名化，就如同过去污名化“艾滋病”一样。不要让精神病患者，哪怕已治愈患者也得面对社会的巨大压力。同情和爱，永远是治愈一切精神疾病的首选良方。

谢选骏指出：中国精神病人为何世界第一？出了社会压力过大之外，还因为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迷信多子多福，连傻子都要传宗接代，导致正常的自然淘汰和社会淘汰受到阻挠。尤其是，奉行人海战术的国家，是绝对不能接受优生学观念的。

谢选骏：华人为何喜欢分享口水和强迫进食

《外国人：吃饭时如何阻止中国人给我夹菜？》（2018-07-26 中国）报道：

中国的餐桌文化，有时会让外国人无所适从。

因为文化差异，中餐礼仪和西餐礼仪截然不同。外国人吃饭的习惯是，即便很多人在一起用餐，也是自己吃自己的，不分享食物；如果在餐厅里吃饭，吃完也会AA买单，这能体现出外国人一贯独立的生活作风。而中国的餐桌文化，有时会让外国人无所适从。

最近一名身在大陆的外国人在网上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吃饭的时候，我怎样才能礼貌的拒绝中国人用筷子把食物夹进我的碗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这个问题下面，就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外国网友回答说：“他们用筷子给你碗里夹菜，纯粹出于好心，一点也不坏。中国人的餐桌都比较大，他们会聚在一起吃饭，这是饮食文化。别人帮你夹菜，这意味着他们尊重你。”

另一位外国网友也回复，“首先这意味着他们非常尊重你，其次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是主人，必须确保客人的碗总是满的，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获取食物方面有些困难，但只要招待客人，主人就会确保客人先吃到美味的食物，自己后吃。”

还有外国人说道：“因为中国人习惯在一个盘子里吃中国菜，所以他们不会介意别人用筷子把食物放到自己的碗里，这是不同的饮食文化，人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表示他们的好客。如果你不喜欢别人用筷子给你碗里夹菜，拒绝他们可能会导致一些敏感的人思考。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不要犹豫表达你的意见，告诉他们真正原因，这不是你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同时我建议你尽量多吃，这代表主人的饭菜很可口，他们会很喜欢。

也有人提出建议：“首先，看看你的朋友是否正在用公筷为你服务。如果他知道，那么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半。或者聪明的要一些勺子，但你注意观察他们是否真的用筷子挖来挖去。然后你也可以观察你周围的朋友是不是用牙齿咬着筷子。如果是，当他们准备用筷子把食物放进你碗里时，要迅速地用你的手盖住你的碗，同时说不，然后他就自己吃了。”

乐在其中的外国人说道：“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喜欢你，他们想让你快乐，他们照顾你！如果我是你，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阻止他们把食物放进我的碗里。相反，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享受每一秒，我被当作国王对待。不要担心卫生，它们都是健康的。然而，你更严重的挑战是，当你在中国待一段时间，他们把你当作朋友时，他们可能会强迫你喝大量的高酒精。这才是你应该提问的。”

也有外国人是表示理解：“中国人用筷子把食物放到你的碗里这是好客的，这是爱、尊重、荣誉的表现。中国的父母通常会挑出最美味的食物，然后把它们放在自己喜欢的孩子的碗里。”

外国人的担心当然也是有道理的，毕竟我们很多人在一个大餐桌上吃饭很少有使用公筷的习惯，用自己吃过的筷子给别人夹菜难免会不卫生。而且如前所言，外国人对自己的私人空间非常在意，吃饭的碗就是绝对的私人空间，一旦被“侵犯”，自然不舒服。其实这不仅是两个国家饮食文化的差异，也是生活态度上的不同。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说的“外国人”大概是外国国籍的华人，他们通常出于卫生考虑而觉得互夹食物等于分享口水。至于真正的文明人，他们不会如此“单纯中国”的，他们还会把这看做是强迫进食和人身侵犯，文明人会直接把野蛮人夹过菜的盘子放在一边，不再进食，因为那是令人作呕的——强迫进食和分享口是一样，都是野蛮人的举动，就像劝酒和灌酒一样。那么，华人为何喜欢分享口水和强迫进食呢？我想这大约是大饥荒时代养成的“美德”，表示相濡以沫的涸辙之鱼的垂死交情吧。

谢选骏：科学迷信是一种更为危险的迷信

《97％美国人中枪！不沾锅铁氟龙污染饮用水致癌？》（元气网 潘怀宗 2018年07月26日）报道：

美国最高公卫行政机关--卫生及公共服务部(Health & Human Services, HHS)暨有毒物质与疾病登记处(Agency for Toxic Substances and Disease Registry, ASTDR)今年6月公布了一份有关全氟烷化合物(perfluoroalkyl substances, PFASs)毒性概况的草案（Toxicological Profile for Perfluoroalkyls），使得用于不沾锅表面涂层化学物质的毒性问题又再度浮上台面，成为美国媒体健康议题的焦点。
聚四氟乙烯（Polytetrafluoroethene，PTFE)商品名为铁氟龙 (Teflon)，当然是全氟烷化合物。这种材料具有抗酸抗碱、耐高温及抗各种有机溶剂的特点，所以成为不沾锅和水管内层的理想涂料。其他的全氟烷化合物还有全氟辛酸(perfluorooctanoic acid, PFOA)以及全氟辛烷磺酸 (perfluorooctane sulfonate, PFOS)，PFOS 具有防油、防水的特性，故亦广泛应用在纺织品、地毯、 鞋材、纸张、影印涂料、消防泡沫、影像材料、航空液压油等制造领域中。PFOA 常用于生产高效能氟聚合物如铁弗龙等之加工助剂。甚至像披萨盒、微波爆玉米花纸袋与速食店汉堡、炸物等各种防油纸袋也都曾发现含有PFOA。
美国2017年发表在《环境科学与技术快报》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Letters）期刊的一篇研究甚至指出，全美市面上将近三分之一的食品包装中都含有PFAS这种成分，因为PFAS的隔绝性超好，可以有效延长食品的保存期限。
目前，全球对于PFAS之动物实验均已证实，此类化合物会造成肿瘤，提高实验动物罹患肝癌、胰脏癌、肾脏癌、乳癌及睪丸癌的机率，但人类是否如动物一样会致癌，尚须进一步研究。除癌症之外，其他可能的风险还包括体重增加、血中胆固醇浓度提高、甲状腺功能异常、免疫系统功能失调等。怀孕期间，还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导致新生儿体重下降；或者可能会干扰女性荷尔蒙，增加妇女提早进入更年期的风险等等。曾有研究显示，血液中全氟辛酸的含量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呈正相关。另有研究发现，血液中全氟辛酸的含量大于71.9 ng/ml，将会提高42％罹患关节炎的机率。另外，2010年9月，美国西维吉尼亚大学医学院佛利斯比（Stephanie Frisbee）博士发表在《儿科学及青少年医学期刊》（Archives of Pediatric and Adolescent Medicine ）的研究报告也发现，血液中全氟辛酸含量超过全国平均值的儿童和青少年，其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都比较高。
有鉴于此，美国环保署针对饮用水中PFAS（亦即PFOA加上PFOS）的浓度制定了健康公告数值(health advisory levels)，不得超过70 ng/L。
2011年4月美国西维吉尼亚大学（West Virginia University）公卫学院的莎拉．诺克斯（Sarah S. Knox）教授发表在《临床内分泌学及代谢期刊》(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 Metabolism)的研究指出，妇女若长期暴露在高浓度含有PFAS的家庭用品下，可能会提早进入更年期。
研究共收集25,957位年龄在18~65岁女性的血液样本，这些人曾饮用过在2005~2006年被杜邦工厂污染过含PFAS的饮用水。研究将受试者血中全氟辛酸浓度分为五组，在浓度最高的前20%的女性较最低的高出40%提早进入更年期的机率。
而依据恩主公医院内科部主任林建宇医师等人依据全美食品营养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 NHANES）所提供的资料进行初步分析，发现血中低剂量的PFAS浓度与成人肝功能异常、血糖代谢、高密度脂蛋白浓度均有相关，此研究2010 年6月也已发表在《美国肠胃病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研究团队收集分析1999~2000年以及2003~2004年间共2,216名18岁以上成年人的血液样本，测试血清全氟辛酸的浓度与肝脏酵素---血清转胺酶ALT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又称为GPT (Glutamic-Pyruvic Transaminase)之间的相关性。当肝脏细胞死亡、发炎或受损时，血清转胺酶会自肝细胞释出至血液中，造成肝指数升高，所以可由血中测得此酵素，临床上常是用来评估肝功能之指标。
研究结论指出，血液中全氟辛酸的浓度增加，肝脏发炎指数升高，且容易引发脂肪组织代谢异常，研究还发现，若是受试者过于肥胖，全氟辛酸对其肝功能的危害将更加显著。
根据美国环保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EPA)的说法，在不沾锅、防水衣物和防污地毯中的PFAS，已经污染河川并进入人类饮用水系统。估计全美从纽泽西州到加利福尼亚州已有33个州的饮用水沦陷，受到PFAS的污染。
另外，2015年5月由美国密西根大学公卫学院（University of Michig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路易斯（Ryan C. Lewis）博士发表在《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的研究报告指出，根据2011~2012年全美食品营养调查（NHANES）的结果，共有1,887名受试者，结果发现竟有97%的血液样本检测到PFAS，美国人几乎全部都中枪，受到PFAS污染。
联合国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及欧盟 (EU) 分别于2002及2006年，将全氟辛烷磺酸、其盐类及全氟辛基磺酰氟 (Perfluorooctane sulfonic acid, its salts and perfluorooctane sulfonyl fluoride, PFOS) 认定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质」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也就是说除了致癌性外，它们还是一种环境荷尔蒙。2009年5月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 (Stockholm Convention) 会议，正式将PFOS归类为 Annex B (Restriction)－限制其制造与使 用。
此外，欧盟食品安全局 (EFSA)于2008年7月公布PFAS之每日建议耐受量(Tolerable Daily Intakes, TDI)，其中PFOS为 150 ng/kg/d，而PFOA则为 1500 ng/kg/d。
我国食药署过去曾针对民众血液中PFAS进行检测，研究结果显示，民众血液浓度检验结果并无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之情形。若是食入PFAS，其中PFOA及PFOS在人类血清中的半衰期分别为3.8 年及5.4 年，可潜藏在人体内非常久，会缓慢经尿液及胆汁排出体外。PFOA对实验动物具有致癌性，但尚未有研究证实对人体有致癌性，目前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列为2B类可能致癌物质。据此，全世界有识之士，提出以下建议，帮地球人类存活下去：
1. 只购买不含PFAS的产品，例如一般布料的外套、不锈钢锅等，为地球环保尽一份心力。
2. 美国纽泽西州建议下修饮用水标准，由现在的70 ng/L （=0.00007ppm）调降到13~14 ng/L，逼迫水公司必须外加去除PFAS这种毒性物质的过滤装置。根据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的资料，我国饮用水水质标准目前并未对PFAS订定管制标准，而台北自来水事业处2017年检测北部自来水中PFOA极限值为6.37ppt（=6.37 ng/L），结果为未检出。
3. 为考量国人食安事件，避免厂商违法添加有害化学物质于食品或饲料，依据我国环保署2009年「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将PFOS列管为第一/二类毒性化学物质（见注解），并于2018年3月新增列PFOA为第四类毒性化学物质（注）。PFOS及PFOA的管制浓度均为0.01%，等于100ppm（也就是1＊108 ng/L），这数值蛮高的。
4. 美国纽约州禁止厂商使用含PFAS的灭火泡沫，来降低全世界PFAS的使用量，并告上法院，求偿6家生产厂商，赔偿3千9百万美元。台湾相关政府机关则没有任何动作。
5. 美国多州立法机构建议，全面禁止PFAS使用在食品包装的材料上。
6. 在PFAS制造工厂的工人，以及工厂附近住家的居民，显然风险最高，必须加强稽查其环境及饮用水系统，美国杜邦公司已被法院判赔其在维吉尼亚州工厂附近3500居民健康损害金，6亿7千万美元。
7. 美国加州选出的民主党众议员Phil Ting，要求所有含PFAS的产品均需明显标示，给人民知的权利和购买选择的权利，台湾也没有此相关规定。
注:
第一类：不易分解（或因生物蓄积、浓缩、转化），致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者。
第二类：慢毒性（致肿瘤、生育能力受损、畸胎、遗传因子突变、其他慢性病）。
第三类：急毒性，经暴露将立即危害人体健康或生物生命者。
第四类：疑似毒化物，有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之虞者。

