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统战部想害死习近平

《河南勒令基督教会删除十诫其中一条》（2019-01-03 法广中文）报道： 

　　

根据报道，河南洛阳政府官员在去年一次宗教督导巡视中，下令当地教会将墙上写着的十诫删除其中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早前曾报道新疆再教育营内部情况的海外独立网媒“寒冬”，引述当地教徒报道，河南省洛宁县东村教堂，被官员勒令要修改刻在墙壁板上的十诫的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报道指教堂负责人和信徒极力反对这做法，“这不合适，这是篡改神的话！”但其中一名巡视的官员就称，“这一条习近平反对，谁敢不配合，谁要是不同意就是跟国家对抗！”还警告信徒他们的做法是国家政策，最终这是国家政策，要认清形势，别跟国家对着干！”教堂最终迫于压力，“将十诫的牌子摘掉”，之后县统战部的人员修改牌子后拍照向上级汇报。

中国当局近年不断打压宗教人士。去年 8 月，大陆教会的微信群传出消息指，河南省内有多间教堂，包括焦作市、唐河县桐寨铺镇、郑州、原阳县等，都有教堂或聚会点遭到政府当局强拆，手段包括撬门检走宗教物品、讲台、拆走十字架、撕掉在墙上的经文、强行断电、以及派出黑帮拦阻教徒聚集等。

谢选骏指出：任何官员在执行命令的时候，都不会说出他的上级是谁，更不会说出下达命令给他的是谁，尤其当执行这些命令引起麻烦的时候——除非，他憎恨他的上级，有意把他的上级暴露给对立面，引起对方的负面情绪。但是，河南统战部的人员却公开宣称是习近平让他们删除十诫的，这明摆着要把上帝的愤怒引向他的上级，这明显是想害死习近平。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触发了上帝的愤怒——统战部想害死习近平，这可能牵涉到官场内斗，也可能有别的原因，最好请统战部出来说明一下，为何想害死习近平。是否因为你们的升官发财无望了，你们统战部才想害死习近平？

谢选骏：东欧野蛮人控诉西欧野蛮人洗劫了拜占庭

《帝國的陷落. 拜占庭的教訓》（一叶秋风 2018-2-4）报道：

拜占庭帝国灭亡：无人回应的“教训”

2008年1月，为纪念拜占庭帝国陷落555周年，俄罗斯拍摄了一部长70分钟的电影《帝国的灭亡：拜占庭的教训》，电影解说人，脚本作者是东正教大司祭吉洪·谢夫库诺夫。该片播放后立即引起反响，成为俄罗斯本年度文化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电视台为此专门做了访谈节目，将吉洪·谢夫库诺夫本人、作家、学者、政论家等请到一起，展开讨论，许多俄罗斯著名报刊杂志都曾刊载相关文章，发表看法。该片甚至引起欧洲国家重视，纷纷做出解读——类似讨论至今也没有结束。

在庄严凝重的音乐中，大司祭吉洪·谢夫库诺夫开始了对拜占庭帝国历史的娓娓讲述：拜占庭帝国是最伟大、最长寿的帝国，存在了1123年，超越所有帝国、最辉煌的文明，曾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随即话题一转，讲到西方与俄罗斯对拜占庭文明的不同态度以及两者之间的不同发展道路：不计其数的财富被十字军劫掠（至今还藏在伦敦、布鲁塞尔、纽伦堡、巴黎等地的博物馆），拜占庭的财富使威尼斯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并决定着各民族的金融命运，也使欧洲资本主义得到疯狂发展，“野蛮的西方靠侵略、掠夺、摧毁拜占庭帝国也变成了文明的西方”。

解说人承认：俄罗斯人的祖先虽也曾掠夺了帝都（君士坦丁堡），但是，与西方人不同，罗斯人认识到：“拜占庭真正的宝藏不是黄金、宝石，甚至也不是艺术和科学，而是上帝！”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考察各国后发现，只有在拜占庭才有人与神之间的交流。走进圣索菲亚大教堂，大公赞叹：“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置身天上还是尘世”。罗斯人没有建银行、资本、博物馆，而是建立了罗斯国家，成为拜占庭的精神继承人。

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伟大帝国最终走向衰亡？《拜占庭的教训》提供一个文本，其揭示的根源让我们收获了丰富庞杂的信息，其中体现了对苏联帝国解体原因的认识和对苏联命运的历史悲叹；俄罗斯社会政治现实、俄罗斯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对俄罗斯现状、及其问题的解答；俄罗斯内政外交中发生的一切“路标转换” 等等。《教训》仍延续了1991年以来俄罗斯思想界的命题，对于了解俄国动态的人来说，这些都有似曾相识之感。当俄罗斯和世界经历了非同寻常的2008年后（北京奥运会、俄-格军事冲突、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等等），《拜占庭的教训》提出的问题似乎占据了俄罗斯思想的制高点。

在《拜占庭的教训》看来，导致拜占庭灭亡的，并非外敌侵略、自然灾害（地震），而是内部问题。首先是拜占庭国家丧失了对金融的控制，大批资金流向发展中的欧洲。拜占庭主要的资金资源是从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进行的庞大的国际贸易中收取关税，而“西方”（即欧洲）用真真假假的欺骗手段，与阿列克谢·科穆宁皇帝签署了国际贸易合同《黄金文书》，严重损害了拜占庭的利益。在外来商品冲击下，帝国的农业和手工业迅速衰退，安德罗尼克皇帝试图挽回危局，但为时已晚，他本人也被杀害。威尼斯作为国际金融寡头，1204年招募了由法国人、德国人等组成的十字军劫掠、焚烧了君士坦丁堡。威尼斯人宣布向否定全欧洲价值的体制宣战，随后，西方开始将拜占庭帝国视为“邪恶帝国”——“这一形象甚至在以后都曾被从意识形态武库中取出运用”。尽管50年后，君士坦丁堡被解放，但是，已经遭受致命打击，元气大伤。

