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自由的人创造人工智能

《中国开始使猛力，想靠人工智能统治世界》（2018年8月2日转载《柏林政策杂志》）报道：

德国网络双月刊《柏林政策杂志》（Berlin Policy Journal）发表自由投稿记者迈耶·库科克（Finn Mayer-Kuckuk）的文章说，在北京中关村，一个名为“地平线机器人”的企业，虽然成立只有三年，但已是全球知名的人工智能公司，也是中国蓬勃发展的机器人企业的楷模。
“地平线机器人”公司制作类似于神经网络的芯片、软件和驱动人工智能。他们的技术能够识别、解释模式和状态，对汽车、飞机、机器人制造业的公司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中国正努力控制已成为21世纪关键技术的人工智能，目标是在2020年开发出世界级的人工智能技术。去年7月，中国顶级国家计划人员写道：人工智能是未来的战略技术，国际竞争的新焦点。中国应当借助人工智能，和其它领先的创新国家平起平坐。
专家指出，主导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将获得关键的军事和地缘政治优势。习近平去年把人工智能称为其经济政策的支柱之一。中国不仅努力成为下一代的全球制造中心，还想凭借人工智能和全球对手美国竞争。中国毫无疑问的野心，是成为“技术经济强国”。
中国各省市竞相罗致人工智能公司前往安家。普华永道会计师行的《2017年全球人工智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和美国展开了“全球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在研究、投资、思维能力方面的战争将远超任何贸易纠纷。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相当成功，技术应用也十分广泛。例如脸部识别技术已经在全国各地大行其道。其最大的客户是中国警方，它的供应商之一“旷视科技”公司的人脸识别软件根据神经网络开发，能够从模糊图像和人群中明确地识别个人。犯罪嫌疑人只要在装有摄像头的街道行走，就会被识别出来，落入法网。中国全国各地的公共区域，将装设4亿个摄像头，很快犯罪嫌疑人就将无所遁形。
一个独裁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对西方获得了巨大的技术优势。这使许多相信技术至上与民主密不可分的专家大跌眼镜。瑞士信贷的华裔经济学家陶冬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数据挖掘技术上成功的原因，恰恰是缺乏对数据的保护所致。例如，中国的通讯应用软禁微信每天处理70亿张照片，但中国政府和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能够访问这些照片。
在中国解放军保密的研究设施里，正忙于研究未来战争的形态。在一篇后来从互联网删除的文章中，一名南京陆军学院的军官讨论了人工智能如何可能“改变战争规则”。他的结论是，战场上的技术奇点即将到来。所谓技术奇点理论认为，人工智能极其快速的发展，意味着机器将超越人类。思维系统能够学习、适应、自我重新编程，创造超级智能。
中国解放军已经看到传统军队无法与人工智能的自动化军队竞争的时代。届时信息的移动性将成为空战、电磁攻击、网络行动的决定性因素，那将为中国打开超越西方的机会。
未来的战争机器不再具有人类形态，在几毫秒内就区分出敌友，毫不犹豫地作出反应。中国军方的网站反复指出，任何想在国际竞争中生存的人，都需要人工智能技术。正如普京最近指出的，如果人工智能决定谁将统治世界，中国已经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谢选骏指出：德国人还是不开窍，两次战败都一百年了，还不知道“自由的人创造人工智能”这点常识。德国为何发明不出原子弹？因为缺乏思想自由和制度支持。日本为何破译不了美国的密电？因为缺乏思想自由和制度支持。苏联为何竞争不过美国？因为缺乏思想自由和制度支持。中国为何依靠美国发展？因为缺乏思想自由和制度支持。德国人如此不开窍，不懂人工智能要靠人的思想自由和制度支持来发展，什么时候思想自由和制度支持中断了，什么时候人工智能就咽气了。德国人还是不开窍，原来日耳曼人如此愚蠢；难怪日耳曼人的成就都是在其边缘地区取得的
，也就是说，日耳曼人是通过杂交混血才有进步的。

谢选骏：贸易战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唯一动力

《30多年前的中美贸易战 给我们什么启示？》（2018年08月01日 转载侠客岛）报道：

[侠客岛按]
今天，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称，美国政府考虑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高于此前宣称的10%。据称，此举主要是向中国施压，令其回到谈判桌。
这也不难理解。早先，就有专家曾对侠客岛表示，目前并不是谈判的好时候。一方面，美国与欧盟关税的问题还有待发酵，与中东和俄罗斯等国的石油、安全问题都可能有新动向；另一方面，据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透露，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很可能将于几个月之后来中国。
粗粗算来，从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到中国应战，中美贸易战的阴影盘旋在国人心头已有半年多。对中国来说，接下来无疑也将有一场比较艰苦的斗争。
但必须明确的是，这轮中美经贸摩擦并非首次。从历史上看，近代以来中国的对外经贸争端中，美国从未缺席。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场贸易战、甚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场贸易战，还是小平同志主政时期打的。
今天推荐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的一篇文章，循着整条时间线出发，我们或许得以窥见美国挑起贸易纠纷的逻辑。

历史脉络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对外经贸争端中，美国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浪潮，通常都与当时其经济、外交战略变动紧密相关。
这其中创伤最为深者，莫过于美国政府1934年制订实施的《购银法案》。彼时，中国还是世界上仅存的银本位大国，然而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持续高价收购白银，最终引发了中国白银流失狂潮和全面通货紧缩，结束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所谓“黄金十年”。
不仅如此，它还终结了自明代以来沿用近四百年的银本位制度，摧毁了当时中国的财政金融体系，为1940年代中国市场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扫清了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前三十年主要实行计划经济，进口都是按照计划执行的，而由于普遍受到西方社会制裁，出口贸易并不发达，因此当时中国很少遭遇贸易战。
严格来说，贸易战主要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揭开这一大幕的正是美国。
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建立正常经贸关系。当年，美国便单方面宣布对中国7大类出口纺织品实行限额。第二年，两国就走到了贸易战的地步：美方在纺织品贸易协定谈判中，要求降低中国大陆的配额年增长率，中方不愿单方面让步，谈判破裂后，美国单方面宣布对中国纺织品实施新配额，中国则宣布减少或终止购买美国棉花、化纤和大豆。
尽管双方最终于1983年9月达成了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定，但中美贸易摩擦的帷幕也就此全面拉开。
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小平同志曾在开幕词中铿锵有力地说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联系当时的经贸环境，邓小平所说的“损害我国利益”，无疑也包括美国主动寻衅挑起贸易战。

毋庸否认，当时中国整体经济实力与美国差距悬殊，1980美国的名义GDP相当于中国的9.4倍。但得益于中国政府在这场贸易战中采取的果断措施，双方最终赢得了比较合理的新纺织品贸易协定，为此后中国纺织业、外贸发展创造了较好环境。
当初坚决维护中国权益与推进改革开放并行不悖的做法，也给今天的我们许多启示。

“怀璧其罪”
以1979—1983年中美纺织品贸易战为开端，中国也在不太长时间里跃居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者——“蝉联”全世界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最大目标国，迄今近30年之久。
可以预见，即使在成功应对解决了这场贸易战之后，未来中国与其它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形形色色贸易战也不会断绝。
为什么？
首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只要中国经济贸易成长业绩优良，贸易摩擦压力就注定如影随形。毕竟，在经济成长的“中国奇迹”中，“外贸奇迹”堪称最辉煌篇章。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仅有0.89%，而同年美国这项指标高达21.59%，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有2.21%。
但1978年以来，中国外贸增长速度持续高于经济增速，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才持续幅度提升。1981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突破1%而达到1.09%。2015年，中国这项指标达到13.76%，为近代以来最高峰。2016（13.09%）、2017（12.77%）两年，中国这项指标虽然略有下降，但仍然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国家。中国名义GDP总量与美国之间仍然存在近60%的差距，但货物贸易出口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之冠。
正因为如此，中国被国际社会公认为近30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外贸奇迹”，也堪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奇迹”最辉煌的篇章。取得了这样的成就，遭受一些贸易战压力，自然也正常。

政策取向
当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美国方面。更进一步说，是其贸易逆差等宏观经济失衡，这不仅导致其与各贸易伙伴的经济争端越发凸显，更加剧了美国对中国这个新兴大国防范、遏制之心。
二战之后初期，顺差是美国货物贸易收支的常态。1968年之前，仅1959年一年出现过6.01亿美元逆差，其余历年均为顺差。1968、1969年，美国货物贸易分别逆差12.87亿美元、9.80亿美元，1970年顺差7.97亿美元，1971年逆差47.93亿美元，1972年货物贸易逆差翻番至96.63亿美元，逆差从此成为美国货物贸易收支的常态。
无需否认，尽管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前科”，但二战后初期美国确实充当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领头羊”，在此前60年里主导制定了75%以上的现行国际贸易规则。
然而，随着货物贸易逆差从1970年代初开始成为常态，美国贸易政策发生了实质性转折。
1978，卡特总统在他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提出：“自由贸易也必须是公平的贸易。”1985年9月23日，里根总统在《贸易政策行动计划》中正式提出“自由和公平贸易”的概念，并组成贸易反击小组；后冷战时代上台的克林顿政府，更前所未有地把“经济安全”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公开宣称：“把进行公平贸易作为扩大贸易的国家经济战略的一部分。”此举彻底完成了美国贸易政策从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的转变。
此后，小布什、奥巴马两位总统，向世界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贸易开战，特朗普则首次在国安战略报告中将“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将美国的公平贸易政策推向了新高峰。
所谓“公平贸易”政策，其基本逻辑是，认为美国市场开放度远远高于别国，别国一方面广泛运用倾销、出口补贴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挤占美国市场，另一方面筑起重重壁垒，将美国商品、服务和资本拒之门外。其主旨是一方面调整国内经济产业，从根本上增强美国经济竞争力，另一方面由政府出面消除贸易伙伴“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为美国商品、服务和资本打开有利可图的海外市场大门。
其一些论点未必完全没有道理，问题是在美国一贯的单边主义作风之下，别国的措施“公平”与否，完全由美国单方面认定，这就使得“公平贸易”政策不得不更慢慢沦为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大棒。

“遏制”策略
不仅如此，由于山姆大叔是个守成霸权，占据国际经济政治霸主地位已经70余年，因此必然格外警惕防范新兴大国挑战其霸主地位。
美国对中国的种种指责，归根结底是一个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防范遏制。
一般来说，守成大国遏制新兴大国策略，首选制造内乱，其次离岸制衡，最终选择是硬实力对抗。其中，制造内乱包括三方面内容：诱导新兴大国内战、扶植“民运”势力开展“和平演变”、以民族宗教问题为突破口制造内乱。离岸制衡包括政治军事冷战和冷战后的经济制衡。如当时美国在亚洲组织所谓“共产主义防波堤”，大力扶植日本、韩国；硬实力对抗策略则包括军事热战、经济竞争，而经济竞争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贸易战。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美国对新中国首先采取了硬实力对抗之热战策略，其结果是朝鲜、越南两场战争失败，中国则藉此一举扭转了鸦片战争以来的积贫积弱、任人欺辱形象。美国遏制中国策略重心，随之转向离岸制衡之政治军事冷战，但结果是中国在贸易禁运中自主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打破了外交封锁。
当贸易和外交封锁策略失败、美国为了对付苏联不得不转向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时，美国遏制中国策略的重心随之转向制造内乱策略。不过，这但最终也遭遇失败，并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中美两国的“自伤性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遏制中国策略重心不能不转向硬实力对抗之经济竞争策略。中美贸易争端频率加密，烈度上升，其来有自。也正因为如此，当前的中美贸易战不是一起事件，而是一个阶段。
就当前而言，在近二十年来的美国总统中，特朗普最重视重建美国实体经济部门，其政治基础最倚重美国实体经济部门，企图通过贸易保护重建美国实体经济部门产业链，在对外谈判中也表现出了鲜明的“滚刀肉”风格，喜欢玩弄恫吓术，所以第一个回合就搞出对500亿美元进口额加征关税的大招，进而又威胁要对5000多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在以前的美国总统中是不可想象的。
特别要注意的是，美国选举年、经济萧条年也是中美贸易战高风险年。今年正值中期选举年，美方对中国发动了这场贸易战。2020年正值美国总统大选，而且按照美国经济周期运行规律，2020年美国经济很可能陷入萧条，甚至再次爆发次贷级金融危机，届时中国是否会再次面临超大规模中美贸易战？中国反危机政策调控空间何在？对此，我们需要前瞻性。

