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文明衰落于人权扩张——汤因比兜售“文明解药”

《“德国的中国城市”：一带一路进入欧洲的大门》（2018年8月03日 转载BBC）报道： 

中国的“一带一路”基建规划把杜伊斯堡当作欧洲物流中枢，使那里成了世界最大的内陆港。

每周约30列来自中国的列车抵达杜伊斯堡(Duisburg)巨大的列车货物集散地，列车集装箱满载来自重庆，武汉和义乌的服装，玩具和高科技电子产品而来，满载德国造汽车，苏格兰威士忌，法国葡萄酒和米兰的纺织品而去。

杜伊斯堡是德国传统的鲁尔工业区重镇，位于莱茵河的鲁尔河交汇处，杜伊斯堡港也是欧洲最大的内陆港。上世纪末，杜伊斯堡传统的钢铁工业没落，大批工人失业。1980年代末克虏伯钢铁厂关闭在当地引发大规模工人抗议。

现在中国领导人倡导的跨越欧亚的“一带一路”宏伟规划突出了杜伊斯堡这个内陆港的重要性。在这里，货运列车直抵莱茵河畔，列车货物被装船，或者送进巨大的仓库（每个库房有足球场大小），或再由火车或卡车转运到希腊，西班牙或英国。

《卫报》在德国的记者奥尔特曼（Philip Oltermann）报道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基建规划把杜伊斯堡当作欧洲物流中枢，杜伊斯堡已经成了世界最大的内陆港。到达那里的列车80%来自中国，那里成了中国货物抵达欧洲的第一站。这些列车经过古代丝绸之路的北线，经过中国-哈萨克斯坦边界的霍尔果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抵达欧洲。

19世纪德国著名旅行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在1877年的著作使“丝绸之路”这个词广为流传。“丝绸之路”指从古代起连接中国，中亚和欧洲，横跨欧亚的商路。一个半世纪后，德国传统工业城市杜伊斯堡又开始积极拥抱新丝绸之路的概念。

杜伊斯堡社民党市长林克（S?ren Link）说，“我们是德国的中国城市。”多年来他治下的这个城市一直是个鲁尔地区工业面临长期结构性挑战的典型：1987年全世界都看到了杜伊斯堡工人抗议的照片，照片显示成千上万来自克虏伯钢铁厂的示威工人封堵了莱茵河上的一座大桥，抗议关闭工厂 。

据《卫报》报道，2018年，杜伊斯堡的失业率为12%，差不多是德国平均失业率的4倍，但至少没有了过去那种火爆抗议的图片。4年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杜伊斯堡逗留，在那里的欢迎仪式上，交响乐团演奏了传统的采矿歌曲。杜伊斯堡市长说，“很多迹象表明这个城市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我们欢迎中国把这里当做进入欧洲的门户，和欧洲走出去的跳板。”

不过《卫报》记者奥尔特曼说，返回到列车却成了杜伊斯堡的一个薄弱环节。从中国到欧洲的每两个满载的集装箱中，只有一个满载返回中国，那里的陆地港对返回的空集装箱的收费只有满载集装箱的1/5。

奥尔特曼说，西方对中国制造的用品的胃口有增无减，欧洲运往东方的一个主要产品是奶粉，原因是2008年中国发生的食品安全丑闻损害了消费者对中国国内品牌的信任。如果中国品牌重新赢得消费者信任，那么从杜伊斯堡运往东方的空集装箱只会进一步增多。

货物港的总裁埃里克·斯塔克（Erich Staake）说，“这个比例（满载集装箱和空集装箱）过去是4:1，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但仍然不平衡。” 斯塔克从前是一个电视频道的经理，他当仁不让地把成就归功于他们港口的创业精神。自从他1998年走马上任后，杜伊斯堡港的就业从19000增加到了50000。

货物港的总裁埃里克·斯塔克对《卫报》记者说，如汉堡等德国其它港口都像“房东”那样只管收租金，而杜伊斯堡则主动吸引新业务，对其物流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甚至还成立了自己的铁路公司。他们还建造了面积两万平方米的新仓库，中国铁路公司能够在新仓库中存放2000个集装箱。

