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红灯记》改名《红灯区》——中国反对运动活像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网文《民运如何学习瓦文萨？驳胡平关于中国反对运动的谬论》（曾节明 2019.10.11 己亥甲戌庚辰秋阳下午发表）报道：

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反对运动，胡平有三大谬论：

一是“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论，因为胡平所定义的“好”与“坏”的标准模糊，而且“好”与“坏”往往在进行时态下难以判断，更兼现在的街头运动，越来越发展为并无统一指挥的“无大台”运动，因此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理论，不具有操作性，徒然成为胡平类人鼓吹运动退场，为中共维稳的理论。

 诸君请平心静气回首看看，从“占中”到“反送中”……胡平是不是在始终以“见好就收”为由，竭力鼓吹运动退场——好不好都要收？

二是主张中国反对派应当学习波兰前反对派领导人瓦文萨的“聪明”。瓦文萨的聪明是什么？胡平说：瓦文萨在每次运动受到挫折之后，总是自问：是不是有些地方我们做得不够聪明？然后下次行动时汲取教训，尽量（不要）激怒专制当局，以免招致镇压。

胡平主张中国反对派学习瓦文萨，是一条根本行不通的死路，因为波共（波兰统一工人党）与中共的专制有很大的区别，在中共的专制下，中国反对派根本没有学习瓦文萨的空间。

波共是前东欧国家共产党中的最开明者，曾旅居波兰六年的中国异议学者亲口告诉我：即便在波共统治最严酷的时期，也比中共的统治开明。波共始终容留天主教会势力的存在，而且容忍波兰天主教会接受教皇的管理，甚至容许教皇进入波兰主持弥撒仪式……作为共产党国家中第一个反对派组织，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能够在波兰长期公开存在，瓦文萨本人大搞罢工和工运示威活动，又成立“团结工会”，挑战波共的执政地位，居然只坐了两年牢——1981年第二次被抓后，坐牢期间还得到波共总理雅鲁泽尔斯基的秘密会见……波共的这些相对开明，在中共统治下是不可想象的。

在中共专制下，绝无宗教自由，毛泽东时代“三教齐灭”，邓小平“改革开放”后恢复的宗教，都是由中共严密控制的“爱国”宗教，宗教的负责人都是共产党的公务员，中共一直镇压基督教家庭教会，更不容许教皇对中国天主教徒的丝毫影响……虽然说八十年代，在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个人开明的影响下，中共的专制一度有所松动，但反对派的活动空间，仍远不比波共统治下的波兰。“六四”屠杀后，中共重新大力强化极权，江泽民强调：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中，胡锦涛要求：“防微杜渐”、“滴水不漏”，并创立了国保“大维稳”系统，习近平叫嚣“亮剑”、意识形态主动出击……中国反对派不要说空间，连缝隙都越来越没有了！

而瓦文萨的“聪明”，是建立在波共相对开明的基础上，想要以“聪明”的方式，与专制当局周旋，是需要以一定活动空间为条件的；象“六四”后的中共那样，堵死产生“道义领袖”的任何空间，试问你如何“周旋”，你的“聪明”有什么用？瓦文萨大搞工运，成立成员上千万的反对党，只被短暂地监禁，得享充分地自由之身，能够从容查找不足，以便下次做得“更聪明”，中共则直接让中国地瓦文萨们进牢里检讨，而且再无下一次机会！

试看，中国的“和理非”楷模刘晓波，比瓦文萨低调得多，也温和得多，却遭中共判刑11年，“被癌症”死于狱中，刘晓波的结局说明了什么？

始终以“和理非”抗争，而且未免授中共抓人把柄，一直不成立组织的高智晟律师，照样被中共折磨得九死一生，迄今人间蒸发，尚不知在何处……请问胡平先生，高智晟该如何学习瓦文萨？

2011年秦永敏先生出狱后，非常低调，连“民运”都不提了，创建一个“玫瑰团队”，刊贴的都是些宪政启蒙维权改良的东西，简直“和理非”得不能再和理非，但仍然于2015年，被习近平当局以“接受境外采访过多”、“写文章过多”为由，投入监狱，再次判处十年以上重刑。

请教胡平先生，秦永敏当如何学习瓦文萨？秦永敏是不是应每天闭门盘腿打坐，才算“聪明”？

胡平鼓吹中国反对派学习瓦文萨的“聪明”，与当年张伯笠鼓吹“八九”学领学习印度甘地，是类似的荒唐，中国“八九民运”之所以万不能学习甘地的绝食运动，因为甘地所面对的英国殖民当局，是有底线的统治者，这与草菅人命的中共邓小平、陈云一伙是完全不同的，邓小平、陈云本来就恨不得杀了你们这些“动乱分子”，还怕你们绝食而死？他们怕的是你们绝食而死，死得太慢了！

学习是要具备条件的，因为中共与波共的重大差别，中国反对派根本就不具备学习瓦文萨的条件，刘晓波的悲剧，也证明了此路不通，胡平却喋喋不休地鼓吹中国反对派学习瓦文萨，这客观上是在忽悠中国反对派走死路。

三是鼓吹反对运动要“守法”，并以国际社会也有禁止蒙面游行地法律为由，在《禁蒙面法》出台之前，就一再指责香港反对派。

然胡平在一再指责港人蒙面游行示威“不负责任”地同时，却对港警地蒙面包头、甚至遮盖警号的不负责任，选择性的失明。的确，西方国家也有禁止蒙面示威的而法律，但哪个西方民主国家有容许警察执法时蒙面、遮盖警号的法律？？

