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罗曼蒂克不是罗马帝国

《就三十年來的共產黨改良運動與自由主義問題爭論致孔識仁》（2019年12月16日 仲維光）报道：

1.馬克思主義及劉曉波們，和自由主義風馬牛不相及——給孔識仁（李明）的信之一2019年1月29日周二

來信收到。我很支持你發起這個討論。因為我沒有想到，從我反叛，一九六九年到今天五十年了，中國的所謂知識界竟然沒有任何進步，甚至能夠提出問題的人越來越少，提問題的方式越來越退步，這讓人悲哀。所以希望你的討論能夠攪動這池死水。

劉曉波在我看來甚至連庸俗自由派都稱不上，至多不過是極權主義體制內的改良派。有國內的朋友一直要我寫篇“什麼是自由主義”的文字，但是我始終騰不出手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馬克思主義、劉曉波、陳子明們和啟蒙以來的自由主義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而我認為，只要這點不清楚，中國的所謂民運就一定會原地轉圈，所謂“知識精英”永遠也走不出“真理部”劃出的世界。

祝好！春節好！萬事如意！

維光

2.必須切斷和共產黨的臍帶聯繫（之二）2019年1月31日周日

來信收到。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題目，它是理解當代中國問題，以及近代及現在世界問題的鑰匙。你放心大膽去做好了，我相信，只會有積極的影響。隨附兩篇杔西，供你參考。我對於凡是不能夠和共產黨切斷思想上的臍帶聯繫，以及由共產黨身上孳生出來的人或事，都持徹底否定的態度。其原因就是阿隆的那句話：我厭惡共產黨絕不亞於厭惡納粹。而我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厭惡劉曉波們。它們是共產黨肌體上的一部分，而我不是。這也是他們封鎖、打擊我的原因。

《悼念的癌變》一文，礙於孟浪、貝嶺，我從沒有貼出去過，寫出來留給自己備忘，現在一并發給你，供你參考。

祝好！

維光

3.支持擴大討論的規模和力度（之三）2019年4月2日周二

文章和信收到。談幾點想法：

第一，在網路世界耽擱兩個月才發表，這有點過分。還不僅如此，以《縱覽中國》的影響而言，如此等待不值得。

其二，去掉批評的人名，整個文字力度弱了一半以上。因為一些外人來看文章，很多時候是因為看到涉及了某些具體的人及內容，然後才來看為什麼會涉及他們的。

其三，搞思想和媒體的，居然怕陷於爭論，這本身就說明了很多問題——這些媒體不中性及酬庸。

其四，我覺得你不妨再加上人名，讓文章回到網路上自己流傳好了。

此外，我是否可以把你的信及文字轉給孟泳新先生，他一直關心民國以及民運中的思想問題。你的這些文字既對他是一個參考，同時他或許有些可供你參考的想法。

祝好！

維光

4.自由主義有自己的規範及語言方式 8月30日周五

來信收到。

我不在臺北，還在德國，那是我誤點的，我以為是在網上可以參與的活動。知道點錯了後想反正無礙，就放在那裡吧。

我現在也是寫了，除了勞心勞作卻掙不了錢，想來很悲哀，可這就是人生。好在現在有博客和臉書，還不至於像以前那樣關在自己的屋中，隨後字紙甚至可能流失。

我剛剛寫出的關於五四一文，為了能夠讓更多的人能夠從網上看到，給了《北春》。希望你的文章能夠順利見網。

關於自由主義，國內有幾位年輕的人一直建議我寫篇如我的“哲學究竟是什麼”那樣的，簡短概括地談自由主義究竟是什麼的文章。我答應了他們，但是也告訴他們，我那篇“哲學究竟是什麼”是神來之筆，對於自由主義，暫時我還沒感到有可以下筆的衝動，到了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和掌握，投筆就禁不住地流出來的地步，等我到了有這種要求的時候，我就會執筆。

最近由於波普去世二十五週年，雖然沒時間寫東西，但是翻看了二十五年前我寫的文字及十五年前的筆記，感觸很深。

對於你批評的那幾個人，你盡可放心地批評，我可以肯定地對你說，他們對於自由主義根本不理解，連門可說都沒進。進了門的人不會說那麼外行的話。劉曉波們只要寫東西，就一定會捉襟見肘、破綻百出，因為從方法上和構成知識的氣質，以及基本的認識論問題上，他們依然留在真理部為他們構造的黨文化的框架中。

我正在忙於自己寫作的最後一部分工作，抓緊完成關於世俗宗教問題的寫作，沒有力量多關心這個爭論，有想法我會隨時寫給你。

祝週末好！再聊。

維光

5.致命的誤譯——Romantik，羅馬化運動與自由主義 10月27日周日

对于对话之五鏈接網頁看到。同時也看到博訊上的轉載。祝賀你的突破！並祝再接再厲！

我正在寫關於Romantik運動翻譯成浪漫的嚴重錯誤，初步想用的題目是“羅馬沒有‘浪’與‘漫’”。這和你的題目其實是密切相關的。

所謂浪漫主義是與啟蒙的對抗，對自由主義的反動，它導致政教分離後退出的基督教的一種強勢反彈，世俗化宗教的反彈。

浪漫主義是一種世俗基督教化運動。中文本無“浪漫”一詞，有“浪”及“漫”，但都是無束縛的意思，為此回歸向宗教何來“浪”、何來“漫”，所以Romantik一定要翻譯成羅馬化運動。而這就直接地說明了，近年來，那種曾經在中國社會推行基督教化、文化基督教的傾向，如劉小楓等，是對自由主義、啟蒙的一種反動，一種反啟蒙。再如李澤厚，他堅持自己是新馬，新馬亦是Romantik運動在上個世紀的產物，所以可知把啟蒙掛在嘴邊的李澤厚，實際上也是反啟蒙和反自由主義的。

為此，在這個方向上，你盡可放手去做，絕對不會錯，若有人反對，一定是自取其辱！

秋安！

維光 

 

