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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8日星期日

谢选骏:铜锣湾书店案件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导火线



《銅鑼灣書店倖存者的遺言》(《基督教中国》2019年12月1日)报道:


十一月六日,一個黑色的星期五,清晨五點我打開電腦,「香港出版商阿海被從泰國綁架回國」十五字吸引了我的眼球,文章說,阿海和他的合伙人呂波、僱員林榮基、張志平分別在泰國、深圳失蹤。

臨危受命  見義勇為

這條新聞猶如晴天霹靂,驀地改變了我既定的寫作規劃。我馬上致電摯友李波,他聲調低沉,承認巨流公司瀕臨全軍覆沒,現正疲於奔命,在倉庫、出版社、書店之間忙不及履。基於朋友義氣,我毫不猶豫地說,願意放下手中的書稿,去銅鑼灣書店當一名義工,他表示歡迎。就這樣,我這一輩子增添了八星期的賣書生涯。

銅鑼灣書店座落在港島駱克道東端,背靠香港最有名的百貨總匯——崇光百貨公司,不分晝夜,客似雲流。一九九四年,左派中華書局的業務員林榮基以退職金租賃了駱克道529號——一座沒有電梯的舊樓一樓,開設了這家綜合性書店。由於業務嫻熟、供銷合拍,該店很快成了訪港大陸旅客的必遊之地。三十平方米的長形店舖,分類開架陳列著武俠、健身、減肥、美容、醫藥、兒童、占卜、星相、金融、投資、宗教、旅遊、辭書、小說、詩歌、文物等書刊,近幾年政治時事書刊暢銷,有關周永康、薄熙來、曾慶紅的專書多達二百餘種,再加上林榮基待客和氣、有求必應,這家二樓書店成了小型書肆的佼佼者。據我從舊帳單、郵單估算,海內外熟客逾三千人,顧客大致可分為四類:(1)從報紙、視頻、微信知悉這家書店出了大事,不少讀者抱著好奇心爬上二十級樓梯,以一睹為快,既入「寶山」,自不能空手而回,忙時常常連找贖的零錢都耗盡。(2)大陸一萬多留學生、研究生中修讀社會科學者,像《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精裝十冊,售價達千多元,卻不乏買客。(3)到崇光百貨公司購買時裝、電器的中外遊客,順道來訪。(4)中外情報機構,意欲從港版新書中挖掘兩岸政經軍事情報,像羅瑞卿之子羅宇、解放軍准將羅宇所撰《告別總參謀部》一書,每天平均可售出二十多本;台灣軍情局上校龐家均所著《情報札記》賣到斷市;還有揭秘九一三真相的《林彪密函蔣介石》往往要到柴灣貨倉取貨才能趕在顧客上飛機前交貨。据一月十日美國之音海峡訪谈節目的佳賓、台湾國安局第一處副處长萧台福透露,他也曾去铜書“遛躂”過。

來銅鑼灣書店淘書的顧客,依財富、氣質,大致可分為十個層次:


一等人:例如億萬富豪、澳門創律集團董事局主席徐增平。創律集團成立於一九八八年,在兩岸四地與海外開設了二十多家公司,業務涵蓋房地產、建築設計、國際貿易、金融投資、建築材料、酒店與投資管理、文化演藝等多元領域,總資產逾廿二億元。其董事局主席徐增平一九五二年出生於山東濰坊,一九八三年從廣州軍區體工大隊退伍,從商經營電器、農副產品等。一九八八年攜妻子、中國女籃主力劉克先移居香港,兩年後兼任中國體育工作者協會香港分會主席,帶領過香港足球隊、藍球隊;創辦過澳門創律旅遊娛樂公司,曾組織總政歌舞團、俄羅斯紅星歌舞團、澳大利亞軍樂團等來港演出。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贊助台灣飛人柯受良駕駛汽車從壺口瀑布上空飛越黃河,那輛飛躍黃河的三菱轎車噴塗着「創律集團」字樣。一九九八年,徐增平帶著五十多瓶62度的二鍋頭烈酒,經四晝夜酗酒談判,以兩千萬美元的低價從烏克蘭政府手上買下前蘇聯未竣工的航空母艦「瓦良格」號,聲稱要將它改建成包括迪斯科舞廳、旅館和賭場的大型海上旅遊博彩設施。由於土耳其政府刻意刁難,不准通過博斯普鲁士海峡,瓦良格號回國五十天的行程,竟走了近四年。為了支付罰金、利息以及疏通土耳其軍政當局,徐增平耗費了五倍於艦價的美元。後來聽說他因案被拘捕,瓦良格號航母也被罰充公,拖到大連造船廠繼續安裝、配備大炮與飛機,於2012年正式交付海軍。當時的軍委主席胡錦濤交艦授旗,命名為「遼寧」號。它已衝破第二島鏈,長年馳騁於東海與南海海域。徐增平曾以兩億元購入深水灣37號、號稱「港版凡爾賽宮」的山頂豪宅,還購入深圳五十萬平方英尺土地發展坪洲海濱花園;在銅鑼灣海旁興建七十二層高的中國創律廣場,在上海興建「王子公寓」。截至2010年,在京、穗、滬、魯等地投資額高達數十億元。

我接待徐增平光臨銅鑼灣書店第二次,是十二月三日。此人身高六呎多,龍驤虎步,氣宇軒昂,並不像凡夫俗子那樣強迫我打折扣。那天我一人當值,他帶領隨從買走《告別總參謀部》與《習近平後院失火》各25冊;兩天後又來店買下《十九大常委爭霸戰》等六種各八本,分裝八個膠袋,囑我兩日內送去他在附近百德新街新寧大廈的大宅。由們書店存貨不足,我特地電召柴灣貨倉的會計,要她放棄休假坐的士去開倉發書。

十二月三日,有個戴眼鏡的老人,揣著一包花生米上門,要我轉交老林,我說這個任務礙難從命。他說報紙上的新聞他早已知悉,問我老林現關押何處,我答:憑常識判斷,香港居民是隸屬於廣東與深圳有關部門管轄的。他即用手機致電廣東省有關部門,說:「老林是個老實人,不會做什麼壞事的,你們考慮一下,能解脫就盡量早點解脫,畢竟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我聽此人口氣甚大,便斗膽問他:「閣下在大陸是做大官的嗎?」他倒也不隱瞞,說是中央機關外派幹部,現於華盛頓大學執業。

龍蛇混雜 良莠不齊

十一月廿六日下午,有三個穿藏青色茄克的男子來店,其一不茍言笑者開單要買若干種勁書。我捧出一摞,二人稱應呈交領導,奉之若神明。從手機通話知此三人住怡東酒店。按大陸幹部出差津貼規定,能住怡東者,應不低於部級。那位「領導」目光橫掃書架後略作筆記,着二位隨從抬書下樓。

此外,來店買書的上等人有:上海九思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董座徐躍、香港國際投資總會秘書長楊秉萬、蘇州善根齋古玩書畫館館主楊善耕、已故名作家吳祖光的兒子、畫家吳歡以及前北京市長陳希同兒媳的內眷,她囑咐今後到貨有關陳希同題材的書,都要給她留下。

二等人:專家學者教授議員,如上海大學歷史系主任徐有威、北師大教授、博士生導師老生、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林和立、新加坡海峽時報駐港特派員程翔、立法局議員何俊仁、西单民主牆詩人孟浪、亞洲財經總編輯趙世龍等,後者在林榮基手中買過五萬多元錢的書。這些專業人士為尋覓研究課題的資料而來,他們養尊處優,出手闊綽,從不討價還價,那都是真正愛書的人。

三等人:男的西裝畢挺,女的濃妝淡抹、珠光寶氣,進門就出示手機上的書單 ,要的都是政治八卦、內幕傳聞之類,一擲千金毫無吝色,都自稱是給領導——局長、部長、董事長捎書,還一定要開具收據作為報銷憑證,原來共產黨的各級幹部也都喜歡看香港的政治八卦書籍。或謂這類書都是「境外反共勢力」造謠誣衊之作,然據我了解,那些書的作者絕大多數是住在深圳的,還都錦衣玉食、穩坐釣魚台,他們各自代表中共高層不同的派系,包括薄熙來、周永康的殘渣餘孽,也就是所謂「有惡意編造內容的政治書籍,成為一些政治謠言的源頭,往內地維護秩序製造特殊干擾、挖內地法律牆角」的罪魁禍首。

四等人:土財主或曰土豪。做生意賣假貨炒地皮賺了點不義之財,攜眷來天堂香港鋪張揚厲炫富擺闊,唯其出身微賤,總不免露出馬腳。這類人多數穿着不繫鈕釦的西裝,也不結領帶,左手拎著崇光的大小塑膠袋,右手伸到書架上抽書,一隻手拎著封面,隨便翻翻又單脫手往書架上擠塞,往往把兩旁書籍的綁帶與封面撕爛;有等魯莽人士,背著脹鼓鼓的日式背包,在狹窄的通道中橫衝直撞,猶如公牛闖進了瓷器舖,動輒把堆著十幾本的暢銷書撞翻在地;也有等人看了書往台面亂擲。這些土豪走到哪裡我就要跟到哪裡收拾揩抹,讓一片狼藉的爛攤子恢復原狀。有一次,一個土豪撞倒了兩摞新書,我忍無可忍質問他:「你知不知道五講四美(編按: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嗎?共產黨是怎樣教育你的?」不料此人口裡叼了根煙(香港公眾場合是禁煙的)吱聲:「嘻嘻!這年頭還有誰在五講四美,你們香港人都是土豹子!我們內地人誰還尿共產黨!」擺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蠻橫架勢。

五等人:買了一堆書,不願揹著過關,更想被海關查檢充公,硬要書店給他们郵寄回大陸。我告訴他们,從香港寄書,遺失率頗高,僥倖退回來的,已擠滿櫃子,多達幾十捆。還有,中央郵電部前年就明令禁止境外書籍從深圳郵寄進入其他省市。對方都說以前老林一直承攬寄書業務的,深圳還設有收款帳戶,為什麼你就不肯?我出示大陸郵局退回的港版毛澤東全集(內有毛澤東年輕時提倡湖南獨立的文章)說,連毛澤東著作都不能寄達,遑論普通書籍,林榮基就是因為貪這點小便宜,才走上了不歸路!銅書的承包人曾三令五申,叫我收费郵寄照辦不誤,顾客收不到是他們的事!我一再嚴詞拒絕。事實上,每天都有人上門索賠,稱兩個月以前付了錢的書都未收到,有個老太婆幾次上來無理取鬧,說五十五本書只收到三十多本,要從收架上抽二十本等價書籍「抵債」,形同搶劫,我聲言報警,才使她停手。

六等人:一進門就問打幾折,我答:國營的「三商中」是沒折扣的,我們來貨價是七至八折,現在優待熟客打九折,平均不到兩分薄利,再低就要賠本。這些人說,某某書店打八折,你為什麼不打八折?我說,這家小店即使日進萬元,一個月卅萬營業額,姑以兩分毛利,也僅賺六萬元,扣除三萬九房租和燈油火蠟冷氣信用卡傭金等等,勉強夠一個職員工資,打八折衹能執笠。他們說,人家能七折八扣,你為什麼不能,我說,人家賣教科書,可以日進十萬,人跟人不能比;他們說:你為什麼不賣教科書?我說,我只是個義工,不是老闆,你有意見可以找老闆投訴。這種人,買一兩本書就死皮賴臉要我打八五折,剩下零頭(三幾十元)都不想付,聲稱沒有零錢。

七等人:專買古今鹹濕書。從大陸文革手抄本《少女的心》到上世紀英國禁書《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都不乏男女老少讀者。他们口頭上都說是受友人委託買的。有個深圳青年,用信用卡買了三千元的《秘戲圖大全》,接過函盒,迅速下樓逃遁,好像有人追緝他似的。我知道,這類書,在大陸是不能公開出售的,有資格買此類書的都是有小臥車侍候的大官,那位小青年偷閱艷書成癖,偷偷摸摸慣了,到了香港也恍如廁身於大陸。

只問耕耘 不問收穫

八等人:打書釘,從開門看到關門,把包裝的透明塑膠袋一一拆開,看完也不復原。有些人拆了四、五十本,卻一本也不買。我告訴他們:近幾年因書刊被弄髒而遭供應商拒絕退書,本店已蒙受二十多萬元損失。有個老人說:「這些書真好看,可惜都帶不過海關,我就坐在這兒看個飽吧!」言畢拉了我的辦公椅坐下,還有人把雨傘架扳倒充當坐椅,更有人將書台上的書推到一邊,騰出一角坐上書台。我告訴他們,斜對面有中央圖書舘,可以朝十晚九看十一小時,他們說,圖書舘哪有這麼多好看的書?叫我又氣又好笑。

九等人:十二月十二日來了兩個廣西人,翻了三小時書,忽往裡闖,說要借廁所一用。二十分鐘後,此二人出來,也不買書就匆匆下樓。我進廁所一看,廁盆中堆滿稀屎,也不抽水,臭味兩天後才消失,擺在架上一捲高級廁紙不翼而飛,此所謂「共產主義道德品質」也!

