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美国文化分歧体现全球化的纵深

《本土恐怖主义助燃美国文化分歧》（2018-10-28 FT中文）报道：

短短几天，美国遭遇枪杀犹太人事件，还发现多个爆炸装置被寄给总统的批评者。身为白宫主人，特朗普难辞其咎。在不到一周时间里，美国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反犹太袭击——一场导致11人死亡的大屠杀——并发现一波土制爆炸装置被寄给至少14名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的批评者，包括他的前任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第三起事件中，两名非洲裔美国人在食品店被枪杀。杀人疑犯放过了一名白人顾客，扬言“白人不杀白人”。前两起事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塞萨尔·萨尤克(Cesar Sayoc)，他涉嫌寄出爆炸装置邮包；以及罗伯特·鲍尔斯(Robert Bowers)，他被控在匹兹堡的一个犹太教堂枪击会众和警察——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社交媒体上的阴谋论蛊惑，这些阴谋论大肆炒作特朗普讲述的中美洲移民大军正在向美国边境进发的故事。反犹分子认为，这支移民大军是由对冲基金界的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资助的，他也在爆炸装置邮包的收件人之列。

作为总统，特朗普的首要职责应该是呼吁国家团结。他却利用这个机会来挑起更大的分歧。他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爆炸装置是那些担心在下周中期选举中失利的民主党人发起的一次“栽赃嫁祸行动”。“共和党人在提前投票中表现很好，现在‘炸弹’事件发生了，势头大大放缓，”他在推文中写道。尽管他谴责了反犹太主义，但他对匹兹堡大屠杀的反应同样不恰当。他说，生命之树(Tree of Life)犹太教堂应该有武装警卫。这些都是极具煽动性的回应，让特朗普有借口来淡化未来任何针对其批评者的暴力企图。

但他的过错比此更深。作为总统和候选人，特朗普经常支持针对他不喜欢的人的暴力行为。如今，他的煽动性言论已成为家常便饭，以至于它们不再令人震惊。无论是为殴打一名非法移民的暴徒鼓掌，转发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处在瞄准镜准心的表情包，还是为任何攻击抗议者的人支付律师费的提议，特朗普都已正常化了在日常政治中诉诸暴力的做法。他还创造了一个推波助澜的词汇表，将反对者和媒体称为“人民的敌人”，对一名殴打记者的议员赞赏有加，并威胁要对批评他的人展开调查。“把她关起来”（指希拉里）仍是特朗普集会上常用的口号。

现在的危险是，其他人会开始效仿特朗普。当然，在法律上，无法追究他被指煽动暴力行为的责任。也不能把沙特阿拉伯本月蓄意杀害记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沙特已经承认）的事件归咎于他。尽管如此，美国总统占据着独特的天字一号讲坛，为国内外的其他人树立了一个效仿的榜样——无论好坏。特朗普的言论为政治强人提供了效仿他的借口。并不令人意外的是， “假新闻”这个词现在经常被威权者用来攻击独立媒体。

即使特朗普坚持自己的方式，其他人也应该捍卫文明的标准。民主党人绝不能参与一场逐底竞争。正如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所说：“以眼还眼只会让整个世界变得盲目。”在美国左翼阵营中，有关内战的清谈已经过于司空见惯。特朗普的批评者对阴谋论也不陌生。但是，椭圆形办公室要负最终的责任。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已经表明，只要他愿意说，就没有什么道德约束。如果说他教给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民主文化是一个脆弱的有机体，必须小心加以保护。

谢选骏指出：美国文化的分歧，体现全球化的纵深，正如“文明的冲突”这个伪命题，说的其实是“部落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冲突”——也就是全球规模的“逐鹿中原”。所以，白人民族主义者才会批评川普是个伪装的民族主义者和实际的全球化推动者。因为川普的生意是跨国的，他怎么可能是民族主义者呢？换言之，全球化利用了民族主义作为伪装，这样才能深入到基层——正如专制主义利用民主作为伪装，这样才能深入基层。美国文化分歧其实体现了全球化的纵深——全球化过程也就在美国的文化分歧中展现发展。

谢选骏：保释期间日记泄露了重要机密

《中国媒体发出孟晚舟保释期间日记》（2018年12月21日 联合早报）报道：

 

孟晚舟被保释后写下日记披露自己落泪原因——中国媒体获得了一份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被保释后写的日记，首次披露庭审落泪原因，并强调坚强、勇敢。据《北京日报》报道，孟晚舟有写日记的习惯，且长年坚持。她在这篇日记中写到，保释那天自己在法庭等着办手续，与律师聊天时得知，有不少陌生人打电话到律师事务所，说愿意用财产担保，因此令孟晚舟非常感动，因此落泪。她在日记中袒露心情，表示：“既使他们根本不认识我，甚至他们不知道我，但是他们知道华为，他们认可华为，所以他们也愿意相信我。我的律师说，他从业四十几年，还从来没见过，这样愿意为陌生人担保的事。听着律师的这番话，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此外孟晚舟也在日记里提及自己曾在日本福岛地震后讨论、参与灾后重建工作，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几年之后的尼泊尔地震，我们的危机预案完全能够及时和充分地支撑着灾后严建工作，也得到了尼泊尔客户的高度赞扬。”

