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上瘾是创造力的源泉

 

《加拿大医生颠覆认知 解密上瘾之真相》（BBC 2019年11月22日）报道：

缺少联系，太多压力等有可能导致酗酒成瘾。 

首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上瘾（addiction)这个问题？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上瘾者，从毒瘾、赌瘾、烟瘾、酒瘾、色瘾到购物瘾、上网瘾等等。 

加拿大医生加博尔·马泰（又译马特, Gabor Mate）认为，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该如何治疗各种成瘾者(addicts) 。马泰是温哥华医生、治疗毒品成瘾方面的专家。同时他也是精神健康畅销书的作者。为了表彰他的杰出贡献，2018年他还荣获了加拿大勋章（the Order of Canada）。

温哥华是北美毒品及药品滥用最集中的地区。马泰提出的新理论是，所有的成瘾都跟创伤（trauma)有关，关键是如何找到是什么创伤造成的。

以下是马泰医生为我们总结的有关成瘾者的五大误区：马泰表示，如果你想看看是什么导致成瘾这个问题，就必须要研究一下人们为什么会成瘾？它有什么好处？一些成瘾者说：“它能让我忘记痛苦、摆脱压力、并能给我一种控制力、一种意义、一种活着的感觉、一种兴奋、活力……”换句话说，瘾可以满足一些人的一些基本需求，那些他们在别处无法得到的东西。

其中，缺乏关系或与世隔绝感，以及生活中压力过大等都是情感痛苦的表现。因此，马泰对待成瘾的态度与众不同，他不会去问患者“为什么上瘾”？而是问“为什么痛苦”？根据马泰的理论，如果你看一看那些成瘾者，就会发现，小时候情况越糟糕，长大后成瘾的风险指数就越高。因此，马泰认为，成瘾的原因总是跟创伤和儿时的经历有关。这并不是说所有经历过创伤的人都会成为瘾君子，但是，所有的瘾君子都经历过创伤。所以，要治疗成瘾就需要有许多同情心、帮助和理解，而不是苛刻和排斥的态度以及惩罚性的措施。

马泰表示，尽管大多数治疗方法彻底失败，人们也没有反省并自问：我们真的了解这种病吗？马泰表示， 我们并没有对人类痛苦的根源作出正确的反应。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帮助那些成瘾者找到伤痛的根源并解决它。他说，一名普通的美国医科学生根本不会有机会听到有关情感创伤方面的课和讲座。我们在治疗成瘾者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到底哪有问题？”，而不是问：“曾经发生了什么事会让你这样？”

成瘾并不是一种选择——马泰说没有人愿意选择痛苦。人们往往认为那些成瘾者都是出于个人的选择。马泰说，整个法律体系的出发点都是惩罚成瘾者，以警示他人不要重蹈覆辙。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心甘情愿成为瘾君子的。按马泰的话说，成瘾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回避伤痛的一种方式。上瘾并非遗传，并不是说你酗酒，长大了你的孩子也一定酗酒。围绕成瘾存在的另外一个谜思是，它可能遗传。马泰认为，有时父亲酗酒可能会影响孩子。马泰说，比如，如果他酗酒，然后跟孩子大喊大叫。那么，孩子长大后也可能会寻求酒精的安慰。这是否意味着遗传呢？还是因为家庭的成长环境而已？因此，代代相传并不能说明遗传（与上瘾的）因果关系。这可能有遗传易感性（ genetic predispositions），即近墨者黑，但并不意味着一定是遗传基因导致酗酒成瘾。 

成瘾盛行——马泰说，成瘾现象其实非常普遍。还有一个谜思是，一提到成瘾，人们总是会想到吸毒、或是社会中的一些失败者。其实，我们的文化中处处存在各种各样的嗜瘾成性者。不仅如此，我们的整个经济甚至都是建立在迎合人们五花八门的着迷上瘾的需求上。马泰承认他曾一天花8000美金买CD. 马泰认为，很多东西都可以用成瘾来形容，比如，药瘾、毒瘾、烟瘾、酒瘾、性瘾、赌瘾、打游戏瘾等等。只要你一度陷进去无法自拔和自控，并伴有不良后果都可以说是成瘾。马泰说，他自己也有两大瘾：一个是工作瘾，即工作狂。第二个则是购物瘾，特别是购买古典音乐CD，有一天他买了价值8000美元的CD。

马泰在分析自己的这两大成瘾时说，自己之所以是工作狂， 是因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于是就拼命要通过工作来证明自己。同时，马泰说，他潜意识中还总觉得自己不讨人喜欢，没人要。在谈到购物瘾时，马泰说，虽然他喜欢音乐，但自己沉迷的并不是音乐，而是购物本身。无论自己已经收藏了某位作曲家的多少套交响曲，还是要买下一套，最新的。总之，就是买买买。马泰说，有一次他照顾的一位女性患者已经临盆，他还忍不住到市中心买CD盘，结果错过了接生。马泰说，你可能会觉得不能把这样的瘾和海洛因成瘾相提并论。因为，你觉得这很可笑。

然而，他说，当我把自己的这些上瘾行为告诉那些接受治疗的毒瘾患者们时，他们并没有笑。他们摇摇头对我说：“是的，医生。我们完全明白。你就像我们一样。”马泰想证明的一点是，他们跟我们也没有什么不同。

谢选骏指出：仅仅“解密上瘾真相”并不能颠覆认知，而要了解“上瘾是创造力的源泉”，才能化险为夷——仅仅“解密上瘾真相”，依然停留在“创伤治疗”的消极阶段；唯有通晓“上瘾是创造力的源泉”，才能进入积极阶段，把消费的上瘾变成创造的上瘾。这就需要我们知道——其实所有的创新行为，其实都是来自走投无路，来自逃避所进行的上瘾，并在上瘾过程中开辟了新天新地！

谢选骏：护国军神害死了蔡锷

《“护国军神”蔡锷34岁因病逝世，留下6个子女，如今现状如何？》（新闻广场 2019-09-20）报道：

说起在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将军，那就一定少不了“护国军神”蔡锷。蔡锷出生于1882年湖南邵阳，虽从小家中贫困，父母不过是裁缝，但也在努力供他读书，希望其以后能够有所作为。蔡锷同样不辜负家人的期望，年仅13岁就考中了秀才，后更是进入了长沙时务学堂，在梁启超和谭嗣同的教导下学习。

在从日本留学归来后，蔡锷更是积极投身于各种起义活动中，同时他也因推翻清朝新军起义和维护民主共和国护国军起义这两件伟事，而被誉为“护国军神”。但令人感慨的是，1911年在日本福冈市，蔡锷就因病逝世，年仅34岁。

蔡锷的一生共有两段婚姻，第一任妻子名为刘新英，两人是经刘新英的伯伯刘辉阁的撮合在一起的，共育有蔡铸莲、蔡福莲、四小女这三个女儿。

二女儿蔡福莲在1908年出生，八岁那年不幸早夭，小女儿四小女从小体质偏弱，不满周岁就夭折了。大女儿蔡铸莲则生于1906年，因是唯一存活下的孩子，蔡锷从小就对其十分喜爱，而她的丈夫则是石陶钧之子——石潮白。石潮白为人颇有才，不仅学历高，还在国民政府的外交部任过职，蔡铸莲嫁给他后更是跟随其在日本、德国长时间定居。

