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巴黎时尚源于多重杂交

《法国巴黎：位居世界时尚之都的真正原因》（BBC 2019年11月19日）报道：

著名的日本时装设计师高田贤三（Kenzo Takada）回忆起他在满怀理想的20多岁时乘轮船从海上抵达法国时的感受说：“前往巴黎是我的梦想。”这位全球时尚品牌Kenzo（中文译为凯卓）的创始人承认，尽管伦敦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是一个“充满活力非常令人感兴趣”的国际大都会，但他向往的，并不是生机勃勃也很新潮的英国首都，而是世界花都巴黎。“我在日本长大成人，想要进入这个行业时，那个时候时尚真的是在巴黎……我一心一意要去这个时尚之都。”

对巴黎之时尚如此着迷，高田并非唯一一人。尽管在1950年代末，巴黎面临着来自伦敦和纽约的竞争, 而且法国时装的十年“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但那时的许多人与高田一样认为，如果全球有个时尚之都，那仍然应该是巴黎。正如高田的同名品牌Kenzo仍然坐落在号称为“光之城”（City of Lights）的巴黎一样，纽约时装学院（New York's 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正在举办的一场展览的焦点仍然是巴黎。巴黎迄今仍被视为集全球时尚大成之都会。但是原因何在？是什么让法国人如此时髦？

法国时尚的历史实际发端于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Versailles）。在法王路易十四（1643-1715）统治期间，法国宫廷在艺术和时尚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后世来凡尔赛宫参观的游客不仅会被自号为“太阳王”（Sun King）的路易十四，也会被凡尔赛宫的众多廷臣及仕女的华丽服装迷得眼花缭乱。正是太阳王和他的廷臣仕女们引领了法国国内和整个欧洲的时尚潮流。纽约时装学院策划的展览《时尚之都——巴黎》其策展人及介绍此展览之书籍的编辑瓦莱丽·斯蒂尔（Valerie Steele）博士表示，这种对时尚的强调并非仅源自美学。她告诉BBC时尚栏目，“权力的舞台非常重要。路易十四想确保他及其朝臣的形象能符合他企图打造现代的、强大的、文明的君主的形象，要使自己看起来不再只是一位中世纪骑士国王，而是一个带有所有神话含义的真正的‘太阳王’。显然，要达到这个目的，华丽时尚和礼仪性服饰……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路易十四在服饰上的投资成效巨大，他被视为完美的君主样板。斯蒂尔说：“每个人都希望模仿路易十四的衣着仪容和行为。”然而，路易十四关心的不仅仅是软实力和文化品牌。路易十四和他的财政部长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在服装时尚中也看到了巨大的经济潜力。因此，群臣一起努力阻止外国参与竞争，极力保护法国的纺织业，并为纺织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科尔贝尔说，‘时尚之于法国，就像秘鲁的金矿之于西班牙一样。’”斯蒂尔说：“这种（信念）会成为他们经济议程的中心，可说是杰出的远见，因为三个半世纪后的今天，这依然如此。服饰时尚仍然是法国经济的一大支柱。”

路易十四死后，凡尔赛宫的廷臣们开始在巴黎消磨时光。再加上玛丽·安东尼（Marie Antoinette）王后等时尚偶像的出现，这让许多人，如斯蒂尔在展览手册中所写的，将巴黎与“时尚和感官享受”视为一体。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可能让巴黎时尚曾中断一时，但由于在革命后期巴黎出现推崇时尚的贵族次文化，在服饰上追新逐奇的时髦男女，即法文中所谓的“incroyables and merveilleuses”，服装时尚潮流并没有被法国人遗忘。法国人以怀旧和倾慕之心情，至少在文化风格上，重新回顾法国大革命前的波旁王朝传统，只是时间早迟的问题。

时尚的强权——在法兰西第一帝国（First French Empire）告终后，尽管法国已战败，其世界上最伟大的超级大国之头衔，已转手给了英国，但法国在时尚方面的优势，以及所有形式的高雅文化依然存在。伦敦以男装著称，而巴黎则专注于女性时装。法国时尚的核心是称之为巴黎仕女（la Parisienne）的理念，即完美优雅的巴黎女性，时髦、有教养、有头脑，而巴黎这个词在法文中也是阴性名词，甚至巴黎这个城市也被看作是拟人化的女子。尽管享有盛名，但法国时装的经营规模一直很小，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时装设计师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沃斯（Charles Frederick Worth）在巴黎开设了时装店才为之改观。斯蒂尔说，在巴黎“当时有很多服装设计师，但他们大多是小规模的工匠。”

沃斯引入高级时装的概念，给法国时装业带来了一场革命。在法国这个国家，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生产高级时装。不过，沃斯后来不讲大规模生产，而是提倡高级定制时装。沃斯还为此成立了巴黎时装协会（Chambre Syndicale），为法国时装业提供监管和框架。斯蒂尔表示，时装协会的成立“肯定是将（高级定制时装）与同期兴起的法国百货商店出售的第一批成衣时装区分开来的手法。他声称（高级定制时装）是一种艺术形式，他是一位艺术家。”

如今，高级定制时装现通常是指高端奢侈品时装，但在法国，以及整个时尚圈，这一概念还要严格得多，只适用于满足严格标准的时装设计师的作品。不过，与流行的看法相反，高级定制服装不一定是独一无二的。斯蒂尔说：“高级定制时装不是独一无二的，虽然为你量身定做，但款式并不是只有这一套。”

法国在普法战争（Franco-Prussian War, 1870-1871）被德国人打败，以及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短暂夺取政权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革命失败后，法国再次发挥路易十四的精神，将高级定制时装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尽管法国人显然不再是欧洲最重要的经济或政治强国，但他们至少拥有自己的文化和时装。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博士大卫·吉尔伯特（David Gilbert）在一篇题为《巴黎、纽约、伦敦、米兰：巴黎和时尚之都的世界秩序》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遭受普法战争的军事羞辱和随后1871年巴黎公社的创伤后，大力提倡时装系统，这不是巧合。”吉尔伯特接着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统治下的巴黎时尚……是法国对外重申其权力和影响力的一部分。”正如斯蒂尔所言，为了在世界舞台上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法国人“将法国与文明划等号，将德国与野蛮划等号，而这样的观念已成为法国长期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法国人应该让太阳王感到骄傲。在20世纪初叶和中叶，即使两次世界大战为法国带来巨大灾难，已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经济中心的纽约，在很大程度上还必须从巴黎获取时尚的灵感。吉尔伯特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巴黎时装协会大力宣扬巴黎女性时尚品味卓越超群的观念，其历久不衰的力量来自这样的现象，即其他国际都市推广时尚和媒体报道时会对这种观念照单全收，几乎视为是天经地义，不需质疑或批评。没有任何地方比‘20世纪之都’的纽约更能彰显巴黎时装在本地和更广泛的时尚领域的影响力和意义。”

像纽约这样雄心万丈、实力强大的国际大都会，竟然把巴黎时尚看得高于自己的时尚，看起来似乎有些奇怪。不过正如斯蒂尔迅即指出的那样，看似奇怪，但不难理解。她说：“许多（美国）杂志，如《Vogue》和《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读者都是社会上流人士。这些名流到访巴黎，购买高级定制服装已几十年……他们为此不惜一掷千金。”斯蒂尔还提到，全球有很多人“将法国时尚与魅力相联想”，对此迷恋不已。话虽如此，法国时装在美国的流行也是一把利害兼有的双刃剑，现廉价的法国高级定制时装复制品比比皆是，许多北美人愿意接受远低于真货的价格买这些盗版货。斯蒂尔说：“你知道，一件从纽约或柏林买来的便宜货小黑裙，（看起来）和香奈儿的高级定制版非常的相似。”

黄金时代——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可可”·香奈儿（Gabrielle 'Coco' Chanel）和休伯特·德·纪梵希（Hubert de Givenchy）等设计师开创了如今称为法国时尚“黄金时代”的潮流，毫无疑问，巴黎在女性时装的潮流中是傲视群雄。然而，到了60年代中期，潮流开始有变，在玛丽·昆特（Mary Quant）等设计师的领导下，伦敦发生了时尚界的“青年震荡”，到70年代和80年代，米兰和东京崛起，成为新的时尚之都。如果说许多日本设计师仿效高田贤三“叛逃”到法国，算是平息了来自东方的威胁，巴黎在80年代和90年代尽管出现克里斯汀·拉克鲁瓦（Christian Lacroix）和让·保罗·高提耶（Jean-Paul Gaultier）等著名设计师，掀起巴黎时尚的文艺复兴，但面临来自伦敦和纽约新老竞争对手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斯蒂尔说法国“也一直在奋力反击。”

通过软实力和文化品牌，高级定制时装的出现，法国人对法国时尚的坚持不懈的推广，以及海外时尚评论家和追随者对法国时尚的无限推崇，巴黎似乎享有无可质疑的时尚美誉。但是今天，考虑到伦敦、米兰和纽约等城市的时尚潮流之地位，以及时尚产业的日益全球化，正如高田贤三所说，“（时尚）几乎遍布全世界”，此时此刻，巴黎仍然能够称之为世界时尚之都吗？

根据斯蒂尔的说法，由于种种因由，巴黎仍然享有国际时尚之都的声誉。首先，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时尚集团的总部都汇聚于巴黎。她说：“时尚不再是许多小型独立企业各自独立打天下的形势，而是跨国大企业集团的生意。”全球几乎所有的奢侈品大集团，如路威酩轩（LVMH）、开云（Kering）等，尽管收购了意大利公司，并投资英国公司和美国公司，但总部均设在巴黎。斯蒂尔还相信，巴黎的时装秀的水准高于其他城市的时装秀。“去米兰并没有那么令人兴奋。我的意思是，纽约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地方，但时装秀就没有巴黎时装秀那样充满魅力和激情。”