贸易战本身不是好事，但又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另类证明。为避免贸易战，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多年来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直到贸易战爆发前的最后一刻。
既然事实已经证明某些事情不以人的善良意愿为转移，那么合理的选择就是挺身迎战。我们既要应对外部压力的挑战，又要把贸易战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一场难得的“压力测试”，发挥我们体制擅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此为切入点推动改革和扩大开放，不断提高我们的效率，自强不息。
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上的这段开幕词依然值得重温：
“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谢选骏指出：上文对贸易战的进展咬牙切齿，却不懂得贸易战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唯一动力。鸦片战争不就是贸易战吗？如果没有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其后的英法联军，哪里会有清朝的改革开放呢？如果没有中法、甲午战争，哪里会有清朝的政治改革呢？如果没有八国联军，哪里会有清朝立宪和辛亥革命呢？如果没有一次大战，哪里会有北伐战争呢？如果没有日寇入侵，哪里会有红色中国呢？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哪里会有历次政治运动呢？如果没有中苏决裂，哪里会有中美和解和中共的改革开放呢？如果没有世贸组织，哪里会有中国大陆的经济起飞呢？……由此可见，对外冲突的关系是中国进步的唯一动力。所以，如果没有现在的贸易战，中国如何继续前进呢？

谢选骏：自决就是服用人本主义的毒药——是创造文明也是毁灭文明

网文《汤因比<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摘要》（江绪林 评论历史研究
2013-02-08）报道：

【按语：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的历史观混合了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哲学（文明犹如有机的生命）、马克思的阶级观念（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的概念）、黑格尔的辩证法（文明的过程犹如从阴之静到阳之动到最后归于升华的静）、社会科学（挑战-回应的模式），还有最为重要的是对灵性和普世宗教（佛教和斯多葛学派的宁静，尤其是基督教的变容/transfiguration和爱）的敬重。然而，汤因比并没有黑格尔那种证出或言说绝对真理的傲慢，而只是以渊博精深的知识展现了诸文明从成长到解体重生此即彼伏的浩瀚画卷，而将自己对一神论上帝的救赎之爱的信仰用作基石来整合繁多的材料，并由此揭示了忧虑和盼望。在我读来，汤因比那严谨渊博的历史学识中却也浸透了一颗浪漫而虔诚的心灵。

在将历史的基本研究单位确定为文明（或社会）而非民族国家后，汤因比以其无匹的学识考察了21种文明的盛衰，按照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的阶段予以分析：文明起源于原始社会，其核心要素在于对外在挑战的有效回应；文明的成长表现为文明趋向自我表达和自决的过程；这一过程一旦终止文明就衰落了，而在文明的解体时，社会的各部分会有各种行为和观念，而在内部无产者中发展出来的普世宗教恰恰意味着文明迈向更高的和终极的目的，虽然终极在现实中是永不可抵达的，而只能依赖信仰和变容(transfiguration)。汤因比其实是蛮雄心勃勃，力图颠覆吉本（Gibbon）的世俗历史观和尼采对基督教的基本理解。

阅读的是Dorothea Somervell基于Arnold Toynbee(1889-1975)多卷本的《历史研究》编就的一个节略本的上海人民版中译本。翻译甚佳。】

 第一部 导论

对大不列颠历史的简要分析表明：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不是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可以认识的研究领域’看来是一个社会。”【汤因比：《历史研究》，郭小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下同】Toynbee所言的社会就是文明（civilization）。【14】文明的过渡有三个要素：universal state,教会和蛮族英雄时代的入侵。目前有五个社会：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斯兰社会、印度社会和远东社会。

汤因比认为历史上大致有19个社会或文明：西方基督教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朗社会和阿拉伯社会（现在已经合并为伊斯兰社会）、古印度社会、远东社会、希腊社会、叙利亚社会、印度社会、中国社会、米诺斯社会、苏美尔社会、赫梯社会、巴比伦社会、埃及社会、安第斯社会、墨西哥社会、尤卡坦社会与玛雅社会。东正教社会和远东社会可再细分，则有21个社会。【36】“属于这个种的诸社会一般被称作诸文明…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一无例外地处于文明状态。”【37】哲学上假定这些社会共时等值。

第二部 文明的起源（the Geneses of Civilizations）

由于文明间的亲子关系，因此研究其起源时，集中在埃及、苏美尔、米诺斯、中国、玛雅和安第斯文明。原始社会与较高级的社会（文明）的区别何在？“自原始社会开始转变为文明社会，我们发现这是一种从静止状态向活动状态的过渡。”【56】种族和环境都不是导致文明产生的决定性因素。

借用了阴阳（静动）观念。【56-】 Toynbee从寻求因素转向寻求一种关系，并构建了“挑战-应战”的概念和模式，“我们借助神话之光看到了挑战与应战的些许本质。我们已认识到，创造是遭遇的结果，起源是互动的产物。”【74】希腊、苏美尔的干旱、黄河沿岸的严酷、米诺斯面对大海的挑战。面对干旱挑战的几种回应：固守灭亡、原地游牧、南下、北上农耕、钻入林泽缔造文明，“在诸文明的起源问题上，挑战与应战间的互动是超出其它因素的决定性原因。”【82】而子文明的挑战多来自人为因素（如内部和外部的无产者）。

从玛雅文明的失败、锡兰、阿拉伯沙漠、新英格兰的艰辛等也可以看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例子。而逍遥自在者则像金斯莱小说《伟大而闻名的逍遥自在的民族的历史，他们为了整天弹奏犹太人竖琴而离开艰苦劳作的国土》中所述，“这些人最后得到的下场是都变成了猩猩。”【91】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才去发明农业技术、冶金技术和乐器。

艰苦地区的刺激：黄河比长江艰苦；阿提卡贫瘠；西顿腓尼基人的迦太基；以色列对天国的渴望；争夺北美中新英格兰人的胜利。新地方的刺激：耶稣出于加利利；议会政府出自英国；打击的刺激：希波战争；压力的刺激：上埃及南部地带；英格兰的韦塞克斯王国。缺失的刺激：奴隶Epictetus和基督教信仰、犹太人的锡安主义的实现。 但格陵兰人失败了，汉尼拔的损害也是致命的；远西基督徒和北欧海盗也都遭遇到过强的挑战而夭折。说明最好的挑战处于某种中间位置。

 第三部 文明的成长（the growth of civilizations）

Toynbee首先关注一系列停滞的文明，这些文明停滞的原因在于其获得了某种绝技（tour de force）,“这些绝技指的是对于挑战的过度反应。”【162】如波利尼西亚人的航海术、爱斯基摩人的猎获海豹、没有历史的游牧民族；奥斯曼帝国的奴隶集团和埃及的马穆鲁克集团：强悍而僵化；斯巴达应付挑战是武力征服美塞尼亚人（Messenia）,同时发展为一种僵硬的军营制度。“停滞的文明社会共同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征——等级制和专业化分工。”【179】

在解释文明的成长时，汤因比诉诸了Bergson的“生命冲动”学说：文明犹如生命冲动，有其自身的节律。如何确立生命冲动或文明的进步的标准呢？Toynbee否定了对外部环境控制的进步，也否定了技术进步作为标准：扩张常常与解体相伴，技术进步有时也与文明的倒退相伴。“成功的应战…表现为内部的自我表达和自决（self-articul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198】“生长意味着成长中的人格或文明趋向于成为自己的环境，自己的挑战者，自己的行为场所。换句话说，文明衡量的标准是一个趋向自决的过程。”【206-7】

文明通过它的个体（individuals）表现自我。Toynbee诉诸Bergson的神秘主义和天才观：“只有神秘者才是完美的超人创造者…它源自人类中间具备神秘灵感人格的出现本身。”【212】“文明的成长是个别创造者或少数创造者群体的工作这昂的一个事实暗示着没有创造性的大多数人将会落在后面。”【214】这就有一个“个体的归隐和复出”的模式：如耶稣、保罗、圣本笃、圣格列高利、佛陀、穆罕默德、马基雅维利、但丁。少数创造性群体则有第二阶段的雅典（应对人口挑战）、第二阶段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第三阶段中的英格兰（发展出代议制）。以及当下的俄罗斯？就成长的差异而言，西方文明对机器的偏好。

第四部 文明的衰落（the breakdowns of civilizations）

只有10个文明幸存下来，其中波利尼西亚、爱斯基摩和游牧文明本来就是停滞的，而所有其他文明都处在西方文明的消灭和同化威胁之下。或许“统一国家出现这一现象是文明衰落的标志”【246】，而“文明衰落指的是未能勇敢地超越原始人类的水平进而达到现在超人的水平上。…把衰落的性质描述成个体创造者和少数创造性群体的灵魂中丧失了创造能力，”【246】从领导变成压迫和武力控制，而遭遇到内部无产者和暴力的外部无产者的反抗。

Toynbee反对了几种决定论：1宇宙钟摆的逐渐停止或地球的渐趋衰老；2.生物自然法则支配的时间跨度；3.祖先遗传的体质退化；4.历史循环论。“我们面对的不是任何残酷的必然（saeva necessitas）。”【256】文明的衰落也不应该在对自然环境或人为环境的控制丧失中寻找：文明兴衰与技术变化是分离的。在这里Toynbee批评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观点。Gibbon将罗马的衰亡解释为“蛮族和宗教的胜利”，而Toynbee认为“蛮族和教会的胜利”不过是帝国衰亡的伴生物，而不是衰落的原因，“古希腊（罗马）社会是一个自杀者。”【263】灾难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就开始了。还有中国社会；叙利亚社会的衰落始于937年帝国的创始人所罗门死亡，所罗门帝国解体之时。而现今各文明被西方文明同化也不是其衰落的原因，因为衰落实际上早就发生了。远东社会在唐朝后期就开始衰落。“丧失对于人为环境的控制力不是文明衰落的原因。”【274】

Toynbee提出自决的失败作为衰落的原因。面对少数天才的创造，多数人的模仿的机械性以及组织的难以驾驭是两个原因。“自决能力的丧失是文明衰落最终的衡量标准。”【280】Toynbee先举出了一系列新力量（才智、情感和观念）导致的调整、革命和畸形，这有时是负面的，有时却是自决能力的提升：工业主义曾复活和推动了新大陆南部诸州的奴隶制度；民主和工业主义对战争的冲击，18世纪的温和在于战争既摆脱了宗教狂热，又没有成为民族狂热的工具；民主和工业主义对区域政权的冲击，如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等的消失。曼彻斯特学派曲解了人性，“他们不能理解即使一种纯粹经济方面的世界秩序也不能仅仅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290】而大格列高利则将大厦“置于了宗教的磐石之上而不是经济的散沙之上。”【290】工业主义对私有财产制度的冲击，国家控制和重新分配私人财产，“国家从一个战争机器转变成一个社会福利机构。”【291】民主对教育的冲击；意大利效能对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政权的冲击；梭伦改革对古希腊城邦的冲击；区域制度对西方基督教会的冲击，抛弃了中世纪基督教会体制；统一感对宗教的冲击，以及宽容精神作为矫正；宗教对于等级制度的冲击，在印度却导致了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文明对于劳动分工的冲击：创造者成为密宗崇拜者，而大众则成为畸形发展的人。

第三个原因是对创造性的报复，即自我崇拜。如犹太法利赛人曾在抵抗希腊化的英勇反抗中承担了领袖工作，但随后却拒绝和抛弃了耶稣。雅典与保罗的接触也是失败的；意大利对城邦的崇拜；南卡罗来纳的黯然。

对创造性的报复还表现为对一种短命制度的崇拜：如古希腊城邦在城邦的时候没有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新型国家权力；东罗马帝国的不幸早熟和返魂；君主制、议会和官僚机构各有各的问题。对短命的技术的崇拜：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

军国主义的自杀：放纵、骄横和毁灭。例子有亚述、查理曼、帖木儿的例子。

对胜利的陶醉，这里的例子是罗马教廷。Toynbee表现出对于希尔德布兰德（Tuscan Hildebrand）的兴趣。

第五部 文明的解体（the disintegrations of civilizations）

Toynbee将社会的横向分裂（阶级分裂）确立为解体时期的显著标志。【368】先讨论三个方面：占支配地位的少数、外部无产者和内部无产者。“一种横向的分裂把社会分划成前面提到的三部分，其中每一部分都有其特有的组织形式：大一统的国家、普遍教会和蛮族军事集团。”【371】 并进而转向微观的灵魂分裂。并且暗示在讨论教会时会涉及到轮回和超越的问题。

少数派的创造性：“希腊少数统治者不仅创造了罗马的行政机构，而且还创造了希腊哲学。”【377】巴比伦科学家发现了周期循环的规律。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它在两个令人厌倦的无政府时期之间给了这个苦难世界一段平静的时光。”【376】儒家官员的团结；德川幕府的自我牺牲精神。

