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港独”青年被捕后的反思和转变 与手足分道扬镳》（2020-10-27 BBC中文）报道：
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民间社会出现一片政治噤声的迹象，“港独”和“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标语绝迹街头。过往提倡“港独”或“自决（民主方式决定香港前途及政制）”的活动人士有的流亡海外，有的解散组织绝口不提过往的政治主张。
在中国和香港政府眼中，港区《国安法》的实施平息了去年以来由反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长达数月的社会动荡。
19岁的钟翰林曾经是“港独”组织“学生动源”召集人，他初中便投身社会运动，自称“勇武派”，主张以更激进的手段进行抗议，这个组织曾在校园外派发传单，遭到北京和港府严厉批评。他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前解散组织，7月底，他因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成为首批因《国安法》被捕的政治人物，目前获准保释，暂时不能离开香港。
“反送中”运动去年6月爆发以来，他的人生和政治主张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辍学抗争而官司缠身，家人离他而去后自己要寄人篱下，昔日众多伙伴流亡和身陷囹圄。今天的他前途未卜，忙着为可能入狱做准备，他的经历代表着众多香港被捕抗争青年面对的挣扎。与此同时，他的心理发生着转变，似乎又与很多以前的“手足”分道扬镳。
被捕以后重看“港独”
今年19岁的钟翰林自小强调香港人的身份，13、14岁已投身社运，参与香港本土派反对“水货客”或新移民等抗议活动。2016年，他成立“学生动源”，以实现香港独立为目标，当年曾经联同其他独派组织，在多间学校门外派发“港独”传单，遭港府强烈批评。
“港独”过往一直在民主派之中是被边缘化的派系，他和其他独派组织也没有扩大至可与主流民主派政党相提并论，在民间得到的支持度并不高。但“反送中”运动爆发后，众多迹象显示“港独”声势壮大，在港区《国安法》生效前夕的抗议，街头支持“港独”或“香港建国”的口号出现的频率，达至高峰。但在港区《国安法》落实前一天，香港多个这类组织纷纷宣布解散，其中一些政治人物流亡海外。当时也有人强烈建议钟翰林去海外，但他选择留下来，解散了“学生动源”，只留下海外分部运作。
7月底，香港警方拘捕前“学生动源”4名成员，钟翰林被指“煽动分裂国家”。香港媒体引述消息称，案件涉及一个港区《国安法》后成立的“创制独立党”，与前学生动源成员有关，声言支持“港独”和“以不设任何底线的抗争模式驱逐中国殖民者”。警方称，涉及的团伙在社交平台宣布成立主张“港独”的组织，其纲领指出“建立香港共和国、不设底线斗争、团结香港所有独立派进行行动”，相关人士宣言煽动其他人加入他们的行列，构成煽动罪行。
钟翰林在10月中接受BBC中文访问时称不方便详细回应自己的案件，“他们指控我在7月中前，以学生动源美国分部和创制独立党在社交网站煽动分裂国家，我在律师陪同下，已留了口供，没就警方指控作出任何辩解。”
他对BBC中文表示，早在几年前，已预言自己会因为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被捕，只是没有想过这么早便发生，“始终我们面对的是极权政府，这个极权政府在过去做了很多独裁血腥的事情，我们要做好最坏打算。”
现在的香港，已很少人敢公开谈论自己支持“港独”，一些亲北京政客表明，“讨论港独”也是不能接受，只能够直接否定“港独”。
