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抗美援朝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欠下的巨额血债

《毛泽东大女儿李敏已在朝鲜车祸事件中遇难》（博讯2018年8月2日 综合）报道：

据最新中文推特疯传：毛泽东大女儿李敏已去世。

去年那次造成32名中国游客遇难、2人重伤的朝鲜重大车祸，大陆官方一直未对外公布遇难者名单。当时有消息称，赴朝团中多数成员是当年赴朝作战将军的子女，甚至有传，伤亡者中包括毛泽东嫡孙毛新宇。在中共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记者曾一再追问这次事故的原因，以及遇难者的身份，但外交部发言人陆慷都未有正面回应，仅表示如果有进一步消息，会及时公布。
李敏是去年在朝鲜遇车祸去世的，那次没有公布死亡人员名单，大家都觉得蹊跷，金正恩当时又给予高规格礼遇，这张照片解开了当时的谜底。

网民评论：

1
FG ? 2小时前
追隨毛岸英。
因果報應絲毫不爽

2
Wayne Fung ? 2小时前
博讯也不靠谱了，这是位东北抗联老战士，七月才去世的

3
梁家河天降伟人 ? 3小时前
普天同庆


谢选骏指出：为何人说李敏死亡的消息是“追隨毛岸英。因果報應絲毫不爽”？因为抗美援朝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欠下的巨额血债，就用他一儿一女来意思意思了。那么又为何说“抗美援朝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欠下的巨额血债”？因为抗美援朝不是自卫反击，不是民族战争，甚至不是国家战争——而是一场意识形态战争，是汉奸毛泽东追随他的干爹斯大林杂种集团（共产国际）与联合国军的无谓厮杀。可见抗美援朝是毛泽东集团对中国人欠下的巨额血债。而且毛泽东这个忘八，脑子还不好使，竟然让斯大林这个杂碎真身事外，还可以事后通过其继承人向中国讨要军费！因此，毛泽东集团不仅中国人欠下的巨额血债，而且抗美援朝对中国人欠下了巨额金债——金家简直就是中国的吸金。

附录

李敏（1936年－），原名毛娇娇，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籍贯湖南省湘潭县，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曾任国防科委、总政治部干部，按副军职待遇离休。分别于2003年及2008年当选第十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都是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加入。

从苏联到中国
1936年冬，蒋介石命令东北军进攻瓦窑堡，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主动撤出瓦窑堡，以争取东北军。中央机关遂全部迁至保安县，将临产的贺子珍比毛泽东提前几天到达了保安县。二人住在小石山的一个破旧的窑洞内，孩子便出生在这里。孩子出生后，邓颖超、康克清等人闻讯赶来，邓颖超抱着孩子说，“真是个小娇娇呀！”毛泽东听后，取《西京杂记》中的诗句“文君娇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如芙蓉”之意，为孩子取名“毛娇娇”。
娇娇生下四个月左右时，贺子珍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将娇娇送到老乡家寄养。由于与贺子珍之前所生的所有孩子都已遗失或夭折，所以毛泽东非常喜欢娇娇。不久，因母亲贺子珍和父亲毛泽东发生家庭矛盾，贺子珍决定出走，准备经西安赴上海动手术取出身上的弹片。毛泽东极力挽留，但贺子珍还是走了，后来辗转来到苏联学习。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4岁的娇娇被送往苏联，与母亲团聚。不久，苏德战争爆发，留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人全都被疏散到苏联东部的伊万诺沃，先于娇娇来到苏联的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毛岸青所在的国际儿童院也转到伊万诺沃。娇娇进入伊万诺沃的国际儿童院。由于国际儿童院食物匮乏，娇娇患上了急性脑膜炎，苏联医生认为没救了，要将娇娇送入太平间。但是贺子珍坚持把娇娇接回了家，用自己种的土豆换来牛奶和白糖，每天给娇娇喂半杯加糖的牛奶，娇娇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其后，多病的贺子珍病情更重，并且与所在之处的苏联官员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贺子珍不太懂俄语，行为又使人莫名其妙，最后被当作“疯子”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娇娇由此同母亲贺子珍分离，被送回了国际儿童院。直到1947年，王稼祥赴苏联，经多方交涉才得知贺子珍母女的下落。随后，王稼祥和娇娇一同去接贺子珍离开精神病院。王稼祥将贺子珍母女的情况以及她们要求回国的请求转告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回电报：“同意回国”。1947年,冬，贺子珍和娇娇一道回到中国，起初住在哈尔滨。
当时，毛泽东早已同江青结婚，并生有女儿李讷。娇娇当时不会汉语和中文，只懂得俄语和俄文。母亲贺子珍让娇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娇娇在信中用俄文汇报了自己的现状。毛泽东未回信，而是给娇娇发了一封电报：“娇娇我的女儿，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好好学习，做一个中国的好女孩。爸爸很好。”过了大约一个月，毛泽东派来一位警卫员找到贺子珍说：“毛主席想念娇娇和岸青，想把他们接到身边，让他们在那里读书，征求你的意见，同意不同意？”贺子珍没有犹豫便说：“既然主席想念孩子，希望他们到他的身边去，我完全同意，没有意见。”这位警卫员又到学校找到娇娇和岸青，征求他们的意见，二人均愿意到父亲身边去。于是二人被带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的身边，在那里学习。因为娇娇不会中文，所以毛泽东特意请了一位老师教她学中文，娇娇很快就学会了。

上学与结婚
娇娇要上中学了，毛泽东决定给娇娇起个学名，乃采用《论语·里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为娇娇取名“李敏”，采用李姓是因为1947年3月蒋介石重点进攻延安时，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其间毛泽东化名“李德胜”。
贺子珍自回国之后，先后住在哈尔滨、沈阳。贺子珍不许李敏叫江青“妈妈”。每年放暑假，毛泽东都派人将李敏送到贺子珍那里住一段时间，并且每次都让李敏给贺子珍捎去许多食物，其中包括很多水果。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李敏来到北京，先入八一小学，毕业后，又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毕业后，1958年李敏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李敏原来的男朋友是中共高干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他们在苏联期间认识相知。李敏后同北京航空学院的孔令华恋爱。孔令华的父亲、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孔从周得知后大惊，觉得自己是国军西北军降将，严令儿子不得与李敏来往。李敏将恋爱之事告诉了父亲毛泽东，毛泽东乃将孔从周一家请到家中吃饭，并说：“儿女的婚事由他们自己去办，长辈不必干涉。”由此成全了李敏和孔令华。
1959年8月29日，李敏和孔令华在中南海丰泽园举行婚礼，后育有儿子孔继宁，女儿孔东梅。1964年，李敏夫妇因受江青迫害而搬到兵马司胡同，毛泽东叹气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李敏搬出中南海时，中南海的出入证也被收走。由于江青阻扰，李敏搬出中南海之后，只见过父亲毛泽东三次。
1964年，李敏入伍，此后历任国防科委八局参谋，政治部副主任。

文革初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时，李敏正在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直属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主任先后为聂荣臻（1956年－1973年）、陶鲁笳（1973年－1975年）、张爱萍（1975年－1982年），1968年2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1982年7月撤销，与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合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八局工作。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决定向各单位派出工作组。李敏被聂荣臻领导下的国防科委派往下属的北京航空学院（简称“北航”）任工作组成员。工作组在包括北航在内的北京各高校大抓“右派”学生、“反革命”教师，引发师生愤怒。不久，毛泽东严厉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镇压群众的决定。北航师生掀起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潮。1967年4月，北航学生韩爱晶率领一、二百人到国防部南门（即国防科委大门）外，要求国防科委领导出面澄清问题。国防科委领导几昼夜不接见，影响越来越大。毛泽东明确表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聂荣臻先后将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罗舜初推出来，交北航师生批判。北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除了批罗舜初及工作组外，北航文革筹委会负责人孔令华（李敏的丈夫）也被批斗并戴高帽。曾任北航工作组成员的李敏也被批判。孔令华、李敏回中南海的家时，江青说“保皇派”回来了，毛泽东则问有没有戴高帽游街。孔令华、李敏夫妇后来都成了“造反派”。
1967年5月13日，北京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原本安排陆海空三军文艺团体两派联合演出，但最后却酿成了严重武斗流血的五一三事件。此后林彪通过观看演出等活动支持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所支持的一派。从此，由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等组成军委办事组，取代了中共中央军委。下属各总部、国防科委、军兵种等分别成立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三军无革派”）“总勤务站”，领导本单位的文革运动。[9]:38-39国防科委在聂荣臻领导下，也成立了“科委三军无革派总勤务站”。总勤务站打倒并迫害大批国防科委和国防科委司令部中高级干部，还揪斗在同一座大楼办公的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罗瑞卿。总勤务站将文革前夕已因自杀未遂而摔断腿的罗瑞卿放在箩筐里抬到台上批斗，李敏等人当即退出了会场。总勤务站还参与揪斗杨勇、彭德怀、赵尔陆、陈再道等外单位军队老干部，将国防科委副主任以上干部迫害到国防科委党委常委仅剩聂荣臻本人，砸烂了国防科委政治部。同时总勤务站积极插手国防科委管辖的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在七机部镇压反对聂荣臻的一派。
李敏对聂荣臻操纵的总勤务站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1968年1月，科委系统“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学代会”）召开，代表资格的核心内容是“拥护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常委的正确领导。”这在国防科委机关及七机部遭到相当一部分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的反对。3月底，杨、余、傅事件发生后，聂荣臻给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写有一封信，也抄送一封给周恩来，毛泽东加了批语。随后4月16日聂荣臻写出一份检讨，交给周恩来。4月2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来国防科委处理上述“学代会”问题，批评了聂荣臻。不久，李敏和国防科委八局的一些人员贴出“炮轰聂荣臻”的大字报，随后成立了群众组织“卫东革命造反派”。周恩来表示支持并赞扬。毛泽东说：“炮轰是客气的。”从此，国防科委机关才真正开始有了敢“炮轰聂荣臻”的造反派，揭开了国防科委机关内造反的序幕。此后，国防科委机关又传达了毛泽东对“聂核心”的批评：“核心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不是自封的。”从此国防科委系统开始批判聂荣臻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1968年10月13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批评了聂荣臻的许多问题。1966年底，中央批准了聂荣臻设18个研究院的“体制调整报告”，但到1968年初聂荣臻在国防科委搞“独立王国”的企图暴露，中央乃决定将全部国防科研院所并入国务院相关工业部，并决定第二炮兵独立为一个兵种。聂荣臻不得不退居二线，1968年12月由其心腹王秉璋出任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作为一线负责人。1969年1月，中央为解决国防科委的问题，举办了中央国防科研系统学习班（称“中央学习班”），其间中央将上述聂荣臻的检讨书发给中央学习班人手一份，掀起了批“聂氏山头”的高潮。原先拥护“聂核心”的部分人转而贴出“打倒聂荣臻”的大标语。李敏组织人员对他们做工作，将“打倒聂荣臻”的大标语撕下，坚持只“炮轰”不“打倒”。
1969年9月，聂荣臻奉《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以战备疏散的名义，将包括李敏在内的国防科委机关人员绝大多数调离北京，分别调往河南驻马店“遂平干校”、辽宁锦县“大有干校”，以便将反对聂荣臻的造反派分而治之。1970年初开始，聂荣臻在国防科研系统大抓“反林副统帅、反林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聂副主席的‘国防口五·一六’”，重点在国防科委机关。聂荣臻公开表示：毛主席的女儿是反革命，也照样抓。聂荣臻先拟定了将李敏等“炮轰聂荣臻”派人员打成五·一六分子的计划，随后按计划采用逼供信的办法编造材料。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亲自处理国防科委问题，查出聂荣臻要抓的“国防口五·一六”黑名单，名单中包括李敏以及和她一同签名贴出“炮轰聂荣臻”大字报的国防科委八局其他人员。周恩来查清了“国防口五·一六”是聂荣臻制造的假案，对此案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将国防科委机关人员分别从河南驻马店、辽宁锦县全部调回了北京。周恩来还代表中央宣布逮捕“林彪死党”王秉璋、梁军这两位聂荣臻的干将。罗舜初、刘华清、蔡顺礼三位支持聂荣臻的党委常委都被调出国防科委。聂荣臻的班子由此被彻底铲除。中央对国防科委“掺沙子”，任命陶鲁笳为国防科委主任兼党委第一书记，陈彬、李光军、马捷、钱学森、朱光亚为副主任兼常委委员。遭聂荣臻排斥离开的朱卿云调回，仍任国防科委政治部主任兼常委委员。中央还明确告诫聂荣臻，不要再插手国防科委事务。