谢选骏指出：看来，不仅“宗教迷信”是迷信，“科学迷信”也是迷信——而且，在当今并非宗教统治而是科学统治的时代背景之下，科学迷信是一种比宗教迷信更为普遍的迷信，并且因其普遍而变得更加危险，具有更大的社会杀伤力。

谢选骏：新反右运动的靶子还是光荣革命的先声

《清华教授发最强音：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2018-07-25 转载 许章润）报道：
　　
许章润：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

照此趋势以往，“改革开放”会否就此终止，极权回归，亦未可知。此时此刻，全体国民之最大担忧，莫此为甚。

2018-07-23

当下全体国民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和个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担忧日甚，已然引发全民范围一定程度的恐慌。

【编者按】本文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新作。许章润教授2005年曾被官方机构中国法学会评为“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之一，现为清华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以及中国大陆多所高校客座或兼职教授。自2013年以来，许章润教授陆续发表《重申共和国这一伟大理念》《重思中国立国之基》《保卫“改革开放”》《盛世危言——中国在临界点上》等一系列演讲和文章，批判中国当下政治和社会运行模式在歧路上渐行渐远。本文尤其对2017年冬以来以来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倒退趋势进行了系统性批判，明确指出要警惕“极权回归”的危险，并提出“个人崇拜”剎车和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的诉求，成为中国大陆知识界为数不多直击时弊的声音。端传媒经作者授权，首发全文无删节版本。

包括整个官僚集团在内，当下全体国民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和个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担忧日甚，已然引发全民范围一定程度的恐慌。盖因近年来的立国之道，突破了下列底线原则，倒行逆施，而这曾是“文革”后执政党收拾合法性，并为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为最具正当性的政治路线，也是全体公民和平共处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共识，本不该动摇，千万不能摇撼。四条底线

那么，是哪四项底线原则呢？

第一，维持基本治安，明确国家愿景。

结束连年“运动”，中止“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以包括连番“严打”在内的强力整肃，阻止社会失範，维护社会治安，同时尽力实现社会和解，大致提供了一般民众生聚作息的基本秩序条件，是四十年里现有政体的底线合法性，也是历经劫难后的亿万国民拥护“改革开放”的原因所在。虽说从治安到公正，自就业而尊严，公共产品的内涵缺一不可，而且时移世易，诉求必然逐次提升，但在高端产品阙如之际好歹有底线保障，对于历经动乱和苦难的百姓而言，总是好事。毕竟，升斗小民，日常起居的美好愿景不过是安宁生活，期期於温饱小康，而以世道安靖为前提。虽说此种治安格局及其后来发展出来的“维稳”路径，反过来滋生出新的问题，暴露出政治统治正当性不足这一致命病灶，但就其提供基本治安而言，却是成功的，也是合意的。

不宁唯是，三十多年里，尤其是1992年春夏之后，执政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谓“专心致志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坚持二十年不变，则官民互动之下，几个回合下来，一般国民认为不管谁上谁下，他唱罢你登场，反正发展经济、专心国家建设这一条蔚为基本国策不会改变。有此预期兜底，遂仿佛多所安心，接受既有政体安排，你当你的官，我过我的小日子，而合作共谋出此刻这一社会治安格局。换言之，不是这个梦那个梦，而是发展经济社会，专注於国家建设，別搞运动，安宁生计，凡此底线原则，筑就了展示并通达国家道义愿景的起点，也是百姓接受统治的前提。

不是这个梦那个梦，而是发展经济社会，专注於国家建设，別搞运动，安宁生计，凡此底线原则，筑就了展示并通达国家道义愿景的起点，也是百姓接受统治的前提。

第二，有限尊重私有产权，容忍国民财富追求。

从废除私有制，声言私产为万恶之源，到有限保护私有产权，容忍亿万人民对于财富增长的追求，并且诉诸立宪，所谓“私产入宪”，释放了发家致富的普遍人慾，给予追求美好生活的人性志向以正面政治迎应。在此情形下，不仅国家经济实力空前增长，并以此支撑了科教文卫与国防武备，特別是庞大的党政费用，而且，一般国民亦多获益，生活水準多所提升。此为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法制缘由，同时说明了既有政制合法性之获得全民容忍的经济原因。毕竟，动什么，別动大家的钱袋子，是硬道理。其实，此为一切正常人类社会的通则，近世产权理念与人性观念为此特加张本，“改革开放”以“拨乱反正”皈依普世大道，实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第三，有限容忍市民生活自由。

几十年里，公民社会不见成长，稍有冒头即遭整治，严重阻滞了国民政治心智发育与公民人格养成。政治社会更是不见踪影，导致中华国族的政治成熟捉襟见肘。但是，伦理社会基本恢复，经济社会与市民社会确乎多所发育。市民自由而非公民自由，尤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省份，早成生活事实。所谓市民生活及其市民自由，指的是私性领域的有限生活权利，着重于吃喝拉撒卿卿我我，特別是对于自家生活方式无涉政治的自我支配，至少是发型服饰无需看官家脸色行事。大家搓澡搓脚，旅游宴飨婚外恋，小资麻麻，这世道才有烟火气。较诸毛氏极权政治下千篇一律的铁桶生活，连裤裆都管得死死的，此刻国民暂弃公民身份追求，而满足於市民幸福，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本色，既无可厚非，更是大家之能容忍刻下政体的原因所在。就此而言，警力以抓嫖为柄，实施定向人身控制，造成普遍不安全感，虽於一案一事得计，可丧失的却是普遍的市民预期，反而得不偿失。至於北京市以整治市容为据，而将好端端便民商铺酒肆一律封拆，彰显的是“光荣政治”对于市民社会的为所欲为，一种权力的美学恶趣。——就是香港、伦敦与巴黎，超大规模国际大都会，不还都容忍并规划街市交易嘛。至於市场经济之下，笑贫不笑娼与娱/愚乐至死，忸怩作态、无德无识无耻却大富大贵，亦为普通众生的市民生存，遵循的是商品逻辑，讲述了一个不得不为了市民常态生聚而付出文明腐朽代价的现代喜剧与后现代闹剧。