钟翰林反思了过往的主张，“现在对我来说，难听一点说，港独这回事是有点不切实际，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我们看到香港的民主、自由、自治，也比起‘反送中’爆发时，更加严重地被收窄，当最基本的核心价值也更细小的时候，谈港独对香港人来说，是很遥远、难以接触的事情，我会选择希望先捍卫香港仅有的民主自由。”
“这刻来说，北京的确是获得阶段性胜利，自从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大量提倡香港独立的人或离开香港，或选择低调，街头抗争大幅减少，市民不敢提及政治性的口号，即使如香港独立无关的口号，市民也有所避忌，的确我们暂时失败，但争取民主这条路是漫长的，一日未到最后也未知结果。”
坊间有种说法认为，一群争取“港独”的暴力示威人士，触碰到北京的红线，而迫使北京推行港区《国安法》，从而收紧香港的高度自治。钟翰林认为，这并不关乎抗议者做了什么事去得罪北京，而是北京希望同化香港，把香港变成另外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这是北京的责任和使命”。
他指出，香港人在北京2008年举办奥运时，有很强烈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感，至2016年，支持“港独”人数也只有约一成多，且常常被指“痴人说梦”。“很多人认为如果中国愿意给予香港真普选，是没必要走向独立这条路，我相信决定权一直在北京，但北京明不明白这个道理，又是另一回事，香港人需要的东西很简单，维持本土特色、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生活模式和核心价值，只要有这些东西，香港人也不会热衷追求独立。”
失联的家人
钟翰林自小父母离异，一直与祖父居住，自从参与政治活动后，他怕连累家人而选择更加疏远家人。在因港区《国安法》被捕后，父亲那面的家人与他断绝联系。
“保释以后，我尝试打给爸爸、祖父，但一直都联系不上，WhatsApp也取消了帐户，与爸爸那一面的家人失去联络，不知他们身在何方。我是和父亲那边的家人政治主张非常不一样，但我也是有点惊讶，毕竟我是他儿子，我保释出来后，他从没致电关心我，好像人间蒸发般，每个父母在子女被捕后，无论政见多不一样，也会去慰问一下，这是我感到比较意外，但我也没有太伤感。”
据他了解，原本与祖父同住的住所内所有与“港独”相关的宣传品、旗帜等等，已被家人销毁。
由于无法联系家人，他现在与其他抗议者同住，没有工作，靠一些支持者向他提供少量金钱应付生活。去年，他为了投入抗议活动而辍学，但如今官司缠身，除了《国安法》案件外，他也卷入另一宗毁坏国旗案件，他没有计划去报读一个相信无法完成的课程。
今年2、3月开始，香港爆发新冠疫情，抗议活动明显转冷，但钟翰林认为，疫情不是令运动渐渐淡下来的主要因素，更大原因是香港人的选择。“很多朋友因不同原因离港，有些朋友遭还押或入狱，与我同行的人现在已所剩无几，政权打压越来越严重，但香港人反而有所退缩，淡化了过去手足的牺牲，这对我是很大打击，一年前我们香港人很团结走上街头，但现在不再走出来为渴望得到的东西努力。”他因《国安法》被捕后情绪陷入谷底，出现长时间失眠，“24小时也睡不着，不吃东西、不见人”，难以集中精神，他大幅度减少接受媒体访问，现在他要定期看医生，服用抗抑郁药物，情况才逐渐好转。
入狱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那种压力也更加迫在眉睫，早前，他接触过往曾入狱的社运人士做准备，安排坐牢后的探访安排和日常用品等等。“剩下来的日子，我尽量抽空见我想见的人，见多一面得一面，这是很现实的，如果我坐牢，不单是我去承受，还有我身边的朋友和同路人，都要承受难过的心情。我会尝试安慰他们，没办法，我们香港就是这么命苦，很多手足面对暴动等更严重控罪，很多人比我更惨。”
