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艾森豪威尔为什么污蔑美国

《长崎 历经原子弹爆炸“被遗忘”的城市》（2018-08-09 BBC中文）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四（8月9日）访问日本长崎，这是1945年8月9日长崎遭到原子弹爆炸攻击之后，首次有现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在原爆纪念日当天在长崎参加周年纪念活动。和长崎相比，另一个日本城市广岛，在3天之前就已经先遭到原爆的毁灭性袭击，因此提到原爆，大多数人先想到的都是广岛，而长崎则经常被人忽略。
不论是知名人物的到访，或是媒体的报道，长崎在战争的集体记忆里始终占据第二位，就好像有一本叫做《广岛》的畅销书描述原爆经验，而没有《长崎》这本书，有一部法国电影叫《广岛之恋》而没有《长崎之恋》。

即使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他在2016年到访日本广岛，成为二战之后第一个访问广岛的现任美国总统，但长崎也不在他的访问行程当中。奥巴马访问广岛，但却没有到长崎，让73年前死于原爆袭击的5万人的亲属和幸存者感到失望。

广岛原爆最终死亡人数达13.5万人，远远超过长崎的两倍以上，尽管落在长崎的原子弹威力更强。
投在广岛的原子弹代号为“小男孩”，是一枚鈾原子弹，爆炸威力相当于15000吨TNT炸药。
投在长崎的原子弹代号为“胖子”，是一枚钚原子弹，爆炸能量相当于20000吨TNT炸药。

由于广岛和长崎两个城市的地理环境和人口结构的不同，威力较大的原子弹在长崎造成的伤亡反而较少。
广岛地势平缓，长崎位于两座河谷之间，地形因素降低了原子弹的毁灭程度。
另外一个原因是，从军事角度来看，广岛原爆是经过详细计划和精确执行的一次军事任务，而长崎原爆则并非如此。

“小仓的运气”
首先，长崎从一开始就不是美军原子弹攻击的首要目标。
这座日本当时第四大城市在1945年4月时，是17个潜在目标之一，但是因为地形结构不利空袭而被排除在外，在1940年代当时，雷达并未被航空广泛使用。
此外，长崎附近有同盟国战俘营，因此也不是理想的轰炸目标。
相比之下，广岛和小仓地势平缓，并且具有工业区和都会区等重要的战略目标，更符合军事轰炸要素，原子弹爆炸能造成有效的伤害。
事实上，第一批候选目标还包括另外两个城市：横滨和京都。
后来横滨被排除在外，因为当地已经遭到多次常规轰炸的破坏，即使投下原子弹也看不出来原子弹的威力。
京都后来也被排除在外，因为美国担心如果在历史悠久的京都，优美的建筑、皇宫和寺庙投下原子弹，美国将永远成为日本人痛恨的对象。

长崎到最后一刻才被列入成为原爆目标。
事实上，长崎作为原爆目标似乎是一个仓促的决定，在一份日期为1945年7月24日的最高机密文件中，长崎的地名被人用笔潦草的写在这份整齐打字的文件里，即使在当时长崎也是一个替补目标。
轰炸任务的飞机抵达小仓上空，却发现小仓笼罩在云雾之中，根本无法通过目视来确认投弹目标，而当时轰炸机队被要求一定要看到目标才能确保有效轰炸。
因此，他们在最后一刻放弃轰炸小仓，转向次要目标：长崎。
直到今日，日本人还会用“小仓的运气”来形容命运的安排。
真的需要吗？
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根据美国官方的说法，原爆攻击是为了迫使日本投降，以避免使用常规武器入侵日本本土可能会造成的更大人员损失。
但是历史学家质疑美国的官方说法，并指出当时日本有可能已经准备好放下武器。
战后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63年出版的自传里也批评这两次原子弹攻击。

2016年，奥巴马成为二战之后第一个访问广岛的现任美国总统，但长崎并不在他的访问行程当中
非机密性的美军文件也指出，军方一直在考虑实施两次原子弹攻击，作为评估铀原子弹和钚原子弹潜在的毁灭性破坏威力。
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的战略研究教授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表示，“如果广岛原爆是迫使日本投降的手段，那么3天后向长崎投下原子弹又是为了什么？”
“日本成了实验白老鼠，美国向世界展示了拥有可怕的毁灭性武器。”
二战后，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als）的首席检察官泰勒（Telford Taylor）在1970年代出版的一本书里，也暗示长崎原爆构成战争罪行。

广岛和长崎原爆幸存者在日本有一专门词汇：“被爆者”
展示实力
长崎原爆是第二颗，也是最后一颗在战争中使用的原子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长崎投放原子弹也是向莫斯科展示实力。
1945年8月8日，广岛原爆两天之后，苏联向日本宣战，苏联入侵日本的可能性让美国深感忧虑。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历史学家塞尔登（Mark Selden）说，“向俄罗斯展示实力，比结束在日本的战争更加重要。”
塞尔登也表示，美国研发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花费庞大，杜鲁门政府面临压力急需证明其正当性。

2010年，长崎原爆幸存者谷口稜曄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讲述经历
被爆者世代
“被爆者”（Hibakusha）是一日语词汇，指那些1945年广岛和长崎原爆灾难中幸存下来的生还者。
虽然生还，但被爆者受到放射线威胁，面临康复，生活重建等挑战。
因为美国否认原爆会给人体带来长期影响，所以一开始，被爆者并不为世人所知，直到1957年，日本政府赋予被爆者免费医疗，1978年，外国人被爆者（主要是被迫在日本劳动的韩国人）也享有免费医疗。
在广岛和长崎原爆之后，一共约有65万人获得被爆者身份，根据2018年3月最新的估计，约有15.5万名被爆者仍然在世。
和平努力
和广岛一样，长崎也成为一个致力于和平的城市。
长崎市长田上富久（Tomihisa Taue）曾经公开质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什么日本不参加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 UN Nuclear Prohibition Treaty）的谈判。
田上富久说，“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战争时期遭到原子弹爆炸的国家，我呼吁日本政府重新考虑依赖核保护伞的政策，并尽早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
在广岛和长崎原爆造成如此苦难和毁灭破坏的73年之后，现在的日本却作为美国盟友，依赖美国的核能力防卫。

谢选骏指出：艾森豪威尔在1963年出版的自传里批评美国对日本的两次原子弹攻击——这等于是在污蔑美国过度使用武力、犯下了战争罪行。艾森豪威尔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实为自由世界的叛徒，出卖了东欧给苏联匪帮，所以他谴责美国对日作战，一点也不奇怪。究其原因，可能因为他具有黑人血统，所以仇恨美国主
流社会。不过，这也使得他愿意出面保护黑人学生，结果彻底改变的美国历史——

