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毛泽东和江青的前夫有何交易

《毛泽东会见江青前夫唐纳 瞪大眼睛说了一句话》（2020-09-04 文史春秋）报道：

20世纪30年代，以“蓝苹”为艺名走红上海滩影剧界的江青，曾经和多才多艺又多愁善感的著名影评人唐纳（原名马骥良），发生了一段曲折跌宕的婚恋纠葛。这场“唐蓝婚变”曾经轰动一时，并广为人知，但唐纳婚变之后的人生际遇，详知内情的人却并不多。

困顿时江青接济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身处绝望之中的蓝苹决定离开上海，奔赴陕北。进入延安时，蓝苹即把名字改为江青。她是个不安定也不安分的女人，更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人。她曾向别人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男想女，隔座山；女想男，隔层板。”她的每一次爱情，几乎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特定目的。
当她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声名狼藉而不得不远走延安时，恰逢贺子珍与毛泽东闹误会，并离开延安赴苏联治病。这使江青有了一个难得的趁虚而入的机会，不到一年的时间，她便和毛泽东相恋，并于1938年11月结婚。

在江青离开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时，唐纳成了《大公报》的战地记者。他在抗日烽火燃起之际，沿沪杭线进行了艰苦的采访，并以笔名“罗平”发表了许多战地通讯。

1936年江青等人举行集体婚礼时在六和塔下合影。前排左起分别为叶露茜、赵丹、蓝苹（江青）、唐纳、杜小鹃、顾而已，后排郑君里、沈钧儒、李清。

1937年12月，南京陷于日军之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唐纳也随着内迁的人流到达武汉。看到当时上海影剧界群星纷纷汇集于武汉的场面，他提议组织一个附属于《大公报》的“大公剧团”。由于唐纳在影剧界干过多年，人头熟，又有组织才能，因而他的倡议很快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大公剧团”迅速得以成立。导演郑君里、应云卫和演员赵丹、白杨、金山、顾而已等人，都成为剧团的成员。

1938年夏，唐纳写出了抗日话剧《中国万岁》，由应云卫导演，演出后获得了各界好评。就在此时，他爱上了话剧女演员陈璐。同年10月，他们经香港返回上海，不久生下一个儿子。

唐纳虽和陈璐结合，但对蓝苹却仍然念念不忘。他为陈璐取了个艺名叫“红叶”，据说是为了和“蓝苹”相对；他还写了一首名为《千里吻伊人》的歌词，据说也是为蓝苹而写的。

1942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唐纳离开上海赴重庆。陈璐和他们的儿子则留在了上海，后来陈璐改嫁给了一个盐商。

唐纳到重庆后，曾在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工作过，勉强有碗饭吃。但不久因剧社解散，唐纳一度失业陷于困苦之中。他的心境极其苦闷，再次企图自杀而未遂。

此时身在延安的江青，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打听到了唐纳正处于潦倒穷困之中，于是每月从延安托人捎送10元钱接济他。每当收到这笔钱，唐纳必先从中抽出1元，和其它贫困的知交好友聚首“打牙祭”，权当在困难中相濡以沫，苦中作乐。

1944年，唐纳在重庆成立了“中国业余剧社”，自任社长，冯亦代任副社长。剧社成立后，因上座率不佳而很快解散，唐纳又陷于困顿之中。直到抗战胜利前夕，唐纳才凭借他流利的英语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他受英国驻华大使馆聘用，进入该馆新闻处工作，由此得以从困苦中解脱出来。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谈判。没过几天，江青也借口“牙疼”要求到重庆治病。

毛泽东对江青此行，最初并不赞成。在江青的一再要求下，虽然勉强同意了，但说好了一个条件，即不允许江青在重庆公开露面。

拒见江青却晤毛泽东

不允许江青公开露面参与政治活动，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当年7月初，中国民主同盟和国民党的6位参政员到延安参观访问时，其中的中国青年党领袖之一左舜生，曾向毛泽东提出想见见江青的要求，当即被毛泽东婉拒。左舜生对此颇感“遗憾”，他在从延安归来所写的《记民主政团同盟延安之游》一文中，这样写道：“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7月5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儿来送我们，两只活泼美秀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

以上左舜生提到的“一个七八岁的女儿”，确是毛泽东和江青所生，其实当时只有5岁。毛泽东带着女儿为客人送行而不让江青公开露面，大概是不愿左舜生回重庆后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

江青到重庆后并未和毛泽东在一起，而是和女儿李讷共同住在张治中的桂园内。此时的江青，心情很激动，特别是当她听到张治中手下的一名内勤说了一句“她比宋美龄漂亮”的赞语后，更是兴奋了好几天。但遗憾的是，她却不能像宋美龄那样在各种公众场合出头露面，无法在记者们的照相机镜头前展现风姿。