巴黎设计师艾格尼丝·b（Agnès b）赞同斯蒂尔的说法。她告诉BBC设计栏目：“他们在米兰、伦敦和纽约都做过尝试，到处都办过时装秀，但肯定灵感都来自巴黎。”另一位在巴黎工作的设计师伊莎贝尔·玛朗（Isabel Marant）在评价巴黎作为世界时尚之都的地位时，也持同样的观点，指出巴黎时装表演之盛大令人叹为观止。玛朗说：“在巴黎的时装周，通过时装表演的素质和水平引领时尚的方式，是独步天下。”

大型时尚奢侈品跨国集团总部设在巴黎，以及当代巴黎时装秀的无与伦比，无疑是值得考虑的重要因素。然而，或许历史才是巴黎一直被视为全球时尚之都的关键因素，不论这种历史渊源是有理有据的事实，还是法国人和其他与法国时尚有关者巧妙营销的结果。艾格尼丝·b说：“法国一直在……（介绍）穿衣服的新潮流。我们法国人已经引领了潮流很长一段时间。”玛朗表示赞同说：“法国有伟大的文化遗产。”她在接受BBC采访时，提到了保罗·波烈（Paul Poiret）、艾尔莎·夏帕瑞丽（Elsa Schiaparelli）和香奈儿等设计师，称赞他们“创造了新潮流，受到举世的赞赏”。正如艾格尼丝所指出的：“现在有了新一代设计师，但我认为巴黎的时尚氛围依然如故。”

不论巴黎过往的时装历史有多么灿烂耀眼，但强调到这种程度似乎也有些奇怪。不过正如吉尔伯特文章所说：“21世纪的时尚之都的地位不仅与服装实际的设计和生产有关，还与声誉、期望、历史遗产和传统有关……深远而长久的象征关联也会产生切实的经济和文化影响。”而斯蒂尔说得稍微轻松一些，“讲资格的法则真的很重要。如果你是历史最悠久的时尚之都，并且久负盛名，那么即或你跌跌碰碰遭受很多挫折，但结果仍然是‘哦，是的，仍然是最好的！’”

鉴于上述理据，很难否认巴黎作为时尚之都的至高无上地位。那么，未来的前景会如何？认为巴黎为世界时尚之都的人是否会认为这个至尊头衔有一天也会被其他城市取而代之？“当然，任何事情都可能改变，”斯蒂尔表示。她认为，鉴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上海可能是一个竞争者。此外，尽管高田贤三和玛朗并没有特别提到哪个城市具有竞争力，但两人也提到时装业在国际上的竞争日益激烈，时装秀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玛朗承认，“许多城市（也）展现出令人很感兴趣的时尚风格和时尚才华。”如果真有那一天的话，考虑到文化遗产和历史在造就时尚之都的巨大作用，被誉为“世界时尚女王”的巴黎似乎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走下宝座退位让贤。

谢选骏指出：法国巴黎位居世界时尚之都，其实具有多重原因，而其第一要素，乃是源于多重杂交——高卢人、拉丁人、日耳曼人……此外还要考虑到南法的地中海居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巴黎。但是如果说到多重杂交，那么纽约岂不是要超过巴黎吗？为何没有形成时尚之都？这是因为，纽约还在杂交的过程之中，因此无法产生内在的风格。假以时日，也许后来居上。这就像巴黎超过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诸邦——因为巴黎毕竟是一个大的王国首都，所以超越了意大利诸邦；就像纽约毕竟是一个合众国的核心，所以很容易超越巴黎。至于中国，如果获得了自由，更有可能超越纽约了——因为那里是一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乡村。

谢选骏：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模式

（一）

《德语媒体：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德国之声 2019年10月1日）报道：

长年生活在北京的德国记者Frank Sieren在《柏林日报》发表文章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70年后已跻身世界最强大、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之列。《商报》客座评论把目光投向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

本周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隆重庆祝建国70周年。Frank Sieren在《柏林日报》发表文章写道：

"世界各国一半是敬畏、一半是忧虑，将眼光投向这个巨大的国家。因为，有一点已经清楚：西方完全低估了中国的崛起。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几乎无人能想象，中国会如此迅速发展--是的，甚至能挑战世界首强美国了。

"直到今天， 我们依然低估中国，因为，在欧洲和美国的我们更愿谈论中国的弱点，而非它的强处。不过，现在我们感觉到了：我们不再能否认中国的崛起了。

"数十年时间里，中国从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一转变、上升成了最大贸易国、全球创新推动者、按购买力计算的最强经济体。这样的速度，史无前例。文章说，中国如今也是美国的最大债主。为能维持其入不敷出的富裕水平融资，华盛顿欠下北京巨资。中国则几乎没有外债，所以，也无惧国际施压。相反：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因为，数十年来，作为生产基地，中国的出口远超进口。70年来，中国的人均收入戏剧化上升。1949年，人均收入相当于6欧元；2018年，上升到约3600欧元。

Frank Sieren评论说："在经济上，中国十分成功，并管控良好。中国留学生中有80%以上自愿回国，其趋势还在增强。公民经由小小的应用软件绕开封锁而与世界联网，早就得到容忍。若非如此，创新根本无从谈起。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有着比30年前人们敢于梦想的还要大得多的活动空间。因此，虽然问题多多，这个国家仍多少还是稳定。"西方人渐渐明白了：中国之崛起乃是一种划时代嬗变。从17到19世纪，作为殖民列强，欧洲人可以确立世界的游戏规则。20世纪，轮到了美国。而现在，全球权力重心显然持续移向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文章认为，对于这一格局的变化，西方越早作出调整，游戏空间便就越大，越能使西方的观念融入新的世界秩序。不过，文章写道，"所剩时间不多了。中国人虽无意让我们皈依，但他们也不会等待我们。全球平等世纪早已开始了。"

第三次转型困难得多——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开始了专注高增长率的第二次转型。汉堡全球与区域研究中心马歌德·舒勒博士（Margot Schüller）在《商报》发表客座评论，探讨中国模式未来的可持续性。文章首先回顾了中共建政后引入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所遭遇的制度性危机。文章写道："中国共产党没有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初始条件：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行政机构能力弱。把群众动员搬到经济发展中的大跃进政策导致饥荒和社会动荡。毛泽东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亲自开启了告别苏联发展模式的整顿阶段。调整后的模式成功地保证了大众商品的基本供应、人民健康和社会安全，让工业基本建设成为可能。但是，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小，因为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

作者认为，随着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引入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开始了第二次转型，专注高增长率的中国虽然跻身最大工业国之列，但却为发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文章接着写道："第三次转型的目标是体制改革，这比以前的改革难得多。这一模式必须更多以内部市场为导向，经济更具可持续性，社会更平衡，并且由创新所驱动。这样的模式需要国家改变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有更多法律上的保障，刺激企业发展和创新。这就关系到一个核心问题，国家的角色如何制度化。"作者认为， 虽然从2013年以来中国建立了许多为经济模式转型服务的新机构，但共产党首先还是依靠自己：所有关键部门都由小领导团体决定方向，进行管控，因此削弱了人们对制度的信心。文章最后写道："中共希望到2049年实现中国的复兴，离现在还有30年。在这30年里，政治改革看上去也不是不可能的。"

谢选骏指出：注重逻辑的欧洲人无法明白的一个简单事情就是——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模式！所以中国模式自称“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二）

《中国模式挑战了西方典范，如今它走到了十字路口》（纽约时报 2018年11月25日）报道：

深圳上个月举办了一场灯光秀，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前景中可以看到一座邓小平的雕像，他1978年领导了中国的对外开放。

中国领导人拒绝遵循西方模式，在放手让人们追求财富的同时严控基本经济杠杆，让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如今，债务负担和贸易战使北京遭遇重大考验。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向中国传达了一个信息：要想富有，必须要自由。那是1988年。苏联摇摇欲坠。在整个东欧，共产主义秩序即将崩溃。为了避免自身的消亡，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些小措施，将其经济从国家中解放出来。但结果是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飙升，党的改革者希望得到建议。

他们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自由捍卫者弗里德曼请到了中南海，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就在北京这座封闭园区内生活与工作。弗里德曼与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坐在一起，表现得得体却又强硬。他说，如果北京想帮助人民繁荣昌盛，那么国家必须更快地放手。“我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强大和富裕起来，”他告诉赵紫阳。“我希望看到中国的改革成功，以便她能为人类进步做出更多贡献。”——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妻子萝丝在北京。1988年，他敦促中国改革者进一步放松对经济的控制。中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一年后，赵和其他改革派被赶下台。坦克驶入天安门广场展开屠杀，让人们知道挑战党的权力会得到何其血腥的教训。

相反，中国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改革。它放手让企业家寻求自己的财富，同时仍然严格控制基本的经济杠杆。它制定国家目标，然后说服或迫使人和企业满足这些目标。它按照自己的节奏向世界开放——一切都由共产党主持大局。

弗里德曼和其他顶级经济学家会认为，这样的战略是要失败的。中央计划经济滋生浪费和腐败。大政府的雄心壮志会使未来几代人陷入债务困境。价格控制会导致饥饿和贫困。官方的预言家总在鼓吹这一点。而苏联证明了它。那些专家错了。中国走向了繁荣昌盛。

