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世或資本世？氣候、權力、資本造成的地球危機
（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 Climate, Power, and Capital in the Making of Planetary Crisis）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9年5月底，美國Binghamton大學的環境史專家Jason Moore教授應人社中心邀請，就「人類世或資本世？氣候、權力、資本造成的地球危機」進行演講。Moore教授以全球史的角度探討地球環境變遷著名，近著包括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Verso, 2015)和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ven Cheap Thing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Moore教授在開場時提到，此次演講的主題，是希望能以環境史的視野重新理解當下的全球氣候變遷危機。整個所謂的氣候危機，在Moore教授看來，其實是全球資本主義積累的一環，牽涉到了資本霸權，怎麼滲透到我們對於自然的挪用；並且正是同樣的問題，把大自然裡的種種生命，給納進了資本積累的邏輯之中。我們每一個人，都身處於這個全球氣候危機當中，沒有任何人得以倖免。
從全球史，概念史的角度，Moore教授進一步闡釋了當下主流的「整個地球（the whole earth）」與「全球（the planetary）」，這樣的想像。他提到這些意象本身糾結於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發明。這個「全球」的意象，可溯源到15世紀，歐洲向外征服的結果，更可以說此一概念本身就是歐洲霸權的一個工具。我們必須理解到，這兩者間的盤根錯節，交互影響；這個重要的理解，將幫助我們分析，理解當下的溫室效應危機，其實源自於全球資本積累的危機。
資本主義作為世界生態（World Ecology）
在12,000年前開始的全新世（Holocene），一度是個相當穩定的地質時期；但全新世的終結，Moore教授表示，不僅僅是一個狀態變遷（state shift），全新世的終結不僅僅是根本性的，地質物理性上的轉變; 其不僅僅是一個無法被逆轉的，極快加速中的轉變過程（正如許多系統科學家所認為的那樣）；在 Moore教授看來，全新世的終結同時代表了資本主義本身的狀態改遷（state shift）。這個轉變，更敦促著一個知識性的轉變：我們不能再把人類放置於全球環境變遷之外，不能再簡化地把「自然生態」和「人類」分開，不能再錯誤地遵循這樣二元對立的認識論。作為一種範疇，這種「沒有生態的人類（human without ecology）」，意味著一種「人類特殊論」。這種概念也訴諸人類可以置外於環環相扣的生命網絡之外，可以說是一種社會權力的範疇。在這種帝國的「人類」俱樂部中，許多的人類都被排除在外，除了原住民群體，還有更多的人們都被排除於此一之外。
所以，我們究竟要怎麼理解這種被想像成是兩顆撞球，一顆「人類」，一顆「自然」，兩者相撞的這種全球危機？Moore教授稱這種僵硬的「自然+人類」生態概念，稱之為「綠色算式（green algorithm）」，並且批評這個概念事實上把自然與人類割離開來。同時，他指出，這個藍圖的解釋力是薄弱的，無法解釋人類的活動是怎麼交織於生命網絡當中。引用環境歷史學家Carolyn Merchant 所說的，他提到，要理解世界性的歷史轉變，我們必須朝向分析這些交互連結的，交互滲透的生命網絡，去探究這些被生產出來的，多餘的人類自然，以及這些概念的不斷再生產。如此的想法，不只是對於「綠色算式」的批判，這種交織的，交互滲透的生命網絡概念，事實上應該是相對於二元對立「綠色算式」的另一種選擇。
Moore教授接著闡述了他近年來，與諸多學者共同合作推動的「社會生態學（World Ecology）」。此一系統性剖析資本主義的概念，希望闡述的是資本主義怎麼以然交織在我們對「自然」，以及「自然作為生產性資源」等，基本的、範疇性的與行動。資本主義成為了某種組織自然的系統，同時也組織了種種交織的生命網絡。