以往，他反对别人流亡海外，认为香港是自己的家，如果觉得这儿有不好的地方，应该尽力改变，但《国安法》实施以来，一个又一个同路人离开，他有了新的看法。“离开不是一个问题，更重要是离开不能忘记自己香港人的身份，在异乡也要以自己的方法为香港付出，”他说，“选择留下来是需要面对危险，我决定留在香港与其他香港人奋斗，但结果我被警方拘捕，我留在香港，我不能够同过去般畅所欲言，我会思考会否碰到政权红线。”他指出，一些抗争者因为担心触犯《国安法》拒绝外国媒体访问，现在连这种事也需要勇气。
反思勇武抗争
经历了一年多的持久战，自称“勇武派”的钟翰林对抗争模式有了新看法。
2014年，香港争取普选的占领运动由主张“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活动人士主导，他们被视为运动的“大台”，但79日的占领没有令政权有一丝让步，“勇武派”批评“和理非”限制其行动，导致运动失败。钟翰林在几年前接受BBC中文访问时，狠狠地批评“和理非”以及“大台”文化限制了民主运动的可能性。
去年“反送中”运动中，“大台”角色被削弱，“勇武派”抬头，示威活动从相对和平游行演变成暴力冲突，汽油弹和催泪弹频密出现，城市设施和交通受到严重破坏，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因为非法集结、暴动、袭警等罪名被捕。
不管中国和香港政府如何谴责示威者的暴力行径，“和理非”示威者大多以政权打压力度更大为由，拒绝与激进示威者割席（切割），被形容为“和勇不分”。“过去我会认为，香港抗争不能够依靠‘和理非’，应该全面勇武抗争，走上街头打生打死，就会有民主，但一年下来，又不是这样，很多东西不亲身经历，只在脑中想象，是不够贴地，”他说，“过去一年，我们香港人以这种高的武力程度进行街头抗争，我们又得到了什么呢？我们可以‘精神胜利法’，说撤回了‘送中恶法’（《逃犯条例》），但同时有成千上万同路人因为抗争被捕，带来的这些风险和后果，可以称得上是胜利吗？我不是这样看。”
他没有完全否定“勇武”的成效，但却对“和理非”多了一份体会，“原来有些时候，‘和理非’和‘勇武’不一定是对立，很多事情是不能单靠一方便能取得成功，而是要因应实际情况改变策略。这刻我会思考，除了街头抗争，还有其他什么路去反思，寻求新的出路。”
以往，他也质疑示威中的“大台”令抗争者无法自由实践抗争模式和理念，但这场“反送中”运动没有“大台”时，他又发现难以整合抗争者的共识，同样有其局限性。
最后，他得出了可能得罪其他本土派，但深受众多传统民主派政治人物所相信的论述：“‘大台’是没有问题，最大问题是‘大台’是否听取民意，能否带领抗争者，香港是需要一班人出来引导和带领香港人。”
记者问他对未来有什么期盼以及香港人可以如何争取民主，他慨叹说，“现在是很悲观，中国很强势，香港人似乎用尽一切方法也争不到民主”，未来几年，香港可能步入社运低潮，不会有大型抗争运动。
但他最近读了一本有关前苏联加盟国家独立的书籍，有了不一样的启发。他说，这本书形容波罗的海的国家能够独立，最大的原因是“运气”，大部分争取民主的时间，抗争者都会觉得“无论做什么事情，也难以扭转局势”，最终是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才能找到出路，但没有人知道这个时机何时出现。
“这刻，我们做任何抗争都达不到想要的结果，但不代表没有事情可做，中国正同化香港，新移民会冲淡我们的人口，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全用普通话作母语，与香港本土文化脱节，”他说，“这时候，香港人不能坐以待毙，要捍卫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坚持我们的文化和核心价值，在心里保留意志，在适当时候再出来抗争，这才是现有的新出路。”