江青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不许她公开露面，但她毕竟是一个有强烈好胜心和炫耀欲的女人，在难以公开露面的情况下，她竟然悄悄地背着毛泽东，打电话秘密约见唐纳。不料，江青却未得如愿。也许她还不知道，此时唐纳不仅已从生活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而且在感情上也已另有所爱。据唐纳事后对人说，江青秘密约见他时，他对江青的旧情“已经一了百了”；而且江青地位已经今非昔比，见她会惹事生非。

不过，唐纳虽然拒见江青，却出人意料地见到了毛泽东，而且毛泽东还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是唐纳一生中跟毛泽东惟一的一次短短的会面，对于当时的情景，他在数十年后仍然念念不忘、记忆犹新。

1984年9月29日下午，寓居巴黎的唐纳与从台湾来访的一位老朋友谈话时，曾经说到：“毛泽东到重庆的那一年，我仍在重庆。有一天，我接到张治中（当时是政治部部长）一张请帖，是在他家里开酒会，说明是欢迎毛泽东。当时我很奇怪，何以有我？虽可能酒会后看戏，但看的是‘平剧’又非话剧，无论如何轮不到有我！但我抱着一种好奇心理也去了。当主人介绍我与毛泽东相见时，说：‘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毛泽东一面显得惊讶，一面紧握我的手瞪大两只眼，说道：‘和为贵！’因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过。”

邀请唐纳参加欢迎毛泽东的酒会，到底是不是有人特意做的安排，人们不得而知。而且，即便对于当事人唐纳而言，也不明白“何以有我”。他之所以去见毛泽东，是因为“抱一种好奇心理”，而且持有请帖，名正言顺。而毛泽东短短一句话，则不仅使他略显慌乱和尴尬，也给他留下了另外一份更难琢磨的“好奇”。

实际上，毛泽东的一句“和为贵”，可谓将家事、国事一语双关，既道出了他和唐纳猝遇时的机智和幽默，也说明了他是知道江青以前的婚事的。

在和陈璐分手后，唐纳在数年中一直独身，忙于写作。1945年上半年，他才在蓝苹、陈璐之后，爱上了女演员康健。他们一度在重庆打得火热，但在抗战胜利后，不知何故又告分手了。

感情终有归宿

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唐纳又回到了上海。在《文汇报》总编、友人徐铸成的邀请下，他辞去了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的工作，转而出任《文汇报》的副总编。

1947年8月，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唐纳应邀出席。当时，《自由论坛报》的一位女记者引起了他的注意，令他顿生爱慕之情。这位女记者是国民政府前驻法大使陈菉的三女儿陈润琼，她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也很纯正，谈吐非凡，举止端庄，堪称才貌双全。

唐纳对陈润琼一见倾心，而陈润琼却没有很快响应。于是，唐纳开始了一番苦心孤诣的疯狂追求。1949年，陈润琼赴香港工作，唐纳也调往出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1949年2月，陈润琼去美国到联合国工作，唐纳也随着到了美国。他先在《纽约日报》供职，后又到联合国的一家中文印刷厂工作；1951年，陈润琼前往巴黎，唐纳照样跟踪而去。

1952年12月23日，唐纳与陈润琼结婚

唐纳如影随形，紧盯不舍，而且每天都给陈润琼献上一束花，同时送上一封用蝇头小楷端端正正写成的情书。

这一份痴情，使陈润琼深受感动。渐渐地，她发觉唐纳不仅富有才华，而且为人善良，极重感情。1951年，陈润琼终于答应了唐纳的求爱要求，两人在巴黎举行了婚礼。从此，唐纳的感情才最终有了真正的归宿。

在巴黎，这两位记者弃文从商，开起了饭店。从最初的“明明饭店”，到后来的“京华饭店”，再到“天桥饭店”，生意日益兴隆，越做越红火。

唐纳和陈润琼结婚后，生有一女，取名为马忆华，其含义不言自明，乃想念故国之意。

一向重感情的唐纳，不仅对所恋之人一片痴情，而且对生养自己的祖国同样是赤子情深。他后来之所以会离开上海远赴海外，一方面和他对陈润琼女士的爱恋之情有关，另一方面还有一层难言的隐衷。