日记原文如下：

昨天晚上，一封日本人的来信，在朋友圈内小小地刷屏，着实让我温暖了一把！ 还是那句说过无数遍的话，人间自有真情在，当自己遇到危难的时候，才知道曾经被这么多的陌生人关爱着。

保释的那天，在法庭等着办手续，律师跟我聊天说，有不少陌生人打电话到律师事务所，说愿意用自己的财产为我担保，既使他们根本不认识我，甚至他们不知道我，但是他们知道华为，他们认可华为，所以他们也愿意相信我。我的律师说，他从业四十几年，还从来没见过，这样愿意为陌生人担保的事。听着律师的这番话，我禁不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这么多人愿意相信我，愿意信任我的陌生人。

日本福岛地震的时候，我正好在美国IBM总部，参加为期一周的 Workshop，正为是否启动IFS变革，以及IFS变革的范围，与IBM资深财务专家进行最后一轮详细沟通。

那个时候，公司刚刚决定将所有的应急预案交给财经来负责，包括战争、瘟疫、动乱、地震什么的，由财经与业务团队共同制定各种场景下的应急预案，平日里组织演练，以便灾难发生时能够迅速启动预案，公司各个部门也能按照预案的设计快速集结、快速响应。因为我在美国确实走不开，让孙总一个人去了趟日本。

从美国回来后，把我们在美国Workshop的收获，组织财务的同事们进行分享和讨论，大家达成基本共识，形成可以与IBM沟通的财经变革的思路后，我就定机票去了东京，到日本代表处去跟大家开会，讨论灾后重建的工作安排，包括客户网络的抢修，以及我们自己的日常运行。在我去日本之前，公司的应急工作组已经成立，孙总也刚从日本回来，也没有什么太多需要我做的事情，我就是跟日本代表处把震后两周的工作再次梳理了一下，跟大家在一起把工作顺序核对了一下，自己也记了很多笔记。

日本地震，是财经组织第一次接触危机预案的设计及实施，虽然，在那次日本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中，我们的不少环节在协作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障碍，但帮我们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几年之后的尼泊尔地震，我们的危机预案完全能够及时和充分地支撑着灾后严建工作，也得到了尼泊尔客户的高度赞扬。

这次经历，我很少提起，也没什么可自豪的，只是我的份内工作而己。好人终有好报，没想到，八年之后，这份回报以一个普通日本人的来信展现在我面前，让我的心里充满了无比的自豪与宽慰。

自豪，是因为在那份不确定下，我踏上了去日本的航班，勇敢不是因为不害怕，而是心中坚守的信念；宽慰，是因为上苍始终能看到我们的努力，也从不忽略我们付出的努力。

谢选骏指出：孟晚舟的智商确实不高，她没有意识到自己保释期间的日记泄露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为何这样说？因为这么多的素昧平生的人，不约而同地出面作保的可能其实极小，更大的可能是受到了某个组织的幕后操作。孟晚舟保释期间日记，就这样无意之下泄露了秘密组织的重要机密。

谢选骏：不能把纪念64变成一种手段

《王丹等发起八九一代签名活动 吁共同纪念64》（2018年12月27日 转载法广RFI 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报道：

再过几天就要到来的2019年，是中国的89民运和“六四”镇压30周年。王丹、吾尔开希、王超华等当年从那场血腥屠杀中走过来的八九一代，近日发起签名活动，呼吁全球所有关心中国发展、所有期待中国能够实现民主宪政的朋友共同纪念“六四”30周年。

    

呼吁书写道：89六四“是一道历史的伤口，这道伤口，三十年了，仍旧还在淌血。中华民族要走向文明，就不能回避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鉴于中共当局的严密封锁，关于‘六四’的记忆已经逐渐淡漠，因此，我们呼吁在‘六四’纪念30周年之际，全球一起努力，重建历史记忆，作为抵抗极权，追求民主的一种手段。”

呼吁书指出：89六四后，中国走上了一条拒绝文明，拒绝民主的发展道路。“而中国走上这样的道路，正是因为中共悍然抗拒89民运提出的反对腐败，实现宪政的要求。在中国局势发展已经来到了一个转型的关键时刻的今天，纪念89民运，重新提出民主化的诉求，不仅是面向过去，更是面向未来。”

签名活动得到海内外八九一代以及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在呼吁书上签名的还有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法国汉学家侯芷明（Marie Holzman）等著名学者。

谢选骏：不能把纪念64变成一种手段。这是从本体论的角度说的。纪念是不能当做交易的筹码来使用的！此外，从较低层面的工具论说呢，三十年来的教训表明，手段玩多了就会贬值失灵的——人起码要有良心，其次要讲诚信，最后还要有高一点点的眼界。