两人共育有两儿两女，两儿名为石柏林，石焱三，两女则分别叫石玉立、石江远，一家人在1957年奔赴美国定居，蔡筑莲则在1985年去世，其后人如今也在美国居住，近况不知。

蔡锷的第二任妻子叫做潘惠英，由于曾接受过西方的教育，其本人性格和传统的中式女子有很大不同，不仅思想较开放，为人也独具魅力，蔡锷与她的感情更是很好，两人则共育有一女两子。

大女儿蔡淑莲在1912年出生，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丈夫为从南京金陵大学毕业的周家炽，两人虽在大学时就已经定情，但在周家炽留学回国后才正式结婚，婚后共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名为周茵，小女儿则叫周伊。蔡淑莲本人在2001年去世，两个女儿如今都在北京大学工作。

蔡锷和潘慧英的大儿子名为蔡端，他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史学系，在民国时也曾在国民政府的外交部任职，为我国的外交工作做出了不少贡献，在解放后，则在《光明日报》任过职。他的妻子名为刘淑芸，两人有着五个女儿，如今大女儿蔡安慈在日本定居，二女儿蔡愉慈一直居住在包头，三女儿蔡爱慈已经去世，四女儿蔡慰慈和五女儿蔡顺慈都在北京从事教育工作。

次子名为蔡永宁，前后在东北人民大学和北京体育学院研究部任职，他和妻子谈素，一共育有二子二女，长女名为蔡慈、次女为蔡群，长子则叫蔡协，次子蔡祺。

蔡协作为长孙出生于1946年，和父母、祖母、姐妹一起生活在昆明，1970年从北京化工学院毕业后，就一直从事石油方面的工作，直到2006退休后，开始致力于其祖父蔡锷的精神弘扬。他育有一女，其如今在北京从事计算机方面的工作。

蔡锷虽英年早逝，但他的爱国精神和奉献精神是值得被永远铭记和珍藏的，如今他的后人也大多优秀，在不同的行业为着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可谓：英雄虽逝名犹在，山水长青意不违！

谢选骏指出：据历史记载，1916年（民国5年）春，蔡锷率2万人的护国军第1军在四川省的泸州、纳溪（今泸州市纳溪区）一带击败了8万人的北京政府军。随后，广西省的陆荣廷发表独立宣言，并派陈培坤率桂军出兵湖南，在5月6日至5月19日进行的武冈衡阳战斗中，决定性的歼灭湖南的北洋军。不久，袁世凯便取消帝制。1916年（民国5年）5月8日，蔡锷出任护国军军务院抚军。袁世凯逝世后的1916年6月24日，蔡锷获北京政府授予将军府益武将军。7月6日，蔡锷出任四川督军兼省长。时任国务总理的段褀瑞，更曾以职位相让，力邀蔡锷北上。但是，再大的功劳也不能称神，更无法成神——就在同年，蔡锷因患结核病，不得不赴日本福冈市接受治疗。同年8月7日，蔡锷辞去四川督军兼省长职务。1916年11月8日，蔡锷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今九州大学病院）逝世。享年35岁（满33歳）。因此我说，“护国军神害死了蔡锷！”个人崇拜要不得！事实上，蔡锷的成功，得力于北洋军内部的反袁势力，正是因为他们的抗命与不合作，蔡锷才可能取得军事“胜利”。

谢选骏：香港那些没有窗户和浴室的劏房是起义的温床

 

《香港区议会“素人”陈梓维 如何一夜走红》（BBC 2019年12月5日）报道：

香港区议会选举被视作一场支持或反对香港示威的变相公投，结果民主派横扫388个议席，大胜建制派的59席。民主派里超过80人是完全没有从政经验的“政治素人”，27岁的陈梓维是其中之一。他们能胜任区议员的角色，满足选民的期望吗？

陈梓维在佐敦南选区以1516票击败建制派最大党、民建联的政治明星叶傲冬。仅以65之差落选的民建联副秘书长叶傲冬，曾在外国留学，在佐敦位处的油尖旺当了11年区议员，更是区议会主席。出身草根、参选前毫无政治联系的陈梓维击败了叶傲冬，被香港网民称作现代版的“大卫打败哥利亚”故事。

根据选举事务处的资料，陈梓维以一件球衣“应战”，旁边的政纲更是用笔手写，跟叶傲冬的专业形象形成强烈对比，因而受到网民关注。 采访当天清晨，佐敦街头冒寒意。陈梓维说会比记者提前一小时到现场向街坊谢票，然而他没有来。 “不好意思，我睡过头了！你再多等15分钟……你可以先去吃早餐！”陈梓维被记者的来电吵醒，匆忙出门。 

不久，他两手提着宣传海报和支架，徐徐向记者走来，满嘴胡子还没有刮。他说前一天晚上接受了公关训练，还有一堆杂务，于是很晚才休息。在场的媒体认为事不宜迟，请他立即拍几个镜头，结果一拍就是三个“Take”。“不是这样，你不用看镜头的，自然一点走过来就行了……”经过摄影师的耐心指导，陈梓维重覆同一个动作第三遍，结果，两眼还是望向了镜头。

陈梓维在“感谢大家对我支持”之下写上“I-WIN”。记者没有问他“I-WIN”有什么意思，让它成为永远的谜。 由他宣布参选至当选前一刻，他收到的传媒专访邀请是零。当选后，网民找出他的参选资料，认为他的手写字体稚气十足，而且不落俗套地穿上球衣拍摄半身照，喜感盎然，迅速爆红。从此，记者的约访纷至沓来。 

半年前，陈梓维或许还是许多香港中年人口中的“废青”——会考（香港公开试）零分（所有科目不合格）；之后修读毅进的社工文凭课程，但不合格，补考，再不合格；修读旅游文凭，再再不合格。他说，在当时发现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于是去打工，做过工地工人、港铁维修员、电梯维修学徒。因为家庭原因，数年前迁离父母，以三千港元租住深水埗一间狭小的劏房独居，每天走8层楼梯，后来再搬到佐敦另一间劏房。

劏房在香港非常普遍，一般狭小而环境恶劣。劏房是香港常见的私人廉租房，由业主将一个标准住宅的单位分隔成多个细小的房间出租，通常每个房间的面积不足10平方米，但设有独立浴室。 屈居在狭小的空间，他仰望窗外一片天，想用微小的力量去帮助别人。今年初开始，他常常到楼下的公园流连，跟小孩子玩耍，他觉得这是服务社区的一种方法。“反送中”运动爆发后，他自问可以做得更多，于是在佐敦街头宣传这场运动，也看看当区居民有什么需要帮忙。

结果，真有街坊向他反映地区的衞生问题，他遂以市民身份，致电政府的1823热线为街坊发声，“但他们（接线生）都没有怎样理会我，只是说收到我的意见。”没有怎么理会他的，还有叶傲冬，“有一次摆街站，看见叶傲冬，接着我向他反映一些意见……但他叫我去看民建联的网站。”他形容，就是那次经历，让他“一时愤慨出来参选”。

历时半年的“反送中”运动燃点了不少人的选举热情，区议会选举被视作一场反映民意的“变相公投”。民主派及支持“反送中”的人士认为要将建制派踢出议会，停止让他们垄断议会，因此首度出现了所有选区都有民主派人士竞逐的现象。

