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2018年危机”应验了“70年周期”理论

《今年是个转折点？中国社会正孕育巨变》（2018-08-08 FT中文网）报道：

邓聿文：尽管“中国崩溃论”已近绝迹，但从长周期看，今年将会成为中国转折点，中国将面临内外交困的严重挑战。

“中国崩溃论”在10年前曾是国际社会流行的猜想。但随着中国在“唱衰”声中反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自此后，此类论调几乎绝迹。不过，笔者认为，从长周期看，2018年将会成为中国的转折点，中国将会面临内外交困的严重挑战，社会巨变正在形成。

说起“巨变”，一些人首先想到的是，会不会出现全局性的社会震荡，很可能。但鉴于中国政府的维稳能力还很强，巨变不一定是个激进过程，以剧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有可能是个“清水煮青蛙”式的转变，待大多数人发觉时，它已经完成了变化。从这个角度说，“巨变”的“巨”，表现为一种量的累积，而非形式突变。也就是说，当量的累积达到一定程度，满足“巨变”的要求时，变化就发生了。

2018年已经过半，但从中国社会悄然发生的变化看，可以明显感觉到巨变正在孕育。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以前不久发生的长春长生公司的问题疫苗事件为代表，大众——无论左右——对当局的信任降到冰点。

疫苗问题关乎儿童的健康和安全。当一个政府连儿童的基本安全都无力保障时，再谈大众对政府的信任就是一件奢侈事情。

在中国，出现食品药品方面的安全事故过去也有。虽然这些事故也耗损了政府信用，但一来这些事情很少引起全国关注，二来本届政府前五年的强力反腐和治党，虽然并未给民众带来实质性的福利改善，但至少提升了部分民众对它保障生活安宁、少受各类骚扰的期望值，因为这是它的承诺。然而，长生疫苗事件让民众发现，五年多的最严厉的社会管制竟然管不住一个疫苗问题，大众特别是儿童的成长依然处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里，那么，为什么需要这种空前程度的社会管制呢？

所以，外界看到，在这次疫苗事件中，过去曾经在类似事件中无条件支持当局的“极左”（一个更熟悉的称呼是“毛左”）态度也出现了暧昧的转变，除极少数外，大部分“毛左”即使不批评政府，也表示罕见的沉默。这是因为问题疫苗也触到了他们的痛处，相对而言，一些低收入水平的家庭比起中产阶级更易受到假疫苗的侵害。

当大众不分立场齐声对当局进行指责，连最基本的信任都不再有时，这就很可怕。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它表明一个政府失去合法性。而这发生在当局开创“新时代”的时候，不能不说是个警讯。

第二，中国当局对社会的躁动情绪也失去了感知和回应能力。

我说的对社会躁动情绪的感知和回应，指的是体制，而非个人。从个人看，当局有许多人，包括层级很高的官员早知这个社会病得不轻，民众对政权有意见，需要刮骨疗毒才能拯救，但由个人组成的组织，却丧失了此种敏感性，对大众的不满变得非常迟钝，更别说有效回应了。

其实这可以用囚徒困境来解释。对个体最有利的选择往往会造成组织的非理性，因为组织中的个人的目标函数往往是冲突的，互相抵消，它表明组织系统中的机制已经失灵。

具体到中国当局，领导极化和权力的高度垄断，必然会使以往存在于体制中的“唯权是瞻”现象也跟着极化，信息传递被阻滞，从而导致普遍的“坐等上令”情况出现。以这次问题疫苗事件为例，在事情已引发巨大舆论漩涡后，相关地方政府依然无动于衷，必须要最高领导人亲自批示后，才开会研究，以示重视，并把这变成对领导的表忠。

改革40年来，中国社会积累了太多矛盾，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早已公开化、显性化，连最迟钝的人也能感觉到，然而，体制却无法感知，或者即使有所感知也无所作为。因为体制中的官僚都不想承担责任，也承担不了责任，他们能做的就是把责任往上和往外推，让别人去承担。当官僚集团中大多数官员都抱着此种心态，按照这个原则行事时，普遍的不作为和无人负责的局面就会形成。

因此，在事情发生后，当局只能用老的行政命令的方式去解决，这会进一步强化体制弊端，导致官僚人身依附的加强，为下一次事故埋下祸根。如此不断的重复和循环，会把体制的活力抽干，变化也就悄然来临。

第三，贸易战通过经济的传导作用很可能引发中国社会的总体危机，产生裂变。

笔者之所以说2018年会成为中国社会的转折点，一个最重要的背景就是中美贸易战。贸易战的后果随着时间推移，会陆续显现出来。

迄今为止，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惩罚仅仅涉及340亿美元的商品，但已经导致中国的股市和金融市场波动，民众悲观情绪蔓延。接下来还有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箭在弦上。虽然历经几个月的较量后，中国社会对贸易战的恐慌情绪已经释放了大半，未来2000亿乃至5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的开征对民众情绪的冲击未必会有这样大，但它们对中国就业、物价和金融的影响却可能是实实在在的，绝非目前的340亿美元商品关税可比，届时很有可能出现严重的经济后果。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高有低，也遇到过国际社会集体制裁的情况，百姓苦日子也过过，可总体来说，经济是向前发展的，民众生活水平多少都有提高。虽然1989年后遭遇西方制裁，但那时民众从文革走出不久，对贫困的忍受力还很强，而且生活水平本来就不高。可现在不同，社会的主体是70、80、90后，他们不像其父辈那样对贫困有深刻体会，当贸易战的经济后果呈现，其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水平下滑，要过苦日子时，他们能否适应这种状况，会不会导致连锁反应发生，都是未知数。已有体制内学者警告，谨防贸易战引发社会裂变，出现总体性危机。

所以，2018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年份。它的变化在未来若干年将会看得更清楚。对当局而言，2018年是一个大考，好坏与否有赖当局采取的应对策略。但当局应对无论是否合格，有一点可以明确，社会人心已经起了根本变化，整体躁动已经出现，除非体制有大的改动，否则巨变必将发生。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将“有幸”看到或亲临这场历史巨变。

谢选骏指出：这个FT中文网，说了半天，不就是重复了我们20年前提出的“70年周期”（从圣经的巴比伦之囚到苏联的瓦解都是七十年左右）理论，今年2018年如果真是转折点，那么明年2019年不就正好是苏联的儿子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难怪“中国社会正孕育巨变”。还是圣经伟大，早就暗示了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