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爱思想 2004-11-13）报道：
序 并非考古
任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57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从如水的晨光里一盆新绿的米兰般生机盎然，到元气大伤、筋骨断残、浑身贴满意识形态膏药的江河日下；
从人们各色鸟儿跳跃、啁啾不已的心枝，到铅灰色的混凝土最终威严地、冷冰冰地覆盖了中国思想的大地；
从热情火焰般燃烧的五十年代，到挤牙膏一样竭力挤出热情的六十年代以及热情满是伪劣产品的七十年代；
从知识分子伸展理想和智慧的双翼在共和国的蓝天下飞翔，到一排又一排越来越密集、猛烈的铜弹铁砂折断翅膀，溅出无边的血泪纷纷坠落，最后成为一个个被原罪感的麻绳扎得结结实实的粽子，在翻滚气泡的碱水里煮着；
从大门半开、窗帘半掩、对风起云涌的外部世界还有一定的了解，到在全方位的封闭中阿Q般地膨胀自身、 自虐狂般地折磨自身，直到文化大革命这头面目狰狞、双角峥嵘的怪兽冲上地平线，人们才知晓东方这个巨大、神秘的蚕茧在——片黑暗中孕育了什么东西……
如果说在1957年以前，运动只是在有限的阶层、局部的领域进行，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还只是远方的一阵闷雷、一片乌云，人们尚不能像吉普赛人能从咖啡杯里的沉淀物里读出某种预言一样读出运动的含义；
那么从1957年开始，运动便像巨大的冰山一样，一块块隆隆地浮出了水面，它的规模、 目标、策略、手段得以凸观，从而使我们的民族和几代知识分子的现实与前景在受到深刻地震栗之后，并愈来愈感到彻骨的寒意；
如果说在1957年以前，在世界的瞳仁里前进得并不缓慢的共和国列车，靠的是炉膛边挥洒的理想和创造的光芒，汽笛里鸣响的铁锤与镰刀的交响；
那么从1957年开始，中国便日愈成为一个面容枯槁的吸毒者，对“运动”的海洛因沉迷不已。好似瘦瘪的乳房需要胸罩托住，偷工减料、裂纹条条的阳台，必须支柱支撑，中国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运动造成了她的摇摇欲坠，摇摇欲坠的中国又，汝须靠一个个“运动”的支柱才能维持存在；
如果说在1957年以前，老少有礼，进退有仪，世风典雅，民情醇厚，人们以诚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去开创自己美好的未来；
那么从1957年开始，运动便频繁地像原子弹那盘踞高空的厚重、灼热的蘑菇云，以越来越大的面积蒸发掉人们品格中那些传统的宝贵养分，道德不久沦为孤城，城头上虽也有永不撤退的战士，可的确风毛麟角，即使是学贯孔孟又沐欧风美雨的某些文化巨擘也在仓惶出逃，于是告密者有功，诽谤者有赏，一轮轮的迫害是继续革命，互相残杀也成了英雄主义……
运动以贪婪的血舌篡改着我们传统生活的辞典，直至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这一切，诚如邓小平在。八十年代中期多次指出的——
“1957年后，‘左’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必说了。”(《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
“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改革的步子要加快》)既然1957年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具有如此分水岭的意义，那么这一年在中国大地上所开展的一场据官方统计使五十五万知识分子，按另一种说法则有近百万人，数月间沦为“右派分子”、牵连者更是恒河沙数的反右运动，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轮廓和过程呢?
它是历史像一个去哪里贪杯的狱卒而不小心放出来的魔鬼；
还是在历史的禅机里早已确定的一道不管你怎样虔诚也无法绕过的苦难重重的门坎?
它所反映的仅仅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史、一部中国民主党派史的重要章节；
抑或还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乃至一部我们民族的文明进程史中重大得今天我们还必须去鼎力完成的课题?