内部无产者。希腊罗马的原型，连根拔造成的无产者，“无产者真正的标记既不是贫困，也不是卑微的出身，而是一种自觉——以及由这种自觉引起的愤怒——他们认为在社会中被剥夺了世袭祖先地位的权力。”【380-381】反应是：自杀性的暴力行为，或高级宗教：温顺争取对精神的控制权，如基督教的出现。【382-4】古巴比伦和古代叙利亚的内部无产者中诞生犹太教。“‘如果我忘了你，啊，耶路撒冷，让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如果我不记得你，愿我的舌根就此烂掉。…当我坐在巴比伦河边想起你的时候，啊！锡安山，我泪流满面。’在哭泣声中，犹太民族的启蒙完成了。”【389】经过亚述人劫掠的伊朗蛮族产生了自己的先知，查拉斯图特拉（Zarathustra）。叙利亚社会对抗希腊社会，最终产生伊斯兰教。西方世界的内部无产者有知识分子。失业威胁的工人。

外部的无产者。从模仿到扭曲。从羡慕到厌恶。譬如“随着希腊文明的衰落，这幅田园诗般的图画刹那间就消失了。不和取代了和谐，这些入神的聆听者猛然惊醒，又恢复了他们本来的残暴。”【407】外部无产者从暴力到温和的转变。 西方世界的外部无产者：自然边界的消失，但危险在于喂养了自己的凶手，如意大利的黑衫：“野蛮的标志不是黑色的皮肤，而是黑衫；黑衫是一种不祥之兆，因为他故意对传统的光明犯罪。”【417】 而与他者的接触常常是宗教产生的灵感。

分裂的灵魂有不同的形式：行为、情感和生活方式。行为：就个人行为而言，有自暴自弃和克制；就社会行为而言，有逃避和殉难；情感：就个人而言，有游离感和罪恶感，就社会而言，有杂乱感和统一感；生活方式：消极而言，有复古主义和未来主义，积极而言，有超然和神化。Cato被斯多亚派的哲学所拯救，他的自杀给凯撒带来了无穷的麻烦“这些反对者受到他们创建者榜样的激励，自己动手去摆脱既不能接受也不能改良的形势，从而使新的专制得不到支持。”【433，卢梭在《爱弥儿》中也拥抱了斯多葛的超然呢。】Toynbee觉得超然不如神化好“厌恶的推动，不是期望的牵引…是有计划的退却而不是信仰激励下的朝圣。”【435】“基督教幸存了下来，挤开了新柏拉图派哲学。…哲学在最佳的状态时，也比不上宗教的活力。”【473-4】而让宗教从属于政治这种罪恶或许是现代西方宗教衰退的关键原因。在诸神之争中，一神教胜利的原因恰恰在于耶和华的嫉妒性情。

卢梭也有复古主义，“回归自然和高贵的野蛮人的观念...他的思想成为法国大革命的一个诱因。”【498】未来主义升华为宗教。

遁世的代表是Epictetus和seneca等的斯多葛学派，最高峰则是佛教的乔达摩的自我毁灭。这里Toynbee比较了佛教和基督教，“遁世哲学和神秘的变容主义相比不禁要黯然失色了。”【517】“神的国度（civitas dei）进入了时间长河中，它才不是一个未来的梦想，而是一个渗透到现实之中的精神实在。…爱的能力。芝诺和乔达摩曾经异常坚决地拒绝了它，然而它却成为《新约全书》全部信条的基础和核心。”【520】重生就是现实的轮回和复出。

就解体社会与个体的关系而言涉及到各种救世主。持剑的救世主必定失败；带有时间机器的救世主涉及复古主义，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句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是却到处收到奴役。”【529】和罗伯斯庇尔。卢梭把自然状态理想化，崇尚高贵的野蛮人，谴责艺术与科学，这“复古主义在本质上只不过是未来主义药丸外面的一层薄壳。”【530】；带着王者面具的哲学家就是伊壁鸠鲁学派；而最后是化身为人的神。“现在，当我们站在岸边，凝视着远处的彼岸，一个伟大的人物正从水中缓缓升起，随即充满了整个地平线。”【538】

在随后分析解体的节律时，Toynbee略带不满地解释了启蒙运动挫折的原因，“启蒙运动的宽容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信仰、希望和仁爱的道德基础之上，它的基础是默菲斯托菲里斯式的幻想、理智和愤世嫉俗。它不是出于宗教的热情，而是冷漠无情的副产品。”【545】

第六部　 大一统国家（universal states）

“少数当权者炮制出不时鼓舞大一统国家的哲学、内部无产者创立了谋求建立普世教会的高级宗教，外部无产者开创了成为蛮族军事集团悲剧的英雄时代。”【589】大一统国家兴起于文明崩溃之后，是小阳春，“虽然表现出本身就是目的，实际上不过是社会解体过程的一个阶段。”【591】大一统国家往往保留了其永恒性的幻想，甚至在其已经瓦解之后，还保留了天下一统的意识。高级宗教获益于大一统国家的和平环境。“内部无产者是大一统国家所提供服务的唯一真正受益者。外部无产者获得的好处总是虚幻的。”【608】帝国制度诸如交通、卫戍区、行省制度、法律制度（“编纂法典的高峰通常出现在社会灾难的前夕，此时法学成就的高峰早已成为过去，立法者在与难以驾驭的敌对势力的斗争中败局已定。”【635】）、度量衡、文官和公民权等发挥了职能。譬如基督教会就利用了罗马的制度。

第七部 普世教会（universal churches）

教会不是社会毒瘤，像吉本或Frazer所描述的那样；教会也不是文明再造的蝶蛹（chrysalis）,“把普世教会视为蝶蛹的观点就其本身而言是正确的。但是，我最终不得不相信，这种观点只道出了教会作用的一小部分真相。”【667】

Toynbee提出了自己的新的颠覆性论点：教会是高级社会，“教会才是历史的主教，我们或许可以从文明对宗教史的影响，而不是文明自身的命运，来观察和诠释文明的历史。”【672】“基督教认同了犹太教所顿悟的‘神就是爱’，之后却再度接纳了‘忌邪的神（Jealous God）’这一不调和的宗教观念，其原因何在呢？这种倒退乃是基督教为了赢得与凯撒崇拜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付出的代价。”【675】殉道的不妥协转变为迫害的偏执。“本书作者…相信宗教乃是人生最高追求。”【678】Toynbee还试图解决理智与情感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现代西方科学对高级宗教的冲突所致。Toynbee给出了一种类似于康德的方案：“哲学家和科学家的truth与先知的truth不是一回事，双方所说的truth同音异义，实际上是用同一个词表示的两类不同知识。”【681】科学彻底压倒宗教对双方都是灾难性的，科学家的两个根本错误：把18-19两个世纪的相对幸福算作自己的功劳，还错误假设幸福会一直持续下去。“实际上，近在咫尺的并非‘乐土’，而是‘荒原’。”【683】“人类将在失而复得的‘阴’的状态中获得拯救，这种状态不是懦弱的自我寂灭的寂静，而是紧张的协调一致的宁静。”【688，与文明的产生是从阴到阳的主张相呼应，很辩证。】

因此，在Toynbee看来，“我们把先辈文明视为教会降生的序曲，后继文明意味着倒退到较低的精神层次。”【693】“希腊文明是一种真正的‘福音的准备（praeparatio evengelii）’。”【695】进而Toynbee指责了当代的世俗文明。“人世乃是天国的一个省份，它是一个悖逆的省份，而且必将永远如此。”【704】

第八部 英雄时代（heroic ages）

Toynbee对于英雄时代或境外蛮族军事集团给予了很低的评价。“文明地区的蛮族扮演了食腐的秃鹰或尸体上的蛆虫一类肮脏的角色。”【717】并且蛮族表面上获得的成功也会成为日后失败的祸根。Aidos, Nemesis， Hilm等情感反应出蛮族的困惑和挣扎，“即试图使理性意志这一人类至高的精神财富挣脱心灵潜意识深处释放出来的邪恶精神力量，这种邪恶精神力量产生于从边界之外熟悉的无人区骤然进入到边界崩溃后敞开的迷人世界所带来的震撼体验。”【719】“蛮族跨过沦陷的边界后，恶魔就会占据他们的心灵。”【721】“对英雄时代做出严厉的裁决。最温和的评价会视为徒劳无益的胡作非为，严厉的宣判官会斥为可耻的暴行。”【722】这里Toynbee用同样的框架解读了赫西俄德的《神谱》。

第九部 文明在空间上的接触（contacts between civilizations in space）

有趣的是提及，伊比利亚半岛的阿拉伯人是犹太人引来的，“在西哥特人国家中，统一的基督教社会与由此更显奇怪的犹太米勒特（Millet）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犹太人最终与北非教友共同寻求阿拉伯穆斯林的介入。”[760]十字军、西方基督教与东正教的关系；希腊与波斯的冲突的描述很精彩。【787-793】

文明入侵付出的社会代价在于，“被侵略者的异族文化渗入到入侵社会自身内部无产者的生活之中，相应地扩大了离心离德的无产者与自以为大权在握的少数人之间本已存在的精神隔阂。”【805】鉴于西方的强势，Toynbee表现了这样一种忧虑：不是建立在信仰磐石上帝西方文明的征服可能是虚幻的。【796我的笔记哎，难道是基于对希腊和东方社会的均衡中得出？】

第十部 文明在时间上的接触（…in times）

这里讨论了各种复兴。

第十一部 历史规律与自由

人受两种律法的支配，其中上帝的律法（law of god）既是自由本身。“完备的自由之律法，它也是爱的律法，因为人类的自由只能是来自上帝的赐予。”【884】

第十二部 西方文明的前景

失去普遍教会约束的民族主义

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的冲突，而“‘民主’完全成为一个障眼法，掩盖了自由与平等这两种理想之间的真正冲突。唯有借助居间的博爱理想，方能真正调和这两种相互冲突的理想。”【926，好深刻，奶奶的，Rawls弱爆了，只认为差异原则反应了某种博爱，但那是无源之水，而Toynbee赤裸裸地宣告必须奠定在对上帝之爱的基础上。】

第十三部 结论

“历史学家的天职在于响应上帝的召唤，‘寻求神，找到神’…作为上帝的赐予，人类的灵魂成为第六个维度（四维时空的物质；五维的生命进化），注定要行使精神自由，接近或者疏远造物主。”【935】（江绪林 2013年2月8日星期五）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说，汤因比认为“文明衡量的标准是一个趋向自决的过程。”可见“自决”观念十分重要。但是，上文作者却对“自决”这个观念十分隔膜。这是因为，他所推崇的汤因比自己也对“自决”观念不甚了了。《百度百科》解释“自决”，“是指特定主体依据自己意志处理一定事务的方式或权利。在民事纠纷处理方面，自决是最原始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为我国法律所禁止。”由此可见，自决就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就意味着，自决就是自己制定自己的标准，自决就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哲学和法律。——在这种意义上，自决难道不就是犯上作乱吗！就此而言，十分清楚——自决虽是“创造文明”的开始，但也“毁灭文明”的开始。而把“五维的生命进化”从“四维时空的物质”中剥离开来，也许只是一种人类的傲慢——这种傲慢正在毁灭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地球！在我看来，自决就是背叛上帝，就是“服用人本主义的毒药”。

谢选骏：文明衰落于人权扩张——汤因比兜售“文明解药”

《“德国的中国城市”：一带一路进入欧洲的大门》（2018年8月03日 转载BBC）报道： 

中国的“一带一路”基建规划把杜伊斯堡当作欧洲物流中枢，使那里成了世界最大的内陆港。

每周约30列来自中国的列车抵达杜伊斯堡(Duisburg)巨大的列车货物集散地，列车集装箱满载来自重庆，武汉和义乌的服装，玩具和高科技电子产品而来，满载德国造汽车，苏格兰威士忌，法国葡萄酒和米兰的纺织品而去。

杜伊斯堡是德国传统的鲁尔工业区重镇，位于莱茵河的鲁尔河交汇处，杜伊斯堡港也是欧洲最大的内陆港。上世纪末，杜伊斯堡传统的钢铁工业没落，大批工人失业。1980年代末克虏伯钢铁厂关闭在当地引发大规模工人抗议。

现在中国领导人倡导的跨越欧亚的“一带一路”宏伟规划突出了杜伊斯堡这个内陆港的重要性。在这里，货运列车直抵莱茵河畔，列车货物被装船，或者送进巨大的仓库（每个库房有足球场大小），或再由火车或卡车转运到希腊，西班牙或英国。

《卫报》在德国的记者奥尔特曼（Philip Oltermann）报道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基建规划把杜伊斯堡当作欧洲物流中枢，杜伊斯堡已经成了世界最大的内陆港。到达那里的列车80%来自中国，那里成了中国货物抵达欧洲的第一站。这些列车经过古代丝绸之路的北线，经过中国-哈萨克斯坦边界的霍尔果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抵达欧洲。