谢选骏指出：这些港独分子，思考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既然如此患得患失，何能舍生忘死？不能舍生忘死，如何可能获得自由独立？
《港独青年的自白：政治与文化的中港撕裂》（BBC中文
2019年4月1日）报道：
“香港独立”在香港被视为一条不能触碰的红线，中国政府、香港政府及建制派明确反对“港独”，称其为“分裂国家”的“违法行为”，对中港两地均没益处。就算是香港民主派，对港独运动也有不同声音，他们中很多认为香港没有能力和本钱独立于中国，在中国现况下争取独立，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反之要在“一国两制”下争取最大的民主。但根据香港中文大学2017年一项研究，香港有超过一成人支持香港独立，然而在香港，公开支持或讨论“港独”的人并不多，因为他们或需付上沉重代价，目前香港没有法例去直接禁止讨论“港独”人士，但“港独”人士现在近乎没可能入闸参选成为议员，创立的组织可能会被政府取缔。
支持“港独”的香港民族党去年被香港政府取缔，视其为“非法社团”，任何人以民族党名义运作或工作，都是违法行为。港府方面给的理由是因为无法保证民族党不会以暴力争取香港独立，这是为了“保障国家、公众安全及自由人权”。外界一直盛传民族党被取缔后，其他“港独”组织也会成为下一个目标。但事件引发了香港是否还有言论自由的担忧。英国政府近期向国会提交的香港半年报告书提到，英国不支持港独，但讨论宪制事宜是属于言论自由，“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对选举候选人进行政治筛选……香港的高度自治正被削弱”。虽然中国及香港政府有意杜绝“港独”声音，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于萌芽之时，但“港独”并没有消失，继续产生小规模组织，要求香港独立。
BBC中文采访了两个支持“港独”的青年，这两人不完全代表香港“挺独”阵营，也有很多人或许不尽同意他们的说法，但或多或少反映了这一群体的思维模式以及社会政治的趋势，显示本土意识催生了更撕裂的身分认同，他们否认自己是“中国人”，把香港文化独立于中国，甚至自称“香港民族”。分析认为，“港独”正从政治层面走向文化及身份认同层面。
陈家驹创立了支持香港独立的“学生独立联盟”，自称有20名成员，在游行集会的时候，他的“港独”旗帜往往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他曾经发起声援因旺角骚乱被判入狱的梁天琦及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的抗议活动，又试过到美国领事馆递交请愿信，要求美国尽快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如果有中国、香港官员被指违反人权，美方可有机制予以制裁。学生独立联盟发起的示威活动，人数会多达一百人。因此，他经常成为香港亲共媒体攻击的对象。但他走进独派这条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经历过对中国怀抱希望、走进泛民势力试图推动正面的改变，但中港社会与政治矛盾所产生的压迫感持续，令他觉得香港在中国治下，不会有美好的未来，现在，他寻求两地的割裂。
陈家驹生于小康之家，说自己的价值观深受母亲影响，这位生于1990年4月的青年笑言，母亲是在“六四”事件后，决定怀孕生下他，希望陈家驹能够把香港精神传承下去。母亲常常对他谈政治，见到游行时会告诉他，“游行人士好像在阻塞道路，但我们需要他们，如果没有人发声，社会不会进步”。他形容自己母亲是“反极权”的人，有时带陈家驹参与“六四”晚会，也会在他面前称赞前港督彭定康。