第四，实行政治任期制。

三十多年里，究其实质，虽说社会多元与政治容忍度明显增长，但整个政治体制未见任何具有实质进步意义的变革，骨子里依旧是那一套陈腐而残忍的敌我斗争与专政理念，外加上“吃江山”的贪婪丑态。但因立宪规定了包括国家主席和国务总理在内的政治任期制，以及“人权入宪”，并经2003年以还的十年任期后实现党内和平禅让，终于兑现了最多连任两届、最长十年这一宪法规定，纸上的宪法规定至此似乎积习而为“宪法惯例”，好像立法与实践均双双尘埃落地，这便总算给予国民以一定政治安全感，也令国际社会觉得中国正在步入现代政治。不妨说，三十多年里嚷嚷政体改革而政体岿然不动，这是唯一看得见摸得着也拿得出手的政治改革成果。在大家看来，不管你如何，不过就是十年的事。诸位，百姓无辜，小民蝼蚁，平时面朝黄土背朝天，分散如沙，为养家餬口而劳生息死，根本无力抵抗任何组织化强权。此刻终于好歹有此“十年任期”，似乎感觉也还算是对于随时可能爆发的政治任性的一招制约，这便随遇而安地打理自家油米柴盐也。

以治安为导向的社会控制依然有效，但发展至“维稳”体制，局部地区甚至是一种準戒严状态，则尾大不掉，靡费非常，说明体制潜力已然用尽，有待升级换代。

综上所述，总体来看，以治安为导向的社会控制，在提供治安这一基本公共产品层面，依然有效，但发展至“维稳”体制，局部地区甚至是一种準戒严状态，则尾大不掉，靡费非常，说明体制潜力已然用尽，有待升级换代。特別是此次中美贸易战争，将国力的虚弱与制度软肋暴露无遗，更加强化了不安全感。此前高峰申言，“执政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对此危机似乎还有所警醒，而近年来对此严重缺乏敏感，却自信膨胀，类如“扶贫运动”和“打黑运动”这种準运动式政经操作方式再度登场，令国家愿景的确定性再度打折。另一方面，对于私有产权的有限保护与一般国民发家致富欲望的有限满足，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提升了亿万国民的生活水準，但却终于遭遇所谓“国进民退”与实际生活中屡屡发生的公权力肆意剥夺私有产权恶性案件的证伪，倒逼出“私权神圣”这一国民诉求，而背后的逻辑不过是“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这一公民认知。本来，“分清公私”方能“提供和平”，二者均为古今政治的基本内涵，今日於此必得过关而后安。而最为世诟病并令人胆战心惊的，便是修宪取消政治任期制，等于一笔勾销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巴掌直要把中国打回那个令人恐惧的毛时代，伴随着甚嚣尘上而又可笑之至的领袖个人崇拜，这才引发出下列全面恐慌。

几十年里积攒的财富，不管多少，能否保有？既有的生活方式能否持续？

八种担忧

在此，总括而言，大家的担忧与恐慌，主要集中在下列八个方面。

第一，产权恐惧。

几十年里积攒的财富，不管多少，能否保有？既有的生活方式能否持续？法定的产权关系还能获得立法所宣谕的保障吗？会不会因为得罪了哪位实权人物（包括村委会主任）就企业破产、家破人亡？凡此种种，最近几年间，反倒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缺乏确定性，遂至上上下下恐慌不已。它首先冲击的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已然掘金成功人士，而以大规模富人移民现象作为应对之道。一般中产阶级中下层，温饱有余，但却同样为生老病死进程中随时可能降临的任何意外而担惊受怕，尤其害怕通胀通缩钱不值钱。当然，富人移民的原因复杂，既有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也不乏洗钱赶紧溜的，更有权贵携款逍遥法外的，但普遍缺乏产权安全感则为通例。官商一体权贵的巧取豪夺是“改革开放”的最大赢家，也是富人移民的主体。官方信息披露有限，民间传说嘈嘈切切，加上官媒时不时演奏个“共产党的终极理想就是消灭私有制”之过门，伴随着“打土豪分田地”式民粹叫嚣，更且加剧了此种不安全感。恐慌之际，高峰居然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一份曾令世界不得安生的两位年轻天才的轻狂之作，其予全体国民的负面心理震撼，也只有在此语境下，才能获得真切解释。

第二，再次凸显政治掛帅，拋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基本国策。

几年来，意识形态火药味愈来愈浓，以争夺话语权为标识，而实则依仗公权力施行意识形态迫害的阵势，已然导致知识界的普遍恐慌。置此情形下，自我审查，层层加码，导致出版业遭受重挫，舆论界钳口日甚，中国与外部世界勾连之阻力加剧。甚至出现了鼓励小朋友举报告发父母这类官方宣传品，违忤基本伦理，既反传统又违现代，活脱脱一副极权政治嘴脸，令人不得不想起曾经的野蛮“文革”岁月，实在匪夷所思。影响所及，大学教师连连因言获罪，因为担忧党政宣传口子找麻烦与课堂上学生特务告密，而战战兢兢。更为严重的是，地方官僚基於政治担忧普遍不作为，而中国经济的成长实在有赖於地方官员基於政绩观而认真干活的发展观。那边厢，“重庆模式”那帮余孽与高校中曾经的“三种人”联袂一体，今日摇身一变，滚雪球，构成“新极左”，喊打喊杀。

几年来，意识形态火药味愈来愈浓，以争夺话语权为标识，而实则依仗公权力施行意识形态迫害的阵势，已然导致知识界的普遍恐慌。

本来，一般国民对于“政治运动”之苦记忆犹新，新生代汲汲於市民生活，已然习惯於常态经济社会与市民生活，对于人为的“政治掛帅”与毫无逻辑的极权泛政治化倾向，了无兴趣，也不关心，硬逼他们，只能徒增反感。实际上，几十年来，上下一心，这个政治体制还能获得国民容忍，就在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心全意谋发展，不再天天运动式“讲政治”，停止或者减少干涉私人生活，更不会上演什么“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这类荒唐闹剧。终究而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需转向以宪政建设为中心，而於政经两面次第推进建设现代国族，为现代中国接生。但就目下而言，最低限度却依然应该是固守前者，再谋他图，岂能背道而驰。

第三，又搞阶级斗争。

前几年官媒与官方意识形态主管官员屡提阶级斗争，早已让大家一阵恐慌。这几年的施政方向，令人再度怀疑会否重搞斯大林—毛韶山氏阶级斗争那一套。犹有甚者，随着反腐之第次展开，特別是新建国家监察委及其权力之无限扩大，将全体公教人员悉数划入，不仅未能提升大家基於法制的安全感，相反，却不禁令人联想到克格勃式辖制以及残酷的党内斗争的可能性，而再度引发重回过往阶级斗争岁月的阵阵恐慌。因而，对于“斗，斗，斗”这一恐怖政治模式的国民记忆，及其是否重回华夏大地的普遍担忧，使得政治疏离感日增，和合与祥和气氛日减。本来，“私产入宪”与“人权入宪”，伴随着两任到顶这一党内禅让制的施行，有望朝向一个常态国家渐行渐近，意味着不再需要动用“斗”字诀，可这几年的做法却仿佛与此背道而驰，大家自然心惊胆战。

随着反腐之第次展开，特別是新建国家监察委及其权力之无限扩大，不仅未能提升大家基於法制的安全感，相反，却不禁令人联想到克格勃式辖制以及残酷的党内斗争的可能性。

第四，再度关门锁国。

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闹僵，却与朝鲜这类恶政打得火热。中国的经济成长与社会进步，是中国文明的自我进步，循沿的是超逾一个半世纪的文明大转型固有逻辑，也是现代世界体系在中国落地后之发育成长，并非外力所能主导。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却是在重启“改革开放”而与西方世界关系改善之后，以进步主义为导向，以“与世界接轨”为目标，而搭乘上全球化市场经济快车实现的。没有“开放倒逼改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而与朝鲜、委内瑞拉这类失败国家、极权国家打得火热，违背民意，忤逆历史潮流，实在不智。虽说民间调侃，鉴於中国大量官商的子女玉帛均寄存于彼方山水，故而不用担心两国交恶，但明暗之间一闪失，倒霉的是这个据说全民所有的国族，而必然落在每个具体的百姓人头，摇撼的是他们的口粮与衣衫。在此，究其缘由，就在于以政党理性代替国家理性，而以扭曲的国家理性压制公民理性，不思进取，一意孤行，早已落后于时代思潮，所以然哉，有以然哉。

第五，对外援助过量，导致国民勒紧裤腰带。

据说中国已成世界最大外援国，动不动“大手笔”划拉几十亿几百亿。此就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而言，不少地方还处在前现代，实在是不自量力。究其根源，扩张性“光荣政治”逻辑作祟，蔚为主因，而公子哥心态与做派亦且难辞其咎。现有的国家财富，包括那三万亿外储在内，是四十年里几代人血汗累积的，更是远自洋务运动以还数代中国人奋斗的善果，怎能随便乱花。长期高速的经济增长终有结束之时，则如此慷慨，类如当年无原则“支援亚非拉”，导致亿万国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甚至於饿殍遍野，在在不能重演。此次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官媒以“共克时艰”号令，傥论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立刻遭遇百姓无情嘲讽，“去你妈的，都哪儿对哪儿呀”，正说明人心所向，早已非当年那般忽悠得了的了。