谢选骏：俄国担心自己沦为白色非洲

《非洲国家乌干达将汉语列为必修课》（2018-12-23 吉视网）报道：

原标题：又有一个国家将汉语列为必修课！这一次是个非洲国家

外媒称，乌干达政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选出了35所教授汉语的中学。在这些中学里，汉语将被列入中学教学大纲。据《每日观察》12月21日报道，乌干达教育部全国课程开发中心(NCDC)选出的这些学校将为明年推出的中文课程带来便利。报道称，在过去9个月里接受中文培训的教师中，至少35名教师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课程，并将被派往不同的学校担任负责人。

乌干达总统事务部长埃斯特·姆巴约·姆布拉库布扎说，政府已为学校开课做好了准备。他说：“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开课的材料，比如教科书和插图。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明年开始这个项目。”

据埃斯特称，之所以决定在学校教授中文，是因为中乌两国双边贸易不断增长，友谊不断加深。

NCDC负责人格雷丝说，中文课程将是中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的必修课，三年级和其他年级的学生也可以选修。他说：“我们希望学校会积极遵守规定。我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学校的数量。”在回答有关该计划可持续性的问题时，格雷丝表示，未来两年将再培训两批教师，使培训人数达到100人。格雷丝说，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还将为合格教师开设学士学位课程。

马凯雷雷大学商业与管理学院的埃里亚教授表示，到2019-2020学年，他们将引入中国语言文化方面的学士学位。“我们一直在投入这项事业，我们将继续支持这项事业。明年我们将开设新的课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将引入硕士学位。”

谢选骏指出：在此发展之下，俄国开始担心自己成为多余的边缘之物，甚至沦为欠发达的白色非洲了——

《俄专家：中国在掌控非洲》（2018-12-21）报道： 

 

9月举办的“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使得俄罗斯专家分析称北京正进入全球扩张期，并已经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掌控非洲的经济政治，实施极端实用主义的新的殖民化。

俄罗斯《独立报》12月21日发表长篇评论文章，题目为“非洲：中国式殖民地化——北京正完全掌控黑色大陆”。文章称，在综合国力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北京已开始更积极的对外扩张。在已经接近了将东南亚变为自己世袭领地的目标之后，其目光落在了更远的非洲大陆。文章引述俄罗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汉学博士、历史学家、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亚洲学院主任阿列克謝·马斯洛夫的评论说，虽然北京方面不断宣扬和强调自己是要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并表达了愿意领导发展中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秩序的斗争，以捍卫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利，但是，除了反帝的口号究竟表达了什么令人很难理解之外，事实上，北京的具体行动却清晰的表现了其扩张政策的基本原则，那就是极端的实用主义。

俄罗斯专家评论说，北京特别关注非洲，因为那里拥有中国所需要的大量自然资源。与此同时，非洲国家经济脆弱的弱点和政权的腐败都使得北京在黑色大陆上如鱼得水。无视人权等规范的限制、大量提供武器成为北京敲开很多非洲独裁政权的敲门砖。一些非洲国家部队的常规武器已经“中国化”。从单兵射击武器到轻型坦克、装甲运兵车、战斗机、鱼雷艇、巡逻艇、自行式迫击炮、齐射火箭发射器等等几乎都是中国制造的武器。甚至一些相互对立的交战国双方都是中国武器的买家。

显然，坦桑尼亚可以被认为是非洲最亲中的国家，接着是其邻国赞比亚，然后是津巴布韦、埃及等一长串国家名称。很多贫穷的非洲国家根本无钱偿还军火费用，于是便落入了北京的债务陷阱。这使北京对这些国家，尤其是其军队拥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甚至有消息称，最近津巴布韦军方推翻了“永恒的”穆加贝总统，就是来自北京的直接“暗示”。俄专家称，苏联撤离非洲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向非洲的进军。而俄罗斯也无力在经济和政治上在非洲有所作为。在许多情况下，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非洲国家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同时，中国人开始非常积极和成功地从非洲“挤走”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掌控了非洲领导人和富人，使他们配合压制非洲民众日益高涨的反华浪潮。当地民众批评北京方面公开的种族主义甚至比此前白人的殖民主义更严重。但无论如何，北京在非洲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安哥拉，尼日利亚和苏丹成为最重要的中国石油供应国。几乎所有中国家具业都是从利比里亚、喀麦隆、莫桑比克、纳米比亚获得木材。中国40%的铜进口来自赞比亚……。

俄罗斯科学院非洲研究院专家、技术科学院士尼古拉·切尔巴考夫对此问题评论说：“目前中国还在非洲积极的通过何种手段，合法的购买还是别的什么方式，大量的囤积农业用地，但并未立即全都投入使用，而是以备未来需要。还好，我们已经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对该问题给予了重视。此外就是在非洲进行道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以方便中国商品的进口和非洲资源的输出。”