谢选骏指出：上面几封信件言之有理，唯独没有指出“罗曼蒂克”不是“罗马帝国”——因此1，“把Romantik運動翻譯成浪漫主义”确实是一个嚴重錯誤，就像“把White House翻译成白宫”一样荒谬。但是2，“羅馬沒有‘浪’與‘漫’”也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因为这会让人想到“罗马帝国”而不是“罗曼语系”。事实上，罗曼语系虽是罗马帝国的产物，但却是不肖子孙，现今更是“欧猪”的重镇（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外加罗马尼亚和法兰西以及南美国家，这就是“罗曼蒂克”的出处！也就是所谓拉丁舞盛行的地方。千万不要把“罗曼蒂克”翻译成为“罗马化运动”！那会把大家的脑子搞得更乱的。如果一定要重新翻译，那还不如翻译成为“拉丁化运动”呢——毛泽东这位“浪漫主义者”不就是在制造简体字的同时，又要走“文字的拉丁化方向”吗。

附录

网文《浪漫主义》报道：

浪漫主义（德语：Romantik；法语：Romantisme；英语：Romanticism）是开始于18世纪德国的艺术、文学及文化运动，发生于1790年工业革命开始的前后。浪漫主义注重以强烈的情感作为美学经验的来源，并且开始强调如不安及惊恐等情绪，以及人在遭遇到大自然的壮丽时所表现出的敬畏。浪漫主义是对于启蒙时代以来的贵族和专制政治文化的颠覆，以艺术和文学反抗对于自然的人为理性化。浪漫主义重视民间艺术、自然以及传统，主张一个根基于自然的知识论，以自然的环境来解释人类的活动，包括了语言、传统、习俗。浪漫主义受到了启蒙运动的理念影响，也吸收了中世纪文化复古的艺术成分。 

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里发生的事件和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也影响了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致力于宣扬那些在他们看来被忽略了的英雄个人所达成的成就，它正当化了个人的艺术想像力，并将其作为最重要的美学权威之一，突破了对于艺术的传统定义。浪漫主义对于历史和自然题材的强烈诉诸，便是形成这种理念的基础。 

词源——中文“浪漫”一词来自“Romantic”，而“Romantic”和“Romance”的字根是罗马（Roman、Roma），其原义实际上是指“罗马或操罗曼语系民族式的”，后来其定义被狭义化为“罗马或操罗曼语系民族式的激情”、一种对梦想的不断追求和实现的情怀。在华语地区，“Romantic”最早被翻译成“罗曼蒂克”，后来改为“浪漫”之后由于无法再追查其字源，其原义就被严重扭曲了，例如华人经常会将“浪漫”和“温馨”混为一谈，然而两者本身意思上并不一样。 

特色——在整体上而言，浪漫主义运动是由欧洲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期出现的许多艺术家、诗人、作家、音乐家、以及政治家、哲学家等各种人物所组成。但至于浪漫主义的详细特征和对于浪漫主义的定义，一直到20世纪都仍是思想史和文学史界争论的题材。美国历史学家亚瑟·洛夫乔伊在他知名的《观念史》（1948）一文中便曾试图证明定义浪漫主义的困难性，一些学者将浪漫主义视为是一直持续到现代的文化运动，一些人认为它是现代性文化的开端，一些人则将它视为是传统文化对启蒙运动的反扑，也有一些人将它视为是法国大革命造成的直接影响。另一个定义则来自夏尔·波德莱尔：“浪漫主义既不是随兴的取材、也不是强调完全的精确，而是位于两者的中间点，随着感觉而走。” 

许多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将浪漫主义视为是对于启蒙运动的反弹，是一种对启蒙时代的反思。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强调演绎推理的绝对性，而浪漫主义则强调直觉、想像力、和感觉，甚至到了被一些人批评为“非理性主义”的程度。

民族主义——浪漫主义最为人所知的影响之一是它带来的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成为了浪漫艺术和政治哲学的一个中心题材。从早期开始，浪漫主义就注重于国家语言和民俗的发展，强调地方的传统和习俗，直到后来重塑欧洲国家版图并且掀起了民族自决风潮，民族主义一直是浪漫主义的主要题材，也成为其扮演的主要角色、表达方式、和内涵。

不过，在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的崛起后，民族主义的本质随之快速转变。拿破仑的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在刚开始时激发了其他国家的类似运动，民族自决以及一个民族的统一意识被视为是法国得以在战役中击败其他各国的主要因素。然而在法兰西共和国转变为拿破仑的帝国后，拿破仑迅速被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所抛弃，并且成为他们对抗的目标。而在普鲁士，浪漫主义的发展被康德的学生费希特视为是一种对抗拿破仑的文化运动。德语中的Volkstum（民族）一词也是在这时产生，象征了对拿破仑侵略的对抗。 

民族主义的思想也激发了对于民俗文化的收集，例如格林兄弟等人，将古老的史诗复兴为国家的文化传统，或者是形塑起新的史诗，例如《卡勒瓦拉》，替民族竖立起了古代的文化。而那些记载了古老幻想神话的文献，除非是与其他族群的故事重叠，都没有被浪漫民族主义者所排斥，反而是切好衬托了他们的理论，用这些神话证明人们最初的原始状态。举例而言，格林兄弟便排除了许多被他们认为类似法国作家夏尔·佩罗所收集的故事，因为他们认为那些故事不是真的德国故事；不过他们留下了《睡美人》的故事，因为他们认为故事中沉睡公主的身份真的是德国人。 

谢选骏指出：上面深入浅出的很清楚了——【中文“浪漫”一词来自“Romantic”，而“Romantic”和“Romance”的字根是罗马（Roman、Roma），其原义实际上是指“罗马或操罗曼语系民族式的”，后来其定义被狭义化为“罗马或操罗曼语系民族式的激情”、一种对梦想的不断追求和实现的情怀。在华语地区，“Romantic”最早被翻译成“罗曼蒂克”，后来改为“浪漫”之后由于无法再追查其字源，其原义就被严重扭曲了，例如华人经常会将“浪漫”和“温馨”混为一谈，然而两者本身意思上并不一样。】当然了，这里的罗马和罗马帝国没有关系，而是近代意义的罗马也就是“操罗曼语系民族式的”。

谢选骏：波兰人是要饭的

《欧盟2050年碳中和计划 波兰为啥不同意》（2019年12月14日  法广RFI 古莉）报道：

为期两周的联合国第25届气候大会定于今天12月13日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闭幕。欧盟昨天宣布雄心勃勃的2050碳中和计划。惟波兰不同意，欧盟执委会主席风的莱恩宽限波兰6个月，再做决定。

欧盟昨天推出2050年实现碳中和。“碳中和”就是让碳的“排放”与“回收”数量相抵，归零。要达到这个目标需在不同领域制定行动路线图和时间表，还需要立法。

    