《美国小石城事件：101空降师保护黑人学生》（2013年01月07日 何帆）报道：


艾森豪威尔几经斟酌，最终还是决定出兵。首先，与州法相比，联邦宪法与法律才是最高法律。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已经用一场内战解决了的问题，没必要再令今天的总统犹豫纠结。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二战”时曾任盟军统帅，战后当选为美国总统。1957年9月，他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到底要不要调兵南下？兵锋所向，并非欧亚大陆，而是本国阿肯色州州府小石城。军队需要完成的任务，不是平叛镇暴，而是执行最高法院判决。
1954年之前，美国南方各州仍施行种族隔离措施。这类制度强迫黑人接受劣等教育，使用不完善的公共设施，令他们蒙受了无休无止的伤害与侮辱。这年5月17日，最高法院在“布朗诉堪萨斯州托皮卡市教育委员会案”中宣布：“公共教育领域绝不允许‘隔离但平等’原则存在。在教育机构内推行种族隔离，实质上就是一种不平等。”至于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则违反了宪法关于“州……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法律平等保护”之规定，应尽快废除。
“布朗案”判决受到民众欢迎，却遭遇种族主义者的强烈抵制。此案宣判一年后，南方八州还没有一所公立学校真正取消种族隔离。与此同时，来自南方的国会议员联合发布《南方宣言》，宣布“布朗案”是一起“滥用司法权力”的错误判决，是“联邦司法机构篡夺立法权限”的又一起恶例，号召人们以“完全合法的方式”抵制最高法院及“布朗案”判决。
其实，美国建国之初，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曾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论证过，最高法院既无“钱袋子”，也不掌握“枪杆子”，是“三大政府分支里最弱势的部门”。换句话说，如果最高法院的判决得不到承认与支持，司法权威亦将荡然无存。在美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19世纪30年代，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甚至带头顽抗最高法院的判决，调兵强行将切诺基族印第安人从佐治亚州驱逐到西部。
为落实“布朗案”判决，1957年夏天，小石城教育委员会选拔了9名黑人学生，拟安排他们在这年9月转入当地之前只招收白人学生的中央中学就读。这些学生个个成绩优异，智力超群，史称“小石城九人”。然而，就在开学前夜，阿肯色州州长福伯斯突然发表电视讲话，严重质疑最高法院判决的合法性，并宣布将派遣国民警卫队赶往中央中学，阻止黑人学生入校。开学当天，国民警卫队员如期而至，将黑人学生挡在校门外。
在联邦政府的压力下，福伯斯撤回了国民警卫队，但是，由于他一再煽动、纵容，校园周边已聚集了大量对黑人充满敌意的人群，许多暴徒开始闹事，一些黑人记者被误认为是即将入校的学生，遭到野蛮殴打。支持种族融合的小石城市长只好向联邦政府求助。
其实，艾森豪威尔对最高法院废除种族隔离的判决，也持保留意见，认为这么做未考虑到南方的社情民意，行动过于仓促。而且，一旦调联邦军队进入州境，发生肢体冲突，甚至闹出人命，比如打死妇女儿童，种族融合计划又将如何收场？如果南方其他城市也发生小石城这样的事件，又该怎么办？是不是要像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时期”那样，直接实施军管？此外，在艾森豪威尔心目中，公共教育是地方事务，各州政府应担负主要责任。他必须考虑，联邦军队一旦出现，会不会授人以柄，犯了“联邦不得干预州权”的忌讳。
艾森豪威尔几经斟酌，最终还是决定出兵。首先，与州法相比，联邦宪法与法律才是最高法律。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已经用一场内战解决了的问题，没必要再令今天的总统犹豫纠结。其次，近些年的历史已经表明，法院的指令若得不到执行，只会沦为废纸一张。在得克萨斯州，由于州长艾伦·希弗斯带头拒绝执行法院判决，当地黑人学生根本无法进入公立学校。最后，作为前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曾目睹许多黑人士兵浴血奋战，实践已经证明，种族隔离是一种不公正做法。
1957年9月23日，艾森豪威尔决定动用“必要的武力，清除执法障碍，落实联邦法院的判决”。他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根据宪法赋予美国总统的权力”，我“命令所有妨碍执法者马上停止或结束抵抗，立刻解散”。为避免激起过多对抗，艾森豪威尔刻意派出在美国人民心目中富有威望的第101空降师。这支部队参与了诺曼底登陆，经历了“巴登战役”，付出了巨大牺牲，是一支打出来的威武之师。
9月24日，52架飞机载着1000名伞兵，赶到了小石城，并迅速部署在中央中学周围。第二天早晨，骚乱人群再次聚集时，发现校园已被军队封锁。一些人公开辱骂士兵，向他们投掷石块。为避免造成伤亡，伞兵们尽量将刺刀放低，但还是弄伤了少数人。当天，一名男子被刺刀捅伤，还有一人头部被枪托砸伤。上午9点25分，黑人学生们被军用吉普车送进中央中学。伞兵们排着整齐的队列，刺刀朝外，一路护送着9名学生，沿台阶步入校园。相关照片经报纸刊载，迅速传遍世界，也令世人见识了美国联邦政府维护司法权威，废止种族隔离的决心。“小石城九人”中的明尼吉恩·布朗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活了这么大，头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一位美国公民”。
第二天上午，街头再无人群聚集。黑人学生们正常入学，也没有什么严重意外发生。民意调查显示，68.4%的美国人支持总统的调兵决定。尽管种族主义者叫嚣：“就算动用军队，总统也不会取胜，因为军人不会一直驻扎在小石城”。但是，联邦政府执行法院判决的坚强决心，还是起到了效果。到1959年，许多南方学校开始逐步实行黑白同校。

今天的中央中学，已是美国最好的公立学校之一，2000名在校生中，有52%是黑人，42%是白人。在距离这所学校一英里远的地方，人们可以看到切诺基族人大酋长的妻子的墓碑。当年，因总统对抗最高法院判决，她和族人们被迫迁徙，最终病死途中。这座墓碑和中央中学，共同承载着一段法治往事。学校与墓碑的距离虽短，但是，这个国家在它们象征的两个判决之间，却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不过，目标最终还是变成了正确的方向。

谢选骏指出：没有艾森豪威尔就没有马丁路德金；正如没有艾森豪威尔就没有苏联霸占东欧的可能。

网文《美国的黑人为什么不黑了？》
（纽约君）报道

美国社会有一个神奇的现象。

那些被白人居民称为“黑人”的人，很多看上去一点也不黑，非但与非洲的黑人毫无相似之处，甚至可能比我们还白。但在美国社会的话语体系里，这些人就是不折不扣的黑人，和其他白人不可同日而语。

这事关美国社会曾经有过的一个畸形潜规则“一滴血法则”，让很多人的黑人身份来得不明不白。而这，有时也被作为美国种族融合不力的一个例证。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1、黑人的“新世界”

1619年，20名黑人被一位荷兰船长带到了詹姆斯敦，成了第一批到达新英格兰地区的黑人。与很多人认知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第一批黑人奴隶，相反，在抵达北美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身份和白人契约工相当。

穷人不分黑白，但穷人之间也分黑白。

在殖民地的草创时期，“人多力量大”是一句真理，而人一多就不好管理，用奴隶制这种剥夺人性的集中管理方法是最简单粗暴的。殖民者从非洲大量收购黑奴让他们成为主人的财产，等同于法律地位上的“物”。

but，王侯将相你有种乎？！

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后，北美十三州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但奴隶制和黑人地位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最终触发了南北战争。虽然北方为了占据舆论制高点发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但黑人直到战后也并未得到与白人同等的权利。相反，美国当局在“废除“了奴隶制以后又出台一系列法规限制黑人权利，甚至从法律上确立了种族隔离政策。

谈及美国的种族隔离，“一滴血法则”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1865年，佛罗里达州率先宣布跨种族通婚为非法行为，并定义了“有色人种”的概念：任何人，只要是有八分之一及以上的黑人血统，就被认为是有色人种。这也就是“一滴血法则”的最初版本。

到了南北战争战后重建时期的几十年，“一滴血法则”被众多州写入法律（多是南方州），对人种的划定标准也更为严苛。1924年，弗吉尼亚州的《种族完整法》甚至规定，对白人来说，只要自己祖上有一丁点非白人血统，那他就不是白人；对黑人而言，只要他身上有一丁点黑人血统，那他就是黑人。在这种文化和法律环境下，跨种族通婚当然是被鄙夷的。

当时美国人坚定信仰的，是保护白人血统的纯洁性不被其他“次等血统”污染，否则怎能算得上高贵的美国人？

但这种坚持自然有着现实的落地困难。二战后，受到亚非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鼓舞，加上工业化的发展，大批黑人流入美国城市，但为数众多的黑人却居于一个“半人”的尴尬地位，这样的社会结构早晚要出事。

1955年，蒙哥马利市黑人为反对种族隔离大规模抵制乘坐公交车，为平权运动打响了声势浩大的一炮。而后，运动采取抵制、静坐、游行、和平进军等方式，于1963年达到高潮。在民权运动的巨大压力下，国会于1964年通过了《美国权利法案》，1965年通过《选举权利法》，正式结束美国黑人在选举权方面受到的限制和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制度，“一滴血法则”也于1967年被判定违宪。