区议会选举——香港的政治版图大槪可分成民主派和建制派两个派别，前者支持民主运动，后者具有亲北京和亲政府立场。民主党是民主派最大党，民建联则是建制派最大党。全港共分18区，民主派本次在17区获得多数席位。 

采访当天，他站在昔日摆街站的行人路旁，戴上麦克风，站在一张传宣海报前，便开始向街坊谢票：“虽然我口齿就??不是真是??比较上??好啦，但是都很衷心多谢??各位佐敦南的街坊??对我的支持”。 接连有市民向他竖起大拇指，以示鼓励。一名女士主动上前跟他握手道贺：“恭喜你啊，你有什么抱负？”他回答说：“现在其实最主要是想做好街道清洁??”他由食肆乱抛垃圾，说到厨余环保回收，滔滔不绝45秒。该女士忍不住插话：“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我觉得即时??这段时间的TG（催泪烟）的影响。”陈梓维恍然大悟：“啊是，洗街都要的”！

香港防暴警察在靠近民居的地方发射催泪弹，引起市民关注，尖沙咀、佐敦、深水埗一带的旧式住宅，跟马路靠得很近，因此居民尤其担心催泪烟对于人体的危害。其后，一名女医生笑意盈盈地为他送上热腾腾的三明治，教他一阵错愕。她主动提供电话号码，称可寻找医护人员和律师协助他的地区工作；另一名中年男子则建议他聘用民建联的职员做助手，原因是担心他缺乏经验。陈梓维这天出来的原意是收集街坊的诉求，以提供协助，结果反倒像是街坊集体为他出谋献策。

陈梓维参选，背后并无什么大布局。他忆述跟民主派协调出选时，完全没有阻碍，原因或者是大家觉得，对手叶傲冬的铁票牢不可破。他说自己当时的竞选团队就得他一人，银行户口结存是零。其后陆续有几位陌生人跟他联络，自动请缨出钱出力，竞选团队才算是成形。

不过单单是递交予选举事务处的候选人简介，已将他难倒：“我不熟悉电脑，加上我的电脑是旧版本，没有安装专业编辑软件，所以最后问了团队意见，就决定不如手写吧，其实是自由创作而已！”至于为何穿上球衣拍摄参选照片，他解释：“纯粹是刚巧我把另外两套衣服洗了”。

那一身打扮，让他当选后获得额外的关顾：“有很多PR（公关）公司接触我，说可以帮我改造形象??教我一些公关技巧，亦可以提供免费的西装给我”。在云云的鼓励说话里头，还有他的父母——他们终于透过新闻报道，知道自己的儿子有份参选。陈梓维说，当初向家人隐瞒参选的原因是不想两老担心。结果他口中的“黄丝”（亲民主派）父亲和“蓝丝”（亲建制派）母亲都没有说太多，只叫他“畀心机”（用心努力）。

这张经篡改的图片，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广泛流传，不少人信以为真，留言批评香港选民不智。陈梓维回应得淡然：“不开心总会有的，但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有蓝丝的思想才会相信，只要有黄丝的慨念去主动求证，就已经知道不是事实”。

有佐敦街坊对于政治“素人”当选不以为然：“你在社区未有成绩就选了出来，很多人都会怀疑??这现象可能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在这个社会弄得香港乱糟糟，所以影响了现在的人投票的心态”。陈梓维及一众民主派政治“素人”所背负的，除了是逾千名街坊的信任，还有在选举中票投民主派的160多万名香港人的期望。“这场选举是政治立场的表态，都是因为‘反送中’，才有这么多人走出来投票”陈梓维也承认自己有所不足：“有何不足的地方？总会有的，人怎会有完美呢??有什么地方可以改善？可以再改善一下人际网络??” 

有人说，这一群没有政绩的当选人，是香港示威者以血汗和牺牲换取回来的，陈梓维说：“其实这个讲法，又不可以说它完全错的，始终事实是有发生过。亦都希望新当选的素人都能够秉持自己的初心，能够去真是做好自己的本份，除了政治上的工作之外，亦要兼顾地区上的工作”。

访问尾声，陈梓维的语速愈来愈慢，停顿频率也愈来愈高。阳光打在他的脸上，一双疲惫的眼睛几乎睁不开，他伸手去挡，却没有向记者要求转换位置。半年前，他可以就在佐敦这个小公园里倒头便睡，但这天，贵为政治新星的他，大槪还有太多东西是他无法完全操控的。

谢选骏指出：“劏房在香港非常普遍，一般狭小而环境恶劣。劏房是香港常见的私人廉租房，由业主将一个标准住宅的单位分隔成多个细小的房间出租，通常每个房间的面积不足10平方米，但设有独立浴室。”——这样的房间还算是上乘的，香港还有很多并无窗户和浴室的劏房，甚至许多旅馆也出租这样没有窗户和浴室的劏房给世界各地的贵宾！许多大陆人这次看到香港人的勇武可能会感到惊讶甚至敬佩，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去过香港那些没有窗户和浴室的劏房——他们哪里知道住在这里的人们会是什么感受。我倒一直奇怪香港人为何安然住在这样的监狱里而不反抗或是出走。现在是事实证明，该来的还是要来——香港那些没有窗户和浴室的劏房，终于成为起义的温床。

谢选骏：英国的海盗大学

《格達費之子的學位與蔡總統的論文／LSE與UoL的困窘》（世界日报 2019年12月02日）报道：

前言

2002年利比亞領袖格達費的兒子賽夫，進入倫敦政經學院(LSE)研究所，經過6年取得哲學博士。利比亞政府因為資助LSE經費發展北非研究計劃，與LSE互動，LSE校長還一度擔任利比亞政府經濟改革的顧問。賽夫得到博士學位後，利比亞資金陸陸續續進入LSE，英國與利比亞關係惡化後，LSE學生強烈抗議，社會輿論痛批韃伐，校長Sir Howard Davies辭職，表面上好像結案。事實上，這段過程曲折離奇，情節起伏緊湊。LSE是倫敦聯合大學(Federated University of London)18個分校的一份子。在2008年以前，LSE的學位是由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UoL)代為頒發，如果學位已經頒發，LSE想撤回這個PhD也有困難。2008年後UoL決定讓LSE自己頒發學位，以別於UoL，也各自對頒發的學位負責。

為什麼要將賽夫與蔡總統兩個人的學位和論文來比較呢？原因是兩人都在LSE先後求學，他們的論文都遭受到民眾的質疑，LSE是兩者間的最大公約數，LSE和UoL是唯一能夠給各種疑團據實回答的機構。

賽夫在LSE的求學過程

2002年剛滿30歲的賽夫?格達費來到LSE。他的身分特殊，他父親穆罕默.格達費是統治利比亞近40年的政治強人。利比亞是世界第17疆域大的國家，人口少，石油貯量豐富，2010年間每日產量達150萬桶。賽夫是父親的第二個妻子所生，因聰明而受寵，在首都黎波里大學（Tripoli）念完機械工程學，前往奧地利深造拿過碩士學位，2003年又拿到LSE 的M.Sc.碩士，2008年取得哲學博士（Ph.D），還具有繪畫能力，能說阿德英法四國語言，生活上是個紈袴子弟，經常舉行派對，與英國名流和美女同進出。英國王子安德魯曾在白金漢宮宴請過他。