十等人:十二月廿九日,有個背包客,躲在書架背後翻書兩小時,當他將書裝入背囊時,被我當場抓住,他萬般無奈,買了這三本書離去。

十一月十三日晚九點半,李波帶了兩男一女來店:一名高佬係律師樓職員,一名三十多歲靚仔與二十多歲鄧姓女子。在律師公證下,辦理交接手續。巨流大股東李波已與靚仔簽約讓他承包銅書六個月。次日,我將錢櫃中現款與單據都移交給鄧小姐,自己退居次席,我原本就是來當義工的,一俟老林回港,我就立即打道回家寫我的稿,不料一做就做了八星期。在此期間,我除了收貨、點貨、赴倉取貨外,還抽空將三十六隻書櫃的存書作了徹底的盤點,以七旬之軀爬入櫃底深處,翻出堆積多年的中英文名著,如精裝本的英文《古代官職詮釋》、《達芬奇密码》、《尤利西斯》、《中國歷代官窯圖譜》以及《張國燾回憶錄》、《中國現代史》等,將死書換到了活錢。有個遠洋貨輪船長在我手中買到三千元一套的《胡適全集》,如獲至寶,他說跑遍港九大書店都落空,不料在這一小書店一償所願。有個客來買亦舒小說,我推薦他買了亦舒新舊著作五十多冊。積壓多年的高伯雨《聽雨樓随筆》精裝十冊賣出兩套。封面破損的《行者思之》也以280元賣給一位研究十惡大審的外地學者。我抽空將所有存書按三種類別編目:(1)依原次序登錄,從A至X,甲至癸共卅六列,以書號登錄電腦,以便檢索。(2)以作者名,如狄更司、大仲馬、果戈里、張詒和、龍應台編目,名著如《小王子》《天使與魔鬼》、《格列佛遊记》,將中英文本放在一起,便於中學生對照閱讀。(3)將社會科學的書,按歷史事件,如八年抗戰、反右運動、十年文革等分類,便於大學與研究所的學者選購。

有人問,為什麼一個高齡作家要來賣書,站一天不累?鄧小姐以其不流利的國語代答:「因為他愛書,愛書如命」。她答對了一半,我是懷著對友人林榮基、桂民海的人道關懷,抱著病軀,前去幫忙的,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然而,別有用心、唯利是圖的小人卻恣意中傷誣罵我。例如,有個血債纍纍的紅衛兵壞頭頭在互聯網上辱罵我「破門而入」「想吞沒書店」。這真是滿口噴糞!

銅鑼灣書店突然停業,是在十月廿二日,李波找不到林呂張三人,從林太手中取到鑰匙,是十一月五日,談何「破門而入」。銅鑼灣書店自2014年被巨流收購,巨流三股東是李、桂、呂,凡是股權變動均須由律師、會計師監理,上市公司還須買賣雙方出席高等法院聆訊,我一個自帶飯票的義工,又怎能「吞沒」人家的書店?我在銅書八個星期,舉凡一切文具(針筆、箱頭筆、間尺、橡皮、書目簿)、收據薄乃至成包的垃圾袋等消耗性生财用品,都是從自己家裡拿來,扪心自問,仰不愧天。回想十七年前,我為特區政府藝術發展局做了兩年義工,倒貼幾十萬車馬費、餐飲費,每日為公家操勞十小時以上,往往開會開到半夜三點鐘回家,竟然被奸人陷害坐了八十天冤獄,所幸當年上法庭作偽證誣陷我的八個歹徒,日後不是妻離子散,就是開除公職,抑或事業破產,深幸老天有眼,天理昭彰。月前有個妄人假借我的名義向《前哨》發了一篇謗書《婆娑》的書介,幸虧劉社長與編輯部同仁目光如炬、明察秋毫,及時識破奸人詭計,把那篇蕪文扔入了垃圾桶。蕪文的炮製者,將一本謗書以56元批發價賣到60元美金,坐享百份之八百三十五的暴利,長袖善舞如李嘉誠也會甘拜下風自嘆弗如。就這麼一個殺人逋逃犯,日前在網上叫囂「五個股東和職員被失蹤,唯獨胡志偉夫婦安然無恙日進萬金」,顯然此人已圖謀對我下手。為此,謹预先留下遗文,以正视聽,以斥奸佞。

人間有情 迴肠荡氣

銅鑼灣書店是去年十二月卅一日被強行關閉的。

卅日下午,有人上來踩盤子(京片子:侵門踏戶窺探),此人以前鬼鬼崇崇來過多次,每次都在網上炫耀一番。那晚,李波離奇失蹤。

卅一日中午一開舖,湧進十多個記者,鄧小姐問我為什麼又發生記者潮,我答:可能因為昨夜李波失蹤一事。鄧小姐即電陳先生,他飛車抵達後質問我「這麼大的事,為什麼昨夜不通知我?」我說:「初次見面我敬贈了名片,可你沒有回贈名片,我至今不知大名與電話號」,他問:「那你為何不電告鄧小姐?我答:「我與鄧小姐共事近兩個月,連她大名與手機號都不知,怎麼通電?」他又問:「你不能打回書店?」我說:「昨夜十點半才從李太電話中確認李波失蹤,那時書店已收舖,誰接電話?」他沉下臉逐一驅趕記者,閉門驚曰:「事態嚴重,這個店開不下去了!」遂叫我執拾私人財物,一起登上的士去北角李太辦公室。他在車上問我是否擔驚害怕,我答:我平生不做虧心事,自然處變不驚。他說:「這家書店,連人身安全都無保障,不知明天輪到誰。十日後,等事情淡定下來,我再通知你!」就這樣,書店已關了十多日,並無「唯獨胡志偉日進萬金」之事。一月六日,有人上樓將鐵閘大鎖更換了,我在無形中、無通知的情況下被奪職了,焉能「日進萬金 」?以前每日營業收入都由巨流股东及其家属逐日交收,怎能“吞没”?我妻子在巨流倉库任會计,既要打理進货、出货、退货账目,又要推拉一噸重的油壓车在狭窄的倉库中轉弯腾挪,以致扭傷了腰腿。一個痩弱女子允文允武,顶替两名壯工,但其薪酬僅佔两名壯工的两成八,亦即桂民海入狱節省了两名库工七成二的開销,這就是所谓“吞没人家的書店”嗎?

一月五日,銅鑼灣警署三位警長打電話給我,稱鐵閘被人撬開,令我速去書店查勘有否失去財物。到了書店,但見鐵閘上掛滿黃絲帶及竹書籤,例如立法會議員余若薇女士用紅線綁上竹牌,上書「早日平安回來」;一位署名譚文豪的讀者在竹製書籤上寫道:「你們的付出,我們都知道,他們要禁的,不是書本上的文字,而是這一代人的思想!撐住!」一位署名柳燁成的讀者留下一本袖珍日記:上書「邪不勝正」等等。走下樓梯,一群本土陣線的青年正在骆克道一帶派發「尋找李波」的傳單,所有目送我離開的記者、市民都帶著同情、支持的目光。十多天來,我接到數以百計的慰問電話,海內外的舊雨新知在問候之餘,都提醒我要格外注意個人安全。真是人間有情呀!我走過了七十四個春秋的人生道路,畢生輕財重義,一貫為朋友兩肋插刀義無反顧,我想,我一定會撐住的!套用趙紫陽的一句名言:「我老了,無所謂!」人生自古誰無死……


此文結束前,必須澄清「禁書」一詞的定義。禁書是封建社會的產品,滿清皇朝明令禁止行銷的書籍有幾百種,例如《紅樓夢》就被指為「穢淫之作」,直至二十世紀末才大放光彩。又如,《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倘若在六、七十年代出版,恐怕作者會被滿門抄斬株連九族。然而,時過四十多年,該書作者已能自由進出國門,還被待以國士之禮。又如,薄熙來在四川唱紅打黑時,誰敢編印谷開來的淫史?如今則滿坑滿谷充斥市面。

由上可知,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年代,對禁書都有不同的標準。《金瓶梅》在大陸被禁的一九五七年,省部級官員可以憑證購買,線裝兩函21冊,每部書都編上號,購買時必須出示單位證明信;到2013年,開放人民群眾購買,但售價飆到三千元。前者是因為「官越大真理愈多」,後者則是為了「寓禁於徴」,畢竟大陸上沒幾個人能耗費一個月工資去買一套閒書。從中國現實來看,今天的禁書可能就是明天的暢銷書。隨著民智的開放。教育水準的提高,「禁書」兩字終究會走入歷史檔案的。在這方面,台灣就走在中華民族的前面,雖然兩岸未簽訂停戰協議,但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詩詞在二十多年前就登陸台灣,這樣反而無人光顧!


〔編按〕以下是本文作者胡志偉老先生的簡歷,本刊徵得胡先生同意,從即將問世的英文版《悲壯的歷程——胡志偉回憶錄》中摘取作者介紹九百多字,作為本文的附錄。

一個十五歲的少年,為了追求光明與真理,瞞著家長偷偷收聽美國之音,因而被公安局抓進大牢關了二十年。他受盡酷刑,終於衝出鐵幕來到自由世界,當上了美國之音記者,當選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暨文學委員會主席(相當於大陸的作協主席),還寫了一百多本書,現任香港中國現代史學會會長。這就是本書的梗概。

胡志偉,香港傳記作家、文學評論家、曾任徐訏創建的香港英文筆會【HONG KONG P.E.N.(ENGLISH)CENTRE] .會長,現任香港中國現代史學會會長。

他一生最美好的時光——十七歲至卅七歲是在中國的古拉格群島度過的,耕田、採石、挖煤、蓋房、鋪路,更當過「人肉起重機」。

三十六年來,他以一百多個筆名在海內外七十多種報刊發表小說、傳記、書評、影評、社論、特稿逾六千萬字,結集出版的有段祺瑞、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周恩來、林彪、江澤民、朱鎔基、李瑞環、李鵬、董建華、龔如心以及中國百年望族、世界超級富豪、華人十大富豪、國共名將、上海灘大亨等傳記,也為空降傘兵、軍統特務寫過口述歷史。他譯注的五十六萬言《張發奎上將回憶錄》榮獲新華網725萬網民一人一票推選為「2012年中國影響力圖書」;還在美國、臺灣、香港等地榮獲文學獎、新聞獎多次。

他無論在大陸、在香港;無論擔任體力或腦力勞動,常常一人做三、四個人的工作;每天操勞十八小時,七十四歲做了一百五十年的工作。

這部奇特的回憶錄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創作,書成後由該局委託中文大學王晉光教授評審考核。王教授在千五字〈藝評報告〉中指出:「這本書寫的是個人數十年間的經歷,實際上卻是千百萬人超過半世紀的辛酸回憶。如果要推行國民教育,這本書應該列在必讀書目上」「作者九死一生,有落有起,能屈能伸,有其個人忍辱負重的原因,也有上天不負苦心人的幸運要素。看了這書,可以瞭解如何在絕地求生,年青人讀此書可以自勵」「此書非小說,非虛構故事,是真實的血淚文章。我讀此書,字字血,聲聲淚,字字行行都令我觸目驚心。六十年的階级鬥爭歷史害人無數,真值得深思,此書深具啟發意義。」