但社会认知却不是那么容易清除的，即使没有法律的干扰，种族区分也仍旧遍布各个角落。“一滴血法则”忽视个体的成长环境，生活经历和自我认知，影响了太多黑人移民。即便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自己的国土不会被认为是黑人，在美国社会却完全被当作黑人看待。这也就诞生了美国街头很多一点也不黑的“黑人”。

2、不黑的黑人

美剧《越狱》的帅气男主“米帅”温特沃斯·米勒的父母都毕业自耶鲁大学，是高知家庭的后代。他的父亲有牙买加、英国、德国血统，母亲是白人，有俄国、法国、叙利亚、黎巴嫩和荷兰血统。从理论上来说他是个酷炫的八国混血。

八国混血吊炸天……

但父亲的牙买加血统导致了一些问题。令米勒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当他少年时期的女友得知他的家谱时，大吃一惊并对他说“滚回你的农场去吧，黑鬼！”这是他第一次因自己的血统受到极大的伤害。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因为身世受到的歧视让米勒一度偏激异常，对自己的认同感很低。

在2003年的电影《人性污点》中，米勒饰演了主角的青年部分。这个一生都无法认同自己种族身份的角色让具有相同种族背景的米勒产生了极大的共鸣，举手投足都是戏，赢得四方好评也是顺理成章了。

流行侦探类美剧《美少女的谎言》中，饰演主角之一Spencer的气场女神特莉安·贝利索里奥在镜头前可以白得发光，但也逃不了黑人的身份。她的母亲是非洲人和克里奥尔人的结合，他的父亲则有意大利和塞尔维亚血统，她白人血统很多，但在一些种族歧视者的眼中这位也是“一滴血黑人”。

“我就是长了张欺骗大众的脸……”

打摔角娱乐出身的明星巨石强森也是位黑人。他的血统异常复杂，多数人想破脑袋也猜不出来，知情者甚至手绘了一幅家族族谱来解释他的血统。简单来说他的父亲是非洲裔加拿大人，母亲是萨摩亚人，属于南方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的混合类型，也是波利尼西亚人的一支。大概正是这扑朔迷离的身世让他这么能打。

同样因《速度与激情》名震四方的范迪·塞尔也算是个黑人。他的母亲来自欧洲，但他并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由于继父是黑人，范常说自己是“有色人种”。但他并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论过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并未确认父亲是黑人。

“兄dei别打了，咱俩都是黑人……”

世界最畅销的女歌手之一玛丽亚·凯莉的皮肤是健康的橄榄色，可能会让你忽略她的“有色人种”身份。她的父亲是非洲裔美国人，母亲是高加索白人，理所当然，她也是位黑人小姐姐了。

其实还是比纯黑小姐姐白不少……

篮球迷可能会知道，NBA“萌神”库里实际上是个黑人，因为他的父亲是黑人。类似，底特律活塞队大前锋/中锋格里芬也是个黑人。从肤色来看，虽然他不黑，实际上外貌中还是带有黑人特征的……头发卷且硬，且颜色介于黄和黑之间。他的父亲是一位纯种黑人，母亲是不折不扣的白人。

除此之外，NBA中肤白的拉文，克莱·汤普森，小里弗斯都是“一滴血法则”下的黑人。

3、我是黑人我骄傲

米帅少年时的经历算不得愉快，也让很多“一滴血黑人”有意识地隐瞒自己的身世。但与此同时也有人坚定不移地说自己是黑人。

比如在介绍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时，“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这样的限定语十有八九会出现。其实奥巴马的妈妈是美国中部白人，爸爸是肯尼亚人，显然他拥有“半黑半白”的血统，单方面强调他是一个黑人也是不合理的。但是奥巴马对外总是自称非洲裔美国人，社会也认同这一说法，这还是与“一滴血法则”脱不开关系。

“哈哈哈我就是个黑人总统……”

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一滴血法则”中的歧视的成分已经淡化不少。自民权运动以后讲究“政治正确”时代的到来，一滴血黑人在大城市里甚至成为了一种荣耀的象征。这样一看，奥巴马把自己、别人把奥巴马说成是黑人也就很好理解了——这都源于那段复杂的、带有偏见的历史所处的、以及所造成的文化环境。

在西方政治正确的舆论大背景下，在涉及到种族、性别和其他“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差异的话题上，人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只能站在弱者的立场上说话，否则就有歧视的嫌疑，是“政治不正确”的。公众人物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因为社会声誉是他们的生命线和财富之源。

无奈，可这就是现实……

奥巴马认定自己是黑人，是反向塑造了一个最强大的政治正确立场，连他的对手对他的批评也只能点到为止，说多了还会导致自己声誉受损。媒体热衷于说他是黑人总统，一方面是由于“一滴血”法则带来的惯性思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自己找到政治正确的立场，提升口碑。

其实如果我们再严格一点来看奥巴马的身世，会发现这位前黑人总统的身份还有更多可疑的地方：奥巴马的爸爸来自肯尼亚，并不属于若干年前奴隶制桎梏中逃出来的美国黑人群体，当然也并不在“一滴血”的话术体系里。

呵呵，出门右拐美国梦了解一下？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确实是美国历史的进步。

最后，人们都说“既然黑人都能当上总统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呢？”

谢选骏指出：维护苏联、污蔑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很可能就是一个不黑的黑人。

谢选骏：四论习近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去习个人崇拜已一月 北京大街和外地疑不见习近平像》（2018年8月10日 转载法广RFI 小山）报道：

直到本周三8月8日，中国官方权威的《人民日报》头版，已连续第七天未报道习近平以及其余六位政治局常委出席活动。此现象以前不可思议。中共党报如此低调处理党和国家领导人，实属罕见。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去除习近平像和红色标语持续一个月，据观察者称，当局此次行动迅速而低调，或许不希望引起外界关注。

据自由亚洲报道说，中国一些城市从七月初开始撤下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宣传海报和有关宣传标语，至本周整一个月。据观察者称，当局此次行动迅速而低调，或许不希望引起外界关注。

近一个月内，中国各大城市建筑物外墙悬挂的写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他的头像等，包含强烈意识形态的宣传口号，基本消失。到本周三（8日），《人民日报》头版，已连续第七天未报道习近平与及其余六位政治局常委出席活动。中共党报如此低调处理党和国家领导人，近年罕见。

报道引述早前已有传闻称，中国领导人正在习惯这种低调，以避免被人闲话批评。

去年中共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官员和官媒对习近平的赞美，与前领导人毛泽东相提并论，称其为伟大领袖，红太阳等。在今年三月两会期间，中国修改宪法条款，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令习近平的地位更上一层楼。各地大街小巷、机关农村或学校，到处是习近平的头像或雕塑。

据报道说，然而今年7月4日，湖南株洲一位年轻人董瑶琼在推特上进行了一场直播，她在上海海航大厦向习近平画像泼墨，并且控诉她自己受到了“脑控”。随后，董瑶琼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警员带走。该事件引起海内外网民及媒体关注。从此之后，各地政府下达通知，在户外“不得使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头像”和海报及宣传品。

本周三（8日），北京居民倪玉兰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在北京街头很少见到习近平图片，但在郊区还有：“我出去不多，我的老伴出去说，有的地方还有，有的地方拆了。不是全部都拆了”。

正在北京的上海居民胡建国对记者说，他未见习近平图片：“北京这边已经很难看到习近平像了，希望他早点下”。广东一网民称，当地也很少有习近平图片：“这边比较少了，偶尔在有些地方看到一些标语”。