2008年英國與利比亞的關係惡化，LSE被英國主要媒體（包括Guardian 衛報）抨擊，賽夫學位也被質疑，最終醜聞爆發。2011年LSE委託校外機構（當時校內的作業已經缺乏公信力）作出Woolf Inquiry獨立報告 （http://www.lse.ac.uk/News/News-Assets/PDFs/The-Woolf-Inquiry-Report-An-inquiry-into-LSEs-links-with-Libya-and-lessons-to-be-learned-London-School-of-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s.pdf）。哈利. 沃夫爵士(Lord Harry Woolf) 是英國退休大法官，德高望重，為LSE重金聘用，用了七個月（2011年3月到10月），長達185頁，向社會大眾交代LSE 與利比亞的關係，和LSE在這個醜聞事件中應當學到了什麼教訓。

賽夫希望在LSE攻讀政治學博士，但政治和公共行政兩系都認為他沒有足夠社會科學基礎，不同意他直接念博士，只能先進哲學政策和社會價值碩士班（M.Sc.in PPSV Philosophy Policy and Social Value），他念了一年，2003年取得M.Sc.學位，想繼續攻讀政治學博士，政治系沒有答應。

賽夫是格達費愛子，經濟條件富裕，想念的科系和他本科機械系不對稱，學校就給予協助，既然政治系不收，那麼就試哲學系。哲學系起初也不同意他直接念博士班，經過商議過程，被哲學系收下進入Mphil/PhD 碩博士課程班，還幫他找到一個準博士生作助教。學校院際之間的意見混亂模糊，最終在一種不清楚的情況下讓賽夫進入博士班，沃夫報告中指出這是學校犯的錯誤。

2003到2008的五年漫長期間，賽夫正值青壯年約35歲，又是格達費指定的接班人，參與利比亞供應歐洲的石油業務，經常坐私人飛機出差。學校指定的準博士生陪他補習功課，一星期四天在飛往歐洲大陸的私人飛機上，賽夫在飛機上接洽業務電話不停，有空才與助教討論功課，談談停停，停停談談，助教變成空中書僮。

賽夫怎麼寫他的論文過程，如今已不可考，坊間說是以賽夫捐助的利比亞Monitor Group基金會的槍手代勞，但找不到直接證據。沃夫約談了54個教職員和校方單位，資料相當豐富，最大遺憾是無法約談到賽夫本人，因為他此時已被叛軍逮捕入獄。

賽夫的論文題目是“ 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democratis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from 'soft power' to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文明社會世界政府組織民主化扮演的角色：從軟實力到決策集團？)。根據LSE學生記錄，他曾有過四個有名有姓的指導老師，博士口試時兩個主考官（LSE 的Dr. Baron Meghnad Desai，及南漢普頓大學的Prof. Antony McGrew），LSE哲學系有全部記錄。根據兩位口試考官的考評記錄，賽夫的口試過程並不是百分之百順利，經考官要求賽夫更改論文部分，更改後才完成博士資格程序。通過口試過程，記錄（Board of Studies）完整，頒授學位，板上釘釘，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學位，無法撤回。

賽夫通過口試2008年10月31日之後的六星期，他的指導老師海德教授（Prof. Held）向賽夫建議捐錢給LSE創辦全球政治學（Global Governance），擴大招生，促進利比亞現代和民主化。導師向已經過口試的學生要錢辦學，創造雙贏，未有不可。雙方同意數字是150萬英鎊，分五年給付。說巧不巧，2008年第一筆賽夫名下基金會15萬英鎊進LSE戶頭，剛好是頒授博士學位給賽夫的同一天，此事被攻擊成學位與捐助有對價關係。事實上，口試通過是六週前的事。只因此時英國與利比亞關係惡化, 英國政府已經沒收格達費政權在英國約10億英鎊的資產，媒體輿論開始攻擊賽夫以錢施惠，趁機打落水狗。

2011年2月利比亞內戰開始， 同年10月格達費被叛軍擊斃，賽夫則逃往利比亞南方， 11月被捕，2015年被判死刑，經世界人道組織求情，因他曾有幫助利比亞現代化的貢獻。他于2017年被釋放，苟延殘喘迄今。求學的歷程和緊接來的戰亂環環相扣，像部精彩連續劇。可謂：博士誠可貴，誠信價更高，若為生命故，兩者皆可拋。

諷刺的是當賽夫身陷牢獄，LSE和倫敦大學的學生仍要求LSE應當退回利比亞的捐贈，甚至一度還強行佔領校長辦公室抗議。英國最暢銷的Daily Mail于3月7日報導，逃亡中的賽夫憤憤不平地對記者說：「幾個月前我在倫敦演講時（Oct 2010），他們（LSE）還把我當貴賓，現在那些”懦夫們”已經背叛。」(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SE%E2%80%93Gaddafi_affair)

切斷利比亞關係，UoL沒有撤回學位

沃夫報告說，LSE教授向賽夫要求捐助獎學金的時候，動機「合理正當」。在LSE 理事會 (council) 幾次會議中，所有與會理事也從未反對接受來自利比亞的資金。利比亞內戰爆發瞬間，英國輿論和社會價值與利比亞政府的獨裁制度產生衝突，所有原先與利比亞有關的學術單位都被嚴格檢驗。可是賽夫的口試記錄證明學位是真的，LSE 的立場尷尬無比。在學生抗議、媒體韃伐下，導致校長Howard Davies一人下台平息紛爭。校長下台之後，倫敦大學校仍決定不撤銷賽夫的學位，畢竟博士論文和口試記錄完整，如果撤銷學位，就是否定所有口試教授的人格和尊嚴。沃夫的結論：LSE 做錯的是不應當與一個暴政政權合作，接受其資助，而不是頒予賽夫博士學位的過程，所以UoL沒有撤回。

詭異的是LSE校長Howard Davies辭職後，不久反高升為英國皇家蘇格蘭銀行（Royal Scotland Bank）的總裁，這正是英國人處理事務的圓融或圓滑之處。

沃夫獨立報告給LSE的建議:

沃夫獨立報告提出LSE在此案中的主要錯誤如下：

1.賽夫入學成為PhD生的過程模糊不清。

2.學校學術和行政單位（財務）管理上有嚴重失誤。

3.學校發展太快，從1976到1982年間，LSE 學生從4,000人增到11,000人，作為一個私人公司投資LSE, 收入成長三倍，但管理法規和相關學術道德監督單位未能與時俱進。

4.接受利比亞的捐贈審查欠嚴謹，與不符合英國利益的格達費政府作學術夥伴，牴觸英國利益。

他在結論中給LSE提出多點建議(參閱Woolf Inquiry P. 142-143)，筆者選出幾項最重要的參考如下：

1.LSE必須建立起道德法規(Ethics Code)和成立學術倫理委員會(Ethics Committee)，學校必須遵行和經常自我檢查, 避免影響到學校名譽。

2.學校必須確保收博士生的標準和過程前後一致，嚴格把關入學資格。

5.學校必須嚴格規定學生的研究是獨立的，不可以接受外力幫助，任何有疑的部分必須調查。

7.學校的所有學術單位必須隨時保持警覺，對師生的操守嚴格監督。

8-15.有關來自學校之外的捐贈，學校必須嚴格檢驗，校友會和學校開發處(ODAR：Office of Development and Alumni Relations)需建立健全捐贈法規，確保學術倫理不相違背。