深圳的一个地铁站。1992年，邓小平南巡至此，宣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午餐时间，深圳的一家餐馆。30年前，像邵春友这样身无分文的木匠来到这座城市，可能最后会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今天，共产党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数亿人已摆脱贫困。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工业，第二大亿万富翁群体和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它还拥有地球上一些最富有、最强大的科技公司。

共产党中国成功创造了自己的模式。它借用了一些西方的想法，同时也拒绝了一些想法。它在必要时向世界开放，并在它选择的时机踩下刹车。它设定目标，并且用政府资金支持它们。它解放其人民赚钱和花钱，但不许他们得寸进尺，要求谈一个更好的协议。企业家创建了现代中国，共产党让他们乖乖听话。

亚洲和拉丁美洲其他一些按照既定经济剧本走的希望之星陨落了。它们听从国际专家的意见削减预算，结果损害了增长。它们在为竞争做好充分准备之前就向世界开放，结果在全球动荡中栽了跟头。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在外部或内部力量威胁其统治的同时，缓慢而时有不情愿地进行改革。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期间，其他国家进入衰退，中国却变得更强。

中国经济现在成了西方典范之外的另一种叙事。然而，共产党为保卫其经济未来而做出的决定，使北京遭遇自天安门广场以来的最大考验。

它的目标是一个复杂的组合——刺激经济、净化国家的空气和水、以及满足其人民日益增长的期望——如今实现的难度更大了。它为刺激经济增长所做的努力导致了数万亿美元的债务，与此同时，中国的产业野心也引起了世界的警惕。

三十年来，中国一直在自由和威权之间做出平衡，如今，它可能会在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下过分倾向于国家控制。共产党可能会过分信任自身的能力，从而牺牲推动中国成功的企业家们。或许到头来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对的。又或许，中国仍然可以找到自己的路。

中国一次又一次被自以为很了解情况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低估。“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出生在台湾但叛逃到中国的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说。“几乎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以及多边机构、学者和知识分子。”

 

蓬勃发展的鸟笼——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很担心。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后，他的伟大中国实验面临崩溃。他本着人民应该赚更多的钱这个想法，带领国家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农民有了更多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种植作物并出售获利。创业者蜂拥到经济特区，那里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培养皿，他们可以缴纳较低的税款，并且自行做出商业决策。经济飙升，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中国的增长令世界羡慕。

然而，繁荣助长了通货膨胀和腐败。穿过天安门广场的坦克不仅杀死了民主活动人士，也杀害了对大米、蔬菜和醋涨价感到愤怒的普通人。改革派遭罢黜，取代他们的保守派重新强调了国家控制。

到1990年，外国投资者纷纷逃离，一些共产党干部再次开始压制企业家。经济增长率降至繁荣年份的三分之一。邓小平担心，没有繁荣，共产党会失去对中国的控制权。他认为，改革必须再次列入议事日程。

找到适当的平衡将证明现代中国的经济基础。如果过度松开控制，共产党就将面临对其权力的真正威胁；如果过于收紧控制，则可能会压制国家的经济增长。

改革在两个方向之间摇摆，但长期以来，它适合现代中国设计者之一陈云所谓的“鸟笼经济”模式——企业家可以自由地展开翅膀，只要他们留在政府控制的笼子里。

深圳一面邓小平的广告牌。1992年，他警告说，如果中国不继续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就是死路一条。1992年，邓小平开始“南巡”，访问深圳和其他新兴的中国商业都市。他阐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对市场经济的接受和对共产党的尊重结合起来。“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说。

邓小平赞赏深圳的经验，比如像邵春有（音）这样的人。他现在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拥有一家电子制造公司，和数亿中国人一样，他与国家达成了一项无声的协议，他去追求财富，同时不妨碍政府行事。

天安门广场镇压距离邵春有很遥远，他在那年夏天来到深圳，是一名来自中国内陆城市的木匠，身无分文的他努力在电子产品工厂和服装厂找工作。由于没有政府的许可，他不被允许住在深圳，所以当警察来搜查非法工人时，他会躲在一座墓地里。有一次，在中国的中秋节假期过后，他靠吃打折月饼为生。“我现在看到月饼就怕，”他说。三年后的1992年，邵春有在一家制造电子零件的工厂赚的钱，已经比他以前赚的钱加起来还多。正是这样的成功为这个国家铺平道路。

保守派领导人让位给改革派。地方官员放松了控制，银行开始放贷。中国取消了食品配给券，大大降低了政府在粮食、石油和煤炭的定价方面的影响。中国企业家做出了回应。增长飙升至两位数。

两年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其他主要经济机构公开表示担心中国经济增长过快，并有可能失控。但过去失败的教训教会了中国领导人，在某些时刻要采取积极的政府行动，以辅助其改革工作。

领导层强行压低谷物、鸡蛋、蔬菜和房地产等必需品的价格。它迫使臃肿的国有公司进行精简，但往往会给它们一些喘息的空间。然后，当价格下跌时，中国给予多种行业——从拖拉机和电子工厂到鸵鸟饲养者——组建同业联盟以维持运营的权力。

这种做法让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感到担忧。虽然他们普遍承认中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但他们认为，国家向损耗极大的目标投入资金会阻碍经济发展。1993年回到中国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表达了这些担忧。他赞赏地指出，中国的企业家正在蓬勃发展。但他看到中国政府的专断无处不在。“不出意外的是，”他后来写道，“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根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弗里德曼对一个政府主导项目的规模感到震惊，该项目实质上是在上海的黄浦江对岸建一座新城市：浦东。弗里德曼写道：“这是一座为当今皇帝建造的波将金式村庄。”十年后，浦东成了亚洲最炙手可热的房地产市场之一。

开放和阻碍——中国在富裕起来，但致富的幅度到1990年代末仍然是不够的。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中的五分之一依然生活在这里。通货膨胀持续不断，需要政府不断关注。北京方面推动国有企业精简规模，提高生产效率，导致数百万工人被裁员。中国需要增长。领导层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加入全球首屈一指的商贸俱乐部——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获得其成员资格意味着中国制造商的关税会降低，并让外国公司有信心在中国更多投资。成员资格还可以避免美国议员每年在延长最惠贸易条款前审视其人权状况。

1997年，北京，打工者在一个建筑工地外吃午餐。当时，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占世界总数的五分之一。 世界其他国家预计中国将被迫实现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以参与竞争。“中国经济自由化程度越高，就能更充分地释放人民的潜力——他们的主动性，他们想象力，他们卓越的事业心，”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在2000年表示。

中国抛开多年来半心半意的徒劳谈判，全力以赴谋求进入世贸组织。它屈服于美国和其他国家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它同意削减关税，并降低对电信、金融部门和许多其他行业的贸易壁垒。它还同意约束补贴。通过讨价还价，中国得到了它想要的东西，为将自己发展成全球贸易巨头铺平了道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出口量在三年内翻了一番，四年将近两番。投资大量涌入。全球制造商将整个业务转移到中国，而全球消费者则用上了更便宜的工具、玩具和手机。

人们曾期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迫使中国实现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自由。白石洲，深圳的一个城中村，曾为移民提供廉价住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我很兴奋，我哭了，”杭州金源公司（音）总经理朱丁丁（音）说，他的公司生产童鞋及一些工艺品。到2011年时，他们收到的订单数量已是2001年的十倍。他挣的钱已足够买一辆汽车，他买了一辆大众。后来又买了三套公寓，全都没有按揭。“世贸组织推动了我的业务的迅速发展，”朱丁丁说。“不加入世贸组织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但中国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改变。

北京一直牢牢控制着经济的重要杠杆。政府在兑现开放本国金融系统关键部分的承诺上动作迟缓，同时继续封闭电信等其他基本领域。政府还继续扶植能实现其技术和政治目标的企业，比如高速铁路和太阳能电池板，也没有完全放松对中国货币价值的控制。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引起了一个系统性的冲击，人们——尤其是美国人——低估了这种冲击。廉价的中国商品引领了一个低价格的新时代，从南卡罗来纳的纺织厂到日本的电路板制造商，再到意大利的时装品牌，许多行业被颠覆。一项研究认为，1999年到2011年间，中国的进口淘汰了美国制造业的100万个岗位，此外还有其他行业的许多岗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成了有史以来对我国就业机会的最大规模盗窃，”唐纳德·J·特朗普在2016年的一次竞选活动上说，四个月后他当选了总统。

“中国能拯救世界吗？”随着全球金融体系在2008年陷入摇摇欲坠的状况，一位举足轻重的中国领导人批评了时任美国财政部长、曾担任高盛高管的亨利·M·保尔森(Henry M. Paulson)。那位领导人是王岐山，他是最早开始大量接受自由市场布道者教导的中国官员之一。但他对保尔森说，也许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已经够多了。“你们曾经是我的老师，现在我来到老师的地盘了，看看你们的体制，汉克，”保尔森回忆王歧山当时说。“现在我们不确定是否该继续向你们学习了。”2008年，时任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对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亨利·M·保尔森说，“现在我们不确定是否该继续向你们学习了。”

全球金融危机中任何人都免不了受损。华盛顿帮助华尔街和底特律度过了难关，后来，由于新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在刺激计划的规模上与国会发生了冲突，美国政府做事的速度慢了下来。随着个别国家陷入危机，欧洲也爆发争吵，导致联盟出现裂痕。

中国经受住了最初的震荡，但其余波可能造成毁灭性影响。出口出现下滑，随着国外市场枯竭，经济增长放缓。工厂开始裁员。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后来的估计，多达3600万名中国工人失去了工作。随后发生的可能是世界上从未看到过的宏大财力展示——而如果没有让米尔顿·弗里德曼吓得脸发白的政府控制，这种展示是不可能的。