“反送中”游行之初，抗争港民并未蒙面，港人之所以蒙面，完全是林郑月娥政府对和平示威者暴力镇压、狂抓滥捕逼迫的结果，胡平对此却视而不见。胡平单方面鼓吹游行者不要蒙面，要“公开”、“透明”，实际上是鼓吹香港抗争者去自投罗网，以为港警抓人提供方便。胡平一方面拼命鼓吹反对派“守法”，一方面却对中共在公民权利方面遍制恶法视而不见，比如：中共国虽有游行示威法，又有规定游行示威需向警方报批的恶法，而“六四”以来，中共当局对游行示威申请非但不批准，反而普遍抓捕和迫害游行示威的申请者，以至于现今在大陆申请游行示威，等同于申请“不示威游行”，等于自我暴露、自投罗网……请问胡平，遵守这样的法律，游行示威还搞得成么？这不是自首又是什么？

再则，习近平当局现在非但钳制言论变本加厉，还推出了禁止“翻墙”的恶法，反对派若按胡平的主张，去守这样的法，还能做事吗？守这样的法，不是等于自己把自己的眼睛蒙起来，耳朵堵起来吗？而且还省去了中共亲自动手的麻烦。若是这样，还算什么反对派？可见，胡平的“守法论”，就是忽悠反对派无所作为，就是在帮中共维稳。

谢选骏指出：所谓“中国反对运动”为何？见仁见智。难怪七十年来一事无成。何为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在毛泽东的样板戏《红灯记》中，两只共产党员互相检举，其中一个叫做李玉和的，斥责另外一个叫做王连举的，就是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因为后者熬打不过，投靠了日本的蝗军。后来通过毛泽东的狗婆娘江青同志的大力传播，“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特质“叛徒”而言。可叹共军连蝗虫军队都打不过，后来多亏美军的两只原子弹，蝗军才会降伏在地。当然，《红灯记》这种戏剧也能问世，实在出于毛泽东愚蠢的无知，他的狗头里没有自由世界的红灯区，只有共产共妻的红色娘子军，否则打死这个穿着圆口布鞋的湖南老帽，他也不敢如此命名他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了。不过现在我可以保证，无人问津的《红灯记》如果改名《红灯区》，适当捋顺一下剧情，就会“大大叫座”——不仅可以摘下奥斯卡金像奖，也可以拿下诺贝尔文学奖了。

谢选骏：刘文彩的原型其实是毛泽东

《刘文彩后人今何在？学者多经商的少 孙子被活活勒死》（史海观复 2019-11-06）报道：

听，人的烦躁和不安都在蠢蠢欲动，看，心的贪婪和梦想都在步步为营，说，不惧飙风的贫穷，不惧世态炎凉的懒惰还在生命的深处挣扎。一生一世，如花开花落，孰胜孰死，如同一杯云水禅心，如同一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人生世事无常，当下的繁荣抵不过时间的流逝。

“租债比山高，压断穷人腰，地主手里算盘响，佃户头上杀人刀；四方土地都姓刘，千家万户血泪仇！”这是建国后描述大地主刘文彩的课文。刘文彩是民国末期的大地主，出生于十九世纪末的四川大邑县安仁镇。他的父亲在盛年之时一共拥有三十多亩地，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大地主。

刘文彩有一个弟弟叫做刘文辉，是当地手握重兵的大军阀，被人称作是“西康王”。刘文彩仗着自己弟弟的权势，肆意妄为，欺压百姓。在百姓身上增加了很多种千奇百怪的苛捐杂税，例如花捐、厕所捐等等。被当地群众称为“刘老虎”。在百姓名不聊生的乱世中，刘文彩凭借着剥削欺压百姓，这位臭名远扬的大地主赚的盆满钵满，短短几年间自己的家产扩充了数倍。他曾经的地主庄园保存完好，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这位大地主也不是完全的残酷，他在发达期间也曾自掏腰包捐钱给当地的教育事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经过了数十年，这位曾经赫赫有名的大地主，他的后人又如何呢？

大地主刘文彩后人如今在哪？学者多，经商的少，孙子被活活勒死

刘文彩一共有过两任妻子，他的原配是吕氏。吕氏出生于普通的农民家庭，她和刘文彩的婚姻是传统的包办婚姻，她也有着很多劳动妇女都具备的吃苦耐劳和善良豁达的美好品质。但是吕氏刚刚嫁入刘家的时候，刘文彩的生活还比较困苦，而刘文彩的第一双孩子正诞生在这种环境中。在困苦的环境中，吕氏充分发挥了艰苦奋斗的品质，勤劳持家。但是也是由于长期的劳累，导致吕氏的身体早早地就垮了。艰苦的环境和长期的劳累使得吕氏的一双儿女身体虚弱，在乱世中不幸地夭折了。

在吕氏去世三年后，刘文彩娶了杨仲华为妻。杨仲华嫁给刘文彩时，只有17岁，她在婚后一共育有一儿二女三个孩子，分别是长子刘云龙、长女刘忆云和幺女刘婉蕙。杨仲华生性忠厚能干，性格刚强，和刘文彩的婚姻生活也是恩爱有加。但是随着刘家的家业越来越大，生活越来越富裕，刘文彩也开始经常出入花街柳巷。

在这之后，刘文彩陆陆续续一共娶了三房姨太太，分别是凌君如、梁慧灵、王玉清。这五个女人贯穿了刘文彩的一生，她们为刘文彩生下了不少的后代。但是如今我们能够了解的只有其中几个孩子，而其他儿女们的资料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大地主刘文彩后人如今在哪？学者多，经商的少，孙子被活活勒死