俄罗斯《独立报》的文章总结说，北京已经在2017年公开成立了第一个解放军首个海外基地——吉布提。但无疑，这只是开始，中国的军事设施“珍珠链”还可能会出现在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和西非的许多其他国家，一直进入大西洋。掌控非洲，使得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成为全球性的存在。

谢选骏指出：中国如果能够开发非洲，那么西伯利亚的重要性就下降了，其资源价值也会大大缩水——这就使得俄国人无法囤积居奇了，他们的焦虑油然而生了。

谢选骏：美联社与新华社联合起来

 

《美联社竟与新华社合作 美国14议员急了》（2018-12-26 凤凰网）报道：

中美多领域合作由来已久，包括在媒体方面，新华社11月与美联社就推动两社互利合作达成多项共识。然而在“中国威胁论”充斥美国政界的当下，对这种正常的媒体业务交流，美国媒体及政客也格外敏感。

美国14名国会议员12月19日致信美联社，要求后者公开双方合作协议内容，同时保证自身不会成为中国政府宣传的工具。美媒则呼吁警惕中国的“影响力行动”。中国外交部此前强调，媒体交流等问题不应该被政治化。

《华盛顿邮报》24日报道说，中国最大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上月底宣布，正在扩大与美联社的合作。“这成为中国官方媒体迅速扩大与西方新闻媒体的整合，中国政府拓展全球影响力行动的一部分。”针对新的合作，美国国会议员19日提出批评，担心美联社与中国官方媒体合作会影响其报道的独立性。14名国会议员当天致信美联社社长普鲁伊特（Gary Pruitt），要求美联社公开与新华社的谅解备忘录，披露双方未来的合作计划，同时保证新华社不会影响美联社的报道，也不会接触到美联社掌握的任何敏感信息。

这些议员还要求美联社保证自身不会成为中国政府宣传的工具，他们声称，美国司法部今年已要求新华社注册为外国代理人。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封信由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Mike Gallagher）与民主党众议员谢尔曼（Brad Sherman）牵头，与共和党参议员科顿（Tom Cotton）、民主党参议员沃纳（Mark R. Warner）以及共和党反华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等人一同签署。加拉格声称，“中国会利用这种伙伴关系更好地塑造全球舆论，损害美国利益。”谢尔曼则要求对两社之间的合作协议进行严格审查。

面对数十名国会议员的发难，美联社发言人劳伦·伊斯顿（Lauren Easton）随后坚决否认了与中国官方媒体合作会影响美联社报道独立性的说辞。伊斯顿说：“最近的谅解备忘录是对双方自1972年（观察者网注：双方曾于1972年签署新闻互换协议）至今所保持关系的更新，为未来的商业互动创造了可能，这与美联社和世界其他国家官方通讯社达成的协议类似。”她表示：“不包括任何人工智能信息或任何其他技术的分享。”

她强调，新华社没有获得美联社的敏感信息，也没有影响美联社的编辑业务。

据新华社报道，新华社社长蔡名照11月25日在北京会见了美联社社长普鲁伊特。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就进一步推动两社互利合作达成多项共识。蔡名照表示，面对媒体格局的深刻调整，两社在新媒体、人工智能应用、经济信息等领域有着广阔合作空间。普鲁伊特则说，将努力推进合作进程，期待拓展双方合作领域。

尽管美联社已就这些议员的批评给出正面回应，但《华盛顿邮报》在24日的报道仍呼吁警惕中国的“影响力行动”。该报称，俄罗斯被指责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后，没有一家西方媒体与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T）、俄卫星通讯社（Sputnik）合作，同理“中国的宣传也不能与西方的自由媒体混为一谈”。

今年9月，美国司法部曾通知新华社和中国环球电视网必须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行注册登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当时强调，媒体交流不应该被政治化。耿爽说，“媒体是各国人民之间加强沟通、增进理解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各国都应该本着开放包容的精神看待媒体在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作用，为媒体正常开展工作提供便利，而不应该设置障碍，更不应该将有关问题政治化。”

美联社是全球知名新闻通讯社之一，与全球许多国家的官方通讯社都保持着合作关系，在全球也拥有大量客户。事实上，新华社与美联社此次签署新的合作备忘录前，双方的合作关系由来已久，美联社也对此一直持开放态度。2015年5月，蔡名照访美期间，曾获美联社邀请前往该社总部新闻编辑室参观。蔡名照当时还与普鲁伊特就新闻媒体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新闻产品进行探讨和交流。

谢选骏指出：国会议员干着急是没用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无法阻止各国利益集团勾结起来。弄得不好，迟早有一天，美国国会和中国人大也会深夜互动的——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美联社与新华社联合起来，只是预演罢了。也许这些都不是未来的事情，而是早已有之的了，否则，共产党中国当年又是怎么一再获得最惠国待遇，并且最终得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呢？