这层隐衷，在唐纳于1949年2月初从香港写给上海的郑君里的一封信中，说得很明白：“大陆眼看就要解放，实现了我们的愿望，《文汇报》的同仁都是‘青春结伴好还乡’，惟有我是不可以回上海了。抗战时，阿苹曾秘密到重庆治牙，还打过电话约我在‘凯歌归’酒家见面，我断然拒绝了。在我这个方面，已经一了百了……前天我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说我‘鸳梦重温，凶多吉少’。我信他，我现在很认命，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爱过阿苹，我曾经为她的出走几乎自杀；也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心狠，她什么都下得了手。别了祖国，别了上海，别了青春，别了朋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是一封和着泪水写成的信，倾吐的无疑是唐纳的肺腑之言。事实果然不出所料，在江青荣登“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宝座之后，唐纳的知交好友郑君里、赵丹等人纷纷受到无情迫害。而唐纳幸亏远在海外，“旗手”鞭长莫及，才使他免遭毒手。

直到“文革”结束后，唐纳才得以多次返回中国大陆，几度重游上海，抚今思昔，感慨万端。不过，他每次回来都行踪秘密，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仅限于走访几个当年的亲密朋友而已。

缘于唐纳和蓝苹曾经有过的那段关系，身居巴黎的唐纳经常碰到不速之客的造访。就连一位曾被江青视为她自己的“斯诺”、在江青授意下为其立传的美国作家维特克，在得知唐纳隐姓埋名于巴黎的消息后，也难抑心中的好奇和激情，专门两次前去登门拜访，并提出愿以20万至30万美金为酬，与他合作写江青。但维特克的这一要求，被唐纳坚决拒绝了。

曾有海外报纸刊登消息说，唐纳为招徕顾客，在自家开设的饭店二楼举办过江青照片展览。唐纳对此断然否认。他坦诚地说：“我这个人，不但不念旧恶，而且一旦绝交，也是不出恶声的！”

唐纳晚年曾计划写一部自传，为此他曾托人寻找自己当年在济南写给江青的那封长信，以及江青当时写给他的两封信，寻找当年各报的报道。但是他虽然几度提笔，却在未能写出这部自传时便被病魔缠身了。1988年，唐纳因肺癌病逝于巴黎，享年74岁。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和江青的前夫说“和为贵”，明显有些前因后果，好像二人除了同为江青的入幕之宾之外，还有另外的秘密。那么，此二相公之间，到底还有什么交易？

《前夫评江青：她不是变坏 是原来就坏》（2014-03-23 唐人讯）报道：

十岁时即以“春秋童子”的笔名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独幕剧的黄宗江是作家、编剧兼导演，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江青的迫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黄宗江到法国访问，见到他的老朋友，也是江青前夫的唐纳。他问唐纳：“江青这个人原来是不是并不坏，是后来变坏的？”唐答：“不，原来就坏！”

黄宗江早年活跃於戏剧舞台，他曾求读于燕大，当过海员，上过朝鲜，去过越南，后专业创作电影剧本。但黄宗江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揪出来示众，是因电影剧本《南方啊南方》获罪，罪名是“阶级混乱”、“人性论”、“叛徒哲学”，他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者的帽子。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最后竟升级为攻击中央首长的现行反革命。其实就只是他夫人阮若珊借给她表妹一部《中国电影发展史》，其中牵涉到了江青。其实，他与江青并没见过面，却与唐纳倒是老朋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黄宗江到法国访问，两位老友相见，他问唐纳：“她这个人原来是不是并不坏，是后来变坏的？”唐答：“不，原来就坏！”八十年代中，唐纳回国，在北京饭店与老友相聚。交谈中，述及江青在“文革”中疯狂迫害赵丹、郑君里等，黄宗江站起来指著唐纳笑骂：“都因为你唐纳是罪魁祸首，要是那时候，你能留住她一直跟你在一起，我们这些老朋友也不至于遭难受罪了！”

江青前夫唐纳的真实身份

著名作家叶永烈写了《江青传》。为此，他对江青前夫唐纳的身份做过认真考证：唐纳虽然生前名义上是巴黎天桥饭店老板，实际上不仅是中共特别党员，而且还是国家安全部情报人员。正因为如此，唐纳78年回国时参加接见的有罗青长、叶选基，他们都是国家安全部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叶永烈在《江青传》写到：1936年4月26日唐纳和蓝蘋（江青）在杭州举行婚礼，“唐纳那时其实已加入共青团。后来，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叶永烈还提及，江青先后嫁过的四个丈夫，即俞启威（黄敬）、唐纳、章泯、毛泽东，都是中共党员。叶还证实：唐纳晚年，“不仅是中共特别党员，而且还是国家安全部情报人员。”唐纳的这一敏感身份，是叶永烈在1986年8月7日采访唐纳挚友夏其言时得知的。

夏其言跟唐纳、江青同龄，都属虎，生于1914年。夏其言曾任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