文革后期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1974年1月24日，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召开了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9]:89-901月25日周恩来才得知叶剑英召开此次动员大会的消息，连忙在当天主持召开了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9]:91-951974年3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开会，要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汇报“批林批孔”运动情况。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与会的军委领导有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领导陶鲁笳、汪洋，另有一些代表，共计20多人。会议大部分时间是部分代表揭发国防科委第二十基地司令员李福泽的问题。文革结束后被打成七机部“四人帮党羽”的人和国防科委被打成“李敏为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的人在会上都没发言，仅恽仁祥说了句：“科委的情况比较复杂，但批林批孔是有成绩的。”会议开了大约6小时，发言很激烈，会议气氛非常紧张。会议最后由叶剑英代表军委总结讲话，要求陶鲁笳回去研究一下二十基地的问题，派个工作组去“放火烧荒”。[9]:113-1141974年，李敏和孔令华夫妇因对“批林批孔”有看法，决定赴中南海反映情况，结果被拦在中南海门外，未能见到毛泽东。[10]
由于聂荣臻在国防科委留下的影响等原因，陶鲁笳在国防科委的工作很艰难。1975年，经叶剑英安排，聂荣臻的老部下张爱萍接任国防科委主任兼党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降为政治委员兼党委第二书记。[9]:1281975年4月，张爱萍着手整顿国防科委的兄弟单位七机部（属国务院系统）。[9]:135在接任后的国防科委干部会上，以及刚进入七机部整顿时，张爱萍都说了自己此前登门拜访王洪文副主席的情况，说王洪文副主席要他好好干
1975年，听说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私下同王洪文商量准备造核弹头，正在青岛养病的李敏便让孔令华及时报告邓小平。邓小平表示他和军委都不知道此事，要查（但实际后来并未查）。邓小平还说“要李敏好好养病，回来后让她到我这里来，有我在，以后江青不敢整你们了。”这次汇报后来引起了张爱萍对李敏的敌视。
1975年11月，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毛泽东亲自指示下，国防科委反击右倾翻案风主要是揭批张爱萍。由李先念挂帅，纪登奎、陈锡联、华国锋、陶鲁笳组成五人小组，帮助张爱萍。但张爱萍不认错，所以扩大到国防科委、七机部联合召开常委会帮助张爱萍，但仍无效，最后中央决定国防科委、七机部联合召开常委扩大会，从100多人到后来约200人，一起批张爱萍。在准备召开扩大会期间，七机部的舒龙山（文革后被判16年徒刑）致信毛泽东揭发张爱萍，毛泽东在信上作了批示：“此人是9·16左派”；扩大会召开后，国防科委的康华清（文革后被开除中共党籍）致信毛泽东揭发聂荣臻、张爱萍，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
1976年4月，中共国防科委党委常委举行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会上张爱萍的手下、国防科委情报所的刘毅民揭发张爱萍派他秘密搜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黑材料的问题，引起与会的非常委声讨，要求常委撤销张爱萍党内外一切职务。常委们未表态，散会后当晚常委决定撤销张爱萍党内外一切职务。此后中央领导华国锋、陈锡联批示一定要查清张爱萍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的问题。国防科委遵照指示组成了调查组。1976年4月19日，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向中共中央提交了调查报告，认为确有其事。
1976年9月，李敏被允许见到弥留之际的父亲毛泽东，毛泽东认出了女儿，拉着李敏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娇娇你来……看我了……娇娇你怎么不常来看爸爸呀？”这是李敏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文革结束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张爱萍很快官复原职。叶剑英在国防科委、七机部向中央汇报揭批“四人帮”的情况后表态称，国防科委有个“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小帮派”。张爱萍随后将之发挥为“科委有个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将国防科委26位反对过聂荣臻、张爱萍的人员及与李敏、陶鲁笳有关系的人员打成这个“小帮派”的成员，并私设监狱关押了包括情报所的恽仁祥（全国人大代表）在内的其中8人。[9]:150、1551977年国防科委政治部编印的上报中央、下发各单位的《内部文件》刊登了恽仁祥的四项罪名：（1）“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及其小帮派整死了肖向荣同志”；（2）“恽仁祥同李敏合谋，向毛主席写诬告信”“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政治诬陷案”；（3）“恽仁祥同李敏合谋指使鞠芳同志写大字报批张爱萍”；（4）“（恽仁祥）态度恶劣，负隅顽抗，同李敏订立‘攻守同盟’”。恽仁祥则在回忆录中称，四项指控均不实，第1条中的国防科委副主任萧向荣长期因病住院，和李敏关系很好，而和陶鲁笳、恽仁祥几乎没见过几面；第2条是将此前刘毅民揭发张爱萍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的问题，说成是恽仁祥、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的对张爱萍的诬陷。文革后刘毅民仍旧继续当张爱萍的手下，并掌握了情报所的领导权。
1978年底，聂荣臻、张爱萍在国防科委准备召开第二次批斗“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大会，准备在会上宣布开除恽仁祥等人党籍、军籍之类的决定。中央得知后，叶剑英要求国防科委不要再管李敏的问题，邓小平则指示国防科委将私自关押的8人释放。1978年12月31日，这8人获释。第二次批斗大会也最终流产。不久，万里代表中央对李敏的丈夫孔令华说：“没想到国防科委张爱萍把李敏搞成这个样子，把李敏同江青四人帮连到一起，根本不合逻辑，这是个天大的冤案。问题一定要解决。我的这些话是我们集体的意见（指中央领导集体意见）。”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军委纪委书记黄克诚、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也都很关心此案的解决。
从1976年起，李敏在国防科委被张爱萍剥夺工作、停止中共党组织生活。由于无休止的批斗，李敏精神失常。1983年，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将她调到总政治部直属工作部，她这才得以离开国防科委。此后李敏被送进安定医院接受治疗一年半。从1977年直到1996年她一直未参加工作。李敏的丈夫孔令华1976年正在北京卫戍区任职，因为曾受李敏委托向邓小平汇报张爱萍私造核弹头的问题，北京卫戍区剥夺了他的工作，但又不让他转业。孔令华之父孔从洲托人想把儿子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但被学院拒绝。后经习仲勋批示，让孔令华脱离了北京卫戍区，转业回北航，并评定了教授职称，1990年代初还支持孔令华到深圳开公司。孔令华将挣来的钱全用来出版毛泽东文献，并想在广州设立毛主席纪念馆，应广州方面邀请去广州商谈此事，在回深圳途中发生车祸住院，因医疗事故而逝世。北航为孔令华举行的追悼会的悼词中，谴责了文革后对孔令华的打击迫害。

晚年生活
2010年，俄罗斯鬼子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中国大连时，会见中俄两国的二战老兵。前排左起：王立平（88旅老战士）、李敏（原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李敏（毛泽东之女）、刘爱琴（刘少奇之女）
1991年10月4日，正在患病的李敏接到电话，得知堂嫂韩瑾行将来探望。二人见面后，韩瑾行告诉李敏，韶山将要为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建造纪念设施。李敏遂为韶山的纪念活动捐款，托韩瑾行带去。
1990年代初，李敏的丈夫孔令华赴深圳经济特区创办科技开发公司。儿子孔继宁成为中国驻外使馆助理武官。女儿孔东梅在大学学习，专业为英语。平时家中只有李敏一个人。
1993年出版的《红色贵族》等图书，以及1996年《北京晚报》刊载的文章，对李敏在文革中及文革后的遭遇有许多不实内容。为此，1996年孔淑静（孔令华的妹妹）等李敏夫妇的亲属致信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尉健行，要求《北京晚报》进行澄清。尉健行批示《北京晚报》认真查处，但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1996年，李敏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离休。此后，李敏逐渐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不再把自己封闭在家中。2006年，李敏与其他毛泽东遗属一同赴朝鲜拜祭在朝鲜战争中阵亡的哥哥毛岸英。2008年10月，李敏赴江西省永新县参加生母贺子珍纪念馆的落成典礼。
1998年至2003年，李敏任北京市政协第九届委员、十届常委。2003年至2013年，李敏任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谢选骏指出：李敏还会“后宫干政”，不仅自己不学好，张扬其狗父汉奸毛泽东，还培养一个女儿孔冬梅做人“小三”长达十几年，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真是应验了俗话所说的“生梁不正下梁歪”！也是由此可见，阴阳报应丝毫不爽，抗美援朝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欠下的巨额血债，千万冤魂不会放过毛泽东家族的！

谢选骏：从政治国师到经济国师的衰退败落过程

网文《疆藏骚乱原因剖析暨新加坡经验的启示》（郑永年 单伟）报道：

一、引言

2009年7月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发生大规模族群冲突，近200人死亡，上千人受伤。这是建国六十周年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族群冲突。去年3月在藏区发生的骚乱，17人死亡，波及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等数省。此次骚乱在国际社会引发对中国政府及其民族政策的强烈谴责，对稍后进行的奥运火炬传递造成很大的冲击。这两起事件尽管有复杂的内外部原因，但也说明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没能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没有促成族群和谐，亟需改进。要改进现有的民族政策，需要分析这些冲突和骚乱产生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民族政策在不同时期有些变化，但总体上是一致的。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式的“肯定性行动”；二是“以发展换忠诚”的经济扶植政策。

在1949年以前，已经有了满蒙回藏汉“五大民族”的说法[2]，但没有清晰界定个人的族群身份。在1950年，全国各地自报的族属名称多达400多个。此后，中国政府通过官方的民族识别来确定少数民族的身份，主要依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的论述，根据斯大林对民族的著名定义[3]，将全国人民划分为56个民族。

国家在法律上强调各族平等，禁止歧视和压制任何民族；同时也宣布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以及各族的生活习惯。根据中国宪法，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民族自治区域。据2000年的数据，中国共有154个民族自治地区，包括5个省级自治区，30个地区级的自治州和119个自治县或自治旗。此外，还有1256个民族乡[4]。民族自治区域比一般行政区有更大的立法权，可以独立制定有关本地教育、卫生、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基础上，各少数民族享受一系列优惠政策。在计划生育方面，城市的汉族居民只能一对夫妇有一个孩子，农村夫妇可以有两个，而少数民族基本不受此限制。教育方面，少数民族学生在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升学考试中，享有比汉族学生低的录取线。在民族自治地区，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有一套配额制度，保留一定比例的职位给少数民族，各地的行政首长必须由当地少数族人士担任[5]。甚至在司法领域，少数民族也享有特权。1984年，政府宣布了“两少一宽”政策，即对于少数民族的犯罪行为要“少抓少杀从宽处理。”这项政策使各地执法机构在打击少数民族犯罪时束手束脚。在刑事和民事诉讼案件中，法院的判决也经常倾向于是少数民族的一方。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少数民族成员不负责任的行为，纵容了他们的违法犯罪活动，引来一些汉人的不满[6]。

除了这些优惠政策外，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大量措施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希望以此推进族群平等，消除某些少数民族的独立倾向。从80年代初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对民族地区减免税收。民族地区的农业、商业等税率远远低于汉族地区。少数族群企业家创立的企业，在最初的三年免税。同时，大量的财政援助投向民族地区。在80年代，中央政府确认了331个“贫困县”，其中42.6%在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给予这些县大量的财政援助。

从1979年开始，中央政府还让沿海发达省份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发达省份派出干部、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士去帮助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各种建设项目。比如，北京负责帮内蒙，天津帮甘肃，上海帮云南，广东帮广西，江苏帮陕西，全国各省帮西藏等。

2000年，中国政府开始推动西部大开发计划，重点发展中西部的经济。该计划包括了所有5个自治区和绝大多数自治州县。从2000到2003年，中央在西部投资2,000亿元建设50个大型项目，其中37个为基础设施项目。少数民族地区的公路从1999年的402,600公里增加到2003年的54,800公里，发电量从1,430亿度增加到2,240亿度。西部大开发成功地缩小了5个民族自治区和沿海省份的经济差距。在2000年，5大自治区的平均GDP增长率还比沿海低1.5个百分点，到2006年已经比沿海高出1.3个百分点了。这样，至少从经济增长率上看，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是与东部发达地区同步了[7]。

二、理论：关于群体暴力的三种假说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经济扶植政策看起来对少数民族已经有足够的善意，而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那为什么在新疆和西藏还会发生流血冲突呢？为什么当地的族群矛盾会严重到发生大规模群体暴力呢？我们先看看学术界是如何分析群体暴力产生的原因的。

关于群体暴力（communal/collective violence）的产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历史上传下来的族群之间的仇恨，族群之间的文化冲突，各族群为追求最大安全而展开的武力竞赛，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利益重新调整导致的族群间矛盾，以及某些族群精英为追求权力对本族群的动员。将这些原因归纳起来，在政治学文献中主要有三种假说，分别是“物质欲求”（greed）说，“怨恨”（grievance）说，以及“机会”（opportunity）说。前两种观点强调的是产生暴力的主观动机，就是人们为什么会愿意进行冲突；后一种则侧重于暴力产生的客观条件，就是人们为什么能够进行冲突。

（一）“物质欲求”说

第一种观点认为群体暴力肇因于争夺物质利益的冲突。一方面，暴力要付出机会成本，比如打砸抢烧会破坏财富，工商业会陷于停顿。理性的行为者会计算暴力的收益和成本。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时，比如通过抢劫敌对族群的财物获得收益时，或者抢得对重要自然资源的控制权时，暴动才会成为可能[8]。另一方面，当一个社会物资资源贫乏的时候，各群体对资源的争夺会相对激烈。资源越贫乏，这种争夺越有可能发展为群体暴力。比如，在安哥拉和塞拉利昂对金刚石的争夺，在柬埔寨对森林资源的争夺，在哥伦比亚对可卡因种植的争夺[9]。而且，越贫穷的社会，暴乱的机会成本越低，因为大量的穷人没有产业，无所失去。

这种观点假设政治冲突的发动者是理性行为者。当暴力能够为全族群或某些领导者带来利益时，暴力冲突才会成为可能。在越贫穷的地方，暴力越有可能牟利，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

（二）“怨恨”说

“怨恨”说则认为，群体之间产生冲突，主要是因为某一个或几个群体在该国的政治体制或社会生活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引来整个群体的不满。这是关于群体暴力最经典的一个解释。

怨恨的来源可以有两种情况，一是族群间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仇恨，例如，在波斯尼亚发生的种族屠杀很大程度上就是历史仇恨造成的；二是当前族群间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不平等。对少数族群文化不尊重，对宗教信仰的不尊重，母语教育受到限制，对原住民土地产权不保护，缺乏健全的司法和个人权利保障机制等，都会导致少数族群产生不满，对现有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另外，经济的衰退和失业率上升会增加怨恨和不满，增加集体暴力的可能性[10]。所以经济危机期间更可能出现族群冲突。

在政治上，如果一个群体整个被排斥在国家的政治决策过程之外，在政权中没有足够代表本族群利益的代理人，会让该群体觉得自己在政治上被疏离，在社会中被边缘化，自己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比如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2%，但国家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占人口多数的僧伽罗人手中。政治权利的不平等被认为是两族长达二十多年战争的重要原因[11]。

对于少数族群在文化和宗教上的不尊重是产生怨恨的一个主要来源。强行用多数族群的文化和宗教去同化少数族群，企图消灭少数族群的认同或身份，也可能会激起强烈的不满。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开两个概念，一个是“同化”（assimilation），另一个是“整合”（integration）[12]。这是目前多族群多宗教国家普遍采用的两种策略。同化是指少数族群融合入多数族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族群放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而采纳多数族群的语言、习俗和价值观，把自己变为多数族群的一员。同化有的是少数族群主动推动的，如中国历史上的北魏孝文帝改制；也有被多数族群强制进行的，如印度尼西亚在军人政权时代对华人的强制同化。

相比之下，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是通过整合策略来处理多元族群问题。这种策略要求所有公民，无论族群背景，平等地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平等地享受各种个人权利。各族群的文化和习俗得到平等地保护，政府不干预个人的族群认同或身份。多数族与少数族居住在一起，双方互相影响，潜移默化，逐渐发展出对这个国家的共同认同。可见，同化的政策比整合的政策更易激起怨恨。

与物质欲求驱动的冲突不同，为保卫自己族群的文化和认同而战，理性的成本收益计算已经不重要。族群成员会不计报酬、不计个人得失地站出来战斗[13]。因此，因文化或认同导致的族群冲突，在缺乏明确物资收益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大规模爆发。

收入不平等是产生政治怨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诺贝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他的著作《论经济不平等》的扉页上写着：不平等与起义紧密相连[14]。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会显著地增加群体冲突。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有很重要的政策含义。如果分配不平等无关紧要，则发展中国家都可以追寻“巴西模式”，即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而不必考虑分配问题。但事实上是，不公平的经济增长可能会使社会变得更加脆弱，更可能在群体暴乱中崩溃。伊朗在巴列维王朝时期经济发展很快，社会迅速地现代化，结果却在1979年发生革命。很多人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是一个重要因素[15]。