为了加快经济增长，北京推出了一个四万亿人民币刺激计划。这项计划要求在全国各地修建铁路、高速公路、输电线，以及其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华强北已经成为深圳的电子制造中心。

在华强北的一个商场外，工人们将货物装上卡车。然后，政府开始发放贷款。中央银行向国内投放了大量的货币，中国的经济领导人让受政府支持的银行开始提供贷款。国有企业被告知要进行建设和投资，地方政府官员被告知要帮助企业。据一项估算，三年时间里投入的财政刺激总额实际接近1.4万亿美元。一篇文章的标题问道：“中国能拯救世界吗？”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已为这一时刻做好了准备。在开始接受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就已认识到国人的储蓄是一个宝藏。目前，中国人的储蓄率几乎是美国人的三倍，这部分上是因为，中国人担心自己退休后或生病时，国内不完善的社会安全网不能提供帮助。因为国家控制着银行系统，政府可以迫使银行允许有麻烦的借贷者延期偿还贷款，或轻而易举地将他们的债务转为对他们更有利的贷款。政府可以忽略宣扬开放市场和紧缩政策的全球投资者和机构的建议，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建议有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还不让钱离开这个国家。政府限制人民可以转移到海外的资金数额，严格控制着人民币的汇率。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差异鲜明。北京行动迅速——而它的增长是在全球经济中少有的亮点。直到金融危机的第二年，华盛顿才推出了787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这是一个充满了政治妥协的方案。美国的经济已无法避免陷入衰退。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R·拉迪(Nicholas R. Lardy)曾在2009年对美国官员说，“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做法上，中国是典范。”

考验中国模式——邓小平用他的南巡之旅让中国改革重回正轨，三十年后，习近平也开始了自己的一次巡视。习近平上个月去南方的广东省考察，有意仿效邓小平之旅。和邓小平一样，他去了初创企业，视察了它们的工作，与工厂员工聊天。他参观了一个电器公司和一家汽车零部件工厂，赞扬了中小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他说，在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上中国没有动摇。

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中国现在的领导人习近平已经将钟摆往国家控制那一方倾斜。“中国改革开放永不停步，”习近平在参观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时对在场的群众说。“下一个40年的中国，定当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成就。”到目前为止，习近平的言论与现实并不相配。邓小平是在把中国的经济从国家的控制下进一步解放出来，而习近平则在把经济拉回到国家控制之下。

尽管严格控制债务的呼声不断，但他却一直在释放资金。尽管努力打造全球科技企业骄子，他却在把中国充满活力的互联网行业置于党和国家越来越大的权威之下。尽管承诺要提高企业家的地位，他却在加强超级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如今正在国内利润和工业生产上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

习近平进行过一些温和的改革。他稍微放松了北京对人民币价值的控制。他改变了做法，允许外国银行和汽车制造商直接拥有它们在中国的企业。但是，当40年的选择所积累的后果让中国经济变得脆弱时，政府的做法已明显地向国家倾斜。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进一步刺激经济不会那么简单。

为了加快经济增长，北京出台了一项重大刺激计划。它呼吁在全国各地修建铁路、高速公路、输电线和其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国成功创造了自己的模式。它借用了一些西方的想法，同时也拒绝了一些想法。图为从深圳一栋摩天大楼上看出去的风景。

金融危机后，驱动中国经济增长、也可以说是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无度借贷和开支，已让中国背上了巨额债务负担。虽然计算中国欠多少债并不容易，因为大部分债务都没有入账，但债务总额可能已达到41万亿美元——或相当于三年的中国经济总产值。大致与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相当，而发达国家的债务是数十年积累起来的，中国的债务积累只用了九年时间。

人为地提高增长的做法已越来越难。中国现在的经济体量大约是2008年时的三倍。那些中国仍赖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机场和高速公路项目造价昂贵，其产生的经济效果则越来越小。

世界也开始把矛头指向中国开放的步伐及其全球野心。特朗普总统已针对中国的经济壁垒，以及中国的产业计划——在半导体、机器人和电动汽车等领域创建具有世界顶尖竞争力的企业——与中国展开了一场贸易战。

关税和紧张局势威胁着中国贸易机器的关键一环：商品和服务的出口，这些出口约占国内总产值的五分之一。美国还在对其认为违反了全球贸易规则的中国企业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有时会禁止这些企业购买或投资其赖以生存的美国制造技术或创新。

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中国领导人似乎失去尝试的意愿。由于担心经济增长放缓和棘手社会问题的出现，中共的讨论已转向更多的控制。党内一些越来越刺耳的声音正在使用改革前的语言猛烈抨击西方思想。一部分人甚至开始批评私营企业所有权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基石。

中国可能还会有些自鸣得意。中国模式40年的成功可能使国家领导人相信，推动成功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国企业家，因此政府没有理由放手。“中国模式的概念误导了中国，”著名市场经济学家张维迎说，“所以我们在倒退。”当然，中国以前改变过方向。实用主义往往会胜出。

今年9月，改革设计师邓小平的儿子给了中国领导人一个微妙的提醒。在一个有最高领导人参加的会上，邓朴方在讲话中称赞了他们的工作，但警告说，中国一旦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永远不会再走回头路。“改革开放是对人的解放，”他说。“它承认鼓励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激发广大群众中蕴藏的智慧和力量，为每一个普通人提供了改善生活、改变命运的机会和舞台。”

谢选骏指出：美国人虽然比欧洲人质朴、野性、充满实用主义精神，但是他们和欧洲人一样具有模式思维，而无法理解“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模式”这一实情。所以他们只好说，中国模式是一种混合模式。其实，混合模式不就是没有模式吗？这种混合模式通过内部高压，把混乱输出给全球社会了。真有意思，西方引狼入室，结果激起了全球动乱，人血馒头不好吃了。迟早，这种混乱会返回中国高压锅的，那时，就会引爆超强的炸药了。

谢选骏：弯道超车的致命危险

网文《弯道超车》报道：

弯道超车（Corner overtaking ）本是赛车运动中的一个常见术语，意思是利用弯道超越对方。现在这一用语已被赋予新的内涵，广泛用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弯道”被理解为社会进程中的某些变化或人生道路上的一些关键点。

弯道超车是在竞技超车出现的，平常驾驶车在弯道和路口是不允许超车的。只能在竞技赛车当中，比如F1，两个车马力差不多，速度又都是风驰电掣高速运转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在直道上超车，只有在弯道的时候，几乎是超车的唯一机会。弯道超车在竞技赛车当中，非常高难度的超越对手的行为。

简介

弯道是每个车手都必须面对的。相对于直道而言，弯道上困难多。过弯道时，原来领先的车手可能因弯道而落后，落后的车手可能因弯道而领先。这一用语已被赋予别的内涵，“弯道”往往被理解为社会进程中的某些变化或人生道路上的一些关键点。这种特殊阶段充满了各种变化的因素，极富风险和挑战，充满了超越对手、超越自我的种种机遇。

湖南省的弯道超车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当中，全国各地呈现出新思路新做法，今天我们首先聚焦的地处中国中部的湖南省，在地方两会湖南省提出新思路——“弯道超车”。

弯道超车究竟是什么样的概念？在传统的农业大省当中能能否真正实现？

CCTV2《今日观察》主持人：陈伟鸿和评论员何帆、张鸿共同评论湖南省“弯道超车” 的新思路。

一场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将全球经济逼入“弯道”，湖南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化“危”为“机”，抢抓机遇，不仅要保持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还要“弯道超车”，科学跨越——2009年全省的经济总量增长速度争取达到12%，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很多地方都在“刹车慢行”的大背景下，“蓄势已久”的湖南审时度势，明确提出了应对危机、进而利用危机中的“机遇”加快发展的目标——“弯道超车”。

经济调整

之所以提到“弯道超车”，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到了要拐弯的时候，外部需求在减弱，美国金融危机一波接着一波，所以中国出口形势非常不利，那么国内经济也开始出现调整，过去像钢铁、房地产等产能过剩的行业要重新消化。对地方政府来说，很多经验突然间不灵了，过去地方经济成片开发，基本上大规模、大手笔，只要工业起来、GDP起来、税收起来，就算好。对地方经济来说，要寻找新的思路。为什么可以弯道超车，因为那些别的车速度慢下来，它们一边要放慢速度，一边要找下一个路标在什么地方，这时候如果超车的话，靠的是良好的方向感知道新的路在什么地方。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它是“弯道超车”，从文学角度就是“逆风飞扬”。

过往绩效

过去如果把中国各个省份经济拍一个“合影”，湖南省是站在第二排的，被第一排的明星省份的光彩所挡住，如广东、浙江、上海等。是湖南能露出风采的时候，为什么？过去湖南之所以处于劣势，一方面是过去政策对地区发展有所倾斜，让东部沿海地区先做改革试点，先行一步，占领先机；对西部采取扶持、开发的政策；唯独中部地区收到政策关顾比较少。政策上对东部地区扶持的力度大很多，中部地区在中国经济战略地位没有凸显出来。以前整个中国经济在“往外看”，出口的话，广东一定排在前面，湖南一定排在后面，湖南为广东源源不断输送廉价劳动力，而出口的形式越来越暗淡，所以我们把眼睛往内看，把国内市场做大。为什么湖南能够发展得非常快？其实在湖南已经出现了一些产业的集群，在湖南出现这些工业的集群就是机械工业的集群，所以这是它能够承接来自广东沿海、国外一些企业的非常好的基础，另外，它必须靠基础设施，过去，我有一个亲身的体会，2007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在东莞做调研，遇到一些台湾企业，因为东莞那个地方价格越来越贵了，它们想到内地去投资，考察广西、湖南、江西，2008年我们又去，还是遇到这些人，又问他们去湖南没有，他们说没有去，为什么呢？因为在2008年年初湖南的暴风雪使交通和电网都瘫痪了。