第六，知识分子政策左转与施行思想改造。

虽然早就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但一有风吹草动就拿他们当外人，甚至当敌人，已成国朝政治的最佳晴雨表，也是政制底色的政治表达。教育部一再声言要加强对教师的思想教育，网传必须重点防范海归教师，以及高校中的极少数文革遗左纷纷如打鸡血般跳将出来喊打喊杀等等，都令人担忧所谓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再度降临，特別是伴随着政策左转而再次施行思想改造运动，乃至於不排除更为严重的态势。“妄议”大棒挥舞，人人噤若寒蝉，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而无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则探索未知、学术精进与思想创发云乎哉。本来，历经这四十年的积累奋斗，再好好干一、两代人，中华文明有望迎来一个思想学术的全盛高峰。但是，假若此种钳口政策再延续下去，甚至日益趋紧，则此种可能性无望变成现实性，中华国族终究只是精神侏儒与文明小国。

第七，陷入重度军备竞赛与爆发战争，包括新冷战。

短短十年间，整个东亚其实已然陷入军备竞赛，但所幸爆发战争的概率依旧尚处可控层面。问题是，不能由此打断中国的常规发展，就此摧折了尚未最后水落石出的伟大现代转型。两年来，在“阻止中国陷入全面内战”与“保卫改革开放”两文中，笔者都曾指认中国逐渐於“维稳体制”之上又叠加了“战备体制”，就在于提示其危险性，防范其负面影响。此刻随着内政紧绷与外贸纠纷日甚，经济下滑可能性加剧，则其进程不可控因素增多，防范其不至被迫走向战争状态，不管是热战还是冷战，绝非杞人忧天。坊间舆议提醒中美贸易争端不应再引向意识形态之争，更不要进行政治模式之争，亦为同此忧虑而发，还算靠谱。

笔者都曾指认中国逐渐於“维稳体制”之上又叠加了“战备体制”，就在于提示其危险性，防范其负面影响。

第八，改革开放终止与极权政治全面回归。

虽说“改革”一词已然多少污名化，毕竟，恶政亦且假尔之名而行之，但在当下中国语境下，置身大转型尚未完成、有待临门一脚的现状，较诸爆炸性革命与极左式的倒退，改革依旧是最为稳妥的路径。改革空转，抑或不进则退，早已非只近几年的事了，实已延绵一届任期。照此趋势以往，“改革开放”会否就此终止，极权回归，亦未可知。此时此刻，全体国民之最大担忧，莫此为甚。说是极权回归，就在于胡温任期，仿佛出现极权向威权过渡趋势，故而称为“后极权时代全能型威权政制”。但这两年反其道而行之，这才引发“极权政治全面回归”的恐慌。中国近代史上，1894年的甲午战争与1937年抗战爆发，两度打断中国的现代进程，致使追求日常政治的努力付诸东流，中国的现代事业因而被迫延宕。今日这一波延绵将近两个世纪的大转型已到收尾时段，有待临门一脚，切切不能再因战祸而中断。倘若中断，下次历史机遇何时再来，恐伊于胡底矣。

八项期待

当此之际，针对上述担忧与恐慌，从内政着眼，无涉经贸（包括大幅度减税），也不上纲上线到民主法治层面，仅就下列八项而言，具体而有形，允为时务。

第一，杜绝援外撒钱“大手笔”。

非必要的无谓援外大撒把，砸钱，最令一般民众反感寒心。中国尚处发展爬坡时段，无论基础设施还是民生福利，均难题如山，任重道远。且不说养老、就业与教育，但就乡村凋敝而言，就压力山大，而需公权力多所措意。否则，半个中国仍处前现代，等于现代中国只是个半拉子工程，谈何文明覆兴。近日中阿论坛期间宣布拨银两百亿美金，设立所谓阿拉伯国家“重建专项计划”，并且“探讨实施总额为10亿元人民币的项目，支持有关国家维稳能力建设”。可我们知道，海湾国家个个富得流油，何需尚有上亿未曾脱贫国民的中国在此充当冤大头，让人不禁感慨有司心肠何在，还把自家国民当人待吗？——纵便此间涉及“战略布局”，但难免搅入既有大国博弈，而导致战线过长，亦嫌稍早。而且，凡此支出，完全无视既有预决算体制，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国库司库宪法职权撇在一旁，在实质性瘫痪既有官僚科层建制化之际，等于向宪制与法制开战。

第二，杜绝主场外交中的铺张浪费。

开个平常的会，就使劲折腾，不计成本，劳民伤财，其实既无里子也无面子。此为“光荣政治”，而非“实利政治”，更非“实力政治”，亦非什么“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具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非徒谋虚荣者不为。照此思路，联合国所在地的纽约峨冠博带，岂非天天戒严不可；全球性组织最多的日内瓦和巴黎，衣香鬓影，还不夜夜都要放烟火？就国家自助体而言，概需以实力立世，而旨在谋取实利，同时不废道义心肠。两项既存，三者并立，沾溉国民，荣光不求自来。无此维度，汲汲於光荣政治那一套，当事者出头露面好像挺风光，而不恤民力，做冤大头，实则招人鄙夷，也会激发民愤。连举世嫌弃的隔壁独夫胖墩来，居然大阵仗迎送，那文图俱在、传闻中酒席宴上128万元一瓶的矮嘴茅台，说实在的，一下子令亿万国民离心离德。——还中国梦呢，做梦吧！

第三，取消退休高干的权贵特权。

国朝体制，高干生养病死全赖国库，而享受超国民待遇。原有生活待遇、医疗标準与度假休养诸项，耗费巨量民脂民膏，大家耳闻目睹，而至今不敢公布，正说明见不得人。此种体制，承继的是朱姓子民、八旗子弟的奉养传统，既违忤曾经自诩之革命精神，更不符现代公民立国原则。若说什么“封建残余”，此为典型。国民痛恨不已，可毫无办法，遂成制度招恨之一大毒瘤。这边厢普通人民住院难，那边厢高干病房巍哉峨兮，隔离於一般病区，让多少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而每一丝仇恨都可能在某个时刻于心田中成长为惊天雷暴。

第四，取消特供制度。

七十多年里，其实早从延安时期就已开始，无论是在国民饥寒交迫的年代里，还是此刻亿万百姓为婴儿奶品、日常食品安全而提心吊胆之际，特供制度供养着这个号称人民政权的高层权贵，提供着一般人做梦都不敢想像的诸种特权，除开几个极权政体之外，举世找不出第二家，可谓豪奢之至，而无耻之尤。社会恒有差等，贤愚贫富实为自然，但那是结果，而非抹煞起点平等的公民理想，更非公然利用国库供养少数权贵。此制一日不除，“第34号”依旧，中国食品安全就一日没有保障，两方同样无任何真正的安全可言。

第五，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

有关于此，民间早已呼吁多年，居然毫无动静，说明其间猫腻最大，最见不得人。现有官员升迁程序中对于子女玉帛的说明，只限内部掌握，存见於干部档案，而一般国民无从知晓，遂使一切迷雾重重。而无论人力物力，还是技术手段，早已成熟，正为施行此制，并经由全国联网，用十四亿双眼睛施行有效监督，铺垫好一切基础。反腐而腐败不止，就在于搞成了内部的事，而非基於政治公开原则的法制作业，缺的就是阳光法案这一环。你们若非心虚，那就施行此制，让一切大白于天下吧！你们要是正心诚意，那就加入大多数国家均在其中的国际反洗钱组织“艾格蒙联盟”（Egmont Group）吧！何必云山雾罩，将亿万国民当二百五。

今明两年的适当时机，如秋季召开人大特別会议或者明年三月全国人大例会，通过再度修宪，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以保卫改革开放、防范重回文革极权政治。

第六，“个人崇拜”亟需赶紧剎车。

改革开放四十年，没想到神州大地再度兴起领袖个人崇拜。党媒造神无以复加，俨然一副前现代极权国家的景象。而领袖像重现神州，高高掛起，仿佛神灵，平添诡异。再者，官员讲话，本为秘书手笔，不过等因奉此，居然汇编刊行，精装亮相，全球免费赠送，徒耗纸张，令人喷饭。此间不仅需要反思为何当事人如此弱智而好名，更需要检讨为何曾经遭遇此种戕害的偌大国家，包括她的芸芸“理论家”“研究者”，居然对此毫无抵抗力，却不乏舔痈吸疽之徒。而亿万人犹如虚无，竟然容忍其大行其道，奈何不了那几个马屁精大员，正说明所谓启蒙是一个未竟事业，需要每一代人在公共事务上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方能如履如临而砥砺前行。而且，它更加说明中国尚未完全进入现代世俗理性的常态国家境界，而有待接续奋斗矣。

