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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4日星期日

谢选骏:尼克松出卖美国


当年麦卡锡追究“谁出卖了中国”,其实他更该追究的是“谁出卖了美国”。因为“出卖中国”的结果,最终就是“出卖了美国”了。


《尼克松一语道破毛泽东蒋介石胜败关键》(2018-12-26 史海钩沉)报道:


前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因在任内访华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门名垂历史,1976年已经因水门事件辞职的尼克松仍被毛泽东邀请访华,并与之会面,待遇一如担任总统时。两次与毛泽东的会晤,给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留下了深刻印象。


自1948年成为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成员,尼克松就活跃在华盛顿,以反共的面目崛起于美国政坛。作为美国右翼反共政治家,尼克松也多次访问台湾,称蒋介石为朋友,建立了私人关系。同时与中国海峡两岸两位领导人先后接触,尼克松难免会在脑海里将毛泽东与蒋介石作对比。辞去总统后,尼克松将这种对比分析写入了《领袖们》一书中。从尼克松对两人的分析来看,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胜负从性格上就决定了。


在尼克松(Richard Nixon)看来,1920年代以来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三个人的历史。毛泽东“打败了蒋家军队”,巩固了在大陆的统治;蒋介石“在台湾实行个人专制,不像毛那样过分自我尊大,他维护自己的威严,努力使经济起飞,鼓励在台人员保持有朝一日返回大陆的希望”;周恩来则“往往不露锋芒,孜孜不倦地工作,是保持国家机器不断运转的赤胆忠心的官员”。

在毛蒋周三人,尼克松与蒋介石认识时间最长——早在1953年以参议员身份访问台湾时就认识了,因“共同的信念和原则”(即反共)视蒋介石与宋美龄为朋友,并建立了私人关系。而在毛泽东与周恩来中,尼克松更为看好周恩来,在《领袖们》一书中,尼克松专门用一章来记述周恩来,毫不吝啬溢美之词。“两个人中,周恩来更有远见卓识。简言之,他是我所结识的具有非凡天才的人物之一。他洞悉权力斗争的现实,在这方面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如今,这三个人都已去世了。但是,周恩来留下的遗产,在现代中国却逐渐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尼克松也曾专门比较毛泽东与蒋介石异同:“这也许是巧合,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东方人。毛仅出国两次,1949年一次,另一次在1957年,都是去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会晤的。蒋也仅仅离开过亚洲两次,1923年去过莫斯科一次,1943年作为四强之一到过埃及参加开罗会议。

“两人不时摆脱日常政务,长时间深居简出。毛利用这段时间作诗;而蒋则在山间散步,吟诵古诗……毛反对父亲的专制和整个社会制度;蒋反对清朝的腐败以及对外屈膝,顺便一提,他反叛的象征姿态——剪掉辫子——比毛早七年。“他们的差异既有表面上的,也有深刻的地方,毛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像一大口袋土豆被人漫不经心地扔在那里;蒋坐在椅子上,正襟危坐,脊梁骨像是钢造的。毛潇洒自如,谈笑风生;我同蒋见面几次,从来没有见他有任何幽默感。毛的书法龙飞凤舞,字里行间,不拘一格;蒋的书法笔画端正,四四方方,格局分明。

“讲得深刻一点,他们把中国看成是神圣的,但表现有所不同。两人都爱这国土,但毛要清理掉它的过去,而蒋则要在上面进行建设,取得胜利后,毛简化了中国繁体字,不仅仅是为了促进识字运动,而且是为了扫除每个繁复字体的历史含义。蒋败走台湾时,在逃亡船上腾出空位,运走达四十万件古董文物,却把差不多数目的对他忠心耿耿的助手和官兵遗留在大陆。”

从尼克松的对比来看,蒋介石是一个旧时代的传统人物,中规中矩,足以守成却并非开拓之主,而毛泽东则是一个新时代人物,革命者。对于中国近代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毛泽东击败蒋介石毫不意外。尼克松本人作为美国历史少有的强势总统,将宪法赋予美国总统的权力发挥的淋漓尽致,恐怕内心还是更偏好毛泽东。

由于尼克松与蒋介石会面时大多由宋美龄担任翻译,尼克松访华时,当时声势烜赫的江青也受命接待过,尼克松也将江青与宋美龄这两位“第一夫人”比较了一番。“蒋夫人同毛的第四位夫人江青相比,比之蒋毛本人之间的对照更加鲜明。蒋夫人有教养,打扮入时,很有女性的风度,但又是很坚强的人。江青粗野,毫无幽默感,完全没有女人特点……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她更加冷酷、更加俗气的人。她为我的访问安排了一个文化宣传的节目,我们坐在一起,她没有一点毛的温暖热情,也没有一点周的翩翩风度。她是如此之紧张,以致手上额上出现了汗珠。她头一句带有意见的话,典型地表现了她令人讨厌的挑衅态度。她问我:‘你为什么到了现在才来中国呢?’”


谢选骏指出:把国共两党的内斗成败归结于蒋毛二人的性格,这是一种十分中国式的做法,面临弹劾而辞职下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何出此下策呢?中国人不懂国际政治,不知苏联支持中共而美国抛弃国府,导致大陆变色,尼克松也不懂这一常识吗?显然,尼克松不是不懂,而是为了摆脱他的前任在这个过程里的责任。当年麦卡锡追究“谁出卖了中国”,其实他更该追究的是“谁出卖了美国”。但是麦卡锡失败了,尼克松升官总统,走得比小儿麻痹症患者罗斯福还要远,终于把中共培养为世界的老二,就像罗斯福把苏联培养为世界的老二。而这,最终威胁了美国的安全。这就是“害人害己”的活例。


谢选骏:中国百余公共知识分子的垂死挣扎



《历史关头 中国百余公共知识分子为改革奋身呐喊》(法广 安德烈 30-12-2018)报道:


岁末新年交接之际,中国是否会有真改革,乃是中国人心中最大的疑问。12月29日,社交网络流传《中国百位公共知识分子发表“改革开放”40年感言》,虽然很快遭封,但已流入坊间。以下仅抄只言片语,各位明鉴。

他们为什么要出来呐喊?北京法律媒体人郭恒忠这样解释:“历史的车辆只能滚滚向前,妄想开倒车的人不可能得逞。读书人不能沉默,要呐喊,让天下知晓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习近平改革40周年大会上所说的该改的,能改的我们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我们坚决不改让许多人失望甚至绝望。中国还有改革的希望吗?北京学者常凯表示:“中国要应对目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压力并摆脱困境,进而融入并立于与世界之林,唯有实施真正的改革和开放,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则说:“一个党的历史定位取决于这个党的历史作为,是光荣榜还是耻辱榜,皆有自取。”前者寄望于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后者则让中共在荣辱之间做出选择。


言论不自由 改革无意义——什么是真正的改革和开放,北京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认为:“改革不仅限于人人有饭吃,还要人人敢说话,不因说话而恐惧!改革还要让全民分享经济繁荣的成功,而不仅限于少数人掠夺敛财” 。

山东媒体人陈宝成:“若言论、思想不自由,则改革开放毫无意义”。浙江前律师和法官陈天庸认为:“有利于私有产权保护与自由市场经济的才是改革,改革方向应该是增加人的自由”。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表示:“回到马克思,‘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


人权立国——北京政治学者程光泉说,“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无禁区”。至今,中国有诸多禁区,人权领域就是之一。

北京学者储成仿写到:“现代文明国家以人权哲学立国,古代中华崇尚天下为公。然而,中国迄今为止与此相差甚远。值此变制时,吾侪当协力!”