谢选骏：过把瘾就死的歌唱家

网文《约翰·丹佛》报道：

约翰·丹佛（John Denver，1943年12月31日－1997年10月12日），原名小亨利·约翰·多伊奇岑多夫（Henry John Deutschendorf, Jr.），生于新墨西哥州罗斯维尔城。美国乡村民谣歌手。

丹佛在南方长大，1964年大学毕业后他迁到洛杉矶，在城市民谣俱乐部中演唱。第2年他加入了查德·米切尔三重唱组。1969年，丹佛录制唱片《节奏与原因》。这张唱片中收录了他自己演唱的《乘着喷气飞机离去》。丹佛的许多歌曲都广为人知，如歌曲《乡村路带我回家》和《高高的洛基山》等。

1974年，丹佛已是美国唱片最畅销的艺人，当时《阳光照在我肩上》(Sunshine on My Shoulders)和《安妮之歌》(Annie’s Song)这两首歌在美国排行榜都名列前茅。1976年他开办了自己的唱片公司。1977年制作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噢，老天》(Oh, God)。此后发行了一系列优秀唱片，如1980年录制的唱片《亲笔签名》(Autograph)，并继续致力于政治事业。1981年，他与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普拉希多·多明戈(Placido Domingo)合唱了一曲《可能是爱》(Perhaps Love)。丹佛还到中国、前苏联演出。并热衷于慈善事业和环保事业。  

1997年10月12日，丹佛在加利福尼亚海湾因飞机失事不幸身亡，终年53岁。

 

1943年，生于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从小喜爱音乐，显露出良好的音乐素质。

1955年，祖母送他一把吉布森F孔纯音爵士吉他，开始学习音乐。青年时代在大学攻读建筑设计专业。

1964年，大学毕业，开始在各民谣俱乐部演出，与新基督乐人(New Christy Minstrels)组合主唱兰迪·斯巴克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兰迪还专门为丹佛写了一首歌“这条路”（"This Road")，希望丹佛能有更好的未来。

1965年，查德·米歇尔三重唱(Chad Mitchell Trio）主唱离团，他经过当时知名的四兄弟合唱组（The Brothers Four）推荐，通过试唱成为了新的主唱，并开始随团在各大学巡回演出。同年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歌曲“献给波比”（"For Bobbie")。

1966年，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约翰·丹佛的演唱》（"John Denver Sings")，大部分都是翻唱别人的歌曲，只作为圣诞礼物发行了250张，但其中的一曲自己谱曲的“乘喷射客机离去”（"Leaving On A Jet Plane")被彼得、保罗、玛丽三重唱（Peter,Paul & Mary）于1967年发现并翻唱后便名声大噪。1969年，他还与保罗·普莱斯托皮诺（Paul Prestopino）和彼得、保罗、玛丽三重唱合唱了这首歌曲。

1967年，与安妮·玛塔尔（Annie Martell）结婚，但由于生理问题无法生育，于是先后领养了一子一女。

1968年，迈克尔·约翰逊（Michael Johnson）加入三重唱，两人共同担任主唱。后来约翰逊以“比蓝色更忧郁”（"Bluer Than Blue")而成名。

1969年，三重唱解散，他在咖啡馆举办几场演唱会后发行了第一章商业性个人专辑《韵律与缘由》（"Rhymes And Reasons")，其中收录了“乘喷射客机离去”。

1971年，一心从事乡村歌曲的创作和演唱，与比尔·丹诺夫（Bill Danoff）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比尔所作，描写西弗吉尼亚山区美丽风光的歌曲“乡间小路，带我回家”（"Take Me Home,Country Roads")后来成为丹佛的招牌曲目。

1972年，因演唱“高高洛基山”（"Rocky Mountain High")进入电视银幕，成为美国广播公司“午夜特别节目”的主持人，并为当年冬奥会创作主题歌“和平就是胜利”（"Victory Is Peace")。

1974年，成为美国唱片最畅销的艺人。

1975年，他为好友雅克·库斯托的轮船“加里普索”（"Calypso")号专门写了一首歌“加里普索”（"Calypso")。他后来还为雅克写了四首没有发行的歌曲“风般的阿尔西昂（"Alcyone,The Wind")、“鲸之歌”（"Whale Song")、“十一月的风暴”（"Storms Of November")和“蓝蓝水世界”（"Blue Water World")，而其中“风般的阿尔西昂”是为雅克的另一艘船“阿尔西昂”（"Alcyone")号写的。

1976年，开办了自己的唱片公司。

1977年，拍摄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噢，天哪！》（"Oh,God!")。同年，猫王去世，詹姆斯·波顿（James Burton）等三名猫王原乐队成员加入约翰丹佛的乐队，并发行了专辑《我想生存》（"I Want To Live")。

1978年，发行了同名专辑《约翰·丹佛》（"John Denver")，以摇滚风格为主。

1979年，邓小平访美，约翰·丹佛应邀在华盛顿的肯尼迪文化中心为邓小平演唱了自己的拿手曲目。

1981年，他与“世界三大美声男高音”之一普拉奇多·多明戈（Placido Domingo）合唱了一曲“或许爱”（"Perhaps Love")。他还到过中国、前苏联演出，并热衷于慈善事业和环保事业。他在同年为中国之行创作了歌曲“上海的微风”（"Shanghai Breezes")。