第七，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

年初修宪，取消政治任期，令世界舆论哗然，让国人胆战心惊，顿生“改革四十年，一觉回从前”的忧虑。此间作业，等于凭空制造一个“超级元首”，无所制衡，令人不禁浮想联翩而顿生恐惧。因此，今明两年的适当时机，如秋季召开人大特別会议或者明年三月全国人大例会，通过再度修宪，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以保卫改革开放、防范重回文革极权政治。《宪法》既立，无论是何种质量的宪法，本不宜改来改去，无奈这是大转型时段过渡政体下的一部临时宪法，只好频繁修订。但愿转型落地之前，这是最后一次修宪。

年初修宪，取消政治任期，令世界舆论哗然，让国人胆战心惊，顿生“改革四十年，一觉回从前”的忧虑。

第八，平反“六四”。

今明两年，适值“改开”四十周年、“五四”百年与“六四”三十周年，一连串所谓敏感节点纷沓。而中美贸易战的后果，亦将延时第次显现，增加了所谓的不确定性。在此，既有的“维稳”思路是“以治安对付政治”，叠加上“用政制钳制政治”，而非“以政治迎应政治”这一常态政治之道。当年给“四五”平反，从此每年四月五号不再成为敏感节点，就在于“以政治迎应政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结果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因此，值此迎来“六四”爆发三十周年之际，当局於今明两年适当时刻公开为其平反，不仅表明“以政治迎应政治”的诚意与智慧，而且，从此每年六月四号无需再如临大敌，为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扫清障碍，既裨益于民心舒畅，更有助於收拾政治合法性。

以上诸项，均为现代政治的一般常识，也是刻下国人的普遍诉求。此番“冒着杀头的危险说出人所共知的道理”，就在于举世滔滔，若无此说法，就无此立法，从而吾侪百姓没个活法，其奈也何，呜呼哀哉！

值此迎来“六四”爆发三十周年之际，当局於今明两年适当时刻公开为其平反，表明“以政治迎应政治”的诚意与智慧。

过渡时段

两年多来的世界进入政治调整小周期，无需惊恐，远未到分晓时分，更须也唯有稳健推行内政改革，健全国族身心，方能应对过关，维持包括中国在内的这艘世界大船持续扬帆於和平与发展的常态政治航道。冲突与战争是人类这个残忍物种的常态，但是身处历史机遇关头而推延或者避免其发生，则为政治的天命所在，更是对于肉食者政治智慧与德性的大考，而人类恰恰就是政治的动物，政治为世间最高智慧。就刻下情形而言，纵便事态已如今日，也还未能根本偏转“和平与发展”这一大势。而这就是历史机遇，就是所谓的“机遇期”，唯智者方能攫获，而不至於东怼西怼，将一手好牌打成烂牌也。

至於太平洋沿岸东西两大国均不期然间先后步入“老红卫兵执政”状态，是而且不过是一种短暂的过渡现象，实为每临历史危机关头就会出现的那种一再上演的乱象之再现而已。就此岸言，其毫无历史感与现代政治意识，更无基於普世文明自觉的道义担当，昧於时势大道，却又深濡文革政治烙印，虚骄之下，允为干才而用力过猛却用错了方向，致使弄权有术，当官有方，而治国无道，岂止折腾，直是倒行逆施。就彼岸看，实为一群依旧生活在列强时代与冷战政治中的老不死幽灵登台，虽不乏对于当今世界政治图景与文明变局的现实判断，却同样缺乏历史感，短视而贪婪，根本开出了误诊处方，反将早年裙带资本权贵的重商主义国策与基於唯我独尊、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式傲慢偏见与粗鄙蛮横，赤裸裸的讹诈，尽兴抖露无遗，展示了一个文明衰败的疲惫帝国狗急跳墙式的晚期症状。而自大爱国狂适成祸国害人精，所谓爱国贼，中外古今，史不鲜见。同时，它还说明，如同“坏人变老了”一般，人人都是自己早年教育体系的产物，此后无所用心，了无自省，便难以挣脱羁绊。以旧知识应对新事物，却又自信爆棚，遂刚愎自用。其理念，其政策，如托克维尔所言，不过是“发霉的旧货”。

此时此刻，就中文世界的一般舆议心态与脉络来看，基於公民理性的政治自觉已然充沛发育，更不缺昂扬正大的道义立场，但少见基於国家理性意识的文明自觉，特別是未能梳理清楚适用于“国家间政治”的国家理性与适用于“国家政治”的公民理性之二元分际，而混战一团，指东打西，甚至崇拜起彼岸老红卫兵来，将自己降格到铁锈州红脖子们的水準，套用一句名人名言，可谓“土样土尿泡”。同时，也是政体感召不足，导致认同缺失或者疲弱，而使国民身份与公民认同两相悖逆之怪象。毕竟，“大清”与“中华”，虽纠结缠绕，还就真的不是一回事。你们“坐江山”“吃江山”，江山有事了，就让大家“共克时艰”来“保江山”，这不扯淡吗！有舆议感慨，一些人说话办事，仿佛自己不是中国人，而处处倒为对方设计着想，实在是怪而不怪，正为向心力凝聚力这一软实力不足国族常见的景象矣。再者，撇开究竟何为“中国人”等等认知争议，置此情形下，可得申言者，两边各说各话，越是昂扬正大，越可能将话谈死，而无转圜余地。凡此再度说明，国族的政治成熟必以其知识精英的心智作育为先导，而心智作育要在精神自由，众口喧哗却又紧扣人生与人心的普世心思，摒拒任何定于一尊的愚妄与傲慢，要求当局不要再钳口日甚，而把言论自由还给读书人——毕竟，“子产不毁乡校”——从而，在几代人的接续用功磨砺中，涵养保育中华文明思想母机，护卫其功用，强化其势能，这才有望清醒观势，冷静应事，而清明用世矣。

目前来看，当局一再重申绝不会因为贸易战而改变“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也不会动摇在开放交往中发展经济的既有路线，并决心协力捍卫多边体制。与此表态相呼应，并有相应开放措施出台，仿佛尚有定力。其於证明“开放倒逼改革”这一中国式发展路径依赖的同时，却又似乎未见任何实质性内政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则不免令人失望，而对其诚意和实效，采取游移观望态度。故而，上述八项，允为时务，先做起来再说。

都说你能干肯干，这八项你只要干一件，我们就欢喜。你要是干三、四件，我们就心服口服。你要是全干了，则普天同庆。

年初高官曾经宣示今年还要陆续放大招，以回应“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此刻时间过半，宁信其有，且翘首以待矣。

最后，顺说一句，陕西省梁家河村四五十户人家，常驻百十来口，居然在上海设立联络处和农副产品展示馆，一望可知非淳朴乡民所能为，毋宁，官商勾结的媚上双簧，於各怀襟抱中各逞其图。还有，最高检开设“12309检察服务中心”，层峰邀约与此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的梁家河村支书共同揭牌，同属太监姿态，希图借此创造勾兑机会，拍马屁不要脸。至於陕西省社科联的招标项目“梁家河大学问”，以及近年来各类所谓社科项目之造神运动与领袖崇拜，反现代，逆潮流，匪夷所思，恬不知耻，丟人现眼，更不论矣！凡此种种，太作了，太过分了，而过犹不及，只会把我们带回那个人人觳觫苟存的酷烈人世也！

话说完了，生死由命，而兴亡在天矣。（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谈的深入浅出，面面俱到，但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质——中国大陆现在还没有形成“国家”，依然是一块“革命根据地”。因为中国大陆近来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发展，其实是入于情理之中的——那就是“中国革命尚未结束，中国国家尚未成形”。在这个大的前提之下，一切“政治现代化”显然都是梦遗，因为现在的中国大陆不要说“政治现代化”，就是连“政治古代化”也做不到，显然大大落后于“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究其原因，就是中国尚未结束百年革命的噩梦。中国需要采取实际行动结束革命，而不是空喊几声告别革命——革命是无法叩头告别的，只能用“光荣革命”的方式予以终结。否则的话，上文作者的口惠，只能招致“新的反右运动的靶子”这一实际。这也许就是法学教授的职业局限吧。因为说到底，“改革开放”本来就是先富集团的骗局，从来就没有真正开始过；同样，极权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何须回归？中国现在就需要一场结束革命的光荣革命，否则，就不要怪极权政治凶残无情地把你当做新的反右运动的靶子了。

谢选骏：安史之乱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战国的开始

网文《安史之乱》报道：

安史之乱，是于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中国唐代所发生的一场政治叛乱，是由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同中央政权争夺统治权的战争，也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是因为唐玄宗晚年不管朝政引起。由于发起叛乱者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为主，故称安史之乱，又因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安史之乱从公元755年12月16日爆发，至公元763年2月17日平息，历时七年零二个月，由三代皇帝平定，虽然乱事最终得以平定，可是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等均产生极为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唐朝再无中兴之日，变得平庸。此后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司马光《资治通鉴》：“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背景简介
唐代经历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的“治宏贞观，政启开元”及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后，成为了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文治武功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达至鼎盛。安史之乱发生后，对唐朝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藩镇崛起
随着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间屡次开疆拓土，先后平定辽东、东、西突厥、吐谷浑等地区，使唐朝成为一个国
境极为辽阔的国家。同时，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唐玄宗于开元十年便于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
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而兼管辖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这就使得原来为一方之长的州刺史变为其部属。据《新唐书 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节度使因而雄踞一方，尾大不掉，成为唐皇室隐忧。