北京历史学者丁东:“谁在倒行逆施?谁是志士仁人?何为文明常识?心中有了数,落笔才有根。”

重庆独立媒体人刘虎写到:“宪法载明言论出版自由,核心价值观有关于‘自由’之郑重表述,但我们迄今生活中删帖封群封号的现实中,信息非充分流通,社会矛盾在增加。”

改革开放就是向文明国家看齐——北京新闻记者贺延光认为:“改革是改自己,开放是向美国日本及一切文明社会学习。若背弃四十年中国巨变这个根本,其异化的结果,一定是独尊之祸,重蹈覆辙。”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则表示:“结束反市场化、反法治化的所谓‘改革’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真正的法治国家,为此,必须开展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法治不仅是改革的手段,更是改革的目标。市场不仅是社会主义属性,更是自身的属性。”

北京法学家李楯写到:“四十年来,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迂回改革,但却一直回避七十多年前的错误选择。即使不追究责任,也须讲清事实,唯知真相,才有前行的基础。”

湖北企业家李雪原认为“开放就是最大的改革,开放就是向正常国家、文明社会看齐。不开放就是走回头路。就是死扛,就必然被文明社会和自己的人民所抛弃。”

失望与绝望——山东大学教授冯克利感言:“记得四十年前,我天天活在盼着有人赶紧咽气的状态。未曾料如今又回到了那种状态。悲夫,世事轮回,竟陷我于不义也。”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的感言是:“我有一篇墓志铭,但不知该送给谁。”同济大学教授朱学勤的感言只有两个字:“守夜”。

北京法学家郭道晖说:“现在的某些提法似乎又回到‘大跃进’时代假大空的语言。过去和现今出现的违宪行为,迄今仍然听之任之,未见有关党政机关出面纠正。宪法责在施行,须‘行胜于言’,不能‘言胜于行’,更不能是一句空话。”

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言:“改革开放峰回路转十加三十,立宪治国冬凛夜长二为四六。”

法学教授贺卫方则说:“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看起来四平八稳,不偏不倚。麻烦在于,也许世上的路只有这两条,虽然还有第三个选项:不走。”

金融学者贺江兵则认为:“改革开放就是要全面引进和遵守国际规则,不能有选择性。”

不闯选举关 没有真改革——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说:“中国社会一切问题的病灶,尤其是近年来的人权与法治倒退,根本上都是因为没有真正的选举。不闯选举关,没有真改革。”

北京艺术评论家帅好说:“无说话的自由,无投票的权利。四十年过河,改革的言辞游戏该结束了。革命如果比保守更迅疾,他们会扔掉手里的‘石头’”。

北师大教授张曙光认为:“只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是真改革,只有思想文化的开放才是真开放。”

北京学者赵国君则说:“改革已死,宪政当立”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北京独立学者荣剑表示:“四十年改革已然谢幕,三千年变局依旧激荡,在此时刻,上溯康梁以来,知识人坦然立危墙之下,徒手挽狂澜既倒,求维新求变法求改革,前赴后继,不绝如缕,屡战屡败,虽败犹荣……而今时间轮回,历史三峡千回百折,吾辈已尽天命,践行人事,徒有努力,不计其功,惟求尽心尽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天下之大,吾土吾民,岂容一家之姓! 匹夫之责,无求功名,惟求尽心尽力,即使前功尽弃,听从内心召唤,从头再来!”

北京劳工学者王江松认为:“谭先生殉于变法维新,刘先生殉于改革开放。他们的死标志着旧变局的终结和新变局的开端。但愿这一次能超越中华民族三千年之专制轮回。”

独立评论已笑蜀感言:“今天的中国,是激流中失去方向的巨轮。必须重新找到方向。那即是大海的方向,自由的方向。”

学者们的期望能实现吗?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表示:“中国的大转型是挡不住的!”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十分怪异,说的是“社交网络流传《中国百位公共知识分子发表‘改革开放’40年感言》,虽然很快遭封,但已流入坊间。”——但是没有原始的文本,只有“以下仅抄只言片语”,而且请求“各位明鉴”。我的鉴定结果有二——1、“仅抄只言片语”是个笑话,在网络时代根本不可能发生,要么全文转贴,要么无影无踪;2、如果原始文本就是这样的“只言片语”,那么这更像是“中国百余公共知识分子的临终遗言”,体现了上一个时代的垂死挣扎。呜呼哀哉。其实,这些哀鸣想说而不敢说的只是一句话——“打倒万恶的中国共产党!”可怜这些人,临死都不敢说出真话。

2020年10月3日星期六

谢选骏:有其母必有其子



《母亲给4个儿子的遗书:谢谢你们照顾我,但我后悔生下你们》(2018-11-25 光明网)报道:


最近,一位母亲给四个儿子的遗书刷爆了朋友圈,无数人看完后红了眼眶:谢谢你们照顾我,但我后悔生下了你们——

儿子们:

今天六月初六,我过了80岁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

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们4个,又帮你们带大8个孩子,也就是说,我这一生,用一双手,亲手抚养儿孙12个人。

但是,我老了,老到要看你们的脸色生活。

尤其几年前,你们父亲去世后,我明显感觉到你们对我的不耐烦,一日多过一日。

你们父亲刚去世那会儿,我真心希望哪个儿子能把我接到家里,我想和你们一起生活,哪个都行。

为此,我盼了两个月。两个月后,我心凉了,我知道,不会有谁肯接我去你们家。

好在那时候你们对我也算可以,四个人轮班,每人一个星期,这样每天晚上,我就不怕了。

说心里话,到了我这个年纪,活到我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怕的不过是寂寞。


网络图片

我的儿子们,你们陪伴我度过了一年零九个月,也就是大约630天。作为母亲,我心存感激,感激你们对我的陪伴。

之后,你们每一个人的脸色都越来越难看,来了,对我没有一句话,走了,依然没有一句话。

仿佛你们进的是旅店,而里面那个眼巴巴看着你们的老太太,跟你们没有半点关系。

我怕得罪你们任何一个人,虽然我不吃你们一口饭,不穿你们一件衣,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但是你们陪伴了我,就是亏欠了你们。

即使我变得小心翼翼,但你们还是一个一个悄无声息地撤出了我的夜晚,没有人再来了,把寂寞不容分说地还给了我。


那也好,毕竟你们父亲去世后,你们陪伴了我一年零九个月,对此,我感激不尽。剩下的日子,我自己走。

艰难前行了两年多,我迎来80岁生日,你们对我祝福:“长命百岁!”我笑,苦笑,活到这个年纪可以了,“长命百岁”没用。

这段日子,我的心脏越来越难受,我没有说出来,也不知道对谁说。

我希望疾病能快点把我带走,那样我将感激命运对我的厚待。

几天前的夜里,我梦见了你们的父亲,他笑着,看着我说,走吧,我来接你了,跟我走,你再也不会寂寞。

醒来,窗外群星璀璨,月亮又圆又大,这个美好的夜里,我梦见了你们父亲,梦见他来接我。我感激他这一辈子的爱护,也感激你们630天的陪伴。

我的心脏一日比一日难受,我明白大限要到来,于是写了这封信,母子一场的缘分,总算快尽了。

我满头白发了,让我用我的满头白发发誓:我真的很感激你们的陪伴照顾,但除了这句,我还有一句要说的是:我后悔生了你们,如果有来生,再也不见了。

但我是母亲,我恶毒不起来,我还是希望你们4个的晚年都能幸福,不会被你们那8个孩子嫌弃。情尽了,言尽了,就此打住吧……


几天后,老人死了,很安详地死在自己的床上,手里拿着她和丈夫唯一的一张相片,上面只是夫妻两个人。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亲的花草树木已渐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家中的地板衣柜经常沾满灰尘;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母亲煮的菜太咸太难吃;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经常忘记关煤气;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过马路行动反应都慢了;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老父老母的一些习惯不再是习惯,就像他们不再想要天天洗澡时;