经济不平等会增加相对被剥夺感[16]，即某人觉得他应该得到的与他实际所有的之间的差距。相对被剥夺最容易发生于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开始起飞，有的人迅速改变了生活水平，而另外一些人滞后了。后者就会产生被剥夺感。这种不满会促发各种激进行为，在个人层面，会引起犯罪；在群体层面，会导致各种政治暴力、抗议示威、社会运动等。收入差距也会削弱当局的合法性，因为政府容许了不平等的分配，会使觉得分配不公的民众与政府疏远。

除了经济增长导致的收入差距，经济不平等也有可能来自于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有意剥削，被剥削的那个族群可能会起来夺取政权或寻求分裂。比如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的反对派发动的叛乱（Contra rebellion）和厄立特里亚（Eritrean）从埃塞俄比亚独立出来。

（三）“机会”说

解释群体暴力的第三种假说是“机会”说。这一派理论认为，就算有发生冲突的主观动机，如果客观条件不允许，冲突也不会发生。群体暴力会在某些制度环境、经济环境下更容易发生，包括国家的控制能力，对发动暴力的经济资助，人力资助，等等。简单地说，要有成熟的“机会”，冲突才会成为可能。

一个政权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变量。研究发现，处于专制-民主光谱中段的国家，或者正处于从威权向民主转型的国家，最可能爆发群体冲突。在完全威权的政体下，群众的自发的集体抗议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朝鲜。而在成熟的民主社会，因为有大量公民参与的渠道，族群的怨恨可以通过制度化的程序得到表达和化解，酿成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就降低了。而处于半威权半民主状态的国家，最可能出现群体暴力，因为这些国家既没有足够专制去压制所有可能的暴动，也没有足够的民主去消除所有的族群怨恨[17]。

另一个重要的变量是族群的精英。不满或抱怨只是政治暴力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不满必须被煽动和动员，才会转化为行动，这时候就需要政治精英的作用。族群的政治精英集团会操纵族群认同和怨恨情绪去寻求政治利益，会有意夸大与其他族群的矛盾，挑动族群间冲突[18]。精英可能把民众在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不满引向政治诉求，制定清晰的政治纲领，如独立计划等。当族群的集体行动开始时，政治精英会成为组织者和领导者。

一个地区的族群结构，也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变量。族群众多，并不必然有利于群体暴力的发生。研究发现，两极化的族群结构比碎片化的结构更有利于冲突，也就是说，有两个主要族群的社会比有许多小族群的社会更可能孕育强烈的族群间仇恨[19]。有一个主体民族和一个大的少数民族的地方，最容易发生族群冲突。在有众多分散的人数较少的族群的地方，发生大规模群体动员的可能性比较小[20]。因为大规模的集体行动需要动员不只一个族群，而跨族群动员的成本通常比只动员一个群体要高。

此外，财政来源也是群体暴力能否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为种族怨恨而斗争是在提供一种公共物品，为全族群牟利，这就不可避免的会面临“搭便车”的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参与者有必要提供一定的物质激励，这就需要经济支助。此外，大规模的武力冲突需要经费来组织和购买武器。民间募款、其他国家政府的支助、以及本族海外侨民的捐款，都是可能的经费来源。

在地形复杂，交通不便，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少数族群人数众多的地区，暴力发动者容易隐藏，这是有利于群体暴力的条件[21]。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交通网络成熟，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能力很强，动用财政军事等手段控制边远地区的能力强，发生群体暴力的可能性就比较低。有研究发现，邻国的状况也会对族群暴力有影响，邻国的战争会增加族群暴力的可能性[22]。

三、藏疆骚乱的原因

根据以上三种理论，我们来看在西藏和新疆事件中，是哪些因素导致了群体冲突。

在藏疆的冲突中，我们没有看到骚乱制造者通过打砸抢烧获得经济利益，也没有看到他们有明确的物质利益诉求，比如关于自然资源的重新分配（如新疆的石油）。事实上，骚乱使当地的经济活动陷于停顿，给汉人和少数族群群众都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假设暴力发动者通过骚乱追求自身物资利益的“欲求”说，并不能解释在藏疆发生的事件。我们只能从“怨恨”和“机会”说中寻找解释。

（一）“怨恨”说：族群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如前文所述，族群间的经济不平等是产生怨恨情绪的重要原因。相对被剥夺感会促使经济落后的族群走向激进。中国政府其实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一直很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其实可以概括为“以经济换忠诚”。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大量地投向少数民族地区，希望籍此改善少数族群的经济状况，换来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但西部地区近年来的形势演变表明，这种政策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尽管新疆西藏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甚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收入差距实际上在拉大。

上图是根据1993年的一次全国民意调查所作的分析[23]。样本为随机抽样产生，因此具有代表性。我们将全国分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大区[24]，分别比较汉族居民和少数民族居民的家庭收入状况。可以看出，在东部沿海和中部各省，汉人的收入均显著地高于少数族群。而西部地区是个例外，汉人收入低于少数族群。在1993年，西部地区工业还相当落后，大多数汉族居民居住在农村，以务农为生。而西部的主要少数族群，如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主要从事牧业、手工业和商业，收入常常比纯粹务农的汉人要高。因此，我们可以说，在1990年代初，西部地区的收入分配，是有利于少数族群的，不会导致太多的不满和怨恨。

上图数据收集于2002年的一次全国民意调查[25]，同样由随机样本产生。我们发现，在西部各省，汉族居民的收入已经赶上甚至略高于少数民族居民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西部少数族群在经济上的领先地位已经消失。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政府投入巨额经费于铁路公路矿山等基础设施项目，雇佣了大批原本务农的汉族农民，使他们的收入得到提升。并且，汉人带来的现代工商业挤垮了大量本地少数族群民众的传统手工业和商业。在文化上，汉人往往比少数民族更有企业家精神，在商业上更加进取。汉人很快形成做生意的人际关系网，习惯于通过关系做生意，这就把大量的少数族群民众排除在外。

在2002年时，虽然西部地区的汉族居民收入已经超过当地少数民族的收入，但双方差距还很微小。上图是2008年数据的分析[26]。少数族群的收入已经远远低于汉族民众了。经济增长总是会带来收入差距，但在中国西部，这种差距很大程度上是按族群划线的。

所以，在当地少数族群民众看来，迅速的经济增长只对汉人有利，本地人是被汉人剥削的牺牲品。政府在西部地区投资了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但这些项目很少雇佣当地少数族群。因此，这些项目导致大批汉人的涌入，让他们在当地致富，夺走了本地人致富的机会。在1953年，新疆汉族只占总人口的6%，而维族占75%。到2007年，汉人比例上升到39%，维族只占46%了[27]。在西藏，自2006年青藏铁路开通之后，大批汉人涌入拉萨。这些汉族移民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本地人并没有得到同步的发展，常常是汉人做老板、占据好职位，而少数族群做雇员，从事低等工种等。于是，族群间的怨恨与不满开始发展。

（二）“怨恨”说：宗教控制与不满

如果族群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是少数族群对汉族的怨恨和不满，因宗教政策而造成的不满则是针对中国政府的了。

中国的55个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中，有5个族群在政治上具有显著地位，即藏、维、蒙、回、哈萨克5族[28]。首先这5个族群在地缘政治上很重要，它们聚居在中国西部北部大约1/3的国土面积上（除了回族没有明确的聚居地），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为邻。这些地区的稳定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其次，更重要的是，这几大族群具有集体动员追求政治目标的能力，这种动员能力甚至扩及中国其他地区或境外。这五大族群，都是宗教少数民族（religious minority）。藏族和蒙族群众多为佛教徒，而维、回、哈三族多为穆斯林。他们拥有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与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汉族的主流价值观有本质上不相容之处。因此，如何处理好政府与这五大宗教少数民族的关系，如何让他们与中华民族其他族群和睦共处，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

宗教在藏疆地区有广泛的影响。在西藏，据大多数的藏民是佛教徒。新疆地区的宗教则包括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有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等族群。在新疆的蒙古和藏族信仰佛教。2005年，穆斯林人口占新疆总人口的58%，占少数民族人口的97%[29]。伊斯兰教对该地区的民情风俗、文化艺术、生活习惯等有着广泛的影响。

宗教信仰强化一个族群的认同，增加族群成员对本族的情感投入，增加归属感和凝聚力，使全体成员相互团结，把自己与其他族群区分开。有研究者发现，在新疆一些农牧社区中，人们以是否信仰宗教作为确定人际关系亲疏的重要标准，视非信徒为异类[30]。

可能很大程度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族群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程度最低。2008年的一次全国民意调查曾经问被调查者：“您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吗？”回答者可以选择四项：（1）根本不骄傲；（2）不怎么骄傲；（3）比较骄傲；（4）非常骄傲。从图四可以看出，在西部各省，少数族群的平均值在2和3之间，也就是在“不怎么骄傲”和“比较骄傲”之间，明显低于汉族人。

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导致了少数族群相当的不满。许多虔诚的教徒会把任何阻碍他们信仰活动的行为视为侮辱。而中国政府在民族地区对宗教活动有大量的限制。比如，不允许在学校从事宗教活动，不允许悬挂一些宗教领袖的画像，伊玛目的周五布道不准超过半小时，公务员不得参加许多宗教仪式，对很多读经班进行限制等。

中共中央1982年颁布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明确规定：“绝不允许强迫任何人特别是18岁以下少年儿童入教、出家和到寺庙学经。”这里虽然说的是“不允许强迫”，而不是“禁止”，但在地方政府的实际执行中往往变成禁止18岁以下青少年信教或参加任何宗教活动[31]。

根据新疆自治区政府1990年颁布的暂行规定，宗教职业人员“不得擅自开办经文学校、经文班（或义工班），不得擅自带培宗教学徒和向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灌输宗教思想”。而新疆泽普县泽普镇的宗教事务管理办法则有检查“有无党员、干部、18岁以下未成年人及学生进入清真寺”的举措[32]。在西藏地区，政府也对寺庙活动进行严密监视，寺庙里经常有警察或武警驻守，对喇嘛定期进行政治教育[33]。

这些限制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整个群体，所以它激起的是整个族群的怨恨。有观察者指出，这些限制使某些少数族群走向极端化[34]。比如，政府不许参加正规的查经班，他们就参加地下查经班，听取宗教领袖讲授分裂主义的观念。这样就导致越来越多的少数族群群众对政府日益疏远，对政府的信任度始终不如汉族民众[35]。

（三）“机会”说：精英、族群结构、基层政权

藏疆两地骚乱的发生，与当地具备一些族群冲突的客观条件有关。首先，藏族和维族都有具备号召力的族群精英。在藏疆两地发生的骚乱中，尽管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去判断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和热比亚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在其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但他们的言论和主张无疑对境内的藏人和维人有影响。他们将本族生活中的某些不幸解释为中国政府或汉人的责任，这把族群中的不满引向了一个明确的发泄口。

其次，藏疆两地的族群结构有利于酝酿族群矛盾。由前文我们可以知道，有两个主要族群存在的地方，最可能发展出族群间仇恨。在新疆，截至2007年，维汉两族人口合计占总人口的85%，其他再也没有能占10%以上的族群。在乌鲁木齐市，两族合计也占了85.3%[36]。在西藏，虽然汉人总人口比较少，但大多集中在拉萨。根据官方的数字，截止2007年末，藏族在拉萨户籍人口中占88.9%，汉族占10.5%。但这里未计入大量暂住的汉族人口[37]。有研究指出，早在青藏铁路通车前的2000年，拉萨市的汉族居民就已经占到总人口的34.34%[38]。按照有些人的估计，现在拉萨汉族已经超过了藏族居民的人数[39]。可见，在乌鲁木齐和拉萨均已出现两大族群并列的局面，这为双方各自动员与对方对峙提供了温床。

第三，中国基层政权的预警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在最近的骚乱中受到质疑。无论是2008年拉萨的“3.14”骚乱，还是2009年乌鲁木齐的“7.5”冲突，当地政府都反应迟缓。尤其是乌鲁木齐的骚乱，其直接导火索是6月26日在韶关的维汉工人冲突。在其后长达8天的时间里，新疆地区维族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维语网络论坛上出现大量的讨论，许多民众都感到7月5日那天要出事，而地方政府居然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这不能不归咎于基层组织的失灵，没能成为消解冲突的第一道防波堤，也没能及时把有关情况上报政府。

四、对策：新加坡经验的启示

各国处理族群问题的经验，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保护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多元文化模式，以加拿大为典型。这种模式强调不分族群的个人公民权，保障原住民的土地权利，给予某些少数族群自治权，在全国范围内奉行多元文化主义。另一种是以保护族群平等，一定程度上牺牲个人自由的模式，新加坡为典型的例子。新加坡模式强调族群平等，而不是个人平等；强调集体的善（public good），而不是个人权利；政府出面保护每个族群的文化和认同，决定哪些习俗该保护哪些必须禁止；控制各族群的组织，不允许各族群自治；努力塑造超越族群的国家认同。[40]两种模式都较为成功地达成了族群和谐，维持了国家稳定。

鉴于中国在个人权利保障方面尚有很大改进余地，文化上又有很强社群主义或集体主义的传统，新加坡的经验，也许比加拿大经验有更多借鉴的意义。新加坡也是一个多族群多宗教的国家，在族群和谐方面是做得较为成功。深入了解新加坡的经验，对中国改革民族政策当有重要的意义。

（一）新加坡经验[41]

新加坡现有460多万人，其中76.8%是华人，13.9%是马来人，7.9为印度族。[42]流行的宗教包括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印度教、天主教、以及基督教其他教派等。在新加坡建国前夕，种族冲突非常严重。1964年7月，马来族与华族爆发历时10天的流血冲突，23人死亡，454人受伤。事实上，新加坡之所以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就根源于华人与马来人的矛盾。

四十多年来，新加坡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解决族群矛盾。建国伊始，政府就以促进民族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为目标，努力塑造“新加坡民族”。开国领导人不断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李光耀在刚独立时就指出，“新加坡不是一个马来人的国家，也不是一个华人的国家，更不是一个印度人的国家，而是一个综合民族的国家。”[43]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新加坡政府采取种种措施，促进种族间的和谐共处。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通过公共组屋计划，让各族人民混居在一起。在英国殖民时期，各族群分别聚居在各自的甘榜（村落）里，各族民众来往不多；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全族动员，形成群体性骚乱。独立后，政府大规模建设组屋，向居民廉价出售，目前全国百分之八十多的人口都住在组屋里。房管部门规定每个小区不得形成单一族群的聚居点，出售房屋时要按一定比例出售给各族居民。于是，各种种族、语言、宗教不同的居民居住在一起，共同参加各种娱乐休闲活动，得以沟通关系，消除隔阂。而且，由于各族不再聚居，动员族群进行暴动变得非常困难了。