夏其言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夏其言告诉叶，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张承宗。张承宗在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在夏其言之前，唐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夏其言还记得：当蓝蘋（江青别名）跟唐纳吵闹时，经常动手打架，居然在夏其言家中也大打出手。夏其言记得：有一次，天还没亮，他还在睡觉，突然，蓝蘋披头散发，前来敲门。蓝蘋刚进来，唐纳也来了，又是一场大吵大闹。

夏其言还记得：有一次，在他的家里，当着史枚和他的面，蓝蘋抓住唐纳的头发，把唐纳的头往墙上撞……

夏其言告诉叶永烈，一天当蓝蘋跟他们一起闲聊，蓝蘋随口说了一句“名言”：“男想女，隔座山；女想男，隔层板。”

唐纳与蓝蘋分手之后，唐纳当时因为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使巡捕房对他格外注意，唐纳出走重庆。在重庆唐纳与他的第二任妻子陈璐离了婚，他们的婚姻维持了8年。

后来唐纳与另一个演员康健开始同居。这一同居关系维持不了多久，又因性格不合分手。

抗战胜利后，唐纳从重庆回到上海，开始猛追《自由论坛报》女记者陈润琼。陈能操一口纯正英语是原驻法公使陈箓的第三个女儿，自幼受家庭熏陶，精通英语、法语。

1949年2月，陈小姐调往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工作。已经在香港担任《文汇报》总编辑的唐纳，向报社提交辞呈，也飞往纽约，先在纽约日报工作，后在联合国一家中文印刷厂工作，为的是能够与陈小姐在一起。

据称，唐纳看似是为“追”陈润琼而远赴美国，其实他深知，蓝蘋是一个报复之心极重的女人，她已经成为“第一夫人”。当年她在上海，敢于当着夏其言的面，抓住唐纳的头发把唐纳的头往墙上撞。倘若唐纳留在中国，那位心狠手辣的“第一夫人”不知会怎样折腾他！

正因为这样，唐纳“追”陈润琼小姐，从美国纽约“追”到法国巴黎，在那里与陈润琼小姐结为伉俪，并开设天桥饭店。为了远避江青之势，唐纳更名“马绍章”，而陈润琼则用英文名字安娜。

一直到1976年江青成了阶下囚，唐纳终于可以回国探望了。

夏其言告诉叶永烈，1979年初唐纳回国，“接待单位”便是中共中央调查部，他在法国的秘密身份不言而喻。

“中调部”，亦即中共中央调查部的简称。如今，很多人只知道国家安全部，而不知道中共中央调查部。中共中央调查部直属中共中央，是1955-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对外情报的最高级别的情报机构。

“中调部”的前身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联络部。1955年6月20日，中央中央调查部正式成立，首任部长为李克农(兼任)，秘书长为罗青长。从1983年7月1日起，以中央中央调查部为主体，与公安部的反间谍部门及其他部分相关单位合并，组成了国家安全部。

夏其言说，他发觉，79年见到唐纳时，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他不像当年豪爽直率，而是变得谨言慎行。唐纳跟夏其言谈话，只谈往事旧谊，极少涉及在法国的生活。

唐纳在上海电影界、新闻界朋友众多，但他只会见了郑君里夫人黄晨等极少数老朋友。

郑君里在“文革”中受尽折磨，被投入监狱，死于1969年4月23日。

1966年10月9日凌晨，郑君里家遭到乔扮为红卫兵的空四军教导队的大抄家，抄走日记、书信、手稿、相册等资料。不久，郑君里被捕入狱。郑君里心知肚明，这一切皆因他对“旗手”江青往日的历史知道太多……

唐纳对郑君里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感叹说，倘若他在国内，会比郑君里更惨！

就是这次唐纳回国，1978年12月在北京受到叶剑英的接见。与叶剑英元帅会见的还有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还有叶选甯和叶选基。叶选甯乃叶剑英之子，当时任国务院经济委员会办公厅康世恩秘书。叶选基乃叶剑英之侄，在“中调部”工作。

这也表明，“旅法华侨”唐纳其实是中共特别党员，“中调部”在法国的重要干部，他的归回，受到叶剑英的接见就在情理之中。陪同接见的人员有“中调部”部长罗青长以及在“中调部”工作的叶选基，清楚地点明了这次接见的“主题”。

夏其言记得，1985年9月，唐纳再度回国时，则是由国家安全部安排。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是江青的第四个丈夫，江青也是毛泽东的第四个妻子——这一对狗男女真是般配极了。蹊跷的是，那位唐纳也是结婚四次。毛泽东的“和为贵”，可能是一个警告，要他老老实实地为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