遗憾的是，至今我们愧对1957年。
应该说在整个八十年代，国内关于当年“右派分子命运的回忆和传记在报刊上并不鲜见，如影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以1957年去开展情节、以“右派分子”作为主人公的影视作品一度还是个时髦。但是，太平洋再汹涌澎湃，那溢动的还是水分子，人类更需要的是铀分子，以便在理性选择时能生发出巨大的力量。
我们一直没有在历史和文化的广阔参照系下，对反右运动作出认真而深入的研究。似乎我们是一群不称职的考古队员，只满足于发现一块块古董陶器的残片，反倒是一些外国人在那里费尽心机要把这些残片拼成原状：
由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哈佛大学名誉历史学教授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麦克法夸尔所著的另一部书《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均对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有所分析和论证；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对此也有一定的涉及；英国人纳拉纳拉扬·达斯还就此写了一本专著，这便是他向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提交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反右运动》……
由于作者们置身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之外，他们的分析与论证难免会有粗疏和偏颇之处，但是只要是认真读过这些书的中国人，除了在严谨的治学态度、多维的思辩方法上受到启迪，更会对他们在迷雾重重的中国问题的群山中盘亘、探索的勇气与执著，报以崇高的敬意，并由此感到深深的汗颜
1992年11月，我在北京采访了葛佩琦先生，此时他已届八十，一副蔼然的长者之风，苍苍白发下脸上显得有些浮肿，心肺方面也有点毛病，时有胸闷气短之感。如秋日的阳光一样，我们散散淡淡地聊了二个多小时，最后谈到为他写的一本回忆录联系一家出版社的事，在这本名为《艰苦奋斗六十年》十万余字的书稿中，一大半的篇幅是写当年他作为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出入于刀光剑影、虎穴狼窟中的传奇经历，似乎和他1957年后身陷囹圄近二十年的遭际比起来，他更希冀这一段经历不会被岁月的风尘所埋没。
当他颤颤巍巍走到房门口一定要送我时，我虽然已感来日无多，可决没有料到此时他生命的历程已进入倒记时阶段，仅仅一个多月后，我就在报纸上读到了他魂归道山的消息……
也是这次，我还和朋友一起去协和医院探望了正在这里住院的艾青先生。
在一间十几个平米的单人病房里，他躺在一张可以自动调节角度的病榻上，脸色并不苍白，还是他家乡土地的颜色，但是灰白色的头发稀疏而又零乱，目光里失去了他诗歌中的一片清明，显得模糊不定。思绪也像柳絮点点一样有些飘忽，再加上牙齿几近掉光后说话时带有的些许嗡嗡声，要想听清、听懂他的话，颇有些像要在掺了水的茅台酒里品出茅台味来一般困难。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再唏嘘感叹： “我是协和医院的常客了”，“我是协和医院的人了……”他本是大堰河的儿子，他还是中国现当代诗坛上彪炳日月的巨匠，他诗歌中力透纸背的正义感、奇丽的想象和博大的气势，使他穿行于几块大陆之间，囊括了几个时代的风云。
然而，现在他只能躺在这里，渐渐耗尽睁开眼便是被白色的床单、白色的枕头及白色的天花板所淹没的日子，我顿感在医院里流行白色的内涵，它并不仅仅为着清洁，还为着它泛动的其实正是人生的某些苍凉……
我曾想获取几张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先生的照片，大抵先生们在1957年蒙难后不会有心境和机会拍照了，能留下来的照片一定是在这之前奔走国事、指点江山的。作为后辈，我想通过这些甸甸的照片，去领略先生们心系天下的热肠、谠言高论的风采以及历史斗折蛇行的痕迹……
结果我却大失所望：
自 “文革”期间储安平先生自杀未遂突然出走后，若大一个中国里，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像一阵风似的消失了，在这片土地上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罗隆基先生也没有直系亲属，我想民盟中央总会有些历史资料，果然，通过几层朋友的介绍，在哪里，我花几十元钱买了一套纪念民盟成立五十年的图片，由此我第一次目睹先生的面容；唯一算得上是照片的，还是在章伯钧先生的亲属家里，翻拍自墙上挂着、被一盆橘黄的秋菊供奉着的先生的遗照……
我觉得自己的心房在一次次地抽缩；
我似乎看见那些古董陶器的残片又在渐渐埋没于岁月的河床之中……
我想，当年几十万人乃至近百万人的命运在一场风暴的摧残下化作了纷纷的残片，这是悲剧性的；而现在倘若不能将这些残片恢复成原状，并陈列在历史的博物馆里去警策后人，那就更充满了悲剧性……
我们这代被称之为“老三届”的家伙，少年的梦幻是碧波粼粼的北海里高耸的白塔，是博大而又幽静的北京城里为绿荫掩映的红墙，至今当我听到哪里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我还依稀觉得这是一片来自天国的歌声；
不到十年，我们这代人又在一个月黑风高、烈焰熊熊的晚上，一边咬牙咧咀唱起《造反有理》，一边像第三帝国的褐衫队一样，洗劫理性、洗劫科学、洗劫文明，最后自己也被洗劫得两手空空……
如同“文革”是我们这一代人心灵生长的苦难的摇篮，1957年的反右运动则是我们的父辈青春或壮年的炼狱之地。
其实，性格的信息，命运的密码，我们这代人非得跋涉的 ——道道坎坷和，必须付出的——次次代价，乃至在下面的两代人潇洒起来的今天，我们不会潇洒或是戴了假面具般难以潇洒，总觉历史和生活的重轭在我们已经失去光泽与弹性的脊背上压上了一条条印子……