新加坡政府的另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努力缩小各族间的经济差距，从根本上消除种族矛盾的诱因。建国初期，华人和印度人多在工商业部门，而马来人多从事农业、渔业，收入比其他族群低。政府加强对马来人的职业培训，帮助他们转入工商业。另外，重视马来族群的教育，对于出生于新加坡的马来人，中小学教育免费。各族学生在学校教育中必须学习英语，这为他们今后在就业市场上平等竞争打下基础。

少数族群在政治上的权利也得到切实保障。国会选举时，各党派在大多数选区要提出3-6名候选人，其中至少有一名要来自少数族群。在政府的十多位部长中，有3-4位是马来族或印度族。人民行动党的副主席也是少数族裔。自建国以来的6任总统，除了黄金辉和王鼎昌以外，其余4位都是少数族裔。现任总统纳丹是印度族。

促进民族整合并不等于要同化少数族群，消灭少数族群文化。相反，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保护各族文化，促进各族民众相互尊重。在中小学教育中，除了英语是通用语言以外，各族学生还要学习本族母语。各族的重要节日，如华人的过年，印度人的屠妖节和马来人的开斋节，都被列为国家法定假日，全国人民共同欢度。各族的历史文化遗迹都得到政府的保护。

各种宗教得到平等对待。内阁部长中通常会有几大主要宗教的信徒。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他们会以个人身份公开出席一些宗教活动。如信佛的部长烧香的情形，会在电视里播出，让广大信众感到他们的宗教得到了政府的尊重。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普通民众从小就被教育要尊重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比如，马来人到华人家里拜访，华人会用一次性杯子为客人上饮料，绝不用自己用过的杯子，因为马来穆斯林对食物饮料有严格的要求。马来人不养狗，认为狗不洁。如果华人家里有狗，马来人来作客，主人会把狗栓在别的房间。

新加坡能在数十年里维持种族和谐，一个重要的制度保障是其基层社区组织。人民协会是全国最大的基层组织，其宗旨是：促进种族和谐、社会团结，沟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人民协会在各个组屋小区设“居民委员会”，由各族群的代表组成。除了举办很多社区娱乐活动，排解邻里纠纷外，人民协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政府提供预警，一旦发现有族群间的不和，立即上报政府，将种族纷争化解于萌芽阶段。

（二）化民族政策为族群政策

新加坡的经验，至少对中国民族政策有这么几点启示。首先，化民族政策为族群政策。[44]“民族”（nation/nationality）一词具有政治含义，隐含有民族自决、建立民族国家的诉求。而“族群”（ethnicity）则是一个文化概念，与语言、信仰和生活习俗等相关。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应该强调全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维吾尔人、藏人、回人和汉人等，都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不同族群。各族群人民只有文化上的差异，在政治上则是中华民族内部平等的一员，在中国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公民。

因此，可以考虑淡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逐渐取消各族群间政治经济权利的不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其附带的给少数族群的各种优惠政策，起源于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自决的学说。实践中，无论是在前苏联还是在今天的中国，都未能建立真正的民族自治。原因很简单，充分的自治离独立只有一步之遥，没有一个主权国家不会在此方面谨慎从事。[45]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未能充分保障少数族群的权利，又产生了以下负面效果。第一，这种按族群划分行政范围，用法律固化某些族群特殊权利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民族整合的目标。整合需要各族人民在平等共处中逐渐形成共同的认同，消解各族群的身份。而民族区域自治恰好强化了族群身份。第二，把一个族群清晰地划在一个领土边界内，让他们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让他们有一个完整的政府体系，这为该族群分疆裂土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创造了绝好条件。正如一些学者指出，前苏联的分裂正导因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加盟共和国体系。[46]

因此，现有的自治区制度应该淡化，逐渐向行省靠拢。区内各族群的政治司法地位一律平等，淡化各族群间的区分。长远来说，要打破各族分区聚居的状况，努力促进各族群众的流动和交往，让他们在杂居中学会和睦共处。

根据“怨恨”说，经济不平衡是产生族群矛盾的主要原因。因此在经济上，切实改善少数族群同胞的经济状况，提高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比如，就教育政策来说，光给少数族群学生高考加分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大力加强少数族群地区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使大多数考不上大学的青年具有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谋生的技能。据研究者指出，目前藏疆地区少数族群的基础教育仍然远远落后于汉族学校。[47]

另外，在少数族群地区要大力推行汉语教育，这不是要强制同化，而是为各族人民在就业市场上竞争打下一个平等的基础。目前藏疆地区少数族群青年失业率偏高[48]，如果他们有较强的汉语基础，就可能到广大大陆寻找工作机会。在藏、回、维、蒙、哈萨克等五大少数族群中，藏族和维族学生所受的汉语教育最少。[49]新疆的少数族学生尽管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三都要学习汉语，仍有不少学生不能用汉语进行交流。这一是因为广大少数族群聚居的地区缺乏语言环境，二是汉语师资极其缺乏。少数族群地区的中小学中，汉族教师非常少。比如在新疆地区，少数族群教师占98%以上[50]。

另外一个产生“怨恨”的因素是文化歧视。少数族群的文化应该得到尊重，对于藏、维、回等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他们的宗教活动和习俗应该被充分保护。建议在全国的中小学教育中改变长期以来的汉族中心主义的教学体系，介绍更多有关少数族群的历史和文化，增加从非汉族的角度看待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内容。使全国青少年从小就学会尊重别的族群，尊重不同于己的生活方式。

最后，加强少数族群地区的村委会和居委会在维护族群和谐方面的功能。各社区组织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调解族群矛盾，遇到紧急情况时及时报告政府部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要解决目前的民族问题，消除各族人民间的裂痕，恐怕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若及时改弦更张，效法他国成功经验，坚定促进族群和谐，当为时未晚。早在1939年，正当中华民族抗战危急的时候，著名古史大家顾颉刚先生就发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宣告，指出“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无论满蒙藏回汉，我们的历史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51]希望顾先生在70年前的宣告，早日成为现实。

[1]本文初稿曾宣读于“第七届中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论坛：多民族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10月23日-26日，天津）。在本《通讯》刊用得到作者的同意。

[2]顾颉刚，1939年，“中华民族是一个”。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2851

[3]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4] Lai, Hongyi,“The Evolution of China’s Ethnic Policies.” EAI Background Brief No.440.12 March2009.

[5] Shan, Wei and Chen Gang,“China’s Flawed Policy in Xinjiang and Its Dilemmas.” EAI Background Brief No.463.13 July2009.

[6]“Two restraints+ one leniency= a backfiring minority policy on all.” http://blog.foolsmountain.com/2009/07/08/two-restraints-one-leniency-a-backfiring-minority-policy-on-all/

[7]以上部分得益于Lai,前引文。

[8] Collier, Paul and Anke Hoeffler,2000.“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355.

[9] Klare, M.T.2001. Natural Resource Wars: The New Landscape of Global Conflict. NY: Metropolitan Books.

[10] Maney, G. M.2005.“Variations in the Causes of Ethnonationalist Violence: Northern Ireland,1969-72.” I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Vol.16, No.1:74.

[11] Fearon, J. D. and D. D. Laitin,2003.“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7, No.1:79.

[12] http://83.137.212.42/sitearchive/cre/diversity/wordsandmeanings/essay9.html

[13] Sambanis, N.2001.“Do Ethnic and Nonethnic Civil Wars Have the Same Cause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quiry.” I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5, No.3:266.

[14] Sen, Amartya K.1973. On Economic Inequ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5] Muller, E. N.1985.“Income Inequality, Regime Repressivenes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0, No.1:47-61.

[16] Gurr, T. Robert.1970.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7] Hegre, Harvard, et al.1999.“Toward a Democratic Civil Peace? Opportunity, Grievance, and Civil War,1816-1992.”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Bank Workshop on“Civil Conflicts, Crime, and Viole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18] Shultz, R. H.1995.“State Disintegr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541:78.

[19] Reynal-Querol, M.2001.“Ethnicity, Political Systems and civil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 Fearon, J. D. and D. D. Laitin,2003,78.

[21] Fearon, J. D. and D. D. Laitin,2003,80.

[22] Sambanis, N.2001,259.

[23]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社会流动与社会变迁调查”，1993年。

[24]三个大区的划分来自于1986年全国人大制定“七五”计划时的决议。东部省份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省份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广西。西部省份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25]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变迁与社会意识调查”，2002年。

[26]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中国公民素质与和谐社会调查”，2008年。

[27]王明远，“新疆历史沧桑：历朝统治者权力、民族、宗教大洗牌沧桑”。《亚洲周刊》，2009年7月9日。

[28] Tang Wenfang,“Separate but Loyal: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April2009.

[29]潘欣颂、龙群，2008年，“试论宗教因素对新疆族群稳定的影响。”《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6期。

[30]潘欣颂、龙群，2008年，前引文，第49页。

[31]明永昌，“新疆“18岁以下不得入清真寺”的虚与实”。《联合早报》，2009年7月13日。

[32]同上。

[33]林和立，“北京非调整疆藏政策不可。”《明报》，2009年7月9日。

[34] Wong, Edward.“Wary of Islam, China Tightens a Vise of Rules.” New York Times, Oct.19,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10/19/world/asia/19xinjiang.html?_r=1

[35] Shan Wei,“How Much Do the Chinese Trust Their Government.” EAI Backgraound Brief No.472,28 Aug.2009.

[36]中国统计局，《新疆统计年鉴2008年卷》，中国统计出版社。

[37]拉萨市人民政府网，《民族人口》。http://www.lasa.gov.cn/lsgk/article1st_htm_aid_42.html

[38]苏发祥，2006年。《西藏民族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http://www.tushucheng.com/book/1864608.html

[39] Shai Oster，“留下？还是离开？拉萨新移民的难题。”《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2008年3月31日http://chinese.wsj.com/gb/20080331/chw153348.asp?source=email

[40] He, Baogang,“Conditions for Minority Rights in Asi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sian Models of Minorit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thnic Minorities in Asia: Subjects or Citizens?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25-26 June2009.

[41]本节主要内容曾发表于：单伟，“星洲经验对中国民族政策的启示。”《信报》，2009年7月28日。

[42] CIA,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sn.html

[43]张青，2004年。新加坡：创造经济奇迹。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第81页。

[44]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详细讨论，请见马戎，2004，“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第41卷第6期。122-133页。

[45]郑永年，“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联合早报》，2009年7月21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7/forum_zp090721.shtml。

[46]谢选骏，“苏联亡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DWNEWS.COM，2009年7月12日。

[47]例如在2005年，新疆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汉语言文科一批次重点本科为516分，理科一批次为507；民语言（维、哈、柯）文科本科一批次393分，理科本科一批次为367分。见遇恒勇，吾尔尼沙·吾甫尔，2009。“新疆民族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和思考。”《新疆大学学报》2009年3月。第83页。

[48]王家敏，“专家建议56个民族改称“族群”淡化政治“民族意识””。《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9月1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9/0902_17_1331840_1.shtml

[49] Tang,2009:43.

[50]遇恒勇，吾尔尼沙·吾甫尔，前引文，第83页。

[51]顾颉刚，前引文。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单伟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们开始理解到“苏联亡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就多少为中共的未来指出了方向，可以说是“政治国师”了。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制度演进没有“历史的终结”》（环球时报2020-03-24）报道：

“我们带着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进入2020年。”去年底，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新年贺词中这样说。但他不会想到，本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会突发一场全球“大流行病”。不分贫富，无论大小，各国的治理能力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它让很多人联想到制度之争。通过这场考试，我们能学到什么？除了疫情，正如古特雷斯所说，世界本就充满不确定性，这个世界的演变有哪些趋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从当下的疫情出发，详谈他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

疫情挑战——各国政体国情不同，但面临五大共同问题

环球时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愈演愈烈，您认为这场疫情将给各个国家和全球的治理带来哪些教训与挑战？是否会对一些国家今后的发展路径产生重大影响？

郑永年：疫情对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都构成严峻挑战，不管是怎样的政治制度。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抄”另外一个国家的“作业”。照抄照搬并不可行，每一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找到最有效的治理模式。

从各国情况来看，尽管国情不同，但又表现出很多普遍性的问题。任何国家都需要面临这些共同的问题，其中主要包括五大方面：一是政府应对是否及时、能力是否足够；二是中央和地方关系；三是专业机构的权威与政治的冲突；四是媒体的权力；五是社会力量。

疫情引发的对中国治理体制的讨论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人们对中国举国体制的有效性感到惊讶，认为很少有国家能够像中国那样以如此大规模的举国动员来应付大规模的疫情。另一方面，很多人把疫情扩散的根源指向中国的集权制度，认为地方政府早期的瞒报、抗疫不力和社会力量缺少有效参与是重要原因。

这一争论的焦点本质上是对集权和分权的讨论。分权者的观点是，如果中国的体制是分权的，是否可以避免新冠病毒的扩散？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中国的集权主要体现在组织、意识形态、军队和外交等方面，但在社会保障、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公共住房等社会服务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是分权的。

此外，在疫情发展过程中，信息公开与否与集权没有矛盾，分权不见得有利于信息的公开。在中国的体制环境中，分权意味着信息的地方化。信息的公开实际上和集权是成正比的，或者说，中央集权有利于信息向全国公开；如果信息没有公开，是体制其他方面的原因，和中央集权没有关系。

不过，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在向社会分权方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那就是通过向社会分权，培养具有责任感的公民。如果不能通过向社会分权来培养具有责任感的公民，政府就必须承担本来应当可以让社会来承担的责任，造成政府负担过重的现象。

总的来说，各国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最有效的抗疫模式和治理模式。就制度建设而言，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任何制度都要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的变化而调整和改革自己。制度的演进，永远不会有“历史终结”的一天。

西方政体——一大问题是难以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一人一票”就好像计划经济

环球时报：您认为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将会是怎样一个时代？世界面临哪些重要的变化？

郑永年：未来十年将是一个民粹主义高涨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以往国际关系的基石正在慢慢消解。资本可以在全球流动，知识可以在全球流动，但老百姓不能自由流动，贫困无法流动，政治权力更无法流动，所以各国主权势必日益强化，民粹主义会日益高涨。这不仅是对西方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的挑战。该如何解决？现在整个世界都还没有方案。