斯塔克的雄心还不止这些。他说要确立杜伊斯堡在新丝绸之路上的永久性地位，让连接欧洲和中国的铁路运输发展超过其它的货运方式。

“从中国重庆到德国杜伊斯堡的铁路货运费用几乎是海上航运的两倍，但是铁路运输只需要12天，而海上航运却要45天。但是航空货运的费用至少是铁路运输的两倍，而且平均时间需要5天。如果我们能进一步把货物交付周期缩短到10天以内，那么就能释放更多潜力。”

《卫报》记者奥尔特曼说，杜伊斯堡当地的政客对该地16世纪制作地图的历史引以为豪，现代中国地图作者也受到他们的赞扬，因为在上海飞机场展示的一幅地图上，这些德国人注意到显示杜伊斯堡的字体比伦敦，巴黎或柏林都大。

德国的热情与猜疑

但是《卫报》记者说，在德国有人对杜伊斯堡的乐观表示怀疑。他们警告说，如果让德国西部有待恢复的工业过分依赖中国，就会让中国这个专权国家取得了对西欧更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最近有人发表文章说，“对杜伊斯堡有利的事情，未必对世界有利”。

《卫报》报道甚至认为，至少在现在，中国的软实力在欧洲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报道说，在过去8年当中，在杜伊斯堡居住的中国公民数量增加了一倍，从当初的568人增加到了一千多人。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现在是吸引来最多中国学生的德国大学，那里现在也有了孔子学院，中国学生大部分在学习工程和经济学专业。随着中国人增多，那里也开始有了相对正宗的亚洲快餐店，他们对老一辈外来移民带来的土耳其烧烤形成了竞争。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4年访问杜伊斯堡后，那里的中国商业机构增加了一倍，不过总数也只有90家。和新丝绸之路上的其它地方不同，杜伊斯堡港的经营权仍然掌握在德国人手中。

在杜伊斯堡港总裁斯塔克看来，自中国的运输时间仍然太长的原因主要是欧洲铁路公司的工会阻力，问题同亚洲的合作伙伴无关：列车从波兰-白俄罗斯边界上的布雷斯特到杜伊斯堡跨越1300公里的行程所需的平均时间为6天，而从重庆到白俄罗斯队1万公里的行程通常需要的时间却只有5天半。斯塔克说，“中国人和哈萨克人的列车每天行进数千公里，他们工作非常努力。真的很可笑。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弄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知道我们这边有多少火车司机工会，波兰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在杜伊斯堡的城市博物馆，参观者仍然能够听到罢工工人喊口号和欢呼声，那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钢铁厂关闭引发的工人抗议。在博物馆中用鲁尔谷地产地煤制成的一堵墙上暗藏一个启动录音的按钮。

在博物馆入口大厅里面对入口的一面墙上用该市外籍劳工所用的各种语言写着“欢迎”，有库尔德语，希腊语，波兰语等。但是《卫报》记者特别提到，现在上面还没有汉语写的“欢迎”。

最近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说，被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称为“百年大计”的一带一路规划在需要中国基建投资的国家中受到欢迎，但是在对中国心存畏惧的人看来，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旨在建立中国主导的新世界秩序。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欧洲的生产效率比较低下？我认为，这是因为人权扩张，福利增加，财政透支，文明就衰落了。总结起来，可以直接就说“文明衰落于人权扩张”。所谓人权扩张，就是庶民拿到了贵族的权利，穷人拿到了富人的权利。人权扩张的后果，相当于货币贬值。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看看什么是文明的兴起与衰落。

汤因比认为，文明的起源必须具备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他们是应战的先行者和领导者，然后大多数人加以模仿。缺少这个条件，文明也是不会出现的。文明生成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这个社会内“自决能力”的不断增长，而这正是由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所促成的。文明出现后并不一定都能发展起来，有些也可能陷人停滞状态，因此，文明生长还必须具备4个条件：第一，挑战和应战的不断循环往复。第二，挑战与应战的场所逐渐从外部转向内部。第三，社会内部自决能力(对内部挑战进行应战的能力)的增强。第四，少数杰出人物的退隐与复出。总之，少数人创造，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多数人模仿，使整个社会保持一致，这就是文明起源和生长的一般规律。那么文明的衰落呢？汤因比《历史研究》把文明衰弱的本质概括为三点：1、少数创造性群体，丧失了创造能力，2、大多数人不再进行相应的模仿，3、随后整个社会出现分裂。什么意思呢？创造始终只是少部分人的专利，大部分人只是在新的创造上进行模仿。