这位曾经腰缠万贯的大地主，其后代子女却鲜少从商。由现在的资料可以知道，在刘文彩的后人中，有三个后代出国深造了。田正宏是刘文彩的外孙，他大学毕业后去到了澳大利亚，现在在一家商业集团担任高层。

李香宜是刘文彩的外曾孙女，她现在也在澳大利亚生活，在一家音乐学院中担任钢琴教授，她在初中时就在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在国内比赛和国际比赛中曾两次获奖。刘文彩的另一位外曾孙女，现在已经移民到澳大利亚，曾经在成都理工大学上学，后来在隆昌县担任工程师，之后又去了新西兰留学，最后转而到了加拿大

刘文彩的后代中现在比较知名的是学者刘小飞，他是刘文彩第二个孩子刘元华的儿子。在岁月中刘小飞也在慢慢地寻觅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族人。按照家谱延续，刘小飞本名应当叫做刘世飞，但是由于当时的环境山河变色，兵荒马乱，家族文化的传承也逐渐被斩断，便将名字改成了更具有现代意味的刘小飞。

刘小飞一直认为自己爷爷的很多恶毒事迹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多年来他一直在奔走，试图为爷爷平反。在2010年，刘小飞在刘氏宗族的清明会中，刘氏家族的后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安仁镇的刘氏公馆，举行宗族聚会，赴会者逾千。在这声势浩大的聚会中，刘小飞请来了当年刘家的长工，让这些耄耋年级的亲历者讲述当年的真相，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刘文彩。

大地主刘文彩后人如今在哪？学者多，经商的少，孙子被活活勒死

当然，刘文彩恶霸地主的形象已经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故有印象，改变并不容易，在当时也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刘小飞为爷爷平反的努力不止于此，他还根据走访采访出版了一部《出租院》，试图在这本书中还原真实的刘文彩。刘小飞有两个妹妹，都在隆昌县的石油系统工作，虽然刘文彩的很多后人如今也过着平淡幸福的生活，但是，刘文彩的一位孙子却因为自己祖父的恶霸名声被报复而凄惨离世。

刘文彩在地主时期因为剥削百姓，其恶名已经传遍了整个中国。他有一个孙子叫做刘世伟，在建国后虽然躲过了当地人的报复，但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他仍然带着一家人背井离乡逃到了新疆地区，本以为能够在新疆清净的生活。

但是刘世伟没有想到自己的祖父刘文彩的恶名已经传到了新疆，而当地的农民门对刘文彩这种地主的恶毒行径感到十分的愤怒，于是他们便决定大力地惩治刘文彩的后人，也就是刘世伟。就这样，因为自己祖父的恶霸行为，刘世伟被新疆的村民么活活地勒死了，而他的家人包括老婆和两个小孩（大的只有两岁，小的孩子还正在吃奶）也没能够幸免，都被斧子劈死了。

烟花易碎，空枕旧梦醉酒杯。燕子回，明月不懂浮华。白驹过隙间，日月已经走过了无数的轮回，多少烟雨风尘早已消逝在时光的足迹中。刘文彩是恶霸地主也好，或者这些罪名是莫须有也好，一切都随风飘逝了。如今的人们只在镂花灯盏中倚栏顾盼，看花开花落。只将那个乱世中的刘文彩放在记忆中封存。

谢选骏指出：大家可能不知，刘文彩的原型其实是毛泽东——“在百姓名不聊生的乱世中，彩凭借着剥削欺压百姓，这位臭名远扬的大地主赚的盆满钵满，短短几年间自己的家产扩充了数倍。他曾经的地主庄园保存完好，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这位大地主也不是完全的残酷，他在发达期间也曾自掏腰包捐钱给当地的教育事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这不正是毛泽东的活画像吗？毛泽东打土豪，最后自己成为最大的土豪；毛泽东分田地，最后自己成为最大的地主，霸占占了全国的各地的宫馆楼阁不说了，还要监禁妇女，无恶不作……他私设公堂、严刑逼供、制造冤案，他的专政把中国大陆搞得乌烟瘴气。刘文彩的原型其实是毛泽东，他的遗像至今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诅咒和毒化着中国的复兴。

谢选骏：美国将会输掉第二次冷战

《前美国务卿：世界已处于冷战中，和上次一样冷》（美国之音  2019-11-08）报道：

前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说，威权主义的上升是今天最大的民主威胁。贝克国务卿在柏林墙倒塌30周年之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他在那个世界历史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前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柏林墙倒塌是世界发生重要改变的信号。贝克说：“40年的冷战走向终结，柏林墙倒塌象征着那个时代结束的开端。”

有人说，柏林墙的倒塌只是“历史的偶然”。

贝克说：“它确实出人意料，我可以告诉你，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料到苏联会发生内部崩溃……没有人预料到柏林墙会倒塌。”他说，美国之音在鼓励公众支持民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贝克说：“我们知道华沙条约组织的很多国家都发生了民主游行，在很大程度上，我要说，是因为美国之音的行动和努力，我们才得以把信息传播到那些国家。”

不过，过去30年来的局势发展并没有像贝克国务卿、老布什总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德国总理科尔等当时的关键人物所希望的那样。贝克说，冷战后的民主秩序遭到威胁。贝克说：“威权主义上升给民主带来威胁，这无疑发生在俄罗斯，那个制度行不通。”他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家的民主倒退问题，唯一途径是采取我们在冷战中的成功做法。贝克说：“那就是坚决支持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我们就是这样赢得冷战的。”