谢选骏指出:铜锣湾书店案件之所以引人注目,因为它的背景就是策动六四屠杀的中国大陆,它的后果就是预告“中国香港”已经取代了“香港中国”——这一取代,可以说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导火线”,所带来的末日恐惧,激发了香港各阶层居民共同颤栗,结果形成了持久不衰的抵抗运动或说垂死挣扎。而这篇《銅鑼灣書店倖存者的遺言》,可以说是反送中运动的火种,不可不察也。

谢选骏:羊比狼更凶残



《揭开绵羊软弱外表下的真面目》(BBC 2017年5月16日)报道:


在人们印象中,绵羊是一种智力低下、无防卫能力、人畜无害的动物,喜欢在山坡上游荡。它们对人类有两个贡献:提供羊肉和羊毛。但实际上,绵羊却拥有惊人的智商,其记忆和认知能力也非常突出。它们相互之间能产生友谊,在争斗时相互保护,当朋友被送去屠宰时会感到难过。与此同时,它们也是地球上最具破坏力的动物之一。


聪明、复杂、好交际,所有这些单词都是用来描述我们人类的,人们做梦也想象不到这些词也同样适用于绵羊——那些毛发蓬松、浑身洁白的动物。当它出现在你的眼中时,它们要么整天在田间游荡,要么它的肉摆在在你的餐桌上。


相反,我们在历史上早就认定绵羊是一种愚不可及的动物。自18世纪初叶以来,这一观点一直没有改变。例如,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曾经说过:"如果被剥夺了言论自由,我们就会变得愚笨和沉默,像绵羊一样被拉向屠宰场。"


如今,知名在线俚语词典——《城市词典》(Urban Dictionary)的词条上说,说某人像"一只绵羊",就是说他盲目跟从他人,在"浪费生命和脑细胞"。


然而,事实却是,绵羊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英国生物学会会员、目前在中国电子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任教的基斯·肯德里克(Keith Kendrick) 2001年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绵羊可以辨认和记住至少50张不同的面孔,记忆时间可以超过2年。这一时间比许多人的记忆时间还长。


在研究中,肯德里克的团队训练绵羊在25对绵羊中辨认每对中的一只绵羊,当辨认正确时就会得到食物奖励。肯德里克称:"绵羊明显表现出了个体识别能力:当看到不同绵羊的脸部照片时,受试绵羊会发出不同的叫声,"肯德里克说。该团队还发现了绵羊能够区分面部表情的证据:它们喜欢微笑和皱眉等表情。


当时,肯德里克在接受BBC新闻采访时称:"绵羊大脑的组织方式表明,它们对它们看到的世界一定会产生某种情绪反应。"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的卡洛琳·李(Caroline Lee)也对绵羊智商开展了研究。她发现,绵羊能学会如何从复杂的迷宫中走出来。实验人员在迷宫终点布置了另一只绵羊,受试绵羊在看到终点绵羊所在位置后最终到达了迷宫的出口。


除了具备高超智力,绵羊还会玩耍和体验快乐。你要是看过绵羊在床上蹦跳的著名视频,就一定不会否认这一点。绵羊也存在性偏好:有8%的绵羊是同性恋,绵羊是对同性伴侣有终生偏好的少数物种之一。绵羊群落存在复杂的社会结构。


20多年前,加州大学研究人员对公羊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观察,发现它们之间能建立深厚的友谊,并在需要的时候彼此帮助。这份写于1993年的研究报告称:"我们发现,公羊之间形成了长期关系,当较弱的同伴受到欺负时会插手,并在打斗时相互支持。"这些忠诚和友谊行为是受到情绪驱动的举动。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简称IFAW) 200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绵羊能够体验一系列感情:恐惧、愤怒、绝望、无聊和幸福等。


研究人员让绵羊间歇性地从槽中获取食物,然后在它们享用食物时突然打开食槽上方的鼓风机。鼓风机打开后,绵羊发出咩咩叫声的次数是未受干扰情况下的四倍多,同时它们的心率也立即升高。该研究报告的作者表示:"与人类一样,绝望是由突然、不熟悉、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状况所引发的,而无聊则来自高度可预测的环境。"人们突然之间发现,绵羊似乎不像以前想像的那么愚蠢。


讽刺的是,尽管绵羊已经深深扎根于人类文化中,但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都对这种动物知之甚少。早在公元前11,000-9,000年间,绵羊就已被人类驯养以利用它的毛、肉和奶。数千年来,这种动物频繁地出现在不同的文化、宗教甚至占星术中。例如,希腊星座——白羊座的标志是一只公羊;在古埃及宗教中,公羊是好几位神灵的象征。此外,俗语"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来自《新约》中的一段文字。故事中,绵羊(代表好人)受到上帝的救赎,而山羊(代表罪人)则受到惩罚堕入地狱。


科学家认为,绵羊是曾在欧亚两洲分布的野生盘羊的后代。这种野生盘羊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地区数量极多,该地区位于目前中东地区的腹地,包括现在的伊拉克、科威特、叙利亚东部和土耳其东南部地区。


野生盘羊拥有一对粗壮的弯角来保护自己。如今,经过品种改良的家养绵羊是一种毛发蓬松的动物,覆盖全身的羊毛能够不停生长,终年为农民赚钱。今天的绵羊仍然保持着一些生存技巧。


陌生人如果离绵羊距离过近,会被它恨恨地踢上一脚,特别是在它需要保护小羊的时候。绵羊在悬崖峭壁上快速奔跑攀登如履平地,许多猎食动物对此只能望洋兴叹。另外,它们还拥有宽广的视野:它们长着狭缝形的水平瞳孔,无需转头就能看到自己的后面。然而,这些自我防卫手段在人类面前全都不值一提。


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数据表明,人类非常喜欢吃羊肉,穿羊毛制品……根据粗略估算,目前地球上大约存栏12亿只绵羊。世界上最大的绵羊生产国中国存栏近2亿只绵羊。其次是澳大利亚,存栏7,000多万只。印度有6,000多万只,伊朗拥有4,500万只,尼日利亚有4,100万只。苏丹有近4,000万只,英国有3,300万只,新西兰接近3,000万只。


肯尼亚估计有1,700多万只肉用绵羊。在这个国家,大规模饲养绵羊对野生动物造成了灾难。


2016年9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1977年至2016年期间,肯尼亚野生动物的数量减少了68%。数量下降的物种有疣猪、多种羚羊和稀有的细纹斑马等。同期,该国的绵羊存栏量则增加了76.3%。该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是德国斯图加特霍恩海姆大学(University of Hohenheim)的约瑟夫·奥古图(Joseph Ogutu)。他指出,肯尼亚政府组织的空中监测显示,过去40年来,该国绵羊数量急剧上升。他说:"绵羊啃食野草时,会把露出地面的草茎几乎啃光。当绵羊数量庞大时,它们会把整片草地破坏掉。大多数野生动物(如大象、水牛和斑马)都需要吃长得较高的草,因此绵羊泛滥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


奥古图称,在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1992年野生水牛的数量接近1.3万头,但现在它们的数量已经急剧下降。他说:"干旱期间,野生水牛都会被家养牛羊从适宜觅食的区域驱赶出去。仅在一年当中,野生水牛的数量就下滑了76%,从此以后再没有恢复过来。"


干旱在肯尼亚经常发生,但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需要在旱灾中生存下来的野生和家养动物数量加起来极为庞大。奥古图表示:"现在,许多绵羊正在与野生动物争夺有限的的资源,干旱则让这种竞争的后果更为惨烈。"


奥古图和他的同事正在呼吁肯尼亚政府限制绵羊和其它牲畜的数量,从而防止大型野生动物出现灭绝。肯尼亚只是全球性危机的一个缩影。随着人类对畜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牲畜对环境造成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联合国粮农组织200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对此做了解释:"大规模放牧占据了大片土地,并且造成土壤贫瘠……畜牧业直接争夺稀缺的土地、水和其它自然资源……总的来说,畜牧生产占据了70%的农业用地和30%的地球表面。"


当数量巨大时,绵羊是一种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动物。人类大规模饲养绵羊是造成森林破坏、气候变化、淡水匮乏的原因之一。当然,这很难说是绵羊自己的过错。但是每当你想到这点,它们也就不那么呆萌可爱了。


谢选骏指出:看来羊比狼更凶残——因为它们啃光了草皮,不仅可能饿死所有的食草动物,而且可能让食肉动物也终于没有了口粮。这可能就是蒙古人如此仇恨中国人的原因,所以他们想毁灭中国,把中国的农地都变成草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尽量屠杀中国人,并把中国人叫做“两脚羊”,不仅屠杀,而是肉食。因为蒙古人觉得中国人比他们更凶残。

谢选骏:中国购买澳大利亚



《910万公顷的澳洲国土已归北京!中国成澳土地第二大买家!》(2018年12月21日  澳大利亚时报)报道:


中国投资者在其澳大利亚房地产投资组合中新增了5万公顷土地,澳由中国控制的土地总面积已经超过910万公顷,与此同时,对外国干涉和国家安全的担忧日益增加。 


中国现在是澳大利亚土地的第二大投资国,并且与第一名英国的差距也不过百万公顷土地,而堪培拉已经采取措施加强对外国投资者的控制。另一方面,巴哈马也突然崛起,这座避税天堂的某家公司或个人敲定了一笔神秘的交易,购买了超过200万公顷的澳大利亚土地,几乎是这个加勒比海岛屿面积的两倍。财相弗莱登柏(Josh FRydenberg)表示,虽然外国投资是促进农业社区增长、生产力和就业的重要因素,但“确保外国投资不违背国家利益非常重要”。 


今年,买家必须获得监管部门批准的采购门槛从2.52亿元削减至1500万元。这是澳大利亚政府将外国买家与大型房地产和其他基础设施资产隔离开来的一系列决定之一。作为改革的一部分,卖家现在被迫先对本地买家进行30天的广告宣传,然后才能够面向外国人打出销售广告。这些变化还意味着外国买家申请收购1500万元以上的土地,可能会被财相阻止——但沮丧的卖家认为,如果外国人的出价最高,就应该有权购买地产。 


工党已经暗示,如果明年当选,将在税务局的相关报告中直接公布交易的土地、价格和地点以及购买者的身份来加强监管。 9月时,反对党贸易事务发言人克莱尔(Jason Clare)说:“这本登记册应该让每个人都看到,不仅仅是海外公司所拥有的土地的百分比,还有是谁买的,在哪里买的,以及付了多少钱。” 


总体而言,2017-18年度澳大利亚农业用地的外国所有权从13.6%略微下降至13.4%。在维州和新州,其范围为2%-7.5%,具体取决于地区。大部分土地是西澳和北领地的畜牧土地,但如果土地完全由外国人拥有,则仍然存在关于水源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担忧。这些担忧促使前财相莫里森(Scott Morrison)拒绝了中国对养牛业帝国S. Kidman&Co财团的收购,并在2016年阻止中国公司租下新州Ausgrid的电力资产。


据报导,前总理谭保于5月份下令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过去十年中国一直在进行“无耻和侵略性的干涉”。谭保作为总理的最后一个动作,就是禁止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从澳大利亚的5G网络中获益。


谢选骏指出:1988年的时候,有个就读日本语言学校的上海人想在读完之后回国找工作,我就劝其转往澳大利亚就读语言学校,读完之后就地扎根,“成为二十世纪的殖民者”。因为我看到了中国和澳洲之间人均土地面积的巨大差异,迟早会导致这样的人口流动。现在三十年过去了,“中国购买澳大利亚”已经开始了。


《澳洲要成中国一个省了?910万公顷澳洲土地,统统被华人买下!》(迈恩国际 2018-12-26)报道:


澳洲有一个最人性化的设定——土地产权永久属于个人。这就意味着,一块土地不仅可以自己使用,还可以永久地传给后人。


而随着澳洲土地的不断开发利用,最新公布的澳洲国土统计表显示,澳洲已经有大片土地已经永久出售给了海外买家。


这些海外持有的土地中,很大一部分比例都是由中国买家持有!


从下面这张图片就能看出,澳洲这些地区已经写上了属于中国的名字!