另一个问题是腐败和寡头。尽管反寡头、反腐败斗争持续很久，但见效甚微。国家对寡头失控，直到1453年土耳其人兵临城下时，寡头们都不愿拿一分钱，而且还在继续捞取国库所剩无几的钱。在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后，年轻的土耳其苏丹震惊于一些普通市民的富有，国家却无钱用于防卫。苏丹将几名富有市民叫来，问：为什么你们不出钱用于城防？这些市民无耻地答道：我们就是为苏丹陛下您珍藏这些钱的。苏丹对他们处以极刑：砍去头颅，尸体拿去喂狗；而那些逃往西方、试图藏匿财富的寡头们同样未得善终——被西方朋友无情地抢光，在赤贫中过活。

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帝国后期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甚至皇帝频繁更换，导致政治不稳。瓦西里二世是最成功有为的拜占庭皇帝（是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的教父），他建立了垂直权力体系，消灭了边疆的分裂运动，镇压了叛乱省长和寡头，清洗了政府，将被掠夺的财富收归国有；他在位期间每年收入90吨黄金（俄罗斯直到19世纪初才达到这一数字），甚至留下一笔巨大的“稳定基金”，用于军事改革和建立职业军队，可惜被继承人挥霍，导致社会腐化、堕落。拜占庭史学家米哈伊尔·普塞尔痛苦地写道：正是由于不合理花费，使帝国生病了。

帝国晚期还出现了民族问题。由于希腊人的傲慢，导致帝国歧视斯拉夫人，使他们被疏离、互相敌视——他们本可在反击土耳其人的斗争中帮助帝国的。西方从中挑唆，让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仇视希腊人。西方也曾答应给斯拉夫人物质和军事援助，但只是欺骗，使巴尔干各族长期处于土耳其的桎梏之下。帝国对遥远的边疆地区失控，各省与首都产生深刻矛盾、走向分离，国家日渐衰弱。帝国境内大量异族人侵略性十足，他们对帝国虎视眈眈，并排挤信仰东正教的本地人。

内部分裂和走西化道路。从13世纪末期开始，帝国内部形成两派，一派主张要依赖自身力量，发展自身潜力，西方道路只是备选，经严格检验后局部实行；而亲西方派则认为拜占庭帝国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已经衰竭，必须走西方道路，彻底变革国家制度。在西方支持下，亲西方派占了上风。在他们的领导下，帝国内部实行了军事、经济改革，导致帝国在精神和物质方面走向毁灭。西方派还重审国史，他们不是理性地批评，而是让社会“毁灭性地自辱”，“一切西方的东西都被拔高，一切自身的都被贬低了”。拜占庭史被歪曲，信仰和传统都被颠覆，军队被贬损。富有的拜占庭青少年到外国上学，学术精英移民西方。一位匈牙利人乌尔班提议皇帝建巨炮对付土耳其人，但是国库没钱，富人又不愿出钱，乌尔班愤而投奔土耳其苏丹，苏丹为乌尔班的大炮项目倾力投资，于是，“这位拜占庭学校毕业的优等生终结了帝国”。

军队改革失败：拜占庭帝国原有一支有效的常备军，但是建立新型军队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而瓦西里二世留下的稳定基金已被挥霍。当时，帝国向往西方的骑士制度，决定按照西方模式改革军队，最终摧毁了军队。

此外，“最可怕的打击”是教会合并，东正教会服从罗马教皇，1274年，拜占庭使者首次承认罗马皇帝的无上地位。但是，后来的教皇主张欧洲利益至上，要求拜占庭按照西方模式彻底变革，因拜占庭没有照办，就将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帕列奥洛克革出教门，号召欧洲对其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由于拜占庭人背叛了信仰，也丧失了人民对政权的信任。拜占庭人的精神被摧毁了，“而这是摧毁国家的最后一击：人民不想再活下去，甚至不想繁衍后代”。很少有家庭生孩子，新生儿常常因为缺乏父母呵护而死去；堕胎成为普遍现象，自杀成为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意识形态崩溃、或失守：帝国主动放弃了对人民的意识形态教育，迎合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对个人的暴力”的蛊惑性思潮，因而，侵略性思想便大行其道。意识形态危机导致悲观主义情绪蔓延。社会道德堕落、互不信任、沉迷于占星学，酗酒成为杀害男性人口的大患，知识分子沉迷于新的神灵崇拜，“有意识地、无耻地摧毁了人民的基督教信仰基础”，家庭危机也出现了，帝国的出生率越来越低，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150个拜占庭知识分子中，只有25人建立了家庭。“一个曾经为世界提供了精神飞升的巨大榜样的伟大民族中，现在充斥着恬不知耻和内讧。

14世纪初的一位俄罗斯朝觐者曾写道：希腊人是一些没有爱的人”。 “一些有识之士虽然看到了帝国的灭亡前景，但他们的声音没人能听到”。在教会合并后，连教皇都信仰了拉丁欧洲的信仰。

最后一个因素，面对土耳其强敌，西方背叛了拜占庭的利益。1453年4月，土耳其人围困君士坦丁堡，有人曾劝苏丹撤围，以免两线作战。许多人都相信，西方会援助拜占庭。但苏丹没有听从，而欧洲也没有兑现承诺。帝国内部还有“第五纵队”。除了西方派之外，又有了亲土耳其派，首席大臣卢卡·纳塔拉是亲土派代表。君士坦丁堡城破后，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打算任命他为君士坦丁堡长官，但是此前，听说纳塔拉有一位14岁的儿子非常美貌，要求他做自己的娈童；纳塔拉感到震惊，拒绝这一要求，于是他和他的儿子都被杀死。最终，帝国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