然而，幸福的生活在主权移交后的金融危机产生巨变。一家三口原本住在居屋（香港政府推出的“居者有其屋”计划房屋），但经济困境令他们无法再供楼，父母为此经常吵架，最终离婚收场。此后，父子两人过着飘泊的生活。多年来，房子越搬越小、租金却越来越贵。“我没有稳定的住所，我不知道下一年会住在哪儿，不知未来会怎样，”他说，“我思考很久，为何在香港会得到如此居住环境，对香港政府很反感。”
房屋可以是政策制度的问题，但不一定是支持“港独”的原因。在读书期间，陈家驹不是一面倒反对中国。他一直有留意中国相关的新闻，曾经盼望中国富强后，会步向民主。2008年北京奥运，他会为中国队打气，但同年发生的四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与捐钱等问题，令他震惊，对政权感到失望。之后发生的广东乌坎事件，也令他觉得中国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完全的民主。他现在会用强烈的字眼对中国和中共予以批评。他会用“六四事件”、文革、藏独、新疆“再教育营”等事例，去形容共产党是“极端的敌人”。但他不是一夕之间便成为一个要用行动去争取港独的倡议者，在“雨伞运动”爆发前，他自言是一个“左胶”（指只讲理想的左翼分子），相信和平、理性、非暴力（简称“和理非”）的抗争模式，曾加入温和的泛民政党——公民党，希望透过帮公民党的人助选和从事地区工作，而带来一些改变。
但2014年，他在运动前线，在经历过与防暴警察对峙，吸入催泪弹之后，他改变了。当天，他亲眼目睹警察高举“速离否则开枪”的横幅，警察又用枪支对着示威者。“那一刻，我脚抖起来，我觉得我会死，但身边的人说，我们香港人不会退缩，”他坚持不离开，“那刻很热血，觉得香港人会为民主政制牺牲。”
警方当天没有发射子弹，但却加深了当权者与示威者之间的仇恨。这79天的持久战，当时从事金融业的陈家驹选择不上班，分别在金钟和旺角留守，负责协助管理物资。“我对公司说，我暂时不会回来，你喜欢就炒我（革退），”他说，“这件事比赚钱更重要。”但这场运动没有换来中港政府的任何让步，在他眼中，失败的原因在于“和理非”不一定是最好的抗争模式。
他退出了不支持把抗争升级的公民党，投身更为激进的本土派，参与一些反对大陆新移民、水货客和旅客过多的抗议活动，还试过占领轻便铁路的路轨。他说，相关行动是要对政府表达不满，而政府没有任何回应，所以只有用更加激进的模式去引发关注。
中港政府尝试让香港人对国家更具归属感，主权移交后，慢慢在电视奏放国歌，又希望在校园内推动国民教育，但以上种种都被政策都被反对派指称“洗脑”。其中，最让陈家驹不满的是香港政府大量接收大陆来港人士以及推动在中小学以普通话教授中文。
以往香港的学校绝大部分以粤语教授中文，普通话是另外一门科目，但主权移交后，教育局提倡以普通话教授中文，2008年起资助学校培训老师“普教中”，政府数字显示，在2008至2016学年间，推行普教中的小学由55%增至70%，中学则由31%增至37%。有些学校会担心小一学生未能适应，或是高小高中的学生要应付公开考试，而选择混以粤教中。民间组织“港语学”发表的调查指，2017至2018年度，全港有超过7成小学及约28%的中学，合共483间中小学推行“普教中”，数字比高峰期时2014年519间有所回落，原因是一些学校认为普教中欠缺成效而取消普教中。教育局曾经表示，没有证据证明普教中提升学生中文水平，一些研究更指出，母语为粤语的学生以普通话学中文，成续可能较差，但局方坚持认为普教中是长远的方向。
根据香港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数字，由1997年主权移交后至2018年年底，有超过100万大陆居民以家庭团聚为由，持单程证到香港定居。一些支持有关政策的人认为这有助解决香港人口老化的问题。