汤因比的眼光独到，但不够深刻。为什么呢？因他仅仅看到了文明的积极方面，没有看到文明消极方面。所谓积极方面就是创造方面，创造方面也可以叫做责任方面；消极方面就是消费方面，消费方面也可以叫做权利方面。

例如企业家总是少数，但即使做企业的人在其一生中也只有少数时候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这些时候，他才是有创造力的人。这是他的创造方面与义务方面。随后他赚到了钱，就开始独占和腐化，就不再是企业家，而成为寄生虫了。这是他的消费方面与权利方面。这个从积极方面到消极方面的过程，是他的创造行为的报偿和权利，也是他的人权——但是，他的这一发展过程却带来了变质，结果推动了社会的分化和成长的终止。
企业家的积极创造（责任）引起的仿效，产生了“产业革命”；企业家的消极消费（权力）引起的仿效，产生了“阶级斗争”——也就是说，企业家—资产阶级的人权，引起了雇员—无产阶级的仿效，通过革命，最终导致“人权扩张”。人权扩张则会导致权威解体和文明的衰落。所以说，文明衰落的原因既非“自杀”亦非“谋杀”，而是寿终正寝；虽然各个文明的寿限不一，但想长生不老，无异白日作梦。汤因比的谬误，来自于他的作伪——他企图欺骗西方人，向他们证明西方文明是可以长生不老的；以此兜售自己的“文明解药”。