外重内轻
唐初，全国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其中有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力是外轻内重，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其政权。唐玄宗开元十年设置节度使，许其率兵镇守边地，军力日渐强大，渐有凌驾中央之势。开元十四年时，京师守卫改由彍骑负责。而天宝年间，边镇兵力达50万而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拥兵20万，实力强大。相反，中央兵力则不满8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渐渐形成地方反过来威胁中央的危机。

玄宗怠政
开元之治晚期，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更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安禄山为自保和升官拜杨贵妃为母亲。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李林甫。他又把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李林甫是口蜜腹剑的宰相，任内凭着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九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宰相，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

河北胡化
唐太宗时平定东突厥及契丹各族后，将其内徙至河北一带，河北于是成为胡人杂居之地。当地胡化甚深，受到的汉文化影响很浅，因此与唐室的中原关系疏离。唐室为了便于统治，倚重能通多种胡语及了解外族民风者。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东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禄山部队中最骁勇劲捷的一支部队。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

将相不和
安禄山兼三大兵镇独掌15万的兵力，拥兵边陲，其手下骁勇善战，甚获玄宗宠信，引来宰相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预。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讨杨之名举兵叛唐。

战争起因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经济矛盾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声色犬马，权欲熏心，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阶级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矛盾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人、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人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胡人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族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

内部矛盾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 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战争过程
叛军参与将领
安禄山：其先祖是西域粟特贵族，因功受唐王朝赏封赐姓“安“。
安庆绪：安禄山次子。
史思明：其貌不扬，懂六蕃语，与安禄山为同乡。
史朝义：史思明长子。
唐军参与将领
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陈玄礼、郭子仪、李光弼、许远、张巡、颜杲卿、鲁炅、张介然

安禄山起兵
唐朝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公元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朝内部
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当时国家长久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民疏于战，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当地县令或逃或降。短时间内，就控制了河北大部郡县，河南部分郡县也望风归降。

唐廷反击
唐玄宗于同年十一月十四日得知了安禄山反叛的消息，相当震怒。他立即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防守洛阳，接着任命他的第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
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五日派使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安禄山的大军虽然遇上阻碍，但由于杨国忠的无能，使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就攻入洛阳。东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不肯投降，被俘后为安禄山所杀，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退守潼关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采以守势，坚守潼关不出。可是因为唐玄宗听了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755年（天宝十四年）十二月，唐玄宗在洛阳失守之后，听信宦官监军边令诚的谗言，杀大将封常清、高仙芝，起用病废在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令其率军20万，镇守潼关。潼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哥舒翰进驻潼关后，立即加固城防，深沟高垒，闭关固守。天宝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命其子安庆绪率兵攻潼关，被哥舒翰击退。安军主力被阻于潼关数月，不能西进。安禄山见强攻不行，便命崔干佑将老弱病残的士卒屯于陕郡（治今河南三门峡市西），而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五月，唐玄宗接到叛将崔干佑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赢弱无备“的情报，就遣使令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哥舒翰立即上书玄宗，认为：安禄山久习用兵，今起兵叛乱，不会不作准备，一定是用羸师弱卒来引诱我们，如若进兵，正好中计。况且叛军劳师远征，利在速。；官军凭借潼关天险抵挡他们，利在坚守。且叛军暴虐无道，失去民心，日渐衰颓，很快就要发生内乱，（那时）再攻打他便可不战而擒。郭子仪、李光弼也认为潼关只宜坚守，不可轻出。主张引朔方军北取范阳，复叛军巢穴，促使叛军内部溃散。但是，宰相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意在谋己，便对唐玄宗说，哥舒翰按兵不动，会坐失良机。玄宗轻信谗言，便连续派遣中使催哥舒翰出战。哥舒翰被逼无奈，抚膺恸哭。
哥舒翰被迫于六月初四领兵出关，初七，在灵宝西原与崔干佑部相遇。灵宝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70里长的狭窄山道。崔干佑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上，于初八领兵与唐军决战。唐军以王思礼等率精兵5万在前，庞忠等率10万大军继后，另派3万人在黄河北岸高处击鼓助攻。两军相交，唐军见叛军阵势不整，偃旗欲逃，便长驱直进，结果被诱进隘路。叛军伏兵突起，从山上投下滚木檑石，唐军士卒拥挤于隘道，难以展开，死伤甚众。哥舒翰急令毡车在前面冲击，企图打开了一条进路，但被叛军用纵火焚烧的草车堵塞不得前进。唐军被烟焰迷目，看不清目标，以为叛军在浓烟中，便乱发弩箭，直到日落矢尽，才知中计。这时，崔干佑命同罗精骑从南面山谷迂回到官军背后杀出，唐军前后受击，乱作一团，有的弃甲逃入山谷，有的被挤入黄河淹死，绝望的号叫声惊天骇地，一片惨状。唐后军见前军大败，不战自溃。黄河北岸的唐军见势不利，也纷纷溃散。哥舒翰只带数百骑狼狈窜逃，从黄河西渡进入潼关，潼关外挖了三条战壕，都是二丈宽一丈深，人和马掉进沟里，一会就填满了，后面的人就踩着尸体过去。唐军将近20万军队，逃回潼关的只有8000余人。初九，崔干佑攻占潼关。哥舒翰撤到关西驿，张贴榜文招揽失散的兵卒，想要继续把守潼关。吐蕃将领火拔归仁带着一百余骑兵包围驿站，进去对哥舒翰说：“贼兵来了，请元帅上马。”哥舒翰走出驿站上马，火拔归仁及众将扣头说：“元帅拥有20万兵马，一场战斗就把他们都抛弃了，有何脸面再见天子？且元帅没有见到高仙芝和封常清的遭遇吗？请元帅投降安禄山！”哥舒翰不从，火拔归仁就把他的腿绑到马肚子上，连同其他不顺从的将领一起投降安禄山。
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伏击战的典型战例，唐玄宗错误估计形势，拒绝采取据守险要、持久疲敌、伺机出击的方针，过早地出关反攻，结果造成人地两失，使平叛战争急转直下。崔干佑潜锋蓄锐，诱唐军弃险出战；会战时，又偃旗欲遁，诱唐军进入伏击区，因而取得大胜。

长安失陷
唐玄宗处死封常清、高仙芝之后，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由于地势之险，唐室本可利用此一优势暂时死守，保卫京师。可是由于唐玄宗想尽快平定乱事，加之杨国忠痛恨哥舒翰因此借刀杀人挑唆玄宗，迫其领20万大军出战，最后以惨败收场。潼关一破，都城长安震惊，失陷在即。甲午日，百官中上朝的不过一两个人，皇帝到勤政楼颁下制书说要亲征，众人都不信。这天，皇帝的禁军仪仗迁到了大明宫。傍晚，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编六军，多赏赐钱财，从马厩里挑出九百匹马，外面都一无所知。乙未日黎明，皇帝带着贵妃姐妹、皇子、皇孙、公主、妃子、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和近侍从延秋门出逃。经过左藏，杨国忠想毁掉这些财宝不让贼兵得到，唐玄宗说：“贼兵得不到财宝就会搜刮百姓，不如把它们留给贼兵。”天宝十五年六月安禄山占领长安。

马嵬兵变
丙申日，唐玄宗一众到了马嵬坡（今陕西兴平市西北23里）途中将士饥疲，六军愤怒，陈玄礼认为杨国忠作乱才导致安禄山谋反，请李辅国转告太子想杀杨国忠的意图
。这时吐蕃使者正率领20多人围堵杨国忠，抱怨没食物。有官兵喊：“杨国忠与胡虏谋反！”杨国忠骑着马逃到西门，被众人杀死肢解，头被枪挑着竖在驿站门口。户部侍郎杨暄、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和魏方进被一并杀死。国忠妻裴柔同及儿子杨晞、虢国夫人及其子裴徽在陈仓被县令薛景仙杀死。陈玄礼及韦谔请求玄宗杀死杨贵妃。高力士劝说玄宗保军心安定，杀死杨贵妃。玄宗忍痛命令高力士在佛堂缢死杨贵妃。此后，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及其子李倓、李俶北上灵武。后世史家认为“马嵬之变“是一场“有计划的兵变“。长安失陷，君储逃亡，安史之乱进入最高峰。

肃宗即位
太子李亨于公元756年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区）为诸将所推，自行登基。遥奉玄宗为太上皇，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郭子仪被封为朔方节度使，奉诏讨伐叛军。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会师常山（河北正定），击败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收复河北一带。