1982年，与安妮·玛塔尔离婚。

1984年，再次为冬奥会创作主题歌“只是一个梦”（"Just A Dream Away")。

1985年，他到苏联演出，成为美国第一个在冷战（Cold War）时期到苏联演出的歌手。其录音于2007年发行。

1986年，他到爱尔兰演出，有演出的录像，但从未正式发行。同年，他为纪念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全体成员创作歌曲“为我飞翔”（"Flying For Me")，收录在专辑《同一个世界》("One World")中。同年，与苏联歌手亚历山大·格拉斯基（Александра Градского）合唱歌曲“我们为何要制造武器”，歌曲讲述了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各自的成长经历，对战争作出了深刻的反省，发出了渴望和平的呐喊。

1988年，与澳大利亚歌手及演员卡桑德拉·迪兰尼（Cassandra Delaney）结婚，并在服药治好不育症后生下一女。

1989年，发行单曲“种植、保护树木”（"Plant Conservation Trees")，呼吁大家尽可能多地种植树木。

1992年，在中国北京举办了演唱会。

1993年，与卡桑德拉·迪兰尼离婚。

1995年，他在二月为了救助濒危野生动物举办了一场演唱会。同年，他创作了两首新歌“拯救之时”（"Healing Time")和“彷徨的灵魂”（"Wandering Soul")，并于8月在演唱会中演唱了它们。但可惜的是这两首歌都没有发行。

1997年，雅克·库斯托逝世，他为库斯托专门创作了一首歌曲“蓝蓝水世界”（"Blue Water World")并于6月将其演唱。但还没等到这首歌发行，他就在加利福尼亚海湾因飞机失事不幸身亡，终年53岁。他在逝世前两周与休斯敦交响乐团合作举办了最后一场大型演唱会，结尾的那首同样未发行的歌曲“回归黄石河”（"Yellowstone,Coming Home）成为了他的绝唱。

谢选骏指出：这位德国后裔的歌手，当面为邓小平演奏，六四屠杀以后还在共产党中国引吭高歌，最终自驾飞机而死，算个上“过把瘾就死的歌唱家”。我看过他的老母回忆他的一个节目，看看他自己的时髦疯狂给他老娘带去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如果他也地下有知，会不会感到情何以堪呢。

谢选骏：朱镕基之子说人类只有两千年历史

《朱云来60分钟闭门演讲：怎么看懂中国经济40年！》（2018年11月28日 凤凰网）报道：

朱云来60分钟闭门演讲致敬40年：我们生逢其时！

“回顾整个人类文明的长河，一万年的农业文明，两千年有记录的历史，发现其实最后这20年是我们发展最快的时期。原来觉得历史很遥远，现在发现我们生逢其时，我们生逢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快的20年，”日前，朱云来在一场闭门演讲中，这样感慨到。这次演讲，朱云来系统回顾了过去40年的经济脉络，对中国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前瞻性的判断。60分钟的演讲，深入浅出，精彩纷呈，凤凰网财经独家报道。

今年是改革开放40 年，回顾过去40 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丰硕成果，经济整体实现了平稳高速增长、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中国金融越来越开放，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中国不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

展望未来，中国又将开启新一轮改革开放。“未来该怎么走？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们还面临很多潜在问题，包括债务、隐性金融风险、高房价以及投资错配问题。我们要不断去探索创新，才能够系统地提升人类的文明，改善大家的生活，”朱云来说道。

怎么看待过去40年的历程？朱云来通过分析40年宏观经济发展历程的角度来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年盛典，从金融市场、城市发展、财富管理、未来人口、国际拓展、世界市场、文明进程等多个维度对中国经济进行反思，同时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的发展潜力。

谈到过去四十年经济的总体情况，朱云来指出，从GDP增速来看，这40年名义GDP每年以平均15%的速度增长，实际GDP平均增速为9.5%，接近10%，这在全世界也是最高的增速。对比西方最发达国家，最高的GDP增速大概在60年代维持在6%至7%左右，此后一直下行，目前常态增速为2%至3%左右。

不过，朱云来也提到“高速GDP增长的背后忽视了资产和债务情况”。他指出，资产和债务增速几乎是产出增速的两倍，意味着债务以两倍于GDP的增速扩张。“中国2017年80多万亿的GDP总额，年底债务存量差不多有600多万亿，和国际上其它国家相比，比例非常高。”