19世纪德国著名旅行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在1877年的著作使“丝绸之路”这个词广为流传。“丝绸之路”指从古代起连接中国，中亚和欧洲，横跨欧亚的商路。一个半世纪后，德国传统工业城市杜伊斯堡又开始积极拥抱新丝绸之路的概念。

杜伊斯堡社民党市长林克（S?ren Link）说，“我们是德国的中国城市。”多年来他治下的这个城市一直是个鲁尔地区工业面临长期结构性挑战的典型：1987年全世界都看到了杜伊斯堡工人抗议的照片，照片显示成千上万来自克虏伯钢铁厂的示威工人封堵了莱茵河上的一座大桥，抗议关闭工厂 。

据《卫报》报道，2018年，杜伊斯堡的失业率为12%，差不多是德国平均失业率的4倍，但至少没有了过去那种火爆抗议的图片。4年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杜伊斯堡逗留，在那里的欢迎仪式上，交响乐团演奏了传统的采矿歌曲。杜伊斯堡市长说，“很多迹象表明这个城市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我们欢迎中国把这里当做进入欧洲的门户，和欧洲走出去的跳板。”

不过《卫报》记者奥尔特曼说，返回到列车却成了杜伊斯堡的一个薄弱环节。从中国到欧洲的每两个满载的集装箱中，只有一个满载返回中国，那里的陆地港对返回的空集装箱的收费只有满载集装箱的1/5。

奥尔特曼说，西方对中国制造的用品的胃口有增无减，欧洲运往东方的一个主要产品是奶粉，原因是2008年中国发生的食品安全丑闻损害了消费者对中国国内品牌的信任。如果中国品牌重新赢得消费者信任，那么从杜伊斯堡运往东方的空集装箱只会进一步增多。

货物港的总裁埃里克·斯塔克（Erich Staake）说，“这个比例（满载集装箱和空集装箱）过去是4:1，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但仍然不平衡。” 斯塔克从前是一个电视频道的经理，他当仁不让地把成就归功于他们港口的创业精神。自从他1998年走马上任后，杜伊斯堡港的就业从19000增加到了50000。

货物港的总裁埃里克·斯塔克对《卫报》记者说，如汉堡等德国其它港口都像“房东”那样只管收租金，而杜伊斯堡则主动吸引新业务，对其物流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甚至还成立了自己的铁路公司。他们还建造了面积两万平方米的新仓库，中国铁路公司能够在新仓库中存放2000个集装箱。

斯塔克的雄心还不止这些。他说要确立杜伊斯堡在新丝绸之路上的永久性地位，让连接欧洲和中国的铁路运输发展超过其它的货运方式。

“从中国重庆到德国杜伊斯堡的铁路货运费用几乎是海上航运的两倍，但是铁路运输只需要12天，而海上航运却要45天。但是航空货运的费用至少是铁路运输的两倍，而且平均时间需要5天。如果我们能进一步把货物交付周期缩短到10天以内，那么就能释放更多潜力。”

《卫报》记者奥尔特曼说，杜伊斯堡当地的政客对该地16世纪制作地图的历史引以为豪，现代中国地图作者也受到他们的赞扬，因为在上海飞机场展示的一幅地图上，这些德国人注意到显示杜伊斯堡的字体比伦敦，巴黎或柏林都大。

德国的热情与猜疑

但是《卫报》记者说，在德国有人对杜伊斯堡的乐观表示怀疑。他们警告说，如果让德国西部有待恢复的工业过分依赖中国，就会让中国这个专权国家取得了对西欧更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最近有人发表文章说，“对杜伊斯堡有利的事情，未必对世界有利”。

《卫报》报道甚至认为，至少在现在，中国的软实力在欧洲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报道说，在过去8年当中，在杜伊斯堡居住的中国公民数量增加了一倍，从当初的568人增加到了一千多人。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现在是吸引来最多中国学生的德国大学，那里现在也有了孔子学院，中国学生大部分在学习工程和经济学专业。随着中国人增多，那里也开始有了相对正宗的亚洲快餐店，他们对老一辈外来移民带来的土耳其烧烤形成了竞争。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4年访问杜伊斯堡后，那里的中国商业机构增加了一倍，不过总数也只有90家。和新丝绸之路上的其它地方不同，杜伊斯堡港的经营权仍然掌握在德国人手中。

在杜伊斯堡港总裁斯塔克看来，自中国的运输时间仍然太长的原因主要是欧洲铁路公司的工会阻力，问题同亚洲的合作伙伴无关：列车从波兰-白俄罗斯边界上的布雷斯特到杜伊斯堡跨越1300公里的行程所需的平均时间为6天，而从重庆到白俄罗斯队1万公里的行程通常需要的时间却只有5天半。斯塔克说，“中国人和哈萨克人的列车每天行进数千公里，他们工作非常努力。真的很可笑。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弄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知道我们这边有多少火车司机工会，波兰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在杜伊斯堡的城市博物馆，参观者仍然能够听到罢工工人喊口号和欢呼声，那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钢铁厂关闭引发的工人抗议。在博物馆中用鲁尔谷地产地煤制成的一堵墙上暗藏一个启动录音的按钮。

在博物馆入口大厅里面对入口的一面墙上用该市外籍劳工所用的各种语言写着“欢迎”，有库尔德语，希腊语，波兰语等。但是《卫报》记者特别提到，现在上面还没有汉语写的“欢迎”。

最近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说，被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称为“百年大计”的一带一路规划在需要中国基建投资的国家中受到欢迎，但是在对中国心存畏惧的人看来，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旨在建立中国主导的新世界秩序。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欧洲的生产效率比较低下？我认为，这是因为人权扩张，福利增加，财政透支，文明就衰落了。总结起来，可以直接就说“文明衰落于人权扩张”。所谓人权扩张，就是庶民拿到了贵族的权利，穷人拿到了富人的权利。人权扩张的后果，相当于货币贬值。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看看什么是文明的兴起与衰落。

汤因比认为，文明的起源必须具备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他们是应战的先行者和领导者，然后大多数人加以模仿。缺少这个条件，文明也是不会出现的。文明生成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这个社会内“自决能力”的不断增长，而这正是由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所促成的。文明出现后并不一定都能发展起来，有些也可能陷人停滞状态，因此，文明生长还必须具备4个条件：第一，挑战和应战的不断循环往复。第二，挑战与应战的场所逐渐从外部转向内部。第三，社会内部自决能力(对内部挑战进行应战的能力)的增强。第四，少数杰出人物的退隐与复出。总之，少数人创造，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多数人模仿，使整个社会保持一致，这就是文明起源和生长的一般规律。那么文明的衰落呢？汤因比《历史研究》把文明衰弱的本质概括为三点：1、少数创造性群体，丧失了创造能力，2、大多数人不再进行相应的模仿，3、随后整个社会出现分裂。什么意思呢？创造始终只是少部分人的专利，大部分人只是在新的创造上进行模仿。

汤因比的眼光独到，但不够深刻。为什么呢？因他仅仅看到了文明的积极方面，没有看到文明消极方面。所谓积极方面就是创造方面，创造方面也可以叫做责任方面；消极方面就是消费方面，消费方面也可以叫做权利方面。

例如企业家总是少数，但即使做企业的人在其一生中也只有少数时候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这些时候，他才是有创造力的人。这是他的创造方面与义务方面。随后他赚到了钱，就开始独占和腐化，就不再是企业家，而成为寄生虫了。这是他的消费方面与权利方面。这个从积极方面到消极方面的过程，是他的创造行为的报偿和权利，也是他的人权——但是，他的这一发展过程却带来了变质，结果推动了社会的分化和成长的终止。
企业家的积极创造（责任）引起的仿效，产生了“产业革命”；企业家的消极消费（权力）引起的仿效，产生了“阶级斗争”——也就是说，企业家—资产阶级的人权，引起了雇员—无产阶级的仿效，通过革命，最终导致“人权扩张”。人权扩张则会导致权威解体和文明的衰落。所以说，文明衰落的原因既非“自杀”亦非“谋杀”，而是寿终正寝；虽然各个文明的寿限不一，但想长生不老，无异白日作梦。汤因比的谬误，来自于他的作伪——他企图欺骗西方人，向他们证明西方文明是可以长生不老的；以此兜售自己的“文明解药”。

网文《汤因比的历史哲学思想》（三马评论历史研究2013-11-04）报道：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开篇就尖锐地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文明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都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5个发展阶段。第二，文明和文明之间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或称“亲属关系”，就像几代人生命的延续，每一个文明或者是“母体”，或者是“子体”，或者既是母体又是子体。但这种文明之间的历史继承性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可比性。首先，从时间上看，文明社会最多只不过三代，历史进人文明阶段也不过刚刚超过6000年，而人类历史至少已有30万年。两者相比，文明的历史长度只占整个人类历史长度的2%，因此，在哲学意义上，所有文明社会都是同时代的；其次，从价值上看，如果与原始社会相比，所有文明社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如果同理想的标准相比，这些成就又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所有文明社会在哲学上又是等价的。从这些界定出发，汤因比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廷。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其中前6个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后15个是从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
汤因比认为，要揭示文明的起源，首先要了解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本质区别，这一本质区别就是模仿方向的不同。在原始社会，人们模仿的对象是已故的祖先，传统习惯占据统治地位，所以社会停滞不前。在文明社会，人们模仿的对象则是富有创造性的人物，传统习惯被打破，社会便处于不断的变化与生长之中。由此看来，文明起源的性质就是从静止状态到活动状态的过渡。这种过渡之所以能够实现，既不是由于种族，也不是由于地理，而是由于人类面对某种困难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对第一代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自然环境，对第二、三代的亲属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人为环境，也就是垂死文明的挣扎，只有克服了这种挣扎，新的文明才能诞生起来。但是，这种挑战必须适度，挑战太大，应战就不能成功；挑战太小，又不足以刺激人们起来应战。另外，文明的起源还必须具备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他们是应战的先行者和领导者，然后大多数人加以模仿。缺少这个条件，文明也是不会出现的。文明出现后并不一定都能发展起来，有些也可能陷人停滞状态，因此，文明生长还必须具备4个条件：第一，挑战和应战的不断循环往复。第二，挑战与应战的场所逐渐从外部转向内部。第三，社会内部自决能力(对内部挑战进行应战的能力)的增强。第四，少数杰出人物的退隐与复出。总之，少数人创造，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多数人模仿，使整个社会保持一致，这就是文明起源和生长的一般规律。
但是，文明的生长并不是无止境的，只要应战敌不过挑战，文明就可能在其生长的任何一点上衰落下来。文明衰落的实质主要在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模仿者撤销了模仿行为，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失去了统一。总之是社会自决能力的丧失。文明衰落的结果，就是社会有机体的分裂，社会分成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三部分。他们分别是原来的少数创造者，多数模仿者和文明社会周围对于文明社会充满敌意的蛮族军事集团。
随着社会的解体，旧的母体文明便开始向新的子体文明过渡，这一过渡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列强纷争，战乱不已。其次，统一国家时期，特点是一个强大的势力削平群雄，建立大一统帝国，带来暂时的和平和繁荣。第三，间歇时期，特点是宗教思想产生并在社会上迅速蔓延。第四是统一教会时期，特点是一个强大的宗教组织出现，但国家却摇摇欲坠，最后蛮族军事集团冲破了原有的军事分界线，摧毁了统一国家，新的文明开始了，以统一教会为代表的新社会又具备了对挑战进行成功应战的能力。
但是，文明衰落之后，并不一定马上导致旧文明的死亡和新文明的诞生，中间很可能出现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僵化状态。比如埃及文明衰落于公元前16世纪，而其解体和死亡要到公元5世纪，中间经过了两千年。苏美尔文明和印度文明也分别僵化了1000年和800年。现代中国文明在公元9世纪唐朝灭亡后就开始了衰落和解体的过程，先是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接着出现宋代统一国家，但蒙古的入侵使这个过程中断，社会没有进人间歇时期，而是处于僵化状态，这种僵化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汤因比显然是想用这种文明僵化理论补充他的四阶段理论，使其能够自圆其说。
汤因比的历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史学的两个趋势：一是19世纪传统的叙述型历史已转向整体型、分析型历史；二是非西欧地区的历史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在对文明起源的解释上，汤因比提出了挑战与应战的理论，这是他比斯宾格勒高明之处，也比传统的种族论和环境论大大前进了一步，因为他注意到了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注意到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主体的能动作用。但这一理论也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过分强调了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作用；二是忽视了挑战应战过程中物质因素的存在。汤因比看到科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问题，注重道德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完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夸大了宗教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汤因比用他的文明衰落理论硬套其他文明的历史，是不符合事实的。但他在晚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指出仅用一个西欧模式并不能说明一切问题，还应再加一个中国模式或犹太模式，并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从汤因比的理论和体系中，也可以看到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潜意识和直觉的作用。但他仍然认为人的理智和良心是高于一切的。在对西方前途的解释上，汤因比也与斯宾格勒不同，他认为西方文明虽然发展到了顶点，但还没有理由说它已走向死亡。西方将来的命运如何，取决于西方人能否面对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能否解决那些西方文明生存的各种问题。这种比较乐观和现实的态度，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代和西方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1、希腊模式：
要素一：先是文化统一，政治分裂，然后分裂的政治造成一系列破坏性战争，接着出现政治统一。这一模式出现在安第斯文明，中美洲文明，叙利亚文明（在亚述帝国及其后继者新巴比伦帝国和阿黑门尼德帝国时出现统一），中华文明（战国后的秦的统一），印度文明（列国战争后统一于孔雀帝国），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阿卡德帝国和后来由乌尔第三王朝建立的帝国，以及再由汉莫拉比突然重建的帝国），俄罗斯东正教文明（莫斯科帝国），日本的远东文明（德川幕府统一）。埃及文明也有类似模式，诺姆时众多独立的主权国家，彼此不断发生战争，后来从上埃及到第一瀑布以下的整个尼罗河流域都在政治上统一到所谓的古王国中，但是其政治统一与文明的破晓时期同步，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
要素二：希腊文明解体后的社会史结构。统治阶级越发仰仗武力，一个崩溃的社会分离出内部和外部无产者集团，而无产者的数量膨胀。
要素三：宗教。内部无产者创立基督教，使希腊世界以及蛮族入侵者都皈依了它。它轻易的击败了来自本土文明的反教会势力（新柏拉图主义）。获胜的教会还孵育了两种新的文明，即东正教文明（拜占庭）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这一点与大乘佛教史很相似，大乘佛教来源于印度在中国光大，基督教来源于叙利亚文明在希腊世界发展。基督教遭到新柏拉图主义的抵制，佛教遭遇道教反对，它们都来自于地方哲学，都试图仿效外国宗教的特点以增强感召力，从而窃取外国宗教的巨大影响力。但是，基督教在西方世界和拜占庭世界垄断长达数个世纪，而佛教即便是在最鼎盛时期也未将道教和儒教排挤出局（我觉得是跟佛教慈悲宽宏的理念很有关系的）。“直至1911年，中国的大一统国家依然故我，受过儒学教育的文职官员仍旧治理着国家。这种大一统的国家，治理国家的传统制度，知道使这个制度如何运转的文职人员，儒家思想熏陶下的贵族绅士作为文职人员长期的招募来源，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完整伟大的体制。这一体制的连续性即使是在中华文明的其他要素发生最严重断裂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任何中断。”——汤因比胸怀也体现在对东方文化的客观和包容上。他不止一次的肯定东方文化，而不是像其他西方学者那样把东方看成异类。他在后面还特别称道中国长久以来的稳定性，并希冀能有一天这种东方的稳定性与西方的爆发性结合起来。
要素四：外部无产者（蛮族人）所起的作用。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化的大一统国家，但是对于创建新文明的贡献比起内部无产者是微乎其微。
要素五：两种希腊化文明——拜占庭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历史过程中，一系列希腊文化的复兴。

