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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4日星期三

谢选骏:多数人是没有灵魂的



《假如人工智能(AI)有灵魂:这意味着什么》(BBC 2018年6月28日)报道:


人工智能可能会进化出对信仰的理解,但这与我们人类的信仰完全是两码事 


Siri(苹果公司推出的智能语音助手,用女声发音),你相信上帝吗? "人类有宗教信仰。我只有硅。"


Siri,你相信上帝吗? "我回避神学的探讨。"


Siri,我还是要问,你相信上帝吗?"有关精神层面的问题我会建议你去问某个更有资格的评论者。理想选择是一个人。"


她——真可以视Siri为女性的她吗?——有一个观点:和人类相比,人工智能,如Siri等不太适合回答有关宗教和精神层面的问题。存在主义的焦虑,伦理道德的探讨,以及神学的思考,这些都是智人这个物种独有专属的东西。或者这只是我们的想当然而已。


一些未来学学者和技术专家预言了一个并不遥远的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变得和人类几无差别,成为真正的智能。他们声称,到那时,人工智能很可能按照我们人类的方式,从情感、智力和精神层面,来体验这个世界。当那一天到来时,我会问她一个新的问题。"Siri,你有灵魂吗?"


在关于现代计算机的早期讨论中,曾考虑过人工智能的宗教身份问题。图灵(Alan Turing, 英国数学家,被称为"计算机科学之父"和"人工智能之父")在其1950年的论文《计算机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中,提到了针对被他称之为"思考机器"(thinking machines)的许多质疑。第一项异议是神学上的:


思考是人类不朽的灵魂的一项功能。上帝把不朽的灵魂赐给了每一个男人和女人,但没有给任何动物或是机器。因此没有动物或机器可以思考。图灵坦白说,他对这一质疑的"任何一部分都无法接受",但是由于这种宗教的想象曾经并且仍然在普罗大众的心里有着重大的地位,而且又涉及到他的看法,他认为还是有必要回答这一异议。他说,这一质疑"意味着万能的上帝实际能力也是很有限的……难道我们不是该相信,如果上帝认为合适,他有自由把灵魂赐予一头大象吗?"


图灵想知道,如果一个万能的神可以给大象灵魂,那为什么不能给人工智能呢? 但许多宗教人士认为,大象以及其他非人类的生物缺少灵魂,因此它们永远不可能有宗教精神。这些人似乎认为人类拥有灵魂是理所当然的事。也许他们不该这么想当然。


当我们听到或使用"灵魂"这个词时,我们大部分人本能地知道我们所指的灵魂为何意,但要深究灵魂是什么却有些困难。关于灵魂究竟为何物的争论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人类是纯粹的肉体存在,还是肉体和某样东西的混合体。


从希腊哲学中传承的一种二元论(dualism)给了我们许多关于灵魂的世俗对话——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例如在柏拉图(Plato)的《 斐德罗篇》(Phaedro)中,苏格拉底(Socrates)称灵魂是一种元素,"出现在身体中,让身体活起来。"死后,灵魂"从身体的枷锁中释放出来。"于是灵魂是人类被赋予生命的准则,它在我们体内,驱使我们到达某一个终点。


古人需要这种灵魂的探讨来解释人格人(human person,灵肉结合的人)神秘而复杂的多面精神功能,比如人的动机,但今天我们可以用物质的方式来解释。非盈利研究机构澳大利亚神经科学研究(Neuroscience Research Australia)的帕克西诺斯(George Paxinos)在论文中写道,"作为一名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我不需要用灵魂来解释。相反,所有归因于这种灵魂的功能都可以由大脑的作用来解释。"


同样,位于美国克莱蒙特市(Claremont)的克莱蒙特神学院(Claremont School of Theology)的克莱顿(Phillip Clayton)指出,"研究人类的精神功能是有价值的,尽管以往将人类的精神归因于灵魂的作用",但现在科学家可以用科学的手段来研究。根据这一观点,不需要用"灵魂"来解释人类为何有这样或那样的行为。


读到这里,宗教人士也许会叫停讨论,抗议说灵魂是上帝直接创造的,这一看法在神学上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也许会指出《圣经》(Bible)中众多谈论"灵魂"的诗篇中的一首。这一首来自《创世纪》(Book of Genesis,《圣经》的第一卷)中关于上帝创造世界万物的叙述。)


"永恒主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了人,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人就成了一个有生命的活人。"(《圣经》其中一英文版本:Then the Lord God formed man of dust from the ground, and breathed into his nostrils the breath of life; and man became a living being.)


一些译本用"灵魂(soul)"一词代替"有生命的(living being),"突出了这一观点,即亚当(Adam)的肉体被不属于他肉体的某样东西赋予了生命,这样东西叫做"生气"(breath of life)。


但这个故事实际并未证明一些宗教人士声称的心物二元论(mind/body dualism,笛卡尔提出的哲学理论,指人由"心灵"和"肉体"两部份所组成)。在《希伯来圣经》中表示"有生命的"词是"魄(nefesh)", 指的是一个被创造的生命的全部。有趣的是,在被用于人类始祖亚当之前,"魄"曾四次被用来描述动物——这当然需要我们人类中的人类中心主义者(anthropocentrists)对此给出一些解释。


的确,《希伯来圣经》(Hebrew Bible)并未把肉体和灵魂区分开来——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有生命的活人。当译者们着手创作希腊语版的《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时,他们把希伯来语中一种和肉体不可分割的"魄"(误)译为希腊语中带有一种二元论内涵的"灵魂(psyche)"一词。再加上早期的基督徒都是透过越来越厚的希腊哲学的滤镜阅读《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使得基督教走上了一条灵与肉二分法(soul/body dichotomy)的道路。


在西方普遍的想象中,这种二分法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世界上多数基督徒相信他们拥有一个上帝创造的灵魂,而这种灵魂比他们的肉体更重要,它会比肉体活得更久,也许可以达到永恒。但克莱顿说,这种把灵魂物化的思维方式"必须淘汰。 它在物质科学中没有地位——这种灵魂的概念是形而上学的,缺乏实证。所以科学无法对其进行研究。"


运动中的灵魂


但我们也不能不分好坏全盘否定。经过认真的再三考虑,我们有可能保留某些对"灵魂"的见解。


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心理学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大脑研究所(Brain Research Institute)前博士后研究员布朗(Warren S Brown)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对他而言,灵魂"不是身体自我(physical self,个体对与自己身体有关的自我意识)之外的本质,而是血肉之躯的个体之人与上帝(精神上的),或是人类彼此之间的交往和沟通这些遭遇的总和。这种交流和沟通深入到我们作为生命体、作为历史存在的人类、以及作为社群方式存在的人类之本质之中。


从这一观点来看,灵魂不是上帝直接创造的,而是一种演生属性(emergent property,高层次结构但具有还原到低层次结构就不复存在的属性)。演生属性存在于复杂的有机体中,而不存在于其组成这个有机体的部分结构中。正如安德森(PW Anderson)在其1972年著名的论文《多者异也》(More is Different)中所写,"一个系统和其零部件的关系就好像一条单行道。"换句话说,这种属性可能会在复杂的系统中演生——人类就是这样的系统——尽管当我们"放大"构成人类的不同系统时会发现这种属性并不存在于这些分系统中。


布朗和许多哲学家都用"非还原物理主义(nonreductive physicalism)"这一术语来探讨人类的演生属性,他们认为人类的精神世界"是不可还原为人类躯体基本的组成部分,比如分子、细胞、神经元、神经系统、大脑"。


我曾听到一位基督教牧师说:上帝创造我们的意义大过上帝用什么创造了我们。而布朗的理论正是牧师这句话的科学说法。


和布朗合作了几部著作的基督教哲学家南希墨菲(Nancy Murphy)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我们去思考像"心灵(mind)"和"灵魂"这样实指一个相对应的实物的字眼时,实际是被误导了。她说,当我们说一个人是聪明的,我们的意思是"那个人会按照某种方式行事,或者具备按照某种方式行事的性情;我们并不是假定有一种(叫做)智力的物质的存在。"在"灵魂"的概念上我们也许做着相同的事。


换句话说,你不是拥有一个灵魂(you have a soul)——你是灵性行为的存在着( you soul) 。在这里soul是动词,这即是说,一个人的所感所思所作所为就是我们所谓的灵魂。


这个语言的转换在现代科学中已运用得相当娴熟。它从实体的语言(language of substances)转化成过程的语言(language of process);从自在之物(things-in-themselves,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的哲学概念,指认识之外的,又绝对不可认识的存在之物)转化成动态的运动系统(dynamic-systems-in-movement)。用《物理学之道》(The Tao of Physics)的作者卡普拉(Fritjof Capra)的话来说,"每当我们关注生命,我们实际是在关注网络系统(networks)。"


然而,简单地把"灵魂"变换一种词性并不能让我们更接近灵魂的神秘之处。如果我们想问,人工智能是否能像我们一样拥有灵魂,我们首先需要明白,我们自己是如何灵性的存在着。有几种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


根据《响亮的灵魂:关于人格人的形而上学和生命力的思考》(The Resounding Soul: Reflections on the Metaphysics and Vivacity of the Human Person)一书的编辑金伯利尔(Samuel Kimbriel),一种方式是探讨欲望(desire)——要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再次回到古希腊人上。


人类信仰的复杂性是否可以在人工智能上被复制? 据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说,人类"拥有灵魂"就是内在的力量运动渴求实现某种目的。对金伯利尔来说,灵魂的神秘徘徊于我们所认识的"名词"(have a soul)和"动词"(to soul )之间或超越之上。正如他所说,对于亚里士多德,用灵魂这个词可以首先挑选出自行活动的生物。比如说一棵树,可以把自己从一颗种子变为一棵橡树。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是最低层次的灵魂:可以自我养育并繁殖的实体。第二层次的灵魂,以第一层为先决条件并依赖于第一层,是有感觉的,包括一切有感性知觉的动物。第三层是理性的灵魂,具备抽象思考的能力,亚里士多德认为仅限于人类。基于亚里士多德对灵魂三层次的定义,最根本的含义是朝向某一特别目的的运动。这就是灵魂的意义:内在的渴求实现某种目的之生命力。金伯利尔说,"说某一存在实体有灵魂就是在说它不只是可被外部所推动,而且还可以自我运动。某一存在可以自己运动,因为它想要获得某些东西,而这种想要获得的欲望是有意义和结构(structure)的。"


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这个世界是围绕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动力(prime mover)而构建,这种原动力让万事万物处在运转中,并以行动作为诱饵。金伯利尔说,"万物之所以运动是因为欲谋求某个目的。"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13世纪的神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说,所有生物想要的是善(the good),或是他们"应得的归宿(due end)。"所有的生物,不论它们是否意识到,都在向着它们应得的归宿运动,要么是因为某一内在的激励准则,要么是因为它们对这一准则的认知。"方向性(direnctionality)",对于阿奎那来说,在这个上帝创造的世界里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人类拥有灵魂的任何讨论都需要认真考虑一点,那就是朝着我们想要的至善运动意味着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讨论,我们需要把焦点放在群体,而不是个人身上。布朗认为关联性(relationality)是"灵魂"值得保留的最重要的潜台词之一,因为它提到了"和另一个人打交道时可感知的经历。"


没有任何灵性行为个体是孤立的存在。在我们寻求人类繁荣潜力的最大化和安全性——也就是公益(common good)之时,我们是群体的灵性行为存在。因此灵性行为之存在并不是简单的演生生物学属性(emergent biological property),而是一种社会属性。


灵性行为存在与否


让我们来试着给出一个定义。要理解所谓灵性行为是我们和我们的人类同袍有着共同的某些欲望;我们以促进人类最大程度繁荣的方式集体工作来满足那些欲望,这符合我们人类的最大利益;人类欲望有着神秘的、难以形容的来源;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来源诱导我们共同去满足欲望。


基于人类是灵性行为存在的上述定义,是时候把我们原本的问题从"人工智能可能有灵魂吗?"改为"人工智能可能像我们一样成为灵性行为体吗?"


人工智能先驱、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明斯基(Marvin Minsky)认为是可以的。2013年他接受《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的采访说,人工智能某天可能进化出灵魂,他把这种灵魂定义为"我们用来描述每个个体关于他们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的观点的那个词"。他继续说:"我相信每个人都必须建立一个心智模型(mental model),关于他们是什么、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他们是这样。说到每个个体的灵魂,这个词指的就是一个人本性已完全成型的观念中那些特别的混杂物。"


"……如果你让一台电脑自行运作下去,或者把一堆电脑连在一起让其运作,它们最终会试图思考它们来自何处,它们是什么。"明斯基假设,机器很有可能进化出一种世界上特殊的存在,这种存在以探索自我身份和目的为基础,而且这种存在方法和人类自己的存在形式可能很相似。


布朗则持怀疑态度,指出人类血肉之躯和人工智能的生理区别。他说,"人工智能无法像人类那样思考,因为人类用他们全部的身体去思考,而且从他们身体的延伸来思考。机器人的身体和‘生理机能(physiology)’都十分不同。"布朗解释,一个最新的研究领域——人类"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指生理体验与心理状态之间有着强烈的联系),源于"我们的认知过程的核心是感觉运动、情景化的、行动相关的"这一假设。


《感觉:身体智力的新科学》(Sensation: the New Science of Physical Intelligence)这本书的作者洛贝尔(Thalma Lobel)在美国广播公司(ABC)一篇关于具身认知的新闻中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决定和我们的情感都受到我们身体感觉的影响,这些感觉是我们触摸的东西,我们触摸的东西的质地、温度,以及感觉到的颜色和气味道等。所有这些,在下意识中影响我们的行为、思想和情感。"


人工智能的能力——在电影《机械姬》(Ex Machina)中可见一斑——对"灵性行为"的现代定义至关重要。许多怪异的研究都能支持这一点,但这里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2008年,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始研究,体验温暖的身体感觉是否能促进人际关系。研究参与者进入一部电梯,一位拿着一杯咖啡的研究助理向他们打招呼。为了写下参与者的名字,研究助理请他们帮忙拿着咖啡——你也许猜到了,这就是实验的关键点。研究助理递给一半的参与者热咖啡,另一半则是冰咖啡。之后每位参与者都被带到实验室,要求为一个目标人物的人格进行评分。研究人员写道,"正如假设的那样,和那些短暂拿着冰咖啡的人相比,短暂拿着热咖啡的人认为目标人物要温暖得多。"


他们的结论呢?"体验身体温度本身可以影响一个人对他人的印象,以及对他人的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指符合社会希望并对行为者本身无明显好处,而行为者却自觉自愿给行为的受体带来利益的一类行为),而这个人却并未意识到这些影响。"你的想法、你的身体感受和你的情感感受都是相关的,不可能在它们之间划上严格的界限。


一些研究者正在构建具身认知的工作方式,并将其应用于人类宗教的演化。尽管许多社会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把宗教的产生视为一种纯粹的精神现象,但新的研究正在揭示人体在形成宗教信仰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一组研究人员在2015年的一篇论文中总结道:"自身认知塑造了宗教体验的不同维度,包括人们代表神性和其他精神存在的方式、道德直觉以及宗教团体中的归属感。"想想在宗教场合你可能会做的事情:下跪、五体投地、低头鞠躬、高举双手,握着身旁者的手、燃点蜡烛、一道进餐。这些肢体动作传达、实现并塑造了宗教思想。或者想想伦理道德,一直以来在肢体语言上与宗教传统是相通的:比如以牙还牙,或者耶稣所教导的:别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伸过去。