经过详细统计,澳洲的国土面积中,有200万平方公里已经属于中国,相当于两个瑞士的面积。


而澳洲的总面积是多少?760万平方公里,中国等于已经买下了接近1/3个澳洲……是不是很震惊。而且现在澳洲房价降低,中国买家的更是买买买的停不下来。刚刚又有一块儿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改写成了中国的名字。


眼看着大量土地被买走,澳洲财务部长Josh Frydenberg立刻表示:在土地交易之前,应该优先考虑外资注入会不会影响国家利益。这时候哪还顾得上卖地啊,几年前,澳媒抨击中国对澳洲进行人口侵略,迁移了大量移民入境。现在一看,这哪是人口入侵啊,这是妥妥的直接买光啊!


其实今年澳洲为了防止土地外流,已经将外资购买土地的最高限额从$2.52亿,下调到了$1500万。就算如此也挡不住外国买家,尤其是中国买家的热情。


最主要澳洲本地卖家对于政府的限制很反感,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合法交易凭什么要被限制。比如说李嘉诚,这位大富豪一直热衷于投资实业,他今年就豪掷2750万澳币想要购买位于北领地的一块瓜田。这已经超过了1500万澳币的限制,但是卖家坚决想要出售,最后政府还是妥协了。


修改了这项规定的部分条款,外资买家购买土地时依然有1500万澳币的限制,但这不再是严格限定,而是变为超过1500万澳币的土地出售时政府有权驳回。而且本地卖家想要出售土地时,必须先将土地信息挂在网上出售30天,确认没有本国买家购买时才能够考虑外资买家。


不仅如此,很有可能在明年大选中胜出的工党则表示,如果能够当选,还会进一步提高外资买家购买本国土地的限制。对于限制本国土地出售给外资买家,澳洲的各党派态度惊人的统一,反对党的发言人表示Jason Clare:“我们在土地交易中,最应该考虑的只有两点,谁买,在哪买!”


受这条政策影响,近些年来,已经有很多中国买家在澳洲的够买计划被叫停。其中莫里森亲自拒绝的计划就有好几个。在他还担任财务部长的时候,就拒绝过S. Kidman&Co的出售,因为当时的买家是中国企业。不仅是购买,就连租赁都不可以,2016年莫里森还叫停了电力公司Ausgrid出售在新州的资产,因为租赁者同样是中国企业。


在澳洲政府的大力干预下,2018年内,农业用地的出售比例从去年的13.6%下降了0.2个百分点,变成了13.4%……干预力度这么大,收效却甚微……这也足以证明外资买家对于澳洲土地的渴求。


在这条新闻下面有一个这样的评论:中国孩子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到了2050年,中国将会拥有整个世界,不用通过战争,用钱砸就行了!这就有点为了黑而黑了,我们凭实力买的地,不服你也买啊!


Sunland集团荣耀呈现 Magnoli 公寓,该项目包含精品住宅公寓和精心打造的联排别墅,距棕榈滩的壮丽海岸线仅数米之遥。


开发商Sunland Group是一个总部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南的不动产开发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83年,1995年在澳大利亚正式上市,由Soheil Abedian创建,初始时期就开始建造单个黄金海岸豪华住宅,现如今业务已遍及澳洲东海岸。举世闻名的昆士兰州第一高楼“Q1大厦”和全球第一家六星级酒店“范思哲时尚酒店”均为 Sunland 集团开发。


谢选骏指出:中国购买澳大利亚似乎顺利,但到底是“5万公顷”还是“5万平方公里”?这两个数据可是相差了100倍数。910万公顷其实只有9.1万平方公里,而不是什么“澳洲的国土面积中,有200万平方公里已经属于中国,相当于两个瑞士的面积。”因为瑞士的面积没有100万平方公里,只有1.5940万平方公里,半个台湾那么大。如此看来,“澳洲的总面积是760万平方公里,中国等于已经买下了接近1/3个澳洲”……的说法,还是一个“中国梦”,不是一个现实。

谢选骏:唐太宗和隋炀帝如出一辙



《“玄武门政变”后 李世民为何霸占弟媳》(2019-11-27 搜狐)报道: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也让自己顺利坐上了太子之位,但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李世民还霸占了自己弟弟的齐王妃杨珪媚,而且还深得李世民宠信,这是为何呢?


先说一下杨珪媚的身份,很多人说杨珪媚是隋朝的宗室,这是因为在《旧唐书》中有推理性记载,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旧唐书》也是五代十国时期后晋人刘昫编撰,而且也只是推理,并没有准确的记载,所以仅供参考。


而另一种说法更为大家所信服,就是杨珪媚原本是长安一个大红大紫的歌舞伎,这种说法得到很多人认可。


那么为什么李世民要霸占弟媳杨珪媚呢?


这个我们要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原委。


在当时的长安城,谁人不知杨珪媚,一个红得发紫的歌舞妓,就相当于现在最当红的女歌星、女演员一样,而且她的容貌妩媚,性情妖娆,不但长得好而且又通晓诗文,能歌擅舞,在当时曾令长安无数公子哥儿追逐倾倒,但是最终嫁给了长相并不好的李元吉,成了齐王妃。


从这一点上来看她也追求的物质丰裕的生活,而李元吉就是她的保障,作为当时的皇子,生活衣食无忧不用再为此辛苦卖艺。


但是,杨珪媚没有想到的是李元吉李元吉得到之后就在也不珍惜自己,时间一长,李元吉就对自己不冷不热的,从而失宠,而后再一次聚会上,李世民却看上了自己的弟妹,而且格外的喜欢,而杨珪媚第一次看到身材魁梧一表人才的李世民,也有好感。


而在经历“玄武门政变”之后,李世民没有忘记自己的弟妹,而是将他占为己有,因为李世民深知自己的弟妹的相貌和才华,非常欣赏,可是当时杨珪媚却只想李世民赐她一死。


一个成为帝王的男人,越是得不到的他越是不罢休,于是李世民想尽一切办法要得到这个女人,于是李世民费劲了苦心终于得到了杨珪媚的心,而且在当时李世民的身边并没有像杨珪媚这样的妃子,能歌善舞、身材鬼魅、体态婀娜的女人,一时间李世民被她深深的吸引住了,所以李世民在世的时候曾经想要废掉长孙皇后,立杨珪媚为皇后,也可见杨珪媚的魅力之大啊!


从这可以看出,杨珪媚凭借自己的才华和相貌深深的吸引了李世民,让李世民也无法自拔啊!要不然李世民怎么会冒天下之大不违强行霸占自己的弟媳呢。


谢选骏指出:据上所述可见唐太宗和隋炀帝的行径似乎如出一辙,可以说是一丘之貉——他们残害父兄、乱伦篡逆、夺取政权。而且他们还是表兄弟,但是,为何两人的结局如此悬殊,而且评价如此反差呢?这就是所谓的“败寇成王”。

谢选骏:中国人是善良还是懦弱

《中国人集体性遗失的品质》(微博 我勒个 wolege.com 2019-11-21)报道:



01


20年前,高晓松游历欧美。


外国人问他:你们中国人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


高晓松想了很久,最后他回答:


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用“温良恭俭让”生活了几千年,你们相信法律,我们相信善良,我们世世代代就靠传统的文明来塑造我们中国人的人格。


20年后,我想他的回答依然不能代表当下的中国人,甚至连温良恭俭让这个词都无人提及,变成了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汇。


早些年,龙应台在一篇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里写道:中国人在面对不平等待遇和欺辱时,总是选择忍气吞声,一副“以和为贵息事宁人”的姿态。


而如今的中国人早已不是如此,更似乎走向了另外的一个极端。


我们现在的中国人特别爱生气,在微博上,随便翻开一条,下面总会有各种恶言恶语。


比如一部电影,不管你是好评中评差评,只要发表言论,毫无例外,你将要得到的就是挨骂。


只要去翻微博,就会感觉到我们中国人活得特别糟心,烦心事特别多,容易动怒、容易恶语、也容易愤怒,鲁莽得像一头公牛。


在我看到的书籍里,过去的中国人其实不是这样的。


民国年间,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兄弟反目,是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决裂,处理方式非常简单,周作人写一张纸条,递给鲁迅,然后鲁迅搬出院子,最后离开北京。


这一生两兄弟交绝,一句恶声也没有。如果搁现在,拆迁赔款,两兄弟估计至少打个头破血流,对簿公堂。


张爱玲和胡兰成两人分开,分手方式也非常简单,张爱玲把30万稿费寄给胡兰成,然后一生不见,恋人交绝,也是不出一句恶声。


如果搁到现在,夫妻分手,估计全是李国庆这般。


民国年间,温文尔雅的还有胡适先生,早年倡导白话文,遭遇无数讥讽和谩骂,但胡适回击从来都是温文尔雅,不出一句脏字,更不进行人身攻击。作家羽戈曾这样描述胡先生:


“你看他,哪怕与政敌论战,都是和风细雨,平心静气,连一句刻薄话都罕见,更不必说粗口了。”


过去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一直很疑问。想来想去,其实就是因为过去的人因为儒家熏陶,内心里有羞耻感,知道做哪些事很丢人,会让人笑话,知道哪件事可以做,而哪件事却不能做。


这些年来,你会很惊讶发现,我们中国人的体面和温和在日常生活里慢慢变得无处可寻了。而该有的体面,该有的教养也荡然无存了。比起过去人,我们现代人脸上虽然少了凄苦感,少了受欺负的样子,但又平添了几分戾气,少了温和平静内敛的气象。


02


过去人常讲温良之道,意思是做人不仅要温和,还要有良善。


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也讲“善良”,但却变了味道。


有段时间,媒体千篇一律都在写“善良”,标题是“善良很贵,滥用就是罪”、“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你善良”、“善良过了头,就是缺心眼”等等,诸如此类。


我会不解,善良不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选择吗?什么时候行善也成了一件稀缺、必须小心翼翼去做的事了?


看多了太多现实,也就会明白:我们这个时代,善良总是被恶意和别有用心消耗,久而久之,人们的脸上只剩下集体性的冷漠。


说到善良,总会让我想起杜月笙,上世纪30年代,青帮大佬杜月笙纵横上海滩,一生仗义疏财,几乎买了整个上海滩的交情。儿子出生后,杜月笙为其取名杜维善,意为一生维持良善。杜维善晚年,有人问杜维善:都说你父亲是黑帮?黑帮是什么?杜维善想了很久,最后只说一句话:“黑帮其实就是帮忙”。


就是在这个地面上,外来人想到上海街面做点小生意,混口饭吃,不仅要有地盘,尤其要有朋友,怎么办呢?是要找人帮忙的。人家今天帮了你,等有一天你兜得转了,你也要帮人家。


我们今天的人,把善良看成一件复杂、需要小心衡量的事。而过去的人却不这样,他们把善良看得简单纯粹,就是简简单单的举手之劳的帮忙,商人的善意是帮忙,文人的善意是帮忙,贩夫走卒、三教九流,他们眼里的善良呢,也是帮忙。


就拿鲁迅先生来说,大众印象里他是抨击时政的大作家,其实私下里,却也是愿意帮忙的普通人。


30年代的上海,有很多的人力车,靠体力养活一家老小。鲁迅先生就和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合计,由鲁迅购买茶叶,内山提供茶桶水杯兼职泡茶,放置在自己位于四川北路的书店门外,供过往的行人,主要是人力车夫解渴,这些茶水一律免费。


但每过一段时间,内山先生就会发现茶桶旁边有几个铜板,都是那些车夫们主动留下的。


他们虽然过得艰苦,但内心是善良的、柔软的,也是简单的。情义之间,真真切切,也切切真真。


03


我们这些年,内心和行为上的节制,似乎也被傲慢的无礼所代替。能在内心上做到真正对他人保持恭敬尊重的人,像是稀有动物。


这种行为上的傲慢是无处不在,我出差常坐飞机,经常会遇到一些人,吵闹一路,聒噪一路,一会儿要毯子,一会儿又要饮料,把空姐呼来唤去指挥得团团转,仿佛是在使唤他自己的私家女佣。