2、中国模式：
中国史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构。它具有漫长的跨度，表现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理想不断变为现实，中间又不时被一些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所打断。这两种局面在时间长度上有很大差别，所以二者更替的节奏是没有任何定规的周期性循环。从汉代上溯到中华文明初起，中国史的结构类似于希腊模式。中国最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祸连年的春秋战国时代，儒学最终被推崇为经典，而后秦实现了政治统一。传统的中国模式从汉代开始，跟古埃及类似，即在历史的开端就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然后统一和分裂轮流交替。这一段模式适合于希腊以及随后的拜占庭历史，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和伊朗历史，勉强适合印度史。
希腊模式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阶段，而中国模式则是用于各文明史的晚后阶段，如果将两者结合起来，则可以得到一个改良模式。这一模式显示社会在开始时存在着文化统一，却没有政治统一。这种政治局面有利于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但代价是地方各国之间的不断战争。随着这个社会的成长壮大，这种战争变得越来越惨烈，迟早要引起社会的崩溃。在旷日持久的“麻烦时期”过后，混乱局面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所治愈。在最初的统一过去后，一定有某种强大的力量维持治乱交替的过程，统一被修复的现象再三发生。这种模式适用于大多数文明，除了埃及文明在历史开端便实现政治统一。
希腊模式的社会拥有更多的创造和进步，人们依恋这一精神刺激性，因此忍受长年的战乱，当最终忍受不了社会崩溃后，大一统国家的和平与秩序将赢得人心，尽管刺激力会减少，但却无法与稳定带来的实惠相比。（汤因比后文说尽管“统一”已经意味着文化多样性和创新性减少，但人们对统一带来的安定有一种留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恢复统一）。
对于这种治乱交替，汤因比总结为经济的原因。一个统一的国家对文明的经济是沉重的负担，因为要培养收入颇丰的文职人员和常备军。如果出现体制腐败和蛮族犯境，那这些开支将日益增大，如果没有提高生产率的办法，大一统国家很可能就崩溃了。

3、犹太模式：
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为建立一个离散类型的社会模式提供了最好的材料。
尽管没有国家性的政治结构或以地域为寄出的家园，犹太人却聪公元前586年到现在，作为一个民族，设法保住了自己的民族特征。他们并不是唯一被根除了家园却幸存下来的民族。景教徒、部分东正教徒、摩洛坎教派等都是被驱逐却幸存的民族。
要素一：
首先要有在各种散居的环境中保持自身历史特性的决心，而大多数社会在那种环境中都会失去自己固有的特性。这个无根的社会维持自身凝聚力和连续性的手段就是自愿遵守严格的宗教仪式和教规律法。
要素二：
流散社会要有不愿融入当地多数人社会的冬季。它自信自己的特性蕴含着无与伦比的意义和价值的宗教启示。
要素三：
认识到如果没有充分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幸存下来。他们没有从事农业的可能，被排挤或被禁止参与公共生活（因为拒绝多数人的宗教）。所以对他们限制最小的职业就是零售业。
这样，犹太模式作为流散社会的代表，希腊模式作为从地方国家向大一统国家过渡的典型，中国模式作为一个保持者治乱交替韵律的统一国家的缩影。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错误地认为——“中国史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构。它具有漫长的跨度，表现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理想不断变为现实，中间又不时被一些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所打断。这两种局面在时间长度上有很大差别，所以二者更替的节奏是没有任何定规的周期性循环。”汤因比的上述错误看法，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个谬论，提供了历史学方面的“理论根据”。汤因比不懂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具有明显的春夏秋冬、生老病死，并非治乱更替的、没有任何定规的周期性循环。

谢选骏：一个社会已经恶贯满盈

《“一句话引来杀身之祸”现象何以频发》（2018年8月3日 转载法制晚报）报道：

“一句话引来杀身之祸”现象何以频发？
专家认为法律意识淡薄性格偏执是主因。

陌路相逢，双方因小事发生口角，一言不合，一方竟然痛下狠手将对方打死。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竟然频频发生。带着惊悸和疑惑，《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有关专家，请专家从双方素质、人性弱点、社会环境、城市管理、普法综治方面分析病因，开具良药，以期在双方矛盾燃爆前踩刹车，化干戈为玉帛。

多数斗殴缘起口角琐事

“撞了下膀子竟然把命丢了。”发生在山东省青岛市的这起命案让人嘘唏。今年6月16日凌晨，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某KTV发生一起寻衅滋事案，犯罪嫌疑人王某等人与受害人丁某互不认识，当时他们在同一歌厅里唱歌，后来在走廊里不小心发生了冲撞，王某等人与丁某先是发生口角争执，继而王某等人对丁某拳打脚踢，致丁某受伤倒地，丁某后来不治身亡。闯下大祸的王某等人有的被民警当场抓获，有的离开现场后在住处被民警抓获。目前，王某等人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为一句话竟然持刀捅人。”发生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一起血案同样令人惊悚。陈强(化名)是吉林省农安县万顺乡村民，2015年10月25日，陈强喝完酒后与同村的陈星(化名)闲聊，陈强突然提到陈星的侄子3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两人为此发生口角，继而扭打在一起。最后，陈星将陈强压在身下，随后被周围的村民拉开。被拉开后，感到吃亏的陈强从三轮车内取出一把刀，一刀捅在陈星的左胸，陈星当场死亡。法院认为，陈强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最终判处陈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则《大连两车刮蹭，一司机被当场刺死在孕妻和孩子面前》的文章更是毁了读者的三观。2017年1月13日上午10时，在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泉水K2区龙畔桥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奥迪轿车与一辆尼桑轿车发生碰撞。目击者告诉当地记者，血案发生原因可能因为一场小事故，好像两辆车剐蹭了，结果两名司机吵了起来，接着动了手。“奥迪车的司机是名30岁左右的男子，他从车上拿出一根甩棍打对方，但被尼桑车的司机抢了过去。随后，奥迪车的司机又从车内拿出一把刀，冲向了尼桑车的司机。”目击者说，尼桑车司机被捅了好几刀。被捅伤后，尼桑车司机试图逃离，跑了一段距离后，终因伤势过重倒在地上，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身亡。目击者告诉当地记者，尼桑车司机的孩子及怀孕妻子都在车上，场面凄惨，令人扼腕。

这些年，为点小事一言不合而动手杀人的事情，屡屡见诸各类媒体，冲击着受众的阅读底线。记者打开百度搜索引擎，输入“汽车刮蹭　捅死”，搜出约153000条信息；搜索“一言不合动手杀人”，有381000条信息；搜索“酒后杀人”显示2660000个网页；“琐事杀人”搜索出205000个网页。“超过一半的打架斗殴是由口角等琐事引起。”青岛公安系统一位新闻宣传人员告诉记者。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本来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最后却一方丢了性命，一方站上了被告人席。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些因口角而杀人的案件多涉及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两种罪名，被告人最低被判处有期徒刑，最高则至死刑。从实践看，空间局促、人员拥挤的地方是口角杀人案的多发地，像嘈杂的饭馆、拥堵的马路、拥挤的公交车，还有排队的长龙等外部环境，都可能成为触发一些人敏感神经的因素。一个人犯罪行为的背后原因很复杂，既有外部社会环境的因素，也有个体自身的内部心理因素。”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阜民认为，行凶者表面看是虚荣逞强的心理，根本原因是法律意识淡薄，理性修养低下。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后导师缪青认为，从个体行为心理看，年轻、文化低、收入低、家庭破碎的人，戾气往往较重，发生的概率会多些。从深层次分析，其实是自卑感在起作用。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语，可能是一把尖锐的刺刀，刺进了听者心灵深处最敏感的痛点。祸从口出。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与人善言，暖若锦帛；与人恶言，深于矛戢。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句六月寒……古人给出的警醒语句同样适合于现代人。”缪青从人性弱点方面分析，口角只是外部的刺激，真正导致悲剧发生的是当事人的易怒、偏执性格及自卑、脆弱心理和积郁已久的负面情绪，或是当事人漠视他人生命的观念等。内心自卑的人往往自尊心也更为强烈，一旦遭到他人揭短或羞辱，特别是当这句话刺痛了内心隐藏最深、最不愿或羞于提及的痛处，暴力往往成为他们反驳、对抗的手段，尤其在酒精的刺激下，这种对抗情绪会更加强烈。
山东律师王婉君则从社会环境方面进行分析。她认为，很多人有较重的攀比心理，常常超出经济承受能力背负沉重的房贷、子女高额课外辅导费等压力，身心时常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心底的焦躁、委屈、绝望很可能在某一个时空点上瞬时爆发，表现出不能自控的动手打人杀人等行为。
从城市管理层面来看，缪青认为，很多城市公共场所秩序仍旧依靠外力维持，靠标语强调，靠城管、联防等对市民进行监督乃至罚款，遇到纷争常出现你输我赢甚至你死我活的过激抗争，这在城管执法人员与游商浮贩间尤其多见，易出现商贩为点小事对抗的事件。