欧盟这个大型绿色计划的实施需要资金1100亿美元。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与各成员国艰难谈判后，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告：我们达成了一项气候协议，这非常重要，非常关键。他还在推特（Twitter）发文表示，欧洲理事会同意于2050年达到气候碳中和目标。值得拥有的东西都得之不易……但我们做到了。

    

波兰不同意这个计划。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Mateusz Morawiecki）解释说，目前波兰80%的能源来自煤炭。波兰的能源转型所需资金远高于其他国家。波兰要求将碳中和计划延到2050-2070年之间。

    

如果说，欧盟其他国家对波兰的困难表示理解，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女士（Ursula von der Leyen）表示，波兰的分歧不会影响欧盟落实该计划的时间表。她说，欧盟将通过各种立法和在不同领域制定行动方案，达到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

    

冯-德莱恩女士将欧盟这个雄心勃勃的绿色计划与美国1960年代登月计划相比。德莱恩女士试图弱化这个分歧，宽限华沙到明年6月再做决定。

    

法国总统府表示，碳中和这个目标应由欧盟共同承担，其他国家应该说服波兰加入共同行动。

谢选骏指出：欧盟2050年碳中和计划，波兰为啥不同意？因为波兰人是要饭的。不信的话，法国就拿出几个臭钱来，看看波兰是不是马上同意。要是法国不舍得给钱，波兰就加入川普的搅局行列，闹得欧盟不得安宁！因为波兰人本来就是要饭的。

谢选骏：美国记者真是少见多怪

《美战地记者来港后感慨：从未见过如此破碎的世界》（环球时报 2019-12-14）报道：

前几天，在跟香港的朋友聊天时，谈到目前香港社会的撕裂，他表示非常担心。他讲到，现在的香港看起来好像恢复了些许平静，但他觉得人与人之间的撕裂比街上的暴力还要让他感到不安。比如，他的生活圈子中不乏蓝、黄政治立场的朋友，他们因立场不同而断交，甚至还会对骂。其中有的朋友会觉得，不值得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失去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但有的朋友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没什么大不了。

不仅如此，现在很多家庭内部的撕裂同样非常严重。比如丈夫是蓝营，而妻子是黄营，夫妻二人回到家基本零交流，只要交流就会吵架，导致长时间分居；有的家庭年轻的孩子是黄的，家人坐在一起吃饭都很难，只要孩子在家，老人连TVB都不能看。朋友担心，家里最亲近的人都已因为这场风波分崩离析，如此下去，香港的整个社会将更加分裂，大家每天都怒目相对的在一起，那这个社会氛围该有多可怕！

是啊，我们从很多表象可以看出，这场风波让很多民众被反对派和暴徒带进一个封闭圈内，让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当听到与自己立场一致的意见时，会不由自已地陶醉一番，甚至互称手足；当遇到与自己立场不一致的意见时，就会给对方乱扣帽子，一概蔑视甚至攻击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人。

当他们沉浸在这个扭曲的圈子中而不能自拔时，却不知道这样对自身及整个社会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他们更不会去想，是谁挑起了自己与最亲近的人之间的矛盾？自己接收到的信息是真实的吗？谁才是那个罪魁祸首？

昨天，这位香港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一篇文章，是一位曾经在中东、刚果、克什米尔等战乱地区采访的战地记者，名为安德烈伏尔切克。他来到香港进行采访后非常感慨，撰写了一篇题为《我从未见过如此破碎的世界》的文章。

有理哥觉得这篇文章很客观、也很深刻，甚至很沉重，但非常值得一读。所以翻译后分享给大家。(翻译软件配合自己的理解进行翻译的，翻得不好勿喷)

翻译原文如下：

我从未见过如此破碎的世界！

作者简介：安德烈伏尔切克(Andre Vltchek)，哲学家、小说家、电影制片人和调查记者。他是Vltchek的文字和图像世界的创造者 ，也是作家，著作内容中包括中国和生态文明。他特别为在线杂志 New Eastern Outlook撰写文章。

非常令人惊讶的是，西方帝国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多么容易地摧毁了挡在自己面前的叛逆国家。

我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工作，无论华盛顿、伦敦或巴黎引发卡夫卡式冲突的任何地方。(注解：卡夫卡式指的是荒诞诡异又充满压迫和紧张感。)

我所看到和描述的不仅是我周围所有发生的恐怖事件。破坏人类生活、摧毁村庄、城市和整个国家的恐怖。我试图掌握的是，在电视屏幕上，报纸和互联网的页面上，以某种方式掩盖了(描述)危害人类的巨大罪行，但是信息却被扭曲和操纵到一定程度，以致读者和观看者发现，世界上所有地区对自己的苦难或对方的苦难几乎一无所知。例如，在2015年和2019年，我试图与香港暴徒坐下来并进行推理。这是一次真正的启示！他们对西方在阿富汗、叙利亚或利比亚等地所犯下的罪行一无所知。当我试图向他们解释华盛顿推翻了多少个拉丁美洲民主国家时，他们认为我是一个疯子。善良、温柔、民主的西方怎么会谋杀数百万人，并在整个世界沐浴鲜血？那不是他们在大学里所教的，也不是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甚至《中国早报》所说的话。

我给他们看了阿富汗和叙利亚的照片，照片存储在我的手机中。他们一定知道这是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他们仍然只是看了看，但是很明显，他们的大脑无法处理所显示的内容。对于这些图片和文字，这些人的现状和思想是不理解某些类型的信息。但这些不仅发生在香港，即使在像越南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也同样对我所讲的内容难以置信。在这样一个骄傲的却饱受法国殖民主义和美国残酷的帝国主义之苦的国家，与我交往的人(我在河内生活了2年)几乎不了解，美国及其盟国在所谓的秘密战争期间，针对越南的穷人和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的恐怖主义罪行，犯罪包括B-52战略轰炸机日夜轰炸农民和水牛。在老挝，我讲述的是柬埔寨的排雷工作，那里的人们同样对西方在柬埔寨犯下的邪恶罪行一无所知。西方帝国通过地毯炸弹杀害成千上万的人，使数百万农民流离失所。

我所谈论的越南人令人震惊的知识匮乏时，所指的越南人并不是单单指越南普通的店主或制衣工人，而是包括了越南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教师等所有群体。这完全是健忘症，它伴随着所谓的向世界开放而被忘记，这都源于西方大众媒体的误导，再加上后来的社交媒体渗透。