去餐馆吃饭,也是如此,会经常看到一些人,衣冠整齐,斯斯文文,可一张嘴招呼服务人员,架式却像奴隶主吆喝自己的家奴,声音比那旧时为官老爷在前面开道的衙役还凶猛。


我们常讲“温良恭俭让”,“恭”是什么?其实就是谦恭,是发自内心的客客气气和待人接物真诚。是身上有那种对他人的敏感,为他人的考虑,对他人的照顾和周全。


在我看来,没有谦恭的人,即使身价如何,依然是行为上的下等人。


而我在香港文化人梁文道身上,却可以找到这种谦恭。


90年代,梁文道出书,办节目,做电台总监,香港人都认识他。


可每次参加活动,有人送他东西,哪怕是一片纸,递一个杯子,他都会用双手接住,非常谦卑地去感谢。


有一个人在台北的街头偶遇梁文道,看到他在一间狭小的店铺里吃饭,他坐在最靠近通道的一个座位上,一旦有人通过,他就主动起身,然后轻说一声抱歉。


梁文道的举手投足间,你会很轻易就看到老一代中国读书人身上的那种谦恭。说话有说话的谦恭,行事有行事的谦恭,待人接物有待人接物的谦恭,这些行为都非常具象细微、恭恭敬敬、客客气气。


04


2008年,陈丹青去了一次台湾。


去过台湾的人,也许会感慨,感慨台湾街道不像大陆日常翻新,他们似乎几十年毫无变化。也会感慨台湾经济的凋敝,感慨议会选举的混乱,但我们依旧会被台湾所感染,感染我们的,往往却是他们保持了汉民族的内心节制之美。


陈丹青见识到的全是台湾的琐碎,事无巨细的安排,敬业的服务令他惊诧,交代的小事,绝对准时照办;即使去隔壁连锁店买个卤蛋,摸出一把硬币,店老板一看裤袋里零钱太重,不吱声,也会迅速数过,换给你整数纸币。


尤其是走在人群中,他发现所有的人都不急不慢,礼貌、笑容、抱歉、谢谢,都不在话下,办各种琐事,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即使穿越斑马线这件小事,陈丹青也觉得只有自己粗心、急砺,在绿灯闪亮前跨越横道线,后来他写文章说:


我已像久在大陆的人的一样,惯于粗粝的生活,嫌种种礼数与自我克制,太麻烦。


反观我们如今的生活,节制似乎距离我们太远,自我克制更是痴人说梦。 


电影院,有踢凳子的,嗑瓜子的,也有带小孩大声言语的。


地铁里,有大声打电话的,有为了一个座位吵架的。


飞机上,有坐在头等舱脱了鞋把脚树在机舱壁上的,对他人的感受却是置若罔闻的不管不顾。


生活里随处可见的是粗暴态度,冷漠的脸,僵硬荒谬的机制,穷凶极恶的生意经,零星小节上的不专业,不认真,权责不清,心不在焉,这几乎是我们再日常不过的生活经验。


这些无节制的习惯,其实都是心里、眼前只有自己,没有别人。


而反观港台一些年纪大的文人恰巧身上还尚存一些自我节制、自我克制的优美。


香港的蔡澜先生七十多岁,只要出门,永远都穿着一袭料子很好看的黑衣,拄着一支精美的拐杖,银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微笑、寒暄、握手,处处都有着过去中国人的待人接物,极有分寸感,热情但不过分,知世故而不勉强,让人觉得温良而有教养。


蔡澜吃东西,永远都是只吃几小口,有人很诧异会问蔡先生:“你为什么吃那么少?是不是做了一辈子美食,吃腻了?”


蔡澜总是笑:“就算是最美味的食物,浅尝一下就够了。”


一个浅尝,其实就是节制,对美好的东西不过分贪念,用七分力,留三分余地,面对食物如此,做人也是如此,凡事不可太满,满了便失真味。


古代中国一直提倡的俭,而今的吴、蜀、闽、粤,民间尚存稍许类似的遗风,偶或遭遇,都令人惊喜。俭不只是节俭,更多时候是内心的节制,行为上的节制,凡事都有分寸,没有人规定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但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节制,在琐碎的事情保有一分敬畏。


05


再说到“让”,我感触就更深了。


杭州每年桂花盛开的时候,我就会去杭州看望朋友,去他家会穿越一座一百米长的拱桥。桥面正在修正,两边的行人通道被围起来,供电瓶车通过。


我会骑一辆电瓶车,缓慢骑车上去。窄窄的路面,每次经过,都会异常小心。而每次经过毫无例外的却是,身后正在疾驶的电瓶车,每一辆都急促地按下喇叭,没有人愿意多等半分钟,每一辆都想快速通过,每一个人都主动放弃秩序里的安全,都在抢,抢时间,挤过去。


每次,我都会想:


我们每个人都这么赶、这么抢,然后如一股烟般迅速消失,我们到底是要去哪呢?这多像当下的中国社会,我们又要去往哪呢?


反观我们的琐碎的日常,“抢”似乎是我们今日的文化。商人要抢,抢时间,抢商机,抢他人的隐私;官员在抢,抢升官发财,抢政绩满满,抢座位排序;文化人在抢,抢文化排名,抢露脸机会,抢学术地位;即便是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也在抢。


生活里,开车要抢道,坐车要抢座,排队还要插队抢前。各个单位部门也没闲着,抢名人故里,抢文化城市,抢国家政策,抢与世界接轨。“假装情义”、“揣度他人”、“戾气满满”、“好利急功”,“无利不往来”、“傲慢无节制”几乎变成了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当下的社会情绪。


至于让,更别提了,那是一个已经久远的中国美德。


一个社会的温良恭俭让转眼之间,莫名地荡然无存了,倘若我们当下的中国,还能够保持 “温良恭俭让”,温,是儒家教养的温和;良,是骨子里的善良;恭,是对他人敏感的谦恭;俭,是体面的自我节制;让,是不那么好利急功的自由。


倘若“温良恭俭让”被养成当下中国人的集体习性,我想,也许我们日常生活便不至于荒败,公共生活也不至于太凋敝,至于个人,我想每个人看上去也不至于太粗鄙。


网民哀嚎:


坐在葡萄架下 2019/11/29 19:22:29


要人良善,得有个前提条件,作恶者,会得到惩治。


讲个简单我听到的例子。


解放前,族权是非常强的。我那个宗族里面有混子,总是干些不三不四的事,族长就告诫他,不要这么做,告诫了两次,第三次,族长亲自带人过去,一声令下,就把人直接打死在田里,然后挖坑就埋了。


这样干了,还有人敢干坏事么。


要人温文尔雅,有个条件,就是,乱搞的人,会被惩治。


人只是一种奖惩机制的动物,本质上,只会干能得到奖励的事情;反馈机制不对,妄图建立良善社会秩序,难于登天。


谢选骏指出:上面两位作者,看来都没有读过“种族三特性”的相关资料,而且没有在种族复杂的社会里住过,因此旧中国而论中国,最多只有中国自己社会的纵向比较,严重缺乏中国和其他社会的横向比较。思考过了“种族三特性”的存在,就知道中国人的善良其实也是懦弱,这是由黄种人的种族特性决定的,而华人又是黄种人里最黄种人的了,也就是“进化程度最高的”了。在此,就可以理解现在的中国人为何不同于民国时代的中国人了——这是因为中国人受到了其他种族的影响,开始了野蛮化的进程。不过呢,只有看看国外的中国人就知道了,比起当地的外国人,中国人还是“善良即懦弱的”,因为中国再怎么跟外国人学,也达不到外国人的程度,毕竟种族特性的无法改变的。

谢选骏:后现代主义是通往废垃社会的道路



网文《后现代主义》报道:


后现代主义(英语:Postmodernism),是一个从理论上难以精准下定论的一种概念,因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均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对于此学说的持续时间有不同说法,其中有一说是指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目前,在建筑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法律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均就当下的后现代境况,提出了自成体系的论述。他们各自都反对以特定方式来继承固有或者既定的理念。 


由于它是由多重艺术主义融合而成的派别,因此要为后现代主义进行精辟且公式化的解说是无法完成的。若以单纯的历史发展角度来说,最早出现后现代主义的是哲学和建筑学。当中领先其他范畴的,尤其是六十年以来的建筑师,由于反对国际风格缺乏人文关注,引起不同建筑师的大胆创作,发展出既独特又多元化的后现代式建筑方案。而哲学界则先后出现不同学者就相类似的人文境况进行解说,其中能够为后现代主义大略性表述的哲学文本,可算是法国的解构主义了。排斥“整体”的观念,强调异质性、特殊性和唯一性。 


不同于文学批评家,一个严肃的哲学家可能不喜欢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因为这个术语过于模糊,后现代主义可能指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中的一个或几种。 


历史背景


若干论者接受现代主义是战后社会的处境:人类以刻苦自强精神来重建文明,建立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社会发展运动,当中又结合美国的清教精神,和冷战时代的美苏二元对立政治方式,那么我们就可了解到为何后现代主义衍生的文化信念会是反对主流方案、反对单一以理性为中心、反对二元论对立,更反对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主的美式文化生活。相反的,对于现代主义以前的旧式社会生活方式,人们却充满了怀念之情。建筑师对都市文明和乡间生活的反思,引发我们对现代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对人类正面和负面影响的思考。当然由于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脱离现代生活方式的制约,而各种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恶果,并不足以完全否定现代文明的生活。思想家和各种艺术家就以各自的方式,解开我们对现代文明生活的迷思。为当下人类这种情结提供最深刻解说,且为解开迷思提供方法论的基础和实则演练的,是法国的解构主义。必需注意的是解构主义并不是毁灭主义。因为解构主义对于任何形式透过语言传达的思想都进行解构,令我们知道思想的不稳定性,知识的无常,对任何思想进行系统化、集体性的统一解说都是谬误的。不过,这说法并不是极端的反智论,或者虚无主义,因为德里达反对的并不是思想或者知识本身,而是对思想成为体系,或者集结成为政治力量(例如各种意识型态)的反动,德里达为所有我们认为是经典的核心理念,进行原教旨式的辩式,用类似中国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分析方法,令其意义向外扩散。 


论者认为解构主义是以诠释学的一种变现,而且是极端原教旨主义的一种操作。由于使用语言是哲学论说的必然手段,对语言(包括内容及形式的交差指涉)进行极端细微的解构,就能够策略上解读文字所包裹着的理念。其实后现代主义所使用的解读文字方法,并不是德里达所独创的。于七十年代当解构主义传到美国之后,在耶鲁大学的几位学者之中,就有Harold Bloom有关犹太神秘解经学Kabala的研究,成为一种独特的解读语言方式。这些也是后现代理论中最为神秘的部分。 


解构主义的思想根源有现象学、海德格尔和东方哲学。其中海德格尔晚期哲学亦深具东方(庄子)色彩。对东方哲学有理解的,应不难在解构主义找到东方哲学的脉络。 


哲学


哲学论述是后现代主义热闹的场境,各参加论述的有: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历史和哲学终结

*尼采的上帝之死和超人

*海德格尔的“后现代主义宣言”

*福柯的人之死

*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与元话语的终结

*让·鲍德里亚的超仿真

*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

*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现代主义永不完成论”

*德勒兹/加塔利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保罗·费耶阿本德的知识无政府主义

*理查·罗蒂的启迪/教化哲学

*特里·伊格尔顿的文艺理论

*安东尼·纪登斯关于全球化和后现代社会的讨论

*维特根斯坦的沉默


哲学的非指向性期待


总的来看,后现代思维在哲学上抱持一种对于逻辑性观念与结构性阐释的“不轻信/怀疑”的态度。这种态度导致其本身对于思想、事物以及外在感觉的愿望缺失,因为在后现代者看来,他们的思考无从依靠,他们既不肯定历史的经验,也不相信意义的本源及其真实性,对未来更无所希冀。除了怀疑之外,他们的思想在理性思维者看来几乎是凝滞的,他们只能寄生在现代启蒙理性之上作个永远的捣蛋鬼。因此大部分学者(在他们的头脑中现代理性占有绝对的比重)都惯于使用启蒙的眼光和理性的词汇,把后现代当作一个对立面来阐释,于是一大批具有明确指向性(反抗性)的词语(如:颠覆、反叛、否定、拒绝、抵制、反政府、非政府或无政府等)在后现代的定义中大行其道。一时间,后现代在哲学上的破坏/叛逆者身份深入人心。而实际上,像德里达(1967, Of Grammatology)所提醒的那样,我们正中了语言的圈套,忽视了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及二元对立体系指导下的语言构成力量,想当然地把无辜的后现代想象成了一个具有明确目的性的抗体。当我们把后现代看作是零散化与叛逆性的代表时,我们本身就已经失去了思维的平衡性,站在了理性的对立面,以整体性的二元对立(的视角)去看待后现代现象。这种行为本身造成了一种对后现代理解的偏激和错位。可悲的是,我们即使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公正,却无力改变这个现实,因为我们的语言无论在历时的传统上还是在共时的平面中都具有无法逾越的局限性。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以个性自由的心绪和非在场的怀疑态度去平和地参与后现代的一切,即所谓的非指向性心态。 


