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苏联特务鲁迅140周年冥诞

《鲁迅诞辰140周年：150多个笔名记录战斗的一生》（真数 2021-09-25）报道：

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让一个个历史书上的人物以另一种姿态走进大众的视野。剧中的演员，无论是造型、五官还是神态，都能找到历史人物的影子，获得了无数好评。鲁迅是其中人气颇高的角色，只要“迅哥儿”出场，弹幕就会出现各种表白。

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弃医从文，将文字化为匕首，刺破黎明前的黑暗，召唤人们向光明前进。鲁迅将对黑暗、暴力、侵略的愤恨，对国家、民族、人民的期望，深深地刻进文字，嬉笑怒骂，但却力透纸背。

古往今来，无数时代的光鲜者在历史中被遗忘，但鲁迅的文章仍然被无数人推崇。面对无病呻吟、顾影自怜的“缺钙文字”，我们不能失去鲁迅。

今天9月25日是鲁迅先生140周年诞辰，这位在中国社会转型前夜探求光明的伟大作家，留下的，是不断与时代搏斗的勇气和不屈的灵魂，不断被世人缅怀。鲁迅先生140岁了，但他从未离开过我们。

150多个笔名记录战斗人生

鲁迅先生一生使用过150多个笔名，是中国现代作家使用笔名最多的一位，而“鲁迅”则是其使用最多、影响最大的笔名。“鲁迅”首次见于1918年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此后，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的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等共有500多篇。

关于“鲁迅”这个笔名，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记录鲁迅对此的解释：母亲姓鲁，周鲁是同姓之国，取愚鲁而迅速之意。鲁迅先生本人将“鲁迅”的寓意解释为：“‘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迅行”是鲁迅1908年发表《文化偏至论》时使用的笔名，有迅飞疾驰、奋勇前行之意，也可以窥见鲁迅作为一名革命斗士，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浴血奋战的决心。

在以笔为刃、大杀四方的革命岁月中，鲁迅用一个个深刻寓意的笔名发表一篇篇战斗性的文章，也是一种斗争艺术。鲁迅先生的笔名，记录了一个伟大革命者坚韧战斗的历程。

国民党通过北伐“统一”中国后，企图在意识形态上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迫害、镇压甚至枪杀左翼作家。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在白色恐怖下，以笔为矛，字字发聩，进行了激烈的反文化“围剿”斗争（1927年-1937年）。仅在1933年至1935年的短短三年中，鲁迅就使用了74个笔名，希冀更多的文章得以发表，足见当时斗争形势的严峻和鲁迅坚定的战斗锋芒。

鲁迅的笔名数量虽多，但并非都是随手拈来，大多蕴含深意。鲁迅曾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写道：“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例如1912年发表《<越铎>出世辞》时首次使用的笔名“黄棘”，就出自屈原《九章·悲回风》中“借光景之往来兮，始黄棘之枉策”，寓意“以神木策马，驱之疾驰”，自喻迅猛前进的决心；“越丁”则为“越地一丁”，寓意鲁迅的家乡——古越之地浙江绍兴；“孺子牛”则借《左传·哀公六年》齐景公“为孺子牛而折齿”的典故，表达其对革命事业、人民大众的奉献精神。

一个个笔名，是这位中国文化革命主将勇敢、坚定、忠诚的永恒碑记。

“自我”的发现与书写

鲁迅的小说数量有限，而且大多是短篇，但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在鲁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是最常使用，也是使用得最为复杂的叙述艺术。鲁迅将自传性经历融合到了虚构的叙述当中，在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虚构叙述中表达自我的内心体验和情感。

文化评论员李欧梵曾说：“在鲁迅的小说中，约有三分之二用了第一人称”。在《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的25篇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占12篇，将近一半。

鲁迅代表作小说几乎都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的视角，如《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故乡》等，多被收录在《呐喊》当中。

第一人称“我”在鲁迅作品中承担了重要作用。鲁迅常借用“我”来叙述故事，在断断续续地讲述中跳动着“我”的影子。如在《祝福》中，“我”在祥林嫂人生经历的叙述中就呈现隐形的状态，时隐时现，也带领读者不断地与作品拉进或拉远。

鲁迅的第一人称叙述，常以复杂的手法，表达一个知识分子追求解放自由而又苦闷彷徨的体验，构筑了鲁迅小说中关于“自我”的底色和传承性，形成鲁迅小说独有的气氛，李欧梵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有意识地发展小说叙述者复杂艺术的第一人”。

色彩意象：小说语言的装扮色彩

鲁迅的小说世界是一个充满悲凉、愤怒、彷徨、希望、呐喊、绝望的世界，也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鲁迅在文学创作中赋予了色彩以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强烈的色彩感是鲁迅文学语言艺术的一大特色。

经统计，鲁迅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部小说集的33篇小说中，使用的颜色词达76种，共使用721次，不仅涵盖了黑、白、红、黄、蓝、绿这六大类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颜色词，还以基本色为焦点运用到花白、青白、土黄、橙黄、桃红、肉红、灰绿、石绿等具体的色彩层次上。数据统计发现，鲁迅小说语言中使用最多的颜色为白、黑、红，分别占31.90%、19.56%、17.34%。

白色是鲁迅小说中使用最多的色彩语言。鲁迅小说中的白色意象或隐喻缺乏生命的活力或者死亡，如《白光》中多次名落孙山的陈士成“灰白”的脸色；或隐喻凶残恐怖，如《狂人日记》中吃人者“白厉厉”的牙齿；或隐喻腐朽、愚昧、落后，如《药》中“花白”胡子的茶客；或隐喻社会环境的阴冷和寂寞，如《祝福》中“灰白色”的沉重晚云。

黑色在鲁迅小说中常常隐喻着社会环境气氛，渲染阴森、罪恶、邪恶、死亡、恐怖的氛围。《狂人日记》里“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就直接而强烈地将浓重阴森的环境氛围呈现到读者面前，给人以阴郁、压抑之感，反映了封建制度“吃人”的可怖和魑魅魍魉专行的绝望。

红色则隐喻着精神病态和精神创伤，也就是在封建礼教制度的束缚和压抑下，国民精神受到的扭曲和损害。《药》中鲜血淋漓的馒头，《狂人日记》中记录着“吃人狼子”的“通红斩新”书卷，以全篇中唯一的暖色调，刺红了全文的昏暗、阴晦，带来阵阵压迫。

鲁迅小说广泛运用白、黑、红三种颜色为主的色彩意象，与鲁迅家乡浙江绍兴的地方戏中角色的装扮色彩密切相关。绍兴地方戏曲的角色装扮喜用红、白、黑等色彩鲜明的颜色来隐喻角色性格、品质，以便更为清晰、强烈地被观众感知。这些都对鲁迅后来的艺术审美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并融入文学创作中，使得作品语言具备更为独特的表现力。

动物意象：动物隐喻下的人性社会

鲁迅笔下的动物世界异常丰富独特，涉及二十余种动物意象，从贯穿小说创作始终的“狗”“狼”意象，到较少出现的狮子、狐狸、鸟雀，鲁迅对动物世界的描绘与对人文世界的刻画相互指涉，“人”与“兽”的纠葛在字里行间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在《呐喊》《彷徨》的25篇作品中，“狼”和“狗”的意象出现最多。涉及“狼”意象的小说篇目有6篇，共18处，涉及“狗”意象的有9篇，共17处。

不论是在《狂人日记》《阿Q正传》还是《祝福》中，狼总是以“吃人”的残暴形象出现，这指代着吞噬民众的的旧文化、旧理论，那个“吃人”的旧社会。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与“狼”不同，“狗”是忠于主人的奴隶，攻击性、凶残性远不如“狼”。鲁迅笔下的狗，摇尾乞怜、趋炎附势、恃强凌弱，极尽讨好服从主人，却对陌生人狂吠的嘴脸，正是代表着鲁迅深恶痛绝的旧文化、旧制度的卫士。

《狂人日记》：触目惊心的“吃人”狂欢

作为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无疑是鲁迅作品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小说以“狂人”的视角，窥见歪歪斜斜的历史字缝里，满本都写着触目惊心的“吃人”两字，揭开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狂人日记》中，有12个与“吃”相关的动作，这些动作一共出现了55次，“吃人”一词使用了28次，独立成词的“吃”出现了15次。

除了和“吃”相关的12个词之外，与“吃人肉”相关的行为还有13个，例如“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唇边还抹着人油”“用馒头蘸血舐”“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等等，令人陡生“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的悲凉。短短四千余字，满目“吃人”景观，鲁迅用一场惊悚的“吃人狂欢”，发出震聋发聩的呐喊——“救救孩子”！

那些年，我们一起学的鲁迅

从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的作品就被选入语文教材，直至今天，鲁迅仍然是作品被选入语文教材最多的作家之一。

鲁迅的作品常被认为文字晦涩难懂，有人认为鲁迅部分作品语言和思想太过犀利，不够贴近生活。近年来，一直就有鲁迅作品将被“请出”语文教材的传言。但鲁迅作品进入教科书的近百年间，不论篇目如何更改，数量如何增减，课本里的鲁迅仍是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集体记忆。

当前使用的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文章数量为11篇，仅为最多收录时期（第7套和第8套）21篇的一半，但保留的大多是《祝福》《故乡》《社戏》《记念刘和珍君》等历套教材中收录次数最多的、最为经典的篇目。从这些文章中，当代青少年仍然能够从作品中体会到语言的深厚，看到百年前文豪的身影与精神。

从选入教材的鲁迅作品体裁上看，小说和杂文比例较多。中国现代小说是在鲁迅笔下开始和成熟的，因此，鲁迅的小说在现代小说中具有代表性。入选小说所呈现的，基本是发生在鲁镇这样一个微型中国社会中的生活，反映封建制度对人的迫害，寓意深刻。

鲁迅的杂文入选篇数也比较多，但是篇目有较大变动，与国内政治环境变化有很大关系。早期鲁迅杂文收录较少，是由于建国初期领导人认为“鲁迅杂文时代已经过去，鲁迅所用的冷嘲热讽，隐晦曲折不再必要了”，到了大跃进时期（第三套至第五套教材），政治活动频繁，鲁迅杂文具有很强的斗争性，为教育所需要。在经济建设时期（第六套至第八套教材），语文教育走上正轨，但余波未平，变化不大。90年代（第九套至第十套教材）后，教育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得到加强，鲁迅的杂文数量依然保持较高。新时期（第十一套），语文的人文性加强，工具性、政治性削弱，体裁数量相对平衡。

鲁迅的散文入选教材，经历了一个逐渐被重视的过程，反映了语文教育的人文性逐渐增强。鲁迅散文语言优美，贴近学生心理，适合中学生学习，能够很好地与学生产生共鸣，传递情感。《记念刘和珍君》悼念烈士，揭露黑暗，既具战斗性又有抒情性，对于中学生来说具有鼓舞力和贴近性。

当我们读鲁迅时，我们都在想什么？

中学时代虽流行着“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顺口溜，但离开校园，鲁迅仍然是最令人念念不忘的作家。曾有数据统计，年轻人聚集区的B站最受欢迎的作家就是鲁迅。那么，当人们穿过历史，现在品读鲁迅，都读到了什么？

我们对豆瓣上《呐喊》书评的540条共52万字长书评进行收集、分词，筛选无意义词语后提取高频词汇。

通过对豆瓣《呐喊》书评的词频分析发现，高频词汇按照其指代意义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小说内容的提及，如阿Q、孔乙己、狂人等；第二类是对小说意义内核的概括，如中国、社会、希望、生活、时代、精神等；第三类则指向鲁迅本人，如先生、文章、作品、作者等。

今天，一声“先生”难以道尽对鲁迅的尊重与敬仰，我们在读鲁迅时仍然能不断地回看和审视自己。阿Q、孔乙己、狂人，这些鲁迅笔下的人物形象在近百年后仍然经典不衰，在鲁迅批判现实的犀利笔触下让我们感觉处世的真实与警觉，积淀成中国人居安思危的生存哲学。

许广平曾说：“鲁迅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走到大街上，绝不会引起一个人的注意。但在讲台上，在群众中，在青年们的眼里所照出来的真相却不一样。他那灰暗的面孔这时从深色的罩上面纱的一层灰暗放出夜光杯一样的异彩。”鲁迅的光彩，不仅仅为当时的青年照亮了探索的一隅，也仍然在当代青年的心中熠熠生辉。

作者：毛依凝 罗雅丽 马凡惠（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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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邓林琪.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变迁[D].海南师范大学,2020.

网民哀嚎：

charley3 发表评论于 2021-09-26 06:45:15

呵呵，中共的统治下，别说鲁迅这样的刺头了，就连老舍这样的顺民照样整死。亏的鲁迅死得早。不过这样也不成，中学课本在剔除鲁迅的作品，现在的学生还知道刘和珍君吗？

hua0928 发表评论于 2021-09-26 06:36:04

看看当下共产党治下国内的老百姓，和一百多年前鲁迅猛烈批判的那个年代的麻木愚昧的中国人有啥区别么？一百多年了基本没变！

groogle 发表评论于 2021-09-26 05:10:00

这样的人现代也有不少 不过早被关进监狱了

谢选骏指出：鲁迅是条变色虫，连名字都是假的——150个假名！多功能随机应变的虫子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文献之中。

，

《鲁迅长孙周令飞：“鲁迅说”大多数都不是鲁迅说的》（2021-09-25 中国新闻网）报道：

9月25日，是鲁迅诞辰140周年的日子。前后几天，周令飞非常忙，作为鲁迅的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他需要出现在天南海北各种纪念活动中。

最后，采访被安排在一个会议的茶歇时间。地点也非常鲁迅——绍兴咸亨酒店，因为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咸亨也是鲁迅故乡的地标之一。

鲁迅又“回来”了

2021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周令飞虽常回绍兴，但这还是他第二次出席如此隆重的纪念大会。上一次还是2011年，鲁迅诞辰130周年。

纪念的主体不变，但周令飞还是觉得，和十年前相比，如今鲁迅更“热闹”了。“他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次数变多了，网络上关于鲁迅这一话题的点击量也变高了，鲁迅又回来了。”

鲁迅又回来了，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十年前，提到鲁迅，很多人都会联想到《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教科书中的作品，会认为鲁迅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形象。那个鲁迅，严肃、不苟言笑。

但十年后，鲁迅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流量担当”。周令飞做过一个统计，网上研究鲁迅的文章有8万多条，将近3亿字。

这只是学术上的“热闹”。更多时候，鲁迅很忙，忙着普度众生，忙着道尽世间“真理”。

“学医救不了中国人”？

“年轻人，多吃蔬菜，少熬夜”“本身就穷，折腾对了就成了富人，折腾不对，大不了还是穷人”“有时看错人，不是因为瞎，而是因为善良”……

“这些网上的‘鲁迅说’，大多数都不是鲁迅说的。”周令飞说，近年来，鲁迅从教科书中那个匕首、斗士，转变为被追捧的人生导师。究其原因，是人们在物质日渐满足后对精神的追求。

他提到，鲁迅在作品中对国民性的批判、呈现的价值观，以及他“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斗争精神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都能引起不同阶层、年龄、岗位人们的共鸣。

“这好比一笔文化遗产。”周令飞提到了那句著名的“被玩疯了”的“两棵枣树”。

以前有人问他，鲁迅作品中这两棵树有什么含义？周令飞回答不出来，只觉得是强调，是文学上的一种技法。如今，他恍然大悟。他的理解是：“一棵是物质的，一棵是精神的。”

他说，鲁迅就是一个“精神斗士”，也是中国精神的集大成者。这才会引发青年人的追捧。他们不再止步于追求“我要买个房子、车子”之类的物质满足，而是想要一种精神慰藉，于是鲁迅成为各取所需的心灵港湾。

从平面走向立体的鲁迅

鲁迅以各种方式“回归”，在周令飞看来，这能让大家见到更立体的鲁迅。“我不想大家一谈到鲁迅，就都是眉头紧皱、刻板严肃的平面斗士形象。这样的鲁迅，反而就不可爱了。”

他提到，以前大家见到的鲁迅，都是在教科书中，都是平面的。包括他自己，接触自己的祖父也是从课文开始。每次都是打开课本，再提炼中心思想。“可以说，老师的理解就是我们的理解，老师的想法就是我们的想法。”同学们也常常调侃周令飞：“又要背你爷爷的文章。”

周令飞坦言，学生时代这些内容自己也无法理解。《狂人日记》《阿Q正传》中对国民性的批判，也是似懂非懂，自己对祖父的认识是一知半解，或者说“一片空白”。

后来，他明白，似懂非懂，是因为鲁迅的那个世界，那里面的人，都是几十年后大家所不熟悉的，这让很多年轻人对于鲁迅望而生畏。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去走近、探究鲁迅这一位“80后”大叔。

比如在B站弹幕中、在脱口秀段子里、在影视剧里，鲁迅都以极其特别的方式出场；《狂人日记》《阿Q正传》里的不少桥段，成为网络热梗。

周令飞还遇到过rap、交互手游、文创产品等传播鲁迅的方式。他觉得，严肃的方式也好，诙谐的方式也罢，他都不反对，戏说的方式也可以，但要有底线，诽谤、侮辱可不行。

他想起了一个在武汉让人大为恼火的场景。在一个小摊前，店主挂出了鲁迅的图片。原本画中是鲁迅手持烟卷，但到了这里，烟卷变成了签子，上面串了臭豆腐。

旁边还写着“鲁迅说：臭豆腐好吃”。

这个他觉得突破底线了。

另一个要点，是基于真实。他谈到了之前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剧中鲁迅趴在地上写《狂人日记》，稿纸散满一地。但周令飞觉得，这个有点夸张。

在家族记忆中，祖父是个很整洁的人。买了东西的牛皮纸，他都要一一打开、叠好，再把系在上面的牛皮绳缠起来。甚至在鲁迅去世前几个小时，他都选择下床走到桌子边写下便签，说“我病重了，赶快找医生来。”

他觉得这样一个讲究、有条理的人，不可能会把稿子四散，趴在地上写毛笔字。“这个感觉和他的性格完全不符，这样的艺术表达对认识鲁迅没有帮助。”

但无论如何，周令飞还是希望能通过多种载体、方式，让更多人看到立体、3D的鲁迅。“也许鲁迅诞辰150年的时候，社会对他的看法，又不一样了。”

家人眼中的鲁迅

无论社会给予鲁迅怎样的立体表达，在周家人眼中，生活中的鲁迅，是有七情六欲的，是鲜活的。获得这个认知，周令飞用了二十年。

二十年前，他对祖父的认识是一知半解，或者说是“一片空白”。之前在祖父的光环下，他甚至会回避甚至逃避有关鲁迅的一切。

二十年后，他开始做鲁迅工作，又是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接下了传播和普及鲁迅精神和文化的重任。“这些年来我进步了，可以说和祖父最亲近。”周令飞说，这是每天在一起的二十年。他了解到，鲁迅并不是世人眼中横眉冷对的样子。“他的笑容比严肃多。”

幽默、爱笑，喜欢喝酒、抽烟、聊天、美食、看电影。周令飞给鲁迅贴上这几个“标签”。

他说，鲁迅是多面的。作家鲁迅和生活鲁迅、严肃的鲁迅和好玩的鲁迅、有钱的鲁迅和孺子牛鲁迅、精神鲁迅和物质鲁迅，都是不一样的。这个鲁迅，甚至喜欢恶作剧。

1926年—1927年，鲁迅在厦门大学国文系担任教授。有天他去当地一个理发店理发，穿得不怎么讲究，甚至有点破烂。理发师怕他不付钱，就潦潦草草地给他剪了个头。剪完后，他从兜里抓了一把钱，塞到理发师手里就走了。

第二次，鲁迅又找了这个理发师。理发师想好好招待鲁迅，刮脸刮得特别认真。结束后，鲁迅掏出一把钱，从中拿了两块给理发师。理发师懵了：“为什么上次我随随便便剃个头，你给我那么多钱，今天却只给两块？”鲁迅说，上次我是随随便便给的，今天我也认真了。

这是周令飞在鲁迅回忆录中看到的，如今仍令他印象深刻。他没想到，祖父这么“好玩”。他领悟到，教科书中的鲁迅，只是平面的，生活的鲁迅才是三维、立体的，他甚至比别人的祖父更有快乐细胞，更有生活气息。

比如鲁迅十分好客，经常邀请朋友到家做客。有次他打开门，看到围坐在一起的朋友，十分开心，跳着华尔兹，嘴上数着节拍就进来了；他喜欢美食，却不会做饭，经常下馆子；他十分文艺，在上海的十年间，看了100多部电影，在和许广平恋爱的两年时间里，写了160多封信；他喜欢坐汽车出去兜风，喜欢喝茶，喜欢喝酒，喜欢微醺的状态，喜欢金石篆刻，喜欢拓片，喜欢碑贴，喜欢木刻，他喜欢很多东西。

周令飞觉得祖父有一颗好奇心。这一点周令飞觉得自己也遗传了祖父的基因，喜欢接触未知的东西，经常找一些不知道的事情去了解，而且还要把它钻研透。

周令飞曾经庆幸，幸好自己没生活在祖父身边，不然每天都要被祖父“打屁股”。但父亲周海婴的回忆，颠覆了他的想象。

周海婴提到了鲁迅为数不多“管教”孩子时的场景：报纸卷成棍子状，抓起儿子就“啪啪啪”地朝着屁股打。“声响虽大，但一点也不疼。可你也能感受到他确实很生气。”周令飞说，鲁迅生气并不是一两天都闷闷不乐，可能过个5分钟、10分钟就好了。

他看到了这个“斗士”心底的柔软。这个柔软，不是像刺猬一样，把刺留给别人，而是一种敢为四万万民众鼓与呼的善良。

鲁迅到国民政府的教育部任职后，每个月的工资也有两三百块大洋。这是什么概念？周令飞作了个比较：那个时候，佣人的工资是一块大洋。他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栋房子。