这些无不是1957年在冥冥之中早为我们这一代人所规范好的。
我有了写这部书的强烈冲动。
“白头宫女在，闲坐话玄宗”。我没有宫女的情致，因此这不应该是一本收罗毛泽东时代逸闻野事的书。也许有一天，人们将会像今天拍出《唐明皇》、《康熙大帝》一样拍出数十集、成百集的《毛泽东》来，我期待它的作用不是如一袋话梅、几包香烟，仅仅给人们消闲……
面对这一题材的巨大包容性和显而易见的政治分量，我感到才疏学浅，不胜惶恐。如果我终能完成这部书，那将主要得力于这五年来我能在红尘滚滚外安于书斋里的清冷与寂寞，而这是犹如一种初春冰封的江面下的大寂寞，它每一天都在无声而又丰沛地吸取中华民族踏上新生之途后观照过去的思想锋芒同时我也感到，在民主已经成为了一和世界性的潮流、并和经济一样将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九十年代，在外国人几近过江之鲫般自由出入于中国的经济领域，并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等方面愈来愈执著地发表客观或不那么客观的见解的今天，如果中国人仍习惯于等待官方的铨释、官方的文本，在拥有彩电、冰箱乃至小车、别墅的同时还不能拥有自己的思索与声音，那将是对已进入世纪之交的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某种讽刺……
我不想静止地去写1957年。
这首先因为我无法获取这一年躺在档案馆里的全部静止的材料。反右运动迄今已过四十年了，它们仍像九重深宫里的佳丽，不能像世人展露自己的姿影。
其次，在动态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展露1957年既是从上个世纪以降的历史链条之果，又是从本世纪中叶以降的历史链条之因。也许这样展露，比起档案馆里那一大堆冷冰冰的文字，更能清楚地在世纪的坐标系上凸现1957年，并能在这一展露中徐徐地吹送出一阵阵活气，正是这活气将使我们强烈感到：我们并不是在考古，：
我也不想孤立地去写在1957年蒙难的知识分子，
这本书将至少涉及两代知识分子，我想尽力全景式地写出这台大戏来，通过序曲至尾声，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生离死别、升降沉浮，不过是命运经盘上的一次次轮回，这里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也没有真正的侥幸者和发迹者，有的只是一片历经烟熏火燎、遍布断壁残垣的废墟，以及在这废墟里被理性的血泪渐渐浇灌出的人格的新芽……
我将不可避免地写到一些领袖人物。
如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舞台上，聚光灯如此长久、如此夺目地打在一个人的身上，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即使他早已退出了舞台，我们在今天仍能感觉得到他巨大身影的存在，还有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国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我写他们并不着意于对他们的褒贬。
读者们将会和我一起发现，他们只是二十世纪中国某种文化形态的载体和作品，这一文化形态犹如长江黄河一样裹挟中国的伟力，与他们个人在当今所受的褒贬、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来，后者软弱不过得像几个符号……
这将不是一部报告文学，更非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不会有报告文学那样好读，也不会像学术著作那样难读，为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它并思考它。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敌人不是疲惫、倦困，不是才疏学浅，而是捷克作家昆德拉所指出的知识分子极易染指的媚俗。
我将尽力像拔去虫牙一样拔去假话；
像吸烟者警惕肺部的阴影一般警惕中国人久以习惯的套话；
我将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思路，但修正的前提只有一个，那便是来自于我心灵和眼前这个越来越发生着深刻嬗变的时代的对话。
随即，几代知识分子的欢欣、憧憬、困惑、痛苦、苦难……将很快地似滔滔河水一样向我们走来，我们由此将在东方的这块土地结识很多人，经历很多事。
最终，我们会发现本书不是在写1957年，不是在写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鸡鸣风雨，天哭劫数，也不是在评说那些曾经强大得足以改变亿万人信仰前程、身家性命的人物……
即在百年的莽莽风涛中，
我们的民族从哪里走来，将向哪里走去
节选：21 突然冒出来的六条标准
现在，我们得探寻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四次整风历史上，唯有这一次邀请党外人土帮助整风的运动，在破尽重重阻力、刚刚开展了五个星期之后，毛泽东何以陡然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为本书的写作，我发现犹如提起中国革命，人们就会提起杜鹃喋血的井冈山，霜天寥廓、秋风呜咽的万里长征，和高原上雄浑无边的黄土好似惊涛一般拍打的延安一样；只要一提起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1957年，便是几代知识分子们一个魂牵魄绕、挥之不去的话题。
是1957年像个斯芬克思之谜，坐落在他们无法绕过的精神历程上；
还是在历史收下厂几十度的春华秋实之后，还很难说人们已经走出厂1957年的梦魇?