睢阳之战
唐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正月至十月，唐河南节度副使张巡等率军民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是抗击、牵制安禄山叛军的著名城市攻坚战，史称“睢阳之战”。
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庆绪以尹子奇为河南节度使，以归、檀及同罗、奚兵十三万人南下，尹子奇为安庆绪手下之名将，率领大军扫荡河南，此时河南城镇纷纷陷落，惟有军事重镇睢阳未陷（睢阳即今商丘县地内）。睢阳太守许远向张巡告急。张巡因宁陵城小，难以抵强敌，故张巡率兵3000自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入睢阳，与许远合兵共6800余人。尹子奇全力攻城，张巡率领将士，昼夜苦战，有时一天之内打退叛军20余次进攻，连续战斗16昼夜，共俘获叛军将领60余人，杀死士卒2万余人，守军士气倍增。许远因张巡智勇兼备，于是自己守城，将作战指挥交张巡负责，自己担负调运军粮，修理战具等后勤保障工作，战斗筹划都出于张巡。
两人密切配合，使叛军久攻不下，只能围而不攻。
睢阳之战，张巡从757年1月开始，到757年10月陷落，最后，终因病饿力竭，寡不敌众，城被叛军攻破，张巡及其部将36人遭杀害。苦撑了十个月，屏障了江淮半壁江山十个月之久，保江淮免于战乱十个月。而睢阳之战前后大小四百余战，张巡以不足万人之众，屡败贼兵，无一败仗，杀伤贼兵十几万人，而敌首领也非无能之辈，这从尹子奇被张巡射瞎一目，而又因为壮其义、爱其才，欲要招降张巡，可见不一般了。睢阳之战，尹子奇为报屡败损目之仇，使安庆绪前后大兵几十万人被张巡所牵制。如此方使唐朝能够反攻、使郭子仪能够从容收复两京。
当时，朝廷仅剩下长江、淮河流域的赋税支撑着，睢阳位于大运河的汴河河段中部，是江淮流域的重镇，如果失守，运河阻塞，后果不堪设想。张巡、许远守睢阳，兵力最多时也不满7000，前后400余战，竟然歼灭叛军12万人。睢阳坚守10月之久，在此其间朝廷不断地得到江淮财赋的接济，已完成了恢复、准备到反攻的过程，前一个月已收复西京长安，在睢阳陷落后10天又收复了东京洛阳，叛军再也无力南下。唐朝天下得以保全，全仗睢阳坚守10月之久。

安禄山被杀
安禄山原患有眼疾，自起兵以来，视力渐渐减退，至此又双目失明，看不见任何物体。同时又患有疽病，性情变得格外暴躁，对左右侍从稍不如意，非打即骂。稍有过失，便行杀戮。他称帝后，常居深宫，诸将很少能面见他议事，都通过严庄转达。严庄虽受亲重，也时而遭安禄山鞭挞。宦官李猪儿常为安禄山穿衣解带，服侍左右，挨打最多，怨气也大。安禄山宠幸的段氏，生下一子名庆恩，也受禄山宠爱，常想以庆恩代庆绪。安庆绪时常担心被废，严庄也恐怕宫中事变于己不利，于是，严庄与安庆绪、李猪儿串通一气，谋害安禄山。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正月五日（1月29日）夜，安庆绪与严庄、李猪儿串通，三人悄悄进入安禄山住所。侍卫见是严庄和安庆绪，谁也不敢动。于是严庄、安庆绪持刀站立在帐外，李猪儿手持大刀直入帐内，对准躺在床上的安禄山腹部猛砍一刀。安禄山平时总把佩刀放在床头防身，事前已被李猪儿偷偷拿走，这时他挨了一刀，知大事不好，急忙去摸刀却没能摸到。他气急败坏地摇着帐竿大声喝叫：“贼由严庄。”在喊叫声中，血和肠从腹部流出数斗，很快死于非命，享年五十五岁。安庆绪当即在其床下挖了一个数尺深坑，用毡子裹着安禄山的尸体，连夜埋在坑中。并诫令宫中严加保密。
第二天早晨，严庄对部下宣告说：安禄山病危，诏立安庆绪为太子，军国大事皆由太子处分。随即继承帝位，尊禄山为太上皇，然后发丧。
安庆绪杀父安禄山后，自立为帝，年号载初。命史思明回守范阳，留蔡希德等继续围太原。同年，长安为唐军收复，安庆绪自洛阳败逃退至邺城（今河南安阳），其部将李归仁率精锐及胡兵数万人，溃归范阳史思明。

邺城之战
唐干元元年(758)九月至二年三月，唐军围攻邺城（今河南安阳）安庆绪部，与其援军史思明部交锋时被狂风惊散溃败的作战。
唐至德二载(757)十月，在陕郡之战后，安庆绪仅率1300人从洛阳逃往邺城（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唐军遂收复洛阳城，并遣军攻占河内(今沁阳)等地，迫降安将严庄；陈留(治今开封)军民杀安将尹子奇归唐；唐将张镐率兵收复河南、河东郡县。但肃宗忙于迎太上皇还都，未及时遣军追击安军残部。安庆绪至邺后重整旗鼓，旬日之间，其将蔡希德自上党(今山西长治)、田承嗣自颍川(今河南许昌)、武令珣自南阳(今邓州)，各率所部至邺城会合，连同安庆绪在河北诸郡招募的新兵，共约6万人。安庆绪忌史思明势盛，于十二月遣使至范阳(今北京城西南)调兵。史思明囚安庆绪使者，以其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被授范阳节度使；半年后复叛。安、史两军虽已矛盾重重，但对唐军仍构成威胁。
干元元年九月，唐肃宗命郭子仪、鲁炅、李奂、许叔冀、李嗣业、季广琛、崔光远等七节度使及平卢兵马使董秦共领步骑约20万北进主攻安庆绪，又命李光弼、王思礼两节度使率所部助攻，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督各军行动。十月，郭、鲁、季、崔等部先后北渡黄河，并李嗣业部会攻卫州(今河南卫辉)，以弓弩手伏击而逐，大败安庆绪亲领7万援军，克卫州；旋又趁势追击，在邺城西南愁思冈击败安军，先后共斩其3万余人。安庆绪退回邺城，被唐军包围，急派人向史思明求援，许以让位。
史思明率兵13万自范阳南下救邺城，先遣步骑1万进驻滏阳(今河北磁县)，遥为声援。十二月，史思明击败崔光远夺占魏州(今大名北)后，按兵观望。二年正月，李光弼建议分兵逼魏州，各个击破史军，鱼朝恩不纳。二月，唐军围邺城（今河北邯郸市临漳县）四月不下，师老势屈。史思明率部向唐军逼进，并截断唐军粮运。三月初六，号称60万之唐军，布阵于安阳河(今河南安阳北)之北。史思明亲领精兵5万与唐军李(光弼)、王、许、鲁等部激战，双方伤亡甚重。郭子仪率军继至，未及列阵，狂风骤起，天昏地暗，两军皆大惊而退。唐军南撤却一退不可止，郭部退保洛阳。其余各节度使兵退归本镇。史思明收集部众驻邺城南，诱杀安庆绪及高尚、崔干祐等，入城兼并其军，遂留其子史朝义守邺城，自还范阳。
此战，唐肃宗待安庆绪逃至邺城一年后才下令攻讨，发兵数十万竟不设元帅，无统一节度；久围城不下，粮秣不继，军心不稳，终于酿成一次大溃败。

史思明复叛
因契丹、同罗等族组成的精兵大部归史思明，在安庆绪杀父称帝后，对史思明收其溃散的残部不满。欲找机会除掉史思明。
史思明自围攻太原被李光弼击退后，回到范阳驻守，安庆绪封他为妫川王，兼范阳节度使。范阳本是安氏老
窝，安禄山从东京和西京所掠珍宝，多半都运往这里存放，已是堆积如山。渐渐地，史思明恃富而骄，欲将范阳占为自己所有，也不想再被安庆绪节制。
史思明向唐廷奉上归降书，愿以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唐肃宗得报大喜，封他为归义王，兼范阳节度使。但史思明“外示顺命，内实通贼”，不断招兵买马，引起唐肃宗警觉。唐朝廷策划消灭他，不料计划外泄，史思明复叛，与安庆绪遥相声援。
干元元年（758年）安庆绪为郭子仪等统兵20余万所围困，后增至60万，但由于肃宗的孱弱和猜忌，诸军不设统帅，以致战事久拖不下，次年春，叛军得史思明之助，大败唐 九节度使之60万大军，其围遂解。宦官鱼朝恩谗毁，子仪被召还长安，解除兵权，处于闲官。不久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接收了安庆绪的部队，兵返范阳，称“大燕皇帝”。

乱事告终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军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
年）十月，唐代宗继位，并借维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仆固怀恩率朔方军追击史朝义。
宝应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史朝义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死，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唐廷任命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今河北北部）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今河北中部）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此后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