虽然收入颇丰，但鲁迅手头并不宽裕。周令飞解释说，祖父曾拿出很多钱支持革命者和青年人，还帮助萧红、方志敏和一些共产党员、年轻作家出版文集。这些在鲁迅的日记里都有所记载。“这也是祖父为国为民的情怀，就像他弃医从文，也是为了劳苦大众。”

不过作为鲁迅的后代，周令飞有时候也会有困惑。

前几年，周令飞曾经和日本文豪夏目漱石的孙子对话。夏目漱石的孙子说，自己前半辈子一直生活在一种恐惧当中。作为夏目漱石的后代，每天就是被人家说，你应该会写作，你不会写作，就是数典忘祖。但夏目漱石的孙子后来学的是漫画，从事漫画评论工作，人家也说这是不对的。

那一次对话让周令飞很有同感。

周令飞记得自己的父亲周海婴，在大学时候会打桥牌，也会跳交谊舞，但别人就会说，鲁迅的儿子怎么可以打牌跳舞，不好好读书。

周令飞本人，有一件事印象深刻。有一次有人给他递烟，他说不会抽烟，对方很诧异，鲁迅的孙子怎么可以不抽烟呢？鲁迅不是整天抽烟吗？这让周令飞哭笑不得。

不过，这些年鲁迅的“去脸谱化”，让公众对鲁迅的了解越来越丰富多元。这样哭笑不得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了。这也是周令飞和鲁迅文化基金会孜孜以求的目标，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了解丰富多彩的鲁迅和鲁迅精神。

今年祖父140岁。在周令飞眼里，祖父依然鲜活、生动，很有生命力。

谢选骏指出：这个“鲁孙”和那个“鲁迅”一样下贱——好的东西贵给自己，坏的东西推给别人；年轻时候叛逃，老了以后回归……两头通吃，岂不快哉。

《鲁迅外国好友身份曝光，窃取美国情报，秘密为苏联服务20年》（在下左慈 2020-08-12）报道：

这个德国人，是鲁迅笔下的好友，还是一位苏联间谍。曾在上海、东北、英国为苏联人刺探情报，她在国外情报界名噪一时。被认为是“苏联有史以来最出色的间谍之一”，那她到底做过哪些事情，让她既可以和鲁迅交往，又能当间谍。

这样有名的女人，她叫乌苏拉。鲁迅日记中最早出现她的记载，是以“汉堡嘉夫人”的名字出现：“1931年6月11日，晚冯君及汉堡嘉夫人来，赠以《士敏土之图》一本。”

乌苏拉1907年出生在德国的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一家人大都为共产党服务。父亲罗伯特·库钦斯基被视为德国左翼经济学家，善于运用统计学知识揭示德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揭开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伪面目。他的六个孩子，有5个是共产党。

乌苏拉入党时19岁，后来在图书馆和出版社工作。因为她的共产党身份，让她后来失业了。在柏林，她和第一任丈夫鲁道尔结婚，丈夫也是共产党。

1930年德国内部形势，让夫妇二人呆不下去。鲁道尔在上海找到一份建筑师的工作，当时上海的房地产发展不错。也因为丈夫有这样一份体面的工作，让乌苏拉出入上海外国人的高等圈子。

经常参加各种贵妇圈的乌苏拉，觉得身边的阔太太宛如一具活着的死尸。她们整日游手好闲，家务全交给中国仆人。因为乌苏拉的信仰使然，她非常排斥这些状况，并极力远离。

为此她企盼和党组织建立联系。极为巧的是，她认识了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将之介绍给佐尔格。同时也认识了鲁迅、陈翰笙、宋庆龄、丁玲等人。

鲁道尔夫妇到上海第二年，就发生了九一八，次年发生上海一二八抗战。不久希特勒在德国执政，乌苏拉彻底投身到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

在佐尔格的影响下，乌苏拉成为了苏联间谍。从此乌苏拉成为了苏联间谍，为情报事业奉献20多年。

1933年佐尔格去了日本，乌苏拉去了苏联受训。1934年夏秋，她被派去沈阳当间谍。

在这里她和恩斯特一起工作，二人日久生情，乌苏拉在1936年4月有了第二个孩子。乌苏拉的丈夫对乌苏拉的出轨不关心，对乌苏拉的第二个孩子如同自己的孩子。

在沈阳时，乌苏拉租住在张学良以前情妇的别墅中。公开身份是书店经销商，有在丹东活动，和当地的抗联游击队有联系。乌苏拉除了搞情报外，还要为抗联游击队买炸药。1935年时，一位和乌苏拉接头的同志被捕，乌苏拉及时撤去北平免遭逮捕。

苏联也担心乌苏拉和恩斯特的感情，会让乌苏拉的间谍身份暴露，就将二人撤回苏联。

乌苏拉的贡献卓著，苏联人为此授予红旗勋章，还有上校军衔。

1938年秋，她被派去瑞士当间谍，在这里她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这时她的德国护照失效，为了能让乌苏拉继续留在瑞士，苏联派伦·毕尔顿和她假结婚。伦·毕尔顿和乌苏拉弄假成真，乌苏拉有了第三个孩子。

1941年时，乌苏拉到了利物浦，和早来英国的父母取得联系。乌苏拉的新住地和英国研发原子弹的基地很近，乌苏拉因此和为苏联提供核情报的克劳斯·福克斯合作。克劳斯·福克斯是德国物理学家，早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当时正参与英国和美国的原子弹计划。

1949年底，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设局抓捕了克劳斯·福克斯，克劳斯·福克斯在次年1月承认了自己的间谍身份。乌苏拉未免连累自己，提前去了东德。

回到东德后，乌苏拉以亲身经历写成过小说，但当局害怕泄密不准出版。直到1977年才以《索尼娅的报告》为名出版自传，索尼娅是佐尔格给乌苏拉的代号。这本书轰动图书界，获奖不少，也让美英情报部门懊恼不已。

美英情报部门为弥补，派间谍和记者上门问询。起初，她不想接受，但拗不过才答应了。

2000年7月7日，乌苏拉死于柏林。

欸，你说鲁迅当年知道乌苏拉的苏联间谍身份吗？

1936年7月，爱版画的鲁迅自费精印了103部。40本为赠送本，鲁迅将一本送到乌苏拉手上。

谢选骏指出：鲁迅不仅知道乌苏拉的苏联间谍身份，而且鲁迅自己就是一只苏联特务——

《鲁迅发给红军的贺信》（2006年08月01日 解放军报）报道：

红军艰苦卓绝的长征举世闻名，得到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声援和支持。鲁迅先生就曾在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与著名作家茅盾联名给红军发来贺信。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这封贺信的具体情况一直没有公开，成为史学界颇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去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14卷，公开了这封珍贵的革命文献，笔者抄录了全文：

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卖国军下的士兵是拥护中共、中苏此项政策的。最近，北平、上海、汉口、广州的民众，在军阀铁蹄下再接再厉发动反日反法西斯的伟大运动，证明全国的民众又是如何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救国大计！

英雄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全国同胞和全国军队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XXXX

一九三六、三、廿九

这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在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95期全文刊载，主要是祝贺红军渡河(黄河)东征的胜利，表达了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抗日救国大计的信心和决心。全文短小精悍，充满战斗精神，更像一篇演说词。

有的媒体把“贺信”也称为“贺电”。最早记述鲁迅庆贺红军胜利一事的，是鲁迅先生的挚友冯雪峰，他在1951年发表的《党给鲁迅以力量》中说：“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他和茅盾先生共同转转折折地送去过一个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庆祝胜利的电报。”

关于庆贺红军胜利的事，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中有过回忆，大概意思是1936年春节后的一天，他到过鲁迅家中，后来鲁迅送他下楼时曾对他说：“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茅盾说很好，就是担心电报怎样发出去，鲁迅说交给史沫特莱办就可以了。至于最后怎样辗转到中共中央，史料记载不详。每当有人提起鲁迅、茅盾发电报或写信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事，茅盾都说电报是鲁迅起草的，他也没看到电文原稿。

尽管史学界对这封贺信的细节问题还有一些争论，但是鲁迅先生关注红军、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安春红)

谢选骏指出：尸魔特癞是个著名的苏联特务，鲁迅和她勾勾搭搭，是个人关系还是工作关系，都是同属苏联特务的关系。

《陈漱渝：关于鲁迅的网络传言》（2020-11-06 陈漱渝 中华读书报）报道：

 

目前新媒体发展迅猛，传播力强，这是好事。但网络上的文章和手机上的信息也良莠不齐，不能轻信。我不会在电脑上网，但在手机上也能看到不少关于鲁迅的流言，涉及到政治、经济、情感生活等诸多方面。比如说鲁迅吹捧袁世凯，不骂蒋介石，与日本特务为友，跟共产文化决裂；又说鲁迅日常生活奢侈豪横，还说什么鲁迅跟东北女作家萧红关系暧昧。

 

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袁世凯是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虽然不能说他一生中一件好事都没干过，但他最终是以卖国贼的身份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辛亥革命之后，他曾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又正式出任民国大总统。但干了两年就想复辟封建帝制，把共和国的历史车轮拉向后转，做了83天的“洪宪皇帝”。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于1915年5月9日跟日本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民四”就是民国四年，即1915年。然而网上有人说，鲁迅赞扬袁世凯的教育思想，认为他最尊重人才，最爱护知识分子。这种说法，完全得不到可靠史料的支撑。

 

大家知道，鲁迅曾拜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为师。太炎先生就是因为大骂袁世凯攘夺国柄的祸心而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龙泉寺，其女自杀，太炎先生亲手写了“速死”两个大字，想尽快结束生命。在鲁迅眼中，袁世凯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他执政时期北京城里充满了“杀，杀，杀”的白色恐怖，只见很多进步青年被秘密逮捕，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老舍的著名话剧《茶馆》也印证了鲁迅的记述，那时的确茶馆里都张贴了“莫谈国事”的告示，因为饭店客栈等公共场所遍布了便衣侦探。至于说鲁迅在卖国的“二十一条”上签字，更是荒唐。鲁迅不是外交官，哪有可能代表政府在对外条约上签字。更何况“二十一条”是日本单方面提出的掠夺中国的条约，最后并没有形成书面的外交文件。

 

说鲁迅文章中从未骂过蒋介石，也是似是而非的说法。鲁迅是一个战士，但反对赤膊上阵，主张“壕堑战”。鲁迅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蒋介石，但一直批判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屠杀共产党人的行径，一直批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甚至在《“友邦惊诧”论》一类杂文中拍案而起，痛骂“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试问，当时的作家当中，谁有鲁迅这样的勇气？正因为如此，蒋介石执政之后，鲁迅的杂文集和翻译作品，基本上都成了禁书。这难道还不显示出鲁迅的政治立场吗？

 

说鲁迅与日本特务为友，指的是上海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内山是一位基督徒，1917年在上海开书店，开始卖《圣经》，后来售社会科学类的书籍，中文版日文版都卖，仅马恩文集就出售了350套。这书店一共经营了三十年，成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鲁迅说，卖书当然是要赚钱，但是不卖人血。说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这是八十多年前国民党特务机关造的谣言，鲁迅曾公开予以批驳。内山完造不仅不是日本间谍，而且多次掩护过鲁迅、郭沫若、陶行知等进步人士。1927年蒋介石破坏国共第一次合作，郭沫若就曾在内山书店秘密会见了武汉国民政府总政治部上海分部的秘书李民治，随后在李民治家会见了周恩来，汇报了蒋介石在九江、安庆等地反共的情况。周恩来立即起草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致中共中央意见书，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郭沫若出任起义部队的总政治部主任。因为内山完造有进步倾向，所以1937年8月曾经被日本警视厅关押，9月又被审讯关押，并没收了随身财物。1950年，内山完造参与发起日中友好协会，1959年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在北京突发脑溢血去世。如今这位日本友人跟他的夫人一起合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现改名为宋庆龄陵园）。鲁迅结交的人当中有没有成为特务间谍的人呢？当然有，最为人熟知的就是荆有麟。鲁迅支持他办过《民众文艺周刊》。鲁迅去世后，他参加了国民党特务机构，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南京被镇压了。人的思想是会有变化的，人群是会有分化的，这并无损于鲁迅的日月之明。

 

至于说鲁迅晚年跟共产文化决裂，恐怕是当下一些人一厢情愿的想象。这件事比较复杂，如果有人关心鲁迅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态度，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什么态度，对当时的苏联是什么态度，我建议他们还是去看看鲁迅当时白纸黑字写出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收进了《鲁迅全集》，查阅起来一点都不困难。至于如何评价则是另一回事，但历史真相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

 

渲染鲁迅晚年与共产文化决裂的人经常拿出来三个证据：

 

一，据鲁迅当年培养的文学青年李霁野回忆。1936年4月，李霁野从英国归国，到上海拜访鲁迅，谈话中提到了一位共同的朋友冯雪峰。鲁迅举了一个例子，说明雪峰是一位诚实憨厚的共产党人。1928年文坛发生“革命文学论争”时，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作家曾误认为鲁迅是“时代落伍者”。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很多是年轻而政治上不成熟的共产党员，所以鲁迅问雪峰：“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雪峰连忙摇头摆手说：“那弗会，那弗会！”然后彼此一笑。这显然是鲁迅的牢骚话，针对的是一些左倾幼稚病患者。跟鲁迅聊天的冯雪峰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纠正太阳社、创造社错误倾向的也是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二，在1935年至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当中，鲁迅曾严词批评周扬等人像“奴隶总管”，“以鸣鞭为唯一业绩”，但同时庄严声明：“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批评共产党内某些人的不当言行，绝不等于反对共产党整个组织。毛泽东讲得很明白：“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无党无派，千奇百怪。”所以绝不能把某个人或某个派别跟整个组织划上等号。

 

三，有人还说，鲁迅拒绝到苏联访问和疗养，也是他跟共产文化决裂的标志。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鲁迅“拒绝”访问苏联这件事。1932年，苏联作家协会曾通过中国诗人萧三邀请鲁迅去苏联访问，鲁迅欣然同意，并做了一些安排和准备，但由于右脚神经痛，恢复得很慢，未能成行。后来又有多次多渠道邀请，均未能遂愿。原因很多：其一，当年到苏联交通不便，要坐长途火车，路途十分辛苦，非鲁迅身体所能承受。其二，鲁迅1929年老来得子，一家三口远行在语言和生活上有诸多困难。其三，鲁迅认为他的阵地在中国，最初考虑在苏联待一两年的想法不切实际。因为一旦离开中国，鲁迅觉得自己就写不出文章了。其四，敌人已经散布鲁迅被金光灿灿的卢布收买的谣言，鲁迅如去苏联正中他们的下怀。

 

有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说法，认为鲁迅不去苏联是因为斯大林在搞肃反扩大化。事实上，鲁迅对苏共党内政治斗争的情况并不清楚。苏联的肃反运动开始于1934年，但大规模扩大化是在1937年至1938年，那时鲁迅已经去世。鲁迅作品中对苏联和十月革命的肯定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人权的解放，即颠覆了农奴制，民众成为了能支配自己命运的主人。二是生产力的解放，即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以上两点，至今也是判断社会制度优劣的准则。

 

关于鲁迅的日常生活，我曾根据鲁迅夫人许广平的回忆做过介绍，说鲁迅生活是平民化的。比如喜欢吃农家炒饭，上海的蟹壳黄——这是一种南方烧饼，外焦黄里松脆，状如螃蟹。不爱吃鱼，因为要挑刺，浪费时间。改善生活时喜欢煮点火腿肉。又说他在南京读书时冬天无棉裤，靠吃辣椒取暖，养成了习惯，以致吃伤了胃。这样讲对不对呢？当然对，都有史料依据。但最近在网上盛传一篇文章，作者声称依据一份《鲁迅家用菜谱》，说鲁迅在上海时期，家里索性不开伙，一日三餐都是饭店的“高级外卖定制”，什么粤菜，绍兴菜，上海菜，基本不重复。看到鲁迅“暴饮暴食”，一些年轻作家“简直惊呆了”。还有人说，如果民国时期也排“作家富豪榜”，那鲁迅绝对首席。这种说法不仅是断章取义，而且是无中生有。

 

首先，这份家用菜谱是许广平1950年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共两本，都无明确的年代。一本是从11月14日至次年4月5日。另一本从4月5日至6月1日。《鲁迅家用菜谱》是整理者添加的名称，把时间确定为1927年11月14日至1928年6月1日也是整理者的推断，其他年份并非没有可能。

 

大家知道，一个人的一生中生活状况是会发生改变的。少年鲁迅因家庭由小康坠入困顿，生活条件自然不会太好，所以到南京读的是免收学杂费的学校。那时南京冬天无暖气，靠吃辣椒取暖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鲁迅留学日本七年基本上靠官费生活，那时公派留学生的公费不算少，至少衣食无虞，但鲁迅爱买书，甚至到德国去邮购，所以经常入不敷出，说自己“又穷落了”。归国之后正好发生辛亥革命，政局不稳，工作收入也不稳。直到到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之后才有相对固定的月薪，每月有二三百大洋。这月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应属中等。不过北洋政府经常欠薪，所以鲁迅把自己比喻为“精神上的财主，物质上的穷人”。鲁迅在厦门和广州都是匆匆过客，因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办的民办大学，虽然当时经济不景气，但教授的待遇相当高。1927年10月鲁迅到上海定居，既不当公务员，也不当教授，靠稿费和版税为生。多亏鲁迅的朋友许寿裳帮助，托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帮忙，给鲁迅一个“特约撰述员”的名义，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这四年当中每月领三百大洋薪水，使鲁迅一家三人得以在上海这座居不易的大城市能够定居下来，踏踏实实写文章。

 

1932年至1936年10月，鲁迅专靠稿费生活。他在报刊发表文章标准是千字五至十元，这是当时的最高标准，但上海消费高，十元租不到一处小房间。鲁迅的版税“不能云少，但亦仅够开支”（1932年10月2日致李小峰信）。版税主要来自北新书局，从1912年5月至1936年10月的24年中，总收入应多达十二万余元。但北新书局经常拖欠版税，差一点跟鲁迅之间引发了一次诉讼案件。鲁迅的收入除了要养活在上海的一家三口之外，还要赡养远在北平的亲属，并帮助经济困难的三弟以及帮助不少生活窘迫的进步作家，如萧军、萧红、叶紫……所以总体来看，鲁迅虽然并不缺吃少穿，但跟生活“精致”“豪横”之间还是有极大差距。正如鲁迅所说：“倘若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题未定草·六”》）更何况这两本菜谱上的菜肴究竟是多少人食用也没有定论。如果这份菜谱时间确定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6月，那此时鲁迅刚到上海，是否定居尚未决定，暂住在宝山路附近的景云里，所以多叫外卖，从不开伙。就餐者除鲁迅夫妇外，还有三弟周建人一家，乃至周建人的同事，多时是四家七口人共餐，所以这笔帐不能都记在鲁迅一人头上。再看菜谱本身，至多也不过是鸡鸭鱼肉，并没有什么山珍海味，更谈不上“暴饮暴食”。鲁迅常年有胃病，怎能“暴饮暴食”呢？

 

有人还将鲁迅的饮食状况跟他弟弟周作人对比，说周作人晚年吃的是臭豆腐，喝的是玉米糊。这更是一种荒谬的对比，恶意的歪曲。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作人的身份虽然是文化汉奸，但仍然得到政府照顾，每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支付他三百元稿费。这三百元当时是高级干部的工薪待遇。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月薪是54元，还要赡养家人。所以周作人属特殊阶层。文革时期周作人被批斗，晚年身体又不好，吃臭豆腐、喝玉米糊是可能的，但那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状况。至今我也爱吃臭豆腐、喝玉米粥，并不能以此证明我食不果腹、水深火热。

 

至于鲁迅与萧红的关系，有些文章和文艺作品也将其暧昧化。事实上，萧红是一位东北流亡作家，1934年开始跟鲁迅通信。鲁迅曾为她的小说《生死场》作序。同年底，萧红跟她的情人萧军从青岛到上海跟鲁迅开始了交往。鲁迅肯定她的创作才华，也欣赏二萧身上的“野性”，即率真质朴。后来，萧红发现萧军有外遇，内心痛苦，常去鲁迅家去倾诉，但鲁迅有病，接待她的多半是鲁迅夫人许广平。鲁迅对萧红的关爱，是导师对青年的关爱，是一种父爱兼母爱，也是对处于困境中的左翼作家的一种情谊。最近传说一家拍卖公司把鲁迅、许广平赠送萧红的一颗红豆拍卖了241500元，我就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如果这是一颗普通红豆，或者是鲁迅、许广平送给萧红的玩物，那无论如何也拍不出这种天价。如果说许广平把鲁迅给她的定情物转送给了萧红，那更是不可思议、有悖常理的事。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写道：“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这句话的确道破了有些人的心理。

 

总之，我认为要了解历史上那个真实存在的鲁迅，应该以他白纸黑字留下的文本为主要依据，不能轻信那些道听途说的奇闻轶事。

 

（作者为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华读书报）

谢选骏指出：上文纯属“此地无银三百两”，用“春秋笔法”记录了文化奸贼鲁迅的点点滴滴。当然，内山完造不是日本特务，而是苏联特务，就像苏联特务鲁迅一样。难怪他们紧密团结、互相利用，因为他们必须共产国际的组织安排。

《鲁迅死后，二房停了朱安生活费，独守空房41年的她说了句著名怨言》（2021-09-26 搜狐）报道：

民国时期，因为正值时代交汇之际，不少当时的名人都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反应，如北大校长蔡元培、改革先锋陈独秀、民国才子徐志摩，他们大多厌恶曾经的旧时代，无比渴望的进入新时代，可同时他们又不知道该怎么迎接新时代的事物，也不知该如何忘掉旧时代的事物。

1878年，绍兴城朱家出生了个女孩并取名为‘安’，和绝大多数当时的旧世界女性一样，朱安从小就被要求成为一位中国古典女性，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朱安逐渐变得脾气和顺，善于针线活，习惯做饭做菜，并且还不识一个大字，也如同当时的绝大多数女性一样，一句‘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缠足。’让朱安成了小脚姑娘。