一位刚从天津回到北京的刘女士对自由亚洲说：“北京基本上看不到了习近平像，但外地还是有。上个月26日我上天津，在农村还是有习近平的照片”。

据报道说，董瑶琼泼墨事件后，7月5日凌晨，天津当局率先下令撤下习近平像。次日，广东省也下达撤下习近平像的通知。东莞市政府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发通知，要求所有户外广告，不得使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头像”。12日，北京宝盈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西城分公司向租户发出“特别通知”称，公司接到二龙路派出所紧急通知，要求大厦内各单位立即撤下一切含有习近平照片、图像的海报及宣传品。

北京一位要求匿名的学者对自由亚洲说，各地政府紧急下令撤下习近平照片和有关宣传品与泼墨事件有关。她说：“这就是网络的力量，没有网络谁能想到一个湖南妹子到大上海干这么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董瑶琼的泼墨，再加上特朗普贸易战的造势，使中国人惊醒自己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几块芯片就能把这个国家打倒”。

报道引述四川乐山83岁的老人刘金华是一位毛泽东的崇拜者，他说，在任何领域，习近平都不能与毛泽东相提并论：“我可以说习近平是无法和毛主席相比的，就是中国真正强大了，也不应该这样子。习近平远远不能和毛泽东相比。第二，就是我们真正强大了，也要谦虚谨慎”。

谢选骏指出：2013年我写下了《习近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2016年我写下了《再论习近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谈的都是“戈尔巴乔夫并非自觉的改革者”，而是被形势所迫。2017年我写下了《三论习近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说的是戈尔巴乔夫并非想要苏联亡党亡国，而是救援无力，陷入了死穴。戈尔巴乔夫不是不想维护共产党统治，也不是没有勇气的“不是男儿”；而是对立面的男儿更多，所以对抗的结果是共产党没有了男儿——不是“竟无一人”，而是“剩不下一人”。就像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也不是“竟无一人是男儿”，而是男儿虽多，但都在战场上消耗完了。最后剩下的，只有自杀。难道希特勒是个女的吗？那么，问题就来了，戈尔巴乔夫是被什么样的形势所迫呢？是被“强化纪律”的失败所迫。戈尔巴乔夫的“强化纪律”，其实就是与全民的自由为敌，与全党全军的既得利益为敌。他的失败，类似上文所说的“习近平反腐失败的事实”、“立规矩不成功的事实”。如此说来，习近平是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呢？但是，自由主义者是无法带领中国前进的。在这个问题解决以前，戈尔巴乔夫还不能走。因为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毕竟是被党内的有力人物叶利钦逼走的，不是自由主义的杰作。一个人最终成为怎样的人，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是由公众和形势决定的。毛泽东不是也无法把他热爱的文革进行到底吗？

现在到了2018年，“去习个人崇拜已一月 北京大街和外地疑不见习近平像”的最新发展表明，形势比人强，领袖需要人民带领，只要人民努力，习近平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是四论习近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你们看看他，迫于形势把自己的肖像都扯下来了，现在就在大家怎么对他做出进一步的反应和带领了。大家要是都在装睡甚至装死，以后可别徒呼负负，只说自己的运气不好。换而言之，要不是大家惯出来的毛病，毛泽东可能发动文革吗？后来，大家看透了毛泽东，再也没有人搭理他了，他就一个人死在游泳池里了。

（【徒呼负负，源出《后汉书·张步传》。【解释】：
徒，只是；负负，形容非常惭愧。只是叫惭愧，惭愧。原文：“茂让步，……步曰：‘负负无可言者。’”
【用法】：
表示内心惭愧，而又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例句】：
无论比学识，比工作能力，他都比我强，可我却居然是他的上司。在他面前，我能讲什么呢？只有在心里徒呼负负而已。）

谢选骏：选个好点的坏蛋出来主持工作

《即使谷歌自阉 中国网民也选择谷歌而不要百度》（2018年8月08日 转载法广RFI 小山）报道：

美国网络企业谷歌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准备推出适合中国网禁根据中国拟定的敏感词作过滤删减版进入中国之际，中国官方倒是大张旗鼓为谷歌进入中国做广告。中国官方媒体发表多篇报道肯定谷歌可以到中国分享中国经济成果蛋糕。百度也说坦然自信面对谷歌二进宫，有能力再次打败曾经不接中国地气落荒而逃的谷歌。但中国网民在网络官方组织的百度与谷歌民意调查中却多达百分之70选择谷歌而唾弃百度被认为是对百度打脸。

据中央社今天的报道说，中国网路商百度董事长李彦宏7日声称，如果谷歌（Google）重返中国，百度「非常有信心再赢一次」。但新浪财经随即举行的网路投票却显示，会选择谷歌的中国网民高达7至8成，远远超过百度。

这一投票结果的截图，昨天下午至晚间被中国网民热传，并指李彦宏遭彻底打脸。然而，这项原订举行7天的网路投票，却在昨天傍晚被悄悄移除，除了让许多来不及投票的网民徒呼负负，并引起许多揣测。

报道指出，有人认为，投票活动被提前移除，应是百度采取公关手段所致。但更多中国网民认为，应该是被官方授意「和谐」掉了，免得面子掛不住。然而，投票结果的截图直到今天仍然广泛流传。

据报道，新浪财经这项投票约在昨天中午过后展开，头15分钟就有2200多人投票。其中，选择谷歌的网民比例居压倒性多数，比例高达85.7%；选择百度者仅有6.6%，另有7.7%觉得「都ok」。

据中国网民向中央社记者描述，开始投票后近一小时，支持百度的比例开始「不寻常地」激增。在8800多人投票的情况下，谷歌的得票比例降至73.3%，百度大增至20.8%，「都ok」者为5.9%。

开始投票后逾2小时，投票人数已达1.75万人，谷歌的得票比例微降至72.8%，百度略升至21.7%，「都ok」再降至5.5%。

报道说，事后，许多中国网民抱怨「找不到地儿投票」、「投票被删啦」。不少网民除嘲笑李彦宏外，并直指「一个致力于搜索，一个致力于广告，为什么要放到一起比较」。

另有一名网民语带暗讽地表示，「建议大家都投百度，这样谷歌回归才有望」，获得不少网民按讚肯定，直夸「你很优秀」。

据一项报道说，正当中国网民欢迎谷歌可能到来，谷歌员工却对谷歌自我阉割准备前往中国市场采取罢工辞职的抗议。

谢选骏指出：谷歌员工知道谷歌不是个好东西，所以准备采取罢工辞职的抗议。但是中国网民却在欢迎谷歌的可能到来，因为还是需要选个好点的坏蛋出来主持工作。

谢选骏指出：谷歌员工知道谷歌不是个好东西，所以准备采取罢工辞职的抗议。但是中国网民却在欢迎谷歌的可能到来，因为还是需要选个好点的坏蛋出来主持工作。不仅公司如此，政府也是这样——什么时候，中国废垃也有好运可以挑挑拣拣，选个好点的坏蛋出来主持工作，不仅言论自由，物价都可以降低三倍，大家就可以皆大欢喜了。

谢选骏：经济周期就是贪婪和恐惧之间的心理波动

《警报拉响！美国经济繁荣局面行将结束》（2018-08-07 转载《财富》杂志）报道：

美国经济强劲增长迹象掩盖了不能忽视的基本面，贸易战造成的形势不确定、刺激措施不再有效、高油价、公司债务水平创历史最高纪录，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当前的经济扩张即将结束。

　　美国人对经济的乐观情绪如日中天。美国大公司CEO信心满满，与今年3月份的预计相比，6月份CEO们预计收入和投资将进一步增长，而3月份的信心已是美国企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连续15年调查来的最高水平。公司首席财务长（CFO）同样喜形于色。据德勤调查，CFO们对北美经济的信心为八年来最高。小企业主也对前途感到乐观，据美国独立企业联合会（National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其乐观情绪创30年来最高水平。