如果有一天,你发觉他们不再爱出门……

请多一份关注,及时给他们检查身体,多抽空去看他们;多观察,他们多半不会主动说自己不舒服,反而会掩盖,不想让你看出来,不想给你添麻烦;请好好对自己的父母,不要做会让自己后悔的事,不要等到他们不在了,才懂得珍惜。


如果有一天生你养你的两个人都走了,这世间就再没有任何人会毫无保留地疼爱你了。

当你再去回忆和父母的一点一滴的时候,或许只剩下流泪满面和肝肠寸断。

没事的时候要常回家看看吧,他们只是需要你回家而已,别把时间都花费在娱乐上面,请记住,酒吧不是家。

别让父母眼睛望穿了,却还看不到你。


如果有一天生你养你的两个人都走了,这世间就再也没有谁会心无杂念对待你了。

所以,别伤父母的心,在父母的有生之年里,多给父母一些快乐,别说自己没时间,别说自己工作忙。

要知道爸爸和妈妈都只有一个,工作没有了可以再找,甚至连心脏没有了都可以重新换一个……

但是父母没有了,到哪里去找呢?

有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

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永远无法弥补……

赶快为你的父母尽一份孝心。


也许是一处豪宅,也许是一片砖瓦。

也许是大洋彼岸的一只鸿雁,也许是近在咫尺的一个电话。

也许是一桌山珍海味,也许是一顿普通的淡饭粗茶。

也许是花团锦簇的盛世华衣,也许是一双洁净的布鞋。

也许是数以万计的金钱,也许只是含着体温的一枚硬币……但在“孝”的天平上,它们等值。

好好生活,善待父母,如果有一天生你养你的两个人都走了,那么我们也就不会有遗憾了,因为在父母在世的时候自己已做了该做的。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珍惜你还能拥有父母的每一天吧,

你所不在意的陪伴,

正是他人求之不得的幸福!


谢选骏指出:有其母必有其子——有这样后悔生下儿子的母亲,当然也就有了拒绝搭理母亲的儿子——母子的基因是相同的。有其母必有其子。

谢选骏:英国师法中国的分而治之



网文《英国的独特计谋》报道:


说起挑拨离间,古今所有伟人加起,可能都不如英国一名平庸的参谋。

任何条件下,英国人都可用最少量的资源引发最大争斗,进而渔利。有时,让几百万人死掉,只需英国人画地图时手拐个弯。

殖民时代,英国人扶植本地少数派为统治阶级。其力量薄弱只能依赖殖民者,权力便交到英国。

当英国撤出殖民地。留下少数统治多数的、不稳定的政治平衡。

此外,他们通过划界,加剧此不稳定。使任何区域、国家内不同组群,恰好无法消灭对方,又最大激化矛盾。除中东、非洲划分外,最典型即印巴分治。

印巴分治不仅意味: 印巴宏观分治,更意味每个组群分裂。如: 将东孟加拉划分巴基斯坦,西孟加拉划分印度。但东孟加拉因离巴太远而独立,这也在英殖民者设计中。

殖民时代,英从东孟加拉农业区,大量剥削财富,用于建设西孟加拉的加尔各答。

工业建设、城镇建设剥削农村,这没啥奇怪。但印巴分治后,加尔各答被划给印度,而东孟加拉农业区一无所获。这不仅打击孟加拉的经济,还使东印度动荡不堪。

英国的政治天赋,起源于对欧洲的操纵。

总之,英国政治哲学与其他国区别在于: 其首要目标不是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是对他人的破坏最大化。

这样接下时间内,也许会获得更大利益。而那些只追求自身利益、不懂破坏对手的政治家,反而显得短视。

擅长解体他国,这就是英国的可怕之处。


不战而屈人之兵:英美战胜中苏

英美高明处,善于学习苏联对英美渗透,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英美不但向苏联高层渗透。还诱使它制定并实施,各种自掘坟墓政策,造成崩溃。

同样方法,30年前用在中国。英国从朝战结束,主张今后不惜代价,避免与中苏直接军事对抗。

英国主张,对中苏分而治之。说服美国,邀请赫鲁晓夫访问英美,离间中苏。

英国在二战,就布下战略棋子,铁托及南共联盟,起重要作用。

肯尼迪在导弹危机中,几乎将美国拖进,同苏联军事冲突,被英美情报机关暗杀。

当然,他侵犯美军工集团利益,也是原因。

美对外情报机关,完全在英国指导、协助下,于二战初建起来。

按英国情报机关建议,尼克松50年代向苏联建议,选派苏联留学生赴美留学。

苏联派39名留学生,全被CIA策反。30年后,在CIA领导下,这些留学生完成从内部搞垮苏联的使命。

第二步,卡特总统70年代,向邓小平建议,派留学生赴美。中国派79名,全被CIA策反。

30年后,同样在CIA领导下,这些留学生和美国,通过其物色培养的,在华高层代理人,正在从内部搞垮中国。

500年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从没掩饰过称霸世界的策略:联合一切可联合的力量,打垮最强大的、潜在的竞争对手。

凡挑战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家,从西、荷、法、俄、德、日、苏、(包括共产党中国), 都以失败告终。

英国靠的不单军事,更重要谋略。英国是这民族的大脑,美加澳新等,是这民族的躯体,犹太是这民族的脊髓。

换个说法: 英国是老爹,美国是长子,加澳新是老二老三和老幺。犹太人是帐房。大小殖民地是英国收养的孩子。

不改进我们的制度,没有有效的监督、制约,无论战争、和平演变,我们都难以避免前苏联命运。这决不危言耸听。

运十下马1个原因: 民航局长沈图,被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策反。老布什回国即升任中情局长!更成为美国副总统、总统。沈图按美国指令,拒绝采购运十,运十只有下马。同期被策反,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国家安全部北美负责人俞强生等 ,“一大批” 党政军、情报部中高级干部。


谢选骏指出:英国的分而治之,并非独创;中国古已有之。例如中国南方各省,都是混合了两种以上的民族方言,使其内部制衡——广东分治为广州话语潮州话,广西分治为广东话与桂林话,福建分治为闽南话与福州话;浙江分治为浙南与浙北,江苏分治为苏南与苏北,安徽分治为安庆与徽州……目的就是让不能联合起来的语言区域,合为一省;而让语言相通的地区分属不同的省级领导。区别在于,英国这套制度是用来对付殖民地的,中国的这套制度是用来对付自己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的这套制度,是在元蒙时期发展起来的“行省制度”——那时候,中国也是被蒙古当作殖民地来分而治之的!所以,蒙古人确实不同凡响,他们虽是残忍的野人,却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打通了欧亚大陆!