在旧社会，这样一个温顺、会针线活、做饭、不识字、小脚的女性是被尊重的，特别是那双小脚，很多人娶妻的标准之一便是对方一定要有一双三寸金莲，如清代著名改革派学者辜鸿铭，他否定很多清代顽疾，但唯独钟爱小脚，常称：“前代缠足，实非虐政，我妻的小脚，乃我的兴奋剂也。”因此如朱安这样的女孩大多都有幸福的一生，然而朱安不同，她正处于时代的交际处，她是旧时代的遗孤，又有一个新时代的丈夫，1899年，由于朱家要求过高，导致朱安直到16岁还没有嫁出去，

在当时，16岁已经是很大的年龄了，为此朱家只好选择让朱安‘下嫁’，而朱安‘下嫁’的对象便是绍兴当地的落魄鬼鲁迅。鲁迅的爷爷周介孚曾官居翰林院庶士，是实打实的京官，只要自己不犯错，周介孚日后官居高品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然而周介孚却同时出现了两个意外，第一，清王朝快亡了，第二，周介孚自己科考受贿险些被斩，被关了八年才放回老家，此时周家也就衰落了。

鲁迅当时并不在绍兴，因此鲁迅的母亲先看到了朱安，温顺、会针线活、做饭、不识字、小脚，多么完美的一个女孩，最重要的是对自己还孝顺，因此鲁迅的母亲做主，让鲁迅娶朱安为妻，鲁迅得知后大为恼怒，此时的鲁迅已经见识过了新时代的思想，对朱安这个小脚夫人极为讨厌，但毕竟是母亲的命令，因此鲁迅只有一个要求，朱安不再裹小脚。

消息传回绍兴，无论是鲁迅的母亲还是周家，甚至是朱安自己都没有太过在意，不让裹小脚，在那个年代太过可笑了不是吗？

两家人就这么沉浸在联姻的喜悦中等待鲁迅的归来，然而鲁迅听闻朱安并没停止裹小脚后愈发的不喜欢这个发妻，1902年，鲁迅来到弘文学院学习，两年后前往日本学医，就是找各种理由不回来。

直到1906年，鲁迅的母亲假意称病才把鲁迅骗回来，逼着他娶了朱安，朱安和鲁迅这才第一次见面，然而嫖娼成性的鲁迅对眼前这个发妻没有兴致，第二天，鲁迅发现母亲没事后便放下心来，并且没有和朱安去周家祠堂请安，晚上面对新娘打扮的朱安毫无性欲，独自来到书房睡觉，仅仅是第三天，鲁迅便独自一人离家出走跑回了日本。

那一晚新娘朱安眼泪不停地流着，她从小的教育告诉她，如今的她温顺、会针线活、做饭、不识字、小脚，已经是一位完美的女孩了，可鲁迅却始终不喜欢他，当时无论是周家长辈还是朱家长辈都觉得鲁迅只是还年轻，等他再长大些，自然会意识到朱安的好。

随着鲁迅的名声愈发响彻，本来希望周家把朱安还回来的朱家开始犹豫了，便开始指责朱安为什么没能得到鲁迅的爱慕，这无疑让她愈发自卑，后来鲁迅回国，只要一回家，就故意绕开朱安见面，晚上便睡在书房，朱安就以鲁迅名义上的妻子过了十余年，直到1925年，又一个消息传回绍兴。

在那一天，朱安和鲁迅的母亲得知了一个消息，鲁迅与学生兼知己的许广平相恋并事实成婚，消息传回绍兴，这对朱安而言无疑是打击巨大的，但此时的朱安已经麻木了，她并不知道该如何取悦鲁迅，只能如往常一样陪伴着鲁迅的母亲相依为命。

直到1936年鲁迅去世，鲁迅都没有碰过朱安，但他也很明白，自己绝对不能休弃朱安，在那个年代，一个被休弃的小脚夫人几乎没有好下场可言，鲁迅死后，周家一下失去了经济来源，朱安和鲁迅母亲的生活逐渐变得紧迫了起来，但许广平却接替了鲁迅的职责，多次为鲁迅的绍兴老家打钱。

可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在南方的生活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面对日益紧张的家庭，朱安听从了鲁迅弟弟周作人的建议，开始出售鲁迅的手稿来维持生活，许广平听说后急忙联系朋友阻止朱安的行为，然而独守空房半生的朱安这才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你们总说大先生（鲁迅）的遗物，要保存，要保存！可我也是先生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邪不压正”，实际上却是“正不压邪”，因为鲁迅喜欢邪的，不喜欢正的——大奶比二奶地位高，二奶比大奶吃得开。鲁迅还好，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把大奶罗一秀扔给毛老爹，把二奶陶斯咏扔给妓女店，把三奶杨开慧扔给屠宰场，把四奶贺子珍扔给疯人院，把五奶江青扔给共产党……鲁迅算是包干到底，先走一步了。

疫苗可能是新的病毒——中美联合制造了武汉病毒——科学家的邪恶无止境——人类正在灭绝的边缘！

 谢选骏：疫苗可能是新的病毒——中美联合制造了武汉病毒——科学家的邪恶无止境——人类正在灭绝的边缘！

《文件披露：一个新冠病毒是人为泄露的有力证据》（RFA  2021-09-25）报道：

英国《电讯报》9月21日披露，一份2018年向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Darpa）申请拨款的研究计划显示，武汉科学家曾计划将经过强化、可由空气传播的冠状病毒释放到蝙蝠洞穴中。

这份泄密文件显示，在新冠大流行之前，中方研究人员就提交了一份计划，要将一种奈米颗粒释放到云南的蝙蝠洞穴中。这种颗粒内含蝙蝠冠状病毒的新型嵌合刺突蛋白，可以刺透皮肤。

计划书的提交人是美国“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动物学家彼得‧达萨克（Dr Peter Daszak）。团队成员包括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等人，还有来自美国北卡大学和美国地质调查局国家野生动物健康中心的研究人员。

“实验室泄露说”获得新证据

《电讯报》披露说，上述研究计划还打算创造一种嵌合病毒，使人类更容易被感染，并向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 (Darpa)申请1400万美元经费资助。该计划提出将人类特异性切割位点（human-specific cleavage sites）加入蝙蝠冠状病毒中。

当新冠病毒的基因测序公布时，科学家们就曾对该病毒刺突蛋白的切割位点如何演化出人类特有的适应性感到困惑，这也是新冠病毒为什么可以具有高传染性。

这份文件来自于一个由世界各地科学家组成的新冠溯源调查小组Drastic, 经过特朗普政府前成员验证为真实信息。

美国布罗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博士后研究员艾琳娜·陈(Alina Chan)对美国媒体The Intercept表示，科学家把新型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嵌入到蝙蝠冠状病毒中去，从前只是一种推测，现在也许有了证据：“从大局来看：一种包含新型切割位点的新冠病毒在武汉出现。现在我们得到证据显示，2018年，他们的确争取在实验室中将新型切割位点嵌入到SARS相关的新型病毒中去。对我来说，这是举足轻重的爆料，相信对很多科学家都是的。”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鸟类学研究所的行为生态学家马丁·威凯斯基（Martin Wikelski）也表示，实验室泄露说现在显得更加合理：“这份文件绝对改变了我对新冠起源的看法。实际上，（实验室的）一种可能的传播链在逻辑上更加连贯，我在读这份研究计划前可不这么看。”

也有一些西方科学家持不同看法，美国犹他大学的病毒学家斯蒂芬·戈尔茨坦（Stephen Goldstein）在给The Intercept的电邮中写道，“这份研究计划被拒绝资助，而且也并不打算在武汉进行，很难评价它和新冠起源有什么关系。”

泄密文件显示，武汉科学家曾计划将经过强化、可由空气传播的冠状病毒释放到蝙蝠洞穴中。（自由亚洲电台制图）

DARPA拒绝资助

据《电讯报》报道，DARPA 拒绝资助这项研究， 因为达萨克主导的计划可能会使当地社区处在危险之中，并且警告达萨克的团队，没有正确考虑增强病毒（功能增益研究）或通过空气释放疫苗的危险。

英国科学记者马特·里德利子爵（Viscount Ridley）对《镜报》说，一年多来，达萨克从未回复过他的问题，“现在事实证明，他撰写了关于新冠病毒如何在武汉运作的重要信息，却拒绝与世界分享。全世界都应该和我一样对此感到气愤。”

伦敦大学圣乔治分校的肿瘤学教授安格斯·达尔格利什（Angus Dalgleish）认为，即使上次没有得到资助，这项研究也可能继续进行：“这显然是功能增益研究，对弗林酶切位点进行人工设计，并通过对新病毒的打磨，以提高人类细胞在一种以上的细胞系中的传染性。”

另有世界卫生组织研究人员表示，这份研究计划甚至考虑加强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病毒，这令人震惊。Mers病毒致死率超过30%，如果以类似新冠大流行的方式传播，世界末日几乎就要到来。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上述报道意思很明确——中美联合制造了武汉病毒！虽然美国政府好像没有拨款，但是美国科学家却参与其中了，而且迄今为止拒绝公开信息。由此可以想见，由这些科学家研究出来的疫苗多么恐怖，很可能就是新的病毒！

《病毒溯源：中美再就“实验室泄露”论交锋 中国官媒批福奇“背叛”》（2021年5月26日 BBC）报道：

在美国媒体援引一份情报报告，称武汉病毒所三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11月患病并送院治疗后，中美两国再就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论激烈交锋。

美国卫生部长泽维尔·贝塞拉（Xavier Becerra）周二（5月25日）敦促世界卫生组织（WHO）确保对新冠疫情起源的下一阶段调查是“透明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批评美国“不断炒作实验室泄漏论”，并反过来指美国应回应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生物基地的“种种疑点”。

这一事件还将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推入风口浪尖。这名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曾坚定否认“实验室泄露”论的可能性，但他近期表示他不再“确信”这种说法。

中国官方媒体对此感到愤怒。在一篇评论文章中，以民族主义著称的《环球时报》批评福奇“背叛了中国的科学家”。

研究员“患病”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周日（5月23日）援引美国情报报告称，2019年11月，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三名研究人员“出现严重病情”，并被送医治疗。这比中国报告首例新冠肺炎病例早一个月。

报道说，这份此前未披露的报告提供了患病研究人员的人数、患病时间和他们去医院就诊的新细节，可能助长越来越多要求更全面调查新冠病毒是否从实验室泄漏的呼声。

This photo taken on January 30, 2020 shows a doctor putting on a pair of protective glasses before entering the isolation ward at a hospital in Wuhan in China's central Hubei province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华尔街日报》称，熟悉该实验室研究人员相关情报的现任和前任官员，对这一评估支持性证据的确凿程度看法不一。其中一人称，这是由一个国际合作伙伴提供的，“可能具有重要意义，但仍需要进一步调查和证实”。

2019年年底，中国中部的湖北武汉首次报告了新冠疫情。疫情爆发后，有关病毒可能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说法便在社交媒体上甚嚣尘上。

去年，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支持助长了这种说法，但随后，实验室泄漏论被广泛驳斥为阴谋论。全球的科学家和大多数主流媒体都形容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

今年3月，世卫组织发表了一份与中国科学家共同撰写的关于新冠疫情溯源报告。报告称，病毒从实验室泄漏的说法“极不可能”，而是“非常可能”通过另一种中间动物宿主从蝙蝠传播给人类。

WHO新冠溯源团队访问武汉病毒研究所

北京愤怒地驳斥了这份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5月24日）称，武汉病毒研究所已经发布了声明，该所在12月31日之前未接触过新冠病毒，该所的员工和研究生也保持“零感染”。

赵立坚称，世卫组织专家组已在武汉参观了各类生物安全实验室。他还暗示新冠病毒可能来自美国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

“美国不断炒作实验室泄漏论，究竟是关心溯源，还是想转移视线？”他问道。

美国促“透明”调查

不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并不是助推“实验室泄露”论再度受到审视的唯一因素。一群具有相关经验的世界知名科学家近日也在《科学》（Science）杂志撰文，批评此前世卫组织报告没有足够认真对待这种假设。

“313页的报告及其附件中，只有4页提到了实验室事故的可能性……在我们获得足够的数据之前，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有关自然溢出和实验室溢出的假设，”这些科学家写道。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泽维尔·贝塞拉周二（5月25日）在发送给世卫组织年度部长会议的视频消息中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展开第二阶段调查。他表示，美国希望下一阶段的调查将更加严格。不过，他没有直接提及中国。

华南海鲜市场在疫情早期曾发生过聚集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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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新冠溯源报告引来的赞赏，争议和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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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新冠大流行不仅夺走了我们一年的时光，还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贝塞拉在发表讲话时说。

“新冠病毒起源研究的第二阶段必须在透明、基于科学的参考范围内启动，并使国际专家能够独立地全面评估病毒的来源和疫情初期的情况。”

白宫周二表示，它预计世卫组织将“对大流行的起源进行专家主导的评估，而不受干预或政治化”。

周二，特朗普在发给《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的一份邮件声明中试图邀功。“这从一开始就很明显，但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他表示。“现在他们都在说：‘他是对的。’”

福奇遭中国抨击

态度似乎发生改变的，还有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总统拜登（Joe Biden）的首席医疗顾问福奇。他此前一直完全拒绝接受这种说法，表示相信病毒是从动物传给人类的。

但他本月表示，他并不完全“确信”新冠病毒是自然发展的，他认为需要对其起源进行更多调查。

“我对此并不确信，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调查中国发生了什么，直到继续尽我们所能找出到底发生了什么，”福奇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并且失控后，特朗普与福奇的矛盾就公开化。

福奇的言论招致了中国媒体的猛烈批判。中国官方报纸《环球时报》在一篇情绪激烈的文章中指责福奇“背叛了科学、也背叛了中国科学家”。

中国官媒对福奇的攻击与去年对他的正面赞扬截然不同。彼时，福奇多次公开反对特朗普政府对疫情的处理，中国官媒多次称赞他的专业精神和讲真话的勇气。

中国媒体暗示，福奇的转变或许与他近期遭到的美国舆论压力有关。但文章称，“不论福奇有什么‘苦衷’，这不是一个有尊严的科学家应该做的事情，而更像是一个软弱的小人行为。”

两周前，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在一次听证会上声称福奇所在的美国国家卫生院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一项使病毒更致命或更具传染性的研究，并且质问福奇是否认为应停止此类资助。

但福奇否认了该说法。“参议员保罗，恕我直言，你完全弄错了。美国国家卫生院从未资助过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功能获得性研究，”他说道。

科学家们认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通过蝙蝠经另一中间宿主传播到人类。

与福奇的遭遇类似，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此前在提出需要进一步调查“实验室泄露”论后，也被中国媒体和舆论质疑“叛变”。

今年3月，谭德塞在中国和世卫组织专家组发布联合报告后表示，世卫专家在获取原始数据时遭遇到困难。他还表示，研究报告针对“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的评估目前还不够充分，仍需进一步研究。

谢选骏指出：“中国官媒”为何批福奇“背叛”？因为他出卖了同伙——想要坦白“中美联合制造了武汉病毒”的秘密？令人震惊的是，病毒怎么出来的都不知道，怎么可能研究出合适的疫苗？现在注射了来路不明的疫苗的人，已经远远超过了感染了病毒的人至少五倍——人类正在灭绝的边缘！

抗日战争导致中共建政

《中国抗日战争》（维基百科）报道：

中国抗日战争，或称日本侵华战争；国际称第二次中日战争[注5]（英语：Second Sino-Japanese War）；史称八年抗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17年改称十四年抗战[11][注6]。指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日本与中国之间发生的战争，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东亚战事的主要部分。中日战场主要位于中国境内，同时也包括缅甸北部等邻接地区[13]。战争时间若从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对日正式宣战算起仅4年，为二战期间太平洋战争中同盟国陆上战斗部分；自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算起则有8年，宣战文告中有“之前四年余神圣抗战”一句，故称“八年抗战”，为中日全面冲突；若追溯自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算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止，则战争总共14年。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在100天内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14]:608。次年3月1日，日本帝国参谋本部及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一新政权，定名为“满洲国”[14]:612。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从卢沟桥进攻平津地区，不久华北地区沦陷，中日全面开战。8月13日淞沪会战，中日在上海及周边大规模会战。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南京失守，日军主导南京大屠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20万至30万人遇难；中国首都迁至重庆，为中国战时陪都。

1941年12月8日，日本舰队突袭太平洋美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其他地区日军亦四出攻击，美国、英国与日本互相宣战，中国亦正式对日本及德国、意大利宣战[15][14]:689。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发表《开罗宣言》，宗旨在于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945年7月26日，美、英与中国对日本发出《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命日本无条件投降[14]:712-713。同年8月14日，日本天皇敕令，保证实行波茨坦公告规定之条件；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投降，中日战争告终[14]:715。

中国抗日战争于二次世界大战中有显著影响，使日军约百万的主力部队被牵制于中国战场[16][17]，而无法向北进攻苏联配合纳粹德国的要求牵制苏联兵力，使得苏联远东部队调往欧洲得以保卫莫斯科，并调派精锐兵力支援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事，减轻其他同盟国在各个战场的作战压力；虽然日军占领东南亚及印尼等地，但日本海军无法登陆澳大利亚阻断同盟国印度洋石油供应链的计划以失败告终[18]。抗日战争间接帮助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反攻[19]，令日本无法和德国配合共同进攻苏联，亦间接改变苏德战场双方的兵力对比，红军之所以能够全力对付德军，也是因日本必先通过击败中国，才能完全配合在缅日军进而入侵英属印度及其它地区，甚而打破当时日本和德国及意大利战略合作的构想及打通欧亚大陆的目标[20]。

名称

这场战争在华人社会常称为“抗日战争”、“八年抗战”，简称“抗战”[21]，亦称“第二次中日战争”、“抗日卫国战争”。台湾史料常称为“中华民国抗日战争”[22][23][24]，中国大陆则通常称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25]，并于2017年将“八年抗战”改称“十四年抗战”[26]。当描述的主语为日本时，则称为“侵华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或“日军侵华”。

日本方面，纷争爆发之初称为北支事变，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时，9月日本近卫文麿首届会议官方称战争为“支那事变”（日语：支那事変／しなじへん Shina jihen）[27][28][29]。

中国方面认为此举用以规避“战争”字眼，构成“中日双方从未正式宣战”的理由，并在1941年偷袭珍珠港成功以前，成功以此避免作为重工业物资主要进口国的美国执行美国中立法“禁止出口战争原材料（war materials）至任何交战国”的措施，以免日本国内军备工业断炊[29]。而日方表示之所以没有被称为战争，是因为没有宣布国际法要求对国家发动战争的意图[30]。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东条英机内阁将其纳入为“大东亚战争”的一部分，更名为“日支战争”（日语：日支戦争／にっしせんそう Nisshi sensō）[31]。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6月，在中国抗议下，以外交部总务局长名义提出“关于中华民国的称呼”，要求避免使用“支那”，次官通报《关于避免支那称呼的事》传达给各省次官等，日本禁止继续使用“支那”这个词称呼中国[32]，日本陆军省军事科长田中新一上校在8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称：“北支事变应该改称为日华事变。因为由于对方是扩张主义者，所以我方的不扩大是不可能的。”（日语：「北支事変は日華事変と改称すべきだ。相手が拡大主義だから我が不拡大は成立たない。」）[30][33]，遂改名为“日华事变”，而“支那事变”一词仅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在历史书中出现[34]。

日本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从1951年（昭和26年）修订开始，中学学习指导要领社会课编从1955年（昭和30年）修订开始，从1957年（昭和32年）开始全社会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使用日华事变。从1975年（昭和50年）开始，教科书中出现“日中战争”（日语：日中戦争／にっちゅうせんそう Nicchyū sensō）[注7]，但学习指导要领仍然是“日华事变”。随着强调日本对华“侵略”的倾向与使用“日中战争”的称呼成比例增加，历史的认可也对该称呼产生重大影响，且随着中日联合声明，1970年代“日中战争”普及，“日华事变”不再使用[32]。

在国际上，出于中立性考虑，“第一次中日战争”指中日甲午战争；而将“抗日战争”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Second Sino-Japanese War）[13]。

战争背景

参见：大陆政策、牡丹社事件、北京专约、甲午战争、二十一条、济南惨案、国民政府和1920年代中国

战争背景

日期 事件 后果

1880年代 大陆政策 日本确立向东亚大陆扩张之国策，以夺取东亚大陆的丰富资源和发展空间[35]。

1874年 牡丹社事件 大清与日本签订《北京专约》，使日本据此认定琉球并非中国之藩属国，日后通过琉球处分事实吞并琉球国。

1894年 甲午战争 大清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大清承认朝鲜独立并放弃其宗主国地位，赔款二亿两白银，割让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予日本。

1900年 八国联军之役 大清与十一国签署《辛丑条约》，赔款重多，割让山东半岛部分地区予德国使之建立租借地。

1905年 日俄战争 日本同俄国签订《朴次茅斯和约》，俄国所占之旅顺、大连转让与日本。大清与日本通过不平等条约之《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承认日本所获得的利益。

1911年 辛亥革命 中华民国宣布建立。12月，以袁世凯为首的清政府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展开南北议和。次年2月，溥仪宣布退位，清朝灭亡。中华民国继承清朝法统。

1914年6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 日本第一步即以参战国姿态出兵山东半岛，夺取德国租借地、长春、旅顺间之铁路及其支线，及附属利益让与日本。

1915年1月7日 北洋政府要求日本撤兵 日本拒绝撤兵，并对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

1915年5月8日 二十一条 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二十一条》大部分要求，并于5月25日签订《中日民四条约》。

1928年5月 济南惨案 日军借口革命军对济南城内的日本侨民进行抢劫、屠杀12人，而出动军队展开报复，杀害中国军人与民众六千余人，其中，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派遣济南的外交处处长兼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署内职员17人被日军杀害。

1928年6月 皇姑屯事件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日本战犯时，因事件中被暗杀者张作霖的身份，将此事视为日本侵华的起点。时张作霖为中华民国安国陆海军大元帅，行使大总统职权，为中华民国国家元首。