我能肯定并为之感受良深的只是，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以为1957年和1966年一样，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精心炮制的几件史尢前例的作品之一。换言之，即反右斗争并不是在这一年的5、6月间狂飙突起的，而是早在这之前便写上了他案头的台历。
从毛泽东的人生观、哲学观来看，在雄险新奇的斗争中求得平衡、创造、发展，并充分满足自己的使命感、愉悦感，是他毕生都在努力追求的社会境界与人生境界。
1913年，年仅20岁的他，在《讲堂录》里这样勉励自己：“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
四年后他读《论理学原理》，又在批语中对刘邦与项羽不共戴天、汉武帝与匈奴逐鹿大漠、魏蜀吴三国草木皆兵……赞叹不迭：每当其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写进历史，则“令人喜读”。相反，在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承平之世，如长缨般的雪亮斗志，被漫世的绮糜之风日渐剥蚀，写进历史，则让人“殊厌弃之”……
在毛泽东与蒋介石在中国的大地上作完了最终的较量后，他的心理屏幕上那起伏不定的曲线，并未得到一江秋水般的安宁与舒展；他的思想雷达里如果失去了异常光斑，他的大脑似乎便会像孙猴子被唐僧念上了紧箍咒一样巨痛不已。
他面前必须站有敌人!
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里，他必须发动一次又一次战役!
运动在中国的频繁，便几近欲火烧身的猫儿在春夜里叫春那般天然。
运动总与肃敌联系在——起，也就如放纵总与梅毒联系在一起—样天经地义。
五十年代起，毛泽东一直讲工农是这个政权的基本群众。
这个政权的敌人呢?蒋介石在叫嚣“反攻大陆”，可他的话还不及台湾海峡的风涛，真能在东南沿海撞出一片轰响的浪花。美帝国主义固然不可一世，但是志愿军将它赶去了三八线外，更证明毛泽东的“美帝国主义是只纸老虎”的论断有着牛顿三定律的科学。
地主、富农还在，但在土地、生产资料被剥夺以后，他们大抵只剩下一顶肮脏的帽子，给压在子孙们的档案袋里。资本家还在，可好似一下油锅便炸得鲜红的龙虾一样，他们几乎在一个夜晚，便将几代人含辛茹苦积累起来的产业，纷纷交出去 “公私合营”……
他们成不了毛泽东的心头隐患。
从他建国后一次次发动的批判和斗争里，可以看出，他可以叫山河变色，他对于知识分子是否变了同样的颜色，却始终心中无底。他可以没收一个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他对于知识分子植根在脑袋里的私有“生产资料”——知识，却始终未寻找到一个合适的良策。
如果说在1956年之前，知识分子是工农政权的心腹之患这一想法还只是电花石火；那么波匈事件之后，他的这一论断已经根深蒂固：在所有制领域的革命完成之后，思想领域内革命的主要对象便是知识分子。
波匈事件大大强化了毛泽东心目中的两个必要性：一个是党牢牢掌握枪杆子的必要性，另一个是改造知识分子的必要性。匈牙利那震惊世界的十三天的教训正在于：成分复杂的军队，与思想复杂的知识分子联起手来，置工农政权于血泊之地。
在中国，这支大抵是农民出身、并跟着他二十多年里南征北战的军队，几乎没有丝毫让毛泽东不放心的理由。他像熟悉 农民一样熟悉这支军队。他像钟情于农民一样钟情于这支军队。即使有彭德怀、林彪这样功高盖世的元帅跳出来向他挑战，或是美国的原子弹打到了中国，把地球击穿了，乃至将地球炸毁了，他如果不得不重上井冈山，他后面还会跟着这支铁骨铮铮的军队……
在中国要出问题，便出在知识分子身上!