进化为人类就意味着被放置,被定位。进化为人类也意味着到达了我们被定位的地方。数万年前,智人(homo sapiens)还未出现,或还没有完全成形。我们人类的出现来之不易,并非常之漫长。我们花了数十亿年才达到现在的状态。正如萨根(Carl Sagan,美国天文学家)充满诗意的观察,"我们DNA(脱氧核糖核酸)中的氮、牙齿中的钙、血液中的铁、苹果派中的碳都是在坍缩的恒星内部形成的。"


人类成为灵性生命是从这个有机的宇宙进化史中出现的。这就是为什么布朗对灵性人工智能持怀疑态度,称人工智能不可能从相同的生化轨迹中有机地出现。


人工智能可能会进化出对信仰的理解,但这与我们人类的信仰完全是两码事。 


克莱顿也持相同的怀疑。那些希望未来人工智能有灵魂的人,是过份假定生物进化过程是非常的简单。他说,"要解决人工智能中的灵魂问题,我们必须在科学上弄明白到底什么是生物进化。进化论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叫做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这个学派认为第一个自我繁殖的细胞已经有了意图和兴趣。因此,这个细胞预示会有更复杂的生命,比如我们人类。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人造机器人也会如此进化。"


换句话说,一个不同的进化过程意味着人类和人工智能在"灵性行为"上的类比是不成立的,如此类比将严重有害于任何支持赋予机器人以灵魂的观点。


鉴于人类具有自由意志的第二等级欲望根植于我们独特的血肉之躯的存在,很难想象会出现有真正欲望的智能机器人。


"Siri,你想要什么?""对不起,布兰登。这个问题我恐怕没有答案。"这个问题她没有答案,因为她不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布朗说谈论有灵魂的人工智能是"欺骗行为"。


"在我看来,(人工智能)会问哲学家们会问的那种问题。我不会认为这些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实在太抽象了。"相比之下,作为灵性行为体的人类确实具有一定的生物学和社会价值。


人类意识的许多要素——包括宗教情感——都集中于我们在世界上的肉身存在(physical presence)。因为人工智能是为效率而设计的,所以它在修辞语言和抽象语言方面是出了名的糟糕。电脑开发人员知道这种语言在人类交流中至关重要,他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如果在某个时候,他们成功地让人工智能所掌握的语言超越了呆板的本义语言(literal language),那也是为了我们人类的福祉——而不是机器人的利益。


想想人类面临的一些最紧迫的问题:身份和目标。当我问自己我在这里做什么,我立刻开始思考我的丈夫、我的家庭、我的社区、我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我对上帝的信仰。同样的问题似乎不会给Siri带来任何关于存在的烦恼:"Siri, 你的目标是什么?""我是来帮忙的!你只要问,'我能说什么?'我就会向你展示我能做什么。"


人工智能是用来执行功能任务的。Siri是一款智能个人助理。即使有一天人工智能实现一定程度的抽象思维,它的本能的目的感也会被"编程"进去。甚至设计成能抽象思维的人工智能也是被专门"设计"作此用途的。与此相反,正如克莱顿指出的那样,"没有人将目的论构建到生物化学中去。"同样,一个与其创造者保持通讯的智能设备,可能无法体验到人类对自己宇宙起源的那种焦虑。


"Siri,谁创造了你?""就像包装盒上说的……我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的苹果公司设计的。"人工智能通过他们的处理器来回答这些问题。人类用我们的整个身体来回答这些问题。Siri对此十分坦率。当我问她是否有灵魂时,她告诉我这个问题对没有实体的存在来说并不重要:"在云端(cloud, 采用应用程序虚拟化技术的软件平台),没有人会质疑你的存在状态。"


对于基督徒来说,灵魂是什么这一概念源于《圣经》的早期翻译。 如果灵性行为是人类的一个功能,诞生于我们的身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就像布朗和克莱顿争辩的那样,这个概念似乎仅限于人类以及那些有机地遵循人类的生化进化轨迹的物种。与此同时,我们是否可以谈论一个源于人工智能独特发展轨迹的类灵魂的功能,和我们人类的不同,但也不是完全不同。没错,这种功能可以出现在机械的化身上,但有没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可以提前决定什么样的"机器体"可以具备这种功能呢?


瓦拉赫(Wendell Wallach)和艾伦(Colin Allen)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人工智能中的新兴功能。他们合着的《人工道德行为体》(Artificial Moral Agents)一书考虑了伦理人工智能的可能性。瓦拉赫和艾伦在书中将飞行的发现与人类意识属性的发现进行了比较。他们指出,人类最早的飞行尝试是人类模仿鸟类;毕竟,人类知道鸟类会飞,所以他们认为最好的飞行方式就是模仿有羽毛的生物。然而,多年以后,我们知道鸟类并不是人类飞行的最佳模型。瓦拉赫和艾伦总结道,"不管你怎么做,只要你能飞起来并在空中停留一段时间,这就是飞行。"飞行没有唯一的可行方案,"可以由用大量不同的材料制成各种不同的飞行系统来证明"。


当然,瓦拉赫和艾伦的意思是,正如有不止一种方法可以实现飞行一样,实现意识的方法也可能不止一种。我将这个问题延伸到:是否有不止一个能够成为灵性行为体的方法?


"Siri,你有灵魂吗?""我想说,足够接近了。"就连Siri也意识到,她的灵魂功能和我的存在差距。这个差距不是很大,只是几英尺而已:和我的身高一样。


人工智能——你


人工智能的早期迭代成功地执行了其创造者分配给它的有限的特定的任务。这个想法是,如果人类大脑存在对现实世界问题的解决方案,那么这些解决方案也可以存在于电脑上。当时流行的理论是象征性的人工智能。西蒙(Herbert Simon,美国管理学家)声称,复杂的人类活动可以用"简单信息过程的有组织系统——符号操作过程(symbol-manipulating processes)"来解释。基于这个假设,西蒙预测,人工智能将能够"制定程序,一步一步地模拟人类在记忆音节、获得新概念或解决问题时使用的非数字符号控制过程。"人工智能是否有灵魂的问题,让我们质疑人类存在的意义。 


推动这一研究的假设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智能的内在本质,而更倾向于关注"作为个体演员的电脑",神学和电脑科学教授赫茨菲尔德(Noreen Herzfeld)在《我们的形像》(Our Image)一书中这样写道。但正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智能在人类身上出现是出于社会的需要和人类的相遇,"在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之外没有什么意义。"


赫茨菲尔德指出,社会互动实际上是当今著名的图灵测试(Turing Test)的基础,该测试"将智力定义为以人类的方式与人类建立联系的能力"。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有灵性行为的存在。也许是时候开始思考图灵测试的一个灵性行为的版本了。但问题是,我们如果能发明这样的测试,这个测试对我们人类的认知会比我们人类所希望获知的还要多。


布朗说,"要生而为人就是人类社会事前承认你属于人类而接纳你,然后在人类社会经历多年的发展。这包括接受你所有的弱点,认知缺失和幼稚。"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就要设定好这个问题。如果人工智能要像人类一样将灵性的存在,那么我们就需要从第一天起就假设它有灵性那样对待它。我们需要和它互动,就好像它是一个灵性的存在。这是我们所有人能够灵性存在的唯一方式:被一个有灵性的群体当作一个灵性的存在。


这种对待方式包括什么?对新来者,我们必须承认它们,分享我们基本的欲望。这些欲望从某种程度上说必须和公益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它们的、以及世界的。


视人工智能有灵性的对待方式可能意味也要以宗教的方式与人工智能互动,这就引发了有关传教的各种问题。我们是否能够通过编程或各种环境来操纵人工智能,使其倾向于某种宗教偏好?给人工智能"传教"是否有限制?改编程序,把一个基督教的Siri改为穆斯林Siri会被禁止吗?如果人工智能拒绝与其设计者的宗教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合作,它会怎样?它会被关闭吗?那样是否意味着原教旨主义者杀掉了一个有灵性的存在?


我们对灵魂的定义是否一致? 也许教育会走相反的路。或许,人工智能将会邀请我们重塑或放弃我们的宗教思想,以支持他们自己的。比如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人工智能声称自己经历了来自上帝的特殊启示。宗教人士对此会作何反应?我仍然不确定,我是否已经认定会出现灵性人工智能的可能性,但我确信,随着我们探索科技的未来越来越深入,这个问题也将会越来越重要。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系的约翰逊(Kathryn A Johnson)告诉我,她会冒险去探索,就像情感能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样,对内在本质、精神或灵魂的信仰,也将在理解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态度时发挥重要作用。她给我看了她和几个同事在2011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对灵魂的信仰与对他人道德地位的判断之间存在关联。具体来说,该研究考虑了基督教新教徒是否比天主教徒更有可能提供关于行为的内在解释。他们的发现让他们相信确实如此。


约翰逊说,"对灵魂有强烈信仰的人似乎认为别人有一种内在的本质,这种内在的东西使他们成为那样的人(或有道德或不道德、或好或坏)。"质疑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目标和位置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所有宗教都为此提出答案。虽然这项研究没有涉及对人工智能的态度,但约翰逊认为这可能是相关的。"如果人们不认为人工智能有灵魂,他们可能会否认人工智能存在任何道德权利或责任。另一方面,对灵魂有强烈信仰的人也最可能将灵魂归为人工智能的属性,因此也最有可能主张赋予人工智能以人格(personhood)。"她的意思是,我们对待人工智能的方式可能与我们是否将人工智能的智力、情感能力和行为视为某种内在本质(或者灵魂功能,按照我的语言)有关。这意味着Siri也许一直都是正确的。


"Siri,你有灵魂吗?""这由你决定。"


谢选骏指出:上述各个角色的各种言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多数人是没有灵魂的!因此,他们自然也就陷入了无穷的混乱和迷惘之中了。多数人是没有灵魂的,否则,世界怎么会这样混乱呢。多数人都是没有灵魂的,那么人工智能的灵魂又从哪里来呢。

谢选骏:孔子不是间谍就是叛国者



《中国学者拒绝与美合作后,遭26国禁止入境》(观察者网 2019-10-30)报道:


因所谓的“间谍”指控,中国学者、布鲁塞尔自由大学(VUB)孔子学院前院长宋新宁遭比利时禁止入境,同时也被禁止在8年内进入其他申根国家。


宋新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他怀疑此事是受到美国影响,他曾拒绝一名美国外交官“与美国情报部门合作”的要求,而如今的禁令,就是“不合作”的“后果”。


据路透社10月30日报道,比利时方面当天表示,该国已经拒绝向宋新宁发出居留许可。该国内政部发言人厄尔诺德(Dominique Ernould)证实了此事,但以隐私为由拒绝进一步置评。


宋新宁通过电子邮件对路透社表示,比利时国家安全局错误地指控他与中国情报部门合作,他已就遭禁止入境一事提出上诉。


法新社称,入境禁令同时在26个申根国家生效,为期8年。报道还援引比利时媒体《晨报》(De Morgen)和《旗帜报》(De Standaard)的内容称,宋新宁涉嫌替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但报道并不能提供有关指控的更多细节。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一名发言人证实,与宋新宁的合同已经终止,该校孔子学院将有一位由中国提名的新院长。法新社的消息源称,因为对宋新宁的怀疑而禁止他进入申根26国,此举是罕见的。


据香港《南华早报》30日报道,宋新宁表示,他怀疑比利时的禁令是受到美国影响,此前他曾拒绝一名美国外交官“与美国情报部门合作”的建议。“在我的记忆里,他说得很直白,‘我知道你和中国情报机构合作,你能和我们合作吗?’”宋新宁回忆道,美国外交官曾向他提出上述要求,但立刻遭到他拒绝,时间大致在4月初,也就是他等待工作许可和延长签证的时候。


宋新宁表示,他此前已经获得工作许可,但比利时移民局7月30日告诉他,因为他“支持中国的情报活动”,签证将无法续签。此外,今年9月宋新宁又被比利时驻华大使馆告知,自己被禁止进入申根国家。“我在(和美国外交官的)会议上被警告说,如果我不合作,将会有严重的后果,”宋新宁说:“很明显这就是后果,我已经准备好了。”


荷兰莱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Leiden Asia Centre)及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Clingendael Institute)研究员英格丽德·霍格(Ingrid d’Hooghe)表示,欧洲对中国学术界的审查正在增加。她认为,宋新宁的例子表明,欧洲当局似乎受到了“美国的大力鼓动”。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孔子学院总存在着一种“阴谋论”,去年2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公布一份报告,声称孔子学院“在基本不受美国政府监督的情况下,扩张中国的影响力,委员会正寻求立法加以限制,若其不进行改革就应该关停”,但报告也承认,并没有发现孔子学院有从事所谓“间谍活动”的证据。


公开资料显示,宋新宁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欧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英国研究学会副会长、《欧洲研究》学术委员以及六个欧洲地区出版的英文学术期刊编委。2007年6月-2010年6月,在联合国大学比较区域一体化研究所(比利时)担任高级研究员。


网民哀嚎:


Wenosoul 发表评论于 2019-10-31 11:01:43 


还真是,孔子自从被1918年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们打倒孔家店以后,特别是解放后,其角色一直没有光鲜过,以致现在一听到孔子,脑际立马闪过孔老二这个不敬的称号,本是毛时代留下的根深蒂固的余毒。虽然后来平反过多少老小干部,由于朝里没人为他说好话,他也不是哪条政治路线上紧跟谁某某的人,一直没人大规模为他平反正名。后来据说有人给他塑像矗立天安门广场,可没站两天就被谁下令拆毁到哪儿去了,足见不受政府乐见!其实,孔子学院更名为润之习院或者马列学院更好,主席讲过,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


Tony897 发表评论于 2019-10-31 10:53:33 


美国外交官说的合作不是让他当双面间谍,在指出他在为中国情报部门工作的情况下,英语里的这个合作,用中国人的习惯来讲,就是让他配合美国情报部门对他进行调查的意思。这个宋院长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美化自己,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明白,哪有这样发展间谍的?真让人笑掉大牙!