西方的政治形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西方现在的政治制度是18世纪诞生的，但今天全球社会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概括出“ABCD”四样东西，它们会对西方政治生态产生很大影响：A是人工智能(AI)，B是区块链(Block Chain)，C是云计算(Cloud Computing)，D是大数据(Data)。很多年前我就说过，互联网可能将取代西方类型政党，政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平台，基于手机的移动互联网也是，现在已有越来越多远离政治圈、靠手机和社交媒体而非传统政党实现崛起的政治领导人，或者“局外人”。

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也面临很大挑战。现在西方国家的一大问题是难以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以前他们是精英民主，现在是大众民主，这其实是最保守的民主，谁都可以说话，谁都可以抗议，谁都可以做什么，但谁也都没法真正干成什么事情，这几乎是整个西方的现状。“一人一票”就好像计划经济，初心是好的，想要实现经济和政治权利上的人人平等，但这里有一个假设，即每个人的教育水平和分析能力是一样的，每个人的贡献是一样的，每个人在做选择时都会理性地同时照顾到个人和公众利益。但这些在现实中都是做不到的。西方的政治变化将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但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主流的研究圈中。

环球时报：那您认为未来西方的政治制度到底会向哪个方向演变？现在中美的博弈有制度之争的意味吗？

郑永年：我觉得中美之争的背后就是制度之争，但这没什么可怕的。中国很多人幻想，中国的制度有一天会变成美国的制度，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美国或西方的制度在西方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成功，在中东没有，在拉美没有，在非洲更没有，尽管纸面上，这些国家好像有多党制、宪政、一人一票式的民主等。

日本的发展挺成功，但自民党长期执政，很多美国人不认为日本是西方式民主。像台湾这样真的想走西方式民主的，却实际上走不远：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和新加坡的人均GDP差不多，但现在台湾连新加坡的一半都不到，新加坡显然不是西方式的民主。中国现在找到了自己的模式，我们可以学美国，但我们永远不会把自己变成美国那样的制度，美国也一样。

我一直在思考，未来到底什么样的一种政体才是一个好政体？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称之为专制的那些政体纷纷被推翻，但大众民主现在看来解决不了问题。我想未来一种混合的政体可能才是最好的：该集权的地方就要集权，因为随着各种要素的流动，国家主权和对社会安全的保障越来越重要；该分权的地方要分权，由于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老百姓势必要参与更多公共事务。这就如同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经济上也都是混合体一样，法国和北欧国家的国有部门比例都很大，未来的政治形态或许也会越来越与这一经济形态吻合。

中国发展——国家大了后，无论做什么，都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

环球时报：尽管贸易战暂时熄火，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却越来越明显。中美关系是否注定会有更多波折？

郑永年：对中美关系不能那么乐观，中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合作，一条腿是斗争，后者不可避免。很多人认为中美“新冷战”已经开始，我想的确有很多方面呈现这样的趋势，比如中美现在在科学技术上的人员交流几乎处于停顿状态，还有两国意识形态的对立等，这些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是很情绪化的。当美国感觉中国和它“相向而行”时，它就非常开心，同情中国，也愿意帮助中国，但当它感觉中国跟美国不是“相向而行”，甚至是“逆向而行”的话，它会特别气愤。很多年前，我在波士顿请教过(美国政治学家、著名汉学家)白鲁恂教授：“美国为什么对中国这么情绪化？”他说美国就是一个“使命型”的国家，总想要改变其他国家，尤其当美国认识到中国是个世俗国家，就更加觉得要改变中国。但问题是它改变不了中国。

对于中国，有一种论调是，我们是不是太高调了，是否放弃了韬光养晦。我认为不是这样。我1981年上北大的时候中国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也就是说在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是很容易的，但现在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很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你想藏都藏不住。我之前去澳大利亚访问，他们说中国人吃不吃龙虾会影响到他们国家的龙虾价格，一周吃得多价格就上去，一周不吃价格就下来。所以，国家大了以后，无论做什么，都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

“脱钩”争论——只要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继续保持开放，就不会完全脱钩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中美“脱钩”或“半脱钩”的说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可能无法避免，您怎么看？

郑永年：以前老有人说，中美是“夫妻”，不会“分家”。这没有经验根据。现实中有些大城市的离婚率都快到40%了，说明夫妻也是有可能要分家的。事实上，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美的互相依赖程度迅速上升，已经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其实这不是常态，如果参照美日和美欧之前的情况，接下来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必然会有所降低。

不过，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减少一点或者“部分脱钩”未必一定是坏事情。两个这么大的经济体相互依存得太紧密，任何一边动一下都可能会让对方感觉很“疼”。

从另一方面说，只要满足两个条件，中美就不会完全脱钩：第一，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中国继续保持开放。中国没有封闭起来的理由，闭关锁国的路线已没有可能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总结的经验教训是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几代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忘记这个。

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来看，这一点改变的可能性极小。而资本一定是朝着能赚钱的地方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让华尔街放弃如此诱人的市场是不可能的。从美国历史上看，一般是白宫听华尔街的，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

环球时报：高科技领域的“脱钩”也未必一定是坏事吗？

郑永年：在高科技领域，首先，技术的传播和在各国间流动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实际上是一个技术先进程度的问题。比如西方的某种技术从A升级到B了，那A就不再那么被需要，接下来A肯定会被传播出去；从B升级到C了，B也会被传播出去。这个过程不会终止。但是，各国都不想把最好的技术给别人，从以前到今天一直是这样，美国从来没有把最好的技术给过中国，同时中国也不是没有原创性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中美在高科技领域本来就一直是脱钩的，从来没有真正挂钩过。这个大背景不会产生很大变化。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意识到了“制度演进没有‘历史的终结’”，但是却不懂得“制度演进受到‘朝代兴替律’的制约”——例如，唯有“改朝换代才能结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习近平召集9名“经济国师”开座谈会后 其中一人性骚扰丑闻被引爆 遭严厉警告 中南海不可告人的秘密》（2020年09月04日 燕铭时评）报道：

习近平9名“经济国师”之一的郑永年，在新加坡爆出性骚扰丑闻。受害女子报警并提出指控，新加坡警方对郑永年发出严厉警告。

新加坡媒体报道，一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女职员8月在Twitter发帖，指自己在2018年5月被时任所长郑永年性骚扰。她去年5月报警，警方在今年5月完成调查，并对郑永年发出警告。

新加坡警方向当地传媒确认，去年5月收到报案，指控一名57岁男子在前年五月性骚扰。警方表示经调查后，已在今年4月23日对该名男子发出严厉警告。该名女职员还表示，事后新加坡国立大学和东亚研究所管理层向她发出了“轻柔的警告”後，她遭受了欺凌和报复，又指东亚研究所一直对郑永年的相关行为充耳不闻，甚至包庇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回覆当地传媒时表示，留意到相关社交媒体的内容，涉及对东亚研究所现任及前任职员的广泛指控，表示会对此进行内部调查。

现年58岁的郑永年8月24日出席了习近平以个人名义召开的经济学者座谈会，与会的9名经济学者首次被媒体曝光，外界称他们为习近平的“经济国师”。

台湾中华经济与金融协会副秘书长曾志超对自由亚洲分析说，郑永年在经济座谈会上形容的“普世价值”是带有侵略性的政治口号。他把共产党所作所为正当化，把共产跟市场制度混在一起，理论基本上还是以西方的发展模式为主，但是加重了对政策的管制，实际上跟现在领导人的思维是一致的。

郑永年是浙江省余姚县人，于北京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士后，赴美取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1997年从中国赴新加坡担任研究员，2008年担任东亚研究所所长，至去年才卸下所长职务。

郑永年现在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多次对香港社会问题发表威胁港人的言论；包括提出香港必须“二次回归”，又在去年接受《人民日报》访问，谈及香港反送中示威时说，“香港这些人成不了气候。我一个朋友是新加坡前高官，他就说，你只需要威胁断水就好了。”此番言论引来极大争议。

谢选骏指出：看来“经济国师”不如“政治国师”——所以，“从政治国师到经济国师”实乃一个衰退败落的过程。这似乎在冥冥中说明，经济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谢选骏：毛泽东和江青的前夫有何交易

《毛泽东会见江青前夫唐纳 瞪大眼睛说了一句话》（2020-09-04 文史春秋）报道：

20世纪30年代，以“蓝苹”为艺名走红上海滩影剧界的江青，曾经和多才多艺又多愁善感的著名影评人唐纳（原名马骥良），发生了一段曲折跌宕的婚恋纠葛。这场“唐蓝婚变”曾经轰动一时，并广为人知，但唐纳婚变之后的人生际遇，详知内情的人却并不多。

困顿时江青接济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身处绝望之中的蓝苹决定离开上海，奔赴陕北。进入延安时，蓝苹即把名字改为江青。她是个不安定也不安分的女人，更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人。她曾向别人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男想女，隔座山；女想男，隔层板。”她的每一次爱情，几乎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特定目的。
当她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声名狼藉而不得不远走延安时，恰逢贺子珍与毛泽东闹误会，并离开延安赴苏联治病。这使江青有了一个难得的趁虚而入的机会，不到一年的时间，她便和毛泽东相恋，并于1938年11月结婚。

在江青离开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时，唐纳成了《大公报》的战地记者。他在抗日烽火燃起之际，沿沪杭线进行了艰苦的采访，并以笔名“罗平”发表了许多战地通讯。

1936年江青等人举行集体婚礼时在六和塔下合影。前排左起分别为叶露茜、赵丹、蓝苹（江青）、唐纳、杜小鹃、顾而已，后排郑君里、沈钧儒、李清。

1937年12月，南京陷于日军之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唐纳也随着内迁的人流到达武汉。看到当时上海影剧界群星纷纷汇集于武汉的场面，他提议组织一个附属于《大公报》的“大公剧团”。由于唐纳在影剧界干过多年，人头熟，又有组织才能，因而他的倡议很快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大公剧团”迅速得以成立。导演郑君里、应云卫和演员赵丹、白杨、金山、顾而已等人，都成为剧团的成员。

1938年夏，唐纳写出了抗日话剧《中国万岁》，由应云卫导演，演出后获得了各界好评。就在此时，他爱上了话剧女演员陈璐。同年10月，他们经香港返回上海，不久生下一个儿子。

唐纳虽和陈璐结合，但对蓝苹却仍然念念不忘。他为陈璐取了个艺名叫“红叶”，据说是为了和“蓝苹”相对；他还写了一首名为《千里吻伊人》的歌词，据说也是为蓝苹而写的。

1942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唐纳离开上海赴重庆。陈璐和他们的儿子则留在了上海，后来陈璐改嫁给了一个盐商。

唐纳到重庆后，曾在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工作过，勉强有碗饭吃。但不久因剧社解散，唐纳一度失业陷于困苦之中。他的心境极其苦闷，再次企图自杀而未遂。

此时身在延安的江青，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打听到了唐纳正处于潦倒穷困之中，于是每月从延安托人捎送10元钱接济他。每当收到这笔钱，唐纳必先从中抽出1元，和其它贫困的知交好友聚首“打牙祭”，权当在困难中相濡以沫，苦中作乐。

1944年，唐纳在重庆成立了“中国业余剧社”，自任社长，冯亦代任副社长。剧社成立后，因上座率不佳而很快解散，唐纳又陷于困顿之中。直到抗战胜利前夕，唐纳才凭借他流利的英语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他受英国驻华大使馆聘用，进入该馆新闻处工作，由此得以从困苦中解脱出来。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谈判。没过几天，江青也借口“牙疼”要求到重庆治病。

毛泽东对江青此行，最初并不赞成。在江青的一再要求下，虽然勉强同意了，但说好了一个条件，即不允许江青在重庆公开露面。

拒见江青却晤毛泽东

不允许江青公开露面参与政治活动，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当年7月初，中国民主同盟和国民党的6位参政员到延安参观访问时，其中的中国青年党领袖之一左舜生，曾向毛泽东提出想见见江青的要求，当即被毛泽东婉拒。左舜生对此颇感“遗憾”，他在从延安归来所写的《记民主政团同盟延安之游》一文中，这样写道：“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7月5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儿来送我们，两只活泼美秀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

以上左舜生提到的“一个七八岁的女儿”，确是毛泽东和江青所生，其实当时只有5岁。毛泽东带着女儿为客人送行而不让江青公开露面，大概是不愿左舜生回重庆后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

江青到重庆后并未和毛泽东在一起，而是和女儿李讷共同住在张治中的桂园内。此时的江青，心情很激动，特别是当她听到张治中手下的一名内勤说了一句“她比宋美龄漂亮”的赞语后，更是兴奋了好几天。但遗憾的是，她却不能像宋美龄那样在各种公众场合出头露面，无法在记者们的照相机镜头前展现风姿。

江青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不许她公开露面，但她毕竟是一个有强烈好胜心和炫耀欲的女人，在难以公开露面的情况下，她竟然悄悄地背着毛泽东，打电话秘密约见唐纳。不料，江青却未得如愿。也许她还不知道，此时唐纳不仅已从生活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而且在感情上也已另有所爱。据唐纳事后对人说，江青秘密约见他时，他对江青的旧情“已经一了百了”；而且江青地位已经今非昔比，见她会惹事生非。

不过，唐纳虽然拒见江青，却出人意料地见到了毛泽东，而且毛泽东还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是唐纳一生中跟毛泽东惟一的一次短短的会面，对于当时的情景，他在数十年后仍然念念不忘、记忆犹新。

1984年9月29日下午，寓居巴黎的唐纳与从台湾来访的一位老朋友谈话时，曾经说到：“毛泽东到重庆的那一年，我仍在重庆。有一天，我接到张治中（当时是政治部部长）一张请帖，是在他家里开酒会，说明是欢迎毛泽东。当时我很奇怪，何以有我？虽可能酒会后看戏，但看的是‘平剧’又非话剧，无论如何轮不到有我！但我抱着一种好奇心理也去了。当主人介绍我与毛泽东相见时，说：‘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毛泽东一面显得惊讶，一面紧握我的手瞪大两只眼，说道：‘和为贵！’因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过。”

邀请唐纳参加欢迎毛泽东的酒会，到底是不是有人特意做的安排，人们不得而知。而且，即便对于当事人唐纳而言，也不明白“何以有我”。他之所以去见毛泽东，是因为“抱一种好奇心理”，而且持有请帖，名正言顺。而毛泽东短短一句话，则不仅使他略显慌乱和尴尬，也给他留下了另外一份更难琢磨的“好奇”。

实际上，毛泽东的一句“和为贵”，可谓将家事、国事一语双关，既道出了他和唐纳猝遇时的机智和幽默，也说明了他是知道江青以前的婚事的。

在和陈璐分手后，唐纳在数年中一直独身，忙于写作。1945年上半年，他才在蓝苹、陈璐之后，爱上了女演员康健。他们一度在重庆打得火热，但在抗战胜利后，不知何故又告分手了。