回顾过去，贝克说，如果西方国家采取更多行动，敦促俄罗斯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我们今天的处境也许会不同。贝克说：“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强烈向往自由，可是威权主义者掌权后，企图禁止自由，或者消灭自由，就会遇到抵抗。”贝克说，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确信我们的原则和价值观就是全世界自由人民追求和维护的价值观。贝克说：“现在，非常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已经处于另一场冷战中，几乎每个方面都和上次冷战一样‘冷’。”

前国务卿贝克说，赢得冷战的唯一途径就是采取赢得上次冷战的方法。

谢选骏指出：愚蠢的贝克，他以为碰巧赢得了第一次冷战就会必然赢得第二次冷战，真是一个不幸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明明知道，第一次冷战的胜利乃是出乎他们自己的意料之外，他还坚信必然，他岂不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马徒吗。他哪里知道，历史没有必然性，只有偶然性；如果按照他的“赢得（第二次）冷战的唯一途径就是采取赢得上次冷战的方法”的思路，那么美国将会输掉第二次冷战的机会将会很大。那么，美国如何才能避免输掉第二次冷战呢？在我看来，只有坚定地朝向全球政府前进；否则的话，只有把全球政府的宝座拱手让人了。

谢选骏：RCEP15国——新的大东亚共荣圈

《RCEP声明：15国明年签协议 印度暂决定不加入RCEP》（2019-11-5 球报）报道：

 

原标题：暂不签RCEP，印度有哪些考量？

第三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领导人会议4日在曼谷举行，会后的16国领导人联合声明称，RCEP的15个成员国已结束所有文本谈判以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谈判，准备明年签署协议。印度决定继续谈判，RCEP的15个国家看来要在没有印度的情况下签署协议，但RCEP的大门依然向印度敞开。

印度没能在这次RCEP领导人会议上与其他15个国家达成一致，这令人遗憾。但印度的态度也不让人意外。在印度的政治环境下，它在这一重大决策面前的退缩应当说可以理解。

印度很怕加入RCEP会冲击国内制造业，尤其担心中国廉价商品的涌入。它希望RCEP的自由贸易程度低一些，给印度更多照顾。但是RCEP其他谈判国之间的贸易便利化程度已经很高，如果过度照顾印度的要求，RCEP就起不到提升整个地区自由贸易水平的作用，等于失去了意义。

加入RCEP对印度整体上是有利的，这种情况就犹如中国2001年加入WTO。当时中国人有种种担心，但是我们有强大的决策机制，而且事实证明，加入WTO倒逼了中国的产业进步，极大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印度的问题在于难以形成这一重大决策的决断力。印度国内存在各种利益集团，政党政治与有些固化的利益格局叠加在一起，形成极强的牵制力。盛行西式选举的国家很容易被短期利益和已有的好处绑架，改革如果有冲击现有利益格局的风险，就会面临很大阻力。

现在印度的反对党用RCEP问题猛攻莫迪，一些行业协会也是RCEP的反对者。印度的谈判风格本身又极其保守，轻易不让步。这一切铸成了印度在最后时刻站到15国达成的协议框架门槛之外。

客观说，印度未能及时抓住一次与蓬勃发展的东亚在经济上深度融合的机会，它也是刺激、倒逼印国内加快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机会。印度作为一个大国，仅仅靠内部动力走向现代化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进一步对外开放，在与外界的交往和碰撞中汲取前进的更多力量。

历史证明，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对外开放而导致了落后，印度在开放的问题上比一些发展水平远不及它的小国还要保守，这真的不是好事情。

不过，加不加入、何时加入RCEP，完全是印度的主权。而且这更多是经济战略的问题，它不该被政治化。相信印度人会在今后的日子里仔细观察RCEP的进展情况，做出他们的思考和总结。

暂时没有了印度，RCEP的规模会小一点，但它仍将是世界最大的自贸区之一。由于它是开放的，不排除今后印度还是会加入进来，也可能有其他国家进入RCEP。RCEP的发起者是东盟10国，不由某个大国主导，它的谈判过程更加公平，也更加远离地缘政治，汇聚了各个国家实现进一步经济发展的愿望，因此它很可能极具前途。

RCEP还有一大特征，那就是它的谈判国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上有很大差异，它们能够专注于经济合作，谈成一个庞大的自贸协定，具有重大示范意义。贸易自由化是大势所趋，以谈判的方式化解分歧，形成最大公约数，注定是未来最主流的国际关系路线。

印度暂不签RCEP，对中印经济关系不会产生负面影响。中印贸易额一直在上升中，这一趋势今后应该会继续保持，中印发展经贸合作可以另辟空间。中印是邻国，两国要长久发展，断离不开它们彼此加强交流合作所意味的正能量。

谢选骏指出：RCEP15国明年签协议，印度决定不加入——这很正常，因为这个RCEP——其实就是“新的大东亚共荣圈”。难怪李克强“总理”说RCEP这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奠基”。但我一看，除了澳洲两国不到三千万人，其余十三国加起来，正好是日本在二战期间的占领区。如果十多亿人的印度也加入进来凑热闹，反倒有些格格不入、成何体统的了。如果印度加了，那RCEP反倒不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奠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没戏”了。印度，毕竟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老师啊。啊METOO佛。

谢选骏：澳大利亚只能算是个岛屿

《中国崛起如何反衬出澳大利亚的种种问题》（BBC 2019年11月17日）报道：

李克强正在访问澳洲，与总理莫里森见面。澳大利亚和中国持续升级的彼此指责及安抚，对两国关系造成深远影响。但澳中关系专家、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凯瑞·布朗（Kerry Brown）教授撰文指出，在批评北京的情况下，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也没有适当地检视自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据说将澳大利亚称为“孤独的大陆”，然而从最近双边关系的起起伏伏，澳大利亚人除了感到孤独之外没有任何感受。