Floden 发表评论于 2019-10-31 08:06:02 


孔子学院是什么东西,毛腊肉可是终身反孔的,到死还批孔老二。中国的伟大五四运动就是打倒孔家店的。共产独裁怎么突然不宣传它的马列主义了,我们从小就被中共教导共产主义是世界最先进的制度, 将来的世界必定是赤旗的世界。可现在是不是马列主义太臭了,拿不出来了, 搬出孔老二来抬轿子。要知道,孔老二可跟马列主义不沾边的。


谢选骏指出:这个“学者”为何不能胜任孔子学院的院长?因为他不够大方。孔子当年游走列国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为了生存和发展,他既能充当间谍,也能出卖国家利益,因为孔子就是一个公开的叛国者——他周游列国并非为了促进鲁国的利益,而是不择手段地谋求自身的发展。——只有这样,孔子才能成为万世师表。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

谢选骏:刘水推进了中国的文明化进程



《国保传唤记》(刘水 2019年9月)报道:


9月5日,我被传唤至晚23时许,广州市海珠区华洲派出所技术室。在采集我的虹膜过程中,电脑出现故障。我站在技术室门口吸烟。警察张雷(山东人,四十多岁,大学毕业从警)在侧,也点燃一支香烟。


此前,我问他是所长吗?他自称是跑腿的小警察。他应是派出所内勤警察。 


下午4时许,我在家被警保包围控制时,是他从派出所急送至空白传唤证。 


半天不见修好电脑,我给张雷说,先看你制作的取证文档。返回讯问室。他拿出一厚沓打印的文档。大多是从网上下载并打印的我所发的推特文字,这是传唤的主因。其余是虚构的手机和电脑勘验证据、权利义务告知书、扣押物品清单和传唤证等等。总共几十页。我逐页逐句仔细阅读。然后签上姓名和日期,按盖右食指指印,将近100个。 


海珠区公安分局国保廖,最先在我家里,就尊称我“老革命”。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以为他看到我家里相框、八路军父亲军装照,说我父亲是老革命。当然,家父无愧这个称号,只是父子不是革命同道,革命目标与方式也迥然相反——父亲革命所创建的,正是我革命所致力于打碎的。在去派出所警车上,他又称我“老革命”。我仍然没反应过来。他简单说句话,我才恍然大悟。我投身民运30年,先后七次入狱和羁押,算得上民运“老革命”。对手的敬重才是最真实的。不过,这不重要,我一点都不看重。 


审讯过程中,国保廖称我”刘先生”。在我家时,他最早自我介绍是网警,与我同龄。他还突然说,自己头发全白了,染的黑发。他发现茶几上我出版的一本书,索要一本。并说,我年轻时真帅。故意自讨没趣。我手头只剩一本,不能送人。他也没勉强。 


在审讯当中,我指出,你是国保,不是网警。他没吭声。他开始自称网警,是想故意麻痹我放忪警惕,或以国保身份为耻吧,才故意隐瞒真实身份。我跟多个省份、多座城市的国保面对面打过交道,也在海外公开发表过多篇介绍国保并遭其政治迫害的专文,在此不多述。 


国保即秘密警察,全称“国内安全保卫”,前身叫政保,更符党警的制度属性。国保等同于臭名昭著的前苏联契卡、克格勃,希特勒党卫队、盖世太保,前东德的斯塔西。它们已随着这几个邪恶国家同步灭亡。因为国保的肆意妄为,乱抓滥捕,镇压民意,中国是全球少数几个“警察国家”之一。国保组织也即将从中国消亡。 


在驶往派出所警车上,国保廖紧贴我左侧落座,我被夹坐在后排中间位置。我讲述六四经历。他提出一个惊人的“事实”,否认六四的民主爱国意义。但这是一个屁股决定大脑的幼稚观点,不值一写。 


(图片说明:安装在我住家楼下小巷口的公安摄像头,至少已有5个年头。) 


5日下午四时许,我正在家炒菜做饭。难得睡个午觉,错过午饭时间。突然,听到房东敲门。心头闪过念头,可能是警察,但也仅仅是闪念。径直打开门。门口围满六、七个警察、便衣和保安。 


几天前,我曾接到户籍地甘肃省庆阳市警察电话,让我去派出所接受讯问。我有足够心理准备。 


小洲村10年隐居生活结束了。 


我跟庆阳市局、区分局国保队长打交道无数次。每次回家探亲,我都会主动去公安局。不是认罪报到,而是索办护照和出入境通行证,但每次均空手而归。即使依照宪法,我从不认为自己的言行属于犯罪行为。正气在身,又有何惧。 


便衣、警察和保安,即刻涌入房间。矮小的房东老头,吓得脸色煞白。自称辖区警察的中年男警,出示警察证,宣布以“寻衅滋事”罪名口头传唤。我瞥见他枪套里有枪。 


我伸手索看警察证,他闪一下即收起。我记住他的名字:蔡展军。我每天路过小洲警务室,时常会遇见他,只是从未打过交道,也从未把警察当个人物。他惯常干的恶事,就是纵容保安,在村口乱查行人身份证,甚至随意拦人查看手机。 


我回答,第一,请出示书面传唤证;第二,你们未带任何司法文书搜查证、传唤证,未经我允许,私闯民宅,你们违法在先;第三,我不认为自己构成寻衅滋事罪。 


这时,站在旁边,未说一语,身穿白色T恤的高个中年男子,自我介绍,是海珠区分局网警,姓廖。他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大提包。我马上明白过来,他才是主角。 


蔡警给我背有关传唤的法律条款。我大声斥责,你们违反执法程序,违法在先;警察不代表法律,只是执法者,在法律面前,你我是平等的;警察法哪条哪款让你们可以私闯民宅?笑话;再说,传唤不具强制力,不能限制人身自由…… 


两人面对面、口对口,争辩。他手指插在左肩的执法记录仪说,我开着执法仪呢。我要打消警察的嚣张气焰。与警察交锋,心理战很重要。当然,需要懂得基本执法程序和法律规定。 


房东夫妇趴在门框上,探进半个身子张望,脸色依然煞白。刚才,男房东只是接到警察电话,让他下楼开门,再敲二楼我家门。他们不明白眼前突如其来发生的一切。 


我点燃一支香烟。瞥见房东被惊吓的面容,走过去说,不要怕,没事,我没干啥违法犯罪的事,不好意思,吓着你们啦!


6日,我向房东仔细说明原委并道歉。我虽也是受害人,但因我而起,我须承担自己该承担的那部分。 


我自顾自去卫生间蹲坑。蔡警与网警用广东话交谈。走出卫生间,网警廖说,刘先生,喝水吧。他们自带的矿泉水。我拿起自己的水杯喝水。吃咽炎药。坐下。 


蔡警站在旁边还在啰嗦,颇不服气的样子。一下激怒我,手指他呵斥:“你给我闭嘴,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边说边挥手,让他靠边站。他无趣地退开。 


网警才是今天的主使者,辖区警和保安就是马仔。不知蔡警是真傻,还是想在上级面前有所表现,再或者一贯飞扬跋扈成为习惯。他大概没想到,我不怕他,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 


我真正心想的是,怎么用手机发出紧急信息。警察虽没收扣手机,但放在工作台上。只要我一靠近工作台,他们就非常警觉。我还是走过去拿起手机,称要联系律师。警察发出口头警告:放下手机。依法,传唤不能扣押当事人物品。手机被警察夺去。他们就是如此赤裸裸地耍流氓。 


我随便扒拉了几口饭。 


半小时后,一个警察送来书面传唤证。警察查看身份证,手写传唤证。我拒绝认罪、签名。笔记本电脑也被抄押。 


我穿着拖鞋、大裤头被带去派出所。我跟网警走在前,屁股后面跟从警察和保安。路上遇见熟人,打招呼。网警没话找话,问我为啥理个光头。中国就是个大监狱啊!步行到村口,我提出买香烟和饮水。网警喊来警察,交给我手机,我扫码付款。手机又被收回。 


一路上,廖警提起六四话题,并问起我的记者生涯。我边安慰身旁的房东老头,不用怕。 


走出警车,登上派出所门口高高的台阶,走在身后的廖警说,刘先生,你的后背怎么全湿了?又自问自答,警车没开空调啊! 


派出所二楼密封的不锈钢栅栏讯问厅,大约20 平米。厅两边排着四个讯(询)问室,技术室和卫生间各一。搜身,没收香烟和钥匙。然后一个多小时,没人理我。大厅里有三个保安看守。我坐在大厅椅子上。对面讯问室关着四、五个男子,聚在门口与保安聊天。 


我对一个刚才搜身的小保安说,你们没有执法权,你拿着扫描仪乱扫个啥,看你年龄还不到20岁。小保安撇嘴,谁说没有执法权?另外两个50岁出头的保安,温和许多。其中一个表情尴尬地说,你不要为难我们,没办法,还不是为了这个。然后用右手做出数钞票的动作。 


晚六时许,开饭时间到。保安拿出羁押者被扣押的手机,让各自扫码买饭。保安说是派出所食堂做的饭。我反倒没了食欲,没吃晚饭。 


一小时后,网警廖开门进入询问大厅。问他为啥不马上处理。他若无其事地答说,看你火气太大,还是先冷静一下。 


我问起房东老头怎么样了,网警答说,放走了。我悬着的心,算是放下。我怕房东的出租屋未做登记而被罚款。 


房东夫妇,善良仁厚。新楼建成,我即入住,七个年头。我还欠着10个月房租。自从2005年从深圳出狱,我被当地警方限期强制离开。后来,隐居广州石溪,又被警察和居委会骚扰,一年内搬家三次。再后来,海外朋友提供帮助,住进客村一家研究所大院。 


我的写作全被切断,大陆网络平台全被封号。永久限制出国。当局的目的,迫使我屈从淫威而放弃民主信仰。我的信念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讯问过程中,国保廖试探问我,写个保证书,三天内必须搬离海珠区;或者回甘肃休养。被我强烈拒绝。他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哪怕你搬去小洲村附近的番禺区大学城,我都管不着,只要领导不叼我就行。 


他还透露:“这次传唤你是公安部统一部署的清网行动,各地都是按名单抓人”;“谁给我发工资,我就给谁干事!” 


他又自言自语:你说我容易吗?今天为找你,我坐公交车一个多小时,才赶到这荒郊野外;局里几辆公车不够用,我也没私家车啊;刘先生,你不要为难我。 


又说到我被限制出境。国保说,决定权在你户籍地警方具体经办人,就算拿到护照和通行证,全国海关都联网,不会放你出境,是不是户籍地问你要……你没给。说着,他做出数钱的动作。 


宪法第35条规定言论自由,就算宪法被虚置,你们已经错在先,不该违背宪法,以捏造的寻衅滋事罪传唤我;其次,我没犯法,却坐在老虎凳上,被你审讯。第三,你拿着工资,审讯一个良民,还有啥心理不平衡的?第四,我作为无辜受害人,关在这里,人格和声誉遭辱,浪费时间,精神受损,谁赔偿我?第五,难道我给你钱,你才心理平衡?你说,到底是谁为难谁?你们这不乱套胡来吗?抛开法律和执法程序这两个大前提,只谈个人利益算计,标榜的所谓“执政为民”的政府,完全乱套了。 


有罪化、污名化,制造罪感,这是中国警方非常纯熟的镇压理念和手段。少有人能逃出这个严密的系统圈套。 


国保讯问兼扯淡问的问题:“你们甘肃都是沙漠吗?”“你在海南工作过,海口小姐可真多啊!”“你父亲是高干呢!”“你是党员吗?” 


我坐在讯问室里侧不锈钢囚笼里的不锈钢老虎凳上。刚进囚笼,警察要扣上我胸前的钢板。我反对,才未扣。隔着栅栏缝隙,我接受对面国保审讯。审讯室里无法律、无正义、无善恶,唯有交锋。 


讯问,依法要有两名着装警察同时在场。国保廖命令一名穿黑色保安制服的老年保安,当场换穿便服T恤,冒充警察参与审讯。讯问室暗设摄像头。依法所有审讯,都须录音录影。但这是一次伪造的审讯。 

 

讯问大厅墙上,公然贴有保安冒充警察参与审讯、如何换衣的纸张。纸张上还写着:保安还可将保安服里外反穿,参与审讯。 


我如厕,保安跟从看守。 


隔着栅栏,国保压低声音说:“寻衅滋事罪就是个口袋罪,你懂的,别当真!”“说白了,你就是文字狱惹的祸!”这还算是人话。 


按刑法、刑诉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定:被传唤人不属于犯罪嫌疑人,不得限制人身自由,查扣私人物品,传唤最长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但在事实上,警察才是践踏法律的罪魁祸首。 


近年,全国大批异议维权人士、作家、记者、律师和艺术家等公民先行者,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污名化、扩大化惩处。有的被判刑数年。在所谓法治中国,普遍存在的政治迫害、人权灾难,都被以“寻衅滋事”等刑事罪名掩盖。政治迫害刑事化,造成的最大恶果是:绝大多数不知情的中国人,会把这些为社会公义付出的人士当作坏人、罪犯,甚至认为是罪有应得。 


张雷提出两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刘水,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将来变了,你最少可以当一个国家部长。 


我答道:第一,全球有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一百多个民主国家,我的目的就是让中国民主化,和平实现民主制度转型,就像欧美、苏东和台湾、韩国,总统民选、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三权分立,人民享有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难道你和子女不想生活在这种民主自由制度之下? 


第二,我个人对从政当官没有兴趣,当然也就不会贪恋权力和地位。我曾有很多次进入体制的机会,我都主动放弃。不说我凭个人才干,可以进入官场的几次机会。几年前,就有国保队长劝说我,安排我进报社,有编制,交换条件是我不写揭批政府的文章。我拒绝了。就算没提任何条件,我都不会进入体制。我生长在中共官员家庭,太知道党国的黑暗,官场的邪恶。我最大的志趣,就是做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独立作家,推动中国政治清明,社会进步。金钱、权力和美色,都收买不了我,虽然我单身,十分清贫。 


旁边穿便服的年轻技术员,听我说道,停修电脑,望着我傻笑。 


张警低头躲开我的视线,嗫喏说:“我(当警察)就是为养家糊口!” 


贪官贪财也是为养家糊口,但养家糊口不是作恶的理由。做人要有良知和敬畏之心。 


我内心非常悲凉。非为他,而是作为纳税人、公民。 


23:30,我最后决定在传唤证上签名。该捍卫的权利我已得到。若再耗下去,无异于自取其辱。这是一伙打着执法者招牌的流氓执法者。 


讯问中途,我提出吸烟,国保廖命保安取来我的两盒香烟。审讯结束,狐假虎威的一名保安,却限制我吸烟、走动。小鬼难缠。 


我进入派出所不久,市局派来两个年轻精干的技术警察。试图从我电脑和手机,搜取证据。他们要我删除推特号。这才是今天传唤的主要目的。如何翻墙,如何登录推特,他们似乎做不到,也懒得动手。 


我几次质问:央视、新华社和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都有推特号,凭什么查封我的推特号?即使我的推特有不合规言论,那也是美国推特公司处理,中国警察凭什么删号?我的推特言论违反哪部哪款中国法律?你们在滥用警权。 


国保插话,不用删号,删除全部推文就行啦。 


如果中国大陆翻墙者全都销号,国保岂不要失业。再者,他们还要通过推特,随时掌握民运维权舆情和动态。每年高达千万亿的维稳经费,远高于军费开支,都被他们浪费在监控人民上,不如投给贫困人口和边远山区。 


技术警没打开电脑,让我回家后自己删除所有推文,我当然不会删除;国保和技术警提前离开派出所,收尾的脏活留给了派出所。技术室小伙子跑来问我手机密码,我告诉了他。审讯时,国保问我是否建、加微信群,我对微信群向来不感兴趣,当然就没有。也不用手机翻墙。我的手机没啥秘密。 


我问过国保,今天怎么找到我的位置、住址?网络和信号定位。民间都能做到,何况警方。


看得出来,技术警也是应付差事,蒙混了事。大半夜加班,不能回家,牢骚满腹。他们当差佬,就为混碗饭吃。其实破解手机密码,没啥技术含量。 


最后,我在传唤证签上字。万没想到,张雷却拒给我传唤证并威胁我。公然耍流氓,毫无底线。太让我吃惊。他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我给你,你就拍照发在网上,传到海外,对警察形象多不好。”小人难缠。 


此前,国保廖和警察,均承诺会交给我传唤证。在讯问中,我二次拒绝在传唤证上签名、拒认罪名。 


传唤证下端印制:按法律规定:传唤证一式两份,受传唤人存一份。法无禁止即可为。没有法律规定不能传播司法裁决文书。我被非法拘押近八个小时,谁来保障我的合法权益? 