对启蒙理性的怀疑之路


自启蒙主义开始,理性就被现代哲学尊为至上的权威,而后现代把对理性的怀疑态度作为其最重要的标识。但当代哲学对理性的责难却并非后现代的发端。在启蒙诞生阶段,经验论者就与理性论者有过激烈的争论;后来康德虽然构造了一套完整的理性认知体系,他却首先对启蒙思想的知行观(即理性认知经验主导一切的说法)进行批判,提到人的先天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接着,黑格尔对认知的历史局限性的思考和对知识的异化问题(知识对人的控制与奴役)的初步探索都成为使“现代性”产生动摇的关键(ibid);到了19世纪末,尼采提出非理性主义,对现代理性发动总攻,其后激荡出了以彻底反传统、反理性、反整体性为标志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个种子发展成一个百家争鸣的态势。从对黑格尔的继承来说,先有法兰克福学派对知识异化的进一步阐释,继而导致马尔库塞将矛头直接指向工业化社会与科技进步的左派激进革命和福科将矛头指向话语权利的新保守主义的一部分(右翼);后有伽达默尔在新诠释学中对历史和语言中的真理经验的重新诠释;再有哈贝马斯走折衷路线的新理性回归与利奥塔的彻底反击。从对尼采的非理性主义的继承来说,一方面是德勒兹、福科的新尼采主义,另一面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而旨在限制右翼疾进的学说,除了哈贝马斯之外,还有新历史主义与伊格尔顿的批判等众多理论)。 


面对异化


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率先指出,在启蒙时代初期,理性就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助人们摆脱蒙昧与恐惧的人文理性;另一类是帮助人们了解自然规范生产的工具理性。二者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和谐统一的。然而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科技理性逐渐代替了工具理性的角色并在与人文理性的共存中占了上风,人文理性中的自由与人权渐渐被科技理性所主导的标准化、统一性、整体性所侵蚀,这样人所创造出的科学技术反过来控制了人的思想行为与文化生活,人们不得不以内在的精神沉沦去换取外在物质利益的丰厚,人异化了。面对这个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衍生出了两种思潮,一个是马尔库塞所倡导的,矛头指向工业文化与科技进步的左翼激进革命(甚至包括中国的文革),它以彻底地破坏工业生产和科技进步为主旨进而逼迫资本主义露出残暴的嘴脸;另一个是福柯等的后结构主义思潮,这实际上是右翼新保守主义的开端,它倡导一种温和的范式转换并改变文化中的语言结构以抵消霸权与垄断。这股右翼思潮被普遍认作是后现代哲学期待的源初设想。在电影中,它被赋予至少三个使命:一是反映人的异化,即工业文明对人的自由精神的蚕食;二是讽刺左派激进行为的浪漫与不实际并引导观众进行反思(如反映文革的电影);三是以拒绝整体性、同一性为前提,对电影的传统模式、规范、语言和结构进行转换性尝试来离散电影的中心话语权利,使观众的主观精神重获自由。 


新诠释学的真理观


在新诠释学中,伽达默尔寻求的是超越科技理性与科学方法控制范围的真理经验。他把对真理的认识分为审美、历史和语言等三个领域来展开,在这里(哲学范畴内)我们只对其后两者进行评述,而把真理的审美领域放到第3部分(审美范畴)去探讨。在历史领域中,伽达默尔强调了认识真理的两个关键概念:一个是“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他强调我们生活在传统之中,传统是我们的一部分,由于时间空间与记忆的相互作用,我们总对存在的传统(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构成了我们全部的体验。而理解活动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并使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因此理解不仅以偏见为基础,它还会不断产生新的偏见,所以不仅历史决定我们,我们(的理解)也决定历史。另一个关键概念是“视界融合”,伽达默尔指出蕴涵于文本中的作者的“原初视界”与对文本进行解读的接受者的“现今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些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的更迭所引起的差异是不可能消除的,因此理解的过程一定是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这个过程是敞开的,是一种历史的参与和对自己的视界的超越。 


伽达默尔由此认为历史不是绝对主观的也不是绝对客观的,而是其自身与它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了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理解的真实。这样来说,历史的真实性在后现代电影中应该首先注重观众的情感与客观历史的交流,具体的说,一方面以小人物和微观叙事来拉近普通观众与历史事件的距离并努力引导观众对历史经验进行多维的、开放式的历史思考,而非盖棺定论式的叙事结果;另一方面是利用怀旧成分来勾起观众对过去的主观性记忆,以倡导一种对待历史(与真理)的主观与客观的“视界融合”,鼓励人们在认识客观历史的过程中大胆地运用主观能动性,使历史产生更多的微观现实意义。其次,表现偏见的“不可避免”与对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怀疑也是后现代电影的一部分(像影片Zelig或阿甘正传那样,后现代影片总是一次次把我们带入近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却又一次次引导我们去怀疑其来源的真实性,继而质疑历史真实的绝对客观存在,使得历史的距离感和单一的意思固守荡然无存。) 


更深层次的,在语言领域里新诠释学对海德格尔所谓:我们“不只在语言中思考,而且沿着语言的方向思考”深为赞同。伽达默尔指出,语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理解从本质上说是语言的,语言是一切诠释的结构因素,因此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世界在语言中呈现自己,所以我们掌握语言的同时也为语言所掌握,这个掌握的维度就是理解的界限,同时也是语言的界限。而后现代要想超越这个由理性、整体性、中心二元性、结构性等组成的理解的固化框架,就必须在语言上寻求一种突破与创新。而电影作为各类语言的综合体(包括:视觉语言、听觉语言、叙事语言、电影本体语言、对白语言等等)显然在后现代背景下抱有复杂的语言突破倾向。这些倾向的一个最重要的阐释点就是维特根斯坦与伽达默尔先后提到的“语言游戏”,虽然在伽达默尔那里,语言被看得更本体化一些,但两人的观点还是近似的。他们指出语言——无论是对话、本文还是叙事,都如同游戏一样:没有主体、没有终极目的,言说者只是沉浸在语言的交流过程里,娱乐其中。这实际上要求后现代电影在叙事语言上淡薄中心而注重外在的叙述技巧和开放式结尾;在叙述过程上体现一种过于逻辑化的陈词滥调来反衬理性话语的乏力,以使观众从绝对理性的真理束缚中摆脱出来,还原语言的本体地位。 


新诠释学的“参与性”审美观


伽达默尔在新诠释学的审美领域主张一种改造性的审美态度,这逐渐发展成为后现代审美思维的一部分。它并不要求(苛求)作品的原意与审美表达在受众那里得到绝对的复原,因为作品的存在应超越任何历史限制,其所散发出的审美意义应属于永恒的现在。因此,后现代电影倾向于鼓励和启发接受者在理解活动中产生新的、个性的、现实的审美认识,重视观众的参与性,强调他们的现实心态与作品的“视界融合”与互动,并力图打破封闭的叙事系统,为多元消解、拼贴、戏仿提供可行性,最终为观众创造更广泛的审美参与空间。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不过,法国当代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论说,往往被论者认为是对现代性的问题,提供了最激进最有效的反动,全面解构(并非否定)由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其中由语言学入手,批评以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论为基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现代主义论述亦即时成为被解构的案例之一。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不单止为批评现代主义所谓的方法论(这表达方式是德里达独创使用,表示在行文间既要使用这概念,但同时亦解构其内涵,原本的表达方式,应以交差号,但标点以此取代)基础,更以解构主义的放射性阅读,重新解读西方多本主要的哲学论著。找出当中自我解构的基因。 


另一个主流是由德国最有名的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现代主义永不完成论为基础,认为现代主义为人类提供动力,永恒为改进自己境况而努力的思想方式,故此,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所强调对于固有意识反动的提法,根本就是现代主义的核心精神,也是人类可以不断创新的推动力。后现代主义只是继承现代主义方案的一种表现。 


目前也有不少论者认同后现代主义等同现代主义晚期逻辑的说法,其中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如詹明信、泰瑞·伊格顿等持这一说法,当中亦结合了马克思对于晚期工业社会的批评,形成一体。 


文学批评及文化理论


在文学批评上,后现代主义对于西方整体文字论述结构,进行排山倒海的解读,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主要是在各著名大学的外语学系(尤其法国文学或比较文学系内),其间外语学系人才辈出,最有名的有美国耶鲁大学的耶鲁四人帮,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对应欧美文学作品,进行解读: 

*保罗·德曼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

*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 Hartmann)

*哈罗德·布鲁姆


社会批评


一种知识上的运动,屏弃传统上所谓“绝对和普遍真理”的观念,尤其是注意弱势力量、环保、全球化、政府行为和谈判、双果原则、伊斯兰教边缘化、恐怖主义等问题。 


文化人类学


1960年代以降,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冲击,人类学的领域出现了反思人类学(reflective anthropology)、实验民族志(experimental ethnography)、新民族志(New ethnography)等思潮。此类思潮强调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应主动积极的反省知识的建构和书写论述的过程,并借由民族志的写作方式,让读者有适当的理解与批评。也有学者称为“后现代主义人类学”。 


艺术创作及人文思潮


后现代主义艺术运动是1960年代以来的文化、思想界的后现代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代艺术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造成的绘画性复兴,写实主义手法的再次受到重视。 


在人文思潮方面,论者指出现代的后期,是一种对现代表达方式甚至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的颠覆和反叛。所谓现代表达方式甚至思维方式,是指以有核心思绪,或者有既定论述规格,表述事物的真理性,可是,随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确定性原理及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出现,人类渐渐明白到科学也有其不确定性,且认为科学并非可以用以解决任何问题。现代主义的动摇,也就引起后现代主义渐渐的崛起。 


在文艺创作风格上,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个具体、单一的风格,也不因为作品的时代而界定为“后现代主义”。而且很难以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理论来强行规范艺术创作,目前对于先有后现代主义理论,还是先有后现代主义艺术品,也没有定论。 


另一个特点是跨学科和跨创作媒体,建筑、文学、绘画、设计、家具均有设计师,在各自的艺术场境内进行后现代式的表述。不过,由于后现代主义是对于创作主题和创作形式都有颠覆性的新思维,令风格很难一致,要表述各创作领域的后现代境况并不容易。 


建筑


建筑学的现代主义体现在所谓国际主义的设计风格上,以美国在四十至六十年代的建筑为代表,其中特点是功能性和扩大建筑物可用空间为首要理想,对于环境、人文境观、美学的考虑只是次要的。到六十年代欧美普遍出现一批年青建筑师,开始一些具人文思考、强烈装饰性(甚至可称“后巴洛克式”)及有深入空间思维的建筑景观出现。建筑师尤其喜爱透过建筑景观,表达对旧文明、自然界,以致梦幻的追想。 


1966年,美国建筑师文丘里在《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一书中提出了一套与现在主义建筑针锋相对的建筑理论与主张,他抛弃了现代主义的一元性和排他性,强调人们的不同需求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在建筑界特别是年轻的建筑师和建筑系学生中,引起了震动和响应。到二十世纪70年代,建筑界中反对和背离现代之一的倾向更加强烈。对于这种倾向,曾经有过不同的称呼,如“泛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之后”和“后现代主义”,以后者用的较广。到80年代,当后现代主义作品在西方建筑界引起关注时,它更多的描述一种乐于吸收各种历史建筑元素、并运用讽喻手法的折衷风格,因此,他后来也被称作“后现代古典主义(Postmodern-classicism)”,或称作“后现代形式主义(Postmodern-formalism)”。文丘里批评现代主义建筑师热衷与革新而忘了自己应是“保持传统的专家”。文丘里提出的保持传统的做法是“利用传统部件和适当引进新的部件组成独特的总体”,“通过非传统的方法组合传统部件”。他主张汲取民间建筑的手法,特别赞赏美国商业街道上自发形成的建筑环境。文丘里概括说:“对艺术家来说,创新可能就意味着从旧的现存的东西中挑挑拣拣”。实际上,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建筑师的基本创作方法。 