谢选骏:新疆的澳洲化过程


网文《新疆见闻:消灭他们的文化 同化他们的族群》(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11月11日)报道:


前段时间回国,前往新疆旅行,所见所闻让人深感震惊。笔者相信,受时间及外部条件的限制,本人所见绝不是全部,它带给本人的是一种绝望、痛苦、悲哀。

 

1.对维吾尔族的网络化管理


漫步于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发现贩卖新疆瓜果的维吾尔族小贩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内地来疆的汉族小贩。后经了解,朋友才介绍说,现在没有乌鲁木齐城市户口的维吾尔人都已被遣回原籍了,他们离开户籍地需要政府批准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政府还为这种管理模式起了个很时髦的名称:对维吾尔人的网络化管理。维吾尔族在异地生活或工作,如果户籍不在当地,需经政府批准并有汉族朋友为其提供担保。本人到一家单位找朋友,亲眼目睹了两名维吾尔族少妇找汉族朋友为他们提供担保,态度诚恳、卑微。虽然那位汉人愿意提供担保且十分友善,但眼见整个过程,那情景依然令人震惊!


在乌鲁木齐美美购物步行街出口,维吾尔族保安直冲冲地拦住了两位步入步行街的维吾尔女学生,要求查看他们的手机,两位女孩子静悄悄地把自己的手机递过去让这位保安检查,一切都活生生地发生在我的眼皮底下,他们显然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环境。


近些年来,维吾尔族在内地旅行和住宿都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俞振声在任国家政协主席时期及当时的国家民委曾就此提出批评,说这种做法是不对的。现在,这已是正式的政策了,还有谁敢提出异议吗?今天,即使在新疆本地,也不容许维吾尔族自由旅行了。


这让我想起了北京,游览天安门广场需要出示身份证并接受安全检查。由天安门徒步前往西单,一站之遥的路程,途中需经过中南海新华门。新华门周围也被警察设置了路障,路过的行人都要查看身份证。中南海围墙西侧的府右街人行道已被封闭,禁止行人行走了。据说整个中南海府右街对面的民居都得搬迁,按每平米十万零五千元人民币的标准给予补偿。今天发生在新疆的事情是不会发生在北京的,这种想法天真了吧?也许同样的事情明天就会在北京发生。


2.学校不容许教授维吾尔语


早有传闻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学校已经禁止教授维吾尔和哈萨克语了,这次到了当地,才知道这是真的,该政策是从2017年秋季开始实施的。


自2005年以来,新疆教育及出版系统的少数民族官员编辑出版了一系列针对新疆各级学校的少数民族文化教材,他们在这些少数民族语种的语文及历史等教材中植入了大量的疆独思想并大肆渲染以往汉族人对少数民族的屠杀和迫害。这类教材在新疆中小学流行的时间长达十三年之久,受此教材影响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学生超过百万。由于新疆的汉人大多不懂少数民族语言,故此类教材在新疆流行多年却未被当局发现。


这些教材在新疆流行如此之久,除了因为汉族官员不懂少数民族语言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接触和使用这些教材的少数民族官员、教师、学生及家长无人向政府反馈。而了解相关情况的人数应该不少于三百万,占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总数近四分之一。可见事态之严重及新疆的少数民族期盼分离的心态之强烈。


据此情况,中国政府被迫废止了这些教材并禁止在学校传授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少数民族官员和教师的行为直接影响了政府对他们的信任,再加上汉族官员一时无法实施监控,由少数民族官员和教师编撰和继续传授民族语言、文化及历史知识已无可能,这些都是导致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在新疆各级学校全面被禁的原因。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医科大学、新疆社科院、喀什师范学院、新疆教育厅的少数民族正副校长及正副厅长全部被捕,被抓的还有新疆出版系统的大批少数民族官员。


我本人并不同情这些少数民族官员,他们明里一套暗里一套,肆无忌惮地宣扬和散播民族仇恨,别说是在中国,恐怕放在哪里都不会被容许。其结果就像今天在新疆发生的那样:在共产党的中国给维吾尔族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


3.清真寺空了


为了在新疆加强控制,当局给每个清真寺都派住了监督员并安装了图像监视系统。少数民族因为恐惧,已经不敢去清真寺做礼拜了。


曾有朋友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新疆当局进行调查摸底,要求居民填写调查表格,表格里有年龄、职业、工作单位、政治面貌、宗教信仰等内容。一位业已退休妇女,系前政府职员,维吾尔族,在宗教信仰栏目下填写了伊斯兰教。第二天这位老人就被抓并被送往再教育营,所谓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老人的孩子急得不得了,找到了自己的童年汉族玩伴,这位童年发小现在已是警察,他告诉这位维吾尔族朋友,他也帮不上什么忙,不过你母亲心里信仰伊斯兰教就行了,何必非要把它填进调查表格里呢?那位维吾尔朋友听取了警察发小的建议,在探望他母亲的时候说服了他母亲,没过几天他母亲就被放回来了。


4.责任连带


新疆这些年发生了如此多的事情,外界缺知之甚少,为什么会这样?这主要是新疆当局实施了一种责任连带制,通俗点讲,就是株连制,一人出事儿,全家受株连。最早这种制度是用来对付暴恐分子的,那些人不要命,为此官方想出了此策,你不怕死,那好,我让你九族都为你受株连,看你怕不怕。之后,这一政策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任何人犯了官方认定的错误,其亲友都要受到惩罚。中国老百姓目前使用最广的社交工具就是微信,新疆居民的手机都被政府强制安装了监控软件,只要是国外来的信息、语音等等,100%受到监控,新疆当地的居民早已适应了这种生活环境,言谈举止都十分谨慎,外界绝少能从当地居民的口中得到信息。


乌鲁木齐所有机构和居民区都有围墙、安检和门卫,外部人员进入需出示身份证件。笔者本来还想拜访一些朋友,考虑到于人于己均不方便,只好作罢。新疆,这块生活着两千三百多万人口,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面积第一大省,现在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全世界最大的露天监狱。这和一个对外宣称开放的国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


5.汉族人口大量流失


新疆局势的持续恶化,导致了大批汉人内迁(往内地迁移)。仅2017年一年,迁往内地的人口就达一百二十多万,而新疆的汉族总人口还不到一千万!