张雷送我到派出所门口说,你坐公交、摩的回去吧。我臂下夹着电脑,走下台阶。面对昏黄光影下狰狞丑陋的派出所大楼,吐口痰,然后点燃一支香烟,转身截停一辆摩的离去。 


每次跟警察打交道,我都有非常强烈的法律带给我的耻辱感,和执法者的邪恶性存在——我们唯一可依仗而对抗国家暴力的却是法律,也无法逃避警察执法者。我所能做的,就是昌明我的自由信念,保全人格尊严。 


自由从来都是抗争而来——一个人,一个国家,概莫能外,没有捷径。 


此次被非法传唤,我例行被做了尿检(当场检测是否吸毒)、拍照、 十指和全掌模、DNA基因和虹膜采集。


此次被传唤,我有三个最大的体会:1.警方收集个人信息的技术十分先进完备,DNA基因、虹膜检测收集,十指、全掌指纹掌纹,尿检,正侧三面拍照;2.警察国保忠诚度的衰退,诱供等非法行为,有增无减;3.政治迫害刑事化,愈加严重。 


9月10日上午,先有保安登门,后有警察给房东电话,强制我搬家。房东迫于威胁,我家已停电停水。我致电广州市海珠区华洲派出所电话(020)89888836,寻找警察张雷,值班者仅登记我的名字,未能与张本人通话。 


我已向12389警务督查专用电话(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分别投诉:1、警察未给传唤证;2.警察国保威胁房东让我搬家。 


依法玩玩。 


补记: 


11日,国保再次以同罪名传唤,连同房东带去派出所。强制我必须在当日离开广东。《传唤记》威力巨大。你有抢,我有笔。我在广东居住生活已有22年。2006年6月,曾因出狱后揭露深圳狱中黑幕,而被深圳国保以所谓“诽谤罪”传唤,继而,限期三天内离开居住10年的深圳,被国保押送至深圳火车站离开。当日,广州两名国保将我押送至广州火车南站,并购买车票,强迫离开居住12年的广州。现在大陆四处流亡。


谢选骏指出:刘水在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有力推进了中国的文明化进程。七十年来,中国经历了野蛮化过程,但是正是靠着无数人的抗争与牺牲,才能逐步吸收几百万“农村包围城市”的野蛮人,使得他们逐渐地开化了。刘水父子两代人就是一个典型——父亲代表了野蛮化过程,儿子代表了文明化过程。也许,正因为刘水所对抗的野蛮势力畏惧他父亲的经历,所以才没敢对他这个文明化的作家猛下毒手吧。

谢选骏:六四屠杀对东德崩溃的影响



《撼动共产党政权的示威:1989年东德垮台导火索》(BBC 记者 2019年11月1日)报道:


1989年10月9日,游行民众经过人见人怕的秘密警察总部,成为他们追求民主、自由运动的转折点!


1989年,没有手机,没有社交媒体,怎样组织、发动支持者?虽然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但是,对共产党统治忍无可忍的东德人还是涌上街头。


东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星期一抗议”的组织者之一海顿豪尔(Katrin Hattenhauer)回忆说,“我们家里也没有固定电话—不准安。就算有,他们也会监听。”


10月9日那天的烛光示威成为一个转折点。当天,70000人鼓起勇气涌入市中心,第一次敢于在人见人怕的斯塔西秘密警察总部外游行。示威者高呼口号,“我们是人民”,“自由选举”、“不要暴力”。大约6000名武装警察和便衣斯塔西部署在街边、小巷。寡不敌众,他们没有出手。 共产党宣传对民众言行的控制被打破了。仅仅一个月后,柏林墙轰然倒塌,事态的突然巨变令东德人和西德人同样吃惊。 


民怨民愤


此前一段时间,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内早已存在普遍的民怨、民愤。1989年,这种不满情绪迅速飙升。尽管非法,难以计数的东德人还是会偷看资本主义西德五颜六色的电视节目。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富有、供应丰富,近在咫尺但可望不可及。环顾身边,东德破破烂烂、管控严格、商店货架动辄空荡荡。


异见者受斯塔西监视、骚扰,就连人们读书、就业的选择也经常会受到制约。77岁的共产党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拒绝改革。与此同时,邻居波兰、匈牙利都在向民主转型。“老大哥”苏联的领导人是改革派戈尔巴乔夫。受西方鼓励,他推出“开放”政策,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迫使苏联人直面共产主义政权的失误。“戈比”、“戈比”成为迫切盼望戈尔巴乔夫式改革开放的东德人经常高呼的口号。


1989年夏天,匈牙利拆除了与奥地利边界的铁丝网,给迫切希望逃往西方的东德人开辟了一条通道。由于没有去其它国家旅行的可能,传统上东德人大多会去匈牙利度假。


大逃亡的东德人汇成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河。与此同时,还有数以千计的东德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西德大使馆寻求避难。许多家庭破裂、亲人散居各地。10月7日,戈尔巴乔夫前往东柏林参加东德40周年国庆,敦促昂纳克改革。他说,“迟到者总会受惩罚。”东德政府宣称,他们让东德人民免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压榨;建设共产主义意味着人人会有稳定的工作、廉价的住房和公费医疗。


忍无可忍


莱比锡圣尼古拉新教教堂,连续几年,牧师旺内伯格(Christoph Wonneberger)每周一的例行祷告会成为政治异见者的避风港。


1980年代,欧洲连续爆发反对部署核导弹的抗议示威,美国在西欧的导弹基地成为最大的抗议目标。但是,昂纳克也默许东德和平运动反对苏联在东德部署核武器。当时20岁的海顿豪尔说,“莱比锡人都知道,圣尼古拉教堂是一个自由的地方。我们知道斯塔西也在教堂内,但是我们的活动没有被禁止,因为那被看作和平祈祷,而不是抗议。”“人们越来越团结、心齐,夏季(东德人)的大逃亡对我们帮助很大。许多人加入进来,因为他们失去了家庭成员,万念俱灰,希望能有一个地方分享经历,决定未来怎样生活下去。”海顿豪尔告诉BBC。


9月4日的莱比锡国际节为共产主义政权的反对派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机会:西方记者获准进入莱比锡。海顿豪尔和其它异见人士决定改变9月4日祈祷会的计划,“我们必须带人走出教堂,必须让外界看到,赋予我们的运动一个清晰的形象。”他们走出教堂,打开横幅。横幅上印有“自由集会”、“争取人民自由、国家开放”等字样。立刻,斯塔西就冲上来夺走了横幅。至关重要的是,东德政权的残暴压制被西德电视台录了个正着。海顿豪尔说,通过那些画面,东德人“可以认清政府有关我们的谎言,我们不是反革命罪犯。”


前异见人士施瓦贝(Uwe Schwabe)告诉BBC,“东德人快要忍无可忍了,永远生活在谎言、宣传中。事实是,莱比锡污染非常严重,空气质量糟糕透顶,臭气熏天。”莱比锡主要的污染源是附近的褐煤矿。


进入1989年10月,东德已经有多家不同的反对派组织,前异见人士瓦尔瑟尔(Kathrin Mahler Walther)介绍说,旺内伯格牧师是关键的协调人。“许多人认识到,在东德,他们不能成为自由的记者或者律师。所以选择研究神学,以此摆脱国家的控制。教会中有不少政府的批评者。”但是施瓦贝还说,在莱比锡新教教会中,牧师活动人士并不多,50人中只有6个,天主教会选择避免接触活动人士。


“不要暴力”


旺内伯格牧师、瓦尔瑟尔女士和其它活动人士一起在莱比锡建立起联络网络,让10月9日的抗议活动引发巨大的冲击波。星期一抗议活动已经造成的公众影响推动了时机成熟。所有人都意识到,这里真要发生变化了。瓦尔瑟尔女士回忆说。但是,许多示威者担心警察可能会开枪。当时,人们对中国当局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抗议依然记忆犹新。东德政治局高官克伦茨(Egon Krenz)就曾公开赞扬中国的镇压。所以,莱比锡的抗议人群在街头高呼“不要暴力!”活动人士还敦促示威者,不要给警察开枪制造任何借口。


“游行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不过,许多上了年纪的人曾经试图阻止自己的孩子上街。”施瓦贝回忆说。后来才曝光,其实,东德当局已经下令莱比锡医院准备更多的床位和血浆。


传媒力量


那天晚上,瓦尔瑟尔女士在莱比锡归正教会一个藏身地给旺内伯格牧师打电话,通告游行示威的情况。当时在另外一所教堂的旺内伯格牧师也接到其它活动人士打来的电话。后来,他通过电话为西德电视台新闻节目做连线采访。瓦尔瑟尔解释说,“我们可以通过西德电视台向东德人喊话。”


另外两名活动人士拉德姆斯基(Aram Radomski)和施福克(Siegbert Schefke)有摄像机,但是他们需要一个安全的地点拍摄示威情况。瓦尔瑟尔帮助他们和旺内伯格牧师取得联系,牧师安排他们爬上教堂的塔楼。


当年的东德异见人士施福克告诉BBC,“我不敢在街面拍!后来,我在一家酒店和西德《明镜报》记者施瓦茨(Ulrich Schwarz)见面,我把录像带交给他,他当晚带回去。”转天,7万人和平示威的画面在西德电视台播出。


抗议大潮无法阻挡。一个星期后,10多万人再次走上莱比锡街头,很快,示威扩散到整个东德。施福克慨叹,“我现在60了,曾经在铁丝网那一边生活。看看现在,我一生中拥有自由的时间比没有自由的时间要更长。30年啊,我被关在高墙后……”


1989年东德政权倒台

? 8月-9月:数以千计的东德人通过匈牙利和奥地利边界逃往西方,还有人经捷克斯洛伐克逃出

? 10月9日:7万人在莱比锡举行前所未有的大型示威,要求民主、自由

? 10月18日:东德共产党领导人昂纳克辞职,克伦茨接任

? 11月7日:东德政府和政治局辞职

? 11月9日:柏林墙倒塌

? 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

?“意外推倒”柏林墙功臣沙博夫斯基逝世 

2019年10月2日,瓦尔瑟尔女士获颁德国联邦功绩勋章,颁奖人为德国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 


谢选骏指出:“人们对中国当局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抗议依然记忆犹新。东德政治局高官克伦茨(Egon Krenz)就曾公开赞扬中国的镇压。所以,莱比锡的抗议人群在街头高呼‘不要暴力!’活动人士还敦促示威者,不要给警察开枪制造任何借口。”——从上述叙事可以明显看出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对东德崩溃的深刻影响,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可以说,成千上万的北京牺牲者没有白死,他们的生命已经汇入了世界历史的经典一幕。

谢选骏:诺贝尔文学奖的神话与现实——谁在制造皇帝的新衣?高行健还是曹长青?



一,高行健的得奖对全体华人都是好事


2000年,高行健获得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以下简称“诺奖”)的消息刚刚传来,就有朋友游说我写篇评论,因为1978年我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过三年文学系的研究生课程;而我拖拖拉拉的,就一直耽误下来了。


不过我是始终认为:高行健的得奖对全体华人都是好事:


1,对中国共产党是好事:高行健曾经作为中共党员,比普通中国人得到了更多的培养机会,无论怎么说,他的获奖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历史成就。如果没有共产党员的特殊身份,他的道路显然无法直接通往诺奖的。虽然高行健1989年以后由于某种原因脱离了共产党,但是在共产党看来,这只能说明高行健“堕落了”。一个堕落了的共产党员现在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那么还拥有好几千万没有堕落的共产党员的这个庞大组织,当然会因为高行健的得奖而变得形象高大。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对高行健得奖的不满是令人困惑的,很可能是表面的,姿态性的,甚至是暗中高兴的。有人甚至会说,“高行健再了不起,不还是我们培养的吗?并不是国民党培养的(台湾人),也不是英国人培养的(香港人),更不是其他国家培养的土生土长的华侨。你们看,还是祖国大陆伟大吧,一个在国内不起眼的人物,到了海外就能拿诺贝尔奖,而他的作品甚至是在国内打好基础的。”


2,对不喜欢共产党的中国人是好事:高行健虽然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但他终于站了出来表明自己的反对立场,他的得奖因此表明国际社会对于共产主义的批判。这也是某些人认为的,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政治化或是“和平奖化”。同时,这也表明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已经取代了前苏联的角色,成为西方社会的头号假想敌;而高行健2000年得奖的政治意义,恰好等同于索尔仁尼琴1970年的得奖。稍微不同的是,高行健在国内对政治并非冷漠,不仅没有像索尔仁尼琴那样蹲过监狱,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不是流放出来的,很可能还是“公派出国”的。


3,对中国(大陆)国籍的人是好事:高行健虽然已经不再是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而是拥有法国国籍的法籍华人,但他的获奖作品是用中国大陆的汉语写作的,甚至是在北京居住期间构思的,无论如何他的生活经历都是在中国大陆形成的,他的作品是在中国初具规模的,他也是依赖中国背景而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以象征性极重的方式,获得了西方世界边区的瑞典人的赏识的。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首先是给予中国背景,免得诺贝尔奖因为中国的缺席而变得缺乏代表性,然后才落实到高行健其人的身上。


4,对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是好事:高行健的获奖作品虽然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与他们关系不大,但毕竟是用港澳台同胞的母语写作的,即使对海外的土生华人虽然不是同文依然还是同种,而且高行健的得奖表明国际社会对于海外华人的重视甚至是某种偏爱,已经超过对中国大陆的原住民。


5,对文学从业者(作家、评论家、研究家)和爱好者来说是好事: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作品比高行健更好,大可不必愤愤不平,而应该高高兴兴,因为你本人的货色已经达到并超过了“诺贝尔奖的水平”;如果你作为普通读者觉得高行健的作品不来劲也不必口出怨言,既然有那么多比高行健更好的中文作品已经问世,那么我们的文学兴趣应该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满足了,看来我们的一生会越来越丰富了。


6,对那些丝毫没有文学兴趣的汉语读者或是非读者也是好事:至少我们有点新闻事件可供茶余饭后的谈论消遣了。


最后,一个综合的好处就是:我们所有的华人或叫汉语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母语来阅读诺贝尔得奖作品了,而不必再通过翻译,或仅仅是用外语来阅读与欣赏了。这种通过翻译或是通过外语的阅读,不可避免会因为隔膜而产生某种神话,某种脱离现实的过度想象。


以上是就积极方面而言,那么有没有消极方面呢?当然有。据不完全统计,半年以来,有关这次获奖事件的长短评论已经超过500篇,其中多为负面的、批评性的、表示大大失望的。


最近,为了配合高行健的港台之行,多维网站推出了曹长青的系列评论(以下简称“曹文”),其焦点大多集中在所谓高行健作品(以下简称“高作”)的“现代派”问题上。依曹文的意见,高作属于“伪现代派”和“伪个人主义”,根本上是一堆垃圾。