在一番历史巡游之后，主持人开始抒情地感慨现实： “现在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是另一些民族，实行不同的法律和别样的道德。拜占庭的遗产对于外来者来说是异类，因而要么被摧毁，要么被彻底改变了。那些没有被征服者消灭的希腊人的后代在很多世纪里都成为自己国土上的无权的奴隶。

西方对拜占庭及其继承者的仇恨之深，已经渗透到基因里，持续至今，甚至连西方自身都不可理解”。“如果不理解这一奇怪、但却确切无疑的事实，我们就冒险不能理解早已逝去的历史、以及20世纪、甚至21世纪历史中的许多事情”。 

“在革命前，我国曾对拜占庭进行认真的研究，但从理论知识中我们没有做出应有的结论。苏联的第一个十年中，拜占庭问题研究被翻转了，后来被官方禁止，而且布尔什维克镇压了所有留在国内的拜占庭问题专家，少数人逃往国外。1943年苏联高层遵照斯大林的命令，通过决定恢复对拜占庭问题的研究。为什么恰恰是1943年，难道不能找到其他时机吗？确实不能，斯大林终于明白：应该向谁学习历史”。 “一个伟大城市，如此长久地遗忘了父辈的古老法律，甚至也没有为它保留名称，但她仍可最后一次服务：讲述一个大帝国前所未有的伟大和大幅衰落”。

一切类似的历史影片都最终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多方诟病，《拜占庭教训》也未能逃脱这种命运。有人从中挑出了历史知识的“硬伤”，如，7世纪时，阿拉伯几乎占领了拜占庭的全部领土，偏安一隅，而电影给人的感觉，似乎在一千多年中，拜占庭始终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伟大帝国；还有人则认为是政治、意识形态宣传，为俄总统选举造势，是官方订货。但也有人积极肯定了该片，认为这是在宣传方面对西方的回击。有史学家表示：该电影当然无关乎学术研究，但却有助于教育青少年，培养爱国心。而最重要的，是从该电影中可以解读到俄罗斯思想、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某些潜在或现实的变化。

《拜占庭的教训》把近年来俄罗斯思想界、政界的主要动向都不同程度地加以糅合，通过拜占庭帝国这一躯壳概括、展示（电影中甚至直接用“西方”的字眼，而不是欧洲、或某个特定国家），如：俄罗斯传统对西方文明的优胜，对西方文明的鄙薄：“当拜占庭文明达到顶峰时，欧洲还在侵略、掠夺，掠夺、侵略”；西方是狡诈、虚伪、不可信任的，对拜占庭（俄罗斯）有不可理喻的成见，对拜占庭的文明的核心价值东正教很不屑，甚至仇恨，因而判定：应该消灭（“如果需要，就将拜占庭与其精神继承人一起都消灭”）；西方称拜占庭是“邪恶帝国”（而里根政府曾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多年来，在苏联解体、车臣战争等问题上，俄罗斯学界一度流行西方“反俄阴谋论”，同理，西方也有摧毁拜占庭的阴谋。俄罗斯是一种特殊文明，必须走特殊发展道路，正如“拜占庭既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一样；对集权制度的历史作用予以肯定：“拜占庭是个集权的官僚国家，这绝不是她的弱点，而是一种历史性力量”，相应地，包括苏联模式在内的中央集权制度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帝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将国家视为最高价值之一，“这在信奉个人主义的西方是不可理解的”等等。此外，俄罗斯的现实问题也几乎被简单照搬到拜占庭历史中：腐败、寡头、人口减少、出生率下降、资金外逃等等。

《拜占庭的教训》这种用现状关照历史、用历史演绎现状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东正教的雄心壮志：只有东正教可以救赎俄罗斯。东正教觊觎俄罗斯国教的地位，控制俄罗斯国民的灵魂，实现政教合一，再现俄罗斯帝国时期东正教、君主专制、人民性三位一体时代那样的辉煌。此外，近年来俄罗斯学界还有一种“回归”帝国传统的倾向。许多俄罗斯学者认为，帝国管理模式适于俄罗斯，并为此积极论证，出版社还曾推出一批“帝国思维”丛书，武装人们的头脑。以帝国为题的学术著作、政论、层出不穷，帝国似乎也是俄罗斯的备选方案。

而更深远的一个背景是：从1991年新俄罗斯诞生后不久，俄国政治精英就发现了意识形态缺失。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可以用来摧毁苏联，但却不足以用来建设新俄罗斯；在摧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之后，俄国无法凝聚国民，也无力应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压力，融入西方的道路已被证明行不通，甚至只是招致屈辱。1996年，叶利钦总统就下令制订相应的国家意识形态，但是，叶利钦在其任内未能完成这一使命；继任的普京总统在内政外交方面虽有很大起色，但同样是力不从心，“主权民主”、国家民族主义、以及正面积极的评价苏联历史，仅仅是为建立新的国家思想储备了材料，但本身却不是国家意识形态。就完成这一重大任务来说，俄罗斯政治家和思想家们仍然在探索的道路上，但已是呼之欲出。

2008年8月8日，在南奥塞梯，俄罗斯还对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发起断然反抗，为俄罗斯制订国家意识形态注入动力，填充了内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的影响较轻，俄罗斯甚至主张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俄罗斯对于走独立道路已找到自信。 1951年，俄罗斯哲学家伊利英曾写道：“俄罗斯知识分子想象说，似乎俄罗斯应该借鉴西方现成的国家模式、并将其移植到俄罗斯后，一切就会好起来——这样一个时期已然过去”。现在，俄罗斯面临史无前例的历史境遇，看起来，1990年代初期的类似“想象”的时代也已一去不回了。

谢选骏指出：《帝國的陷落· 拜占庭的教訓》（ибель империи. Византийский урок 2008）是部“东欧野蛮人控诉西欧野蛮人洗劫了拜占庭”的故事，因为这是俄国人写的——东欧野蛮人俄罗斯甚至拜占庭的灭亡，夺取了东正教世界的领导权，就此自命为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摇身一变成了世界霸权。苏联就是脱胎于这一历史的骗局之中。其实，俄罗斯人毫无文化渊源，正如苏联只是一群土匪——他们有什么资格批判和他们同时起源的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西欧野蛮人呢？因为在骨子里，俄罗斯是蒙古人的后裔，正如苏联是草原帝国的吞噬者！