必須了解，2008年是一個UoL和LSE頒發學位的分界時間點：在這之前UoL 代為頒發LSE 畢業學生的學位；2008之後LSE 自己頒發學位。(參考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versity_of_London) 賽夫的學位是2008年UoL 頒授的，UoL為此替LSE扛了責任。

LSE與蔡總統的論文和學位間的重重謎團

LSE和UoL在沃夫報告出爐後的九年之內，似乎又重蹈覆轍，再次面臨學術倫理問題。棘手的是蔡總統的論文門案例（1983）是賽夫案子的20年前，學校自我調查的難度更高，學校信譽再一次被嚴重挑戰。這一次橫跨36年的懸案，再一次將UoL捲入風暴，主要的問題還是發生在LSE：

A.為什麼蔡總統的私人論文拷貝在離開學校36年後，才于2019年6月送進LSE的婦女圖書館？這本私人論文拷貝與其他LSE同學的論文外觀和呈現格式均不一樣，而且是以「書籍」登錄在婦女圖書館。

B.為什麼存放蔡總統私人論文拷貝在婦女圖書館，而不在收納博士論文的Senate House Library和 IALS Library?

C.為什麼Senate House Library和IALS Library迄今仍然看不到蔡總統的論文拷貝？

D.為什麼 LSE 提不出誰是她的博士指導老師？拿不出口試考官的考評記錄?

關於上述問題，LSE始終不能給一個完整答案。LSE 的官網於2019年10月8日發文說明她曾寫論文“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于1984年獲得LSE的PhD 法學博士，學位由UoL頒授。但LSE的聲明與UoL圖書館的說明矛盾，圖書館說沒有收到論文，LSE官網聲明說有，真相到底如何？有關蔡總統取得學位的口試資料在UoL 的資料室，還是在LSE的資料室? 兩個單位必有一個要負責說明，如果將這記錄一次公開，必能杜悠悠之口，將所有疑問擺平，為什麼就是不能呢？

2019年11月8日LSE資料部門回信聲明1984年的學位是UoL頒發的，因此儲存口試考評報告（Examiner's Joint Report）資料的責任不在LSE。如果有，應當在頒發學位的UoL。LSE似乎又將責任推給了UoL。 不過LSE資料部門的回答，的確證明LSE的官網聲明稿嚴重誤導。如果沒有口試考評報告，怎麼能證明學位取得的手續是完整的呢？這不是自相矛盾？

LSE/ UoL當今面對的窘況:

1.賽夫的學位與蔡總統學位論文兩個案例問題發生的背景不同。賽夫的學位頒授後, 出現的是英國/利比亞關係的政治問題，在中東的問題上美英/利比亞的政策是對立的。利比亞獨裁政府倒台後，LSE切斷與利比亞的財務關係，LSE校長和校務委員會相關單位做了自清專案，成立學術倫理委員會，損傷的名譽似乎在2011年底止血。

2.蔡總統的學位和論文疑點，純粹是學術倫理問題。LSE 和 UoL 分別是審核論文和頒發學位單位，不應彼此互推責任。LSE 說學位不是我們頒發的， UoL說我們只負責頒發學位，中間缺少一塊通過博士論文口試的過程和記錄。那麼誰要負責提出說明呢？

3.據總統府的說法，蔡總統從1983年繳交論文和 1984年取得學位，到2019年補送私人論文書籍到婦女圖書館，前後橫跨36年。如有瑕疵，豈不是傷了數十年的UoL和LSE校譽？目前LSE既提不出1983/4年的博士口試考評記錄，又解釋不清楚為什麼事隔36年後，才于今年6月將一本書登錄到婦女圖書館當論文，2019年10月此一私人散頁紙本又由台灣國圖館轉錄成電子檔。這種種不符正常呈交論文規範的動作，讓人不得不啟疑竇。

4.這種種疑點已經推到了University of London 和 LSE的大門。蔡總統所屬的LSE法律系照理都存有檔案，或者是沒有經過口試的過程而沒有檔案。既然LSE資料檔案室（LSE Information and Records）說LSE法律系沒有這種資料，那麼這個法律博士學位是怎麼頒發的？LSE不能僅靠發表聲明，而對取得學位的口試過程做模糊交代。是否LSE無法提出證明，而將責任推給UoL？

5.UoL則保持緘默，目前尚未說明。UoL不是當時LSE學術的直接監督部門，又怎能提出博士論文主考官的考評記錄？這包括誰是兩位口試官（一位LSE本校教授，和一位外校教授）？論文是不是一次過關？需不需要修改？這不是UoL 可以憑空提出的，不是嗎？

UoL 和 LSE最終需要回答的問題

拿出1983年蔡總統博士論文口試考後的考官綜合記錄和報告，以證明頒發學位程序的完整性。拿得出就解決一切疑點，拿不出的話，也不能避重就輕，一直拖延下去，這不但讓校譽嚴重受損，更加重外界對蔡總統的名譽質疑，這正是LSE或 UoL進退兩難，最困窘之處。

（作者徐永泰，牛津大學近代史碩士、經濟史博士、牛津聖約翰學院開發局董事，現任美西華人學會理事長，洛杉磯公開賽創會會長和財務長。)

谢选骏指出：作者似乎不懂，现代英国起源于诺曼底海盗，因此英国后来也就逐渐融合为一个海盗民族了。海盗民族的大学，当然是海盗大学；海盗大学巧取豪夺，势在必然——在这种意义上，卡扎菲之子和蔡英文总统其实都是受害者，都是海盗大学的猎物，是海盗民族的俘虏！当然，用英语求学的人，可能已经遭到洗脑，忘记了这个“来自西方的真理”了——难怪马客死恩哥死的《资本论》是在英国写出来的。

谢选骏：社会主义国家为何反社会

《丹麦之殇：进步的乌托邦因何被指“强奸泛滥”》（BBC 2019年3月20日）报道：

受害人有责任不被强奸？ 

2017年的欧盟性别平等排行榜上，丹麦名列第二，仅次于邻居瑞典。"性别平等指数"显示，欧盟只有九个国家育儿指数达标，丹麦是其中之一；欧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议员两性比例接近50：50，丹麦是其中之一。男女分担家务之平等，丹麦在欧盟也是位居前茅。但是，就在不久前，国际特赦发布的报告批评丹麦存在"普遍的性暴力"，处理强奸案件有"体制性问题"。

丹麦司法部数字显示，每年大约有5100名妇女被强奸，或者被企图强奸。不过南丹麦大学说，2017年时，这一数字可能高达24000。丹麦总人口相对来说并不算多——580万，超过两万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但是官方数字显示，2017年只有890起案例报警，其中535例嫌犯被控罪，这其中只有94人被判罪。

国际特赦说，性暴力如此“普遍”、“有罪不罚”和丹麦在许多领域性别平等位居前茅构成“鲜明对比”；在应对性暴力方面，丹麦当局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才能让丹麦成为“名副其实”的榜样。

性暴力受害者告诉国际特赦，报案过程和报案后的经历给她们带来“巨大的创伤感”。原因是，没有人相信她们；她们受到警察的盘问；其中有一例案子，报案人指责警方没有妥善收集对后来审案至关重要的证据。丹麦全国警察局（National Danish Police）告诉BBC，他们在尽最大努力改善强奸报案者的接待，他们遵循的是2016年制定的新条例。