市场对接

包括政府的投资，省里的投资都在加大，所以基础设施的建设会有所改善。把湖南作为一个中转，把国外的产业和国内的市场实行一个对接。很多这个省份的崛起，都是一个在特殊的时势之下起来的。我们看到广东很发达，不要忘了，原来在计划体制时期，冷战时期，广东是海防前线，也没有发达地方，在全国都是相对落后的，已经到了包括湖南包括其他中部省份，利用时机能够实现崛起很好的时候。

经济现状

湖南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农业大省。我还是讲三个故事，这个中国股民都会熟，一个叫做“三一重工”，前段时间投了一亿欧元建立研发基地，第二个叫 “中联重科”，也是一个上市公司，前段时间它收购意大利CIFA公司，但是收购以后，“中联重科”成为全球混凝土机械市场最大的生产商。还有“华菱管线”，这个企业收购澳大利亚矿石生产商16%的股权，保证原材料进口，这三个并购收购都发生在金融危机以后，还有湖南省批准的境外投资企业是61个，这个数字是全国的第四位，可见，在中国经济的一些领域，湖南经济实际上已经走在前列。

面临挑战

“弯道超车”面临着严峻挑战。全球经济发展进入“弯道”时期，湖南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省份，和其它兄弟省份一样，它的发展面临着挑战。挑战既有来自从国际市场向国内市场的影响，又有来自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的趋势，也有来自从中小企业向大企业蔓延，还有来自从终端产品向原料市场蔓延。在国际金融危机还未见底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资本欠发达内陆的省份，既要承受这些压力，还面临着“两型社会”建设与发展方式转变的压力，如果应对不当，后果将会很严重。因此，在金融危机的素影响下，湖南如果调整战略实行“弯道超车”，就会不被其它兄弟省份甩得很远很远。

历史机遇

“弯道超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从根本上遏制经济下滑的不良势头，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围绕改善民生、稳定金融、拉动消费等方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为湖南“弯道超车”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遇。如国家在投资上重点支持的七个方面，虽然沿海很多地方已相对饱和，可湖南投资的空间很大，他们充分利用中央政策的支持，在新一轮发展中占据主动地位，重新组合、布局产业，充分利用湖南欠发达的不利条件，低成本赶超先进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另外，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湖南省200多万返乡务工人员，这既给他们增收和就业带来现实的压力，同时也带回了资金和消费，大量高素质的务工返乡创业更为推动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弯道超车”有较强的基础作保障。省九次党代会以来，湖南在中部地区率先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工作，已在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原材料产业发展、金融工作强化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承接粤港产业转移的发展思路，经过几年的努力，湖南已具有4个国家级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湖南作为第一个提出与央企对接的省份，通过对接合作，引进了一大批对推进湖南新型工业化有重大影响和带动效应的大企业、大项目，形成了中央好地方两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良好局面。尽管2008年年初突如其来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给湖南经济造成了较大损失，但湖南经济仍然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并首次迈入“万亿俱乐部”行列，生产总值和银行存款余额双双过万亿。在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和新型工业化的带动下，湖南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得到转变和改善，高耗能产业增幅下降等一系列措施，为湖南“弯道超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保障。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显然没有看过七集电视系列剧《致命弯道》（Wrong Turn 2003—2017）。

《致命弯道》是罗伯·施密特执导的恐怖片，由德斯蒙德·哈林顿、艾丽泽·达什库、艾曼纽·克莉琪等主演，于2003年开始上映。该片讲述一群人在丛林里与野蛮人生死角逐的故事。该片讲述一群人在丛林里与野蛮人生死角逐的故事。

话说克里斯接到一份工作，要在三小时内赶到美国西维吉尼亚州的罗里市进行面试。不巧的是，高速公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路况很糟糕。为了赶时间，克里斯决定抄近路。他驶进了和高速公路交叉的土路，克里斯开着车，在满是灰尘的路上兜圈，绿色的树林盖住头顶，在黄昏时投下恐怖的阴影，这条人烟稀少的路充满了不祥的征兆。就在一个拐弯的路口，克里斯注意到路边一只死去的动物，在开车时克里斯因为捡起CD里面掉出的光盘而导致车子突然失控，撞到了正前方的一辆越野车。

法兰西、艾凡、卡莉、史考特和杰西是这辆车的主人，他们本来是去露营的。但是他们的车子被铁丝网扎爆了胎。同病相怜的他们和克里斯一起去请求帮助，只留下法兰西和艾凡看着车子。克里斯他们发现了一间山间小屋，里面挂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武器，还有许多无比恐怖的标本。他们断定住在这个小屋里的人，跟马路上引起车祸的神秘带刺钢丝网有关系。其实，他们遭遇的是恐怖的深山食人魔。这时，小屋的主人也就是食人魔突然回来了，还拖着他们的车子，仓皇之中，他们躲藏起来，在目睹了法兰西的惨状后，四人奋力逃出了食人魔的小屋。

史考特负责吸引三个食人魔的注意力，克里斯他们则负责抢走食人魔的卡车。但是，食人魔远比他们想得强大。史考特在追逐中被食人魔射杀，其余三人则开着卡车逃跑了。中途，他们遇上了路障，只好放弃了卡车徒步前进。到了夜晚，他们在一个瞭望塔上发现了无线电并请求援助，却不小心引来了食人魔。食人魔紧追不舍，很快就找到了克里斯等人。在新的较量中，卡莉不幸遭到毒手，被食人魔砍死。当剩余两人终于看到希望时，食人魔突然出现，抓走了杰西。警察姗姗来迟，克里斯准备向其求助时，警察被食人魔一箭刺死。

克里斯利用自己的智慧悄悄地潜回了食人魔的住处。他在紧急关头救下了杰西。一番搏斗之后，最终，克里斯用最后一颗子弹打中了冲进食人魔小屋的汽车油箱，爆炸将三名食人魔炸死了。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深夜里，一名警察接循着之前的无线电呼救，来到已经支离破碎的食人魔小屋，在查看爆炸现场时，大难不死的一名食人魔从背后缓缓靠近。

（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法系发行）

谢选骏指出：弯道超车就是“走捷径”，这不是常规，而是打破常规，打破常规就意味着非常危险！所以我说，“摸着石头过河”具有“弯道超车的致命危险”，切切不可当作一种“中国模式”予以倡导，更不能将之作为一种普遍规则加以推广。否则全国范围甚至全球范围规则荡然无存一定导致秩序大乱，发生连环撞车、玉石俱焚！

谢选骏：香港为世界制造了“中国崛起”

《李光耀谈香港：新加坡做的最对是打压房地产》（正解局微信号 2019-10-21）报道：

新加坡大力扶持实业，打下了石化、电子、机械制造、生物医药在内的制造业四大基石。最近，世界经济论坛公布《全球竞争力报告》，新加坡超越美国，荣登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

今年5月，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发布的《2019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新加坡也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

新加坡做对了什么？

1.鲜为人知的芯片强国

新加坡虽小，却是个制造业强国。

以当下国人最为关注的芯片产业为例，新加坡就占有一席之地。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Heng Swee Keat援引使用晶圆产能数据的经济发展局的估计，新加坡占全球半导体市场的11％。

1968年美国国家半导体在新加坡成立了首条封装和测试生产线，1987年特许半导体成立，新加坡成为了全球第二个进入半导体代工行业的国家（地区）。

今天，从IC设计、芯片制造，再到封装和测试，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产业生态环境，来自全世界的芯片大鳄几乎都已在此设厂。15家世界顶尖的半导体公司中有九家在新加坡，拥有近30家集成电路设计中心；15间半导体组装与测试作业处，其中包括世界排名前五的半导体组装和测试代工公司；14间硅半导体晶圆代工厂，其中包括世界排名前三的晶圆代工厂；6家世界顶尖的集成器件制造商；5家世界顶尖的电子制造服务（EMS）供应商中有四家在新加坡；3家世界顶尖的硬盘制造商。

新加坡芯片产业没有只停留于生产环节，还十分注重研发，为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活力。芯片方面的研究，新加坡也硕果累累：2012年，新加坡研制生物芯片可探测对肿瘤干细胞的抗癌药物药效；2015年，世界首款家禽生物芯片在新加坡问世可同时检测禽流感、鸡瘟等9大家禽疾病；2018年，新加坡推出新型芯片EQSCALE：小尺寸和低功耗让几乎无限生命周期的毫米级智能摄像头梦想成真；2018年，微流控芯片仅需一台标准的实验室显微镜就能有效地检测微量纳米生物分子；2018年，新加坡南洋理工研发激光雷达硅晶片，可将芯片成本降至36.7美元。

既有产能，又有技术，包括芯片产业在内的电子产业，成为新加坡制造业的支柱和国民经济的中坚。

2018年第二季度，新加坡电子行业占整体制造业产出的比重为45.1%，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37%，对GDP的贡献率达5%。

最近几年，由于半导体竞争的加剧、利润的下滑，新加坡芯片产业开始下滑，但依然是全球半导体行业的重要一极。

2.崛起之路

新加坡芯片产业的崛起之路，与新加坡政府的主动引导密不可分。

早在1965年，新加坡一独立就开始积极对外资开放。资本的进入，带动了纺织、食品在内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极大解决了当时的就业问题，造就了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

新加坡被马来西亚驱逐出联邦——到了七八十年代，资本密集的高附加值新兴行业成为经济发展潮流。新加坡政府顺应时代发展，着手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吸引工业企业入驻新加坡。