谢选骏：郑也夫最后的乞求

《疯传北大名教授郑也夫撰文吁“中共淡出历史舞台”》（阿波罗新闻网 2019-01-03 讯）报道：

近日，网上传出北大知名教授郑也夫分析中共政改为何难产的文章。文章表示，政改从未迈出一步，是因为执政党魁意识到，政改的每一项都是在削弱其政党，并直指当今的领导人应引领其党淡出历史舞台，结束专制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

文章说，七十年代末叶，中国曾有过一场经济体制改革，但与之对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屡屡说及，却没有发生。正是因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远未达到世人的期待，演变到今日更有倒退之虞。

文章说，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停留在口头，一步也没有迈出，道理其实很浅显，只是从未被道破。

文章表示，中共领导人的言论中的政改包括以下内容：一，党政分离和政企分离；二，下放权力，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三，完善法制；四，开启社会政治协商。

为什么中共当局要提出政改，文章说，因为执政党首意识到：法治缺乏，权力滥用，社会经济生活不可能走上正轨。但为什么政改最终没有实施？因为执政党首意识到，“政改的每一项内容都是在削弱他的政党”。

第一，党政分离和政企分离，意味着党的权力旁落，党将失去对国家行政和社会经济的操控。

二，法制的健全，将限制执政党的行动范围，社会将不像过去那样被统治集团完全掌控。

三，真正的政治协商一旦开启，执政党的主张在争论中有落入下风的可能。为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执政党最终打造出自己说了算的徒具形式的政治协商。

四，在与党内党外对手的博弈中，决策者日益坚定地认为：要一直应对社会多样性、民主化、自由化的趋势，统治集团内部也不能民主，必须权力集中。

网传北大教授郑也夫文章。（网络图片）

“结束专制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

文章还说，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之后，中共的大多数方针政策都很难说是符合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的，但当前有一项符合中国人民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产党“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会动荡的方式，淡出历史舞台。

作者认为，今后中共的领导人所能做的唯一可望载入史册的大事情，就是引领这个党淡出历史舞台。

作者直言，在中共执政的70年历史中，这个党给中国人民带来太多的灾难。演化到今天，其权力的结构和生态决定了，它已经不能为中国社会输送优秀的各级领导者，它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纠错的机制。结束专制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

文章说，“保江山的态度败坏了当事者的心灵：对不同政见的仇视与日俱增，对危机的恐惧令自己失态。”

“自上而下的改革只有一次”

作者还说，自上而下的改革是稀罕的东西，因为上层的改革愿望、改革动力，只在稀少的时刻存在。作者只是在1978年看到一回，“只此一回”，但当时的改革原因是“不改革就亡党”。

作者表示，亡党亡国常常放在一起说，但他认为，“不会有亡国的事情，殖民时代已经划上句号了，不再可能有亡国灭种的事情。面临的就是亡党，因为执政党把国家搞得那么糟糕，那么多人吃不上饭了。如果亡党怎么样呢？统治阶级将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当然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就有了改革。是毛泽东（折腾）造就的。”

作者还说，改革不是什么高深的共识，包产到户，明清就是这么干的，秦汉就是这么干的，城市搞民营经济，以前就有。

“被统治者要主动发声，施加压力”

作者还说，台湾民主派多年打拼，造成多元局面，使蒋经国做出选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相塑造，前者不会主动让权，改变现状，后者应该主动发出声音，“不施加压力，我们就不该、就不配看到专制政体的终结”。

但作者认为，和平终结专制的历史，需要依赖于一位明智的领袖，不然就难有非暴力的转型。

“只是作为党魁，带领该党走上这条路实在不易。吊诡的是，难处不在于党外有反对派，恰恰在于没有反对派。而没有反对派又是它自己造成的。没有打压不下去的反对派，他几乎就没有选择这条道路的理由。这也是笔者捅破这层窗纸的道理所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至于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作者说，因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一个卑微的动因，就是让我还能看得起自己。多年来我涂抹了上百万字。如果最终在这个我想了许久的、关乎民族大业的问题上不置一词，我会看不起自己的。”

作者最后表示，“我以为，我们今天还没走到将一切责任都推给政治家的时候。因为今天的书生还没有尽责。如果他们都忠实于自己的良知，都勇于讲出自己的看法，中国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文末显示该文是2018年8月初稿，12月定稿。

资料显示，郑也夫是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曾多次炮轰“糟糕的中国教育体制”、学界黑幕，著有《吾国教育病理》，及由他指导的学生调查论文的结集《科场现形记》。《吾国教育病理》一文的前言中，他表示这是愤慨之作，眼见中国教育居然走到这步田地，管理者解答中国教育困境又这么弱智，他决定出手诊病、开药方。

郑也夫反对科研腐败，从来不申请国家给钱的课题项目。在北大官方网页关于其介绍的最后一项“奖励及荣誉”中，注明“不申请并拒绝任何官方奖项”。谢选骏：郑也夫最后的乞求

谢选骏指出：郑也夫是个温和理性的人，三十多年来一贯如此，现在连他都出来嚎叫了，可见事态之严重！但是，网络为何还要冠之以“疯传”呢？因为大家的常识都知道，要“中共淡出历史舞台”那是缘木求鱼的。毛泽东自己曾经供认——“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正如地上的灰尘。扫帚不到，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郑也夫吃了多年党的饭，不会不知道这个逻辑；退休以后却出来鼓吹相反的东西，意欲何为？事实上，中国的百年革命之所以伤口犹在、无法缝合、至今流血不已，就是“淡出”惹的祸！辛亥革命未能斩首夷酋反而让满清“淡出”，留下祸根；北伐革命未能斩首军阀反而让军阀“淡出”，留下祸根；共产党革命未能斩首国民党反而让台湾“淡出”，至今分裂中国——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最高领导人对国家事务的失败负责杀头，所以后来者只会投机纵欲，不愿负责治理——反正坏事做绝也不会肝脑涂地。这些，都是“淡出”惹的祸。这就是郑也夫现在拿出的最后的乞求？