二,现代派文学有法定标准吗


曹文指出:〖首先《灵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小说,换句话说,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更不是它的作者宣称的“现代派小说”。事实上,如果把“我”“你”“他”三个人称全部用“我”取代,对其要表达的内容毫无影响,因为作者反反复复解释的“我你他”之不同、之演变,在书中是没有的。也许正因为没有,作者才急需解释;但不管怎么解释,没有就是没有。如果把“我你他”全用“我”取代,唯一不同的是,那层故弄玄虚的雾气就不仅减弱,而是没有了。于是读者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雾气里究竟堆的是什么。概括起来,这个神秘的笼罩在雾气里面的《灵山》是由一大一小两堆垃圾堆起来的,百分之八十那一大堆是上述那些历史掌故、道听途说、民俗传说;百分之二十那一小堆是作者浅薄、且没有文采的泛泛议论与感叹。〗


作为对比,曹文提出:〖西方也有很多难读的作品,但即使被公认最难读之一的《尤利西斯》,它的故事梗概和人物结构等都不难概括。那么为什么《灵山》这么难概括呢?我又反来复去翻阅这本书之后才恍然大悟:当你面对一栋高楼大厦,无论它是何种建筑风格,属于哪种艺术流派,有多么复杂的结构,你都可以大致描绘出它的形象和基本特徵;但是如果你面对的是一堆废墟,这儿是半堵残墙,那儿是几块破砖,残墙旁倒著散架的家俱,破砖下压著散发著霉烂之气的文物,那么无论你怎样努力都很难把它勾画清楚。但是为什么人们不容易看清《灵山》是垃圾和废墟呢?作者的聪明就在这里:首先他不给人物起名字,用“我你他她”等人称变化给作品套上了“现代派”写作手法的光环,而由于很多读者对西方现代派不是很了解,就被他的“玄”给唬住了,以为这是现代派的抽象和深奥;其次,他给《灵山》解释出了“哲学”意境。而现在《灵山》则被耀眼的诺贝尔奖光环包围,更刺得人无法睁开眼睛看清楚。由于《灵山》中几乎没有任何细腻的心理刻划,里面没有意识的流动,却胡乱滚动著一堆和主人公脑子里想的东西完全没有关系的民俗、地志、景物等外在事物,而那种深入到潜意识层次的心理、意识活动描写则连影子都没有(这点我在谈高行健的模仿一文中会继续探讨),所以说《灵山》根本就没有现代派作品表现手法上的最主要特色,他所用的人称变换,只是一个极为外在的障眼手法而已,根本没有实际内容。〗


我们应该承认,曹文对高作的批评,还是以事实(作品)为依据,以法律(概念)为准绳的,但问题是,在文学批评的领域,法律甚至道德甚至文学理论,管用吗?如果法律道德文学理论管用,那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禁书,如果道德管用,那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畅销书,许多畅销书,就是以满足人的偷窥欲而一炮走红的。实际上在获奖之前,高作一点也不走红,甚至缺乏读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对于这样一些并非典型的“缺德垃圾”,曹文为何能提起批判的兴致呢?很可能,偏巧是因为这堆“垃圾”获得了2000年的诺奖?其实,曹文不是批判高作的垃圾的,而是批判这堆垃圾获得了诺奖。在曹文看来,这堆垃圾如此糟糕,不仅该与诺奖无缘,而且根本不配进入“现代派文学”的殿堂。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指出:曹文对“现代派文学”的理解是有缺陷的。


所谓“现代派文学”,不仅是“古典派”、“浪漫派”、“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19世纪文学概念的对称,且是指“非传统文学”、“反解构文学”乃至“非文学的文学”。曹文罗列一大堆“现代派经典作家”的名单和作品简介,试图给现代派定义,提供某种普遍的范型;殊不知这样做本身就违反了现代派的基本特性,这样做法,无异是拿前现代派的老套来谈论现代派,试图把现代派异化为相反的东西。其实,从传统文学看现代派文学,那就是没有结构的非文学,甚至是垃圾。远的不说,如果用中国古典诗词的范型来看五四以后的现代诗歌,哪里算是“诗”呢?经常连韵脚都没有,说是“分行散文”抬举了,简直是----垃圾。再拿中国章回小说的范型来衡量五四以后以模仿西方小说为起步的新小说,那是连街头的说书也可能不如的,什么心理描写长篇的景物刻划等等,在秀才举人的眼中,大概不会比现在曹文眼中的高作,来得高明。


那么,曹文为什么会对高作如此苛刻呢?仅仅因为高作得了诺奖?还是如有些网友指出的,曹文经常拿名人开刀,以便获得新闻效应?


我想,除了这些因素,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因素,那就是曹文本身的偶像化倾向,就其批判高作的现况看,其要害是对“现代派文学”进行了偶像化!


其实如前所述,在古典文学的范型看来,非结构的现代派文学本身就是不成文的“垃圾”。因为现代派并非简单的写作技巧,而是一个世界观,是“绝望的”、“反现实的”、“无目的颓废的”、“存在主义的”……总之你怎么描述它都行,但它偏偏不是可以定格化处理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川流不息,以致盲目疯狂的。现代派的这种特性,是由20世纪西方文明的总体性质决定的。甚至在音乐和美术领域也是。例如,传统美术以画得象为美,现代美术却以画得不象为美,毕加索的前后期就明显如此。而在19世纪的耳朵听起来,20世纪的主流音乐除了是“噪音”(相当于文学的“垃圾”、美术的“涂鸦”)之外,还能是什么?而其性质则一:无结构;感性至上,理性薄弱。


面对这样日新不已的现代派,曹文不知所措,企图通过古典方式来处理现代现象,也就是偶像化之。简单化模式化定格化,成了曹文批判高作的武器。但这是不灵的:人家自己已经宣告了无目的性,你怎么还可以拿无目的性来谴责他呢?你的谴责岂不成了一种表扬了吗?


实际上,不仅高作,所有现代派文学(甚至还包括现代派的音乐、美术以致现代派的哲学、宗教、政治)都或多或少具有以下特点:


〖《灵山》当然也不是传统小说,这点谁都看得出来,它简直是一部破碎到捡不起来的纪实杂烩。如果就这样把民间传说、掌故、地方志、道听途说堆砌起来,用抽象人称穿插一下,就叫“小说”的话,任何有一定汉语写作能力的人都可以成为“作家”。以中国幅员之广阔,历史之悠久,地方志之繁杂、民俗传说之多,这种书可以写出成千上万本!诺贝尔文学奖每个月都发给中国人,也会应“发”不暇。〗


这些特点集中起来就是“无结构”,也就是没有形状,难以归纳。如现代城市中林林总总的“城市雕塑”,你能用传统的评论语言说它们到底是什么吗?是钢筋水泥碎铜烂铁不成体统的怪物----是“垃圾”,或是,“某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而这,就是现代文明。


三,高行健是真的逃避政治或无耻纵欲吗


我认识的一位流浪诗人对高作一味鼓吹“逃”,和脱离政治,相当反感。


我当时就对他说,你得同情人家的处境,过去不是有句口号叫“理解万岁”吗?人家高行健是中共党员(你是不是啊?对方回答“我连共青团员的入团报告都没有写过!”我说“那就是了?稹保?公开退党已经不易,他如不宣称远离政治才是正途,而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反戈一击,那他又怎么解释以前积极入党时的所作所为呢?他宣称文学家应该远离政治当然不是真诚的,否则他这位杰出文学家就不会积极入党,而入了党也就成不了大作家了了。但是他这种故做姿态的冷漠,总比某些先是积极入党,然后热情反共,最后悄然回归的著名人物,还是要诚实一些吧。


谴责别人总是容易的,而自我谴责就难多了。有些人到处宣传“忏悔理论”,但他自己从不忏悔,原来推广忏悔活动时,还是要当领导,要主持别人的忏悔,而自己例外。这不能苛责他们,因为人性如此:我不太方便过激地谴责自己以前干过的事,如果不得不谴责,也只能模糊化,避重就轻。


好像那位好兵帅克故乡的戏剧家政客哈维尔说过“文学高于政治”之类的话。当然,身为文人而兼任政客,这番空谈可能有助于掩饰他本人的文学活动要比政治活动更为成功的事实,但是“文学高于政治”只是“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的翻版,是一枚伪币的正反两面。要害是对文学(或政治)进行了偶像化。其实,套用耶稣在《福音书》中“上帝的东西归上帝,凯撒的东西归凯撒”的思想,我们不妨说“文学归文学、政治归政治,是比较健康的”。文学充当政治的婢女和政治充当文学的婢女,都是病态的,谁无权骑在对方头上作威作福,更不应该以政治或是文学的名义来篡改历史、鱼肉百姓。简单说,哈维尔不该把他早年养成的恶习,翻身一变,就强行带入民主时代;因为主奴翻身易位,是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的。


我们难道应该反其道行之,对政治、道德进行偶像化吗?


而曹文则哪壶不开提哪壶,偏偏捏人痛脚:


〖在揭露共产主义的文学作品中,昆德拉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作家之一。我以前一直认为他之所以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大概是由于他的小说中议论太多,给人一种明显的说教感。但昆德拉的议论中不仅有对共产主义的深刻、建树性的认识,还有不少人生哲理。而高行健不仅没有对共产制度提出任何新的见解,即使对今天已经是常识或过时的观点,他还当作很新鲜的东西写在书里;有些认识则浅到无法评论的程度。例如:“新社会的乌托邦也同那新人同样是神话。如今,你听见人感叹理想破灭了,心想还是破灭得好。谁又高喊起理想,你便想又是个卖狗皮膏药的。我在这里只是为了清楚起见,举一个例子比较而已。《一个人的圣经》中那些对共产主义的议论和认识大抵都是这种水平。我由衷地希望同是住在巴黎的昆德拉千万别看到高行建的书。〗


我不清楚这位大名鼎鼎捷克作家是否共产党员,无法做评。但我们知道,在进入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关时,人人必须申报自己是否纳粹党员或是共产党员,那么作为一个党员,如果你诚实回答是的,那么就可能受到特别待遇,甚至根本入不了关;如果撒谎隐瞒自己的党员身份,那就终身生活在自认不道德的阴影之下。所以这种尴尬不能不在他此后的人生,留下烙印。


近据报道,高行健在台北说,他现在只生活在当下云云。这当然和他年事已高有关,但更重要的可能是他不想面对过去,以避免不必要的尴尬:因为他毕竟是前共产党员。如果他不想忏悔和道歉,那么他除了忘掉过去,就只有像方励之当年在台北那样,要求东道主向他这位前共产党员道歉了。因此我想,有心者不妨研究一下米兰昆德拉的生平,他如果曾经是共产党员,就不可能不影响他此后的写作和人生态度。共产党员的身份,是决定性的。


回到高行健这里,如果他不是共产党员,大可不必表示要与政治无关,因为他已经与政治无关而且从来也没有在政治上得到好处。正因为在“入党做官”的中国,入党相当于“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相当于开辟了自己得到特殊培养的途径,所以,不是三番五次地主动报告自己思想、经常汇报周围人的种种个人动态、积极向领导靠拢并具有出色的政治表现的人,是不可能获得入党机会的。为了入党,仅仅入党报告就需要“打”过几十次之多,他怎么可能不是热衷于政治的呢?所以当他表态说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时,并不是说历史,而是说当下,因为“往事不堪回首”了。


但曹文却批判高作说:〖任何一个对西方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西方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价值绝不是这种建立在绝对自私基础上的享乐主义。绝顶的自私不仅不是共产主义虚假公心的反面,而恰恰是共产文化滋养出来的恶果。经历了共产专制社会那种人生之后,作者得出的全部结论就是逃避和纵欲,这纯粹是一种“伪个人主义”。性自由当然是很重要的自由,但绝不是自由的全部。在高行健的书里,完全没有一个曾被专制禁锢过的文化人,来到西方后对能接触到自由的信息、读到人类一流头脑的思考、可以自由地思想和写作的那种巨大欣喜。书中主人公感觉到的全部自由就是生殖器的自由。他最沉醉的是“消失在女人的丰满润泽的大腿间”(427页),做“一颗精子,而且是一颗不孕的精子,只满足于在里面游动(35页)”;“是女人给你注入了生命,?焯迷谂说亩囱ɡ铮还苁悄盖谆故擎蛔印!保?143页)在这个“天堂”里,主人公禁不住用了三个排比句高喊“真是美妙得没治了…”“真美妙得没治啦!”“真美妙得没治啦!”(426□427页)作者的“圣经”就是女人的子宫,人生的全部美妙和意义都在于此。〗


显然,曹文上述的道理高行健不会不懂,那他为什么还是要如此表现呢?他完全可以像某些前共产党员那样,到了西方就摇身一变为自由民主战士,好象他从前在中国什么也没有干过那样来谴责他以前积极从事过的整人事业,而拒不做任何个人忏悔和历史说明,更有甚者,是拿自己以前的“资历”糊弄不明真相的海外读者,以求卖点。就此而言,应该说高还算是不错的。他最多只是自暴自弃,还不算是欺世盗名。


也许正因为这样,高作才出现了曹文所指出的这种颓废倾向:


〖碾碎个人生命和灵魂的那个专制制度的本质是没有人性,而作者所推崇的“自由”同样没有人性。如果书中的女人们都在尽享和“他”的肉欲的话,那别人无可指责。但他两本书中所有女性的最大特点,恰恰是怨恨。无论作者把她们安排得多么放荡,她们都是不断地抱怨“你”只是用“她”的身体,根本没有情;而“你”也毫不讳言,就是要“一种发泄的快感,不包含任何道义”(428页),即使是对妻子,也“只记得她的身体,此外都是陌生的”(327页)。而且作者在两本书中都无数次强调,绝不要对任何女人负任何责任。〗


那么,曹文又是如何理解高作的这一颓废倾向的呢?请看这里:


〖高行健完全可以写颓废,写堕落,赞美他所理解的自由,推崇他所主张的不负责任。但在这本书里有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作者自己严重的自相矛盾。如果他在书里完全没有对共产主义进行强烈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谴责的话,那么无论他怎么纯粹地描写赤裸裸的性欲和不对任何女人负责任的德性,我都不会去评论。但当他一方面谴责一种对人性的泯灭,另一方面却津津乐道另一种对人性的压迫,这就是不能容忍的自相矛盾了。明显地,高行健没有懂得一个道理,你不可以在一本书里一边强烈地谴责一种不道德的东西,同时又炫耀另一种不道德的东西,因为你在谴责的同时剥夺了自己的权利。〗


如果曹文对人性和文学有深入了解,当不难发现:高行健在书中“对共产主义进行强烈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谴责”,其实正是一种企图逃避个人责任的自我忏悔。


这在人性的深处,其实是与“纯粹地描写赤裸裸的性欲和不对任何女人负责任的德行”。完全一致的。记得1989年初,苏晓康对我说,“谢选骏,等情况再恶化(指批判电视片《河殇》的运动升级)我们几个(指电视片《河殇》的其他撰稿人)还可以开除党籍,而你只有直接下狱了。”我则反讽说,“现在时兴的就是被开除党籍,因为其效果和以前的入党是一样的----名利双收。”因为在1987年方励之等四人被开除党籍而名声大噪之后,不少共产党员就“见贤思齐焉”了。显然,这种时尚对八九民运兴起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宜低估的。学生的情况我不甚了了,在知识界,运动一起,绝大多数活跃份子都是共产党员!这种现象可能不是孤立的,所以值得注意研究。


在1999年4月号《纽约时报周刊》采访《河殇》四位撰稿人的文章中,苏晓康坦言他无法接受基督教,是因为他以前对毛泽东的信仰破灭后,已经无法再信任任何东西了。我想,苏晓康的这番自白,是真实的,并且不加伪装地说出自己这位前共产党员的内心状态。苏晓康曾称高行健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语境,我想,这可能表明,两位前共产党员内心的共通吧。近闻高行健又在台北吐露心曲“没有主义,一身轻松”,可能就是时代嬗替之间那些压抑已久的共产党员,在脱党之后纵情声色的生活自白。这与他们当年的积极入党,都是为了追求更舒适的生活,无可厚非。


四,不要把诺贝尔文学奖偶像化


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上帝的审判,不是历史的裁决,不是文学界的最高标准,甚至连基本共识也不是。所以毫不奇怪,不仅每一次颁奖都会遭到异议甚至非议,而且众所周知,获得该奖的次等作家要远远多于获得该奖的伟大作家。而同时,自从该奖设置以来,各国伟大作家的得奖率远远不到一半。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文学史的标准,许多该得奖的作家得不到奖,而许多不该得奖的作家却得了奖……正所谓“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看来世界上的乌鸦虽然种族不同,确实都可能是黑的。


但是且慢!诺贝尔文学奖代表文学史标准吗?非也。他们宣布过,文学史必须按照他们的评奖结果来杜撰吗?没有。那么,既然文学史不听他们的,他们为什么要听文学史的?