在陈家驹眼中，新移民带来了很多不同的问题：最大原因是大批新移民到香港申请入住公营房屋，影响到香港人居住的权利。香港政府没办法控制中国访港旅客的数字，一方面香港出现了大批药房和金铺，去迎合游客，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失去了香港特色的店铺；另一方面，衍生了水货客问题，他们到香港购买大量日用品再拿回大陆变卖，曾经香港奶粉卖得脱销，迫使香港政府推出“限奶令”。
固然，以上种种可以是针对中港两地政策的不满，但他认为，这不单是政策的问题，而是大陆游客和新移民，没有为社会、为他人着想的心态，好多时为自己利益行事，这种素质和香港人不一样；加上，他所认识的新移民，不愿意学习广东话，行为举止比较粗鲁，也令他觉得自己不能把自己视为中国人。但以更激进的示威模式去争取诉求充满争议，特别是民主派阵营里面，“和理非”抗争仍然是不少人坚持的理念。
本土派政党——“青年新政”游蕙祯和梁颂恒当年挤身议会时，高举 “香港不是中国”的旗帜，并曾在宣誓时将中国称作“支那”，虽然那一瞬间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但同时让政府得到借口，剥夺他们得来不易的席位。2016年农历新年，执法人员驱赶无牌小贩引发旺角骚乱，多名示威者因为这场示威而被判入狱，当中不少是陈家驹的朋友。
令陈家驹失望的不单是政府的打压，而是发生这些事件时，泛民中人选择割席，不用力去声援本土派人士。
眼见当下的政治环境，陈家驹曾经灰心，对未来没有寄望，买不起房，找不到好工作，自己下一代小孩要说普通话，然后无论用什么方法争取，也好像难以向前。这些压力让他一度陷入抑郁，需要看医生服药。
2017年，陈家驹和女朋友周游列国，希望寻找地方移民，原本计划一同到欧洲。他说，如果很理性去想，移民是最好的出路，那边环境好、人比较少，也有空间让他发展对音乐、语言的兴趣，但他始终爱香港，最后打消了移民的念头，与女朋友分手，他的这位女朋友也是在社运活动上认识，但她已移民了。他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香港独立。旅行回到香港以后，他在网上发起号召组成联盟，创立“学生独立联盟”和“香港独立联盟”，在其他港独或本土派人士被打压之时，他会进行声援，希望“港独”声音不死，未来希望在国际上争取支持。
陈家驹目前靠兼职设计糊口，以网上募捐形式为组织筹集资金，但他坚持不公开财政状况，担心成为当权者针对的借口，又指担心有一些人士加入组织后会出卖他们，把资讯告知建制媒体，所以接收成员有很高标准。他说，如果自己的组织像“香港民族党”般被政府取缔，他会劝退其他成员，自己则找机会继续向国际社会讲述自己理念。
锺翰林：17岁的“港独”学生
“港独”圈子有些非常年轻的面孔，其中包括17岁的中学生、“学生动源”召集人锺翰林。“学生动源”是一个规模较小的“港独”组织，2016年曾经联同其他独派组织，在学校门外派发传单，宣扬"港独"，引来媒体广泛报道，并遭到港府明确反对。
作为零零后，没有经历过港英年代，出生时，香港已主权移交中国，但他小时候已认定自己不是“中国人”，只是“香港人”。锺翰林自小父母便离婚，目前跟祖父居住，以前公公婆婆很喜欢跟他谈及97年之前香港发生的种种社会、政治事件，有时候，立场较为反共的长辈会对他谈到“六四事件”、“六七暴动”，他都对这些事情十分感兴趣，会自行上网看回每一件历史事件。家中长辈又会对他说，大陆如何不济，会形容中国落后、没有文化的一面，他因此从小便对中国没有什么好感。
他自言与一般学生不一样，不沉迷打电动游戏、打篮球，热衷思辨时政。上课时，桌上摆放教科书，实际上在埋首细阅《香港独立论》，社交媒体上的帖子以时政为主，论“港独”、论中港矛盾，一些同学忍受不住，把他从朋友列表中删除。他的朋友现在主要是社运圈子的人。
在锺翰林看来，香港政府在学校推行的爱国教育对他来说适得其反。“小学会有升旗礼、唱国歌，我都会问为什么，我们香港有区旗，有自己香港人的旗，”他说，“我觉得我与中国这个国家没有连系、没连结。”