中国为澳大利亚提供了众多且不断增长的游客和留学生，而且自2010年以来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澳的投资也成倍增加，但因为坎培拉担心中国投资带来的安全和干预问题，澳大利亚当局也开始审查这些投资。

在过去的十年中，澳大利亚已更换了五位国家领导人。 从会讲中文的陆克文（Kevin Rudd）到现任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尽管各有差异，但他们执政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发现，与中国打交道，从来都不容易。原因并非是这些领导人不想找到有效的打交道模式。譬如，陆克文曾试过以“真正的朋友会彼此坦诚”的方式与北京打交道， 但却失败了，原因是陆克文允许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达尔文港口北部轮训，让北京认为他实际上与美国太过亲密。

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在位时试图寻求面向亚洲的整体外交策略。但是，中国在亚洲如此庞大这个简单事实让她的外交战略窒碍难行。后来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在2013年当选后迅速淘汰了这个策略。

阿博特试图靠近日本，如果当年他能在坎培拉政坛的残酷环境中多待两年，或者日本当时真的能像北京一样，提出了诱人的金融提议，那么当初这个策略是可以行得通的。

对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而言，他多年担任资深律师和战略家，致力于建立更加务实、平衡的关系，但这一策略因为澳大利亚地方及联邦政客被指受到北京的影响而破功。特恩布尔政府随后制定了剑指中国的“防止外国干预”法案。

现在，莫里森总理走的道路也同样曲折：在语言上对中国强硬，但同时需要接受残酷的现实——对澳大利亚的繁荣来讲，中国仍然是最佳选择。正如他本周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会晤所显示的那样，礼遇总是会带来回报。

毕竟，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访澳时，他在坎培拉的联邦议会表示，澳大利亚需对中国抱有更大的野心和冒险精神。中国喜欢法治，也喜欢澳大利亚制度的可预测性。那中国为什么要寻求破坏这些属性？

问题的一部分只是关于大小。中国崛起后成为关键玩家，也许是澳大利亚的关键玩家，但后者只有2400万人口。澳大利亚悠长的海岸线需要管理，但十分令人迷惑的是，该国却只有27,000名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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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与中国交往的种种，也使得澳大利亚国民心理中一些深层但通常被隐瞒的脆弱性暴露出来：尽管地理位置身处亚洲，但这个国家直到最近都从未想过要成为亚洲国家。

最近几十年，澳大利亚的移民主要来自欧洲，美国则是安全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现在，澳大利亚正在接收大批来自该地区的新公民，其中许多移民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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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激增。

澳大利亚的大学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有些大学有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这就意味着这些通常自由的教育机构，依赖着来自价值观截然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资助。

澳大利亚国家广播公司 （ABC）最近在《四角》（Four Corners）纪录片中包含了几乎偏执狂的说法，即该群体中的许多人由于其政治干预以及他们作为技术间谍而可能开展活动的说法，对澳大利亚构成了安全风险。

亦有些案例表示，一些学者对台湾、香港或新疆等问题感到压力。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有时对这些争议也确实采取严厉措施。但即便如此，还是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中国人会觉得自己对澳大利亚国库的贡献，以及来到澳大利亚学习新技能的过程被外界解释得如此不堪而感到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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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面临的挑战

眼前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没有哪个澳大利亚领导人真正在解决中国问题。 他们一直热衷于在合适的时候谈论中国这个庞大而又截然不同的新伙伴在价值观和世界观方面所构成的威胁，但却不太热衷于谈论自己国家的恐惧及自身问题。

只有前总理阿博特对中澳关系有所见地。当年在一次私下谈话中，他对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提到，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态度是典型的“恐惧兼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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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总理莫里森正在追随前任领导人的脚步，并继续采用高度矛盾的态度面对中国。

澳大利亚可以避开来自中国的投资、学生以及机会，有时亦确实如此，华为便是一个例子。但是，这样的大规模尝试，例如在印度太平洋寻求其他合作伙伴关系，将意味着巨大的牺牲，并将对其思维方式进行重大调整。

目前看来，现任总理莫里森正在追随前任领导人的脚步，并继续采用高度矛盾的态度面对中国。这可能是出于非常简单的残酷现实，那就是，除了“站起来”面对中国威胁，发表自信谈话之外，他的政府和国家别无选择。

凯瑞·布朗（Kerry Brown）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汉学研究教授和“刘氏中国研究院”院长。 2012年至2015年，凯瑞·布朗担任悉尼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兼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这个老肥婆不会穿裤子，一天到晚像个白痴那样泡在游泳池里，由此顾影自怜起来，想象澳大利亚是个“孤独的大陆”，就像老肥婆毛泽东自己一样。其实，澳大利亚只能算是个岛屿——澳大利亚国土面虽在世界排行第六名，面积为700万平方公里，但格陵兰岛的面积也有200多万平方公里，凭什么澳大利亚就称为大陆而不能叫做岛屿呢？再说了，澳洲的人口仅仅相当于台湾岛，一个澳洲的产值还不如广东，更不如美国的加州——加州GDP超过英国成全球第五大经济体，难怪他们叫嚷要独立。“澳大利亚只能算是个岛屿”——从这个角度也只有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澳大利亚的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谢选骏：美国确实在向罗马帝国的方向演变