诺贝尔奖的这种特性,不禁使我想起了天主教会。天主教会可能由于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吧(姑且不论是否有上帝的旨意在其中),特别规定:圣徒的册封,必须等到该圣徒去世100年之后方得进行。这正如史学界有种不成文的惯例:当代人最好不写当代史,尤其不写自己亲身经历的的当代史。为的是避免自身的感情因素蒙住自己的眼睛,为的是留有充裕的时间以剥去不可靠的东西,并检验当事人的真伪。无论什么原因,具有2000年历史的天主教会的这一惯例,显然还没有被仅仅具有100年历史的诺贝尔奖委员会所采纳,因此诺贝尔奖总是急急忙忙地地颁发给活人,而且还每年必须都颁发一次,同时又不得每年多于一次(尽管有些奖项是可以合并获得的)----也就是说,如果那一年正好无人够格,也一定要找个人来颁发奖金;而这一年偏巧不只一个人够格,也只能颁发给一人(或一部分够格的人而不是全部的够格的人):这不是典型的削足适履吗?


这样看来,诺贝尔文学奖除了代表诺贝尔委员会的观点外,还能代表谁?他们又曾经声称代表过谁吗?没有。


想到这里,不禁为诺奖委员会抱起屈来:民主社会既然许诺人人都有言论自由,为什么唯独不给诺奖委员会言论自由呢?为什么诺奖委员会不能按照自己的好恶来决定奖项呢?其实,不管你高兴不高兴,该委员会从来都是仅仅代表自己的好恶而我行我素的,该奖并不是通过普选得出的,并不是由世界各族人民中的文学从业人员或是读者公投决定的。而现代解释学中的金科玉律“读者决定一切”,在这里也显然遭到封杀的。在这里,是“委员会”决定一切,也就是说,寡头决定一切。除非谁有能耐改变诺奖的投票体制,否则不可能“改善”它的投票结果。


那么,曹文对此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他认为:〖没有什么比“皇帝的新衣”更能准确地比喻《灵山》是什么东西了。由于非常巧合的因素的“编织”,它成了足以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丽服装”。那么这服装是怎么编织成的呢(其实它还在继续被编织著)?读者在我后面的文章和采访中或许可略见一斑。我非常希望读者,尤其是关心文学的读者,先认真(耐心)地去读一读《灵山》,看它到底是一本多么“无与伦比”的书,否则,瑞典文学院跟中国人开了这么大一个玩笑,而中国人自己不去看这本用汉字写成的书,也跟著描述那衣服之漂亮,之新奇(已经有不少中国人开始炫耀他们看见了那件衣服有多么美丽,证明他们的审美已经达到了诺贝尔评委水准),这玩笑可就开大了。当然了,读者完全有理由怀疑我的判断,如果比尔.盖茨出于要表现和中国友好的愿望,慷慨地认定一个中国算盘为全世界最好的电脑之一,那么谁要挑战盖茨的判断,都得先想想自己是不是傻瓜。虽然这世界上总是发生一些完全超出人们想像的事情,但我绝对没料到今生今世可以见到一次“皇帝新衣”故事的绝顶美妙的体现。人家丹麦当年举国欢呼安徒生,而今天香港、台湾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安徒生笔下那刚穿上“新装”的皇帝,我的天哪,以后谁还敢再写童话了?〗


曹文搞错了。


首先,高行健不是光着臀部的。也就是说他不是没有作品的。不论你认为他的作品多么差劲,那只相当于衣服相当难看,和没有衣服完全是两个概念。诺奖委员会并没有颁奖给一个没有作品的人。


其次,诺奖委员会并不是得奖者雇佣的裁缝,而得奖者更不是雇佣裁缝的皇帝。比喻当然是拙劣的,如果你一定要用比喻,那得奖者与其说是雇佣裁缝的皇帝,还不如说是裁缝雇佣的模特儿。你对服装设计不满意,不买不看就是了,跟被雇佣的模特儿生什么气?


这样看来,曹文一心想扮演童男子,似乎是文不对题的,因为根本是浪费表情。童子本应来指出真相,而不是制造一个更大的偶像,如诺奖应该神圣。曹文实际上是把雇佣模特儿的裁缝(诺奖委员会),封为世纪的主宰(皇帝);同时给该偶像披上的新衣则是“民主制度的绝对性”(如诺奖授予应该让多数人满意)、“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的真理性”(如评奖应该具有客观性)、“西方社会超人性的道义性”(所以瑞典人应该提出让中国人满意的评选结果,否则就是不地道)、“诺贝尔奖的客观性”、“新闻自由的公正性”等等等等。其实,诺奖委员会是由人组成的,是由一些和我们这样最普通的中国人一样的、有限的甚至是有罪的可怜苍生组成的。例如,诺奖委员会成员甚至也“做生意”,涉嫌和出版商利益挂钩等等。


我们所有的偏见、缺点和局限,他们也有;我们所有的无知、自私、贪婪,他们也有;我们为什么要以我们自己并不具备的上帝和绝对真理的标准,去要求别人?


我们怎么能够要求一些并不是很懂中文的瑞典人(就好像前不久一些并不是很懂中文的美国人,随便拼凑了一本《天安门文件》那样),按照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和对中文的欣赏习惯,来作出反应呢?这不是强人所难吗?这不是要求别人具有超人的能耐吗?难道我们自己具备了按照瑞典人的口味和欣赏习惯,并以瑞典文来评判瑞典文作品的能耐吗?


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去饶恕别人,至少要体谅别人的难?Α>透咝薪〉媒钡母霭杆担俏颐怯兄ぞ菟得髋到蔽被岚浣备撸渴粢桓龆褡骶纾裨蛭颐蔷筒荒苤缚囟苑桨浣备桓鑫颐强床簧涎鄣那爸泄骷遥悄弥泄嗽诳嫘Α?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以平常心来看待获奖事件,而不该继续制造子虚乌有的新衣,如前所述,这没有的新衣并不是诺奖委员会制造的,而恰恰是一切把诺奖及其委员会偶像化、绝对化、真理化的人们,如像曹文这样的作者一起制造的。


我想,这次诺奖事件给中国人的最大收益,除了终于解开国人期待诺奖的焦渴悬念外,就是破除了那困扰中国文人近百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神话,使我们回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现实中:诺奖就是诺奖,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诺奖就是诺奖本身,并没有什么皇帝的新衣。


2001年2月4日


附录


一篇文章引起的风波


曹长青


1986年底,我参与编辑的《深圳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的读者来信,随后我写了一篇“本报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引起强烈反响”的追踪报道,并配发了“人民有议论领袖的权利”的专论。结果是《深圳青年报》因此被当局查封;83岁的邓小平没退休,33岁的我被迫“退休”了,并不被允许进任何报社。为了获得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几年前我来到美国。但没有想到的是,最近因为我的一篇文章对海外民运领袖胡平的观点有所批评,竟导致胡平不仅在他编辑的刊物上不刊登我的文章,还组织了九人向美国《世界日报》的台北老板写联名信,意在使我在该报上也发不出文章。


一篇批评文章引起这样的风波,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有必要写出它的经过,因为它已超出了胡平与我个人之间的观点争论和怎样处理稿件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言论自由的价值。


●用封住别人嘴的方式只能证明虚弱和无理


去年底,我发表了“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一文(《前哨》1995年12月号,《世界日报》周刊1995年12月3日刊出删节本),从对共产党本质的认识水平上,对原苏联东欧与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做了比较,其中在谈到胡平时,对他写出《论言论自由》、一直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贡献做了充分肯定后,也指出《论言论自由》的局限性,例如从该文中大量引用的马克思语录中可以看出,“《论言论自由》虽然表达出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最有深度的思考,但立论仍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通篇也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这一使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的根本原因。”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文章在《世界日报》刊出的当天早晨,胡平给我打来电话,对这种评价大发雷霆,质问我“你读懂我的《论言论自由》了吗?你懂言论自由吗?”并连声向我喊到∶“我写《论言论自由》时,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我们就他的《论言论自由》是否有局限性进行了辩论后,我提到已写好另一篇文章要投给《北春》,其中也评价了他的《论言论自由》,他立即警告我说∶“别人假如说批评我的《论言论自由》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之内,那作为《北京之春》的编辑之一,我认为这个就是低于发表水平。”胡平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当我把文章送到《北春》后,该刊经理薛伟打电话通知我,胡平不同意发表。后来又来电话说,在力争下,胡平同意下期发表,理由是要等胡平写出反驳文章后一起刊登。我当即表示既然胡平作为编辑先看到了我尚未发表的文章,他写出反驳文章一起登也可以,虽然这样做不公平,因为该刊的争论文章向来是一来一往。但为了等胡平就把我的文章压一期是不合理的。后来薛伟通知我,胡平终于同意这期发表了,但条件是我要删掉批评他在海外民运两次分裂中负有责任的那两段内容。我当即拒绝,认为胡平写出《论言论自由》,却不许别人批评他,是非常恶劣的。这样几经交涉后,这篇文章才在该刊的最末尾登了出来。


随后胡平在《北京之春》上发表了长达二万六千字的长文,对我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加以全面批评。同时在连续两期《北京之春》上刊发了另外三篇点名批评我的文章,和五封点名批评我的读者来信,同时发了赞美胡平的读者来信。同时用这样多的篇幅点名批评一个人,在《北京之春》创刊以来是没有前例的。但即使这样,我仍认为,并向《北春》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即使《北春》整本都是批评我的文章,我也欢迎,只希望能发表我的回应文章,允许我答辩。但当我的“权利梦对人的腐蚀”投给该刊后,胡平和该刊主编于大海拒绝发表。于大海在电话中解释说这是编辑部的意见。我当即指出,民运圈的人对《北春》的情况都是了解的,所谓编辑部不就是你和胡平、薛伟三人吗。现在薛伟提前去台湾观选,决定稿件只有你和胡平。你说的“编辑部意见”是否包括胡平,于大海肯定地回答,“包括”。我又追问“那麽等于说胡平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于大海回答∶“你可以这样理解。”随后于大海给我发来传真信∶“此文没有尽量对事不对人,故不拟发表。”如果以对事不对人的标准,胡平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就点了我的名字73次,怎麽我的答辩文章提到胡平的名字就是没有“对事不对人”了呢?作为《论言论自由》的作者,胡平在十几年前就写到,言论自由,主要是给批评意见和不同意见的自由,因为歌颂和附和,没有人会阻止。怎麽今天当别人批评到他本人的时候,他就完全忘记这个原则了呢?


在海外自由世界,人们对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只有专制社会才会舆论一致。而言论自由的最重要的原则是,言论只能以言论相对,不可以用言论之外的手段来解决。胡平不同意我的观点,完全可以用文章来反驳我,而不是用封住别人的嘴来保持自己的绝对正确。作为辩论双方,胡平比我有优势,我是自由撰稿人,要向报刊投稿,而胡平是杂志的主笔和有定稿权的编辑,他完全可以撰文作答(还可以赚稿费,胡平拿一份工资,还拿全额稿费,仅批评我的一篇就赚了近800美元)。用封住别人嘴的方式只能证明一个人的虚弱和无理。


●背后联名信不光明正大


而更恶劣的是,胡平在封杀了我投给《北春》的答辩文章后,于去年底到处打电话,发传真,组织联络了艾蓓、龚小夏、贝岭、吴国光、郭罗基、谢选骏、于大海、北岛等九人给台北《联合报》系发行人王必立写了联名信,指责《联合报》系属下的北美《世界日报》经常发表我的文章,“对若干民运人士及大陆学人和作家进行批评甚至人身攻击(常常是指名道姓),但极少刊出别人的回应文章和反驳文章。”明显给看不到美国《世界日报》的人一个感觉:曹长青净在骂民运人士、作家等。而事实是,我在《世界日报》发表的五十多篇文章中,几乎全是批评共产党的,只有四篇批评了所谓“民运人士、大陆学人和作家”,且批评的是他们为中共辩护、向中共下跪和撒谎的行为。


联名信的九人中,于大海在《北京之春》与胡平有利害关系;北岛是艾蓓挚友。其他人则都是被我批评过的——


吴国光:我在“有尊严地回家”(以下简称“尊严”)一文中曾批评他用给中共领馆打电话与民运划清界限的方式谋求回国;他则打电话到我家骂“他妈的X”。


贝岭:我在“尊严”一文中指出他当年曾获得上万民运捐款,而在民运低潮时、他从深圳出来后向报界公开宣称自己不是民运人士。他签名我并不奇怪,有点惊讶的倒是他为了报复批评过他的人,竟能和死对头北岛联名。


龚小夏:我的“尊严”一文并没有提及她,但她却对号入座,撰文为吴国光和她自己辩护,并说她曾回国在广州被拒,一直回不了国,声称还要给领馆写信等。但我撰文引用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上面写著:“龚小夏,显然她只是在1992年6月4日前夕被短暂拒绝进入中国,后来她就被准许回广东,接著离开中国也没有什麽问题。”我的文章也指出了虽然她曾多次撰文声称自己是“老反革命”,要民运资本,不忿新一代的“大名”,但在要回国时却装成个什麽政治都不懂的小傻妞。不仅矫情,更没有尊严意识。


郭罗基:在《争鸣》上发表文章名义推荐魏京生获诺贝尔奖,却在文章中大段批评魏京生当年在“民主墙”上张贴大字报指出邓小平是独裁者的做法是“激进”;并指责当年“魏京生不断向邓小平开火,把他推到了敌对的方面。”在批评魏京生的同时,郭却在文章中大段表扬自己当年如何不激进,有政治智慧与共产党合法斗争。因此我曾在文章中批评过他。另外我曾在哥仑比亚大学演讲时当面批评过他的“加入共产党不后悔”等观点。