网文《汤因比的历史哲学思想》（三马评论历史研究2013-11-04）报道：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开篇就尖锐地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文明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都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5个发展阶段。第二，文明和文明之间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或称“亲属关系”，就像几代人生命的延续，每一个文明或者是“母体”，或者是“子体”，或者既是母体又是子体。但这种文明之间的历史继承性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可比性。首先，从时间上看，文明社会最多只不过三代，历史进人文明阶段也不过刚刚超过6000年，而人类历史至少已有30万年。两者相比，文明的历史长度只占整个人类历史长度的2%，因此，在哲学意义上，所有文明社会都是同时代的；其次，从价值上看，如果与原始社会相比，所有文明社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如果同理想的标准相比，这些成就又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所有文明社会在哲学上又是等价的。从这些界定出发，汤因比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廷。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其中前6个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后15个是从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
汤因比认为，要揭示文明的起源，首先要了解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本质区别，这一本质区别就是模仿方向的不同。在原始社会，人们模仿的对象是已故的祖先，传统习惯占据统治地位，所以社会停滞不前。在文明社会，人们模仿的对象则是富有创造性的人物，传统习惯被打破，社会便处于不断的变化与生长之中。由此看来，文明起源的性质就是从静止状态到活动状态的过渡。这种过渡之所以能够实现，既不是由于种族，也不是由于地理，而是由于人类面对某种困难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对第一代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自然环境，对第二、三代的亲属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人为环境，也就是垂死文明的挣扎，只有克服了这种挣扎，新的文明才能诞生起来。但是，这种挑战必须适度，挑战太大，应战就不能成功；挑战太小，又不足以刺激人们起来应战。另外，文明的起源还必须具备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他们是应战的先行者和领导者，然后大多数人加以模仿。缺少这个条件，文明也是不会出现的。文明出现后并不一定都能发展起来，有些也可能陷人停滞状态，因此，文明生长还必须具备4个条件：第一，挑战和应战的不断循环往复。第二，挑战与应战的场所逐渐从外部转向内部。第三，社会内部自决能力(对内部挑战进行应战的能力)的增强。第四，少数杰出人物的退隐与复出。总之，少数人创造，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多数人模仿，使整个社会保持一致，这就是文明起源和生长的一般规律。
但是，文明的生长并不是无止境的，只要应战敌不过挑战，文明就可能在其生长的任何一点上衰落下来。文明衰落的实质主要在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模仿者撤销了模仿行为，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失去了统一。总之是社会自决能力的丧失。文明衰落的结果，就是社会有机体的分裂，社会分成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三部分。他们分别是原来的少数创造者，多数模仿者和文明社会周围对于文明社会充满敌意的蛮族军事集团。
随着社会的解体，旧的母体文明便开始向新的子体文明过渡，这一过渡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列强纷争，战乱不已。其次，统一国家时期，特点是一个强大的势力削平群雄，建立大一统帝国，带来暂时的和平和繁荣。第三，间歇时期，特点是宗教思想产生并在社会上迅速蔓延。第四是统一教会时期，特点是一个强大的宗教组织出现，但国家却摇摇欲坠，最后蛮族军事集团冲破了原有的军事分界线，摧毁了统一国家，新的文明开始了，以统一教会为代表的新社会又具备了对挑战进行成功应战的能力。
但是，文明衰落之后，并不一定马上导致旧文明的死亡和新文明的诞生，中间很可能出现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僵化状态。比如埃及文明衰落于公元前16世纪，而其解体和死亡要到公元5世纪，中间经过了两千年。苏美尔文明和印度文明也分别僵化了1000年和800年。现代中国文明在公元9世纪唐朝灭亡后就开始了衰落和解体的过程，先是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接着出现宋代统一国家，但蒙古的入侵使这个过程中断，社会没有进人间歇时期，而是处于僵化状态，这种僵化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汤因比显然是想用这种文明僵化理论补充他的四阶段理论，使其能够自圆其说。
汤因比的历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史学的两个趋势：一是19世纪传统的叙述型历史已转向整体型、分析型历史；二是非西欧地区的历史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在对文明起源的解释上，汤因比提出了挑战与应战的理论，这是他比斯宾格勒高明之处，也比传统的种族论和环境论大大前进了一步，因为他注意到了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注意到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主体的能动作用。但这一理论也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过分强调了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作用；二是忽视了挑战应战过程中物质因素的存在。汤因比看到科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问题，注重道德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完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夸大了宗教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汤因比用他的文明衰落理论硬套其他文明的历史，是不符合事实的。但他在晚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指出仅用一个西欧模式并不能说明一切问题，还应再加一个中国模式或犹太模式，并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从汤因比的理论和体系中，也可以看到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潜意识和直觉的作用。但他仍然认为人的理智和良心是高于一切的。在对西方前途的解释上，汤因比也与斯宾格勒不同，他认为西方文明虽然发展到了顶点，但还没有理由说它已走向死亡。西方将来的命运如何，取决于西方人能否面对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能否解决那些西方文明生存的各种问题。这种比较乐观和现实的态度，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代和西方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1、希腊模式：
要素一：先是文化统一，政治分裂，然后分裂的政治造成一系列破坏性战争，接着出现政治统一。这一模式出现在安第斯文明，中美洲文明，叙利亚文明（在亚述帝国及其后继者新巴比伦帝国和阿黑门尼德帝国时出现统一），中华文明（战国后的秦的统一），印度文明（列国战争后统一于孔雀帝国），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阿卡德帝国和后来由乌尔第三王朝建立的帝国，以及再由汉莫拉比突然重建的帝国），俄罗斯东正教文明（莫斯科帝国），日本的远东文明（德川幕府统一）。埃及文明也有类似模式，诺姆时众多独立的主权国家，彼此不断发生战争，后来从上埃及到第一瀑布以下的整个尼罗河流域都在政治上统一到所谓的古王国中，但是其政治统一与文明的破晓时期同步，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
要素二：希腊文明解体后的社会史结构。统治阶级越发仰仗武力，一个崩溃的社会分离出内部和外部无产者集团，而无产者的数量膨胀。
要素三：宗教。内部无产者创立基督教，使希腊世界以及蛮族入侵者都皈依了它。它轻易的击败了来自本土文明的反教会势力（新柏拉图主义）。获胜的教会还孵育了两种新的文明，即东正教文明（拜占庭）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这一点与大乘佛教史很相似，大乘佛教来源于印度在中国光大，基督教来源于叙利亚文明在希腊世界发展。基督教遭到新柏拉图主义的抵制，佛教遭遇道教反对，它们都来自于地方哲学，都试图仿效外国宗教的特点以增强感召力，从而窃取外国宗教的巨大影响力。但是，基督教在西方世界和拜占庭世界垄断长达数个世纪，而佛教即便是在最鼎盛时期也未将道教和儒教排挤出局（我觉得是跟佛教慈悲宽宏的理念很有关系的）。“直至1911年，中国的大一统国家依然故我，受过儒学教育的文职官员仍旧治理着国家。这种大一统的国家，治理国家的传统制度，知道使这个制度如何运转的文职人员，儒家思想熏陶下的贵族绅士作为文职人员长期的招募来源，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完整伟大的体制。这一体制的连续性即使是在中华文明的其他要素发生最严重断裂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任何中断。”——汤因比胸怀也体现在对东方文化的客观和包容上。他不止一次的肯定东方文化，而不是像其他西方学者那样把东方看成异类。他在后面还特别称道中国长久以来的稳定性，并希冀能有一天这种东方的稳定性与西方的爆发性结合起来。
要素四：外部无产者（蛮族人）所起的作用。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化的大一统国家，但是对于创建新文明的贡献比起内部无产者是微乎其微。
要素五：两种希腊化文明——拜占庭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历史过程中，一系列希腊文化的复兴。