那么，丹麦，这样一个在性别平等、国民幸福排行榜上常年位居前茅的国家，为什么被指是针对女性暴力最为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呢？在多数人眼里，丹麦是社会进步的乌托邦，但有人认为，这样的美誉实际上反倒成了负担。丹麦妇女协会的副主席汉森女士（Helena Gleesborg Hansen）告诉BBC，“人们总以为丹麦已经实现了男女平等了，奋斗已经结束了，没什么需要再争取的了。依我看，这其实是性别平等的最大障碍。”

丹麦是最早签署《伊斯坦布尔公约》的国家之一。《伊斯坦布尔公约》是为打击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和家庭暴力专门制定的国际公约，它对预防、保护、检控和服务等定下了最低标准。尽管丹麦起步很早，但是，跟踪监督签约国是否有效执行《伊斯坦布尔公约》的组织Grevio警告说，直到2017年，丹麦仍然存在不足和缺陷。该组织说，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丹麦法律中对“强奸”的定义。

丹麦最近的一次示威活动中，抗议者呼吁修改法律，以“是否同意”作为定性强奸的基点——这一点值得特别注意：丹麦法律规定，强奸指的是暴力强迫、或者暴力威胁后发生的性行为，而不是在没有征得对方同意的前提下。

有鉴于此，“丹麦全国警察条例”规定，受理案件的警官有必要询问报案者“抵抗犯案者”的细节，也就是说，被施暴的人有没有反抗施暴的人。但是，Grevio的报告说，《伊斯坦布尔公约》对性暴力的定义中，（是否）“同意”是核心。汉森女士认为，丹麦现有法律把责任归到受害者头上——她们有责任阻止自己被强奸，后果是，指责受害者的态度很普遍。她说，“围绕强奸存在许多误解、迷思。在不少人的想象中，强奸是有‘野兽’跳出树丛、拖倒孤身的女人。但事实上，许多强奸犯是受害人的丈夫、男友、好朋友，或者是她们在派对中邂逅的人。在这些案例中，只是因为她们认识对方，就要承担部分责任。我真是很难理解。

强奸、性侵，从来不是受害者的错，永远不是！”——汉森女士还说，把办案的注意力集中在案发过程中女人有没有反抗，说明对受害者的处境和遭遇缺乏理解。她说，很多遭遇强奸犯的人立刻会被惊呆，根本无法支配自己的身体和大脑；或者，她们是在熟睡当中、醉酒之后，或者因服药麻痹。“根据现有法律，除非你说“不”、而且拒力反抗，那么，你的身体别人可以随便碰；我们希望看到的是，除非你说‘行’，否则，你的身体别人就不能碰。”

欧洲：其他国家怎样说？——将强奸定义为字面意义上的“暴力强行”奸污而受到批评，丹麦并不是唯一的欧洲国家。根据“国际特赦”去年11月发布的另外一份报告，在他们调查的欧洲31个国家当中，只有8个国家以“同意”为基点定义强奸。这八个国家中，德国在2016年才修改法律、以“同意”为基点。之前，受害者需要证实自己曾经抵抗，这一要求同年也被废除。丹麦的邻国瑞典，欧洲性别平等排行榜的冠军，去年7月才推出以“同意”为基点的法律。西班牙目前仍在修改法律的过程中。现有法律规定，受害人需要证实遭受暴力、恐吓，才能算是被“强奸”。去年，西班牙上诉法庭判决“群狼”轮奸罪名不成立。因为受害人没有受到暴力攻击、恐吓。

“群狼”案曾震惊西班牙，并引发大规模争议和抗议。后来西班牙法律专家提议修改法律，以“同意”作为定性强奸的出发点。——一年一度的奔牛节，是西班牙规模最大的节日之一。2016年7月的奔牛节，北部城镇潘普洛纳（Pamplona）街头人山人海，一名来自马德里的18岁的女郎也来参加狂欢。她与朋友走失，五名男子前来搭讪。后来他们把她带入一间地下室。这五名年龄在25-30之间的男子先后与她发生没有保护措施的性关系。一名男子用手机拍摄，并将视频分享到WhatsApp他们自己的聊天群，这个群名叫“狼群”。警方调查报告说，录像显示，女郎自始至终闭着眼睛、保持“被动或者中性”的态度。这成为后来被告律师的关键辩护之一。但是抗议者质疑，“难道为了证明自己是被强暴，就要不顾安全去反抗，让他们在自己身上留下伤疤？”“一个女孩子面对五个身强力壮的男人，不敢反抗难道不正常吗？”

体制：小众人群的不信任——在某种意义上，丹麦对性暴力受害人的呵护走在其他欧洲国家的前列。比如，在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受害者都可以获得免费法律资助。但是也有活动人士说，一些少数群体获得帮助有困难。“变性行动”TransAktion组织的福莱博格（Nico Miskow Friborg）告诉BBC，通常情况下，变性群体对体制缺乏信任，因为体制内普遍存在变性人恐惧症。他们（变性人）或许受到过警察的骚扰，或许在医疗保健领域受到过歧视。福莱博格还说，帮助受害者的人的那些部门——比如强奸诊所、心理咨询诊所等，许多都或明说、或暗示是帮助顺性女性的，这可能会疏远变性人群体。

国际特赦也指出，丹麦警方不记录强奸报案人是顺性、变性、还是非二元性别，只记录报案人是男还是女。这就意味着，像福莱博格这样的活动人士无法跟踪统计有多少变性人被强奸，有多少变性人正是因为变性才受到攻击。

丹麦“黑人的命也是命”活动组织创始人索兰森（Bwalya Sorensen）还说，移民的配偶更弱势，因为攻击他们的人会说，如果双方认识，警方就不会当作强奸来调查。丹麦直到2013年才将配偶之间的强奸定为刑事犯罪。索兰森还说，丹麦移民规定非常严，这就意味着，配偶是移民的作案人“很清楚，女人逃不掉”，而且，“警察不会听女人的，只会听他的。”

新规定：性必须是自愿的？——丹麦全国警察署表示，他们将继续认真听取和考虑各方意见以及国际特赦提出的批评。一名发言人向BBC表示，丹麦警方将以“尊重”和“敏感”的方式接待性暴力受害者。他说，2016年起丹麦警方和其他政府部门展开广泛合作，争取大幅度改进强奸案件的办理工作，其中包括改善受害人报案时的接待和处理方式。他还说，对警方不满意的比例从此前的30%下降到15%（2018年），说明新规定和新措施已经收到一定成效，但是还有必要继续努力，争取降低到零。丹麦司法部长普尔森（Soren Pape Poulsen）告诉丹麦媒体，“有必要制定新法律，明确规定：性必须是自愿的。”

谢选骏指出：丹麦这样的进步国家因何“强奸泛滥”？这就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何“反社会”一样——进步国家的“强奸泛滥”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反社会”一样，都是由于人类的罪性决定的！和动物相比，人性有善有恶，但和神或神造的人相比，后来的人则是堕落的了，充满罪恶的天性了。这种堕落的、充满罪恶的人类，可以把好的东西变成坏的东西，所以圣经上说了，“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所以圣经又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此，这样的人性可以把进步变成强奸，把社会主义变成反社会，把共产党变成腐败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都不懂得这一点。人民民主和大众民主因此只能把人类引入灭顶之灾。   