這當中就包括了氣候變遷。面對地理學內部物質地理學（geo-physical）與歷史地理學（geo-historical）的分立，Moore教授表示其實我們應該更多地朝向整合性的歷史地理學發展。歷史地理的分析可以帶來怎麼樣的新視野呢？Moore教授透過一張圖來進一步說明：在這張圖表中，統計資料顯示了過去2,000年來，在北半球，重要氣候變遷的時刻，同時與重要的政治經濟變遷，兩相重疊。每一次當氣候劇烈變遷，意味著某個文明的終結，或是劇烈地重組。我們同時看到對應氣候變遷的危機，以及危機在社會體制與文明型態上，所引發的劇烈變化。
這同時回應到Carolyn Merchant提出的生態革命（ecological revolution），意味著社會力量，生產模式，以及市場，和我們所認為的「社會領域」，都在每一個層次上與生命網絡緊緊地串連著，密不可分。這個以歐洲漫長的16世紀為中心，發展出來的資本主義歷程，同時伴隨著的，是歐洲向外征服，對於所有歐洲之外的人事物，加以分類，並且試圖將其文明化。Moore教授特別提到，這種「文明化」，在實質，在歷史上的事實，是歐洲將其之外的地方加諸以「發展」，並且汲取（extrapolate）進資本積累當中。這一點同時也打破了既有的，我們對於「人」與「自然」對立的想法，也就是說，推動歷史演變的，並不如Malthusian crisis理論所說的，是源自於人口增長速率遠高過於農業生產數量，所造成的歷史變遷與人口移動。這些世界歷史的問題其實取決於世界生態 （World Ecology）這樣的概念叢結；也就是說，世界性的，歷史性的變化，取決於生命網絡當中的權力宰制關係。更重要的，Moore教授表示，在世界大氣層當中，作為一個權力宰制體系，資本主義已然存在於生命網絡裡。這同時是一個伸縮自如，觸角不斷延伸的體系，仰賴著移動，遷徙到資本和帝國的邊疆之地，也就是這些在資本帝國眼裡，尚未被文明化的地方。
重新詮釋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中，有關勞動與工作（work）的章節，Moore教授提到了其實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提到了「工作」所改變的，不僅僅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也更基本地重構了人與人關係。工人在塑造環境的同時，環境也反過來形塑了工人，這個雙向滲透的現象，是Moore教授相當強調的論點。他表示，我們可以在世界文明史當中，看到同樣的辯證關係：文明創造環境，同時環境創造文明。舉例來說像是地景、水文、資源的管理，都帶有這樣雙向動態的特質。階級、生產與再生產、宰制，都恆常地處在如此動態的環境當中。
資本世&兩種人類世（the two Anthropocenes）
分析當前流行的人類世概念，Moore教授提到，當前我們提及的，其實是兩種不同的人類世概念：一為地質概念的人類世（the geological Anthropocene），指的是在數百萬年前至今，人類對地質形成影響的高峰期：這包括了三個特殊的物質與其影響：核子（nukes）、雞骨頭（chicken bones），以及塑膠（plastics）。另一種人類世，則是流行人類世（popular Anthropocene），指的是人類所主導的時代，受制於，同時也不斷生產出種族主義，性別歧視主義等宰制權力體系的人類時代。這個人類時代同時也永恒地追求廉價自然，不斷地在資本體系中透過將自然，以及生命網絡當中的生命給廉價化，來追求資本積累，這當然包括了你和我。
但是這種流行人類世，又再次地延續了「人」與「自然」這樣的二元對立。其危險在於簡化了氣候危機，將之單純地視為對於二氧化碳的風險控管。Moore教授認為，我們必須持續地，挑戰這種單純地，去歷史地，將氣候危機歸給所謂「人類」，這樣的論述，而沒有考量到資本主義在其中的作用，帝國在其中的作用，以及歷史在其中的作用。所謂的「人類」，在這種流行人類世的理解中，變成了沒有階級，沒有性別，也沒有移動的範疇。這樣的非歷史的流行人類世，當然不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同時，也如同Donna Haraway所說的，我們必須同時地對於這個「全球」的藍圖，這個想像，這個美學式的預設，有所警惕，更重要的，人類已然在此「全球」的概念，這個「全球」的現實當中，人類與自然從來就不是兩相分離的二元狀態。