1874－1928 《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全岛、澎湖列岛予日本、日本与俄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由俄国手中转移辽东半岛旅顺、大连、长春至旅顺间之铁路及其支线，及附属利益；《凡尔赛条约》将德国租借地转移给日本；日本获得朝鲜的宗主权并最终通过《日韩合并条约》兼并朝鲜半岛。

工业革命后，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传统农业国家，在政治、军事上皆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日本在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推动日本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而主政中国的清政府在同一时期开始推行的洋务运动并未完全成功。至抗日战争结束，中国亦未能完成国家的工业化。

治维新后，日本国力日渐强大，在各种因素之下，日本对外扩张，确立“大陆政策”。此后，日本亦进入瓜分中国的列强行列。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制造牡丹社事件，事后与清政府签订《北京专约》[36]:77-79。1878年，日本设立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36]:76-77。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清政府求和，订立《马关条约》，依照条约：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赔款二亿两白银，割据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并开四处商埠与日通商；随后，俄国立即联合德国、法国等，要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满清政府，增加赔款3千万两，此为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因此种下日俄之间仇恨，而引起1904年之日俄战争[37]:81900年，中国发生庚子拳乱，引起八国联军事件[37]:9。中国纷争不断，积弱不振，成为日、俄两国觊觎侵夺目标[38]:1。

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与日本订立《朴次茅斯和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各种优越利益，及监督保护之权；俄国将旅顺、大连让与日本；俄国筑长春、旅顺间之铁路及其支线，及附属利益让与日本[37]:10。

1914年7月，七月危机，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日本因与英国同盟关系，对德国宣战；中国则宣布中立[37]:10。日本第一步即以参战国姿态出兵山东半岛，夺取德国租借地；进而兵临济南，占领胶济铁路全线[37]:10。日本随后在龙口登陆，竟完全越出租借地区，以及中国政府所划之日德交战区域，进占潍县，兵临济南，其间日军征收物资，役使人民，把中国视同敌人一般，直到德国在青岛守军完全降服后[37]:10。

1915年1月7日，中国北洋政府认为战事已告一段落，照会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要求日本撤兵[37]:10。日本大隈重信内阁训令驻华公使答复中国日本拒绝撤兵，另外再令其向袁世凯直接提出分为五号之《二十一条》要求[37]:11。1月18日，五号《二十一条》条约由日本驻华公使亲手交到袁世凯手里，打破国际惯例[37]:11。5月7日，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37]:16。

1929年中国与苏联的战争中，东北军一败涂地，致使此后张学良对日军采取彻底的退让路线。

1928年5月，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试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炮轰济南城，与中国北伐军发生交战，造成济南惨案，杀害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人[39]。

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朱毛会师后不断发展壮大，在湘赣粤闽等地建立起多个“苏区”[40]:50。

1931年－1937年

九一八事变

主条目：1931年中国和东北抗战

1931年9月18日，由于张学良未料日军大举进攻[41]，令王以哲不加抵抗，故日军轻取沈阳。事后，蒋为“安内”而忍耐，并寄希望于国联。

1931年6月19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决定在一年内侵占中国东北，旋命令关东军执行[42]:296。关东军、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东京策划入侵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43]:247。6月25日，为进犯中国东北寻找借口，日本制造“中村上尉事件”[42]:296。1931年7月1日，日本警察在万宝山地区屠杀中国农民，制造“万宝山事件”，并煽动朝鲜排华[42]:296。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动用3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42]:296。7月6日，张学良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44]:24：“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我要求割地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45]:3875。传“8月16日，蒋介石以“铣电”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42]:296，但为张本人一贯否认，“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至今也未发现蒋有所谓的“不抵抗指令”[46]:195-220。1931年9月6日，张学良从北平发“鱼”电给东北边防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47]，与东三省政务委员会代主席臧式毅[48]:488：“查现在日方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49]:125[50]9月6日，张学良电令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称：“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同日张学良电臧式毅、荣臻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45]:3915同日，日本在东北召开领事会议，准备发动事变[37]:27。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变”，攻打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九一八”事变爆发[42]:296。当夜11时15分，日本关东军自动将南满铁路柳条沟段铁桥炸毁，诬指为东北军所为，开始攻进沈阳北大营[51]:97。时张学良方滞留北平，严令驻军王以哲旅不作抵抗，日本军遂于9月19日晨6时占领沈阳[51]:97。东北军在“少帅”张学良指示之下，不予抵抗[52]:12。齐齐哈尔江桥抗战。东北三省遂全部失陷[37]:28。

1932年中国和一二八事变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在上海奋勇抗敌阻击日军

1932年，蒋重返南京主持政府后，就开始秘密准备抗日[52]:19。1月2日，蒋发表演讲，指陈宣战之弊害[53]。第一次淞沪会战，发生于1932年1月28日，又称“一二八事变”，日方称“第一次上海事变”[54]。“九一八事变”后，日方为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国民政府屈服，在上海不断挑起事端[54]。1932年1月28日晚11时半，日本海军司令官盐泽以发动事宜准备就绪，乃命日军向上海闸北区、虬江路、青云路、天通菴等地进犯，中国驻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以守土有责，遂奋起抵抗[51]:99。淞沪抗战开始[42]:296。2月1日，日本军舰炮轰南京；2月4日，国民政府召集各界领袖，在洛阳举行国难会议，惟军政负责人仍留南京，至12月政府正式迁还[14]:611。2月3日，蒋抵洛阳，会商对日抗战计划，2月5日由洛阳往郑州，行经黑石关以东至汜水之间，观察地形[55]:126。2月8日，以最精锐之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五军，驰沪增援，仍以第十九路军名义加入战斗[51]:99。2月14日，张治中奉命率第五军到上海增援[42]:296。陈铭枢第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率领下奋起抵抗[54]。日军三度增兵，四易主帅，前后出兵10万人，战线延及吴淞、太仓、嘉定一带，日机并轰炸苏州、杭州，军舰亦逼近南京威胁[54]。3月2日，第十九路军因后援不继，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发表撤退通电[42]:296。

战役历时33天，3月2日，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第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其后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宣布停战[54]。3月19日，中国在上海英国领事馆与日方举行会议，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五款[51]:100。主要内容如下：划上海为非武装区，规定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无驻兵权，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在该地区则可以驻兵[42]:297。日军返回战前原驻地，国军暂留现驻地位[14]:611。5月19日，蒋下令调十九路军开往福建剿共[42]:297。是役参战日军约6万人，国军约7万人，武器虽远逊于日本，仍能力战月余，士气民心之旺，博得各界赞佩与同情[14]:611。11月，蒋在参谋本部下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悄悄展开与德国军事和经济合作[52]:19-20。

满洲国和1932年中国

1932年1月16日，郑孝胥、臧式毅等在沈阳举行“满洲善后大会”，筹备组织日本傀儡国满洲国[51]:101。3月9日，傀儡组织举行建国典礼，以清朝逊帝溥仪为“执政”，定年号为“大同”，定都于长春（改名为“新京”），重要机关或由日本人任顾问，或由日本人充要职[51]:101。郑孝胥任国务总理[42]:296。由驹井任“国务院”总务厅厅长，总揽大权，日本人分任次长及司长把握主权，各机关均有日本人[37]:28。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于是时对外国干涉提出威吓[37]:29。6月14日，日本政府对“满洲国”予以承认[37]:29。8月8日，日本派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为驻“满洲国”特派全权大使及关东长官，其权力等于总督[37]:29。9月13日，日本武藤信义为大使，于9月15日与其总理郑孝胥签订“日满协定书”，许日军驻扎东北，确认日本人在东北之权利与利益[51]:102。于是攫取东北盐税、邮权，及关税，东北遂沦入日本人铁蹄之下[51]:102。

由于国际社会对日本在中国东北侵略态度放任，日本扶植“满洲国”傀儡政权得以出笼[54]。1934年3月1日，满州国发布日人代拟之“满洲国组织法”[51]:101。溥仪在长春由“执政”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42]:297。

1933年中国、山海关战斗、热河战役和长城抗战

1933年长城抗战中，手持大刀的中华民国士兵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守军何柱国所部安德馨营英勇抵抗，经两昼夜激战，全部殉国[42]:297。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炮击榆县城，中国守军奋力还击，与日军巷战[56]。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51]:100。随后日军加紧西进，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部署3路进犯热河，东北军守凌源腹背受敌，退守长城要塞喜峰口[56]。3月1日，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扣留军用汽车偷运鸦片输送天津，3月3日夜竟率所部满载私物潜逃[51]:101，不战弃守承德[42]:297。3月4日，日军以120名骑兵先头部队占领承德[42]:297，热河各地随之陷落[51]:101，日本将热河并入满洲国[57]:8。3月6日，蒋由汉口乘车北上，3月7日到郑州；3月8日抵达石家庄；3月9日到保定；3月25日，蒋才乘机离开[58]:357。3月8日，政府通缉汤玉麟，命军政部长何应钦驻节北平，驰调国军北上增援[51]:101。3月9日，日军抢占喜峰口，傍晚，奉军长宋哲元令，第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率兵跑步驰援抵达战场；考虑到日军日间火力优势，宋哲元派赵登禹带队夜袭，并将第三十八师董升堂团也交赵登禹指挥[56]。3月10日，第二十九军赵登禹旅在喜峰口与日军激战[42]:297。3月11日深夜，赵登禹亲自带“大刀队”500人只带大刀和手榴弹分两路雪夜行军，于3月12日凌晨夜袭日军，砍死砍伤逾千人，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8门、机枪36挺、飞机1架，500名大刀队员仅23人生还[56]。此后，日军继续进攻，突破中国守军的长城防线[57]:8。中日两军在长城爆发军事冲突，虽然中国军队在几次战斗中占上风，但在日军迂回包抄下，北平、天津受到威胁，因而签订《塘沽协定》，中国军队撤到长城以南[52]:12。5月31日，黄郛遣代表熊斌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51]:101。

1933年5月，日本关东军派遣伪军刘桂堂部、张海鹏部、李守信部，共约1万6千多人向察哈尔进攻[59]:126。5月26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42]:297。6月22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康保[42]:297。一个月后，伪军反攻重占多伦[59]:131-135。

华北事变

“华北五省自治”示意图。日方以排除反满抗日势力为由，对各省威逼利诱，策动华北独立，被阎锡山以公开信揭穿图谋。最后，中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河北、察哈尔部分自治。

主条目：1935年中国和华北五省自治

1934年11月7日，蒋在绥远会见荣王、德王、潘王等蒙人与党政人员，并对各主席和边外将领指导一切[58]:366。

1935年与1936年，中国为保卫华北，两度不惜一战[14]:659。1935年4月起，日军开始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60]。日本军方以动武威胁，迫使中央政府党、政、军人员和机关撤出河北省、察哈尔省，并要求中方取缔军民排日行为[52]:12。6月27日，察哈尔省政府代主席秦德纯接受关东军特务长土肥原贤二之条件，撤退张家口驻军及中国国民党党部，解散排日机关，协助日本人在内蒙活动，允许不向察哈尔省移民，是为“秦土协定”[14]:634。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57]:11。从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继驻平政务委员会之后，同归终了，国民政府失去对河北省之统驭力[14]:634。国民政府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出任委员长，第二十九军各师师长分任北平、天津等市市长[52]:13。土肥原贤二催宋哲元与商震宣布自治[14]:637。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受南京国民政府节制之地方行政机关；但对日本军部，宋哲元等人就是下一个溥仪[52]:14。

1935年11月9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日本海军中山水兵射杀事件。11月，土肥原贤二操纵多个汉奸组织联名致电北平宋哲元、河北商震、山东韩复榘、山西徐永昌、绥远傅作义、察哈尔张自忠等，要求开放政权，允许“自治”[61]。11月24日，河北省蓟州密云区兼滦州榆关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军唆使下[14]:637，在通县通电全国，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独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4]:637宣告成立，殷汝耕担任“委员长”[60]。12月25日，殷汝耕又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辖25县[14]:637，自任“政务长官”[60]。1935年12月18日，国民政府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对抗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日本军方所期盼之“自治”政府完全失去设立之根据，土肥原扰攘数月之分离华北阴谋只得暂时搁置[62]:378。1937年7月，日军相继攻陷北平、天津，在日军指令下，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也被并入[60]。

1936年中国、绥远抗战、红格尔图战役和百灵庙战役

1936年11月，傅作义部在绥远战斗

1936年5月12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察哈尔省原政府委员德穆楚栋鲁普亲王（即德王）在日军支持下，宣布成立“蒙古军政府”并自任“总裁”[60]。11月，德王自组织内蒙古军政府，“西北蒙汉防共自治军”改称大汉义军，并一再侵攻绥远[63]:51-66。1936年11月26日，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部克复蒙军盘踞之百灵庙，是五年来中国首次攻势[14]:639。战争最终以晋绥军大获全胜而告终，大汉义军在此次战争中几乎全军覆没，并最终被撤销编制，日本方面因为此次严重失利而减少了在总攻中使用日伪军的次数[64]。陈诚率军赴援，称：“人所待我者为不战而屈，今后我决战而不屈。”[14]:639

攘外必先安内

1934年，中共依苏联指示长征，冀取得物资；蒋中正则藉“剿共”控制西南

国民政府铁道部修建的粤汉铁路，1936年完工

德国帮助整编的中央军

开战时中国仅有305架战机

主条目：安内攘外、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和分离主义

参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共和国、洛川会议、国民革命军集团军序列、八路军、新四军和七二一方针

蒋提倡的“先安内，后攘外”国策，即先剿平中共和地方割据势力，再凝聚力量抗日，与国内激昂的民族主义浪潮背道而驰[52]:20。

1931年起，留俄国际派掌控中国共产党大权，观念和目标并不切合中国实际状况，仍然高谈无产阶级革命，企图占领都市，继而使各省独立[65]。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于苏联国庆日在中央苏区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江西瑞金[66]。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67]。

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共和国”，李济深任主席，废除中国国民党[14]:615-616。11月2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曾与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订立同盟协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第十九路军允尽力消灭福建与苏区间一切障碍势力，双方恢复商品贸易，并采互助合作原则；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赞同福建境内革命之一切组织之活动[14]:624。

中国军队拥有庞大陆军系统，从1933年起陆军装备、编制整顿[42]:53。

1935年，蒋加快备战，首先在全国各地推行“新生活运动”，灌输民众“军国民教育”；接着，国防设计委员会改为资源委员会；借着追剿“长征”红军，中央军政进入西南各省；统一货币，实施“兵役法”[52]:20。8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是关于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之崭新纲领，又称《八一宣言》；宣言果断放弃中共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执行之左倾关门主义的“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首次提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之主张[68]:93。12月9日，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彭涛等人通过“北平学联”发动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69]。学生1,000余人出动示威，反对自治运动，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与军警冲突，数人被捕[14]:641。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正式将“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发展为反日反蒋、上层与下层双管齐下之统一战线策略[68]:93。

1936年，蒋暗中和中共谈判，积极和各个地方军系谈和，完成中央军30个师整编[52]:20。5月，日本破坏海关缉私，并增兵华北，中国一再提出抗议[70]:33。日本总想待中国内变，但是不若其所希望，两广问题不但未引起内战，反使团结加强[14]:659。9月，基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放弃反蒋方针，确立“逼蒋抗日”[68]:93。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趁蒋中正亲自到西安指挥剿共之机，发动西安事变，对蒋“兵谏”，震惊中外[71]。斯大林闻讯后下令限十日内释放蒋介石，毛泽东对于苏联不杀蒋介石的命令感到愤怒[72][73]:238。最后，中共派周恩来赴西安同中国国民党协商解决问题，在宋子文、宋美龄斡旋下，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而获释，国共两党表面上联合抗日，成为日后影响中国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关键因素之一[74]。12月23日，日本首相广田弘毅在枢密院报告，如果国民政府以容共为条件，与张学良妥协，日本即断然排击[14]:659。国内各股势力都愿意服从蒋指挥，共同对抗日本；促使蒋必须一改从前暗中准备抗日之态度，采取更强硬立场回应日本挑衅[52]:20。中共在西安事变后乐观认为：“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之局面。”[75]:37

1937年－1938年

1937年初，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再与冀察政务委员长宋哲元谈判华北经济问题，以南京不同意日方要求，仍无结果[14]:659。日本有“甲等师团”17个陆军常备师团，加上各特种部队，兵力约40万人；有后备军人动员体系，完全编组后备师团，兵力可达400万人[52]:21-22。4月，日本再增兵平、津；外务相、大藏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会议，决使华北成为防共、亲日、亲满地区；报纸声言扩大塘沽协定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不令华北“中央集权化”，甚至有驱逐第二十九军之说[14]:659。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就模仿普鲁士参谋本部建立参谋作业；战术灵活，战场部署不苟，单兵战斗基本动作完全按照教典展开；炮兵测量与步兵、装甲部队协同作战熟练，空中火力到位[52]:21-22。战争开始时，日本在军事和经济方面都占有强大优势，计划采用速战速决之作战方针，甚至提出“三个月灭亡中国”；面对日军强大攻势，在中国形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订全国抗日军事方针，建立全民族抗战之政治、军事体制[76]:164。中国在抗战爆发前夕，陆军共138个师，180多万人，部队编制、器械和训练落伍，战力低落，没有后勤动员能力；部队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原来地方势力之武力，靠主官个人关系维系士气，没有国家观念；政府国军德械师只有8万人；军队现代后勤、医疗和训练体系建立不久，个别省区部队装备是民初单发枪械，停留在清末水平[52]:22。战争初期，日军凭借军事装备，相继占领北平、上海、南京等城市，控制主要交通点线；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利用广阔国土空间，采取逐渐消耗乃至消灭日军之防御作战方针，挫败日军速战速决之计划[76]:164。日本舰艇有285艘，排水量1,400万吨，空军飞机2,500架；中国舰艇有50多舰，排水量5万7千吨，空军飞机500架[52]:22-23。

面对日本侵略，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之战争中，正面战场之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日军之进攻，在淞沪抗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等多次大规模战役中显示中国军民之决心[76]:164。可见，倘若不是中国百般忍让，全面战争早就发生；倘若不是日本要在华北制造另一满洲国，全面战争或将再延迟相当时日[14]:659。

1937年中国、七七事变和庐山声明

1937年5月，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在热河承德，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分别召开会议，加紧压迫绥远、华北[14]:659。6月初，近卫文麿组阁，广田改任外相，一意将就军人；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扬言，为对俄作战，应先予南京政府以武力打击[14]:659。6月以来，驻丰台日军演习渐增至三至五日一次，初为虚弹射击、昼间演习，后竟实弹射击、实行夜间演习，且有数次演习部队竟要求穿宛平城而过[45]:5457-5458。

1937年上半年以前，中国军队在华北前线驻防只有第二十九军1个军兵力，分散于张家口、北平、天津及平绥铁路、北宁铁路沿线，兵力十分单薄[42]:53。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辖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特务旅、2个保安旅，总兵力约10万人[42]:56。

7月6日，驻丰台日军不顾大雨、道路泥泞，在芦沟桥铁路桥东北龙王庙演习场地，以芦沟桥为攻击目标，进行攻击演习，至宛平城东门外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遭中国军队拒绝，双方交涉至晚间，日军退回丰台[45]:5463。在日本的寺平副官依然坚持下，日军包围卢沟桥，开始从东西两门外炮击城内，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奉命率团反击，是为卢沟桥事件或七七事变[36]:307-308。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晚7时30分，驻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至芦沟桥西北龙王庙附近演习，晚10时40分宛平中国军队突然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响起枪声，数名日军到宛平城声称丢失一士兵，国军拒绝其进城搜查要求，日军立即包围宛平城，并开枪示威；北平东交民巷日本华北驻屯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据清水节郎报告，即令丰台一木清直大队长带领第三大队前往卢沟桥指挥战斗，夜12时，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电话通知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第二十九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当即答复，“芦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丢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引起误会”[45]:5463-5464。日本则称为“北支事变”[36]:317。7月8日凌晨2时，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宛平县长王冷斋与松井久太郎交涉，当时失落之日军已归队，4时日方代表要求宛平城内国军从东门撤至西门，由日军占据东门再行调查被拒；谈判期间，4时50分日军向宛平城开炮轰击，国军第二十九军吉星文第二一九团金振中营开枪还击，中国抗日战争揭幕[45]:5464。“七七事变”在日方看来，仍然算是许多大小冲突之一；日军在宛平县郊演习，姿态耀武扬威，还要求进城搜索，全是在制造借口，压迫中方让步；实际上，日本并不将中国放在眼里，军部设定假想敌是苏联；东京根本没有打算在中国扩大战事，只打算巩固华北势力范围，扩大日本利益；但华北、东北日本少壮军官却嫌打打停停太缓慢，主张再给中国“一击”，令中国就范；七七事变后，日本内部“扩大”与“不扩大”两派相持不下；扩大派占上风，东京下令增兵华北[52]:12-13。

7月8日，蒋在当日写下：“倭寇在芦沟桥挑衅：一、彼将乘机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四、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52]:19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向中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扺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68]:94

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在山东老家，几天后才赶回天津坐镇；宋为保存实力，不愿拿地盘和部队与日本硬碰，想透过与日方交涉保持局面，尽量委曲求全；于是宋搁置部下之备战计划，不顾南京电报，和日军私下洽谈停战协议；宋为“表示谈判诚意”，下令撤除北平沙包和拒马[52]:18。

7月17日，蒋写道：“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弥战祸乎。”[52]:21蒋发表《对于芦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第二次庐山讲话），正式表明准备全面抗战的方针[36]:328-329。

7月14日，毛泽东等致叶剑英电，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缓线国防。”[68]:94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及红军将领，请蒋严令第二十九军保卫平、津、华北，动员全国海陆空军，驱逐日寇出中国，红军愿在其领导之下为国效命[14]:662。中国共产党首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电呈蒋，愿在领导之下，为国效命[51]:120-121。蒋之严正表示得到中国各地势力支持，陕北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四川川系、广西桂系、山西晋系、西北马家军、云南滇系等军政将领一致表态拥护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共同抗日[36]:330-332。

平津作战

日军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图为1940年731部队在吉林省农安县进行人身活体实验