谢选骏：新的冷战已经是全球内战了

如果说第一次冷战还是两个阵营之间的对垒，那么新的冷战已经是全球内战了。

《一场与中国的新冷战已经开始》（尼尔·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2019年12月4日 纽约时报）报道：

中国安徽省，一家工厂的工人为特朗普总统2020年的连任竞选缝制横幅。

转折点：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在2019年加剧，使全球市场陷入不确定状态。

第二次冷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说是2019年。一些人会坚持认为，2014年莫斯科向乌克兰派兵时，一场与俄罗斯的新冷战已经开始。但是，与过去几年来不断升级的中美对抗相比，俄美关系的恶化相形见绌。尽管美国和中国大概能避免一场热战，但第二次冷战的前景依然令人生畏。

迂腐的学者可能会说，新的冷战实际上始于2016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或始于2018年1月特朗普首次对进口洗衣机和太阳能组件（其中许多是中国制造的）征收关税。其他人可能会提议把新冷战的合理起点定在2018年10月初，当时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谴责了北京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宣传的手段来推进自己的影响力”。然而，直到2019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对抗做法才得到了两党政策精英成员的有效支持。特朗普的敌意以引人注目的速度，从一种个人外交政策癖好变成了大多数人的看法。甚至连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也开始呼吁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公众舆论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比例从2018年的47%跃升至2019年的60%。只有26%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其他事情也在2019年发生了变化。中美冲突以贸易战开始，双方在关税问题上针锋相对，同时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和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问题争论不休，如今迅速演变为一系列其他方面的冲突。

美国和中国很快发现，它们卷入了一场技术战，涉及到中国公司华为在5G电信网络的全球主导地位问题；以及一场意识形态对抗，事关中国虐待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穆斯林少数民族；此外还有经典的超级大国对科学技术霸权的争夺。一场围绕人民币汇率的货币战威胁也迫在眉睫，中国央行已允许下调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年纪大点的读者可能会认为，再打一场冷战是个坏主意。他们对冷战的记忆可能包括接近世界末日的体验，比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以及在好几个国家的常规战争，从越南到萨尔瓦多。但没有明显的理由表明，第二次冷战应该以核边缘政策或代理人战争为特征。

首先，中国在核武器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任何对抗更有可能发生在网络空间，或者发生在太空，而不是洲际弹道导弹的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球扩张方面的做法也不同于苏联。中国的钱进了基础设施项目和政客的口袋，而不是给了外国游击战士。“一带一路”倡议，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代表性海外投资计划，并不是为了世界革命。

如果第二次冷战把冲突局限在民主与非民主两种制度之间的经济和技术竞争上，其好处可能远远超出其代价。毕竟，第一次冷战时期的研发活动引出的经济副产品，是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增长如此强劲的部分原因。

那时还有一个政治上的好处。麦卡锡主义的发作过去之后，随着美国人对他们面临一个共同敌人达成共识，国内的分歧明显减少。冷战时期政治和社会冲突的最大根源之一，是一场美国没能打赢的反共战争——对手是越南。这很说明问题。

如果美国人现在意识到一个新的外部敌人，这会不会减少近期声名狼藉的内部两极分化呢？我们能从国会里两党合作的减少、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激烈讨论中看到这种两级分化。我觉得有可能。也许外部敌人的概念能够说服美国的政客们把大量资源投入到开发新技术中去，比如量子计算。中国在美国学术界和硅谷的间谍和施加影响活动的证据，已促使政府在研发活动中重新把国家安全放的优先位置。如果中国赢得了量子霸权的竞赛，那将是一场灾难，它将淘汰所有传统的计算机加密技术。

第二次冷战的一大风险是自信地认为美国一定会赢得这场战争。这是对第一次冷战和当前局势的误读。在1969年，美国能战胜共产主义敌人这件事看起来远非必然。苏联的最终解体会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发生，这也不是预料之中的结论。

此外，今天的中国所带来的经济挑战要比苏联大得多，苏联从未在经济上对美国构成挑战。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历史估计显示，在冷战期间，苏联的经济规模从未超过美国经济的44%。根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这种算法，中国经济自2014年起就已超过了美国，它把中国生活成本较低这一事实考虑了进来。苏联永远无法从充满活力的私营经济获取资源。但中国可以。在一些市场，特别是金融技术方面，中国已经领先于美国。

简言之，2019年不是1949年。70年前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是为了对抗苏联的野心；没有人将采取类似措施来遏制中国的野心。我不认为明年会爆发第二次朝鲜战争。然而，我的确预计这场新冷战会变得更冷，即使特朗普试图通过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形式来解冻。这位美国总统可能是制造这场大寒潮的催化剂，但冷战不是他可以想停就停的事情。

2007年，我和经济学家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造了“中美共同体”(Chimerica)一词，来描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共生经济关系。如今，这种伙伴关系已不复存在。第二次冷战已经开始。而且，如果历史可以作为参考的话，目睹这场冷战开始的总统退位后，它还将持续长得多的一段时间。

Niall Ferguson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米尔班克家族高级研究员。他是15本书的作者，最近出版的一本为《广场和塔楼：从共济会到Facebook的网络和力量》(The Square and the Tower: Networks and Power From the Freemasons to Facebook)。（翻译：Cindy Hao）

谢选骏指出：作者等人虽然提出了“中美共同体”(Chimerica)”的概念，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因为他不懂“中美联合体”或曰“中美共同体”现在并未消失，只是开始了“内战”。这一“中美内战”其实也是一场“全球内战”——因为全球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了，中美之间的战争已经不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或普通的各国之间的战争，而是一场的的确确的“地球村规模的全球内战”了。“中美共同体”(Chimerica)”的概念作者等人为何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呢？因为他们不懂，以中美关系为代表“国际关系”早已不仅是“共生经济关系”，而且是“共生政治关系”、“共生文化关系”、“共生教育关系”甚至“共生血缘关系”了！所以我说，“新的冷战就是全球内战”——全球内战，正在催生全球政府的宝座。新时代的口号因此是——“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

谢选骏：国内王八就是国际乌龟——“国际乌龟国内鳖”

《华为国际风波未平 国内人设几乎崩塌》（BBC 2019年12与5日）报道：

华为尚未在国际上摆脱争议，其中国深圳总部被指利用公权力迫害员工的丑闻连接曝光，使其人设几乎崩塌。

人设崩塌是中国大陆近年来的一个流行词。人设意为人物形象设定，一般是指内在的、比较正面、积极向上的形象。人设崩塌一词就是指某人表里不一，终于因为丑闻曝光而声名俱毁，颠覆了之前留给大家的老老实实的原本良好印象。因为中美贸易战，华为在中国被捧为一个奋力阻击美国在国际领域高科技霸权的民营企业，甚至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代表。但因为华为中国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上无视规则的霸道，内部对员工基本权利不尊重，在很长时间里都让人感怒不敢言。

2019年12月，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华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押一周年。中国媒体在指责美国破坏法律精神、无理拘押孟晚舟之际，也注意到华为公司在中国深圳的一些部门利用大公司权力破坏法治、损害员工基本人权的数起丑闻。华为深圳公司被指以莫须有的罪名、借助公司对中国司法机关的影响，打压迫害与公司有劳资纠纷的员工。这些事件引发大陆舆论强烈反弹，华为也受到了中国民众舆论的集体讨伐。