　　在这样的形势下泼冷水似乎不合时宜。截止7月中旬，经济预测人士都预计美国将公布令人震惊的第二季度GDP增速，GDP再继续可观增长几个季度也不足为奇。失业率目前接近历史最低水平，就业前景良好吸引更多工人回到劳动力队伍。难怪公司领导们充满信心。
　　然而这些经济强劲增长迹象掩盖了不会逐渐消失和不能忽视的基本面。包括股市萎靡不振在内，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当前的经济扩张更加接近终点而非一轮扩张的开端。这些担忧已不断推升长期利率，不利于资产价格。贸易战后果的不确定性造成很多公司观望，抑制潜在投资。事实上大家会发现经济警示信号无处不在。经济显著低迷甚至衰退迟早会到来，而且有可能较大家的预期提前到来。情况总是如此。
　　首先从显然的迹象说起：经济具有周期性。与季节更替、月亮盈亏和潮水涨落不同，经济周期从来都不容易预测。然而经济活动总会在在某一时期短暂见顶，然后开始收缩，直至最终触底而再次开始上行。美国经济处于增长周期末期的一个熟悉迹象是经济已经过热：工厂产量提高到超过长期可持续产出的水平，工人加班时间进一步增长。需求十分强劲，以至于通胀开始抬头，这导致美联储加息，而美联储加息又造成包括股票在内的资产价格走平或下跌。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Bridgewater Associates）CEO达里奥（Ray Dalio）表示，这就是经济强劲增长之际股价和其它资产价格不断下跌的景象并不鲜见的原因。
　　眼下正在发生上述情况。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发现，今年美国经济已开始过热，工业产出超过长期可持续潜力。今年5月CBO预计，随着工资增长，离开劳动力队伍的美国人将越来越多地返回职场，6月的数据就表明了这种情况。劳动力市场持续紧俏，工人主动离职的信心创17年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雇主也许不得不加薪，以吸引、留住优秀员工，从而直接打击公司利润。通胀和利率节节攀升，CBO预计这一趋势有可能继续。达里奥表示，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美国经济已处于当前经济周期的末期。
　　本轮经济周期历时之长令人瞩目。包括上轮经济衰退后的恢复期，美国经济已扩张110个月，堪称长寿，可以说是经济增长的百岁老人。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对164年来的美国经济分析，美国经济周期平均增长时长仅为39个月，本轮经济增长时长名列第二，仅次于1991年-2000年120个月的那轮经济增长。
　　经济产出在概念上相当直白，是劳动力、资本和生产力的函数。在劳动力增长十分缓慢的情况下，经济难以迅速增长，这是简单的事实。20世纪70年代，美国劳动力年增速为2.6%，如今约为0.2%。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原因是，美国出生人口越来越少（去年出生率再创历史新低）。随着婴儿潮一代年龄继续增长和退休，美国出生劳动力人数将急剧下降。去年10月美国劳工统计局预计，2016年-2026年将创造1150万就业，但新增就业人口缺口将达100万。
　　为了应对劳动力人口下降的拖累，美国企业依赖大批国外劳工。2017年移民(专题)占美国劳动力的17.1%，这一比例多年来不断攀升。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卡西卡瑞（Neel Kashkari）称，外来移民至关重要，事实上对美国来说相当于免费的午餐。
　　事实上全球都在竞争外来移民这种补充劳动力，但这一点不太普遍为人所理解。其它出生率下降的发达国家同样需要移民劳工接替大批退休人员，而美国一直在这场竞争中占据优势，不仅吸引了工资低的外来劳工做本土出生美国人不太愿意从事的工作，还吸引了大批科学家和企业家。所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专题)反对移民的政策不仅是一种政治立场，还是一种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几乎肯定会限制美国企业的增长能力。迄今为止，美国对移民的打压尚未显著减少净移民人数，但有可能成为对大大小小的美国企业造成深远影响的多重风险。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本身也许不足以阻止移民人数的增长，但联邦政府的另一项政策正在造成更大的麻烦。美国与欧洲、加拿大(专题)和墨西哥的贸易战即使不持久，也会成为美国人口老化的“并发症”。FactSet报告称，和前些年一样，多数业务在国外的美国企业业绩增长速度和盈利能力都超过其他企业。因此打贸易战只会给美国最强劲的经济增长引擎带来更大损害。
　　即使贸易战不加剧，只要人们对未来形势越来越不确定，美国经济也将受到打击。这种“不确定性冲击”已经发生，引起美联储的担忧。美联储6月会议纪要称，由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某些地区的资本开支计划已经削减或推迟，绝大多数市场参与者担心由此造成企业信心和投资开支低迷。
　　美国经济面临的另一个威胁是高油价。近期油价大约为73美元/桶，总的来说对美国直接有利，因为美国已成为令人震惊的产油大国，但高油价极有可能抑制全球经济增长，尤其是因为美元走强使得油价对其他国家来说更加高昂。经合组织指出，高油价是迫在眉睫的主要风险之一，将打击美国大企业及其众多小企业。
　　正如本刊所指出的，美国经济老化和遭受压力的各种迹象似乎反映了本轮经济周期的结束。但我们也多次听到人们谈到联邦减税和增加开支的重大抵消因素。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此大力经济刺激不仅将使美国经济避免衰退，而且还会大力推动今后几年美国经济的增长。
　　从所有传统指标来看，美国经济其实涨势不错。经过多年的低速增长，2018年很可能成为至少十年来GDP增速最高的年份。但大家不要指望经济刺激仍然具有刺激作用。
　　西北大(专题)学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增长起起落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著者戈登（Robert J． Gordon）称，1870年-1970年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特殊世纪”一去不复返，曾经被视为正常的3% GDP年增速不再可持续；减税和增加开支这种老式的财政刺激将短暂但强有力地提振经济增长，至少一段时期经济增速会超过3%，今后4-6个季度平均增速有可能为3%，然后刺激效果逐渐减退，恢复到经济低增长的新常态。
　　当然，戈登的结论假设美国经济将受到短期提振，但也许并非如此。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刺激也许达不到所宣传的效果。首先，减税、增加开支之类的财政刺激通常在经济周期见底而非见顶时推出。旧金山(专题)联储研究人员称，这些刺激不能为已在增长的经济增添多少动力，有证据表明对经济的提振很可能大大低于众多预测人士的预期，效果也许低至零。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预计，近期美国经济将更加引人注目，经济刺激的推出极其不合时宜；美国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刺激措施将在今年和明年大大打击美国经济，然后2020年美国经济将跳水。
　　此外，很多美国企业利用减税的红利进行股份回购而非经营投资，这也许会让股东一时高兴，但不会刺激经济长期增长。本刊认为，虽然美国经济刺激有可能延长本轮经济增长，但其做法很像把汽车的油门踩到底。一段时间内汽车的确开得很快，但很快就会没油或翻车。
　　须知这些刺激措施还会造成另外的影响。据CBO，今后十年美国联邦累积赤字将较不推出近期减税和增加开支的情况下高1.6万亿美元，如果国会延续本将结束的各种税收和开支规定——目前看来极有可能，累积赤字将更高。当下一次经济衰退不可避免地到来时，华府将不太能够采用减税、加大开支的常见救济措施。如果债务膨胀最终吓得外国投资者减少国债购买，美国利率将被迫抬升，联邦政府支付的利息将增加，从而债务规模通过这样的恶性循环进一步扩大。
　　虽然对联邦债务日益增长的威胁说了很多，但还有一种不同的、基本上被忽视的信用风险正在酝酿：公司债务。美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已经增长到占GDP的73.5%，创历史新高，但并没有多少人敲响警钟。
　　由于利率长期保持低位，美国公司财务迄今为止尚未成为问题，事实上低利率是美国公司大举借款的首要重大原因。然而随着利率攀升，“金发女孩”经济形势将日益黯淡。标普信用分析师Andrew Chang表示，如果利率持续攀升，同时经济下滑，当今创纪录的公司债务将成为一个问题；大家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风险，但没有完全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公司债券投资者日益感到不安。今年上半年，投资级公司债在债券投资表现最差。
　　一些债券投资者自我安慰，称美国公司坐拥近2万亿美元现金。但是他们的逻辑有两大漏洞。首先，24家公司拥有的现金就占了半壁江山（其中苹果(207.11, -1.96, -0.94%)公司以2670亿美元现金独占鳌头），但它们的债务远远达不到美国公司债务的一半。
　　其次，美国公司净债务（债务减去现金后的余额）仍然约为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的1.5倍，债务利润比为15年来最高。Chang表示，虽然美国公司拥有的现金也许处于历史高点，但债务也创历史记录，大家对后者却不注意。
　　形势已经严峻到引起美联储的注意。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今年4月表示，美联储对金融业的调查表明，资产估值和公司杠杆两大领域的风险加剧。这两种风险均与公司债务有关。布雷纳德称，公司债券收益率按历史水平衡量处于低点，意外着债券估值已经高得可怕。公司杠杆水平也和债务利润率一样处于相对高位。
　　这些趋势让美联储官员感到不安，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一次震动便可引起连锁反应，给美国公司造成巨大打击。正如布雷纳德所说，公司利润出人意料的利空及加息有可能重创公司债券和债券持有者。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就不仅仅是债市承压，其影响有可能波及整个美国经济。