谢选骏：没有费城律师就没有独立战争

《独立宣言》是在费城签署的。为什么呢？

网文《为什么要请费城律师？》（2010-10-27 王浩的博客）报道：

在美国有一个固定称谓：费城律师（Philadelphia lawyer），大家碰到麻烦事情的时候，一种开玩笑的说法就是：你该请个费城律师。美国有句话叫做:It is enough to puzzle a Philadelphia Lawyer,足以迷惑费城律师的事情，那肯定是最麻烦的事情。  

 

费城律师之所以能在号称律师之国的美国成名，不在于费城的律师多，而在与一名名叫安德鲁?汉米尔顿（Andrew Hamilton）的律师办理了一件将永载史册的案件。

1733年的纽约，一名名叫约翰皮特?曾格（John Peter Zenger）的德国移民创办了一份报纸：《纽约周刊》，纽约周刊刊登了大量抨击当时的纽约州总督威廉?考斯比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考斯比总督的对手，他们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都不署名，因此，当考斯比对这些充满讽刺性批评的文章不能容忍的时候，便下令没收全部报纸，并逮捕了曾格，曾格被控出版煽动性诽谤言论蔑视女王陛下任命的总督。

案件的审理本来是没有悬念的，两名为曾格辩护的律师被总督取消了律师资格，曾格印刷出版报纸的事实是确定的，按照标准程序，陪审团只需要宣布曾格出版报纸的事实成立，法官宣布报纸的言辞煽动性诽谤了总督，于是曾格将被定罪量刑。

但是一名来自费城的律师改变了这一切。

在法庭准备开始审理的时候，来自费城的汉米尔顿律师站了起来，并做了自我介绍，那些不能吐露姓名的在曾格报纸上写文章的人，请汉米尔顿律师为曾格进行辩护。

汉米尔顿一出场，就改变了案件的走向。他说，控方不必证明曾格是否出版了这些文章，控方所列的文章我们都将予以承认，陪审团需要的做的是认定这些文章是否构成煽动性的诽谤？汉米尔顿的理由是，所有的言论是真实的，就不构成诽谤。而法官认为，恶意抨击中，越具备真实性越让人恼怒，因此真实性不是煽动性诽谤的辩护理由。在当时，陪审团只能认定事实是否存在，即文章是否是曾格印刷出版的，而合法性,即文章是否构成诽谤，是由法官认定的。在这种制度下，汉米尔顿是无法证明文章的真实性，因为根本没有证明真实性的机会。

汉米尔顿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向陪审团请求，汉米尔顿向陪审团的陈述被完整记录，成为传世的经典。他说：

我们现在必须恳请你们的恩准，让证人说出事实真相，他们被剥夺了作证权。你们是纽约公民，法律假定你们是真正诚实而合法的裁决者，根据我的辩护理由书，我们将证明的事实并非私下进行的，而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因此，我们的安全就依赖于你们的公正。

汉米尔顿指出：

陪审团有权超越所有争议，不只认定事实是否存在，还可以认定是否合法。在遭受侵犯时申述的权利，是所有人都有权享受的自由，公民有权以激励的言辞抗议权利的滥用，有权保卫邻居免受当局者的公然暴力，有权勇敢的声称对自由的感觉，对自由的价值以及排除万险去维护自由——上天赐予人类的最大幸福之一——的决心。

同时，汉米尔顿强调了自己对女王陛下的忠心，并阐明他所渴望的是在女王陛下统领的地域里，能够有良好的秩序和公正的法律。一位把民众变得争吵，通过一部分去折磨另一部分人的总督，显然不是女王陛下所希望的。

在结案陈词中，他说：

摆在法庭和你们各位陪审团的先生面前的，不是微不足道的私人利益，你们在审理的，不是一个可怜的印刷商的案子，也不是纽约的案子，不是！它的后果将影响着大英帝国政府统治下美洲大陆每个人的自由生活。这是一个最有价值的案件，一个事关自由的案件。我毫不怀疑，你们今天的正直行为，不仅使你们有资格受到同胞的热爱和尊敬，而且每个要自由而不要终身奴役的人都会祝福你们，给予你们尊荣，就像对挫败暴政企图的那些英雄一样。通过一个不偏不倚的，未被玷污的判决，你们奠定了保护我们自身、我们后代和我们邻人的高贵基础。自然法和我们的法律已经赋予我们一项权利——人身自由——至少通过说出真相，写出真相，暴露并反对这块土地的专横力量。

陪审团退场，进行简短评议后回到法庭，书记员问到，被告是否犯有印刷并出版诽谤言论罪行？陪审长回答：无罪。第二天，曾格被释放。

曾格案——被告席上普通公民的坚定、被告律师的辩论、陪审团勇敢的裁决，传遍了英殖民地的所有地区，该案对美国法律有着持久的影响，陪审团可以不顾法官的指导，对刑事被告人具有做出无罪开释的权利载入史册，汉米尔顿在法庭的辩护词，预示着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障。宪法的起草者之一的 Gouverneur Morris认为，这次审判，是美国自由的启明星。