日军于7月25日攻占廊坊车站[36]:334。7月26日，日本总攻北平、天津，第二十九军缺乏战备，奋力抵抗[52]:27。月底，日军进占天津、北平，第二十九军主力退守保定一线，余部由张自忠率领接受日军条件而困居北平，平津作战结束[36]:335-344。

7月27日开始，日本军根据参谋总长之命令组建派往中国战场之化学部队；此后，又培训各部队中从事化学战之人员，并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76]:134-135。据统计，日军使用化学武器超过2,000次，有9万余中国军民受害，其中国军士兵受伤4.7万，死亡6,000；八路军士兵受伤3.7万，死亡1,500；平民与战俘伤亡1万余人[76]:135。

7月31日，蒋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14]:662-663，只有抗战到底，与倭寇死并[14]:662-663。8月初，蒋复宣示抗战方针，随时随地抵抗，使日本人战而不取；各地重要军事将领，如广西白崇禧、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云南龙云、中共朱德等，不论以往与蒋有何意见，均会集南京[14]:663。8月7日，蒋召开国防党政联席会议，各地方军事领袖都出席参加，蒋在会上宣示，战事一起，“各省与中央须完全一致，各无异心，各无异言。”[52]:33与会人员全体起立，一致赞成[52]:33。

战争动员

战争之初划分5个战区，以第三战区为重心，保卫京沪杭，至1945年增至12个战区

1937年8月8日，日本曾拟有《停战条件》及《国交调整案纲要》，准备谈判[14]:663。8月12日，中国中央政府决设置国防最高会议，推蒋为陆海空军总司令，以军事委员会为统帅部[14]:663。国民政府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51]:111。推蒋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统率全局，领导对日抗战[51]:112。8月15日，日本正式下动员令，编组上海及华北派遗军[14]:664。8月16日，改以蒋为大元帅，组织大本营；南京失守后，大本营撤销，仍由军事委员会总揽军事[14]:663。8月20日，中国划分南北各战区[14]:664。8月20日至25日，中共召开洛川会议，确立抗战方针[77]:32：“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78]同日，毛泽东则命令八路军跨越山西至河北，支持傅作义部队作战，却事后透过无线电告知前线指挥官，早先命令纯粹为宣传，事实上八路军应尽量放慢移动速度，“每天移动五十里（徒步25公里），每行军三天，休息一天。”[79]:40-41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68]:96。八路军辖3个师（第115、120、129师），计3万人，师长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副师长为聂荣臻、萧克、徐向前，政治委员聂荣臻（兼）、关向应、邓小平[14]:665。全军共4.6万人[68]:97。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从第115、第120、第129师各抽一部共9,000余人，组成直隶中央军委的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萧劲光任主任[68]:97。9月11日，按全国统一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番号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由正副总指挥改称正副总司令，但八路军称呼仍被指战员和群众习惯沿用[68]:97。

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北伐名将叶挺为军长；尔后，由中共中央提名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68]:97。新四军辖4个支队，计1万余人，支队长为陈毅、张云逸等[14]:665。全军共1.03万余人[68]:98。

8月28日，日本宣布封锁中国港口，对沿海一带，中国苦无海军，仅由陆军固守[37]:75。日军曾炮轰厦门[37]:75。9月6日，日军攻赤湾，威胁香港，日舰巡行于伶仃洋面，港粤航行陷于停顿[37]:75。

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51]:121。宣示服从国民政府领导，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且派遣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到南京[52]:33。9月23日，蒋为中共共赴国难宣言发表谈话：“……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52]:34-35中国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80]:323，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36]:355-357[80]:323[81]。

淞沪会战、八一四空战和四行仓库保卫战

1937年北平芦沟桥事变后，蒋为长期作战，将日军入侵方向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同时也为引起国际社会注意日本侵华，在上海主动攻击日军；中日两国不宣而战，由地区冲突真正升级为全面战争[54]。蒋对麾下称：“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52]:337、8月之交，中国部分军队已开抵上海附近，并计划封锁江阴要塞，使长江日本船舰无法逃脱；行政院秘书黄濬受日本收买，泄露消息，汉口一带日舰、日侨先期退出[14]:663-664。7月中旬，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建议东京，不宜将战场局限于华北，应同时攻取上海、南京，分散中国兵力，制其死命[14]:664。7月下旬，长谷川清借口陆战队1名失踪，布防上海闸北[14]:664。8月9日，中、日士兵在上海机场冲突[14]:664。8月11日，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接南京电话：“进军上海”[52]:39；8月12日，国军德械师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分别出现在江湾、闸北[52]:37。

1937年8月13日上午9时15分，淞沪会战揭幕[14]:664。国军第八十八师先头部队在八字桥遭遇日军，双方互指对方先开火[52]:39。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首场大型会战，是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之战役[82]。中方称“八一三战役”，日方称“第二次上海事变”[54]。中日双方约有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持续3个月，日军宣布死伤4万多人，国军统计死伤30万人[54]（日军死伤实则近10万人[83]）。上海日军初仅陆战队1万人，中国陆军4万人，空军轰炸日本军舰；此后双方陆续增兵，国军虽不惜牺牲，终不抵日本炮火[14]:664。据学者李君山统计，30个国军德械师，有21个师先后派到淞沪战场[52]:42。

日军机13架轰炸杭州[14]:664。日本军机分批袭杭州及广德机场，时国军第四大队各机甫自周家口抵笕桥机场，即紧急升空作战，由大队长高志航率机27架，分途拦截，结果击落日军九四式轰炸机3架，后世称八一四空战[84]:283-286。中国空军取得九比零战绩，1940年国民政府明令订8月14日为空军节[52]:40。

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宣布自卫抗战[14]:664。中国可供作战飞机仅220余架[14]:664。中华民国空军分批出击上海敌军事据点及船舰，并以驱主力防卫首都南京[84]:283-286。8月23日，日军松井石根率两个师团登长江南岸，上海战事从市区攻防转为大规模阵地战[52]:40。第一阶段，日军刚登陆，国军在长江沿岸强攻图打击日军；第二阶段，9月11日起，国军因伤亡过大改采守势，将主力撤到浏河－罗店－蕴藻滨－江湾一线，日军转守为攻，主攻罗店，国军死战不退；第三阶段，日军在北线进展，南面防线突出，一部向南回转，欲包抄国军后路，鏖战苏州河[52]:42。9月中旬，国军退守第一预备阵地；日军约10万人，国军约30余万，制空权则在日本之手[14]:664。日本启动后备动员体系，共12个师团抵上海[52]:42。战役后期，国军败退，上海将失守[82]。由于国军抗敌死伤极为惨烈，战史学家喻之为“血肉磨坊战争”，甚至被喻为“中国版凡尔登战役”[54]。9月28日，国际联盟谴责日本暴行[52]:54。9月下旬，国军退守第二预备阵地；10月26日，主要阵地失陷，退向上海西部[14]:664。10月，国府决议迁都重庆[54]。10月下旬，日军迂回包抄后方，国军主力开始撤向苏州河南岸[52]:45。10月21日，国军以广西军队为主力兵分三路总攻顿挫，日军立刻跟纵逆袭；10月26日，蒋亲自下达“固守”命令，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手令：“著第五二四团中校团附谢晋元，率该团第一营（加强）杨瑞符部，于本晚先在北火车站附近，占领阵地，掩护师主力转进后，迅速进入四行仓库固守待命。”[52]:49谢晋元率领由约430人组成一个加强营，固守四行仓库；他们从此成为上海“孤军”[82]。10月27日，最多三万民众在苏州河畔四行仓库观战；10月29日，由女童军杨惠敏冒险送入之中国国旗在四行仓库顶楼升起[52]:50。

11月7日，日军组成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同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52]:55。日军2个师（第10军）登陆杭州湾，国军全线西撤[14]:664。11月9日，国民政府发表自上海撤退之声明：“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金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14]:64111月11日，国军撤出上海[52]:55。11月12日夜，上海沦陷，淞沪会战结束[54]。11月17日，蒋于陵园官邸召开第三次会议，独排众防守南京，陆军训练总监唐生智表示愿意防守首都[52]:63。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言，决不为城下之盟[14]:664，“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更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吾人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52]:59由于苦战之后，实力丧失十之六七，无法遏止日军前进，预设之长江至苏州、嘉兴及江阴至无锡国防线不守[14]:664-665。除军队耗损，淞沪会战后期毫无章法之撤退令战线完全崩溃，令日军得以长驱直入，间接导致南京保卫战提早开战[54]。东京大本营主张不进攻南京，设下追击“统制线”，限制日军在苏州、嘉兴以东之线；日军前线将领则主张“暴支膺惩（惩罚暴戾的支那）”，认为只要逼迫中国，占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就能屈服中方求和，逐渐成为日本舆论主流；12月1日，东京大本营颁布《大陆命第八号》，正式下达“敌国首都南京攻略”之命令[52]:62-63。根据相关研究，日本陆军自1937年7月7日至12月31日至少在华东死亡24,026人，其中战死至少18,344名，战伤死至少3,554名，病死至少2,093名，事故死至少35名（实际死亡人数很可能远高于上述数据）[85]。

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

1937年11月下旬，松井石根5万部队兵分6路，进兵南京[52]:63。12月3日，数十架日机飞临南京上空，中国空军只剩下两架零件完整能起飞之战机，乐以琴、董明德驾驶美国造“霍克III型”双翼驱逐机迎战，乐以琴殉国，年仅23岁[52]:63-64。12月8日晚，日军全线突破中国军队的外围防线，直逼南京城[86]:99。 12月12日，中国首都南京陷落，12月24日，杭州继之[14]:665。攻陷南京后，日军入城大肆搜捕中国士兵，第6师团奉命“不论妇孺，一概格杀”，又以“未和中国宣战”为由，中国士兵不具俘虏资格，默许集体杀戮、施暴[52]:66。12月13日南京失守后，日军遂进行震惊世界之“南京大屠杀”[54]。当时南京各国记者（包括日本随军记者）报导：民众被迫自掘坟坑，然后日军以机枪集体射杀；中国人遗体堆叠山高，成堆抛入长江[52]:66。日军进入南京后，大肆劫掠、奸淫、屠杀，被掳官兵、平民妇孺，或遭集体扫射或被砍死，为时一周[14]:665。国军第七十三军七十七师排长徐朝禄少尉见到“沿街满是尸体，还有好多赤裸的女人及女孩，被日本人用刺刀从下体挑得肚破肠流，躺在那里。”[52]:66日军用绳索，将数百名徒手士兵或民众捆绑在一起，用机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87]:31-32。由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底，日军在6个星期内，屠杀至少20多万人[52]:68。在张纯如《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里，列出不少机构和学者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之研究数据：根据当时南京之埋葬纪录，最少也有20万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录得死亡人数为26万；南京军事法庭提出遇难者总数在30万人以上，在中国被普遍接受[88]:169。12月15日，蒋发表《为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52]:6512月17日，中支那方面军举行南京入城式[86]:103。而根据日本陆军内部资料，自1937年11月8日至12月13日止，日本华中方面军总共死伤两万六千多人[89]。

华北作战

主条目：平绥铁路沿线作战、平汉铁路沿线作战和太原会战

华北日军占领北平后，一方面以主力沿平汉铁路进攻河北保定、沧州、石家庄、德县一线；另以一部在主力右翼，沿平绥铁路北攻南口[14]:665。1937年日军在关东军参谋长坂垣策划下，以相当大兵力主攻南口，中方由汤恩伯部之王仲廉师苦守，8月9日，日军开始正式攻击[37]:94。察哈尔境内日军南攻张家口，激战16天，8月下旬，南口失守，张家口亦陷[14]:665。8月31日，日军中国驻屯军与到达的国内援军编组为华北方面军、第1军和第2军[86]:82。9月，日军为确保华北主力侧翼安全，以第5师团、察哈尔派遣兵团分东、西两路从北面进攻山西。日军进陷山西大同[14]:665。9月13日，李服膺部在天镇、阳高一线守护不力，大同弃守[37]:95。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平型关、雁门关一线组织防御[86]:83。

太原会战

主条目：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和太原保卫战

平型关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缴获的军需物资

1937年10月，国军第179旅开赴前线，太原市民夹道送行

1937年9月24日，日军攻占重镇平地泉。第八路军朱德部奉命增援，与山西王靖国部配合两方夹击[37]:96。9月25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被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以东设伏，经过激战，该部日军1,000余人被全歼，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80]:323；击毁汽车100辆、大车200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战马53匹[90]。甫经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之红军林彪师会同晋军、陕军重创4,000日军于晋北平型关，为中国在北战场之首次胜利[14]:665。9月26日，中国军队歼敌一个联队，日军向蔡峪口溃退，中国军队继伏重兵于平型关之土沟，待其增援之两联队经过，尽予以歼灭，遂成平型关大捷[37]:96。蒋致电嘉奖[80]:323。9月26日起，日军于连云港与中国军队发生炮战，图在墟沟登陆[37]:75。9月27日，中国军队乘胜攻灵丘，两败日军[37]:96。10月2日，日军占领连云港外东西岛[37]:75。

10月初，卫立煌率国民革命军第十四集团军从河北石家庄转赴晋北增援，并负责指挥忻口会战[86]:87。忻口正面中国守军与处于日军后方第十八集团军密切配合，多次重创日军，使日军在晋北苦战[36]:434-452。10月26日，日军左纵队进抵娘子关侧后，中国守军主力仓促后撤，日军当日攻破娘子关，并追击溃退的中国守军[86]:91。中央军及晋军破之于忻口，军长、师长战殁，而战地不为之动[14]:665。

10月，日军一支西陷绥远省城归绥，一支南犯太原[14]:665。11月2日，晋东方向日军占领昔阳，形成与晋北日军会攻太原之势，忻口中国守军当夜南撤保卫太原[36]:470-475。日军改自河北攻晋东；11月9日，日军占领太原[14]:665。

8月8日，蒋分析国军作战态势时认为：“全部战略之弱点，乃在山东，应设法补救。”[52]:82南口之战告一段落后，日军循平汉铁路南下：9月，攻陷河北保定；10月，攻陷石家庄；11月，攻陷河南安阳；另一路由津浦铁路南下，攻陷德州[14]:665。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不战而走，12月27日放弃济南。青岛以陷于海陆夹攻，守军于炸毁纱厂后西撤[14]:665。1938年1月11日，蒋由武昌飞开封，召集第一战区、第五战区团长以上军官会议，演讲“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要求各将领要铲除保存实力、拥兵自重之亡国思想，演讲完毕，当场下令逮捕韩复榘[52]:83。1月14日，经国民政府法院将韩复榘判处死刑，之后枪决[91]。

根据利用日方官报死者名单所做出之研究，1937年日军至少在华北战死8,177人、战伤死1,164人、病死546人、事故死87人、原因不明死去1人，总共在华北至少死亡9975人；在内蒙至少战死112人、战伤死13人、病死5人，总共在内蒙至少死亡130人，合计1937年日军在华北与内蒙至少死亡10,105人[92]（然华北战场实际战死者数量应该有更多的上修空间，因为根据日军之后的机密文件显示，当场战死的人数往往是伤重不治者的十多倍[93][94]，所以华北战场实际的当场战死人数应比8,177人多出不少）。

黄河花园口决堤，中断下游局地交通，迟滞了日军，也致数百万民众受灾

主条目：1938年中国、徐州会战、兰封会战、台儿庄大战和花园口决堤

1938年2月，津浦铁路北段日军（华北方面军）深入鲁南，南段日军（华中派遣军）越过淮河，企图合犯徐州[14]:665。面对徐州北面门户洞开，李宗仁调整部署，同白崇禧商定改为节节抵抗、诱敌深入，吸引日军孤军南下，相机将敌围歼[52]:85。3月，南来日军进攻临沂，为时8日，伤亡颇大[14]:665；在津浦铁路南段，张自忠第五十九军（30,000人）强行军不到24小时到临沂近郊沂河西岸，3月12日分两路强渡沂河，同时庞炳勋第三军团（第四十师5个团，13,000余人）从临沂杀出，坂本支队（第5师团第21旅团为主力）向北溃退[52]:86-88。3月17日，国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3,000多人殉国；3月18日，濑谷支队（第10师团第33旅团为主力，配属炮兵、工兵、装甲车之“战斗群”，约万余人）攻下滕县[52]:85-86。徐州东北台儿庄攻守尤为激烈，为时4周[14]:665。濑谷支队以第63联队组成“台儿庄派遣队”，3月24日开始进攻台儿庄；同日蒋带白崇禧到徐州，隔日白崇禧向蒋建请调来有德式反战车炮之中央炮兵第十团；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一师池峰城部守台儿庄，至3月31日全师伤亡超过七成，孙连仲挂电话给池峰城：“士兵填完了，你就填上去，你填进了，我就来填进去！”[52]:88-89。中国以4倍兵力，截断日军补给，歼其16,000人，日军于4月7日后撤，证明其并非无敌[14]:665。4月7日，汤恩伯第二十军团（10个师，72,000人）大败坂本支队；同日李宗仁、白崇禧下令全线反攻，汤恩伯军团、孙连仲集团军反攻大破濑谷支队，重创坂垣师团[52]:91-92。3月16日至4月15日之“台儿庄会战”，中国军队约29万人和日军约5万人在徐州台儿庄激战一个月，中方伤亡5万余人，毙伤日军2万多人；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曾3次赴徐州视察督战[90]。捷报传到武汉，10万人上街游行庆祝[52]:95。南京失守后之士气为之重振，人心尤为兴奋[14]:665。日军两个师团伤亡近2万人，中方死伤3万余人[52]:95。日军改向山东、河南之交与安徽北部进攻[14]:665。5月17日，李宗仁主动放弃徐州，国军主力撤出[52]:95；月底，河南兰封、归德相继失陷，日军攻打襄阳、樊城[52]:106。5月，国军放弃徐州，战场移于豫东[14]:665。历史学家黄仁宇称：“不是先有国军才有抗战，而是因为抗战才造就出国军”；4月25日，李宗仁呈蒋四月敬电：“前次台儿庄作战，孙总司令连仲指挥所部，固守台儿庄各村落，虽敌屡以主力，集中炮火，猛烈攻击，皆能不恤伤亡，沈着应战，并时反击，予敌以重创，使汤军团及张轸师，达成包围，把握胜利。汤军团长恩伯，指挥主力，迂回枣、峄，行动敏捷，侧击敌军，果敢攻击，获取胜利之基础。该总司令、军团长，忠勇奋发，指挥洽当，寔已开国军胜利之途径，树袍泽奋斗之楷模，恳予特别褒奖，以励有功，至所部各级官长作战功绩，已令查明呈报，以资分别奖叙。谨电呈鉴核”[52]:96。

1938年6月5日，国军不守开封[14]:665。国军掘毁郑州以东花园口黄河堤防，洪水向南泛滥，人民损失惨重[14]:665-666；6月9日决口成功，开始放水[52]:109。总计淹没40余县，河南民宅冲毁140余万家，陆沉800余万亩，安徽、江苏耕地陆沉1,100余万亩，倾家荡产者480余万人[14]:666；夺去89万民众性命[52]:109。日军进攻郑州、南窥武汉之企图为之滞延[14]:666。

华中华南作战

薛岳指挥第九战区激战13昼夜，歼敌1万4千余

主条目：武汉会战和广州战役

武汉为南京撤退后最高统帅部所在地，亦为日本次一攻击目标[14]:666。1938年2月以来，日本空军不断轰炸，遭到坚强抵抗：2月8日，中国空军及苏俄义勇军击落日机14架，中国大队长李桂丹战殁；4月29日，击落日机21架，中国损失9架，苏俄损失2架[14]:666。6月15日，日本海军溯长江西上攻陷安庆，会同陆军突破江西马当要塞[14]:666。7月25日，九江失守，武汉外围会战开始，日军分3路前进[14]:666。

9月底，日军主力第106师团孤军深入到江西九江德安县万家岭地区，国军第九战区部队由薛岳指挥下属10万将士，在南浔铁路战场与日军约28,200人激战13昼夜，歼敌1.4万，日军前所未遇重挫[90]。

10月12日，日军4万人登陆大亚湾，10月21日占领广州[14]:666。10月24日，国军主动退出武汉，武汉会战结束；11月11日，日军占领岳阳；11月12日长沙大火，20万人无家可归[52]:114-115。《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和单纯防御之战略方针，致使中国大片土地相继沦陷”[95]:472。蒋致孔祥熙十一月皓电：“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致长沙大火人民受殃，着即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52]:117尤其是武汉失守以后，抗日力量严重削弱[95]:472。

1938年－1941年

1940年日军占领区

参见：国共关系和中国通货膨胀 (1938年-1950年)

中国敌后军民展开“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即散兵作战）等广泛之游击战争，牵制与消耗日军，并在1940年进行“百团大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互配合抗日持久战，使战线延长[76]:164。日军虽然占领大片中国国土，但无力全面进攻中国，无法实现征服中国之目的；于是，日军在正面战场采取局部军事打击以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之策略，把军事进攻之重点转向后方，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作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等盟国成立中国战区，在中国建立空军基地，中国则出兵缅甸联合盟军对日作战[76]:164-165。

分而治之

参见：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37–1940)、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汪精卫政权、潘汉年和1939年中国

日本建立的傀儡政权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王和日本占领军

1943年，日本召集汪精卫（左三）、张景惠（左二）等参加大东亚会议

组建76号特务组织，被戴笠称为“抗战以来罪大恶极之巨奸”的李士群

1937年，“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60]。1937年12月14日，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并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60]。1938年3月28日，北洋军阀段祺瑞心腹梁鸿志任“行政院长”之“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60]，并与日本订立条约[96]:21。1939年9月1日，日本人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合并，在张家口成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41年改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60]。1940年3月29日，汪精卫政权成立于南京，汪精卫自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主席之位为林森预留[57]:15；陈公博、周佛海等分据要津，“维新政府”取消，北平“临时政府”改名“华北政务委员会”，由日本直接控制，非汪之权力所及[14]:679。