谈到经济结构的变化，朱云来表示，“过去四十年发展早期阶段，产值中消费占比较高，最高达到了55%左右，2004年开始，投资上升，消费下降，投资变成了主要的经济驱动成分。近些年来，投资比重有所回落但仍高于消费。出口先增后降，回归原点。”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中国的资金资产情况，朱云来做了一个中国资产负债表，把中国看作为“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将全国所有经济活动单位合并报表。朱云来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利润率、回报率水平较低，收益率、周转率持续下降，杠杆率持续上升。未来，应强化效益约束，提高经济效率，量化外部效益，衡量总体收入。朱云来分析道，“‘中国集团有限公司’有900万亿的资产（扣除折旧），其中有600多万亿的负债，还有约300万亿的财富积累。中国经济要迈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思考如何经营好这264万亿资产，让它的效益最大化。”

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了新的论述，并提出中国经济要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真正的崛起。朱云来认为，如果根据“绩效排序，末端核减”的原则，将经济实体中表现最差的实体通过核实予以裁减，债务冲销，损益清算，则中国经济可以轻装上阵，整体效率“自动”提升，实现“L型”到“V型”的转换，重回高增长的态势，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型。在演讲中，朱云来就当前热议的高房价问题表达了看法。朱云来认为，房价高问题不是靠限制楼市就能解决的，高房价背后是高速发放的货币自然流入现象。“哪儿投资收益高，钱就会流向哪里，这是自然现象。如果我们想要调整经济结构，最重要的是控制好贷款规模。”

谈及大众关心的“城市焦虑”问题，朱云来分析道，城镇人民活动的范围大概在12.2万平方公里，占我们总国土面积1.3%。他认为，城市也有生命，“我们需要合理地规划，在规划的同时控制成本。”展望未来，朱云来认为，未来的机会在科技创新，“具有自主研发、自己制造能力的科学技术才是真正的世界级竞争力。只有高级科学技术才能大幅提高人均产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朱云来认为，中国有着无以比拟的人力资源、经济规模、产业布局和科技潜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转型升级的中国可以为世界经济发展、国际事务平衡和世界和平维护做出重要贡献。

以下是发言速记：

朱云来：非常荣幸受凤凰之邀参加今天的讨论。今天的主题是《致敬改革开放40年》，我想把四十年发展历程做一个宏观展示，同时结合财富管理、城市焦虑、科技创新和世界市场等大众关注的话题分享我的一些看法。

……

如果有一个改革的空间以及改革的具体方法，改革的效果可以有一定预期的。它的好处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个调整，有条件时多切掉一点，没有条件先暂时放一放，但是这个总体思路不变，这样有助于提升整体经济效率，最终走出一个更市场化为依据的高质量的经济增长的状态。

注意隐形金融风险

我们刚前面讲了过去四十年中国取得了非常可观的高速增长，但隐含的问题是资产迅速增加、债务迅速增加，这从金融市场的概括可以看出债务增加情况。图中的竖柱代表总体债务情况，目前已经达到了600多万亿，曲线是根据现有资料做的推算。

1952年至2017年，全国金融产品669万亿元，其中银行类产品399万亿，证券类87万亿，保险类15万亿，基金类11万亿，其它类88万亿。此外，还有68万亿的隐形金融产品。1992年至2017年，传统的银行类产品在金融产品中的比例逐年下降，从77%降至60%，而非传统产品增速较快，17年证券、保险和基金合计占17%，其它类和隐性产品合计占23%。

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平均每月收入3万，衣食住行生活花费2万，剩下1万存入银行，这些结余的存款变成了个人财富的标志，人民储蓄率不断提升，象征着国家经济不断发展。

另一方面，银行用这笔钱做什么？它可以进行放贷，产生新的贷款。尤其在市场经济以后，银行活动力度比原来大多了，做了各种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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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价背后是货币供应总量快速增长现象

刚才嘉宾一直讨论“房住不炒”的问题，我觉得陈教授讲得很有道理，房地产价格不一定全是炒出来的。M2不断增加，每个月增加两万亿，你会用这笔钱买什么，股市和楼市？此前股市表现还比较好，但目前表现不佳，钱就更多流向了楼市。

房价高问题不是靠限制楼市就能解决的，高房价背后是货币供应总量快速增长现象。拿普通人来说，无非是哪儿收益高放哪儿，放股市上，历史的几次大跌也让大家产生了担忧，而房子是看得着摸得着的东西，而且价格目前还在涨，所以，投资房地产才成了一个好的选择。

如果我们想要调整经济结构，最重要的是控制好贷款规模。货币贷款投资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周期可能是五年甚至十年。刚开始的时候，企业可能感觉不到压力，不断加大投资，但如果投了三五年后发现仍然不赚钱，甚至还本付息都困难了，那时再调整难度会加大。

城市发展，中间是我们的地图，著名的三大河流以各个省会城市。在这样一个区域里，分布着很多这样的城市，以地级市和县级市为主的，大概有600多个。这是1500多个县城，根据这些县城的平均城镇状况，可以把所有的面积都算出来，按照这个具体的统计中国是965万平方公里，其中真正住人的地方也就是这26万平方公里，而这26万里有一半是村庄，按行政村有50多万个，按自然村有250多万个。