是在這樣的分析下，Moore教授進一步談到，資本世（Capitalocene）這個概念，要挑戰的是「流行人類世」的概念（而非針對「地質人類世」）。資本世是要以一種分析性的，政治性的態度，介入我們當今的氣候危機。也就是說在這個全新世的末端，我們必須理解到這同時是一個氣候階級化，氣候父權化的時代，以及氣候種族隔離的時代。亦即，氣候危機其實應當被理解為過去兩千年來的地理歷史危機，更正確的來說，氣候危機指向的是Carolyn Merchant 所說的生態革命（ecological revolutions）。這一整個危機牽涉到自羅馬在2世紀中葉的衰敗，以及在其後一千年間的歐洲的遷徙與變化。牽涉到西元350年間，在歐洲出現了急劇的乾旱，將所謂的“barbarians”推進了羅馬帝國的領域，緊接著的是之後一段長遠的黑暗時期。這一群進入原先羅馬帝國領域的人，定居之後，成為耕種為生的農民，他們同時組織了地方，建立起了社會網絡，並且相當的挑戰了歐洲既有的貴族階層。可以說，羅馬帝國的衰敗，意味著羅馬帝國1%統治階層的瓦解，當這些金字塔上層階級瓦解了，所有人的生活都被改善了。
當中世紀歐洲，進入了相對溫暖的狀態，也就是所謂的中世紀溫暖時期（Medieval Warm Period），當氣候變得溫暖，統治階級又有所復興。但是當西元1300年間，歐洲進入了小冰河季（Little Ice Age），文明與政治危機又再度浮上檯面。在西元1400年間，人口增長與土地稀少的問題，配合著領主們不願地進行相對應的組織調整，結果是饑荒，死亡，與底層反抗的興起。既有的封建體制沒有辦法在歐洲繼續，他們進而轉向歐洲之外世界的征服與探險。總結地來說，氣候變遷的歷史，牽涉到的不僅僅是氣候變遷，還涉及更多文明，發展，以及危機的歷史變化。在我們這個時代，很多人提到有關世界終結的想像，這似乎成為了一個比想像文明終結，要容易的想望。但是，事實上，文明是有生命週期的，文明出現，文明也會死亡。幾乎沒有任何的文明可以活過氣候變遷。氣候變遷不是世界的終結，氣候變遷代表了某個文明的生存危機，但不代表世界整體的終結。相對的，資本主義才帶來了許多文明的終結。可以說，我們所面對的一個氣候變遷危機，已然產出兩種與其對應的不同政治形態：一者是廉價大自然（cheap Nature）的終結，另一則像是糧食主權（food sovereignty），氣候正義（climate justice），這些新的，從本體論層次裡衍伸出來的政治形態。Moore教授在此小結到，這些氣候變遷的歷史，提醒我們地質人類世，與歷史地理學如何指向同樣的分析路徑。
Moore教授最後，以希望的生態學（Ecology of Hope），來回應當下流行的人類世悲觀主義。假使我們面對氣候變遷時，不同時面對其中存在的政治，權力問題，那麼，的確，當今二氧化碳過度排放的主要兇手，就是身為人類的你我。但是，認識到這個人類作為環境變遷重要影響力的同時，我們必須進一步提問：誰應該為這個資本主義衍伸出來的氣候危機，負起主要的責任？我們必須歷史化這些問題，歷史化溫室效應排放，和資本主義積累，兩者的互相連結。假使資本主義不終結，假使我們持續地將自然放在資本主義掠奪，便宜資源這樣的架構之下，Moore教授表示，那麼這個氣候危機也將持續惡化。將這個不斷追求廉價大自然，同時繼續將自然廉價化的資本主義架構，追溯到15世紀哥倫布的航海探險，Moore教授提醒我們，他所說的這個牽涉到氣候變遷危機的資本主義，並不起源於歐洲，而是起源歐洲開始與世界其他地方，不斷翻新的戰爭、征討、槍枝、彈藥、奴隸的全球流動，這樣的動態體系之下。這種尋找疆界的帝國，進行資本積累的，這種歷史化的資本主義。
Moore教授也追溯了當下流行的藍色地球生態主義，也就是當今這個「流行人類世」概念的前身，其自1960年代開始的歷史。當下我們所看到的，所想像的，一個乾淨的，純淨的地球，漂浮在黑暗太空中的一顆藍色星球，這樣的世界想像，Moore教授提到，其實出自於長遠的1960年代，由反對美國入侵越南此一戰爭開始的，對於資本邏輯，歐美霸權，對於種族主義與二戰後冷戰霸權的反省與批判。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的尼克森總統，當時提出這種環境主義，用以平息來自各方的批評與反抗聲浪。1968年，當Population Bomb這一篇文章被出版時，所謂的「地球船艦」這樣的想像，在這個船艦上人口爆發，暴亂不斷，這樣的敘述被生產出來時，整個新的Malthus人口爆發理論，也在1968年被賦予了新的意象這種地球作為太空艦（space ship），同時也作為一艘很臭很髒的奴隸船艦（slaveship），這樣的意象。難道這樣的意象不令人絕望嗎？Moore教授提到，一點也不：因為奴隸的反抗與起義，其實是最精彩，也往往是最有力量，最富有希望的運動。因此，在這樣的意象裡，我們可以重新想像，氣候變遷危機，作為歷史地理危機，但同時，我們也可以開始邁向一個新的「希望的生態學（an Ecology of Hope）」。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主义带来的不是资本世，而是“鬼魔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