日本于1937年12月22日向中国提出更苛刻“和谈”条件，并声称“蒋介石须在规定的时期内派遣和平谈判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点”[97]，蒋乃中止与日本谈判[98]:1473。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决定：“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协助新生的中国的建设。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99]:385-386。1月16日[57]:13，近卫文麿发表由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之〈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公然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100]:386，而与各省政府主席签订和约[14]:676。1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维护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的声明〉，严正表示“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101]。同年底，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57]:14。

1938年1月，孔祥熙继蒋为行政院长，3月，蒋任中国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任副总裁，汪难免有不快之处[14]:677。12月19日，汪夫妇与追随者从重庆出走，先到昆明，然后转往河内[52]:149。12月29日，汪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请依近卫之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3点，与日本恢复和平[14]:678。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革所有职务，国民政府下令严缉民族叛徒[14]:677。3月，汪在河内遇刺，未中，再宣布和平是中国独立生存之要道，急于自立政府[14]:678。汪一行人在日方协助下，5月抵达上海，6月转赴东京[52]:153。12月30日，日、汪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参与其事之高宗武及陶希圣竟逃往香港，将全文披露，证明汪之卖国证据，日、汪大感狼狈[14]:678。1939年9月12日，日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西尾寿造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任总参谋长[57]:15。1940年3月26日，汪精卫伪组织在南京成立[70]:41。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于3月29日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96]:132。蒋严正驳斥，明令通缉[70]:41。

中共代表潘汉年在袁殊引荐下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岩井英一会面，岩井要求中共与日本、东南局双方情报相互交流，潘汉年答应会帮“岩井公馆”（专门搜集重庆、英美情报的单位）在香港搜集关于英美、国军的资料[102]:96-113。随后岩井英一协助潘与汪政府的影佐祯昭会面，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基本共识[103]。1940年在经过饶漱石同意之下潘汉年与李士群取得联系，开始与新四军展开交流合作[104]。1941年潘汉年住进李士群的私人寓所[105]，同年李士群成功捕杀国民政府最大地下抗日组织（上海区书记齐庆斌），戴笠：“李士群阻挠国府在沦陷区实施各种政策，凡足以献媚日敌者，无所不用其极。另在杭州设无线电台，专侦察我军事行动，实为抗战以来罪大恶极之巨奸。”[106]陈恭澍对李士群与中共联手感到痛心：“七十六号（汪政府下以李士群为首的组织）”是杀人不眨眼的，他们是一伙汉奸、强盗、流氓及共党份子组成的罪恶集团，以往人们以为“七十六号”只是一个罪恶的渊薮而已，但很少人了解，它还在暗中掩护共产党地下活动，并协助共党份子直接、间接打击国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员[107]。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108][109]。1943年6月25日，陈布雷呈给国民政府中央的电报指出：“共党潘汉年现充新四军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拢，在京沪江淮一带公开活动与敌伪交往频繁，延安代表冯延寿（实际上其为饶漱石的人）（化名）在南京与日军及汪精卫洽商政治停止摩擦、军事停止冲突、物资相互交换等。”[110]1943年9月5日，毛庆祥呈给国府中央的电报：“敌方（日本）极力献媚苏俄，企图完成联俄联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国联络共产军牵制国民革命军作战之兵力，现奉日军命令汪逆精卫会见八路军毛泽东代表进行谈判，而潘汉年早与汪伪正式谈判妥协，且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东条认为此举是与东军联俄互相配合之行动，但驻南京之日军总司令长官畑俊六大将则坚持反对联合。”[111][112][113]。

深入内陆

主条目：重庆大轰炸、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1939年中国和1940年中国

1938至1944年，日军轰炸重庆达数百次之多

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的日本士兵

1941年6月5日的轰炸致多达4000位民众死亡

为动摇国民政府抗战决心，迫使其屈服投降，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出动大量飞机，对成为中国抗战政治中心之重庆持续数年“战略轰炸”，使许多民众遭轰炸而牺牲[76]:132。1939年后，日本空军对中国后方轰炸远及于西北兰州、西安、西南之昆明，而以重庆为主要目标[14]:686-687。总计日军对西南大后方，投弹60,174枚；重庆受创最烈，尤其是5月3日至5月4日，落弹上万枚，伤亡惨重[114]:32。特别是1941年6月5日，日军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重庆，空袭时间长达5个小时；十八梯大隧道内由于避难民众人数过多，通风不畅，致使1,200名左右之避难市民被活活闷死；这就是“六五大隧道惨案”[76]:132。此一年之内，总计各地被空袭2,600余次，人民死者28,000余，伤31,000余，房屋被毁138,000余间[14]:687。除少数边远省份外，中国各省均曾遭到日机轰炸；这种不区分军队与平民目标之无差别狂轰滥炸，给民众生活带来深重灾难，人们长期生活在恐怖之中[76]:132。

日本为巩固已有据点，维护水陆运输线，扩大占领区，严密封锁中国对外交通，1939年至1941年，一再发动攻势[14]:686。重要战役，一为两次赣北之役：第一次在1939年3月，日军约50,000人，进犯南昌，国军约20万迎击，一周后南昌陷落；第二次在1941年3月，日军约4万，国军倍之，激战于南昌以西地区，为时2周，日军颇有损失[14]:686。二为两次鄂北、豫南之役：1939年4月，国军在各战区反攻，5月，武汉日军5万分路进攻，为10余万国军所遏阻，成相持之势[14]:686。历史学家吕芳上称，1940年枣宜会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与敌激战九画夜，命令部队死守阵地，没子弹用刺刀、用大刀、用石头、用石齿与敌缠斗、拼个死活，以原始身驱对付现代武器[52]:5。1940年5月，日军再度进犯，兵力约增加一倍，中国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阵亡，6月日军占领宜昌，截断四川、湖南间水运[14]:686。三为两次湘北之役：1938年11月，日军自湖北侵入岳州，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下令纵火，长沙全市几化为灰烬，1939年9月日军10万来攻，10天后为国军20余万拒退，为第一次长沙大捷[14]:686。长沙会战结束后，白崇禧在衡山军事会议上分析，日军有“快”、“硬”、“锐”、“密”4项优点；国军在反击时，应以稳定对快速、坚韧对强硬、伏兵对锐利、严明对机密[52]:162。

1939年2月10日，日军占领海南岛[70]:39；6月发动潮汕战斗占领潮安、汕头；11月，登陆钦州湾；兵力约5万人，西趋广西，袭陷省城南宁，完全断绝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间之交通[14]:686。11月15日，日军70艘登陆艇在北海湾龙门港登陆，很快占领南宁；12月4日，占领昆仑关；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要收复昆仑关，向蒋申请调用中央军第五军任主攻[52]:155。12月，国军16万于南宁东北昆仑关大举反攻，历时两月[14]:686。12月18日，国军反攻，血战近两周夺回昆仑关[52]:157。而在1939年10月下旬时，时任陆军次官的阿南惟几在省部联合会议上发言表示，已经有数十万名日军阵亡于中国战场（病死与意外身亡者应不含在内）[115]:46。

日本对外扩张政策，分南进与北进[14]:684。1939年5月起诺门罕战役，苏军在朱可夫统领下以寡离众，击溃日本关东军两个师团[52]:155。7月，日本决定南进，为处理“中国事变”，更须解决南方问题，断绝越南、缅甸与中国交通[14]:684。

1940年，日军出兵侵入越南，威胁英荷南洋帝国[37]:257。6月，乘法国在欧洲战败，迫令维希法国停止滇越铁路为中国运输物资，中国通海口之交通线全断[14]:684。7月，英国政府为讨好日本，竟封锁中国唯一国际边道滇缅公路，使中国作战物资之出口完全断绝[37]:257。后因美国对日态度趋于强硬，3个月后，始行重开[14]:684。自此中国深感财政困难，通货膨胀不已，军民生活日益艰苦，直到1944年秋间，实为中国抗战最艰苦阶段[37]:257。9月，六万日军登陆安南北部进攻滇桂[70]:41。而日军同样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如东条英机在1941年10月14日的发言当中，就承认日军已经有数十万人在华作战阵亡（应不含病死与意外身亡人数）[116][115]:611。另根据日本战后研究，在华日军作战阵亡或因重伤残废无法再度返回战场：1937年至少5.1万人，1938年至少8.9万人，1939年至少8.2万人，1940年至少4.2万人，1941年至少4.1万[117]:204-205。

敌后战场

主条目：中国敌后游击队、三光政策、中国抗日游击挺进军、冬季攻势、中条山会战、太行1941年冬季战役、忠义救国军、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和百团大战

敌后区游击司令刘震东

敌后特务烈士郑苹如

国民政府1938年11月划分的十二个作战区域，分别为第一战区、第二战区、第三战区、第四战区、第五战区、第六战区、第七战区、第八战区、第九战区、第十战区、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118]:409-410。

为孤立抗日力量，日军强迫大批老百姓迁徙到其划定之变相集中营，建立“集团部落”，使许多地方成为“无人区”，以此割断民众与抗日军队之联系[76]:133。日本严格禁止老百姓在“无人区”居住和耕作；而在“集团部落”内部，则实行“米谷统制”政策，农民自己加工粮食之工具也被没收；日军规定农民生产之一切粮食果品统归大仓，严禁私留或者买卖，否则受到严厉惩罚；生活在“集体部落”之老百姓已经失去一切人身自由[76]:133。

日本军制造“满洲国”后，万里长城成为它与华北地区之所谓“交界”地带；从1941年秋到1942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八路军沿长城一线建立带状之抗日根据地；日本军感到威胁，在“满洲国”军配合下，把居民强行迁移到集团部落，将原来之村庄烧毁，不愿意迁移之居民则被屠杀，结果在沿长城一线建立500公里以上之无人区；因此，大量农民失去家园，因饥饿与疾病而死亡[76]:133。1940年10月2日至11月30日间，日军在扫荡八路军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区与太岳区时，下令：“这次作战，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119]

1939年华北日军总共有6,637人战死、16,758人战伤，1940年华北日军则有6,337人战死，13,200人战伤[120]，上述伤亡都是国共游击武装力量在敌后作战所取得的战果。

国共争夺敌后战场

参见：十二月事变、黄桥战役、皖南事变、抗日战争时期国共战役列表和国共摩擦

1940年，第89军在黄桥战役中被歼；三个月后，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被歼。国共互相指责

1939年11月26日冬季攻势晋系阎锡山爆发十二月事变，11月28日薄一波领导的山西新军宣布起义脱离晋系编入八路军120师、129师编制，促使冬季攻势担任主力的第二战区处于混乱[14]:682[86]:389。12月冬季攻势，国军动员80个师，55万兵力，各战区分别收复包头、信阳、沁阳等城市；隔年更攻入开封、新野、襄阳、福州等地；日军反攻回复原来战线，日本军部检讨时认为：“……我军未依期望进展，掌握主动，致使中国军队能发动此一顽强之攻势，直可视为事变以来陆军最为黯淡之时期。”[52]:162

1940年3月，国军由山西南部经太行山至河北向日军发动攻势，八路军在距离日军50英里外的情况下发动抗击朱怀冰、石友三的6万国军，八路军取得上风[86]:390[121]。在华中地区，国共双方则发生竹沟惨案、平江惨案等事件，中共处于不利地位[86]:388。1940年10月，新四军与苏鲁战区之国军游击队在江苏泰州黄桥镇冲突，消灭苏北国军[52]:171。苏北地区的中国共产党新四军与当地驻扎的国民革命军发生黄桥战役，一举击溃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属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86]:391。军事委员会命令新四军一律开赴黄河以北作战；命令期限一再展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第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部包围新四军主力10,000多人[52]:171-172。1941年1月4日至12日，新四军在皖南泾县遭国军包围（皖南事变），军长叶挺以下5,000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杀，番号撤销；中国共产党称为第二次反共高潮，自行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并要求恢复该军番号，惩办与事变有关人员，撤退华中国军，平毁陕甘宁边区封锁线，废除一党专政，再要求承认中国共产党之抗日政权，维持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现状，八路军、新四军编为6个军，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国、共代表分任主席副主席[14]:682。最后中共统一整编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为7个师[86]:400。

1941年－1945年

主条目：1941年中国、1942年中国、1943年中国、1944年中国、1945年中国、太平洋战争和南方作战

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不仅使中国孤立无援，更公然分裂中国东北与外蒙古国土

美国取消在华治外法权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共同宣言》，其宣言内有：“……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122]:4681-4682。中国共产党出于此条约有利于打破德日包围苏联的局势，为国际局势考虑，表态全力支持。但其态度难以为民众所接受[123]:8-9。4月1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声援两国条约，并重申日苏两国条约并未变更中国领土权，反而确保了两地的安全[124]。国民政府外交部王宠惠部长发表声明，强调东北四省及外蒙均为中华民国之领土，《苏日共同宣言》对中国绝对无效[86]:757-758。

1941年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禁止对日本输出石油等战略物资，冻结日本在美财产，并要求日军撤出越南[52]:178。珍珠港事件发生两天后的12月9日，中国正式向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宣战[125][126]。因此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并与英美等国签订废除部分不平等条约，令重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上升[127]。

1944年春季，中国军队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发动攻势作战；至1945年夏季，共歼灭日伪军47万余人，攻克城市70余座，收复大片国土[76]:165。

中国内陆战区

主条目：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和厂窖惨案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的日军阵地

1942年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国军第十军阵地

1943年夏，第六战区中国军队在三峡地区行军

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期间，中国军队与日军在第九战区有过4次大规模会战，日军先后出动66万人次、共伤亡10.7万人，国军出动100多万人次、共伤亡13万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直到1944年5月第四次长沙会战，激战月余，日军才攻陷长沙[90]。1941年1月16日，日本陆军中央部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计划》，企图在年内在不减少现有兵力，对重庆国民政府采取高压的军事态势，利用国际形势变化尽早解决中国作战[86]:338。1941年9月，日军第二次来攻，4天后退却，此为第二次长沙之捷[14]:686。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目的在消灭第九战区作战主力，在9月28日攻入长沙，10月1日日军主动撤退；国军由西、北、南三面增援，损失严重[52]:177。第二次长沙会战于1941年9月6日爆发，历时33天，日军攻占长沙，之后迅速撤离，国军趁机收复失地，双方恢复战前状态[86]:345。阿南惟几为策应日军夺取香港作战，再次进兵长沙，薛岳领导国军节节抵抗，削弱日军攻势后往两翼撤退，诱使日军抵达长沙城下，两侧国军切断日军补给线；1942年1日日军不支后撤，遭国军拦截袭击，损失惨重[52]:177。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同盟国取得的首次胜利，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128]:99。

1940年起，有说法表明中共根据地开始从事特货鸦片种植销售，1942年鸦片收入成为中共边区经济最重要收入来源，1944年更达到总财政收入30％的规模，透过此类贸易赚得许多金子、法币等[129]:461-483[130]。美国驻华代办艾哲逊于9月4日在重庆以呈国务卿1541号函，述瑞典人加斯塔夫·苏得邦谈话：“在山西共产党地区种植鸦片所得之金钱，用以垫支共产党的岁收，维持共产党发行的货币，和购日本占领区的商品……大部分鸦片似乎是在敌人控制的区域内出售或易货”[131]。中共以晋北及陕北鸦片栽种区域最广，并以武装部队护送[132][133]:41-117[134]:263-298，将鸦片统一收购运至耀县及柳林销售[135]:79-80，国民政府曾于1943年4月欲派内政部陕豫甘宁绥区烟毒检查团赴陕北调查，遭萧劲光拒绝[136]:1452-1455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会战，在打通浙赣铁路，摧毁沿线机场后撤退[128]:99-111。

1943年5月9日至12日，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畑俊六的率领下，在湖南益阳南县厂窖镇屠杀平民3万余，强奸妇女两千多人，烧毁房屋、船只无数，史称厂窖惨案[137][138]。

中缅印战区

主条目：中缅印战区、缅甸战役和滇湎路战役

1942年，正在组装M1榴弹炮的中国远征军

1943年6月，中国远征军于怒江畔作战

日本方面不满足于控制东南亚的油气资源，同时注意到滇缅公路对中国战场的意义[57]:362。原本中英两国军队预定在曼德勒筹划与日军会战[128]:45，但是日军先夺取了英军控制的仁安羌，使得英军开始向印度方向退兵，于是日军迂回至中国军队背后，令中国远征军右翼暴露，结果联合作战破局成为各自溃退惨剧，远征军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残部被迫自野人山回国或撤往印度，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六军撤退回国[128]:46-49。

史迪威重一隅而忽略全局，与中国全面抗战之战略观念不同；遂公开反抗蒋之命令[51]:131。1943年6月24日，史氏因要求撤换杜聿明军长不获中国政府同意，乃不经预告，于二日后将中国战区作战之美国第十队轰炸机，全部调埃及助英军作战[51]:131。其后史氏曾拒绝将租借法案下拨给中美商业组织之中国航空公司两架运输机转交中国空军，不肯向华盛顿代转中国前线500架飞机之作战计划，反对美军1000桶飞机汽油之借用[51]:131。史氏甚至要求担任中国三军统帅，美援武器直接援助中共，大为中国朝野所不满[51]:131。

战事逆转

主条目：开罗会议、常德会战、滇西缅北战役、长衡会战、桂柳会战、湘粤赣战役、豫西鄂北会战、湘西会战和桂柳反攻作战

1943年冬常德会战

1944年夏，国军第十军在衡阳保卫战中奋战47日，7600位将士身亡

1945年春，湘西会战日军重挫，中国转入反攻。图为雪峰山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在埃及开罗发表新闻公报《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自1895年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128]:488。1943年11月，日军进攻常德，战斗一直持续至12月20日，日军一度攻占常德，但在中国军队反击下最后撤退[128]:120-130。

1944年1月4日，支那派遣军向东京大本营提交作战计划，准备大规模进攻，打通平汉铁路及粤汉铁路，破坏美国在中国空军基地；1月24日，东京大本营批准作战计划，正式名称是“大陆打通作战”，行动代号为“一号作战”，动员兵力51万，轰炸机200架配合作战，调集2年用空军弹药，军用马匹67,000头[52]:223-225。为了取得东南亚地区的物资，日本于1944年4月发起豫中会战，击溃汤恩伯在河南省的大军，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57]:841。4月23日、5月1日、5月25日，先后攻陷郑州、许昌、洛阳[52]:225。6月19日，日军攻破长沙[52]:235。6月2日，第十军进驻衡阳[52]:241。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57]:848。第十军堀壕灌水，作背水一战之决死阵势，能夜战，常逆袭，日方称为“勇敢之重庆军”[52]:243。华中日军与华南日军又联手发起桂柳会战，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后打到贵州省独山，震动重庆[57]:1032-1033。11月11日，桂林和柳州同时失守；12月5日，日军攻陷独山；12月10日，第二十九军军长孙元良率900余人，跑步抵达独山，挡住日军攻势[52]:272-274。

正面战场之中国军队在1944年缅北滇西反攻作战中也取得胜利，并在6月收复柳州后，制订反攻计划；日军被迫开始收缩战线[76]:165。1944年5月，由卫立煌指挥的中华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抢通中印公路[128]:551-555。1945年1月，中缅国军会师南坎[70]:46。中印公路首次通车，蒋决定命名为“史迪威公路”，自兹由印度运入作战物资，得以畅通，印度输油管亦接通至昆明[70]:46。

1945年2月以后，盟军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于是为了消灭美军在中国的飞机场以维持大陆交通线的通畅并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集中全力于本土防卫，1945年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57]:1034。在湖北，3月日本军向西北部发动攻击，于4月8日攻陷老河口[128]:559。“湘西会战”从1945年4月9日起，止于6月7日，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最后一场会战；日军为争夺芷江空军基地，共投入5个师团10万兵力，国军由何应钦亲自指挥9个军26个师18万兵力，战线长达200余公里[90]。战场位置在湖南省中西部，此战又称“芷江攻略战”[139]。日军攻入湖南西部，但是在中国军队抵抗之下，日军遭受挫败而退回原阵地[57]:1035。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人，战线长达200公里[139]。国军在会战主力王耀武指挥下，取得雪峰山大捷，会战以日军战败而结束，歼敌3万余人[90]。在湖南战场上中国军民一寸山河一寸血之浴血奋战，激起中华民族战胜日军之信心和勇气，日军自此逐步收缩战线[139]。湘西会战之胜利，标志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90]。

1945年7月27日，国军反攻，收复桂林[70]:46。策定反攻广州计划，完成一切部署，陆军总司令部推进桂林[70]:46。8月，美国第十航空队调增中国[70]:46。

疆独崛起

主条目：伊宁事变、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北塔山事件和苏联入侵新疆

1944年，苏联和中共帮助东突厥斯坦建国

1944年9月，苏联驻伊宁县领事公开支持肯定“伊宁解放组织”，随后该组织在迪化市、阿山、塔城县、阿克苏等地建立分支机构，为之后的三区革命创造了有利的基础[140]。

11月7日，东突解放组织特别选在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发动大暴动“伊宁起义”[141]。11月8日，穿着哈萨克共和国军服的士兵乘坐十多辆马车，车上架有机枪封锁伊宁城北司令部桥头，阻止国民革命军增援[142]。11月12日，暴动者在封锁伊宁市区后，开始针对汉族屠杀[143]。11月12日，爆发伊宁事变（中共誉之为三区革命，中华民国称为“叛乱”），在伊犁、塔城、阿尔泰三个地区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乌兹别克人）说：

“醒来吧！醒来的时代到了。真主是我们的信仰，穆罕默德是我们的圣人，伊斯兰是我们的宗教，东突厥斯坦是我们的祖国。……按真主‘给暴虐以惩罚’的意志，我们相信真主无疑的诺言。我们伊犁人民团结起来，用棍棒铁锤起来反对横暴的政权而起义了，短时间内把汉人政权推翻后建立我们的伊斯兰政府。汉族血腥压迫的旗帜将被我们踏在脚下成灰烬。我们举起祖先留下来具有宗教意义的月芽、星星标志……所谓‘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谬论，制造假历史的骗子们，应该听清楚，永远记住以下事实：他们不要忘了，东突厥斯坦英雄的儿女们曾用棍棒攻击他们，汉族忍受不了这种打击。中国的官吏和帝王为了自己的土地和政权，建筑了三千五百公里万里长城，像害怕鹰的兔子一样跑到长城里面。这些事实虽然被汉族政府历史学家所隐瞒，但全世界历史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太阳是不能被衣襟遮盖住的。……[144]”