至少越南与老挝和柬埔寨有着共同的边界和动荡的历史。但是，想象一下两个只有海洋边界的大国，例如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我遇到的一些马尼拉居民以为印尼在欧洲。

现在猜想，有多少印尼人知道，一个世纪前美国在菲律宾的大屠杀，或者菲律宾人是如何被西方在整个东南亚的宣传所灌输的？或者，有多少菲律宾人知道美国在1965年发动的军事政变，这场政变使印尼总统苏加诺(Sukarno)丧生，美国在邻国印度尼西亚杀死了两三百万知识分子、教师、共产党员和工会主义者。

看看印尼或菲律宾报纸的外国版块，您会看到什么？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也有同样的消息。实际上，你还将在肯尼亚、印度、乌干达、孟加拉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西、危地马拉的新闻媒体中看到相同的报道，并且清单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消息仅产生一种结果：绝对碎片！

世界的分裂是惊人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那些希望互联网能够改善这种状况的人大错特错了。

由于缺乏知识，团结也消失了。

目前，全世界都有骚动和革命。我将介绍最重要的内容：在中东，拉丁美洲和香港发生的事。

坦率地说，黎巴嫩对香港、玻利维亚、智利和哥伦比亚的情况绝对不了解。

西方的宣传把一切都扔进一垃圾袋。

在香港，被西方灌输洗脑的暴徒被描绘成民主抗议者。他们杀死、焚烧、殴打平民，但他们仍然是西方人的最爱。因为他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是华盛顿的最大敌人)对抗，而且因为他们是西方创造和维持的。

在玻利维亚，反帝国主义总统在华盛顿策划的政变中被推翻，但要求他返回的大多数原住民被描绘成暴徒。

在黎巴嫩以及伊拉克，抗议者受到欧洲和美国的友善对待，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希望，抗议活动可以削弱亲伊朗的真主党和其他什叶派团体和政党。

据报道，智利的反资本主义和反新自由主义革命，以及在哥伦比亚的合法抗议活动，是真正的不满情绪激增、流氓行为和抢劫的某种结合。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最近警告说，美国将支持右翼南美政府，以维持秩序。

但所有这些报道都是胡说八道。实际上，它只有一个目标：混淆观众和读者，确保他们一无所知。最终，他们深深地叹了口气，躺在沙发上：哦，世界在动荡中!

这也导致每个大陆上的国家和整个全球南部的巨大分化。

亚洲国家彼此之间很少了解。非洲和中东也是如此。在拉丁美洲，实际上是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拯救了委内瑞拉的生命。拉丁美洲的几个国家，除古巴一个闪亮的例外外，都提供零帮助。所有拉丁美洲的革命都是零散的。美国制造的所有政变基本上都没有受到反对。

整个中东和亚洲都发生着同样的情况。没有国际主义大队捍卫被西方摧毁的国家。大的捕食者来袭并攻击它的猎物。当一个国家在可怕的痛苦中死于世界面前时，这是一个可怕的景象。没有人干预，大家都观看。

一个又一个的国家正在崩溃。

这不是21世纪国家的行为方式，这是丛林法则。就像当我以前住在非洲时，在旷野中开车去肯尼亚、卢旺达、刚果拍摄的纪录片中记录的动物的行为方式，而不是人。

没有人做任何事，大家都在注视着，假装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合法革命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成功?任何民主选举产生的社会主义政府都能生存吗？还是一切体面、充满希望和乐观的事物总会沦为堕落、残酷和庸俗帝国的猎物？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按规则行事有什么意义?显然，规则很烂。它们的存在仅是为了维持现状。他们保护殖民者，并谴责叛乱受害者。

但这不是我今天想在这里讨论的内容。

我的观点是：受害者是分裂的，他们彼此之间很少了解。争取真正自由的斗争是分散的。

我从未见过世界如此分裂。那么，西方帝国会成功吗？

是的，不会。

俄罗斯、中国、伊朗、委内瑞拉，他们已经醒了。他们站了起来，他们正在彼此学习。

没有团结，就不会有胜利。没有知识，就不可能团结一致。

现在，智力的勇气显然来自亚洲，即东方。为了改变世界，西方大众媒体必须被边缘化，面对包括民主、和平和人权在内的所有西方概念都必须受到质疑和重新定义。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改善的世界。这个新的世界，不需要伦敦、纽约和巴黎来教导我们如何去做什么。

碎片化必须结束，各国必须直接相互学习。如果这样做的话，真正的革命将很快获得成功，而颠覆和伪造的颜色革命(如香港、玻利维亚和整个中东的革命)将在地区范围内面临失败，那样会避免伤害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谢选骏指出：美国记者或曰被共产党引述的美国记者真是少见多怪，没有见过世面。难怪当初斯诺一类的美国记者会写下《红星照耀的中国》之类的破书，误导世人，遗臭一时。不过我相信多数美国记者，可能少见多怪而愚蠢，不是别有用心的奸诈（如环球时报）。

谢选骏：豆腐渣工程应该改名为“瓷器工程”

《刚验收就出大事 厦门豆腐渣工程引热议》（2019-12-14 法广）报道：

12月12号晚9：35分，厦门吕厝地铁站发生大面积坍塌，水漫车站，死伤不详。这是继本月初广州地铁发生塌陷并活埋三人后的第二起地铁施工事故。而厦门地铁二号线11月28日才刚刚通过验收！验收评估方是北京交科院“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刚刚通过验收的厦门地铁发生坍塌事故——周五，社交平台被这起事故的现场视频和施工方一个朋友圈讨论内容刷屏，施工单位在圈内讨论中，曾提到施工方偷工减料，本来设计两层，结果只建了一层，估计五年内会坍塌。看来这个估计还是太乐观了。这不禁令网民深感担忧，因为每个人都可能为无处不在的豆腐渣工程买单。有网友以《殉葬》为题帖出洪晃早年写过的一个帖子：“我真觉得我们都会被陪葬，这些腐败的官员太多，已经不可能按个揪出来了，我们都将死在他们建设的，公路、桥梁、高铁和摩天大楼上面，为一个制度殉葬。”

一篇题为《塌陷是飞来横祸，还是人祸？》的网文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可以神奇到让人彻底无语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像青蛙一样在一锅温水里，锅底下的柴火正旺！这里的人们有千万种活法，同样有千万种死法。简直可以用飞来横祸来形容！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哪个先来？