一场伟大的辩论，改变了法律，捍卫了自由，还形成一句新的俗语：你最好请个费城律师！

谢选骏指出：其实费城律师远远没有这么敬业能干，尤其是那些中文报纸大肆吹嘘的华人律师。至于费城的白人律师，不少明显具有种族主义倾向，至少比之纽约就是如此。但是毕竟在历史上，没有费城律师就没有独立战争了。或说，没有英国法治就没有独立战争了。换言之，如果北美是俄国殖民地，那是不能就此独立的，看看西伯利亚的凋敝现状，再看看阿拉斯加的对比，就知道了。别说俄国了，就连西班牙也不济，看看拉丁美洲的现状，就知道“竟无一人是男儿”了。至于中国，就更惨了，现在依然蛰伏在马克思魔头之下受尽凌辱。啊METOO佛。

谢选骏：土八路英语也是外行领导内行的恶果

土八路英语也是外行领导内行的总路线——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人被外国人嘲笑了10年》（2018-12-23 参考消息）报道：

“Poisonous & Evil Rubbish”。“有毒有害垃圾”被翻译成“有毒且邪恶的垃圾（英文）”——看起来像是冷笑话的情节，却真实地出现在中国的公共场合。外国人将这些或滑稽或不知所云的错译称为“chinglish”，即“中式英语”。

近日，英国《太阳报》报道称，北京政府为迎接2022年冬奥会，正在加大力度整顿公共场所标识中的不规范英语翻译。报道透露，这项行动开展已久，自2017年12月以来，已审核超过200万字的公共标识。而这篇不到500字的文章，足足配了十张“中式英语”标识图片，把“中式英语”从头到脚调侃了一番。比如，“残疾人厕所”被翻译成“deformed（畸形人） toilet”、“民族园”成了“racist（种族主义） park”、“超市出口”变成了国际范十足的“supermarket export（输出、（货物）出口）”……

这样的一幕并不陌生——早在10年前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前夕，外媒就已经对花样百出的“中式英语”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群嘲”。路透社在2008年的一篇报道中直白地批评道：“漫步在北京这座拥有1500万人口的城市，我们会看到各种鲜艳的T恤和上面印着的神经错乱的英语，从语法到拼写到整段的胡说八道，真是错误百出。”美国CBS网站也语带戏谑地称，北京大多数人英语能力停留在“低水平”。

事实上，在引来外媒关注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意识到问题，并开展行动了。奥运会前夕，北京、天津等地开展了大规模纠正不规范英文标识行动，北京立起了6500余块标准英语标志牌。奥运会之后，中国又迎来2010年世博会。为此，上海在2009年发起了清除“中式英语”广告牌的活动。大批志愿者走上街头，清理错译错拼的英文标识。北京市还从中国人最关心的“吃”入手，在2012年发布《美食译苑——中文菜单英文译法》，规范餐饮业菜单翻译。

宾夕法尼亚大学汉语言文学教授维克托·迈尔在2017年评价说，中国为外国游客提供了常遇到的数百个词汇的英语翻译，已经“做得很不错”。不过，千奇百怪的“中式英语”并没有就此“绝迹”，外媒的“关心”也一直没有停歇。

《纽约时报》曾特意做了一个名为“中式英语选录”的图集，盘点在中国看到的糟糕翻译。社交媒体上，也不时有人分享搞笑的“中式英语”。“严禁酒后开车”被翻译成“do（务必） drunken driving”——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努力规范英语翻译和使用的同时，不少外国人对“中式英语”的态度正在悄然改变。

2011年，百老汇迎来了一部特殊的舞台剧——《中式英语》。该剧由美籍华裔知名剧作家黄哲伦创作，用英语和普通话混合编写。用BBC的话来说，“这部舞台剧弥合了中英语言之间的差距”。而随着人员交流和网络的发展，一些诙谐有趣的“中式英语”更是被广泛传播，为外国人所喜爱。一些“中式英语”甚至成为了英语体系的一部分。

在过去半个世纪，《牛津英语词典》已收录50多个“中式英语”词汇，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以及最近很“火”的add oil（加油）。

从被“群嘲”到部分“出口”国外，“中式英语”处境的改变，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文化在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文化的不断交融，也促进了语言的日新月异。美国《连线》月刊网站在一篇文章中感慨道，任何语言都在不断发展，移植到新土壤中的英语也带来了不同寻常的成果。“很快，美国人在去国外旅游时不得不学习的语言之一，就是他们自己的语言——英语。”报道称。

不过回到正题，尽管部分“中式英语”因为结合了中英文口语化表达的简单有趣走红西方，但开篇提到的如“deformed（畸形人） toilet”等“中式英语”确实还需要清理整顿。毕竟，即使在文化冲突的环境下，令人尴尬且含有冒犯性的语言，也是东西方文化都不会接受的。谢选骏：土八路英语也是外行领导内行

《中国人被外国人嘲笑了10年》（2018-12-23 参考消息）报道：

“Poisonous & Evil Rubbish”。

“有毒有害垃圾”被翻译成“有毒且邪恶的垃圾（英文）”——看起来像是冷笑话的情节，却真实地出现在中国的公共场合。

外国人将这些或滑稽或不知所云的错译称为“chinglish”，即“中式英语”。

近日，英国《太阳报》报道称，北京政府为迎接2022年冬奥会，正在加大力度整顿公共场所标识中的不规范英语翻译。报道透露，这项行动开展已久，自2017年12月以来，已审核超过200万字的公共标识。

而这篇不到500字的文章，足足配了十张“中式英语”标识图片，把“中式英语”从头到脚调侃了一番。

比如，“残疾人厕所”被翻译成“deformed（畸形人） toilet”、“民族园”成了“racist（种族主义） park”、“超市出口”变成了国际范十足的“supermarket export（输出、（货物）出口）”……

这样的一幕并不陌生——早在10年前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前夕，外媒就已经对花样百出的“中式英语”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群嘲”。

路透社在2008年的一篇报道中直白地批评道：“漫步在北京这座拥有1500万人口的城市，我们会看到各种鲜艳的T恤和上面印着的神经错乱的英语，从语法到拼写到整段的胡说八道，真是错误百出。”