他和陈家驹一样，深深体会到中国大陆影响下香港的改变，他对于香港接收大陆移民的政策特别不满，因为香港审核这批新移民的要求比其他国家低，不会要求他们会讲广东话或是了解香港的历史文化，但这些移民却表现得，好像要香港改变去配合他们，而且他们的人口之多，不单令香港无法解决土地问题，也影响到香港未来的选举。他所读的学校，他发现愈来愈多大陆学生不愿意学广东话，更要求香港学生迁就他们讲普通话。这些都让他觉得失去了香港独有的身份与地位。
2012年，16岁的香港学运领袖黄之锋发起反国民教育，让锺翰林知道中学生也能参与政治，但锺翰林对BBC中文说，最让他对政治萌生强烈想法的触发点，是2012年香港行政长官答问大会中，唐英年指控梁振英有意用防暴队及催泪弹对付反23条（国家安全法）示威者。“那时候我连防暴队是什么也不太清楚，我要在网络搜寻，为什么警察会好像军人般对付香港人？”他说，“那刻开始，我便对政治很感兴趣。”梁振英当选后的2014年，香港真的出现了防暴队对付示威者的场面。
2014年，锺翰林说自己还小，不是运动的参与者，但这场运动却令他认为，“和理非”抗争模式不会带来任何结果。他也和陈家驹一样，选择加入提倡把行动升级、作“勇武抗争”的本土派，只有13、4岁，便响应了本土派组织发起的反水货客行动，那是他真正参与社会运动的开始，因为这关乎他的社区，那儿因为愈来愈多大陆水货客而衍生太多金铺和药房。这些活动中，有时会发生一些示威者与民众或警察有口角甚至是肢体碰撞。他把本土派视为最重要的生活圈子，大部分时间也只是在看本土派的网上媒体，关注各个本土派的领袖和代表人物，了解他们的论述和助选。他坦言，甚少留意其他民主派的说法。
锺翰林联同几名中学生和大专生共同创立“学生动源”，希望在校园推行“港独”，过往一些派传单行动的确引发起一些风波，但这些行动因为支持度不足无法延续，这个组织经历了一段迷茫，不知如何走下去的阶段。
他对BBC中文说，这个组织的初衷，并不单纯只做普通的抗议活动，他是心底里反对“和理非”活动的一群。“我自己定位为一名行动者，我是惯常不露外表，蒙着脸的那种。”但最后，也无法达到目标。“我自己很坦白，整个学生动源都好失败。”
他们在校园外派发港独传单引发争议。经过几年时间在这个圈子，他认为独派没法成为主流的原因，并不单纯是政府的施压，也是民众对港独的支持度下降。他说，2016年宣誓事件成为了分水岭，游蕙祯、梁颂恒的“支那”论亦让香港人觉得他们的所作所为幼稚，牵连其他本土派及独派，以往在街头宣扬“港独”，支持和反对的人都会与他们对话，不少人会感到好奇，但宣誓事件后，大部分人把他们当作透明。“独派有根本性的缺陷，许多事情流于口号，没有任何计划，所以市民觉得我们做白日梦很正常，就是因为缺乏论述。”他希望未来，支持“港独”的人一方面除了要面对政府施压，同时要花时间，从外国的独派组织学习，探讨“港独”的原因、好处和之后所需要的社会制度，有一套更清晰的论述去说服市民的支持。但他同时承认，目前情况下争取香港独立十分困难，现在所做的事情，只是希望把“港独”声音延续，寄望于未来的变化。
投身社运具有风险。去年11月，他在元朗区突然被一名男子刻意碰撞和拳打，需要报警求助，警方把案件列作普通袭击。他被施袭的原因以及行凶者是谁，仍然是一个谜，这宗案件很可能会无疾而终，他个人估计是因为政治立场问题有人想吓唬他。“由第一天去做这件事（支持“港独”），我便想过会被捕坐牢，也想过死，但我不会挂在口边……但你要知道可能有这样的结果，我是否已预备了？我答你，还没有，但我知道这结果，”他说。
游蕙祯在立法会的一张“香港不是中国”的横额，登上多家国际媒体的版面。
17岁的他即将要面临进入大学的公开考试，自言成绩不佳，升读大学机会甚微，原本立志成为议员，但议会之路不太可能，又不愿意担任立场不相符的泛民主派议员助理，他的选择不多。“对于社运和个人未来，我都没有一个好的想法，”他说，“我毕业了，很担心自己没有工作做，我个人都好迷茫未来如何走下去。”
香港人VS中国人