12月初，广州一个正在施工的地铁工程塌了，三个活人遭回填，还没几天，厦门即将通车的地铁又塌了。这次塌陷地铁，据说是11月份刚刚通过部门合格验收，得到了社会各界及领导们的广泛认可肯定及高度评价。合格的地铁为何突发塌陷，是地面超重了，还是被老鼠打洞了呢？

就像近日发生的无锡高架桥坍塌事件一样，事故起因难道就是一辆超载100吨的大货车！！！？

在这片大地上，此类事件频发已经不足为奇，甚至已经令人麻木。但是，那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消失，有的连个说法都没有，除了意外就是无辜！可是真的如此吗？为什么频发？到底是飞来横祸，还是人祸？

网上流传着一个段子：拨款1000万建网站，部长给副部长500万，副部长给秘书100万，秘书给外包公司50万，外包公司转包一家技术公司10万，技术公司给校领导5万，校领导给主任1万，主任给了计算机老师5000，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建网站。于是乎，神奇的铁道部购票网站隆重诞生了！

本来建工程的款，却被一层层扒皮抽筋，最后用到工程上的几乎所剩无几，建造出来的工程能有多坚固可想而知！就好比一块石头变成了一块豆腐，中看不中用 。到最后还要用穷人的血来买单！！！

天灾无法抗拒，也不能避免，但是人祸纯粹是利益集团丧心病狂，罔顾生命造成的。 大粪铺满的地方，从来就不缺蛆虫，而且还在源源不断的涌现。这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蛀虫，已经布满各个角落。它们喝血吃肉，从来不心慈手软！

官媒《新京报》周五以《厦门地铁口路面塌陷，为何刚通过验收就出事？》为题发表快评，文章指出，一个新建成还尚未开通的地铁线，站口路面就出现塌陷事故，这给当地民众安全感造成的冲击可想而知。 ??应该看到，由于地铁施工，导致城市道路塌陷，类似的事故早已不鲜见。就在7月初，青岛地铁1号线胜利桥站发生塌陷。此外，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也出现过因地铁建设导致的道路塌陷事故。??它们都共同指向了攸关民众安全的公共工程。

一篇题为《百年大计为什么频频坍塌？》的网文这样写道：“号称百年大计的路桥工程频频坍塌，让人惊恐之余也难免麻木疲乏。每当坍塌的消息传来，媒体总会突出报道形形色色的重要指示批示，有关部门也会迅速行动起来，各路人马看上去疲于奔命，然而事后几乎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有真正的找到坍塌的原因，没有及时的落实补救措施，没有追查问责到具体个人，因而重大安全隐患在我们身边依然处处可见。

中国速度和中国模式看似所向无敌，我们津津乐道用三十年时间，完成了欧洲六百年美国二百年间所干的大事小事，我们的摩天大楼己经超过了欧美，我们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己经雄踞世界第一！我们的水坝我们的核电令让全世界惊叹不己！然而那些看上去光鲜无比的楼堂馆所、大坝大桥大路是否堪称百年大计？一旦某个时刻咔嚓一下就塌了！其后果又将怎样？

童大焕先生数年前就曾经撰文发出呼吁：中国，请放慢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为陷阱，不要让房屋成为废墟。慢点走，让每个生命都享有自由和尊严。可是这样发自肺腑的呐喊又有谁听呢？公共投资领域留下的种种隐患，短则一年两年，长则十年八年，总会暴露出各种各样掩盖的问题，甚至有可能让更多无辜的路人付出不必要的生命代价。党纪国法以往很少追究那些因疏忽或贪腐导致的百年大计工程发生的惨祸，因而各地在大拆大建的过程中，豆腐渣工程越来越多，贪腐乱象越来越猖獗！

过去这些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投入巨量资金用于大大小小的公共项目，所涉及的投资高达百亿之多，这些巨额投资究竟有多少用于工程项目建设？又有多少被贪官及其掮客拿走？在一个没有正常监督约束的体制下，公众根本无法知道资金的真实去向。当各地热衷于上大项目之际，人们是否留心过，几乎每一个大项目都能造就一批隐形富豪！而号称百年大计的工程项目往往千孔百疮危机四伏！

那些看上去光鲜的GDP完全依靠这些投资来支撑，这样的GDP跟民众的生活品质以及幸福指数没有多大关系。各地为了GDP，可以拆掉刚刚建好的大楼，可以重复修建同一条马路，可以拆掉刚刚建好的大桥，可以重复修建同一个广场……类似的重复建设，民众常常难以理解，然而决策人明白其中的奥秘，GDP数字关系到个人的升迁乃至命运，至于导致的腐败和浪费并不重要。

是时候反思甚至改变这种不计成本不顾后果的公共投资体制了，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民生福祉，正如空头大师查诺斯所言：用投资支撑的经济最终将崩溃，而不是所吹嘘的持续繁荣，查诺斯并不理会中国GDP数字。“经济活动不等于创造财富。你如果盖一座桥，然后这座桥每隔5年就要塌一次或拆一次，于是你每过五年就要盖同一座桥，这能转化成为很多很多GDP增长，但显然不会增加国民的福祉。”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反思都是没有用处的，只会破坏大国崛起的心安理得。为什么反思没有用处呢？因为豆腐渣工程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消灭“豆腐渣工程”的唯一可行之道就是把豆腐渣工程应该改名为“瓷器工程”。豆腐渣工程改名为“瓷器工程”有三个坚不可摧的理由——第一，豆腐渣工程看起来并不像豆腐渣，而是表面亮丽，但是一碰就坏，所以很像是瓷器。第二，在英文里面，“中国”和“瓷器”都是“CHINA”，所以，豆腐渣工程改名为“瓷器工程”最具中国特色。第三，中国这个瓷器国家盛行“碰瓷”生意——豆腐渣工程应该改名为“瓷器工程”可以迅速提升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综合上述三点，豆腐渣工程的的确确应该改名为“瓷器工程”——突出体现了“中国梦的精髓”。豆腐渣工程改名为“瓷器工程”，绝妙了。康熙乾隆的瓷器，现在不都是亡国奴的国宝了吗。

谢选骏：投降派的逻辑

《被批屈服 川普炮轰：中国“抢钱”时你做了什么？》（2019-12-15 综合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发表推文炮轰美民主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指责其当年目睹中国“抢钱”时毫无作为现在却对美中关系指指点点。