多半毛泽东觉得再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去进行批判、斗争，在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面前已经显得杯水车薪了，工农政权必须正面地、全面地与知识分子作一次大规模的较量，这既可以彻底卸去这颗“定时炸弹”上来日爆炸的引信；又能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视线，从由于合作化运动造成的农村各方面紧张关系上，转移到新的兴奋热点上来。
而在这一热点上，与在经济问题上他总感到力不从心相反，他的思维极易转换成战争思维：诸如5月15日提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步骤；6月8日强调这场运动是“一场大决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7月9日又指出大字报是“武器之一，像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
而他只要一进入战争思维状态，犹如春风中缤纷的花雨，他便会涌出无限的才思灵气和摇撼山河的魄力，从而振兴他本人1955年以后—‘度疲软的威望。
从1956年的《沦十大关系》的讲话，到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及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活……无一不是毛泽东在作“诱敌深入”的战略假象。
最典型的例证是第二个报告，它的录音传达，睿智、通 达、亲切、不带一点强权味和八股味，浑如一盘梦幻曲的磁带，舒缓地行进于人们心灵最敏感的部位上，涟漪般地推及全国的大江大河，也不放过小溪小潭，从而最大规模地调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露出水面的热情。
然而，这“鱼饵”好像是砒霜外面裹了一层白糖，刚进咀里，也许尚未到胃，便让你叫苦不迭。
1957年6月13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华沙记者西德尼·格鲁森从波兰共产党那儿弄到的这个讲话的原本。毛泽东显然不想让这个已与中国国内陡转的形势大相径庭的文本，搞乱全世界的视听，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讲话的官方文本，人们惊异地发现，前一个文本里“删”去了后一文本里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即在大鸣大放里人民如何识别 “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
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
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
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这些标准看来明确，实际上却泛而无际，随时能按掌权者的意志演化出60条、600条来。储安平这样鼓噪“党天下” 的大鱼钻不过去，你对某个党员、某位科长提有批评的小鱼，也难钻了过去……
好似进了外面贴满“杀血价”、“跳楼价”广告的超级市场，让你尽兴采购一阵，当抱着一大堆商品来到缴款处时，收款小姐神情异常优雅地告诉你，所有货架卜的价牌上都少写了一个零；
几近给你服了一帖海洛因，让你迅即堕入光怪陆离、平时想都不敢想的幻境之中。在一台特制的设备里，一盒像带录下了你所有的幻境。最后这像带放映在法庭的屏幕上：根据你带枪上了飞机，判你一个劫持飞机罪；或是你跟人家的老婆睡觉了，判你一个强奸罪……
此外，两个文本的不同之处，还比比皆是，比如：
前—个文本里： “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在后一文本里变成： “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前一个文本里： “百花齐放里面，包括各种不同的花，也包括一种性质不同的花。百家争鸣，也可以讲唯心论……只要不搞秘密团体”，在后一文本里变成：“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亡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后一个文本里没有前一文本中对某些人“左”的错误的颇为辛辣的讽刺，以及对王蒙等人的作品的热情肯定。
后一个文本里不见了前一文本中对党内不赞成双百方针和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人们的严厉批评，多出了“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必须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读者不能不瞠目结舌!
是惊异于《纽约时报》作为“帝国主义”的喉舌，污蔑、造谣真成了它的本能?还是惊异于一个东方大国万民景仰的领袖，怎么能如此翻云覆雨、食言而肥?
最清楚答案的是亲耳听过毛泽东讲话、或是听过这讲话录音传达的人，他们却拿不出答案，因为在4、5月之间，宣布了——条纪律：所有当场做了记录的人，都必须将记录交上去。即使拿得出答案，或是以群体的名义站出来证实毛泽东当时就是这么说过，也无济于事了，因为这已经不是人类理性法庭上的一件官司，这时奉行的已是大森林里弱肉强食的铁一般原则厂……
尽管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盛产过五花八门的文字狱，可你还是会惊叹这是一张多么巨大、而且网眼设计得多么严密的政治陷害之网呵!
尽管世界上决不会有哪一部军史去记载这一场以知识分子为目标的战役，可你还是会承认这是——次多么漂亮的由“诱敌深入”到“聚而歼之”的战略转折呵!
决不是对毛泽东的在天之灵作调侃之言，在本书的采写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
对毛泽东在五个星期的自由批评之后陡然作出的急转弯，作如上之想，尽管可以理解，也貌似成立，但是否太情绪化、太脸谱化，因而对毛泽东有欠公允了呢?
一个在青少年时代便立志解祖国于倒悬、救人民于水火的 职业革命家，一位终身有着巨人情怀、视古往今来为袖里风云、中国与世界为掌上乾坤的哲学家和涛人，一颗梦里也常常让工农群众激动得笑醒、乃至泪水溢出眼眶的红太阳，为了和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和加起来决不会超过十万人的九个党派较量，何至于连篇累牍地发表一次次庄严的宣言，又不辞鞍马劳顿地南下游说各路诸侯?