随着新疆经济建设的发展,部分城市居民需要搬迁,最初政府给发放搬迁费,拿到搬迁款的汉族居民随即就把它当做自己的安置费而迁往内地。政府发现之后改为发放代金券,只能在本地买房使用,再往后政府干脆连代金劵都取消了,为搬迁户直接分配住房,没有商讨的余地。


为了杜绝汉族人口进一步流失,新疆各级政府已经冻结了户口迁移,边境地区更加严格,据说已经暂停了汉族人口的出国旅游。


乌鲁木齐人口高峰时期曾达三百七十多万,政府规划要达到五百万以上,据说现在已经不到二百万了(官方数据:2013年346万,2015年266.83万)。2017年一年,乌鲁木齐流往内地的户籍人口就达四十多万。由于乌鲁木齐人口的急剧下降,原计划在乌鲁木齐修建七条地铁,现已改为一条半,即地铁一号线(已建成),地铁二号线建一半,其余的已经开建的全部回填。这已经成为天大的笑话,更别提什么一带一路、西部开发了。


新疆局势发展到今天这种状况,无疑是新疆各族民众的悲哀。传说中央某位领导已经发话,国家下决心,不惜牺牲两代人的利益来换取新疆的稳定,不知有多少当地居民愿意当政府的这种殉葬品?更可悲的是政府已有定论,表示建国七十年来,未能在维吾尔人心目中建立起国家意识。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把整个维吾尔族群确立为国家的敌人。消灭他们的文化、同化他们的族群,这好像已经成为既定的国策了。这些都为新疆维吾尔族今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以上种种,即为我在新疆的见闻,相信实际在新疆发生的,远远不止这些。笔者无能,除了向各位介绍这些有限的情况之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上帝祈祷,为了新疆的各族民众。


谢选骏指出:如果上述为真,则明显共产党在新疆采取了英国式的“教化澳洲土著”的政策。看来,大陆的“海龟”发挥了余热,从英国学习不少新知旧识。不过,由于种族差异较小,新疆比澳洲的同化过程还相对温和一些,至少没有把小孩从父母身边强制夺走。呜呼哀哉。新疆的澳洲化过程。

谢选骏:李昌钰是一个“故事大王”



网文《李昌钰博士究竟是人还是神?——在抱住大学“证据科学课程”上的主持与总结(2017年9月2日  广州刘桂明)报道:

 

题记:

2017年9月2日至3日,由抱住大学主办的“证据科学课程”在广州举办。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院长张保生教授,著名刑事鉴识专家、美国康涅狄格州科学咨询中心的名誉主席、康州纽海文大学终身教授、纽黑文大学法医学全职教授李昌钰,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主任法医师、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所长常林教授先后上台授课。应主办方邀请,我主持了两天的讲座。


各位同学、各位学员:

今天我们的课程请来了一位非常特殊的授课专家,这位专家是谁呢?

今天上午,我们聆听了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院长张保生教授关于证据法学的颠覆性授课,收获很大。但是,我要说的是,张保生教授毕竟还是人,所以他的授课只能算是正常的课程。

从今天下午开始到明天上午,我们的授课专家却不是人(笑声),那么,他是什么呢?

第一,他不是人,而是神,是遥不可及但又近在眼前的神。他是被誉为 “当代福尔摩斯”的神,他是被称为“现场之王”的神,他是被认为是科学神探、犯罪克星的神,他是常常见人所未见、或是一锤定音或是神奇逆转的神,他是侦查了46个国家8000件案件的神,他是在本国和其他国家法庭已经出证1000次以上的神,他是经常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昨天,在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的讲座上,有一位学生评价他说:他比夏洛克厚道,比柯南高大、比波洛英俊。一句话,他是我们心目中的男神。

第二,他不是人,而是家,是成果丰硕的科学家。他是创建了许多新概念与分析方法的世界著名刑事鉴识科学家,他曾主办和讲授了800多个研讨会,担任了国内外900多个执法机关的顾问。他所经办的肯尼迪总统谋杀案、辛普森杀妻案、碎木机灭尸案、约翰逊连续谋杀案、醉酒男子自杀案、白宫顾问福斯特死亡案、伊丽莎白·斯玛特失踪案以及台湾陈水扁枪击案等案件,不仅成了他名扬外内外的经典案例,更成了许多法律人津津乐道的经典教材。他先后荣获了800多个奖牌,其中包括:美国鉴识科学学会颁发的鉴识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奖——刑事领域杰出服务奖,美国法庭科学学会颁发的杰出成就奖,国际鉴识学会终身荣誉奖,美国物证技术学家委员会的优秀服务奖,美国司法基金会的最高司法荣誉奖,以及康州政府官员道德委员会所颁发的首位公共服务操守奖。许多人成名很容易,现代社会的一夜成名比比皆是。他不仅成名了,而且早就成名了,更重要的是成名成家了。

第三,他不是人,而是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师。他首先在美国纽黑文大学创办了鉴识科学系,他是康涅狄克州鉴识科学研究和训练中心主任,他还是全球80多所大学及警政机构的顾问及名誉教授,他的讲学编辑世界各地警察、大学和民间机构。他不但在专业刊物发表了几百篇论文,还与他人合作出版了40多部书籍,他还是我的母校华东政法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50多所高校名誉教授,他创办的鉴识科学研究中心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接收了1000多位政法、公安、教育、犯罪调查等人员的短期培训工作。最近,他又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挑战不可能”节目中闪亮登场。他有多少学生,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今天我们也将成为他的学生。

他到底是谁呢?他就是鼎鼎大名、人见人爱的李昌钰博士。他是我们美籍华人的骄傲,是我们炎黄子孙的自豪,是我们法律人的偶像。现在,就让我们将左手与右手合到一起发出最大的声音,欢迎李昌钰博士上台发表演讲! 

9月3日中午,李昌钰博士演讲结束后,为了赶航班,带着助手匆匆离开了会场,赶赴机场,奔向下一个城市传道授业。作为主持人,我当然需要对他两个半天的演讲内容进行必要的梳理与总结。为此,我用“四个节”(环节、细节、情节、气节)作了如下的总结与概括。


各位同学、各位学员:

因为要赶航班,李昌钰博士匆匆忙忙地走了,但他把精彩留给了我们。一天的讲座,让我们感觉大呼过瘾。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要对这两个半天的精彩内容进行复盘与梳理,你们会用什么词汇来形容呢?

两个半天的课程,李昌钰博士用了许多案例给我们讲授了四个问题:首先是鉴识科学的重要性,其次是鉴识科学在法治上的定位,再次是鉴识科学在法庭上的应用,最后是法庭上如何让证据说话。

听完这两个半天的课程,我的体会是,李昌钰教授就讲了四个“节”,“过节”的“节”。因为李昌钰博士的讲座,让我们感觉像过节一样欢欣鼓舞、兴高采烈。我从没有见到在法律人演讲的场合,竟然需要排队才能与自己的偶像合影。从昨天到今天,我看到了,我也做到了。刚才,我拿着我主编的《民主与法制》周刊与李昌钰博士合影,他还跟我说这不是广告吗?要不要收广告费?(笑声)

好了,别的暂且不说,先说说我体会的四个“节”吧。

一是环节。所谓“环节”,就是承上启下的一个程序与过程。在这次抱住大课的“证据科学”课程中,李昌钰博士主讲的“证据科学在美国法庭之运用”课程,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李昌钰博士常说,法庭程序就像交响乐团,法官是乐队指挥,律师、检察官则是音乐家,至于鉴识科学家就像乐器一样,有的是小提琴、有的是大提琴、有些是钢琴,这些乐器要发出什么样的音色,就要看音乐家们如何演奏。也就是说,作为法庭程序的一个环节,鉴识科学家们不会也不应该有任何预设立场,完全是依赖律师询问及科学证据来回答。李昌钰博士还说,只要案子进入法律诉讼程序,就要有证据。所以,在追求程序正义的进程中,由刑事鉴识科学构成的证据科学,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最最重要的是,每一个案件的侦破,每一个真相的揭秘,现场保护与现场勘验,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从昨天到今天,李昌钰博士给我们讲述的案例告诉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团队的环节。同样,每一位律师就是程序正义的重要环节。