美国总统川普12月14日在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上就“美国民主党领袖舒默批评美中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一事予以了回应。 川普称，舒默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执政期间曾目睹“中国从美国手中抢走了很多钱”，但他和他所领导的民主党当时在这场“大屠杀”中却什么都没有做，而如今他在没有看到协议内容的情况下对这份“伟大的”协议指指点点，因此这说明舒默实在是“太糟糕了”。

据了解， 舒默12月13日曾发表推文称，川普因为中国许下了关于购买大豆的“临时且不可靠的”承诺而出卖了自己的原则，因此人们不应指望他能为美国工人及企业做正确的事情。

 

当天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也发表推文称，贸易战让美国失去了30万个工作岗位，而在相关协议中，中国对结构性改革的承诺却几乎为零，因此这说明美国全面投降并且协议是场灾难。

谢选骏指出：川普是个孬种——他每次都是“提前五分钟逃离战场”。而名将则有言在先——“所谓胜利，就是比对手推迟五分钟离开战场。”川普不仅是个“提前五分钟逃离战场”的孬种，而且还是个投降派，他还没上任就积极投靠俄罗斯，刚刚逃出通俄门就迫不及待地从中东撤军，给恩人俄罗斯让出了大片地盘。川普不仅是个投降派，他还有投降派的理论和逻辑——那就是，“因为你们过去没有抵抗，所以我现在才会投降！”太太你太可笑了。这不是和中国的汉奸卖国贼一样的说辞吗。除了圈地皮、造围墙，太太你太不会干活了。

谢选骏：时代革命的动力

《香港贫穷人口约140万 创10年新高记录》（2019年12月14日 法广RFI）报道：

香港当局13日公布，若无政府资助，2018年本地贫穷人口高达140万6500人，以香港749万人口计算，大概每5人中有1人贫困，创10年来新高记录。根据港府公布的“2018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去年获政府资助后的贫穷人口为102万4300人，贫穷率为14.9%；如果没有政府资助，贫穷人口高达140万6500人，贫穷率是20.4%。

官方香港电台报导，在长者方面，在资助政策介入前，去年的长者贫穷人口为51万7千人、贫穷率为44.4%，与2017年相仿；介入后贫穷人口减少15万7千人，减至36万人。

儿童的贫穷率，在资助政策介入前为23.3%，较2017年的23.1%高，但是在介入后，贫穷率降至16.8%，较2017年的17.5%，显著下跌0.7个百分点，是有记录以来新低，主因是受惠于聚焦儿童的职津扶贫成效。

对于贫穷人口再创新高。扶贫委员会委员刘爱诗认为，人口高龄化及过渡性青年贫穷问题值得关注，建议政府在长远扶贫策略上作出研究。

刘爱诗指出，就业是解决贫穷的主要方向，在目前经济环境下，社会各界可重整就业结构，例如重点推出长期人手不足的职位，吸纳因近期社会问题而失业的人士；一方面短暂解决失业，也可提升求职人士的技术能力，再配合在职家庭津贴等就业政策，相信最能够改善贫穷问题。

近几年来，随着香港贫穷人口持续上升，港府不断加大资助贫穷家庭，尤其自前行政长官梁振英起，这些资助包括综合扶贫（每月给予贫穷家庭生活固定生活费）、老人和儿童生活津贴等。

谢选骏指出：香港不过六百万人口，竟有贫穷人口约140万，不仅创10年新高记录，也打破了世界记录。这个伟大的成就其实要比震撼全球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还要伟大，因为它新的时代革命的动力。

谢选骏：“中国”与“共产党”无法兼容——论党员就是旗人

“中国”是自我中心的，“共产党”则是外国中心的——马克思列宁就是共产党中国的阿基里斯脚后跟。

《四千年大梦醒来 中国可能成为怎样的大国？》（上报 2019-12-11）报道：

中国及世界有其无限的机遇变化，探讨中国在歷史上的反思，或许能够更了解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可能如何运用其日益增长的国力。（傅好文／翻译：林添贵）

从前有个国家，位居世界中心，其地位受到远近各方民族承认。在今天，我们称这个国家为「中国」。

使用「国家」这个字词其实会骗人。今天我们在地图上立即指认「中国」的这个国家，其实存在时间并不久。在其歷史大部分时间裡，这块朝代嬗递统治的土地，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国家，更不用说它也不会视其邻邦为国家。不论是就地理形式或就其思想的相关性或适用性而言，它是个帝国，而且大半时间是没有边界的帝国──法国人会称之为影响范围（rayonnement）。

有人会说，从来就没有过更普世的统治概念。务实地讲，对中国歷代皇帝而言，世界大略可划分为两个广大、单纯的类别──文明和非文明──意即有些人接受他是统治者、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天朝价值的原则，另外一些人则不然──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化外之民。

在过去两千年大部分时间裡，从中国本身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常态就是天下归於一统，用中文来说，就是「天下」的观念。这个词不能拘泥字面来解释。从很早期开始，中国就意识到远方另有天地，包括其他伟大帝国（如罗马）的存在，但它与这些远方世界的接触很薄弱，因此在经济与政治意义上都不足为道。

在中华帝国的地缘政治上，对中国而言，在天下──从这个脉络来看，有时可解释为「已知的世界」──最重要的是一片广袤、熟悉的地域，包括邻近的中亚、东南亚和东亚。在这些区域当中，中亚对华夏权力（Chinese power）近乎持续的挑战，而且经常是公然的威胁。中国歷代的版图有大有小，大都视汉人与其西方或西北方民族（不论是突厥人、蒙古人、满洲人、西藏人或其他族裔）的势力均衡变化而异动。（中国曾经两度遭到来自这些文化的入侵者之统治，一是1271年至1368年的蒙古人元朝，另一是1644年至1912年的满洲人清朝。）

十分有弹性的大中华和平根基

在地理上，我们往往把海洋视为障碍，有效地将国家、区域和各个大陆隔离开来，而在远古时代，更是几乎使它们彼此孤立。但是东亚海岸以温和衔接的月弯形，从朝鲜半岛向南延伸到麻六甲海峡，更典型地扮演起华夏文化和声威、华夏商务，乃至华夏权力的传送带，虽然只是偶尔才传送硬权力。至少从唐朝（618－907）开始，直到1912年中国结束王朝嬗递统治为止，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海洋区域的人民经常顺服中国，承认其中心地位，鬆散地追随其领导。