谢选骏指出：俗人以为“经济具有周期性”；但是，“与季节更替、月亮盈亏和潮水涨落不同，经济周期从来都不容易预测。”这是为什么呐？这是因为，“经济周期就是情绪波动的发作”，就像群众运动的歇斯底里一样，受制于各种偶然因素的发作。所以，其表现为，“经济活动总会在在某一时期短暂见顶，然后开始收缩，直至最终触底而再次开始上行。”例如现在吧，“美国经济处于增长周期末期的一个熟悉迹象是经济已经过热：工厂产量提高到超过长期可持续产出的水平，工人加班时间进一步增长。需求十分强劲，以至于通胀开始抬头，这导致美联储加息，而美联储加息又造成包括股票在内的资产价格走平或下跌。”由此可见，经济周期确实就是一个社会的情绪波动的发作——这一事实，使得各种企图预测经济周期的努力都失败了，因为经济周期就是贪婪和恐惧之间的波动；而人类的贪婪和恐惧，都是无法预测的疯狂。经济周期就是贪婪和恐惧之间的心理波动，就像人生是无聊和痛苦之间的一个钟摆。

谢选骏：“2018年危机”应验了“70年周期”理论

《今年是个转折点？中国社会正孕育巨变》（2018-08-08 FT中文网）报道：

邓聿文：尽管“中国崩溃论”已近绝迹，但从长周期看，今年将会成为中国转折点，中国将面临内外交困的严重挑战。

“中国崩溃论”在10年前曾是国际社会流行的猜想。但随着中国在“唱衰”声中反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自此后，此类论调几乎绝迹。不过，笔者认为，从长周期看，2018年将会成为中国的转折点，中国将会面临内外交困的严重挑战，社会巨变正在形成。

说起“巨变”，一些人首先想到的是，会不会出现全局性的社会震荡，很可能。但鉴于中国政府的维稳能力还很强，巨变不一定是个激进过程，以剧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有可能是个“清水煮青蛙”式的转变，待大多数人发觉时，它已经完成了变化。从这个角度说，“巨变”的“巨”，表现为一种量的累积，而非形式突变。也就是说，当量的累积达到一定程度，满足“巨变”的要求时，变化就发生了。

2018年已经过半，但从中国社会悄然发生的变化看，可以明显感觉到巨变正在孕育。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以前不久发生的长春长生公司的问题疫苗事件为代表，大众——无论左右——对当局的信任降到冰点。

疫苗问题关乎儿童的健康和安全。当一个政府连儿童的基本安全都无力保障时，再谈大众对政府的信任就是一件奢侈事情。

在中国，出现食品药品方面的安全事故过去也有。虽然这些事故也耗损了政府信用，但一来这些事情很少引起全国关注，二来本届政府前五年的强力反腐和治党，虽然并未给民众带来实质性的福利改善，但至少提升了部分民众对它保障生活安宁、少受各类骚扰的期望值，因为这是它的承诺。然而，长生疫苗事件让民众发现，五年多的最严厉的社会管制竟然管不住一个疫苗问题，大众特别是儿童的成长依然处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里，那么，为什么需要这种空前程度的社会管制呢？

所以，外界看到，在这次疫苗事件中，过去曾经在类似事件中无条件支持当局的“极左”（一个更熟悉的称呼是“毛左”）态度也出现了暧昧的转变，除极少数外，大部分“毛左”即使不批评政府，也表示罕见的沉默。这是因为问题疫苗也触到了他们的痛处，相对而言，一些低收入水平的家庭比起中产阶级更易受到假疫苗的侵害。

当大众不分立场齐声对当局进行指责，连最基本的信任都不再有时，这就很可怕。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它表明一个政府失去合法性。而这发生在当局开创“新时代”的时候，不能不说是个警讯。

第二，中国当局对社会的躁动情绪也失去了感知和回应能力。

我说的对社会躁动情绪的感知和回应，指的是体制，而非个人。从个人看，当局有许多人，包括层级很高的官员早知这个社会病得不轻，民众对政权有意见，需要刮骨疗毒才能拯救，但由个人组成的组织，却丧失了此种敏感性，对大众的不满变得非常迟钝，更别说有效回应了。

其实这可以用囚徒困境来解释。对个体最有利的选择往往会造成组织的非理性，因为组织中的个人的目标函数往往是冲突的，互相抵消，它表明组织系统中的机制已经失灵。

具体到中国当局，领导极化和权力的高度垄断，必然会使以往存在于体制中的“唯权是瞻”现象也跟着极化，信息传递被阻滞，从而导致普遍的“坐等上令”情况出现。以这次问题疫苗事件为例，在事情已引发巨大舆论漩涡后，相关地方政府依然无动于衷，必须要最高领导人亲自批示后，才开会研究，以示重视，并把这变成对领导的表忠。

改革40年来，中国社会积累了太多矛盾，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早已公开化、显性化，连最迟钝的人也能感觉到，然而，体制却无法感知，或者即使有所感知也无所作为。因为体制中的官僚都不想承担责任，也承担不了责任，他们能做的就是把责任往上和往外推，让别人去承担。当官僚集团中大多数官员都抱着此种心态，按照这个原则行事时，普遍的不作为和无人负责的局面就会形成。

因此，在事情发生后，当局只能用老的行政命令的方式去解决，这会进一步强化体制弊端，导致官僚人身依附的加强，为下一次事故埋下祸根。如此不断的重复和循环，会把体制的活力抽干，变化也就悄然来临。

第三，贸易战通过经济的传导作用很可能引发中国社会的总体危机，产生裂变。

笔者之所以说2018年会成为中国社会的转折点，一个最重要的背景就是中美贸易战。贸易战的后果随着时间推移，会陆续显现出来。

迄今为止，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惩罚仅仅涉及340亿美元的商品，但已经导致中国的股市和金融市场波动，民众悲观情绪蔓延。接下来还有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箭在弦上。虽然历经几个月的较量后，中国社会对贸易战的恐慌情绪已经释放了大半，未来2000亿乃至5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的开征对民众情绪的冲击未必会有这样大，但它们对中国就业、物价和金融的影响却可能是实实在在的，绝非目前的340亿美元商品关税可比，届时很有可能出现严重的经济后果。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高有低，也遇到过国际社会集体制裁的情况，百姓苦日子也过过，可总体来说，经济是向前发展的，民众生活水平多少都有提高。虽然1989年后遭遇西方制裁，但那时民众从文革走出不久，对贫困的忍受力还很强，而且生活水平本来就不高。可现在不同，社会的主体是70、80、90后，他们不像其父辈那样对贫困有深刻体会，当贸易战的经济后果呈现，其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水平下滑，要过苦日子时，他们能否适应这种状况，会不会导致连锁反应发生，都是未知数。已有体制内学者警告，谨防贸易战引发社会裂变，出现总体性危机。