美国CBS网站也语带戏谑地称，北京大多数人英语能力停留在“低水平”。

事实上，在引来外媒关注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意识到问题，并开展行动了。

奥运会前夕，北京、天津等地开展了大规模纠正不规范英文标识行动，北京立起了6500余块标准英语标志牌。

奥运会之后，中国又迎来2010年世博会。为此，上海在2009年发起了清除“中式英语”广告牌的活动。大批志愿者走上街头，清理错译错拼的英文标识。

北京市还从中国人最关心的“吃”入手，在2012年发布《美食译苑——中文菜单英文译法》，规范餐饮业菜单翻译。

宾夕法尼亚大学汉语言文学教授维克托·迈尔在2017年评价说，中国为外国游客提供了常遇到的数百个词汇的英语翻译，已经“做得很不错”。

不过，千奇百怪的“中式英语”并没有就此“绝迹”，外媒的“关心”也一直没有停歇。

《纽约时报》曾特意做了一个名为“中式英语选录”的图集，盘点在中国看到的糟糕翻译。社交媒体上，也不时有人分享搞笑的“中式英语”。

“严禁酒后开车”被翻译成“do（务必） drunken driving”

有意思的是，小锐发现，在中国努力规范英语翻译和使用的同时，不少外国人对“中式英语”的态度正在悄然改变。

2011年，百老汇迎来了一部特殊的舞台剧——《中式英语》。该剧由美籍华裔知名剧作家黄哲伦创作，用英语和普通话混合编写。

用BBC的话来说，“这部舞台剧弥合了中英语言之间的差距”。

而随着人员交流和网络的发展，一些诙谐有趣的“中式英语”更是被广泛传播，为外国人所喜爱。

一些“中式英语”甚至成为了英语体系的一部分。

在过去半个世纪，《牛津英语词典》已收录50多个“中式英语”词汇，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以及最近很“火”的add oil（加油）。

从被“群嘲”到部分“出口”国外，“中式英语”处境的改变，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文化在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文化的不断交融，也促进了语言的日新月异。

美国《连线》月刊网站在一篇文章中感慨道，任何语言都在不断发展，移植到新土壤中的英语也带来了不同寻常的成果。

“很快，美国人在去国外旅游时不得不学习的语言之一，就是他们自己的语言——英语。”报道称。

不过回到正题，尽管部分“中式英语”因为结合了中英文口语化表达的简单有趣走红西方，但小锐在开篇提到的如“deformed（畸形人） toilet”等“中式英语”确实还需要清理整顿。

毕竟，即使在文化冲突的环境下，令人尴尬且含有冒犯性的语言，也是东西方文化都不会接受的。

谢选骏指出：问题不是如何事后处理，而是如何事情防范——方法十分简单，就是组织一个全国共享的翻译平台，每条译文收费过滤。但是，这在红色中国行不通的，土八路英语也是外行领导内行的恶果，并且是其“总路线”（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逻辑！土法炼钢，能省就省，伪劣产品行销世界。

谢选骏： 中美争霸是苏美争霸的延续

《地球正式进入“美中争霸”全新世界格局》（德国之声 2018-02-22）报道：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政治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一个美中争霸的全新世界格局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一格局是如何形成，新的两极之间谁更占据先机呢？

自从冷战结束，美苏争霸的政治格局也宣告终结，世界走进一个多极化的发展轨道。然而根据政治学者、《新苏黎世报》专栏作家Ulrich Speck的分析，如今一个新的两极世界格局正在逐渐显出雏形，而这个两极则是美国和中国。

数十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低调，扮演着西方的好学生角色。这一方面是为了完成其追赶西方的现代化建设工程：中国的权力精英只能在一个后共产主义的时代里找到救赎，他们必须把所有的一切都寄托在经济增长上。另一方面中国在大国政治中保持低调，也是因为1989/1991年苏东剧变所带来的震撼太深：苏联共产主义政权轰然倒塌，而如何避免重蹈苏联老大哥的覆辙，是北京掌权者的战略挑战。

而中国的这一战略目标达到了吗？至少从目前的表象来看，中国掌权者的战略是成功的。凭借打压、消费和大国意识形态，中共政权将权力紧握在手，并且对外展现出越来越多的自信。在很多领域，中国都渐渐地开始和欧美平起平坐，从人工智能到空军装备。过去的老说法和平崛起已经被遗忘，中国在地区和全世界都表现出自己的权力和领导欲望。而一带一路就是这样一个战略性的倡议，它所承载的是中国主导亚欧大陆的诉求。

微笑背后，谁都知道对方就是自己的对手

就是这样一个经济上现代化、政治上独裁的中国，步步为营地发展成为与美国抗衡的另一极。相比之下，俄罗斯经济趋弱，欧盟缺乏政治统一性，都不足以达到这样的级别。那么，在美国与中国这两个仅存的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谁会是胜者呢？作者分析，美国占有显而易见的优势：

中国的制度缺乏稳定性，软实力不足，在国际上也没有多少朋友。而美国的经济活力更胜一筹，军事实力也明显占有，此外还握着全球权力游戏中最关键的一张王牌：遍及全世界的盟国和友邦。不过在这方面的关系已经开始出现变动，未来的不确定性正在继续发展。

《中美争霸格局正形成 中国难逃苏联结局？》（微信 2018-02-23）报道：

中美已经在很多领域展开激烈竞争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政治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一个“美中争霸”的全新世界格局进入人们的视野。《新苏黎世报》2月23日发表评论文章分析了这一格局是如何形成，以及新的两极之间谁更占据先机。文章称，自从冷战结束，美苏争霸的政治格局也宣告终结，世界走进一个多极化的发展轨道。然而根据政治学者、《新苏黎世报》专栏作家Ulrich Speck的分析，如今一个新的两极世界格局正在逐渐显出雏形，而这个两极则是美国和中国。