根据毛泽东在这之后的有两次南巡，分别发生在“文革” 前夕他起意要从中南海里放逐刘少奇，和1971年他察觉到林彪的良心大大地坏了之时，我们应该相信这一次南巡的心理动机，同样是对着他已经开始不太以为然的党的。
犹如风暴与黄山松的交锋，只有在强者与强者、并证明谁是最终的强者的交锋中，毛泽东才会像针叶嵴立、枝干虬舞的黄山松一样，撑起自己全副的心智，并投出“杀手锏”。而他的南巡，正是他在党内斗争中运用得十分漂亮的“杀手锏”之
毛泽东发生于建国后的悲剧，并不在于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似乎总戴卜厂戏剧舞台上乱世枭雄曹操的——副白色脸谱；
或者，他看来是将政治权术作为艺术来鉴赏的，马基雅弗利的信奉者，此人为：中世纪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献上了— 部《君主论》，书中所热情称道的切萨雷·博嘉，是枢机主教罗德里果·博嘉与其—位情妇所生的儿子。当其父当上了教皇之后，他依仗父亲的权势，也成为了公爵，并娶法国皇帝路易十二的侄女为妻，随后认定为了目的可以不计—切手段的他，运用欺诈、谋杀、阴谋、背信弃义等各种手段，将整个意大利恍若一块馅饼一样放在恐怖的油锅里烹炸……
从某种意义上，毛泽东的悲剧在于：
建国后他的重大举措，不时闪耀着某种理性探求的光芒，并给中国的和谐与发展打上金色的希望，从而显示了在这块要搬动一块石头也时常不那么容易的国土上，他依然是一位精气神儿十足的改革者；
可结果，他的新思维总好似有魔鬼附体一样，泛动起来的却是这块土地上最愚昧、最黑暗的东西，他本人也被这些东西，塑造为阻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的一位保守者。
而且，建国后他的每一回重大举措，无不自视代表了人民此时的最高利益，它决非什么个人或是小集团的阴谋，而是能坦荡地展示于天下的秋日碧空，因而一时间这块土地上也总山呼水唱，风集影从；
可结果，常常蹂躏了人民的利益，或是让人民在战胜贫困的旗帜下去进一步发展贫困，或是使人民在革命的名义下去互相厮杀。当整个民族的元气大伤之时，人民再以一种冷漠的眼光去打量紫禁城里那个颇为孤单的身影，便会多多少少地感觉出他身上散发出的宫廷政治的气息……
毛泽东建国后在创造什么的同时，又几乎总在破坏着什么：因此，对于“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来说，直到1978年，小国人民才有了一张可以思索与探求的安静的课桌。
毛泽东建国后在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同时，又几乎总在疏远着人民。因此，当1976年1月，北京三十里长街上的人流．披着满大素净的雪花，以绵延不绝的丧思去一寸寸地挽留周恩来的灵柩时，人民就已经在心头开始埋葬那个毛泽东仍抱住不放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时代……
动机与效果的背离；
理想与实践的分裂；
理性与感性的抵牾；
是毛泽东这出悲剧的苍凉且又无奈的基调。
我以为在1957年，毛泽东已经走进了这出悲剧。因此，我不认为早在1956年，反右运动就已写在于他案头上的台历上，即他殚精竭虑发动的大鸣大放和整风运动，为的是搞一场 “聚而歼之”的阴谋，或者称之谓“阳谋”。
关于它们被发动的背景，及毛泽东在这一期间的心理轨迹，在前面的第二章、第三章，已有粗疏探讨；现在得探询的是大鸣大放和整风运动，最终却表现为一场“聚而歼之”的阴谋，或者称之谓“阳谋”，这里真实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节选：25 “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你可以在心里称其为“引蛇出洞”的韬晦，或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现代翻版，可你无法阻挡的是，随着《人民日报》6月8日社沦推出的不容置辩的口气和君临一切的气势，毛泽东口袋里的那只民粹主义鸟儿，终于能在躁动不已、忍耐多年之后，陡然伸出大鹏般的翅膀，似夏季风暴雨来临前的乌云一样尽兴地滚过大地……
新中国揭开了自己不到八年的历史上的第七次斗争。
中国现代史上驶动了第一场全面围剿知识分子、征伐现代文明的进军。
6月9日至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工人说话了》等五篇社论，同时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城市的工人群众纷纷举行座谈会，声讨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消息，也汪洋恣肆般遍及国内大小报纸。
犹如中国的任何一个政治运动，乍看上去无不合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逻辑，无不有五岳磨拳、四海呼应的坦荡；反右运动一开始也很注意了自身的群众性。
在国内的“反动分子”被牢牢地剥夺掉言论自由的年代里，人民群众则当然享有高度的言论自由——
打倒刘少奇了，你就有批判刘少奇的自由；
“英明领袖”上台了，你就有歌颂“英明领袖”的自由；
林彪是“副统帅”了，你就有敬祝他“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自由；
林彪葬身温都尔罕了，你就有说他是个逃兵、是个常败将军、鸦片烟将军的自由；
“批林批孔”了，你就有说孔子是个色鬼、吸血鬼的自由；
“反击右倾翻案风”了，你就有说武则天、吕后是个大法家、大女权活动家的自由；
你若被打成“反共救国军”了，你就有了构思自己如何与台湾联系、蒋介石在哪天晚上派来架飞机给你扔下：二门大炮、十挺机枪、一千颗手榴弹的自由；
你父亲若被揪为“历史反革命”了，你就有了揭发他拿着手枪逼迫你去天安门城楼、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张贴反动标语的自由；