《雷墨：特朗普不会被弹劾，可连任就难了》（2019年11月07日 波讯）报道：

2019年10月31日，在美国华盛顿，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在众议院针对总统特朗普进行弹劾调查程序的决议案投票前举行记者会

10月31日，美国众议院以232票对196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决议。

特朗普在决议通过后发推特，称这是史上最大的“猎巫行动”。他气急败坏，倒不是说总统大位不保，而是连任选情堪忧，至少会是更加艰难的爬坡。

不过，所有194个共和党众议员一致投下了反对票，无一人倒戈，因而CNN称，特朗普在这场投票中取得了“胜利”。

特朗普在投票后在社交网站上称，“这是美国史上最大的‘猎巫行动’（Witch Hunt）”并在投票前表示，“弹劾骗局只会伤害美国股市”

众议院这次通过的决议只是“弹劾调查”，而非“弹劾”本身。也就是说，让9月24日启动的弹劾调查在程序上更加名正言顺。

但这种“先上车，后补票”的做法并非毫无意义，而是反映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深谋远虑。特朗普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早在2017年5月，特别检察官穆勒启动“通俄门”调查时，民主党内就出现了弹劾特朗普的声音。当时还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的佩洛西，一直压制党内支持弹劾的声音。

2018年11月中期选举，民主党夺回众议院后，弹劾声浪渐高，但佩洛西依然选择按兵不动（美国宪法把弹劾总统的权力赋予众议院）。

2019年3月穆勒提交“通俄门”调查报告后，民主党内支持弹劾的声音给佩洛西造成了不小的政治压力，但她还是顶住压力，未采取行动。

为何佩洛西对穆勒长达448页的专业调查报告“不心动”，仅7页的“通乌门”举报信却让她迅速行动？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

因为佩洛西是个老练的政客，她知道弹劾特朗普不只是证据有无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讲一个让美国选民信服、并能影响民意的“弹劾故事”，从而达到拉低特朗普支持率的目的。

没多少普通美国人会去看穆勒的调查报告，弄清“通俄门”的来龙去脉。而且，在政界德高望重、专业能力无可挑剔的穆勒，报告写得非常“佛系”，唯恐自己的调查结论被政治利用。

所以，复杂的“通俄门”不是一个易于向美国选民推销的好故事。

但“通乌门”就不一样了。特朗普拿美国的4亿美元援助，施压乌克兰调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儿子涉嫌腐败案，这种做法涉嫌滥用权力，甚至里通外国。事实简单明了，是一个非常好理解的“故事”。

从这个“弹劾故事”可以看出，佩洛西在一个一个地“挖坑”，截至目前，特朗普与国会共和党人却在一步一步地往坑里跳。

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通话发生在今年7月，举报人在8月把举报信送到国会。作为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可能不知道举报信一事，但她选择引而不发。

9月初，美国媒体曝光“通乌门”，特朗普及其在国会的共和党支持者称此事为“道听途说”。

美国舆论持续发酵后，佩洛西在9月24日宣布正式启动弹劾调查。受到“刺激”的特朗普在第二天公布了与泽连斯基通话的文本。而这个本想自证清白的文本，基本上证明了“交易”的存在。

这样一来，“道听途说”被特朗普自己证实是“瞎说”。随后，众议院接连发出传票，展开密集的闭门听证会，搜集“通乌门”的直接证据。

为何佩洛西选择在“通乌门”被媒体曝光、舆论持续发酵后才宣布启动弹劾调查？因为她知道，“弹劾故事”是讲给美国民众听的。

宣布正式启动弹劾调查后，美国民众支持弹劾调查的比例明显升高，说明佩洛西的策略初见成效。

美媒10月10日发布的援引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一项民调显示，51%的美国人现在认为特朗普应该被弹劾和免职，高于7月份的40%

随着弹劾调查的深入，特朗普与共和党开始转移焦点，把攻防重心放在“程序问题”上，指责民主党发起的弹劾调查，没有经过众议院全体投票，属于“非法”。

佩洛西一方面回应称弹劾调查无需经过全体投票（美国宪法确实没有规定弹劾调查需要众议院全体投票），另一方面紧锣密鼓召集听证会、搜集证据。

如果在共和党提出“程序问题”时，佩洛西就举行全体投票，虽然决议的通过也没有悬念，但根据国会规则，每位共和党众议员都有传唤、听证的权利。

那样一来，目前主导弹劾调查的众议院情报、外交和司法委员会召集的听证会，就可能因共和党议员发起的“海量”传票而举步维艰。

在国会政治中，这叫“拖延议事”，即以合规手段阻挠议事，达到事实上无法议事的目的。

目前基本可以判断，“通乌门”的证据搜集得差不多了。共和党不是主攻“程序问题”吗？那10月31日的投票，就是民主党的正面回击。

如今众议院已经通过了弹劾调查的决议，那么白宫与国会共和党人再无理由拒绝众议院发出的传票，阻挠弹劾调查也“无法可依”。“程序问题”由共和党提出，这客观上增加了民主党回击的效果。

10月31日的决议，也规定了弹劾调查从闭门听证转向公开听证的方案。这是讲“弹劾故事”的第二步，即把搜集的证据向美国民众公开。

当年尼克松总统的弹劾案，国会的公开听证会进行了全程电视直播，赞成弹劾调查的比例迅速攀升至60%以上。

目前有党派倾向或中立的各类民调中，赞成对特朗普展开弹劾调查的比例最高不超过55%。一旦转入公开听证，这个比例会如何变化？这是特朗普无法淡定的重要原因。

受到特朗普弹劾案的担忧，美国股市周四收低

从逻辑上说，新增的赞成弹劾调查的民众，在2020年大选中把选票投给特朗普时，至少会更犹豫。

不过，从9月24日启动弹劾调查以来的民调可以看出，支持弹劾调查的比例一直高于赞成弹劾特朗普的比例。换句话说，美国较为主流的民意，是让选民来决定特朗普的去留，而不是哪个党派。