二是细节。李昌钰博士说,身为鉴识人员,心思一定要细腻,从案发现场仔细地观察周遭事物,找出蛛丝马迹,包括那些“多出来”以及“不见”的东西。从李昌钰博士这次授课所介绍的案例来看,许多细节常常被忽略了,但是都被他看出来了。比如说,他从8英寸的血手印想到了凶手可能加入过篮球队;比如说塑胶袋上的指纹、辛普森案件的两滴血;还比如修女被杀案中的LOGO竟然显出了一把刀……无论是检察官还是律师,都一定要有细腻而独到的观察力。李昌钰博士说,侦查刑事案件就像是在打造一张桌子,需要四支桌脚才能站得稳。这四根支柱就是:现场、物证、人证以及运气。而所谓的运气,其实就来源于容易被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细节。所谓细节决定成败这个道理,不仅适合李昌钰博士这样的刑事鉴识专家,同样也适合我们每一位律师尤其是刑辩律师。

三是情节。李昌钰博士是一位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专家,他的授课与演讲,轻松、幽默、风趣、自然,其中夹杂的那些案例,其实就是一个个生动鲜活惊奇的故事。昨天,他一上来就给我们介绍了美国最大的报纸《今日美国》评选出影响人类历史的25个事件,其中有14件与李昌钰博士参与的鉴识工作有关。如“911案”、辛普森案、克林顿丑闻、东欧“万人坑”事件等许多案件,这些案件的侦破自然少不了李昌钰博士的贡献。李昌钰博士给我们讲案例,不是从专业角度来展开的,而是从情节的视角来讲解的。除了有图有真相,更重要的是有情节。所谓情节,就是我们媒体人常说的五个W,也就是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李昌钰博士所介绍的每一个案例,都可以当成故事来讲。作为律师,我们不仅要努力成为办案子的高手,还要努力成为讲故事的高手。因为每一位律师,都有一个案例的宝库。如何将我们的案例变成有情节有活力的故事,同样也是一种需要不断提高的本领。

四是气节。应当说,像李昌钰博士这样要么一锤定音要么扭转乾坤的刑事鉴识科学家,面临的各种各样诱惑肯定很多。但是,对李昌钰博士来说,永远是案子不分大小,人不分贫富贵贱。他说,我们从事鉴识科学,不能只为有钱人办案,面对没钱没势的弱者,一样要尽最大的努力,锲而不舍地追查出真相。李昌钰博士从事鉴识科学近半个世纪,经历了无数的艰难与考验,但他始终以“至诚信义”这四个字激励自己。他要求自己做事情要言而有信,待人要以诚相待。他在这两个半天的演讲中,给我们介绍了不少他拒绝的案子,但因为有人找他母亲出面,后来又重新接受了。其实,他在其中的潜台词是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他为自己的母亲为骄傲,所以他在以一种更加虔诚的方式孝敬自己的母亲;另一方面他在给我们传授一种法律人应有的气节,那就是不要出卖自己的灵魂去做违背良心的事情,不要做钱的奴隶而为权势、名气整天绞尽脑汁、明争暗斗。要凡事知足,多想想自己可以为他人、为社会做些什么,人生会过得更有意义。

各位学员、各位律师:尽管李昌钰博士已经离开了会场,但我们还是要用最热烈的掌声表达一下对这位男神与偶像的衷心谢意。谢谢他带给了我们如此丰厚的收获,谢谢他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刑事鉴识科学!


《神探李昌钰:“我也有破不了的案子”》(法治周末的博客2009-10-29)报道:


李昌钰从警50年,一直保持着每天工作16个小时的习惯。他的夫人曾经用“吸尘器”来形容他吃饭的速度:菜还没有做完,他已经吃完,风一样地走掉了。

 

“从今天开始,李昌钰就是我们政法大学的一位杰出校友了。”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证据科学研究院院长张保生的话音未落,台下一片掌声和欢呼声。

10月26日,美籍华人、神探李昌钰来到中国政法大学,并从校党委书记石亚军手中接过了法学名誉博士学位证书,这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他在中国大陆获得的首个博士学位。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李博士于26日下午、晚上和27日上午分别在政法大学的两个校区和北京市司法鉴定人协会做了三场专题演讲,71岁高龄,却全是站着讲完的。

由于“粉丝”太多,法大昌平校区的千人礼堂仍不能满足学生们的要求,有些学生甚至为没能够进入会场而不满,要求学校尽快将演讲的全部视频放在网上。

进入会场的人无不被李昌钰精彩的办案过程和离奇的人生经历所感染,李昌钰还不断把刻有他名字的金色徽章投向与他互动的听众席。

这位传奇人物的此次北京之旅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但他还是接受了《法制日报周末》的独家采访。

 

“火坑”一样的案子

李昌钰办过的众多“名案”,在他看来,无异于一个个“火坑”。他诙谐地透露,案子当初找到他的时候,他一般都会说:“不去不去,我很忙”。

“鉴识科学家被夹在检方和辩方之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他们的结果永远不会让双方都满意。如果顶不住这些压力,侦查就无法正常进行。”尤其是一些涉及政治的案件中,这种压力会显得越发复杂。

陈水扁枪击案就是这样一个案件。

2004年3月19日,台湾大选投票的前一天,参选一方陈水扁、吕秀莲在台南进行选举造势活动时,宣称遭到不明枪击并受伤。

第二天,本来处在弱势的陈、吕在大选中实现大逆转,以微弱优势获胜。这次事件导致台湾政治的重大变化,各种质疑纷至沓来。参选的另一方更是要求彻查事件真相,并请来了李昌钰。

李昌钰带领一行专家于2004年4月9日清晨5时抵达台北。

吕秀莲腿部中弹,枪伤痕迹明显。而陈水扁肚子上的伤痕为擦痕,故有人认为陈水扁不是枪伤而是刀伤。而如果是刀伤,就可以为枪击案系伪造的说法提供有力的证据。李昌钰在演讲现场放映了当时的图片。

“如果案发第一时间封锁现场,这个案子早就破了。”在现场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李昌钰使用“激光瞄准法”进行弹道重建,以吕秀莲坐的椅子和挡风玻璃上的弹洞将射击者的方位定点在一楼而不是二楼,否认了之前高处射击的说法。有人质疑陈水扁衬衣上的弹孔为何是斜的,“这个很简单,衬衣穿在身上很难是平的。况且陈水扁频繁挥手。如果弹孔真是直的,那反而假了”。

李昌钰在对子弹进行鉴定的过程中,发现子弹的尾部有玻璃碎屑和受害人衣物纤维,弹壳上有工具痕。据他介绍,台湾从德国进口的一种玩具手枪,如果将枪管换成金属的,就会成为有杀伤力的武器。而这种手枪的子弹是翻滚着向前的,也就是说有可能尾部先接触玻璃进入车内。

有了这种分析之后,警方调出了台湾近年来发生的所有玩具手枪案,并根据这两颗子弹上的制作痕迹,查出了制作人,根据制作人的描述和交易过程,结合现场重现枪手的大体位置,找到了子弹的最终使用人。

“警察找到他的家,他老婆说他不在,其实他当天就在楼上。而警察没有进行搜查就走了。第二天,嫌疑人被发现落水死亡。由于很快被火化,他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成为永远的谜团。”李昌钰揭秘。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扁案还有很多真相未被证实,但李昌钰对此案的调查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将来出现新的证据,比如死者的遗书等等,这个案件可以再开庭,但是如果是因为政治,则没有意义。”