对症下药方能化解纠纷

如何根治“一言不合动手杀人”？专家们对症下药，开出药方：

在个人素质方面，于阜民认为：公共道德是一种价值观，中国有“君子动口不动手”谚语，提倡以理服人而反对举止粗鲁，更鄙视“用拳头说话”。中国古代有“韩信胯下受辱”的故事，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兵法，有“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俗语，公平和效益都是价值，如不能兼得何不取其一而为之？面对毫不讲理、暴躁如雷的人，积极退缩、让他三分又何妨？这谈不上积极或者消极，只要能消除当时的矛盾保住自身的安全和性命，都是理性的。实在要追究是与非，过了当时的激烈冲突，再付诸法律也未尝不可。

“双方出现摩擦时一定保持冷静，切莫在对方伤口上撒盐。”面对人性弱点，缪青支招。
王婉君则告诫那些身扛债务盲目攀比的焦虑族：知足者常乐。对财富的追逐是无止境的，要根据自身实际量力而行，切莫盲目攀比。不然，由量变到质变，焦虑过头会让人做出不理智的举动。

关于城市管理，缪青举例，某地一个人工湖的旧指示牌上赫然写着“严禁下湖”红字，而新的指示牌标识“抓鱼捕鱼、抛物于湖意味着向生态开战，你的家园将黯然泪下”。很显然，新的指示牌流淌出一种以人为本的轻松氛围。他认为，城市和社区生活已经进入参与式治理的时代，各地政府一定要为辖区居民营造一种轻松的公共生活氛围，加强对居民参与平台的建设和参与质量的培训，真正认识到这是增强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手段，是增强城市和谐指数、减少居民和居民冲突的重要前提。
“如果各地把‘化解纠纷’等所谓小事看作‘平凡中的伟大’，把对化解纠纷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奖励形成长效机制，将会大大提升整个社会的淡定、儒雅、绅士风气，‘一言不合动手杀人’将会渐成笑谈。”缪青建议。

谢选骏指出：所谓攀附心理，就是一个社会罪恶的指数压力。“一句话引来杀身之祸”现象何以频发？专家认为法律意识淡薄性格偏执是主因。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社会已经恶贯满盈的体现。

谢选骏：淫乱的佛教“啊ME TOO佛”

《法师露骨短信 网友直呼“啊ME TOO佛”》（2018-08-02  综合新闻）报道：　　

一封长达95页的举报信让北京龙泉寺陷入舆论漩涡，对此，当事人现身进行回应。

北京时间8月1日，实名认证为北京龙泉寺方丈的学诚法师在个人微博发布声明，以回应所谓的龙泉寺涉性丑闻。声明中，学诚法师表示，有关举报信是由原龙泉寺释贤启、释贤佳两位僧人收集、伪造，两人歪曲事实并散布不实举报材料，构陷佛教大德，误导大众。

学诚法师，目前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莆田广化寺、扶风法门寺、北京龙泉寺方丈。

而根据网络消息，举报信作者分别为释贤佳和释贤启。其中，释贤佳曾任学诚的侍者（秘书）、北京龙泉寺都监等，负责寺里戒律作法事务。

释贤启，曾任北京龙泉寺执事、监院、都监等职。现任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普济寺住持。

在长达95页的举报信中，则出现有学诚法师与女弟子暧昧聊天记录等。另外，还提及学诚法师诸多不法行为，包括性侵多位出家女弟子、利用多种手段精神控制女弟子、“男女双修”等。

一份95页的类似博士论文的举报材料迅速火爆网络，之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失的无影无踪，不过，北京龙泉寺和学诚法师却被大家深深的记住。

北京时间8月1日，北京龙泉寺方丈（住持）学诚法师被实名举报性侵多位出家女弟子。利用多种手段精神控制女弟子、“男女双修”等。

举报的两人在北京龙泉寺打理事务超过10年。她们因不满北京龙泉寺住持释学诚骚扰、性侵多名寺内出家女弟子等“不法行为”，联手撰写了长达95页的“论文级”检举文件。

举报文件中，包括学诚与女弟子的微信聊天截图和短信聊天记录等。其中涉及学诚法师给女弟子发性骚扰短信，并对女弟子实施精神控制。

部分内容如下（版本不一）

释学诚：愿意完全依师吗

比丘尼甲：愿意

释学诚：抚摸你脸

比丘尼甲：好吧

释学诚：愿意吗

比丘尼甲：愿意

释学诚：为什么

比丘尼甲：因为如果不愿意您就不理弟子了

释学诚：抚摸你乳房

释学诚：直接回答

比丘尼甲：如果是真的，没法愿意

释学诚：完全依师

比丘尼甲：现在的感觉很痛苦

释学诚：离师无法

比丘尼甲：那为什么您跟弟子在其它地方看到的，那么不一样

比丘尼甲：不能想象是同一个人

释学诚：那随你了

比丘尼甲：不要啊，师傅

释学诚：身心依师吗

比丘尼甲：依师

释学诚：抚摸你乳房

释学诚：即回答

释学诚：好了，清空吧

文件中还透露，学诚法师会不断的给女弟子发短信询问“抚摸你手，抚摸你脸，抚摸你乳房”等问题，只要回答不愿意，他就会说不理他们，然后继续追问，直到女弟子同意为止。

释学诚：你最喜欢我什么部位

比丘尼乙：都喜欢

释学诚：KJ（淫秽话语）喜欢吗

比丘尼乙：喜欢

释学诚：此时此刻什么感觉

比丘尼乙：完全无底线

释学诚：什么看我

比丘尼乙：虽然弟子理解不了，这样就可以让自己得到突破或者怎样，但是弟子相信师父

释学诚：愿意做吗

比丘尼乙：愿意

释学诚：喜欢吗

比丘尼乙：喜欢

释学诚：收发信息清空

不仅如此，文件中还指出，学诚法师会让女弟子想象和他做爱的过程，并以文字版的形式发给他。

释学诚：来，发八百字ZA（淫秽话语）的过程

比丘尼丙：好的

比丘尼丙：师父，弟子挺喜欢抱住您，然后亲吻您。弟子能感到师父呼吸渐渐变得急促，大手从衣领探进弟子的胸膛，触碰到弟子的乳房，用手覆盖着它，开始揉捏起来。师父凝视着弟子，眼光深邃难懂，弟子在一阵眩晕中似乎能看到师父严重幽微闪动的火焰。师父就那样深深，深深的看着弟子。弟子试图抱住师父的头，想够着师父的嘴唇，似乎其他的一切都毫不重要，整个世界只有师父和弟子，我们最隐秘的部位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释学诚：什么感觉

比丘尼丙：开始有点浮躁，难编。后来似乎有点吸引的感觉，但是没法很深入，最后反而变成一种静静的爱与深情

释学诚：XTCS（淫秽话语）了吗

比丘尼丙：似乎有一点，不明显

释学诚：你看看是不是身体很诚实啊，起心动念都会反应出来

比丘尼丙：SL（淫秽话语），师父

举报事件发酵当晚，龙泉寺官方发布声明称，原龙泉寺释贤启（俗名杜啟新）、释贤佳（俗名刘新佳），收集伪造素材，歪曲事实并散布不实举报材料，构陷佛教大德，误导大众。

谢选骏指出：其实，“法师露骨短信”、“啊ME TOO佛”，才是佛教的本质，如何会是“构陷佛教，误导大众”呢？因为，佛教本来就有淫乱的欢喜佛（梵文 Nandike?vara 欢喜自在主）——此物又称双身佛（藏文 Yab-Yum 父母）、本尊双运、阴阳和合、男女双修、父母佛相（父母相），或音译为“难提计湿婆罗”，是“男女面对面欢喜的佛像”。虽说欢喜佛唯有藏传佛教（喇嘛教）寺庙中才有供奉，但与释迦牟尼的结婚生子，其实一脉相传。欢喜佛——一尊双体，面对面抱在一起合二为一，即明王和明妃。欢喜佛中的明王站立或结跏趺坐，明妃经常手持法器或环抱男颈，单腿或双腿环绕到明王腰后，呈面对面交欢姿态。藏传佛教格鲁派崇奉的密集金刚（Guhyasamāja）、胜乐金刚（Cakravamsara）和大威德金刚（Yanmāntaka）时常以“双身佛”的形态出现。不进西藏如此，日本和尚也可以效法释迦牟尼结婚生子，而且用小和尚继承寺庙的生意。日本人的兽性十足，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佛教僧侣是禁止性行为的，故以世俗眼光来看欢喜佛（欢喜法）的教义，就是一种淫乱的鼓励。11世纪，印度的阿底峡大师到达西藏之后，便开始反对僧侣与信女性交，认为“出家众应严守梵行，若修欢喜法，将使佛法断绝，一般行者不应修行欢喜法”。到了14世纪，黄教的宗喀巴祖师（达赖与班禅的老师）开宗立派时，直接严禁僧侣修行欢喜法，“欢喜佛”仅成为一种供奉的佛像。即使是在家众要修行双身法， 也要有相当的基础，达赖喇嘛曾如此比喻过：“如果一个人盯着一棵果树看，把上面的果子看到掉下来，还不够，能把地上的果子再给看回树上去，有这种定力，才可以修行双身法。”
但是时至今日，尚有佛教团体，以“欢喜佛”的名义诱奸女性信徒。

网文《藏传佛教》报道：

藏传佛教也称怛特罗教，怛特罗（tantra，意为真言）的词根tan的原义就是生殖、繁衍。它继承了印度教中飒刻昙系（或称
性力派、纵乐派）的思想和实践。

佛典《四部毗那夜迦法》中有一个故事，大自在天之长子象头神，象头人身，性情不和顺，不遵从佛法。观音菩萨为了降伏其心，变出了一个“毗那夜达女”去找他，他一见此美女，欲心炽盛，欲与其欢爱，该女拒绝说：“汝若实欲触我身者，可随我教，即如我至尽未来世，能为护法不？”他回答说：“我依缘今值汝等，从今以后，随汝等语，守护法。”于是该女含笑接受他的拥抱，与其性交，得其欢心，从而把他调教到佛法中来，因此“皆大欢喜”。

在藏传佛教中，彼岸的超验智慧“般若”代表女性的创造活力，另一种修炼方式“方便”代表男性的创造活力，分别以女阴的变形莲花和男根的变形金刚杵为象征，通过想像的阴阳交媾和真实的男女交欢的瑜珈方式，亲证“般若”与“方便”融为一体的极乐而涅盘的境界。这就是“欢喜佛”的宗教寓意。

欢喜佛供奉在西藏五大教派是一种修炼的“调心工具”和培植佛性的“机缘”。宗喀巴大师说：“调心要令信所缘”，对欢喜佛“观形鉴视”，渐渐习以为常，多见少怪，欲念之心自然消除。但宗喀巴是反对僧侣从事淫行的，所以严禁“欢喜佛法”。

明王那凶恶的面目不仅是用来吓退外界妖魔，更主要的是可以用来对付自身内孽障。而与这看似残暴的明王合为一体的妩媚多姿的明妃，是明王修行时必不可少的伙伴。她在修行中的作用以佛经上的话来说，叫做“先以欲勾之，后令入佛智”，她以爱欲供奉那些残暴的神魔，使之受到感化，然后再把他们引到佛的境界中来。与佛教其他派别所主张的非存在（“无”）不同，西藏五大喇嘛教肯定现实世界是存在的（“有”）。在肯定万物的基础上，藏传佛教认为阴阳两性的结合是宇宙万物产生的原因，也是宗教最后的解脱。“欢喜佛”正是这种理论观念的图解。

密集金刚，是藏传佛教里格鲁派崇奉的五大本尊之一，又称密聚金刚，梵文Guhyasamāja，音译“古和雅萨玛札”，藏语称“桑克”。按照无上密理论，此生证得密集五次第中的幻身，可保证即身成佛。

密集金刚的形象为双身。主尊身为蓝色，象征佛法最高谛理。有三个头，颜色各异，蓝色居中，左边红色，右边白色，代表两种功德：慈悲和息灾降魔。每面有三眼，头顶有双金刚，与胜乐金刚相同。头冠由五片花瓣组成，象征五佛或五菩萨。有六只手臂，各持法器，上方右手持法轮，象征佛法不衰，法轮常转，上方左手拿宝珠，象征成就；中间右手持金刚杵，中间左手持金刚铃，象征方法与智慧双成；下方右手拿匕首，象征割断一切无明，下方右手执莲花，象征智慧（本性）清净。两腿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他拥抱的是明妃，又称“金刚母”，也是三头六臂，冠戴、配饰、持物、乃至一切细微处与主尊一样。