有关事件也引发中国舆论对目前中国有严重缺陷的拘押制度与基本人权的反思。

李洪元及其它数名员工事件——李洪元是一名在华为工作13年、在华为基层部门做管理工作的普通员工。2016年11月，他向上级举报了他当时所在的异变器业务部门变相偷盗华为公司乃至国家利益的内部机构性腐败行为。

中国媒体援引李洪元曝光指出，他当时所在的异变器业务部门是一个通过政府补贴而存在的行业。部门业务造假由来已久，华为公司大量资金被占用、仓储、存货方面都承担着巨额损失。但他的举报很快演变成上级对他的种种报复打压：主管不批准他出差、他的下属离职后不进行补员、2017年底拒绝与他续签劳动合同，等等。

在李洪元2018年离职之际，华为与其达成赔偿30万元人民币的协议。所幸李洪元留下有关录音，成为他日后摆脱华为控告、无罪获释的唯一证据。同年12月16日，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区分局以侵犯商业机密羁押李洪元，但一直到2019年4月16日，李洪元才知道自己被抓的原因是华为给他转离职费的人事部控告其敲诈勒索30万。次日，李洪元的妻子才将录音交给检察机关。

2019年7月，华为有关人事部突然改口供，称没有敲诈勒索。2019年8月，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推翻李洪元案，他被释放，但已经无故被关押了251天，给他的个人及家庭造成严重的精神和健康伤害，爷爷受到惊吓不幸离世，孩子的心灵也蒙受阴影。

大公司的傲慢：你可以去起诉我——在李洪元的抗争下，2019年10月，李洪元获得国家赔偿10万余元。李洪元事件曝光后，中国媒体还曝光就在李洪元被捕的同一个月，至少还有4名华为深圳公司的前员工或当时仍在职的员工被深圳警方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等缘由带走。他们中有人认罪、有人至今仍在羁押中、有人关押数月后取保候审。

李洪元表示，不希望起诉华为，只希望与任正非这样的华为高层沟通，希望华为未来能更好发展。但李洪元沟通的愿望没有得到华为公司的积极回应。相反，在中国媒体的关注下，华为官方的回应是，“如果李洪元认为他的权益受到了损害，我们支持他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包括起诉华为。”与此同时，中国网民批评华为还在大量删除网络上批评该公司的帖子。

中国很多财经人士指出，华为这种表态显示出大公司对小员工的傲慢，因为大公司有法律部，有众多的律师，与其发生法律纠纷、缺乏资源的小员工常常是准备碰石头的鸡蛋。孟晚舟被加拿大扣留一周年之际，中国有网民评论说，孟晚舟在国际上被无理扣留，李洪元在中国国内被无理拘押，但李洪元被拘环境远比孟晚舟恶劣。 

大公司的责任与法治建设——一时间，中国舆论哗然。网络上出现新的华为流行语：工作996，辞职251，讨论404。中国法律界人士也评论指出，李洪元被无故关押251天，他获得了全国纳税人给的中国国家赔偿，这笔钱是否应该由华为支付？原因之一是：华为利用其公司对公安机关的影响力对李洪元提出的控告有诬告之嫌。他们指出，李洪元案还反映了中国拘押看守制度的严重缺陷，有些看守所内部环境比监狱差很远，关押环境有违人道主义。

而且一旦遭到拘押，司法体系为了照顾公安体系等其它方面的利益，就会尽可能去起诉被关押者并争取导致将其判罪，以此说明此前的拘押是合法合理的。此案中如果不是李洪元手上握有录音证据，恐怕他难以洗清莫须有罪名。

近年来，中国一直努力致力于建设法治社会，取代长期的人治社会传统。2019年12月，中国法制网发表文章题为“让宪法精神根植于人民心底”。文章指出，宪法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但宪法对公民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能否体现，华为公司的表现将给民众带来更多思考。

谢选骏指出：华为在国内像是王八一样又凶又横，到了国际就像乌龟一样隐忍求成。这也不能过于苛责他了，因为许多中国土豪都是这样的。“国内王八就是国际乌龟”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中国的俗话说“乌龟王八蛋”，原来乌龟和王八是一家。

《乌龟、王八、甲鱼、鳖的区别》（2017-09-08 黔农网转载）报道：

内容提要：乌龟是常见的龟鳖目动物之一，为现存古老的爬行动物，我国各地几乎均有分布，常栖于江河、湖沼或池塘中，吃蠕虫、螺类、虾及小鱼等动物，也吃植物茎叶及粮食等，很多人其实搞不明白乌龟、王八、甲鱼、鳖的区别，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四者到底有哪些区别吧 

乌龟是常见的龟鳖目动物之一，为现存古老的爬行动物，我国各地几乎均有分布，常栖于江河、湖沼或池塘中，吃蠕虫、螺类、虾及小鱼等动物，也吃植物茎叶及粮食等，很多人其实搞不明白乌龟、王八、甲鱼、鳖的区别，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四者到底有哪些区别吧！

乌龟龟科乌龟属爬行动物的统称，特征为身上长有非常坚固的甲壳，受袭击时龟可以把头、尾及四肢缩回龟壳内(除海龟和鳄龟)，大多数龟均为肉食性，以蠕虫、螺类、虾及小鱼等为食，亦食植物的茎叶，常见种类有金钱龟、猪鼻龟、鹰嘴龟、中华草龟、大鳄龟、黄喉拟水龟、加拉帕戈斯象龟、黄缘龟、中华花龟等。

王八是甲鱼和乌龟的总称。最初期王八单指甲鱼，如“千年王八万年龟”等，后来人们在乌龟的腹甲上的纹理上发现了中间一个“王”字和前后两个“八”字，所以王八也指乌龟了，也是现在广为流传的骂人的话，同时也由其引申了不少骂人的话。

甲鱼是鳖的俗称，为龟鳖目鳖科软壳水生龟的统称，别称团鱼、水鱼等，南方一些地方称为潭鱼、嘉鱼等。甲鱼的头象龟，但背甲没有乌龟般的条纹，边缘有软状裙边，壳要比乌龟的软。外形呈椭圆形，比龟更扁平，背腹甲上着生柔软的外膜，周围是细腻的裙边，头颈和四肢可以伸缩，肢各生五爪。从外形颜色观察，甲鱼通常背脊和四肢呈暗绿色，有的背面浅褐色，腹面白里透红。

鳖俗称甲鱼、团鱼、王八等，为龟鳖目鳖科爬行类两栖动物的统称，习性几乎和鱼相同，差别在于用肺呼吸而不用鳃呼吸。杂食性动物，喜食鱼、虾、贝、昆虫及动物内脏和尸体，动物性料缺乏时也吃青草、瓜类和粮食等植物性铒料，性贪食，铒料不足时常自相残食，常见种类有斑鳖、中华鳖、珍珠鳖、山瑞鳖等。

总结：通过上面的介绍大家不难看出乌龟、王八、甲鱼、鳖的区别，其实总结起来就是王八是乌龟和甲鱼的统称，而甲鱼是鳖的俗称。至于乌龟和甲鱼的话有三点区别，其一乌龟的咬合力比大部分甲鱼强，其二甲鱼的壳边缘有肉裙，而乌龟没有，其三乌龟可以把全身缩起来，而甲鱼却无法做到。

谢选骏指出：看来，我得把“国内王八就是国际乌龟”修正为“国际乌龟国内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