华夏权力以这种方式运作，支撑起人类文明最了不起的一种国际制度──有时称为极其鬆懈的独特形式，而中国以这种另类间接的统治方式治理相当眾多的人。这种描述未必恰当，因为中国与其东方邻国的关係就有一些重要的变化，包括接触与服从上的强度不同。

然而，在这个十分有弹性的大中华和平（Pax Sinica）的根基下，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前提相当合理地保持一致性：接受我们的至尊地位，我们将赐予以政治正统地位发展贸易伙伴关係──以现代国际事务语言来说，提供某种范围的公共财（public goods）。这些公共财包括巡守海上公共领域、调停纠纷，准许接受中国近乎普世、以儒家精神为基础的学习制度。在这个区域裡的核心国家，如朝鲜、越南和日益交恶的日本，中华价值、中华文化、中华语文、中华哲学与中华宗教，在相当长的一段歷史中都被视为基本的参考架构，甚至是普世的标准。

这裡所谓的「制度」，即西方长久以来所谓的中国的朝贡制度（但中国人从不这麼认为）。这段期间可以上溯至汉朝（西元前206年－西元220年），中华帝国范围内的民族定期派出「使节」，向中国皇帝行礼仪上的臣服。中国朝廷则透过赏赐方式赋予贸易权利，代表极大的恩惠，以作为双边关係强大的润滑剂。中国人提到这种制度时，其语言文字往往充满委婉而自大的言词，经常把这类今天称为外交政策的工作说成是「理藩」。

十九世纪有一段记载：「为了控制野蛮人，圣贤之君在他们来（入侵中国）时，要惩罚和抵制他们，在他们离去时，要有准备和戒备。如果被中国文明所吸引，他们会来朝贡，他们会受到礼遇，并维持鬆懈但不切断的关係，因此若出了岔错，其咎也在他们。」

在这个制度下，中国皇帝透过赐封方式承认外国领袖的头衔。即使他们坐上宝座，驯服的进贡国新统治者仍需安於储君的头衔，静候天朝皇帝赐下册封詔书，以免冒犯礼仪。

中国发动侵越战争的原因

这件事有多麼严重，西元前二世纪一则发生在越南的故事是最鲜明的例子。当地的土王妄自尊大地在自己国家自封为皇帝，汉文帝的反应极为快速、明确。他下詔指责越南君主。南越国王的回应只能说极尽谦卑之能事，承认「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皇帝，贤天子也。自今以后，去帝制黄屋左纛。」

来自中国的反弹可从两个层面来谈。再明白不过的是，这是在其本国内直接的声明，大汉皇帝不会纵容任何人与他并肩而立。除此之外，中国也发出这样的讯号：当觉得其中心角色或重大利益可能受到挑战，中国决心到世界任何地方去干预。我们看到，1979年，也就是距离上述事件逾两千年之后，中国发动侵越战争，仍是强调这个重点。

事实上，中国在前述事件后几个世纪裡，曾多次出兵攻打越南，直到今天仍影响中越的双边关係。但是，动用武力遂行意志不是好办法。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曾经写道：「任何霸权秩序都是一样，（朝贡制度）以军事力量做后盾，当制度运作良好时，当涉及政治、经济互惠的原则时，会允许长期的和平互动。」

一般来说，朝贡制度使中国的贸易让利及不断接待来访外国使节团的费用，远远超过它和这些周边小型社会商务往来可能获得的收益。然而，这个说法忽略了此一制度对中国皇帝在国内的政治价值。邻邦统治者获得中国皇帝的承认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歷代皇帝得到四方外国人定期遣使叩头，以示臣服其道德威望与权力，也十分重要。换句话说，当其他人愿意恭顺地向皇帝跪拜，他便可向国内证明他具有无上的道德权力，套句老话，他具有天命。

这个思维在中国帝制时期接近尾声时，与朝代初建的汉朝一样，一路世代相传。当英国在十八世纪末期臻至全球大国巔峰，派出使节团到中国，试图站在平等立场与大清建立关係，乾隆皇帝破例允许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到北京「朝覲」。经过九个月的海上航行终於抵达中国，英方赫然发觉，往北京的路上掛满大字旗帜，宣布这个欧洲人使节团是来向皇帝朝覲。没错，乾隆皇廷昭告民眾，爱尔兰裔的使节团长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是英王王室成员，远渡重洋来此「接受文明」。

维持在共產党领导下的国内政治安定

著名的哈佛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研究朝贡制度，他写道：「大部分朝代在内乱外患双重打击下灭亡。因此每个政府都承受极大的压力，要让其对外关係吻合这个理论，确立他们统治中国的权威。」

这个思想的精髓甚至延续到当代的中国政治思想当中。2015年北京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缉思写道：「打从‘新中国’1949年建立以来，中国的外交及内政政策都服务相同的目标：维持在共產党领导之下的国内政治安定。」

在今天，西方国家很少人理解，大家视为理所当然的「国际制度」其实是晚近的发明。它形成於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就在中国受到其他国家压制，以及它所支持的秩序、与回过头来支持它相当长久一段歷史的秩序开始被取代之时，才开始拼组起来。

在现代世界诞生之际，中国正坠入其相对区域力量及影响力的最低点。中国长久以来的常态是，对它的价值与伦理、本身的文化，及本身无可置疑的中心地位，毫不动摇地坚信具有持久的普世性。新的西方式全球普世性，却不是依据预设的世界自然阶层，以中国为顶峰，而是假设清晰界定的国家一律平等（至少在法理和理论上如此），其立足点是犹太－基督徒的理念和体制、选举民主普及化、公开贸易，而非经过管理的朝贡交易，甚至是快速出现的国际法体制。支持所有这些言之成理概念的当然是西方列强，到了二十世纪，就是美国的大国力量。

长久以来中国本身运作成功的国际制度，以及几乎不受挑战、天经地义的文明标竿地位，必然要改变，转为它很难接受的大降级。然而，西方人却忽略了，在过渡到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世界的残酷环境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势却是空前的衰弱，以致对当今之世的常态產生不寻常、深刻的爱恨交织心理，而今中国国势日益强大，每过一年，这种感觉就日益明显。