战争影响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一、社会混乱。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楱应改为榛），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二、藩镇割据。安史之乱，摧毁了统治基础，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
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有的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有的不入贡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三、剥削加重。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
唐宪宗元和年间，由于政令不及，税收只能征自东南八道（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
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叛乱，代宗一朝，全国各地叛乱四起，
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之乱，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乱，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舒州杨昭之乱，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之乱等等。这些叛乱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四、边疆不稳。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人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数十年后，约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五、经济重心南移。安史之乱，促使中国历史上北民南迁，致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安史之乱对北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量北方人士南渡。
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北方人口的南迁，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南方经济日益超过北方，南北经济趋于平衡。
六、西域独立。753年前后，正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全盛时期，但是此后随着国内政局的的剧烈变化，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755年（天宝十四载），唐朝国内爆发了有名的安史之乱，由唐朝蛮族将领安禄山、史思明率领的东北边疆叛军长驱南下，攻陷东、西两京，唐玄宗怆惶逃出长安，南下四川盆地。玄宗的儿子肃宗在灵武继位之后，调集西北边军勤王平叛，守卫西域的安西、北庭节度使属下的边兵也被大批调往内地。
756年（至德元载）有三支西域唐军被调回内地，其中李嗣业、段秀实率精兵五千，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率兵七千，马磷精兵三千，三支军队共一万五千人返回凤翔，参加了收复长安的战争，以后在此基础上组成了战斗力很强的镇西北庭行营。
除了西域边兵之外，唐朝还征发了西域各国本地的军队帮助平叛。
明确见于记载的有于阗王尉迟胜率领的本国兵马五千。
另外与拔汗那一起发兵的还有大食等国。最晚到 757年（至德二年）正月以前，他们就已经行进到了河西地区。
到了758年（干元元年）秋天，吐火罗叶护乌那多与西域九国首领来朝，请求“助国讨贼”，肃宗派他们赴朔方行营效力。
西域边兵大批内调，对平定安史之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势力。
这时西域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大食和吐蕃，西域防御能力的衰退，给他们提供了入侵的时机。但是大食势力并没有趁机东进，而是派兵助唐平叛，这说明大食从一开始就无意（或无力）进入葱岭以东的地区。对吐蕃而言，这时唐朝不仅仅是撤回了安西、北庭的边兵，而且也调回了陇右、河西防备吐蕃的军队，入侵陇右、河西要比进 攻西城便捷得多，也有利得多，于是吐蕃大举进攻河西。在这种形势之下，西域反而得以保全，孤军坚守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
到763 年（广德元年）时，吐蕃军队已经尽陷兰、廓、河、都、洮、岷、秦、成、渭等州，占领了河西、陇右的大部分地区
。此后西域守军与内地的联系断绝，但仍然奉唐正朔，坚守西域。
有广德四年（相当766年）年号。实际上广德只有两年（763-764年），765年代宗改元永泰（765-766年）。吐鲁番出土的《高耀墓志》仍然沿用广德年号，说明在765年以前就己失去联系，不知长安改元永泰。而且四镇在这时还保持着一定的兵力，765年（永泰元年）左右，河西唐军抵挡不住吐蕃的进攻，遣使前往四镇，请求河西援军一万人，这至少说明西域的形势这时要比河西稳定得多。
768年（大历三年）左右，西域守军又与朝廷恢复了联系，朝野上下对他们“忘身报国”的精神感动得“酸鼻流涕”、唐代宗下诏褒奖，并向西域唐军通报内地情况，对守军大加赞扬。

其实就历代原王朝而言，经营西域不外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就内部来说，控制了西域既可张扬国威，又保证了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就对外来说，控制了西域就可以牵制和削弱北方游牧民族的势力，并进而保障河西，陇右的安全，防止南、北两个方向游牧民族势力的汇合。吐蕃攻陷关陇之后，已深入唐朝心腹地区，西域地区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战略意义，西域的存亡对整个唐朝边防来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所以西域虽有“奉国之诚“，朝廷却因“事势不及相恤”，不得不采取了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

谢选骏指出：从政治史上看，安史之乱，是于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中国唐代所发生的一场政治叛乱，是由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同中央政权争夺统治权的战争，也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相当于西周的灭亡和东周的开始，唐玄宗的西逃，相当于周平王的动迁。但是从文明史上看，安史之乱也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开始——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战国绵延五百多年（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秦统一的前奏，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战国就是从安史之乱到元统一（755—1279年），也是五百多年。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秦两汉的统一帝国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元明清的统一帝国，都是文明的化石时代，也是培育废垃民族的温床。回过头看，安史之乱之前的贞观之治就像平王东迁之前的成康之治那样，昙花一现。但也就在无形之中，像伯利克里斯时代的雅典那样可以垂范后世了。

谢选骏：黑心疫苗无远弗届

《一个种疫苗40年的医生亲述：黑心人不少》（2018-07-24 世界日报）报道：

河北省将对省内注射了不合格疫苗的14多万人进行补种——北京时间7月23日的傍晚，多维记者登门时，满头银发的武老先生正坐在客厅收看河北电视台新闻联播入神。这几天，长春长生生物科技的问题疫苗事件沸沸扬扬，曾在中国基层防疫线工作近40年的武老先生尽管退休，但依然放不下这职业习惯。

疫苗这个事情，很早的时候就有造假，并不是没有，而且是相当多。

武老先生回忆道，“本身疫苗的成本可能很高，但是（量产化后）利润更高。那些黑心人想方设法降低成本，搞点小动作，你又不是专业的，不检测谁也看不出来。”

武老先生早年初中毕业，正赶上毛泽东时期大力培育乡村基层防疫员队伍，拥有文化知识的他随即加入其中，成为当时100多万名“赤脚医生”中的一员。

“当时20岁，先是跟着一个赤脚医生研究荨麻疹，后来在公社卫生院、县卫校等前前后后学了5年。”他还清晰地记着，1966年春天邢台大地震和脑膜炎在当地大规模爆发，当时他陪着一名来自北京总后医院的老专家骑着自行车到附近的几个公社扑灭疫情。

“其实，国家对传染病特别重视，慢慢都在逐渐规范了”，他感叹道，以前人们对疫苗都不相信，后来国家花了大力气去推广，一开始天花很多，19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正式扑灭天花；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孩子一生下来第一针就是要注射卡介苗，这是防痨病（肺结核）的；再往后是吃“糖丸”，蓝色、白色等是防脊髓灰质炎的……

在他回忆中，起初人们对这些疫苗将信将疑，又加上疫苗并不是免费的，所以人人打预防针实施起来不太容易；后来国家加大投入，这些一类疫苗，像“百白破”都免费了，而且建立证卡登记，“谁接生的孩子谁负责”，跟一个孩子的入托、入学、参军等都挂钩，这才让打一类疫苗进行下去，“否则你就是一个传染源，都会害怕出问题”。

这次长生生物疫苗为什么只是流通到山东等地，外界质疑是否存在权商勾结。其实，对于疫苗的分发和储运，2016年4月中国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修改〈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决定》，已改变了疫苗采购由药品批发企业经营的方式，而改为全部通过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以政府采购的方式进行。

在武老先生的记忆里，这种统一采购其实在河北省已经实行多年，问题可能不在于采购程序本身。“疫苗储运有严格的条件，一般存放在2到8度恒温环境中，不能热了，也不能冻着，否则就没了药效，这叫冷链建设”，他解释说，（统一采购后），一般省上派有冷藏功能的飞机进行疫苗调运，县防疫站（后改称疾控中心）用冷藏车运输，乡镇卫生院则配置冰箱储存，再往基层走，村卫生所就用冷藏包（袋）和冰排了。这样一级一级下来。而且不同省份之间一般不会流通疫苗，“那是违法的”（2016年山东毒疫苗事件即有跨省买卖疫苗情节）。

在此次长生生物风波中，中国官方通报该厂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过程中有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而一年前其某批次“百白破”疫苗亦被检出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武老先生认为，就通报情况看，不至于造成严重后果。

“狂犬病病例很少见。世界上至今没有治疗狂犬病的药品，不过有狂犬病疫苗预防。一般心理作用，人们倾向被疯狗（其实很难区分其唾液腺是否分泌带有狂犬病毒）咬伤后打狂犬病疫苗。但是，狂犬病毒潜伏期很长，几天，几年，甚至20年，家人都想不来被狗咬过。所以，你注射过疫苗，只要不发作，你也不知道究竟是真是假。”

对于百白破，武老先生认为，即使疫苗是假的，一般也不会有安全性风险。“顶多没效果，不起作用，但绝对不会出多大的反应”。

另外，至于注射百白破疫苗后，个别出现不良反应，这不算太罕见，但在这位经验丰富的“赤脚医生”看来，很难就此断定所用疫苗是假的，“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有的会出现发烧情况，一般用些退烧药即可；还有的因为需要深度肌肉注射，导致吸收不了，我们也有‘土办法’，比如敷土豆，等等……”

目前，中国中央政府和山东、河北等地要求对已注射不达标百白破疫苗者安排补种。但是，追问远未就此终结。人们不禁追问，问题疫苗曝光之后官方方才在舆论之下补救，倘若没有曝光呢？尤其是2017年出事的百白破疫苗，假如在这近一年时间内因为没有注射有效疫苗而出现大面积感染事件，谁堪其责？老先生又陷入忧虑……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位这位匿名出镜的“武老先生”就很可疑，因为他竟然胡说，即使疫苗是假的，一般也不会有安全性风险。“顶多没效果，不起作用，但绝对不会出多大的反应”。下面我就用亲身经历反驳一下——1999年，我在纽约接种过一次感冒疫苗预防针，结果几天之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感冒。我去问医生这是怎么回事呢？医生回答说是“偶然的巧合”。事实并非如此，后来的研究表明，很多疫苗并不过关，甚至没有灭活，药厂就把它投放市场了，难怪不仅不能预防感冒，还会传染感冒！黑心疫苗无远弗届，这是人的原罪贪婪所致。黑心人是不分种族国界的，甚至是不分信仰的，否则的话，人们就可以依靠基督教得救了，而不须依靠基督耶稣才能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