胜乐金刚，也是藏密无上瑜伽修法中尊奉的五大本尊之一。又称上乐金刚，梵文名 Cakravamsara，藏文名为“登巧”，蒙古文称“德穆钦格”。

胜乐属于母续法，据藏传佛教的讲法，最初释迦佛将此法系所有灌顶、密续以及修持引导、口诀传授给了金刚手菩萨。此尊呈站立姿势，身下有莲花座，象征出离尘世。莲花上为太阳，象征佛光普照，遍知一切。有四个头，前方中间者为蓝色，左面白色，右面红色，后面黄色，相应代表增益、息灾、敬爱、降伏四种功德。每块面上有三只眼，代表观照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戴五人头骨冠，表示无常和勇武。头上有半月，代表人的幸福。头顶有双金刚，代表方法与智慧双成。腰围虎皮，象征勇猛和无畏。颈上挂五十块人骨串成的念珠，代表佛教全部经典。有十二只手，象征克服十二缘起的方法。主臂左手持金刚铃，右手持金刚杵，两手同时抱明妃。其余各手伸向两侧，手中持斧、月形刀、三股戟、骷髅杖(天杖)、金刚索、金刚钩、人头等物。有两条腿：左腿曲，足下踏著时间符号女。此女仰面躺着，有四手臂，手中皆持法器。右腿伸，足下踏著大自在天 (Mahadeva) 神。该神匍匐在地，也是四手，各持法器。

他的明妃叫“金刚亥母”，梵文 Vajravarahi，一面二臂，面呈红色，表现出热烈爱慕之情。有三只眼，戴骷髅冠。两手皆持法器，右手执月形刀，左手执首爵，爵内盛血，献与本尊。她的左腿伸与主尊右腿并齐，右腿则盘在主尊腰间。

满清鞑子秽乱中国，北京雍和宫密宗殿供奉欢喜佛，有九头、十八双手、十八双脚，生殖器长达一尺多，汉名叫“大威德金刚”或“大威德明王”，藏名叫“吉杰多吉”。大威德金刚在佛教中代表的含义原为光明。此佛像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藏传佛教认为双身佛是同一佛身两个方面的体现：智慧与方便为成就佛法身和色身不共的因，在显教中以修持慈悲、菩提心、布施度等五度方便法门去成办佛色身之因，以观修四圣谛、诸法无我等智慧法门去圆满佛法身之因。在密法中则依自心最细微的心风去成办佛的法色二身，通过观修令最细微之风自生成佛父，从佛父心间生出最细微之心所成之佛母，由佛父佛母行双运，引生相续内的空乐无二慧，依此去证得佛的法色二身，为令表征以修持智慧方便双运，空乐无二法证得佛的法色无二身，故显双身佛相。有人认为双身佛仅仅是一种象征，认为双身佛男女相抱是代表人心灵中两种性质的统一。

蒙古鞑子元世祖忽必烈大力提倡佛教密宗，欢喜佛普遍地供奉于许多喇嘛寺庙。明代大善殿内有一尊欢喜佛像，有的作男女相抱交媾，有的裸女坐男身，千姿百态，到了明思宗朱由检才把这些佛像扫地出门。清朝年间，“雨花阁及慈宁宫花园宝相楼、养心殿、养性殿佛堂中皆曾供有欢喜佛”，满鞑子皇帝借此与禽兽妃嫔交欢，增加行房乐趣。

谢选骏指出：虽然藏蒙满等族人的萨满教传统对于佛教的淫乱推了波、助了澜，但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本人荒淫无耻的王子生活，也是佛教淫乱的一大来源。

谢选骏：蒙面歹徒必须退出社会生活

《丹麦禁止蒙面 七张图看懂穆斯林妇女头巾》（2018年8月2日转载BBC）报道：

8月1日起，丹麦禁止妇女在公众场所蒙面，违规者处以罚款。

初次犯规可能面临大约135欧元的罚款，“屡教不改”第四次被抓住，罚款额可能会提高到1350欧元。

丹麦司法大臣保尔森说，“我们必须能够看到彼此的面部表情，这是丹麦的价值观之一。”

禁令生效后，丹麦一些穆斯林活动人士走上街头抗议。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和第二大城市奥胡斯，逾千人聚集在街头，她们身穿传统伊斯兰罩袍、头蒙面纱，表达对丹麦政府的不满。活动人士说，丹麦政府破坏了女人的着装自由。

穆斯林占丹麦人口的大约5%。

欧洲其他国家动态：

奥地利：2017年10月开始在公众场所禁止穿戴全部遮住面部的头巾、罩袍。法律规定，从发际线到下巴的面部必须露在外面，禁止穿戴布卡、尼卡伯一类的穆斯林头巾、罩袍。但奥地利同时也禁止在公众场所使用其他遮盖面部的服饰，比如医用口罩、化妆成小丑。

德国：德国没有全国性法律禁止蒙面，但是一些省份已经禁止教师、公务员戴头巾。2016年12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在法律准许的情况下，德国应该禁止女性将面部全部遮住。同年8月，法国内政部长提议在公共建筑内禁止布卡。

法国：2011年4月11日，法国成为第一个禁止在公众场所蒙面的欧洲国家。不论是法国妇女还是外国妇女，走出家门一定不能只露眼睛，否则会被罚款。

比利时：2011年7月，蒙面禁令生效。法律规定，在公园、大街等类地方不能穿戴可以遮掩身份的服饰。

荷兰：议会上院正在考虑类似禁令。2016年11月，议员投票支持禁止在公共场所蒙面，其中包括布卡、尼卡伯，但也包括其他遮盖面孔的服饰，比如滑雪面罩、头盔。

英国：没有禁令。不过，2016年8月民调机构YouGov调查发现，57%的英国人支持禁止蒙面。

布卡、尼卡伯、喜佳伯世界各地穆斯林妇女的头巾、罩袍都有哪些呢？

喜佳伯：喜佳伯也泛指遮盖，但通常用来指穆斯林妇女的头巾。喜佳伯头巾有各种款式、颜色，在世界各地都比较普遍。在西方，穆斯林妇女最多使用的喜佳伯一般只遮盖头发、耳朵、颈部，但是面部裸露。

尼卡伯：尼卡伯是面纱，几乎盖住全部脸部，只留下眼睛。但是，也可以再加上单独的蒙眼面纱。尼卡伯和配套头巾同时戴，也常常与黑色长罩袍一起穿，在北非、中东地区较为常见。

布卡：布卡是包裹最严的罩袍，是蒙面、蒙身的一件套，从头到脚，通常只在眼睛部位留有网格样的窗口。布卡常见于阿富汗、巴基斯坦。

阿米拉：阿米拉分两部分，里面是一顶裹紧头部的小帽子，通常是棉制或者混纺，外面是筒状围巾。阿米拉露出面部，过肩，覆盖部分前胸。颜色、款式比较随意，多见于阿拉伯海湾国家。

莎伊拉：莎伊拉是长方形围巾，裹在头上，落在肩部围好或者夹好。莎伊拉颜色、佩戴都比较随意，可以露出一部分头发、颈部，多见于海外国家。

喜玛尔：喜玛尔像斗篷一样，长及腰部，完全遮盖住头发、颈部、肩部，但是面部裸露。在传统的中国穆斯林地区，很多妇女穿戴喜玛尔。

卡多尔：卡多尔是盖住全身的罩袍，面部裸露，通常下面还要再戴上小头巾。卡多尔在伊朗比较多见。

谢选骏指出：“蒙面歹徒”一词的流行表明，蒙面与歹徒，有所相关。为何蒙面？不是担心别人对她不利，就是她想对别人不利；除非是在不利于人类生存的阿拉伯沙漠的烤灸之下。蒙面罩袍可以隐蔽恐怖分子，利于男扮女装的歹徒伺机作案。所以，蒙面的人必须退出社会生活。

然而，伊斯兰教出于遮蔽羞体的要求，妇女是否配带头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穆斯林世界和社区中，通常对成年女性穆斯林服饰有所要求。羞体的范围定义虽有争议，但通常除面部、手部外，要求遮盖身体所有部分。女性穆斯林会穿戴俗称希贾布?????（hijab）、正称是?????（khimar）的头巾。更一进步的遮盖，是全身遮盖（波卡），眼部亦不会露出。在中国的穆斯林民族中，亦是如此。头巾如果缝制成固定的形状，又可称为盖头。东乡族妇女的盖头分黑、绿、白三种颜色。女孩从七八岁开始戴绿色盖头，婚后戴黑色盖头，老年妇女则戴白色盖头。

在伊斯兰国家或其它国家，对女性是否佩戴头巾有不同的规定和限制。伊朗根据法律要求女性在公共场所将头发用头巾包裹。国外来访的非穆斯林女客，也不例外。有些国家则相反，土耳其法律规定，妇女不得戴着头巾进入学校或其他公共建筑。

2004年9月2日，法国政府有关禁止学生在公立学校佩戴具有明显宗教标志饰物（穆斯林头巾、犹太人礼帽以及基督教十字架等）的法令正式生效。有5名穆斯林女学生因坚持佩戴头巾而被公立学校开除。

各地女穆斯林配带头巾的方式略有不同。有些地区可露出部分头发、耳朵或颈部，又或者头巾较为透明，更为保守的地区，头巾则完全不透明，仅露出面部或眼部。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土耳其可以禁止头巾却不受非议，而欧洲国家却会因此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欧洲国家病了，他们背叛了基督教，所以，这些欧洲病夫即使结为欧盟，也还不如东方病夫土耳其了。

《掀起你的头盖来——头巾与穆斯林》（2014/10/14日肥猫大王）报道：

美国有苹果，中国有熊猫，如果说穆斯林世界有什么比较出名的文化符号，除了血淋淋的人肉炸弹之外，那身从头至尾黑到底的装束估计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了。在很多人的眼里，这身基本上只露出两个眼睛的头巾，是伊斯兰教压迫妇女的最有力的证据。在现今这个高度符号化的世界里，再没有比头巾更能代表大众眼中伊斯兰教的愚昧和反动了。我们很多人都幻想着这样一幅画面：美丽动人的阿拉伯美女在封建保守的头巾下哭泣，等待着现代骑士的拯救，掀起她们的头盖，给她们带来自由幸福的生活。

可是，我们真的了解这些所谓的压迫和落后标志吗？事情也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头巾，真的是从头包到脚吗？真的是穆斯林女人的唯一装束吗？

首先声明，头巾并不能完整涵盖传统穆斯林女人的装束，但由于阿拉伯语对这类服饰有很多种称谓，为了避免理解混乱，本文暂且用头巾一词来统称它们，当谈及具体的种类时，将用拉丁语字母转写的阿拉伯语来指代。

在穆斯林世界，头巾可以粗分为四大种：分别是Burka，Niqab，Chador和Hijab，其区分标志是看头巾遮住头部脸部以及身体的多少。在Hijab的种类下，还可以细分Al-Amira，shayla和khimar等不同的款式和设计，它们既可以被视为Hijab的变形，也可以视为独立的款式，而且不同的穆斯林国家，对头巾的称谓也不尽相同。由于篇幅问题，此处不再详述。

第一种叫Burka，中文译作罩袍，恐怕是最“臭名昭著”的了。Burka之下，妇女从头到脚就被包裹地严严实实，只能透过眼前一小块网纱看到外面的世界，实际上，还有一种将是单独的纱巾盖在头上，类似于中国传统的新娘头盖，不过那是半透明的。

第二种叫Niqab，比起Burka来，Niqab将女性的眼睛暴露在外，但其他部位仍然裹的很严实，有的女人还会戴上手套。

第三种叫Chador，跟我们常用的披风很相近，常见于伊朗地区，Chador基本上可以包裹住除脸部以外的所有身体部位，但不同的女人也会有不同的披法，有的将Chador紧紧地遮住脖颈，有的则露出脖子。

第四种叫Hijab，并不能从头包到脚，只是包头而已。不仅将脸部完全暴露，还可以暴露出一小部分头发。

除了Burka，Niqab，和Chador之外，其余的头巾只负责头部，衣服是可以自己选择，当然，要符合教规，不能穿短袖，不能穿裙子，所以只能穿裤子，而且上衣要盖过臀部。

具体到实际生活中，规矩并不总是这么严谨。尤其对Hijab，穆斯林女性还是有一定自主空间的。笔者就在伊朗看见很多女生的头巾只是轻轻地搭在头上，半个头的头发都露在了外面，跟没戴差不多。而且有的女生为了图方便，将外套绑在腰间，既美观，又解决了上衣遮不住臀部的问题。

照片中伊朗女孩的头巾基本上只遮住了半个头，按照穆斯林保守的观点，这已经跟没戴差不多，这种半拉子戴法在德黑兰街头很常见。

即使是头巾，也并不是清一色的黑色，相反，更多的是五花八门的各种彩色。当然，还有完全不戴的。比方说基督徒比较多的或比较西化的叙利亚、土耳其、约旦与黎巴嫩。

即使是穿戴Burka和Niqab，也不意味着她们完全与时尚绝缘，在发达的穆斯林国家，如阿联酋，你通常只能看见黑色的袍子，却看不见黑色下面的各种名牌服装。一个从头包到脚的女子，里面穿的是黑丝或维秘也说不定哟。