数十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低调，扮演着西方的好学生角色。这一方面是为了完成其追赶西方的现代化建设工程：中国的权力精英只能在一个后共产主义的时代里找到救赎，他们必须把所有的一切都寄托在经济增长上。 另一方面中国在大国政治中保持低调，也是因为1989年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所带来的震撼太深：苏联共产主义政权轰然倒塌，而如何避免重蹈苏联老大哥的覆辙，是北京掌权者的战略挑战。就是这样一个经济上现代化、政治上专制的中国，步步为营地发展成为与美国抗衡的另一极。相比之下，俄罗斯经济趋弱，欧盟缺乏政治统一性，都不足以达到这样的级别。那么，在美国与中国这两个仅存的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谁会是胜者呢？作者分析，美国占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中国的制度缺乏稳定性，软实力不足，在国际上也没有多少朋友。而美国的经济活力更胜一筹，军事实力也明显占有，此外还握着全球权力游戏中最关键的一张王牌：遍及全世界的盟国和友邦。不过在这方面的关系已经开始出现变动，未来的不确定性正在继续发展。而中国的这一战略目标达到了吗？作者认为，至少从目前的表象来看，中国掌权者的战略是成功的。凭借打压、消费和大国意识形态，中共政权将权力紧握在手，并且对外展现出越来越多的自信。在很多领域，中国都渐渐地开始和欧美平起平坐，从人工智能到空军装备。过去的老说法“和平崛起”已经被遗忘，中国在地区和全世界都表现出自己的权力和领导欲望。而“一带一路”就是这样一个战略性的倡议，它所承载的是中国主导亚欧大陆的诉求。

谢选骏指出：上面两文大同小异，但都不懂“中美争霸是苏美争霸的延续”。何出此言？因为中美争霸并非两个国家之争，而是两个模式之争！严格地说，是“苏联模式的变异”与“美国为主欧日为从”之争——因此我说这是“苏美争霸的延续”。因为，现在的中国不是属于中国选民的中国，而是属于共产党员的中国。中国选民的中国，那要等到“结束共产党专政”之后，才会水到渠成地出现。那时，中美两个国家的竞争，才会真正开始。所以，中国民族主义者现在应该休生养息，因为你们登台的时候还没有到呢。

谢选骏：美国不对流感进行消炎处理的办法是错误的

《上个冬季 美国竟有8万人死于流感》（2018-09-27 加广中文）报道： 

在2017-2018年的冬季，据估计有 80,000 名美国人死于流感及其并发症，这是 40 年来因流感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医生（Robert Redfield）在本周二晚对美联社的记者透露了这一消息。

数字超过往年

流感领域的专家们说，大家都知道去年的冬季非常糟糕，但这个数字的确有些令人惊讶。

范德比尔特大学 （ Vanderbilt University）的疫苗专家威廉姆·史佛内（William Schaffner）医生说，他说，这个数字很高，几乎是卫生官员们预估的两倍。

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近年来，与流感相关的死亡人数从一年大约 12,000 人到 56,000 人不等。

去年秋冬，美国经历了近年来最为严重的流感季节之一，有更多的人进了医院，特别是幼儿和老年人。

这一个流感季节在今年的 2 月初达到顶峰，持续到 3 月底基本上结束。

加拿大去年因流感死亡 302人

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署 （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公布的数据，去年冬季，在加拿大有 302 人因流感死亡。

相比之下，2016-17年的冬季，加拿大因流感导致的死亡人数是 388 人。

加拿大的卫生专家们说，去年是流感严重的一年，而且流感疫苗的效果不佳。

不过，专家们表示，即便疫苗的效果有限，还是要接种，因为疫苗可以减轻流感的严重程度，可以挽救生命。

CDC 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医生在纽约表示，我希望看到更多的人接种疫苗，去年，我们因流感而失去了8万人。

美国的统计

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官员并不是确切知道每年有多少人死于流感。

这是因为流感很常见，不是所有的流感病例都被报告，而且流感会导致一些致命的并发症，包括肺炎、中风和心脏病发作。

在死者的死亡证明上，通常不把流感列为死亡原因。因此，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使用经过定期修订的统计模型来进行估算。

对于去年冬季的死亡数字，疾控中心的官员称，这个 8 万人的数字是初步的，可能会略有修改，但他们表示预计不会下降。

今年的迹象要 “更令人鼓舞”

然而，去年冬天不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流感季节。

历史学家估计，1918 年开始的持续了近两年的流感大流行，造成 50 多万美国人死亡。

本周四 （9月27日），美国卫生部门的官员在华盛顿专门举行媒体活动，强调接种疫苗的重要性，以防止即将到来的冬季流感。

对于今年冬天的情况，CDC的流感专家丹尼尔·杰尼根（Daniel Jernigan）医生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检测到的流感属于一种较轻微的菌株，早期的迹象表明今年的疫苗会比较管用。他说，当然我们不能知道今年冬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但目前看到的迹象比去年要好一些，可以说更加令人鼓舞。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加拿大只有三百多人死于流感，而人口十倍于加拿大的美国却不是三千多人死于流感，而是八万人死于流感——死亡率高于加拿大二十多倍！我怀疑，这是由于美国不对流感进行消炎处理的办法导致的。对付流感，美国医学界的一般做法是不予处理，等候病人自然痊愈。或是借口要鉴别是细菌性的感染还是病毒性的感染而要先做个化验，这个化验一般需要一周的时间。一周以后，病人如果没有自然痊愈，再进行消炎处理。但其实，很多病人可能根本就挺不过这个关键的一周，而引起并发症甚至一命呜呼了。美国医学界这么做的原因，是防止抗生素使用过度，促成抗药性的超级细菌的崛起。这个用意是好的，但为了这个未来的好意，现在就死了这么多的人，值得吗？也许，这是一种摆脱社会负担的办法？也许，这是为了推销感冒疫苗？人心险恶，好自为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