“三天只睡了不到四个小时”,李昌钰风一样地来台,并风一样地离去,他说他的调查不为任何一方,只让科学说话。他的结论,认为此案就是枪击案,并为远处射击(扁、吕身上没有火药剩余物),曾让连、宋代表的“泛蓝”一方的不满。而他也认为,此案不是谋杀,因为谋杀一般对准头部和心脏,这一说法也让扁、吕代表的“泛绿”一方不悦。

李昌钰不仅是办案高手、逻辑推理高手,也是讲故事的高手,除了扁案,在3场演讲中,他还讲述了当年肯尼迪总统遇刺案、克林顿性丑闻案、辛普森杀妻案等大案的办案过程和细节,会场时而异常安静,时而唏嘘一片,听众似乎被他带回了当年的办案现场。

 

科学能让冷案说话

1993年1月8日,警方接到报案,7个人同时死在了一间炸鸡店里。这在美国属于重案,警方被要求限期破案。但美国当地警察1年多都没有让案件取得任何进展,不得已他们找到了李昌钰。

时隔1年,案发现场已经不复存在,只留下有限的物证。在对当地警方提供的物证进行鉴识之后,李昌钰也只好无奈地说,他也无能为力。看着已经愁白了头发的几位美国警察,李昌钰问:“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

还有一个垃圾袋。

这是个从未被重视过的物证。这个垃圾袋中有两块面包、四块炸鸡,李昌钰发现其中一块炸鸡翅有被动过的痕迹。而炸鸡店的销售记录证实,当天最后一位顾客购买了四块炸鸡,金额、时间一览无余。

李昌钰从鸡翅上提取了唾液DNA。几年之后的2007年,警方终于通过资料库比对,找到了嫌犯。是两个黑人抢钱之后,杀死了所有人。

退休之后的李昌钰,在几年之前成立了冷案小组。据他介绍说,在他的电脑中有800多件这样的沉案,有的甚至是沉积了40多年的案件。

李昌钰在接受《法制日报周末》采访时说:“这些案件中的被害人最需要被重视。保护无辜的人的权利,这就是冷案小组成立的初衷。”他关注的不仅仅是总统这样的要人,他更关注平民。

这些冷案来自不同的国家。李昌钰说“每个国家的法律都是人为的,可以根据社会的需要而改变。各国的法律是可以不一样的,谈不上哪个好,也谈不上哪个坏,但是科学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美国一家杂志评出了25件影响美国历史的案件,李昌钰介绍说,他数了一下,其中的14件,包括“9·11事件”都与证据科学有关。而随着证据科学的不断发展,很多冷案都有希望找到答案。

“在我的实验室,科学鉴定是有严格程序的,光有技术没有规则不行。”李昌钰对《法制日报周末》记者说,“但技术不能直接告诉我们真相,还需要逻辑推理、证据分析,要能注意到别人忽略的问题”。

 

成功最重要的三要素

李昌钰从警50年,一直保持着每天工作16个小时的习惯。他的夫人曾经用“吸尘器”来形容他吃饭的速度:菜还没有做完,他已经吃完,风一样地走掉了。而据李昌钰介绍,他在读书时便非常用功。

“1年有8760个小时,这对所有人是公平的。美国人平均用在睡觉上的时间是3285个小时,吃饭的时间是1095个小时,这个时间中国人可能要更长,而用在工作上的时间只有1642个小时。市场里有很多东西可以买卖,但是惟有一样东西不能买也不可以卖,那就是时间。”

李昌钰在接受《法制日报周末》采访时表示:“一个人成功靠三大因素,努力、天分和机会。而努力是最重要的,不努力,就无机会可言。”

李昌钰当年与夫人怀揣50美元闯美国的时候,曾用19美元买下一个玩具打字机,整夜整夜写报告。“后来多次搬家,这台打字机就不见了。大约四五年前,它再次出现,被以4000美元的高价标卖。”李昌钰笑着说,“我的夫人说我很笨,当年应该多买几台这样的打字机”。

成功固然重要,但李昌钰认为,更重要的是能够坚守理想。“没有梦想就没有未来。人生其实就是一个漫长的滑坡过程,起起伏伏,而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永远不要说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方能成功。”

至于天分,李昌钰认为这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分,在任何一个行业成为顶尖人物或者专家,都是受人尊敬的。

“我很幸运,遇到很多次机会。”

 

我也有破不了的案子

“师傅云游”。几年前,如果你打电话到李昌钰的办公室,恰好他不在,他的助手会这样告诉你。

李昌钰的这位美国助手只会说这一句中国话,而他最大的理想是成为一个中国人。李昌钰告诉他:“这不可能。”

几年后,李昌钰接到这位助手从中国打来的一个电话:他娶了一位中国姑娘,并有了孩子,“师傅,我终于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我的下一代成了中国人”。

李昌钰在美国主流社会是个神话。甚至有媒体说,如果他站在政府这边,被告一定有罪,如果他站在被告一边,则被告一定会被判无罪。还有人说,他能和死去的人对话。

对于这些评价,他一笑而过,对《法制日报周末》记者说:“我也有破不了的案子。有些案子,当事人也会因为我可能做出对他不利的调查而拒绝请我。我从来不为任何人说话,我只尊重科学。”

李昌钰曾经笑着对别人讲,他破案有三个手段:站着看、弯着腰看、蹲着看。他也曾跟美国警察戏谑:“你们破不了案,是因为人高马大蹲不下来。”

“我觉得现场有种无声的语言。通过观察,通过逻辑分析,我会大体知道这是不是第一现场,被害人是自杀还是他杀,等等。”

这些看似轻松的传奇背后,其实是经验的累积。

李昌钰的“英雄”形象固然跟自身能力有关,但也有人认为与美国崇尚个人的大背景有关,也就是说有点“美国制造”的味道。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的一位老师告诉《法制日报周末》记者,其实在中国的刑侦一线,并不缺少李昌钰似的人物,努力、经验、办案能力同样一流。“在他们的眼中,李昌钰做的他们都很熟悉,在他们心里,李昌钰不是神话。”

“人生不满足、不感激,就不会快乐。我们可以在劳动中体会闲情,在信仰中找到真爱。”李昌钰对政法大学的学生们说。

神探李昌钰同时也是一位生活艺术大师,尽管已近古稀之年,甚至忙碌得有些身不由己。“有些行程甚至是三五年前就约好了的,每天都会收到几袋子信件,甚至有女孩子约我去公园见面。”最后,他还不忘美国式地幽上一默。


谢选骏指出:什么是李昌钰“成功最重要的三要素”?正如毛泽东的夺取政权靠的是七二一方针(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李昌钰的功成名就也是基于他的七二一方针——那就是七分故事、二分宣传、一分破案。否则,你破了再多的案子,也没有人知道,怎么办?李昌钰确实是讲故事的高手。简而言之,李昌钰“成功最重要的三要素”——七分故事、二分宣传、一分破案使得李昌钰类似于毛泽东的“阴谋大王”,蜕化为一个“故事大王”。

谢选骏:中国需要研究如何结束百年革命



《崔永元 范冰冰 王岐山 私人恩怨和大革命》(2018-06-07 德国之声)报道:


崔永元的“公报私仇”在不经意间击破了中国表面上“稳定”的幻觉,让王岐山所关心的消除革命外部条件的努力变成酝酿新革命的条件。


六年前,也就是2012年,北京流传最广的一则政治消息,是王岐山向党内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现在人们多少已经淡忘,王和这本书以及北京对两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想象和恐惧,构成了中共十八大前夕的政治气氛,帮助了习近平就任党的总书记,然后顺利地清洗了政治竞争者周薄徐令集团,也集中了前所未有的个人专权。


而中国公众一直以来,也因为信息隔绝、媒体管制和知识分子噤声的缘故,只有个人和局部的感受,并不理解全局性的情势,全国范围内的各种不满、抗争、抗议也都因此局限在地方层面,更被表面的繁荣所遮盖,这或许是中共政权过去十数年最为成功的维稳经验或者治理模式。


但是,这种“稳定”的幻觉,却在上周的一件演艺圈的八卦新闻,或者个人恩怨,不断放大的过程中被击破了。在冯小刚执导新片《手机2》上演前,崔永元将15年前《手机1》摄制前后与冯小刚、刘震云还有主演范冰冰的恩怨再度曝光,引发中国公共舆论一片哗然,而其中议题直接跳过崔与冯、刘的创意和版权纠纷,而是借范冰冰乃至其他演员的“阴阳合同”挑破了世界上目前最大电影市场可能也是房地产泡沫之后的最大市场泡沫,在直指中国电影工业大规模偷漏税和洗钱之后,让公众在一夜间意识到不同阶级之间巨大的税负不平等。这要比诸收入不平等或者其他不平等如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不平等之外更为强烈和根本,恍如托克维尔在《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所揭示的革命起源,也是王岐山和中共政权一直以来最为担心的火药桶。


托克维尔在谈那场两百多年前的大革命时说,“尽管在捐税问题上,整个欧洲大陆都存在着不平等,可是很少有哪个国家,这种不平等变得像在法国那样明显,那样让人经常有所感受……所有这些将人和阶级加以区别的措施中,捐税不平等危害最大,最易在不平等之外再制造孤立,并且,可以说,使不平等与孤立二者变得无可救药。” 即便是处于繁荣和上升的法国经济,或者今天的中国经济,也无法避免人们因为在这种巨大的税负不平等产生巨大不满、起而反抗,如同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没落阶段的困扰,人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也”。


崔永元曝光的“阴阳合同”直指中国电影工业大规模偷漏税和洗钱问题


而且,路易时代的法国,“臣民百依百顺,这个政府是如此地富于侵夺性和专制特征,但一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然后,一场大革命就发生了。这是托克维尔总结的教训,尽管写于19世纪中叶,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领导层来说,几乎是唯一能够理解的先例和理论,他们早已拒绝任何现代民主理论作为寻求解决问题的资源库,却在托克维尔的字里行间读得惊心动魄,仿佛随时可能重演一场法国大革命,或者苏联的崩溃。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可能正是习近平和王岐山过去六年僭越实行20余年集体领导制的唯一借口。足见王岐山过去几年多次与福山等人谈及此书的用意,甚至还因此不惜抛弃“七上八下”的党内规矩,在国家副主席的位置上继续这种国际对话。


崔永元的“公报私仇”,便如说出皇帝新衣的小孩,不经意间道破了这个真相,尽管公众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也如托克维尔对当时专业官僚的描述,他们只知道经济自由,却忘了政治自由这回事,一点儿意识不到公众对税负巨大不公平的不满最终会通过所谓行政改革而转化为革命的动力。王岐山所关心的,也是过去六年各项“改革”所致力的,都是终止此前的改革路径,代之以消除革命的外部条件,如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公共功能,或者悄悄消灭那些最具逃税能力的平民新富,例如吴小晖,或者围绕在技术官僚周围的利益集团。


毕竟,崔永元所代表的,在演艺圈的资本竞争和审查游戏中——那本来就是一个技术官僚和大资本的共谋游戏,崔的私仇所指向的,无论范冰冰还是吴小晖的安邦资本所共通的,都是他们惊人的逃税能力,然后拥有巨大财富,与和托克维尔笔下面临“贫困化的贵族”和承受最大负担的农民之间,也就是中国今天广义红二代集团和负税最重的城市中产阶级形成强烈反差,俨然形成逃税特权和实际税负承担者之间的巨大阶级差异。这也是崔永元的举报能够获得广大民粹支持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甚至正是习近平政权的执政基础,以对吴小晖、周永康等人为代表的新贵阶级的打压获得红色集团和中产阶级的双重支持,在政治愿景上表现为对“美好生活(电视剧)的追求”,在政策执行上则从权力部门到金融和地产领域,而电影工业却是中宣部今年接管电影局之后的清理重点,旧的审查官僚和演艺明星、导演们之间的共谋关系和利益纽带也开始自我崩溃。





北京曾流传王岐山向党内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只是,中国国内的评论家们仍然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或者质疑崔永元的动机或者毛派立场,或者继续高唱一些永远正确的废话,把范冰冰打造成抗税女神,而忽略最关键的问题——逃税能力的不平等恐怕才是划分阶级的最大不平等。脱离此,赞美逃税光荣和赞美中共政权并无多大差别。毕竟,连掌握话语权的部分红色阶级都对此愤愤不平,对他们来说,曾经是政协委员的崔永元的代表权并不成问题。对普通公众,也很难被这些曾经引发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所打动,他们更关心的似乎类同纳粹时期德国公众对犹太人的经济憎恨。也就是,当中国无数新兴私人资本春风得意时,并未察觉他们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正越来越近,而他们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仍旧陶醉在一厢情愿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和幻觉中,尤其在中国的各项名义税制改革,包括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被迫下调税率,以自身出色的“逃税能力”而自夸,孤立在全社会各阶级之外,终成众矢之的,甚至成为当局为预防大革命爆发的替罪羊,一如2008世界金融危机中那些作为替罪羊的高管和操盘手。


所幸,王岐山的一切努力,对法国大革命教训的反思,都正在以路易十六的改革方式重新创造新的革命条件,也就是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第二年所有法国人都在革命中学习革命,然后酝酿新的革命。中国公众,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们,从税负不公平中将获得自身的阶级主体认识,然后便可能认识到税负的巨大不公平所意味的过去六年改革的反动所在,仅仅剥夺吴小晖和范冰冰的财产是不够的,那将驱使他们越过断头台上的范冰冰们,直接追问面临巨大财政压力的中央政府,喊出“不经纳税者同意不得纳税”的声音。那或许是崔永元不曾想到的结果吧。

 

谢选骏指出:但凡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把现在的中国比作大革命之前的法国,而只能把现代中国比作大革命之中的法国。例如横行撕裂中国百年之久的国共两党,都不是法国波旁王朝那样的传统专制政权(可以类比的倒是清朝),而是罗伯斯庇尔、拿破仑一类的革命专制政权。所以,中国需要研究如何结束百年革命,使中国回归正常。中国所面的对,只是一场短暂的类似英国光荣革命那样的政变,最多也不会超过明治维新的幅度,而不再需要另外一场百年革命——它的原则不仅是“不经纳税者同意不得征税”的理论,而且是“没有选票就拒绝纳税”的实践。是所至盼。

從中央到中東:後真相時代的西征紀事 Post-Truth Westward: Xinjiang to Jerusalem

November 2025 First Edition 2025年11月第一版 Collection 谢选骏全集第440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440 (另起一頁) 【内容提要】 本書並非預言,也非小說,而是后真相時代的「實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