你朋友悄悄地钻研业务，你就有了与他“斗私批修”—— 谨防“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一惨痛教训的自由；
你同事穿了一件色彩稍艳一点的新衣，你就有了给她“忆苦思甜”——切莫忘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自由……
眼下，人民群众虽还未享受到60年代后这糟践自己的 “自由”，可在批判他人的“自由”上，已经可以小试牛刀了。之所以说是小试而不是大试，——来是犹如得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一样，人们只有通过日后不断深入的运动才能感知只需泯灭良知，这事其实是再容易不过、也再时髦不过的了；二来显然是因为文化素养的高低不同，与某些左派知识分子熟稔地运用这 —“自由”比起来，工农大众运用得还比较本分、单纯。
全国著名的工业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孟泰、王崇伦，以及鞍山市特等劳动模范黄德茂，就是这一“本分”、“单纯” 的典型。6月18日晚，似乎决意要跟上新形势的浦熙修，将孟泰、王崇伦等人邀来了《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在聆听了公开发表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广播后，劳模们当即举行了座谈——
王崇伦发言：葛佩琦说工人生活没有提高，我们工人很生气。国民党统治时，一面袋的钱只能换一袋高梁米，而我们今天能吃肉、大米和白面，鞍钢的工人们现在有四所业余中学、一所业余大学，146个浴室及许多幼儿园。储安平、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给我们敲起子警钟，叫我们警惕，现在不能睡太平觉……
孟泰以亲眼见到的例子，驳斥葛佩琦所说只有过去穿破鞋的党员干部生活提高的谬论。
有一个星期天，他去鞍山市委一个领导干部家里作客，主人请他吃韭菜鸡蛋包的饺子。他问： “怎么没有肉?”主人回答：“买不到了，跟大家一样。”孟泰打听后，才知道这位领导也和普通工人一样，除过节半斤肉外，并无例外增加，这使他感到很难过。 (笔者按：何等本分、单纯得可爱的批判啊。前面王崇伦刚说工人今天能吃上肉、大米和白面，这里孟泰则说一个市委领导家里吃不上肉。倘若是左派知识分子们的批判，是决不会露出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大窟窿的。)
孟泰说： “领导干部过去流血流汗，今天负的责任又重，他们生活多受到一些照顾，我们工人决不反对。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跟我们工人一样。如有人问：‘猪肉少，谁吃了?’我说，是因为我们工人和劳动群众大家吃了，因为大家生活都好了么!葛佩琦说只有党员干部生活提高，我认为他是糊着两眼说瞎话”……
座谈一直进行到午夜十二时许，临别时劳模们还一再叮嘱记者，要其转告全国人民，中国工人阶级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并以增产节约、促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早日来临的实际行动，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们的猖狂进攻。如果必要的话，我们愿付出生命和他们作斗争!
而黄德茂，则在鞍山市有着一千二百多名职工参加的声讨右派分子的集会上发言：
葛佩琦等右派分子企图抹煞共产党的成绩，是闭着眼睛说瞎话，我们请他们睁开眼睛来看看鞍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不但恢复了鞍钢，而且钢铁产量早就超过了日本法西斯侵占时期的最高水平……
还有龙云，他极力破坏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也得叫他来鞍钢看看。在建设鞍钢时，我们没有经验，不懂技术，苏联派来了专家教我们；我们不能制造的设备是苏联供应的；我们不能设计苏联帮助我们；还帮助我们培养了大批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请问哪个资本主义国家能给予我们这样多的帮助?说苏联这不好那不妙的人，真是坏了良心，该天打五雷轰工人阶级义愤填膺—了，劳动人民同仇敌忾了。那种顺者昌，逆者亡的气势，逼迫得民革、民盟、农工、民进、九三学一个个像来不及多想的饺子一样，急匆匆地投去那口咕咕嘟冒着气泡的大锅里，左右翻腾，上下旋舞。
例如民盟，几天之内，全国有24个省、市的民盟地方组织致电民盟中央，要求民盟中央公开表示立场态度；民盟的许多基层组织也纷纷举行座谈会，责问民盟中央要把民盟引往何处?那份急迫，还有其措辞的强硬，颇有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味道。于是，6月18日下午，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紧急扩大会议，向民盟成员和全国人民郑重声明，民盟“最基本的政治立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并通过了在全盟展开反右派斗争和开始盟内整风的决定……
在反右运动迅疾地有了广泛的群众性之后，它很快在走向自己的纵深性、目的性。毛泽东显然不满足让“葛佩琦”这一时家喻户晓的名字，从六亿人水波般滚动的嘴唇里滚上一遍，而后像一块嚼了几次便味道寡淡的口香糖给吐了出去。如同他认为右派分子们在抽去中国革命的肋骨，他要的是抽走他们身上的“肋骨”，而要让他们永远似软体动物一样，陷于政治沼泽地里爬不出来的最佳选择，就是将他们打成集团!