1945年1月5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宣布脱离中华民国而独立，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副主席阿奇木伯克·霍加，总司令阿列克山德洛夫[145]。4月，曹达诺夫·扎义尔成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政治部部长，在事后肯定苏联动员部队参与伊宁起义的贡献[146]。9月，国军新编第46师徐汝诚到达迪化前线，第八战区副司令郭寄峤进入新疆[147]。9月13日，国府吴忠信、朱绍良、郭寄峤分析情势：“三区叛乱军已推进到玛纳斯河，距迪化仅两日路程，目前屯兵玛纳斯西，有向迪化进攻之势。现守迪化之军队仅六营，援军由青海或兰州最快八到十日才能到达。”[148]

暴动期间中国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东北日报》、《边疆服务》等报刊则对国民政府压迫新疆少数民族、残酷剥削政策进行报导，并联合中共中央共同声援伊宁事变的民族起义[149]。新疆暴乱的革命者（如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拜克·木农阿吉）自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民族军”或“11月革命”[150]。中共1950年以前称新疆暴动者为“伊犁当局”、“伊塔阿三区”，在伊宁事变领导者“空难死亡”后改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三区革命”[151][152]。

日本投降

主条目：终战诏书、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仪式、芷江受降和雅尔塔协定

日本签订降伏文书翌日（9月3日），蒋中正走出官邸，参加抗战胜利大游行

9月9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受降

9月16日，香港重光

1945年7月26日，中国蒋委员长（未被邀请与会）、美国总统杜鲁门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波茨坦发表声明，对日本提出最后通谍，促其宣布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使用三国巨大之陆海军全部力量，使日本武力及其本土完全毁灭[37]:225。三国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153]。日本始终认为如果无条件投降，等于毁灭日本；公告中虽有将来可依日本人民的意志，成立一个倾向于和平及负责之政府之字句，然而未提及日本最关心之是否保存天皇，因之不肯接受[154]:715。

1945年8月6日，为避免采取大量伤亡的登陆战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广岛市投下第一枚原子弹，8月9日又在长崎市投下第二枚原子弹[57]:1245、1250。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秘密协议宣布对日作战，随后出兵中国东北，相继占领朝鲜北部[76]:165。8月9日，中国各个敌后根据地军民开始大规模反攻作战，取得重大战绩[76]:165。8月10日下午7时，日本政府正式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日本请降照会》[155][57]:1256。下午7时50分，日本政府请降书，已请由瑞士、瑞典转达盟方，日本愿意接受盟方《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但仅要求保留天皇，仍为日本元首[37]:227。晚上8时许，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经中央通讯社收获，发布号外，“顷刻震动全市，街头人山人海，遍处欢呼呐喊……超过十万以上之男女老少市民……奔赴国民政府暨中央党部前欢呼，向蒋主席致敬……”[156]:668-669同日，在延安总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大反攻第一号命令[157]，令山西、河北、山东、绥远军队进向察哈尔、热河、辽宁，配合苏联及外蒙军作战，亦即抢先进入东北[14]:720。8月13日，毛泽东对干部演说[14]:720。8月14日，朱德、彭德怀电陈蒋，公开表示抗拒统帅部8月10日给予该军驻防待命之命令，8月15日朱德又自称“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致电冈村宁次饬其命令所属日军投降，受降地点及代表指定：一、华北在阜平地区，由聂荣臻负责；二、华东在天长地区，由陈毅负责；三、鄂豫两省，在大别山地区，由李先念负责；四、广东在东莞地区，由曾生负责[158]:404。

在中国军民和苏美盟国打击下，日本已无力继续战争，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76]:165。1945年8月15日晨，同盟国由瑞士政府之通知，获悉日本天皇已颁敕令，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宣告投降后，遂同时公布日本无条件投降[37]:230。是日正午，日本昭和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70]:46-47[57]:1280。8月15日15时，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致电冈村宁次，饬其命令所属向中国共产党投降[51]:147。朱德另电冈村宁次，命令日军分别向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广东）中共将领投降[14]:721。最终日军拒绝朱德的要求，同盟国则完全不予理会。8月16日，日本大本营向全体陆海军发布命令，停止战斗行动[128]:681。于1944年接替汪精卫担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之陈公博，宣布解散伪国民政府，汪精卫政权宣告灭亡[60]。 日本既已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国遂委任麦克阿瑟将军为盟军最高统帅，接受所有日本皇军投降（all Japanese armed forces by the Emperor）[注 8]，并负责主持占领日本本土，日投降代表团由首席代表河边虎四郎参谋总长率领，于8月19日乘飞机至马尼拉，签订投降条件[37]:234。国军按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一般命令第一号》所划分之受降范围，中国战区受降范围应为中国（东北除外，归苏军受降）、台湾以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接受日本全面投降[37]:234。8月17日下午5时32分，冈村宁次覆电表示服从指示[37]:234-235。

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发表声明：“八月十四日日皇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给武装部队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尚未布，而且日本军队还在继续进行抵抗，因此，日本实际投降尚未发生。我们只有在日皇命令其军队停止敌对和放下武器，而且这个命令被实际执行的时候，才承认日本军队投降了。鉴于以上各点，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159]8月9日，苏军占领德王府，8月23日，八路军攻克张家口，“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宣告结束[60]。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向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投降[14]:715，中国派徐永昌参加签字见证[70]:47。9月8日，何应钦由芷江飞南京，9月9日上午9时，代表最高统帅，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37]:237。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投降，八年中日战争告终[14]:715。按盟军指令，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必须立即向国民政府投降，但中共中央则不这么认为，除热河、察哈尔之张家口、山海关等6都市由苏联军所占据转交给中共外，其余重要都市多未进入和平状态，战事仍然持续[160]:218-222。

8月，设置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以陈仪为长官[70]:47。10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奉麦帅下达之命令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并接管台湾[161][162]。10月25日，驻台日军在台北公会堂完成受降仪式[163]，随后陈仪发表广播宣告恢复对台湾、澎湖列岛之主权[164]。

参战方

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张自忠，屡建功勋，在枣宜会战中力战殉国

至1945年3月，国军共有31个集团军，106个军、316个师[165]。

常州以东到上海一带是“忠义救国军”控制，名义上司令官是戴笠，在上海郊区和黄浦江对岸一带游击，由青帮和洪门组成，暗杀间谍和汉奸，牺牲100多人；1938年8月13日“忠义救国军”潜入日军虹桥机场升起一面中国国旗[166]:268-269。

冈村宁次于1939年时曾表示：“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二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督著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是缘木求鱼。”[52]:163在1938年-1945年，国民革命军中尚有战斗力的部队40%均为川军，川军实际战斗人员甚至超过了中央军。

东北抗日武装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初期以旧军队为基础的自发抗日武装力量，人数最多时曾达五十万人，但在日军强大兵力的进攻下，缺乏统一领导而又成分复杂的义勇军，于1933年即大部陷于瓦解。一部退入关内，一部分由中共领导组成东北抗日联军，继续坚持斗争。

八路军、新四

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第115师，红二方面军为第120师，红四方面军为第129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留守南方的红军部队和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67][168]:59-61。

新四军完成训练后，分成4个师，分别命名为：团结师、前进师、勇敢师和抵抗师，于1938年4月27日离开皖西颖水根据地，开赴前线，5月10日抵达南陵，5月16日分成小股力量沿南京－芜湖铁路潜越敌人防线，首次同日军交战[166]:240。

华侨

著名的南洋华侨机工队活跃在滇缅公路上，保证了抗战物资的运输畅通[169][170]:339。

美国援华

抗战初期，美国不愿卷入中日战争；1937年9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禁向中日两国运送军火[171]。直到战争进行17个月，即1938年12月，中国方到美国1,500万美元借款，以桐油抵偿[14]:669。外交人员几经努力，1942之前美国对华提供1.7亿美元贷款[171]。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全力援华，1942年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无偿援助，并根据《租借法案》向对华租借大量军事物资，包括“驼峰空运”[171]。

美国派员到中国参战，包括“飞虎队”、美军第14航空队和第20轰炸机队，以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171]。飞虎队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缩写AVG），因为飞机头部画上鲨鱼头，而未见过鲨鱼之昆明市民称作“飞老虎”而得名[172]。1937年初，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飞行员陈纳德获聘为中国空军顾问；1941年4月，苏联撤走航空志愿队，陈纳德遂成立以美国机师组成之美国志愿航空队，从租借法案争取到约100架战机，并在美国招募约100名后备役军机机师及200名地勤人员[172]。志愿队员月薪750美元，击落日机1架，给奖金500美元[14]:685。

1942年6月，根据《中美租借协定》规定，国府分别派遣中国空军机师赴印度和美国受训；1943年10月，中美混合联队（Chinese-American Composite Wing）成立，隶属于美国第14航空队指挥[173]。

1942年1月，日军大举进攻缅甸，5月切断中国最后一条对外交通线滇缅公路；6月，中美两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中国正式成为“租借协定”受援国[174]。4月，中美决定开辟“驼峰航线”，为中国抗日战争及美国在亚洲战场补给油桶、弹药、药品、食品和黄金等物资；美国空军第10航空队和中国航空公司共同承担“驼峰”空运任务，其中以美国空运为主[174]。驼峰航线上600多架运输机几乎全天候运转[174]。自1942年起，驼峰航线开辟，从喜马拉雅山脉东侧（横断山脉等高寒山区）由印度飞往中国，至二战结束，中美两国至少642架飞机失事或失踪，1,382名机组人员牺牲；向中国运送物资65万吨，占外援物资总量八成[174]。驼峰航线不仅地形险峻复杂，气候堪称世界上最恶劣，天气制约著空运数量；经常有暴风雨、湍流猛烈、横风每小时160至240公里，结冰严重[174]。有时气候急变影响飞行，使货物甩出飞；结冰把机翼压变形，令飞急降数千英尺[175]。数据显示，在1941年到1945年之间，援助中国物资81%是透过“驼峰”空运，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玛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丽江白沙机场，进入中国云南和四川，总航程约800公里[174]。航线经过高山海拔4,500至5,500米左右，最高海拔7,000米以上；由于当年飞机设备落后，机上没有加压装置，机员需要极大耐力[174]。

美国开辟中印空运之初，仅供给美国14航空队之需要，直到1944年春季之后，方始运作战物资，至于美国对中国之援助，空军方面获得数百架飞机及配件和燃油，陆军则获得29个师轻装备，其价值约为5亿美元，若按美方援助盟邦之物资2,800亿美元计算，或相等于装备588个装甲师或2,000步兵师，中国所占者实在微乎其微[37]:257。所有上述援助合计，中国在抗战中所获美援总额达16.02亿美元，是所有国家中对华援助最多[171]。

1937年4月，国共和解已成，苏联表示愿给中国以军火借款，中国反应冷淡[14]:669。8月21日，苏联同中华民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71]，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协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另有口头声明，在中日关系未恢复前，苏联不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中国不与第三国订立防共协定，苏联允3个至6个月内，实行参战[14]:669。

苏联对华出售重型武器曾超德国，并先后分别对华贷款3笔，共计2.5亿美元[171]。据统计，抗战开始至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中国利用苏联信用借款购买飞机904架（包括轻重轰炸机318架）、坦克82辆、汽车1,516辆、自动牵引车602辆、各种火炮1,140门、机枪9,720挺、步枪6万枝、步枪子弹16,700多万发、机枪子弹1,700多万发、炸弹31,100颗、炮弹187万多发[176]:486-491。

不久，朱可夫率苏联顾问团到中国[14]:669。苏联协助培养了部分飞行员、领航员及地勤人员[177]。

1937年11月，苏联给予中国以5,000万美金借款，用以购买飞机，苏联空军志愿队“正义之剑”继至[14]:669。

1938年1月，中国派孙科赴莫斯科，商谈中苏同盟不成，苏联反向日本提议解决两国悬案，日本未加理睬[14]:669。1938年冬，第二批志愿队来华，其中有当时被授予苏联英雄的雷恰戈夫，先后在武汉和台北给予日军重创[177]。苏联空军志愿人员先后来华共700多人，其中200多人在华牺牲；从1937年8月至1941年，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共击毁日机1,049架[171]。

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签订，苏联对中国援助全面停止[171]。国民政府对于苏日中立条约表达了严厉的批评，中国共产党则认为，根据苏联的和平中立政策，无论与日本订约与否，苏联都是不准备侵入东四省的；同时表示，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社会主义的苏联必然会支持中国[178]。

日本把几十万关东军守在东北，准备大量化学武器一旦和苏联发生战争时用，直到2000年之后，还有中国人因为地下化学武器泄露而伤亡[179]。

直到1945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但中国却因此同意外蒙古公投独立、允许苏联在东北和新疆享有特殊权益，整个东北工业设备被苏军洗劫一空，损失20亿美元惨重代价[171]。

中德军事合作（1928年－1941年）

主条目：中德关系 (1911年－1941年)

国民革命军中央教导团，又称德械师士兵

中德军事合作早在1928年11月就展开，中国国民政府聘用德国顾问团；“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1934年起，德国顾问团协助国军创建3个“示范师”，组建10个炮兵营，并组建工兵、汽车、高射炮、海岸要塞、电信、炮兵航空观测队等专业化部队[180]。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时，中央军是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其中最精锐部清一色是德式装备；国军从武器到兵工厂几乎全部来自德国，甚至连防御计划也是德军顾问制定[180]。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德国协助中国整训30万精锐部队，并出售大量军火物资；与此同时，中国还从德国购买大量军火物资，特别是1937年底中日激战期间，德国不但未像其他国家一样限制对华出口武器，反而加紧对华军火运输[180]。但日本步步进逼，始终未能成功[181]。截至1938年8月，至少有1.44亿马克（约5,816万美元）之德国军火物资运抵中国[180]。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德将正式承认“满洲国”；4月德国禁止对华军售，并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随后更召回驻华大使[180]。但德国军火在中国抗战初期依然有重大影响。中德合作令国民政府军装备大大改进。“八一三淞沪会战”时有大约70名德军顾问直接参与指挥国军各级部队；在上海到南京之淞沪战场上，尽管蒋介石将所有德式训练之中央军精锐全部投入战斗，却仍遭惨败[180]。外国舆论对于中国军队英勇智谋，亦再三赞誉；虽训练犹未充足，装备犹未齐备，外人以为不能支持一周之阵地，竟能抵抗十周[14]:664。

英国援华（1941年－1945年）

英国在19世纪时在中国拥有庞大利益；但是1930年代在东亚已是鞭长莫及，而且要与北非和西欧的德军作战。抗战初期中国多次向英国求助都被拒，蒋甚至亲自向英国大使卡尔表示，中国政府可以提供20万人替英国保卫香港，依旧被英国拒绝[171]。

1938年10月，中国华南、华中相继失守，英国在华势力范围基本为日本控制，英国开始援华；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对华提供财政援助货款共1,550万英镑，其中三分之二是1940年后提供[171]。英国对中国抗战支援基本上只限于道义，对中国的帮助包括开通滇缅公路和为驼峰航线提供基地。英国对华军援微乎其微[171]。

日军

主条目：侵华日军

出云号装甲巡洋舰1937年在上海参与淞沪战役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参与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各部队包括中国驻屯军、关东军、华北方面军（北支那方面军）、上海派遣军、华中方面军（中支那方面军）、驻蒙军、华南方面军（南支那方面军）、中国派遣军（支那派遣军）、参加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的日本海军部分军队[182]:87。

皇协军

参见：满洲国军、华北治安军、冀东伪军、蒙疆伪军、南京和平建国军和兴安军

对于东北方面，1940年时的满洲国军人数正规军约10万余人（30个旅）；武装较好的警察队约5万名以上，‘兴安军’约1万名以上[183]。

1945年初，仅汪精卫政权统治区就有皇协军40万余人[184]。

战争结束

主条目：日本投降

战后影响

参见：中国抗日战争牺牲者列表、中日关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

战后统计

经过14年之冲突，中国士兵至少伤亡300万人，可能另有一百万人因病及营养不良而亡故；阵亡士兵有九成以上是蒋的部队；炸死、烧死、饿死、淹死、被枪打死之中国人民还有900万人；不同时期，前后有数千万人成为难民，很多人颠沛流离死在路途中，不少人则在难民营过世[185]:23-24。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共伤亡3,500万人，财产损失6,000亿美元，中国人民为民族之独立解放付出重大代价；中国战场牵制日军陆军兵力之60%以上和大量海空军力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卓越贡献；中国国际地位也因此而提高[76]:165。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186]:32。另外有统计，中国抗日战争直接伤亡合计可能达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3,480万人[187]。1947年2月15日，联合国提出报告草案，详述中国八年所遭战争破坏：据估计战争死亡人数逾900万，由于战争死于疾病及受伤人数达数百万，劫后余生者亦陷于穷困和流亡；交通遭巨大破坏，教育受严重损害，工矿业十损其九，灾荒和瘟疫波及广西500万人、湖南1000万人[45]:8287。附：中国政府历年来公布的抗战军民受伤及死亡数据：（1）1946年底，国民政府公布军人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共计1,173万人。 （2）1947年5月20日，国民政府对1946公布的抗战伤亡人员总数进行了修订，军人作战伤亡3,227,926人，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伤亡9,134,569人，总计人口伤亡12,784,974人。（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作了初步估计1,000万人和5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损失。 （4）1985年公布战争中的伤亡人数为2,100万人以上。（5）1995年，公布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

国方统计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的激烈巷战

中国抗日战争时任国军参谋总长之何应钦在《开战之前敌我兵力比较》中，对比“七七事变”中日军力，开战之初，日本兵员总数为448.1万人，其中现役兵、后备役兵、预备役兵为战斗兵，数量199.7万人，补充兵人数248.2万[188]。陆军常备师团17个，海军舰艇190万吨位，空军飞机2,700多架[188]。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55,700~700,000人[189]。（不包括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和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及苏军在东北消灭的日军。）

中国抗日战争中开始之初，国军陆军现役兵170多万，补充兵约50万；海军舰艇11万吨位，不足日本十分之一；空军仅有战机305架，各式飞机加起来共600架[188]；75毫米以上之火炮只有800多门，其中重炮只有48门[190]。1937年，中国飞机、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年产量为零；而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设备能力为年产3万辆）[190]。据台北中央日报社出版《蒋总统秘录》第十一册第122页载：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军与日本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38,931次小型战斗[191]:64。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统计，国军作战伤亡322万7926人、病亡42万2479人，总计损失365万0465人[192]:243[193]。军令部统计自七七事变以来陆军阵亡131万9958人、负伤176万1135人、失踪13万0126人，空军阵亡4321人、负伤347人，海军舰艇全部损失，损失战机2468架[194]:36-37[37]:253[193]。据日本统计，“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212万人，中国派遣军有62万人；到日本投降，日军总兵力约700万人，中国派遣军有105万人[195]:222。日军八年在中国战场之伤亡，负伤131万8670人，阵亡177万9774人[37]:253。根据日本统计，日本军在整个二战死亡约185万至186万人，其中中国战场死亡约40万4千6百人，其中中共武装打死3万多人；苏军打死关东军约8万多人，太平洋战争南方军约死亡125万人[195]:221-222。至于1983年读卖新闻社所出版的《战争：中国侵略》所给出的数据是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为止，总共有七十多万日军死于中国战场[196]。

中国先后征发兵员1,400万人，伤亡官兵320万人，人民生命牺牲以千万计，财产损失约4,880亿美元[14]:715。国民政府兵役部门实征壮丁总数为13,922,859人[197]:114。据蒋纬国《抗日御侮》一书记载：“抗战八年，国民政府兵役部门征兵近1,400万，至于游击区、沦陷区、壮丁，则由战区司令长官自己设法招募”。此外“凡属军事所需之工事、道路、机场，均由民工以义务劳动方式，参加土工作业。八年抗战各战区工事之构筑，军用道路之开辟，被炸桥梁之抢修，以及敌军可能利用之道路的破坏，先后所发动之民工，当在10,000,000人以上。”[198]:120 据1943年7月中华民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转述，英国方面认为“我国抗战公报多夸大不足信，尤以报告敌人伤亡数目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称敌方伤亡三万，超过不啻十余倍云云。”[199]:118据何成濬日记记录，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由于虚报战绩过于夸大，被同侪将领“笑斥”[200]:59。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国军将领普遍虚报战绩的现象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201]:242日军和中共军队一般会将内部报告和对外宣传区别对待，内部报告较为真实，不过日军官方战报同样往往也偏离事实极远，其"大本营发表"的内容都是经过军部言论统制机关加工的，此词语在日本现在已成为"说谎"的代名词[谁说的？][202]。例如枣宜会战日军资料声称仅伤亡一万一千多人，然而根据日军内部极机密档案统计，1940年5月与6月的中国派遣军死伤多达四万以上，其中大部分应该伤亡于枣宜会战[203]。又如在日本陆军高层的报告当中，日本第21军在1939年4月所发动的四月作战仅阵亡14名，受伤39名[204]。然第21军所送交的战时旬报当中，就自承仅参战的第104师团至4月20日就阵亡105人，受伤253人。而另一参战的第18师团则仅在4月15~20日就阵亡36人，受伤142人[205]。然四月作战在4月28日才告终止[204]。另外根据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今村均在1940年3月的报告称该师团自1939年11月16日登陆至隔年3月9日仅死亡1,161名（战死与非战斗死亡皆算入）、受伤2,719名[206]，然而日军第21军参谋长根本博却在战时月报上给出第5师团仅于1939年12月19日至隔年1月底就至少战死1,282名、战伤2,800名的数据，足见今村均的报告很明显与事实有严重落差[谁说的？][207]。即便今村均在报告中大幅压低伤亡人数，然而依旧承认第5师团至1940年2月上旬接收补充人员4,700多人，根据日本陆军运输资料其中有3,389人约在1940年1月下旬抵达[208]，也就是说另有1,300~1,400名补充人员在2月上旬补充第5师团因为战死与重伤后送回国所产生的缺额（轻伤现地住院应不在内），而此时的第5师团正在进行宾阳作战，足见此1,300~1,400名补充人员几乎都是补充因宾阳作战战死与重伤后送回国所造成之缺额（轻伤现地住院应不在内），而2月上旬第5师团接受补充的当下宾阳作战还在持续进行当中，若将接受补充的当下尚未列入纪录的战死与重伤后送回国者以及补充后所承受的战死与重伤后送回国者和轻伤现地住院者算入，第5师团在宾阳作战伤亡人数便多达好几千名，足见宾阳作战给日军之伤亡甚众（该作战除第5师团外，还有近卫混成旅团、第18师团、台湾混成旅团参战[209]），然日军第21军司令部却报告该军仅战死295人、受伤1,307人[210]。除此之外，华北方面军于战果报告中提出该方面军于1941年仅阵亡2,352人，受伤5,001人[211]，然根据华北方面军战时月报，该方面军于1940年11月至1941年10月间可确认之作战伤亡共计为阵亡4,599人，伤重不治264人，受伤10,338人[212]。1941年7月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在其上奏裕仁天皇的报告中里面给出华北方面军1939年9月至1940年11月共有7,679人战死的数据[213]，然而1941年1月华北方面军军医部给出的报告数据却显示该方面军1939年9月至1940年11月战死人数是8,161人[214]，明显多田骏少报了482名战死者，且该份报告对于中条山会战的伤亡报告根据华北方面军几份战时月报与医疗报告推估也是明显失实[谁说的？][215][216][217]。