感情终有归宿

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唐纳又回到了上海。在《文汇报》总编、友人徐铸成的邀请下，他辞去了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的工作，转而出任《文汇报》的副总编。

1947年8月，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唐纳应邀出席。当时，《自由论坛报》的一位女记者引起了他的注意，令他顿生爱慕之情。这位女记者是国民政府前驻法大使陈菉的三女儿陈润琼，她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也很纯正，谈吐非凡，举止端庄，堪称才貌双全。

唐纳对陈润琼一见倾心，而陈润琼却没有很快响应。于是，唐纳开始了一番苦心孤诣的疯狂追求。1949年，陈润琼赴香港工作，唐纳也调往出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1949年2月，陈润琼去美国到联合国工作，唐纳也随着到了美国。他先在《纽约日报》供职，后又到联合国的一家中文印刷厂工作；1951年，陈润琼前往巴黎，唐纳照样跟踪而去。

1952年12月23日，唐纳与陈润琼结婚

唐纳如影随形，紧盯不舍，而且每天都给陈润琼献上一束花，同时送上一封用蝇头小楷端端正正写成的情书。

这一份痴情，使陈润琼深受感动。渐渐地，她发觉唐纳不仅富有才华，而且为人善良，极重感情。1951年，陈润琼终于答应了唐纳的求爱要求，两人在巴黎举行了婚礼。从此，唐纳的感情才最终有了真正的归宿。

在巴黎，这两位记者弃文从商，开起了饭店。从最初的“明明饭店”，到后来的“京华饭店”，再到“天桥饭店”，生意日益兴隆，越做越红火。

唐纳和陈润琼结婚后，生有一女，取名为马忆华，其含义不言自明，乃想念故国之意。

一向重感情的唐纳，不仅对所恋之人一片痴情，而且对生养自己的祖国同样是赤子情深。他后来之所以会离开上海远赴海外，一方面和他对陈润琼女士的爱恋之情有关，另一方面还有一层难言的隐衷。

这层隐衷，在唐纳于1949年2月初从香港写给上海的郑君里的一封信中，说得很明白：“大陆眼看就要解放，实现了我们的愿望，《文汇报》的同仁都是‘青春结伴好还乡’，惟有我是不可以回上海了。抗战时，阿苹曾秘密到重庆治牙，还打过电话约我在‘凯歌归’酒家见面，我断然拒绝了。在我这个方面，已经一了百了……前天我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说我‘鸳梦重温，凶多吉少’。我信他，我现在很认命，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爱过阿苹，我曾经为她的出走几乎自杀；也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心狠，她什么都下得了手。别了祖国，别了上海，别了青春，别了朋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是一封和着泪水写成的信，倾吐的无疑是唐纳的肺腑之言。事实果然不出所料，在江青荣登“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宝座之后，唐纳的知交好友郑君里、赵丹等人纷纷受到无情迫害。而唐纳幸亏远在海外，“旗手”鞭长莫及，才使他免遭毒手。

直到“文革”结束后，唐纳才得以多次返回中国大陆，几度重游上海，抚今思昔，感慨万端。不过，他每次回来都行踪秘密，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仅限于走访几个当年的亲密朋友而已。

缘于唐纳和蓝苹曾经有过的那段关系，身居巴黎的唐纳经常碰到不速之客的造访。就连一位曾被江青视为她自己的“斯诺”、在江青授意下为其立传的美国作家维特克，在得知唐纳隐姓埋名于巴黎的消息后，也难抑心中的好奇和激情，专门两次前去登门拜访，并提出愿以20万至30万美金为酬，与他合作写江青。但维特克的这一要求，被唐纳坚决拒绝了。

曾有海外报纸刊登消息说，唐纳为招徕顾客，在自家开设的饭店二楼举办过江青照片展览。唐纳对此断然否认。他坦诚地说：“我这个人，不但不念旧恶，而且一旦绝交，也是不出恶声的！”

唐纳晚年曾计划写一部自传，为此他曾托人寻找自己当年在济南写给江青的那封长信，以及江青当时写给他的两封信，寻找当年各报的报道。但是他虽然几度提笔，却在未能写出这部自传时便被病魔缠身了。1988年，唐纳因肺癌病逝于巴黎，享年74岁。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和江青的前夫说“和为贵”，明显有些前因后果，好像二人除了同为江青的入幕之宾之外，还有另外的秘密。那么，此二相公之间，到底还有什么交易？

《前夫评江青：她不是变坏 是原来就坏》（2014-03-23 唐人讯）报道：

十岁时即以“春秋童子”的笔名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独幕剧的黄宗江是作家、编剧兼导演，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江青的迫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黄宗江到法国访问，见到他的老朋友，也是江青前夫的唐纳。他问唐纳：“江青这个人原来是不是并不坏，是后来变坏的？”唐答：“不，原来就坏！”

黄宗江早年活跃於戏剧舞台，他曾求读于燕大，当过海员，上过朝鲜，去过越南，后专业创作电影剧本。但黄宗江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揪出来示众，是因电影剧本《南方啊南方》获罪，罪名是“阶级混乱”、“人性论”、“叛徒哲学”，他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者的帽子。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最后竟升级为攻击中央首长的现行反革命。其实就只是他夫人阮若珊借给她表妹一部《中国电影发展史》，其中牵涉到了江青。其实，他与江青并没见过面，却与唐纳倒是老朋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黄宗江到法国访问，两位老友相见，他问唐纳：“她这个人原来是不是并不坏，是后来变坏的？”唐答：“不，原来就坏！”八十年代中，唐纳回国，在北京饭店与老友相聚。交谈中，述及江青在“文革”中疯狂迫害赵丹、郑君里等，黄宗江站起来指著唐纳笑骂：“都因为你唐纳是罪魁祸首，要是那时候，你能留住她一直跟你在一起，我们这些老朋友也不至于遭难受罪了！”

江青前夫唐纳的真实身份

著名作家叶永烈写了《江青传》。为此，他对江青前夫唐纳的身份做过认真考证：唐纳虽然生前名义上是巴黎天桥饭店老板，实际上不仅是中共特别党员，而且还是国家安全部情报人员。正因为如此，唐纳78年回国时参加接见的有罗青长、叶选基，他们都是国家安全部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叶永烈在《江青传》写到：1936年4月26日唐纳和蓝蘋（江青）在杭州举行婚礼，“唐纳那时其实已加入共青团。后来，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叶永烈还提及，江青先后嫁过的四个丈夫，即俞启威（黄敬）、唐纳、章泯、毛泽东，都是中共党员。叶还证实：唐纳晚年，“不仅是中共特别党员，而且还是国家安全部情报人员。”唐纳的这一敏感身份，是叶永烈在1986年8月7日采访唐纳挚友夏其言时得知的。

夏其言跟唐纳、江青同龄，都属虎，生于1914年。夏其言曾任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

夏其言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夏其言告诉叶，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张承宗。张承宗在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在夏其言之前，唐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夏其言还记得：当蓝蘋（江青别名）跟唐纳吵闹时，经常动手打架，居然在夏其言家中也大打出手。夏其言记得：有一次，天还没亮，他还在睡觉，突然，蓝蘋披头散发，前来敲门。蓝蘋刚进来，唐纳也来了，又是一场大吵大闹。

夏其言还记得：有一次，在他的家里，当着史枚和他的面，蓝蘋抓住唐纳的头发，把唐纳的头往墙上撞……

夏其言告诉叶永烈，一天当蓝蘋跟他们一起闲聊，蓝蘋随口说了一句“名言”：“男想女，隔座山；女想男，隔层板。”

唐纳与蓝蘋分手之后，唐纳当时因为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使巡捕房对他格外注意，唐纳出走重庆。在重庆唐纳与他的第二任妻子陈璐离了婚，他们的婚姻维持了8年。

后来唐纳与另一个演员康健开始同居。这一同居关系维持不了多久，又因性格不合分手。

抗战胜利后，唐纳从重庆回到上海，开始猛追《自由论坛报》女记者陈润琼。陈能操一口纯正英语是原驻法公使陈箓的第三个女儿，自幼受家庭熏陶，精通英语、法语。

1949年2月，陈小姐调往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工作。已经在香港担任《文汇报》总编辑的唐纳，向报社提交辞呈，也飞往纽约，先在纽约日报工作，后在联合国一家中文印刷厂工作，为的是能够与陈小姐在一起。

据称，唐纳看似是为“追”陈润琼而远赴美国，其实他深知，蓝蘋是一个报复之心极重的女人，她已经成为“第一夫人”。当年她在上海，敢于当着夏其言的面，抓住唐纳的头发把唐纳的头往墙上撞。倘若唐纳留在中国，那位心狠手辣的“第一夫人”不知会怎样折腾他！

正因为这样，唐纳“追”陈润琼小姐，从美国纽约“追”到法国巴黎，在那里与陈润琼小姐结为伉俪，并开设天桥饭店。为了远避江青之势，唐纳更名“马绍章”，而陈润琼则用英文名字安娜。

一直到1976年江青成了阶下囚，唐纳终于可以回国探望了。

夏其言告诉叶永烈，1979年初唐纳回国，“接待单位”便是中共中央调查部，他在法国的秘密身份不言而喻。

“中调部”，亦即中共中央调查部的简称。如今，很多人只知道国家安全部，而不知道中共中央调查部。中共中央调查部直属中共中央，是1955-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对外情报的最高级别的情报机构。

“中调部”的前身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联络部。1955年6月20日，中央中央调查部正式成立，首任部长为李克农(兼任)，秘书长为罗青长。从1983年7月1日起，以中央中央调查部为主体，与公安部的反间谍部门及其他部分相关单位合并，组成了国家安全部。

夏其言说，他发觉，79年见到唐纳时，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他不像当年豪爽直率，而是变得谨言慎行。唐纳跟夏其言谈话，只谈往事旧谊，极少涉及在法国的生活。

唐纳在上海电影界、新闻界朋友众多，但他只会见了郑君里夫人黄晨等极少数老朋友。

郑君里在“文革”中受尽折磨，被投入监狱，死于1969年4月23日。

1966年10月9日凌晨，郑君里家遭到乔扮为红卫兵的空四军教导队的大抄家，抄走日记、书信、手稿、相册等资料。不久，郑君里被捕入狱。郑君里心知肚明，这一切皆因他对“旗手”江青往日的历史知道太多……

唐纳对郑君里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感叹说，倘若他在国内，会比郑君里更惨！

就是这次唐纳回国，1978年12月在北京受到叶剑英的接见。与叶剑英元帅会见的还有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还有叶选甯和叶选基。叶选甯乃叶剑英之子，当时任国务院经济委员会办公厅康世恩秘书。叶选基乃叶剑英之侄，在“中调部”工作。

这也表明，“旅法华侨”唐纳其实是中共特别党员，“中调部”在法国的重要干部，他的归回，受到叶剑英的接见就在情理之中。陪同接见的人员有“中调部”部长罗青长以及在“中调部”工作的叶选基，清楚地点明了这次接见的“主题”。

夏其言记得，1985年9月，唐纳再度回国时，则是由国家安全部安排。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是江青的第四个丈夫，江青也是毛泽东的第四个妻子——这一对狗男女真是般配极了。蹊跷的是，那位唐纳也是结婚四次。毛泽东的“和为贵”，可能是一个警告，要他老老实实地为党服务。

谢选骏：毛选做卫生纸都不合格

《月经贫困：还有中国女性没钱买M巾？网购平台售散装卫生巾震惊公众》（BBC 2020年9月4日）报道：

卫生巾近日成为微博热门话题——包装简陋、价格低廉，20余元人民币能买到100片，近日中国网购平台上的散装卫生巾引发社会对女性月经话题的关注和讨论。许多网友对女性购买这种廉价卫生巾感到吃惊，呼吁对卫生巾等女性生理用品实行减税或免税。

有女权学者对BBC中文指出，目前对于中国月经贫困现象未有翔实研究报告，但从总理李克强之前提到的中国6亿人口的月收入1000元，也能看出月经贫困的现象确实存在。

散装卫生巾
近日，一名中国微博网友贴出网购平台淘宝上的散装卫生巾页面截图，称偶然知道网上还有散装卫生巾售卖，并附上一张网店页面截图。截图显示，这家网店售卖的散装卫生巾，100片21.99元人民币。而这家网店顾客的讨论页面里，有人质疑“这么便宜的三无产品也敢用？用在私处的也敢乱买”，有买家回复“生活难”、“我有难处”。

这条微博马上引发了网友们对于“月经贫困”的讨论，话题“散装卫生巾”也随之冲上微博热搜榜。许多网民表示，看到买家的回复“让人心疼”，但也有网友认为“一个月二三十块钱，一杯奶茶钱，这都用不起吗？”网友“迷月寒情”说：“今天了解到一个新词语：月经贫困，刚出来工作比较困难的时期，经常用姨妈巾都买不起了来调侃自己，现在才知道，这句话对有些人来说是事实 。”

社交媒体上的讨论还延展至破除“月经羞耻”。微博网友“上网害人”说：“女孩们也可以至少在言语上努力一起破除月经羞耻的氛围，不把卫生巾叫做姨妈巾，也不把月经成为姨妈或者‘那个’，也不用黑袋子装卫生巾，在别人对你的做法表示不理解的时候，也可以告诉ta这些本来的名字根本没有什么好避讳的。”

BBC中文记者在网购平台上看到，目前仍有许多商家在销售散装卫生巾，这种卫生巾由透明塑料袋包装，价格低廉，100片的价格大多为20余元。另外，网购平台上也有许多散装卫生棉条出售。

中国媒体根据市面上卫生巾的价格统计指出，一名女性一年在卫生巾的开销从200余元到千元不等。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曾表示，中国有6亿人口的月收入1000元。这笔开销对许多中低收入女性而言或许仍是不小的负担。

今年38岁的张芜（化名）对BBC中文表示，她每个月在卫生巾的花费大约为三四十人民币，负担得起品牌卫生巾，不会去购买网上的散装版本。“这个卫生隐患不好说，商家说是合格产品，但是否真的能用、好用呢？”她质疑。

月经贫困
月经贫困在全球广泛存在。国际妇产科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aecology and Obstetrics）2019年曾表示，全球有5亿女性生活在月经贫困中。该联盟称，由于经济拮据，她们无法获得保持月经卫生的基本工具，如卫生产品和洗手设施。在许多社区，对月经的污名常常加剧了月经贫困，使女性难以保持最佳卫生习惯。今年新冠病毒大流行也加剧了全球月经贫困。在印度，因为学校在封锁期间关闭，许多印度女孩面临卫生用品短缺。