2、中国模式：
中国史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构。它具有漫长的跨度，表现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理想不断变为现实，中间又不时被一些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所打断。这两种局面在时间长度上有很大差别，所以二者更替的节奏是没有任何定规的周期性循环。从汉代上溯到中华文明初起，中国史的结构类似于希腊模式。中国最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祸连年的春秋战国时代，儒学最终被推崇为经典，而后秦实现了政治统一。传统的中国模式从汉代开始，跟古埃及类似，即在历史的开端就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然后统一和分裂轮流交替。这一段模式适合于希腊以及随后的拜占庭历史，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和伊朗历史，勉强适合印度史。
希腊模式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阶段，而中国模式则是用于各文明史的晚后阶段，如果将两者结合起来，则可以得到一个改良模式。这一模式显示社会在开始时存在着文化统一，却没有政治统一。这种政治局面有利于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但代价是地方各国之间的不断战争。随着这个社会的成长壮大，这种战争变得越来越惨烈，迟早要引起社会的崩溃。在旷日持久的“麻烦时期”过后，混乱局面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所治愈。在最初的统一过去后，一定有某种强大的力量维持治乱交替的过程，统一被修复的现象再三发生。这种模式适用于大多数文明，除了埃及文明在历史开端便实现政治统一。
希腊模式的社会拥有更多的创造和进步，人们依恋这一精神刺激性，因此忍受长年的战乱，当最终忍受不了社会崩溃后，大一统国家的和平与秩序将赢得人心，尽管刺激力会减少，但却无法与稳定带来的实惠相比。（汤因比后文说尽管“统一”已经意味着文化多样性和创新性减少，但人们对统一带来的安定有一种留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恢复统一）。
对于这种治乱交替，汤因比总结为经济的原因。一个统一的国家对文明的经济是沉重的负担，因为要培养收入颇丰的文职人员和常备军。如果出现体制腐败和蛮族犯境，那这些开支将日益增大，如果没有提高生产率的办法，大一统国家很可能就崩溃了。

3、犹太模式：
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为建立一个离散类型的社会模式提供了最好的材料。
尽管没有国家性的政治结构或以地域为寄出的家园，犹太人却聪公元前586年到现在，作为一个民族，设法保住了自己的民族特征。他们并不是唯一被根除了家园却幸存下来的民族。景教徒、部分东正教徒、摩洛坎教派等都是被驱逐却幸存的民族。
要素一：
首先要有在各种散居的环境中保持自身历史特性的决心，而大多数社会在那种环境中都会失去自己固有的特性。这个无根的社会维持自身凝聚力和连续性的手段就是自愿遵守严格的宗教仪式和教规律法。
要素二：
流散社会要有不愿融入当地多数人社会的冬季。它自信自己的特性蕴含着无与伦比的意义和价值的宗教启示。
要素三：
认识到如果没有充分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幸存下来。他们没有从事农业的可能，被排挤或被禁止参与公共生活（因为拒绝多数人的宗教）。所以对他们限制最小的职业就是零售业。
这样，犹太模式作为流散社会的代表，希腊模式作为从地方国家向大一统国家过渡的典型，中国模式作为一个保持者治乱交替韵律的统一国家的缩影。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错误地认为——“中国史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构。它具有漫长的跨度，表现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理想不断变为现实，中间又不时被一些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所打断。这两种局面在时间长度上有很大差别，所以二者更替的节奏是没有任何定规的周期性循环。”汤因比的上述错误看法，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个谬论，提供了历史学方面的“理论根据”。汤因比不懂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具有明显的春夏秋冬、生老病死，并非治乱更替的、没有任何定规的周期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