政坛老司机佩洛西深知这一点，刻意避免给美国民众造成民主党想“政变”的印象。

10月31日的投票后，对于众议院是否会启动弹劾条款，佩洛西未置可否。也就是说，是否弹劾特朗普，她还没有做决定。因为她的真实目的，是向美国选民讲“弹劾故事”，拉低特朗普的支持率。

特朗普大厦外举牌支持弹劾特朗普的民众

虽然截至目前的“弹劾故事”讲得还不错，但最终会有多大的政治效果还很难说。重要原因在于，如今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现象，达到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

1974年2月6日，美国众议院就是否对尼克松展开弹劾调查举行投票，结果是410票对4票。也就是说，弹劾调查已经成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

从政党政治角度看，如果当时民主党与共和党醉心于党派政治，而不在乎启动弹劾调查这样的政治决策，绝无可能形成那样的共识。

但当年的共识如今已绝无出现的可能。10月31日的投票，可以说是“整齐划一”。

以党派为界限，所有的共和党众议员都投了反对票（一位脱离共和党的议员投了赞成票），民主党众议员中除了两位，其他人都投了赞成票。如果不是党争激烈，投票怎么会如此整齐划一？

当年的尼克松弹劾案，国会议员能形成共识，说明民主、共和两党能就重大的政治决策达成妥协甚至合作，这也是美国民主政治运转顺畅的体现。

某种程度上说，妥协、合作是三权分立的内置基因，但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凸显了美国政治的这个“基因”在变异。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即便弹劾调查进入国会公开听证阶段，特朗普也不太可能迎来至暗时刻。

赞成弹劾调查的比例可能会升高，但特朗普在政治上的独特之处是，他的民意支持率有“托底”，即基本盘相当稳固。即使支持弹劾调查的民意在升高，但特朗普的支持率总能稳定在40%左右。

关于弹劾调查，佩洛西曾说，“事情的发展轨迹和时间都取决于真相，我们需要寻找真相”。

但不幸的是，她对“真相”的执着发生在美国的“后真相时代”。90%以上的民主党与民主党支持者赞成弹劾调查，这是“真相”。但几乎同样比例的共和党与共和党支持者反对弹劾调查，这也是“真相”。

佩洛西与民主党人想使“弹劾故事”发挥最大的政治效力，必须做到让这个故事有足够高的“收视率”。但如今政治极化的美国，是一个“多屏”的美国，民众的目光更愿意放在更能反映自我预期的“真相”的那块屏幕上。这是特朗普民意支持率有“托底”的社会根基。

鉴于共和党众议员在10月31日的投票中全体投了反对票，如果众议院在结束弹劾调查程序后启动弹劾条款，那么参议院共和党人投反对票的底气会更足。

历史地看，参众两院议员就重大议题的投票意向会相互影响，因为议员们不得不考虑投票的政治后果。

众议院的投票结果表明，共和党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护主”的统一战线。无论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对弹劾特朗普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们赞成弹劾特朗普的风险，会大于反对弹劾的政治收益。

目前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47对53个议席的现状意味着，特朗普遭弹劾下台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弹劾成功需要67票赞成）。

但是，从美国政治现实的角度看，特朗普政治上安全系数越高，那美国政治体系的安全系数就越低。围绕弹劾调查的政治较量，也是对美国政治体系的“压力测试”。

如果特朗普成为历史上首位遭到弹劾但又成功连任的美国总统，那对美国政治意味着什么？

网民哀嚎：

hyb  1小时前 edited

整篇（故事）确实是作者利用所谓的（推理）而缺乏了（逻辑）的依托，来编造类神话故事！

撇开其他事关特朗普的丑闻及（私通俄罗斯门）不说。单就一个（通乌门）的整个事件的事实真相，是否暴露了特朗普践踏美国宪法、践踏美国法律，越权勾结外国政治势力，用胁迫、威胁手段，来获取对特朗普个人政治利益有关的（好处）？！

那么，美国的一个（国家总统），在利用（国家总统的权力），勾结外国政治势力，是否属（涉嫌勾结外国政治势力，干涉美国内政）？！这样的（美国总统）的涉嫌（里通外国），还属（政党派别之争）？

美国公民会（认同）作者的瞎编的（神话故事）吗？！

故而弹劾美国特朗普，已经事关（美国国家安全）的大问题！怎么作者至今的（认知）还停留在小学生（识字阶段）呢？

至于，特朗普是否因弹劾下台？谁都不敢（打包票）。但，作者危言耸听的（神话故事）的（结尾），恰恰又露出了作者瞎编的（故事）的自相矛盾的破绽；特朗普会因此失去（选票）而影响（连任）。

那么，是否作者的（暗示）；只要是（国家总统），即使勾结外国势力，干涉美国内政，就算遭到弹劾，也属（无罪），不属（叛国），照样有（基本盘）保驾护航及美国（共和党）在党派利益驱动下，会站在（里通外国）的（国家总统）一边，而不顾美国国家是否安全！（基本盘）更是会将美国安全遭到颠覆性的（里通外国）而不顾，要（顾及）特朗普的（连任）及在特朗普（连任）后，加速勾结外国任何政治势力干涉内政，加快美国的衰亡？！