我们讲城市化，实际上用的都是城镇化，镇离城市的水平还是有一定距离的，除了江浙一带沿海，其他地方的镇基本上就是个镇，还没有到县城的水平，更不用说县级市或者地级市了。这么大一块土地，我们城镇人民活动的范围其实也就是12.2万平方公里，占我们总国土面积1.3%。这里面如果你可以再去算一算，历史上累计这些年我们固定资产投了多少？平均每平米投了多少？

城镇累计建造的房子面积如果全都铺到地上，也只占了这个城区的29%，更何况我们所谓的容积率，我们盖一个高楼，占了一块3000平米的地方，但是盖了10层、20层，每层都是3000平米，这样总的占地面积更小。也就是说其实你12万平方公里的里面仍然是很宽松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空间概念的理解和想象，可能我们谈论城市发展的问题就太抽象了。

现在，城市有个最重要的问题被我们忽略了，是什么呢？城市是有生命的，首先需要有合理的规划，系统的基础设施等等，也许我们现在都在做，但成本计算也很重要。特别是当需要更高的GDP时，就会在基建上投资很多钱，这其实增加了城市的成本，一个基本的经济学概念是，你要能够从这些基建项目中回收成本，它带来的效益要比你投入的多，你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成本控制，系统的成本计算。

另外，人生活在城市里，最核心的是这个城市的经济结构是什么，人靠什么生活？工作收入如何？生活成本如何？如果开销大过于收入太多，想在这个城市生活也生活不下去，所以城市问题也是经济问题，从一开始就要有一个宏观控制。如果再加上遍地开花，每个城市都复制一样的东西，你可能真的招不来人，因为每个产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必要依托的因素，这些依托因素需要你能够至少把它大致串联起来，它才会有一个希望，这是关于城市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财富管理，正如刚才谈的中国资产负债表的例子，“中国集团有限公司”有900万亿的资产扣除折旧，600万亿的负债，还有300万亿的权益，这些权益怎么分配呢？总共264万亿的财富积累，包括国有实业、非公实业、金融国有、金融非公、政府以及住户几部分内容。在统计上，一些小微企业规模由于过小，所以归到了住户数据里。

中国经济要迈向高质量发展，我们希望经济有更好的增长，需要思考如何经营好这264万亿资产，让它的效益最大化。投资管理越来越好，经济发展也会越来越好，追求的生活质量甚至财富自由程度也会越来越高。

未来机会在科技创新

面向未来，需要科技创新是毫无疑问的。在经济大规模增长的同时，我们的技术含量还有待提高，很多技术我们做出了最终产品，但是过程中大量使用进口原件，包括材料、设备、部件等。不过应该说这仍然是一个进步，改革之初，我们连这些都做不了，如今我们通过多年的努力做到了。往长远看，这应该是第一步，积极往下推进还有第二步，也就是什么时候可以真正做到自主研发。这其实跟做装修一样，你说装修是我自己设计的，其实也是在设计师的帮助之下，施工也是请别人做的，这样你不能说你自己真正有家装的技术水平。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不是一个看不见的玻璃顶，而是你有多大能力去做增加值高的产品，增加值高意味着收入高，这就是高收入。如果这个产品技术含量很低，就不可能是高增加值，因此不可能是高收入，这个道理还是比较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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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专利标准，科技还要有这么几个要素才能够系统的推进成长。当年中国组织"两弹一星"，这类的科技发展就是抓住了人才，系统的推进，实际上证明我们中国人还是能够做得到的。具有自主研发、自己制造能力的科学技术才是真正的世界级竞争力。只有高级科学技术才能大幅提高人均产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做了一个地产投资和科研经费的比较。中国在科研和外投上的投入远小于在地产上的投入。2003年至2017年，中国累计地产投资111万亿元，同期累计科研经费投入12万亿，仅为地产投资的12%，同期累计对外投资7万亿，仅为地产投资的7%。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内容。地产投资迅猛增长，科技投资的力度却不大。

……

回顾整个人类文明的长河，一万年的农业文明，两千年有记录的历史，发现其实最后这20年是我们发展最快的时期。原来觉得历史很遥远，现在发现我们生逢其时，我们生逢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快的20年。未来该怎么走？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们还面临很多潜在问题，包括债务、隐性金融风险、高房价以及投资错配问题。我们要不断去探索创新，才能够系统地提升人类的文明，改善大家的生活。

中国有着无以比拟的人力资源、经济规模、产业布局和科技潜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转型升级的中国可以为世界经济发展、国际事务平衡和世界和平维护做出重要贡献。

（朱云来为朱镕基的长子，曾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EO）

谢选骏指出：朱镕基之子说人类只有“两千年有记录的历史”，太太太可笑了，他就这样生逢其时？他这样子从事金融工作，后果自然值得忧虑，难怪中国股票会一泻千里。小学课本上都有的，人类有记录的历史，从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算起有五千多年，从中国的甲骨文算起也有三千多年了。小朱为了突出自己的四十年，竟然腰斩了人类的有记录的历史——这算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