1990年代，新加坡政府又花大力气建成信息产业的基建配套新加坡综合网，并建立起拥有20亿新元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基金和一个群聚发展基金。可以说，新加坡政府为芯片产业打下了资金、场地、信息的基础条件。

一个细节是，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为每一个前来投资的外商半导体公司，提供从投资建厂前规划评估，到建厂中的水、电、土地取得，甚至是完工后的人员招募、长远的财务规划等一系列协助。正因如此，相较于其他国家或地区来说，新加坡成为半导体领域多国籍企业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

吸引外企后，新加坡又开始推动半导体产业的国产化。1991年，新加坡成立微电子研究所IME，通过承接政府以及国内外企业的项目，提升新加坡本国的半导体设计生产能力。不仅如此，IME还在促进产业合作，组建产业联盟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93年，由TI、HP、佳能等联合投资的DRAM公司新加坡技术半导体建成，更是带动了新加坡半导体技术的升级。正是在政府的一步步引导下，新加坡芯片产业终于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3.实业立国

跳出芯片看芯片。芯片产业的发展，与新加坡鼓励实业的发展战略一脉相承。在其他制造行业，新加坡也表现得非常出色。化学工业是新加坡制造业的第二大产业，仅次于电子工业。

随着战后东亚如日本、台湾等地区的崛起，新加坡时任总理李光耀敏锐察觉到东亚石油产品消费的大量需求，并意识到新加坡可通过加工原油获得巨大利润。

1960年代，李光耀果断决定新加坡要大力发展石化产业。仅花了20多年时间，没有一滴原油的新加坡，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世界石油贸易枢纽和亚洲石油产品定价中心。

新加坡裕廊岛是世界知名的化工岛，总面积不足32平方公里，聚集着超过100家化工企业。2015年数据显示，裕廊岛的炼油能力为6300万吨，乙烯产能630万吨；工业总产值为590亿新元，占新加坡制造业总产值的1/3。机械制造也是新加坡的优势产业。新加坡一度是全球最大的自升式石油钻井平台制造国，独占全世界70%市场份额。生物制药业也成为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了亚洲最富活力的生物医药中心之一。

4.实业为新加坡带来什么

自独立以来，新加坡终于迎来的丰收季。未雨绸缪，大力扶持实业，终于打下了石化、电子业、机械制造、生物医药在内的制造业四大基石。

有研究显示，1元价值的集成电路（IC）芯片产值大约可以带动10元电子产业的增长甚至最终100元的GDP增长，由此可以看出集成电路芯片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以及它的高附加值特性。芯片产业，令新加坡获益匪浅。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从2001年开始一直到2016年，新加坡制造业的产值都保持在20%左右。即便在转向IT领域后，制造业对GDP的贡献仍然超过10%。

制造业支撑，大大增强了新加坡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同为亚洲四小龙，2010年，新加坡经济总量首次超过香港，人均GDP更是远远地将香港甩在身后。

反观香港，产业空心化是其GDP数据落后于新加坡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旅游、专业服务及工商业支援服务占比超过95%，制造产业微乎其微。

5.新加坡的启示

在《香港硅谷梦碎：20年前，一次失败的自我救赎》（对话框回复数码港，获取文章）一文中，我局介绍了港府曾经尝试发展互联网、半导体、生物医药等实业，最终以失败告终。同样面积狭促的新加坡，地理条件、资源禀赋与香港非常相似，甚至在发展半导体、生物医药产业方向上也不谋而合。

为什么新加坡成功，香港却失败了？这是因为，发展实业，既需要眼界，更需要定力。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长期执政，地位稳固，经济政策的长期实施因之得到保障。李光耀不但是该党党魁，也是新加坡的第一任总理。继任者均出自人民行动党，也继承了前任的大政方针。稳定与连续的政策，让实业立国的战略得以实现。

与光鲜亮丽的金融业相比，制造业是个苦差事，需要耐得住寂寞，下笨功夫，必要时做出取舍。这种取舍，体现在对房地产的态度上。

同样是土地局促，同样是房价高企，但新加坡的居住条件要比香港好太多了。不可否认，房地产也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但是，新加坡是在不影响民生的基础上发展房地产产业。

1964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实施居者有其屋计划。如今超过80%的新加坡人居住在政府承建的公寓，其余20%的居民则住在有地房产以及私人公寓。

在打压高房价上，新加坡政府也不遗余力。实施严格的限售+限购政策，同时采用低房产税率和高印花税率的税收调控组合，抑制投资需求。正因如此，新加坡经济才没有像香港那样，被房地产绑架。

在2009年，86岁的李光耀在接受《海峡时报》专访时提起李嘉诚，抨击以他为代表的香港地产商：他制造出什么行销世界的产品了吗？没有！

一是新加坡的政坛强人，一个是香港的商界巨子。一个经济发展在制造业的支撑下显示出巨大的潜力，一个发展去产业化却为自己的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复盘这次交锋，钦佩新加坡打压房地产、扶持实业的定力与决心，也不禁为香港忧虑：现在及未来的香港，能够为世界制造什么？

谢选骏指出：李光耀这个南洋杂种哪里知道，香港为世界制造了“中国崛起”这个空前未有的产品！——要知道，如果没有香港和台湾的四十年输血，一党专政的中国大陆现在的发展肯定会远远不及共产党的解体之后的东欧和苏联。当然，香港和台湾如此卖力输血共产党中国的结果，确实是“亏了自己的身子”——现在香港陷入内乱，台湾陷入贫血，自己都被榨干了，当然都不如新加坡景气了。这也可以说是某种中国历史的报应使之然也。因为毕竟，香港和台湾为世界制造了“中国崛起”的奇迹，就像“以身饲虎”的和尚一样，不得不面对自己的献身行为的后果了。

谢选骏：德国人为什么反对刺杀希特勒

《<新苏黎世报>：殴打或焚烧公民是不可接受的》（2019年11月19日  法广RFI 柏林特约记者 丹兰）报道：

香港理工大学被警方包围——2019年11月17日！

但是“柏林飞鸿”说，随着香港抗议活动暴力成分不断上升，德语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口吻有所转变。原来普遍赞成示威游行方的媒体开始对暴力行为持怀疑态度。德国《世界报》本月14日指出，香港的暴力在升级，在某些示威者那一方也是如此。 

《法兰克福汇报》上周表示，示威游行者对香港政府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但使用暴力毫无用处。这还可能给北京提供介入香港事件的有力借口。

 《新苏黎世报》呼吁所有参与者要自我克制。该报写道，尽管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顽固不化的控诉很有道理，尽管人们对警方过度使用暴力越来越愤怒，但示威游行者还是应该自我克制。就因为警察使用暴力，于是自己也使用粗暴的，毫无意义的，甚至是针对公民同胞的暴力，这种借口太廉价了。为民主而战的人，必须能接受矛盾。即便有人赞成令人憎恶的政府的观点，但如果去殴打或焚烧这个人，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新苏黎世报》的看法。

 随着事态的扩张，德国留学生也卷入了反对派与官方的对峙。据德国电视一台本月15日报道，两名德国男子于14日晚间在香港被警方逮捕。理由是两人当天参加了未获许可的示威游行活动。他们的年龄是22岁和23岁，目前是艺术学院岭南大学的交换生。据警方消息，22岁男子还违反了蒙面禁令。德国外交部表示，德国驻港总领事馆已经启动相应程序，与当事人律师以及香港当局等方面展开接洽。

 11月16日驻扎香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走出军营，清理路障的消息，引起了德语媒体的广泛关注。奥地利广播电视台很快表示，这是中国在展示权力。

 德国《星星》周刊也认为，本来不允许离开军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忽然出现在香港街头，这是一个微妙的权力展示。根据香港特区的规定，驻扎香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不允许离开军营。但香港政府可以请求解放军予以援助。不过，香港这次没有请求援助。解放军战士清理路障是自愿行为。但这一短暂行动发送了一个微妙的信息，那就是中国政府在为香港政府撑腰。这是《星星》周刊16日网上发表的分析。

 德国广播电台本月15日采访了德国知名汉学家斯潘格勒（Tilman Spengler）。斯潘格勒透露说，近日来，他曾和一位中国高官进行交谈。这位高官表示，香港发生的事情“令人很惬意”。它向中国大陆人显示，民主是多么可怕。斯潘格勒认为，香港的抗议对北京来说可能来得正是时候。一方面，这可以转移人们对北京镇压少数民族维族人的视线。另外，北京的经济扩张和一带一路项目的进展也不是很顺畅。如果北京用铁拳砸向香港，这对一带一路项目肯定不利。潜在的经济伙伴都会认真考虑，到底跟谁上床。北京完全有可能不会任由事态继续发展。但北京如果介入香港，那也只是许多选择中可能出现的一种。斯潘格勒还认为，反对派的要求太模糊。但他希望反对派对民主的呼声能在香港以外得到更多的听众。

 德国《明镜》周刊16日发表了对一位香港蒙面示威者的采访。这位22岁的男子自称是查理，是香港人，在香港别的大学读书。他和其它示威游行者一起占领了香港理工大学。这位正在练习弓箭的蒙面示威者表示，他愿意为抗议活动死去。他还说，弓箭的箭端不尖锐，不会有事的。

 但慕尼黑《水星报》17日在网上报道说，16日晚间，香港警方和反对派在理工学院附近发生冲突。香港一名警察被箭矢击中。图片显示，箭矢扎入了警察的腿部。该报还报道说，反对派对人民解放军周六出营清理路障提出强烈批评，要求政府对此加以说明。观察家们认为，解放军清理路障是北京在展示权利。但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中国不会武力解决香港抗议问题，因为这会使中国受到世界的鄙视和唾弃。这是慕尼黑《水星报》的预测。