发达国家也有类似问题。7月，有英国慈善团体表示，在大封锁期间，面临月经贫困的女性人数急剧上升。一家慈善机构称，他们分发的卫生用品数量增加了大约5倍。

在中国，有媒体引述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秘书长张茹玮称，中国贫困儿童数量约为4000万，其中12至16岁、面临生理期的女童约占10%，约400万中国女童面临“月经贫困”。目前中国对卫生巾收取13%的增值税。此次中国社交媒体的讨论中，也有人认为应该给卫生巾免税或减税。

美国UC Asset公司创始人吴向宏在微博上表示，卫生巾属于生活必需品，应当实行免税。“世界上很多国家，对于消耗性的生活必需品都有免税的政策。例如美国超市去购物，食品绝大部分都是免税的。中国对于鲜活农产品（蔬菜、新鲜肉蛋），无论批发还是零售，也是免增值税的。既然日用食品可以免税，那么对于同样具有消耗性的生活必需品性质的卫生巾，应该予以免税。”吴向宏说。

中国女权学者李思磐也持相同观点。她认为，目前对卫生巾收税，是因为卫生巾还被当做非必需品，“但对于女性来说这确实是必需品”。她认为，对于一些比较平价、环保的卫生巾，政府应该推行免税政策，并让卫生巾成为扶贫救灾中的物资，“在很多政府部门的工作里，把性别的视角放进去”。李思磐指出，目前对于中国月经贫困现象未有详细的研究报告，但从总理李克强之前提到的中国6亿人口的月收入1000元，也能看出月经贫困的现象确实存在。

社交媒体热议女性话题
近年来，女性话题越来越频繁出现在公共讨论中。今年2月，新冠疫情爆发地武汉爆出前线医护紧缺卫生用品，随后志愿者发起“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为前线医护募捐卫生巾、安心裤等。5月，网红“papi酱”孩子随父姓被质疑“独立女性”人设崩塌，也引发微博上对于男女平权的讨论。这些话题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受关注李思磐认为，这其实是一种“商业正确”，因为女性话题可以带来“流量”。“年轻女性现在是新浪微博上最活跃、占比也相当大的群体。新浪微博很多商业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依赖年轻女性的受众。”她说。李思磐同时指出，微博的用户与大众人口结构不同，微博上的女性用户教育程度更高，这个平台上出现对月经等女性议题的大胆的讨论，并不代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已经不存在“月经羞耻”，也不代表女性权利更受大众关注。

谢选骏指出：1970年代毛泽东还没死的时候，我冒着生命危险收听“自由中国之声在中华民国台湾台北播音”，记得里面有一段相声，说大陆共产党通过附加票证限制妇女购买卫生纸，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大家应该考虑使用家家都有的“毛泽东选集”，来作为厕所用纸……这个心酸的节目并不懂得，毛选虽然到处都有，但作为卫生纸却不合格。因为毛选并不吸水，而且太硬，用多了会得痔疮的。

谢选骏：不能牺牲儿女的就不能成为大帝

《慈禧的阴谋？ 揭同治皇帝夫妻的真实死因》（2014年03月25日华声在线）报道：

同治帝的放浪形骸很快受到惩处，他有轻微的淋巴结肿大和下体红肿现象，可他不以为意，也羞于启齿，照样行为诡异地周旋于皇宫和花街柳巷，大约三周左右，病毒已经侵入他的五脏六腑。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二十一日，同治帝驾幸西苑时受凉，刚开始只是身体有些不适，一两天后病情加重，卧床不起，太医们全体出动，集体会诊，可大家各执一词，难有定论，由于病情恶化较快，御医们必须轮流值守，以备不时之需。十天后的一个午后，同治帝的病情突然加重，四肢无力，浑身酸软，发热头眩，皮肤上出现没有凸起的疹形红点。慈禧大惊失色，难道是天花？顺治帝因天花而英年早逝，康熙帝因得过天花而被选为皇嗣，大清朝对天花已经产生了强烈的恐慌心理。太医不敢言明，其实他们早已明白，这是比天花更可怕的病——梅毒。这种通过性传播的疾病根本没有治愈的可能，而且死相凄惨。慈禧下令施以治天花的药物，气急败坏的同治帝对着母亲吼道：“朕根本没得天花，你存心置朕于死地！”御医们满腹狐疑，却不敢多言，只是照慈禧之命行事。

皇宫不会把这种让大清国蒙羞的事公诸于众，两宫太后对外宣称同治帝得了天花，皇宫忙着送痘神娘娘。慈禧命令将痘神娘娘迎到养心殿，宫内铺上红地毯、贴上红对联，营造出一片喜气。两宫太后整日叩拜祈福，期望痘神娘娘早点将撒下的天花收回，供奉三天后，又举行了隆重的送别仪式，恭送痘神娘娘于大清门外，用纸扎的龙船、金银玉帛举火焚烧，使痘神娘娘在飞腾的烈焰中升天而去，由此带走同治帝满身的水痘，平安度过劫难。同治帝并未得到痘神娘娘的神佑，同治帝身上的疹形红点开始化脓，朝廷内外心急如焚。几日后，两宫太后一起到景山寿皇殿祈求祖先神灵赐福，保佑儿子平安无事。

此时的同治帝已经无力再处置朝政，可放眼百官臣僚，个个以太后马首是瞻，值得信赖和托付的人几乎没有，他权衡再三，将阅折权和批折权完全交给了帝师李鸿藻和恭亲王奕訢。皇权下移必然引来风波，李鸿藻和恭亲王奕訢自知深处险境，有意谦退，以免惹火烧身，一时出现了权力真空。退居幕后达一年之久的慈禧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她不能坐视大权旁落，她要到前台来，二度垂帘听政，怎样才能不着痕迹，让大臣们心服口服地请她到前台主持朝政？这需要一番精心准备才行。不久，由她导演的一场好戏即将上演。

十一月初八上午，两宫太后在同治帝御榻前召见了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慈禧持烛让大臣们瞻仰圣颜：同治帝容颜憔悴，目光微露，身上布满红色斑点。所有大臣都明白了一个事实：同治帝的病是短期内治愈不了的。从同治帝寝宫出来，两宫太后请大臣们就政事裁决拿个妥当主意。大臣们立即心领神会，一齐请求太后以天下事为重，再度垂帘听政。慈禧暗喜，一切如她所愿，可她觉得这还不够，她要让大臣们觉得非她不行。当天下午，太后再度在同治帝御榻前召集群臣。同治帝气色稍有好转，声音饱满有力，可脸上红疹迭起，个别处还有脓汁溢出。大臣们再度面请太后代阅一切奏折，慈禧稍示推托，大臣们再请。同治帝此时已焦躁不安，亲政一年，还未享受到唯我独尊的滋味，大限之期就要到了，他心有不甘，却万般无奈，此时他如万箭穿心，只求大臣们快快退出，他将布满红疹的手高高举起，让大臣们看个清楚。大臣们虽不愿再次女主临朝，可事已至此，他们不得不再提垂帘听政的请求，慈禧再次忸怩作态，假意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大臣的请求。跟儿子争了一年多的至高皇权再次回到她的手中，慈禧的心中只有掩饰不住的得意。

十一月二十日，同治帝的病情似乎得到了缓解，红疹逐渐消失，溃烂处也开始结痂脱落，但太医称“余毒未尽”，其中的潜台词不言自明。同治帝依然动弹不得，全身剧痛，腰腹部红肿，不久病情来得更加凶猛，肿处溃烂，溃烂处越来越多，脓血流出体外，恶臭渐渐散布整个宫殿。太医们用“外用拔毒膏”反复擦拭，脓肿处不断增多，不断扩大，从腰腹到四肢，到头部……毒性蔓延全身，脓肿也随着蔓延全身。太医们还在用天花的药物，当然这是慈禧吩咐的。慈禧依然对外宣称同治帝得的是天花，只是病情渐重的消息，她都会直言不讳地通报群臣。同治帝渐渐精神不济，连坐起来都困难了，大臣们也渐渐失去了信心。

自从同治帝病倒以来，失去了保护伞的皇后处境更加凶险，慈禧指责皇后不贤德，将皇帝的病和荒废政务全归罪于她，宣布未经她的允许不准皇后靠近皇帝一步。皇后委屈，但无处可诉。听说平日相敬如宾的同治帝病毒已侵占五脏六腑，因余毒的蔓延，同治帝连牙龈都呈黑褐色，皇后担心同治帝熬不过这场劫难，可咫尺之遥却无缘见面。皇后费了千辛万苦，买通了太监，终于得到一次偷偷探望的机会。皇后走向同治帝的寝宫，当她见到病榻上的丈夫时，虽然已有心理准备，可她还是吓了一跳，同治帝就像一只烂透了的桃子，满目疮痍。夫妻四目相望，泪湿双颊，双手相握却一时相对无言。同治帝怨恨母亲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这次生病，母亲的态度更让他伤心透顶，他还期盼自己有康复的那一天。他试图拭去皇后脸上的泪珠，可他举手无力，只是用力握住皇后的手，劝慰皇后：“你暂时忍耐，总有出头的日子！”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短短的一句话却被慈禧的耳目听到了。
慈禧正处理完朝政回宫，听到宫人的报告早已怒不可遏，冲到皇帝的寝宫，揪住皇后的头发，迎面就是一个耳光。同治帝气得瘫倒在床上，双手握拳，满面紫红，却喊不出来。皇后一向小心翼翼，不敢忤逆慈禧，一时受了这样的责罚，也不知如何应对，情急之下说了一句：“哀家是从大清门进来的，请给媳妇留一点体面。”慈禧自己是偏妃出身，一直引以为憾，皇后的话无疑揭了她的伤疤。大清门进来的就要高人一等？慈禧要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媳妇一点颜色瞧瞧。慈禧叫人立即杖责皇后。刑不上大夫，何况是母仪天下的皇后，杖责在宫中是只对出身低贱的宫女和太监才会用的刑，现在却要用到皇后身上。皇后哭喊开来，同治帝闻讯却无力阻止，气得一时晕厥过去，御榻前一阵慌乱，慈禧这才下令免了皇后的刑罚。到了这份上，母子关系早已荡然无存，儿子的病已回天乏术，慈禧也不再怜惜他，她不会让他再折腾，她必须把皇权牢牢掌握自己手中。

同治帝的病已经到了秋末叶落的时候了，经过这番惊吓愈发衰弱，已经是朝不保夕了，他必须保全皇后。同治帝设法支开所有的侍从，偷偷传来皇后和师傅李鸿藻。同治帝担心自己死后，母亲会从皇族中拥立一个年幼的孩子，继续执掌朝政，便命李鸿藻拟遗诏立已经成年的多罗贝勒载澍为皇太子。

洋洋数千言的遗诏草稿拟好后，同治帝命李鸿藻回去好生润色，第二天拿出正式文本来见自己。

临终受遗命，李鸿藻明白这其中的分量，他也想念及师徒情深。他一宿未眠，反复掂量，权衡利弊，第二天一早还是将遗诏送到了慈禧手上。慈禧看完遗诏后，铁青着脸，立刻把遗诏扔到了火盆里，遗诏在火光中灰飞烟灭。

李鸿藻的一去不回，也让同治帝感到了事态不妙。慈禧对儿子只剩下恨，她下令断了同治的一切医药饮食，所有宫娥太监撤出乾清宫，没有她的命令不得出入。慈安也想干涉，只是早已有心无力，既然慈禧连自己的亲儿子都下了狠手，自己何必去趟这浑水。同治帝恨自己生在帝王家，他不敢想象慈禧会对皇后下什么狠手，可他只熬了一天，便怀着对皇后的无限担心驾崩了，时间为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初五，离他过二十岁生日还有将近半年。

慈禧给了他生命，却又无情地摧残了他的生命。同治帝一死，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再也没有理由垂帘听政了，掌权的应该是阿鲁特氏。可如今的慈禧已不是十几年前的懿贵妃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伎俩，慈禧已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她不会允许皇权就这样离自己而去。

同治帝一死，慈禧把这么多年来母子间的、婆媳间的积怨全部发泄到阿鲁特氏的身上。阿鲁特氏得知同治帝驾崩后哭得死去活来，终日以泪洗面，可慈禧不让她到灵前拜祭，不让她出宫中半步，她在大臣们面前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崇绮痛心疾首，却对女儿的处境爱莫能助。阿鲁特氏私下派人去询问父亲的意见，他送给女儿一个空食盒，暗示要女儿绝食而死。

阿鲁特氏明白，自己是婆婆掌权的一个绊脚石，慈禧不会给她活着的机会……连父亲都来催她上路了。阿鲁特氏并不怕死，可她发现自己已经怀上了同治帝的遗腹子。万一是个阿哥，同治帝不就有后了？一个母亲的护子天性让阿鲁特氏变得坚毅而决断，她尽力吃下所有能得到的食物，尽力掩饰自己怀孕的事实。可皇宫实在太小，任何微小的变动都逃不过慈禧的法眼，很快慈禧也得知了她呕吐的迹象，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慈禧已经被权欲冲昏了头脑，哪怕自己唯一的孙子也不行，只要是阻挡她揽权的障碍，她一个不留。慈禧干脆断了阿鲁特氏的饮食，两个月后，阿鲁特氏才吐出了胸中的最后一口怨气，带着未出世的孩子离开了人世。

既然她已经不能对慈禧的垂帘听政构成任何威胁了，慈禧也赏赐她一点点哀荣来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和不计前嫌，她封她为“嘉顺皇后”，下谕旨表彰她为夫殉节的壮烈之举。慈安是在咸丰帝驾崩的当天封为太后的，慈禧是在咸丰死后第二天封为太后的，而同治帝已经死了七十五天，这位从大清门进来的皇后却连一个太后的封号都没有。慈禧专门为已故的同治帝皇后下了两道懿旨，来表彰她的嘉德懿行，还将她与同治帝合葬在惠陵地宫，他们终于可以不受太后的干扰同穴而眠了。

谢选骏指出：不能牺牲儿女的就不能成为大帝——凯撒牺牲了自己十四岁的女儿给庞培为妾，才能登上权力的顶峰；武则天亲手掐死自己的女儿才能成为皇后，慈禧太后害死自己刚刚亲政的儿子于是重新垂帘听政。而慈禧为了冒充佛爷，还不惜杀掉自己独子的遗腹子——虎毒不食子，佛爷要超越老虎就必须食子，女人要当老虎就像凶残的慈禧必须吃掉自己的孙子才能战胜男性世界。不仅如此，这头雌虎还要砍掉同治惠陵的“神道”和“石像生”，在祖先的队伍中废掉了她的儿子的亡魂。正是在慈禧将近半个世纪的蹂躏之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满洲禽兽们被一一去势，“帝制”成为“可怜”的代词，陪葬于不男不女的八旗子弟了。