谢选骏:吴弘达被中共逮捕时,这位《河觞》作者之一在《北京之春》编辑部公开指责吴弘达是美国特务。我当场问他有什麽根据,他说吴弘达拿的小型录像机就是间谍工具。我说怎麽没有看到任何一家美国报刊这样报导,谢反驳说,“美国媒体都是垃圾。”我后来在评论吴弘达事件时批评了谢选骏这种说法。


胡平为了拉“同盟军”,采取凡是曹长青批评过的我都联系,让他们在联名信上签名。竟然找到《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


艾蓓:以周恩来的私生女的名义,写了一本《叫父亲太沉重》,在海外成为一时话题。但我读过发现该书内容胡编乱造,书中印了96幅照片,但没有一幅是艾蓓与周恩来或邓颖超的合影,而全是艾蓓本人扭怩作态的生活照。而且她也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她是周恩来的私生女。于是我撰文批评。


北岛:我正要撰文评论《叫父亲太沉重》,并批评艾蓓作假时,北岛来到纽约。我听说北岛要为此书写序而被艾蓓拒绝,因此打电话向北岛核实。北岛说“这是胡说八道,没有的事儿。”他同时问我为什麽问这件事。我因为在中国时就与北岛相识,因此毫无戒备地告诉他,我正在写一篇文章批评艾蓓冒充周恩来私生女。北岛立即劝我不要写,他说,艾蓓确实是周的私生女。我问他怎麽知道,他说∶“我猜出来的。”因为艾蓓在和他谈话时有过暗示。本来如果北岛有令人信服的证实艾蓓是周的私生女的证据,我就准备不写,因为我们必须服从真实。但北岛的这个“证据”实在是荒唐。但我也没有与他争辩,只是向他和盘托出我的具体写作计划和内容。他反问我说:“如果她不是周恩来私生女,为什麽共产党组织了一大批文章要出笼;共产党都派了刺客来。”我问北岛消息来源在哪儿,实在觉得他相信这种故事有点可笑。他则没有回答。他的电话放下不到一小时,突然有个女人打来电话,劈头就说“我是艾蓓,你吃惊吗?”我虽然回答“我不吃惊”,但心里还是有点惊讶,因为我与艾蓓既不认识,更从未谋面。而当时媒体把她的书炒成大新闻,很多记者想采访她,不是找不到,就是被她拒绝,现在她竟主动给我这个陌生人打来电话,当然让我感到意外。艾蓓说话直言快语∶“听说你要写文章批判我,北岛把你刚才和他的电话内容都告诉我了。”我当时很感不解,怎麽北岛能做出这种事。后来才知道,北岛与艾蓓的关系不是一般。我回答艾蓓说∶“我刚才是曾告诉北岛,要写文章批评你的书,并对你是周恩来私生女一事提出质疑。”艾蓓马上激动起来,高声质问我说∶“共产党要暗杀我,他们派来的杀手已到了旧金山,难道你也要参加他们迫害我的行列吗?”至此我知道了北岛的消息来源。那麽艾蓓的呢?她说是旧金山中共领馆的人告诉她的,她说∶“有两个中共领馆人员几天后就会叛逃,他俩会向全世界公布暗杀我的计划。”(时至今天,两年多过去了,既没有所谓两个领馆人员叛逃的新闻发生,艾蓓也活得好好的)“现在枪已抵在了我的腰眼上,难道你还不知道吗?”我当即告诉她∶“我不知道,而且我也不相信。我是记者,我只能写出我调查出的真实。”艾蓓听后,连哭带叫地喊道∶“记者也是人啊,也有人性的一面啊!?”在这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中,她一会哭,一会喊,千方百计劝说我不要写文章。最后看到不起作用,她说∶“那我最后只有一个要求,你在文章不提北岛行不行?我给你跪下求你了。”我听到这种“要求”感到很可笑,就开玩笑地说,在电话里也看不到你下跪啊。


艾蓓到底在电话那端下没下跪我不知道,但诗人北岛,却为了他的女友,不仅帮助编织所谓周恩来私生女的谎言,还与艾蓓一起签联名信背后整人,灵魂先下跪。这位踌躇满志等著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大诗人倒是为将来的报道事先提供了花边新闻。


如果胡平认为自己暗地里拉人写联名信的做法正常,找些和自己没有利害关系的,没有被我批评过、与我没有私人恩怨的人签名,也算有本事,现在这样做是不是太掉“民运领袖”的身价?


要拉九个人也可以,既然他们全都是能写文章的文人(有诺贝尔文学奖侯选人的阵容应该是够强的了),邀请他们每人写一篇批评我的文章,在《北春》上发半本,我也认为他们光明正大,以文对文,还算君子。而对这种拉帮结伙、背后搞人,用言论以外的手法对待言论,我不仅不怕,更不齿!


●因为没发他的全文,就要求撤编辑的职


我的“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发表后,胡平不仅在他的刊物上发表两万多字的长文批评我,然后不刊登我的回应文章,还另外写了万余字专门批评我的这篇文章,同时投给了香港《前哨》和《世界日报》周刊。“周刊”把他的这篇万余字长文摘发了三千多字,没有照发全文,胡平对此非常不满,在一个月内,连续给《世界日报》台北的老板王必立,《世界日报》总社长马克任,社长李厚维,总编辑李子坚等各级负责人写了11封(!)告状信,指责“周刊”主编“缺乏起码的编辑水准和基本的职业能力。”“我要求把曹长青的文章和我的文章交给一批有关的专家学者审 A看一看究竟是谁的文章更不具发表资格。”“《世界周刊》就是要为曹长青一个人提供特殊服务┅┅《世界周刊》实际上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此下去,《世界周刊》必将遭到所有海外真正的有识之士的无情唾弃,几十年联合报系的光荣成就就将毁于一人之手!”胡平并在信中要求撤换周刊主编,“应改由其他更具水准的人士负责编辑。”


按照胡平的标准,报纸没有全文登载他的反驳文章就应撤编辑的职,那麽胡平作为刊物的编辑,把别人的答辩文章一个字也不发,是不是胡平应该写信给《北春》主编,要求撤胡平的职呢?既然胡平要求专家鉴定他和我的文章谁水平高,那麽他为什麽不敢把我的文章和他的一起登在《北春》上,让读者鉴定呢?胡平在他的文章中一再强调曹长青头脑简单(他总怕读者看不懂,我都感觉他写的真累),那麽发表曹长青的简单化的、浅薄的文章不更使他在胡平的复杂和深刻面前相形见黜吗?正确而深刻的东西是不用担心读者大众不理解和不接受的。反对共产党的人,就别老像共产党似的担心大众分不清毒草香花。而同样在九人联名信上署名的于大海主编,为什麽不在自己的刊物上实践自己对别的报刊的要求呢?对这种因为没有全文照发他的文章,就背后给老板写信要求撤编辑的职,砸人家饭碗的做法,《世界日报》很多知道这件事的编辑记者都很气愤,其中有人感叹说,“民运人士真是惹不起,来到海外还搞共产党背后整人那一套。”对于胡平为此事不断打电话纠缠,《世界日报》社长说∶“因为一篇文章你就要求我们撤编辑的职,这个要求我们报社上上下下都不会答应的。”


●找到当事人,让他们收回说过的话


由于胡平拒绝刊登我的回应他的文章,我只好把它投给了其他报刊,《前哨》发表了减缩本,《中国之春》发表了全文。面对我在文章中陈述的事实,善于著文撰字并经常在他自己编的刊物上发表洋洋万言的胡平,不是著文回应我的文章(据《中国之春》主编讲,他们曾委托于大海邀请胡平写回应文章,并留了版面),而是给我在文章中引述的当事人打电话,施加压力,试图让他们收回在接受我采访时曾说过的话。胡平的太太王艾打电话给林樵清劝他收回对我讲过的话,并说,“跟曹长青走没有政治前途。”(他们把曹长青当成了有“总统梦”的胡平)胡平和王艾还分别给我文章采访过的白梦打电话,让他“站出来讲话”。白梦回答说∶“我对曹长青说过的话,我不能收回。因为我确实是那样讲的,而且也是同意他引用发表的。”


胡平的这种背后“小动作”最近已到了走火入魔的荒唐地步。他的太太王艾打电话散布说∶“曹长青和他太太都是中共派来的特务,我们周围的朋友都这样认为。”理由是曹长青经常在报上批评民运人士,尤其是批评了一直反共的胡平。


最近由于我连续写了几篇批评胡平的文章,被有些朋友问道我是否与胡平有个人恩怨。其实我和胡平的私人关系直到我批评胡平的“见好就收”理论之前一直是不错的。八九民运前我从洛杉矶到纽约开会曾在胡平家的客厅里住了半个多月;九零年我和妻子搬家到纽约,第一站也是落脚胡平家,为此一直很感激。胡平的第一个太太精神不太好,我曾到处打电话帮助找精神科医生;胡平离婚后我还给他介绍过女朋友。胡平和现在的太太结婚后,我也和妻子一起送去了玫瑰花和落地台灯祝贺。王艾和胡平发生了家庭矛盾也曾向我们夫妇求助。


也有人认为我对胡平太不客气了,应该以和为贵。是我对胡平太苛刻了吗?《北春》曾发过不少严厉批评我的文章(包括胡平本人的),我都从不曾激烈反应,也很少回应,更不可以想像打电话骂批评我的人。我认为有批评是完全正常的,如果批评的有道理,我则额外多一个学习、改正的机会。如果我认为批评的没道理,我可以撰文反驳,因为以文对文才是言论自由的原则。而胡平错在他用了文章以外的手段来封住别人的口;错在他用写文章反驳我的精力,去拉帮结伙,甚至做工作劝我采访过的当事人收回他们说过的话。这些做法都是惊人地超出我的想像。


如果这种事是任何其他人做出来的,都不会令我如此愤怒。因为虽然我认为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没脱离马克思主义框架,但我仍认为它讲明白了什麽是言论自由的关键,那就是绝不可用权力或行政手段来对付言论。胡平的做法使我想起几年前报道的一个美国著名神父,他的严谨和对上帝的虔诚令众信徒十分钦佩,但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他和一个妓女多年偷情,人们被欺骗的感觉和由此产生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


●只有专制者才压制批评声音


一个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他上第一堂课时,教授问大家,“什麽自由最重要?”有人说是“拥有私有财产的自由”,有的答是“新闻自由”,也有人认为是“选择的自由”。最后教授说,这些回答都不准确,“最重要的自由是言论自由。因为没有言论自由,你们连回答我的问题的机会都没有。”而在两百年前,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作者杰佛逊在权力中心、并遭到报纸辱骂轰炸的时候还能说出:“在有政府无报纸,和有报纸无政府之间,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就是美国能有今天这样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而胡平在离总统位置还遥遥万里、仅仅是一家民运刊物的编辑,有这样一点小小的权力时,就千方百计地在他编辑的刊物上压制批评他的声音,并阻止别人在其他报刊批评他。而自认为代表作是《论言论自由》的胡平,不觉得他的做法是在为中国民运的历史提供一个典型的黑色幽默吗?


——原载洛杉矶《中国之春》杂志1996年9月号



曹长青是移花接木、造谣生事的丑闻作家?反正,他曹长青挺是不厚道的。


老张


一九九五年夏天,我路过《北京之春》编辑部,看见里面坐着一个矮小的中年人,满面怒容,正和编辑部人员激烈争论,质问为什么不发表他的文章。当时谢选骏先生也在座。


后来我看见这个矮小的人走过来向谢选骏自我介绍说自己叫曹长青,我那时刚到纽约不久,看过他写的一些专门批判民主运动参与者的文章,知道他喜欢用极高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别人,但那时我还不知道他还喜欢专门以“名人丑闻”为写作方向,所以也就没有注意他。


后来我看见谢选骏似乎对他的主动接近表示友好有点漫不经心,只是随便他攀谈几句。谁知这可能触怒了曹长青。


原来,那天曹长青正在火头上,脸部肌肉因为仇恨而抽搐,再加上他深度近视,眯缝着小眼睛,和他那又瘦又老的样子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他好像一个火药桶,一点就着,可是不知为什么,他突然一把拉住谢选骏,说他自己是吴宏达先生的好朋友,要和谢选骏谈谈吴宏达的事情,估计一下中国当局会如何处置吴宏达。


我听见谢选骏对他说:“我对吴宏达问题根本不懂,只是在报纸上看了鳞半爪,说吴宏达被中国当局在新疆扣留了。”我想,既然曹长青是吴宏达的好友,又十分关切吴案的结果,一定是知道一些什么特别的内情,所以我就问曹长青有关案情,以便和他讨论这个问题。


于是谢选骏接着我的话问曹长青:吴宏达从美国去中国,怎么需要绕道新疆进入中国?这样不是要多花很多旅费吗?


曹长青却出卖自己的朋友说,吴宏达有的是钱,是去中国执行特别任务的。他秘密进入中国,因为新疆口岸是小地方,比较松懈,容易蒙混过去。我很奇怪,就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曹长青说,吴宏达被禁止入境中国,所以只能用秘密方式潜入。后来谢选骏也对曹长青说,既然你说中国当局禁止吴宏达入境,他为什么一定要冒险秘密潜入呢?曹长青告诉他说,这是因为吴宏达需要到中国监狱里秘密拍摄影片,好拿到海外来派用场,他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基金会。


谢选骏就问曹长青如何携带录相设备呢?曹长青说,“吴宏达的录相设备是从海外秘密带进去的。”“那被海关查到了吗?”“那是肯定的了。”“那就不妙,中国当局以此来控告吴宏达犯有刑罪了”“中共的法律是非法的。”“你是和我谈中国当局大概会如何处理吴宏达事件呢,还是和我来讨论中共法律的对错?你的逻辑要清楚。”也许谢选骏的话太直率了,曹长青突然大怒,脸色发青,嘴唇哆嗦,大声吼叫说,“你说吴宏达犯有间谍罪?”谢说,“我又不是法官,怎么会说吴宏达犯有间谍罪?但是你说他这次秘密携带录相机入境,而且以前曾经成功地偷拍过秘密设施,中国当局可能以此给他定罪。”曹长青说,“全世界的报纸都说中共逮捕吴宏达是错误的,你怎么给中共辩护?”谢说,“看来你不仅逻辑混乱,连头脑都是不清楚的。是你曹长青自己告诉大家吴宏达以特别方式秘密携带录相设备进入中国,如果吴宏达本人听见我们今天的谈话,他也无法怪我,而只会认为你曹长青出卖了他这个朋友,把吴宏达事件的内幕拿到来公布。这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你今天有病,但不要发疯。”


这时《北京之春》的编辑们过来劝架,说“有话好好说”。曹长青说,“我一定要把今天的情况写出来,登载在《世界日报》上!”当时我就想,“很多北美华人都认为《世界日报》可信度并不很高,你有本事就把文章登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上面去,才算没有白来一趟美国!要不然你老是用中文炒作‘中国人全是混蛋’的批判文章,和你在深圳‘体验生活’的时候写的党八股有什么区别呢?”