谢选骏指出：德国人的上述反应，让我想起了，许多德国人至今仍然反对1944年一批德国军官刺杀希特勒的义举！德国人为什么反对刺杀希特勒？因为德国人习惯服从。德国人的主流观点认为，就是希特勒是个魔鬼，已经宣誓效忠他的德国军官和德国人民就不该起来叛乱或革命，因为那样的义举等于是违背了自己“效忠希特勒”的誓言，因此在法律上是犯罪，在道德上也是不完美的。只有跟着希特勒抵抗到底，然后玉石俱焚，才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应该做出的奉献！（不过他们忘记了，这个希特勒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和犹太人的杂交，是命运派来取消日耳曼人优越感的怪咖。）

谢选骏：解放军棺殡“清垃圾”预告屠杀

《解放軍浸大外清路障　內地網民：下一步掃「亂港垃圾」》（議事廳 許祺安 2019-11-17）报道：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昨日（16日）出動，在浸會大學外清除散布在路面的磚頭等路障。駐港解放軍當晚發微博稱，駐港部隊加入市民自發清理路障的工作，贏得現場市民掌聲。

而在內地，這一行動引發網民熱烈迴響，不少人都大讚解放軍清磚「具有政治智慧」，並不違反規定；還有人說，出門掃垃圾的行動是「一語雙關」——「先掃路障垃圾，再掃亂港垃圾」。

《「出老解」清路障背後的訊息》（2019/11/16 林彥邦）报道：

  

今天解放軍出來執磚，當然可以一笑置之，但這些行動背後的訊息，就是曾經將解放軍鎖在軍營的《基本法》、《駐軍法》，以至公眾觀感，對中共而言愈來愈不是一回事。 

終於出老解！大家可以返屋企訓覺。講完笑，回正題，解放軍聲稱今次是「自發」出動協助清理路障，協助「止暴制亂」（其實上次打風都「自發」過一次）。

問題：解放軍駐港部隊是否真的可以突然「自發」殺出軍營？

答案：不可以——理論上。

根據《駐軍法》，駐港解放軍的職務包括「抵抗侵略」、「防衛勤務」、「管理軍事設施」、「承辦涉外軍事」，若全國人大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者出現一些特區政府不能控制、危及國家統安全的動，決定香港進入「緊急狀態」，解放軍就可以履行職責。否則，「香港駐軍不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地方事務」，當然，解放軍的職務，不包括在九龍塘清垃圾。

而即使他們職務包括執垃圾，第一，香港不是戰爭狀態，第二香港不是緊急狀態，亦無解放軍出動的條件，還有一個例外，就是香港政府在「必要時」，向中央請求駐港解放軍協助救助災害，中央批准後，由中央軍委下令出動，任務完成後返回軍營。特區政府提出、中央批准、軍委下令，千看萬看，就是沒有「自發」出來這回事。

今天解放軍出來執磚，當然可以一笑置之，但這些行動背後的訊息，就是曾經將解放軍鎖在軍營的《基本法》、《駐軍法》，以至公眾觀感，對中共而言愈來愈不是一回事，日後解放軍「自發」甚至獲命做甚麼，看來也不用太奇怪。你不會真的相信他們是「自發」吧？

《官兵「清垃圾」惡棍「潑髒水」》（博讯 2019年11月18日）报道：

11月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出動百餘人，協助香港市民清理路障和街面垃圾，該舉動不但恢復咗街面正常嘅交通秩序，仲清理咗暴徒殘留嘅「垃圾」，贏得現場市民嘅陣陣掌聲，同時港民亦紛紛行動起來，加入清障隊伍，畫面和諧、場面溫馨；但係有一啲別有用心之人卻故意挑撥是非，惡意「潑髒水」，哩啲唯恐香港不亂嘅「縱暴派」無恥小人，必將遭受全港市民嘅共同抵制，因為香港暴亂至今，咁樣來之不易和諧友愛嘅畫面，係每一個真心愛港、護港嘅人都希望見到嘅溫馨畫面。

     

據香港橙新聞報導，香港反對派議員毛孟靜，喺佢嘅社交平臺發文，言語陰陽怪氣，稱駐港部隊此次清障事件猶如2018年「山竹」颱風期間駐港部隊做義務工作，「香港人習以為常？」此舉卻遭到大批港民批評，港民怒斥「香港唔需要淨係識得指手畫腳嘅政棍，更需要用心及行動為香港好嘅代表。」更有港民賚疑毛孟靜搞雙重標準，「山竹」颱風期間，解放軍出手相助幫忙清理，你哋乜都冇講，而香港暴徒肆意破壞、縱火、殺人，市民人心惶惶，你哋冇出來譴責，宜家卻有膽量對清理路障嘅解放軍指指點點，簡直係無恥至極。

無獨有偶，反對派立法會成員譚文豪、郭榮鏗亦大肆叫囂，污蔑駐港部隊此次「清障活動」破壞「一國兩制」。對此愛國愛港人士紛紛企出來撐駐港部隊，香港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批評郭榮鏗等人唔識主持會議，更唔知如何為人處事，反對派全部都係想整死香港嘅漢奸走狗。

    

「嗰一抹綠色」係近期香港「黑色恐怖」中最靚麗嘅風景線，值得所有人尊重，值得全中國人自豪；駐港部隊此次「清理活動」合情合理，於情方面，駐港部隊係中國人民嘅子弟兵，軍民魚水情，港民自發嘅清理行為，深深觸動咗駐港部隊嘅每一位官兵，所以駐港部隊官兵義務加入港民嘅清理行動中，當有記者採訪一名駐港部隊指揮官時佢表示，「此行為完全係解放軍自發嘅行為」，因為維護香港安全穩定係每一個人嘅責任，當該記者質疑駐港部隊此次活動似係執法行為，該指揮官霸氣回應：「香港市民嘅掌聲說明咗一切，亦係我哋最好嘅形象」。於理方面，當一啲惡意嘅「弦外之音」挑撥駐港部隊此次「清障活動」時，多位法律界人士紛紛通過法律條款回擊質疑之聲，通過羅列《基本法》、《駐軍法》條款，解讀此次駐港部隊義務勞動嘅行為合情合理，就連一啲軍事專家都企埋出來，為駐港部隊撐腰，認為駐港部隊行為「好正常」，從香港市民嘅反應就可以睇出駐港部隊嘅行為受到了所有港民嘅歡迎和支持，於情於理都喺情理之中。

    

香港止暴制亂需要更多人嘅支持和幫助，嗰啲「吃飽飯得閒冇嘢做」嘅「反對派」和別有用心嘅「縱暴派」，你哋嘅行為和嗰啲制暴施暴嘅「暴徒」有乜嘢區別，只不過係嘩眾取寵，做敵對勢力嘅漢奸走狗罷了，香港市民嘅眼睛係雪亮嘅，相信通過駐港部隊嘅此次行為，可以喚醒更多真心愛港護港嘅人士，加入到止暴制亂嘅隊伍中，共同維護香港嘅安定團結，將嗰啲「蛇鼠一窩」嘅敵對勢力徹底剷除，還香港一片寧靜祥和嘅天空。

谢选骏指出：解放军官兵第一步是“清垃圾”，第二步可能就是“剿人渣”了——所以我说，“解放军开始预告屠杀”了。如此一来，解放军官兵就成为“解放军棺殡”了。就像1989年北京大屠杀一样了！

谢选骏：“天下人”不是老百姓而是控制了天下的人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从美国总统选举想到<琅琊榜>的境界》（2016-02-28 燕语千言）报道：

最近是美国各州民主党和共和党选举党内总统候选人。站在投票机前，看着候选人名单，我居然想起了电视连续剧《琅琊榜》中梅长苏麒麟择主时对靖王萧景琰说的无奈的话，“你的条件确实不太好，只可惜我已经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了。”君权社会，除非乱世，大臣们只能在合法的皇位继承人中选一个不算太糟的。民主社会，选民可以在一筐梨和一筐苹果中选一个不算太烂的。当然，更糟的是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力。

能够让我在投票这样严肃的时候想起来的是部怎样的电视剧呢？我有很多年没有完整地看国产电视连续剧了，尝 试过一些热门的剧，结果总是不断快进跳集然后放弃。琅琊榜是我多年来完完整整看的第一部国剧。

最初被吸引的是中华古典文化之美。片头就不俗，是很美的写意水墨画，阴云惨淡的天幕下，一只蝴蝶挣扎着破茧而出，近于透明的薄翼脆弱地微微颤抖，最终振翅有力地飞往明朗的远方。不仅片头，全剧有很多拍得很维美的画面。剧中人物谈吐斯文儒雅，行礼如行云流水，服饰，道具，庭院。。等等无不用心，难怪被评为良心剧。当年拍87版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时，拍摄长达三年之久，演员先进学习班增强艺术修养。琅琊榜当然不能和红楼梦比，但是在现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已经很难能可贵了。

然而琅琊榜更可贵的是它的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上卷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不仅是词，其它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莫不如此。

优秀的影视作品都有一个不低俗的境界：或表现人性的真善美，或展现亲情友情爱情等人类美好的感情，或追求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或宣扬正义必胜的英雄主义。有的作品同时属于几个范畴。这些并不是空洞僵硬的说教，而是通过精彩的故事情节和演员精湛的演出，而产生的冲击观众心灵的力量。好的电影会给观众留有一定的思维空间，让你走出电影院依然回味无穷。