所以，2018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年份。它的变化在未来若干年将会看得更清楚。对当局而言，2018年是一个大考，好坏与否有赖当局采取的应对策略。但当局应对无论是否合格，有一点可以明确，社会人心已经起了根本变化，整体躁动已经出现，除非体制有大的改动，否则巨变必将发生。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将“有幸”看到或亲临这场历史巨变。

谢选骏指出：这个FT中文网，说了半天，不就是重复了我们20年前提出的“70年周期”（从圣经的巴比伦之囚到苏联的瓦解都是七十年左右）理论，今年2018年如果真是转折点，那么明年2019年不就正好是苏联的儿子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难怪“中国社会正孕育巨变”。还是圣经伟大，早就暗示了中国的命运。

谢选骏：基辛格真是一个跟屁虫

《基辛格的“联俄制中” 大智慧》（2018年8月06日 转载法广RFI 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报道：

美国的《野兽日报》（The Daily Beast）近日报道，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向特朗普总统建议，美国应联合俄国遏制崛起的中国，报道引起不小的反响。《野兽日报》是与美国《新闻周刊》同一系统的知名新闻网站，该网站采访了5名相关消息人士写成这篇报道。报道发表后，基辛格和他的团队，至今没有人以任何形式加以否认。
   
    基辛格以促成美中建交、促进美中友好、达成美中联手遏制苏联而闻名于世。他被历届中国领导人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美国则被认为是政界头号亲华派，而且他四十年间游走于美中两国，相信从中国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特朗普上任后，三次与他会晤，他并以94高龄、年老体衰之躯，访问中国，得到习近平、王岐山等最高领导人接见。基辛格提出“联俄制中”的战略，无疑是下了不惜从“中国人民老朋友”转而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并且失掉巨大经济利益的决心。这反映出基辛格和美国的众多政界、学界人士一样，已经从认识中国的误区中走出，也许应了他的一句名言：国际政治，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无论如何，基辛格“联俄制中”的提出，再一次让人看到他在美国的国际战略思考中表现出的大智慧。
   
    “联俄制中”的提出，应该是出于对俄、中这两个国家的基本定位。
   
    自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覆灭后，原苏东集团中的所有国家都实现了政治转型，走上了民主道路，包括俄国在内。俄国与前苏东集团几个国家相比，民主步伐较为缓慢，专制意识残留较多。但步伐缓慢的俄国毕竟也迈进了民主国家的行列：总统是俄国人的选票选出来的，议会（杜马）不是摆设，政治异议青年“暴动小猫”闯进足球世界杯赛场，普京只把她们拘留了两周，没有把她们送进精神病院。
   
    而中国，中共在1989年六四血腥屠杀后，在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在国内对政治异议人士和反抗者施加惨绝人寰的酷刑，在国际上破坏公平贸易的规则，掠夺和窃取别国的经济资源和知识产权，对别国进行意识形态侵犯，他们对世界的野心与他们的财富一起暴涨, 如今的共产中国成为挑战西方政治文明和损害西方经济秩序的敌人。
   
    “联俄制中”今日提出已经晚了，因为美国左派30年来已经把中共政权喂养得足够强大，以致凭美国一国之力已无法遏制中国。但此时如果再不提出联合对中国有制衡能力的俄罗斯，那么就任由中国继续强大，而且与俄罗斯结盟，美国就真的会被中国击败。
    基辛格的“联俄制中”战略的实施，在现实的美国政治中，将遭遇巨大阻力，阻力来自闹得正欢的“通俄门”调查。基辛格的大智慧遇上了“通俄门”调查，“联俄制中”也许就成了一个泡影。

谢选骏指出：基辛格有什么智慧？看来最多也就是跟屁虫的智慧。他现在出来，无非是想在川普那里在泡点东西；看来，当年老美勾结老毛，也不是他的主意，而是那位窃听犯总统尼克松的脑子发热，基辛格也不过就像现在一样，当了一回跟屁虫而已。其结果当然是把美国害惨了，变成了现在这种需要“再度强大”的羸弱状态。如果现在再听基辛格这个德国犹太人的话去和俄罗斯结盟，那就不仅是羸弱了，而且是病弱了。难怪有人怀疑，基辛格是一位潜伏的间谍，转到美国来搞破坏活动的！这个老基要是把美国搞成了霉国，德国才有机会再度强大起来。对了，好好查一查，美国政府里还有谁是德国人？！

【跟屁虫，指总是跟着他人，粘着他人的人。　引申的意思是没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附和他人或团体。1、指没有主见，人云亦云。2、指需要保护，常指小孩跟着大人。3、指因崇拜（沉迷）某人或事，盲目的投入。】

谢选骏：战争胜利使犹太人成为纳粹党

《二战后犹太人对德国人复仇 盟军士兵视而不见》（2018-08-08 澎湃新闻）报道：

从“犯人”到“暴民”

如果说解放集中营的士兵想要对纳粹复仇，那么，被士兵解救的犯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以色列·古特曼（Israel Gutman）曾经在马伊达内克、奥斯威辛、贡斯基兴（Gunskirchen）待过，但最终得以幸存，他写道，“在集中营生活的最后最艰难的阶段”，“复仇渴望”是让集中营犯人活下去的“希望”。
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宁愿对集中营幸存者的报复行为绝口不提，同样，当时的盟军士兵也宁愿对报复行为视而不见：比起犯人经历的苦难，这些报复行为简直微不足道。他们正确地指出，比起某些民族主义者挑起的劫难，犹太人的报复行为可以忽略不计。1947年，美国军政府首长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亲口承认：“尽管对德国人有着天然仇恨，但（犹太难民）还是很好地克制了自己，避免与德国居民发生严重事件……在我心目中，他们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表现，堪称我在德国两年多以来见证过的显著成就。”
然而，尽管只有极少数犹太人沉溺于报复行为，但报复行为也许比人们通常认定的范围要广泛得多。绝大多数集中营幸存者似乎都目睹过某种形式的报复行为，尽管他们自己并未参与其中。首先的报复目标是集中营守卫，由于绝大多数守卫在盟军士兵抵达前就已逃之夭夭，因此，在找不到集中营守卫时，犯人就会将矛头指向那些为纳粹充当帮凶的人，即牢头。如果无法向造成自身痛苦的直接责任人复仇，犯人就会把愤怒的情绪转向其他德国人，尤其是党卫队员、德军士兵、纳粹官员，如果找不到这些人，那么找到任何德国人都行。

在达豪集中营，被解放的囚犯奚落他们以前的看守。男人、女人甚至孩子，都可以从事报复行为。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被解放后，本·赫尔夫戈特（Ben Helfgott）看见两名前往莱布尼茨的犹太女孩正在用手推车袭击一名德国妇女。他劝女孩们停手，但被女孩们拒绝，直至他亲自介入。后来在营地里，他看见一群人将一名党卫队员殴打至死。数十年后，他说道：“我目睹这一切，我感到一阵恶心。我并不愤世嫉俗，但我痛恨暴民。当人们成为暴民时，他们就不再是人类。”
恰斯基尔·罗森布卢姆（Chaskiel Rosenblum）同样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被解救，他没有杀死任何德国人，但这并不是在道德上有所顾忌，仅仅是因为他无能为力。然而，他知道，有一名10岁的男孩曾经目睹双亲被杀害，“于是他杀死一个又一个纳粹分子”。48平库斯·库尔涅茨（Pinkus Kurnedz）看见一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当过牢头的男人被暴民杀死，暴民当中包括目击者的朋友，他们发现这个男人藏匿在附近的村庄里。“他躲在一间谷仓里，我们把他拖了出来。小广场里有两辆俄国坦克。俄国人也来帮忙。我们确实把他活活打死了。”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附近，德军士兵的尸体被悬挂在路灯杆和大树上。