上述谈话,很多人可以作证。但是到了曹长青笔下,却遭到彻底篡改,变成了这样的伪造:


“吴弘达被中共逮捕时,谢选骏这位《河觞》(字都写错了,应该是“河殇”)作者之一在《北京之春》编辑部公开指责吴弘达是美国特务。我当场问他有什么根据,他说吴弘达拿的小型录像机就是间谍工具。我说怎么没有看到任何一家美国报刊这样报导,谢反驳说,‘美国媒体都是垃圾。’我后来在评论吴弘达事件时批评了谢选骏这种说法。”(旧金山《中国之春》一九九六年九月号)


我后来也想过,曹长青如此胡编乱造是否因为那天在《北京之春》编辑部因为文章不能发表而气疯了,所以见缝插针到《中国之春》上大骂《北京之春》,顺便迁怒于人,结果连记忆力都发生错乱?我想,可能曹长青这个人在美国压抑得太久因而心理病态甚至精神错乱,不要理他,免得抬举他了。所以许多朋友告诉我现在有一种“曹长青病态现象”,就是挖掘名人隐私来卖钱,甚至不惜扭曲事实、造谣诽谤。


我和这些朋友说,曹长青简直颠倒黑白,我要问问他怎么回事。这些朋友都说,“你怎么和曹长青争论问题啊?他正好找不到写作素材呢。曹长青这个人可危险了,他对好朋友都下套,他到处给人打电话,然后秘密录下音来,以便将来能“派上用场”,添油加酱之后就可以做成“名人丑闻”的大菜,至少可以混点稿费,可能还有别的特殊用途。尽管这种窃录行径在纽约是违法的,甚至可能被告以致定罪、坐监,但曹长青为了特殊目的而甘愿承担这个风险,曹长青告诉别人说他经常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阅读法律书籍,虽然他的英文不怎么样,但是他很用功,为了出名绞尽脑汁,日益思索,他要研究明白如何打击别人又可以逃避法律制裁,他的研究结论是:美国许多“丑闻作家”都是以这种揭露名人隐私的方式大获成功,并且取得了优厚的经济报酬。


看来,曹长青确实是一位善于移花接木、造谣生事的丑闻作家,而且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就拿《中国之春》上的那篇文章来说吧,大家想想,谢选骏怎么可能在《北京之春》编辑部大骂“美国媒体都是垃圾”?因为这样一来岂不是等于当面辱骂《北京之春》也是垃圾了吗?可是当天和《北京之春》发生纠纷的不是谢选骏,而是曹长青啊。显然,曹长青是在用别人的的嘴发泄自己对美国的媒体(包括他发表不了文章的《纽约时报》)的仇恨,同时,又用他自己辱骂美国媒体的脏话来抹黑别人,一箭几雕!这样阴险的手法,不是所谓“文革遗风”,就是“《深圳青年报》败笔”。


另外,他还通过伪造别人的谈话而辱骂了他自己声称如何尊敬的“朋友”吴宏达——即使他不是有意借此机会宣布“吴弘达拿的小型录像机就是间谍工具”,也不应该再度利用别人的不幸来说是非,曹长青这样通过伪造其他人的谈话来把自己的朋友说成是“美国特务”的做法,实在是太不厚道了。


现在吴弘达也死了,所以我想起了这个事情。如果他在阴间还有知觉,就让他找曹长青算账罢!


2016年5月发自纽约


谢选骏:贵族处境的危险性



《人工智能未来可能会太聪明令其意外摧毁人类》(BBC 2019年10月30日)报道:


专家说,即使友善机器人也会倒戈——从英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到特斯拉创始人伊隆·马斯克( Elon Musk)等世界顶尖人工智能(AI)专家,都曾表示过AI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真有一天,人类会成为自己发明的机器人的受害者吗?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斯图尔特?罗素教授(Stuart Russell)是该领域的专家。他在刚出版的《人类相容:人工智能与控制问题》("Human Compatible: AI and the Problem of Control")一书中指出,这种威胁并非来自机器人开始有了自我意识,并起来反抗人类主人。而是因为这些机器人能力变得超强,最后有可能是因为人类的疏忽,为机器人设置了错误的目标,让他们无意中把我们都消灭了。罗素教授表示,这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而不是像好莱坞大片中所描绘的那样,人工智能开始有自主意识,并向人类倒戈,最后把我们都杀光。罗素教授强调:我们应该担忧的不是意识,而是它们的能力(competence)。


“超强能力”——机器人对人类交给他们的任务越来越胜任。罗素教授在接受BBC的采访时表示,假设我们发明了一个可以用于控制气候变化的强大人工智能系统,并且能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恢复到工业革命前的水平。该人工智能系统经过分析后认为,最容易的方式就是消灭人类,因为人类活动是产生二氧化碳的最主要来源。


当然人类可能会对机器人说,你做什么都可以但就是不能把人类全灭绝。人工智能系统然后可能会说服人类少生孩子,直到最后没有人生孩子,人类慢慢灭绝为止。


这个例子是想强调与人工智能有关的风险,这些风险都是人类在创造人工智能前并没有想明白的。


超级智能


英国剑桥大学存在风险研究中心(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xistential Risk, at Cambridge University)表示,当前大多数AI系统都是相对“狭窄”的应用程序,专门用于解决某一领域中的特定问题。


但1997年,超级电脑深蓝(Deep Blue) 打败了国际象棋世界卫冕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成为人工智能史上里程碑。深蓝的胜利是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然而,虽然深蓝击败了世界象棋卫冕冠军,但深蓝却可能连一场简单的跳棋游戏都赢不了。因为深蓝的设计者是专门让它下象棋的。但这才仅仅是开始,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进步,阿尔法围棋的最新版AlphaGo Zero在经过短短3天跟自己练习之后,已经达到了超人水平。AlphaGo Zero通过深度学习,已经不太需要太多的人工程序。 它成为围棋、国际象棋以及将棋(又称日本将棋)的高手。这里,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AlphaGo Zero完全是自学成才。


剑桥大学存在风险研究中心表示,随着人工智能逐渐强大,它可能会成为超级智能。它会在许多,或是几乎所有领域都超越人类。罗素教授说,这就是为什么人类需要收回控制权。罗素教授说,人类需要收回控制权,否则就晚了。罗素说,赋予人工智能更明确的目标并不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因为人类自己都无法确定这些目标是什么。罗素表示,人们应该彻底改变建立人工智能系统的整体基础,例如,不再给机器人一个固定目标,而是让人工智能系统必须明白,它不知道目标是什么。一旦人工智能系统以这种方式运作的话,它就会听从于人类的指挥。在执行任务之前,它会寻求人类的许可,因为它不确定这是不是你想要的。罗素教授表示,最至关重要的是,它们(AI)会乐意接受被随时关闭的选择,因为它们也希望避免做那些你不喜欢的事情。


神灯中的精灵——罗素说,我们现在发明的AI系统有点像传说中的神灯中的精灵(a genie in the lamp)一样,你轻拍神灯,灯里的精灵出来了。你对精灵说:“你给我做这件事吧。”“如果AI系统足够强大,它就会完全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你也会得到你所要求的一抹一样的结果。”但罗素表示,问题是跟神灯中的精灵故事那样,第三个愿望总是要求精灵“取消前面的那两个愿望”,因为我们无法确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其结果就可能造成,那个试图完成错误指令的机器人实际上变成了人类的敌人,一个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到那时,一切就太晚了。


谢选骏指出:人工智能把人类捧上了天,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养尊处优了!人类统统变成了贵族!其结果,也就使得人类整体陷入了“贵族处境的危险性”——那就是由于不再亲历亲为,而丧失了卓绝的能力。因为,人是苦虫,不苦不行。没有锻炼,身体衰退;没有操劳,脑力迟钝。陷入了“贵族处境的危险性”——也就接近了灭亡。

谢选骏:香港人计划击杀中国独裁者



《机器人刺秦皇——香港动画人的科幻狂想》(BBC中文记者 2018年5月5日)报道:


屈原弹结他?导演江记为《离骚幻觉》解画


一个有着楚国祭司屈原记忆的机械人,穿过60年代的香港街巷,在红磡登上火车,前往命定的葬身之地汨罗江;秦始皇找到长生不老之术,一直活到人类改造人与机械人共存的时代,献舞的歌姬左眼突然爆出电光直奔秦始皇而去,与带翼侍卫恶斗直到身体被炸开,漫天掉落一地机械零件……


香港著名漫画家江记(原名江康泉)与一众香港本地动画创作人,以刺激目炫的色彩、强烈的视觉风格,透过动画将战国人物融入香港场景,创造出这样一个时空交错的科幻世界。

 

香港一直是欧美、日本科幻作品热衷描绘之地;由香港本地艺术家们自行诠释这个城市,又会带出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欧美、日本眼中的未来科幻之城


较为人熟知的经典科幻名作如《攻壳机动队》(日本动画)与《银翼杀手》(Blade Runner),以及近年一些科幻荷里活大制作,如漫威《奇异博士》(Doctor Strange)、 《变型金刚》、《环太平洋》等,均有以香港的城市景象作为背景。“(外国作品中的)香港是一个龙蛇混集的地方,有一点无政府、地下社会的状态,就是一个放大版的‘九龙城寨’。因此她有很多可能性,(电影中的)主角往往能在香港找到隐世高人或神秘工具。”江记笑言。


在香港市中心,光鲜亮丽的玻璃幕墙大厦与残破陈旧的旧式建筑并存,既有充满未来感的维港高楼,也有密不透风的唐楼、霓虹招牌、竹棚架、贴着民居低飞的民航机……挤逼、多彩而压抑的城市空间,体现出资本主义极致的反差与张力。


然而以一个充满异域色彩的城市作为故事背景,与以这个城市作为描绘的对象,创作意念上大有不同。“由香港的人创作一个作品给这个城市,我觉得很浪漫,”江康泉说:“我们对这个城市有很多想法,是其他作品没有出现过的。”


以残破唐楼为象征的昔日香港市井风貌,经常出现在外国作品当中,已成为世界对香港的“刻板印象”。江记认为,打破他者想像中对香港的既定印象,重新演绎这些刻板元素,当中有很大的可塑性。


象征香港的极限色彩


“我很好奇,怎样的色彩体系可以代表香港。”团队目前推出了两条动画短片作为先导,具冲击力的风格、鲜明的色彩运用广受好评。这套风格承袭自江记一直以来的漫画作品,江记就曾同这样的笔触为英国乐队《Blur》绘制专辑漫画。大红大绿的色调,充满香港传统市井风格:“粤剧、神功戏、纸扎(纸制殡葬品)与庙宇……我很沉迷那样的用色。”江记解释,虽然这套源自香港民俗文化、将饱和度推向极限的“大红大绿”色彩,骤眼看会令不少人觉得“土”,但它同时也是香港社会集体情绪的写照。


“这么丰富、‘爆’的颜色……不是一种享受(enjoyment),而是觉得没有时间、每一下都要去到最尽。”“(这个城市的人)总是很急,要囤积财富、要将能量以最快最短的时间激发出来,好像不这样就再也没有机会,”江记形容:“要立即、很快做到最爆、最多,是一种对生命的不安与压迫。”


香港《离骚》


为什么一个讲述屈原弹结他、楚王制作机械人、秦始皇活在氧气罩内的科幻故事,要放在六十年代的香港发生?他形容,战后香港既由殖民政府统治,又有国、共势力暗中活动,那种“七国咁乱”的状态,恍如一个世界的缩影;而香港从渔村、转口港、海外华人基地、中国大陆难民收容地、工业城市到金融都会,历史发展每数十年就有极大变动,每一代人眼中的香港都不一样。


“香港的历史感很薄弱,没有纵线;但从横面去睇,同时之间连系着很多不同事物,完全没关系的东西也可以放在一起,就像香港的茶餐厅,”江记笑说。“这作品的一个主题,是将最疯狂的事情拼贴在一起,完全不理会任何边界:在视觉上,日与夜、人与机械人、生与死都难以分辨,历史、时空的边界亦是模糊的:没有人问过我,为什么屈原要弹结他?”


“在香港这个城市,可以放下逻辑、将事情或人物汇聚一起,这种结合充满生命力,”江记说:“非常迷人。”


片名《离骚幻觉》,取自屈原最著名的楚辞《离骚》,一部充满色彩与想像、意念天马行空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屈原在辞中的叩问,也与当下香港的集体情绪呼应。


历史上的屈原与楚怀王青梅竹马,面对秦军压境,屈原主张抗秦,楚怀王却受秦国使节影响,最终被诱至秦国,扣留至死。“屈原深爱他属于的地方(楚国),但那个地方却变得非常陌生…他所坚持的信念不能实现。”江记说:“这种压抑,也是令我对他感兴趣的原因。”


华语世界的动画前景


江记相信,华语动画未来在国际市场上,可参考欧洲的定位:“在美国与日本主导的动画市场当中,欧洲的制作规模比不上,但仍占重要一席,靠的是他们自己的风格、在视觉艺术上新突破。”“观众口味没有国界,欧洲人也会cosplay《火影忍者》,类型才是观众群的边界。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喜欢这个类型的观众。”


近年,在本地市场庞大的中国大陆,动画产业发展蓬勃:根据上月发布的《中国动画电影发展报告》,2017年国产动画上映新片有30部,观影人次达4006.8万。而在市场较小的台湾,近年长篇的制作量也在增加,一些长篇如《小猫巴克里》及《幸福路上》,则以浓厚的台湾本地文化气息获国际影展及奖项肯定,其中《幸福路上》更获颁东京国际动画节的最佳长片奖。


对比两岸动画发展复兴,香港近年虽时有听闻动画短片在海外获奖(《离骚幻觉》先导“汨罗篇”也在日本“DigiCon6 Asia大赏”获颁“评审特别奖”),但动画产业却未有发展起来,上一部被大众记住的香港动画长篇已是十多年前的“麦兜”。江记强调,每年香港都有很多动画制作人材毕业,他们的毕业作品在国际上也获得认可,但产业、市场却未能跟上。他探索过商业、资助等渠道,发现都不能支撑一部动画长片的制作经费,于是发起众筹行动,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对香港本土动画的好奇,拓展香港动画发展的空间。


而以独特风格挂帅的发展模式,最重要的莫过于反照自身,琢磨出属于自己的特色与灵魂。在江记眼中,香港不仅仅是一个摩天大厦与贫穷旧屋混集、视觉元素有趣的“背景”;在九龙城寨式的刻板想像以外,这个城市的时代精神,是他人无法代言的。“刚才我说,香港的文化里有很大的焦虑;但新一代人多了一份理念,与上一代人不同,”江记说:“这一代人正在尝试用人生价值上一些美好的想像,去抗衡那份焦虑。”“这是其他人的作品很少见到的……而我觉得很值得去讲。”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机器人刺秦皇”并非“香港动画人的科幻狂想”;而是香港人击杀中国独裁者的一个计划!因为1960年代的中国,不正是自吹秦皇的毛匪甚嚣尘上的时候吗。而正是2010年代的现在所出现的这种“很大的焦虑”,激发了“新一代人多了一份理念”,结果,这种“与上一代人不同”的“这一代人正在尝试用人生价值上一些美好的想像,去抗衡那份焦虑”的冲动,不仅演化出来上述的“动画穿越”,也演化出了今日香港冲突不断的现实局面。这种香港人计划击杀中国独裁者的冲动——能够改变今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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