谢选骏：世代健忘症伪造历史

《震撼世界：越共自动放弃政权，5年内实行全国民主大选！》（压死骆驼 搜狐网2016年—2018年不断流传）报道：

据披露说：越南总理不久前宣布：越共将是人类史上第一个自动放弃权力的共产党，并承诺5年内施行民主大选；越南将建设一个美国式国家，司法独立，中央及各级党委不干涉司法审判工作，认同司法独立是普世原则，禁止政府官员兼职国会代表；最高法院可审理党政高级领导腐败案件；国会代表和政府官员必须申报个人财产。

哈维说，流动性加快导致了时空压缩，并由此引发政治和文化的遽变。

这条消息震撼世界，也够激动人心！

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内容：

1.司法独立，中央及各级党委不干涉司法审判工作，认同司法独立是普世原则，也是越南依法治国的根本原则；

2.禁止政府官员兼职国会代表；

3.最高法院可审理党政高级领导的腐败案件，越共中央完全不干预审判工作；

4.实行《阳光法案》国会代表和政府官员必须申报个人财产。

越共将是人类史上，第一个自动放弃权力的共产党这条消息震撼世界，也够激动人心。

越共在共产主义金光大道上爬了多年，不知爬了什么位置。简单估计一下，怎么也比朝鲜高出许多倍吧。越共主动放弃执政权，敢于施行民主大选，是随时代潮流，顺民心的壮举，是国家和民族的幸事。

我坚信，如果越南通过民主大选举产生新的政权，那么，那个国家一定会是有民主，有自由，法制健全，贪官极少，纳税人的钱不乱扔而是用在本国民众身上，百姓能享受到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的国度。

越共这举措，是底气充沛，信任百姓的表现。这是苏东事变以来的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事变。越共将自动放弃权力五年内实行全国大选的消息，让人不胜感慨。

联想到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热议的罗援参观罗马尼亚后的担心，我也就疑惑了：这些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人，能够敢于自动放弃权力，显然是民主派得势了，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民主派了，他们为什么就没有罗援将军的恐惧：“所谓的自由民主派得势”“共产党人连骨灰盒都不能留下”。

罗援将军从罗马尼亚参观罗马尼亚原革命领导人乔治乌?德治的纪念塔，回到中国后大发感慨：“如果让所谓的自由民主派得势，倒霉的是老百姓。这表面上看是一场民主的革命，实际上也是血雨腥风，最后共产党人连骨灰盒都不能留下，这说明有了他们的自由，就没有另外一些人的自由。”

按说，罗援将军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罗马尼亚的民主革命，真的是充满着血雨腥风，那位有着众多封号的“人类的星辰”、“喀尔巴阡山的天才”、“思想的多瑙河”、“工人阶级的英雄”、“最杰出的无以伦比的战略家”、“举世尊敬的伟大领袖和政治活动家”、“抵抗所有敌人的罗马尼亚捍卫者”、“掌握国家所有问题答案的领导人”、“民族英雄中的伟大英雄”、“当代世界的杰出人物和光辉战士”、“杰出的马列主义领袖”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在1989年圣诞节，被罗马尼亚民众处死。

有此前车之鉴，越南共产党本来应该更要牢牢掌握政权，怎么就开始自动放弃权力呢？你看看越南为了所谓的全体人民利益而加入美帝主导的tpp，竟然放弃社会主义原则，他们死后有何面目面去见马恩列斯？难道他们不怕尸骨无存？

想来想去，我不得不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们之所以尸骨无存，就是因为违背社会的发展潮流，违背人民的意愿，过于迷信自己，迷信武力，终于被汹涌而至的潮水所淹没。

相反，越南共产党能够审时度势，顺应社会潮流，主动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主动迎接变革，主导潮流而不是被动的让潮流所挟裹或者被潮流所淹没。

因此，他们过去是时代的引领者，现在仍然是一个新时代的开拓者，他们不仅没有必要担心尸骨无存，而且将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为后人所纪念。

祝越共在民主大选中获得好结果。

谢选骏指出：所谓世代健忘症，就是隔了一个时代的人们，就会忘记上一个时代的基本情况。例如你和一个年轻人说到中国大陆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他们可能会不相信，认为这是谣言，或是夸大其词。而上述新闻不知真假，但不论真假，都体现了人类的世代健忘症——仅仅隔了二十多年，现在的人们就忘记了苏联共产党是如何在1991年宣布自己解散的了，更加忘记了此前两年的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大屠杀，是如何用其反作用力，摧毁了东欧共产主义的壁垒，导致共产党纷纷告老还乡。无论怎样，越南都落后了，这个国家除了学习中国之外，不会干别的，比朝鲜都不如，朝鲜的旁边毕竟还有个日本。越南呢？旁边只有老挝和柬埔寨，连泰国和马来亚都不搭界。世代健忘症如此普遍，于是历史学家们就只能伪造历史了——因为他们既然不能了解过去，又如何可能记载往昔呢？

谢选骏：习近平遭到了亿分之一的批评

《纽约时报：习近平遭罕见批评》（2018-08-01 转载  纽约时报/储百亮）报道：　
三月，北京全国人大上的习近平（中）。 FRED DUFOU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纽约时报8月1日发表题为《习近平遭罕见批评：学者呼吁恢复任期限制、平反六四北京》的文章，文章说：
北京——中国立法者今年早些时候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让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权力看起来极为稳固。但不到五个月后，中国已被经济逆风、疫苗丑闻，以及与华盛顿打贸易战等事件弄得人心惶惶，这使北京的批评人士更加大胆，开始对习近平的全面控制提出质疑。
自从习近平六年前上台以来，审查和惩罚一直让中国的不同意见噤声。北京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上周冒着很大的风险批评了习近平的强硬政策，以及他恢复共产主义正统观念、允许宣传中阿谀奉承的做法，这是迄今来自中国学者的最严厉谴责。

“包括整个官僚集团在内，当下全体国民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和个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担忧日甚，已然引发全民范围一定程度的恐慌，”许章润写道，他的文章出现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网站上，这家北京的独立智库最近被迫离开其办公场所。

“这很大胆，”天则所研究员姜浩在接受采访时说。“许多知识分子可能也有同样的想法，但他们不敢说出来。”
许章润敦促中国立法者推翻今年3月的表决，该表决取消了对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任期两届的限制。中共主导的立法机构几乎全票通过的这项修宪议案，为习近平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继续担任国家主席、共产党领导人以及中央军委主席铺平了道路。
许章润的文章出现时，国内的一连串麻烦已经让习近平的铁腕统治方式成为批评的焦点，尽管文章受到审查者的阻止，但已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其他的一些不那么严厉的批评和请愿，以及对习近平政策的嘲讽，也在网上传播，通常是在流行的社交媒体服务平台微信上。
“许章润写了一篇中国文化核心挑战共产党政治核心的檄文，”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说，他正在翻译许章润的文章。“其内容以及强有力的文风将在中国的整个党国制度、乃至更广泛的社会中产生深刻的共鸣。”

近几个月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应对与美国日益严重的贸易争端。一些中国外交政策专家曾暗示，如果北京方面采取更灵活的立场，更快平抚有关自己目标的招摇言论，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本可能得到控制。
“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上应该要低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贾庆国最近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说。“不能营造一种要取代美国模式的氛围。”
有关数十万名儿童接种了问题疫苗的爆料，引发了公众的愤怒和抗议，尤其是因为政府曾在以前发生类似丑闻之后承诺清理疫苗行业。
目前的不满情绪并不对习近平手中的权力构成任何直接的威胁。习近平和共产党仍牢牢地控制着一切。许多中国人支持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也支持他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不在领土争端上妥协的强国的誓言。
但党内人士和外国专家说，最近几起事件之后，在知识分子、思想开明的前官员和中产阶层中似乎正在形成一些对习近平强硬政策的担忧。一位要求不具名的前官员说，很多以前的同事都在传阅许章润的文章。
包括此人在内的一些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批评可能会汇集成更深的不满，进而侵蚀习近平的权威，使其他高级官员有更多的勇气来质疑他的决定。
“最近几周，抵制习近平绝对权力的苗头已经开始显现，”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最近写道，他曾在中国当记者，现为澳大利亚悉尼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资深研究员。

中国与华盛顿的贸易战已经引发了一些对习近平的批评。五月，正在江苏省一个港口等待出口的钢铁。CHINA DAILY CDIC/REUTERS
“更难回答的问题是，这对现实来说实际上意味着什么，”马利德在电子邮件中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如果这意味着权贵政治内斗加剧，那就可能会导致政策瘫痪和不稳定，而不仅仅是一场更自由、更开放的辩论。”
许章润在文章中挑战了另一个政治禁忌，他敦促政府为六四平反，他指的是1989年在中国许多城市爆发的亲民主、反腐败的抗议活动，活动以天安门广场的镇压而告终。明年是这场血腥动乱的30周年，对政府来说，那将是一段紧张的时期。
“照此趋势以往，‘改革开放’会否就此终止，极权回归，亦未可知，”许章润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他的文章带有文言文的风格，用了晦涩的语言和历史典故。“此时此刻，全体国民之最大担忧，莫此为甚。”
知识分子以及对习近平议程持怀疑态度的前官员，也可能会抓住1978年召开的一次党内会议40周年的机会，那次会议被认为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的开端。
尽管习近平已经抛弃了邓小平的一些务实政策，党内领导者们仍崇敬邓小平。更开明的前官员们还将邓小平视为偶像，赋予他一个更温和的领导人形象，以衬托他们认为是习近平带来的狂妄自大。
“尽管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但邓小平的公众形象通常可以归结为一个词：改革家，”哈佛大学魏德海国际事务中心(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学者朱利安·格维茨(Julian Gewirtz)说，他在研究1980年代中国发生的变化。

2016年，北京一家商店橱窗里上面印有中国领导人画像的纪念盘。从左至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及现任主席习近平。 THOMAS PETER/REUTERS
“习近平现在显然在偏离邓小平支持的一些基本东西，比如更开放的思想辩论，更大程度的党国分离，以及在国际关系上‘韬光养晦’等做法，”格维茨说。“对于习近平的批评者来说，邓小平可能是一个有用的象征性武器，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改革家形象。”
一些迹象表明，贸易紧张和国内的批评可能已促使习近平的政府缓和了公开姿态。《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嘲讽了声称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技术强国的中国学者和专家，并告诫新闻媒体遏制自我吹嘘的做法。
“弄清这种批评是否能约束领导层还为时过早，但有趣的是，外交政策的言论已经出现了一些调整，”谢淑丽(Susan Shirk)说，她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副助理国务卿。她说，这“暗示了一些自我矫正的能力，至少在言论层面上如此。”
另一些人则看到了共产党正在从崇拜习近平的做法上冷静下来的迹象。许章润在文章中说，有关习近平的宣传很像围绕着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呼吁“赶紧刹车”。
“宣传机器因挑起了这种个人崇拜，也因搞砸了有关中美贸易争端的信息传递，不得不采取守势，”芝加哥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政治学家杨大利说。

2016年，北京一家博物馆展览中，人们看着中国过去及现任领导人。 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
但似乎没有理由认为北京会彻底改变个人崇拜的做法。
习近平的名字一如既往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频繁出现。据香港大学媒体专家钱钢的统计，7月份出现的次数没有明显下降。而且，共产党发起的学习习近平在中国西北部梁家河村度过的青年时代的运动，继续催生令人目瞪口呆的报道。
许章润的未来，现在可能成了对习近平是否会鼓励更大程度地容忍批评的检验。许章润没有回复留言，也没有接听电话，他正在日本做访问学者。他可能会受到北京方面的谴责。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大幅报道“习近平遭罕见批评”——罕见到什么程度呢？它没有统计，我帮它统计了一下，大约是“亿分之一”。也就是说，中国有十三四亿的人头，而敢实名批评习近平的，大概也就是十三四人上下。我曾说过，中国只有万分之一的正常人，现在看来，在这万分之一的正常人里面，敢于公开发言的，又是只有万分之一。纽约时报如此报道“习近平遭罕见批评”，到底是在挖苦呢？还是在颂扬呢？一个领导人，如果只是遭到了习近平遭到了亿分之一的罕见批评，那他就太伟大了，甚至超过了上帝。因为连上帝遭到的批评，都不止这个数目哩。至于海外境外的呢？那些实名咒骂习近平的人，和在国内颂扬习近平的人，大抵属于同一种人，多在宣传部门干活，不能算数的。

网民美兰湖哀嚎：

这还有些道理。中共的传统是遇到政局不稳，就对外用兵转移矛盾，树立威信。
解放初，中共需要巩固政权，就打了朝鲜战争。六十年代初，大跃进失败，引发三年自然灾，就打中印战争。文革时内乱不断，就在珍宝岛和前苏联干了一架。79年老邓刚把英明领袖华主席变成傀儡，地位并不稳固，就“教训越南小霸王”。就连老江亲政后，为了确立自己最高统帅的权威，也在台湾海峡搞军事演习，想趁机打下金门澎湖，给台独一个警告。只是因为美国出动两艘航母，当时中美军事实力差距实在太大，才作罢。
好大喜功，自视甚高，一心想成为一代“圣主”的习近平上台后，自然要效法本朝的列祖列宗，展示对外强硬，巩固说一不二的地位。只是习近平色厉内荏，他所谓的“对外强硬”纯属空喊打嘴跑，真正的实际行动是一带一路，一路大撒币，挥霍民脂民膏打造万方来朝、大国崛起的幻象。甚至去年中印洞朗对峙，印度军队入侵明确无误的中国领土，阻止中国在自家领土修路，多少人预测习近平将与印度一战树立威，结果却出人意料，习近平不仅全盘答应印度的条件，路不修了，还外带撒币200亿换取印度撤兵并参加为中共打造“和平崛起”形象的金砖五国会议收场。
但是，习近平的这番苦心不仅没有换来美国佬的理解，反而被特朗普抓住把柄，让美国朝野认识到中共政权的潜在危险。这下好，要打贸易战了。以习近平外怂内狠的本性及其对维持“特色社会主义”的执着，中美贸易之争必然以中国认怂妥协，对美国撒币让利结束。
跟毛邓江的对外强硬树立权威比起来，习近平只能算画虎不成反类犬。

谢选骏指出：网民不知毛邓江皆是犬类，连纸老虎都算不上。否则，他们又怎么可能向纸老虎苏联美帝俯首，出让了东北和台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