一个总统，有涉嫌（里通外国）事实证据，难道不该依法举行弹劾？这样的（里通外国政治势力）的嫌疑犯，还能继续（掌控美国国家总统权力）？实在是匪夷所思！作者的脑袋，是否（被进水）？还是被特朗普N（门）挤扁了？！

本文作者，你的叵测居心，究竟想达到什么=（政治目的）？！

谢选骏指出：“如果特朗普成为历史上首位遭到弹劾但又成功连任的美国总统，那对美国政治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那就意味着，不论川普的命运如何人，他的胡作非为显示——美国确实在向罗马帝国的方向演变，因为民主体制竟然可以容忍这样迹近癫狂的个人统治了。

谢选骏：巴黎圣母院是个赝品

《巴黎圣母院重建问题 从中世纪背景思维来看》（2019年11月07日 法广RFI 珍妮特）报道：

巴黎圣母院塔尖在熊熊烈火中倒塌——2019年4月15日！

著名的世界人类文化遗传古迹的《巴黎圣母院》在历经一场惨烈大火摧毁后，它的重建，如果在中世纪将会如何进行？

巴黎圣母院，在大火后重建所遇到的这个问题受到法国世界报的瞩目及讨论。如今在重修工程的问题上，落入讨论的重点问题是：支撑圣母院建筑物主轴的梁柱框架究竟应该用金属或木头材质？

在震惊全球的巴黎圣母院代表性的测风向仪尖顶塔楼，在熊熊大火中，壮烈倾圮烧融戏剧性倾圮倒塌的画面传送到每个人的眼目后，现今专家及全球民众都在问：什么才是重建巴黎圣母院的最好方式？

如果说，很明显的大家似乎看法一致地认为，圣母院塔楼尖顶的外观应该保持原型，那么内部梁柱究竟应该用金属或木材，这就引起大家争论，成了有待定夺的问题了：决定应该用何种材料、何种方式来重建，以及应该用含铅建材或是用一种类似的金属材料，但又能够把对于楼顶建筑的铅毒污染减少到最低程度。

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对塔楼尖顶测风向仪的重建，是否应该打造同样造型的尖塔测风向仪，或是采用一个现代化的测风向仪。

若在中世纪，男女信徒从不会真正提出如同上述那样的问题。那么，这是否也象征了我们现代人与这些天主教堂建筑物的关系彻底改变了呢？

在西元第九世纪至十二世纪当中，天主教堂的特色，是为了献给圣母玛利亚而打造的。而在中世纪前期，教堂比较是献给伟大的殉道者而打造的。

在四世纪至1160年间，巴黎圣母院是为了献给了圣徒史蒂芬而打造的，而且这个中世纪的巴黎大教堂也不是建造在巴黎圣母院的所在地，而是建造在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位置。参观考古墓穴的游客现今仍然可以看到一些痕迹！当建造圣母院时，圣徒史蒂芬教堂的后壁的基础被拿来当作新教堂外墙的基础。因此，巴黎圣母院也经历过大教堂的移位，虽然即使只有几十米的距离。

但是，从法国的十二世纪开始，尤其是在意大利的十三世纪，经济的增长使得有可能发起重大计划的纪念性重大古迹的大教堂。所以也就在这时候，天主教当局决定彻底拆除老教堂，拆除依附在别的教堂建筑物上，打造一个新的宏伟教堂，其建筑蓝图，面积规模及雕塑都标志着与老教堂的深度切断。也就是这样，诞生了这座哥德式大教堂，一个并被认为独特且雄伟的建筑。

负责打造教堂的那些建筑师和那些一个接着一个的工程领导们，他们会定期地变更原初的计划。而且不时地，一面施工，一面改变原来的规模，去扩建这个教堂建筑物。

出于美学的理由，主事者继续对巴黎圣母院建筑物的各个部分进行改造。有时会在立面或屋顶上添加雕像。重做一个马赛克或重新刷漆都是很常见的，通常也不会太考虑是否模仿原始的风格。结果通常，会在教堂中添加建造一个高台的讲道台，而其风格与最初的结构根本毫无关联。

这个法文可以被人亲密地直译称为《我们的妈妈》的巴黎圣母院，其结构于1250年左右完成，但在14世纪，在诗班台的四周，加上了了雕刻的木栅栏，许多雕像，祭坛，和现代化的小隔间。因此，不仅大教堂从未被视为一个固定时代的纪念建筑物，它们并且还不断地移动，发展，重建和改造。

那些第一批真正让人对于教堂的这些异质性感到震惊的人在19世纪，例如以公爵Viollet-le-Duc为代表的一些人物，他们明确地要把教堂打造成一个永恒，超越时空的文化古迹建筑物。

为了从这些重大建筑物中消除这些他们认为是时代累积的异端运动，他们任意地想象建筑物的初始状态，结果工程与原来的建筑物的结构愈来愈远。

结果只创建了一个新型态和增加建筑上其他的转换。因此，尽管人们渴望想要“重做同样的建筑物”，但这些大教堂最终将永远是几个世纪以来转型和改建的结果。所以如今真正的问题应该特别在于：我们希望我们的天主教大教堂变成什么样子？只有在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之后，才能获得结论，找出我们想选择的建造世界文化遗产古迹的巴黎圣母院的技术和艺术。

谢选骏指出：上述如何重建巴黎圣母院的争议是多么愚蠢——因为巴黎圣母院本来就是个赝品，是大力改造和重建的结果。既然巴黎圣母院本来就是个大力改造和重建的东西，为何不能再度改造和重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