头巾，真的是伊斯兰的发明吗？真的一直是落后的象征吗？

也许我们会说，戴头巾一定是《古兰经》里的规矩，可惜《古兰经》里并没有直接提到头巾，在最常引用的关于女性衣着的《古兰经》第24章31节是这样说的：“你对信女们说，叫她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饰，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们用Khimār遮住胸膛，末露出首饰，除非对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父亲，或她们的丈夫的父亲，或她们的儿子，或她们的丈夫的儿子，或她们的兄弟，或她们弟兄的儿子，或她们姐妹的儿子，或她们的女仆，或她们的奴婢，或无性欲的男仆，或不懂妇女之事的儿童； 叫她们不要用力踏足，使人得知她们所隐藏的首饰。信士们啊！你们应全体向真主悔罪，以便你们成功。”

文中的Khimār，在老穆的时代，主要是指一种遮挡物，而并不是专门指现在那种严实的头巾或面纱，而且，文中并未提到女人必须拿Khimār遮面，而是只需要遮住胸膛，不要露出首饰罢了，这并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在基督教的《新约》当中，也有类似的片段，相关的内容见于《彼得前书》第三章3-4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妆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妆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在衣着方面，《古兰经》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样苛刻，倒是有些语焉不详。而很多学者认为，正是这种宽松的规定，反而让后世的当权者有了曲解的空间，为了维护父权或宗教权威，将黑色的头巾，长袍之类的衣着强加给了穆斯林妇女。

那么，头巾真的是伊斯兰教的发明吗？实际上，头巾一直都是近东和中东的传统服饰，其历史远远长于伊斯兰教。早在亚述时代，亚述贵族就有遮面的传统，目的是为何那些不遮面的女奴区别开来。为了强化这种区别，帝国政府甚至颁布了法律：“如果男人的妻女走上街头，她们就必须带上面纱。妓女则不能戴面纱。女仆也不能戴面纱。如有妓女或女仆佩戴面纱，需将她们逮捕，处以50（杖？）刑，并倾倒沥青与其头上”。（亚述法典第一章第40条，参见http://www.world-mysteries.com/awr_laws3.htm）而继承亚述帝国的波斯，也秉承了戴面纱的习俗。在拜占庭帝国，尽管学者们一直在争论面纱是否为主流打扮，但大都认同面纱的存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随着伊斯兰教的国际化，它和之前的基督教一样，也不可避免地本地化，尤其是被征服的波斯萨珊帝国一直以来都是中东的文化中心，其绚烂的文化很容易被落后的阿拉伯人接受并吸收，作为文化一部分的面纱也就自然被拿来，被改造成如今繁多的头巾和罩袍 。既然早已有之，想必当年流行起来也并不困难，况且，在沙漠地区的阿拉伯女人，每天确实要面对风沙肆虐的客观环境，这个时候，面纱和头巾的存在确实能给她们带来一些实在的好处。

头巾跟缠足一样，都是在近代社会被政治化的，而在古代，头巾或面纱除了有遮挡风沙的实用之外，更具有一种宗教色彩，在伊斯兰的绘画艺术当中，先知默罕默德是不能画脸的，画家通常的做法就是画个脸蛋，然后打上光，或者蒙上面纱。除了“先知”，很多伊斯兰教的“圣人”，比方说什叶派崇拜的阿里，有的时候也是个无脸圣人的形象。面纱，也就成了分割人性和神性的界线。

在阿拉伯帝国的昌盛时期，头巾这个符号反而是时尚的象征，中国隋唐时期的幕离就来自西域的胡装，而在西班牙的穆斯林时代，当时的基督徒就从穆斯林邻居那里学来了头巾，并将其改造成了一种叫Mantilla 的头纱，今天，Mantilla成为了西班牙的国民服装，妇女们在正式场合，包括去教堂礼拜，都喜欢穿戴Mantilla，以表示庄重和典雅，而基督教也鼓励女教徒在礼拜或其他宗教场合戴头纱。另外，在婚纱界，Mantilla头纱也是很多新娘子的标配，也许你还不知道，那些“高大上”的美丽婚纱，很有可能跟那些“丑低俗”的穆斯林头巾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吧。

肯尼迪总统夫人和教皇的合影，作为天主教徒，她拜谒教皇时佩戴的头巾正是如今，Mantilla Veil已经成了很多婚纱的标配！

穆斯林世界真的都强行女人穿上头巾吗？

塔利班和ISIS这类奇葩的组织也许是这样，在他们眼中，Hijab这样的装饰也是离经叛道的，估计只有Burka才能符合他们的要求。但在历史上，阿拉伯国家并非没有做过摘去头巾的尝试。

头巾是伴随着阿拉伯世界的近代化而逐渐上升到了政治层面的。自从拿破仑远征埃及开始，穆斯林世界就被拖入了近代化历程中，显然，在见识到西方船坚利炮，科技发达，文化繁荣的现实后，曾经先进的阿拉伯文明俨然已经变成了落后的代名词，而头巾也就自然成了落后的象征。

阿拉伯世界并非没有反思，从西方殖民时期直到土耳其世俗化，甚至到伊朗王国时期的白色革命，无一不把摘掉头巾当做甩开过去，面向未来的必然途径。在英治埃及时期，社会改革家阿敏就曾经发表过《妇女解放》一书，书中大力疾呼妇女的全面解放，而解放的第一步，正是要掀开头盖，以面示人。同样，为了斩断过去的牵绊，土耳其国父凯木尔废除了伊斯兰教法法庭，甚至冒着“亡文灭种”的骂名，硬是废除了阿拉伯字母表，改用拉丁字母表书写土耳其语。而强制妇女除去头巾，也是他世俗化的一个重点项目。凯木尔坚信，一旦妇女有朝一日重新披上头巾，那么就意味着世俗化和现代化的失败。同样作为世俗统治者的伊朗末代国王巴列维，也强制性地在全国范围内命令妇女除去头巾。

即使在今日伊斯兰保守势力上升的穆斯林社会。头巾也并不是处处受到欢迎和追捧。尤其是罩住全身的Burka和Niqab，会经常成为争论的焦点。2009年，埃及的顶级伊斯兰学府al-Azhar将Niqab逐出了校园，理由就是《古兰经》中并没有说明女性必须要穿得只露两个眼睛。同样的举措在叙利亚也出现过，2010年，政府将1200名不愿脱下Niqab的教师调离教职。

作为争论中心的主角，穆斯林女性又是如何看待头巾的呢？英国的《每日邮报》对女穆斯林做了一个名为“你认为何为得体的衣着”的调查，结果却出人意料：

在受访的七个穆斯林国家中，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比较中庸的Hijab作为最得体的衣装，而根本不待见Burka和Niqab。沙特阿拉伯这类规矩多多的国度，Burka的支持率也只有11%。可见，穆斯林女人并不喜欢把自己捆得严严实实。在世俗化很高的土耳其和黎巴嫩，“无头巾”的选项得到了很高的支持，表明穆斯林世界远非某些人想象地铁板一块。

头巾，身份的符号，还是压迫的象征？

如果我们简单地用文明VS野蛮的眼光来看头巾问题，我们会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毕竟现在西方有大量的穆斯林，他们成长在自由民主的环境中，却有很多又披上了头巾，仅仅用家族或宗教的压力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回潮。几年前的法国禁止穆斯林在学校佩戴头巾一事，就将这个矛盾暴露在公众面前。一方面，女权人士认为Hijab和Burka是压制女性人权。如果不明令禁止，法国的女穆斯林不会主动脱下，一个伊斯兰出身的女性自愿穿上也罢，因为家庭等缘故而被迫穿上也罢，都是一种被压迫的表现。这一论断确实有道理，但却有很多女穆斯林站出来反对，说道：我自愿戴上，这是我的自由，难道我没有权利选择我的衣着方式吗？如果你们强迫我脱下头巾，那和那些强迫我穿上的人有什么区别？倒是你们穿得捎首弄姿，除了满足男人的窥探欲外，还有什么好处吗？

这一反问确实点出了反头巾运动的一个尴尬之处，暴露了不同文化对同一事物的理解差异。在欧洲，很多穆斯林开始将头巾视为一种自我象征的符号，是一种争取自己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信仰权利的手段，尤其是伊斯兰保守势力与欧美世俗矛盾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普通穆斯林女性也愿意用这种衣着表达对自己信仰的认同。在“911”事件后，很多妇女甚至刻意带上头巾，以彰显信仰伊斯兰教的自豪心情。在电影《巴黎，我爱你》中，穆斯林姑娘扎卡告诉法国男孩：“当我头戴围巾时，我就觉得自己拥有信念，拥有身份认同，这种感觉很好，那同样也是美丽的。没有人强迫我，是我自己的选择……”。这句台词显然是在抒发欧洲穆斯林的一种集体情绪，凭什么我穿的衣服就一定要和你一样？难道裸露就是自由，遮盖就是压迫吗？

是戴是脱，这是我的自由

很多出身在知识分子家庭，有着良好西方教育的穆斯林女子，也有在有意识地穿戴Hijab。相对于明显夸张的Burka和Niqab，Hijab既可以表明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又有美丽大方的一面，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平衡。伊朗女演员蕾拉?哈塔米（她的《一次离别》2011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就是其中的代表。她出身演艺世家，从小在瑞士接受教育，会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如果你去看她在西方出席各大影视节的照片，都会看见她穿戴各种Hijab（当然也有纯粹的西式头巾，但无一例外是包头了的），却一点也不突兀，反而为现场带来一丝别样的风采。

同样是在伊朗，今年网络上，一名流亡英国的伊朗记者马希赫于5月3日在脸谱网上发布的，短短10天之内，这个网页就吸引了超过14万的点击率。这个名为“我的秘密自由”活动获得了许多伊朗女性的支持，她们纷纷在网页上发布了自己在海滩、公园、村庄等户外公共场所摘掉头巾的照片。

法国女人戴上头巾和伊朗女人摘掉头巾，不过是一个银币的两面，在崇尚自由和个性的年代，难道一个女人夏天穿短裙就是自由，而裹上头巾就是愚昧吗？头巾已经被高度的政治化，我们却忽视掉了每个头肩背后的个性，忽视了不同个体的不同需求。真正的自由，难道不是“不同意你说的话，却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吗？”

对抗不消，头巾难摘

在《威尼斯商人》中，犹太人夏洛克的一段愤慨之言似乎可以反应当今很多普通穆斯林面对世界非难的内心：“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 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 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 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

如今的很多人，却恰恰变成了《威尼斯商人》中那些自恃清高的基督徒，喜欢将穆斯林社会视为洪水猛兽，一概贬之否之。甚至宁愿相信那些编造的阴谋论和道听途说，不愿去好好了解这个拥有十三亿信徒的宗教，以及其背后上千年的文化沉淀。

而很多极端穆斯林的做法，的确让人不得不觉得他们另有所图。“9.11”事件之后，对于极端组织的反恐之战被描述成现代价值的生死之战，如果伊斯兰极端势力征服现代价值，那么我们的现代社会将会瓦解，而头巾正是镇压现代价值的标志。近年来欧洲本土穆斯林的骚乱，以及中东极端势力的兴风作浪，更是加深了世俗世界对伊斯兰的不信任感，认为穆斯林根本不会融入现代社会，反而是潜入现代社会的“特洛伊木马”。头巾也随之成了很多人心目中邪恶的象征。相比之下，又有多少人去在乎头巾下面的个人，在乎她的喜怒哀乐，家长里短呢？

这些耸人听闻的口号继续强化了穆斯林在整个世界的负面形象，掩盖了理性争论和对话的声音。

头巾的问题永远不在头巾本身。伴随着世俗和伊斯兰一次又一次的对抗，相信在未来几十年，伊斯兰与世俗之间的冲突仍有加剧的趋势，头巾也将被一次次地作为伊斯兰的图腾，被推上政治斗争的祭台。但如果双方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头巾之争，恐怕只是“穆斯林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又一个死结。

谢选骏指出：其实上面的争论都是多余的，死结之说也是夸大。按照“蒙面歹徒必须退出社会生活”的谢氏原则，所以喜欢蒙面的女人最好待在家里，不要上街——否则就是自相矛盾了。蒙面就像缠足，本来是为了活下去而采取的无奈之举，在具有安全保障的社会里并无必要。正如现代中国拥有了火器，可以抵抗游牧民族对于妇女资源的掠夺以后，就不须强迫妇女缠足自保了，因为，火器是天足的安全保障。至于那些自愿跟着洋人远走的女人，你就不要限制她的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