共方统计

在长城处作战的八路军士兵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共作战125,165次，毙伤日军52万463人、伪军49万130人，俘虏日军6,213人、伪军51万2933人，日军投诚746人、伪军反正18万3632人。缴获长短枪68万2831支、轻重机枪1万1895挺、各种炮1,852门[218]。缴获和摧毁的辎重统计为：击毁飞机57架、坦克69辆、装甲车164辆、火车头301辆、汽车和摩托车6,080辆；缴获汽车、摩托车347辆，马30,448匹[219][220]。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之〈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人员损失统计〉，中共军队八年损失统计为：伤290,467人，亡160,603人，被俘45,989人，失踪87,208人，共计584,267人[221]。2015年7月14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吹风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研究成果作介绍[221]。李忠杰称，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占各国伤亡人数总和三分之一；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221]。

战后审判

主条目：1946年中国和1947年中国

正在进行审判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现场

战后，盟国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但由于日本跟美国的政治协商成功，所以只对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宣判有罪，而对已经逮捕的其他数十名重要战争嫌疑犯陆续予以释放[222]（当时日本天皇不需要上庭作供或辩护）。对于裕仁天皇的处置，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西方代表曾有在战后废除天皇一设想，罗斯福对此咨询蒋中正意见，蒋中正则表示“应让日本人民自己决定”[223]:147。战后美日同盟的形成，最终使裕仁逃过一劫[224]。1947年2月24日，香港法庭判处第一名日本战犯野间贤之助死刑[45]:8295。1948年4月20日，中国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向哲濬对法庭表示：中国政府要求对凡在对华战争中发生重要作用之日本战犯，予以“严厉与公正”之处罚，这种处罚并非在报复，而实在为杜防日本侵略之重演[45]:8578。12月23日，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7人，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绞刑[45]:8759。

1946年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宣判陈公博死刑确定。6月3日，发由苏州狮子口执行枪决[225]。1947年3月10日，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南京大屠杀主谋、华南派遣军司令官，中将军衔）死刑；判决书宣布：“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年二十一日，亦即谷寿夫部驻京之期间。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及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45]:8308。1947年5月19日，南京大屠杀日本主犯之一田中军吉由日本押解到上海[45]:8357。6月17日，日本战犯米村春喜、下田次郎行刑[226]。国府成立战犯法庭，由石美瑜任审判长[37]:258。1949年1月26日，原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上海被国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宣布无罪，引起全国人民的激愤[227]。中国共产党对此向南京国府提出强烈抗议，得到国内舆论的广泛赞同[228]。1月31日，南京政府遵从东京麦克阿瑟命令，将日本侵华战犯260名连同冈村宁次等九人一起送往日本；2月4日抵东京[45]:879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6年4月宣布，对在押的日本战犯从宽处理。6月至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无一人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同年，其他1017名被认为罪行较轻、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229][230]。1964年3月，在中国服刑的最后一批日本战犯共3人被特赦释放。

和平条约

主条目：旧金山和约、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51年台湾、1952年台湾和1972年中国

周恩来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231]。

在中日《台北和约》及旧金山和约中，日本声明放弃台湾、澎湖群岛、西沙群岛及南沙群岛之主权[232]。最早从美国政府内部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后，美国在冷战期间希望国民政府放弃外岛[233]:153。另外一派学者则认为中日和约是与中华民国签定的，主权当然是归还给中华民国政府，而且约文第三条指出日本有关台澎包括债权之内的财产之处置对象为“在台湾及澎湖之中华民国当局及居民”[234]。

从1979年开始，日本对华ODA贷款总额超过3万亿日圆[235]。

领土变更

更多信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联合国大会505号决议和琉球独立运动

中国收回了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并接管在马关条约中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澎湖，二战同盟国为首的美国在战后为维持在台湾的战略利益而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

国际关系

抗日战争是自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全面胜利战争，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拖住60至80万可能派遣到太平洋之日本部队，减少美国在太平洋战区之压力[236]，使苏联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之不利[237]。中国抗日的贡献也使中国成为五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238][239]。

中国方面

抗日战争对中国影响很大[240][241]。随着中国领土被日本占领，中国金融、军事、教育、工业、人口等都有很大改变[242]。

经济损失

参见：中国通货膨胀 (1938年-1950年)

1947年6月4日，国民政府发表抗战损失统计，中国抗战直接损失达310亿美元[45]:8367。

人口及难民

抗战八年，国民政府兵役部门实征壮丁总数1392万2859人[243]:114。其中有的随国民政府迁都而调整与移动[244]，也有的不愿转移而被日本占领[245]。据蒋梦麟回忆录称有1,400万壮丁被国军拉夫后死于饥饿疾病[246]。

国共军事

经历八年抗战后，国共两党军事实力对比大变，中国共产党军队由战前约9.2万人[247]:12猛增至约127万人[248]，另有268万民兵[249]。“解放区”面积达104.8万平方公里，拥有1.255亿“解放区”人民[250]。国军则由抗战初期的170万[251]:89增加到524万陆军[252]。因此抗日战争对国共内战结果有关键影响[253]。国军把整个运输力量集中到长江沿岸，从而影响后来到国军败于中国共产党[254]:169-170。

抗日国军后人、谢晋元之子谢继民认为，中国国民党在八年抗战中，坚持抗日是主流，过分强调支流，不符合历史事实，“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大业没有好处。”[258]

“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2005年，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59]”

谢晋元之子谢继民与台湾学生交流中，听到“我们台湾，你们中国”之说法[260]。

蒋介石于1950年6月11日在圆山军官团演讲时提到：“在抗战以前，不论什么事，我们总是平心静气，忍辱负重的和他们交涉，想法使他们能够了解我们是同文同种的国家，决不能兄弟阋墙，自相残杀，否则只有同归于尽。后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公开占据了我们的东三省，到了七七又发动卢沟桥事变，我们迫不得已，才起来全面抗战。但是我们抗战的目的，只是打不平，希望战争结束，彼此立于平等的地位，做一个亲善的兄弟之邦，真正达到共存共荣的目的，最后我们抗战胜利，在日本宣布接受条件那一天，我立即发表文告，声明今后中国对日本决不报复，以后一切处理，都一本宽大原则予以优待；这就是要贯彻我们抗战的初衷，实现总理的外交政策。经过我们这一次抗战之后，大部分日本人就都感悟中国真是他们一个兄弟之邦，而一般有识之士，更深切了解，亚洲如果没有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日本决不能单独存在。我们只要日本军民真正觉悟到这一点，中日之间就有了合作的基础；同时我们自己也要认清，如果亚洲没有一个独立自由的日本，中国也是不能单独存在的。现在事实摆在眼前：日本经过八年战争，已经彻底失败了，我们虽然获得一时的胜利，但是因为苏俄指使共匪作乱，到如今也是彻底失败了。这两个国家现状，实在都等于亡国，过去所谓“同归于尽”的话，不幸而中了。现在中日两国既已明白日本不能侵略中国，中国亦不可敌视日本，两国必须亲睦合作，才能达到共存共荣的目的，至此 总理的外交政策，亦才有实行的可能了。

……我这一次决定请日本教官来担任我们军事训练。这些日本教官自到台湾以来，对我们各方面的贡献，十分诚挚，他们都知道中国今日的灾祸，无异是日本的灾祸，复兴中国的工作，就是复兴日本的工作，所以他们在这里担任教官，和在日本训练他本国学生一样的精诚，因此我们脑筋里再不可留有过去的敌意，更不能存一种轻视的心理，以为他们是打败仗的，不值得我们的尊重。我们要反省在抗战中我们究竟凭什么来打败日本？老实说我们抗战的胜利，一半是靠着总理的主义和正确的国策，一半是靠着友邦美国的援助，才有此徼幸的胜利。难道日本真是被我们打败的么？现在我们国家在这样存亡危急，到处受人欺凌，被人侮辱的时候，而日本教官反肯冒险来台，且能以其一片至诚，来帮助我们反共抗俄，教授我们作战的精神技术，以及其他各国所不能学得的学问，愿与我们共患难、同甘苦、同仇敌忾、同舟共济，那我们更应该特别优礼他们，尊敬他们。……|蒋介石：《革命实践研究院军官训练团成立之意义》”

中华民国政府也在2008年《中华民国年鉴》中评论抗日战争：“从民国26年到34年，为8年全面对日抗战时期。影响抗战阵营最大的因素是中共，共军的主力用在敌后扩张基地，国民政府除全面抗日外，还要防止中共的扩张。战争初期沿海各省及华北、华中、华南相继撤守。民国30年珍珠港事变后，抗日战争变成同盟国对抗轴心国的战争，中国和盟邦并肩作战，不仅中国战场的情势日趋稳定，而且派遣远征军支援缅甸战场。8年抗战使中国社会发生很大的变迁，民众在抗日宣传中获得国家观念，强化了民族主义，这种主义后来被中共用来对抗美国；民众为逃避战火，造成重大的人口移动，减少省际的隔阂，有助于社会的整合和政治的统一。但战争使各项产业萧条，尤其田园荒芜，生产减少，农村经济衰退，造成许多退伍而不愿归田的人，成为政府和社会的负担。”

史学研究

美国历史学者兼政治传记作家、《蒋介石传》作者布赖恩·克罗泽曾经和日本军事作家末至磨争论过，他认蒋以大撤退争取时间之战略是正确也是成功，但政治后果却对蒋长远不利，使大片土地由中国共产党游击队渗透，并表现出抗日英雄主义气概[261]:6。

日本方面

参见：满蒙开拓移民、葫芦岛日侨大遣返、1948年中国和1949年中国

陆军总部确定计划后，即下令各战区、各方面军、及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遵照实施，国军遂依计划空运、车运、水运及徒步各种方法，由各方面向各要点推进，日军则于国军到达后即遂次集中，并同时解除武装[37]:244。

从1945年9月11日起，到10月中旬止，日军大部业已集中缴械完毕，经过情形十分顺利，只有苏北、山东及华北方面，因受阻碍及交通关系，致未能完全按照预定之日期完成，直到1946年2月初，这些地方始缴械完毕[37]:244-245。

当时受降之后，日军及日侨共为2,039,974人，另外还有韩籍俘虏及韩侨与台胞10万余人，分别集中于中国大陆，及台湾、海南岛越北各地，由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厦门、汕头、广州、海口、三亚、海防、基隆、高雄等12个港口出港归国[37]:245。并由美方使用85艘登陆艇、自由轮100艘，及部分日本船只担任输送；此一遣俘工作，由1945年10月底开始，直到次年6月底始遣送完毕[37]:245。中国为遗返日军及日侨，曾调配船舶30万吨[262]:169。中国政府紧缩一般交通，为日军及日侨动员火车轮船[263]:202-203。自1946年5月7日至12月31日，由葫芦岛遣返日侨合共158批，计1,017,549人；1947年6月25日至10月25日，又遣返12批，计29,627人；1948年6月4日至9月20日，再遣返3,871人[264]。

从葫芦岛被遣返的日本人

尽管日军没有带武器，仍然维持原有军队系统，而且归还一度被接收，但在指挥上必需器材、飞机、汽车、脚踏车，致使日军顺利获得遗返[265]:201。日军及日侨从中国回日本所持行李太多，阻碍日本铁路运输[266]:169。中国也曾给日军及日侨增配火车[267]:169。

1947年1月7日，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宣布：留中国各地约300万日本侨民、日本战俘已遗送完毕[45]:8260。2月4日，中国向日本追还善本古籍首批10箱运返，尚有108箱待运[45]:8280。

2月24日，远东委员会决定授权麦克阿瑟将已指定之日本工业设备，先行分配30%与中国及菲律宾，作为初步赔偿，由日本负担所有拆卸、搬运费用；中国及菲律宾则负担运输船只及其他费用。2月25日，中国、美国、苏联等国商讨日本赔偿问题[45]:8295。

3月7日，日本赔偿物资约达1000万吨，中国可获得30%[45]:8305。4月3日，美国政府发言人宣称：美国政府已训令麦克阿瑟于短期内依照临时计划，提前将30%日本赔偿品给中国、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缅甸与马来联邦各国，中国可得15%[45]:8327-8328。

4月5日，据《大公报》南京电：美国政府授权麦克阿瑟以日本赔偿物资之30%提前分配，其中中国应得之5%，将达130余万吨；驻日盟军总部已将65家机器厂及12家火力发电厂之名单公布，为先行拆迁之赔偿物资之一部分，供中国、美国、荷兰、菲律宾之选择。中国之运输计划已拟就，第一批赔偿物资将分两次运回，所需费用将达8,000余亿元；须俟远东赔委员会之通知到达，即可派员前往拆运[45]:8329。4月7日，中国海军总部副参谋长高如峰谈称：关于日艘六十四艘平均分配中、美、英、苏四国一事，海军总部已接获通知，刻正遴选官佐士兵，候令赴日接收[45]:8330。4月1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日本驱逐舰级军舰140艘，将立即平均分配与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是为根据1943年四国宣言，对239艘军舰之首次分配[45]:8332。4月18日，远东委员会决定：“日本应保留足以使其维持1930年至1934年间生活水准之工业动力。”[45]:83374月19日，国民政府特派商震为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兼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45]:8337。4月22日，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部派马德建、姚玙赴日接收日本赔偿中国之军舰[45]:8338。6月27日，首批日舰抽签分配：中、美、英、苏各得8艘，下月将由日本分驶各国[45]:8375。根据美、英、苏、中四国协议，解散日本海军所得战舰92艘，四国平分，中国获23艘；7月3日，日本赔偿中国首批军舰8艘抵达上海[45]:8378。7月17日，日本赔偿舰只第二次抽签，中国共得8艘8,000余吨；7月26日自日本启碇，7月28日到达上海[45]:8384。

4月，因中、美、英、苏、法、荷、澳、加、印、新西兰对日要求赔款数目超过日本资产之总额，麦克阿瑟宣称，必须坚持二原则：一、充许日本留存维持最低国民生活水准之产业；二、水准以上之资产，由各国分配[45]:8345。

5月1日，国民政府派秦汾为赔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决定将日本赔偿物资分上海、南京、塘沽、汉口、广州、青岛、广州湾、葫芦岛、马尾、厦门、营口、石灰窑、基隆、高雄14地起卸；赔偿物资包括机床、造船器材、钢铁、化工原料、电力以及轻金属等[45]:8346。5月5日，中国驻日本代表团赔偿组长吴半农与其他7国赔偿代表赴日本南部视察掠夺物品[45]:8349。5月12日，中国赔偿及归还代表团组成，吴半农为团长，负责处理日本赔偿事宜，和盟军总部赔偿执行处及民间物资保管组联系，执行赔偿事宜[45]:8353。

6月2日，上海各报在《日本野心未戢》之标题下刊载法国通讯社东京消息，日本希望获得“跟美国共同托管琉球群岛，在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外有捕鱼权及在台湾有特别移民权”等项权利[45]:8367。6月7日，台湾省议员、国大代表联席会议，电请蒋妥筹对策，坚决反对日、美共管琉球群岛及台湾特别移民权等无理要求；同日，台湾旅沪同乡会代表旅沪同胞发表通电，请政府采取有效措置，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野心复活[45]:8368。6月21日，中国财政部、经济部、外交部及中央信托局、资源委员会、侨务委员会等，共同组成赴日商务考察团，潘序伦任团长[45]:8373。

1948年9月27日，日本政府外务省报告流落东北日军近况，称在东北中共军中之原日军官兵总数约6万人[45]:8683。1949年2月23日，日本归还战时掠夺中国最后一批铜币、镍币700余吨，由“海辽”轮装运回中国[45]:8827。

日军遗留化学武器

主条目：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

参见：化学武器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5年，中国已发现各种日遗毒气弹约200万发，毒剂约100万吨，分布在中国十几个省，遭受直接伤害者达2000余人[268]。2003年侵华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毒剂泄漏事件，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在8月12日表示要妥善切实地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规定的废除义务，还说日本政府将同中国方面密切合作，诚实地应对这次事故[269]。

自2010年起，陆续在南京、武汉、石家庄采用移动式销毁设备销毁保管于上述三地及其周边的日遗化武并顺利结束作业[270]。

战争纪念

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国军历史文物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国史馆和中国抗日战争阵亡将士纪念建筑物

2015年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阅兵仪式上的99A坦克编队

衡阳抗战纪念城

位于七七事变发生地宛平城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南岳忠烈祠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71][272]，1955年起改为“军人节”[273]。

1951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74]。1965年9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首都各界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大会；1985年9月3日，举办“首都各界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1995年9月3日，举办五十周年大会。2005年9月3日，举办六十周年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为抗战老战士颁发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2014年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75]，并于每年的9月3日举行国家纪念活动，将原本的“政府规定”规定的胜利纪念日升格为立法机关“法律条文”，同时将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276]。2014年12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南京举办首个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公祭。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9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办首都各界人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大会上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同时，国务院规定，当年9月3日为公共假期，全国休假一天予以纪念[273]。

1980年代起，出于统战的需要及对历史事实的认同，开始宣传国军的作战，如台儿庄战役等[277]。近年中国大陆各版本历史教科书虽然近来有所改变，并明确指出国民政府负责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但是中共负责敌后战场的作战，在抗战中为“中流砥柱”之地位和作用的官方论述仍然存在[278]。在此之前，中国大陆教育主要强调全面抗战为“八年抗战”，在2017年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文，明确了中小学教育强调抗日战争为“十四年抗战”[279][280][281]。台湾学者认为是共产党为抢占话语权[282]。

1999年10月25日，台北市中山堂前“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落成[283]；2015年7月2日，中华民国中央银行委托台湾银行发售“纪念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七十周年”新台币硬币组合[284]。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亦曾出品数部描述国军正面战场的电影[285]，如《血战台儿庄》（1986年）、《七七事变》、《铁血之血战南宁》、《铁血之昆仑战役》、《太行山上》（2005年）、《我的团长我的团》（2009年）和《八佰》等[286]。近年来中国大陆社会对对存在“手撕鬼子”等夸张情结的“抗日神剧”有很多争议[287]。

台湾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主要拍摄于中华民国同日本、美国先后断交后的一段时期，主要作品有《八百壮士》（1975年）、《笕桥英烈传》、《英烈千秋》（1976年）等。1995年在华视首播42集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在2011年，台视和三立电视播出为纪念中华民国建国百年而拍摄的电视剧《勇士们》的第一单元（即该剧前五集）有提及抗战历史。此外在2015年，台湾的公视也推出了纪录片《冲天》，以讲述抗战时期的国军飞行员；此外民视节目《台湾演义》和东森电视台也相继推出了有关于抗战的纪录片。

另外，与中国抗日战争有关的音乐作品有：《出发》、《上战场》、《中国一定强（中国不会亡、歌八百壮士）》、《全国总动员》、《知识青年从军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我是中国人》、《伟哉黄埔》、《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288]、《长城谣》、《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在太行山上》[289]、《到敌人后方去》、《黄河大合唱》、《抗敌歌》、《旗正飘飘》等。

注释

 包括国民政府的武装力量国民革命军（含实际受中共领导的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国共双方各自控制的敌后游击队，如忠义救国军、东北抗日联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华南游击队、台湾义勇队；民间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力量，如少年铁血军、华北国民抗日军、东北抗日义勇军等；另外还包括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韩国光复军。

 中日战争初期，苏联曾派遣航空部队与军事顾问至中国，如苏联航空志愿队，战争后期亦对日宣战，进攻满洲国。

 参加滇缅战役。[1]

 此数据包括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

 此处的“第二次”，是相对于1894年清日甲午战争而言。

 此处的十四年，系从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算起。[11][12]

 而将国际上统称的“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

 《一般命令第一号》第一条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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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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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日本侵华的三大诱因——1、孙中山、蒋介石的亲日，2、张作霖父子的土匪背景，3、苏联策动共产党发动内战。先说第1，孙中山许诺日本以重大在华利益，蒋介石又是一个不争气的日本留学生，这双重因素让日本觉得中国犹如一个无人区，可以随意进出去。再说第2，张作霖父子这样的人渣地痞都可以盘踞东北地区，让日本人很不服气——“你可以胡来，为什么我不可以？”于是就像满鞑子一样兽性大发，按耐不住要踏平中国了。后说第3，共产党发动内战，而且率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给了日本成立伪满以一个恶劣的榜样。这三大诱因推动了日本侵华，而日本侵华又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这在紧接下来的第二次国共内战中，表现得一目了然。

（摘自：谢选骏全集第179卷《对外战败导致改革开放》）