不少观察人士认为，“港独”思潮的崛起，源自香港人对中共政权的不满，但渐渐地这种政治上的诉求，慢慢演变成文化上的独立，独派人士除了反对中共政权之外，他们认为香港人有别于中国人，甚至能自成一个民族。陈家驹母亲那边的亲戚也来自大陆，但他说现在香港文化和语言和中国大陆不一样，可以自称“香港民族”，他否定自己是中国人、甚至否定自己是“华人”，认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只是被人建构出来。他强调，自己一出生便是香港人，不会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两人的想法未必是社会上主流意见，也不一定代表所有“港独”派人士的想法。曾经指港独派是“围炉取暖”的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认为，这反映香港部分青年不单是政治层面抗拒中共，而是文化上拒绝中国。
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去年12月所做的电话调查，当被访市民可在“香港人”、“中国的香港人”、“中国人”及“香港的中国人”四者中选择自己认同的身分时，40%称自己为“香港人”，15%自称为“中国人”，26%自称为“中国的香港人”，而17%则自称为“香港的中国人”，而如果单纯问他们对个别身份的认同感时，香港市民对“香港人”认同感最高，有80.8分（100分为最高），但对“中国人”的认同感只有62.4分，创2014年12月以来的新低。这调查反映部分港人与“中国人”身份有一定抗拒感。
程翔对BBC中文说，香港产生本土意识责任在于北京，因为中国对香港在政治上越收越紧，改变了“一国两制”的精神。“英国统治香港150年，从来都无产生分离主义的意识，为何香港回归20年，就产生强烈的分离主义的意识？原因是宗主国的政策，对香港的政策有好大的不同。”
他以《国歌法》做例子，以往香港人扭曲、耻笑英国国歌不违法，现在就加以限制，这种改变会催生分离意识。他认为，香港人建构出自我身份认同，源自三段共同历史回忆：1967年香港暴动、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2014年雨伞运动。三件事的共同特点是反对中共的当权派，而在几十年的统治间，也塑造了中国人民一种较为“狭隘”的思想，例如中国网民动辄就会对外国企业或个人施以攻击。他引用中国作家韩寒的说话，“大陆用了前30年教你斗争，后30年教你贪婪，经过了60年，就变得又凶残又贪婪”，他认为中共治下大陆人民表现出的状态，是引发香港强烈对抗的原因。
程翔认为，大家均是“中国人”、也是“华人”，只是“中国”这个字经常被中共借用，令大家不愿意自称“中国人”。新一代犯了错误，把中国等同中共，每当为中国说好话便被视为“中共走狗”，这样不太对。他认为，年轻一代不应在身份问题上突出“非中国人”的身份。即使有强烈本土意识，也应该思考共同面对同一敌人。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认为，这种（香港民族）的想法不会轻易成为主流，但要视乎官方的打压力度，如果用禁制的方法，仍然可能把这些想法变成具冲击力的意见。他提到，目前中国国内说法是“狭隘地把所有不稳定因素扼杀于萌芽状态”，未来一段时间，“港独”或相关团体的行动，会受到一定制约，这些抗争运动或会进入一个沉寂期，官方亦可能把打压力度扩大，借势把一些不提倡“港独”的组织也予以打压，影响言论自由， 如果只用高压手段而不采取疏导方式，抗争只会以其他形式出现。“本来水龙头的水是慢慢流下来，甚至连锈蚀也慢慢流走，但现在找东西挡住它，那这种行动只会适得其反。”
谢选骏指出：考察一下“香港独立”运动，与其说是一个政治运动、文化运动，不如说是一个经济运动、资源运动——为了和大陆移民争夺生存空间的运动。难怪港独分子那么怕死，原来他们的愿望仅仅是活得更好，所以不会为了独立而做出牺牲。所以《国安法》一出，他们就鸟兽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