西方建筑杂志在二十世纪70年代大肆宣传后现代主义的建筑作品,但实际直到80年代中期,堪称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建筑,无论在西欧还是在美国仍然为数寥寥。比较典型的有美国奥柏林学院爱伦美术馆扩建部分、美国波特兰市政大楼、美国电话电报大楼、美国费城老年公寓等。 


后现代主义的建筑主要是从诸历史风格中兼容并蓄。他们视一切传统都同等重要,因此随意将其组合,只是在将它们组合加工的过程中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模仿。同时在素材来源上具有高度选择性,不过主要局限于古典主义各流派(主要有帕拉迪奥建筑风格)和装饰艺术的一些异国风格流派。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经历了历史主义和新折衷主义的设计倾向过程,并且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幢大型公共建筑建成后快速繁荣起来。概括后现代主义的风格特征及历史渊源我们可以说它是除了反对现代主义的建筑形式语言外,其他所有的风格特征都可以借鉴和吸收。文丘里在打响后现代主义建筑的战役中,倡导历史主义倾向和学习当时盛行的波普艺术,具有强烈的复古怀旧愿望,但是复古却并非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对未来的展望使此时的建筑符号成为历史要素的变形。 


随着多元化思想的发展,“将建筑的文脉,建筑的不同功能,使用者的特殊口味”这三者作为混合设计的目标,因此查尔斯·詹克斯把后现代主义概括为:历史主义、直接复古主义、新民间风格、特定性+都市规划专家=有文理的、隐喻和玄学、后现代空间的“激进的折衷主义”,这主要还是对后现代主义的混合现象进行概述。而美国另一位建筑师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Stern)也将后现代主义概括为文脉主义、隐喻主义和装饰主义三个特征。 


但同时亦有另外一批年青建筑师如诺曼·福斯特、弗兰克·格里等都喜爱利用科技化的建筑技术,来突显建筑对都市空间的隐喻性对谈metaphoric dialogue。诺曼·福斯特对摩天大厦的高科技考验、对香港汇丰银行的隐喻,以至伦敦市中的30 St Mary Axe,都对都市境观造成颠覆性影响。而弗兰克·盖里对于非直线设计的应用和结合电脑高端技术的做法,都影响了当下的设计风格。

 

艺术


为了挑战现代主义的极限,艺术与设计家于是以后现代主义来统称当代各种主义,如:女性主义、多元文化、解构主义、时间元素、媒体应用、物质主义等。这些观点强调艺术品的创造与欣赏没有单一的、绝对的答案或标准,作者与完成品的情感脱离,且作者、观众、策展人(或展场)与环境(或现象)都是艺术作品的参与者,如此一来,艺术创作与鉴赏都变得非常多样。 


文学


在此罗列一些代表作家的名字,美国的唐纳德·巴塞尔姆、托马斯·品钦。 


由于前文中所述“知识的异化”问题不断激化,自启蒙主义以来,原本并列而生的两大科学体系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逐渐拉大,呈现出人文科学容忍退让,自然科学步步扩张的态势。这在利奥塔那里被看作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全部历史”。(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他指出自然科学在排斥了人文叙事之后,其单一的逻辑话语仅仅具有指涉性与实证性,却难以完成对文化意识的替代,更不具备人文科学的多种价值关怀。因此那种以科技理性为基础的,以单一的标准去裁定所以差异进而统一所有话语的“元叙事”在后现代语境下势必被瓦解,而电影在这个瓦解过程中大致表现出两个倾向。一个是元叙事的合法性由于其基础——堂皇话语环境——的终结而遭质疑。传统的元叙事电影遵循的是以英雄为中心的堂而皇之的叙述模式,而后现代电影倾向于将堂皇叙事的社会的语境(如圣贤英雄、解放拯救、光辉的胜利、壮丽的远景等)散如叙事语言的迷雾中,使观众对堂而皇之的历史言论,或历史上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的“主题”产生怀疑,并以平凡的小人物、平凡的主题、平凡而琐碎的故事取而代之或利用堂皇叙事与平凡话语间的杂揉、拼贴和交替衍生来反衬、嘲弄元叙事的理性偏激。另一个是后现代电影并不把元叙事所追求的共时(即通过同一性的中心维系作用实现整体思想的一致,如电影“梦幻般完美的故事”、“逻辑缜密的对白”、“封闭的结构”以及“完满的结局”等)看作是自己的终极目的。按照利奥塔的设想,后现代作品更倾向于打破求同的稳定模式,而强调差异的不稳定模式,或者说提倡语言游戏的异质多重本质,即多元式的话语异质。具体地说,就是从影片的“文本叙事”、“话语传达”到“受众接受”的各个层面都引入多元化的概念,不再强求故事、结构与电影文本内在表达的至全至美和接受共鸣,转而更宽容地面对影片各层面的断裂、局限、矛盾与不稳定性。 


解构主义的启示


解构一词是指对恒定意义的分离,它作为后现代对“结构”(主义)的在场、秩序和中心整体性反击的一部分,其某些具体策略对西方电影的后现代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节就结合德里达的解构策略与建议对电影的后现代思路进行梳理。 


德里达首先提倡在文本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非必然的联系,其目的在于突显能指与所指搭配的任意性和他们之间的差异性,使所指脱离即定能指的依附从而扰乱固化的结构思想。反映于电影中,这个策略有利于打破现代主义电影的两个符号学对意义的深层次指涉。像拉康所谓“滑动的所指”那样,使几个所指同时漂浮于电影本体的能指符号之上,可以扰乱观众心中固有的“能所”对应模式,导致意义反射的不确定性,继而反映一种去中心、去深度的平面思维形态。 


其次德里达鼓励策反文本结构中的个体,拆解它们对结构中心的绝对服从,这主要是针对现代哲学的同一性、中心性与整体性而言的。具体到电影中,非线性叙事得到广泛的应用,使得影片零散的局部意义得到重视,也利用开放式的结构来突破影片中心结构的自我封闭,继而促成各本文结构的差异性交流与参照,即不同文本间的差异互通,如并置、拼贴、杂揉、互涉等等,并随着对外来差异的引入与参照对原本文的结构中心形成拆解态势。 


解构哲学也反对本文结构的先验性与意义透支。由于结构具有固定性和确定性,相反的结构往往产生类似的意义,久而久之,人的头脑会由于局部结构的刺激而映射出大致全部的意义。对于有经验的观众来说,传统电影往往只放映了一半,全片的意义归宿就已了然于胸了。这些被意义透支所笼罩的形而上学的先验结构被解构主义斥为乏善可陈的守旧根源。因此在后现代电影中经常可以捕捉到一个看似熟悉的结构,然而很快这个感觉会被逆预见而行或独立于结构之外的意义所打乱,这类出乎意料或出其不意的元素有助于消解观众对结构的期待,打破结构主义的整体同一性,也有助于培养受众的怀疑(不确定)精神与多元心态。 


另外打破观众对“在场”的信念与憧憬也是解构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德里达看来,结构主义的中心性与整体性是建立在“在场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结构主义相信电影作为各种语言的综合体可以给观众呈现亲临其境的实体性存在,即不需要媒介参与的“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就来自于人们的理性传统对“在场”的信念,凭借这种信念,人们总是幻想着在他们自己所能看到和接触到的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整体的现实世界。因此我们会为主流电影的梦幻经典故事而动情。但作为对立面,解构主义并不走向唯心,它只是对电影作为媒介来伪装世界的真实性(在场)的作法颇有微词并对媒介还原真实在场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为此,后现代电影倾向于将观众从梦幻的故事里拽出来或阻止他们进入故事的梦境中去,使他们时刻意识到自己是(在看电影的)第三者而非主人公,并使他们对“在场”的幻觉与憧憬变为泡影。同时,对在场的拆解与对真实性还原的怀疑也给后现代文化视角中让·鲍德里亚所谓的“虚拟现实”埋下了伏笔。 


社会文化领域的更迭态势


它主要研究后现代状态下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转型给电影带来的问题与启发。后现代不只是一个主义,它更是一种社会生活状态。希尔(1998,P98)也强调后现代主义一词可以被用来形容一个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新秩序。对于电影来说,以这个新秩序为基础的后现代社会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剖析。一个是研究传统的工业秩序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另一个是讨论科技革新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的影响。 


后工业社会的现实 


希尔在《牛津电影研究导读》一书中总结了后工业社会的经济转型特征如下:第一,社会的经济重心由产品制造业转向服务行业,剩余价值的来源从一、二产业转向各经济服务领域,如商业、银行业、信息业等等;第二,传统的大规模生产模式被“后福特”生产模式(post-fordist)所取代,灵活而个性的消费需求成为生产的风向标,即消费主导生产,主动权在买方市场,卖方不再单纯追求产量而是倾力打造品牌并提升产品的品位(这导致广告的兴旺与大众对时尚生活的向往。后工业时代不仅生产产品,也生产“渴望”和“需求”——Harvey,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第三,从事服务业的白领阶层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他们的意志代替了少数精英分子的高端幻想而成为引领社会文化生活的主流形态——既大众文化;最后,(受时尚消费观念的影响)后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倾向于具有灵活多变的(不确定的)身份认同特征,人在浮华的社会表层更倾向于在诸如性别、宗教与性取向、理性判断等问题上表现出异质的、不稳定的身份与性格特征。 


于是作为后现代的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电影一方面自觉地、无从逃避地反映着后工业社会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倾向于对后现代社会生活表现出或焦虑或讽刺的意味,而不管是焦虑的对象还是讽刺的矛头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这个消费日益主导一切的社会,从而反映物质对人的异化。 


技术层面对文化的影响 


科斯洛夫斯基提到“不是艺术应适应技术,而是技术的发展应适应文化及人文情境,这是当今所要求的”——这充分说明,后现代社会实际上在科技与人文的立场上采取了折衷的态度并力求在文化中寻求二者的平衡点,注重技术的精神含量。因此以“后工业为基础的”后现代社会的研究(包括电影研究)有必要向文化研究视角转移。 


首先技术的进步在现代社会导致了功能主义的繁荣,这体现在现代建筑的简约风格与批量的廉价上,按科斯洛夫斯基的说法,现代功能主义建筑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方面,“在六七十年代尚能有广泛影响的美学风格,由于其力图摆脱历史主义的桎梏,是历史的东西(建筑的历史文脉)正在危险的丧失,今天不仅成为平庸之作,而且愈益失误”;另一方面,现代的建筑环境“使人们囿于一个技术的、远离自然的、城市化的世界中”(如香港的水泥森林),这导致人与自然的隔膜,也使科技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平衡受到破坏,即“人自身必须不断去适应技术,否则将在技术中感到自己完全是多余的”。面对科技与功能主义对人文环境的异化,后现代电影或选取历史、怀旧的场景来唤起观众对历史感的审美兴趣以承接社会文化的历史血脉,或(刻意地)着力突显影片建筑与背景环境的非人文性特征以衬出科技理性的冷漠与作者的焦虑。[在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电影与后现代建筑是殊途同归的。虽然后现代建筑倾向于在功能、审美与历史地域文脉之间追求一个平衡点以表现建筑发展的折衷,但后现代电影并不倾向于直接将这种折衷的思想映现其中,它与反衬的效果相比要单薄得多。] 