「百年国耻」

近五十年前，毛泽东以大体上经济自给自足的方式统治，与战后制度处於几近永久性、革命性的紧张状态时，费正清轻描淡写地写道：「现代中国在十九、二十世纪难以调适接受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有一部分是源自中国式世界秩序的伟大传统。这个传统至今仍留在中国人的思维当中。」

对於中国式世界秩序的没落，最常见的描述是：粗暴的西方帝国主义向东亚大举进军。中国本身在其教科书和民族主义的文宣中，把建造现代世界的一百年称为「百年国耻」时期──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又洗劫北京。虽然西方列强侵略性地扩张进入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是这段时期十分重要的事实，西方所达成的成绩其实更像是改造了旧中国世界，旋即将它带向更加剧烈的变化。其实这不是西方人造成的，而是自古以来东亚的臣服国家所造成的，因为中国的自我形象与地缘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已经变得难以为继。

虽然亚洲许多国家都冀求进入刚萌芽的国际制度，但确切为这个区域持续两千年的中国中心秩序拉下布幕的驱动者，无疑是日本帝国。1895年日本先在甲午战争中击败比它大许多的邻国，此后五十年间更在评估国力的每项指标上，几乎全都超越中国，直到二次世界大战，才因军事不知节制、滥肆扩张而战败，被赶出了中国。即使是因为美国出力才战败，往后数十年日本在多项指标上仍然领先中国，最明显的是人均所得和生活品质。

不过，就科技进步和全球文化影响而言，日本领先之势已逐渐缩小。日本攀升大国地位，很大一部分是以中国的牺牲奠立基础，这证明以下这句名言歷久弥新：「同时出现两个皇帝时，其中之一必须被毁灭。」的确，直到今天，东亚从未显示大到足以容下两个大国和平共存，而日后是否能容下一山二虎，这个问题一直是笼罩在本区域的阴影，也构成本书所要探讨的许多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朝贡制度在中国人心理上流连不去的地位，如今出现了新的重要性。中国被西方列强欺负、羞辱是一回事，中国思想家心理上却相当宽慰，绝不会期待远方夷狄接受中国的美德和文化优越。然而，中国在十九世纪末期开始被新兴的日本击败，却是另一回事──斯可忍、孰不可忍。因为中国人根深柢固的观念是：日本天生就比中国低劣，它从文字、文学到宗教、治理，无一不源自华夏文明。

直到今天，这段歷史释放出来的能量仍相当强劲。梁啟超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知识份子的巨擘，也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诞生的代表人物，他曾经写道，中国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把我国从四千年大梦中唤醒。」

二十世纪下半叶大部分的时间裡，包括很长一段毛泽东当权的时期，北京对日本採取比较宽鬆的态度，在1980年代初期展开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热切地吸收日本的科技和日益增加的投资，并且研究日本的成功经验。在这段时期，北京刻意不去强调过去的歧异。中国对於美国在东亚的军事优势地位，在后毛泽东时期同样採取大体上接受的观点。

日本又回到中国人视线的中心位置

回顾起来，这两个立场在不到十年之内因为中国国力突然大增，產生剧烈变化，论者往往会说，中国只是很务实地评估本身实力太弱，对上述两种状况都无能为力，因此只能集中全力悄悄地建设本身实力。它的确是这麼做了，如今随著国力大增，中国的自我意识膨胀，日本又回到中国人视线的中心位置；北京对日本政策的焦点──事实上，对原本界定朝贡制度的整个海洋区域，尤其是越南和菲律宾，都是如此──即恢復从大中国观点所认定的天然秩序。

我们必须说，这不仅是中国国家机关，也是日益上升的民粹民族主义所掛念的。因此之故，这个宏大规画的成败将深刻决定强悍的习近平以降中国领导人的正当性，甚至也可能决定中国共產党的存亡。

然而，中国的终极目标绝不只是恢復类似区域秩序的旧貌，在全新改版的朝贡制度下，东南亚国家以及富裕且通常谦卑的日本，都将别无选择，将它们的未来与其掛鉤在一起，向北京的权威俯首。一个更大、更有野心的目标已经逐渐浮现。中国这个野心从还未明言的行为中已可看出，它涉及取代美国在本区域的权势力量，以其做为无可取代的踏脚石，逐步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大国。

时殷弘是中国最著名的外交政策现实主义思想家，曾经撰文描述习近平的目标是「给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一个主导角色──以美国的优势作为代价」。他曾对我说道：「西方不应该再去多想如何将中国整合进西方的自由主义秩序，而应该试图迁就中国。」他说，其最终意义就是美国接受於太平洋与中国在军事上平起平坐，在中国近邻海域让出所谓「狭窄但充足的战略空间」给中国，并且放鬆美国在本区域的同盟结构。

即使时殷弘身为备受尊崇的政策圈内人士，他的观点并非官方观点，但其指向一个或许堪称我们这个时代国际关係领域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可能成为怎样的大国？接下来各章冗长的内容让我们在了解中国悠久的歷史之后，能够理解中国过去如何构思并运用其力量。我不相信一些人所谓的文化基因，中国及世界有其无限的机遇变化，太复杂了，绝非如此单纯。不过，引据这些传统，并且探讨一些中国在歷史上的反思，或许我们能够更了解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可能如何运用其日益增长的国力。

（※本文摘自《中国扩张：歷史如何形塑中国的强权之路》导论／远足文化出版／作者现任教於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所。）

谢选骏指出：上述所论似乎头头是道，但其实却缺乏一个基本常识——因为这些可怜的“汉学家”们竟然不懂一个浅显的道理——“中国”与“共产党”无法兼容。所以，现在的中国如果不能经历一次根本性质的变化，是不能与中央王国的传统接轨的，因而无法恢复历史上的地位的，更加遑论整合世界、建立全球政府？正是出于类似的无知，上文竟然把中国的一个地方官吏叫做越南君主（或是“土王”或是“皇帝”）——而不懂这个越南人的领袖其实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越南其实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哪怕它和蒙古、朝鲜一样“独立”了，也是如此。为什么人说西方入侵是“百年国耻”，而不说满清的入侵和入主是“三百年国耻”？因为人们不懂“满清不是中国”，所以旗人极力阻碍中国的现代化，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中国走向现代化，旗人必然大权旁落。按照同样的逻辑，“中国”与“共产党”目前也还无法兼容，所以香港才会动荡，台湾才会独立——只有当“中国”吃掉了“党人”（类似于汉人推翻了旗人）以后，才会出现一个重振雄风的“新王国”。那才是真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