琅琊榜虽然是架空历史，但却表达出了贯穿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正统文化和价值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呕心沥血；“处江湖之远”，则位卑未敢忘忧国。而那个江湖不仅快意恩仇，而且最高理想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就象剧中梅长苏所说的，“世间万物，无不为道，隐于山林为道，彰于庙堂亦为道。”

不仅如此，在53集金殿呈冤，梅长苏质问梁帝时说，“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若无百姓，何来天子？若无社稷，何来主君？”这是全剧的点睛之笔。这也是这部剧不同于其它剧的最大区别，它讲的不是宫斗，不是权谋，不是复仇，更不是忠君，而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的理想。所以在九安山他们拼死护卫梁帝这个刻薄寡恩的皇帝，甚至言侯曾密谋炸死皇帝，被梅长苏揭穿时咬牙切齿地悲愤怒吼“他难道不该死吗！”，可此时他傲然地说, “就算攻破了殿门，还有我们的身体。只要一息尚存，就不算失守”。他们不仅是在保卫皇帝，更重要的是维护国家安定，天下不至于大乱。最后一集，当外敌入侵烽烟再起时，梅长苏以病弱之躯，重回属于林殊的北境疆场，他也不是为皇帝而战，而是为天下黎民而战。梅长苏从地域归来，他的思想境界也经过血与火的洗礼而升华。所以他能无畏地质疑梁帝，“在你心里就只有巍巍皇权，又何曾有过天下！”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然而到了清朝，君权已经大到了除一人之外，其余人都只是奴才。有朋友对我说琅琊榜不是正剧，向我推荐一些热门的清宫剧。可是那满屏的奴性隔着屏幕都能熏到我让我恶心。无论他故事讲得再精彩，于境界上已沦为下乘。我喜欢琅琊榜中主要人物都自有风骨，就连蒙大统领也不是皇家豢养的鹰犬。就拿跪拜行礼来说，梅长苏重回金陵，以一介布衣被梁帝召见，行礼端庄优雅，言谈不卑不亢，只有君臣礼仪，没有丝毫奴颜卑膝。当靖王发誓一定要彻查梅岭冤案，他伏地而拜，拜的不是未来的主子，他也当得起靖王同样的大礼回拜，两人对拜如此隆重庄严，是君子一诺，生死相托。

然而在君权之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只能是理想主义的童话。祁王，林帅，言侯，还有景琰和林殊心目中的清明朝局要怎样实现呢？梁帝立了太子，又扶植鼓励誉王，使两股势力互相牵制，结果朝中乌烟瘴气，党争不断。可是政治势力互相制衡也可以抑制独裁专制。象美国，每一条法律的出台都经过民主党和共和党唇枪舌剑的斗争。每四年，一定不顾及稳定的大好局面，两党历经18个月的混战，选出新的总统。在这场混战和闹剧中，所有的候选人都被大众和媒体用放大镜检阅。共和党候选人著名的外科医生Ben Carson本来非常励志，是黑人青年的道德楷模，被在私德上客观公正地泼了一身污水，走下了神坛。Jeb Bush 出身名门世家，爸爸哥哥都当过总统，可惜美国人最忌讳的就是成立什么王朝，更何况Trump 对他的点评”low energy”, 形象而刻薄地讽刺了他迟钝而缺乏领导力和魄力，一举断送了他在辩论台上的前途。民主党社会主义者Barnie Sanders被人挖出七十多高龄还欠信用卡好几万美元，个人财务管理如此混乱而不负责任，他如果上台，美国的赤字要如何翻番呢？选举比任何解构主义都解构得彻底。这样上台的总统，没有人会把他当作奉天承运英明伟大的天子而顶礼膜拜，他只是个需要把本职工作做好的普通人。

梁帝说，谁坐上这张龙椅，人心都会变，景琰也一样。梅长苏不信，我相信。美国人民也相信。所以他们对任何一个总统和政府都持怀疑的态度，不断质疑批评监督，宁愿相信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不把希望寄托于脆弱的人性。他们拍电影，即使是拍George Washington ，也拍不出千古一帝的歌功颂德。反而是“纸牌屋”这样的电视剧刻画了集阴险狡诈虚伪狠毒各种邪恶于一身的政客，这才是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的政客形象。

太子和誉王都倒了，靖王会开创一个清明的朝局吗？靖王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性格中有很多缺陷。而梅长苏看重的是他的赤子之心。剧中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梁帝对他的评价都是有情有义。但是我觉得他的情义只是对小殊及其他在他还是天真孩童少年时认识结交的人，那时他的心性还比较纯真。成年以后，他时常表现得多疑，猜忌，偏执，其实和他的父亲是一脉相承的。在私炮坊爆炸的现场，他质问梅长苏是否出自他的手笔，这样毫无根据的猜疑只能出自一个非常阴暗的内心，所以看别人也一样阴暗。他得知梅岭真相时，悲愤地说父皇只要把人调入京一查问就可知真相，却轻率地屠杀了7万赤焰军。但是他在小宫女小新诬蔑梅长苏时，也轻易就信了，其实当面问一下梅长苏很容易就水落石出的。因为多疑，所以只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连莅阳长公主在被要求首告夏江时，都说，“于我何益？”皇族的血液里都流淌着一样自私，凉薄，多疑的基因。

靖王说朝廷自有朝廷的法度。那么他是一个律法的忠实拥护者吗？从天牢抢夺卫峥，是严重地违反了法律。而夏江入狱并不是因为他犯下的滔滔罪行，而是夏秋诬陷他的。如果要遵守正常的法律途径，应该是先给冤案平反，然后无罪释放卫峥。当然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从权机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可以一面如此行事，一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谴责谋士的心机和手段。如果不是虚伪，就是人格分裂。当他终于坐稳皇位开创萧景琰时代时，人们能够相信他会坚持朝廷的法度而不是乾刚独断吗？在缺少制衡一人独大的朝堂，就算他能够自律守法，守的又是谁家的法呢？

据说要拍琅琊榜第二部了。意义何在？是拍景琰终于创立了一个清明的朝局然而到老变得多疑昏聩一如他的父亲？还是拍庭生长大卷入了争夺皇位的血雨腥风？这宫墙里的风从来没有停过。有第一部的格局和境界在前，第二部如果这样表达中国在几千年里周而复始循环反复总也走不出封建君权的怪圈，其实很令人悲哀无望的。

这样的话题太沉重，还是讨论一下电视剧本身。通常改编的影视剧都会让人遗憾不如原著，因为文字的魅力有时很难被屏幕表现。但是琅琊榜这部电视剧比原著小说精彩太多。首先改编的好，加入的梅长苏与霓凰的感情线，景琰终于认出林殊，金殿呈冤后梁帝与梅长苏的单独会谈，都改得比小说好。其次，演员的出色表演为电视剧增色不少。胡歌把梅长苏塑造得可谓血肉饱满灵魂充盈。旧时梨园子弟苦练的基本功之一就是眼神，甚至有古老的方法紧盯着空中的飞鸟练习。他的眼睛很传神，时而深沉，时而忧郁，时而凌厉，时而温煦，偶尔调皮慧黠，有时貌似无波实则掩藏惊涛骇浪。但是无论怎样，都澄澈干净，永远有一层温暖的底色。当他厌弃地评价自己是“阴诡之人行阴诡之事”时，因为这干净和温暖的眼睛，没有人能够把他和阴诡之人划等号。啰嗦如我，可以继续写三大章，就此打住。

风起，云散。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天下人”不是老百姓而是控制了天下的人。上文的糊涂在于一个传统的误解，以为“天下是天下所有人的天下，国家是全国所有人的国家”。这个误解认定——【首尾两个“天下”可以理解为国家或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中间一个“天下”是指天下所有的人。古人认为，天下并不固定属于哪一个人、哪一个家族所有，而是属于天下所有的人；谁符合道义，谁有利于天下百姓，谁就有资格拥有天下、治理天下。其中隐含着天赋人权、政以道立的理念。在现代语境下，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世界是全世界所有人的世界——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有权参与治理。】

【引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六韬·文韬·文师》） （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是天下所有人的天下。与天下人的利益一致的人，可以获得治理天下的权力；将天下人的利益占为己有的人，势必失去治理天下的权力。）  

从上述误解出发，则把“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一语，篡改成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了！ 

而在我看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说的很清楚，“天下”并非“天下的人”，而是一种自然的态势，严格说来，就是天下的控制权！如果一定要把天下的控制权人格化，那也只能说“‘天下人’不是老百姓而是控制了天下的人”。

附录《六韬·文韬·文师第一》

文王将田，史编布卜，曰：田于渭阳，将大得焉。非龙非螭，非虎非罴，兆得公侯，天遗汝师。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编曰：编之太祖史畴，为禹占，得皋陶，兆比于此。文王乃斋三日，乘田车，驾田马，田于渭阳，卒见太公坐茅以渔。文王劳而问之曰：子乐渔耶？太公曰：君子乐得其志；少人乐得其事。今吾渔，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谓其有似也？太公曰：钓有三权，禄等以权，死等以权，官等以权。夫钓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观大矣。文王曰：愿闻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鱼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长，木长而实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亲合，亲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语应对者，情之饰也。言至情者，事之极也。今臣言至情不讳，君其恶之乎？文王曰：惟仁人能受正谏，不恶至情，何为其然？太公曰：缗微饵明，小鱼食之。缗绸饵香，中鱼食之。缗隆饵丰，大鱼食之。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呜呼！曼曼绵绵，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远。微哉圣人之德诱乎，独见乐哉。圣人之虑，各归其次，而立敛焉。文王曰：立敛若何，而天下归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散不受天之诏命乎！乃载与俱归，立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