唯有集团，才有组织、纲领和路线，才能冠之以“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这类阴森、恐怖的字眼，从而最大程度地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唤起全党上下的警惕；
唯有集团，才能施展抻面条的政治艺术，根据需要，要小叫仪涉及几个人，要大，可从中央一直抻到基层，罗织成千乃至上万人，从而最大程度地震慑异己的力量；
唯有集团，才能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让对方好似一筐沉 甸甸压在一起的螃蟹，为了求生的欲望，而彼此血淋淋的撕咬，即使得以逃生了，也让你带着个永远残缺的灵魂……
建国二十多年间，上上下下林林总总的“集团”，大约多似相声大师侯宝林身上的喜剧细胞：“高饶反党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彭德怀、黄克诚军事俱乐部”、“三家村”、“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 “林彪反党集团”……
几乎每挖出一个“集团”，人民就得神经亢奋、手忙脚乱一阵，国家就得虚脱昏迷、伤筋动骨一回。可其中有几个“集团”大概像那么回事，从而能经得住历史风云的叩问呢?但毛泽东不管这个，他“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好似少男少女们在无风的晴空下抛掷一只只飞碟，他抛掷起“集团”的飞碟来，同样轻松而又迅捷……
眼下，毛泽东仅仅走了两步，便扔出了手上的又一只“飞碟”——
第一步，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该文章指出：
“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 ‘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
两家在过去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的报纸，何以会在个短时期内，突然窜到“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上呢?
而且这一是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一是民间性质的报纸，何以会配合默契、南北呼应地发表“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呢?
这答案，即使对于只有中学生的政治智商水平的人，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犹如救生圈对于溺水者一样，又是对方必须接受的。
希冀不至于被彻底淹没的民盟，立马就接受了这答案。
中国搞市场经济是这几年间的事，可政治上的市场化早有年头了，只要斗争需要，一批批优质的“揭发”便很快地从流水线下来上了市：《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是根据社长章伯钧的授意办报，于是民盟内揭出了第一条纵的反党之链“章伯钧——储安平——《光明日报》”。《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对罗隆基言听计从，于是民盟内又揭开了第二条纵的反党之链“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
这两条纵链有没有横向的联系呢?
用民盟中央副主席马叙伦先生在那次紧急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来说： “章伯钧、罗隆基两位副主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的思想的根源，我个人尤其深切体会到这一点，我前几年就曾为了调停章、罗之间争权夺利的冲突而伤尽脑筋。应该指出，章伯钧、罗隆基等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他们可以为个人野心而冲突，也可以为个人野心而联合……”
毛泽东的第二：步是，他亲自为《人民口报》撰写了7月1日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这篇社论锋芒料峭，字字千钧：
“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
“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由此，御批之下，“章罗同盟”被盖棺论定了。
随即，“明火执仗”的“杀人犯”葛佩琦恍若点火的媒子，火点着后被暂置一边；而这个“同盟”及其从中央到遍及各省的成员，则纷纷被架进反右斗争的烈火狂焰里烧烤……
谢选骏指出：明眼人都知道，毛泽东发起的“反右运动”，与其说是“引蛇出洞”，不如说是“卸磨杀驴”。因为毛泽东所杀害“右派”，并非他的敌人，而是他的下属。也就是说，不是野生的动物，而是豢养的家畜——既然如此，他为何大动干戈呢？原来，毛泽东是一个农民，而本质上，农民都是很残忍的——农民们，培育植物不是为了观赏，而是为了收割；养育动物不是为了友爱，而是为了宰杀。收割与宰杀，就是农牧生活的基本节奏，他们不这么干自己就得饿死。但是，当农民进城的时候，尤其当农民“主宰”了社会行情的时候，他们这种习惯会造成怎样惨烈的后果，就不言而喻的了。那就是铁木真和皇太极的腥风血雨了！所以大家看到了，毛泽东对待城里人，比斯大林和希特勒粗鲁残暴多了。反右运动就是毛泽东的卸磨杀驴了。而像文革这样的打砸抢烧杀，更是苏联布尔什维克、意大利法西斯、德国纳粹、日本军阀都没干过的“农活”。比铁木真和皇太极还绝。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发明了“粮票”“布票”“烟票”“酒票”“肉票”“油票”“点心票”“自行车票”……简直是“无所不票”——毛泽东这个小富农简直成了古今中外的头号“票头”。他还迫使城里人天天打麻雀，病把房屋前后都变成了农田。这就是毛泽东这个“下三滥太祖”在城里所干的“农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