少数犹太人公开讲述报复行为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很难找到那些亲口承认报复行为的犹太人，但也有少数勇敢者公开谈论自己从事的报复行为，这或者由于他们想确保历史记录尽量真实，或者由于他们仍然对报复行为无愧于心，并且相信这是正当行为。例如，1988年，一位名叫斯穆列克·贡塔兹（Szmulek Gontarz）的波兰犹太人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录制访问片段时，承认自己和朋友曾经在解放期间报复德国人，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如此。
我们都有参与。这是快乐的经历。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未能做得更多。例如，把他们扔出火车。无论在哪里可以殴打德国人，我们都会去。在奥地利，有一次特殊经历。我们待在马厩里，那里还藏着一名德国军官。我们把他揪出来，以其道治其身：我们把他绑在树上，然后对他射击。如果你现在让我这么干，那当然不行，但在当时，这很快乐。我很喜欢。
当时，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心满意足了。现在我还会对你说：我很怀疑，任何人处于类似境况中，还会拒绝快意恩仇……也许只有这件事情，值得我们熬过战争，能让我们熬过战争。那种满足感真是太巨大了。
阿尔佛雷德·克内勒（Alfred Knoller）是一位在贝尔森被解救的奥地利犹太人，他还记得，在英军士兵的明确批准之下，他们袭击当地农场以获得食物。有一次，在谷仓旁边的院子里的几个麻袋后面，他和朋友发现了一幅希特勒画像。在谷仓里面，他们还找到一些枪支。出于愤怒，他们捣烂了那幅希特勒画像，然后，尽管农夫及其妻子声称自己反对纳粹，他们还是射杀了那对夫妇。
我知道，我们做的某些事情很不人道，但恐怕这就是我潜意识里一直想做的事情。我们想要与德国人战斗。我们并未与他们战斗，但我们还能退而求其次……我们想要复仇。一直都想复仇。这绝对是报复行为。这必然会发生。
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毫不内疚，似乎还找到了急需的情感宣泄。“我们对此毫不隐瞒。我们还告诉所有人。当我们返回营地时，我们感到欢欣鼓舞。”1945年4月，在米兰，法西斯主义者被游击队集体处决。

最初，许多袭击事件被忽视甚至得到盟军士兵的鼓励。集中营的幸存者普遍感觉到，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他们得到自行其是的全权委托，但由于法律和秩序的存在，袭击德国人终将被禁止。例如，阿雷克·赫什（Arek Hersh）提到，“俄国人给了我们24小时，允许我们对德国人为所欲为”。哈里·施皮罗（Harry Spiro）是另一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被解救的幸存者，他也记得，俄国人告诉他们，他们有24小时“可以为所欲为，甚至杀死德国人”。
马克斯·德绍（Max Dessau）是一位在贝尔森被解救的波兰犹太人，他提到，英国人也会“给你一段时间，让你随意复仇”，但“当他们说够了，复仇就得停止”。美国人同样乐意让犯人自行其是。库尔特·克拉普霍尔茨（Kurt Klappholz）是一位在强迫行军期间被解救的波兰犹太人，他被一名美军中尉带到一名党卫队士兵面前，那名党卫队士兵已经被美军中尉打得鼻青脸肿，“美国人含糊地告诉我，‘这就是有份折磨你的人，你可以自己讨回公道’”。这些人都没有利用别人给予的机会，但很明显，还是有许多人愿意利用这些机会。

仇恨的消解与新家园的希望

自然而然，随着时间流逝，绝大多数被释放犯人的情绪开始软化。当他们看见那些自封的所谓“优等民族”可怜兮兮的样子时，他们的复仇渴望也就消解了。例如，彼得·弗兰克（Peter Frank）曾经在诺德豪森被解救，战争结束时体重只剩下4英石。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消灭整个德意志民族，这样就可以避免再发生同样的惨剧”。但当别人看见他身体过于虚弱、无力独自行走而把一名德国战俘分配给他作为“坐骑”时，他的怒火似乎变成不屑，最终变成怜悯。“可以说，他被分配给我，他是我的财产。他曾经向我抱怨，战争给他带来多少不幸，但他很快就学聪明了。我想说，他是个可怜的家伙，没理由向他报复……一旦你开始面对个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跟你一样是受害者，你就释然了。”
阿尔佛雷德·胡伯曼（Alfred Huberman）是布痕瓦尔德和雷姆斯多夫的幸存者，他也同意弗兰克的看法。“当我刚刚被解救时，我认为德国应该从地图上被完全抹去。随着时间流逝，如果我遇到一个德国人，我会跟他说什么呢？我不会说同情他，我会说请你凭良心做人。”

然而，也有人的怒火无法迅速平息。他们认为，如果不对德意志民族采取认真的复仇，犹太人将永远不得安宁。有一个团体被称为“复仇者”，由前犹太游击队员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创立。
这个团体暗杀了超过100名战争嫌疑犯，也曾经在一个关押党卫队员的监狱放置炸弹，炸死80名犯人。他们的行动哲学包括有意识地、无差别地袭击大量德国人，他们的复仇具有非人道性质，就是为了反衬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遭受的非人道待遇。他们的口号是“一命抵一命”，按照团体成员加比克·塞德利斯（Gabik Sedlis）的说法，这句口号要表达的含义是“杀死600万德国人”。
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策划了一次密谋，在五座德国城市的供水管道里投毒，但科夫纳本人因为试图把毒药从巴勒斯坦带回欧洲而被逮捕，这次密谋最终受挫。纽伦堡附近的俘虏收容所关押着1.5万名党卫队员，另一个后备计划就是在这1.5万人食用的面包里下毒，这个计划更加成功。至少有2000名德国犯人砷中毒，尽管我们不清楚最终死了多少人，甚至不知道有没有人因此而丧命。
这些计划依赖于战后初期的混乱局面。大批难民的集体涌入，为这些复仇者提供了极好的掩护（正如难民潮为逃脱的战犯提供掩护一样），法律和秩序的严重缺失，意味着谋杀者不会被告发、不会被调查，甚至经常不会被注意到。然而，情况终究会改变，即使是“复仇者”也放弃了他们的复仇之梦，转而为将来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独立国家而斗争。
或许，这能在某些方面解释为何犹太人的报复行动未能在更大范围内开展起来。在大屠杀结束之初，绝大多数幸存犹太人病弱不堪，根本无法考虑任何积极的报复行动，活下来本身就已经算是反抗行动了。
更重要的是，报复行动是由那些想要恢复某种道德平衡的人来从事的。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也许对于多数犹太人来说，他们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决定彻底告别欧洲，逃往其他道德平衡更有保障的地区：美国、英国，最重要的是巴勒斯坦。因此，他们的报复心象征性地表现为集体离开欧洲，1945年年底，一位犹太作家解释道：
我们通过轻蔑、摒弃、谴责、疏远来报复我们的敌人……只有彻底远离这些谋杀者……我们才能在本质上满足我们的复仇渴望：结束我们在欧洲的放逐之旅，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建立我们的家园。
巴勒斯坦给了犹太人希望，他们希望在那里建立犹太国家，从此不受迫害，因为他们能够做自己的主人。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逃出欧洲大陆，加入到犹太兄弟的队伍中，试图在以色列建立新家园。长远来说，犹太人已经对报复德国意兴阑珊，也对麻烦盟国心怀愧疚，毕竟盟国曾经让他们免于灭顶之灾。因此，复仇大任只能留给其他被纳粹迫害过的族群来完成。当然，欧洲并不缺少这种待机而动的族群。

谢选骏指出：纳粹党不是天生的，而是经历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胜利锤炼。受害者也不是天生的，一旦胜利就会变成施害者。这就是人的原罪所在。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的弱点，所以他号召我们要爱自己的仇敌，而不是像犹太人那样，最多就是善待自己的同胞和邻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