另外信息与传媒技术的革新和发展也在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尔指出,新的媒体科技至少在两方面对人的社会经验与主观认识的重塑产生决定性效果。一方面,媒介信息与图像通过先进的跨区域传播平台(如互联网、卫星通信)的过剩散布正在逐步导致时空概念的空前压缩与紊乱,并致使区域文化与个体身份认同的建构趋向于淡化其原本明显的空间地域性特征(如民族特色文化)。这个趋势很容易被联系到“全球化”概念的文化领域,并由此出现了后现代电影对待文化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的三重态度:首先,后现代电影倾向于揭示(反对)理性的商品作为消费文化的符号对人性本真的抹杀;其次,对文化全球化采取保守(容忍)的态度,通过电影中的杂揉、并置、空间重叠等手段,打着多元文化的幌子追求帝国主义文化的全球均质,把全球文化统置于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之下,有多元之形而无共荣之实,这虽有利于文化(后)殖民主义的推衍,却也是揭露文化殖民本质的最佳映衬;第三个态度就是面对文化全球化的趋势,第三世界电影所采取的去同而求和的方针,同的反义词是和,不是异,对于全球化与民族化来说,双赢的结局不是同,而是和,也就是同中有异,异中求和。 


新媒介与新技术的另一方面效果体现在人对社会文化、现实观念的转变上。按照鲍德里亚的阐述,我们正越发地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中,在这里,以信息复制和图像传播为基础的社会再生产秩序正逐渐代替以劳动力和物质生产为基础的旧工业秩序。图像和信息符号正在成为我们了解现实的主要来源。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被复制和仿造了的世界中。我们无时无刻地被广告、影视、信息爆炸所笼罩着并置身于“超现实”之中(1975)。对真实的证明显得那么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掌握的一切都只是复制品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对于复制的概念有着广泛的理解和体现,小到对经典段落的模仿(或戏仿,以突出其互文性的消解意义),大到对整个影片的时代背景的旧貌还原与历史追溯,甚至是夸张地再现场景与话语环境……这一切都或多或少地引导我们对现实、历史以及自身认识层面的再生产的真实性抱着一种怀疑的心态。 


审美意识的新趋向


受哲学思潮与社会文化生活趋势的带动,后现代主义在审美意向的传达上也有着新的追求,以下将从三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审美在电影中的趋向作细分论述。 


对现代主义审美观的改造 


在审美领域,后现代主义特征倾向于解决现代主义审美的某些问题。按John Hill(1998,P99)的归纳,现代主义审美的表达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方面它正走向思源枯竭的失败;另一方面,由于过度宣扬高雅艺术并缺乏与少数精英以外的公众进行沟通,现代主义审美表达正逐渐失去大众市场的关注与支持。面对这些问题,电影的审美表达在后现代那里显现出三个变化性特征:其一,对大众欣赏口味与俗文化表现出热衷的态度并淡化高端品位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以揭露高雅艺术的伪善;其二,在热衷的基础上显露出折衷主义的痕迹,不拒绝(甚至鼓励)不同风格的类型、艺术手法之间的混合以形成文体的杂揉或强调并置、拼贴和挪用的策略;其三,应对现代主义的文化枯竭,电影的后现代表达倾向于淡化对文艺原创性的强调,转而为戏仿、拼贴创造机会以寻求原始文本的新意。 


抗击理性 


与理性的斗争是后现代审美体验的核心问题,而具体的抗争行为又体现在不同的层面内。首先,为了对抗理性的束缚,后现代审美倾向于沉湎在某种形式的“前理性的自发性当中”(贝尔,王岳川P137),于是色情、毒品与暴力——这些“人”作为生物体的本真冲动,成为后现代电影审美体验的一部分。这些原始的非理性的内在冲动的观感对于现代理性生活经验的冲击作用是绝佳的。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对电影人物的自我映射与反省,这种本我的宣泄有助于突破理性思维的障碍,引导观众还原自我的真实性。其次,后现代审美是反释义的(桑塔格,王P137)认为释义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贝尔也认为后现代审美观应该对“批评”加以质疑,并使批评陷入无以为“评”的难堪的处境。因此开放式的文本结构与晦涩的审美表达经常贯穿于后现代电影之中以拒绝观众的理性思辨倾向、引导他们的个性审美体验活动。最后,后现代美学被强调为一种回归视觉的美学观。这种观念的形成一方面是后现代哲学反对现代文本的理性与结构性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新兴的媒介技术所导致的图象泛滥有关。回归“视觉”意味着整个社会重新回到了一种感性的审美意识中,生活变得更加平面化,理性的深邃与结构的规范渐渐淡出人们的意识层面。电影在后现代社会中“更注重视觉的冲击力与眩晕力”(王岳川,P136)给观众带来的感官刺激,影片的背景视觉观感也更加精致、奇异或具有对比性。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从理论上难以精准下定论的一种概念?因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均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我认为,这只是表面的理由,而其里面的原因,是因为“后现代主义是通往废垃社会的道路”!看看吧,后现代主义这一学说是在二战之后形成的,主要是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从时间上看,就是与冷战时代相辅相成的。“目前,在建筑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法律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均就当下的后现代境况,提出了自成体系的论述。他们各自都反对以特定方式来继承固有或者既定的理念。”——这也是因为,西方社会在冷战时代已经进入了“费拉民族”的文明晚期。

谢选骏:从巴黎的游荡者到洛杉矶的流浪汉



《在巴黎做个游荡者 城市中漫无目的地闲逛》(BBC 2019年11月27日)报道:


法语词“flaner”是指在一个城市漫无目的地闲逛,这是如此法式的概念,以至于英语中没有完全对应的词来形容它。从stroll(漫步),到lounge(闲荡),再到saunter(闲逛),几乎有各种各样的意思,但没有哪个完全概括flaner的意思。这个词让人联想到在城市中心漫步,没有方向,但绝非没有目的。Flaneur(游荡者),看似没有目的地,但有这样明确的内涵:处于某个地方,但又置身事外,以哲学的精神来观察眼前的一切。巴黎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法国文学教授、《与波德莱尔共度的夏天》(Un été avec Baudelaire)的作者安托万·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的解释是:这个词意味着“不知道你在寻找什么”。


对孔帕尼翁和许多其他法国专家来说,“游荡者”(flaneur)不仅与法国有关,而且特别与19世纪的巴黎有关。1789年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植根于启蒙时期(Enlightenment)的平等主义哲学。之后,突然之间,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知识分子、哲学家和人类学家。巴黎是他们理想家园。当时,在拿破仑三世(Emperor Napoleon III)的统治下,法国首都不仅在社会方面,而且在建筑方面也迅速进步,从狭窄的中世纪街道,演变成边界明确的大道、公园,颇具现代城市的特点。


在谈到19世纪城市的演变,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erieure)波德莱尔学院(Groupe Baudelaire)院长谢利诺(Andrea Schellino)说:“工厂和精品店并肩而立,游荡者知道这一奇观,把这个变化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剧场。”


事实上,游荡者本身就是革命者:在剧变中追求进步意识形态的社会里,游荡者渴望的不是参与,而是观察。“游荡者在19世纪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孔帕尼翁说:“资产阶级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去工作,去教堂,到银行,他们不会游荡;游荡者与资产阶级、物质主义、资本主义是相抵触的。”


19世纪法国散文诗和随笔作家查尔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常被认为是第一个在文学作品中刻画这种没有方向的游荡者, 将他们的内涵提升至哲学高度,以区别于混日子的人。他在巴黎的系列文章,包括于1863年首次发表在《费加罗报》(Le Figaro)的《现代生活的画家》(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都有这方面的贡献。“游荡使没有特殊天赋的人也成为诗人和艺术家,”谢利诺表示赞同。“这给了他们一点巴黎气质。”“完美的游荡者、热情的观众,这是建立在众人心中的巨大的快乐。在起伏的运动中,在难以捉摸和无限中,”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描述了这个城市任何一位居民都喜欢但却迅速消失的快乐。“不在家,却觉得自己处处像在家里;要看世界,要站在世界的中心,但又要对世界保持一种隐遁的态度。这是种不偏不倚的性格,言语所能的定义,都是笨拙的。”


对孔帕尼翁而言,波德莱尔的游荡精神,不仅仅是与他生活的19世纪密不可分:那时“每个人都在行走,”他说,从热拉尔·德·内瓦尔(Gérard de Nerval)和他的宠物龙虾的巴黎漫步,到阿瑟·兰波从沙勒维尔-梅济耶尔(Charleville-Mezieres)步行200多公里到巴黎,波德莱尔的游荡精神还与这三个作家的家乡——巴黎紧密相连。孔帕尼翁解释说:“巴黎是一个贝壳形城市,巴黎的区就像蜗牛壳的螺旋形状,1区在中心,20区在东北,这样的分区为游荡者创造了理想的道路。一个漫无目的的流浪者,不会回溯他的旅途,经常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以及要去哪里。


德国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特别把“游荡的人”和巴黎有屋顶的商业街区联系在一起。这些盖有屋顶的街道拱廊是在19世纪拿破仑三世时期建造的,为新中产阶级提供安全、不受天气影响的购物区。本雅明对波德莱尔在1927年至1940年间的拱廊研究中关于游荡者的概念进行了著名的分析,他呼吁人们关注“购物中心优雅的早期雏形”,谢利诺指出,“在他看来,这些街区就是游荡者的生活区。”


当时,这些购物区遍布整个城市,尤其是环绕巴黎皇宫(Palais Royal)花园的区域,汇聚各行各业:高档精品店、咖啡馆、赌场和妓院并存,非常适合那些性格孤僻、又有哲学眼光的游荡者。事实上,对本雅明而言,走廊和街区是游荡者的天然栖息地。然而,如今,这些空间更多地被instagram用户贴在网络上,以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的黑白条纹立柱(建于1986年,是一件颇具争议的艺术装置作品)为标志,或以古董书店为代表,这些书店位于一些保留下来的有顶走廊中。“我们真的能在游客众多的城市里漫无目的地闲逛吗?我们总是忍不住要用智能手机宣布我们的路线,或者用耳机把自己与环境隔离?” 谢利诺问道。“对此我感到很悲观,”他继续说:“今天的游荡可能是少数无可救药的怀旧者的特权,他们坚持在现代巴黎寻找昔日的巴黎。”


但在当今世界,尽管许多人已不再把步行作为一种主要的出行方式,但巴黎仍然是属于孤僻、哲学式观察者的理想城市。毕竟,法国人习惯于花时间以文学和哲学的方式观察和思考周围的环境。


正如《The Week》杂志所述,法国学生仍然在高中阶段学习哲学课程,而哲学学位通常是成为政治演讲撰稿人或政府部长的必备条件。法国与许多以英语为母语的文化不同,这种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植根于一种幸福的理想,这种理想与做什么无关,而是与当下的状态有关:事实上,法国人没有一个词来形容前瞻性思维、预期的兴奋,但他们会开心地花两个小时在午餐上,即使在工作日也是如此。


这种植根于当下的状态是游荡者的一个基本特征,即使在今天,游荡者与巴黎不可分离的关系也绝非巧合。巴黎的路边咖啡馆几乎都是椅子朝向外面,朝向街道,朝向移动的、有生命的城市。小街道也仍然在城市中蜿蜒、盘旋,毫无预示地把步行者送到巨大的林荫大道或有艺术美感的桥梁上,然后一眼望去,就能看到那些标志性的建筑,从圣母院(Notre-Dame)到埃菲尔铁塔(Eiffel Tower),从先贤祠(Pantheon)到歌剧院(Opéra)。


建成于19世纪的几个有屋顶的街区仍然保留着这座城市旧时的风貌。书店、咖啡馆和古董店星罗棋布。任何一个角落都有怀旧的气氛——一位手风琴手演奏着琵雅芙(Edith Piaf)的歌曲;一位艺术家描绘了一幅远景,但也揭示了一个更现代的大都市,这同样吸引着有经验的观察者。上了年纪的妇女推着购物车,牵着小狗去当地的早市买新鲜的、应季的西红柿;办公室工作人员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吸着电子烟,喷出的蒸汽缭绕在19世纪的灯柱上;青少年们在共和国广场上玩滑板,旁边巍然屹立着象征平等和自由的玛丽安娜雕像。


即使在今天,巴黎仍然是城市观察者的绝佳素材。150多年后,它仍然是世界游荡者们的首都。


谢选骏指出:从巴黎的游荡者到洛杉矶的流浪汉,中间还经过了1960年代法国的五月风暴和美国的嬉皮士运动——在在指向了“背叛了上帝的西方文明”的发展路线!西方文明的罪恶,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助长了这一敌基督的倾向,启蒙运动、科学主义,则是板上钉钉了。法国的游荡者还有哲学,美国的流浪汉只要美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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